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影响（精选12篇）
区位影响 篇1
住宅是城市重要职能的物质载体和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诺克斯[1]和吴缚龙[2]认为城市内部结构变化的最大的结果就是居住的流动性和居住区位的选择。长期以来地理学、社会学、 经济学等不同学科一直关注城市居住的相关问 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居住空间的各方面进行了研究。20世纪60年代早期国外研究者开始对城市中住房市场的微观经济和空间方面进行研究 ,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理论研究如古典人类生态学派的三大经典居住空间理论: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理论[3];支付意愿和区位选择之间偏差的研究如新古典经济学派阿伦索的土地利用模型[4];居住区位选择行为模型的研究如布朗和摩尔的迁居行为模型[5]、赫夫和克拉克的迁居概率模型[6]。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关注城市居民居住区位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城市住宅区位选择影响因素[7]、城市居住空间结构[8]、 迁居行为[9]、居住分异[10]、住宅郊区化[11]、居住区位选择行为[12]等方面的研究。
在关于居住区位的相关研究中,分析城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是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制度与政策方面、住房制度以及城市规划方面的因素[13]。微观因素主要包括居民社会属性、收入、家庭生命周期、交通、环境、就业可达性、工作地等,事实上微观因素更直接更具体地影响居民居住区位的选择。因此,对微观因素进行研究,可以在优化城市居住区位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提高居民居住环境的质量,使住宅开发与居民需求相吻合。
1居住区位概念和模型的认识
居住区位的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杜德斌认为居住区位是住宅所在的空间位置[14];张文忠认为这种空间位置具有固定性和独特性,不同的居住区位价格不同[15];董昕指出居住区位不仅仅是指住宅空间中所坐落的地理位置,还包括该位置出行的便捷程度以及该位置对居住者产生的非经济方面的影响。总体来说,就是该居住区位的地理位置和在此进行日常活动所需的货币和时间成本,以及该区位的自然人文环境对居住者身心的影响[8]。
居住区位模型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它对估计影响居住区位选择的因素以及对这些因素如何进行权衡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国内仍然缺少对这方面的研究。帕利亚拉和威尔逊将居住区位模型分成三大类:1基于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居住区位模型;2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的居住区位模型;3计量经济模型[16]。第一种居住区位模型起源于城市经济学理论,它受农业土地利用和租金思想的启发,理论核心是家庭在居住区位选择时需要对多种影响因素进行权衡。第二种模型的建立类似万有引力定律,主要来研究影响居民移动的因素和吸引他们的居住地的因素之间的关系。第三种居住区位模型来自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更明确地说是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来研究居民居住区位的选择,它基于微观经济的随机效用理论,能够在家庭层面上来研究居住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离散选择模型方法的发展。
2影响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微观因素
居住区位选择的微观影响因素主要针对城市居民而设置,对城市建设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通过对相关文献总结得出,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居民在住房选择过程中考虑最多的因素是房价、房屋位置、交通便利程度、周边配套设施(尤其关注是否有适合子女的学校),而居民自身属性如收入水平、职业、年龄、教育程度等考虑很少[17,18,19,20]。由于城市的形成历史、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个性的不同,影响居民住房选择因素在国家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约瑟夫认为主要有四组因子影响居住区位的选择:居住单元的特点 (尺寸、设计、是否有停车场、噪音大小等);居住区位特征(本地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质量、安全水平、购物和休闲设施、交通等);可进入性的特征(进入城市多种职能区、购物中心、工作地等的方便程度);居民个人特征(家庭生命周期、教育、 收入等)[21]。库马尔等采用叙述性偏好和显示性偏好数据,研究发现居住地到目的地的时间和成本、租金高低、家庭收入、公共交通的可达性和邻里指数(是否走路能到学校、是否有好的环境)对居住区位选择有一定的影响[22]。
本文将影响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微观因素分为两种,共性因素和个性因素,其中共性因素主要是指居住 区位的因 素,个性因素 则与居民 自身相关。
2.1共性因素
2.1.1房价与居住区位的选择房价是居民在购房时考虑最多的因素,刘敬伟选择居住区和小学作为问卷调查地点,研究结果表明60% 左右的居民认为价格仍是现在和未来最重要的影响居住区位选择的因素,多数居民在自己的支付能力范围内选择实用性高的住房[23]。房价主要由房屋的面积和其坐落的地理位置所决定,这就表明当房屋的面积一定时,城市内不同的区位的房价也不相同。王玥等以沈阳市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数据,对住房价格距最近的城市中心的交通距离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住房的价格受市中心的影响,即随着距市中心距离的减小,住房的价格增加[24],这和我国城市中房价空间分布规律相似。通常来说周边服务设施完善、靠近城市中心、文化和商业密集区的地段房价较高。
2.1.2可达性与居住区位的选择汉迪等表示可达性由潜在目的地的空间分布、每一个目的地的活动质量和特征所决定[25],即由进入一个特定地区的难易程度和地区的特征所决定。因此,居住区位的可达性由该位置的交通条件和进入城市公共设施的便捷程度共同决定[26]。可达性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影响居住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它很好地 解释了为 什么居民 喜欢居住 在城市中 心(因为它为接近 各种活动 机会提供 了一种潜 能)。苏鲁尔等通过计算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可达性指数,发现就业地、零售场所、公共停车场的可达性机会的确对居住区位的选择有明显的影响,同时就业地可达性机会对居民的影响更加显著[27]。在关于可达性的研究中,最多的是交通可达性和就业可达性的研究。
1交通可达性与居住区位的选择。交通可达性是居住区与外部联系的便捷程度,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指目的地与居住地的实际距离,二是指交通工具的可获得性[28]。一个地区的交通可达性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进行日常活动的方便程度,因此一般有较近的公交站点、轨道站点的地区是居民的首选地。林瑜茂研究了上海市轨道交通与居民居住地选择的关系,表明城市外围区域居民喜欢选择轨道交通站点附近的住房,随着距轨道交通站点距离的增加,住房被选择的机会减小, 与此同时市中心的轨道交通站点对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大[29]。莫林等总结了布鲁塞尔地区关于居住选择的各种案例研究,发现这些研究都认为交通可达性机会的影响不明显,认为主要是居民支付得起多样的交通工具,但是对于依靠公共交通的居民来说情况就不同了[30]。事实上,方便快捷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居住区周围道路数量和公共交通线路数量)对居民的住宅区位选择有很大的影响[31]。吕顺[32],张文忠[33]研究发现轨道交通对周边住宅区的价值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地区交通可达性水平越高,其房价也就越高,与此同时一个地区交通设施的改善,可以提高居民对该区位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评价水平。潘达采用1998年和2004年曼谷的社会经济调查数据,采用双峰选 择模型 (Bimodle Choice Model) 研究交通轨道建设前后对居住区位模式的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月收入高 者 (月收入大 于15 000铢)始终喜欢居住在城市外围,使用汽车进行通勤;不同点是在2004年,当引入轨道交通后, 中等收入者(月收入5 000-15 000铢)开始使用轨道交通,并搬到较原先远的地方居住[34],这也表明一个地区轨道交通的建设可能使居民离开现居地,重新选择居住地。此外赛蒙斯等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来研究三藩市两性在选择居住区位的过程中对交通因素的敏感性,发现女性相比于男性对通勤时间更敏感[35],也就说女性更倾向于选择交通便利的居住地。
2就业可达性与居住区位的选择。就业可达性也影响居民居住区位的选择,地区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多,人们选择在这里居住的概率也就越大。 杰西和钱德拉对达拉斯-沃斯堡的研究发现,就业可达性机会对高学历的居民的影响较大,对其他居民影响不 大[36]。现在,随着就业 流动性的 增强,双职工家庭的增多以及城市区域的分散,潜在工作中心的可达性在居住区位的选择 中变得重要。居民在选择居住地和考虑通勤时间时,同时考虑现工作地点和潜在的工作地的可达性。罗德里格兹等人通过控制重要的家庭和邻里属性,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来研究北卡罗纳州-梅克伦堡县地区就业分中心地区对居民居住区位 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高收入的家庭,进入最近的就业分中心及累积进入所有就业分中心和居住区位选择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对于中等收入的家庭,进入最近的就业分中心对居住区位的选择影响不大,但是累积进入所有就业中心对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对于低收入家庭,他们尽可能选择靠近最近的就业分中心同时更靠近所有的就业 中心[37]。
2.1.3环境与居住区位的选择居住区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包括比如光照情况,污染程度,住宅所处的山水形态等。现在, 随着城市污染的日益加重以及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与享受使得居民对居住环境产生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环境因素在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刘长岐等研究发现随着北京市空气质量的下降,城市居民逐渐开始选择在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小区购房[38]。亨特基于1 277个家庭进行面对面的访谈获得的数据建立一个Logit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空气质量对居民选择有相对较大的影响,这些家庭愿意权衡市政税的增加和通勤时间的 增加,以获得降 低恶劣空 气质量的 频率[39]。同时城市自然环境中的地形对住宅区位的影响也较大,一般家庭会选择地势平坦的地区居住,方便出行,然而对于有钱人建别墅一般选择在山区城市中较陡峭的地段,因为这种地理位置具有的孤傲性和排它性恰好显示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40]。人文环境主要是住宅区的居民属性、公共安全、公共服务设施等。格莱泽[41]和朵拉[42]指出,在发达地区,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需求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环境对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盖达的研究发现, 在布鲁塞尔周围环境安静、安全、交通量低的地区更加吸引居民,此外儿童可以安全的在街上玩耍也是家庭选择居住区位重视的因素之一[43]。现在,随着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的增加,居民倾向于选择在教学质量高的学校附近居住[44]。总的来说,居民都倾向于选择环境优良、治安良好、基础服务设施完善的居住区。
2.2个性因素
2.2.1居民收入差异与居住区位的选择居民在进行居住区位选择时,在支付能力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决策。低收入家庭的选择范围最小,以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为主;中等收入家庭会对居住的面积和环境等有所考虑;高收入家庭可以最大限度地根据个人喜好进行居住区选择。现实生活中,同一收入阶层的居民在消费观念、行为态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他们对住房区位的选择也具有相似的倾向性。郑思齐等通过建立支付意愿梯度模型和区位选择模型,利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5个城市详实的社会调查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结果表明,高收入群体仍倾向于居住在距离市中心较近的位置,但是低收入阶层,受经济的限制,多会选择房价较低,出行购物和上班都较便利的地区[45]。
实际上,早期伯吉斯和霍伊特的居住区位理论就是从收入差异的角度来研究居民居住区位的选择。二者都认为,随着大城市的发展,高收入者多搬到新建的城市外围环境较好的新住宅,低收入者居住在他们搬出的离市中心较近的老住宅区。这主要是由于西方城市的高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出现了大量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郊区也可以提供完善的服务设施和就业, 及公共交通发达和家庭汽车的拥有量多,因此高收入家庭一般选择居住环境质量良好、房屋面积相对较大的郊区。正如皮特等认为西方国家居民搬到郊区居住主要原因就是交通的发达和便利, 以及城市中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46]。然而在我国由于市中心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商业服务业高度集中,高收入阶层偏好在距离城市中心较近的位置居住。例如在上海,高收入住宅主要分布在地段景观资源好、历史文化价值高、高起点成片开发地段以及市中心繁华地段,低收入住宅主要分布在老城厢、旧城区、旧工业区、设施不完善交通偏远的郊区[47]。
2.2.2居民社会属性差异与居住区位的选择居民的社会属性主要是指居民的教育程度、职业、 民族和宗教,出生及生长环境等,居民社会属性的不同会导致其对居住地的选择不同,如王铮等研究发现在校大学生在居住选择中更注重距交通干道、学校和公园的距离,而房价、距市中心、购物中心和医院的距离关注程度较低[48]。一般来说,从自身安全和心理需求出发,具有相同社会属性的居民倾向于选择特定的居住空间。然而张文忠通过问卷调查对北京市内部居民居住区位选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职业居民在宏观居住区位选择偏好上趋于相似,职业对居住区位的选择更多地反映在微观层面上,总的来说个人属性与居住空间偏好之间基本独立[49]。
在居住区位选择研究中,生态学派强调居民的社会特征对特定区位形成的影响。伊文思在1985年出版的《城市经济学》中指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兴趣志向相同的人倾向于居住在一个地区,而且需要类似服务的人通常居住在一起, 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50]。行为地理学认为,家庭在做居住区位决策时,家庭的社会地位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分层严重的地区,社会分层可以来自于任何形式的分化(能力、 财富、知识、文化等),但住房和区位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51]。在选择居住区位时居民对地区历史和文化的认知在做决策时同样有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与文化、宗教等相联系的因素和情感在解释居住选择是不可忽略的[52],因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成的居住分离现象,在旧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中有十分明显的表现[40],如在北京,位于宣武区的牛街一直是回族居民的聚居地。在西方国家,由于种族之间的相互排斥十分激励,相同种族或国籍的人居住在一起,在特定的地域内形成界限分明的少数民族居住区。斯图尔特和加里以洛杉矶为例,对非洲黑人移民家庭和白人家庭居住区位的地域分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非洲黑人移民家庭倾向于居住在市中心,而白人家庭倾向于居住在郊区[53]。
2.2.3家庭的生命周期与居住区位的选择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54],不同发展阶段的家庭由于生活和心理需求的不同会选择不同的居住区位。罗布森[55]基于市中心处于衰落阶段,环境恶化,房价便宜的前提下得出,青年型家庭日常社交活动较频繁,喜欢出行方便靠近市中心的位置居住,因此他们的住房面积一般较小;中年型家庭相对富裕,对居住面积、住宅环境、特别是子女上学条件等要求较高,一般选择城市比较好的住宅区; 老年型家庭社会活动范围相对较小,趋向于选择贴近自然、价格便宜、邻里关系和睦和社区文化生活丰富的住宅区。然而罗布森住房区位选择模式只反映了一般情况[56],比如许多青年型家庭为了靠近父母居住,会选择离市区相对较远的住房。 如刘旺采用采用比奇的分异度指数和GIS分析方法对万科青青家园调查发现年轻型家庭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收入较高,大部分拥有私家车, 因此居住区位的选择外移的趋势[57]。王益洋通过对上海市的调查研究表明,市中心区人口平均年龄大,边缘区人口平均年龄小,原因是城市边缘新建了许多住宅区,住房面积大,环境质量好,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因此许多青年夫妇会选择离开父母,居住在边缘区。而老年人熟悉原有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加上家庭住房和社区环境成为主要的活动空间,则仍多愿 意留在市 中心区[58]。 此外,梁丹等通过对郑州市8个城区居住空间分布现状和城市居民个人居住区位选择进行调查,表明不同年龄和家庭结构的居民对居住空间的选择存在趋同性[59],也就是说年龄和家庭构成对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明显。
2.2.4工作地与居住区位的选择沃德尔认为工作地决定了家庭对具体区位的选择[60]。陈等人的研究发现工作地的距离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居住区位选择的因素[61]。劳瑞认为家庭到工作地之间的 花费是解 释和促进 家庭区位 分布的原 因[62]。同时有关研究显示,居民在选择住房时会着重考虑该位置到工 作的时间 和距离[63,64]。陈科等基于分层Logit(Cross-nested Logit)模型建立了居住区位和通勤交通方式的组合选择模型, 以《成都市综合交通调查报告》(2010)全市200家企事业单位的5 000名就业员工的调查为数据来源,结果表明:就业者在选择居住区位时,会综合考虑通勤成本和居住成本,且多数人更愿意居住在离就业地近的地方,但对于收入高且有私家车的就业者来说他们的选择范围更加灵活。此外女性同男性相比,她们更希望通勤时间较短,对工作地的选择会更接近居住地。家庭责任假说”(Hou sehold Responsibility Hypothesis)认为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工作和照顾孩子,因此女性的通勤时间要比男性短。而许多研究都证明了家庭责任的性别差异是造成通勤时间差异的重要原因[66]。
阿伦索,米尔斯和穆特的经典模型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就是,居民对住房支付意愿的高低很大程度上由居住地到工作地的时间和距离所决定, 居民对离工作地点较近的居住区位支付意愿偏 高。阿伦索[4]的经典住宅区位选择理论,是基于消费者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假设的前提下从城市内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研究 住宅区位问题,称之为“互换论”。他指出在单中心城市中(所有的工作都在市中心),在经济能力范围内,家庭在居住成本和通勤成本之间选择效用最大化的住房,两者之和最小才是最佳的区位,通勤成本会随着距市中心距离的增大而增加,而住宅价格距离市中心越近越高。之后米尔斯和穆特在细节上对阿伦索的模型进行了一些修正和改进,形成了米尔斯-穆特 (Muth-Mills)模型[67]。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富人搬进城市内的废弃地区,翻新和居住在那里时(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后来被称为绅士化(中产阶级化)[68]),该理论已经无法给出满意的解释了。里维拉等采用非集计算模 型(Disaggregate modeling)的方法来研究大马尼拉双职工家庭的空间行为和模拟他们的选择行 为,研究结果证实在大都市确实存在郊区化的模式,更多的家庭在居住区位的选择中愿意权衡更长的通勤距离,也就是通勤时间[69]。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互换论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它缺少考虑居民个体的差异和不同的偏好对居住区位选择产生的影响。
此外,性别也是一个影响居住区位选择的因素,女性一般喜欢在靠近市中心的位置居住。虽然中心区的房价高、居住空间较小、环境质量较差,但是由于 市中心基 础设施建 设比郊区 完善[70],所以大多数中国城市女性居民都觉得选择在城区中心居住会比在郊区更加方便。
3影响因素和居民实际选择之间的关系
家庭居住区位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一系列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对不同的家庭来说重要程度是不同的[71]。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同时各种因素不是独立地起作用,往往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 但居民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也不可能兼顾所有方面,因此要在许多因素之间进行权衡,毕竟一套住房不可能满足所有居住偏好[72],家庭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偏好,进行收益和成本的权衡[73]。其中最经典的权衡理论是阿伦索的关于居住成本和通勤成本之间的权衡,布鲁克纳等在该模型基础上增加了城市设施因素,这使得居民在选择住房的过程中还要考虑该位置到城市设施的可达性,居民在这些因素之间寻求平衡[74]。埃普尔等认为居民在选择居住区位时在住房成本和城市公共品之间进行权衡[75]。韦克利等提出居民在居住状况(是一种和住房相联系的社会期望,如对宗教、 环境、文化的期望)和住房质量(住房的物理的、可测量的状况)之间进行权衡[76]。克兰等学者考虑到就业位置在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时居民就要关注长期的利益,也就是在居住地到当前工作地的距离和到未来工作地的距离之间进行权衡, 选择最适合的区位[77]。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更加注重游憩活动和环境质量的问题。研究者开始关注居民在住房成本和附近休闲设施之间选择的权衡、可达性(包括到工作地、商场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和居住环境质量之间选择的权衡,可达性和住房成本之间选择的权衡等问题。此外由于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生命周期、性格特质的不同及变化,他们对住房的偏好也会随之不断变化[78]。但最重要的是,居民只能在支付能力范围内选择效用化最大的住房。
4结语
居住区位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选择过程中,不仅经济因素对居民有影响,个体行为的差异也会对选择产生影响,同时外部住房市场、城市形态也直接影响居民的选择,只有将多种因素综合考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其居住区位选择的机理,进而把握其居住区位选择的规律性。目前国外已经建立了较成熟的数学模型来研究居住区位选择微观影响因素及选择机理,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中,综合考虑多因素对城市居民区位选择的微观定量分析还不够完善,仍以定性描述居多。其中有一些学者虽然采用问卷调查获得数据,但大多只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性分析,缺少模型的构建来研究影响因素和其影响程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离散选择模型的应用还很少。此外学者们对于一些更微观、更细致的影响因素(如邻里关系、小区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区域交通噪音等)和一些与我国当代社会相结合的因素(如我国不同年龄层对住房的选择、是否靠近家人等)关注不够。国外已经开始关注住宅小区的特征(种族、收入、犯罪率等)、 周围公共服 务设施 (警察局。消防局等)、可达性(就业、商店等)等对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而我国研究最多的是轨道交通对居住选择的影响。其实国内居民在选择的过程中也开始考虑这些更细致的因素,但是还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此国外相关的研究对我国居住区位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事实上,我国对影响居民居住区位选择的研究还是很少的,因此关于我国居民个人住房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微观机理的定量研究将是今后的重点。
区位影响 篇2
(1)原料指向。某些原料消耗量远大于产品重量的行业(如炼铁)，或原料不易运输且容易变质的行业(如水果、蔬菜、水产等加工工业)，区位尽量靠近原料产地。
(2) 能源导向。某些在单位产品成本中能源费用占很大比重的行业(如电解铝)，区位尽量靠近廉价的能源产地。
(3) 市场导向。某些产品不易运输的行业(如硫酸)，或随时需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调整产品的行业(如日用品工业)，区位多靠近销售市场。
(4) 劳动力导向。需占用大量劳动力并在产品成本中工资占较大份额的行业(如采矿、缝纫等)，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多选择在劳动力资源充裕和工资水平不高的地区发展。
(5) 技术导向。有些高技术工业，要求靠近科技中心;对技术熟练程度要求较高的行业(如特种手工艺、陶瓷等)，多在有生产历史传统和熟练工人较多的.地区发展。
(6) 环境导向。有些企业要求有优质水源(如酿酒业)，或清洁幽静的环境(如电子工业);有些污染性企业，则往往寻求在环境自净能力较强的地区建厂。
(7) 运输指向
(8) 其他因素：政策、个人喜好
区位影响 篇3
摘 要：上世纪90 年代以来, 中国以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 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其中成都作为西部重要城市，是开放型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成效的城市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强劲发展, 以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为基础, 初始选取了四个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 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这些变量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了平稳性，多重共线性，异方差性，自相关性检验和修正, 得出影响FDI 最重要的区位因素, 由此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实证分析；政策建议
1 变量的选取及分析
由于影响FDI 区位选择因素的复杂, 考虑到模型的可信度、变量的量化、数据的获得等限制, 仅选取了以下几个较具代表性的因素分析。
（1）因变量：成都市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FDI）。
（2）自变量：
①地区生产总值(GDP)。成都本地生产总值。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指标。根据前文分析，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和较强的购买能力。因此GDP能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反映地区的市场规模和容量，是理论分析中的市场因素。
②职工年平均工资(AWAGE)。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最为主要的。但是往往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 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 才更具有吸引力。
③固定资产投资额( FI)。
该指标间接反映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状况。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可利用的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数。
④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EDU）。
该变量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反映地区高素质人才的集聚程度。是理论分析中的集聚因素。
2 数据及处理
本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是成都市1990-2006年的年度数据，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库提供了两种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一种是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一种是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金额，本文使用的是后一项指标，因为它能更真实的反映成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
由于采用的各变量数据度量单位不同，若直接使用会夸大一些变异范围较大的数据的作用，而忽略其他变量，不能真正反映数据本身的变化情况。因此需要对各变量数据作对数处理，以消除变量的量纲效应。变量数据取对数后不会影响数据的经济特征，并且这样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 增强变量的平稳性。
3 模型及处理
综合考察以上指标对FDI 的影响,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獻n(FDI)=α+β1In(GDP)+β2In(AWAGE)+β3In(FI)+β4In(EDU)+ut
其中α是常数,ut是随机误差项, β是偏回归系数
用Eviews对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之后，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到如下OLS结果：该模型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47982，较高，F检验值73.89709，明显显著。但是当α=0.05时tα/2(n-k)=t0.025(17-5)=2.179，不仅各项变量系数的t检验不显著，而且In(GDP)和In(EDU)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的相反，这表明很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于是，运用逐步回归法对模型进行了修正，最后消除多重共线性的结果为：
獻n(FDI)=0.704036In(FI)+1.108767In(AWAGE)-11.34876
最后，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检验，发现DW>4- dU，认为模型中存在自相关。于是运用广义差分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得：
獻n(FDI)t=1.12392In(FI)t+0.54776In(AWAGE)t-6.94712
这便是最终修正后得到的有效模型。
4 结语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影响成都FDI的2个主要因素职工年平均工资(AWAGE)和固定资产投资额( FI)均为正的影响。即随着固定资产投资额( FI)和职工年平均工资(AWAGE)的增加，FDI呈现增加趋势。FI每增加一万元，FDI增加1.12392万美元，AWAGE每增加一元，FDI增加0.54776万美元。职工平均工资越高，间接说明劳动力素质较高，对成都整体FDI而言，高素质人才的集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是集聚效应的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选择直接投资区位时，劳动力成本，良好的劳动力素质、优越的物流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以及集聚效应所构成的综合环境成为跨国公司选择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陈倩.影响FDI 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J］. 经济研究导刊, 2007（4）.
初探影响城市新区发展的区位因素 篇4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城市人口日益增长, 社会需求也急剧增加, 促使城市化进程加快。面对这一形式, 许多城市都在积极以挖掘有发展潜力的城市新区作为突破口来扩大城市规模, 适时进行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向的调整。然而, 在没有建立健全法规法制、合理全面的分析本地特点, 盲目的拓展城市边界, 大兴土木圈地建厂。这样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 反而会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本文基于区位理论对城市新区发展的区位因素初步的分析, 旨在找到制约发展的区位因素, 为日后制定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1 区位及区位理论
区位一词源于德文的standort, 是1882年由高次首次提出的, (胁田武光, 1983) [1]。区位是区域经济中的基本概念, 它是指人类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形成的相互联系产生的相对位置 (区位.location) , 它不仅由河流、湖泊或山脉等自然特征所决定, 也受人类行为规范的决定[2]。区位在城市规划中不单纯指地块的空间方位和范围, 还包括其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与城市的关系。区位按空间尺度可分为宏观区位、中观区位和微观区位[3]。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空间及空间组织优化的理论, 是人类研究关于社会活动的最佳位置的基础理论。该理论依据产生和发展的先后, 可以分为古典区位理论、近代区位理论和现代区位理论。
1826年德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冯·杜能发表的《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的关系》, 杜能在这本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中创立了农业区位论, 在经济学中引入了空间分析与研究的思想[4]。他的研究理论意义在于, 将运输成本作为农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子, 其奠定了区位理论的基础。基于该理论, 韦伯在20世纪初第一个完整的提出了工业区位思想系统化, 首次提出“区位因素”概念。同时他拓展了区位理论的内涵, 即包括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聚集因子。以上两大理论奠定了工业区位的古典理论基础。
在20世纪30年代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廖什提出的市场区位论。较古典理论, 近代区位理论的学者们认为运输成本已不再是决定企业选址的主要因素, 企业应通过产品的销售来探索如何获取最大利润。与此同时, 该时期理论又进一步扩展了区位因素的内涵, 将经济因子、自然因子、人因子、政治因子等研究在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 现代区位理论在经济界较为系统的发展。它更加放宽的理论假设条件和区位因素范围, 是立足于国民经济发展, 以空间经济研究为基础特征, 将社会结构因素、区域及企业文化等加入到区位因素范围。
纵观区位发展, 可以看出企业与产业区位形成是一种多重因素的结果。通过对城市新区的区位因素分析, 揭示城市新区空间布局和区位优势, 为城市新区选址、优势产业定位、分析吸引外商投资优势等实际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决策依据。
2 城市新区研究
目前在我国对城市新区的定义还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系统、完整的阐述。城市新区是一个相对于城市旧区的概念, 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 新区开发与旧城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两个方面[5]。城市新区无论规划在何处, 都是城市的组成部分, 都是为了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缓解城市人口等压力而向城市外围延伸城市空间。空间上可能与旧城衔接或分开, 但同旧城区仍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
首先, 通过新区合理规划布局, 为人们营造优质人居环境, 有效地弥补旧城区发展环境的不足之处;其次, 便捷的交通系统、完善的水、电、热物业服务、招商引资的区域优惠政策, 形成理想发展空间;第三, 新区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最后, 大量的工业、服务业和公共设施与工业园区的兴建项目, 为城市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根据城市发展的角度和阶段的不同, 城市新区类型分类亦不同。按照新区的功能丰富程度划分, 有单一型和综合型。事实上, 城市新区多为混合区, 承担城市发展的多种功能, 功能愈丰富, 制约新区发展的因素愈复杂。按照城市新区与旧城区的空间位置关系, 分为近郊型、远郊型和内含型。新城区与老城区的空间位置的变化, 受交通、政府、劳动力等因素影响也各异。比如美国的哥伦比亚新区, 二战以后随着汽车普及和高速路网的发展, 为了躲避交通拥挤、脏乱环境等, 加上政府导向, 人们开始将居住区移向城市郊区, 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工业、服务业、娱乐也转向城市郊区, 逐渐在原有的大城市郊区形成人口和工业密集, 具有居住、就业、娱乐设施的独立新区, 随着城市新区独立性越强, 城市新区也从单一的居住型转变为综合新区。
3 城市新区的区位分析
城市新区作为当前城市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 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升区域功能以及城市空间格局重构等大背景下, 各地的城市新区进入了新一轮区域功能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调整期, 需要构筑一个更为清晰的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体系[6]。分析城市新区的区位因素、探索区位优势无疑成为构筑体系的前提。区位优势, 即某一地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或优越地位。其构成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 以及社会、经济、科技、管理、政治、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7]。
1) 资源区位。
在传统的地域发展政策中, 多以在本地区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选择、发展主导产业, 对大型工业项目巨额投资等。例如, 滨海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海洋资源, 雄厚的重工业基础。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逐年递增。
2) 文化区位。
包含对科学技术的文化环境的重视度、知名先进企业的聚集度和地区的研究与政策定位等, 对区域经济发展同样起重要作用。比如浦东新区, 成立之初定位于第三产业为主, 重点扶植高新技术产业。
3) 交通区位。
“发展经济、先行交通”, 一直以来交通对经济发展来讲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随之经济全球化, 更突显如此。如沈北新区欲打造“东北亚最大的陆港物流中心”, 其最优越的因素是便捷的交通。它是东北地区交通枢纽, 向南可到辽东、山东半岛;向北可到黑、吉、蒙;国道、高铁贯穿其中, 铁路可到营口、大连、锦州等港口。
4) 环境区位。
居住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居民的迁居行为和居住区位的决策[8,9,10]。哈尔滨市松北区与旧城区隔江而望, 与旧城区相比环境区位优越, 随着旧江桥改造和新跨江大桥的通车、重点学校迁入、大型购物中心和医疗机构的建立, 新区基础设施逐年健全, 使得新区居住率猛增, 同时新区高科技园区吸引大量的知名公司, 逐步成为哈尔滨市集就业、居住和娱乐一体的独立新区。
5) 政府区位。
政治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导向作用, 一般有不可预见性。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许多城市为了适应未来城市的发展, 根据其城市的发展战略的需要, 一般会将行政中心的位置向外迁移, 在这种情况下, 行政区划调整就成为扩大城市空间。发展城市新区的必然方式。杭州市区行政区划的调整、“长三角”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以及“沿江跨江”的跨越式城市发展战略实施, 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动力, 推动了新城区建设的发展[11]。
4 结语
影响城市新区发展的区位因素甚多, 上述仅是对其初步分析。政府对城市新区的合理规划就应以充分考虑其区位因素的优势, 择高避低, 通过加强区域间的联合、协作, 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将城市新区构建为城市经济新增长点。
摘要：结合区位的概念及区位理论, 对城市新区发展的区位因素进行了分析, 找到了城市新区发展的关键点, 包括资源、文化、交通、环境、政府等因素, 为城市新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天津地理区位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篇5
号：
09150206
城市地理学
天津地理区位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日期：
2013
年月日
学班成指 生姓名 级 绩
王晨
09城市规划二班
李雪梅 导教师
建筑学院 2013年4 月3日
天津地理区位对天津的影响
天津地处太平洋西岸，中国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是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的汇合处和入海口，素有『九河下梢』之称。枕河濒海，自古便是京畿门户。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天津成为欧亚大陆桥的东部起点，是连接国内外、联系南北方、沟通东西部的重要枢纽，也是邻近内陆国家的重要出海口，正在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
天津市疆域周长约900公里，其中海岸线长152.8公里，陆界长700多公里。天津距北京120公里，历来是拱卫京畿的要地和门户。天津区位优势明显，地处中国北方黄金海岸的中部，不仅毗邻首都，还是华北、西北广大地区的出海口，是中国北方对内外开放两个扇面的轴心，是亚欧大陆桥中国境内距离最短的东部起点。天津港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拥有全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与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保持着贸易往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有多条国际国内航线，是华北地区最大货运中心。天津铁路枢纽是京山、京沪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处。天津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了长足发展。目前，天津已形成以港口为中心的海陆空相结合、立体式的综合性的现代化的运输网络。
天津是环渤海经济带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交会点，处在中国沿海最具发展活力的三个区域之一——环渤海地区的中心位置。背靠中国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经济腹地辽阔；面向东北亚和迅速崛起的亚太经济圈，天津成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窗口。
以上都是天津区位的优点，对于天津地理区位，我还有点补充，这可能也是限制天津发展的一个制约要素，那就是天津与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离的太近，某些功能就是考虑了这点，在天津并没有设置，尽管交通很是发达，但是某些时候还是很麻烦。所以如果天津将着力点放置于滨海新区的开发上，在理论上我觉得就能结局着点问题，毕竟天津临海，加上滨海新区，正好可以形成带状成片发展，然后整体再与北京相联系。
区位影响 篇6
摘要:本文从区位条件的变化对两岸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角度分析了杭州湾大桥对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交通网络;杭州湾大桥;区位优势
一、引言
杭州湾特殊的喇叭口地形，在带给大家壮丽的钱江潮的同时，也给了杭州湾两岸甚至整个浙东北地区交通条件的劣势尤其导致了较差的通达性。长期以来，从上海到宁波的陆路交通都要绕行这个喇叭口的顶点——杭州。因此，杭州也一直扮演着陆路交通枢纽的重要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杭州市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增加了杭州湾两岸运输的里程数，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制约了杭州湾两岸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浙江是以发展地区特色经济为主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将使杭州湾两岸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有利于加强各地区特色产品在浙江省以及周边地区的分销。
二、理论回顾
交通条件在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是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枢纽，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世纪初，德国经济地理学家A·韦伯从部门布局优化出发，提出了工业生产布局的区位理论，认为影响工业布局的主要因素有五个，其中一个因素即为运输状况。前苏联学者提出工业布局应遵循的六个原则中，其中有一个因素也为运输费用情况。因此，运输是生产在流通过程中的继续和流通本身的继续，是社会生产、商品流通和社会经济周转的物质基础，是一项重要的区位因素。运输将工业生产的原料、燃料的供应地和生产地，以及生产地与市场区联系起来，这就涉及运输能力和运输费用，寻找运输便利、运费较低对降低生产成本，便于组织生产是必要的前提条件。
三、杭州湾跨海大桥对杭州湾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交通网络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杭州湾跨海大桥开工之前，杭州市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杭州位于杭州湾这个大喇叭口的顶端，杭嘉湖平原上，是自东海沿钱塘江西进的第一处较为便捷的渡江位置。在钱塘江大桥建成以前，由北向南绕行杭州湾的交通几乎都需要经过杭州，杭州成了渡江的要道。因此，杭州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整个浙中北地区的物流中心。钱塘江大桥建成后，其物流中心的地位更加明显。加上当时在杭州北郊有笕桥机场这一军民合用机场，单在交通上就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也是杭州市成为浙江省文化、经济、政治中心的一大重要原因。
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之后，将在杭州湾的交通图上形成一个大三角形，这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将使宁波到上海的陆路里程缩短120多公里。从此，沪甬两港间的公路运输可以不通过杭州，表面上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杭州的区位优势，其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减弱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在大桥开通之前，杭州市及其周边的交通已经达到了过度拥挤的地步，尽管周边诸多的公路的建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拥挤的状况。但是长期而言，由于地区的汽车保有量不短上升，道路的增加并未带来交通情况的大幅度改善。现实情况是，带给杭州的是车辆拥堵造成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对杭州本地的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状况。杭州湾跨海大桥虽然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杭州的区位优势，但从社会总效率的层面上考虑，却是提高杭州市的经济发展效率的。交通拥堵带来的社会成本、物流上造成的低效率的仓储成本以及其他一些低效率的资源利用状态将有所减少。
跨海大桥建设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增加宁波资本力。宁波可以增加利用上海间接引资的机遇。上海的大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往往把其海外总部和主要办事机构、研发中心设在上海，而将配套生产基地设在与上海交通便捷的周边地区，跨海大桥的建设能使宁波分享上海投资扩散。跨海大桥的建设进一步优化宁波的港口、保税区、开发区和余慈地区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客商直接来宁波投资。宁波也可以利用上海这一国际金融中心，大力发展宁波的金融业。城市金融业发达，则城市拥有、控制和使用资本数量大，资本的流动性强、成本低，资本对城市价值体系的贡献大。
跨海大桥能使宁波更便捷地满足长三角北翼城市对石化、能源、钢铁、水泥、低强度基础原材料产品的巨大需求，大桥促进杭州湾两岸形成优势互补的国内最大、世界一流的金山—宁波石化工业基地。跨海大桥也会促进宁波与上海、苏南地区经济交往密切，产业关联度增强，带来物流明显增加，宁波有必要、也有条件建成综合物流中心。在世界经济向亚太地区转移大潮中，中国长三角将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中心之一。由于跨海大桥的建成，宁波完全可以依托上海平台、承接上海辐射和转移，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加工制造业基地，这将大大提高宁波城市的竞争力。
嘉兴位于杭州湾跨海大桥北端，大桥建成后，将与周边的交通网络形成一个公路运输枢纽。秀洲的纺织业，嘉善的木业，海宁的家纺、皮革、经编业等等，在嘉兴成为新的交通枢纽的同时，嘉兴的这些地方特色产业也会有很大的发展。
绍兴位于萧绍平原上，东临宁波，西靠杭州，两者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对于绍兴经济来说，存在着很强的拉动作用。与嘉兴类似，近乎完善的公路铁路网络，加上杭甬运河的建设，对于当地的经济来讲，这将会创造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自然也会带来新的机遇。
此外，由于铁路运输的廉价性与跨海大桥的便捷性，绍兴和嘉兴届时将成为一个铁路运输与公路运输转换的枢纽。
总体而言，杭州湾跨海大桥优化了浙江省省内的交通网络，具有关专家测算，仅降低运输成本和减少交通事故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就将超过440亿元。跨海大桥对于整个浙江省而言，经济发展效率将由于交通网络的优化而大大提高，这对于整个浙江经济而言，是一个不错的机遇，可以更好地与国际接轨。而宁波市的经济将处于一个更优的环境，将会由其海运业等产业的发展发掘出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带动整个宁波经济，其经济贡献率将会大大提高。
2.城镇网络的优化影响经济发展
从地图上看，我们可以发现，杭州湾地区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是分布在交通网络的结点上的。换句话说，由于杭州湾地区地形较为平坦，多为平原地形，其整个城镇网络基本符合克里斯塔勒的“四四制”城镇网络设计，即结合了“市场原则”和“交通原则”，在市场合理分布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到了交通网络的布局。
可见，未建大桥时，杭州以东的杭州湾两岸就会出现类似于“断层”的交通中断，我们可称之为“断层效应”。其结果就造成了类似于空间扭曲的效果，杭州湾南北两地的实际运输路程比两地的直线距离大很多。虽然杭州湾南北岸的航运可以相对地补救一些“断层效应”所带来的缺陷，但是由于杭州湾湾口的特殊地形，潮涌特别厉害，就造成了可通航的时间不多，每年有相当一段时间船只是不能运行的。大桥的建成，将会大幅度地减弱这种“断层效应”，其整个体系将更加接近于完善的克氏“四四制”城镇网络设计，两岸城市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市场划分将更趋于科学。
“断层效应”的减弱，对于杭州湾两岸诸多的特色产业而言，不仅其分销途径更为便捷，市场的影响也会更加广。比如上虞的制伞工业，其产品可以经过杭州湾跨海大桥这条大动脉流到嘉善、上海等地，而之前由于杭州湾天堑的所在，上虞雨伞的主要市场在杭州、淳安以及江西一带，而很少会想到开辟杭州湾北部的市场。
我从其他的一些资料中发现，浙江省公路网的规划还有沿上三高速公路北向的“杭州湾绍兴通道”以及杭州市萧山区东部的“杭州湾萧山通道”，而在建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是“杭州湾乍浦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在杭州湾上画出一个“梯形”的交通网络。那时，杭州湾的“断层效应”将基本不存在。可以说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只是杭州湾交通网络完善的一个开端，整个浙北地区将处于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分布环境和交通网络中，其整体经济发展环境将更加优良。
3.交通运输成本影响经济
由于产品的保存期限以及成本等多方面原因，产品的运输距离会收到一定的限制。从而，该产品的市场和潜在市场的面积也会有一定的限制。同时运输的里程长了，产品运输成本增加的同时，产品损坏的机率也会增大，所以一般产品的运输不会超过一定的里程。
以下就假设杭州湾地区周边都是匀质的土地，拿桐乡的羊毛产业为例进行市场范围的对比分析。为进行比较形象的分析，分析时适当地缩短了其运输里程。为这个运输里程是比较经济的临界值，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运输里程”。
由上图可见，在大桥建成以前，其产业的范围只有A区一块，而大桥建成后，将会由于大桥的连接而增加了B区的市场。如果桐乡的羊毛产业的经济运输里程更大一些，那么B区这块扩大的市场面积将会更大，只要A区和B区不重叠。即使A区和B区重叠了，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段的延伸方向的市场也会因为运输里程的减少而可以再增加一块市场。市场占有的扩大，将会有效地拉动当地产业的产值，支柱产业的带动将会有效地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不止是嘉兴桐乡一个地方会有经济带动，杭州湾周边地区的经济都将会有大幅的发展。这样，就带来一个整体增长的效果。这样，杭州湾地区原有的根植性较强的产业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极，这对于周边地区的经济将会有很大的拉动效应。
4.注意力经济的影响
所谓注意力经济是指“一种以可利用的信息数量扩张和消费者对这些信息可投入的注意力静态数量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在投资市场里，投资者即为消费者。杭州湾跨海大桥在规划初期就一直被新闻媒体报道，以致在学术界产生了杭州湾跨海大桥是否该建的问题，而之后确立并开工的时候，又有过不少的新闻炒作。这些无疑会使得原本不知道杭州湾跨海大桥这回事的投资者了解到这回事，同时，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杭州湾地区。
新闻媒体的宣传也会产生广告效应，这对于杭州湾地区而言是一种免费的广告。而注意力资源往往是有限的，媒体的宣传吸引了人们对于杭州湾地区的注意力，必然会减少人们对于其他地区的注意力。根据大数原理，杭州湾地区的外来投资必然会增加。只要政府再增加投资用以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就会起到一种加速器的作用，杭州湾地区的经济将会有大幅的发展。
在大桥竣工通车时的大型媒体宣传，也为杭州湾地区的打出了辐射范围极大的招商引资广告。只要有优良的基础设施，必然会吸引大量投资。同时大桥也会发掘出更多的潜在投资机会，带来更好的发展前景。
四、小结
总体而言，杭州湾跨海大桥将会优化整个浙江省乃至华东地区的交通网络和城镇网络，经济发展效率也会因此大
大提高。在交通网络优化的基础上，交通运输成本降低，产业的市场区域将会扩大，这就会拉动杭州湾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同时，新闻媒体对于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宣传也将成为杭州湾地区投资环境的免费广告，有助于增加杭州湾地区的外来投资，促进资本的积聚，使得杭州湾地区根植性较强的产业形成一个增长极，同时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②现在民用机场搬迁至萧山区，建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原笕桥机场现成为军用机场。笕桥机场是当时浙江省唯一的机场.
③吴朝晖: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对宁波城市竞争力影响分析.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 2004(9).
④张金锁康凯:区域经济学[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第235页.
⑤杭州湾地区周边多为平原地区，假设为匀质区域并不会产生很大的误差.
⑥张雷:注意力经济学[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第1页.
参考文献:
[1]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区位影响 篇7
关键词：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市场调研
关于企业迁移内涵,国外学者代表性观点认为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适应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环境管制以及技术进步变化的一种方式。同时,企业迁移也是一个谋求新的发展空间以更好满足迁移企业成长需要的决策过程。狭义上说,企业迁移是指企业把其生产活动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广义上说,则是指企业在一个新的生产地点开展其业务活动;是一种促进落后区域繁荣,同时又缓解核心区域拥挤、劳动市场和发展空间约束等问题。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较为代表性有,白枚(2003)从价值链角度界定了国际迁移是指企业的价值链活动中全部活动或部分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的经济现象,也就是企业的一个业务活动或多个业务活动从本国移到国外。企业迁移实质就是企业区位的再选择过程。华金秋等(2008)则从空间位置角度界定了企业外迁是指企业地理位置的改变或向外延伸扩张,既包括企业整体的物理位置的迁移,也包括下级分支机构的异地设立。同时,它不仅是物理要素地域上的转移,而且是涵盖所有生产要素的地域转移,如资金、品牌、研发机构和营销网络等。由此可见,目前学术界对企业迁移的内涵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但为我们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受到企业性质、产业类型、区位特征和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般地讲,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其迁移所考虑的因素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比如,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其迁移决策所考虑的因素往往是不同的;处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如总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等,其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也会有所差异;处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其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也不同。因此,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区位因素和其他因素三个方面。因此,本文调研就是围绕这三方面展开的。
一、调研方案设计
(一)调查目的
调研目的是想了解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内部、区位及其他各类影响因素,通过对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迁移各因素差异分析,意在帮助企业做出正确决策的同时降低迁移过程中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为地方政府改善区位环境提供政策建议。
(二)调查对象
2011年2-3月,课题组选取中部湖南省112家企业为调研对象,之所以选择湖南企业为研究对象,首先因为湖南是中部省份典型代表,在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中部省份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其次,湖南地域广阔,地域之间的区位优势不同,企业迁移行为越来越频繁,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居多且相对较活跃,调研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调查方法
调研通过专家访谈和问卷发放的形式,主要针对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我们在访谈完后,由主管完成调研问卷,现场收回,共访谈120家企业,并发放120问卷,收到有效问卷112份。
问卷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调研结果的准确性和实用性,问卷设计过程涉及专家咨询、文献调查、问卷初稿、专家访谈、修改和问卷形成。问卷主要采用5点likert量表形式,“最重要”和“很满意”的设为5分,“比较重要”和“满意”的设为4分,“一般”的设为3分,“比较不重要”和“不满意”的设为2分,“最不重要”和“很不满意”的设为1分,正向计分配合问卷填写者的习惯。
(四)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5个方面:(1)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规模和性质等;(2)国有企业/国有控股等大型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内部、区位及其他影响因素;(3)私营/民营等中小型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内部、区位及其他影响因素;(4)三资和外企办事处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内部、区位及其他影响因素;(5)迁移企业对区域政策期盼等。
二、调研结果分析
(一)国有企业/国有控股等大型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1. 企业迁移意向。
我们对国有或国有大型企业迁移意愿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对过去没有迁移和将来也不打算迁移的企业占所调查这类企业的绝大部分,达到56.25%,已有迁移行为的企业占到18.75%,仅有迁移意愿的占25%。根据专家访谈了解到,企业规模和性质是影响企业迁移的关键因素之一,大型国企规模大,组织结构完整,迁移费用较高,对资金损失较大,在组织结构调整中,考虑因素较多。同时,大型国企成立年限较长,在市场空间环境等多方面较成熟,包容性好,而面对成熟的市场,企业对区位要求很少有大变化。
2. 区位因素———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外部影响因素。
在区位因素的调研中显示,大型企业对区位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最为关心,占56.25%;其次是市场容量及潜力,占50%;对于区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占有率及辐射力大多数企业认为比较重要,选择该选项的企业分别占43.75%和37.5%,企业对经济环境要素总体来说非常重视。
对区位因素中的资源要素分析显示,大型企业普遍对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最为重视,认为劳动力资源最为重要的占43.75%,土地资源最重要的也达37.5%;而对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大多数企业认为不重要。
在区位因素中的其他因素调查中,认为政策因素最为重要的企业高达62.5%,认为其不重要的企业为0,在免税优惠政策上,企业表示影响效果一般。
3. 企业自身因素———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内部影响因素。
对企业区位选择内部影响因素即企业自身因素的调查显示,企业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有企业战略,占50%,扩大销售额,占43.75%,管理水平,占37.5%;其次认为比较重要的因素有扩大出口,占37.25%,提高企业知名度,占43.75%,对于财务状况和决策者行为的影响,企业选择多为一般;在生产成本上升和组织结构这些因素上,分别有50%和37.5%的企业认为不重要。
4. 其他因素。
在其他因素的分析中,主要有宏观政策和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因素,调查显示,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企业对宏观政策导向、产业转移政策和产业升级及环保压力比较重视,特别是宏观政策导向与产业转移政策,认为其最重要的企业达68.75%;在其他影响因素中,企业认为改变区位条件、提高企业形象和可能扩张的空间规模也比较重要,选择这两个选项的企业分别为50%和37.5%;对于离市场和供应商的距离,有37.5%的企业认为最不重要,在技术和群聚效应的选择中,大多数企业认为一般。
(二)私营/民营等中小型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影响因素(1)
1. 企业迁移意向。
我们在对民营中小型企业迁移意愿的调研中了解到,和国有大型企业有明显的不同,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为有迁移意向的企业,占43.59%,其次是已有迁移行为的企业,达到总数的39.74%,过去没有迁移且将来也不打算迁移的企业仅占到16.67%的比例。这表明,相对大型企业来说,民营中小型企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通常他们规模较小,更容易受经济、政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组织结构较简单,调整方便,中小企业经过考虑所做出的区域调整,资金损耗较少,可行性较高,调整后取得成效显著时间快,并且能够及时做出各方面调整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同时,中小企业成立年限较短,市场不成熟,企业活跃度大,特别是面临成本等直接关系到利润的因素,企业迁移意愿较强。
2. 区位因素———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外部影响因素。
在区位因素调查中显示,民营中小型企业与国有大型企业具有明显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为市场容量及潜力,认为其最重要的企业达39.74%,与企业战略目标相联系;有38.46%的企业认为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比较重要,对于其他方面的关注度一般,34.62%的企业认为区位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影响一般;而47.44%的企业认为市场占有率不重要,这和企业规模有直接联系。
在区位因素中的资源要素分析显示,企业认为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比较重要,分别占33.33%和41.03%,对于资本资源和技术资源的要求不是很高,大多数认为不是很重要,在原材料和能源资源选择上认为影响一般的企业居多。
在区位因素中的其他因素调查中,结果显示企业对基础设施、政策和迁入地减免税的关注度都很高,选择最重要的企业居多,其中选择政策最重要的企业占55.13%,选择基础设施能源最重要的企业为29.49%。
3. 企业自身因素———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内部影响因素。
调研结果表明,中小型企业迁移区位选择不仅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受到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其中扩大销售额、提高企业知名度、管理水平和决策者行为都被大多数企业认为是最重要的选项,尤其是扩大销售额和决策者行为,有分别69.23%和62.82%的企业认为最重要,有47.44%的企业认为管理水平最重要;面对成本上升,38.46%的企业选择了比较重要。
4. 其他因素。
关于其他影响因素调查显示,宏观政策导向与产业转移政策和可能扩张的空间规模最重要,分别占46.15%和37.18%,其次认为比较重要的因素是产业升级及环保压力、提高企业形象和迁移的群聚效应,对于技术和离市场及供应商的距离,大多数企业认为影响一般。
(三)三资企业和外企办事处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1. 企业迁移意向。
从对外商独资/合作/合资企业和外企办事处企业迁移意愿的调研中可以明显看出此类企业的活跃度最高,已有迁移行为的企业占70%,并且有迁移意愿的企业占20%,过去没有迁移且将来也不打算迁移的企业仅占到10%的比例。由于这类企业服务于较大的市场,多为跨国企业或者外商合资创立的企业,开放的市场对企业迁移起着积极作用。
2. 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外商独资/合作/合资企业和外企办事处在湖南省内的企业数量中比重较小,三资企业相对于沿海省份来说数量较少,发展不是很成熟,但发展速度较快,潜力较大,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在迁移决策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一面。这次调查对象中涉及的三资企业和外企办事处数量较少,但对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特征也表现比较明显。此类企业多为大型的跨国企业或者合资企业,进入本土时已经发生迁移行为,其中已有迁移行为的企业占总数量的七成,另外一些企业也有迁移意向,只有极少部份企业,因为特殊原因短时间内没有考虑迁移活动。
这类企业一般资本雄厚,计划长远,暂时的成本和销售量没有放在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上,主要认
(1)为了节省篇幅,私营/民营等中小型企业和三资和外企办事处迁移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数据统计表省略。
为企业战略目标、市场潜力、未来市场占有率和可能扩张的空间规模等长远计划最重要;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中国劳动力优势突出,对外企有很强吸引力;对法制健全度、政府运作效率和融入本地难易程度等方面企业认为比较重要。同时,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对于原材料资源、能源资源丰富的区位比较青睐;对于其他方面,企业选择最重要选项最多的为宏观政策与产业转移政策,主要由于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政策对企业经营有很大的影响。
三、调研主要结论
1.企业迁移决策过程复杂,关系到企业的未来和发展空间,对影响企业迁移因素的研究要系统全面。本文认为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首先是企业自身性质和基本特征,对决策行为具有明显倾向性,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内部、区位和其他相关因素等。
2.本文分别对两类企业的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同时对三资企业及外企办事处进行了简要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型企业相对大型企业来说灵活性更强,迁移意愿明显,三资企业流动性最强,因为它服务于更大的市场。
3.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区位因素中,认为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市场容量及潜力较重要,同时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资源要求较高;在企业自身内部影响因素的调查显示,企业战略最重要,其次是扩大销售额和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知名度和扩大出口比较重要;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宏观政策导向与产业转移政策多数企业认为非常重要,包括产业升级和环保压力,其次则是改变区位条件、提高企业形象和扩张空间规模等因素。
4.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企业区位影响因素调查中表明,大多数企业认为市场容量及潜力、基础设施、政策和迁入地减免税最重要,对区位社会经济结构体制、技术资源关注不是很高;在企业自身因素研究中显示,中小企业不仅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对于大企业更加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其中扩大销售额、提高企业知名度、管理水平和决策者行为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选项;在其他影响因素分析中,宏观政策导向与产业转移政策和可能扩张的空间规模最重要,与大型企业表现一致,但对于技术和离市场及供应商的距离大多数企业认为影响一般。
5.对于三资企业和外企办事处的分析显示,更多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和表现出广泛客户联系的空间格局更具流动性,通过开设新工厂,而不会产生沉没成本这一迁移的障碍,采取形式多为兼并、收购、接管和建立新工厂等,此类企业资金雄厚,计划长远,认为企业战略目标和未来市场潜力最具有影响力,并且对于政策导向、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最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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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影响 篇8
1 城市土地区位含义及研究意义
1.1 土地区位含义
一般意义上的区位是一个综合概念,指一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可分为自然区位、经济及社会性文化区位等。它不仅包含某一事物在地球上的空间几何位置,更强调了自然界的各种地理要素及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空间位置上的反映。
1.2 土地区位研究意义
房地产市场的竞争主要是土地区位的竞争,土地区位的优劣决定了房价水平。区位价就是房地产价的“晴雨表”[2]。相同质量的住宅,由于区位因素而在一个城市中价格相去甚远。政府可通过对城市区位对房价影响变化的规律,合理规划土地,取得最佳的综合效益,做到优地优价、优价优用、地得其价、地尽其用。对影响房价的区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准确地评估或预测房地产价格及未来趋势,对于房地产业发展及政府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城市土地区位因素对房价影响分析
根据消费者购房心理需求,我们可以从城市土地的区位因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条件、商服繁华程度和消费者心理需求6个方面入手,具体分析其对房价的影响,研究区位因素占房价的比重[3]。
2.1 地理位置对房价的影响
区位就是位置,所指的是待售房屋所在在城市中的具体地段位置。然而这个位置所背负的内涵确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城市之所以有吸引力,莫过于拥有功能最集中和完善的城市中心。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也在不断对外扩张,呈现以距离一个中心的等距的同心圆发展态势。因此,在这一同心圆上的不同点的房地产,价格水平也不同。通常越靠近城市中心,由于有优越的配套设施及便利交通,购房者对其综合评价会越高,故房价随之越高。首都北京的房产价格就明显地突出了地理位置因素。
2.2 交通条件对房价的影响
交通条件即估价对象周边的交通情况。交通快捷便利与否对房价影响至关重要。交通条件的完善,可以带动相关区域的发展,刺激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有利于区域空间升值,从而带动该区域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交通条件是衡量地理位置好坏的重要指标,是影响区位因素的主要方面。交通条件越好,通达性越高,对于商业区意味着服务对象越多,商业活动也随之扩张,该区位更加优越;对于工业区表示便于产品、原材料的运输,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对于住宅区则方便居民工作、生活,使得居住舒适。
2.3 公共基础设施对房价的影响
完善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公共基础设施是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它能为人们带来生活便利。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的过程就是房地产的升值过程。基础设施要满足人们日常基本的生活需求,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包括供水、供电、供热、燃气和排水等。基础设施完善,具备坚实的设施保障,那么所在区位的房地产综合评价就高,房价自然容易上扬。
2.4 环境条件与房价的关系
环境条件对居民的工作、生活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需求扩大及收入增加且绿色环保观念已渐深入人心,使人们对于环境条件日益重视,同时人们对于高品质住宅较高价格的接受程度也随之上升。这使得开发商为了满足人们需求,增加绿化率,设计小品等人为自然景观,造成了房地产开发成本上涨,房价也水涨船高。可以说高价格、高品质住宅与环境质量呈现正相关关系。如果,房屋周边环境很差,空气不清新,噪声嘈杂,尘土飞扬,严重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降低其生活质量,则与房价是一个负的对应关系。
2.4.1 社会环境
主要反映在房地产周围的社会治安程序、主要聚居群体、日常社会性交流以及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等方面。任何人都愿意选择城市中心地带、各类设施齐全、社会治安良好的区位生活,因此这类地区的房价也会居高不下。人们的社会属性也会对房价有所影响。例如,高收入职业群体多选择居住位条件较好的住宅区,故这一区域的房地产价格比较高,反过来这样的社会聚居性又提升了房地产的区位价值。
2.4.2 自然环境
城市中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包括空气清新、水源洁净、绿化程度等不同,对房价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大型公园旁或自然风景区内开发楼盘,或在社区内建造公园,这已成为近年来国内高档住宅开发的一个定律。上海浦东的世纪公园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在它还没有建成以前,其周边的房子还是每平方米3 000元的单价;而在公园建成后,这里的房价一路飚升,每平方米房价已经高达万元,可见自然环境的影响力。
2.5 商服繁华程度与房价的关系
商服繁华程度是反映社会财富聚集度和社会信息、物资与人员聚集程度,反映城市功能的指标之一。其外在反映了城市经济、社会生活活动的频繁与活跃,内在表现为区域职能的集聚、经济效益的提高、居民活动的便利。如果商品琳琅满目,服务全面周到,对顾客的吸引力就大,给店主带来丰厚的收益和利润,该区位的房地产自然价格越高;另外,高档公寓、写字楼向商业服务业繁华区域集中之后,不仅能够促进整个城市的功能布局,而且形成相对集中的效应,带动该区域的房地产发展,增强它对人们的吸引力,这都将起到更大的作用。
2.6 消费者心理需求与房价的关系
消费者心理需求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我们注意到,居民个人或群体意识等心理因素对区位选择决策产生很大影响。例如,追求休闲生活的人会倾向远离城市闹市区,在郊外购置土地面积较大的别墅住宅;喜欢交际热闹的人则会倾向购买城市中心地带、商服繁华程度较高、土地面积较小的单元住宅。所有这些差异都与购房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心理感受、性格、情绪、群体意识等相关,在区位选择过程中将不同心理感受、主观愿望放在不同的选择目标层次上,并按经济、心理效用两者结合的最大化来指导购房行为[4]。
3 城市土地区位对房价影响的建议
3.1 引导消费者理性购房,抑制房价盲目上涨
土地区位是客观存在的,当合理的用途确定且使用特性被消费者的价值观所认识和接受时,其价值就能够实现,并获得最佳的收益。在房价定位过程中,应合理考虑区位因素,“黄金地段”区位价值要高于一般地段的区位价值[5],消费者在购房时可结合自身购买力,理性购房,避免一窝蜂地购置,造成房价盲目上涨。不同的土地区位地段在突出发展特色的同时,还要满足居民日常的生活需求,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3.2 指导房地产开发商挖掘区位因素潜力,提升区域价值
认识一块土地的区位价值其实并不容易。有些地块的价值就象钻石一样在没有被切割磨好之前并未真正展现在世人面前。开发商要认准该区位的潜在价值,充分认识该区位的政策优势和发展导向,要有敏锐的判断力挖掘区位价值,准确定位居住人群,这样才能有所行动并能获利,通过区位价值的体现从而提升整个区域价值。
3.3 促进城市合理规划布局,最大发挥区位效益
合理规划,发挥区位效益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城市区位地段利用情况存有差异,要求区位用地利用的调整和转变过程中,应着力解决规划布局、完善配套设施等问题。通过优化城市区位规划布局,加快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改造,改善城市交通拥挤堵塞局面,充分发挥各区位特色,最大限度地发挥区位效益,促进城市发展。城市区位合理规划,一方面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配套设施完善,交通条件便利;另一方面,要根据城市发展及人口规模,合理地规划布局该区位中的土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4 结论
房价对区位存在有依赖性。区位直接影响开发商的经济效益,影响居民的满足程度。实际上,一些稀缺地段的价位之所以居高不下,往往是由于需求方的竞价效应,而开发商的垄断性利润也正是由供需双方这种关系的转变而来的。考虑到这些因素,国家应当加强对土地区位的调控以缩小此类垄断性地段的级差收益,有效的平抑过高的房价。购置的房屋是否物有所值,区位分析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而房地产开发商应充分考虑区位影响因素,充分利用和改良项目的区位条件,使房地产开发与消费者的需求良好吻合,获得良好效益,并最终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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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影响 篇9
一、与公共产品供给有关的区位因素
传统的农业、工业和市场区位理论, 主要研究市场化机制作用下微观经济主体区位选择行为, 而对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投资区位以及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区位选择较少涉及。随着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新古典区位理论开始关注公共产品的区位选择问题。如Richard L.Morrill等对公共产品供给区位选择的效率与公平展开了深入讨论;Anthony C.Lea研究了公共产品区位因素评估及其社会福利效应, 探讨了公共产品最优供给和区位选择、公共设施区位系统最优配置、拥挤成本和外部性等问题;Pierre Hansen等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 从公共服务网络中的鞍点区位、自由网络中的凹区位、竞争性区位、集体选择的空间模型等角度探讨了公共设施的区位选择问题。美国经济学家Michael B. Teitz从公共区位与私人区位关系、公共产品供给区位系统特征、公共区位选择等角度研究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区位选择问题。[1]公共选择的区位因素一直以来都是新古典公共区位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但是由于影响公共产品布局的区位因素比较复杂, 至今人们还未能形成一致性结论, 这些因素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地理因素、经济因素、聚集因素和人文因素等几类。
1.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是由自然环境、土地和交通、通讯因素所构成的地理环境状况。研究表明, 某类公共产品与居民的相对位置会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居民消费福利产生影响, 即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距离效应。新古典区位论根据公共产品的距离效应将公共设施分为“出行公共设施”、“保险服务公共设施”和“传递设施”等。赵农等研究发现, 公共产品在城市中所在的位置、公共产品和居民居住地的距离等两类区位因素会对地方公共产品最优供给产生影响。[2]不同区域自然环境和土地供给等因素的差异往往会造成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区位差异, 进而影响公共产品区位选择。而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可以部分弥补这种先天的差异, 并对公共产品服务的可达性会产生重要影响 (可达性是指交通网络中各节点相互作用的机会大小) 。从公共产品的可达性看, 地理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从现有公共设施位置到居民需求点的便利程度、人们克服享受公共产品时空距离摩擦而产生的外部交易成本等。董晓霞研究发现, 村庄所在的位置不同会影响不同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程度。[3]他们调查发现, 根据村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 远距离村农民对道路需求比近中等距离村强烈, 近距离村农民对学校和灌溉的需求要强于中等距离和远距离村的农民, 中等距离村农民对饮用水的需求比近距离和远距离村要大, 这表明可达性成为农村公共产品区位选择的重要条件。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人们可选择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样化, 出行的距离在增加而时间在缩短。电子商务和政务系统的发展, 大大降低了人们信息沟通的时间成本, 缩小了时空距离。因此, 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将增强公共产品的可达性, 从而使公共产品区位选择更趋灵活性和弹性化。
2.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指一定区域市场与成本因素的综合。从市场因素看, 首先, 一定的人口密度和分布状况将决定公共服务的市场范围和市场潜力。人口密度过小和分布过于分散将制约有限财政投入的市场覆盖范围, 不利于激发市场供给潜力, 公共产品难以实现范围经济。如我国农村目前开展的中小学撤并, 调整教育资源布局就与其服务市场范围的变化紧密相关。其次, 区域市场竞争状况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也会产生影响。如一定区域内供给同类可替代公共产品的主体较多, 能展开适度竞争, 这将促进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和质量。从成本因素看, 首先, 劳动力的成本和质量对公共产品供给影响较大。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服务等公共服务都需要高素质和一定技能的劳动力, 而这些劳动力的流动是受到市场价格和人才聚集等因素影响的, 因此, 高素质人才和专业社会服务人才聚集的区位往往能得到质优价廉的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的劳动力, 大大降低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成本。反之, 区域提供高效公共服务的劳动力就不足, 生产成本上升。其次, 公共产品供给所需的基础物质成本受到区域市场化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市场化程度高和产业结构合理的区域能较便利和低价获得教育设施、医疗器材和药品、公共产品硬件建设中的建筑材料等投入品。反之, 市场化程度低和产业结构不完整的区域, 在获取外地这些投入品时将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和分工成本。
3.聚集因素
聚集因素包括供给公共产品需要的各类经济要素和行政要素的组合和集中程度。从经济要素看, 需求人口、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物质资本和技术等经济要素在区域空间集中程度越高, 则该区域经济要素的聚集程度越大。如城市地区比农村地区、城市的中心区比边缘区、农村的中心城镇比中心村的经济要素聚集程度高, 适度的经济要素聚集可以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 降低交易成本, 有利于公共产品供给实现规模经济。根据周天勇等的研究, 适度的要素聚集可以降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管理成本。[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素聚集程度相对较低的14个省, 公共产品管理成本与人口密度之间存在负相关性, 这些区域人口密度每提高1%, 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管理成本就会下降0.03%、0.99%和0.22%。从行政要素看, 行政力量和资源的集中程度和流向将会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成本和收益。行政资源的适度配置将有利于降低公共产品决策成本、行政维持成本和行政协调成本。行政要素的聚集对公共产品的区域福利差异也会产生重大影响。Robert和Klaas认为, 在城乡二元治理结构中, 当某区域地方公共产品对另一区域具有正外部效应, 如城镇的医疗教育资源对乡村具有正辐射效应, 乡村的空气质量和环境对城镇具有正辐射效应时, 城镇与乡村都不能获得足够的公共产品。[5]如果采取城乡一体化治理, 城镇居民会运用他们的行政力量和资源聚集的优势“盘剥”农村居民,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现象还有可能加剧。因此,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 农村居民基于对行政资源难以聚集于乡村区域的考虑往往缺乏区域合并的动机。
4.人文因素
人文因素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区域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和道德观念等, 这些都对公共产品区位选择的影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制度来看, 经济体制、土地制度、城市规划和政府管制等都会对公共产品区位选择产生外在干预。如市场经济制度下, 市场对土地、人才资源的配置作用较大, 地租对公共产品区位选择影响较大, 政府只是对公共产品区位选择进行宏观调控, 公共产品的聚集和扩散容易导致专业化和高效率, 但可能产生福利的不公平现象。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对公共产品往往实施行政安排和统筹安排, 容易出现公共产品区位布局的内部化聚集和低水平组合。从区域风俗习惯看, 一定区域的公共消费习惯、消费传统、价值观对公共产品区位决定有着深层次决定意义。如一些区域历史遗留下来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场所, 人们习惯于在这里消费公共产品, 拆迁和改建的成本比较高, 如政府办公建筑、故居博物馆、古老的学校和医院、传统的宗教场所等, 它们的区位得到延续。公共产品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历史传统, 而且还要考虑不同公共产品的社区文化适应性, 如有些农村地区的文化体育设施一律按城市标准提供, 缺乏乡村文化内涵和特色, 导致其效果不理想, 因此, 公共产品和服务向农村延伸的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人们的价值观和社区文化特色。
二、区位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地域范围内, 由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和服务。受到地域分布广、社区不集中、经济发展滞后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公共产品表现出需求的多样性、收益范围的有限性、准公共产品占主导和受益辐射面小等特点。从区位因素的角度看, 农村公共产品的布局存在一些特点和难点。如农村公共产品距离效应难以同时满足不同位置的村民需求、农村公共产品聚集效应不明显难以产生一定的规模经济收益、农村公共产品对城镇公共产品的依附性较强、农村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边界屏蔽效应导致公共产品、服务和信息等要素的跨边界流动受阻。因此, 除了学者们经常提及的财力资源的分布、城乡二元供给制度和公共管理水平的差异等原因外, 区位因素也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因素。
1.农村布局散乱、农民居住分散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聚集效应难以发挥, 进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率
随着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 广大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和村庄密度存在越来越低的趋势, 聚集因素越来越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卫龙宝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村庄密度与村民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正相关, 村庄聚集程度高, 村民越容易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反之, 村民越难以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农村基础设施、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大量公共产品都存在规模效应。农村布局散乱、人口分布不均衡严重制约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 公共资源共享程度和利用效率较低, 建设和维护成本较高, 往往难以实现规模收益。以湖南湘潭为例, 近年来, 农村中小学规模越来越小, 城市中小学规模越来越大。如韶山市镇泰小学, 2011年下学期在校小学生1753人, 32个班, 平均每个班55人, 占全市小学生33.5%, 而规模小的学校学生越来越少, 如长田学校只有学生50人, 梅湖小学45人, 竹赞小学只有15人。规模效益不明显的学校难以得到财政投入, 如2006~2011年韶山市对中小学校投入5346万元, 其中对两所县域中小学投入2037万元, 占整个教育投入38.10%;19所农村中小学投入3309万元, 占整个教育投入61.90%, 且有些偏远农村小学如梅湖小学、竹赞小学校舍破旧, 2006~2011年没有进行过任何更新改造。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齐全, 而农村中小学教育仪器设施及图书缺失甚至为零。由此可见, 聚集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制约导致农村地区公共产品失衡现象难以扭转。
2.城市和农村城镇公共产品和服务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和扩散效应难以发挥
一方面, 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相对落后, 一些优质的公共产品资源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 导致分布在广大农村腹地的小城镇难以形成较强的聚集效应。以基础设施为例, 到2010年底, 全国仍有1200个乡镇、12万个建制村不通沥青 (水泥) 路, 其中90%集中在西部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6]中西部地区农村电网还比较薄弱, 部分农村地区用电尚未实现城乡同网同价。部分地区农网改造面偏低, 如四川和青海的低压地网改造率不足65%。目前, 全国仍有约500万无电人口, 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四川、云南、西藏、青海和新疆等省区。西部地区农村通电话村、通邮村和饮水安全村的比重比东部地区分别低30%、36%、20%。这种区域基础设施的差距不仅直接导致了这些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成本上升, 而且导致这些地区私人投资的成本上升, 西部地区小城镇公共产品对农村腹地的辐射效应较弱。另一方面,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要素大量向城市流动, 形成大量的“空心村”,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受制于边界屏蔽效应, 农村精英大量流失, 区域边界外的产品、服务和信息难以流入, 形成这种效应与边界特有的区位因素相关。如农村的治安消防和医疗卫生, 村民有时会因为行政隶属方面的原因而舍近求远。曾福生、胡拥军、蓝旭鹏等人认为, 农村精英在增加农村行政资源聚集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达地区农村精英往往具有较强的行政动员和游说能力, 而不发达地区农村精英在聚集行政要素的能力较弱, 从而导致公共资源从行政力量较弱的地区流向了行政力量较强的地区。[7]因此, 要素流动的单向性、自组织能力弱等区位不利因素对农村中心村镇公共产品辐射和扩散效应的制约较大, 影响了公共产品和服务向农村腹地的延伸。
3.乡镇布局和乡镇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 行政维持和协调成本增加, 加重了财政负担, 削弱了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农村大量乡镇将会合并, 如果有限的财政资金按现有的乡村和人口布局来配置必然会导致农村公共资源的低效率, 而过度集中供给显然会影响到公共产品的普惠性, 这种两难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略超过农村人口比重, 而目前的乡镇合并缺乏总体规划, 出现两极分化趋势, 部分县城和乡镇规模扩张较快, 而公共产品的供给难以快速跟进, 缺乏系统配套和超前性的公共服务体制和人才, 导致公共产品消费的拥塞效应。同时部分乡镇逐渐走向边缘化, 乡村规模越来越萎缩, 大量原有的公共产品闲置, 如乡村小学闲置率高, 而部分急需的养老服务和文化服务等公共产品严重不足, 导致农民的福利水平下降。另一方面, 现有的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设置不合理, 农村乡镇机关和事业站 (所) 职能交叉、效能较低, 难以实现乡镇行政事业单位的规模效益, 公共服务能力难以得到提升。
三、合理规划和调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布局的对策建议
当前, 区位布局不合理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福利效应和公平性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 各级决策部门有必要从区位因素的角度出发合理规划和调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区位布局。
1.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 实施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工程, 充分发挥聚集效应, 促进农村公共产品的集约化供给
首先, 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聚集农村资源, [8]扩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 实现公共服务、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进城的协调发展。要优化城镇的地理空间结构, 促进大、中、小城市合理有序发展, 充分发挥各级城镇公共产品的辐射功能。其次, 实施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工程, 大力建设新型农村社区, 建立以方便农村居民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规划制度。通过公共产品投入的合理布局, 发挥公共产品最大效益,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最后, 要大力培育农村公共服务专业人才, 鼓励教师、医务工作者、科技文化人才等各类专业人才流向农村, 形成人才聚集的氛围, 并保持农村公共服务队伍的稳定性。
2.确定农村公共产品的准入规模, 盘活农村公共产品存量资源, 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
一是要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最低准入规模, 避免因建设和运营成本过高而增加农民负担;二是通过公共产品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跨区域边界的交叉互助机制, 盘活农村现有闲置公共资源;三是建立系统配套和适度超前的公共服务体制, 利用农村教育和体育设施、卫生院和养老院等某些类型公共产品之间位置相对接近的条件, 合理调整乡村布局, 增加配套服务功能, 充分发挥公共产品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3.政府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政策要充分考虑农村特定的区位因素
首先, 确定财政投入规模和结构时, 要详细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面临的区位成本, 提高财政投入效率。其次, 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时, 要将人口密度、市场化程度、区域就业水平等因素纳入因素法的计算标准, 以便提高转移支付效率。最后, 财政投入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农村公共产品维护、运营和协调等管理成本,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4.鼓励民间组织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打破行政、经济地域边界, 满足农村居民空间上的灵活需求
首先, 地方政府可采取购买服务、委托授权、公私协作等多种灵活模式,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付费机制, 鼓励和引导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其次, 跨区域地方政府之间要加强合作, 出台配套政策鼓励民间组织提供偏远农村跨区域公共产品。最后, 要重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文化诉求, 鼓励民间组织提供具有当地特色文化内涵的公共产品。
5.充分发挥公共产品区位选择的结构调整效应, 加强农村公共产品区位选择的分工合作
农村基层政府相关部门之间要加强分工合作, 一是处理好区域内不同项目、不同类别、不同规模公共产品的区位选择, 区域内公共产品和私人投资区位之间的协调配置;二是不同区域政府在某些准公共产品区位选择中要加强沟通协调, 处理好跨区域公共产品的分工合作;三是要处理好全国性公共产品与地方性公共产品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
摘要：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供需矛盾突出、供给结构不合理以及供给效率和公平难以得到保障等现实问题。农村布局散乱、农民居住分散、市场化程度和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区位不利条件往往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产生极大的制约, 成为影响农村公共产品可持续供给的重要因素。本文分析了地理因素、经济因素、聚集因素和人文因素等区位因素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并提出相关对策。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区位因素,影响,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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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影响 篇10
FDI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海默(Stephen H.Hymer)提出垄断优势论以来,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现象,研究的领域不断加深拓展。但是这些理论大多是从产业组织论或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来解释FDI(简称,FDI)活动发生的决定性因素,或是从厂商行为、市场结构以及国家要素禀赋差别来阐述FDI的决定作用或描述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而针对企业在FDI活动中“区位选择”的研究较少,缺乏一般性的FDI区位选择的理论来解释FDI活动中的区位选择的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邓宁首次将区位变量作为厂商FDI的充分条件之后,FDI区位选择理论的发展更加深化和系统。以赫尔普曼、马库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将区位因素纳入FDI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体现了区位因素在FDI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基于“区位优势论”,邓宁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FDI投资实践中的经验发现和验证了影响FDI区位流向的更多因素,并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与理论化。但遗憾的是这两大方向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对东道国环境分析的角度上来分析企业FDI的区位选择问题,没有涉及到企业自身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末期邓宁在《区位和国际企业一个被忽略的因素》中提出,FDI区位流向的决定因素的综合性加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FDI区位选择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能否充分利用知识资产,并寻找那些能强化或补充其核心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邓宁在进行综合理论的同时,将企业投资的动机与区位选择进行了分析[1],这是理论界首次明确地将企业变量纳入到区位选择理论中,但尽管如此,企业变量对区位选择的作用并没有受到重视,这在随后的理论发展趋势中可以体现出来。如UNCTAD1998年认为,影响企业FDI的区位选择因素有三大类: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和投资促进措施。就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我国FDI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与国外区位理论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主要是通过对影响我国FDI的东道国的区位因素作出分析,在对主要影响因素判断的基础上回答我国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如鲁明泓(1999)、项本武(2005)、马先仙(2006)等人认为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主要受东道国GDP、市场规模、汇率水平、贸易关系、人均GDP等区位因素影响。纵观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关于区位选择的理论大都是从东道国的宏观环境出发,以东道国的区位环境作为主要研究标的,而从微观或从综合性的角度对企业变量在区位选择时的决定性作用的研究却非常少。基于此,本文结合东道国区位与企业内在特性两大变量因素,综合分析我国企业在FDI的区位选择决策中的考虑因素,并由此得到政策启示。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东道国区位因素。
邓宁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明确指出区位因素在FDI中的重要性,首次将区位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考虑因素之一。区位优势是东道国现存厂商以内部化方式将其特定资产与当地某些资源结合使用一组条件,是一组动态的外生变量,决定着企业FDI的行业结构和类型,是FDI的充分条件。区位优势包含着直接区位与间接区位优势。直接区位优势特质性条件,如生产协作配套水平、特殊的经营资源与专业人才、基础设施水平、资源禀赋等一般显性区位特征。而间接优势则主要侧重资本外调、外商股权、歧视与管制、货币稳定性、政治稳定性、给予关税保护的意愿、当地资金的可供程度、近年的通货膨胀率等隐性区位特征。这两大因素成为区位选择决策的重要子因素,必须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对投资区位作出适宜度判断。
(二)企业内在特性因素
在FDI中,企业是最主要的主体,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国性的转移与经营都由企业来完成。但由于理论界对企业因素在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研究很少关注,认为区位选择单纯地由东道国的区位因素来决定,忽视了企业自身因素的重要性。因此,要研究国际跨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必须首先充分认识企业自身特性因素在投资区位选择决策中的影响。一般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有以下四个企业变量:
1、企业垄断优势。
垄断优势是指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S.Hymer,1960),是企业的一种内在特性,主要包括企业自身所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等技术优势、掌握更多市场供求信息的信息优势、经营管理水平的组织技能优势、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等渠道优势、外汇金融优势等无形资产优势,这种优势是导致企业进行FDI的根本原因,也是企业在海外经营中获得高额利润回报的关键条件。企业的竞争优势能够抵消东道国同业竞争厂商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并对新环境中额外成本进行补偿,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一种补偿优势(Richard E.Caves,1971)。企业进入国外市场,就必须远远拥有超出当地竞争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且这些优势应当顺利在东道国转移,因转移而发生的附加成本应当大大少于跨国产业转移的收益。这说明,企业在FDI的区位决策中,所拥有的垄断优势与区位选择的自由度是正相关的。
2、企业规模与国际化程度。
企业规模往往决定了企业经营所能掌控的人财物资源,规模是企业拥有适用资源的一种指标,大部分企业囿于规模限制,没有必备资源做到这一点,只能更倾向于贸易或许可经营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2]其次,企业规模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抗击风险能力的强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选择投资区位的主动性;大型企业往往是主动投资,而中小型企业一般是因属供货商而追随投资,在区位选择中更多地表现为被动与跟随。企业的国际化经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企业积累的国际化经营的经验越多,就会有更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可选空间。
3、企业战略。
企业对其在不同价值链上的价值增值活动的区位选择和对企业所控制的各类实体资源进行的一体化选择是紧密相关的。在企业的国际经营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逐渐由多国战略、区域战略演变到最高层次的全球化战略,企业根据这一战略布局的动态发展来安排自己的投资区位布局,从多个东道国市场向区域市场拓展,形成区域化的国际生产经营体系与网络,以逐渐达到更高级更复杂的全球市场范围。
4、投资动因。
企业FDI微观动因复杂多样,我国企业FDI的动因主要有寻求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低成本、寻求技术与效益与寻求全球化发展。其中,市场寻求型重视区位市场容量、规模、市场成长空间、消费者的偏好、市场消费结构等因素。因此,寻求成熟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当以市场容量大、购买能力强的欧美日发达国家为主要投资区位。而寻求资源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则应更加重视区位生产要素的获取与供应方便,而以获取先进技术水平为目的的对外投资则更加重视区位的技术发展层次与优势。
笔者认为,影响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综合因素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二是企业内在特性。这两大因素综合起来影响跨国直接投资者的投资区位选择,因而企业进行投资区位选择应当作综合评估与衡量。[3]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上述关于对企业的FDI的区位选择的研究表明:第一,企业FDI区位的选择是一项多维目标的复杂性决策,会影响企业的国际性生产布局,必须审慎决策。同时,由于各种影响因素对企业选择对外投资的区位影响程度不同,企业应当重视企业因素与东道国区位因素的协调,并根据企业经营具体情况来确定各具体因素在区位选择中的权重。第二,区位因素与企业内在特性因素在实践中均表现出综合性、动态性、非量化和主观性的特征,导致FDI区位选择的决策过程复杂化,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两大类的影响因素的这一特性,努力探求和优选各因素的最佳结构方式。第三,投资区位决策是决策是一个动态的决策过程,东道国区位因素与企业因素各自的变化或同时的变化都影响到区位决策的效率。如,政府干预可以快速地改变一国区位优势;投资者评价区位优劣的标准与观念等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和调整;企业规模、战略随着跨国经营状况不断变化,导致区位决策表现出一定的时效性。因此,企业必须以动态决策的眼光,在综合考虑两大因素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行区位选择决策。
(二)政策建议
1、我国FDI活动有其特殊性,发达国家的FDI
是在企业拥有竞争优势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企业竞争优势对外的延伸[4],而我国FDI是企业谋求竞争优势的途径。因此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基准有两个方面,一是保持和发挥现有的竞争优势,二是寻求和培育竞争优势。为达到这种目标,我国企业FDI区位的选择有两个方向,一是以发展中国家作为我国企业FDI的主要区位选择。可以考虑把非洲、中亚、中东、南美等地区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位,以积累海外经营经验、降低风险、充分利用与保持相对的竞争优势。二是兼顾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投资,以便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当然,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投资区位是我国FDI区位选择发展的方向,但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未来发展趋势则主要由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海外市场经营经验的积累及企业竞争力状况等综合因素决定的。
2、发挥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
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多而复杂,企业为获取更多的信息而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或是延误了最有利的进入时机。作为政府相关部门及投资促进机构应为企业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帮助企业正确进行风险评估、恰当选择投资地域并与当地各种力量建立良好的关系。政府可以建立促进海外投资的情报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为企业FDI提供相对准确、全面的信息。
参考文献
[1]DUNNING J H.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Economy[M].Newyork:Addision-Wesley Publishing Ltd,1993:122-135.
[2]詹小颖.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1,(1).
[3]王增涛.FDI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及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2,(3).
例析“工业区位选择” 篇11
材料一 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湖北设铁厂，考虑的厂址是大冶或省城武昌附近的汉阳。1893年，铁厂最终在汉阳建成投产。下图是19世纪末湖北省局部区域示意图。
[河流、湖泊][主要水运航线][城镇][枪炮厂][铁矿][煤矿][图例][汉][水][汉口][汉阳][武昌][马鞍山][大冶][长][江]
材料二 1955年10月，武汉钢铁厂在武汉市东郊长江南岸破土动工，1958年9月建成投产。2011年，汉阳铁厂遗址保护性改造工程启动，原址上将建设一座博物馆，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基地。
（1）据材料一，指出与大冶相比，当时在汉阳建铁厂的区位优势。
（2）结合所学地理知识，分析若1955年选择在汉阳铁厂原址建设武汉钢铁厂，可能会对武汉的城市发展造成哪些不利影响。
解析 本题综合考查工业区位选择与评价的方法与能力。第（1）题，注意提取枪炮厂等图例信息，并围绕工业区位主要因素比如交通、市场、原料等展开分析。第（2）题，应从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方面进行分析，即工业规模的扩大会造成用地紧张；同时钢铁厂环境污染较严重，钢铁厂原料和成品运输量较大，会造成城市交通拥堵。
答案 （1）接近市场（枪炮厂）；有技术、人才优势；水运（交通）便利，接近燃料地（马鞍山煤矿）。（2）城市用地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
例2 读“汽车产业链结构图”，完成后面的题目。
[汽车研发
与设计][汽车销售
与服务][汽车产业][整车制造（铸、锻、热、焊、冲压、电镀等）][销售（整车及零部件）][服务（保养、维修、金融、保
险、广告、加油、停车等）][文化业（展览、博鉴、体育、旅游等）][ P ] [汽车制造]
（1）从产业链角度看，P代表的产业最有可能是（ ）
A．配套产品生产（仪表、轮胎等）
B．汽车研发（发动机、变速箱等）
C．农机制造（拖拉机、农用车等）
C．能源加工（石油、天然气等）
（2）影响汽车服务业布局的主导因素是（ ）
A. 原料 B. 市场
C. 动力 D. 劳动力
解析 此题考查工业联系及影响工业布局的主导因素。第（1）题，从题干要求“从产业链角度看”，即“从产业之间的关系看”可知，各环节之间相互影响，P代表的产业比较符合配套产品生产。第（2）题，汽车服务业主要是销售和售后服务，因此影响其布局的主导因素是市场。
答案 （1）A （2）B
点拔 工业区位选择的技巧
（1）对工业区位进行选择时主要从以下思路进行分析：
进行工业区位选择与评价必须坚持“综合性原则”。一个地区各地理事物的合理布局必须是综合考虑了该地区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后，根据地理事物发展的具体要求和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作出的综合部署。
从经济效益角度，工业区位应选择在原料和劳动力充足、质优价廉、市场近且庞大的地区，但这样理想的条件在一个地区是难以俱全的，在现实的厂址选择时，应从工业生产自身特点出发，将工业区位选择在生产成本最低而获取利润最高的地方。此外，工业区位选择从宏观上应侧重社会效益，考虑国家政策、个人偏好、国防安全、工业惯性等；从微观上兼顾生态效益，考虑所布局的工业是否具有环境污染，工业污染的类型和程度，以期最终取得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2）工业主导因素及工业指向类型的判断
工业主导因素，即优势条件。工业指向（导向）类型的划分往往是以影响工业区位因素的主导因素进行的。主导因素的确定，首先要看工业部门的性质，然后结合具体的区域，从各方面进行分析。当然，工业区位因素是在发展变化的，不同指向型工业区位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工业区位因素的评价更要侧重于对其发展变化的评价分析，工业指向类型的判断除按一般原则外，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属于劳动力指向型，而微电子（集成电路）、高级时装则属于技术指向型；南京、北京的石化工业属于市场指向型，而大庆、辽阳的石化工业属于原料指向型；普通家具厂属于市场指向型，伊春家具厂布局的主导因素则是原料指向型；瓶装饮料厂属于市场指向型，从长远来看，影响其布局的主导因素是水源；乳品生产一般需要接近市场，而伊利集团呼和浩特乳品生产基地属于原料指向型；新疆的棉纺织工业属于原料指向型，上海的棉纺织工业则属于市场指向型。
劳动力指向性工业会随着劳动力数量、素质及工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如我国的劳动力指向型工业正在经历从沿海向内地迁移的阶段。劳动力的素质并不专指劳动者的文化程度，还包括劳动者的经验和劳动熟练程度。
1．水产品加工业的主导区位因素是接近（ ）
A．劳动力市场 B．消费市场
C．技术条件好的企业 D．原料产地
2．把接近消费市场作为主导区位因素的是（ ）
A．水产品加工厂 B．飞机制造厂
C．炼铝厂 D．食品厂
下图示意某城市交通、工业区的分布。读图，完成3、4题。
[盛行风向][图例][N][0 2km][市中心
机场
市界
运河
高速公路
主要公路
传统工业区
新工业区]
3．该城市传统工业区空间形态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
A．受地形影响 B．运输方便
C．考虑盛行风向 D．接近居住区
4．该城市新工业区的区位优势在于接近（ ）
A．高速公路 B．市中心
C．运河 D．机场
某企业集团计划新建一有色金属冶炼厂，下图是甲、乙、丙、丁四地的成本分析图，读图回答5、6题。
[12
9
6
3][运费及能源费用][甲 乙 丙 丁] [ 9
6
4
2][加工费][甲 乙 丙 丁] [工资][甲 乙 丙 丁] [ 4
3
2
1]
5．从企业生产的经济成本考虑，最适宜建厂的地点是（ ）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6．该企业最终选择在乙地建厂，主要原因是（ ）
A. 接近原材料产地和市场
B. 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C. 交通便利，劳动力丰富
D. 经济、社会效益好
参考答案
区位影响 篇12
早在1902年萨姆巴特 (w.Sombart) 在德国提出城市基本和非基本活动概念, 通过城市规划进入英、美等国, 经过海格 (Robeat M.Haig) 和霍伊特 (Homer Hoyt) 发展, 形成著名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经济地域综合体的权威科洛索夫斯基、前苏联国家计委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主席涅克拉索夫及学者阿甘别吉扬等一致认为其经济意义在于能够促成区域内各经济部门的有机结合, 提高产出能力和效益, 综合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保护自然环境。能源因素对经济区位有较大影响 (《经济地理学》李小建、李国平1999) 。
一、区位优势的构成
一般而言, 区位优势综合表现为五种优势, 包括:
1.地处地理气候带空间优越位置。如温带、亚热带、热带等。
2.地处大自然物体空间优越位置。通常指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在大江、大河、大海、湖泊流域和大山脉区域中所处的位置。
3.地处交通大动脉空间优越位置。如处于几种交通运输网络的枢纽或节点位置, 处于两种以上交通运输网络的连接点等。
4.地处大都市、城市群、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优越位置。包括本身就是大都市、城市群、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中的一员或是靠近两种情况。
5.地处特种自然资源区位优越位置。通常指一个城市或地区蕴藏丰富的矿藏、林木、水等自然资源。
二、阳泉区位优势的主要来源
我国1966年开始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的远景发展规划纲要中就中西部开发措施提出:能源———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煤炭工业基地, 应用超高压输电技术将水电站和坑口火电的电力输向东部的“西电东送工程等 (《中国区域发展导论》胡兆量1999) 。阳泉城市基本/非基本比率, B/N比为1∶0.25或100∶25。周一星教授将阳泉市鉴定为IV1煤炭工业城市, IV1A专业化的煤炭工业基地城市 (煤炭2, 电力1) 。阳泉作为山西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城市, 都不同程度地享有以上五种区位优势。
阳泉以往的经济发展基本倚重了第五种区位优势, 即拥有丰富的煤炭等矿产资源的自然资源区位优势, 而恰恰是这第五种区位优势, 因其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往往带有明显的消耗性, 反而出现经济越发展自然资源区位优势越削弱的趋势。这也是阳泉今天面临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的原因。《中国21世纪议程》文本包括: (1) 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 (2) 社会可持续发展; (3) 经济可持续发展; (4) 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保护环境和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自然资源学》蔡运龙1996) 。因此, 对阳泉区位优势的再认识, 一是要充分挖掘阳泉所拥有的其他四类区位优势, 让这些区位优势成为支撑阳泉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基础, 二是尽量延长自然资源区位优势对阳泉经济发展的作用时间。遵循这一思路, 阳泉的区位优势来自于以下一些方面:
1.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的自然带空间优势。阳泉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气候温和, 光照充足, 年平均气温10.5℃, 七月份气温最高, 平均24.1℃, 一月气温最低, 平均-4.7℃, 年平均降水量644毫米, 年平均风速2米/秒, 全年无霜期214天。具有优良的工、农业生产和人居气候环境。
2.背靠太行山脉的地理空间优势。阳泉地处山西省东部, 太行山中段西侧, 位于东经112°54′～114°04′, 北纬37°40′～38°31′。境内地貌以山地为主, 矿藏丰富, 水源充沛, 独特的山城景观不仅为旅游、生态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而且伴随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绿化工程的推进, “蓝天、碧水、青山、绿地”的城市名片正在打造之中。
3.地处公、铁交通大动脉的交通空间优势。阳泉交通便利, 是连贯东西的交通枢纽。从铁路运输来看, 全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复线———石太线横穿市区, 东接京广线, 西连同蒲线, 南连阳涉线, 京太高速铁路和神黄铁路也途经阳泉, 将极大地拉近阳泉与京津冀城市圈及主要出海口的经济距离。公路运输更是形成了由高速公路、国道及市内道路为骨架的横贯东西, 纵穿南北的网络。目前山西省第一条高等级出省公路——太旧高速公路穿境而过, 与京珠高速、京津唐高速相互贯通, 成为连接东西的重要通道, 正在建设中的阳五高速公路, 将打造阳泉与晋北、蒙中、蒙西的快速联系通道。东西走向的307国道和南北走向的207国道在阳泉市区交叉, 奠定了阳泉的公路运输枢纽位置。其他以市区为中心, 辐射所辖县区、乡镇及邻近省、市的省级和市级公路网络更是密集交织, 以及距离太原和石家庄机场各自100公里的空间交通优势, 共同构筑起阳泉的交通区位优势。
4.临近大都市、城市群、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类经济空间优越位置优势。阳泉自身虽然不是一个大都市和经济文化发达地区, 但其东临石家庄、西连太原, 依靠明显的交通优势, 便捷地融入到京津冀都市圈中, 据此享有了类经济空间优势。如图1所示, 阳泉位于三个城市圈或城市经济带的交汇点, 阳泉东北方向的京津冀都市圈乃至环渤海经济圈, 是我国第三大经济圈和未来经济的主要增长极;位于阳泉西北的晋北与蒙中、蒙西经济圈是我国最富集、经济增长速度最快, 城市化进程最迅速的区域之一;阳泉南面的冀豫晋三省交界的经济带, 则是中等城市的密集之地, 经济增长和城市化需求潜力巨大。另一方面, 因为阳泉自身不在京津冀都市圈之内, 便与这个都市圈内的城市, 特别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 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了一定的成本差距, 可以利用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实现某些互补和替代式发展。阳泉可谓是连接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最佳交汇点之一, 具有较强的经济吸纳和辐射功能, 应成为阳泉选择培育新兴主导产业时必须给予特别重视的优势。
5.地处自然资源丰富区域的资源空间优越位置优势。阳泉以往的经济发展建立在资源优势, 特别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优势基础上, 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其随开采量增加而逐渐削弱的特点, 这也是阳泉要完成资源型城市转型, 延长资源型产业的生命周期, 寻找新兴接续性产业的现实意义所在。但并不意味着阳泉的资源区位优势已经消失殆尽, 只是对阳泉今后的经济发展而言, 如何尽量延续更长时间的资源区位优势, 怎样提升资源区位优势的附加价值创造作用, 让资源优势不仅利及当代, 更能造福子孙。
三、阳泉区位优势对其产业选择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如前所述, 阳泉以往的产业选择和经济发展过于倚重第五类区位优势, 造成对其他几类区位优势认识不足和挖掘不够。在重新审视和深入挖掘阳泉的各类区位优势的基础上, 可以看出它们对阳泉今后的产业选择和经济发展都蕴含很深的意义。
1.自然带空间优势和地理空间优势对阳泉的经济发展意味着, 阳泉可以拓宽树立新的产业和经济优势的资源视野, 山青水沛的自然地理条件, 四季宜人的气候环境是可再生却不可完全复制的资源优势, 依据这类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业等, 将既拓宽阳泉的产业选择范围, 又提升城市功能和品位。
2.交通区位优势在阳泉以往的经济发展中只能说是支撑了其资源型产业的发展, 但并没有被充分发挥并据此形成优势产业, 因此, 阳泉今后的产业选择和经济发展必须将挖掘发挥交通区位优势放在重中之重, 这对阳泉意味着, 阳泉必须依靠交通距离来缩短空间距离, 发挥东西、南北交通大动脉上的节点优势, 倾力发展商贸物流业, 建立大市场, 实现东西物资、商品的大流通, 并在大流通中吸引聚集生产要素, 实现从“流”到“留”的转变, 以真正发挥和放大经济聚集与辐射作用。
3.类经济区位优势对阳泉的经济发展意味着, 阳泉可以立足于创造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主的, 延伸到晋蒙、晋冀豫经济带的都市服务型产业, 在阳泉独特的资源与区位供给要素与都市圈的新兴产品与服务需求之间寻找契合点, 放大产业发展空间。同时, 利用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有利契机, 积极融入京津冀都市圈的产业链和承接其产业转移, 对晋蒙和晋冀豫经济带而言, 则可以作为阳泉在更宽阔的区域空间建立产业集群, 实现区域产业对接, 发挥区域协作效应的经济空间范畴。
4.资源区位优势对阳泉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在阳泉未来的产业体系中一方面要延伸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 扩大资源型产业的下端制造链条;另一方面, 要发展为资源型和资源延伸型产业和企业提供专业化、高水平服务的专业服务业, 增加资源型产业的附加值。
以它山之石, 攻我山之玉, 借鉴国内外先进发达地区宝贵经验, 阳泉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独特的区位优势必将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凸显出其优势, 发挥出其最佳效益。
摘要：随着全球一体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我国经济目前进入快速增长期。阳泉作为山西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 区位优势将直接影响到城市的产业选择, 且对阳泉市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