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外部性差异（共5篇）
负外部性差异 篇1
碳的减排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全球性议题。据IEA的推算, 2007 年全球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有23% 来源于交通部门［1］, 预计到2030 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41%［2］。在我国, 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量占13. 1% , 是仅次于能源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的第三大碳排放部门［3］。碳税和碳排放产权交易是促进碳减排两种最常见的方式。市场中通常存在高碳排放工具和低碳排放工具生产企业, 政府对高碳生产企业征收碳税的同时会对低碳生产企业提供补贴, 而这两类企业通常存在边际成本差异 ( 或效率差异) 和单位碳排放量差异 ( 或负外部性差异) 。如果政府以实现低碳转型为目标, 在政府预算平衡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 碳税和补贴的政策设计是否与企业的效率差异、负外部性差异存在一定的关系? 企业定价是否受这两种差异影响?探究政府减排的动力, 合理搭配实施不同的节能减排碳税和补贴政策, 对实现城市低碳交通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碳税和补贴等措施对碳减排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 一方面, 大量研究表明, 能有效地降低企业碳排放。Floros等 ( 2005) ［4］采用CGE模型研究发现, 希腊政府对制造企业征收一定的碳税, 则希腊CO2排放水平较1998 年减少了17. 6% ; Lu ( 2010) ［5］等通过模拟情景研究表明, 如果每吨CO2征收300 元的税, 碳排放量将减少17. 1% ; 张明喜 ( 2010) ［6］通过CGE模拟研究表明, 征收碳税对碳减排具有正向作用; 胡宗义 ( 2011) 、何凌云 ( 2011) ［7，8］通过能源效率差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碳税能促进减排; Andrew ( 2008, 2010) ［9，10］认为碳税是实现碳减排社会和经济活动的需求, 并结合市场及政府失灵作为案例, 认为需要关注碳价格及碳税的设计特性。另一方面, 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 例如Bruvoll和Larsen ( 2004) ［11］研究发现, 从1990 年到1999 年间挪威碳排放增速减慢是由于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的变化, 而非碳税的作用; Klimenko等［12］认为依靠增加森林面积来控制大气中的CO2含量将比实施碳税更加有效。国内部分学者研究政府和企业之间在实现低碳生产目标中的博弈关系［13，14］, 如杨家威 ( 2010) ［13］认为政府实施低碳目标, 应偏重对消费者提供补贴, 企业初期应给予较多补贴, 但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减少; 碳减排效应取决于碳税政策的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政策间的相互作用效应［15］; 在碳税设计上, 最优的碳税是动态过程, 从较低的水平逐渐上升［16］。
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政策和碳减排进行的研究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较为丰厚的基础, 但仍存在缺憾。本文从交通工具生产企业的效率差异和负外部性差异视角出发, 构建理论模型, 探讨碳税和补贴政策设计及其对碳减排的影响。
2 模型构建
考察某个城市, 把它作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 假定在这个城市内只存在两个寡头交通工具生产企业, 为简化分析, 进一步假设这两家企业分别只生产高碳排放量和低碳排放量交通工具, 消费者在该封闭的经济体内要么选择高碳出行方式, 要么选择低碳出行方式。设 θi ( i = 1, 2) 是i企业生产的交通工具单位里程碳排放量, i = 1 为高碳交通工具生产商, i = 2 表示低碳交通工具生产商, 因此 θ1> θ2> 0。政府给高碳交通工具生产企业开征碳税, 对低碳交通工具生产商给予补贴。消费者的净效用函数假定为: u ( a, pi, θi) = a - βθi- pi, i = 1, 2
选择乘坐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 带来的舒适性、快速性、便捷性不一样, 因此带来的正效用不同, 但为了简化分析, 我们认为消费者乘坐任何一种交通工具所带来的正效用都为a。设每个消费者对交通工具碳排放有不同程度厌恶感, βθi是消费者选择乘坐i企业生产的交通工具所带来的效用损失, 消费者对交通工具单位里程排放量 θi的厌恶系数为 β, β 服从[0, 1]是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 其密度函数为f ( β) = 1, 分布函数为F ( β) = β, pi是消费者选择乘坐i企业生产的交通工具的成本, 并假设p1< p21, 当消费者选择高碳或低碳交通工具没有差异时, a - θ1β - p1= a - θ2β - p2, 得到对于某个消费者如果满足a - θ1β - p1≥ a- θ2β - p2, 即 β*≥ β, 那么他就会选择乘高碳交通工具, 反之, 则选择乘坐低碳交通工具, 假设市场需求总数为1, 那么企业1 和企业2 的需求量为:
得到企业的利润函数:
c1、c2分别表示两种交通工具生产商的生产边际成本, 令 Δc = c2- c1, 且 Δc > 0, 表示边际成本差异或者效率差异; 令 Δθ = θ1- θ2, 且 Δθ > 0, 表示两种交通工具的单位碳排放量差异或者负外部性差异; t是政府对企业1 所征收的从量税水平, α 是对企业2 所给予的从量补贴水平。
本文考虑政府预算平衡条件下, 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 确定最优的征税水平和补贴水平。社会总福利等于企业利润加上所有消费者净效用总和, 表达式为:
为保证模型具有意义, 需要增加假设条件:
假设: 当 Δθ > 2Δc, 政府才具有同时实行碳税和补贴政策必要性。
该假设意义在于当两类企业的负外部性差异Δθ 相对于生产效率差异 Δc较大时, 企业2 才具有竞争优势, 形成寡头市场, 政府同时具有碳税和补贴规制必要性。如果 Δθ 处于较小范围, 企业2 既不具备低碳优势, 又不具备生产效率优势, 将被赶出市场, 形成垄断市场, 政府没有补贴政策。本文不考虑后一种情况, 当然亦不考虑两个企业合并情况。
本文采用逆向归纳法, 构建两阶段的博弈模型, 第一阶段政府确定最优的碳税水平和补贴水平, 第二阶段两个寡头企业确定最优的价格与生产量。
3 模型求解和分析
根据逆向归纳法, ( 2) 式分别对价格求导, 得到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易证二阶条件满足, 均衡价格分别为:
将p1*、p2*代入 ( 1) 可得均衡时两企业的市场需求分别为:
把 ( 5) ( 6) 式代入 ( 3) 式, 得最优问题:
解得均衡税收水平以及补贴水平:
把 α*和t*代入 ( 5) 式得均衡价格:
企业1 单位产品利润为p1*- t*- c1= c2> 0, 企业1 不会因为政府规制被赶出市场。将 ( 9) 式代入 ( 6) 式得市场份额:
由式 ( 8) 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1: 当两企业效率差异一定时, 最优补贴水平和最优碳税水平都随两个企业的负外部性差异递增 ( 见图1) ; 当两种交通工具的负外部性差异一定时, 最优碳税水平随效率差异递减; 当时, 政府最优补贴水平随效率差异递增; 当时, 政府最优补贴水平随效率差异递减 ( 见图2) 。
如图1 所示, 政府预算平衡下, 效率差异一定时, 若两种交通工具之间的负外部性差异越大, 则政府一方面会通过提高征税水平, 抑制高碳交通工具的产量1, 从而减少社会负外部性; 另一方面, 政府会增加补贴水平, 提高低碳交通工具的产量2。
当两个企业负外部性差异 Δθ 一定时, 税率水平随着效率差异的增大而减少 ( 如图2) , 即如果两个企业的效率差异越大, 政府对企业1采取越松懈的管制;反之, 则越严格;政府对企业2给予的最优补贴水平与效率差异成倒U的形状 (如图2) :如果效率差异Δc较小, 处在时, 政府最优补贴随着效率差异增加而增加, 极端情况Δc=0时, 高碳排放生产商将被完全排挤出市场;如果效率差异较大, 超过处于时, 政府最优补贴随效率差异的增加而减少, 极端情况低碳排放生产商将被完全排挤出市场。这表明政府对交通工具生产规制需要在效率和负外部性之间进行权衡:当市场中新型的低碳排放技术成本过高时, 政府会对高碳排放交通工具生产企业采取较松的规制措施, 对新型低碳排放技术生产企业实行较低的补贴;低碳排放技术达到成熟且成本较低时, 政府会对传统的生产企业采取较为严厉的规制措施, 对新型低碳排放技术生产企业仍然实行较低的补贴;低碳排放技术成本处于中间水平时, 对低碳技术实施最高的补贴 (如图2) , 因此, 新型的低碳排放技术兴起和发展是政府对传统企业碳排放限制的重要动力。
据式 ( 9) 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2: 均衡价格差异等于效率差异, 与负外部性差异无关; 当两企业效率差异一定时, 均衡价格p1*和p2*都随负外部性差异递增; 当负外部性差异一定时, 高碳交通工具价格p1*随效率差异递减; 当时, 低碳交通工具价格p2*随效率差异递减; 当时, p2*随效率差异递增。
如果两个企业的效率差 Δc一定时, 负外部性差异越大, 政府会对企业1 实施较高的碳税水平 ( 由命题1 可知) , 从而使企业1 提高定价; 均衡下价格差异等于效率差异, 企业2 具有价格提高空间, 企业2的定价也随负外部性差异增加而增加, 如图3 所示。
两企业负外部性差异一定时, 企业1 的价格随Δc递减 ( 如图4) , 有两方面原因: 企业1 成本相对企业2 成本较低 ( 即 Δc较大) , 一方面政府对企业1 规制相对放松 ( 命题 ( 1) ) , 碳税水平减少; 另一方面, 企业1 因为具有成本优势, 所以它选择制定相对较低的价格。企业2 的价格与效率差异成U形状 ( 如图4) , 如果效率差异 Δc处在时, 企业2 尽管相对企业1 不具成本优势, 但是政府补贴水平随边际成本递增 ( 命题 ( 1) ) , 弥补了成本差异带来的价格差异, 所以企业2 的价格会随着效率差异递减; 处于时, 一方面企业2 不具成本优势, 另一方面, 政府在效率差异和负外部性之间进行权衡, 选择减少对企业2 的支持力度, 导致企业2 价格随成本差异递增。
把 ( 8) 式代入 ( 7) 式可得政府财税规制下实现的最大社会福利为:
如果政府不对市场进行干预, 即自由市场条件下, 三方博弈变为企业双方博弈, 此时上述模型简化为Hotelling双寡头的单阶段博弈模型, 其他假设条件不变。设企业1和企业2的利润分别表示为:π1F=p1x1-c1x1, π2F=p2x2-c2x2, 同样求得均衡条件下自由市场社会总福利表达式:社会福利差异
与政府规制情况相比, 自由市场下的企业1 定价较低, 企业2 定价较高, 因此价格差异也较大; 市场份额方面, 自由市场下的企业1 的市场份额高于政府规制下的市场份额, 企业2 市场份额低于政府规制下的市场份额。
命题3: 政府规制下的社会总福利大于自由市场下的社会总福利。
政府财税规制手段将碳排放问题的负外部性内部化, 使得生产商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财税规制手段减少了高碳交通工具的消费数量, 由此促进了交通碳排放量减少, 增加了消费者剩余, 虽然会减少企业1 的利润, 但社会总福利还是增加的。
4 结论
均衡条件下, 当两类企业效率差异保持不变, 碳税和补贴水平都随负外部性差异正向变动, 两种产品价格均随负外部性差异递增; 如果负外部性差异保持一定, 碳税水平和高碳产品价格都随效率差异反向变动, 补贴水平和低碳产品价格与效率差异分别呈倒U型和U型关系; 与自由市场相比, 政府通过上述税制政策进行搭配实施, 提高了社会总福利水平。
5 启示和建议
首先, 政府要在企业生产效率和负外部性之间进行权衡, 对高碳交通工具生产企业不能一味严格限制, 对低碳排放生产企业也不能一直扶持。如果短时间内两类企业负外部性差异不变动, 效率差异很大时应适当放松高碳排放生产企业的限制, 反之, 则实行严格规制。对低碳排放生产规模较小、尚处在发展初期阶段或者低碳排放技术较成熟的企业应该给予较少补贴, 对低碳排放生产技术有一定水平但不够成熟, 发展初具规模且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企业应该给予较多的补贴和支持。
其次, 如果两个企业效率差异短时间不会变动, 负外部性差异越大, 则政府既要提高碳税水平, 又要加大补贴力度。
最后, 政府干预可以引导消费者选择, 减少碳排放, 提高社会福利。低碳技术发展和应用推广是政府淘汰高碳排放生产企业重要动力, 在建立法律政策体系同时, 还需积极引导和鼓励低碳技术企业开发新能源技术, 降低其生产成本, 逐步限制或淘汰高碳生产商, 实现城市交通工具的低碳转型。
摘要：在政府预算平衡条件下, 构建包含政府和双寡头交通工具生产商的两阶段博弈模型, 分析了企业间效率差异以及负外部性差异对低碳交通领域政府碳税和补贴规制设计的影响。结果表明, 随着低碳技术开发成本的不断降低, 政府对传统高碳交通企业的最优碳税强度不断增大, 而对低碳排放技术生产企业的最优补贴强度先提高后降低, 成倒U型关系。政府参与市场规制是解决市场失灵、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有效途径, 但应根据低碳技术发展水平合理配置碳税与补贴两种规制政策。
关键词：低碳交通,碳税,补贴,效率差异,负外部性差异
负外部性差异 篇2
随着上海市淡水资源需求量的不断增长, 上海市的水源地从黄浦江上游向长江口南支边滩转移已成必然趋势[1]。然而, 作为上海新水源的长江口水源地始终被咸潮所困扰。由于长江主流南偏, 北支入流条件日益恶化, 河槽日益淤浅, 当径流量小而潮差大时, 北支的水、沙、盐倒灌进入南支, 成为长江口南支水域咸水入侵的重要来源, 严重影响上海市淡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北支咸水倒灌是制约长江口南支淡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关键因素, 因此, 需要建设控制北支咸水倒灌南支的工程, 以有效地削弱或切断北支咸水倒灌。
2004年修订的《长江口综合整治开发规划要点报告》[2] (以下简称《规划》) 于2008年3月已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批准。《规划》提出了要建设长江口北支综合整治工程 (以下简称整治工程) , 以解决北支水、沙、盐倒灌南支的问题, 并减缓北支的自然淤积萎缩速率, 逐步改善北支的航运条件, 实现合理开发利用北支滩涂资源的目标。本文中, 笔者拟研究整治工程产生的外部性及其消解措施。
2整治工程对江苏省南通地区产生的影响
整治工程将产生整治目标以外的影响, 如, 较大规模地缩窄了北支河床, 减少了北支的进潮量, 对周围环境产生了一些没有从整治成本中反映出来的负面影响。笔者拟从两个方面分析整治工程对江苏省南通地区产生的影响:①整治工程对南通地区具体设施与环境造成的直接影响;②整治工程对南通地区社会、生态、经济造成的间接影响。
2.1直接影响
a. 引江能力下降。整治工程实施中缩窄方案后, 河道缩窄, 北支上段高潮位降低23～39 cm, 中段降低5～37 cm, 北支下段 (除连云港及其以下外) 降低了9～22 cm, 进潮量减小40%左右, 使得北支引水历时缩短, 部分通州、启东、海门地区 (以下简称通启海地区) 的通江河口出现引不到水的情况, 引江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2]。
b. 排涝能力下降。由于通启海地区的引排水系主要是西引南排, 因此, 北支是两岸河网的主要排水通道。整治工程大规模地缩窄了北支河床, 必然抬高中、上段的低潮位。现状沿江排涝能力为2 540 m3/s, 沿海排涝能力为903 m3/s, 设计总排涝能力为3 443 m3/s, 3 d降雨量为4.4亿m3, 4 d排出。而北支改造后, 自排水时间缩短, 4 d将无法将水排出, 严重降低了通启海地区乘潮排水的能力。
c. 防洪压力增大。整治工程实施中缩窄方案后, 北支局部河段高潮位有所降低, 这对北支防洪有有利的一面, 但随着潮流和挟沙能力的变化, 北支冲淤部位和强度都将发生变化, 对北岸顶冲部位的冲刷将加剧。先行实施的崇明北沿圈围工程必然对北支尤其是其中段河势, 带来较大变化, 如, 河宽改变, 断面缩窄, 流路更加集中, 主泓北移, 这必然加大两岸尤其是北岸的防洪压力。
d. 地下水咸化问题加剧。通启海地区滨江临海, 地势低平, 地下水埋深较浅, 土地盐碱化问题较为普遍。在每年的冬季枯水期, 河道水质咸化加剧, 部分区域的生活用水、工农业用水等受到较大威胁。北支上、中段低潮位的升高, 将会引起北岸通启海地区一定范围内地下水水位的升高, 枯水季节河水、地下水咸化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 对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等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e. 影响河势稳定。北支缩窄后, 徐六泾断面涨落潮量减小, 将导致新开沙夹槽附近涨落潮量减小, 这对维持新开沙夹槽相对稳定不利, 将加快夹槽淤积速度, 影响夹槽内码头的正常运行。
f. 湿地生态功能退化。长江口北支兴隆沙以下为江苏省政府批准的启东市长江口 (北支) 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面积477.34 km2, 是江苏省为数不多的湿地生态自然保护区之一。促淤围垦改变了滨海潮滩自然本底状态, 底栖生物由于栖息地的破坏而影响了生存和生长, 也对以底栖生物为食和以芦苇、海三棱草和草群落为生存空间的湿地鸟类产生不利影响。《规划》的实施, 将对长江口湿地面积与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 影响湿地生态功能的发挥。
g. 水生生物减少。整治工程大量圈围长江口湿地, 必然对长江口湿地生态产生较大影响, 波及北支沿江及北支出口近海水产养殖产业。《规划》的数模分析表明, 如, 北支纳潮量减少了40%, 崇头盐度下降了29.5%, 北支沿线盐度均有所下降, 北支分流比增加了0.7%。这些改变都会对北支的生物资源产生影响, 北支底栖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因此而改变, 经济水产品 (河蟹、鳗苗等) 和珍稀鱼类 (中华鲟、松江鲈鱼等) 的洄游路线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北支渔场面积进一步减小, 渔业生产将受到影响[3]。
2.2间接影响
整治工程也会对江苏省南通地区的社会、生态和经济产生间接影响。
a. 社会影响。社会影响即是社会服务条件的变化。引江能力下降、排涝能力下降、防洪压力加大、地下水咸化加剧、河势不稳定将会对江苏省南通地区的供水水量水质、居民居住条件、商业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生产环境、航运交通等产生一定影响, 并最终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b. 生态影响。地下水咸化加剧、湿地功能退化、水生生物减少, 这些生态环境的退化会衍生有关环境效应, 从而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c. 经济影响。凡有损经济利益的各类影响均可称为经济影响。要消除引江能力下降、排涝能力下降、防洪压力加大、地下水咸化加剧、河势不稳定等的影响, 就需要修建工程进行恢复, 工程的投入将使该地区经济蒙受损失, 而湿地功能退化、渔业产量下降等的影响, 则使水产业收入减少。
整治工程将使江苏省南通地区未来的防洪压力加大。对于常遭受洪水威胁的地区, 如果不能为该地区的发展创造一个安全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建设环境, 就会造成人们的心理压力, 使人们对选择该区域居住或投资没有信心, 从而使企业搬离、经济萧条。过去一旦遇到大的洪水年, 长江沿岸部分城市由于防洪设施的老化或标准不够, 造成水体污染严重、道路和电力管线被损毁、周边企业因洪水受损或停产等。原本在防洪区内投资建厂的单位, 由于损失巨大都逐渐撤离了该区域, 使该地区经济下滑。这是更为间接的经济影响。
3整治工程外部性分析
外部性是指生产或消费对其他人产生附带的成本或效益, 也就是说, 成本或收益附加于他人身上, 而产生这种影响的人并没有因此而付出代价或得到报酬。整治工程的目的之一是控制北支咸水倒灌, 为上海淡水资源开发创造有利条件。然而以上分析整治工程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并没有计入整治工程的外部成本, 而且整治工程所产生的正负影响在河口两岸地区呈不均匀分布, 这种空间差异带来了整治工程的负外部性。
3.1整治工程外部性特征
a. 独立于买卖关系之外。整治工程产生的外部性影响是指那些没有得到货币补偿 、不计入工程成本的外在影响。
b. 产生于决策范围之外, 而且具有伴随性。整治工程采取的手段是进行北支束窄, 在促淤围垦的同时导致了北支水位、水势、水域的变化, 对北岸江苏省南通地区产生的影响是在整治目标之外的。
c. 来源于人类的相互依赖性。上海市与江苏省南通市共处于长江口的南北两岸, 地理相邻, 北支是两市的界河。两市具有各自的行为权利和利益边界, 整治工程自然会涉及两岸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 因此外部性的产生源于它们为相互独立又地理相邻的两市。
d. 不可避免性。外部性产生时, 带来的影响会通过关联性强制地作用于受影响者, 受影响者一般难以回避。江苏省南通市毗邻上海市, 整治工程给江苏省南通市带来的外部性是不可避免的。
3.2整治工程外部性的起因分析
整治工程产生的外部性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起因可以从长江水的公共物品特性[4,5]及区域经济的聚散原理[6]两方面来分析。
a. 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长江是具有多功能用途的公共物品, 是沿江省市的水源地, 也是泄洪、灌溉的河道。对公共物品任一功能的使用不能影响其他功能的正常使用, 这种非排他性产生了整治工程的外部性。
a. 经济发达地区的集聚力。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金, 都会自发地追求其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基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金, 都有一个很强的流动趋势, 即从低效益的地区或部门向高效益的地区或部门流动, 力求重新组合, 重新进行资源配置, 以发挥出更大的生产效率, 争取更大的利润[6]。上海市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 在强大的政策优势支撑下, 经过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 已经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集群的核心, 在区域资源、技术创新、制度文化、组织网络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发挥着龙头示范的作用。解决北支咸水倒灌南支的问题是整治工程的重要目标之一, 这是为了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保证上海市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保证淡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也是优先考虑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规则所决定的。经济占优势地位的上海市获得了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控制力量, 这种力量带来了整治工程的外部性。
3.3整治工程外部性的消解
上海市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由于对资金和技术力量的吸纳作用占主导地位, 对周边的长三角地区有着负面影响。然而, 等城市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 事情将开始走向反面。
上海市的高速发展受到来自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约束, 这就迫使上海市的发展速度放慢, 原来已经积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开始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于是出现了由中心点向周围三角洲地区的扩散效应。一方面, 因技术进步带动产业升级使传统产业开始不断向四周转移;另一方面, 由于上海的土地价格上涨、生活费用攀升等原因, 引起部分人才和资本向周围三角洲地区迁移。这是上海给三角洲地区带来的正外部性, 亦是对其负外部性的消解。
虽然上海市对周围城市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可消除其部分负外部性影响, 但是这个进程是缓慢的, 而且整治工程给周边地区带来的社会、生态、经济等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在工程建设成本中得到真实的反映, 外部性的存在使得部分地区在短期内承担工程建设带来的各种成本。
4结论
通过以上对整治工程外部性的分析, 可知外部性是整治工程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外部性消除的根本方法就是使外部成本内部化, 也就是将其纳入到整治工程的成本中。只有通过对长江口生态、社会、经济的共建共享, 才能保证左右岸之间公平和谐的良性循环发展, 其中, 共建是义务, 共享是权利。通过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 协调长江口经济发展与整治工程建设的关系, 可从以下两方面建立长江口共建共享区:①共同建设。共同建设是共同享用的保证[7]。上海市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 对长江流域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但是只有共同建设长三角地区, 改善长三角地区的开发环境, 上海市才能在此基础之上更好地得到发展。②共同享用。在合理评估整治工程产生的外部性影响的基础上, 以长三角地区共同发展为目标, 综合考虑各共享主体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 通过协商和参与, 将需求与现实相结合, 整治工程受益方合理分担外部性成本, 制定对整治工程受损地区进行切实可行的补偿政策, 以达到利益共享的目的。
摘要：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分析了长江口北支综合整治工程对江苏省南通地区产生的影响, 结果表明, 长江口北支综合整治工程使南通地区引江能力下降、排涝能力下降、防洪压力加大、地下水咸化加剧、湿地生态功能退化等, 进而分析了长江口北支综合整治工程的外部性及其产生的原因, 认为外部性的产生源于水资源的公共物品特性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集聚力, 并提出消解外部性的建议:共建共享, 使外部成本内部化。
关键词：长江口北支综合整治工程,外部性,共建共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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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外部性差异 篇3
大量产业集群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版图上形成了一块块光彩夺目的经济拼图, 在全球化时代创造着惊人的财富。集群品牌是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产业集群内所有相关企业和机构在长期的经营中积累形成的产业特色和集体荣誉, 是由集群成员共同维护的使本集群区别于其他集群的标识。集群品牌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与企业品牌存在着互动和互补关系。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不经交易而对其他经济主体施加的利益或成本, 即其行为是另一经济主体效用函数的因变量, 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受益者不必花费成本就可以从某个行为主体的活动中受益;负外部性则是指给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失后果的行为主体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一般认为, 集群品牌对集群升级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作用, 即降低交易成本, 吸引优质资源, 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为中小企业提供统一的品牌服务等。然而, 集群品牌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性的复杂事物, 除了具有正的外部性外, 还具有负的外部性, 即导致集群在技术上自我封闭, 引起企业过度集聚, 造成环境自稔性风险和产生“柠檬市场”效应等。如果将产业集群升级作为因变量, 那么影响产业集群升级的集群品牌就是自变量。在一定范围内, 集群品牌的发展对产业集群的升级具有正的外部性;但是当集群品牌的发展超出了某一范围时, 集群品牌对产业集群的升级反而会具有消极作用, 即负的外部性, 这必然会导致看待集群品牌视角的改变和对管理集群品牌的公共政策提出新的要求。
二、相关研究综述
在关于产业集群发展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集群的不断发展对产业集群升级具有正外部性, 只有极少数的研究提到了集群的不断发展对产业集群升级的负外部性。郝世绵 (2007) 针对产业集群负外部性导致的诸如产业结构低级化锁定, 区域品牌危机, 企业外迁和资本外流等问题, 从地方政府规制, 核心企业、中介组织以及社会其他力量的参与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方式和途径[1]。程书燕 (2008) 结合中小企业的特点, 分析了集群负外部性的成因和影响,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规避中小企业集群发展负外部性的措施[2]。张冰, 金戈 (2009) 基于对浙江中小企业产业集群现状的分析, 说明了产业集群负外部性的具体表现和产生原因, 并从政府和行业角度提出了治理负外部性的措施[3]。过往的文献只是概要地分析了产业集群负外部性的消极影响和提出了一些简单而雷同的解决措施, 没有单独地以集群品牌的负外部性为对象, 进行深入的研究, 明确而详细地说明其成因和具体表现, 更没有提出对集群品牌负外部性进行有效治理的措施。因此本文拟详尽地分析集群品牌负外部性的消极影响, 并从技术标准战略的角度阐明对集群品牌负外部性的治理对策。
三、技术标准和技术标准战略的内涵
Gary Lea (2004) 等人指出, 技术标准是记录一种或多种针对人、物、过程或任何它们的结合所形成的一个或多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是能够在任何一个技术领域共同和重复使用的技术规范[4]。它包涵了两层含义:第一, 技术标准代表一条技术所要达到的基线, 未达到这条线的技术就不是合格的技术;第二, 技术标准已经存在并非常完备, 欲使用该技术者可以向制定技术标准的组织申请, 获得相应的技术。
根据叶林威 (2003) 的定义, 技术标准战略一般是指组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利用技术标准在竞争中谋求收益最大化的方略[5]。从产业集群的角度看, 技术标准战略就是一种围绕技术标准而制定的使产业集群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总体规划, 它是包括政府和行业协会在内的各个层次的公共管理机构用以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手段, 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实现技术标准战略的具体措施有:制定借鉴外部标准的技术标准体系, 鼓励集群内企业开放自身技术标准, 参与国际和国内的技术标准联盟, 针对外来企业设置特定的技术门槛, 制定统一的和与国际接轨的技术环境标准, 制定统一而系统的产品质量标准和完备的技术和质量检测体系等。运用技术标准战略, 不仅可以有效地协调集群内企业间的关系, 维持集群的正常运转, 而且可以有助于产业集群协调与外部的组织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推进集群技术创新。因此, 技术标准战略在对集群品牌负外部性的治理措施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四、集群品牌负外部性的影响
1. 导致集群内企业封闭自守, 产业集群成为“技术孤岛”
为了交流的顺畅和配合的协调, 强大的集群品牌会要求集群内的企业在个体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严格配合的分工体系, 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这将加大集群外企业对产业集群产品的模仿难度, 有助于集群品牌的管理与维护。如果一家企业不能接受这些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就很难与集群内的其它企业展开交流与合作, 最终也很难在集群内生存下去。但自我锁定的技术轨道也会使集群内的企业形成惯性, 越来越依赖于只从集群内获取技术, 很难与集群外的企业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 这将严重阻碍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 降低其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2. 引起企业过度集聚, 降低集群成本优势
企业的生产运作和产业集群的发展都离不开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包括稳定的水电供应, 便利的交通, 充足的土地供给, 专业而高效的政府和各类健全的中介服务等等。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初期, 正是由于企业的不断聚集, 使得单个企业所负担的公共服务成本不断下降, 增加了企业的收益。但是当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随着集群品牌的声誉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加入产业集群, 企业的空间聚集度将超过最佳的规模, 公共服务将供不应求, 这将导致公共服务的价格不断上涨, 停水停电, 交通堵塞, 土地紧缺, 政府服务效率降低和中介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 严重阻碍产业集群的发展。
3. 造成环境自稔性风险, 影响集群可持续发展
根据吴晓波, 耿帅 (2003) 的定义, 集群品牌的环境自稔性风险是指集群品牌既是产业集群产生竞争优势的原因, 也是引起环境危机导致集群衰败的潜在因素[6]。一个优秀的集群品牌可以吸引到众多企业来到该区域落户, 使产业集群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但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大量污染物也会严重破坏集群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 使产业集群走向衰落。当前中国的大多数产业集群还处于跨国外包体系的低端, 生产技术和装备都比较落后, 研发能力较低, 只有靠走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式发展道路才能生存下去。
4. 产生“柠檬市场”效应, 陷入恶性竞争怪圈
当集群品牌的知名度远大于企业品牌的知名度时, 消费者往往会忽略企业品牌之间的差异而只根据对集群品牌的认可出价。特别是在产业集群对集群内企业缺乏约束力的情况下, 由于在短期内企业对品牌的投资是无效的, 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无法通过品牌方式进行传播, 所以企业的产品即使再具有质量优势, 也无法获得消费者认可, 企业只有通过降价甚至将价格降低到成本价以下的方式来获取市场份额。此外, 由于低质产品对高质产品的驱逐十分迅速, 即使集群内大部分企业都是反应快和弹性大的中小企业, 它们也很难及时转产或从市场中成功退出, 这就更加剧了“柠檬市场”效应, 使产业集群陷入恶性竞争的怪圈。
五、技术标准战略在治理集群品牌负外部性中的作用
虽然有众多的公共政策管理工具和手段可以对产业集群与生俱来的集群品牌负外部性进行治理, 但技术标准战略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技术标准战略对集群品牌负外部性的治理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避免集群成为“技术孤岛”
严格配合的分工体系和统一的技术标准与规范是危险的, 会导致集群内企业间的联系僵化, 排斥外来技术, 严重削弱单个企业或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通过制定跟随和借鉴外部标准的集群技术标准, 鼓励和促进集群内的企业开放自身技术标准和参与外部标准联盟, 可以有效地促进产业集群与外界的知识交流和学习互动, 减弱产业集群在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和传播上的封闭自守性, 推动产业集群的创新和提高其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2. 解过度集聚效应
政府或行业协会可根据有关国际或国内的技术标准, 针对外来的企业设置特定的技术门槛, 制定适用于本产业集群所在行业或领域的生产技术标准、工艺流程标准、产品标准、服务质量标准和市场准入标准, 这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延缓外来企业进入的数量, 速度和程度, 对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起到保护作用。
3. 防范和消除环境自稔性风险, 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方面, 由于这种环境负外部性很难通过市场机制将其内化到企业的产品成本之中, 集群自身很可能不去考虑其给所在区域所带来的环境问题, 使环境自稔性风险更加严重。通过由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制定统一的行业技术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并加强标准的执行力度, 可以有效控制整个区域的环境污染, 避免环境危机的发生和产业集群的衰落。另一方面, 产业集群可以用符合国际环境要求的技术标准破除环保方面的贸易壁垒。当前, 由于遭遇了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 发达国家正在利用产品的环境标准作为新的贸易壁垒, 将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拒之门外, 使我国依靠国际市场生存和发展的产业集群损失惨重, 通过制定统一和与国际接轨的环境标准来避免贸易风险, 已成为急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的必然选择。
4. 有效解决“柠檬市场”问题
产业集群中一旦陷入“恶性竞争”怪圈, “柠檬市场”问题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是无法处理和解决的。为了产业集群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公共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制定统一而系统的技术标准来对集群内企业产品的质量进行规范。如今, 我国不少产业集群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检测体系, 如嵊州市领带协会的“中国领带服饰质量检测中心”和温州市烟具协会的“打火机质量检测站”实施经常性的产品质量检查, 定期向社会公布达不到质量标准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企业的名单, 并对之进行严肃的处理。正是这些行业协会的约束作用, 有力地遏制了以次充好, 假冒成风和不正当竞争等现象, 维护了集群内公平竞争的秩序。
六、结论
集群品牌对产业集群的升级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作用, 但同时集群品牌也会对产业集聚产生负外部性, 这些负外部性可能导致产业集群发展缓慢, 甚至衰退和消亡。找到有效的途径预防和消除集群品牌的负外部性是保持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标准与产业集群的发展和运行秩序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技术标准战略是治理集群品牌负外部性的有效公共政策工具和手段, 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郝世锦.产业集群的负外部性及其治理[J].华东经济管理, 2007 (11) .[1]郝世锦.产业集群的负外部性及其治理[J].华东经济管理, 2007 (11) .
[2]程书燕.中小企业空间集聚发展的负外部性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 2008 (4) .[2]程书燕.中小企业空间集聚发展的负外部性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 2008 (4) .
[3]张冰, 金戈.中小企业空间集聚的负外部性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09 (5) .[3]张冰, 金戈.中小企业空间集聚的负外部性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09 (5) .
[4]Gary Lea, Peter Hall.Standard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n economic and legal perspective[J].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04 (16) .[4]Gary Lea, Peter Hall.Standard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n economic and legal perspective[J].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04 (16) .
[5]叶林威, 戚昌文.技术标准战略在企业中的运用[J].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 2003 (2) .[5]叶林威, 戚昌文.技术标准战略在企业中的运用[J].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 2003 (2) .
负外部性差异 篇4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农地尤其是耕地却表现出向市地加速流转的失控态势,呈现规模大、效率低的显著特征。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客观存在是导致其社会成本收益与私人成本收益不一致的根本原因,从而致使流转秩序偏离了社会福利最优的社会公共政策目标。许多过去被忽略的重要问题,例如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以及城市快速扩张引发的环境恶化,都可以从外部性理论中得到解释。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及其治理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虽然都对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有所关注,〔1~3〕也对农地城市流转中政府管制及其部分政策工具的运用有所探讨,〔4~6〕但是,从负外部性治理的视角对农地城市流转的管制进行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也采取了诸如制定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以及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收管制等一系列实践行动来缓解经济发展与农地流失的矛盾。但事实表明,依靠单一的数量或指标等政策措施来规制农地城市流转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有可能蜕变为滋生寻租的土壤。因此,从外部性治理的视角,选择和设计适于我国农地城市流转管制的政策工具,对于促使我国农地城市流转进入理性、有序和良性循环轨道,建立起合理的环境经济利益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利益关系,以最终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性
学者张安录和杨钢桥在1999年首次清晰地定义了农地城市流转,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土地需求量增大,城市土地需求者通过经济的手段或者行政的手段将城市附近的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以满足城市土地需求的过程”,并指出农地城市流转多发于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7〕〔8〕农地城市流转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影响是极为复杂的,并且常常具有外溢的特征。
1.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性产生的原因
(1)产权模糊
首先,作为能够提供生态服务等外部效益的农地本身,其产权的模糊性一直饱受诟病。〔9〕〔10〕其次,农地所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功能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即难以界定产权或界定产权的成本过高,即使清晰界定后对其监督和保护的难度也很大;〔11〕农地城市流转导致农地的生态服务功能随之消失,这种对生态环境的损耗和破坏转嫁给社会公众却未支付任何代价,从而以负外部性的形式存在。这将导致城市用地需求者对农地城市流转产生过度需求,在损害社会福祉的基础上谋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2)市场缺陷
市场机制仅符合狭义的资源最优配置的要求,即以有限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满足人们对效率的追求。而广义的资源最优配置则要求在效率之外,必须考虑公平与稳定等社会福祉的实现,否则,就会出现 “市场失灵”。农地城市流转导致的生态性和社会性负外部效应,意味着农地城市流转的过程中存在着显著地市场失灵。
(3)利益的分散性与协调的困难性
外部性源自经济活动的分散性。一方面,农地城市流转本身的分散进行导致其不利影响也分散存在;另一方面,农地所提供的社会生态功能作为一种溢出效应,是由社会公众分散享有的。当其随着农地城市流转而消失时,其不利影响就分散作用于各个层面的社会公众,且损害范围和程度难以界定。
(4)时空的可转移性
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性并不局限于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在时间上,可以由即期转移到下一代,造成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性的代际转移,则即期农地城市流转产生的环境损害等负效应会由未来人口承受;在空间上,区域内农地城市流转的发生可能对区域外人口产生不良影响,或者将负外部性直接转嫁给其他区域,形成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性的区域间转移。
2.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性的分类
已有研究表明,农地外溢效益源自农地的多功能性且非常显著。〔12〕〔13〕农地城市流转导致这种外溢效益的损失以及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均可视为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成本,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人们利用土地的方式由基于自然物的耕作活动转变为对自然施加改造的建设活动,导致诸如周边现有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下降以及噪音、粉尘过量等社会性后果,二是由于地表景观由以自然营造物为主变化为以人工建筑物为主,农地原有的景观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引发生态环境恶化等生态性后果。由于市场失灵和价格缺失,上述后果尚未纳入农地城市流转的成本收益核算体系,而是以社会性负外部性和生态性负外部性的形式存在,这使得公众福利水平下降,其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的非可持续发展(见图1)。
三、农地城市流转政府管制分析
1.农地城市流转政府管制的依据
管制经济学指出,管制(也称 “规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农地城市流转所产生的极其复杂的社会和生态影响以社会性负外部性和生态性负外部性的形式存在,并未纳入农地城市流转的社会成本收益核算体系,加之涉及到代内与代际公平、个体与社会冲突等问题,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是难以解决的。根据管制理论中的公共利益理论,政府(包括社会公共机构及行政机关)代表了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是农地城市流转管制的恰当主体。
2.政府管制农地城市流转的需求
(1)经济层面
在农地城市流转的过程中,由于生态性负外部性和社会性负外部性的存在,农地城市流转的边际社会成本(MSC)是大于边际私人成本(MC)的,其差额为边际外部成本(MEC)。在农地需求曲线为D的市场条件下,理性的“经济人”基于私人成本收益的考虑,倾向于将数量为Q1的农地流转为建设用地;而基于社会成本收益考虑的社会最优农地城市流转数量仅为Q*。因此,在缺乏政府管制,仅依靠市场机制进行配置的情形下,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数量Q1将大于社会最优量Q*,有数量Q1-Q*的农地被过量转为建设用地,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性由社会公众所承担。换句话说,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作用下,土地使用者所付出的边际私人成本(市场价格表现为P1)远低于社会成本(市场价格表现为P*),且土地使用者无需承担其行为后果,农地城市流转存在显著的负外部性,这就要求政府管制的介入(见图2)。
(2)政治层面
管制实质上是一个行政过程,管制决策充满政治性,尤其涉及分配与选择。政府管制必须考虑企业利益诉求、平衡政治与经济权利、防止经济权利滥用、保障人民安全与健康等方面的因素。农地城市流转涉及各利益主体,要平衡经济发展与农地(特别是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需防止寻租等行为的出现,更需确保社会公众的福祉不受影响,这就充分表明,农地城市流转管制是一种针对私人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
(3)社会层面
政府管制源自对社会公平的考虑。有效的农地城市流转政府管制可以为农地城市流转市场的建立、健康运行、完善及维护社会公平提供制度保障,并能够调整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格局,甚至可以引导利益在不同主体间的转移。从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来衡量,这种利益的调整或转移的目的和结果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4)相关利益者诉求层面
政府管制的目的之一在于平衡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各个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其中,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者(如开发商等)是农地城市流转管制中最主要的利益主体,也是管制的主要对象,他们有可能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通过游说、收买和贿赂地方政府个别官员,使其制定有利于他们利益的管制政策,并对其执行过程施加影响。此时,如果缺少中央政府的管制以及弱势群体即负外部性承受者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压力,则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和福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3.政府管制农地城市流转的供给
政府管制农地城市流转的供给是指政府为满足农地城市流转管制需求而提供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多以法律法规、行政手段、经济措施的形式存在,目的在于满足农地城市流转管制的需求,抑制农地过度流转为城市建设用地。
(1)法律法规
自1982年以来,国务院及国土资源部(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财政部、农业部等陆续出台了大量有关农地城市流转管制的法律法规文件(见表1),体现出我国各级政府对农地城市流转管制的重视。
(2)行政手段
行政方式是政府采用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进行管理的情况。2006 年9 月,针对我国建设用地总量增长过快、工业用地过度扩张、违法用地和违法占有耕地的现象,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2014年2月,国土资源部亦发布 《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提出要严防集体土地流转 “非农化”,坚持农地农用,不得借农地流转之名违规搞非农业建设。
(3)经济措施
近年来,我国开始尝试采用财政、税收、地价等经济措施对农地城市流转进行控制。如中共江苏省苏州市委和苏州市政府于2010年出台了 《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试行)》,将基本农田纳入生态补偿重点范围,要求通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对因保护资源而在经济发展上受到限制的地区及个人给予一定补偿,并明确了生态补偿标准:对水稻主产区,连片1000~10000亩的水稻田按每亩200元予以生态补偿;连片1万亩以上的水稻田按每亩400元予以生态补偿。又如中共广东省中山市委于2014年1月提出,要 “结合主体功能区建设,探索建立分区域激励型财政政策和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机制”,经过多次论证,确定了提高基本农田和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到其他耕地,逐年提高标准;并提出,在2015~2017年,针对基本农田、其它耕地和生态性公益林分别执行50~200元/年·亩不等的生态补偿标准。
四、基于负外部性治理的农地城市流转管制体系框架构建
随着各个领域管制活动实践的发展,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尽相同的管制体系的划分方法,本研究以此为基础,将基于负外部性治理的农地城市流转管制体系分为两部分: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见图3)。
1.农地城市流转的经济性管制
(1)价格结构管制
外部性难以通过价格机制反映是导致农地城市流转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不一致的重要原因。目前,土地征收是我国农地城市流转的唯一合法实现途径,征地成本可视为农地城市流转的 “成本”,本研究将其视为农地城市流转所需支付的“价格”。我国现行 《土地管理法》第47条所规定的征收耕地补偿费用仅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可见,现有的征地制度并未考虑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效应,征地 “价格”仅由农地产值(经济价值)决定,而农地流转为城市用地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并未计入征地 “价格”体系,这意味着农地城市流转的私人成本远小于社会成本,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土地需求者倾向于对农地征收产生更多的需求,由此导致过度的农地城市流转。因此,要形成有利于社会福利最优的农地城市流转秩序,应当运用价格结构管制构筑新的征地 “价格”体系,通过社会价格抑制农地城市流转的需求。征地的 “社会价格”应能够反映农地的稀缺性和土地利用活动对社会经济的负外部效应,在结构上应包括征地补偿费和由社会公众所承担的外部成本。
(2)公共特许分配
管制经济学认为,由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政策制定者有时会对某些特殊市场的供应商数量进行限制或授予特殊许可,以确保所有的供应商及其产品或服务能够满足特定的最低标准,这被称为公共特许分配。对于农地城市流转管制而言,则意味着需要对允许农地城市流转的区域给予限定,以达到控制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性的大小和影响范围的目的。
①土地用途管制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分区管制简称“分区管制”,是将区域划分为若干用地类型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区内一致、区间差异的土地利用管制政策和规则,目的在于对土地开发进行控制。“分区”和“管制”是分区管制的要素,美、德、法等发达国家均将其作为土地开发利用控制的最主要方式。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源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和颁布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则正式确立了以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为核心的新型土地管理制度,而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是其核心目标。2011年,我国正式启动了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并预计于2016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同年6月,又发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我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这实际上明确了禁止农地城市流转的区域、限制农地城市流转的区域和可流转的农地区域,通过限制农地城市流转的区域,以有效降低农地城市流转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以确保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
政府通过上述管制措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地城市流转的数量和区位。但由于我国分区管制的实践尚不成熟,如许可管制缺乏有效监督和寻租腐败问题频发,导致其管制效果有待提升。亟需在权利配置、效力范围和区划的编制实施方面加以优化和提升。
②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及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简称“UGB”)是城市增长管理、控制城市无序蔓延的有效方法之一。从政府管制的角度,可将其理解为“被政府所采用并在地图上标示,以区分城市化地区与周边生态开敞空间的重要界限”。学者张进首先将增长边界等城市增长管理工具引入中国。〔14〕2014年7月,住建部和国土部共同确定在北京、沈阳、上海等14个城市开展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试点工作;2014年2月,环境保护部出台《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提出“实行严格保护的空间边界与管理限值,以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首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纲领性技术指导文件,内蒙古、江西、湖北、广西等地被列为生态红线划定试点省份。
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等工作的协同开展,可以作为一种有效地管制工具用于优化我国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而理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将有效维持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2.农地城市流转的社会性管制
(1)信息管制
“信息不对称”下的政府管制理论主要探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相应的政府管制理论。信息管制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强制信息披露,即商品供应者有义务提供有关商品的价格、身份、成分、数量或质量方面的信息;二是控制错误或误导性信息。
不完全竞争市场往往需要强制的信息披露,此时需要权力干预。我国的农地城市流转显然并非完全竞争市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土地资源配置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需要政府进行信息管制。实际上,出于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逐,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性往往被故意隐藏或忽略,加之社会公众对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的认知程度有限,造成了农地城市流转市场信息的失真,由此导致社会公众被迫承受外部成本。因此,政府应对农地城市流转的社会经济影响、征地费用、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数量及区位)等信息进行强制性披露,运用信息管制手段矫正农地市场信息失真状况,从而优化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配置。
此外,政治捐献和利益集团的游说对管制标准的执行与管制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在农地城市流转管制过程中,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者作为直接相关的利益集团极有可能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游说、收买和贿赂地方政府有关人员,使其制定有利于他们利益的管制政策,并对执行过程施加影响。此时,如果缺少中央政府的监管以及负外部性承受者(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压力,则农地城市流转的管制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因此,除了应对地方政府的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和农地城市流转行为等信息进行强制性披露外,还应提高公众对农地城市流转过程的参与程度,发挥舆论及公众监督的作用。
(2)进入管制(事先许可)
农地城市流转的进入管制也可称为事先许可,主要是从维护社会福祉的目的出发针对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者进行的管制,防止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需求者(如开发商)的过度进入,从而控制农地城市流转的需求。目前,我国的农地城市流转进入管制主要是通过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核拟用地事项的 “公益正当性”来进行的。我国 《宪法》和 《土地管理法》均将 “为公共利益需要”作为土地征收的前提条件,但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负外部效应的存在对农地城市流转的 “公益正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负外部效应的客观存在且影响深远,其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促使政府通过规划、许可等农地城市流转进入管制工具予以解决。
因此,本研究认为,一方面,进入管制必须在对 “公共利益”的范围和界限做出详细界定的基础上,严格按照 “公益正当性”的原则对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者进行甄别和审核;另一方面,为降低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性的不利影响,应当使该农地城市流转事项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实现公共利益模式的配置效率。如在英国的规划许可体系中,规划机关决策时必须考量 “相关的开发规划”、 “环境影响评估”和 “任何其他的重要因素”,而在 “任何其他的重要因素”中包括了农地开发可能引起的社会成本。
(3)经济工具管制
1庇古型管制工具———费和税、补贴。庇古认为,外部性导致经济主体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是资源配置市场失灵的原因。私人最优与社会最优的差异只能由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校正私人成本,这被后人称之为 “庇古型管制工具”。
一是费和税。农地城市流转税费的设置属于负强化理论的应用。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产生了负的外部效应,降低了社会福祉,理应对农地城市流转的需求者收费或征税以显化外部成本。目前,我国虽然在土地征收环节设置了征地管理费、耕地开垦费以及耕地占用税等费种和税种,但并未将降低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纳入考虑,这也是农地城市流转管制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因此,应针对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性建立恰当的费、税体系,形成更为有效的经济调节机制,促使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者在减少对增量城市土地的需求和缴纳税费之间加以权衡。即当需缴纳的税费达到一定水平时,使用者出于控制成本的考虑将主动减少对增量城市土地的需求,从而达到对农地城市流转进行管制的目的。其中关键问题在于确定价格信号,即设置合理的税、费标准,包括计税依据、征税范围、征税对象、税率以及具体税费计算方法等。
二是补贴。对外部性给予补贴属于正强化理论的运用。控制农地城市流转的数量,保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农地具有很强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确保这种正外部性的维持,实现农地保护社会成本的公平分担和社会收益的公平享有,应对农地保有者给予补贴。按照 “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政府可以通过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农地保护补偿金等方式激励农地保护行为,使农地保护主体的意愿与社会整体的意愿趋于一致,从而促使农地城市流转外部约束与内在激励相结合,以达到更好的管制效果。
2 “科斯型”管制工具———流转权交易。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通过界定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的关系以及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外部性内在化,尽量减少资源使用行为的负外部效应。作为一种基于产权的管制, “科斯型”管制通过明晰产权给资源使用者提供激励与约束。在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管制政策对土地资源利用者的种种约束实际上是通过对土地产权的约束实现的。土地产权明晰是土地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土地产权的配置状况决定产权的实现程度、土地市场的发育和运作状况以及土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低。
农地城市流转产生负外部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农地城市流转中存在产权界定的不明晰,由此导致产权执行缺位或不当。从负外部性治理的角度出发,农地城市流转的流转权建立的理念基础在于,可通过允许流转权的交易来实现政府对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性的控制。首先由专门的机构对农地城市流转前周边环境质量和社会公众的福利变化进行观察和测度,然后对农地城市流转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设定一个标准额度,如果有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者将农地流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后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超过了该标准额度,就必须从其他没有超过这个限度的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者那里够买其手中多余的流转权,否则,就不能流转;而未超过这个限度的开发商可以通过拍卖的形式来流转手中多余的流转权,最终由出价最高的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需求者购得。实质上,实行流转权交易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需求者互相交易手中的额度,而是为了控制农地城市流转数量及其产生的负外部效应。
五、结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农地尤其是城乡交错区的农地向城市建设用地流转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大量优质农地的流失所导致的生态性和社会性负外部效应已不容忽视,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福利并导致社会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目前,虽然我国已采用法律法规、行政、经济等多种管制手段控制农地城市流转的速度,但相对于政府管制农地城市流转的强烈需求而言,仍需进一步强化和改善。为此,基于治理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性的视角,笔者提出了包括价格结构管制和公共特许分配在内的经济性管制与包括信息管制、进入管制、经济工具管制在内的社会性管制并举的农地城市流转政府管制框架。一方面,可以为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性的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能够为政府制定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性管制制度与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摘要：农地城市流转对生态和社会的影响多以负外部性的形式存在,从负外部性治理的视角探讨适于我国国情的农地城市流转管制措施和管制制度框架,对于提高社会公众福利水平以及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对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及类型、政府管制农地城市流转的依据及管制的需求和供给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并举的农地城市流转政府管制框架。
对中外负商誉会计处理差异的思考 篇5
一、负商誉的本质分析
对有无负商誉这一问题会计界分歧较大。有的观点提出负商誉与商誉的性质相矛盾,商誉作为一项无实物形态的资产,无论是从资产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不可能出现负资产的情况,如果承认了负商誉则等于承认了负资产的概念。但是,不承认负商誉概念并不意味着“负差额”就不存在。这是因为,在被并购企业出现连年亏损的情况下,企业的实际价值已经低于净资产的现行价值,为了尽快将企业出售,避免更多亏损,被购并企业可能会主动将企业降价出售。除此之外,再加上出售时的一些其他因素,如企业许多资产特别是配套资产不可单独出售,否则资产价格会大大降低,或交易费用更高;企业存在一些未在账面反映的隐性负债和成本,会影响企业未来的经营活动及获利能力等。以上不利因素都决定了被并企业必须接受施并方按低于其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之和的并购价格兼并企业。目前国际上对合并成本小于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有的明确界定是负商誉(如IASB);有的则未给出明确定义(如美国和我国),但都认可客观上存在合并成本小于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正如FASB认为,负商誉既不是资产也不是负债,而只是一个“余额”。
二、中外负商誉会计处理的差异比较
(一)IASB的会计处理方法。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在《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企业合并》中对企业合并过程中产生的负商誉作了明确规定:在交易日,凡是购买企业在购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中的股权份额超过购买成本的,都应确认为负商誉。负商誉应该区分不同类别,以系统的方法确认为收益。在资产负债表中,负商誉应在商誉所属类别中,作为报告企业资产的减项予以列报。
例1:20×8年12月31日,甲公司通过企业合并直接用800万元购进乙公司全部净资产并承担其全部负债。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合计为1 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700万元,无形资产200万元,流动资产100万元。按照IASB的会计处理方法规定,合并日甲公司的账务处理为:
(二)FASB的会计处理方法。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的《财务会计准则第141号——企业合并》中提到:在某些情况下,分配到所购资产和所承担负债中去的金额总和会超过被购方的成本,此项超出额应当按比例减少本来应当分配到所有被收购资产中去的金额。即把负商誉金额按公允价值的比例调减合并取得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等长期资产项目的公允价值。如果分配到所有被收购资产中去的金额已经被减至为零,但仍有剩余的超出额,则剩余的超出额应当按照APB意见书第30号《报告经营成果——报告处置企业内部、非常项目、罕见与非频繁发生的事项及交易的影响》的规定,确认为非常利得。该非常利得应当在企业合并结束当期进行确认。该观点的理由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与递延资产等非流动资产的项目通常没有现存的市价,其公允价值不易确定,购得的净资产低于公允价值的差额很有可能就是其公允价值的高估,而并非所谓负商誉。这一观点较符合稳健性原则。
承例1,甲公司固定资产应分摊金额=200×700/(700+200)=156(万元);无形资产应分摊金额=200×200/(700+200)=44(万元)。其会计处理为:
目前,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采用和美国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这种方法是目前国际上较流行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采用这种方法时,当并购成本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数额相差较大,即负商誉较大时,就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如假设A公司通过企业合并用400万元购进B公司全部净资产,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合计为1 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400万元,无形资产100万元,流动资产500万元。这时B公司非流动资产500万,不足以抵减并购成本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600万,按规定计入非常利得,B公司账务处理为:
由上可以看出,当非流动资产被全部抵减掉时,账面上就不再反映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存在。但实际上,这些资产依然属于并购企业,还处于运用状态,可能会给报表信息使用者造成一定的误解。
(三)其他国家的会计处理方法。
法国将并购成本低于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数额全部计入“递延收益”账户,该收益应随着被并购方资产的出售、负债的清偿或资产价值转移到各期收益中时逐期确认,即在规定期限内分摊计入各期损益。该模式下负商誉的确认较符合配比原则,但因其摊销年限的选择具有一定主观性,会使各期收益虚增。账务处理为:借记各种资产,贷记“银行存款”、“递延收益”科目。英国把负商誉称为合并资本公积,并计入“合并资本公积”账户,单独列示在所有者权益部分,作为购买方权益的增加。这种处理方法意味着合并时企业获得的利润是不可分利润,因为这部分利润与企业当年的经营成果无关,是未实现利润,如果直接确认为收益,势必会影响当年损益的确定。采用此方法的还有德国、意大利等。账务处理模式为:借记各种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款”、“资本公积”等科目。
(四)我国的会计处理方法。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中对负商誉的会计处理也做出了规定,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对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及合并成本的计量进行复核;经复核后合并成本仍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账务处理模式为:借记各种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款”、“营业外收入”等科目。
三、对中外负商誉会计处理差异的思考
针对中外负商誉会计处理的规定,目前国际上对于负商誉的会计处理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方法:(1)将负商誉全部作为递延收益;(2)并购成本小于被并购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先调减合并取得的非流动资产,直到减至为零。如仍有剩余的超出额,确认为非常利得;(3)将负商誉确认为资本公积;(4)将负商誉确认为当期损益。
首先,从计量角度看,以上四种方法中(1)、(3)、(4)是将并购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与购买成本的负差额全部确认为负商誉进行计量,笔者认为并不可取,因为负商誉并非全部来源于廉价购买。其次,从会计处理看,将负商誉全部作为递延收益、资本公积或当期损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负商誉全部作为递延收益以后再进行分摊,有可能导致企业利用负商誉的分摊进行盈余管理;将负商誉直接计入资本公积虽然不会虚增收入,但人为增加了所有者权益,使企业无法从根本上揭示净资产变动的原因,有悖于经济事实;将负商誉直接确认为当期损益,会造成当期收入过大,企业有可能会通过虚构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来操纵利润。再加上负商誉是由被合并企业的负面影响产生的,这些不利因素可能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并且影响整个企业的财务状况,所以合并方直接将负商誉计入当期损益不符合配比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