增强技术的伦理反思

增强技术的伦理反思（精选3篇）

增强技术的伦理反思 篇1

2009年底,《环球科学》高级编辑加里·斯蒂克斯撰文指出:“认知增强剂很可能将成为一种常规药品,面向所有人开放”,预言了以认知增强为代表的增强技术的山雨欲来。[1]纵观世界,增强技术正悄然而迅速地融入人类生活:约2000万美国人通过服用他汀类药物预防心血管疾病,[2]在全球顶级刊物《自然》的读者群体中,有1/5的人使用处方药以改善视力、注意力或记忆力,莫达非尼的美国市场销售额预计将于2018年突破700亿大关。[3]不久前,科学家又发现一种可以使人忘记痛苦的化合物——“忘忧药”[4]……种种迹象显示:人类的增强时代已然到来。增强技术在改善人类的同时影响着相应的社会关系,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超越技术本身目的以外的社会后果”,[5]具体表现为自主原则与自决能力的弱化间的矛盾、公义原则与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的矛盾和传统天命观与人体革命间的矛盾。

一 自主原则与自决能力的弱化

自主权又叫自决权,指个体享有独立、自愿选择及接受医疗活动的权利。自主原则是主张维护自决权的原则,体现出人类社会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和维护。按照技术决定论的观点,现代科技已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技术影响力的增强,构成自主原则前所未有的掣肘之势,也反衬出人类自决能力的弱化。相较于其他以辅助形式作用于人类生活的科学技术,增强技术超越了常规的“工具”角色,上升为人体的一部分,深化了技术化生存的内涵,导致人与技术间关系的复杂化。增强技术对人的自决能力的弱化,主要体现在“增强自由”与取舍困境、“增强信任”与交往焦虑、“增强健康”与社会认同三个方面。

(一)“增强自由”与取舍困境

增强自由是指人类的自由限定在增强技术所赋予的框架之下,增强成为人们自由选择的前提。虽然人类增强大多建立在增强者自主自愿的基础上,但增强的效果,无论是增强程度、增强时效、增强副作用,或是增强引发的社会影响,却难以由增强者本人或其医生把握,制约着个体作为自然人或社会人的决策。增强时代的“自由”建立在增强技术设定的“人类样式”的基础上,人类自由无法摆脱技术设计的先天贬损,从而引发取舍困境。

从自然人的角度看,增强自由剥夺或弱化了增强者后代甚至增强者本人的自决权。对后代自决权的剥夺集中在遗传学诊断增强与种系基因增强上。在胚胎植入前诊断中,医生与家长充当“造物主”角色,通过基因筛选预订胎儿身高、发色、体质等,先天地剥夺了子女享受自然遗传的权利。在种系基因增强中,父母基于“优生学的”而不是医疗的需要,代替整个家族后裔实施极具风险的增强,将可能的嵌入物突变负效应遗传到所有后代,剥夺了后代享受健康遗传的权利。对增强者本人自决权的削弱主要有三点表现。一是选择难度提升。增强为人们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同时也设置了选择困境:到底选择哪一种增强才是最好的?例如,在设计婴儿时,蓝眼睛黄头发好,还是绿眼睛棕色头发好?增强的多元选择导致的举棋不定,客观上提高了选择难度;二是增强效果不可控。以情感增强为例,其剂量与效果的难以量化,可能会使个体产生与预期不符的情感表现。这种违背增强者意愿的效果以及该效果将造成的未知的现实影响,从事实层面削弱了个体的自决权。三是违背了生命自身的权利。人体是一个完整且相对独立的系统,一旦表现出某一征兆的缺失,有可能是基于某种“以小失换大得”的自我免疫行为。如果通过增强掩盖欠缺、制造表面繁荣,就违背了生命本身的决断权,[6]可能给身体埋下难以承受的隐患。

从社会人的角度看,增强技术和增强理念反制于人类活动,人类成为工作的奴隶。[7]具体而言,自决原则维护个体在自由社会中的自决权利,而增强自由则将个人自决限定于同行竞技的普遍需求之下。增强可以满足不同行业的目标要求,例如,使长途客运司机远离疲劳驾驶,帮学生在考前录入完备的临时记忆,让球星在每一场赛事中有精准的发挥。这些优势使增强不仅成为团体提高效率的手段,更成为个体免遭竞争淘汰的必需。在此情况下,对竞争的需求异化为对增强的需求。此外,决策层为了实现特定目标,也会提出强制增强的要求。这种打着“公众利益”或“国家荣誉”旗号的强迫行为,[7]极端地表现出所谓增强自由的“不自由”。[8]二战期间,英国皇家空军曾给轰炸机机组乘员提供“提神药”,德国和日本也要求士兵服用苯哌啶醋酸甲酯,这些药物的副作用足以致人死亡。根据《纽伦堡法典》,“为了追求群体利益或全人类的利益,或为了发展科学技术,而故意损害任何个人的生命健康”的行为是不能得到伦理辩护的,[9]更有甚者,如果决策层被不道德的精英集团所控制,就可能引发恶意的“优胜者”竞赛,如臭名昭著的纳粹“优生学计划”等,就更是违反了对生命自由的尊重。

(二)“增强信任”与人际焦虑

增强信任是指建立在增强技术影响之上的人际信任。增强信任设置了人际交往的信任屏障,使双方以前的真实情况无从可考,又令彼此下一步举措有迹可循,使当代人际交往陷入深深的焦虑中。

增强可以改变和隐藏个体真实的品性、容貌、聪明度等信息,增加了交往的不透明度。增强助长了竞技舞弊行为,兴奋剂帮助运动员制造“超常发挥”的假象,违背了竞技比赛的公平竞争原则。对此,国际赛事不得不花费高额经费开发兴奋剂检测技术。增强可以掩盖个体真实情绪,那么,在刑侦审讯中,面对无法确定是否使用过情感增强药的目击证人,其情绪变化可否作为呈堂证供?增强还能彻底埋葬过去的容貌,但是,却尚不能改变现性状以遗传后代,那么是否有必要进行针对整容的婚前调查?

另外,增强又可以帮助主体干预对方隐私,使人际交往中的诚信原则丧失意义。一方面,增强技术可以提高个体的物理性能,如提高听觉能力、视觉能力,对他人隐私权构成威胁。科学家表明还将研制出具有视觉穿透效果的增强技术,类似技术的发展预示着未来人类隐私权的形同虚设。[8]另一方面,增强技术还将使遥控他人成为现实。继药物增强、手术增强等增强手段之后,以纳米装置或人际芯片为介质的器械增强,正日趋成为增强领域的翘楚。科学家正在尝试将神经工程与信息技术结合,这种“联合遥测技术”可以使目标个体的大脑意识发生双层分离,创建“虚拟代理人”以完成个体决策。[10]换言之,个体的决策完全没有依照其本人的想法,而是受到了外界操纵。有学者指出,当操纵他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完成时,信任以及人际关系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11]

(三)“增强健康”与社会认同

增强健康指人类健康与技术的相关度越来越大。技术不仅改变着人类的健康界定标准,还逐渐成为导致人类罹患各种新的疑难杂症的根本诱因。

伴随增强的迅速普及,健康的传统界定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了社会对人类强大的认同,也显示出人类将自身命运拱手交于技术判决时的无奈。增强技术脱胎于医学界,在医学治疗过程中人们发现其种种非医学用途,如对智力、体力的提升作用等。由此,越来越多的处方药开始为没有疾病的人所使用。互联网带来的网上销售使得处方药的滥用更为普遍。本属治疗的药物用于增强,改变了“正常”与“健康”的界限,[8]人们开始用增强技术去竭力实践优于正常人的“健康”体验。有学者担忧“正常”与“疾病”标准也将发生变化,呼吁人们关注这种变化将带来的社会影响。[12]“疾病贩子”的蓄意更改使健康标准更为脱离常规设定。增强与治疗间不易划分的界限制造了“灰色地带”,“疾病贩子”成为这一地带的“开发商”。他们致力于给疾病设定越来越多的满足条件,以不断创造新的“疾病”,扩大疾病的领土和市场。因此必须立即完善现行的管理体制,以遏制这一不良现象的猖獗发展。[11]

增强技术融入人类适应自然的历程中,成为人体进化的一部分,也引发新的病变。一方面,增强的效果建立在以其他方面健康的损失为代价的基础上。增强技术是从预防与预测角度出发的对人的自然本质的完善。但是,人体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生病情况下的医疗介入,可以辅助病体修复病变分子,外来影响与病灶中和,呈现出利大于弊的后果。而在正常情况下,体内平衡通过自我调节即可实现。增强技术所面临的正是没有病灶的情况。这样,外来介入就有可能导致意外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大部分用于增强的药物与其本身的医学用途是不相符合的(如表所示),这就可能给适应症器官和组织造成损伤。因此,人体局部增强存在整体透支的隐患。[13]同时,人体自我调节功能长期地废弃不用,也可能导致人类自然免疫能力的退化。另一方面,增强技术的并发症不可预测。例如,种系基因用于增强含有许多技术黑箱,极易诱发嵌入物突变,从而影响活细胞的发展,其结果是难以逆转、治疗与控制的。这样的操作既会给增强者带来安全隐患,也使实施增强的医生背上道义责任。[7]

增强对人类自决权的剥夺,体现出技术化生存对人性化生存强势取代。技术的反制,使人类的创造力在达到巅峰的同时,自决能力却降到低谷。从人类种族延续的角度讲,技术进步可否淘汰人类进化,成为新的进化阶段?从自然进化的角度讲,传统的以身体进化为主导的方式可否改为由思维进化为主导?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二 公义原则与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

公义原则肯定人人都有通过增强实现疾病预防与性能优化的权利,要求增强的社会应用能够以公平、正义的方式惠及每一个公民。然而,增强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会引发马太效应,使掌握初始资源优势的人能够形成资源占有的良性循环。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对公义原则的违背,主要体现在技术配置、人才配置、市场配置、财政配置四方面。

(一)技术配置

按照公义原则,增强技术的配置应该遵循公正、全面的原则,不应该由个别阶层或群体垄断,异化为特权阶层的新标志。但是,技术的稀缺性以及“扮演上帝”[15]、自我改造的欲望提高了增强的成本,使经济状况成为体验增强的前提。贫富差异推动着技术资源向先富阶层流动,形成技术配置的马太效应。

技术配置的马太效应引发的公义性之争包括:首先,增强的多米诺现象。以免疫增强为例,在大规模流行病中,接受增强的个体可以迅速提高免疫能力,抵御疫情侵害;而未接受增强的个体,则可能因自身免疫能力有限而受到感染,一旦感染,其抵抗力会再次被削弱,为其他病毒的乘虚而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形成连锁反应。一次增强的缺失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那么,紧急情况下的技术配置应当怎样才是最为公正的?国家福利体系是否应将增强技术划入资助范畴?其次,增强时间差与代际循环。先富阶层的自我增强使其在事业、生活中占尽先机、更具挑战优势,不但可以巩固和进一步提升其自身社会地位,也为其子女增强预备了充足经费,为代际间的良性循环奠定基础;[16]相反,后富阶层与其后代则有可能因为技术配置的时间差而落入“步步紧跟、步步跟不上”的恶性循环。增强技术的配置应当遵循怎样的标准?最后,增强副作用的社会分担。增强的安全隐患使其可能在增强者身上产生各种不良症状,而增强失败更会带来不可预知的负面作用。以种系基因增强为例,其生物学遗传功能将把增强的负面效应添加到每一个后代的身上,使他们出生伊始就生活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痛苦之下,同时,他们的不幸会给周边人群的精神世界也带来消极影响,这对于增强者、其后代以及相邻人群都是不公平的,也给社会承载力造成额外的负担。在此情况下,社会应采取哪些措施以帮助和化解这些不幸?

(二) 人才配置

人才配置的公义性之争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人才的行业分布。社会对于增强的过分强调,以及在增强领域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势必将增强研发业打造成为新的“黄金行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被吸引到这片淘金热土上,引起人才资源的分布不均,与社会发展失调。二是赛场上的医生职责。在赛场上,医生应当以“治疗师”还是“增强师”的角色出现?大部分学者反对医生作为“增强师”出现,认为增强师的角色无异于兴奋剂滥用的帮凶,医生的任务应当是紧急救助因突发原因需要治疗的竞技者,如训练场上肌肉拉伤的运动员或是考场上的过度紧张而昏厥的学生,而不是为健康的参赛选手寻找成绩突破的“医学捷径”。后者会冒犯具体实践的内在精神,使其丧失竞技意义与国际价值。[11]支持者则指出,医生的职业理念在于提醒人们时刻保持对健康的热爱。在大型体育赛事中,超负荷的运动量将运动员置于严重受伤的高危境地,而增强则可以对运动员进行必要的保护。从这个角度出发,医生的“增强师”角色则可以得到道德辩护。[17]三是人才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伦理成立的前提是在群体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点,个性与身份、周围群体、商业压力以及运动文化决定了运动员是会使用兴奋剂。[18]国际体育界对增强看法的见仁见智,是目前兴奋剂伦理之争的根源。如果存在共同的伦理标准,国家是否应该资助运动员接受“国际标准”的竞技增强?如果各国运动员都赞成并实施统一标准的增强,那么增强的优势就难于体现,竞技增强是否还具有存在的价值?

(三)市场配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市场”,是狭义的市场,特指增强的“销售市场”。从社会层面看,尽管经济情况约束着增强的普及,但是,通过滥用处方药等廉价方式,增强的市场不断扩大。群体认知与从众心理导致了市场资源对增强技术的开放,引发销售市场配置的公义性之争。

对销售增强市场的扩张,有学者从道义的合理性角度为其提出辩护理由,认为,遗传基因的差异以自然的方式决定了人种的差异以及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等。人类社会有理由用技术的手段消除这种不平等。增强技术就提供了这种可能,使矮人增高、丑女美容、愚者添智等。甚至指出,增强在竞技领域的应用可以视为实现真正公平竞争的手段。[19]客观地说,增强市场的扩大的确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从生理、心理需要来看,增强迎合了人们对自身完美度的不懈追求,使先天不足的心理得到解脱;从职场竞争来看,人们倾向于认为,接受过增强的个体,必然会享受更好的待遇,从而竞相效仿,形成新的马太效应;此外,网上销售审查制度的缺失,也给治疗性药物“化身”为增强药提供了非法空间。[11]

对此,也有学者表示反对,例如,追逐增强的靡然从风会助长关注私心和自我挥霍的不良习气,使公正精神在全社会范围内缺失。又如,尽管低智商者是最大的相对收益群体,但财富不均的存在使许多低智商者依然无法在增强市场中获益。[11]还如,群体性的生命延限增强,将加剧未来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形成严重的代际冲突,[20]等等。

如果细究增强市场之繁荣的根源,可以发现,社会的不宽容是人们热衷增强的根本原因之一。挑剔心态在社会范围内的流行,引起群体对某方面素质稍逊者的鄙夷态度。反过来,为避免成为他人眼中“有问题的人”,很多自信心不足的、易紧张的、麻痹大意的、或有特殊嗜好的人,纷纷私下使用增强技术以“自保”。如果社会能够提倡合作、接受和忍耐,摒弃贪婪与自私,就可以减免许多不必要的增强。

(四)财政配置

人类社会对增强的趋之若鹜,使大量财政拨款和社会闲散资金向增强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汇聚,势必造成国家层面对增强投资过多的后果。增强技术已经不由政策控制,而是由人们的喜好控制,[11]财政配置的公义性之争在所难免。

导致财政配置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社会认同的累积效应。由于民众普遍性对增强技术怀有过高的预计,产生了极高的社会信任度,与此同时,增强技术属于“位置相关商品”,即其价值仅存在于尚未获得所需增强的群体上。因此,民众不顾国家政策性约束的狂热举动就会演化成浪费时间、精力、金钱的增强“装备竞赛”,[15]使国家财富散失在增强领域。其次,社会分工的“责任异化”。在行业内部或相似的共同体中,职场的较量往往转化为科技实力与经济实力的竞争,从而使社会分工脱离其本身的意义所在。典型的如体育赛事中,公平竞技、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本是赛场的核心理念,通过比赛培养人类对体育的兴趣,提倡人们以锻炼强体魄。但是,增强技术使刻苦锻炼和兴趣培养变得无甚重要,因为服用药物就可以异曲同工,甚至达到更好的水平。这就助长了增强的社会投资,使大量民间资金流向增强技术的研发。最后,对竞技精神的捍卫。尽管有学者指出检测技术与反检测技术没有最终的赢家,不断提高检查费用更非合宜之举,[16]但世界各大体育组织为了捍卫竞技的公正性,依然不得不将大量资金耗费在不断更新的兴奋剂种类以及反检测技术和兴奋剂负效应的处理上,[21]致使药物评估费用持续飙升。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了国家整体投资方向的偏转,对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国家,必然造成对其他行业投入的萎缩,形成国内行业发展的不均衡现象。

对公义原则的遵守,从本质上看,是对人类自身的尊重的体现。对人类尊严的冲击,不仅来源于增强技术,更来源于人与人相互之间。有学者主张,要避免让增强技术威胁人类尊严,人类就必须坚持技术作为公共商品的平等、自由与正义,就必须坚持增强对于人类状态而不是人类本质的改进,就必须构建公平且正大光明的增强过程;而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在增强问题上的尊重,就必须让增强技术或其治疗方式满足以下条件:不蓄意损害人体健康,不刻意限制人的欲望,不有意减少人类合理锻炼,不妨碍人的自由选择能力,不冒犯个体的平等权,不产生歧视或者不公正。[20]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增强技术对伦理原则的违背引发了诸多争议,但是,增强技术引发的问题并非都是已有的、或是即将出现的技术负效应所导致。陈旧观念与现实世界的不合拍,导致了传统天命观与人体革命间的矛盾。这种伦理问题寄求于观念的更新来改变。

三 传统天命观与人体革命间的矛盾

在纯自然的繁衍体系下,天命不可更改的意识深刻地烙在人类的传统观念中,形成世代绵亘的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传统的尊重。人类增强的成功猛烈地动摇着自然界生存衍化的根基,增强理念的普及使传统天命观风雨飘摇。生命的神秘感在增强技术面前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评估。固有天命观与现实世界的脱节,预示着人本观念的重大变革。

(一)人体革命对传统进化观的冲击

人体革命对传统进化观的冲击,首先在于生育观的改变。千百年来,人类依靠自然赐予的方式孕育胚胎、繁衍后代,而增强技术的应用打破了这一历史,辅助生育技术让胚胎的自然选择转变成为人类选择。生命的神圣性被科技破解,与此同时,以母带遗传为基础建立的社会关系也发生可疑的变化。基因增强将选择的他人基因注入胚胎中,使传统“母亲”、“父亲”的定义以及社会地位变得不确定。其次,人体革命可能导致人本观念的变革。人类肉体存在方式的先天不足逐渐显得微不足道,通过增强可以轻易改善天生的怯场、害羞、恐惧等心理,实现“人所以为人”的夙愿。那么,增强会不会代替自然进化成为“后人类社会”的进化方式?增强式生存作为新的生存途径是不是具备充分的合理性?有学者指出,人们不应当沉溺于用技术营造的美好的人工构想中,并以实现其为乐。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物理属性和表现是毋庸置疑的,应当质疑的是社会的标准和价值观。[22]再次,人体革命冲击着对人类权利的解读。人类权利与人类的存在方式互为依托,当前的存在方式决定了对当前权利的解读。那么,新的进化方式是否将颠覆原有的权利体系?例如,在以种系修改为方法的遗传工程中,一方面,基因诊断意味着基因隐私权的丧失。对于当前人类而言,基因隐私的窃取是基因武器的应用的关键,民族的基因隐私被视为国家机密,增强引发的隐私权的淡化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11]另一方面,种系修改创造的生命有可能发生变异或导致畸形,并且这些不良的基因变化将永远留在后人身上,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类似安全隐患的发生?又如,面对“设计婴儿”、“代理父亲”和“代理母亲”已经逐渐被接受的事实,商业化的“造人”行为是否合理?人类尊严与生命价值是否允许通过商业途径兑换?

(二)人体革命对自然神圣观的破坏

中国古往今来对生命的神秘性保持着传统的敬畏心理。古人的世界观中不乏宿命论色彩,由对“生命”以及“命运”的不可测,推演出“生死有命”、“人算不如天算”的感慨。增强技术掀开了生命诞生与发展的一角,提高了人类与自然界对话的筹码。人类主宰与控制能力的加强,降低了对自然主宰的敬畏度,也刺激着自我控制欲望的不断膨胀。人体革命对自然神圣观的破坏,在使人们“成为上帝”的同时,也将三大问题置入人类视野。第一,增强对常规医学宗旨的突破。为了个体实现“人所以为人”的梦想,增强技术将许多传统意义上不能算做疾病的“疾病”划入治疗范畴,使得作为目的的人也成为其改造的对象。人类人为地扩大所谓的疾病范畴,是否是适合人类发展的?通过限制对健康的界定,使更多的原本可以由自身免疫系统承担的“问题”代由增强技术处理,是否会造成相应系统的退化?人类抵御大自然中的风险、适应环境的能力,究竟是通过医学治疗实现了身体素质的强化,还是借助医学强化掩盖了本质上的退化? 第二,增强效果的真实性问题。通过增强真的能够点石成金,还是仅仅制造了虚假繁荣?服用“聪明药”的学生,智商并未在生理层面得到提升。被家庭暴力折磨的妻子可能借助神经麻痹欺骗自己,但是,虐妻事件非但不会因此缓解,反而可能成为丈夫变本加厉的口实。[23]很多增强有着时效性,需要持续增强才能达到效果,例如神经兴奋剂、“美容针”等。在增强造就的虚假繁荣面前,人们应该保持头脑的冷静。第三,职业价值异化问题。工作对于个人而言,一方面是生存需要,更重要的则是精神层面的社会认同的需要。通过良好的天分以及勤奋工作,得到同事、家人的尊重与认可,实现人生价值,是工作的意义所在。增强技术模糊了天分以及勤奋给人与人之间带来的差距,使团队精神、员工满意度以及任务安排不再对综合产出造成实际影响,[24]这必然打击优秀人才奋斗的积极性,滋长不劳而获以及“欺骗”的心理,使工作的社会价值遭到贬损。[7]伴随增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如诚实、认真、勤勉等,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的持续下降,会不会造成人类社会范围内的精神缺失?

(三)人体革命对人与技术相互关系的影响

与西方以技术为“座架”的天命观不同,在中国的传统天命观念中,技术并没有在天人关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自由、智慧都是上天赋予的,与隶属于工具的技术无甚关联,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孰轻孰重这一困扰西方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增强时代改变并升华了这一历史课题,增强技术与人融为一体,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合流。这种合流混淆了人与技术的主客关系:到底是人的聪明才智造就了增强技术的强大,还是增强技术的强大建构了新人类的聪明才智?人类的聪明才智可以不由上天赋予了吗?上天的权能被技术削弱了吗?传统的天命观受到质疑,并引发了两大问题,一是造就人种差距。种系基因治疗由于其程序的高度专业化,导致其成为“富贵治疗”,这样一来,传统的经济差距将转化为物种差距,未经改动的“自然人”与标新立异的“新人”如何在社会上定位,就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从人种划分的倾向考虑,增强目标停留在消除伤残、缺陷上,会引发超人主义者的极端观念,即视所有人体均为有损耗的和需要改进的,这样,未增强者就会被归为新的“下层阶级”。[6]二是导致“去人性化”。在这一方面,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增强技术掩盖了个体的真实属性与私人特性,导致人类世界的非真实化、标准化和社会化。[7]相反意见则认为,认知增强帮助增强者“成为真正的他们”,并因此增强了他们的特性和真实性。[11]

增强技术威胁到人们对尊严的理解以及对自然人的理解,但它弥补了人类自然的生理缺陷,使人的状况得到控制。因此,不少学者将增强上升到人类道德责任的高度,认为应将增强视为人类繁荣的终极形式。[11]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如果纯粹地从人类尊严的角度看待增强,那么最为根本的做法应当是改进社会的宽容与和谐,去除不必要的“心理障碍”,而不是用生物学的方法改变人类。这样,很多需要增强解决的“问题”就可以不成为问题,人类的幸福感才能提高。[4]除此之外,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在叩问人类尊严的同时,我们也应当保持对自然的尊重。正如塞弗勒斯克指出的,人类增强无法做到比自然进化更好,尤其在我们甚至对进化的内在机理都毫无头绪的时候。[25]人类应该向自然学习,与自然同步发展。

增强技术的伦理反思 篇2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担忧它是否超越了界限.各种事实表明科学确实越界了,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烦恼、困惑与无奈.那么,我们人类要摆脱这样一种局面,必须从现代人自身本质的.角度来探寻困扰的根源.

作 者：张燕伶 卫伟 作者单位：张燕伶(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34)

卫伟(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62)

增强技术的伦理反思 篇3

一、大数据带来的伦理问题

在信息化时代中, 大数据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要素, 它能够通过促进内需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从消费者的心理和需求入手, 极大的提高生产者的生产和营销效率。也正因如此, 大数据中潜藏着极大的商业价值, 与此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伦理问题。已经有学者提出, 大数据的泄露将会引发极大的信任危机, 给消费者的个人隐私造成极大的破坏。大数据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人们在日常消费购物的过程中就已经公布了大量的个人信息, 而一些看到了大数据商业潜力的人正在不断加大收集大数据的规模和范围, 消费者的很多个人信息已经掌握在了一些企业和个人手中, 一旦这些数据遭到泄露或窃取, 将会对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引发巨大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大数据会引发数字身份和个人自由方面的问题

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在运行模式、内部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在网络世界中, 人的各种行为都有数字化的特点, 人是通过数字身份生活在网络世界中的。随着手机、电脑等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个人的自由也越来越受到这些电子产品的影响。数字身份是人们在互联网上进行各项活动的前提, 它在为人们提供了活动的便利和保障的同时, 也隐含着很多安全的隐患。数字身份不仅仅是网络世界中的身份象征, 更是人们现实身份的一种数字化的反映。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和研究, 了解人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和消费倾向等信息。而另一方面, 人们对大数据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 甚至可以说已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丧失了一部分的人身自由。例如, 当我们打开手机时就会自动受到手机应用程序中根据用户的数据自动推荐的商品和店铺, 很多人会为了完善自身的数字身份而不自觉的浏览这些信息。

( 二) 大数据引发的个人信息披露问题

消费者的数字身份使用时间越长, 消费者所产生的数据信息就越多, 个人隐私和信息的安全性隐患就越大。在互联网环境下, 特别是在大数据的背景下, 用户的个人隐私泄露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例如, 在网络交易的过程中, 用户都需要提供自己的用户信息, 其中就包含身份证号码、信用卡号码、电话号码、住址等众多信息, 一旦这些信息被不法分子所窃取, 将会造成严重的损失。此外, 现在还有一些专门的网络通过一些隐晦或非法的方式获取用户的信息, 用户经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填写一些条款和文件, 从而暴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

( 三) 大数据引发的安全隐私问题

在互联网的应用过程中存在一个矛盾的问题: 互联网平台实际上是受到高度的控制的, 但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所发出的信息确实难以受到完全的监控的, 甚至是缺乏良好的管理规则的。而大数据的应用则会进一步威胁用户信息的安全性。一些网站和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对用户的信息进行获取, 并从这些数据中分析用户的需求和喜好, 这是对用户个人隐私的侵犯, 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用户利益的损失。

( 四) 大数据引发的数字鸿沟问题

数字鸿沟是技术鸿沟的一种类型, 是指先进的技术成果不能被所有人所共享, 导致用户之间所享用的数字技术水平差距越来越大。这涉及到了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数字鸿沟在技术、服务、信息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地区、性别、受教育程度等都会对信息服务水平产生影响, 不同阶级的人群在享有的信息服务水平上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差异, 从而形成“信息歧视”的现象。

二、大数据时代下企业营销形式的变化

在大数据出现前, 企业的营销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是根据当下的市场环境状态, 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扩大企业生产规模等。在这种模式下的企业影响是产品驱动型的。但是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推广, 企业的营销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营销开始与庞大的数据网络相结合, 这促使企业必须采用更加精准的方式去分析消费者的需求和心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市场营销模式, 传统的以市场研究为基础的营销模式开始向着纯数据的方向发展, 市场营销的手段也从粗放型开始向着精准型的方向转变。

( 一) 大数据营销使得营销活动更加的科学化与定量化

大数据所带来的冲击对实业界、政府机关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数据的应用使得数据资源推进了各个产业的量化发展, 而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营销在这方面的转变是最为显著的。以往复杂多样化的营销方式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开始向着单一的方向, 即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数据运算和分析成为了营销的最主要手段。有了大数据的支持, 营销者在材料的选购、库存的确定、促销方式的选择等方面有了定量化和科学化的趋向, 这对于企业营销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能够为企业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在大数据的应用方面, 美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美国企业对数据的分析能力很高, 并且能够根据数据的分析结果制定科学合理的产品生产计划, 为商场的存货进行准备, 从而更好的应对市场的变化。

( 二) 大数据使营销活动更加的实时化和个性化

由于互联网环境下的数据收集、传输、分析、存储等过程都以极高的速到在运转着, 因此大数据具有大量、高效、多样和价值这四个方面的特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营销的实时性和个性化成为了现实, 在这种背景下, 市场营销也更加强调个性化, 可以针对每个客户不同的特点和需求, 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为客户提供符合需求的产品选择。营销者还可以从庞大的数据中找到具有某一特征的客户, 并根据数据分析消费者当前的经济状况、消费倾向等, 然后利用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为用户提供实时的服务。

( 三) 大数据使营销趋向于数据驱动

大数据是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真实记录, 通过对大数据的变化和运行趋势可以分析消费者的类型和分布等, 从而更好的了解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看法、评价等, 企业在制定各种战略方针时也可以更有针对性。企业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及时的掌握客户的资料, 从而对整体的市场需求进行更加精准的判断, 对客户群进行更细化的区分, 并最终根据客户的需求制定最合理的营销计划, 为用户提供最有吸引力的产品, 甚至还能在价格、促销方式的设置上更加的合理。

总而言之, 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使得企业的营销活动更加的科学、合理、及时、有效。但是由于大数据的营销具有数据驱动的特征, 且操作的过程难以控制, 在利用大数据进行营销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

三、如何应对大数据所带来的伦理问题

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形势下,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是必然的, 为此, 我们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应对大数据所带来了的一系列问题, 其中又以伦理问题的解决最为紧迫。

首先, 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应当提高对大数据的认识, 从性质、特点等各个方面理解大数据这一概念, 只有这样才能合理的应用这一技术。毫无疑问, 大数据的应用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认识到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能造成的伦理问题, 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更多的是影响人们在精神上的自由, 为此, 人们应当加强对精神自由的理解, 对大数据技术进行理性、科学的应用。

其次, 在大数据应用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监管, 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政府要发挥自身的监督职能, 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也应当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 对大数据技术进行合理的应用, 并参与到监管的过程中来。政府和公民应当从数据的真实性、应用的合理性等方面入手, 因为这些方面对企业甚至一个产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合理的应用大数据可以确保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隐私安全, 若发现在大数据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信息泄露的问题, 相关部门应当及时的进行补救, 并对泄露用户信息的这种行为进行严厉的惩处。大数据应用过程中的伦理问题需要引起各个部门的重视, 要解决这一问题也需要各方的参与。政府部门要做好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信息通讯企业和相关的从业人员则应当加强自身的道德素质和自我管理, 合理的应用大数据。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是我国在应用大数据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方面, 欧盟国家的经验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早在1999 年, 欧盟就制定了针对大数据应用的一系列法规, 如《信息公路上个人数据收集、处理过程中个人权利保护指南》等。这些法规的制定有效的提高了消费者自身信息的安全性, 同时也提高了网络营销的规范性和有序性。我国在大数据应用上的发展很快, 但是相应法规的建立和完善却没有跟上, 从而导致了大数据应用过程中伦理缺失的问题。为此, 政府部门应当尽快填补大数据方面的法律空白, 规范行业行为。

此外, 由于大数据的应用具有专业性、技术性、虚拟性和灵活性等特点,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有很多不可预知的意外情况, 光靠法律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加强行业自身的规范才能真正的焦恩俊大数据营销伦理缺失的问题。对营销者来说, 若不希望营销的过程受到过多的法律约束, 就要加强自身的约束, 提高内部管理的效率, 及时的建立起相关的消费者隐私保护措施, 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在这方面, 美国的做法也是值得我国进行借鉴的。美国的网络技术发展较早, 大数据的应用也领先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对大数据营销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也有更好的应对经验。美国在解决大数据营销过程中的伦理问题时, 更多的采用的是行业自律的形式, 而非法律的约束, 这种做法也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对于企业来说, 他们并不希望政府过度的干预自身的营销行为, 因为政府的官僚化运行机制会极大的降低营销的效率, 而行业的自律则要灵活和高效的多。因此, 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支持完善行业的自律, 这种方式也能更好的从根源上解决大数据应用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大数据的应用使得企业的营销更加的精准和高效, 因而受到了企业的欢迎。但是在大数据应用过程中所出现的伦理问题却会对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企业形象信誉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等造成较大的问题, 为此, 政府、企业和个人应当从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自身的道德素质等方面进行完善和提升, 从而让大数据真正发挥其功能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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