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公共关系

学术公共关系（精选12篇）

学术公共关系 篇1

摘要：学术责任通常与学术自由一并论及。随着大学日趋现代化、世俗化, 学术权力的公共性与日俱增, 但其以高深知识为基础的不透明运行使监督面临困境。因此, 行使学术权力也需要学术责任的在场。担当这一责任, 要求学者体认和重视学术权力的公共性, 在行使学术权力过程中秉持普遍主义立场, 力求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

关键词：学术权力,公共性,学术责任

今天的大学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世俗机构。学者对学术权力的行使不仅维系着知识发展, 还直接关乎社会和个人的命运。就我国而论, 尽管制约行政权力、扩大并保障学者的学术权力是今后的重要改革方向, 但在现实中,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非泾渭分明, 更非总是处于对立状态。而且, 在某些情况下, 也存在学术权力滥用甚至是学术权力腐败的问题。这就促使笔者开始关注学术权力本身, 探寻其必要的制约机制。这些机制一方面是外在的, 如法律等成文规范的约束; 还有一些则是内在的、无形的, 这就是关于学术权力的伦理规范。笔者将在本文中关注后者, 也即是学术权力的责任伦理问题。

一、传统学术责任理念: 学术权力视角的缺失

通常情况下, 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一并论及。斯坦福大学前校长肯尼迪 ( Donald Kennedy) 认为: “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正是学术界……维护这样的权利, 即异端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它和学术责任被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1]。著名学者希尔斯 ( Edward Shils) 也指出: “学术自由并不能免除学者个人作为学术机构的成员所应负的责任。”“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履行其教学和研究责任的自由。”[2]我国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讨论。如宋秋蓉指出: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一对不可分离的范畴。一方面, 大学学术自由是实现特殊的学术责任的条件; 另一方面, 大学要充分、有效、正确地行使和保障学术自由, 同样需要履行学术责任。”[3]赵婷婷认为: “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应该相伴共生。学术自由的理念是履行学术责任的基础, 学术责任可以让学术自由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4]张红峰从哲学视角辨析了两者的关联: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密不可分的。在学术活动过程中, 高深知识作为象征性的指向是自由建构与责任承担的基础和承诺; 自我与外在理性的结合使自由与责任成为可能。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和谐契合使得大学的学术价值走向了终极意义。”[5]总之, 如王恩华所言: “对于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单纯强调某一方面, 都有失偏颇, 只有坚持二者辩证统一, 才有利于学者的发展, 才有利于大学的健康发展。”[6]

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相伴共生论”无疑是深刻的。然而, 学术责任主要是学术自由之责任吗? 除针对学术自由外, 学术责任还有无其他指向? 需要指出的是, 大学学者既是学术自由享有者, 亦是学术权力执掌者。对学术责任的探讨理应将学术权力考虑其中。辨析学术责任与学术权力的关系, 明晰学者为学术权力担当责任的路径, 正是下文关注的焦点。

二、大学的现代化转型与学术权力的公共性

我们将大学转型与学术权力公共性的讨论置于社会背景中。现代以来, 在民族国家崛起背景下, 大学逐渐丧失了原初的国际性, 并从相对独立的学者社团组织变身为依附于民族国家的世俗机构。19 世纪德国柏林大学可谓大学与民族国家唇齿相依、默契配合的典型。尽管该校当时奉行“寂寞而自由”理念, 与政府保持必要距离, 以避免政府权力对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造成侵害, 但其创办者洪堡 ( Humboldt) 的安排无非为长远计: “寂寞和自由能够促进大学的繁荣, 而繁荣的大学及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7]

近现代大学活动多以国家利益为起点和归宿。正是深刻认识到大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 政府将高等教育发展纳入规划, 对大学给予大量经费支持, 甚至亲自创办大学来提供公共教育。“旧日的象牙塔现已成为国家的工具和工业的工具”[8]。在现代性转型中大学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它与国家间形成了紧密的彼此依赖。大学再也难以割舍国家情结。德兰迪 ( Gerard Delanty) 指出, “大学与国家的联盟标志着现代大学的诞生”[9]。近代大学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世纪大学的遗产, 但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 或者说, 现代性的来临使大学历经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学走向世俗化, 其公共性日益彰显。无论19 世纪早期德国洪堡的文化大学理念, 还是20 世纪初叶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 无一不是在赋予大学日趋繁重的社会职能和公共责任。传统大学以教学为主要活动, 洪堡以降大学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 在美国实用主义理念孕育下, 大学则被赋予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主要职能。这些职能的增扩体现了大学生存意义的转向: 它的活动不仅指向知识发展本身, 其更重要的存在价值在于回应来自社会的诸多现实诉求。今天的大学已呈现出功能多样化特征: 它“在履行学术功能的同时, 更多地担负起艰巨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10]总之, 自晚近始, 大学完成了从学者自治社团向公共机构的转型, 它致力于满足形形色色的功利性目的, 并走入社会中心。可以说, 大学职能拓展与功能分化的过程即是大学持续公共化的过程; 近现代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责任担当史。大学正是以履行社会职能、响应社会需求来确立自身在当代社会中的合法地位。今天, 学术自由的行使和学术权力的运用, 不仅要对良心和知识负责, 还必须对大学利益相关者负责, 给社会一个交代。

在学术共同体中, 由于不同学者对高深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不同, 学术造诣较高者在制定学术规则与分配学术资源上自然拥有更大权威。“学术权力是专家学者依据其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 对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施加影响和干预的力量。”[11]由于大学在现代化转型中承担起多种社会职能, 其自身公共性不断增强, 学术权力的作用比以往更为深刻和广泛, 它不仅在传统的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中发挥作用, 而且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 伴随着大学公共化, 学术权力的公共性与日俱增。

第一, 学术权力在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前大众化时代的大学与公众相对疏离, 学术权力活动主要是知识精英群体中的活动;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 其作用范围从学术精英拓展到日益增加的社会公众。同时, 社会对科学研究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增长, 学术权力则大量运用于知识生产过程中。可见, 由于大学公共性的增强, 学术权力如今越来越多地服从、服务于大学公共活动。

第二, 在某些情形下, 学者运用学术权力决定着公共资源分配, 进而牵涉广泛的公众利益和价值诉求。学术权力行使有时会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甚至由此成为政府实施监督和干预的理由。如招录研究生离不开运用学术权力。而入学机会作为稀缺资源, 影响着公民的社会流动及由此带来的损益, 关乎其作为受教育者的法定权利, 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可见, 对能否获得录取资格的审查不仅是学术问题, 可能还会成为公共议题。

第三, 在公立大学中, 学术权力还进一步成为部分行政性职权的基础。从大陆法系视野看, 公立大学通常被视为国家教育权的延伸, 具有公法地位。德国法学家毛雷尔 ( Hartmut Maurer) 认为, 高等学校属于公法团体, 是间接国家行政的一部分[12]。学校与师生间存在行政与民事二重法律关系。公立大学的教育教学权、学位授予权等权力属于公权力。这些权力很多情况下以学者运用学术权力为基础。如授予学位属行政行为, 但其基础是学者运用学术权力进行评议和票决, 学位授予决定须依此做出。

总之, 在近代和现代意义的大学已是从事公共活动的组织, 学术权力也由此逐渐涂上了公共色彩。它在作用于大学内部学术事务的同时, 还进一步在社会中和公民个人面前显现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三、公共化了的学术权力日益需要学术责任制约

学术权力在大学中具有天然合法性。但我们应如何对待手中的学术权力? 从本质讲, 任何不受责任制约的权力都会失控。恰如冯向东教授所言, “只要存在着权力, 就存在着对权力的追逐; 任何权力一经诞生, 都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冲动。学术权力同样如此。因此, 学术责任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是学术权力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旦少了这些, 学术权力也会蜕变。”[13]学术责任和学术权力本是同时产生的。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存在学术权力, 就必然要强调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 当前学术权力运行的一对矛盾性质, 即大学现代化、世俗化使学术权力具有的公共性和学术权力运行方式的不透明性, 更加凸显了以学术责任制约学术权力的必要性。

一方面, 具有公共性的学术权力深刻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社会和更多公民的利益。今天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企业, 知识和人才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 具有战略意义。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日益紧密地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相连结, 甚至其本身已被作为国家、社会交给大学的任务。学者在课题评审、成果评价、人才选拔、学术争端调停等方面能否公正地运用学术权力, 不仅会对知识发展造成影响、对直接当事人产生有利或不利后果, 也必将影响到国家与社会能否最大限度地获取所需人才、利用研究成果。同时, 正在兴起的后工业社会是以信息和知识为主要结构特征, 奉行“能者统治”的社会[14], 专业知识、研究能力和学术资历在个人发展与社会流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知识改变命运”、“学历造就前途”在今天并非鲜见。在有些情况下, 学术权力运用甚至可能决定某些公民一生的命运沉浮。因此, 在当代, 滥用学术权力不仅是对学术事业的危害, 还构成了对社会的危害。可以说, 学术权力的滥用, 其后果不亚于学术自由的滥用;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比滥用学术自由所造成的危害更大。

另一方面, 学术权力往往是学者在专业知识基础上行使的, 而大学中的专业知识属于高深知识的范畴。由于高深知识不易被公众理解, 学术权力的运用并不能处于公众的有效监督之下。正如布鲁贝克 ( John S. Brubacher) 所说: “由于高深的学问处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 在如何对待学问上遇到的问题方面, 公众就难以评判学者是否在诚恳公正地对待公众的利益。……学者们是他们自己的道德的惟一评判者。”[15]并且, 随着学科分工日趋精细, 知识趋于碎片化, “隔行如隔山”现象愈加普遍, 不仅不同学科之间, 就是不同亚学科间、不同研究方向间的学者, 其交流和理解也存有一定障碍。专业知识向纵深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每位学者都是自己领域的专家, 其研究内容不易被其他领域学者透彻地解读。在这种专业化的高深知识基础上的权力运用, 更不容易受到监督; 滥用学术权力, 更不易被识别和认定。如学者在评审基金项目申请时, 可能并不存在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量化指标体系, 何为“优秀”并不总是有客观标准。学者在评审中需做出一种类似诉讼上的“自由心证”的行为。由于评审受主观影响且不易受到有效的制度约束, 故其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者个人的学术水平、观点倾向和道德良知。这一点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明显。故在某种意义上, 学术权力运行带有不透明性, 它具有“黑箱”式的特征。而且, 恰是由于大学的独立自治传统和学术权力运用的不透明性, 导致了过多外部干预不仅缺乏合法性, 且难以真正奏效。而学术权力滥用既可能影响知识发展, 又可能给更多利益相关者带来风险, 使其在维护权益方面困难重重。正是缘于此, 以学术责任制约学术权力十分重要。

四、学术权力公共化时代的学术责任担当路径

学者在行使学术权力过程中如何担当学术责任? 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对学术权力公共性的体认与重视。一般来说, 大学学者很少被视作公权力执掌者。学者的学术活动与官场的权力运作存在较大差别, 甚至不免冲突。在韦伯 ( Max Weber) 那里, 学术与政治作为两大理想类型 ( ideal type) 分别处于相对的两极, 与以政治为业不同的是, 以学术为业奉行价值无涉: “一名科学工作者, 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 也就是对事实充分了解的终结之时。”[16]科塞 ( Lew- is A. Coser) 则考察了知识分子和权力机构的关系, 他写道: “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一向是不信任和相互不理解的, 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 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起来。”[17]尽管学者的确未必拥有上述政治与行政权力, 但其学术权力在今天也是一种公权力。学者运用学术权力不仅关涉知识发展, 还关乎社会与公民的命运。因此, 即使当前的科层制度、管理主义横行于大学压迫了学术权力, 使我们将大量精力放在论证学术权力的实现与保障方面, 对学术权力运行本身及相应学术责任给予足够重视亦属必要。大学学者要担当这一学术责任, 首先须对自身学术权力的公共性加以深切体认、给予高度重视。

第二, 对普遍主义立场的秉持与发扬。普遍主义意味着“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 而与之相对的特殊主义则是“凭借与行为者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18]。如大学教师的“近亲繁殖”属于特殊主义,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则体现了普遍主义原则。大学本是拥有追求普遍主义光荣历史传统的机构, 应以探索真理、传授和增扩知识为神圣使命。在理想的大学中, 不问职务高低, 不问出身贵贱, 学者们都享有同等的探求真知并据此取得荣誉、声望和报偿的权利。学者的权威既非来自世俗权力机构任命, 亦非由合法继承而得, 更非通过暴力或非暴力斗争而获取, 这一权威的唯一合法来源是他们的学术造诣。如果说大学中存在等级, 那么这种等级应建立在学术水平差异之上; 如果说大学中有什么贵族人物, 那只能是“精神贵族”或“知识贵族”。尽管现实与理想状态有偏差, 大学中并非不存在权力倾轧与学术交易, 公正地行使学术权力的巨大阻碍之一, 便是普遍主义的缺失, 大学与各种利益集团结盟, 并为之谋取不当私利。但历史地看, 普遍主义立场毕竟已融入传统大学精神和文化血脉之中。今天学者在行使学术权力过程中对普遍主义的秉持与发扬, 要求他们将各种学说置于平等地位, 将所有当事者置于平等地位, 将学术标准作为最重要的评判准则。在学术评价上, 以学术能力、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为惟一依据而不论亲疏贵贱; 面对不同学说, 尊重认识的多样性, 不贬斥、排挤其他学说, 不将门户之见强加于他人或作为评判准则。在人才选拔上, 坚持“外举不避仇, 内举不避亲”的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原则。在处理学术争议时恪守学术道德和规范, 坚守公正立场。如是种种, 方为担当学术责任之举。

第三, 力求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学术权力运行的实体正义有赖于学者高扬普遍主义旗帜。这里需强调的是程序正义。它和实体正义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两者不可偏废。从本质看, 大学组织结构具有松散性, 如韦克认为大学组织是“松散的结合系统”; 科恩、马奇和奥尔森则把这类组织称为“有组织的无序状态”[19]。学者间的联系, 在更多情况下由情感维系而非成文制度约束。学者运用学术权力虽要遵守一定的制度法则, 但在很大程度上, 公正还取决于其遵循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规范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这样的信念。然而我们也须正视大学的理性化、制度化发展趋势。韦伯曾以“理性铁笼”隐喻人类社会走向理性化的宿命。不论我们如何理解这一预言, 毕竟实践证明, 包括大学在内的社会组织难以回避成为科层组织的现实。今天的大学无疑已进入制度化时代, 学术活动无法从根本上摒弃科层理性。而且, “即使纯属学术事务, 如果缺少最为基本的规范标准、制度和程序, 单纯依赖学者的道德自律, 即一种基于传统的文化情结, 并不见得更为可靠”[20]。学术权力只有通过必要的成文制度加以规制, 才能在较大程度上避免被滥用。为此, 当代大学学者要担起学术责任, 就必须树立法治意识、程序意识, 并通过制定具体的成文制度对学术权力进行自我规范, 尽可能将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管理和决策组织建立健全, 将学者个人学术权力行使的细节纳入程序的轨道, 以弥补学术权力运行不透明性的不足, 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有机契合与和谐统一。

学术公共关系 篇2

2002年8月31日至9月1日，经过中国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和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中心等有关单位共同周密筹备的“21世纪中越关系展望”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主办，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具体承办。来自中国和越南的代表共85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国内代表52人，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中心等越方代表33人，共提交会议论文近30篇。与会学者围绕“21世纪中越关系展望”这一主题，以大会报告和分阶段讨论及会后交流等多种形式，对中越关系政治整体发展的现状及中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关系以及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中越合作等问题和中越关系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会议气氛友好，议题集中，主题明确，学术研讨热烈、深入、富有成效。

8月31日下午，会议正式开幕。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所长戴可来教授主持开幕式。郑州大学副校长申长雨教授致词，代表郑州大学全体师生欢迎与会代表的到来，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庄国土教授代表主办单位与中方学者致辞，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阮辉贵教授代表越方学者致辞，感谢主办单位的盛情邀请与热情接待。简短的开幕式后，中国前驻越大使李家忠以“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为题，对90年代以来中越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总体评价，并展望了新世纪中越关系的美好未来。越南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所前所长阮辉贵教授和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副所长于向东教授分别以“21世纪初的越中关系展望”和“面向新世纪的中越关系”阐述了对中越关系的基本看法。

9月1日，大会开始专题研讨，分5个专题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对中越关系的综述性研讨。第二阶段分两个会场，第一会场主题为政治与安全，第二会场侧重于经济与文化，涉及中越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民间交往等各方面。第三阶段围绕区域合作背景下的中越关系，讨论了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趋势下如何建立中越新型合作关系及经济合作模式。第四阶段展望了21世纪的中越关系。会议议题涉及中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关系，现仅就讨论较集中的问题和主要观点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以简单介绍。

一、关于中越关系的发展，主要是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发展状况。中越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两国关系出现曲折，1991年11月，双方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学者们在讨论中普遍认

为友好是两国关系史的主流，对1991年以来的中越双边关系的恢复、发展与诸多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郭明研究员把十多年来中越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91年底至1995年7月为磨和阶段，1995年7月至1999年初为增进互信阶段，1999年初以来进入长期稳定阶段，十六字方针的确立、“陆界条约”、“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的签署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使中越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也将推动21世纪中越友好与合作。洛阳外语学院陈继章教授比较了中越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所经历的几种情况，认为目前的“平等互惠、共同发展”最具生命力。于向东教授认为，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从传统的睦邻友好的较低层面已经提升到一个以十六字方针为指导的更高层面，并表现出几个特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两党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频繁互访，双方有关部门相互协商、全面合作的机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政治层面与经济、文化层面在双方的交流中存在互动关系，政治关系处于主导地位，两党党际交往日益密切。

二、对中越政治关系的认识。有学者认为90年代以来，中越政治关系发展迅速，但还有更大的潜力和更广阔的拓展空间。在影响中越关系的政治因素中，领导人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是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林明华教授强调，中越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透显着两国高层领导个人因素的浓墨重彩。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亲自培育、关系正常化之后高层频繁互访直接推动着双边关系的发展。关于意识形态因素，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越南阮辉贵教授认为中越相同的意识形态与两国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两国应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加强政治领域的合作。中方一些学者也认为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有共同语言，在反对西方干涉与“和平演变”方面有共同利益，是“理想相同，利益相关”，这将有力地推动中越政治关系的发展。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杜继锋博士在全面考察中越政治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提出越南与其他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中越关系顺利发展的有利因素。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两国应该根据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平等互利的关系。主张淡化意识形态，不应回到过去无原则友好的时代。两国可以相互交流治党治国经验，但不能干涉或变相干涉对方内政。应根据时代的发展，建立新型合作关系。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游明谦博士提出，淡化意识形态不等于回避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相同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同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现象，其本身有丰富的、时代性的内容；中越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与发展取向使两国选择了相同的发展道路与相似的发展模式，将来也会对两国意识形态及制度、体制、机制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云南社科院贺圣达教授分析了越共“九大”文件并同中共“十五大”文件的内容进行比较，探究了中越两党在涉及两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要理念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及其对新世纪中越关系的影响。广西东南

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罗金友研究员从中国与东盟关系、意识形态及越南国内因素解析了越南加入东盟后中越关系升温的主要原因。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博士介绍了中越两国在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拓了中越关系研究一个较新的领域。

三、中越经济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焦点之一。与会中越学者普遍认为中越经贸合作近年来在政治关系的推动下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有进出口数额迅速增长，贸易形式多样化、货物种类丰富等特点，但仍明显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没有居于应有的主导地位。其原因与越南的投资环境较差有关，一些有资金的中国商家可能认为到越南投资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另外，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越南都在吸收外资，而对外投资活动本身不多，也难以有足够的资金到对方国家投资。双方现有的投资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国对越南投资，越南对中国投资极少。厦门大学廖少廉教授分析了中国入世对中越贸易和引资领域的各种影响，认为会带动双边贸易额的增加和出口市场及引资的竞争，但并非零和博弈，而是一种良性促进，使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越南学者阮氏明姮博士分析中国对越投资的质量不高，力度不大的原因可能主要是重视不够或合作双方未找到收效快的投资领域。双边贸易方面，有学者在讨论中建议中国私营企业的对越贸易应提高产品质量，扩大贸易规模，如能实现，私营企业将会成为未来中越贸易的主体。越南冯氏惠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口到越南的产品质量后，认为中国产品在越南的竞争力相对较差的原因在于中国对越贸易中边贸比例较大，国贸数额较小，名牌产品没有大量的进入越南市场，这种状况与中国对越南市场的重视程度有关。越南学者黎文尚博士则提醒中国投资者与商人应该关注到越南中产阶级的形成，及时调整投资与贸易策略。关于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古小松教授等认为应具体考虑，不能仅仅拘泥于统计数字。在中越贸易中，有大量实际存在而不可统计的贸易形式，如小额边境贸易、边境走私、跨境游客的旅游消费等，这些贸易的数额可观，却无法统计。针对有人提出中越贸易的竞争性将逐渐大于互补性的说法，南京政治学院祝仰修教授分析说，中越两国的发展水平不太悬殊，在某些商品和技术上，竞争性会大于互补性，但双方可以在技术和劳动力方面进行协作，变竞争为合作。两国与经贸有关的互补因素主要是气候、区位和交通，双方应积极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皮军博士以其对越南革新开放的深入研究，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于中越两国政府确定的到2005年贸易额达到50亿美元的目标，两国学者都认为具有可行性，对目标的实现持乐观态度。

四、由于两国特殊的地缘关系，中越安全合作十分重要。当今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下，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对世界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际安全形势趋向缓和。以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以合作为保障、以对话、协商和谈判为途径来维护国际安全的新安全观，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等得到了与会学者的较多关注。祁广谋副教授认为，中越双

边安全合作事务的机制应以交流与合作为主，模式应以对话与磋商为主，内容以相互信任和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安全为主。沟通彼此的安全认识，消除彼此的安全顾虑，增强彼此的相互信任则是建立一切中越安全合作事务的基础，是中越安全合作的首要内容。关于历史长期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学者们认为两国政府应尽快完成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后的有关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中越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工作。对南海问题，双方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坚持安全对话，通过和平谈判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决方案。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李国强研究员论证了南沙群岛问题对中越关系的影响。郑州大学王琛副教授对印度加强在中国南海地区的活动及其原因、我国的对策作了评析。

五、中越文化交流与民间交往也是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交流的历史非常悠久。古代中越两国的交流是全方位的，影响也是相互的，但在总体上，中国对越南的影响比越南对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高伟浓教授考察了中越文化交流史，建议新形势下两国政府应设立中越古代文化交流史研究专门项目，通过学术界的交流，达成学者共识，以此教育两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而推动今后的民间交流。祝仰修教授强调了民间交往对中越关系的促进作用，认为中越民间交往是增强双方互信的推动力，已成为正式外交活动的有益补充。对于近年来双方在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学者们给予了高度评价，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对策性建议。

六、构建全球化、区域化背景下的中越自由贸易区与共同市场也是会议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扬保筠教授主张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逐步推进中越两国在区域性国际机制中的合作。中越可以通过“10+1”、“10+3”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共同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在湄公河流域开发及相关的合作机制和未来世贸组织中，双方也能有所作为。中国社科院王亚太所韩锋教授就亚太区域合作不断发展对中越合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越南亚太研究中心的黎文尚教授肯定了两国在加强经济合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合作的结果与两国合作的潜力并不相称。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与东盟达成一致，决定在未来10年内成立自由贸易区，中越应采取新的应对措施，使两国经济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庄国土教授提出中越合作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入到一些具体问题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积极回应。云南社科院贺圣达教授介绍了云南抓住泛亚铁路东线建设的机遇，中越共建昆明-河内经济走廊的设想与基本思路，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这一设想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基础把生产、贸易、投资融为一体，以此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滇越经贸合作，把中越地区经济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古小松教授谈了中国东兴与越南芒街经济合作区的建设设想与情况。

还有学者提出利用建设中的河内-谅山高速公路与拟议中的南宁——凭祥高速公路，建立南宁-河内高速通道的建议。

七、关于21世纪中越关系未来发展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暨南大学东南亚所陈乔之教授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建立中越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看法，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为此，必须高瞻远瞩，全面规划，积极推进，使之由构想变成现实。北京大学历史系梁志明教授则从现代化的启动与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来探讨中越关系，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发展的论证中得出结论，处于转型中的中越两个友好邻邦，在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中，在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和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必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携手并进。学者们普遍认为，十六字方针是两国领导人为中越关系面向21世纪的发展确定的框架和方向，双方应根据两国关系的历史文化、现实发展和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地从理论上进行阐释，以合作的实际行动和不断创新的合作内容与模式来丰富和发展这一方针。双边合作模式必须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符合两国发展的现实需要，适应当今世界发展趋势。要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构建学者共识与民间认同，使两国的友好与合作在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前提下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学者们较多地对21世纪初的中越关系从宏观到具体进行了展望,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也提出双方应加紧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包括陆地边界的勘定立碑、北部湾渔业协定的落实、西南沙群岛的合作开发等。现存的问题不会影响中越关系友好的大局，但是如能顺利解决，必将使中越关系锦上添花，极大地增进双边关系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点，一是学术研究会第一阶段都安排了专门的会议评议，使学者之间有了更多的直接交锋，中山大学东南亚所余定邦教授、中国友联会的赵磊教授等学者精彩的评议使研讨会的气氛非常热烈。二是会议研讨之余，两国学者还进行了友好的会下交流。在主办方安排的宴会上，中越学者兴致盎然地表演了文艺节目，越南朋友演唱的中文歌曲、中国学者表演的越语节目一次次把联欢活动推向高潮，令与会的中越学者均十分感动。在9月2日越南国庆节到来之际，戴可来教授代表东道单位在宴会上祝词，向越南朋友表示节日祝贺，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学者的浓浓情谊。

9月1日下午大会举行了闭幕式。庄国土教授主持；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阮金宝博士致辞；北京大学梁志明教授介绍了北大最近成立亚太研究院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情况；戴可来教授对本次会议作了总结。闭幕式上，为建立中越学者交流机制，中国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与越南国家社科人文中心中国研究中心签订合作交流议定书，将定期举办中越关系论坛，并在学术研究、科研人员的培养等方面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这种交流机制的建立必将在两国学者之间架起一座加强交流、增进了解、促进共识、推动互信的桥梁。双方还初步约定，明年适

学术公共关系 篇3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和范围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避免线性思维。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至少存在共同发展、共同倒退和双速运动三种可能性，不同前景应有不同的应对思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需汇聚共识，战略合作需要双方形成共有知识，发展出共有知识团体。就此而言，中国要加强对外部变化的研究，而美国则要设法缩小对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前景的高度分歧。在构建共有价值观方面，要坚持存量共存、增量共塑的原则。

与会者对新型大国关系是否适用美国之外的大国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始于中美关系，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上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挑战。如果将其扩展到更多大国就会导致概念泛化，指导性也会下降。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应该扩展到其他大国。首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背景并非权力转移，而是权力流散，权力既在国家间体系内、也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流散。其次，如果新型大国关系只针对中美两国，容易导致“中国中心论”。第三，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涉及战略互信，还涉及利益关系、安全问题、对中小国家的吸引力等。

与会者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化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有助于新型大国关系从理念转变为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关系处理不当便容易陷入西方霸权转移理论和霸权逻辑。也有学者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应讨论新与旧的问题，应吸引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面对多中心和复杂的国际格局，大国协调发生在多元价值体系之下。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上也存在竞争关系，中国需要提升思想类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切忌理论空洞化，要对既有的西方规范和理论进行改进，发展出具有普适性的新的有说服力的理论。

还有学者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更多是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应从中美关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和理论总结，如斗而不破、六方会谈的成功经验等。对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美需要相互妥协，照顾双方利益。与会者多次提及，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有低定位与高定位的区分。管理大国竞争和危机是低定位，因为这是为预防最坏情况的发生，而高定位的要求较高。现实中不能过于理想主义，战略警戒不会轻易消除，地缘政治思维根深蒂固。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类型与路径

有学者认为，应从国家间关系形态看新型大国关系的类型。既存的国家关系形态包括大国热战形态（敌对关系），冷战时期的对手形态，竞争者关系，伙伴关系和朋友（共同体成员）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可以从后三种着手，构建一种类似选手的关系，其特色是竞争但不破裂。如果能够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某种共同体的成员则是比较理想的前景。理想的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相互尊重，包容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相互合作，共担义务；相互配合，各尽所长。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处理好中美、中欧、中国与新兴大国等的关系。目前中欧的竞争关系在加剧，与欧盟的关系有所倒退，但与成员国的关系在改善。中美关系出现两个特点：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越来越深入到各自社会内部。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阶段，至少包括三层内涵：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逐渐明确自身的大国身份和地位；中美要超越传统的崛起国挑战霸权国的历史定律；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能动的构建过程，需要双方的主观努力。中美都认识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但中国的需要更为迫切。中美应避免成为恶性的竞争者关系，既可以是合作伙伴也可以是竞争者，双方应平等相处，和平相处，合作共治。美国高层在中国是否是竞争者的问题上从未得出明确结论，中国对现行规则的制约评估也尚需建构共识。有学者提出，新兴大国中大部分都不是大国，新兴大国集团与传统大国集团的关系也会受中美关系的影响。

对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学者指出妥协是必然的，弱者需要主动多做妥协。同时，相对较弱的一方也要明确自身的相对优势，适度加以运用。也有学者指出大国的关键是具备国际影响力，这主要是从外部定义的。大国交往要有底线，要确保本国的稳定与可持续增长。大国还要负担一定的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当前大国均把视线转向国内建设，国际和国内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很大程度上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新型大国发展道路问题。新型大国关系不取决于关系本身，而是取决于国内发展道路。还有学者指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谋求的合作空间不是基于让步，而是要把国内发展议程与对外关系有机联系起来，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进而推动新的合作议程。此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要顾及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

三、新型大国关系与亚太秩序建设

亚太地区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地区。与会者指出，如果没有良好的中美关系，就没有亚洲的前途。中美两国有条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从时代的特征来看，亚太地区的变动是经济革命驱动的，经济力量对政治力量取得新优势，要求国家间更稳定的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关键是在经济秩序和规则上的对接。其次，中美之间没有真正对抗的意愿。美国是官僚体系严重的国家，倾向于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政策。第三，中美将通过在亚太地区的冲撞折冲为两国关系定位，美国确实认为它具有太平洋国家的身份，其在中国周边的外资并不弱，中美两国需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才能确保亚太地区光明的未来。

围绕中美在亚太地区构建军事互信问题，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难点之一是安全互信，缺乏安全互信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不完整的。中国军方较早提出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认为它应具备下述内涵：以合作为主导；增加两国互信；实现在地区安全中的良性互动，避免对其他国家产生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压力，也要防止第三方因素绑架中美军事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推动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有助于地区和平稳定；有助于增强应对共同安全挑战的能力。目前，中美两军交往存在三大障碍：美国对台军售；美军机在中国近海大量开展抵近侦察；美国会为两军交往设置的法律障碍。这样，当前的中美军事交流缺乏深度，更谈不上两军关系达到高度相互依赖的程度。在当前中美经济关系较好的情况下，关键是管控好危机，在安全互信上实现突破，进而建立全面的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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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指出，尽管中美不断重申合作意愿，但双边关系已进入慢性发展轨道，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在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为此，两国在亚太的互动要遵循下述逻辑：良性互动、非零和博弈、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战略共识和前瞻性谋划。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造成美国心态的失衡，结构性因素不时发作，零和思维影响顽固，但中美都不能单独在亚洲动员所有国家跟随，未来的亚太安全秩序必定是一种多层次安全结构并存的状态，多种制度性安排将同时并存。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全球大国，而不是美国所谓的东亚大国，中国外交的空间很大，不应将中美关系局限在亚太地区。

四、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公域

在国际公域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特别是中美如何围绕国际公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有学者指出，中美在海洋、网络和太空领域的斗争多于合作，几乎完全不同于两国在经贸、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互动，关键是美国在这些国际公域拥有绝对优势。这使美国拒谈禁止太空武器化条约问题，拒谈禁止网络军备竞赛问题。而在海洋保持全球航行自由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也是美国拥有远超中国能力的一个领域，因此中美合作程度低也就很正常。在国际公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中美两国遵循下述路径：第一，改变军事思维主导国际公域的特征，防止公域发生侵略性军事行动；第二，平等对待并以发展眼光看待中美在公域能力差距的逐渐缩小；第三，超越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用后现代意识谋划公域的共同安全。公域的安全问题需要合作应对，包括设立太空热线等努力。而且，中美还可以合作提供国际公域公共产品，如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共同维护公域安全以及共同提升公域态势感知能力等。

与会者指出，外空是具有战略影响的新领域。其战略价值包括：第一，经济和科技价值；第二，军事价值，外空领域已经军事化，需要防止太空武器化以及天基武器的部署；第三，大国地位的象征。外空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领域，但双方互动很少，具体特征如下：首先，不平衡性。在技术能力、外空资源利用范围和程度等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都很大。90%最先进的外空技术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对外空的依赖程度要超过中国，进而也就更为脆弱，因此美国非常希望了解和约束中国的太空行为。其次，相互独立性和分离性。中国的太空系统相对独立于美国系统，美国希望对此有所了解。值得指出的是，中美外空关系不同于传统的美苏外空关系，双方需要防止这一关系重复美苏的老路。

总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是中美关系，但又不限于中美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多元力量互动的过程，需要清楚地界定核心利益，寻找利益汇合点，增加不同领域利益的关联度，积极参与重要领域的规则制定。

纪念廖为建公共关系学术生涯 篇4

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廖为建教授开始发表文章介绍公共关系学, 当时公共关系学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不但社会不了解, 学术界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思考。廖教授在1986年发表了针对企业公共关系的一篇论文《企业公共关系的现状和展望》, 探讨了中国企业缺乏真正的公共关系意识, 对政府、媒体和消费者的关系建设方面都存在着错误的思维和做法, 而面对改革开放的未来, 中国企业的这种公共关系的意识显然不够也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之后廖教授明显感受到社会和学界仍然缺乏对公共关系的正确理解, 于是连续发表多篇论文, 有针对性地分析了公共关系的范畴和“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这个在当时深受关注的问题。在《“公共关系”范畴之管见》一文中, 廖教授认为, “任何社会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公众和舆论的支持, 公共关系活动就是某个组织机构力图协调各种公众关系, 获得良好社会舆论的实践活动”, 并详细说明了公共关系活动的5个特征。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对公共关系学的一个较为全面的分析和介绍, 尤其是强调了公共关系的目标是良好的“公众关系”和“社会舆论”, 这个观点即使在现在看来, 也无疑是正确和有远见的。新媒体时代让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时代的公共关系活动的焦点更是聚焦于“公众”和“舆论”了。

另外一篇发表在核心学术期刊上的《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一文, 则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做了深刻的分析, 针对当时有争议的“公共关系是否就是搞关系”的观点给予了全面反驳。廖教授指出, 公共关系学不是当下“庸俗关系学”, 也不是“私人关系学”, 而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关系建设和管理, 和世俗的“关系学”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之后廖教授的学术研究集中于公共关系学在广东省的发展和推广, 他撰文分析了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对公共关系研究和行业的需求, 也介绍了香港地区政府公共关系的运营情况和特点。1998年, 廖教授发表了两篇论文, 其中《公共关系管理的性质和意义》一文对公共关系的学科定位和现实意义有了更明确、更具时代特征的描述和分析。他指出:“公共关系管理即对组织与公众之间传播沟通的目标、资像、对象、手段、过程和效果等基本要素的管理。这种管理同样包括了决策、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和监督等基本环节。”这段论述表明廖教授已经把管理学的观念引入公共关系活动的过程中, 他认为, 公共关系的过程就是一个管理的过程, 主要包括信息管理、舆论管理、关系管理和形象管理4个部分。

1996年, 世界著名公共关系学者詹姆斯·格鲁尼格教授来北京参加国际公共关系大会, 廖为建教授和郭惠民教授与其进行了会谈, 之后还就公共关系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讨论, 这个交流的内容在2000年被整理成两篇论文发表出来, 在当时的中国公共关系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和反响。3位著名共公关学者对该学科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各抒己见, 这些内容至今仍然对目前的公共关系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是在这个时期, 廖为建教授明确表明了他的“公共关系是一种传播管理”的观点, 这个观点作为他核心学术观念贯穿其后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他指出:“公共关系实际上是组织管理中有关公众传播沟通的职能, 是对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传播沟通的目标、资源、对象、手段、过程等基本要素的管理, 简称‘传播管理’。一个组织的管理职能是多方面的, 如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设备管理、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行政管理、销售管理, 等等。公共关系作为一种管理职能有别于上述这些管理领域。它的管理对象不是产品、资金、技术或销售网络等有形的资产, 而是‘信息’‘关系’‘舆论’‘形象’这些无形的资产;它的管理手段不是技术、经济、行政或法律的手段, 而是现代信息社会的传播沟通手段;它的管理目标不是直接地提高产量、促进销量、赚取利润, 而是调整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从而优化组织的生存环境, 提升组织无形资产的价值从而使组织的整体资产增值。”这段长长的描述可谓是廖教授当时对公共关系学较为完整的思考和定位了。

必须提及的还有廖教授在公共关系学著作方面的成就。1986年开始, 当中国还没有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公共关系专著的时候, 廖教授出版了后来享誉盛名的《公共关系学》一书, 这本专著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二届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和“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等项奖。他的《公共关系简明教程》获国家教委第二届全国优秀教材奖的中青年奖。在高教出版社出版的《公共关系学概论》也是一本知名全国的读物, 成为全国公关自学考生的必读书目。这些专著与他的论文一起, 为公共关系学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二

2000年之后, 廖为建教授所任职的中山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扩展成为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依托学院长期、雄厚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学术成果, 也目睹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后社会环境的变化, 廖教授在这个时期思考的中心问题是, 公共关系学如何在公共管理或社会建设的现实背景中实现在学术上和社会服务上的更大飞跃和贡献。纵观这个时期廖教授的研究内容不难发现, 政府公共关系是他学术研究的新定位。这个时期他关注政府公共关系的传播渠道特点, 关注广州市城市形象的定位和建设, 对政府形象的定位和传播也有专门的论述。2004年, 廖教授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政府危机的传播管理研究》, 这个重点项目的立项, 标志着廖教授的公共关系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公共危机的传播和管理。这个主题下的一系列研究既表明了他对公共关系学研究问题意识的扩展和提升, 也表明了一种新的尝试, 就是公共关系研究必须结合社会现实的需求和发展才能保持长久的学术增长, 而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频发, 政府危机管理成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大众传播媒介在危机传播中发挥了以往想象不到的作用, 这些都理应成为新时期公共关系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作为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 廖教授分析了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的特点和学术脉络;针对2003年的非典危机, 从公共信息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危机传播机制的问题;还探讨了领导者的媒体形象, 政府媒体形象传播模式, 以及公共关系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等与当时社会热点密切结合的问题。其中, 2005年和2007年廖教授在重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专门探讨“公共关系的公共性”问题, 再次对公共关系活动的利益导向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定义, 他认为, 公共关系的导向是为公共利益服务, 政府公共关系就是与社会公众“通过平等交流寻求共识, 通过双向交流达成和谐”的过程。

三

2009年, 廖为建教授和其所领导的公共关系专业由于学校对学科的整合调整并入了传播与设计学院, 公共关系学专业也由原来所在公共管理学科转移到了新闻传播学科, 廖教授是积极赞同学科调整给公共关系学带来的新定位的, 因为他看到了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交媒体给公共关系领域带来的变化和机会, 也看到了新时期专业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需要更新更广阔的视野。进入传播与设计学院后, 作为负责本科教学的副院长, 廖教授积极主张在学院平台上植入新媒体技术的课程模块, 这就是说公共关系学专业的本科生也需要把2～3门新媒体技术类课程作为必修课, 以符合时代对公共关系专业人才的需求。目前在公共关系学专业的课程中已经有数门与新媒体有关的课程, 如“网络营销”、“新媒体用户研究”和“网络心理学”等。

在学术研究上, 廖教授带领公共关系团队连续获得数个广东省项目、教育部985项目和企事业单位委托课题, 都是关注新媒体环境中的公共关系课题, 如《新媒体环境中的危机传播和舆论引导》、《检察院危机预警体系建设》、《外贸领域危机管理研究》、《企业社会舆情与公益传播研究》、《风险社会与社会治理》等项目, 其中《风险社会与社会治理》课题组在2011年7月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数位全国知名学者到场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将结集出版。而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和教材就有《公共危机传播管理》和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的《政府公共关系》。

总结廖为建教授的学术生涯, 可以用“公共性”和“时代性”这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公共性”表明廖教授对公共关系学精准的定位和执著的追求, 他对“公共关系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导向十分坚持, 对公共关系行业中的部分“黑公关”行为持坚决批判的态度, 对公共危机中忽视公众利益的政府行为也坚决否定。同时, 廖教授视公共关系学为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学科, 主张公共关系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公共建设, 主张在新媒体环境中发展和提升公共关系研究, 这样就让他的研究成果聚焦在当下最为关键的几个问题上, 如政府公共关系、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危机的传播与管理、新媒体时代的政府形象塑造等, 这些成果既是时代议题, 也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

学术公共关系 篇5

19梁启超新民说的提出,实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之起点;作此结论,一方面是因为他以会通中西的治学方针,冲破中国旧学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而在西方新学的学科结构中开创中国人的新学术,同时更因为他将中国放入20世纪民族矛盾的格局中,完整地提出了民族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性任务,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纵观任公一生的学术活动,他既主张学术自由,也主张学术必须为社会的现实运动服务,这两者的关系成了纠缠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死结”;而就其学术思想的内容来说,他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则信仰融合了西方进化论和儒、墨、道、佛诸家的新自由主义,在此自由主义中人文主义因素又重于科学的因素.这种驳杂而富有生机的思想不仅导致了他本人在政治运动中屡屡失败,同时又受到20世纪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批判.不过,历史却让这双推开了新世纪学术之门的手以其隐密的方式“骚扰”着批判者的心灵,而直至今日,向着21世纪前进的政治家仍在咀嚼着他的思想果实.这或许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最为隐密、最为复杂的发展线索.而稳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梁启超精神成果的继承者.

作 者：蒋广学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审,210093刊 名：江苏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SU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4)分类号：关键词：新民说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 20世纪中国思想史

学术公共关系 篇6

一、 学术期刊的准公共品属性

目前，关于期刊属性研究的文献比较多，期刊界多将学术期刊定位为准公共品属性。如冯远景、陈希宁指出科技期刊具有弱竞争性、一定的难排他性和巨大的正外部性，属于准公共品。李文珍基于调研样本，即综合社科期刊广东样本、综合社科期刊西部样本、高校学报北京样本的调查结果，指出学术期刊大部分应属公益性质，宜定位公共产品。张丛2011年指出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一定的排他性与较高的社会认可度。

公共品是指社会正常存在与发展所必需的，而个人又无力独自提供（无论他是否自愿），而必须由社会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公共机构（如国家或政府）负责组织提供的具有社会性的物品或服务。一部分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将导致私人的边际效益与成本偏离社会的边际效益与成本，无法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公共品依靠市场供给是无效的。为了保障其有效供给，政府需要建立财政保障机制，通过矫正性的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调整私人边际效益或成本，矫正外部性。学术期刊不同于通俗类期刊，是具有社会效益的准公共品，主要在于：

1.学术期刊的非营利性

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统计的1800种核心期刊看，绝大多数期刊是依赖各级主管、主办部门的预算资金来经营的。学术期刊所特有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决定了其订阅的群体只能限于某一细分专业领域的用户，受众群比较小，市场竞争力弱。另外，随着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学术资源数据库、仓储式在线作品出版平台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学术信息采用电子文献的形式，学术信息的在线使用已远远超过传统纸质出版物的使用，学术期刊更面临发行量逐年减少的困境。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学术期刊非营利性的特征，其资金主渠道只能是政府财政拨款或公益基金支持。

2.学术期刊的公信力

2011年3月，中国出版政府奖发布，《中国社会科学》等20种期刊获奖，另有39种期刊获提名奖。其中，一半以上是学术期刊，它们以其媒介公信力为中国期刊赢得了声誉，值得中国学术期刊珍视。媒介公信力是指媒介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在社会中有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媒介自身魅力。学术期刊的公信力是媒介公信力，指学术期刊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也是指公众对于学术期刊的社会期待被落实情况所引起的公众心理感知和评价，同时公众的这种感知和评价也是学术期刊获取公众信任的能力和素质的体现。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平台，是职称评定、学位申请、科研奖励的重要依据，为各方异识提供整合的空间，具有赋予作者学术地位的功能。学术期刊的地位赋予权是一种公共权力，用好这种权力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关键。

3.学术期刊的正外部性

学术期刊具有某种程度的正外部性，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具有正外部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消费的非排他性。一种知识一旦公开便可为社会共享，公众或社会就会从中获益但并没有完全支付相应的费用。这种正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交流和传播学术思想，而且这些学术思想可能转化为生产力，为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远远超过期刊自身的收益；二是具有媒体责任，对学术成果进行展示和评价，是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指标；三是为学术成果提供整合平台，一方面通过对新知识的传播和交流积极引导未来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为学术研究积累提供历史资料记载空间。学术期刊的正外部性实质上是期刊的公益性职责的表现，是所有期刊应执行的宗旨。

二、基于准公共品属性的学术期刊发展定位

学术期刊的准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学术期刊不能完全被市场化，应积极发挥期刊的媒介公信力，为公众打造一个高品位的学术平台。

1.学术期刊不能全市场化

学术期刊完全市场化是用市场取向替代学术取向，将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期刊经营发展的目标。学术期刊经营发展的完全商品化，不符合其准公共品的本质特征，破坏其可持续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学术期刊的受众小，期刊社自身的赢利能力弱，办刊经费无法实行市场化运作。

我国现有的9000余种期刊中，学术期刊（含高校学报）约占30%，绝大部分学术期刊仍靠拨款。由于其学术性、专业性的限制，及对受众的选择性，学术期刊发行规模较小，单靠发行无法维持经营活动。另外，由于受期刊本身的发行量、学术风格，以及对广告宣传内容选择等的局限，学术期刊无法和大众媒体一样，实行依靠广告的经营渠道。学术期刊完全市场化会使很多期刊编辑部出现办刊经费困难的局面。

（2）经济利润最大化的价值目标容易导致学术期刊的“寻租活动”。

期刊完全市场化后，较低的稿费、较高的版面费便是各期刊社的最优选择，一些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家和学者就不会将科研成果发表在国内期刊上，而转向选择国外的一些期刊，这会导致国内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流失；另外，期刊社为了实现其经济效益目标最大化，可能会用经济标准取代学术标准，降低用稿的学术标准，出现劣质稿源驱逐优质稿源的逆淘汰现象。

各种出版物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学术期刊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创办学术期刊一般不以赢利为目的，世界上大多数学术期刊从经费来源上都以政府投入或个人、企业、基金会等非营利性机构捐助为主。由于学术期刊具有办刊经费少、经营能力低、规模小、抗市场风险能力弱等特点，因此，主办、主管单位应增加对学术期刊的支持力度，政府期刊管理部门应出台相关扶助政策。学术期刊的市场化不能理解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要用市场化的思维、思路和办法来运作，提高学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

a.强化期刊编辑主体的市场意识。由于期刊经营长期处于体制内，编辑主体的市场观点淡薄，缺乏整体策划意识，不能积极和作者、读者进行沟通。学术期刊的市场化需要期刊加强市场意识，准确把握期刊的市场定位，适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栏目策划，注重与作者、读者的沟通，提高期刊的时效性和学术价值。

b.提高期刊社的经济效益。发行量是提高期刊社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期刊市场化后，财政拨款不再是期刊经费来源的唯一渠道，期刊社要扩大学术期刊的发行量，积极提高自身的经费自给能力。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充分考虑学科发展方向及读者需求， 确定刊物的读者群，树立为该群体服务的宗旨，合理调整刊物内容，推出多样化的出版方式，拓宽订刊渠道，以提高刊物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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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期刊应提升公信力

“公信力”的核心是信任、信赖，而这种信任的主体是受众，是建立在主体对于特定对象的信用体验和认定的基础上的。学术期刊的公信力主要在于公众对期刊在文化价值观上的认同，是测度学术期刊的一项重要指标。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学术期刊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体现了一个学术期刊的社会权威性及在业界的影响力。

学术期刊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体，其学术影响最终必须经受市场的检验。在期刊市场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受众选择时代的当下，没有受众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期刊的竞争就是争夺受众的战争。公信力正成为学术期刊争取受众、争夺市场、决定受众背向的关键因素。根据威尔伯的受众选择公式：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选择的或然率，学术期刊要想提高被受众选择的概率，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加受众可能得到的报偿。那么，提升期刊的公信力是使期刊适应市场化需求，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路径。提升学术期刊的公信力要具有“品牌意识”“公正意识”“独立意识”，为公众打造一个高品位的学术平台。

（1）品牌意识

期刊品牌代表了该期刊产品的市场定位、性能质量，是期刊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的一种综合印象。学术期刊一定要具备品牌意识，办出特色，在刊物学术风格和形象风格塑造上下工夫。品牌期刊需要高水平、代表某一领域学术权威的文章支撑，这就需要期刊的主编和编辑强化主体意识，做好选题策划，搞好刊物的市场定位，吸引更多读者作者的注意力。

（2）公正意识

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的传播载体，要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机会。编辑公正意识的建立是期刊公信力建设的核心，是规避学术期刊寻租行为，净化编辑出版环境的推手。期刊编辑部一方面要加强编辑的道德约束和编辑部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要确立编辑的主体意识和发挥编辑的专业精神，在组稿行为中体现出主体性，做到客观、公正，体现学术期刊的专业特质，只有这样，学术期刊才能真正成为学术传播的“守门员”和“裁判员”，具有更高的公信力。

（3）独立意识

学术期刊要使其公信力不受影响，就要表现出优秀的专业特质，保持学术期刊组织实体的独立性。编辑在期刊的生产和管理过程中要坚持自主性，不受其他环节干扰，这是保证刊物的学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出版质量的保障。

三、结语

非时政类报刊转制工作已经作为国家事业单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积极推进，学术期刊转企改制的市场化改革已成为必然趋势。对于长期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编制的学术期刊来说，面临政策环境的转变，须积极调整自身的经营发展路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提升学术影响，增强学术公信力，打造责任媒体，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

学术公共关系 篇7

一、公关行业对学术公共关系的不解

当公共关系被作为舶来品引入中国时,学者们就一直强调公共关系是对国外“Public Relations”的翻译,简称公关。然而,当行业对公共关系内涵吸收应用的时候,会将公共关系看得很神秘,以为其内涵是怎样的一个庞然大物,所以应用时只注重操作手段,而公共关系的实质精神没有被灌输到应用过程中的意识深处。

公关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日臻成熟,但还会听到有些总监说:“行业用的是公关,公关就是‘攻关’,是一种手段,而公共关系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而初入公关行业的人,更是认为公关就是接待应酬,公共关系是一种人际关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些都是对公共关系的不准确理解。

二、行业人士对公共关系的认识

目前,就中国的公关界而言,对公共关系的探讨主要存在于两个领域,一个是公关机构对公共关系的应用,一个是学术界对公共关系的研究。但在理论与实践很难一致对应的时候,人们就会对“公共关系”的概念感觉到更加模糊。

行业内的专家学者们对公共关系进行了定义,但在定义过程中,人们还是对概念性和可操作性要素始终不能统一囊括。再加上人们在实践中探索公共关系这一新兴行业时,更是把公共关系定义得含糊不清。这些都导致人们对公共关系认识不清,更有甚者误解了这个新兴行业。

(一)公共关系专业人士需要“专业”化

公共关系被引入中国后,行业人士都是摸索着认识这一新领域。在教育机构的公共关系课堂上,大多数教师是跨专业学习并讲授这一新兴学科。很多人只是对从国外引进来的公共关系概念、操作原则等进行讲解,学生很难理解其实践背景和实质内涵。所以,公共关系教学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从而培养出更多公关行业的领军人物和基层教育的优质团队,更好地领悟并传递公共关系的实质内涵。

而在公关实践行业,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公共关系教育,有些人只了解到行业内形成的公关实践手段,就敢为人先,投身公关事业。其实真正的专业人士少之又少。因而,在运用公共关系的过程中,也只能片面地理解公共关系内涵中只被行业应用的部分。最后导致很多人片面地把“公关”与“庸俗关系”相混淆,或只把公关当成一种手段,把公共关系当成一门学问,认为公共关系包括公关。

(二)公共关系市场认识现状

“公关”一词被引入中国,最初是从接待应酬谈起的,随着学术资料的逐步完善,业内人士也想将学术公共关系的真正内涵应用于实践,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行业却大多数只运用到公共关系的操作层面,仅从职责上认识了公共关系,认为公关就是一种手段、一种行为方式。

在公关公司调研过程中发现,目前市场上所运用的公关,是狭义的公共关系,只是公共关系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部分,只是一种行为,是一种手段。没有将公共关系的全部理念灌输到实践过程中,只是片面地运用公共关系。

三、“公共关系”的内涵界定

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一个新兴行业,业内人士都在摸索着前进。其实,在实践过程中,公关行业只应用了学术公共关系理论的一部分。

廖为建教授对公共关系内涵做出的概括是:“在使用‘公共关系’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可以表示一些不同层次的涵义:它可以表示一种客观的实在,即‘公共关系状态’;又可以表示一种实际的操作实务,即‘公共关系活动’;还可以表示一种主观的思想意识,即‘公共关系观念’”。可见,广义的公共关系是一种状态,是组织与其公众的关系状况和舆论状况,它客观存在;它也是一种活动,是一系列传播沟通业务;同时也是一种观念,是一种管理哲学。总之,公共关系是组织为树立社会形象,为协调与其公众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的传播沟通。而在公关实践过程中,也正是经过一系列公共关系营销,体现出一种公共关系状态,只不过我们平时只关注有形的操作手段罢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学术上反复强调公共关系状态伴随着社会组织而客观存在后,我们也要将深奥的理论转换成通俗易懂的实践,让学术公共关系广义的概念、观念渗透到公关行业,使行业人士深入理解公共关系内涵,使公关业这一新兴行业,专业而全面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廖为建.公共关系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黄明胜.宣讲[M].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

学术公共关系 篇8

1 短期内学术期刊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

人类的出版活动一直在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演进、升级与转型, 纸质出版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一直是学术期刊出版的主要形式, 为学术信息交流和科技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5,6]。现在众多优秀的学术期刊都有漫长的纸质出版历史, 在学界和出版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并且因纸质期刊相对于数字期刊的有形性, 使得我国基本上仍然以纸质期刊作为学术成果评价的最终权威, 这成为现阶段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存在的主要价值和市场所在。一定意义上说, 如果不是为了学术评价, 纸质期刊存在的价值仅仅是作者发表论文的一个纪念品, 其对学术信息传播和交流的贡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已荡然无存。然而, 学术评价制度的改革目前仍没有大的突破, 还处在广泛讨论的阶段, 这为学术期刊纸质出版提供了体制保护, 但这种庇护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尤其在学术期刊出版国际化、数字化的今天, 若不再进行制度改革, 我国的学术期刊出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优秀论文的外流将进一步加剧[7,8]。

既然学术评价制度改革仍需时日, 那么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就必须有所作为和发展。数字出版伴随着信息革命应运而生, 因其高效、快速、环保、低成本等优势已经撼动了纸质出版模式, 从长期来看必然取代纸质出版, 但目前由于制度保护, 发展受到抑制。现阶段的纸质出版实际上已经是高度数字化了, 从创作、采编、印刷、上网入库整个流程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 如何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协调好学术期刊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关系成为摆在出版单位面前的重要课题。短期内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不可能替代纸质出版的地位, 纸质出版也不能阻止数字出版的发展和扩张, 二者的融合发展是唯一出路和选择。纸质期刊除学术论文外的封面、目录、广告页等可进一步发挥纸质期刊的优势, 发展个性化出版;数字出版需要从出版标准、制度保障、人力资源等方面做好取代纸质出版的储备, 为学术期刊向无纸化出版过渡提供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准备。目前数字出版标准、利益划分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准备和凝结共识。因此, 现阶段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和数字版应进一步融合发展[9], 为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破局做好准备。

2 数字出版是学术期刊的必由之路

信息革命的到来使得互联网成为科研工作者获取学术情报最高效的渠道, 数字网络可以实现全球学术信息的实时发布和光速传播, 这是纸质学术期刊无法做到的。学术期刊纸质出版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高速运转的科研体系, 数字出版成为学术期刊出版的必然选择。学术期刊不同于文学作品等具有反复品读的价值, 纸质学术期刊随着读库文化的形成其价值逐渐减小, 大多是为了学术成果鉴定和评价, 其存在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现有学术评价制度的内在要求, 而非是为了传播学术信息的根本目的。数字媒介的传播速度使纸媒望其项背, 必须改变落后的出版理念, 明确数字正式出版为主, 印刷出版为辅的新型出版逻辑, 彻底颠覆目前数字出版仅仅是印刷版再次数字化的现状。

优秀的科研工作者总是时刻关注全球最新的科研动态, 期望及时获得最新学术信息, 这样才可以站在学术最前沿, 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 但目前我国学术论文发表时滞过长, 学术信息的时效性大打折扣, 不仅不利于作者首发权的确定, 也使得读者无法及时了解行业动态。严重的出版滞后必然有损科研成果的首创价值和可利用价值, 而且必然影响到科研人员的创新竞争能力, 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 对我国学术创新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论文发表周期过长也是造成大量优秀学术论文外流的原因之一, 严重制约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高, 也使得学术期刊的信息供给无法有效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 数字出版成为唯一可以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行路径, 是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

3 数字出版最终将替代纸质出版

全球学术期刊出版模式正在经历一次巨大变革, 直接决定了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命运和前景, 是一场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相互博弈的过程。学术期刊必须回归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根本目的, 而不是迎合学术评价制度, 更不能无视先进的数字出版技术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信息的习惯。信息革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学术期刊出版也不例外, 必须坚持内容为核心, 同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尽可能提升学术信息服务功能。数字出版取代的是出版模式和载体, 纸质出版必须顺应出版技术的发展趋势, 积极进入数字出版领域, 迎接学术期刊无纸化出版时代的到来。

摘要：学术期刊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 短期内融合发展, 以纸质出版为主和最终权威, 以数字出版为辅;中期以数字出版为主, 纸质出版为辅, 纸质出版的关注度和影响力逐渐减低;远期数字出版完全替代纸质出版, 进入真正的无纸化出版阶段, 数字出版是学术期刊出版文化和出版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纸质出版,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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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宪民.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间联动发展机制的构建[J].出版广角, 2013 (14) :29-31.

学术公共关系 篇9

一、浙东学术传统是宋恕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浙江地处沿海多山,古代地理条件恶劣,生活处境困苦,这造就了浙江先民的道德品格。春秋战国的时候,浙江沿海仍经常遭受潮汐的浸渍,沼泽密布,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极为困难,“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极而垢”[3]。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描述道:“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4]1739。正是在逆境的长期奋斗中培养与提升了浙江先民的道德情操,浙地的经济文化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精神思维。因自然环境不利于农耕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很早成为浙江先民谋生的手段,重商精神成一大特色。《国语·越语》与《越绝书》中有记载越国重臣计然、范蠡重商的叙述,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范蠡时说道,“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4]3257。这表明了范蠡的经营才能,能够正确地选择人才,知人任事,务实守信,并善于抓住商机,这种重商理念的传承对浙东事功学派经世致用价值观也有重要的影响。宋恕自家难以后,“遂浪迹吴越间,往来海上”,“捐境广心,痛自振奋”[1]40,“又所至辄从居者、行者、隐者、名者、官者、幕者、兵者、商者、工者、耕者、蚕者、牧者、渔者、鹿者、医者、祝者、相者、卜者、主者、仆者、歌者、哭者”[1]158,宋恕有机会深入了解下层社会的艰难,在增加阅历的基础上提升精神境界,其著作《六字课斋卑议》中的《民瘼篇》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论民之疾苦,认为“学问之亡,极于赵宋:其思也有桎,其辨也无烛,思辨愈苦,情理愈晦,周孔之效绝,苍生之祸烈矣!”[1]40宋恕自幼勤奋好学但体弱多病,“生而多病,七龄之内,几死者数”,“十龄,患目几废。自时以后至于弱冠,无岁无病,病又多危,计费光阴十分之七;然其间病余辄事披览”[1]39。虽然身体不好,宋恕读书依然异常刻苦,“少读书穷山中,日以一撮盐配脱粟,家遣佣人至,君特为设蔬,费钱数十,佣不能下咽,君正食如故”[1]1074。浙江先民的优良传统和艰苦生活的磨炼对宋恕民本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

二、东汉王充的《论衡》对宋恕务实求真思想的影响

王充“疾虚妄”的批判精神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无稽空洞之谈,追求知识的实用价值,由此开创了浙江思想学术传统。王充在《论衡》的《对作篇》最后以警言式语句倡明宗旨,“《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统领全局之灵魂乃是“实事疾妄”,由此可把王充的学说称之“实学”。王充的治学方法是注重经验实证,“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远不如近,闻不如见”[3],以书本记载和耳闻目睹的实际知识互为证补。在知识的取舍标准上,王充提出“贵用”观点,并极大拓展其范围:“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3]

宋恕是真正发现《论衡》价值的第一人,《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诗》诗七中写道:“旷世超奇出上虞,《论衡》精处古今无”,告诫学生“案头必须置一分”[1]858,认为“王仲任之学识,非但汉四百载所无,盖周后明前一人而已。阅祀二千,无人表章,悲哉!然学识至此,其无人表章,宜也”,“仲任论物理,多开欧洲实学之先,梦寐之世,何为而有仲任也[1]82?”宋恕在读《论衡》的笔记中赞之“大有精理”、“其理甚精”,“虽在今日观之尚多非实,而当汉时能扫除俗谬,臆度实理,其精到之识,多有与今日西说隐合者,惜其不生于今也,”批判虚妄的唯心论“最为痛快”、“实事求是,痛快淋漓”、“痛快之至”[1]82。宋恕在批驳纪昀对王充的谬评:“有疑而问,弟子之常,过去之师与现在之师,一也。若以问过去师为无忌惮,则问于现在师亦为无忌惮乎?至不满孟子之儒,宋后颇多,不独仲任。禁刺孟者,宋后之功令也。仲任,汉人,奈何以犯宋后功令斥之?鄙哉纪氏也!”[1]82宋恕的《六字课斋卑议》受到王充的很大影响,俞樾认为:“盖燕生所为《卑议》,实《潜夫论》、《昌言》之流亚也”[1]42,把宋恕和东汉时期深受王充影响的王符、仲长统相提并论。宋恕曾著有《续论衡》,“最喜仲任”,“自以理胜”[1]507,惜其不传。

如果说宋恕是从实事求是的理性角度来分析《论衡》的话,蔡元培则是以人文精神价值角度来看待《论衡》,他以两汉学术背景来考察王充,发现了王充的重大贡献是冲破官方思想禁锢,敢于大胆批判的精神解放作用。“汉儒之普通思想,为学理进步之障者二:曰迷信,曰尊古。”“于一切阴阳灾异及神仙之说,掊击不遗余力,一以其所经验者为断,粹然经验派之哲学也”[5]63。蔡元培以自己深刻的眼光,在学术界第一次点出,王充思想独到之处在于“一以其所经验者为断”,可以说是找到了经验派学术方法在中国本土的先驱者。经验派的思维是以理性为基础,或者说经验总结的结果具有理性,这是宋恕和蔡元培的思想相通之处。这可谓对浙江学术文化传统的精髓,也即“事实判断”思维的准确概括[6]219。而重视理性、实践和实效,强调一般知识的寻求须与现实事务的处置浑融一体,实际上也从王充开始就被确立为浙东学术的基本传统了[7]1。

三、宋恕思想继承了浙东学术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

学者一般认为浙东学派形成于南宋,南宋处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金朝的威胁之下,既要考虑如何保住自身政权的存在,又面临统一北方的现实政治任务。但南宋学术文化基本格局是以理学为主流思潮,理学基本特征表现为“内倾性”,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个体道德本质的“内圣”,它展开的精神历程是“超凡入圣”。它是以个体对自身的道德品质作为存在本质的根本认同为基点、以这种道德本质的内在涵养为方法、以这种道德本质的充实扩展以至与天道的圆融合一为最高精神境界的[7]2。理学思想价值明显偏离于南宋迫切实现富强、恢复中原的时代使命,由此引起了一些当时浙东学者的思考和忧虑。浙东学派反对理学家空谈“性理”,主张经世致用,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寓义理于史学,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8]4。叶适说过:“‘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9]201

宋恕认为“洛闽讲学,阳儒阴法”,“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理学造成的后果“贪禄位而毁高隐,畏刑戮而毁孤直,惮读书而毁通人,短用武而毁良将”[1]128,理学培养的人才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苦思封建,不披筹海之篇;结想井田,不讲劝农之术;正统、道统,劳无谓之争,近杂、近禅,驰不急之辩。民间切痛,反若忘怀,观行固优,征才无用,视彼汉学,莫能相胜,良可慨也!”[1]11宋恕对浙学极为推崇,认为是富强之道,“向使浙中先哲得位行道,遵素王之旨,昌四科之教,革盈后之法,反姬前之政,则彼日本欤、白种欤,将天我、师我,而何有鹿豕视我﹑戎蛮待我之今日也欤”[1]117!浙东学派遭到了朱熹的严肃批评,称为“功利主义”,在发展中历经曲折,日本学者早坂俊广的研究观点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浙学’一词是南宋朱熹为批判当时活跃在永嘉、永康等地的所谓‘事功、功利学派’而提出来的。对‘浙东’人而言,‘浙学’是一个历史上打着被责难被辱骂烙印的词汇。‘永嘉学’、‘婺学’同样如此。”“但是,大概自元明起,围绕‘浙学’的语言环境逐渐起了变化,至《宋元学案》时,其语调明显有了很大的转换。《宋元学案》虽然充分意识到朱熹之批判,然反其道而行,以‘浙东’一词来颂扬浙东学术思想的意义”[10]111。浙东学派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并没有在挫折中消失,反而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机遇,它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浙东地区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积淀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宋恕也以复兴浙学为己任,曾著有《浙学史》和《永嘉先辈学案》,并在戊戌前与章太炎商议:“执事欲振浙学,与恕盖有同情。然非开学会不可”,有成立“浙学会”的构想[1]573。

四、黄宗羲学术思想是宋恕维新思想重要直接来源

梁启超曾写诗称宋恕“东瓯布衣识绝伦,梨洲以后一天民”,认为宋恕是继黄宗羲之后反对君主专制的义士。宋恕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极为推崇,“恕论国朝人著述,以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为最,颜习斋《四存篇》次之”[1]536,在与日本友人和有贺、三宅的笔谈中向他们推介:“浙东黄梨洲先生之书与燕南颜习斋先生之书为三百年来之大学说”,并为日本友人没有读过黄宗羲的书甚为惋惜,“两百年来上等之著述多未流入贵邦,可惜也”[1]358。宋恕不仅自己把黄宗羲的著作奉为经典,在1897年天津育才馆赤县文字中还列为学生的“第一级正课书目”,“心性学”中列有《明儒学案》,“诸子学”中列有“黄梨洲《明夷待访录》”[1]253,可见宋恕极为重视黄宗羲思想在教育中的启蒙作用。宋恕在将《卑议》呈给俞樾的书信中以《卑议》自比于《明夷待访录》,“近世谈经济专书,识者推黄氏《待访录》、冯氏《抗议》,受业之作,虽出仓促,持方黄、冯,差觉密切,而不同于二子者,殆亦姓名殊欤!”可知宋恕《卑议》在思想上受《待访录》的影响之深。宋恕在《卑议》印行缘起指出“卑”的原因在于“指病不及本,拟方多据乱”,但是“其诸不谬于儒术而不见斥于黄氏、颜氏之徒者欤”[1]117!指出了《卑议》的思想传承和价值。

宋恕认为黄宗羲的学说不仅是继承了孔孟的学说,而且对实现中国富强有重要借鉴作用,“而梨洲先生奋乎百世之下,直接孟氏之传,伟哉《待访》一录,其于素王之旨如拨云而露日,四科之教庶纲举而目张矣!”宋恕在形容自己看到《待访录》的心情时写道:“已而,又得见大儒黄梨洲氏之书,且喜且泣曰:‘悲夫!言子游氏、孟子舆氏之传在此矣!’此‘剥’之所以复,‘否’之所以泰,唐虞、三代之所以盛,而美、英、日本等国之所以四民乐业、日异月新者也。苟有权力者咸克以黄氏之说为体,以颜氏之说为用,则大同其几乎,岂但小康哉!”[1]117宋恕认为“以黄氏之说为体”,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不仅可使中国复兴,还可达到美、英及日本等国发展水平,甚至可以实现“大同”。在交友方面以此引为同道,“客秋今春,累闻王浣生锺鹤笙康长素梁卓如诸子扬颂学业,或云‘梨洲嫡派’,或云‘定痷化身’,诸子非妄语者,始恨知执事晚”[1]526,宋恕在“愁病交攻,精神益弱”、“青苔穷巷,镇日闭门”的苦闷状态中,仍然不忘记引荐慕名拜访俞樾的日本友人馆森子渐,只因其“性情绝似梨洲、谢山一流”[1]605。黄宗羲思想对宋恕维新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宋恕认为西方和日本能够发展是黄宗羲民本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绝域风行隐士书”[1]809,黄宗羲思想既是宋恕反理学的有力思想工具,又是宋恕联系中西方文化思想的桥梁和媒介,是宋恕的重要思想源泉。

浙东学术传统与宋恕人生经历相结合,形成了宋恕思想的重要特色。浙东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使宋恕思想有了深厚的理论依据,这反映在宋恕变法著作《六字课斋卑议》中对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领域的观点。年轻时的宋恕“当时意气浩无涯”,在十八岁立春日所作的《残冬述怀》中“回忆昔年时”写道:“目光天下儒服士,子牙、孔明相与期”,“扫除荆棘抚万姓,当年立志盖如斯”[1]760,此时的宋恕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携俞樾的一纸荐信赴湖北拜访张之洞,张以“湖北局面太小”为由婉拒,又北上投奔李鸿章,虽博得李鸿章“海内奇才”的赞誉,但最终都未实现他的抱负。张焕纶曾对他说:“君过矣,君过矣。君持周学,而怨今人不知乎?且君识高千古,而襟怀之狭,乃类屈平、贾谊、陈亮一流人。”[1]41由此可见宋恕“愤不欲生”的怀才不遇情绪。

宋恕虽没有实现他的宏图大志,但晚年在山东任学务处议员兼文案时,致力于山东的教育改良事业,提出“间接教育”、“粹化教育”等主张,推动了山东的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和特别教育的发展,为山东教育近代化、教育普及和社会风气改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宋恕在山东务实的教育改良恰恰是做了辛亥革命以后应该做的很多事情,这是宋恕区别于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其他维新思想家自上而下激进式变革的不同之处。宋恕主张自下而上渐进式改革,会通中西文化,进步意义在于重视民本,既注意避免剧烈的政治变革风险,又注意从根本上考虑变革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这是浙学本土背景下产生的有地域特色的变法思想,并且这种思想是在区域文化与全球文化整合的视野中考虑的,也是浙学对新时代的适应和拓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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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叶适.习学记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92.

学术公共关系 篇10

一、艺术直觉与学术直觉的概念界定

(一) 艺术直觉特指创作主体未经理性分析与逻辑推演而迅速直接地把握客体对象的本质及其感性特征的能力, (杨春时, 《文学概论》) 也就是指人们在艺术创作或鉴赏过程中, 不经过逻辑思考而直接创作出或体验到对象美的本质的能力。

另一种说法是根据艺术的典型形象直接把握艺术美的本质的能力, 艺术家由于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 能够在众多的表象中熟练、准确地挑选出最能表现对象美的本质的表象, 并对这些表象进行创造性的加工, 组合成比对象 (文学艺术中的原型、美术中的模特儿) 更美更新的艺术形象;有经验的艺术鉴赏者, 能够透过艺术形象直接把握艺术美的本质。而这种熟练的审美技能可造成一种假象, 似乎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是凭人的一种非意识、非思维、非逻辑分析的天赋审美功能来完成的。

本文要探究的艺术直觉指的是第二种说法中所说的艺术家由于有丰富的经验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所达到的一种鉴别艺术本质的能力。

(二) 学术, 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 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 这个词对应的英文academia更常见的意义是指进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学与文化群体, 延伸开来, Academia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指知识的累积。

本文所涉及探究的学术直觉便是指学者们运用学术上扎实而深厚的知识积累, 直接把握住对象的本质和特征进行学科化的文学叙述的能力。

二、艺术直觉在“申遗”工作中的体现

浙江在开展“申遗”工作时经过不同部门的一系列步骤:首先是从最小的住户单位出发搜集所有的可能成为非遗项目的艺术, 然后经过乡镇部门安排相关的艺术学者们进行审核删选, 再到市级部门安排资深学者进行申遗项目的资料准备, 最后再到省级部门同样的安排相关人员进行“非遗”申报报告的最终确定, 进而进行申报 (1) 。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难发现, 在“非遗”的确定工作中是离不开艺术鉴赏家和学者们的学术直觉的评判的, 只有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已经积累了丰富感性经验, 并且自身的艺术修达到了一定深厚程度的人, 才能够在“申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确定过程中, 不被各种艺术的外在表象所迷惑, 深入探索艺术现象或艺术作品的内在本质, 从而鉴别出真正属于我国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艺术学者们在非遗项目确立的过程中所发挥出来的能力和作用, 即在众多的艺术表象或艺术作品中熟练、准确地挑选出最能表现对象美的本质的表象的能力, 其实正是他们艺术直觉力的充分展现。

浙江开展大规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历时5年, 并且在各地非遗发掘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可以是硕果累累:全省城乡共有23.33万人参与普查, 普查覆盖面达到全省所有乡镇、街道及行政村, 共上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线索271.9万条, 其中新发现项目5.3万余项, 汇编普查资料3260余册, 先后公布了第一批64项、第二批24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4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5项, 两批上榜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2) 。

能够有这样斐然的成绩, 一个方面是因为浙江省各地区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的存在, 另一个方面便是拥有大批凭借敏锐的艺术直觉能力发掘出这些历史瑰宝的非遗工作者们。

三、学术直觉在“申遗”工作中的体现

处于发掘工作第一线的工作者们完成了挖掘和删选工作后, 要经历的是一项工作便是进行书面材料的汇编和整理, 无论是多么富有价值的艺术, 要让不知道或者不是相当了解的人深入了解这些艺术, 自然就需要具备扎实的学术能力的学者们直接把握住对象的本质和特征进行学科化的文学叙述。

诚然, 对艺术的审美需求是人美本质力量的显现, 而且感性的接受和体验是作为艺术欣赏的第一步, 但是要使我们直观的和感性的体验得到强化和提升, 就应该将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的层面, 也就是要以艺术直觉所掌握到的经验与资料为出发点, 站在学术直觉的层面, 将纯粹感性的经验提炼成为一种理性的概念的范畴, 从而有助于对于挖掘出来的艺术种类的社会宣传与教育———上文中提到的当非物质遗产的名录基本确认以后, 就是要转送到更加高级部门, 经过学者专家的各方资料的整理和汇编, 最后将包装完整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投入到申报的洪流中, 也即只有具备了艺术本体的艺术价值和学术层面的理论包装的项目才能真正在众多的“申遗”的项目中脱颖而出。

四、“申遗”工作的成功要求艺术直觉与学术直觉的辩证统一

开展非遗的挖掘和保护的工作者们在艺术直觉和学术直觉方面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换言之, 只有在“申遗”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将艺术直觉能力和学术直觉能力辩证统一起来, 即在艺术直觉的基础上, 深入到学术层面去挖掘搜集到的非物质遗产;并在学术直觉的指导和配合之下, 不断地完善非遗文化的搜集和发掘工作, 将“申遗”工作者们的艺术直觉和学术直觉充分地发挥出来, 并在实践中辩证统一地运用起来, 才能够促进“申遗”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拓展。

五、结语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文明历史大国, 由于国土地域广大, 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诸多璀璨的文化遍布在全国各个角落, 全面而且彻底地挖掘出前人遗留给我们的瑰宝, 是我们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光荣的历史使命, 我们必须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开拓进取, 艺术和学术两手抓, 不断积累丰富的艺术感性经验, 培养深厚的学术理论表述能力, 在非物质遗产的搜集、挖掘和申报的工作中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摘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成为世界热门的今天, 探讨如何更加有利于此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问题便成为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时代性问题, 本文以探讨艺术直觉与学术直觉的辩证关系为起点, 从两者在“申遗”工作中的体现出发, 进行相关论述。

关键词：“申遗”工作,艺术直觉,学术直觉,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1]杨民康.“非遗”保护应该回归“草根精神”——兼论传统音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价值和地位[J].人民音乐, 2009, 11.

[2]马生.非遗保护看浙江.浙江:今日浙江, 2009, 12.

[3]张前.音乐美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 2001.

学术公共关系 篇11

[关键词]OA出版；学术期刊；著作权；开放存取

[作者简介]张晓军，湖北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

OA学术期刊首先是一种网络期刊，在出版方式上具有期刊的特征，其次是一种网络学术期刊，内容承载的是学术研究成果（本文的“学术”指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文化内容，对应于我国著作权法中的“科学作品”）。但是，由于OA（Open Access）这种特有的向公众免费提供作品以及著作权授权方式，使得OA学术期刊区别于其他网络学术期刊成为一种新式的网络出版物。作为一种学术期刊的新型出版模式，OA出版的前提依然是作品，出版模式的变化并没有取消作品的作者天然所享有的著作权。因此，研究OA学术期刊作品的著作权性质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权利关系，探讨这些关系中的规律，对于促进OA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具有理论意义。

一、OA模式与著作权法的关系

学术期刊OA模式产生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学术界对学术作品迅速而广泛传播的需要，以促进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直接原因是由于西方国家商业化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术作品迅速而广泛的传播，限制了学术界对学术作品的公平享有；现实条件是数字化技术提供的网络传播条件。OA模式的产生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西方国家有着著作权意识传统，因此商业性学术期刊能够存在并不断运行，而且其价格由市场需求的刚性特点所决定，往往采取较高的定价。2011年有学者调查欧美商业出版社高价学术期刊，发现全年定价超过一万美元的并不少见，这种高价期刊不仅体现在纸质版上，而且还体现在网络版上[1]。西方学术界虽然意识到高价期刊对学术作品传播形成障碍，但并非主张以盗版来促进传播，也不主张改变著作权法律，而是主张在现有的著作权法律框架下，改变学术作品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的方式，即绕开传统出版商直接通过网络向公众免费传播。《布达佩斯OA倡议》把这种免费传播称为“科学家和学者的老传统”。由此，《布达佩斯OA倡议》提出了两种OA传播模式，即自存档（作者将学术作品的预印本或后印本存储在个人网页或学科库、机构库中供人们免费使用）和OA学术期刊。自存档类似于网络上的自由交流，而OA学术期刊则具有出版物的特征。

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是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该宗旨把创作和传播看作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整个著作权制度的设计就是以这个宗旨为指导，通过确立著作权主体、邻接权主体和作品使用主体之间某种权利平衡关系来实现这个宗旨。这种权利平衡关系的确立是以现实的作品创作和传播的社会体制、机制为依据的。我国的著作权法强调著作权人通过作品的传播和使用而获得报酬的权利。也就是说，作品只有被公众使用，著作权人才能获得报酬，或者应当获得报酬；著作权人获得报酬的权利与公众使用作品的权利在著作权法中得到统一（权利、义务的对应与平衡）。OA模式使学术作品实现最大传播的目的，与我国的著作权法存在一致性，因为我国著作权法也强调作品的传播和使用，如权利保护期、权利限制、对作品使用的法定许可等条款。但是OA模式改变了传统的作品创作和传播的机制，使原有的权利以及权利关系发生变化，著作权人的报酬并非直接来自公众对作品使用。不仅如此，著作权人还要对公众使用作品承担必要的出版费用。当然OA并非法律所强制的，而是学术界、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等赞同OA的社会力量的一种自愿选择。如前所述，作者的著作权是一种天然的权利，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不依出版体制、机制的变化而消亡，如果著作权人的利益得不到实现，那么作品创作就不可能持续，最终会阻碍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OA学术期刊作品的著作权性质及其权利关系。

二、OA学术期刊作品的著作权性质

著作权是以作品为前提的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权利，著作权法反映了以著作权为基础的作品创作与使用的社会关系，并起着维护这种社会关系的作用。作者与其创作的作品之间关系的天然性质，是著作权法建立的自然基础，而作品创作与使用的社会关系则是著作权法建立的社会基础，这两者不可分割地构成著作权法规范和调整的对象。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以作品创作与使用的市场化关系为基础，把著作权划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人身权是与作品融为一体的与作者的人格、声誉等有关的权利，财产权则是能够给著作权人带来经济利益的权利，表现为支配作品传播的各种权利。从作品的网络传播角度，著作权法设立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以确认著作权人对作品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而享有的财产权；著作权人自己或授权他人通过网络传播其作品，也就是在行使其享有的财产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市场化的网络出版条件下，著作权人授予网络出版商“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后，其作品就成为出版商经营的商品，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网络出版物），作品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内在价值）只是实现出版物经济价值的手段。如果把网络出版物按照内容的知识层次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学术研究类、知识普及类、大众生活类、娱乐类。网络学术期刊属于学术研究类，对这类出版物的使用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专业素养、思维能力，因此可接受的受众是相对少数。相反，对于大众生活类、娱乐类出版物，如网络游戏、时尚电子杂志、网络文学等，一般人都能接受，因此可接受的受众是大多数。不同知识层次的出版物适应于不同数量的受众。

出版物经济价值的实现包含两个因素，一是价格，二是发行量。大众生活类、娱乐类出版物由于具有发行量的优势，可以采取较低的定价策略；而学术研究类出版物由于不具有发行量的优势，只能采取较高的定价策略。这也解释了西方国家为什么盛行高价学术期刊。著作权人对作品享有的财产权与市场化的出版机制密不可分，因为对作品这种“内容”的商业性使用能够给产权人带来经济利益，从而作品也就成为某种财产。作为财产的作品通过出版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出版物，而实现出版物的经济价值又必须向公众收费，因此财产权是与出版物经济价值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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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品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物质财产，它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产物 [2]。出版物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具有社会文化价值。这种社会文化价值不仅表现在出版物内容所具有的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上，而且表现在出版物传播的广度上[3]。出版物的社会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既有联系，也存在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第一，实现出版物的社会文化价值所需要的传播广度与实现出版物经济价值所需要的价格阻碍传播的冲突，如商业化学术期刊；第二，某些内在文化价值并不高的出版物却成为畅销出版物，如报刊销售的一些期刊，这种情况表明出版物的经济价值对出版物内在文化价值的排斥。如前所述，与出版物经济价值相对应的其所载作品的著作权是财产权，那么与出版物的社会文化价值相对应的其所载作品的著作权则是人身权。以出版物经济价值考量的人身权，主要是为确认财产权归属与保护财产权利益设置的，而以出版物的社会文化价值考量的人身权却具有超越作品财产属性的社会意义。作为人格的作品通过出版就成为具有社会文化价值的出版物，而实现出版物的社会文化价值就必须广泛地向公众传播。作品所具有的内在社会文化价值大小与作者的社会声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术作品对于社会乃至人类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巨大的内在社会文化价值是公认的。OA的倡议者选择学术作品为OA传播的对象，并得到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出版界、图书情报界乃至政府机构的支持，原因就在于此。

OA学术期刊作品的著作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著作权制度，它反映了一种新型的作品创作与使用的社会关系，即作品免费共享与作品创作、出版社会资助的社会关系。这种著作权制度肯定、确认、维护人身权，否定财产权，把传播权看作人身权派生的权利。例如，在OA学术期刊通用的向公众授权的“创作共享许可协议”6种协议中，每一种都强调维护作者的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在这种新型的作品创作和使用关系中，作品内在的社会文化价值成为衡量作品社会价值的唯一尺度。用什么方法反映作品内在社会文化价值大小？目前通行的做法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就是同行专家对作品进行评价，定量主要是作品被引用次数。网络出版条件下，对学术期刊单篇论文的统计与评价成为很方便的事情。

三、OA学术期刊作品的权利关系

在OA学术期刊出版这种新型的作品创作和使用的社会关系中，有关各方的权利关系呈现出与市场化出版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作者与出版者的权利关系

作者从事学术研究，创作了学术作品，因而天然享有该作品的著作权。当作者把作品交给OA出版者时，也就是在行使发表权，同时也授予出版者OA方式的传播权。但是这种授权并非权利的转让，而是授予出版者著作权的使用权。英国著名的OA期刊出版者BioMed Central在其网站上称：“在BioMed Central发表作品的作者保留其作品的版权，同时按照‘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署名）’授权。”这种授权事实上是作者把OA学术期刊出版者当做作品出版传播的服务者，作者由于通过作品的迅速而广泛传播能够获得某种利益（非商业化的经济利益），因此主动请求出版者将作品按照OA方式出版。当然，作者在主动行使OA发表权的时候，也应尽到承担出版传播费用的义务。从BioMed Central列出的“论文处理费”表中，可以看到最便宜的收费是每篇论文660美元（《意大利儿科期刊》），最贵的收费是2605美元（《基因组生物学》《基因组医学》）。与此相对应，出版者在享有收费权的同时应尽到出版OA学术期刊的义务。但是OA出版者在尽出版义务时，有一个出版服务门槛的要求，即保证论文的质量。论文质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遵守学术道德，二是内容具有学术性。例如，BioMed Central很重视所出版期刊的学术道德，是“出版道德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和“CrossCheck（论文剽窃检查系统）”的成员，其编辑人员与“出版道德委员会”密切合作处理各种学术道德问题，所有的期刊编辑部都采用CrossCheck。在内容的学术性评审方面，BioMed Central的期刊都采用同行评审制度。OA学术期刊出版者除了为作者尽出版服务的义务，还要尽到维护作者人身权的义务。DOAJ在给OA期刊出版者的指导中要求，出版者在发布期刊的同时，显示某种“创作共享许可协议”，以便公众能按照授权协议使用作品[4]。

2. 出版者与公众的权利关系

出版者与公众之间的权利关系并非是对等的，出版者受作者委托向公众出版OA学术期刊同时也是一种对公众尽义务的活动。由于OA的特有性质，出版者并不能从公众获得经济利益（有人认为OA学术期刊可以通过广告获得收入，但笔者通过对PloS、BMC、OUP期刊网站以及DOAJ收录的OA期刊网站的调查，发现这些期刊网站并没有很多商业广告），相反公众由于作者和出版者的授权而享有免费使用期刊作品的权利。出版者对公众的义务是单向的，而公众在享有免费使用期刊作品权利的同时，要尽到尊重和保护作者著作权、出版者邻接权的义务。这里的著作权、邻接权并非财产权，而是人身权。与OA学术期刊出版相伴随的“创作共享许可协议”就是规定公众的权利与义务具有法律效力的声明。6种不同类型的“创作共享许可协议”都授予公众对期刊作品的“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都要求公众尊重作者及有关权利人的署名权，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并声明人身权“不受本许可协议影响”。事实上，目前有些学术论文作者缺乏著作权意识，他们投给编辑部的论文稿件中往往“引而无注”，由此侵犯了作者、出版者的署名权。OA学术期刊出版要健康发展，有关机构就应当对研究人员以及潜在的研究人员进行著作权法制教育，大众媒体应当进行著作权法制宣传。如此，公众才能在享受OA学术期刊带来利益的同时，尽到维护作者、出版者人身权的义务。

3. 作者与所在机构的权利关系

OA作者究竟来自哪些机构？笔者在DOAJ中抽取了美国、南非、中国出版的3种不同学科期刊的最近一期，对第一作者机构作了统计，得出作者机构分布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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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中可以看出，大学教师占大多数，其次是大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硕博研究生以及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作为所在机构的成员享有从机构中获得利益的权利，同时也要为机构的社会职能尽义务。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社会职能都包含着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社会职能不仅在于出成果，而且在于传播成果，离开传播的学术研究不具有社会意义，事实上也不存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学术成果出版传播是这两类机构实现其社会职能的一种主要方式。大学和科研院所人员进行学术研究既是一种为本机构尽义务的职务行为，又凝结着他们的兴趣、志向和智慧，他们通过研究得出的成果、创作的作品，都属于职务作品。我国的著作权法规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这实际上是承认和保护职务作品的二重权利。大学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行使学术作品的网络传播权，把作品交给OA期刊出版者发表，即是作为著作权人行使权利，也应当是获得机构许可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之所以允许并鼓励研究人员发表学术作品，是因为出版传播学术成果是它们的社会职能，而这种职能的发挥可以给它们带来某种利益。正由于机构和作者具有这样的权利关系，一些OA学术期刊出版者实行机构会员制。例如，BioMed Central（BMC）实行4种机构会员制，即预付会员、分担会员、支持会员、基金会员，前3种会员机构都要向BMC付费，但付费数量和方法不同。它们的研究人员在BMC发表论文的“论文处理费”有不同的折扣，同时前两种机构会员所付的费用全部用于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论文处理费”。基金会员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不需要向BMC付费，但要满足一定的要求，并且它们的研究人员符合BMC“论文处理费”减免条件[5]。因为在学术作品的OA期刊传播中，机构和作者一样也能获得某种利益，所以OA学术期刊中作品的署名也包括机构在内。当然，机构署名不仅表明机构对作品的贡献，而且也构成作者署名的要素。

[1] 卢虎. 欧美商业出版社高价学术期刊研究[J]. 出版发行研究，2011（5）：74-77.

[2] 蔡乐渭.刍议著作权行政处罚中的“公共利益前提” [J]. 出版发行研究，2011（10）：51-53.

[3] 周蔚华. 出版物的价值和效益评价辨析——兼评“两个效益”重大命题[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23（4）：142-147.

[4]DOAJ. Guidelines for publishers[EB/OL]. http：// www.doaj. org/ doaj？func =load Template& template=forPublishers&uiLanguage=en，2013-06-27.

[5]BMC. About Membership[EB/OL]. http：//www. biomedcentral. com/ libraries/membership，2013-06-29.`

学术公共关系 篇12

1974年Tim John创造了学术英语EAP (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这个概念,1977年学术英语第一次亮相于Bowie & Heaton编辑的论文集中(Jordan,2002)。自此,研究者和教师开始关注外语学习者如何进行学术英语教学这个问题。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涉及到与学习目的有关的英语教学,与目前中国大学公共英语教学EGP(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相对应,Scarcella(2003:9)把学术英语定义为“在专业书籍中使用的英语,具有与学科有关的语言特点”。。国外学术英语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教学经验和丰硕的科研成果,并颇受重视。外国学者的研究涉及了听说读写各个方面,尤其以写为最,并且在许多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如罗马尼亚,香港,新加坡等也对学术英语的教学非常关注和重视。现今我国部分高校已经针对各院校专业的特色和学生未来发展的需求开展不同方面的学术英语教学,无论是走在知识前沿的上海复旦大学,学术氛围浓厚的西交利物浦大学或山东大学,还是地处内陆的广西大学,都在学术英语教学上有所收获和突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二、研究目的

目前在我国大学英语的通识教育中,二本院校的相当一部分非英语专业的本科学生所具备的英语技能不足以听懂英文的讲座,无法写出流畅地道的学术性文章。但从公共英语教学直接跨入专业英语教学难度颇大,并且不切合实际,而我们在公共英语的基础上给学生进行部分学术英语知识却是可以弥补这个跨度。这个过程就是EGAP(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通用学术英语)教学。二本院校的英语教学总有英语课程重要但学生学习不够重视的现状,本研究希望通过通用学术英语教学模式使大部分学生能够在大学期间掌握足够的基本知识技,并能正确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三、研究方案和过程

在某所二本学校2014级非英语专业的本科教学班中抽出三个实验班(每班34人左右,总共103人),实验班的教材会增加学术英语写作和听说的专项训练。以一学期16周英语课程为一个整体,经历了准备问卷调查和课堂设计、收集数据和分析整理数据三个阶段。采用问卷调查形式收集数据,根据研究目标试验前后数据统计进行对比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首先要使学生了解EGAP (通用学术英语),因此在开学前3周,给实验班的学生进行学术英语写作和听说训练的专题讲解,明确我们在本次实证研究中主要针对的是通用学术英语(EGAP)的研究,使学生在使用中既要注重基础的语法语篇知识,还要熟悉学术英语写作和听说中的语言侧重点和表达方式。如学术英语写作中作文的文体不同于考试的议论文体,而更多采用的是说明文体;在听说训练中涉及专业的英语讲座所使用的语气较为正式和客观,演说者极少使用夸张的语气等等。

四、研究结果

在学期初教师对实验班进行问题回答和课后部分学生访谈形式来了解学生对学术英语的了解和接受程度,在调查环节中研究者发现学生对于学术英语这个概念非常模糊,几乎没有学生知道何为学术英语,甚者将之等同于专业英语,更不用提怎样进行学术英语学习。

1.在学期末,研究者又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共发出103份,有效试卷97份,有效度达94%。其中94%左右的学生已经有了学术英语这个概念并能接受相关学习练习,73%的学生能较为清楚地知道学术英语并能如何展开学术英语的学习,82%的学生表示到学术英语学习的确能有效帮助他们在写作上很好的规范用词和梳理逻辑。

2.在听说上,通过大量的视频音频资料学习、进过数次课堂口语演讲呈现练习和多次口语交流后,大部分学生在即时交流、话题展开、语言表达自信度,流利度以及词汇量产出上比学期初有所提高。91%的学生表示很乐意继续采取这种听说学习模式。

3.在学习主动性上,学生由前期教师给出大量与课堂主题相关资料让他们完成任务的状态慢慢转向后期由教师给出课堂任务而学生主动根据任务主题查找相关资料并整理分析总结的学习状态改变。使他们达到初步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