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区位决策因素分析

企业区位决策因素分析（共7篇）

企业区位决策因素分析 篇1

一、文献回顾

外国直接投资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是国际投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Pain的研究认为, 一个地区生产成本的优势是吸引直接投资流入该地区的重要原因。毛新雅等人的研究发现, 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及能源供应的城市是直接投资选择的重点地区。Friedman等发现, 接近市场对外商在美国的投资区位决策有着重要的正面影响。Barrell & Pain、鲁明泓等人的研究都证明, 市场规模的大小是影响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Ray Barrell和Nigel Pain的研究表明, 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是根据其贸易对象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魏青山、王任飞侧重分析了我国各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对吸引外资流入量的差异。沈坤荣、田源重点研究了我国各省市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对吸引外资的影响。程惠芳、阮翔 (2004) 的研究表明,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直接投资流量正相关。对外经贸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考察了我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动机, 主要包括开辟国外市场 (含带动出口) , 实现企业总体战略目标, 利用国外市场的资本, 避开东道国的进口限制, 利用当地的低成本投入等。

二、理论假设、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1.理论假设与变量的选取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选取我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金额 (FDI) 作为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的选取: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并选取相关的解释变量。

假设一:生产成本是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东道国生产成本的高低与我国企业是否选择在该国投资存在反向的相关关系。作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 成本是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生产要素成本便成为重要的区位因素。据此选择解释变量1: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 用工人平均工资 (WAGE) 表示。

假设二:我国企业倾向于在市场规模较大、更具发展潜力的国家进行投资。一般来说, 外国投资者青睐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鲁桐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 考察了我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动机, 结果证明, 市场规模因素和市场的接近性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2: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大小, 用东道国的GDP来表示。

假设三:我国企业更愿意在基础设施完备的国家投资。大量的文献证明, 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直接投资的流向。“基础设施水平可能会通过减少交通运输和通信收集等方面的成本, 从而影响投资的收益” (魏青山等) 。解释变量3: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INFRAS。

假设四:贸易与直接投资是互补关系, 我国企业会选择在两国贸易量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小岛清认为, 直接投资会产生与国际贸易的互补性。程惠芳、阮翔对这个假设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解释变量4:我国与东道国双方的贸易量 (TRADE) 。

假设五: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会影响该国对外资流入的吸引力, 我国企业会选择在开放程度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 说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越重要, 也说明该国与他国的经济联系越紧密, 开放程度越高。解释变量5:东道国的外贸依存度 (DEP) 。

假设六:我国企业会选取与我国历史、文化、语言等联系更紧密的近邻国家进行投资。可能是由于文化、语言、宗教等人文因素难以量化, 尽管大多学者认为人文因素会影响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但在他们的研究中却很少将该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去。文化亲和力能吸引文化相近国的直接投资, 文化相近可以降低信息成本。解释变量6:文化因素 (LIT) 。

假设七:我国企业将优先选择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投资。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直接投资的发生应该是投资国国内边际产业的转移。我国本身是发展中国家,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 如果以发达国家作为主要投资对象国, 可能违背比较优势原则。透过历年数据, 我们发现,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5%以上, 这从经验事实上初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解释变量7:东道国发展水平类型 (CT, 指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 。

2.模型的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假设及其代理变量, 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x表示国家下标, t表示时间下标, xt即为t时期x国家的相关数值, ε0为随机扰动项。

3.数据来源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FDI的样本来自:截至2008年底, 我国企业累计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国家 (地区) 。在搜集数据的过程中将部分无法获得连续数据的国家以及作为“避税天堂”百慕大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从样本中剔除, 剩下香港、美国、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共17个国家或地区。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2003年后更名为《中国商务年鉴》) 各期中“中国批准海外投资企业统计表”。

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与说明: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联合国贸发委官方网站等, 经计算而得;变量6文化差异性 (LIT) 和变量7东道国发展水平类型 (CT) 设置虚拟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虚拟变量除外) 进行了对数处理, 以对数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三、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 (Panel Date) 进行回归分析, 运用EViews 3.1计量软件作为分析工具, 采用的是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

注:①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②括号上方为各变量的系数, 括号内为各变量的t 检验

模型1和模型2的区别在于: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 加入AR (1) 项后进行回归, 目的是对残差项的序列相关性进行检验。

模型1中, R2为0.864, 调整后的为0.858, 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 模型的整体F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模型在统计上是可靠的, 大体可以解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因素85%以上的差异性。一般认为, 当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即R2较高, 而标准误差 (S.E.Regression) 较大时, 变量之间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而模型1中, 标准误差仅为1.72, 说明变量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DW统计量是对残差项的序列相关性进行检验, 如果它比2小很多, 则证明这个序列正相关, 如果DW统计量不小于1.5, 则说明尽管序列之间存在正相关, 但正相关并不明显, 对模型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模型1中DW值为1.77, 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在模型2中, 考虑了残差项的序列正相关问题, 即加入了AR (1) 进行检验, 通过表3可以看出, DW值差不多等于2, 很好地解决了残差项的序列正相关的影响, 但同时, 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降低, 在0.8左右, 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也变差, 甚至变量ln GDP不能通过检验, 显著性水平达到0.298, 此时该变量已经没有统计上的意义。

模型1和模型2显示, 变量ln GDP的解释力不强, 显著性水平也不高, 在考虑了序列相关性之后, ln GDP甚至不能通过检验, 因此剔除该变量, 回归结果见模型3。与模型1相比较, 在删减了变量ln GDP后, 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下降, R2为0.84 (调整后的R2为0.83) , 模型的各变量显著性水平 (除变量CT外) 和模型整体显著性水平在1%上, 因此仍然是比较理想的结果。同时可以看出, 变量的删减并没有造成模型估计结果出现重大偏差, 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系数大小的变化也不是很明显, 因此可以认为, 模型的稳健性比较好, 回归分析的结果是可以信任的。

根据回归结果, 结合本文的基本假设, 有以下主要发现:

1.

与前面的假设四和假设五相一致, 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 会优先选择与我国贸易量大并且经济开放度高的国家。贸易和投资的关系, 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出明显的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在3个模型中, 变量ln TRADE的系数高达1.66、1.63和1.91, 变量ln DEP的系数分别为1.57、1.17和0.83, 这说明被解释变量ln FDI与这两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相关性。

2.

文化的相似性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有着重要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变量LIT的系数非常高, 最小为2.53, 最大达到2.67。选择在文化相似的国家、主要是邻近的亚洲国家投资, 可以使企业准确把握当地的消费者偏好, 适应当地的投资环境, 以及充分利用当地华人华侨的人脉资源,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变量CT即国家发展水平类型的系数为正, 最小值为0.99, 表明回归结果和我们的预期相一致,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优先选择发展中国家。

4.

变量ln WAGE的系数为负, 3个模型的结果分别为-0.69、-0.65、-0.59, 显著性水平都在1%上, 由此可以判定, 劳动力成本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5.

变量ln GDP在模型1中系数为0.62, 在1%水平上显著, 但在模型2中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可以认为, 市场规模因素对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一定影响, 但其影响并不显著。

6.

与预期相反的是, 变量ln INFRAS在各模型中的系数均为负数, 这说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存在负相关关系, 我国企业会选择在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进行投资, 而不是水平高的国家, 这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惑。造成这种结果可能原因如下: (1) 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 我们在选取衡量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时, 主要选取的是一些总量指标, 而不是各国的人均指标, 这可能导致某些大国 (如俄罗斯) 的得分值偏高。 (2) 变量CT即国家发展水平类型在我们模型中的影响。由于我国企业的主要投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普遍较低, 例如样本中的越南、南非、哈萨克斯坦等国,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得分都很低。而且, 选择在某些国家投资可能是出于某些特殊动机, 例如, 在哈萨克斯坦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得能源。

四、结论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 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 东道国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会对区位选择产生较大影响, 包括东道国的经济开放度、东道国的发展水平类型、东道国与我国的双边贸易量以及两国间文化的相似性等, 这些因素对我国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产生了正向影响;东道国的生产要素成本与我国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负向影响, 即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 我国企业会倾向于在工资低的国家 (地区) 进行投资。市场规模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存在一定影响, 但影响不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 在现阶段,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强烈的成本驱动的特征, 而以规模经济、集聚经济、人力资本等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全球战略, 目前尚未成为支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这说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仍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参考文献

[1]程惠芳, 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FDI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 2004 (11) .

[2]鲁明泓, 潘镇.中国各地区投资环境评估与比较:1990—2000[J].管理世界, 2002 (11) .

[3]王剑, 徐康宁.FDI区位选择、产业聚集与产业异质——以江苏为例[J].经济科学, 2005 (4) .

[4]魏青山, 王任飞.基础设施与外商FDI的区位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5 (1) .

[5]Friedman, Joseph.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Fac-tors Affectingthe Location of Foreign Branch Plantsin The Unit-ed States[J].Global Finance Journal, 1996, 7 (2) .

[6]Ray Barrell, Nigel Pain.Trade Restraints and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Flow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 :29-45.

企业区位决策因素分析 篇2

商业信用作为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础, 是指厂商在进行商品销售时, 以赊销的形式即延期付款所提供的信用。对于处在发达市场经济中的企业, 大多数都把信用政策的扩张看做是一项重要的融资资源。就学术界关于商业信用决策动因的理论分析来看, 国内的相关文献甚少, 更没有人对此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这既与我国学术界对商业信用理论的研究甚少有关, 也反映出商业信用决策研究的迫切性和现实价值。在国外学者的大量研究中, 尽管有关商业信用的文献还在不断发展, 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实证检验过。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搜集相关数据, 对非金融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或现金折扣、商业信用的期限以及信用期是否延长是由哪些主要动因和不同企业特性决定进行实证检验。这一研究不仅可为西方商业信用理论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是否适用提供证据, 丰富商业信用领域的学术文献, 而且通过考察样本企业的商业信用管理状况, 可以为我国企业商业信用决策实务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借鉴。

二、文献回顾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一是有关商业信用决策动因的研究, 二是有关企业特征对商业信用决策影响的研究。

(一) 有关商业信用决策动因的研究

1.信息不对称动因。信息不对称主要有两种形式: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和付款时间的信息不对称。

(1) 产品质量:该信息不对称易引发逆向选择行为。Lee和Stowe (1993) 认为, 不能做出产品质量承诺的企业为了转嫁质量风险, 会通过提高现期支付折扣率的方式敦促客户及时支付货款。然而, 现期支付折扣率的提高等于变相的降价, 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 会通过降低质量的方式来节约成本。与此同时, 消费者对产品的期望也随之降低, 那么消费者就会要求厂商降价, 由此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而循环的最终结果就是交易消失。

(2) 付款时间:当交易发生时, 卖方不知买方能否按时付款, 便将信用期限内及时付款的奖励政策视为一种策略, 并以此来判断买方是否存在不付款的可能性。

2.效率动因。Ferry (1981) 的研究表明, 货币的产生有效解决了物物交换过程中双方需求难以满足的矛盾。然而,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交易费用的类型、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为了减少交易费用, 商业信用也随之诞生。Emery (1984) 的研究发现, 商业信用可以有效地降低部分交易成本, 帮助企业提高运作效率。另外, Stowe和Gehr (1985) 认为付款行为与交货行为的分离能够规避货币被窃取的风险, 故有效降低了交涉成本以及员工监督成本。所以, 对于供应链管理和付款交易成本减少这两方面来看, 商业信用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

3.融资动因。一般来说, 商业信用是相对金融借款更廉价的财务资源, 因此可将其视为卖方面向买方的一类无息借款。相比银行信用, 商业信用更具有吸引力, 主要原因有: (1) 相对于银行昂贵的信息成本, 商业信用可以帮助厂商以低成本及时而准确地获取客户的相关信息, 并以客户的订购时间、订单数量等信息为基础分析、了解客户的运营状况, 以商业信用为基础分析、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 从而判断是否需要持续地跟踪预测以降低减少风险、减少损失。 (2) 客户会理性地选择供应商, 而供应商的更换会产生更为高昂的信息成本, 因此, 在对客户的控制力方面, 企业要强于金融机构, 因为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控制往往要诉诸法律手段;另外, 当发生违约时, 企业能够比银行更为轻松地挽回财产损失。同时, 由于很多企业能够提供商业信用,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同业之间的竞争, 因此, 商业信用价格要比银行信用价格低得多。

Stiglitz和Weiss (1981) 认为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由于小型企业不具备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与财务制度, 使得银行不愿意对其发放贷款。在此情形下, 企业将商业信用视为银行信用的一种替代资源而广泛使用。Cheng和Pike (2003) 的研究表明, 通过向客户提供信用可以降低基于现金买卖的随机现金流模型的不可预见性, 利用过往经验分析客户付款行为, 企业就能准确估计未来现金流并降低预计的现金需求。

4.投资动因。通过投资可以增加财富, 而由此带来的销售机会可以增加股东价值, 投资动因分析正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而每售出一件产品或售出一次服务都是一次独立的交易, 短期资产管理的理论正是以此为起点发展并壮大的。但是, Copeland和Khoury (1980) 的研究则将应收账款项目视为一种投资行为, 而非销售的被动结果。Neale和Shipley (1985) 认为, 若企业以提供信用条款来抬价并产生一种延迟付款的隐性利息收入, 当隐性利息收入大于企业资本成本时, 商业信用就此创造了现值收入。Ng (1999) 等人的研究表明, 商业信用的决定有时也被视为长期投资的观点, 企业需要与客户建立一种长期交易的关系。Jacob (1994) 认为提供商业信用可以帮助寻找客户与保持客户关系, 从而打下夯实的客户基础并产生更大的收益, 因此, 商业信用是一种战略投资。Smith (1987) 认为商业信用的提供其实是卖方发出的一种信号, 表明卖方愿意与买方长期合作。

5.市场和竞争力动因。Kaplan (1967) 认为商业信用可以促进销售并开拓市场, 在产品或服务售出的整个流程中, 商业信用都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他认为信用的功能不能只被看做纯粹的融资工具, 而应该看作是一个推销工具。Shipley和Davis (1991) 为这一观点提出了实证支持, 在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提供商业信用是选择供应商的重要标准之一。另外, 由于季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了需求的无规律性, 因此, 企业可通过信用紧缩的方式抑制旺季需求, 通过信用扩张的方式刺激淡季需求。因此Nadiri (1969) 认为商业信用对于平稳需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mery (1984, 1988) 的研究则表明商业信用可以减少由资金需求波动性引起的财务压力。其次, 商业信用也是公司定价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Schwartz和Whitcomb (1978) 认为信用用期限的增长和现金折扣的增加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以有利可图的条款可以压低价格。而具有不同弹性需求的客户通过信用条款来控制价格。Mian和Smith (1992) 则认为这样的方法在增加了卖方定价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同时, 卖方能够避开竞争者的价格限制, 故无需惧怕竞争者报复。但由此产生的价格歧视被用来开发市场的回报越大, 则商业信用就越有可能进一步扩展。

在国内, 郑少峰 (2002) 的研究表明, 作为企业间的一种结算手段, 商业信用也可看做是企业之间相互融资的一种方法。卖方通过提供商业信用而形成债权, 买方通过接受商业信用而形成负债。卖方的债权可看做是一种短期投资, 利用该投资方式, 卖方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 售出更多的产品或服务, 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买方的负债可看做是一种短期融资, 利用该投资方式, 买方可以降低资金成本, 解决资金难题, 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岳意定和厚福宏 (2005) 分别从信息提供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对商业信用的理论动因进行了阐述, 并对价格歧视优势、融资比较优势、信贷配给、促销动机、降低交易成本等理论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徐绪松和陆隽 (2006) 以信号理论的博弈模型为基础分析了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的关系。刘明权、徐忠和赵英涛 (2005) 对商业信用存在的价格歧视动机、降低交易成本动机、促销动机、质量保证动机、融资比较优势、融资性动机、信贷配给理论等动机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总体看来, 目前国内学者在商业信用动因方面的研究仍较少。

(二) 有关企业特征对商业信用决策影响的研究

Main和Smith (1992) 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销售渠道以及生产季节性销售决定了商业信用政策的选择。Cheng N.S.和Pike R. (2003) 的研究表明商业信用决策主要受企业规模, 销售渠道、销售季节性、竞争程度、产品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行业因素等决定的。另外, Haworth C.和Rebar B. (2003) 的研究发现商业信用是否延期是由公司规模、成长速度、所处行业、供应商渠道、与供应商关系以及是否使用长期融资资源决定的。Summers B.和Wilson N. (2003) 也认为商业信用决策主要受企业规模、财务状况、销售渠道、产品性质、行业因素、客户关系等因素决定的。

笔者认为, 对于我国企业来说, 除了西方文献所述的特征可能影响商业信用决策外, 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 我国企业存在国有和非国有的性质差异, 国有企业会更多地受到政府的干预, 体现更多的政府行为, 这一制度环境的差异有可能对商业信用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前面的文献回顾中, 我们知道企业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了解客户的现金流状况, 通过延长商业信用天数来了解产品、服务的质量;基于效率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可以减少合同成本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基于融资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增加现金折扣和延长信用期限, 向客户提供融资渠道, 稳定现金流的储备;基于投资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进行长短期投资, 发展重要客户关系;基于市场和竞争力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平衡季节性生产, 提升与客户的合作形象, 通过提供现金折扣和延长信用期限, 改变企业的定价策略, 降低价格, 刺激市场需求, 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因此,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提出关于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和企业商业信用政策两方面的假设。

H1: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 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以及市场和竞争力动因的影响。

H1-1: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商业信用期到底给多少天会受到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以及市场和竞争力动因的影响。

H1-2: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企业是否提供现金折扣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以及市场和竞争力动因的影响。

H1-3:在企业给定商业信用天数的情况下, 企业是否延长商业信用天数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以及市场和竞争力动因的影响。

我们通过前面的文献回顾发现, 公司的规模越大, 企业越不会提供商业信用, 提供的商业信用天数越少, 越不可能延期;季节性销售型企业, 提供的信用天数较多, 并且会延长信用天数;直接销售型企业, 也会提供较多的信用天数并延长信用期, 其他销售渠道的企业则相反;竞争性越激烈的企业, 越会提供较多的信用天数并延期;从战略角度来看, 以产品质量竞争的企业非常认同商业信用提供了一个提升企业形象的机会, 但是并不会通过提供现金折扣、延长信用期等商业信用政策提供给客户;而主要靠成本竞争的企业会非常认同提供现金折扣等同于价格折扣。此外, 基于我国企业制度上的特殊性, 我们认为国有股比例表明国有出资的份额, 国有股比例愈高, 其客户具有更良好的持续经营和偿债能力, 这很有可能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决策。

因此,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选择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七个因素作为企业特征的考察变量, 提出关于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和企业商业信用政策两方面的假设。

H2: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 是基于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H2-1: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商业信用期到底给多少天会受到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H2-2: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企业是否给现金折扣会受到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H2-3:在企业给定商业信用天数的情况下, 企业是否延长商业信用天数是基于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搜集相关数据并对有关命题进行实证分析。本次问卷发放地区为江苏南京, 共发出问卷150份, 回收126份, 剔除金融企业、填写不清楚及有疑问的问卷后, 有效问卷为85份, 构成了本文统计检验的观察样本。

1. 假设一的检验。

本文借鉴Cheng和Pike (2001) 的相关研究, 对因变量的选择, 本文设置三个虚拟变量分别刻画:是否提供商业信用 (CR1) 、是否在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提供现金折扣 (CR2) 、是否延长商业信用期限 (CR3) , 其中提供商业信用、提供现金折扣及延长商业信用期为1, 否则为0。商业信用提供天数 (CRD) 也为考察变量, 具体天数通过调查问卷结果经处理后获得 (在调查问卷填写的天数范围中取中位数) 。

自变量为前述商业信用的五大动因, 每一个动因可通过被细化的具体动因的分数加总后获得, 每一个细化的具体动因设置1~5分, 打分越低说明被认可的程度越低, 分数越高则说明认可程度愈高。具体而言, 信息不对称动因和效率动因均由两个细化的动因构成, 样本最大值可达到10, 最小值为2;融资动因、市场和竞争力动因在问卷中分别由四个具体的动因构成, 样本最大值可达到20, 最小值为4;而投资动因由三个具体动因构成, 样本最大值可达到15, 最小值为3。

各变量的定义解释及衡量方法见表1。

对是否给予商业信用、在给予商业信用的情况下是否提供商业现金折扣以及是否延长商业信用天数三个虚拟变量的动因分析, 本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加以检验。Logistic模型如下:

给予商业信用天数检验模型如下:

2. 假设二的检验。本文借鉴Cheng和Pike (2001) 、Main和Smith (1992) 的相关研究, 本文设置了相同的因变量, 见表2。

关于自变量, 我们根据文献回顾和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 设置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为自变量。其中, 竞争程度 (COM) 按问卷调查中的激烈程度设置为1~5, 其中1表示非常激烈, 2表示激烈, 3表示一般, 4表示不激烈, 5表示非常不激烈。产品质量 (QUA) 按问卷调查设置为1~3, 其中1表示质量很高, 2表示质量较高, 3表示质量一般。价格高低 (PRI) 按问卷调查设置为1~5, 其中1表示价格很高, 2表示价格较高, 3表示价格一般, 4表示价格较低, 5表示价格很低。

各变量的定义解释及衡量方法见表2:

关于企业特征对是否给予商业信用以及在给予商业信用的情况下是否提供商业现金折扣、是否延长商业信用天数三个虚拟变量的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加以检验。Logistic模型如下:

关于给予商业信用天数检验模型如下:

五、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

(一) 假设一的回归分析结果

1. 是否给予商业信用的检验。表3列示了Logistic回归分析的检验结果:

从表3可以发现, 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及市场与竞争力动因这五个主要动因与是否给商业信用这一考察变量之间没有相关性, 这表明被研究的中国企业对于商业信用动因不重视, 在是否给予客户商业信用的问题上没有过多考虑驱动因素带来的效用问题。

2. 商业信用政策的检验。表4列示了在提供商业信用的企业中, 给予具体商业信用政策的动因分析的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下同。

通过表4发现, 信息不对称动因与是否向客户给予现金折扣负相关, 说明信息不对称动因对是否给予现金折扣有影响;而效率动因与是否向客户给予现金折扣显示正相关, 表明企业可以通过给予客户现金折扣达到加速资金回收率、减少交易成本的目的, 所以越认可效率动因就越会在信用政策中提供现金折扣。此外, 投资动因与是否向客户给予现金折扣也显示正相关, 表明当企业将投资动因视为短期投资时, 可以通过提供现金折扣向客户要求更高的价格, 在信用期限内产生一种延迟的隐性利息收入, 当隐性利息收入超过了卖方资本成本时, 商业信用就此创造了现值收入;而将投资动因视为长期投资时, 企业也可以通过提供现金折扣, 给予客户一定的销售优惠, 进而传达其希望与客户进行长期合作的信号。

而关于企业在已经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之下, 商业信用决策动因对企业是否向部分客户延长信用期的Logistic分析可以发现, 信息不对称动因与是否延长信用期负相关, 说明信息不对称动因对是否延长信用期有影响;此外, 效率动因与是否延长信用期也显示正相关, 而投资动因与是否向延长信用期也显示正相关, 这反映被研究企业既然认可可以通过提供现金折扣向客户要求更高的价格, 在信用期限内产生一个延迟的利息收益, 一旦暗含的利息收益超过销售的资本成本时, 商业信用就能够为企业带来现值收入, 那么企业对信用期进行适当的延长, 也不会影响企业获得这个延迟的现值收益, 而且还可以促进与客户的长期投资合作。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 效率动因与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在15%的水平下弱负相关, 即越认可效率动因, 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相对越短。这可能是由于企业非常认同商业信用不仅能够通过分离送货和支付环节来节约成本, 而且能够提高竞争力, 为实现这一目的, 信用期应相对较短。此外, 效率动因理论还认为提供商业信用是可以减少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成本的, 既然在没有提供商业信用的情况下, 需要通过合同的签订增加谈判及实施收款的成本, 那么同样, 一旦给出的商业信用天数太久, 收款期限过长, 也会导致现金流断裂等风险成本, 尤其在我国, 许多企业的应收账款中存在大量的拖欠款, 企业也没有能力做好相关的风险控制, 因此在认可效率动因的基础上, 企业也会尽量减少给予客户的商业信用天数。

研究结果表明, 投资动因与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负相关, 即越认可投资动因, 越会减少给予客户的商业信用天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正如文献回顾中所提及的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原因在于既可以把商业信用看做是一种短期投资, 也可以看做是一种长期投资;其区别在于短期投资是使得企业能够通过商业信用条款来要求更高的价格, 从而产生一种延迟的隐性利息收入, 当隐性利息收入超过了超过企业此次销售的资本成本时, 商业信用就能够为企业带来现值收入, 这样就形成了短期投资;而将商业信用视为长期投资, 则是站在保持稳定客户关系的角度带来长期的投资的未来收益;在我国, 客户关系的维护是牵涉很多利益关系的复杂系统, 显然对于企业而言, 企业更希望通过商业信用来获得实在的现值收入, 因此本文认为在企业确定给出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企业并不会通过较长的商业信用期限增加其长期投资价值, 而是会选择在有限的信用政策天数内抬高销售价格, 获得短期投资效用内的现值收入。

此外, 还发现融资动因与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负相关, 即越认可融资动因, 越会减少给予客户的商业信用天数。这表明企业能通过提供商业信用为客户提供短期融资渠道, 稳定销售收入的现金流, 做好收支的规划, 就不会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不考虑自己所承担的部分客户的不付款风险, 因此尽管企业认可融资动因, 但在制定信用政策时, 会考虑提供较少的商业信用天数来适当降低成本与风险。

(二) 假设二的回归分析结果

1.是否给予商业信用。

由表5可以看出, 只有公司规模与是否给商业信用在15%的水平下弱负相关。即公司规模越小, 企业越有可能提供商业信用。

2.商业信用政策的检验。由表6有关企业特征对企业商业信用政策检验的回归分析可知, 企业是否给予现金折扣与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正相关;企业是否给予现金折扣与价格高低负相关, 根据本文对于价格高低的定义及衡量方式, 我们发现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越高, 企业越有可能提供现金折扣。这是由于企业的销售价格越高, 企业越有可能在提供现金折扣的基础上获得大于销售资金成本的现值收入;此外, 企业是否给予现金折扣与销售季节性正相关, 这是由于季节性销售企业每个年度的销售收入不均衡。旺季时, 由于生产能力及规模的限制, 企业只能提供较少的现金折扣从而抑制过大的市场需求;淡季时, 企业提供较大的现金折扣从而刺激不断减少的市场需求。

通过关于信用期是否延期的回归分析, 我们发现企业性质与信用期是否延期负相关;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与信用期是否延期正相关, 即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越低, 企业越有可能延长商业信用期限, 这可能由于竞争性不高, 企业有稳定的市场, 因此有能力向客户提供信用期延期, 解决客户的暂时性财务困难以获得长期合作关系;此外, 回归分析还发现产品价格与信用期是否延期负相关, 即产品价格越高, 企业越会延长信用期限, 由于产品价格较高, 客户不一定能在信用期内付清款项, 企业为了达到原本提供商业信用的目的, 就会适当延长信用期限, 这样既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又能显示企业自身雄厚的财务实力。

最后, 关于提供商业信用天数的回归分析表明产品质量与企业是否给予商业信用天数正相关, 即产品的质量越不高, 企业越会提供较长的信用天数;对于很多企业而言, 如果实行的是低成本战略, 产品的质量一般, 就会通过提供较长的信用天数来获得更多的客户和销售渠道。此外, 我们还发现销售季节性与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天数正相关。即企业季节性销售的特征越明显, 就越会提供较长的商业信用天数, 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季节性销售企业每个年度的销售收入不均衡, 在淡季时, 为了刺激日益减少的市场需求, 企业以延长信用期限的方式来刺激需求。

六、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主要从商业信用决策动因和公司特征这两个角度分别对中国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及相应的商业信用政策进行了实证检验, 得出了如下一些主要结论:

在商业信用决策动因的实证研究中, 我们发现企业在考虑是否提供现金折扣时会受到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和投资动因的影响, 并且基于效率动因和投资动因会给予客户现金折扣。在考虑是否会延长商业信用期限时会受到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和投资动因的影响, 并且基于效率动因和投资动因会延长商业信用天数。此外, 研究还发现越认可效率动因、融资动因和投资动因, 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相对越少。

通过企业特征对企业商业决策的实证检验结果, 我们发现企业规模越小越会提供商业信用。而企业是否提供现金折扣与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及销售季节性有关, 并且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越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越高或销售季节性的特征越明显, 企业提供现金折扣的可能性就越高。此外, 研究表明, 企业是否延长信用期限与企业性质、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及产品价格相关, 并且企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性质越明显、所在行业的竞争性越低、产品价格越高, 企业延长商业信用期限的可能性就越高。

最后, 还发现产品质量与季节性销售的特征对企业给予商业信用天数有影响, 产品的质量越低或销售季节性的特征越明显, 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天数就越长。

参考文献

[1].郑少锋.论商业信用投融资决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3

[2].岳意定, 厚福宏.商业信用存在动机研究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出路.嘉应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 2005;2

[3].谭伟强.商业信用:基于企业融资动因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 2006;12

企业区位决策因素分析 篇3

关键词：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融资决策,融资效率,影响因素

中小企业板自2004年5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设到今天的发展过程中, 面临着许多困难, 不易确定融资决策更是其发展的主要瓶颈。而随着资本市场的日益复杂和创新工具的不断出现,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影响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因素比较多, 其中以融资成本、资本结构、融资风险、主体自由度、融资机制规范度、资金清偿力, 以及公允价值计量七个因素最为主要。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都影响着各种融资方式的融资效率, 并最终影响融资决策的选择。

一、融资成本对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

融资成本是企业融通资金所支付的代价, 主要包括融资费用和使用费。融资成本与融资效率成反比, 融资成本越高则融资效率越低, 反之则融资效率高。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要使融资时的成本降到最低, 就要在进行融资决策时选择对企业最有利、最优惠的工具。在中小板上市公司可选择的融资方式中, 内源融资的成本是最低的, 因为其资金来自企业的自身积累, 不会产生筹集费用也不需要支付利息。所以,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只有在内源融资不能满足资金需求时, 才应该考虑外援融资。但我国目前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内源融资水平并不是很高, 更多是倾向于外源融资。因此外源融资对融资决策的影响更为主要。外源融资的融资成本主要是指公司取得资金而支付的费用。包括资金筹集费用和使用成本。资金的筹集费用是公司在资金筹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 如发行手续费、资信评估费、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印刷费、律师费、广告宣传费等一次性发生的费用, 它通常作为融资额的一项扣除。资金使用的成本是指占用资金而支付的费用, 主要包括股票的股息、债券利息等。因此融资成本是决定上市公司融资决策的最直接因素, 即公司往往视股权融资成本与债务融资成本的相对大小而做出融资决策。

二、资本结构对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

资本结构是企业全部资本中, 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的比例关系, 即债权融资占全部资本的比重。资本结构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问题, 它的实质是资本成本在最小时, 必须保持适度的负债比率。资本经营的最终目的在于企业的财务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 从资本结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决策, 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做出合理的融资决策, 因而更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举债对融资有着重要影响企业举债增多, 破产机会也会随之提高, 破产成本也会相应增加。举债也会使企业股东和债权人在融资、投资和股权分配决策上相冲突, 迫使管理者在经营管理中更加谨慎。管理者应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权衡举债的风险和利益, 确定合理的资本结构, 通过对公司的治理重构和激励制度再造等政策, 确保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管理者应该在最佳资本结构的情况下, 使企业在进行融资决策时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充分运用财务杠杆的作用, 做出有利于企业资本结构和企业发展的决策。

三、融资风险对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

融资风险是指资金使用者使用不同来源的资金可能承受的损失。与融资效率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关系, 融资风险大则融资效率低, 反之亦然。由于股权融资和内源融资都不需要到期偿还本金, 也不受使用期限限制, 也没有不能按时清偿债务的而产生的风险, 所以它们的融资风险一般会低于债务性融资风险, 不过从控制权损失的角度讲, 股票融资风险远高于内部融资。这些风险和不利因素会使企业融资效率大大降低。因为债权融资需要企业对到期的债务如数偿还, 企业一直担负着到期还债的压力, 如果不能清偿债务, 企业会面临失去市场、丧失信誉等风险。而伴随着定期需要偿还的利息也易使企业周转陷入困境。不过在债务融资中, 流动性压力使企业流动负债风险大于长期负债, 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以一年以内的短期居多, 债券融资的期限一般要长于银行信贷融资。而权益性资金则没有使用期限, 没有偿债压力, 因此比债权融资优势明显。所以在融资决策中融资风险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四、主体自由度对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

融资主体自由度是指融资主体受约束的程度, 这种约束涵盖法律、规章、制度、体制和投资方实施的经营约束等方面。对于企业具体的约束是对其经营管理的约束及其控制权结构的影响。企业内源融资受到的约束最小, 也完全不用改变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债权融资的企业自由度也比较高, 因为债权人一般不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 他们的目的只是收回本息。信贷融资的企业自由度要低于债券融资企业, 因为信贷融资企业在资金投向上受借款合同限制, 还受债权人监督。自由度最低的是股票融资企业, 因为它会受到股民的约束, 而当股民越多, 股权越集中, 股票融资企业受到的约束程度就越高。企业应根据自身所处情况进行融资决策。

五、融资机制规范度对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

融资机制规范度是融资市场的成熟度, 成熟度越高, 融资渠道越多, 风险越小, 市场监督成本越低, 融资效率就越高。融资机制规范度与融资效率正相关, 是融资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成立对于资本市场机制的规范建立有着很大影响, 但我国现代企业融资机制并不完善, 商业规范度并不高, 因此融资效率并不理想, 若仅从融资机制规范度考虑, 中小企业融资效率高低顺序为: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内部融资。这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融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

六、资金清偿力对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

资金清偿力是融资主体对筹集资金的到期偿还能力, 是资金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 既能揭示资金再循环的效果, 还能体现资金的信用状况。对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来说清偿能力与融资效率成正方向变动。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不需要偿还本金, 不会因不能偿债而产生风险和不利影响。所以这两种融资方式在企业考虑资金清偿力时的融资效率是高的。但对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债权融资存在不能清偿债务的风险和不利因素, 这些会导致企业融资效率降低。因此资金清偿力也是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进行融资决策时应考虑的因素。

七、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

在新会计准则应用下, 公允价值这一新型的计量属性对企业融资决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是企业进行债务重组时将支付的对价与债务差价计入当期损益, 所支付非现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差额也计入损益, 因而导致的当期企业利润也会相应增加, 造成了资本结构信息不准确, 影响融资权益, 进而影响企业融资决策。二是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常用的是短期票据投资, 但是公允价值计量对交易性金融资产股票市价与成本的差异都计入当期损益, 把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市价与成本均价计入资本公积, 因此账面价值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影响净资产收益, 造成融资决策的误差。三是企业融资规模的确定对企业融资决策非常重要, 但是由于公允价值计量不计提折旧或摊销, 会使得费用减少, 各期利润增加, 这就直接影响当期损益, 会造成对企业规模把握不准确, 对企业所需筹资规模估计不足, 进而影响企业领导者的融资决策。因此公允价值计量这一新型属性的应用, 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 从根本上也影响了企业融资决策。

总之, 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中, 最佳的融资决策是企业长足发展的根本, 管理者应全面了解影响融资决策的因素, 灵活应用各种理论方法, 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制定融资决策。

参考文献

[1]李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决策[J].企业导报, 2009, 11[1]李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决策[J].企业导报, 2009, 11

[2]刘春.伍勇.张文凯.企业融资影响因素分析[J].财会通讯, 2009, 8[2]刘春.伍勇.张文凯.企业融资影响因素分析[J].财会通讯, 2009, 8

[3]贾银芳.雷国洲.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决策最优化的探讨[J].会计之友, 2007, 11[3]贾银芳.雷国洲.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决策最优化的探讨[J].会计之友, 2007, 11

[4]唐国琼.朱伟.上市公司融资决策从众行为研究[J].财会月刊, 2007, 1[4]唐国琼.朱伟.上市公司融资决策从众行为研究[J].财会月刊, 2007, 1

企业区位决策因素分析 篇4

关键词：装备制造企业,融资租赁,logistic回归分析

引言

从当今国际的潮流可以看到,融资租赁是一个新兴的和朝阳的产业,常规融资渠道以外又一重要的补充,其发展也更加迅猛。我国已经实现了装备制造产业的规模化,成为了“制造大国”。制造大国不一定是“制造强国”。在这样的历史跨越的过程中,装备制造产业的战略特点被赋予了明确的历史使命。设备升级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资金问题,第二是风险问题。首先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装备制造企业获得了设备。而采用融资租赁时,租金的支付一般是分期进行的,这样可以在获得设备的同时,节约大量资金,作为生产运营活动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资金的运用会更加的科学,从而促进企业的现金流运用。其次在购买设备的同时,装备制造企业与出租人可以共同分担设备的投资风险,合理运用融资租赁本身的特点,行使相关的权利,这样可以提高企业对设备升级换代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产业的发展。

1 文献综述

1.1 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的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融资租赁概念不断丰富和创新。融资租赁是租赁的一个类别。融资租赁,相比于传统租赁,又被称为“现代租赁”。融资租赁是一种通过特定程序把资金和设备紧密结合起来的资金融通方式,具有融资功能、财务报表改善功能、加速折旧和减税功能、促销功能等基本功能。我国的会计准则的定义和世界通行的定义较为相似。会计准则修定版中关于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这种概念强调实质,最终的所有权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目前常见的融资租赁的类型有:直租型融资租赁、售后回租、转融资租赁、杠杆融资租赁等方式。

1.2 装备制造业

当前,针对装备制造业的概念,人们的认识不完全相同,还没有针对此行业一个公认或一致的定义。其范围界定也相对模糊。但总体来说,装备制造业是由为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提供基础装备的企业构成的。装备制造业可以细分为相关的八大类别:金属制品、普通的机械制造、专业的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仪器仪表及办公用品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武器弹药制造业等八大类别的细分行业[1]。

我国的装备制造业总体来说是相对比较落后的。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受于体制和市场的影响,发展相对比较滞后,缺少一些创新的精神。同其它国家相比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很多技术还是很落后的,特别是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特别是在高端装备的设备或者核心部件主要还是依赖进口。巨大的资金缺口,需要装备制造企业不断创新融资渠道,通过多元资金渠道来发展企业。

2 理论分析及假设

2.1 促进装备制造企业采取融资租赁的因素分析

装备制造企业在高速的成长过程中,出于对资金渠道和结构以及企业发展特点等多方面角度,可以提出假设:装备制造企业的成长能力与是否采用融资租赁决策是正相关的。现代融资租赁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税收优惠,国外装备制造企业的设备很大程度上都会运用融资租赁这一特色手段,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带来的税收效应。提出假设:实际税率与企业是否采用融资租赁决策是正相关的。不少装备制造企业出于调整资产结构的目的进行融资租赁,可以提出假设:装备制造企业的债务结构的负债水平与融资租赁的运用与否是正相关的。装备制造业企业大多的设备和厂区占资产比例很大,普遍的特征是重资产结构,也就是非流动资产占比较大。可以作出假设:装备制造企业资产结构和质量与是否采用融资租赁决策正相关。国际上,普遍认为所有权结构,尤其是内部股东与公司绩效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可以假设:装备制造企业的自身的所有权结构的集中程度与融资租赁的运用与否是存在一定正相关的关系。

2.2 限制装备制造企业采取融资租赁的因素分析

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的设备往往资金较大,现金回款压力也较大。如果销售现金流量比较大,现金流的水平越高,资金可以满足运营需要,那么企业将不倾向采用更多的融资手段。在我国,融资租赁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人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存在一定的误区,比如认为采用融资租赁的可以产生更高的手续费、各项费用可能会很高,相比较其它的方式融资,一些盈利能力较好的装备制造企业资金状况好,可能不会考虑采取融资租赁。企业往往运营能力强,可以有较好的现金水平,就不愿意花费额外的成本利用外部资金。因此企业也就缺乏相关意愿去使用融资租赁[2]。

3 实证分析

3.1 实证数据的来源和筛选

本文根据装备制造业的国民经济行业的角度分类的办法,结合上市公司装备制造业行业分类特点,选择上海、深圳A股市场装备制造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本文选择以公司披露的2011年年报作为数据来源,同时考虑到ST股,为了避免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异常指标的影响,所以剔除了ST股。

为了判断上市装备制造企业是否进行了融资租赁决策,主要根据年报的财务报表进行判定:1)在年报的会计报表附注的固定资产项目中,存在融资租入的相关固定资产条目;2)在年报的会计报表附注的长期应付款条目中,存在应付融资租赁的款条目。上述二者有任一个存在,可以说明企业在当年或者之前采取了融资租赁相关决策[3]。

根据数据结果,2011年年报中上海、深圳A股市场装备制造企业的数量一共为342家(除ST股),其中年报中披露企业采取融资租赁行为的共57家,比例约为16.7%。表1可以看出,采用融资租赁的装备制造企业占比很少。

3.2 变量的选取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沪深A股(非ST股)装备制造企业是否采取融资租赁决策,变量都采用标准化的数据,主要是为了避免量纲的影响,所以都采用百分比指标。具体变量选择如表1:

3.3 Logistic回归分析

考虑到装备制造企业是否采用这样一个融资租赁决策是一个二维的具体变量,是与否。所以,本节将用Logistic回归的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全面的联动的分析。选用的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装备制造企业在决策中采用融资租赁的概率,Y为0时表示上市装备制造企业没有采取融资租赁,Y为1时表示上市装备制造企业采取了融资租赁;a 0表示的常数项;ai,表示各自变量的系数,i=1,…,8。

Logistic回归在进行变量的选择及参数的估计中要求各自变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如果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线性依存关系即多重共线性,有可能会对模型参数估计的准确性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需要先对自变量分析,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4]。针对各自变量的特点,可以发现它们的方差膨胀因子的数值都是远远要比10小的,并且这些变量的容忍度的数值也是都要比0.1大的,也就是这验证的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在共线性诊断以后可以判断这些自变量之间是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表2反映了各个模型中自变量的系数整体的检验结果。

上表显示都是与融资租赁决策是正相关的,而L、Z是反向关系的。F影响不显著。如果置信区间为90%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模型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体现了装备制造企业在企业的成长能力上,越强越想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而体现装备制造企业的债务结构的资产负债率对装备制造企业是否采用融资租赁决策的影响是显著的,也是相关的。而其它变量系数均不显著。通过进一步的Backward:LR方式,将相关的变量进一步的拟合,可以得到一个新的都是显著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此时的两个变量都是显著的。

3.4 实证结果分析

由上面系列图表可以看到本文的实证结果。W1、C3在模型中系数均为正相关,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T2税收效应不是很明显,因而实证结果反映影响不显著。F4实证表明制造企业资产结构和质量与是否采用融资租赁决策的影响不显著。S5是正相关的,但影响不显著。L6是负相关的,但影响不显著。B7是正相关的,与本文假设结果相反,但是影响不显著。Z8是负相关的,但对是否采用融资租赁也是不显著的。

4 结论

实证表明:装备制造企业的成长能力和企业采用融资租赁的决策是存在一定的正相关的,而企业的债务结构的负债比例与采用融资租赁决策也是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企业的成长能力好的企业更想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比例越高,企业也就越可能采用融资租赁。我国融资租赁业务发展相对滞后,税收政策效应不是很明显。相关职能部门应制定符合行业发展的政策,来促进行业的发展。政府可以加强引导提高融资租赁的社会认知度。装备制造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采取多样化的融资租赁方式。当然,融资租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应避免粗放式的业务形态,强调融资租赁的本质特点,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参考文献

[1]赵俊红,王学军,李子静.山西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5):19-20.

企业区位决策因素分析 篇5

1 中国风电产业发展现状综述

1.1 风电发展保持良好势头, 新增装机量持续增长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 世界能源市场一度受到冲击, 能源投资者由于市场资金紧缩积极性下降, 但风电产业却一枝独秀, 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根据世界风能协会 (WWEA) 统计[1], 2009年全球风电装机共增长38 312MW, 增长率为42.1%。在区域分布上, 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市场 (占全球2009年风机装机量增长40.4%) 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市场 (占28.4%) 取代欧洲 (占27.3%) 成为风电市场增长的火车头。

2009年, 我国百万、千万级风电基地建设进度加快, 风电市场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 (CWEA) 统计[2], 2009年我国实现新增风机装机容量为13803.2MW, 年新增装机量增长率为124.3%, 实现了新增装机量连续4年翻番, 再一次创造了中国风电奇迹。

1.2 市场逐渐成熟, 产业链逐步细分

我国风电市场在实现总量增长的同时, 产业趋于成熟, 风电产业链逐步细分。目前, 已初步形成上游风机制造原材料及部件生产, 中游关键部件加工、整机研发及生产, 下游风场投资开发及管理、设备维护及CDM交易等多个产业环节, 并且每个产业环节上都各自涌现出一批具有实力的企业。据风能专业委员会 (CWEA) 统计, 2009年新增装机容量超过500MW的风电开发商达7家, 分别为国电、大唐、华能、华电、中广核、京能及国华;而在风电设备制造商方面, 新增装机产量超过200MW的达12家。在产业链不断细分的过程中, 整机制造商积极推动纵向整合, 部分整机企业正逐渐由单一的设备生产商转变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这一趋势将随着风电产业的成熟进一步加强。

1.3 风机制造呈现较高产业集中度, 国产设备成为主流

根据风能专业委员会 (CWEA) 统计, 在2009年全国新增13803.2MW风电装机容量中, 华锐新增装机3495MW, 金风新增装机2722MW, 东汽新增装机2036MW, 三家共占据59.8%新增装机市场, 呈现出很高的产业集中度[3]。同时, 国产风机已成主流, 市场占有率由2006年的41.20%, 2007年的55.9%和2008年的73.17%上升至2009年的86.9%。

2 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区位布局态势分析

2.1 行业领头整机企业呈现多点布局趋势

在我国风电市场前景较为乐观的大背景下, 整机制造企业争先扩大产能, 进行多点布局, 抢占区位优势。以装机量前七的整机企业来看, 七家企业共建成、在建或拟建39座工厂。其中华锐在8个省市建成、在建或拟建10座总装厂, 金风9座 (8省) , 东汽4座 (4省) , 区位多点布局的态势明显, 见表1。

2.2 整机制造企业布局呈地理集中态势

目前, 整机制造企业区位布局呈现出较高的地理集中度。任以2009年市场排名前七的整机企业为例, 39座工厂分别分布在16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地级市。内蒙古、江苏、天津和甘肃分别有3座以上总装厂, 为龙头整机企业产能较为集中的省份。其中包头、天津和酒泉更是各自集中了3家以上总装厂及多家风机配件生产企业, 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风电设备制造产业集聚。同时, 从地理区位上来看, 风电设备制造产业布局总体偏向内陆城市, 但沿海地区潜力明显增加。

2.3 龙头带配套, 整机带配件

主要零部件供应商跟随整机制造企业进行区位布局, 形成“龙头带配套, 整机带配件”的态势。其中叶片、塔筒、轮毂和机舱罩等不便于运输的超重、超长配件加工企业基本选择与整机制造企业同步布局[4]。与此同时, 一些关联性强的配件加工企业也存在随整机厂进行布局的势头, 比如铸件、发电机和电气控制系统等[5]。但由于此类配件较易运输, 所以生产厂商将按照更大的地理辐射范围进行布局。

3 中国风电企业布局影响因素分析

3.1 资源分布因素

风力资源的地理分布是影响风电设备制造商区位布局的最基本因素。这是由风能本质和风电设备运输成本高的特性决定的。风能作为一种无法运输的资源, 必须就地开发转化成可以输出的电能才能实现大规模利用。这不但影响着国家风电开发的总体规划, 而且还从根本上决定着风电开发企业和设备制造企业的产业布局趋势。风资源的多少将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地区对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投资的吸引力的大小。我国的风资源多分布在三北 (西北、华北和东北) 和东部沿海地区[6], 所以从长远来看, 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应进一步关注这些区域内风力资源储量及可开发量的探查, 结合国家风电场建设总体规划而进行合理产业布局[7]。

3.2 企业成本及市场和战略因素

风电设备制造企业的区位布局受到装备运输成本、产业特性和企业战略的综合影响。首先, 与其他传统能源产业不同的是, 风能本身并无成本, 设备的制造和运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风电项目开发的总成本。所以整机企业需要以风电设备合理的供货半径 (通常认为为陆上800km) 为依据进行布局以降低成本, 增加价格优势。其次, 风电产业分为多个环节, 设备制造企业必须考虑产业链的上下游配套问题, 必须在应用现场进行监测和认证, 也必须考虑就近提供备品和服务, 所以设备制造企业在进行产能布局时, 须将生产基地尽量向终端市场靠近。最后, 设备制造企业的产能布局也是其企业战略的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就近资源, 多点布局的方式增加将来在风电项目开发特许权招标中的优势。

3.3 国家风电场建设总体规划

我国现在主要风电设备制造企业产能的区位布局基本以国家风电厂建设总体规划为导向。根据我国现有风电场建设开发规划, 2020年前风电装机容量在可达到1亿kW。其中, 已经规划的七个千万级风电基地[8]分布在的6个省或自治区中。

3.4 地方政府政策能动性及干预因素

地方政府在风电开发项目立项阶段和制造企业投资落户上具有一定的政策能动性和干预能力。地方政府不但可以通过土地、财税政策吸引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安家落户, 而且地方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风电开发项目的申请、立项以及招标。这一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个别企业的投资, 加速了我国风电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 但却可能忽视国家风电开发的总体规划以及企业战略考量。这一现象应提早受到重视, 以免造成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在合理供货半径内重复或过度建设, 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随着我国风电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将继续多点布局, 分散扩大产能的扩张战略。但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 都应以客观规律为准绳, 以风资源的地理分布为依据, 以国家风电场开发整体规划为引导, 从长计议, 避免在同一区域内由于重复建设和过度开发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同时, 随着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产业产能的不断集聚, 在不久的将来将涌现出一批具有实力的风电设备制造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的出现将促进风电产业链上各环节在同一地理区域内的整合, 进一步增强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产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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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FDI区位分布因素分析 篇6

关键词：FDI,面板数据,区位分布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FDI (FDI)先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起步阶段(1979年-1986年)，持续发展阶段(1987年-1991年)，高速发展阶段(1992年-1995年)，调整提高阶段(1996年-2004年)。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以后，我国实际利用FDI金额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638.05亿美元，增长了10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截至2005年末，累计实际利用FDI已经达到8091.50亿美元，累计合同利用FDI金额已达到14634.06亿美元，累计设立FDI项目8091.50个，利用FDI占GDP比重达3.74%。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FDI接受国，连续14年成为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全球同步发布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全球FDI接受国中，中国的排名由前年的第四位上升至第三位。2007年，中国的FDI流量更是达到670亿美元，仍然是亚太地区吸引FDI最多的地区。

一、FDI区位分布的研究理论

国外对于FDI的研究始于l960年，海默的《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在理论上开创了以FDI为研究对象的崭新的研究领域。此后，FDI理论发展迅速，出现了众多理论流派。l977年，邓宁在一篇题为《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与多国企业：折衷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区位优势理论，并首次提到“折衷”一词;l977年，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运用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原理，推论出投资国应按本国边际产业 (即比较劣势产业) 顺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即边际产业投资理论。尽管从20世纪8O年代以来，FDI理论的研究着重于将现有理论形成一个清晰的FDI行为的一般均衡模型，然而时至今日还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分析框架及清晰的结构形式。

弗里德曼等 (1992) 指出，接近市场对外商在美国的投资区位决策有着重要的正的影响。同样，一些具有较好市场邻接性的欧洲国家同样从美国吸引了较多的FDI，接近市场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以及相关的市场搜寻成本，招聘到合适的熟练工人和经营管理人员，听取和反馈消费者的意见。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FDI具有较大吸引力。布劳纳耶尔姆和斯文森 (1996) 利用l974—1990年瑞典多个跨国企业以及他们在l8个国家制造业工厂的数据证实区位化经济吸引了瑞典FDI，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投资。由于产业配套条件较好，外国公司在产业聚集区域投资，可以较好地解决产业配套问题，享受劳动力教育、原材料供应的外部效应，并便于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

曲和格林 (Qu and Green) (1997) 的FL模型试图提出一个更加综合的FDI区位理论框架。按照他们的观点，一个综合的FDI区位理论应将FDI理论与区位理论结合起来。这样，有两组变量可能会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即内部变量和环境变量。内部变量也可以称为公司特定因素，环境变量则可以称为区位特定因素。

中国外商投资区位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进展较快，尤其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针对不同经济区域的研究，如杨晓明等(2005)、兰发文(2007)对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经济圈，刘荣添、林峰(2007)对东、中、西部的FDI区位选择模式的研究;魏后凯等(2001)对秦皇岛市的FDI分布分析，王剑、徐康宁(2004)对江苏省内FDI的分布研究等。

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对特定区域的FDI流入进行总量分析，但也有侧重FDI在特定行业分布的，如吕立才、庄丽娟等对食品行业的研究，王江、于士龙(2007)对于服务业的研究，沈能、刘凤朝 (2007) 对制造业的研究;还有学者从不同来源国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李立新、金润圭(2002)，熊超(2004)研究不同来源体在FDI区位选择上的不同动机。

二、中国FDI区位分布现状

虽然我国近年来FDI的总量高速增长，但是，其分布状况却极不均衡，无论是从行业分布，还是从区位分布来看，这一现象都极为严重，成为我国继续提高外资利用率的重要制约因素。

1. FDI的行业分布现状。

我国的FDI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而进一步来讲，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金融业成为吸引FDI最多的行业。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吸引FDI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正得益于此。目前，我国60%以上的FDI仍集中在制造业。

近年来，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逐步增加，最为明显的是金融业。2005年金融业实际利用FDI仅为2.2亿美元，占实际利用FDI总量仅为0.36%。2006年金融业FDI实际利用额猛增到67.4亿美元，所占比例由上年的0.36%骤升至9.7%。金融业的全面开放进一步刺激了FDI，外国金融企业纷纷通过兼并、入股、设立外商独资银行等形式进驻中国市场，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2. FDI的区域分布现状。

我国幅员辽阔，全国按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一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和自治区;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广西、内蒙古、宁夏和新疆自治区。三个区域各有特色，利用FDI的差距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省市实际利用FDI新设立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均实现了稳步增长。但是，各地区增长速度各异，统计表明，外资在东部省市聚集的状况有日益加剧的趋势，自1997年以来，基本上呈上升趋势，2006年达到88.78%。中部省市所占比重徘徊在10%左右，2005年增长到11.02%。西部省市所占比重始终很低，且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自1997年的6.33%下降到了2004年的2.88%和2006年的3.22%。

3. FDI的省际分布现状。

从存量上看，截至2005年底，在全国各省市实际利用FDI中，超过3%的有9个省份，分别为广东、江苏、上海、福建、山东、浙江、辽宁、北京、天津，合计占全国实际利用FDI总额的81.66%。广东省实际利用FDI存量达到1516.57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FDI存量的23.46%，居于全国首位，最少的宁夏仅有5.16亿美元，仅占全国的0.07%;江苏省累计FDI存量占全国的14.95%，紧随广东之后;上海、浙江、福建分别占到8.62%、8.57%、5.55%，仅浙江一省的存量就相当于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市的存量总和。

从流量上看，2002年，广东省FDI流量最高，占到全国的21.6%，2003-2005年江苏省流量最高，分别占到全国的19.95%、17.05%、15.70%，而广大的中西部省份所占比例都很低，甚至于不足0.1%。

从增长速度上看，在东部地区，江苏、浙江、辽宁、山东等地实际利用FDI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所占比重不断提升，而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天津、北京和河北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在中部地区，增长最快的是黑龙江省，2005年实际利用FDI额14.5亿美元，2002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维持在42.12%，紧跟其后的是河南省，实际利用FDI的数量由2002年的4.05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12.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2.0%，排名第三的是吉林省，年平均增长率为28.16%，其他中西部省份实际利用FDI比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虽然这三个省份的增长速度不慢，但由于起点低，截至2005年利用总额与东部地区的省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西部地区，由于近年来国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励外商向西部地区投资，FDI增长很快，其中青海、内蒙古、宁夏从2002到2005年年均增长率保持在50%以上，内蒙古甚至达到了60.89%;重庆、贵州、新疆也保持在20%左右，但是西部省份吸收的FDI总量规模仍然很小，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在FDI增速减缓的情况下，如何增加FDI吸收量、提高外资的利用率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FDI省际分布实证分析

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

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纷繁复杂，本文从FDI在中国省际分布的不平衡性出发，强调经济软环境对FDI的影响，在充分考虑数据可获得性以及中国FDI的特点，根据变量的比例数据及其散点图的线性特征，设计了多元线性模型，研究中国FDI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

其中，FDI代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PCONS代表市场规模，XLGZ代表劳动力成本，HC代表人力资本, RAIL代表基础设施状况，OPEN代表市场开放程度，TECH代表技术水平，SAVE代表居民人均储蓄余额，AGG代表集聚经济效应，μ为随机干扰项。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公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采用了2002-2005年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样本数据，共有120组(因西藏FDI流入比较少，港、澳、台统计口径不一致，暂不包含在模型中)。

具体就各个变量的测度而言，反映被解释变量FDI的指标选用了实际利用FDI数，市场规模选用城市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量，劳动力成本用当年的工资总额与GDP之比来代替，人力资本用各省市当年高等学校毕业生数来衡量，基础设施用各省市的铁路、公路里程数按照公路、铁路货运量加权后的数值测度;市场开放度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比值越大，说明市场开放度越高;技术水平用当年该省市的技术市场成交额来表示;居民人均储蓄余额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集聚经济效应用历年累计FDI额作为测度指标。

2. 模型估计。

由于面板数据既包含时间序列数据，又包含横截面数据，可能同时出现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从而使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失效。根据计量经济学方法，最理想的是采用似然不相关法(SUR)对横截面单元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同时进行修正。但是，由于样本条件限制，数据中横截面单元很多，而时间序列长度又很短，仅有四年，造成残差的相关系数矩阵退化为奇异阵，似然不相关法也是失效的。因此，根据本文数据的实际情况，因模型的序列相关性并不明显，所以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估计，目的是减少由于横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

30个省份的总体回归结果，东部11省市的回归结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如下：

上述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较高，且经过方程设定的F检验，所得到的各变量均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并且方程都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均能很好地解释FDI的流入。就全国范围来看，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居民储蓄水平是影响FDI流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东部地区，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集聚经济效应对近年来该地区FDI的流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凸现出软实力的作用;广大的中西部省市由于发展水平暂时落后，市场规模、集聚经济效应仍是其吸引FDI的重要优势，而像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代表真正软实力的因素尚未发挥明显作用。

3. 中国FDI省际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规模(PCONS)与FDI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在方程1、3中均以99%的概率水平显著，说明全国范围内，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吸引FDI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市场因素在研究区间内不再作为主要的影响变量。据中国海关统计，1990-2004年，我国出口产品的58%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出口的，2004年外资企业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7.1%，直到2007年，这一比例仍维持在58.9%。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产品的50%以上都出口到国外，并未在国内消费，相比于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等因素，这一因素的影响较为微弱。但是，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市场的需求将越来越大。此外，近两年来扩大内需、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呼声不断，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使得政府致力于扩大居民消费，不再过度依赖出口。因此，未来FDI将会考虑到市场这一要素。

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XLGZ)与FDI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效率工资水平对于东部地区吸引FDI具有决定作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有利于外资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最大利润。目前，我国60%以上的FDI集中在制造业，廉价劳动力仍是大部分来华投资的外商最为看重的区位因素。2007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东部外资投资制造业企业纷纷关门，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西迁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我国要求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政策导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来讲，东部省份越来越高的劳动力成本成为这一趋势的主要动因。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比东部省市还要低，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中心正在向内陆省份转移，这一转变大致需要五年的时间。。

东部地区人力资本(HC)与FDI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内外不少研究指出较高的劳动力素质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我国这一因素的影响作用已经显现，这一结论也与其他的一些实证考察 (孙俊，2002年) 的结果一致。我国已不再满足于仅仅提供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来自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将逐步增加，最为明显的是金融保险业。因此，对更高教育水平的员工的需求也将迅速增长，在未来的几年中，外资企业对员工的学历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况且教育的投资也不是能够马上见效的，因此，对于人力资本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应该尽可能早地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强人力资本的培养。

在东部地区，技术水平(TECH)与FDI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技术水平这一要素的影响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即使有考虑到也只是进行定性分析，并未定量测量。本文的实证研究用模型说明，技术水平确实已经成为东部地区吸引FDI的重要因素。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非常迫切的重大政策选择。当前，美国、日本、芬兰、欧盟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大幅增加科技投入。这些“创新型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科技研发投入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高达70%左右。最近中国制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指出，到2020年，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提高到60%左右，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提高到2.5%。

集聚经济效应(AGG)与FDI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早已为众多的学者研究证明(布劳纳耶尔姆，斯文森1996;曲和格林1997;杨晓明等2005)。中央、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一直非常重视，相应的配套设施也日渐完善，极大地降低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除了基础设施，软环境因素的集聚经济效应近年来也备受关注。产业集中可引起劳动力、信息等的集中，从而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减少相应的投资风险。以制造业为例，截至2005年，投资于制造业的实际金额为2927.94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占了90.16%，中西部地区仅为7.24%和2.60%。1998-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增的制造业FDI的80%以上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说明FDI具有明显的集聚经济效应，FDI存量越高的地区越容易吸引到更多新的FDI。随着FDI流入的不断增加，这种集聚经济效应会更加明显。。

四、结束语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2002-2007年中国各省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探讨了市场规模、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变量对FDI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东部省市，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集聚经济效应对FDI的流入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效率工资与FDI显著负相关，而中西部地区只有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效应在起作用。东部省市的引资实践表明外商在决定投资区位时，越来越看重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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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区位决策因素分析 篇7

一、沿边地区中小企业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影响因素

(一) 区域限制意识影响中小企业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增强区域竞争能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中小企业发展报告统计, 按新中小企业标准, 我国经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3%, 中小企业达26.38万户;占我国GDP的55.6%, 工业新增产值的74.7%, 社会销售额的58.9%, 税收的46.2%以及出口总额的62.3%均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 全国75%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也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吸纳了50%以上的国有企业下岗人员、70%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员, 实现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可见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体, 是现代产业结构中最具有活力的一种企业形态。但是, 沿边地区历史、经济、文化基础差, 无论是政府还是投资者都对中小企业的这种重要作用认识不足, 对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这一重要决策依据意识差, 没有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财务信息市场环境, 使投资者丧失重要的决策依据。投资者缺乏投资决策依据, 自然不可能盲目到沿边地区投资建厂。因此, 沿边地区中小企业的特殊区域限制意识影响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 使中小企业快速带动经济效应不能得以充分发挥。

(二) 沿边地区中小企业属性特征影响中小企业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多数中小企业为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 民营企业体现出“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模式, 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低, 管理不规范, 经营权与管理权过于集中。第二, 民营企业决策简单, 缺乏决策管理信息支持上述这些民营企业特征在沿边地区更为突显, 截止2010年12月, 德宏州在册工商登记的共有4702家企业, 全部为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100%。中小企业财务信息化管理程度低, 集中表现在实现会计电算化和网络化的企业不多, 没有上市公司。这些“家族式”的中小企业, 其管理层决策者没有很好地受过专业管理教育, 素质不高、观念落后, 他们往往对财务信息决策作用疏于考虑, 缺乏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意识, 缺乏对财务信息来源可靠性相关性的判断能力, 缺乏对财务信息噪音的甄别能力, 缺乏利用有效的财务信息进行决策的经验、技能, 缺乏有效实施财务信息决策的保障措施, 从而影响财务信息决策的有用性。

(三) 财务信息提供者的专业技能素质影响中小企业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

决策关键在于可行性研究。决策者除利用自身的专业和经验判断、预测和决策技能外, 可行性研究更多的是对信息提供者所提供信息的依赖, 而决不是凭空决策。也就是说, 财务信息是企业进行决策的关键性依据, 信息者提供财务信息的专业技能又直接影响到使用者的决策。沿边地区财务信息提供者专业技能都普遍偏低, 截止2010年10月, 德宏州共有会计持证人员7760人其中取得助理会计师职称人员仅419人, 评聘或考试通过的会计师199人、注册会计师21人, 考试通过高级会计师1人, 取得助理会计师及以上技术职称仅占持证人员的9%。从沿边地区德宏州会计入门资格和专业技术职务结构看, 沿边地区财务信息提供者自身专业技能普遍偏低, 从而影响其提供的财务信息质量, 进而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判断, 影响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因此, 沿边地区中小企业提供财务信息的能力差, 很难保证财务信息可靠、相关, 从而丧失财务信息来源保障, 影响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

(四) 财务信息使用者信息使用能力影响中小企业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

在中小企业自身所提供的财务信息做到可靠、相关的条件下, 投资者能否利用真实、合法和公允的财务信息进行有效决策还在于投资者对财务信息的判断、分析能力, 对财务信息噪音的甄别能力。信息提供者提供的财务信息从根本上讲, 只是一种通用的财务信息, 使用者在进行决策时, 还需要对企业提供的通用的财务信息进行恰当的整理、判断和分析, 为决策发挥有用性。在沿边地区, 财务信息载体落后, 截止2010年12月, 德宏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据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中小企业近四成还沿用传统手工会计实现会计电算化的企业普遍偏低, 信息化程度低。这对投资者来说, 不能在上市公司自由获取财务信息和及时获取财务信息, 从非上市公司就更难获取。财务信息载体落后对投资者影响很大, 投资者丧失财务信息决策数据, 不可能盲目投资, 因而丧失应有的投资机会。同时, 投资者对财务信息的判断、分析和预测能力有限, 财务信息含量不高, 形成现有所利用的财务信息与未来实现的投资绩效不一致, 从而产生财务信息噪音。反过来说, 在财务信息真实、合法、公允的前提下, 投资者对财务信息的判断、分析和预测等专业技能越强, 财务信息的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越高, 财务信息含量也越高, 财务信息决策越有用。

二、沿边地区中小企业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增强思路

(一) 加强对沿边地区中小企业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认知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无论从中小企业数量, 还是从国民经济收入比例、GDP产值和提供的就业岗位等都是不可估量的。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作为德宏州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 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支撑作用明显, 在行业分布上形成了一批具有德宏区域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产业经济集群发展主体, 如珠宝、电力、非金属矿物制品、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家具、农产品加工等, 为德宏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宏是云南省桥头堡的黄金口岸, 无论是政府还是中小企业自身应抓住这一发展机遇, 建设好经济信息窗口, 增强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意识, 为投资者提供可行性研究的有用财务决策信息, 吸引广大投资者来德宏投资建厂, 创办企业, 有效推动沿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二) 发挥社会监督机构的作用, 提高财务信息质量

提高中小企业财务信息质量必须依赖于社会监督机构。能够对中小企业会计信息起监督作用的除行政直管机关单位外, 还有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等主要的社会中介机构。这些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中介组织, 其共同点是直接接触到的中小企业面广, 出具的审验报告都具有法律效力, 从而保证财务信息的可靠性。政府应积极发挥这些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如:会计师事务所受中小企业的委托, 对其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验在政府的政策规定下, 其年终报表一般都要经过注册会计师审核签字后才能提供给信息使用者使用, 特别是新的公司法要求所有有限责任公司的年报都必须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此外, 还有许多不同目的的特殊审计, 如以向国外投资为目的的财产审计, 以申报项目为目的的经营状况审计, 以股权变动为目的的财务状况审计, 以向银行贷款为目的的企业财务状况审计等。税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也是如此。税务师事务所主要从事中小企业的税务代理事务, 一方面有利于规范中小企业的税务核算, 另一方面对帮助国家征税起到一个把关的作用。资产评估公司主要是对企业单项或整体资产的价值做出合理的评估, 能有效防止企业虚增或虚减资产。因此, 政府必须发挥社会监督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 规范中小企业的财务核算和财务管理, 为沿边地区中小企业财务信息使用把好第一道质量关, 提高财务信息的可靠性, 从而提升财务信息质量。

(三) 提高信息提供者的专业技能, 保证财务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

信息提供者的能力高低和投资者对信息的判断、分析和决策能力的高低都影响财务信息有用性。信息提供者的能力是保证中小企业所提供财务信息真实性、合法性和公允性的基础, 是财务信息可靠性、相关性的重要保证。沿边地区必须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提高信息提供者专业技能, 提高财务信息提供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为信息决策提供真实、合法、公允的财务信息来源。一是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养, 切实抓好对财务人员的后续教育和培训, 鼓励财务人员通过会计职称考试提升专业技能知识和综合素质。二是财务信息提供者严格按信息编制规则将财务数据转化为信息。从会计的角度看, 财务数据转化为对外的财务信息需要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进行, 会计准则作为一种权威的标准形成了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之间相互理解的桥梁。信息提供者按这一规则编码, 信息使用者也按相同的规则解码, 才能达到有效沟通。三是财务信息提供者要公允地表达被表达对象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情况, 不能因为各种利益冲突和不恰当的治理机制, 歪曲理解各种会计事实, 甚至编造虚假的会计事实。如果财务信息提供者由于对基本数据或真实意思进行了歪曲, 财务信息不能为使用者正确预测未来提供基础, 从而影响财务信息的有用性。因此, 财务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财务信息要真实、合法、公允, 为信息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预测提供信息保障提高财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财务信息可靠性的信心。

(四) 提升财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甄别与使用能力, 保证财务信息的有效性

在信息提供者对所提供的财务信息具备了可靠性、相关性的基础上, 财务信息有效性还必须要求提高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使用能力。信息使用者不论从任何使用信息的角度出发, 都应提升对财务信息的分析、判断和决策能力, 包括对财务信息真实性、合法性和公允性的判断, 对财务信息传递过程中产生的嗓音信息的甄别能力, 利用财务信息进行可行性研究决策的能力。财务信息使用者站在自身对财务信息需求的角度, 把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财务信息进行有效加工, 转化为有用的信息, 为企业的财务战略和企业经营战略发挥应有的财务战略职能服务, 这就要求必须提升财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使用能力, 具体如下:一是掌握一定的财务分析方法。财务信息使用者只关注报表表面上的一些简单数字和文字是得不出什么实质性信息的, 只有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分析方法, 对财务报表和其他信息载体的主要经济内容和指标进行全面综合分析, 才能提炼出有用的财务信息。二是加强对财务信息使用者的经济综合管理能力的培养。财务信息使用者必须具备较强的会计专业技能素质, 而且掌握好综合性的经济管理类学科因为对财务信息的使用分析要求运用会计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 所以它对分析者的素质要求较高, 分析者如果不具备综合管理能力, 仅仅看计算结果是不可能全面把握各项指标所包含的经济内涵。三是培养财务信息使用者的实践技能。财务报告只能概括地反映企业过去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 相对来说它是一种静态文件, 财务信息使用者如果没有丰富的实践技能和阅历, 很难通过财务预测、财务分析、财务控制、财务决策等职能手段来实现其财务管理职能, 为企业经营发展发挥应有的财务战略职能作用。因此, 财务信息使用者要提升对财务信息的分析、判断和决策的专业技能, 确保财务信息的有效性, 做到决策有用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