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驱动力

2024-07-02

社会责任驱动力(精选12篇)

社会责任驱动力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转型时期各种新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比如一些企业掠夺性地开采资源, 破坏生态环境;一些企业缺乏诚信、唯利是图, 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等。这些问题突出反映了企业已由计划经济时代下过度承担社会责任转变为现阶段常见的社会责任缺失。 构建和谐社会,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议题, 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这个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正确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驱动力, 对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引导企业自觉的社会责任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目前,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仍然众说纷纭。不同理论流派对于企业社会责任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 bility) 的观点各有不同。 法律责任论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法律的规定性。企业作为法人组织, 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 企业社会责任既包括从市场获取利益的权利, 也包括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 两者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社会契约论认为, 企业自成立起便与社会之间形成了契约, 以此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这一契约包含着一个社会固有的假定和期望, 即企业的责任。 伦理学论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行为之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市场秩序、 公序良俗的道理和准则, 企业将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则、规律变成自己的内在要求。这种责任关系是企业与外部世界的客观事实, 是基本的道德。 利益相关者论认为, 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负责的同时, 还应承担起对劳动者、消费者、环境、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上述这些定义的共同特点是都包含了对社会结构要素的一种责任要求。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 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如下定义: 企业社会责任是在社会和谐发展和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下, 企业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成员之一, 在与其他社会构成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获取权利的同时, 对于其他社会构成体应尽的责任。 而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如股东、政府、员工、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社会公益 (众) 等是其他社会构成体的最好解释。 该定义将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企业的持续经营作为背景, 结合企业的社会属性和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解释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原因和必要性, 同时基于利益相关者说明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个方面, 有助于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分类与评价。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的界定, 国外研究起步较早。 比较典型的成果有:Carroll (1979) 提出了被学术界广泛采用的“CSR四维模型”: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Frederick (1983) 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强制性的责任和自愿性的责任。 Carroll (1991) 认为企业应该通过考虑外部利益相关者和内部利益相关者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内部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和所有者, 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消费者、自然环境和社区。 Is- abelle and David (2002 ) 通过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CSR调研, 总结了5个方面11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 我国学者在此领域也做了一定研究。 如温素彬 (2008) 基于利益相关者和资本形态, 将企业社会责任分成四个方面:对货币资本利益相关者、对人力资本利益相关者、对生态资本利益相关者、对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 陈可 (2010) 基于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过程视角, 将社会责任分为:政府社会责任、顾客社会责任、 员工社会责任、 环境社会责任、慈善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 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总的来看, 目前被学术界广泛采用的是Car- roll的CSR四维模型, 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做了相应扩展。 近些年来,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引入已经成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主流方法。如图1所示, 本文结合社会生态系统中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换关系, 将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分为以下几个内容。

(一) 企业对股东的责任:维护股东利益, 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 企业对股东的责任能维持企业与所有权人之间的稳定关系, 为企业发展提供主权资本的保障。 同时, 股东作为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其利益得到保证是企业承担其他社会责任的基础。

( 二) 企业对政府的社会责任: 合法经营, 依法纳税。 企业遵守法律法规, 依法纳税, 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政府的公共收益得到满足时, 政府会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如完善市场机制, 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 同时, 企业合法经营, 主动接受监管, 可以降低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三) 企业对员工的责任:尊重、信任并回报员工, 建立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共同体。企业主动履行对员工的责任, 能激发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企业与员工之间形成同舟共济、风险互担的利益关系;反之, 员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 企业就失去了获取利润的动力和持续发展的基础。

(四) 企业对债权人的责任:按时履行还款义务, 降低债权人的债权风险。 企业履行对债权人的责任将会提高企业的信誉水平, 减少借贷成本;反之, 企业不能有效履行对债权人的责任, 则会降低企业的信誉水平。当企业需要资金时会出现融资困难的局面, 企业的借贷成本也会因此上升, 甚至出现财务危机。

(五) 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信守合同, 不拖欠货款。 企业承担对供应商的责任, 与供应商保持良好的供货合作关系, 有利于企业降低库存并保证存货的正常供应, 有利于直接降低成本获取经济利润;反之, 若企业不能信守合同, 长期拖欠货款, 会恶化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 也会抑制企业自身的发展。

(六) 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诚信宣传, 合理定价, 提高产品质量。 消费者对企业的态度是决定企业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 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核心。诚信宣传, 不伪造、夸大产品特性;合理定价, 可以让利于消费者;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这些是企业对消费者应尽的责任。

(七) 企业对社会公益的责任:积极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社会公益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资源。积极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是企业对社会的返利与回报, 可以增加社会公众对企业的信任感和美誉度, 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保护环境, 合理利用资源, 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企业也会从中受益。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

目前, 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仍然适用。企业在做出行为选择时会充分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就要求企业进行社会责任行为决策时要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 如图2所示, 本文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力模型。该模型将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分为企业社会责任正驱动力和负驱动力,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选择是成本与收益分析后二者的合力效果。 只要推进机制得当, 正、负驱动力的合力会促使企业进行自愿性社会责任行为, 并形成驱动力回路, 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成为常态。

(一) 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驱动力。 正驱动力来自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可以是规制性行为, 也可以是自愿性行为给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 边际收益能增加企业当前与未来的绩效, 能提高企业的价值。 边际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通过信号传递给企业带来的内在商誉的提升;另一方面是, 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因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形成的各方利益均衡带来的企业外在发展环境的改善。

1.信号传递。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 企业可以通过资本结构或股利政策的选择向外界传递信息。同样, 企业通过自愿披露非财务信息主动向外界传递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和能力, 也可以产生积极的信号。 如果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较好,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越高, 说明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 能够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与企业个体利益的实现有机结合起来, 此行为将会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支持。企业社会责任信号的传递, 能够产生有利于企业的信息, 促使企业声誉和竞争力的提高, 可以使顾客对企业和产品产生信任, 形成较高的品牌忠诚度, 将会提高企业的内在商誉, 增加企业的价值。

2.各方利益均衡。 根据契约理论, 企业应该为各种为了各自利益联合起来的投入者, 组织成一个有效率的契约联合体。如图1所示, 社会生态系统是由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有机整体。在社会生态系统中, 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与企业进行着价值的交换, 构成了企业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外在发展环境。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契约精神的要求, 有利于社会生态系统中各方的利益均衡, 从而有利于企业外在发展环境的改善。而外在发展环境的改善, 能够顺畅各方主体对企业的价值输送, 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

(二) 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驱动力。 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驱动力来源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成本约束。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需要消耗企业一定的资源, 甚至牺牲当前的利益。 比如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 提高员工的劳动安全保障, 需要企业进行一定的投入;放弃高能耗、高污染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却可能影响企业短期的利益等。 这些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边际成本, 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驱动力, 从而制约了企业自觉的社会责任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绩效观影响着成本约束的内容和评价。 过分追求短期利益, 容易夸大边际成本的水平, 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驱动力, 从而做出错误的结论。

(三) 企业社会责任的合力效果。 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选择是正、负驱动力形成的合力效果。企业在对社会责任履行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评价的基础上, 将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如果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 则合力效果为正, 就会形成自愿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从而产生驱动力回路, 进而发展成自愿性社会责任行为的循环;如果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 则合力效果为负, 就难以形成自愿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即使是通过法律强制或道德约束形成的规制性社会责任行为, 在履行过程中也会受到企业的抵制。

四、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策略

总体上, 我国企业与公众对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仍然偏低。 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不够, 资金投入较少。 而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亦不关心,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较少地参与到相关的经济决策之中。 因此, 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特别是建立适当机制, 促进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行为势在必行。

根据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力模型, 我国在企业社会责任推进过程中,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 注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信号传递效果。 可以通过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通过典型的树立和宣传, 提升信号传递的力度和广度。 其次, 倡导契约精神的建立。 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契约的功利性和违约成本的约束是社会生态系统中利益相关各方主动履约, 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内在动力。 以上两点可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边际收益,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驱动力。 第三, 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绩效观并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予以扶持。 企业管理者的发展眼光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确认识可以减少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阻力。 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还可以给予更多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 这些可以减少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边际成本, 从而弱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驱动力。 如此, 强化的正驱动力和弱化的负驱动力才能形成正的合力效果, 最终实现企业自觉的社会责任行为。

摘要:本文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和利益相关者理论, 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和内容;并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力模型, 将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力分为正驱动力和负驱动力, 指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选择是二者合力的效果;最后, 结合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力模型, 对我国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内涵,驱动力,推进

参考文献

[1] .Avia Geva.Three Model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J].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2008, (3) .

[2] .温素彬, 方苑.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08, (10) .

[3] .陈可, 李善同.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关键要素视角[J].统计研究, 2010, (7) .

[4] .王昶, 周登, Shawn P.Daly.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进展及启示[J].华东经济管理, 2012, (3) .

[5] .陈宏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社会责任驱动力 篇2

——读《与公司共命运》有感

阎良支公司杨毅平

省公司负责人李国栋向我们推荐的美国奥瑞森〃马尔腾著的《与公司共命运》这本书,我于12日13日读了一遍,虽然很粗,有一些观点还没有认真的体会,但是感觉确是一本好书,使我感受颇深,受益匪浅。

全书共四章,三十八节。三十八个小标题,阐述了三十八个方面职业观点。易懂深刻,放射着思想的光华,对我们从事保险职业的伙伴们有警示、指导和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应该静下心来享受这些观点带来的喜悦,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地读好这本书。

我今天只从职业操守最根本的东西责任谈一点感想,与伙伴们分享。

责任是对人生义务的勇敢担当,责任也是对生活的积极接受,责任还是对自己所负使命的忠诚和信守。一个充满责任感的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会因为这份承担而让生命更有力量。

我们从事保险事业是一个郑重的选择,当我们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承担着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应该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做好。我们每个人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承担不同的责任。我们完成的每一项工作任务首先体现在责任的完成。我们经过多年的奋斗打拼,做到今天的位置,很不容易,这首先标志着我们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有责任把工作干好,达到工作目标,保证公司的健康发展,责任心放松一点,公司就可能受到损失。除了工作责任,我们还承担着公司所有员工家庭幸福生活的责任,公司所有员工,他们对公司的发展,利益的最大化翘首以盼,公司的兴旺发达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作为公司的领导,有责任使每一个公司的成员通过诚实的劳动获取利益。同时,我们每一位领导对美好的生活充满着希望,更应该承担起家庭生活的责任。坚守自己的职责并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是做领导的基本政治素质的体现,坚守责任就是坚守我们自己

最根本的人生义务。很难想象,一个失去责任的人,能够做好工作,带领团队取得成绩。

责任是一种工作态度,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往往一些人不太重视小事,不太重视细节,认为这些小事,这些细节没有什么责任,可以随便处理或者放手不管,其实正好相反,小事和细节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迟来一会儿,会迟开一会儿,小事你们看着处理,这次没做好下次做好就行了,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习惯,往往这些问题影响了达成目标任务的大事。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应该从小事做起,增强责任感的训练。当责任成为一种习惯时,也就慢慢变成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责任心从承诺的信守来体现。只要承诺做的事,就一定要办到。这是大家对领导责任心的最好检查,也是自己对诚信准则的责任。说得多,做得少,只说了,办不到,员工永远都不会理解,时间长了,就会把你提出的工作要求,当作一张纸,更谈不上抓好落实。

正视责任,还要在工作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来体现,困难和挫折是检验责任心的试金石。我们每时每刻都接受着战胜困难的考验,责任心提醒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在绝望的时刻绝不放弃,在成功的时候保险冷静。

作为一个普通的支公司负责人,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责任,从灵魂深处感受责任的重大,不断提高责任的意识,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要以“公司兴亡,我的责任”来鞭策自己,树立远大的胸怀,增强坚韧的意力,要有做不好工作誓不罢休的勇气和信心,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工作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要在工作中发挥才能实现自我,我们要认真学习,做管理的专家,做业务的精英,做员工的贴心人,受到员工的尊敬。不要自我满足,不求进步,可能少一点抱怨、少一些牢骚、少一些理由,多一份认真、多一份责任、多一份主动,机会就会来临。能力是工作的基础,缺少了强有力的能力,也就谈不上坚守责任。

坚守自己的责任,还要具备坚定执行力。对于达到工作

目标,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和文件精神,要做到目标坚定,执行力强。这是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们应该经常检查执行的情况。认真总结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解决好这些问题,就能不断地提高工作的水平和质量。

坚守自己的责任,要体现在落实干苦干上,成绩的取得在于实干,公司的发展在于实干。只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扑下身子干工作就一定能干好工作,创造出更多的工作亮点。

掩卷深思,感受良多,任重道远,责任重大。《与公司共命运》一书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和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责任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要按照高总在《珍惜宝贵时间规划精彩人生》一文提出的三个方面的工作要求:“个人形象一面旗,做到五个表率;工作热情一团火,提高四个方面技能;谋事布局一盘棋,正确把握五个点。”开展工作,从这几个方面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增添工作措施,增强工作的信心和勇气,增加工作责任心,力求阎良公司工作有更大的突破。

社会责任:一个企业发展的动力器 篇3

【关键词】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环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近些年来,随着竞争的加剧,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产品质量、食品安全、非法营销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规范和管理民营企业,使其遵守社会规范,担当起社会责任,不仅为社会创造价值,也要树立起社会的道德和良心。

一、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

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者要深刻理解社会责任大于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政府应当帮助企业树立社会责任的观念,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体系。目前,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已设立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办公室,并将把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作为行业自律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学术领域,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并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调查。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与组织因素在企业伦理问题的交互影响作用上,特别是在决定组织的道德决策的影响上。比如,对组织因素在决策的道德伦理上的影响。个人的行为因素对组织决策的道德行为影响,以及在影响组织的道德决策行为上,个人与组织两种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上。此外,现有的研究也包括对组织的道德行为的结果的探讨。有所不足的是,在现有的研究工作中,很少探讨组织的道德行为对个人行为结果的影响。

二、努力完善法制建设

将企业的相关社会责任要求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遵守劳动法、生产安全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企业在做到守法经营的同时也就体现了社会责任。如何更好地解决民营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光凭借民营企业逐渐意识到的社会责任感还是不够的,社会责任说到底就是民营企业或者说是民营企业老板道德层面的问题。有些民营企业有强的社会责任 。自觉遵守环境保护法规;有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把没有处理过的污水,固体废物,废气直接排放。这就需要国家建立一套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如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效益又差的民营企业可以强令关闭。对一些超标排放的民营企业应该予以处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民营企业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三、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

到2004年,全世界得到SA8000认证的企业只有400家,而且分布在4O个国家的4O多个行业中。这是为什么?其中的主要原因是SA8000过分追求“尊崇资本,贬抑劳动”的局面改变,而忽视就业是工人的第一要务。现代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企业就会多用资本,少用工人。如果政府人为地拔高市场决定的工资,企业就会采用更多的资本代替工人,政府本来想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虽是善意的政策实际上却砸了工人的饭碗。如果我们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还仅仅停留在经济标准上。局限于福利保障上,就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要求。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从经济、法律、环境三方面全方位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为此,我们在评价企业社会责任时要强调两种指标。一是绿色化经营指标。要求民营企业在发展战略上自觉把环境保护、节约资源放在突出的重要地位。二是就业率指标。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正是民营企业的主要功劳。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出超越来越大。顺差越来越多。政府的收入越来越丰。我国每年还有大量的失业人员。仅城镇失业者至少有2500万。当劳动供给时候,竞争发生在劳动力这一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硬要否定这个事实,人为地拔高市场工资,可能适得其反。

四、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

民营企业意识到环境保护是一项社会责任的同时,应该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为了有效解决环境保护问题,民营企业就应该推行被称为是民营企业的“绿色通行证”的ISO14000系列标准认证。推行IS01 4000会给民营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企业的内部,从强化管理、规范流程到品质提高,改善工作关系,提高员工素质,增强环保意识,在日常生产经济活动中。注意节约资源,从而达到降低成本;同时由于改进工艺,既减少了生产过程的污染物,又降低了污染物的处理费用。另一方面是在企业外部,可增强客户信心,扩大市场,提高企业知名度,美化企业形象等。

五、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督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开展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与关注。除了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之外,还应建立消费者和第三方监督机制,形成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让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没有市场机会。而对于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应当充分肯定,国家则应给予法律支持。在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过程中,开始起重要作用的往往是作为社会一般成员的消费者、投资者和大众媒体。有组织的消费者运动、劳工运动、投资者运动在为自身争取利益的同时,也促成了相应的立法,从而使得企业充分全面地重视社会责任。由此可见,社会团体力量的不容忽视,我国社会责任监督体系的形成也可以充分利用这部分团体的力量,从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着手,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社会责任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1]张 博. 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研究[D].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7.

[2]刘 彬. 科学发展观视阈中的企业社会责任[D]. 合肥工业大学, 2007.

[3]孙钦艳. 民营企业要扛起社会责任的大旗[J]. 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 2008,(04).

[4]金建成.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J]. 管理科学文摘, 2007,(08).

[5]崔利宏. 关于强化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若干对策的思考[J]. 商场现代化, 2008,(15).

[6]周达军. 民营企业成长与企业社会责任[J]. 管理科学文摘, 2007,(02).

[7]胡道玖.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与保障员工的可行能力[A]. 第13次中韩伦理学讨论会国内学者论文集[C], 2005.

社会责任驱动力 篇4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也要对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如供应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等。对海洋水产品企业来说,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以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和保护环境为核心,注重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共处,自觉履行在经济、法律、社会和慈善方面的责任。与此同时,海洋水产品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还有一些特殊性,如原料安全、食品安全、食品包装、消费者健康和福祉、动物福利和养殖技术等。原料安全体现在原料应有明确并可追溯的来源,很多原料供应商给养殖户提供含有违禁渔用药物的饲料,造成药残超标,影响海洋水产品质量安全;食品安全是海洋水产品企业的首要责任,主要涉及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养殖疾病防治等;食品包装方面,海洋水产品企业应考虑整个食品价值链和产品生命周期,包括捕捞、配送、食用以至最后的处置,考虑产品损坏或食物浪费对环境的影响;消费者健康和福祉体现在为消费者提供可供选择的健康食品,以及能量和营养标志、文化关怀等;动物福利主要指在生产(养殖)、加工、运输和屠宰动物时的人道主义方式等。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不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重心已扩至上下游供应链。一些研究者提出海洋水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要考虑渔业生产方式、配送、生物技术、动物福利、健康、公平贸易等因素;Michael提出食品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采购、动物福利、生物技术、环境、健康和安全、公平贸易、社区、劳工和人权等方面[1]。本研究认为海洋水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动物福利、环境保护、就业法规、员工健康和安全等方面。

2 海洋水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存在的问题

海洋水产业是个相对特殊的行业,其对整个社会、自然环境和物质资源的影响越来越大。除食品安全问题之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职业健康、水产品信息透明度等问题对海洋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但却长期被我们忽视。

2.1 信息透明度不高

对信息透明度的要求来自投资者、消费者、零售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就要求企业随时追踪和报告水产品供应链存在的问题,披露产品产地、饲料供货商等信息。一些企业对自己的供应链过度保密,很少自愿披露有关原材料生产商、产地和数量的信息,尤其是全面披露对社会及环境的影响,很难核实其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一些企业坚持认为必须对自身的供应链保密,以维持竞争优势。2013年2月欧、美大面积鱼肉造假丑闻浮出水面,这些厂商有意给低价鱼贴上名贵鱼的标签,目的是以次充好、获取更高利润,而中国的海马海参“注胶”也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正是因为供应链信息不对称、透明度不高,才导致部分厂商有机可乘。

2.2 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

海洋水产品企业的环境责任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水污染、温室气体排放、产品包装、固体废物等依然是海洋水产品行业突出的社会责任问题。随着海洋水产业不断发展,水域污染、渔业资源枯竭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对气候和环境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称,持续性较差的食品生产模式不断威胁着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以及生物的多样性,54%的有机水污染来自食品行业。在中国,海洋水产品捕捞和养殖过程中不同程度受到石油污染和工业“三废”污染,存在水源质量恶化等问题,工业污水排放会造成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其中的汞、镉、砷等有毒重金属浓缩到海洋水生物体内,超过一定浓度时就会产生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对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很多海洋水产企业极少关注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未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水资源,也剥夺了中小养殖户公平参与海洋水产供应链的机会,导致养殖户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

2.3 资源基础和渔民权益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经济发展迅速,但近年来由于受资源环境的高度约束,我国渔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许多困难。捕捞能力过剩使得渔业资源承受巨大的捕捞压力,大部分传统渔业资源普遍衰退;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水域污染以及水域滩涂围填、水上工程建设、海域占用等产生的渔业水域环境恶化对渔业资源的损害以及对渔业水域的占用日益加剧。这些都使得捕捞渔民的渔业生产物质资源基础日益薄弱,生产空间受到挤压,渔民的渔业权益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渔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欠缺等。

3 海洋水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的驱动力分析

3.1 海洋水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的压力

3.1.1 大型海洋水产企业

大型跨国海洋水产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对于海洋水产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大型跨国海洋水产企业。一些知名品牌和众多跨国海洋水产加工制造企业成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部,通过建立社会责任标准和生产准则、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方式,加强与利益相关群体的沟通,如23家欧洲最大的食品加工制造企业通过独立或综合的报告提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批评不再局限于单个食品企业,而是包括整个食品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的机会和威胁逐渐从单个企业转移到整个供应链网络[2]。大型海洋水产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建立标准和规范,不仅针对国内企业而是整个供应链企业,促进环境和社会责任实践。供应链核心企业把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规范延伸到供应链合作伙伴,确保达到环境和社会要求,对违反健康和环保活动等问题进行核实和沟通,并传达信息给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从企业角度来看,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来防范企业声誉风险是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3]。

3.1.2 中小型海洋水产企业

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与大型企业截然不同,往往是业主式管理,在融资、财力、人力等方面受限,一般依托所在社区发展,灵活性很高,但缺少科学的管理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社会责任表现。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和宣传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行动一般是自发、非正式的,他们很少主动宣传自身的社会责任表现,往往采取局部的、非系统性的方式来履行社会责任,如管理层和员工以个人非正式口头沟通方式参与当地社区活动等。利益相关者主要是了解公司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对于主要来自消费者和非政府组织等的企业社会责任压力只能间接影响中小企业。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最迫切和最直接的压力来自于供应链合作伙伴。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时面临更多的挑战,如由于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和标准对中小企业不可行,对中小企业产生歧视并难以落实,第三方审计成本也抑制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而采购商(大型海洋水产企业)不断优化供应商基地,注重于数量更少而规模更大的供应商,把中小企业排除在供应链之外。

3.2 海洋水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的驱动力

由于海洋水产品行业的特殊性,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尤其是消费者的需求不同,海洋水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的驱动力也不同。供应链社会责任的驱动力来源于链条中的主导企业或核心企业和供应链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果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力量迫使企业必须符合社会责任规范,而且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企业的核心业务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紧密相关,就会促进企业实施伦理采购;如果企业能从伦理采购中获益(如成本节约或产品、市场差异化),或不采取伦理采购就给企业带来风险(如声誉受损、市场份额丢失),上述行为对海洋水产品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或供应链成员企业就是有益的。海洋水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主要以核心企业为中心,驱动供应链成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合理、公正、透明地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核心企业从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以契约方式约束供应商社会责任,将符合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条款纳入供应链契约规范,落实供应链社会责任,如将健康环保等因素引进采购准则、禁止下游产品制造商与零售商剥削上游原物料供货商、禁止雇用童工、披露原料产地信息、保障动物福利等;从供应链契约角度,要求供应商提供原物料的安全检验证明,或要求供应商保证所提供的原物料符合食品安全规范,并与供应商约定若违反上述要求,应提供一切协助并赔偿一切损失。整个过程受益的不仅是企业本身,更确保供应链社会责任的落实,使整个产业及市场得以永续发展。

4 市场权力不均衡对供应链社会责任的影响

4.1 供应链市场权力的不均衡

按照权力依赖理论,供应商(如一些小的海洋水产品加工商)对客户(如大型零售商)越依赖,后者对前者的控制和影响力越大;市场权力不均衡的结果是供应商必须适应客户的需求,如果买方企业(客户)具有更多的选择和相对低的转换成本,将进一步加强这种权力依赖。纵向一体化可能会促进消费者利益,如低价格、高质量和标准化的产品,而纵向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的整合可能导致市场权力的不均衡,最终将损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供应链的垂直整合等因素会改变企业在整个供应链中的权力地位[4]。对某一特定水产品的供应链,权力依赖路径取决于该产品的特点[5],企业纵向一体化能力越强,在供应链中的支配地位就越高,并产生权力依赖的不均衡,在整个海洋水产品供应链中对产品或服务的开发和分销也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当然,如果供应链成员企业很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或者很少利益相关者参与,就不会意识到供应链权力不均衡问题。

“链条首长”控制整条海洋水产品供应链,他们往往掌握着关键市场和关键资源,在规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由谁生产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并具有显著的经济绩效,获利空间巨大,而供应链上其他成员企业的利润较低、谈判力较弱。在美国,这个“权力”掌握在核心加工制造企业和消费者手中;在欧洲,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产品加工商,但控制供应链平衡的权力主要在零售商[6];在中国,这个“权力”主要属于跨国海洋水产企业或大型食品加工制造企业。作为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大型食品零售商或核心水产品加工制造企业在整个供应链中具有相当大的市场权力,影响上游的供应商或下游的零售商,按照CIAA(欧盟食品和饮料工业联合会)的统计,单个零售商的业务需求量常常是一个中小企业(供应商)业务总量的60%以上,因此单个供应商业务对零售商来说,其重要性已边缘化(低于0.005%),这种市场权力的不均衡性正不断向零售商转变[7]。

4.2 供应链社会责任压力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海洋水产品供应链的核心企业要求供应链合作伙伴遵守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供应商接受核心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如健康、环境和社会认证体系)或提供第三方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报告等,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些资源并非都能落实,这使中小型企业更加受到制约。中小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不断受到挑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型海洋水产品加工制造企业和零售商要求供应商提供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消费者也不断提高对企业生产过程中面对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要求[8]。中小企业在供应链社会责任实践中需要采取各种方式,甚至非正式途径,利用有限的资源缩短与利益相关者的距离[9];一些中小海洋水产品企业常常有好几个客户,而不同的客户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和附加条件各不相同。

供应商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真正符合企业价值观,在实施中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如果核心企业对供应商社会责任的要求不能控制,这将导致出现供应商对企业社会责任虚假服从的危险。面对供应链核心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在压力,其模糊或者负面效果可能导致中小企业缺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信任,进而降低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在没有真正理解遵从的目的或好处之前,供应商很难主动改变企业社会责任现状。如果供应商被强制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可能仅仅达到当地法律或供应链核心企业要求的最低标准,或只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某些方面。如,对供应商社会责任的审计和监督已有多年,但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并没有多少改善、效果并不明显,供应链核心企业对供应商所要求的伦理标准和供应商的实际状况之间有缺口。一般来说,供应链核心企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很少是有意为之,中小海洋水产企业故意失信的比例远远高于大型海洋水产品企业。因此,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效果不仅取决于确保供应商服从供应链中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和环境要求,也取决于供应商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采取的措施;通过对中小供应商提供恰当的支持措施来执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可以使整个海洋水产品供应链更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4.3 供应链权力的不均衡诱发成员企业社会责任冲突

在整个海洋水产品供应链中,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压力是不对等的。在海洋水产行业,与采购流程相关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供应商与大型海洋水产加工制造商(供应链核心企业)或零售商讨价还价的能力弱,只能被动地接受加工商或零售商提出的条件。海洋水产加工制造企业在发展初期一般是自发的组织结构,从数量而不是产量来看,我国的中小企业在海洋水产加工制造中占支配地位,而零售业不断向大型零售商集中,形态各异的海洋水产企业的构成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压力和谈判能力出现差异,影响企业对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态度。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可能导致海洋水产供应链成员之间企业社会责任的冲突或不平衡,而我国发生的多起水产品安全事件与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的企业社会责任冲突有直接的关系。如,大型超市出售抗生素超标的水产品经常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其原因归根结底是供应商(水产批发市场、水产品有限公司)对采购商(大型超市)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每个企业在水产品供应链中所处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可能出现过度供给或过度需求的问题。企业在供应链中地位的改变可能导致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社会责任需求和供给的过度依赖,这些情况在流经整个供应链时会有所不同。当水产品供应链出现社会责任问题或面临社会责任风险时,供应链成员企业需要在供应链中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实现供应链社会责任需求和供给的连贯性;在供应链社会责任的平衡点,供应链能够依靠非线性关联和相互依存性来培育供应链各企业间的关系,以获取信任和价值共享,促进水产品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5 结论与建议

海洋水产品供应链中的许多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供应链核心企业应通过其在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关理念及作法,但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仍然需要整个供应链成员的整体配合,需要加强中小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评估等方面的广泛参与,实现供应链社会责任的平衡,发挥出最大功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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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ILIBERTI F,BADEN D,HARWOOD I A.Insights into supply chain pressure on CSR-practice:a multiple-case study of SMEs in the UK[J].Operation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2009(2):15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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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ARLEBOIS S,RONALD II.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a small business network.The case of Natural Valley Farms Inc[J].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ommunities,2007,1(3):252-267.

[5]ROTH A V,TSAY A A,PULLMAN M E.,et al.Unraveling the food supply chain:strategic insights from china and the2007recalls[J].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2008,44(1):22-39.

[6]MANNING L,BAINES R N,CHADD S A.,et al.Ethical modeling of the food supply chain[J].British Food Journal,2006,108(5):358-370.

[7]CIAA(Confederation of the food and drink industries of the EU).Suppor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uropean food and drink industry[C]//Brussels:CIAA,2010.

[8]JENKINS H.A business opportunity mod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small-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J].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2009,18(1):21-36.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 篇5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其中观念创新为社会发展创造舆论环境,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制度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和体制保证.

作 者:刘永生 杨文圣  作者单位:承德民族师专,马列教学部,河北,承德,067000 刊 名: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ENGDE TEACHERS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年,卷(期): 23(1) 分类号:A8 关键词:创新   社会发展   动力  

驱动社会企业成长 篇6

政府-社企-私企的合作轴

自从30年前撒切尔在英国推动私有化以来,欧洲的福利国家,尤其是北欧也开始在社会变革中结合私营企业的力量,例如瑞典就成为“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这是指既非左(社会/自由主义)又非右(资本/保守主义)的一种政治路线,既结合资本主义中自由企业的发展,也结合社会主义中降低不平等的诉求,政府的定位不在于大,关键在于促进社会平等公正,对私有企业不过度管制。例如瑞典就大胆地在教育领域引入学券制度,使得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互相竞争;将政府出资支付的医疗和老年人看护服务业务也发包给私人公司,这些举措,不仅节省了政府开支,而且动员了民间的力量与智慧,使社会企业得到蓬勃发展。

美国奥巴马政府也在白宫办公室成立了社会创新和公民参与(OSICP)办公室,促进政府与私企、社会企业家和公众之间的伙伴关系,推出“社会创新基金会”(SIF),拨款给美国一些最成功的非营利性组织,来支持它们在卫生保健、增加就业以及帮助年轻人方面的工作。

著名的管理学教授明茨伯格最近也明显地将研究兴趣转移到社会创新上来,他认为,要让政府-私企在全球经济危机后取得新的平衡,需要社会创新的第三种力量再平衡。政府-社企-私企的合作轴在全球开始浮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政府直接对非营利组织(不含志愿者)的资金支持,在美国是30.5%,英国46.7%,比利时76.8%。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免税政策也是美国社会组织强盛的基础,自1995年到2005年,美国的社会组织增长了60%。

从美国过去87年的慈善数据看,美国的人均捐款水平一直在人均GDP的2.5%左右,但人均捐款额一直随收入增长而提高,捐款的总资金量增长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增长的两倍。

大学也不甘落后,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院长彼得·图法诺认为,过去10年创办社会企业的需求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该商学院在2004年创办了斯科尔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正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伦敦城市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也纷纷在商学院中开设社会企业课程。2012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MBA的附加项目公共管理和社会创新专业有97名学生毕业,而1990年仅有37名。

如果把社会企业定义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出的创新机遇的七大来源。同样适用于社会企业:

1.意外之事——意外的成功、意外的失败、意外的外在事件;

2.不一致之事——现实与设想或推测的不一致;

3.基于程序需要的创新;

4.每一个人都未注意的工业结构或市场结构的变化。

5.人口统计数据(人口变化);

6.认知、情绪及意义上的变化;

7.新知识,包括科学和非科学的。

本期报道的金太阳、绿色地球、爱盟公益等案例,从外部看,正满足了社会老龄化(5)、环保意识增长(6)、呼叫中心、二维码、App等新技术(7)的创新机会。从大趋势上看,前两个案例都与福州、成都政府转换思维,促进社会企业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创新的大趋势有关。

与发达国家对比,中国的社会企业尚处于萌芽阶段,例如中国的捐款额在2007年只有GDP的0.09%,每人捐款只有17.16元,中国在全球慈善指数排名在140名开外。但汶川地震的2008年后,以社会企业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在2008年捐款额大幅增长,达到GDP的0.36%,每人80.57元。

同时,新兴的创业企业也面临着发展速度与规模的挑战。例如,壹基金秘书长杨鹏的理想是参与日常捐赠的人次能达到500万,一年被服务的人能达到20万人次,志愿者的参与人次能够达到1000万。如此庞大规模的捐款人、救助人、志愿者,不仅需要在治理上透明、管理上达到规模效应,也需要庞大的技术平台支持。

提高社会创业的速度与规模

杜克大学社会创业家发展中心(CASE)的布鲁姆教授提出,有7个创新动力(SCALERS)在驱动社会创业方面至为关键。这些动力之间的界线并不分明,彼此之间多有重叠。它们好比是同一个建筑物位于不同方向的窗口。每个窗口展现的一些景色也可以从邻近窗口看到,但是从窗口中心看到的景观却互不相同。布鲁姆的模型并不是单论技术的,但在这7项策略中,技术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社会企业虽然没有单一的“最佳实践”公式,但通过技术对这 7项组织能力的推动,可以帮助社会创业家开发出有前途的创新,提高社会企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

一、技术提供了新的激励模式。一项社会创新的引入,都需要改变一些社会旧习、或者社会制度,再就是需要建立起一种刺激市场的力量,从而鼓动用户或者利益相关者建立新的消费习惯或者生产模式。例如美国公平贸易(Fair Trade USA)组织,为了使咖啡、巧克力、香蕉等农产品的种植者不被中间商盘剥,就为“公平贸易”的商品建立一个认证体系,为消费者提供市场信息,从而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地球为了改变人们丢弃垃圾的习惯,利用二维码技术创造出一个激励系统,让居民帮助参与垃圾分类,500g换1积分貌似很少,但可以培养起居民的习惯,唤起低碳环保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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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盟公益的“一分钟V捐”一样,很多聪明的软件(尤其是游戏软件)在设计的时候都照顾到人性的弱点——需要激励,无论是积分累计、还是在“微博上晒晒你的开机时间”、在“微信上秀秀你刚转的App”、“与你的朋友PK下”……。可穿戴的电脑配备如Fitbit One智能型体感记录器的风行,也在于通过数据记录你的跑步距离、睡眠,从而改变人的生活形态。社会企业也可以通过这些小小的激励,来改变整个世界。绿色地球将数据链条化后,可以让居民看到自己搜集的可回收垃圾的去向,看到它们如何变成新产品。这种成就感将成为激励的动力。

二、技术给人员以更好地装备。为了推行新的理念与新的解决方案,社会企业需要与大量的合作伙伴合作,而自己也需要很强的人才,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有效地招聘、培训及挽留人才,许多人力资源、办公软件都可以提供帮助。更重要的是,社会企业需要方便的视频教学、社区讨论功能,从而让自己的员工、志愿者、以及合作伙伴迅速掌握技能、培训他们的工作,从而系统地推广自己的解决方案。例如壹基金建立的壹基金救援联盟。三年时间内,救援联盟从成立之初的30多支民间志愿救援队伍,发展为现在的近300支队伍、近5000名成员,分布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如何将这些团队联合起来,提供足够的救灾排序,在紧急状况下如何协调,技术都将扮演重要角色。又例如金太阳需要培训众多的社区养老服务站工作人员,包括95个全职站长,500多位员工,如何让这些社区工作人员迅速适应新的技术平台、运用技术工具,是社会企业的重大挑战。

三、技术创新了沟通模式。社会企业如何跟各类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与说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技能,最典型的苏珊·科曼治愈组织(www.komen.org),善于利用各种沟通媒体提醒妇女重视乳腺癌,说服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每年集资近4亿美元。好莱坞巨星安吉丽娜·朱莉今年在《纽约时报》上披露自己接受双乳腺切除术,更是将这一运动推至顶峰。爱盟公益的“行善”App本身就是各类慈善项目的沟通工具。芝加哥大学李斯特教授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捐赠项目中有种子基金,或者有其他相关支持机构对捐款人的资助提供1:1或2:1的加倍捐款,公益项目将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与影响。查尔斯·汉迪认为驱动新慈善家的动力是激情、持久力和合作,而技术则可以建立起新的“行善”社区,改变公众对社会议题的关注,激发更多人士励志和投身社会事业。

最近,英国29岁的克利亚多.佩雷兹成功地通过Twitter汇集了12.4万个签名,并在Change.org网站筹集到近2万美元的捐款,成功地迫使英格兰银行在10英镑纸币上用小说家简·奥斯汀的头像取代查尔斯·达尔文,显示出现代传播工具在引爆沟通正能量上的巨大潜力。当然,“郭美美事件”则说明中国老牌的社会组织需要适应微博时代,也要寻找治理模式的革新和管理业务的透明。

四、技术架构起联盟。社会企业要善于利用各种力量,就要注重联盟的建设,与政府、合作伙伴营造出新的生态系统,为社会创新创造出新的空间(参见拙文《社会创业:赢在两面市场》,《中欧商业评论》2013年第2期)。王石在组织阿拉善项目、壹基金等活动中的经验是:“在中国的公益活动中,妥协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妥协,简单来讲,就是不要把你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不要认为你什么都是对的,要更多听别人怎么想、每个人怎么想,之后把每个人的想法融合到一起,让大家都能接受。中国人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缺少的,尤其是现在社会转型当中。”

技术可以把更多人的想法联合在一起,例如爱盟公益的“行走公益”App本身就是各类慈善项目的联盟;金太阳与电信公司、厦门银行、平安保险都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底层数据库的平台,是驱动合作的基础,让各方合作者都能在平台上合作,扩展业务,提高增值服务的价值。

五、技术推动起游说的力量。无论在全球各地,政府依然是社会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在游说政府方面最典型的成功企业是无烟草青少年运动(www.tobaccofreekids.org/),该组织成功地说服立法机关、法官和监管部门,使烟草制品更难与年轻人接触。而Google.org 也与中国台湾、日本的有关部门合作,结合地理数据、气象、交通等大数据,为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的救助提供便利。金太阳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政府购买,如果金太阳能加强与政府各个部门的合作,在数据库上加强透明度的共享,在云端提供更好的增值服务,将具备更强的政府影响力,使政府将更多的职能分包到社会企业中来,而政府则注重规则的制定,让更多的老年人能落实到“老有所养”的服务范围内。

六、技术使公益项目也可以实现盈利。微型贷款在全球各地的实践表明,盈利是社会企业能够自我发展、持续经营的基础。也有专门投资社会企业的风险投资出现,例如坐落于旧金山湾区的罗伯茨企业发展基金,就希望在食品服务、物业维修、回收等领域投资一系列社会企业,通过新技术,为更多的弱势工人提供就业机会。金太阳的实践也表明,从直接服务对象老年人身上不一定实现盈利,但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数据平台的搭建,建立其两面市场,是有可能从其他合作伙伴中盈利的。(两面市场商业模式认为,企业的价值不是按波特所说的在价值链上叠加的结果,而是通过两面市场的平台建造,打通客户与商户的信息流、产品流与价值流,从而创造出价值。典型的例子就是ebay和阿里巴巴,建立起卖家与买家的平台。买家越多,就会吸引更多的卖家,而卖家商品越多,又越吸引更多的买家。平台企业的根本,是托起双方的交易,从减少交易成本、让双方都能在收益中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而取得回报。这种创新模式也可以应用在社会企业中)

七、技术可以加速优秀公益项目的复制。Aflatoun儿童社交与财务教育(www.aflatoun.org)发展出很多生动有趣的课程,帮助儿童认识权利、储蓄、基本的金融常识以及企业知识。为了扩大全球影响力,Aflatoun开发出全球通用的课程,并在世界各地发展特许经营合作伙伴。特许加盟本身可能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德鲁克却很推崇麦当劳在上个世纪60年代对特许加盟体系的创新,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德鲁克说:“确切地说,它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任何一家不错的美国餐厅很早就生产它供应的最终产品了。但是,麦当劳通过应用管理概念和管理技巧,使产品标准化,设计制作程序和工具,对要进行的工作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培训人员,然后制订其所要求的标准,不仅大幅度提高了资源的产出,而且建立了新的市场和新的顾客群。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今天,在新技术的推动下,社会企业更容易取得标准化的服务,将在某一地区取得的成果在全球推广。金太阳准备在福建省南平市、厦门市,甘肃省和天津市复制在福州的成功,如果有一套成熟的特许加盟技术,将进一步扩大金太阳的影响力。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教授认为,未来的组织是自适应、去边界、讲究沟通与合作、多元化与分散化、效率、灵活、引导而非控制、和谐。这很适应在新技术场景下的社会企业。在政府-社企-私企新的合作轴中,未来的社会企业将更注重共生(Symbiosis)的重要性。席酉民教授认为,“未来的组织可能成为基于网络的价值增加导向的生态系统,其结构是基于网络的合作平台,其机制是愿景、使命驱动的共生共栖,其主要管理概念可能是:角色、自治单元、自组织、社区、网络治理、合作、可持续、文化、平台、环境等。”社会企业正代表着这个组织与社会演化和变革的新方向。其中,技术正驱动着这场全球性的浪潮。

(孙黎为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创新与创业助理教授,Sunsli@umkc.edu,他的新作《复盘——反思创新与商业模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驱动机制研究 篇7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西方学术界兴起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 (C orporate Social R esponsibility) 的广泛研究和讨论。1953年, B ow en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Social R esponsibilities of the B usinessm an) 》一书中系统提出C SR企业社会责任 (C orporate Social R esponsibility) 这一说法, 代替了原有的Social R esponsibility of B usiness的说法, 其系统的理论阐述引发了业界巨大反响。自此,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 研究课题包括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动机、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情况、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财务绩效相关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非财务业绩的影响、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可等等。

虽然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与争论, 学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涵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一般来说, 企业社会责任促使企业以超越合法合规要求及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视角进行经营, 希望企业在满足合法合规要求的情况下, 在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保护、员工利益保护、人权保护、社区发展、反腐败、中小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保护等诸多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企业应不仅仅考虑股东的利益, 还应努力维护员工、社区居民、生态环境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抽象概念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系列企业行为指南, 包括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环保安全产品、员工福利保障、社区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捐助等, 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中也大多涵盖这几部分。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是企业履行及披露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西方学者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 比较成熟的理论包括社会契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契约理论认为经济社会中存在广泛的契约关系, 契约规范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并规定了相应的责任。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的支持认可对其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企业有责任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利益相关者理论则认为,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除了股东外还包括员工、社区居民、自然环境、政府、债权人等, 有学者认为企业应当寻求利益相关者权益最大化, 而非单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

社会契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依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决定着不能直接套用国外的学术理论来解释中国企业的行为。本文试图在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理阐述中国企业履行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动机可以按照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类, 也可以按照企业因素、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等进行分类, 本文将依照内部和外部的分类方式进行阐述。

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驱动因素

(一) 经济因素

企业的核心目标是创造更多利润、追求股东效益最大化, 经济因素必然是企业进行经营决策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根据社会契约理论,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促进提高企业自身及社会整体的效率, 大量学术研究也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由于承担社会责任一般需要消耗企业大量资金与资源, 因此也有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不一定能够提升企业财务业绩, 反而由于投入过大而影响企业利润。履行社会责任究竟能否提升企业财务业绩, 两者相关性究竟多大, 在何种特定情况下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更大程度提高财务业绩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其结论对于企业经营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二) 企业家道德驱动

企业家作为企业经营的决策者, 其道德水平和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极大影响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有学者研究表明, 学历越高、具有宗教信仰、曾在高校或非营利组织兼职的企业家领导的企业相对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也有证据显示女性高管领导下的企业似乎更有社会责任意识。尤其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 企业家自身的道德驱动在中国是一个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因素。但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 尤其是国有企业中, 企业家推动社会责任履行也可能是为了建立个人政治功绩, 以寻求政治晋升, 这一点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

三、企业社会责任外部驱动因素

(一) 法律及政府管制

法律及政府管制是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以环境保护为例, 目前越来越严格的节能减排要求促使企业投入更多精力进行节能、环保改造, 以避免环保罚款甚至被强制停工。当然也有部分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的环保补贴或奖励而主动进行节能环保改造, 这些超出法律最低要求的环境责任行为是政府鼓励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成效体现。不可否认的是, 在中国某些地区, 仍存在企业通过贿赂、瞒报等方式想方设法逃避环保责任等行为, 这要求政府及执法机关做好环保法规政策的落地, 加大监督惩罚力度。

(二) 公共压力

消费者、媒体、社会大众、非营利组织等都会给企业带来公共压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下信息传播速度日益提高, 公共压力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主动角度讲, 企业希望通过积极承担并披露社会责任来提高声誉, 给消费者留下负责任企业的良好形象, 以提升品牌知名度, 促进产品销售。从被动角度讲,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飞速传播, 企业不符合社会责任的行为一旦曝光便会迅速传播发酵, 对企业形象造出巨大损害, 2015年被曝光的大众汽车尾气造假事件就对大众这一知名车企的品牌声誉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也为广大企业敲响了警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工会和各类非营利组织也是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角色, 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环境, 工会和非营利组织发挥的作用较弱。

(三)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也是不少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之一, 企业希望通过树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负责任企业形象获得政府认可, 从而取得办事便捷、奖励补助、快速批文等多种形式的政治利益。也有企业家 (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高管) 为了积累个人政绩、寻求仕途晋升而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本文以内部、外部的分类方式整理阐述了影响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 这些驱动因素都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重要方面, 深入研究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方式和程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帮助推动中国企业成长为负责任的良心企业。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中外学界都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 对于我国来说, 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建立和谐社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那么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有哪些?哪些因素能够促使企业愿意花费人力财力来承担社会责任呢?本文从内部、外部两个方面整理阐述了驱动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 对于如何促进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一定参考意义。

动力、责任与压力 篇8

我们在收到来信进行学习后,全社员工均受到极大的鼓励,王部长对本刊近年来改革实践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刊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不仅为我们办刊增强了信心,更是对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我们在深受鼓舞的同时,也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王部长在来信中提出了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问题:目前会计界好的刊物较少,并将其上升到与时代及会计发展的高度。我们认为,这不能简单地仅从会计刊物的角度看待与认识这个问题,而是要将其置于时代历史的背景及会计行业发展前途的视野中,是时代赋予会计期刊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要求会计期刊必须担当促进会计行业发展的历史重任。

我们的理解是,会计刊物是一个国家会计文化综合的产物,是会计人思想的结晶,是一个国家会计发展的缩影。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追逐会计前进的步伐、探求会计发展的轨迹、传承会计思想与文化”作为其历史使命,将其功能定位于:财会行业发展态势的眼睛、财务管理投资决策的顾问、财务会计知识传播的平台、会计人观点与心声的论坛。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使命召唤与办刊理念指导下进行办刊的。我们记录了中国会计发展的轨迹,特别是近五年来中国会计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热情地颂扬了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密切地关注了转型期中国会计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全方位地传播了全球会计最新知识与信息。

王部长在来信中定义了一本好刊物的标准,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的办刊方法,更对《财会通讯》充满了希望。这既是《财会通讯》办刊的目标,也是《财会通讯》发展的方向,同时还是《财会通讯》所面临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更是对《财会通讯》的严峻考验。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压力首先来自外部环境的制约。在当前学风浮躁的年代,追逐潮流在会计界极为盛行。一些学者不遗余力地追赶所谓学术前沿,不加分析地搬用异域理论与方法来裁剪中国的现实,大量缺失思想与创新的作品充斥研究阵地,具有思想性创新性的精品很少产生。在目前这种商业至上、娱乐疯狂的浮躁转型时代,一本有思想内容的专业期刊,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获得更多的读者和扩大发行市场异常的艰难。《财会通讯》还面临来自传统等级观念及其各自为政的科研成果认定等人为因素的限制,推出学术精品同样是难题。

社会责任驱动力 篇9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及层次划分

从英国学者谢尔顿于1924年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以来,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践都得到了蓬勃发展, 但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纵观理论上的不同争论, 我们可以把它们区分为狭义、广义和中义三种观点。狭义观点以Milton Friedman为代表, 他认为“企业惟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游戏规则内使得利润最大化”。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也赞成企业社会责任的提法, 而实质上他们还是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广义观点中最有代表性的是Carroll (1979) 对企业社会责任下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意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 (慈善) 的期望。Carroll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4个方面的责任:经济责任 (主要是盈利) 、法律责任 (主要是守法) 、伦理责任 (主要是行为合乎伦理的要求, 做公平、正义、正确的事情) 和慈善责任 (主要是要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公民, 为社区捐献资源, 改善生活质量) 。中义观点持有者Brummer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与企业经济责任、企业法律责任、企业道德责任相并列的责任, 只有在和其他三种责任的比较中才能准确地把握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含义。他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侧重体现和强调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愿望, 它并不一定象法律责任那样直接规定于法律之中,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某个集团或社会公众的期望而形成, 此等期望可能与社会的道德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 但又并非总是如此。

在上述三种观点中, 狭义观点因其主张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国际潮流不符、中义观点因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过于模糊, 都未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Carroll的研究虽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 但依然赢得了多数的赞同, 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在学术界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一种进步, 引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概念框架, 既有可理解性又有综合性。因此, 本文的分析也以Carroll的观点为依据。

Carroll所定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方面, 不仅在具体内容上各有所侧重, 而且存在层次上的划分。由于现行法律、政策的不同规定, 以及社会公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期望程度的差异, 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方面对企业来说, 其重要性是不同的, 企业在履行这些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 以及优先次序也有所差异。在四个方面的社会责任中, 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是企业所首先应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它们多数已被规定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 属于强制性责任, 往往可以通过社会强制力量来强制企业履行, 企业如果怠于履行不仅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而且会遭遇法律制裁。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更多的是从伦理道德上对企业的要求, 属于道义性或劝导性责任, 具有单方性和自愿性的特点, 往往只能通过制度性安排或激励机制引导企业承担。在某些情况下, 一些外在因素也可形成某种强大的压力, 促使企业“自愿”履行这些道义性社会责任。

二、“捐款门事件”始末及引起的反思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的里氏8.0级地震, 震憾了全中国, 举国上下在无比悲痛的同时, 不忘向灾区人民慷慨解囊, 纷纷捐款捐物。不少企业, 特别是中国本土企业, 也纷纷以巨额捐助践行“兼济天下”的传统观念, 极大彰显了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这些在赈灾中表现积极、捐款较多的本土企业得到公众的空前追捧。相比之下, 一些恪守西方商业伦理、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 (如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诺基亚、LV、大金、宝洁、摩托罗拉、三星、戴尔、IBM等) 和个别国内企业, 则因捐款较少、捐款不及时、捐款不到位而遭到网络舆论的强烈抨击, 甚至其产品也遭到了消费者的抵制。

为何一向作为国际社会责任先行者和国内企业社会责任推动者的跨国公司, 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推到风口浪尖?笔者认为, 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分歧, 以及不同层次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程度和履行机制的差异, 使得不同企业基于自身不同经营理念及其所处的环境, 有所选择地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和程度。长期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的跨国公司始终把经济和法律责任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点, 而对伦理和道德责任则只是适度履行, 通常以不影响其经济责任的履行为限度。与之相反,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不少本土企业, 虽然一向在履行经济和法律责任方面与跨国公司无法比拟, 但在巨大灾难面前, 他们却能比跨国公司更好地履行各种伦理和道德责任, 从而极大彰显了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

其二,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 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质决定了它一般不会去自觉自愿地承担社会责任, 除非该种行动能给自身带来利益。这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必须有外部力量的推动, 而且这种外部力量只有与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内在动力形成良好的配合, 才能形成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动力机制。在发达国家社会责任形象良好的跨国公司为何到中国发生了变异?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尚未形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外部推动力量, 特别是这些外部力量没能与企业内部力量形成有效对接。

三、从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看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

从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来看, 其最初出现主要源于消费者运动的推动, 但后来的迅速发展, 则是各国媒体、政府、各种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推动的结果。因此,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是企业内外一系列因素和力量相互联动而形成的动力机制驱动的结果。

从内部来看,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来源主要有:第一, 企业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根本保障。第二, 获取长远利益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强大内在动力。第三, 领导和决策人员的善心与良知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直接动力。此外, 企业内部员工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监督与制约、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分配与制衡等也是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

从外部来看,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动力来源主要有:第一, 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支持是强有力的外在动力。社会公众作为潜在消费者, 可以根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 并通过自己手中的“货币选票”, 对企业或“惩罚”而对企业形成一股强大的外在压力, 这种压力与企业追求长期经济利益的内在动力汇聚, 从而形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有力的推动机制。第二, 政府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是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第三, 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是有效的外在助推力。积极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前提, 在这方面, 各种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都大有作为。媒体通过信息的及时、广泛发布, 对企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而一些非政府组织则往往因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扁平的组织结构, 以及灵活的反应机制, 而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直接载体和主要合作对象。

上述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力源的内外划分, 并不意味着这些动力源各自独立发挥作用, 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表明:企业内外各种力量的有效联动和配合正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长期动力机制。

四、关于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动力机制的思考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相对滞后, 国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状况与国外企业也存在不少差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虽然不少企业已经具备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实力, 但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状况却不容乐观, 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目前信息不完全、市场不统一、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氛围没有形成、行业自律缺乏、社会组织欠发达、政府行政职能转变没到位以及法制不健全等因素的普遍存在, 从而导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在动力和约束机制尚未形成, 更没能与企业的内在动力有效联动。因此,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

第一, 加强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 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我实现机制。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支持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强大和有效的外在动力, 它能与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内在动力形成有效配合, 有利于形成企业自我履行各种社会责任的良好机制。虽然我国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在不断增强, 但公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支持主要还停留在舆论层次, 很少上升到“货币选票”的支持, 特别是当企业因履行社会责任而使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有所上升时, 除非这能给消费者带来直接的利益, 否则多数消费者会转向价格更实惠的其他同类消费品。这就破坏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消费者的货币选票支持→企业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消费者进一步的货币选票支持……”的良性循环。为此, 必须加强社会公众对社会责任的认识, 鼓励公众以多种形式参与到社会责任建设中去, 形成良好的社会责任氛围, 为企业自我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强大的外在动力。

第二, 大力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三方执行机制。各种非政府组织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直接载体和合作对象, 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 非政府组织不仅数量不多, 运作的机制也不规范, 甚至有人利用非政府组织谋取个人利益, 如前两年发生的“胡曼丽事件”。近期中国红字会也因从捐款中提取管理费问题而面临公众的信任危机。对非政府组织能力和效力的顾虑会使企业延迟或减少承担社会责任, 特别是那些需要借助第三方实施的道义性社会责任, 如慈善责任。为此, 我们应大力发展和规范各种非政府组织, 一方面通过证券交易所、会计和审计事务所、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发展, 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规范、监督和披露;另一方面通过规范和发展各种公益性非政府组织, 为企业履行道义性责任提供直接载体,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三方执行机制。

第三, 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体系,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目前, 我国不少法律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 如《公司法》、《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 这些都是企业最基本的法律责任, 应当通过监督和执行机制确保企业履行;同时适时调整有关企业的法律, 不断增加和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内容。此外, 政府还可通过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政府采购政策等, 激励和引导企业履行道义性社会责任。

摘要:四川汶川大地震所引发的“捐款门事件”, 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尚未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在国内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日益被唤起的同时, 必须强化政府、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主体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推力, 以形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动力机制。

关键词:捐款门事件,企业社会责任,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1]金建江: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解读企业社会责任[J].财经科学, 2007 (, 11) :85~105

[2]李伟:公司治理结构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J].长沙大学学报, 2007, (1) :7~9

[3]李淑英:社会契约论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 (, 2) :50~57

社会责任驱动力 篇10

一、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及履行现状

1.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对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CSR) 的经典解释是Carroll提出的金字塔模型, 即CSR分为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绝对 (慈善) 四个维度。

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则源于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的宪章, 即“得到最高标准的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医药企业CSR有其行业特殊性, 与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与法律、伦理道德和生态环境等密切相关, 保证医药产品质量是医药企业首要CSR。另外, 保障员工的工作安全、不欺瞒投资者、为顾客提供正确的产品信息、保护环境、提高公众健康意识、减少人类的疾病痛苦等, 都是医药企业应承担的CSR[1]。目前获得广泛认可的医药企业CSR包括质量安全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以及公益责任。结合文献和中国国情, 本文认为医药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和发展阶段之下, 医药企业立足于本产业特点, 在保证药品质量安全的前提和基础上, 在企业能力范围内, 基于患者、员工、包括医疗机构在内的合作伙伴、股东和债权人、政府、环境和社区等利益相关方对企业行为期望所需承担的责任。医药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行为对社会需求从被动履行到主动适应的结果。

2.医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履行现状。中国医药企业已开始关注其社会责任的履行, 一些大型医药企业已经把履行CSR作为企业运行的重要部分。2008年3月,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公司发布了中国医药行业首份CSR报告, 系统描述了其在经济、社会、行业和环境等方面的CSR。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参与中国疾病防控体系建设, 成为中国首家通过国际SA8000管理体系认证的药企[2]。复星医药于2009年开始向社会公开发布了医药企业年度企业CSR报告, 从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合作伙伴、员工、消费者和社区等方面披露了CSR的履行状况。此外, 不少大型医药企业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时进行公益性捐助、与社区联合开展医药卫生宣传及与高校合作创办实习基地。

但同时, 近几年药品安全事故频发, 医药企业CSR履行现状令人担忧。如, 从2006年的“欣弗”事件、“鱼腥草”事件、“齐二药”事件, 2007年的“佰易”事件, 2008年的“肝素钠”事件、2010年的假狂犬疫苗事件到2012年的“毒胶囊”事件, 重大药品安全事故频发, 而且还涉及知名医药企业。此外, 2011年的哈药“污染门”事件则显示出医药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缺失。可见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比较突出。

二、医药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1.问卷的形成与数据收集。 (1) 驱动因素的选取。基于文献检索, 结合对医药企业管理者、高校专家、医药行业协会专家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访谈咨询, 得到24个初始变量[3]。第二轮专家访谈中, 由专家对各变量进行重要性排序和筛选, 剔除5个显著不重要变量, 最终确定了本次调查的19个变量。 (2) 目标人群的选取。调查问卷针对医药企业部门经理以上管理人员发放, 因为他们对于CSR把握得更加准确, 他们也是企业履行CSR的决策主体。这可以保证问卷结果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 (3) 问卷的形成。最终形成的调查问卷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和驱动因素两大部分。驱动因素初步分类包括环境利好、法律、客户利好、员工、培育竞争力、股东和债权人、行业协会与公众等八大类总计19个测量变量, 运用李克特7点量表进行打分, 1表示无驱动作用, 7表示驱动力最强, 数字越大驱动力越强。 (4) 描述性统计。问卷调查时间为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 共向33家制药企业的管理者发放120份问卷, 回收105份, 回收率为87.5%, 有效问卷102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5%。采用SPSS17.0软件对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录入, 对所得数据进行相关描述性分析和因子分析。调查企业有66.67%为成长期, 30.3%为成熟期。企业性质民营占42.42%, 国有、股份制、合资和独资约都占15%左右, 企业规模分布以中大型医药企业为主。具体基本信息因篇幅有限不再赘述。

2.运用因子分析确定驱动因素。 (1) 原始变量的检验。首先进行原始变量检验, 以确定待检验的若干原始变量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得到KMO值为0.714, 根据Kaiser给出的标准, 适合作因子分析。Bartlett球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 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适合因子分析。综合两项检验, 可以认为本研究适合做因子分析。 (2) 提取公共因子。本研究按特征值大于1和总方差的累积贡献率不低于75%的两个条件,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提取公因子。根据输出结果, 有6个特征值大于1, 提取前6个因子, 对总方差的累积贡献率为78.665%, 说明原始信息总量的78.665%已经被提取, 满意。所以提取这6个公共因子能综合反应医药企业CSR的真正驱动因素。 (3) 公共因子的提取和命名。考察驱动医药企业履行CSR各因子可解释性时, 本研究进行因子旋转, 以便得到最佳的解释方式。将变量进行分类, 对于每一个变量来说, 其在哪一个因子上的载荷绝对值最大, 就应该将其归入哪一个因子。下表是按照设定的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后的结果。根据输出的旋转成份矩阵所示的每个变量在各个因子上的载荷绝对值的大小, 将变量归纳为下表所示的6个公共因子。综合分析结果及专家意见, 本研究对各公共因子的命名如下:

因子1为打造人力优势, 追求企业长远发展因子。吸引人才、激发人才潜力和强化员工归属感进而形成稳定和高素质的员工团队是医药企业履行CSR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医药企业承担对员工的责任, 可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感, 更愿意为企业投入人力资本。企业对员工的负责任行为还会吸引高素质人才进入企业, 为企业服务。提高企业在行业及社会的话语权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因子1上也有较高的载荷, 反映企业把提升行业地位和长远发展作为履行CSR的驱动力。它们可为企业赢得社会资本, 使企业的要求和意愿更易被反映给职能部门。此外, 在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有更强的影响力。

因子2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驱动因子。作为高技术产业, 创新是医药产业的灵魂。在调研中企业普遍认为CSR行为有助于企业研发能力的提高, 同时企业研发出社会所需要的安全性更高、更有效、经济和使用更便利的药品, 提高疾病治疗的有效率和治愈率不仅是企业义不容辞的CSR, 也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社会声誉。

因子3为规避风险改善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关系因子。避免受到法律制裁、避免更严厉法律法规的出台在因子3上有较高的载荷, 反映了法律对医药企业履行CSR的驱动作用。特别是医药企业履行CSR被发现存在重大缺陷, 如产品责任或环境责任方面等, 必然会面临法律制裁和更严格法规政策的出台。此外, 政府、供应链伙伴和消费者都是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者, 它们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如政府的支持或约束政策、供应链伙伴的合作态度和程度和消费者的购买选择等。因此, 建立与他们的良好关系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因子4是提升企业行业影响力驱动因子。提高生产率, 优化供应链管理因素的驱动原因在于企业对其合作伙伴积极履行责任, 可促进其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对其更加信任, 合作也更诚信和更有效率, 这将有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对股东和债权人的责任是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企业CSR的体现, 企业重视对它们的CSR, 才能吸引和留住投资者和债权人, 在同行中争取到更多资金, 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最后, 目前行业协会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企业建立与行业协会的关系, 有助于企业将其发展困难和需求通过行业协会反馈给政府相关部门, 并得到相应支持。

因子5是维护社会关系因子。改善与媒体关系、获取社区的支持在因子6上有较高的载荷, 说明医药企业在履行CSR时也较多地考虑了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媒体和社区对医药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 企业也越来重视通过履行CSR建立与这些群体和组织的良好关系。

因子6为树立企业品牌因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企业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在因子6上有较高的载荷, 反映了品牌对于医药企业履行CSR的驱动力。医药企业履行CSR更多地考虑了其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因子5反映了企业履行CSR是追求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关系, 并希望通过履行CSR融入国际社会和提高国际影响力。

三、推动中国医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得出了医药企业履行CSR的六大主要驱动因素, 这六个驱动因素为推动医药企业积极履行CSR提供了思路。

1.完善法律法规, 加大执法力度,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调查中我们发现医药企业在履行CSR都会考虑法律因素, 并有意识地规避法律。但也有部分医药企业忽视公众生命安全, 生产假药、劣药。这就需要加强政府引导, 完善法律制度, 强化执法力度, 用外在强制力督促企业履行CSR。当然鉴于企业CSR易受公共政策及政府机构的引导[4], 政府也需通过实施鼓励性的政策如对CSR履行较好的医药企业给予企业社会责任支出项目税前扣除或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方式对企业CSR支出进行适当补偿, 促进医药企业积极履行CSR。

2.强化医药企业自身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行动。不少医药企业把实现自身发展、品牌意识作为企业履行CSR的重要驱动因素。建议首先, 医药企业管理者必须树立正确的CSR意识。管理者需认识到虽然短期内履行CSR会增加企业成本, 但从长期来看, 可为企业打造人才优势, 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同时医药企业作为企业公民也理应对社会承担一定责任。管理者应将CSR融入企业发展战略中。其次, 医药企业主动发布CSR报告。以向社会证明其CSR履行较好, 树立企业良好社会形象。最后, 医药企业需在供应链所有环节强化CSR意识并推行责任管理体系和标准。如严格实施GMP标准, 建立供应链采购供应社会责任标准, 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负责人制度等。

3.充分发挥媒体的约束与激励作用。发达国家经验显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对消费者进行宣传教育, 增强维权意识, 进行客观、公正、及时的信息披露, 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非常重要[4]。目前, 中国对医药企业CSR履行的负面报道很多, 这可以给医药企业以压力, 对其他医药企业也有警示作用, 但是这种方式比较被动。建议媒体在发挥监督作用的同时, 加大对医药企业CSR行为的正面报道, 为CSR履行好的医药企业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 提升其知名度, 从而激励医药企业积极履行CSR, 建立自身良好口碑。

4.发挥医药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医药企业CSR活动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如江苏省医药行业协会就在行业内开展了诚信企业创建活动, 活动不仅促进了医药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也让上榜企业树立了在本行业的威信。医生和患者即使对药品质量和安全性不了解也会优先选择这些诚信企业的产品。建议各地医药企业也能推广此类做法。另外, 医药行业协会也可定期对企业CSR履行情况进行评比, 结果向社会及医师协会等专业组织公示来推动医药企业主动履行CSR。

摘要:近年来, 重大药品安全事故频发, 医药企业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热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应有其特殊界定和动力。运用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法分析了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 进而得到医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 可为提出推动中国医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关键词:医药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因子分析

参考文献

[1]李洁.中国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履行机制探讨[J].上海医药, 2011, (4) :172-175.

[2]莫倩宁, 朱昌蕙.医药企业的社会责任探究[J].中国药房, 2009, (16) .

[3]辛杰.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因素研究——以山东省2200家企业调查为例[J].预测, 2008, (6) :6-11.

社会责任驱动力 篇11

关键词:绿色营销;企业社会责任;竞争优势

引言:绿色营销的核心是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以及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许多学者已经探讨了如何通过实施绿色营销来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绿色营销策略在企业社会责任下的驱动力以及考虑绿色营销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解决绿色营销缺乏动力的关键所在。

一、企业社会责任驱动企业开展绿色营销

绿色营销是指基于环境效益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来实现特定产品的研发、定价、促销和分销,旨在实现经济效益、生态环境、企业利益以及消费者的利益、社会利益相统一[1]。绿色营销要求企业采取整体的营销活动,使得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应该树立环保意识,让“不污染零排放”、“无任何不良成分”和“无污染”的原则贯穿整个过程。对此,当企业同时追求经济利润与社会使命,与合作伙伴共享利益,实际上就是执行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动机,就没有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特别是对于处于发展阶段的的中小企业。90%的中小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困难主要来自他们对成本和收益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政府提倡的节能环保的驱动力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绿色营销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最终方式

(一)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于绿色营销而言,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产品应安全可靠。产品必须符合质量标准,减少使用风险,确保消费者的安全。另一个方面是产品的环保节能。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应当符合环境保护的原则,不能豪华包装,不可以用来追求利润进而破坏社会和自然环境。在营销活动中,企业和消费者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 [2]。

(二)保护环境免受破坏。一方面,企业营销活动需要提高环境的质量。如果能够协调发展,将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环保并不反对企业营销活动和人们的消费行为,但需要企业注意改善环境质量,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另一方面,企业营销决策需要考虑环境成本。企业应该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限制对环境的损害,并计算如“污染者付费”和“使用环境赔偿”的环境成本。绿色营销可以使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这对现在和未来都是有益的。

三、社会责任下绿色营销下企业竞争的实现

在绿色营销的背景下,从长远来看,更多的社会责任,不仅由企业独自承担,更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积极响应。

(一)政府的责任。部分企业担心他们的竞争对手通过“搭便车”来获取他们的利润,对此,政府将通过建立严格的法律体系努力促进绿色营销的实施。与此同时,政府应该积极引导绿色消费,提高绿色需求的分配角色。在绿色营销体系中,除了监管的法律法规,政府也是引导绿色营销的驱动力量。政府应该广泛使用媒体活动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并向公众宣传绿色营销。这将推动企业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然后实施绿色营销。

(二)企业的责任。实施绿色营销不仅是减少能源消耗的重要手段,也是履行社会责任必要保障。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应该把绿色理念贯穿于整个营销过程,尽快实现从传统产业向绿色产业的转变。在政府的有效的指导下,要求企业绿色营销方面在从被动参与变为主动实践。一个好的企业应该走出狭窄的经济意识形态,创建满足社会大众的良好需求。一个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先为消费者负责,其次才为股东,这样才是真正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

(三)消费者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否成功地向消费者传递信息是企业获得收益的关键。这是一个漫长的使消费者从无意识地接受到有意识地改变消费价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正确的指导是富有成效的,并使大多数消费者有意识地保护环境。负责任的消费者将会对资源的开发和产品制造是否理性以及废弃物处理是否正确显示更多的关注。据调查显示,消费者更愿意购买没有农药处理的有机食品,更加关注电力节能和环境保护,这反映了绿色需求的巨大潜力。

结论:绿色营销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力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政府指导绿色行为、企业进行绿色生产、消费者消费绿色产品。通过绿色营销,企业不仅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帮助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并获得更高的客户忠诚度和更大的客户群,这自然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所以,尽早实施绿色营销战略能够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领先一步。

参考文献:

[1] 陈雪,市场营销如何实现“绿色转向”,[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3(10)

论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篇12

1 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最新形态

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与探索的重大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 先后形成了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在提出了“矛盾动力论”、“改革动力论”和“创新动力论”之后,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的探索并没有就此停止。在新世纪新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呈现出新的理论形态, 这就是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协调动力论”, “协调动力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学说正实现新的理论跨越。“协调动力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有机统一, 即在保持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各个环节的相协调状态下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前进和发展。正如胡锦涛提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1) “协调动力论”既是对社会发展动力学说长期探索的经验总结, 又是在新阶段对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高度凝练, 其基本思想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 从“协调动力论”的基本内容来看, 它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应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有机结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某一方面的价值追求而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正如胡锦涛曾指出:“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 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表明,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2) 只有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协同驱动, 才能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

第二, 从“协调动力论”的运动机制来看, 它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应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改革是动力, 没有改革, 就不可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发展是目的, 没有发展, 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不可能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稳定是前提, 没有稳定, 改革和发展无从进行。因此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只有把这三个“度”协调起来, 我们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发展。

第三, 从“协调动力论”的实现路径来看, 它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应坚持“五个统筹”发展的新思路。坚持“五个统筹”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协调发展的切入点和现实途径。统筹城乡发展是指协调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 防止三大差别不断扩大;统筹区域发展是指协调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 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 加速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防止区域发展的严重失衡;统筹社会发展是指协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间的发展, 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 防止片面发展而造成社会制度结构性破坏;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指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发展, 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 尊重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实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 防止遭到自然的严重报复;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指协调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之间的发展, 充分开拓两个市场, 利用两种资源, 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战略相结合, 同时注意趋利避害, 防止对外开放的失度和自力更生的削弱。由此可见, 实现“五个统筹”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协调发展的过程, 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各环节的协调发展, 才能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局面。

“协调动力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为指导, 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对象, 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 进行总体思索和科学概括, 深刻地揭示出协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协调动力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中国化的新突破,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新跨越, 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提供矛盾的解决方式开辟了新视野。

2 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思想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并不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从唯物史观出发,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源头之水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探索的先行者, 首次明确而深刻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久, 毛泽东就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科学地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际情况, 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 第一次科学地界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 并且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解决方式进行了具体的阐释, 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和起作用的内在力量, 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 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矛盾动力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 邓小平总结国内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 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对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提法比较科学, 但“指出这些矛盾, 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 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3) 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前提下, 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现实情况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并逐步认识到,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包含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个层次, 基本制度是好的, 但是具体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 其中适应是主要的, 不适应是次要的。这样,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体化为生产力与体制之间的矛盾, 并认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方法和途径就是改革, 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改革动力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人民内部深层次的矛盾也日益呈现出来, 面对如此多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 我们必须寻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向纵深发展时,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紧密结合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 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并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体制创新为保障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 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创新动力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总体小康”推进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 这一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 也是矛盾凸显期, 在我国还存在着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与问题, 有些矛盾与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甚至是原来不曾有过的, 针对新时期新阶段所呈现出的新矛盾, 胡锦涛科学地运用了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提出以协调方式来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 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协调动力论”, 不断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胡锦涛的“协调动力论”都是紧紧围绕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观点, 并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 对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表现、性质、作用和解决方式所作出的科学探索, 由此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思想宝库。

3 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层次结构及逻辑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并不是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胡锦涛的“协调动力论”简单的有机相加, 而是有着合理的层次结构和严密的逻辑关系。其层次结构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 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一个层次分明、各有侧重点、各具功能的理论体系。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形象地比喻一颗参天大树, 那么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就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根基, 它要解决的是动力基石问题, 确立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宏观层次, 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和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就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枝干, 它要解决的是动力支撑问题, 分别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创新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中观层次, 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胡锦涛的“协调动力论”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枝叶, 它要解决的是动力机制问题, 阐明了协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动力, 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微观层次, 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不仅具有自身层次结构的合理性, 而且还凸显自身逻辑关系的严密性。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胡锦涛的“协调动力论”之间前后相继、环环相扣。毛泽东曾科学地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为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石, 没有“矛盾动力论”、就不可能有“改革动力论”、“创新动力论”、“协调动力论”等思想。然而后来由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使得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严重偏离了原来的正确轨道。于是邓小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在肯定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把“矛盾动力论”推进到“改革动力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 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也是解放生产力, 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 (4) 用改革的办法来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随着改革向深水区推进时, 其难度在逐步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 要把改革进行下去, 必须把改革所蕴含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给发挥出来, 对此, 江泽民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创新动力论”。改革是创新的逻辑起点, 创新是改革的必然结果, 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巩固。由于矛盾是贯穿事物发展的始终,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即使原有的情况和问题解决之后, 新的矛盾势必又会呈现, 对此胡锦涛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协调动力论”, 用协调方式进一步调节新的矛盾。矛盾的解决推动着改革的发展, 改革的深入推动着创新体系的建立, 创新体系的完善推动着社会的协调发展。

4 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现实任务

一个重大理论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号召力不应仅仅满足于对现存世界的理论解释, 更可贵的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来改造世界, 而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就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 不断地解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动力引擎问题, 它不是以创立理论体系为旨趣, 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 其实践主题是寻求中华民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动力引擎。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充满矛盾的社会。“无论什么世界, 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 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 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找不到矛盾, 而是充满着矛盾。” (5) 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始终, 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矛盾动力论”。在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思想指导下, 我们党和国家开始了局部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于是在经济上进行了三大改造, 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上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 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成功地解决了第一大历史任务, 使中华民族站了起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不断发展, 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然而部分生产关系却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反而阻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于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改革动力论”, 用改革来调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 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成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使中华民族富起来了。随着改革的纵向深入, 我们面临许多诸如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 若处理不好这些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势必会阻碍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进程。改革怎么改?往哪改?需要一个创造性的答案。而且, 知识经济端倪初现, 各国竞争日渐激烈。面对如此日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 风险与机遇并存, 发展与困难同在的时代, 对此, 江泽民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创新动力论”, 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 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使中华民族强起来了。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总体小康”推进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然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我国还依然存在着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等突出的矛盾问题。此时, 胡锦涛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协调动力论”, 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协调发展, 用协调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发展, 怎样发展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指导下, 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任务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有关动力问题所作出的精辟概括和理论总结, 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获得了更加适应时代要求和符合中国实际的鲜活内容, 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向导。

参考文献

①于幼军等.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15.

②胡锦涛.2004年3月10日在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R].新华网, 2004-04-04.

③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82.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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