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决策（共12篇）
社会责任决策 篇1
从2005年至今, 我国各界要求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呼声不断。从拖欠工资到特大矿难事故, 这一切问题显示出, 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当前要实现政府极力倡导的科学发展以及和谐社会,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就必须要解决。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CSR) 。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 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而引起一系列社会矛盾, 诸如贫富分化、社会穷困, 特别是劳工问题和劳资冲突等, 有学者提出了这一概念。目前, 国际上普遍认同的企业社会责任, 对其比较通俗的一个理解是: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 必须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最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企业内部看, 就是要保障对员工的尊严和福利待遇, 从外部看, 就是要发挥企业在社会环境中的良好作用。
总起来说, 企业的社会责任可分为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环境责任等几方面。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有六种情况:一是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就是要为投资者提供较高的利润和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以确保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利益。二是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对消费者履行在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方面的承诺, 不得对消费者有欺诈行为。三是对企业员工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企业对员工的安全、福利、教育等方面承担义务。四是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按照债务合同的要求, 按时足额地还本付息。五是对政府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按照政府有关法律、政策的规定, 照章纳税和承担政府规定的其他责任义务, 并接受政府的依法干预和监督。六是对社会的责任。主要是指企业对社会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企业的社会责任实际上也就是对这些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企业的管理者应积极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并利用组织资源, 尽可能地满足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愿望和要求。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 因此从社会角度而言, 企业绝不仅是单纯的营利组织, 它还是社会经济价值的创造平台, 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平台, 更是社会进步的发展平台。正由于企业行为的这种外部效应, 企业必须对社会尤其是对利益相关者负起责任。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履行这些责任往往需要企业付出一定的额外成本, 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权益的让渡, 即企业的所有者向企业的利益相关方让渡部分剩余索取权。在经济发展的相对初级阶段, 这种让渡不啻于与虎谋皮,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相对高级阶段, 这种让渡则显示了一种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智慧和社会共识。
三、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
1. 建立政府指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约束和监督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看起来是企业自身的经营理念和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但是, 企业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和运作的。根据目前全球化进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 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一是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 建立企业约束和监督机制的基础环节和基础层次在于政府, 表现在政府从维护社会利益和保证社会运转的需要出发, 以社会公众利益代表和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 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和行使政府权力的形式, 建立政府指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约束和监督机制。要在《公司法》的总则中突出强调企业必须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 使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中;二是使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与国际接轨, 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 对任何一个企业的评价都要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进行, 经济指标仅仅被认为是企业最基本的评价指标, 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多种多样, 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尼道德指数等都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评价体系。而在中国, 对企业的评价仍然停留在经济指标上;三是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训, 要让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管理者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帮助企业树立社会责任的理念, 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 不能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四是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 使企业在一个积极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中认识到推行社会责任, 有利于企业发展, 否则, 对企业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五是地方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 对企业守法行为的情况要充分了解, 并做出定期评估。表彰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 对那些严重违反《劳动法》、《生产安全法》和《环境保护法》的企业提出批评或惩罚, 从而引导企业转变观念。
2. 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自身制度安排。
企业是社会的产物, 当今社会除政府外, 企业是最有力量的组织。在社会的大环境中, 企业是一个与公民个体一样的“企业公民”, “企业公民”意味着企业不能只满足于做个“经济人”, 还要做一个有责任感和道德感的“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必须采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发展战略去面对市场。从企业自身看, 它必须明白, 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使企业赢得更好的声誉、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得到大众的认可, 同时也可以在市场中更好地体现企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 使企业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和称赞, 为企业长期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在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时, 应考虑下列因素:一是列出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需求;二是针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规划企业远景和目标, 如果需要, 制定生产守则;三是针对企业社会责任制定企业的短期和长期战略, 在此战略指导下, 制定行动方案;四是建立一套监督和报告体系;五是把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过程贯穿于质量和管理体系中, 采取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管理是不同的;六是针对所使用方法和取得的成就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和交流。
摘要：为实现社会科学发展以及和谐社会建设, 必须要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本文从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和本质入手, 探讨了如何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决策。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决策,和谐社会
社会责任决策 篇2
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决策责任的重要制度保障，对决策者能够起到心理警戒和行为校正作用，增强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内在动力，从而有效避免或减少决策失误的发生。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之所以存在班子成员都想说了算，而又都不想承担决策的风险和责任，出了问题往往不了了之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缺少对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健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误必追究”的观念。要完善党委领导班子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重大决策的论证制、票决制，分清决策责任，防止决策的随意性。要本着“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依据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的相关规定，完善责任追究程序、健全处罚体系。要强化责任追究主体的作用，通过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建立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等，加强对同级党委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决策监督；通过健全和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加强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决策监督；通过改革和完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的决策监督，从而形成党纪、政纪、法律处罚的不同责任等级，根据决策失误导致损失程度和应负责任大小，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要切实增强制度的执行力，确保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落到实处。
责任决策正成为一种自觉 篇3
应该说，新制度流程的推进实施是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尽管枣庄公司在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理念根植和典型实践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涉及“改变”这两个字，无论是改变制度流程还是改变行为方式，都充满挑战。
最明显的一点，决策管理新流程增加了议题提报部门的工作量，执行过程中不免会出现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以前，提报主管部门大多站在自身专业角度考虑问题，进行局部的专业分析，其他因素的影响由决策层进行宏观分析和衡量。“决策前评估”这一项，需要议题提报部门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需要全面、具体地分析决策结果对议题所涉及利益相关方产生的影响。
为更好贯彻实施新的决策管理体系，枣庄公司领导层召开两次专题讨论会，进行答疑解惑，通过加强培训和沟通，让各部门充分理解新增加流程的作用，熟悉新流程的使用方法。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示范效应，先由参与新流程制定的政工部门，如人力资源部、党群工作部等首先应用。几个议题下来，其他的部门看到新的制度流程其实也不是很复杂，决策更加严谨、准确、有效，并且会减少决策执行中的不可控因素的干扰，更为有效地把决策变为自觉行动。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施，新的决策管理体系不仅拓宽了公司干部员工看待问题的宏观视野，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使得各利益相关方和谐共赢的社会责任理念根植人心，为全面、深入推进公司社会责任管理工作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项目的成功实施离不开决策层的支持和参与。通过与企业社会责任咨询专家座谈并经过全面、具体的讨论和取证，公司领导认识到项目对推进全面社会责任管理乃至整个公司管理和科学发展至关重要。在项目推进中，公司领导层全程参与，加快了整个项目的实施进程。
同时，“负责任的决策管理”项目的成功实施也印证了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推进中决策层参与的重要性。从源头开始，从负责任的决策开始，枣庄公司的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推进之路，变得更顺畅、更宽广，持续推进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决心和信心也更坚强了。（作者单位：国网枣庄供电公司党群工作部）
社会责任决策 篇4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信息,决策价值
随着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 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需求也日渐增加,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价值的有用性成为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焦点。但是在我国目前很难让人相信企业自愿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具有决策价值。信息使用者感觉企业从事的社会责任活动仅仅是基于利己的经济目的而进行公关活动, 既然这样没有理由认为信息使用者会使用这些信息做决策, 尤其是企业在会计报表中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提供者与信息作用者的博弈分析入手, 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决策价值缺失的原因所在。
一、社会责任信息提供者与信息使用者的博弈
(一)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意愿
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意愿可分为三个层次:自愿性披露、自律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其中强制性披露是处于最基础的地位, 满足这一层次的披露要求是企业的完全责任;自律性披露可以在法律和国家政策鼓励和指导的基础上, 由企业的行业协会、社会媒体联盟或其他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民间组织等制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规程、准则等非强制要求企业披露, 这一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是企业的不完全责任;而自愿性披露则是企业自主的社会责任意识下的行为, 社会对此没有强制性的要求, 这一层次的披露完全取决于企业的道德水平, 所以企业的自愿披露是企业自愿履行的道德行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使用者是多元的, 其决策模式各不相同。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最终会决定信息的使用价值, 企业提供的社会责任信息与信息作用者的需求之间是否能够达到一致, 是决定信息是否有决策价值的根本原因。
(二) 企业提供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风险与成本
(1) 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的三个层次可以看出, 在没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和准则的情况下, 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Ullmann (1985) 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的解释上, 基本观点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公开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提供了一个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的基础。其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框架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利益相关者的力量越大, 其期望越能够被重视和体现, 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更倾向于关键利益相关者;二是企业战略态势越积极, 利益相关者对其采取社会责任行为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期望越大;三是企业经济业绩越好, 其社会责任活动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越多。这三个维度给出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压力和结果。该观点的三个维度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 从自愿信息披露的动机来看, 企业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制定长期的战略, 社会责任活动及信息披露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二, 从信息披露所要侧重的对象来看, 企业受到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 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力量博弈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及信息披露行为提供了指导;第三, 经济业绩是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基础, 从理论上来说企业处于什么样的经济层次决定了它所占有的资源, 也决定了它行为的方式, 决定了它在社会责任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同时, 按照上述关于利益相关者力量的逻辑推理, 企业的股东是最关键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企业的首要目标, 对股东的经济责任是企业责任的基础, 满足了这一层次的责任之后才可能有其他的责任。 (2) 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风险与成本。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 所要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 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期望高于企业自身。这种期望的存在, 会导致信息作用者对企业的下面报告产生不信任, 认为企业社会报告仅仅是企业的广告或公关策略。因此, 如果在公众感觉已经不好的情况下, 披露负面信息使公众的感觉等到确认, 从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满;披露下面的信息企业则会使企业社会报告的质量遭到怀疑和非议。第二, 无法满足利益相关者因报告而产生的预期。企业如果披露社会报告, 就增加了公众在做购买决策时要考虑的因素, 而企业通常不能确定这种决策是否有利于消费者最终选择自己的产品。但是企业能够确定的是本期披露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一定是公众下期期望的底线。第三, 不能同时满足利益相背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风险。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 企业的一项披露可能会招致另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不满。为避免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不满, 社会报告的披露无疑是管理者慎之又慎的选择。第四, 面临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的风险。企业处于社会环境中, 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一些特殊的社会心理和现象可能也会使得企业在报告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时非常地谨慎。自愿性披露与强制性披露在成本上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有以下成本会阻碍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第一, 企业在每次信息披露之前都要全面分析利益相关者, 清楚地确定关键的利益相关者, 通过意见反馈进一步评估他们的信息需求, 并权衡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最终确定披露和内容和程度。第二, 因为企业社会面临的社会问题众多, 不同的社会问题需要不同的计量和报告, 不同的社会环境也要进行额外的分析。第三, 考虑到不同的受众, 和有着明确的会计准则限定的财务会计报告不同, 社会责任信息所采用的专用术语、措辞等都需费尽心思。第四, 虽然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可以降低披露成本, 但是其他途径仍然是必要的, 如报纸等媒体, 以及利益相关者会议等方式。但这些都需要花费很多成本。第五, 为保证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 社会责任信息的内、外部审计也必不可少, 而社会责任报告审计的难度也非财务会计空城计所能比。综上述, 企业在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会面临各种风险, 承担许多成本, 在收益不确定或不明显的情况下, 企业可能会不愿披露其社会责任的履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需要、期望会因为企业的供给而变化。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面临的风险、承担的成本以及可能的收益, 会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但是, 企业现阶段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还是非常谨慎的。
(三) 信息作用者获取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
与企业披露风险与成本相比, 自愿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则是微乎其微, 而且存在不确定性。第一,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对投资者的价值。企业社会责任的好处在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于更为长远的利益, 对长远利益的忽视, 自然会表现在对社会报告的忽视。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 企业自愿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通常没有什么决策价值。第二,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对社会公众的价值。社会责任信息对于公众的价值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不同的体现, 公众对社会责任信息的理解程度、使用能力、消费文化牲也影响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尽管公众使用者目前并没有使用社会报告的信息进行购买决策, 但是对于沟通的需要, 社会报告也应有其独到的价值, 这部分的公共关系价值高于决策信息价值。第三,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用企业社会报告做出决策的趋势在近些年有增加的趋势, 一些中间权威机构的社会责任认证 (如SA8000, ISO14000等认证)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起到关键的作用。
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决策价值缺失的因素
(一)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供求双方力量的不平衡
首先, 从信息提供者供给者动机和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来看, 就可以发现两者在其目标上的不一致。信息一旦提供, 就具备了公共物品的性质, 可被众多的个体所使用而不影响其对任何个体的信息价值。而信息提供者不以信息使用者的使用 (决策) 为目的, 而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与成本, 却看不到信息披露的收益。在组织道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组织行为遵循“成本效益性原则”。因此, 可以说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在企业提供的免费的公共信息中不可能得到满足。其次, 企业即使基于压力披露了社会责任信息, 其披露的内容与压力来自哪种利益相关者密切相关, 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决定信息对于他们的价值。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 企业的力量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就是股东、债权人和政府, 它们所承担的压力就是经济、法律以及政府监管压力。也就是说企业的责任在现阶段更多的只是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自愿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无疑要面对这些强势利益相关者的反应, 信息类型必然多是反应性而非反映性。因此, 信息的决策价值对多元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可想而知。最后, 企业反应性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一定会根据压力要求去选择媒介和形式, 以期压力集团可以见到或监管可见。这样披露的信息即使信息本身的可信性和相关性较高, 也会因为信息的可得性差而增加使用者的获取成本, 从而降低决策价值。因此, 在自由的信息市场和较低的道德水平下, 不可能达到信息的供求平衡, 提供者提供的信息也不可能符合信息使用者的使用需求, 因而信息缺乏决策价值。一种很小的可能是, 信息披露者基于利己的目的却可以达到利他的结果, 那就是信息的高质量, 而此种情形下高质量的信息依赖于健全的信息披露监管体系。因此, 解决信息的提供方与使用者之间博弈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干预, 对会计信息的提供进行干预的具体体现是会计准则建立与监督执行, 但干预同样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二)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质量低下
会计准则中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是一个基础, 那么依据准则提供的会计信息就具备决策价值。但将社会责任信息纳入到现行的准则体系中, 并不能解决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问题, 也就不能解决决策价值问题。其理由有:披露的会计信息不能实现会计多元化目标。会计目标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利益集团, 无论学术研究还是重要的权威报告, 都对会计目标和使用者的多元化给予了论述。尽管如此, 会计实践中能否实现这一目标, 值得怀疑。会计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会计准则的制定, 在会计准则的管制下生成会计信息, 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行为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林钟高、龚明晓, 1998) 。可以看出会计准则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会计准则的一个目标就是促进公平, 然而, 会计准则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大小决定了其利益的保护程度。因此, 很难说会计多元化的目标能够在现行的准则体系下实现。政府管制下的会计准则制定过程, 通过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来实现会计的公平, 而政府本身能否促进公平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强调‘政府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双目标 (林钟高、章铁生, 2001) ”, 这显然与多元化目标存在差异。这种基础上的会计系统其实不能为多元的使用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也就是说会计信息不能保证中立无偏性, 从而质量低下, 不能满足多元化的决策需求。专门准则的缺乏使信息质量没有保证。不能不承认会计系统确实是一个正式的财务计量系统, 假定会计准则的制定可以实现公平性的目标, 社会责任活动的难以计量的特征仍然使得传统的会计系统限于技术的原因, 也无法实现社会责任信息的公允表达。也就是说, 因为技术的原因必须使会计系统进行一次很大的革命, 才能适应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起码一个专门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准则是必须的,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 专门的准则缺乏以及现行的准则不适合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 导致自愿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低下, 从而缺乏决策价值。
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决策价值提高的途径
(一) 通过信息披露传达企业的价值观
信息披露与组织道德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 信息披露是企业传达其价值观的渠道。这一过程如 (图1) 和 (图2) 所示。对外披露的信息向外部社会传达企业的价值观, 价值观的传达会得到社会的认可、监督等压力, 从而使企业的行为朝着自己所宣扬的价值观努力。对内信息披露所表达的价值观同样可以给内部员工一种明示, 加上企业适当的奖惩制度, 使员工的个体价值观会逐步和企业达成一致, 接受企业的道德水平指导自己的行为。对于与企业价值观或道德水平有差异的员工, 透过企业披露的信息会感受到制度的压力。因此, 信息披露可以从上述两个方面促进企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监管立法如 (图1) 所示, 表示通过监管立法, 将属于企业披露“责任”部分的区域确定下来, 企业的披露满足社会对企业行为是否符合公共价值观的要求的需要。在这里企业的会计报告是一种沟通工具 (非主动的) , 但更确切地说是信息使用者衡量企业的一个媒介。 (图2) 中因为加入了企业的自愿性披露变得更具主动性, 从而更加符合“沟通工具”的定义。企业因为主动披露向社会传达自己的价值观, 这一价值观符合公允的价值观, 同时高于它而显示组织自身的价值观, 显示组织高于“责任”的“道德”水平。我们可以看出, 在企业的道德建设中, 信息披露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 组织道德层次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根据KristiYuthas的组织道德发展 (OMD) 模型, 组织的道德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前常规道德、常规期道德与后常规道德。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经济性道德层次、利益相关者管理与经济相结合的道德层次 (“工具性道德”) 和纯粹的利益相关者道德层次 (“非工具性道德”) 。这一模型反映了组织的道德发展的动态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这种动态的特征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形式与实质、及其监管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正确地评价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所属的道德阶段性特征具有实践和理论上的双重意义。经济性的道德层次是传统的组织道德观, 企业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 一切围绕这一目标的行为都被看成是道德的。从广义的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说, 这一层次是企业的基本的“责任”, 处于“金字塔”的底层, 从道德的角度来讲, 则是道德的底层 (道德的底线) 。底层的道德往往通过法律的手段将其界定为“责任”。因此, 处于经济性道德层次上的企业不主动履行法律责任以外的社会责任, 管理者披露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也会担心被为是企业浪费了股东的资源从而招致批评。企业受到的经济压力就是道德压力, 要表达的价值观不能离经济之左右, 其信息披露的对象是股东以及股东权益保护法律监管机构体系, 信息披露内容以经济收益指标为唯一。这一道德层次的经济益指标信息具有投资决策价值, 因为其信息披露目标和使用者的单一化, 对于利相关者的决策价值是低下的。“利益相关者管理与经济结合的道德” (工具性道德) 层次是指企业仍然以自己的利益为追求目标, 但是开始认识到自己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认识到道德活动可以给企业带来最终的利益。处于这一道德层次水平上的企业与第一层次上的企业根本的差别在于:第二层次上的企业能够看到更长远的经济利益, 因而其关注面也更宽。与更高层次的相比, 差别在于其根本目的是企业利益的增加而不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这一层次的企业会在追求外部因素有利的政策中扮演积极角色, 以减少未来行为被限制的可能性。我国企业目前只能达到这一层次的道德水平, 即在考虑自身利益长期发展的同时, 意识到利益相关者的重大影响, 将利益相关者管理当成企业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按照推理, 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是大部分的企业基于法律和监管的压力 (这还属于第一道德水平层次) , 极少数的公司对社会及环境的风险加以披露 (第二道德水平层次) 。因此, 这一层次的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更多是从披露方的利益出发的, 其披露动机是工具性的, 很难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依赖, 利益相关者更多地认识到这是企业公共关系的策略, 因而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低下。“纯粹的利益相关者道德” (非工具性道德) 层次的企业延伸自己的使命纳入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利益。企业认识到利益相关者利益在本质上是有价值的, 认为它们的行为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利益。这样的企业政策要考虑更大的社会利益, 其行为是追求道德的。在对待利益相关者的问题上, 这一道德层次和第二道德层次的区别在于:第二层次的企业对利益矛盾和冲突非常敏感, 并会努力平衡和外部因素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第三道德层次的企业则是对道德决策所处的情境和环境非常敏感, 将组织和外部的因素看作是在一个社会中相互负责的成员体, 从而在行动中表现出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责任。企业企业在非工具性道德水平下的信息披露是纯粹社会导向的。企业会自愿地将社会责任的指标纳入到财务和运营指标中去, 以反映利益相关者利益, 而不是因为这些指标可以作为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信息披露体现信息供求双方的利益, 不存在信息提供者对信息使用者的利用和侵害。这样的信息无论信息内容, 还是信息的导向都使信息具备了利益相关者决策价值的基本条件, 能有效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求。
参考文献
[1]耿建新、刘长翠:《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审计研究》2003年第3期。
[2]李正:《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特区经济》2006年第8期。
社会责任决策 篇5
追究制度
第一条：为加强**医院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确保重大决策的正确，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医院重大决策主要指重大项目的申报、重大项目的实施、大额资金（0.5万元以上）的使用、重要项目的协办审批和日常环境监察等工作。
第三条：对已作出的重大决策，党政一把手要按集体决定的意见执行，其他领导按分管的范围执行，并将执行结果向局党支部、领导班子会报告。
第四条：重大决策失误，造成不良影响的，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对擅自更改重大决策的，对更改领导要追究责任；必须经过集体研究的重大事项，一把手或其他领导个人决定的，要追究责任。
第五条：责任追究分为自我批评、向上级检查、接受上级处分、引咎辞职等，触犯法律的，要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条：本制度从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七条：本制度由院党支部负责解释。
社会责任决策 篇6
一、理解信息化环境中的教学环境——学校教育信息化决策的基础
校长决策之前,最开始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学校要有比较全面和透彻的了解,要清楚学校现有的技术环境,从硬件、软件到师生的技术应用水平都需要加以考虑,使决策与学校长期规划和经费额度相匹配。
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来看,校长需要考虑:
● 教学可利用的计算机的数量,有没有计算机教室,教室内有没有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人机比例是多少。
● 可以上网的计算机的数量。
● 可以用于维护和更新必要的技术软、硬件的经费,如教学和办公软件、计算机、投影仪等,还有电费、耗材费、人工费等。
● 师生在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可否获得支持和指导。
从学校直接相关的人的角度来看,校长需要考虑:
● 有多少教师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信息素养,能够在日常备课和教学中合理地使用技术。
● 有多少教师愿意参加技术培训,以获得课堂上使用技术进行教学的知识和技能。
● 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的教师是否有进行这样教学的积极性。
● 有多少学生在校时能够根据学习与交流需要使用计算机。
● 学校中的信息技术教师,除了上信息技术课之外,对学科教师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课是否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
从信息技术被应用的角度来看,校长需要考虑:
● 学校花大笔经费购买的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或者教学资源库等,是否得到充分的利用,有没有被滥用或被过度保护。
● 信息技术在课堂上的使用是否改善了学生的学习,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成绩。
● 教师在课堂上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有效的教学是否得到足够支持和鼓励。
● 学校管理中利用信息技术在做哪些工作,是否有助于获取学生学习、教师工作的真实数据和资源,是否有利于教与学或其他方面的决策和评价。
● 学校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或者机制来保障信息技术的利用与学校原有特色相结合。
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关系十分密切。技术是条件,没有一定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教育信息化只是纸上谈兵,根本无法落实;人是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核心要素,技术本身是要为人所用,服务于人的,但是必须是那些具备一定信息素养的人才会积极地去利用技术提供的便利条件;应用则是对信息技术是否真正发挥其优势的一种检测,是对前期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被浪费还是取得高成效的考验。
对学校技术现状和技术使用现状的基本了解是决策的基础。校长要获取这方面的信息,除了浏览各方面汇总的相关评价结果和数据外,走进课堂去观察,听取师生的想法都是很好的途径。基于得到的信息,校长及其领导团队可以确定学校基础设施、资源分配和利用、技术在教学中的使用等哪些方面值得肯定,哪些方面需要改善,以及可能改善的路径是什么。
二、规划与信息化相关的愿景——学校教育信息化决策的方向
在获取了以上相关信息之后,校长也就基本上了解了学校的发展基础,下一环节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把学校带向哪里,也就是说在学校已有的特色基础上,形成学校全体成员一致认可的愿景。
● 愿景不是一串数字,它不具体关注多少个教室有多少台投影仪或电子白板。
● 愿景不是一份具体的计划,它并不列出需要哪些步骤去实现目标。
● 愿景不是空中楼阁,它并不虚无缥缈,或者让人无所适从。
● 愿景不是让人浮想联翩的甜言蜜语,它并不讲究词藻的华丽,或者语句的气势。
● 愿景是所期待的未来,但它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可以想象得到的。
● 愿景是以人为本的,要体现鼓舞人的士气,尊重人的需求,实现人的发展的精神。
● 愿景通常是2年、1年或6个月的战略重点,是领导最关注的核心。
● 愿景是每个人愿意为之努力的东西。对学校而言,是每个成员都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
从学校信息化的视角制定愿景,通常都为通过技术实现了什么、将得到什么理想结果做出了比较清晰的陈述。
以国外学校为例。CRAMIM小学是以色列中部的一所郊区学校,成立于1995年9月。学校当时制定的愿景是:把技术作为增强学生学习、重新定位学生与知识关系的手段,以帮助学生学习获得知识,提高学术能力。该学校强调的是“技术是手段”,它的落脚点放在“帮助学生学习获得知识和提高学术能力”上。再如,美国Many中学的愿景是:帮助学生成为知识丰富、技术熟练、独立和拥有自我导向的学习者,使他们能够轻松自如地应用各种各样的技术获得信息资源。由此学校提出的目标是:(1)在所有课程的教学中全面整合技术;(2)发展员工的技术能力;(3)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4)促进学生和教师有效和高效地利用技术。
这两所学校的愿景陈述体现了学校利用信息技术的核心价值观,即技术的使用为学生的学习服务。愿景揭示了学校未来的努力方向,即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愿景还展现了可以期待的前景,即学生获得应对挑战的能力。这些愿景为本校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起点比较高的要求,需要学校师生长期为此努力。
对于校长而言,在领导学校制定属于自己学校的发展愿景时,要全面审视学校的整体发展蓝图,学校信息化发展的已有条件和所需条件,诸如资金、场地、人员、技术资源等,针对学校的特色,制定能够为广大师生、教学管理人员和家长所接受的、可行的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愿景。
三、确立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重心——学校教育信息化决策的关注点
首先,学校的决策是与教育的本质相关的,因此,信息技术在学校的使用要从教育学的视角来思考。校长需要和教师一起研究学校的课程设计、教学实施等方面如何体现先进的教育理念。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学校大规模地使用信息技术会引发一些可能难以预料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包括校园网的安全、学校在多大程度控制学生的上网内容和时间、学生如果出现网瘾学校可以采取什么疏导方式、如何约束和惩戒不良的利用网络的行为等。
其次,学校的运营管理会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因此,如何保证信息化环境下学校管理和运营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1)学校学生的数量可能对信息化教学的实施和管理带来挑战。目前,很多学校的班额在40人～60人左右。对教师而言,用信息技术实现教学创新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学校如何鼓励教师通过小组教学、学生互助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是在决策阶段需要认真考虑的。(2)教师和学生信息技术的知识和技能的水平参差不齐,决策时需要考虑这些差异,尽可能提供必要的机会,协助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员获得在学校中使用技术学习和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减少矛盾冲突。(3)学校既有的官僚式管理制度、整齐划一的教学要求,可能并不鼓励甚至限制创新思维。因此,如何从政策上和经济上来鼓励创新,使信息技术真正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中发挥作用,值得校长深入思考。
最后,决策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学校的基础设施,包括已有哪些基础设施能够帮助实现什么样的信息化教学,在教学和管理中是否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信息技术设施的寿命是有限的,它们的更新需要可持续性的保障,为保证经费的延续,赢得政府、机构或者企业的资助,需要建立哪些沟通渠道、提供哪些服务也是决策时有必要加以考虑的。
社会责任决策 篇7
一、风险向机遇转化的导向性目标选择
任何一项公共决策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 满足社会的需要。正如詹姆斯·安德森所说的:“我们所关心的是有目的或者目标取向的行动, 而不是随意行为或偶然事件。现代政治系统中的公共政策基本上不是那些偶然发生的事情。它们是有意识地要产生一定结果的 (尽管说这些结果并非总能实现) 。”公共决策的目标导向性是其根本属性, 决定着应对风险的路径指向何处。毫无疑问, 风险社会下, 公共决策的目标是建立以满足社会抵御风险的安全需求为核心的运作机制, 最终把风险的破坏力降低到最小程度, 相反的把风险潜在的再生力扩张到最大程度。既定的目标能否实现, 最终取决于公共决策机制在启动后的效力究竟怎样。机制的效力受制于机制的导向, 影响公共决策效力的是风险与机遇的矛盾。决定公共决策机制导向的是对这个矛盾的主要方向的把握。因此, 风险社会下公共决策应对机制必须把实现由风险向机遇的转化作为导向性目标的价值选择。
二、责任意识的凸现
在贝克的分析中, 有一个概念特别值得重视, 即“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贝克认为, 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风险, 然后又建立一套话来推卸责任。对于某种社会风险, 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来负责, 而这些机构则总能从风险的不确定性中, 找到为自己开脱的理由, , “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表现在公共部门在处理紧急事务时的责任边界不明, 经常有“重大问题”究竟属于哪一级负责的争论。这就为风险信息隐瞒不报、风险处理推诿敷衍留下了责任真空。同时, 在风险发生前后, 公共决策者并没有重视问题的严重性, 没有把风险的处理和自身职责紧密联系起来, 而是到了风险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 才忙于应付, 结果不仅没能阻止和减少风险, 相反, 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和决策成为风险的扩大和恶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 风险社会下公共决策应对机制要把加强责任意识作为自身的价值选择。
三、实现三个秩序目标选择
秩序的基本功能是为行为者提供稳定的预期, 以减少公共决策的成本, 把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公共决策在应对风险时三个秩序目标是:选择风险、分担风险以及规避和减小风险。
1. 选择风险是公共决策应对机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决策者选
择风险可以使外部风险“内在化”, 减少环境的复杂性, 比如说股票或彩票, 这种投机行为本身有很大的风险性, 国家或公共部门可以采取一定的决策、制定一系列法规来规范这种行为, 使外部风险“内在化”。
2.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只有解决了由哪些社会群体共同承担
风险, 分担哪些风险以及多少风险, 才能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划分清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与职责, 并建立相应有效的激励与惩罚机制, 使相关各方在应对风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才能把如何预防和规避、减少风险提到日程上, 并使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风险的分担也是一个沟通和说服的过程, 只有说服各方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才能使决策机制运行起来, 社会阶层多元而均衡的社会比单一而不平衡的社会更强调风险的承担。
3. 规避风险是在风险发生之前, 而风险一旦发生, 所采取的措
施就只能是尽可能地减少风险了。并不是所有的风险事件都能在事先通过风险预警得以避免, 很多风险是无法准确预测的, 风险的发生可能会造成组织或社会整体或某一局部的失衡和混乱, 一定范围的人群失去了和谐安定的生活环境, 特别是一些由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事件和因工业技术衰败而造成的突发性风险事件, 不仅仅会造成重大人员的伤亡, 还往往更容易造成社会重要基础的破坏, 使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无法进行, 因此, 公共部门及其他组织要尽快帮助受灾群众进行生产自救, 以便尽快推动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一是通过医疗、消防、环境、交通和通讯等手段, 对风险事件进行准确、果断、迅速的处理。二是提供商品、教育、安全等保障, 对社会的生产秩序、公民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的运行秩序进行充分、到位、稳定的控制。风险事件发生后, 对它的有效控制和对可控状态的有序运行成为公共决策的两大任务, 制定这些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 稳定政治, 重新恢复和建立各种秩序。
参考文献
[1]薛晓源, 李惠斌.当代西方学术前沿研究报告[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
[2]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2月.
社会责任决策 篇8
关键词：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实验研究,上市公司
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关注度日渐提升。随着交易所层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的全面建立,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也逐渐趋于完善,从公司年报中分散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到年报中以独立章节披露再到独立社会责任报告,报告的形式日益规范,到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共发布658份独立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制度的设计旨在规范企业信息披露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从而保护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形式是否能够满足信息使用者决策需求,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值得关注。由于社会责任报告往往和年报同时披露或附于年报之后,年报中信息承载量过大,采用传统的市场反应的研究方法进行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研究易受到“噪音”干扰,而实验研究的优点在于可以很好的控制额外变量,排除其对因变量的潜在影响,保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更加纯粹、干净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利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决策有用性进行检验。
一、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社会责任信息的市场反应和实验研究两种方法来检验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有用性。Ingram(1978)最早利用资本市场的反应来检验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有用性问题。Anderson和Frankle(1980)通过对投资组合的配对研究,发现年报中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会引起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而且证券市场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做出正面的反应。Mahapatra(1984)选取1967年-1973年67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股票市场投资者是否关注环境污染治理支出信息,研究发现环境支出与系统风险和投资回报率均呈负相关。Pattern(1990)以签署“沙利文原则”作为研究事件,考察公司披露签署“沙利文原则”信息前后7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量和价格的变动,发现与控制样本相比,这些公司在窗口期内的每一天股票交易量都出现了显著异常的变动,股票价格也出现异动,但不显著。总的来说,这些基于市场反应的研究都提供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同时这些信息主要来自公司在年报中的披露。Milne和Chan(1999)选取证券分析师和会计师作为受试对象,运用实验方法来验证年报中叙述性社会责任信息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
(二)国内研究
我国对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研究主要有:陈玉清、马丽丽(2005)检验了2003年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总体来讲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贡献信息与股价相关性不显著。沈洪涛、杨熠(2008)观察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所引起的股票价格的变动,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其披露的数量和质量与股票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同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公司价值具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2002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实施后表现出来。宋献中、龚晓明(2006)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会计专业学者作为受试对象,评价了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和公共关系价值。宋献中、龚晓明(2007)采用内容分析法和信息质量特征的概念框架对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和决策价值进行了整体评价,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水平和决策价值较低。王建玲等(2011)对汶川地震捐赠公告的市场反应进行了检验。以上我国的研究多是对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性的检验和评价,多是通过市场反应来检验决策有用性,对社会责任报告决策有用性的研究较少,且通过市场反应进行检验很难排除其他“噪音”。
二、研究假设
公司为什么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是否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合规性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都与社会存在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契约,组织从社会中获取资源和支持,相应的应当对社会有所回报。如果一方不履行责任,契约将会终止,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将会受困。起初社会公众仅仅以公司的盈利状况作为衡量合规性的最佳指标,但是随着社会问题的日渐突出,社会公众判断公司合规与否的标准也发生变化,公司产品是否能保证消费者的健康,公司是否关注员工权益、是否关注公益事业、是否存在破坏环境的行为等开始成为判断公司是否合规的一些新标准。社会责任履行较差的公司可能由于不合规而带来的风险被投资者“抛弃”。因此,公司会披露相关社会责任信息,而信息使用者也会利用这些信息来作为判断公司是否合规的依据,从而决定自己的决策行为。而社会责任报告作为投资者获取社会责任信息的重要途径,将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因此,提出假设1:
H1: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社会责任信息会影响投资者投资决策
国内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形式通常有两种,即会计基础型和非会计基础型。会计基础型即传统会计报表型,是用会计特有的程序和方法,以货币化信息为主来反映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并规定了相应的资产负债项目和收益项目。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现有报表内披露,但不单列社会责任会计科目;二是在现有会计报表内披露并单列社会责任会计科目;三是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而非会计基础型则主要以文字表述的方式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其履行情况加以说明和评价。Graves和Waddock(1994)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常规年报中的非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信息并不能为投资决策带来依据,人们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关注通常放在非特别社会问题上,往往通过非利益集团获得该类信息。如果社会责任信息是量化的信息,人们通常会关注。因此,提出假设2:
H2: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信息比非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信息在投资决策中的有用性程度更高
三、研究方法
(一)实验设计思路
通过模拟投资者决策情形,将受试者分为控制组和实验组,不同组别提供具有相同会计信息和不同类型(会计基础型和非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信息的材料,通过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按照投资额的多少衡量投资者对披露不同类型社会责任信息公司的偏好,通过对不同组别的投资者的决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比较是否存在组间差异,从而判断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信息是否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进而得出社会责任信息是否具有决策有用性。
(二)受试者选择与分组
(1)受试者选择。
经验研究(如Hunton and Mc Ewen,1997)认为,非专业(没经验)的投资者习惯于顺序阅读报告,对信息的把握能力不强,而有经验的投资者对企业各类信息有一定的评价方法,善于在各类信息之间跳跃阅读以获得相关信息,进而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准确的投资决策,而且有经验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鉴于以上原因,在实验中,选取150名MBA、MPAcc学生作为受试者。一方面,这些学生具有一定的财务背景和投资知识,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对所给信息有一定理解;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大都在所在单位从事财务或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投资经历,能够较好运用相关信息进行投资决策,选择他们作为受试者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实验的真实性。
(2)实验分组。
受试对象按照实验的目的和实验材料的构成分为3组,每组50人。为了验证假设1,将实验对象分为控制组和实验组。为了验证不同类型社会责任信息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又将实验组分为实验组1和实验组2。
第一,实验材料设计。实验材料第一部分为导言。在导言中设置了承诺环节。要求受试者承诺其所作的投资决策是在经过认真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部分从受试者基本情况、对报表分析的实践、证券投资实践、所学课程四个方面对受试者背景进行调查。William Brums(1968)认为在决策有用变量的刺激下,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将会发生变化,变化具体表现为投资者投资额的变化。因此,第三部分实验任务为给定10000元人民币,依据所提供的信息投资A和B两家公司,且为了验证假设3,区分了短期和长期两种投资策略。第四部分为决策所需信息的设计。该部分材料的设计以A、B两家同一行业、规模相当的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为依据。A、B两家公司2013年社会责任报告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有着显著差异。A公司仅有简单的文字陈述。B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内容涉及公益捐赠、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与产品质量改进、职工权益保护等方面,披露的形式以非会计基础型为主,有少量会计基础型信息。实验材料因组别不同而异。控制组的实验材料仅包括A、B两家公司2011-201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根据吴联生(2000)对国内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需求的调查显示,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运用,绝大部分是运用指标的形式进行的,个人投资者最关注的财务指标排序是:每股收益、市盈率、速动比率、流动比率、销售利润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存货周转率,对于这些指标有50%以上的投资者认为是其投资决策所需要的。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也是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提供以上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作为受试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依据。
就目前来讲,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多以非会计基础型为主,即以文字表述的方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这种披露方式太过模糊,很可能存在印象管理的现象,“文过饰非”、“信口雌黄”有可能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鉴于这种情况,国内学者针对我国企业自身特点和我国国情提出了一些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改进模式,阳秋林(2005)认为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是最终发展趋势,我国企业编制的独立社会责任报告应该以传统的三大会计报表为核心,包括社会责任资产负债表、社会责任利润表和社会责任现金流量表。但是投资者决策时往往借助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因此,可以认为以以上三张表为基础的社会责任指标更具有决策有用性。在陈玉清、马丽丽(2005)和刘长翠、孔晓婷(2006)所设计的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评价指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构建了包括公司对职工的贡献率、对政府的贡献率、对债权人的贡献率、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率和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率五个指标在内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这五个指标能够衡量公司在社会责任所包含的最主要的五个方面的履行情况。各个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对职工的贡献率=工资和福利费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对政府的贡献率=缴纳税金总额/平均资产总额;
对债权人的贡献率=利息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贡献率=捐赠和赞助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率=各项排污绿化费支出/平均资产总额;
其中平均资产总额=(报告期年初资产+报告期年末资产)/2。
实验组2的实验材料中,包含2011年-2013年A、B两家公司的五项社会责任贡献指标数据,B公司的各项社会责任贡献指标均优于A公司。
第二,实验任务。向150名受试者随机发放实验整套实验材料,其中控制组、实验组1和实验组2各50份。要求受试者通过阅读所提供的信息,在限定时间20分钟之内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完成投资决策并对其决策过程中所依据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价,最后以问卷的形式收回。
四、实验结果与假设检验
(一)受试者基本情况
如表1所示,通过对问卷的统计,从年龄结构来看,受试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下和30-40岁这两个区间之内;从工作经验来看,他们之中有95%的人从事与会计相关工作,而且工作年限大都在2年以上,36.67%的受试者能够完全理解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信息,63.33%的受试者能够理解部分报表中所披露的信息;从实际投资经验来看88.33%的人购买股票和债券,有较为丰富的投资经验;从理论水平来看,受试者大都学习过7门以上的财务或会计的主要课程,理论基础较为扎实,并且受试者均为MPAcc或MBA学生,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综上所述,所选受试者正是年富力强、具有丰富工作和投资经验、理论基础扎实,大都是所在工作岗位的中坚力量。选择他们作为受试对象,能够满足实验所要求的条件,从而提高实验的可靠性。
实验分组的随机性是保证实验信度和效度的重要方面,为了保证实验分组的随机性,对每组的以上各项指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与受试者背景相关的各项指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存在组间差异。这也验证了受试者分组符合随机化原则,最大限度的控制了额外变量对实验效度的影响。
(二)实验结果的描述性统计
表3列示了实验中三个不同组别的受试者在短期投资策略和长期投资策略下投资于A、B两家公司的比例。从表3中可以看出对控制组和实验组1而言,不论是短期投资策略还是长期投资策略,受试者都倾向于投资未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A公司。对于实验组2而言,在短期投资策略下,受试者倾向于投资A公司,而在长期投资策略下,受试者更倾向于投资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信息优于A公司的B公司。这反映出在长期投资策略下,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信息具有决策有用性。
实验中,不同的分组代表不同的信息类型,控制组与实验组1投资B公司的比例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体现了非会计基础性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控制组与实验组2投资B公司的比例是否存在差异体现了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表4列出了在不同投资策略下,控制组和实验组1投资B公司(社会责任披露较好的公司)比例的均值和标准差。在短期投资策略下,控制组对B公司投资比例的均值为40.25%,而实验组1的投资比例下降到34.75%;在长期投资策略下,控制组对B公司的投资为42.40%,实验组1对B公司的投资比例上升为42.75%。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实验组1在长期两种投资策略下对B公司的投资比例较短期投资策略下有所不同,在短期投资策略下,实验组1对B公司的投资比例为34.75%,在长期投资策略下增加到42.75%,这也反映出不同的投资策略对叙述性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影响。
注:括号外为投资在B公司的比例的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5列出了在不同投资策略下,控制组和实验组2投资B公司(社会责任披露较好的公司)比例的均值和标准差。在短期投资策略下,控制组对B公司投资比例的均值为40.25%,而实验组2的投资比例下降到39.50%;在长期投资策略下,控制组对B公司的投资为42.40%,实验组2对B公司的投资比例上升到56.50%。从表5中还可以看出,实验组2在长期两种投资策略下对B公司的投资比例较短期投资策略下有所不同,在短期投资策略下,实验组1对B公司的投资比例为39.50%,在长期投资策略下增加到56.50%。
注:括号外为投资在B公司的比例的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三)实验结果的方差分析
在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对描述性统计中所体现出的控制组与实验组1和实验组2之间的差异分别进行ANOVA分析。表6为控制组与实验组1之间差异的方差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不同组别、不同投资策略还是组别与投资策略的交叉分组下,投资B公司的比例均无显著差异。这反映出陈述性的社会责任信息并不能够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这有悖于假设1。
表7为控制组与实验组2之间差异的方差分析结果。从表7中可以看出,不同组别和不同投资策略,投资B公司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而在组别与投资策略的交叉分组下,投资B公司的比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结合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实验组2在长期投资策略下投资B公司的比例有较大的提高,提高的幅度较为显著。这反映出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信息对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决策时是决策有用的。这也验证了假设2。
五、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实验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决策有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以文字表述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责任信息决策有用性较低,而且不受投资策略的影响。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信息对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决策时是决策有用的;非会计基础型即陈述性的社会责任信息并不能够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以上的分析也反映出,社会责任报告中非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信息的供给模式可能与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模式相失调,从而导致其决策有用性较差。而会计基础型社会责任信息的供给模式可能与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模式相协调,而使得其具有一定的决策有用性。上述结果表明,我国监管部门制定和完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指导政策和关键指标体系,使之成为社会责任报告编制的有效工具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宋献中、龚晓明:《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与决策价值评价——上市公司会计年报的内容分析》,《会计研究》2007年第2期。
[2]陈玉清、马丽丽:《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市场反应实证分析》,《会计研究》2005年第11期。
[3]宋献中、龚晓明:《公司会计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研究——基于内容的专家问卷分析》,《管理世界》2006年第12期。
[4]沈洪涛、杨熠:《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当代财经》2008年第3期。
[5]王建玲、宋林、王博:《汶川地震后上市公司捐赠公告的市场反应》,《预测》2010年第1期。
[6]Ingram,Robert W.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certain)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78,16(2).
[7]Anderson,J.,and Frankle,A.Voluntary Social Reporting:An Iso-Beta Portfolio Analysis.The Accounting Review,1980,7.
社会责任决策 篇9
关键词：环境决策,社会稳定风险,风险评估,公众参与
一、社会稳定风险及其评估
当前的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 在极力倡导和谐社会的政策引导下, 社会稳定是各级政府最担心, 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风险。特别是在涉及利益广泛极易诱发影响社会稳定的房屋拆迁, 重大环境项目, 食品安全, 致使城乡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 极端恶性事件更有增加之势。纵有千般客观理由, 权力运行不尽规范往往不是源头就是推手。虽然已经提出“依法治国”“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等口号, 一些地方和部门盲目决策、草率决策乃至利益驱动下的“恶意决策”问题依然突出。
二、重大环境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具体建构
1. 由第三方独立机构作为评估主体
环境决策领域的特殊性, 其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所波及的地域范围和公众范围, 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和防范的。决策主体对其决策的盲目自信, 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必须引入第三方独立机构作为评估主体。在公共政策评估研究领域, 有学者认为, 独立第三方评估主体“是指由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以外的人员进行的正式评估, 包括受行政机构委托的研究机构、专业评估组织、中介组织、舆论界、社会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等多种评估主体。”有学者虽赞成独立第三方评估主体是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以外的人员, 但对独立第三方评估的主体范围界定为“受行政机构委托的研究机构及专家进行的评估, 由投资或立法机构、中介机构组织所进行的评估。”这实际上涉及到对第三方范围理解的差异。第三方独立机构的组成应该包括以下人群:
(1) 专家。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科学技术与专业分工的限制, 我们相信并依赖着专家做出的决定。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现代社会即为“风险社会”的断言, 不仅有力地解释了现代社会为何从“财富分配”转向了“风险分配”, 同样也隐含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何需要依赖于专家。这主要取决于:一是某种环境决策是否合理可行, 是否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必须基于科学证据来证明, 而这需要大量科学专家的努力;二是人们对社会稳定风险认知存有差异, 也就是说, 不同主体之间对风险的接受度不同, 需要专家的评估意见作出裁决;三是由于食品风险知识与信息逐渐的专业化, 也需要专家的评估意见, 以防止食品风险管理部门滥用行政裁量权。
(2) 利益相关公众。环境项目的决策和实施直接影响的是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 例如内陆核电项目的决策和建设会给周边一定距离的公众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后果, 作为其中的一员, 相关的公众必须知晓并且参与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架构中的。
(3) 决策的制定方。决策的制定方熟悉和掌握环境决策的重要信息, 他的参与能使得各方了解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和初衷, 对于环境决策的实施和风险评估的信息得以公开, 各方沟通和协调得以畅通。
2. 具体内容的构建
(1) 合法性评估。主要测评重大事项的制定和出台是否符合党和国家大政方针, 是否与现行政策、法律、法规相抵触, 是否有充足的政策、法律依据;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所涉及的利益调整、利益调节对象和范围是否界定准确, 调整、调节的依据是否合法。
(2) 合理性评估。主要测评重大事项的制定和出台是否坚持以人为本, 是否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是否超越绝大多数群众的承受能力;是否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是否兼顾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 看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应如何。
(3) 可行性评估。主要审查是否征求了广大群众的意见, 并组织开展前期宣传解释工作;是否符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是否体现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和严密性;出台时机是否成熟;实施方案是否周密、完善、具体、可操作。
(4) 可控性评估。主要分析评估是否存在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是否存在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是否有相应的预测预警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是否有化解不稳定因素的对策措施。
3.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问责
为保证重大政策决策和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走过场”, 必须重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领域的问责制。这种问责应当建立在明确决策与评估的职责划分的基础上。凡是风险评估没有发现问题, 待重大政策决策和建设项目执行以后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严重社会不稳定的, 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及其责任人应当被追究责任;凡是风险评估发现并如实提出了问题, 却未被决策者所重视仍然付诸实施而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严重社会不稳定的, 则应加大力度追究决策者的责任, 并对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予以表彰和奖励。
参考文献
[1]程祥国, 李志.刍议第三方政策评估对我国的启示.行政与法, 2006年第3期[1]程祥国, 李志.刍议第三方政策评估对我国的启示.行政与法, 2006年第3期
[2]魏淑艳, 刘振军.我国公共政策评估方式分析.东北大学学报, 2003年第6期[2]魏淑艳, 刘振军.我国公共政策评估方式分析.东北大学学报, 2003年第6期
社会责任决策 篇10
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构成
企业的经营管理需要内部控制这一管理工具的有效监督和融合，内部控制是企业为实现其经营目标、维护资产完整安全、确保经营活动效率而在企业内部实施的一系列自我调整、约束、规划、评价、控制的方法和措施。我国现已建立较为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它主要由《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配套指引》共同构成。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由证监会、财政部、银监会于2008年6月联合发布，相比于传统的内部控制，首先，这一基本规范提出了内部控制五要素框架，即以内部控制环境为重要基础、以风险评估为重要环节、以控制活动为重要手段、以信息和沟通为重要条件、以内部监督为重要保证;其次，它拓宽了企业内控的范围和目标，认为企业内部控制应贯穿于所有的管理活动中，相比传统的内部控制，新的基本规范着重强调了管理的效率和效果。《企业内部控制规范配套指引》于2010年4月发布，包括21项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这三者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独立的有机整体。
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与决策层责任
从决策者责任的角度来研究企业内部控制规范问题虽然是企业管理者所关注的重点，但是目前尚未引起国内相关学者足够的重视。本文将从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五要素框架来对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与决策层责任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与决策层责任
我国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更多地关注于内部控制环境，而管理决策者是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决定性因素，在内控环境的培养和完善中具有较大的责任，这是由于管理决策者集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实施与监督于一身，一个合理有效的内控环境需要科学的内控制度的支撑。此外，尤其在推行企业领导个人负责制的情况下，管理决策者的领导风格、管理方式、知识水平、法制意识、道德观念都直接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规范执行的效果。
（二）风险评估与决策层责任
风险评估是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中的重要环节，企业决策层只有在做出科学的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正确的风险决策。在许多企业中，风险评估者并不一定就是风险决策者，而风险决策者是依赖风险测量进行风险决策的，因此，风险评估与决策的分离会产生许多问题，这就意味着评估了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并未消除风险，从而也就并不能保证管理决策层就能依据精细化的风险评估结果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控制活动与决策层责任
控制是对企业各项活动的监控从而保证其按计划进行并纠正各种显著偏差的过程，它是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重要手段。企业中的控制系统越完善，管理决策者实现组织的目标就越容易。如果没有控制活动，管理决策者就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来解决问题、进行决策并采取适当的行动，这是由于控制活动提供了回到管理职能的初端——计划的关键联系，它帮助了决策者知晓并了解正在采取的决策是否正对着目标和计划前进。
（四）信息和沟通与决策层责任
及时准确的信息和高效的沟通是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重要条件。首先，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使得企业决策层时常面临信息超载的困扰，决策层如何在保证信息完整的前提下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以做出有效的风险评估、控制反馈和内部监督是值得关注的;其次，仅有信息的保障还是不够的，低效的沟通只会使决策者陷入无穷的困境中，良好的沟通并非意味着沟通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决策层将决策信息传递出去的同时更应保证这一信息是被理解的。
（五）内部监督与决策层责任
内部监督是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重要保证，与外部监督不同，其指向主要针对的是决策过程而非决策结果。内部监督管理直接规范了企业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行为，它有利于杜绝决策中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象，使管理决策层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从而保证了内部控制规范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加强决策层责任，强化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对策
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加强决策层责任，强化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及监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一）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控制规范建设
首先，企业应加快现代产权制度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内部控制规范建设制度化，使得内部控制真正成为管理决策层的内在需求;其次，企业决策层在选拔管理人员时应积极利用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人才竞争优势，选拔出符合要求的优秀人才;再次，管理决策层还应引进并掌握先进的管理控制方法，作为企业决策层直接控制和监督员工的授权使用情况和整个公司活动的方法，它主要包括制定企业各项管理制度、编制各项计划、业绩与计划考评、调查与纠正偏离期望值的差异等。此外，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于形成规范的企业内部控制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充分做好风险评估，强化企业内部控制规范
在风险评估和决策不是由同一群体做出的情况下，各个群体都应设法了解其他群体的诉求和风险偏好。企业决策层应与风险分析评估者保持密切沟通，及时挖掘风险评估者所用信息的不足和局限性，了解风险评估工具的适用性和特征，以便在决策制定中充分将其融合进去。
（三）执行严格的控制活动，促进企业内部控制监管
在控制过程中，管理决策层必须首先根据计划阶段形成的目标制定行为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实际工作的表现。倘若标准与实际表现之间存在偏差，那么管理决策层必须根据情况选择调整实际工作或调整标准。
（四）保证高效的信息沟通，加快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建设
计算机网络系统和无线通信技术对企业内部控制管理沟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企业决策层可利用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等方式加强组织成员间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另外，电子邮件、即时信息、电话会议、内部互联网等方式也便利了决策层与组织成员间的信息沟通，从而为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规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五）加强企业内部监督与评审，推动内部控制规范建设
社会责任决策 篇11
一、建立领导干部重大决策失误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014年，新闻媒体披露了广州市耗资8亿元人民币建成的陈家祠广场，仅使用4年时间，即因为地铁建设需要“推倒重来”，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类似广州陈家祠广场这样的短命工程，实际上并不是个别的，在一些地方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了。这样好大喜功抓建设、搞工程造成的浪费十分惊人，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非常有害，但有的官员还是乐此不疲。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有很多，但权责不清、责任追究主体不明、责任追究程序不完备是主要原因。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之所以存在班子成员都想说了算，而又都不想承担决策的风险和责任，出了问题往往不了了之，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对造成决策失误的责任者追究不够严厉。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重大决策失误终身责任追究制度。重大决策失误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就是对决策造成的重大失误，必须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哪怕当事人早已升迁、退居二线甚至退休都要进行责任追究。表明中央对重大决策失误责任者的追究是动真格了。有了重大决策失误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并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就等于给领导干部设了警戒线和高压线，领导干部在做重大决策时，就不敢胆大妄为，有利于增强其责任心，使他们牢固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误必追究”的观念，正确谨慎地使用决策权，尽量避免决策失误，减少经济损失。而且，通过追究决策失误者的责任，既可教育决策者本人，也可教育其他决策者，从而起到惩一做百的效应。
二、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决策失误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但是，领导干部重大决策失误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真正落实，仍面临许多难题，需要建立一些相关的配套制度，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一）明确划分重大决策失误责任追究主体
长期以来，我们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存在着权责不清、权责脱节的状况，争权诿责的现象较为突出。因此追究决策失误者的责任，应当坚持“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所谓“谁决策，谁负责”，就是“谁拍板，谁负责”。我国法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这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赋予了各级行政首长行政决策权。因此，在集体决策中，“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这是明确划分领导干部重大决策失误责任被追究主体的主要依据。
（二）建立领导干部重大决策责任记录在案制度
一项决策是由谁动议的、由谁附议的，哪些人赞成、哪些人反对，都要记录在案，并经当事人签字，留存进档。档案记录作为对决策成败奖惩的依据。如果发生重大决策失误，在记录的基础上，清查责任。在无碍国家安全和机密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让相关范围的群众和党员知道。那么群众和党员就会根据决策的结果和决策者们在决策中的不同表现，对决策者们作出相应的评价，把这种评价作为行使评议权、选举权的重要依据。如果一个领导者从未提出过任何决策建议，或者虽然有决策建议但几无成功的记录，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担任领导呢？应当对其进行罢免。
（三）建立决策评估机构
建立领导干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顾名思义，它是一种过错追究，就是要追究作出错误决策的领导者的责任。因此，建立这种制度，首先就要建立一種独立于决策主体之外的决策评估机构来检验和衡量领导者作出的决策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是错误的，性质如何，怎样界定。比如，决策错误和错误决策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决策错误是决策者由于经验、信息、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未能预测到某种决策可能会产生的消极后果，其消极后果的出现违背了决策者的初衷。而错误决策则是预见到某决策会产生种种消极作用，但为了获取个人或某一小团体、某一局部的利益，明知消极而故意为之，甚至刻意追逐某种消极后果，以至化大家为小家，损公肥私、浑水摸鱼。因而，不可将所有的决策失误都归属于腐败之列。对于因受政策调整或者一些非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可预见性的决策失误，不追究决策失误者的责任，主要是为了督促决策失误者总结经验教训，采取补救措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属于腐败行为的是那种有意而为的错误决策。对于这类错误决策，要严厉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四）依法建立严格的领导干部重大决策失误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分清责任，奖惩严明，狠抓落实，是使领导干部重大决策失误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具有严肃性和威慑力的关键。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体现出重大决策有法可依、依法追责思路。最关键的是“终身”两个字，不管官居何位、身居何处，就算退休甚至逃居国外，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都要对作出的决策负终身的责任。如果是滥用决策权或失职渎职等原因导致重大决策失误，都要付出代价。并按照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轻重和影响大小，依法追究其责任，分别给予应有的党纪、政纪、法纪和经济处罚。
（五）健全领导干部重大决策失误终身责任追究监督机制
社会责任决策 篇12
社会困境是指群体成员面对最大化的个人的短期利益和长期集体利益两者相互冲突的困境。在过去的15年里, 人类学、进化生物学、经济学、神经系统科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社会困境来分析和解释一系列现实存在的问题, 其中包括沟通决策和组织公民行为[1,2]。
现代组织对团队灵活性和团队内部协作的要求愈来愈高, 这也强调了工作场所内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性。工作场所的助人行为作为组织公民行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以下简称OCB) 的代表性维度, 其表现为:帮助新同事操作不熟悉的电脑程序、下班主动关闭办公室的电灯、主动修理损坏的办公机器、帮助调解同事之间的矛盾等发生在组织中的自发或自愿的行为, 然而, 这些助人的实例对于组织的运作是必要的, 也逐渐与积极的组织结果相联系[3]。自1975年Wilson开始他的第一项社会生物学研究以来, 助人行为就成为了诸多学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为什么人类会帮助他人?哪些因素会影响助人行为?什么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助人行为的来龙去脉呢?这些都成为了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但是, 根据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和本质, 助人行为是一种不被组织正式奖励系统所认可的员工角色要求外的行为, 也就是说实施助人行为并不能给个体带来利益反馈, 那就违背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 而由于助人行为对于组织长远利益来说又被证实是有显著贡献的, 那么就使组织中的个体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即特殊的社会困境。
二、工作场所中员工助人行为分析
大多数OCB的研究呼吁把社会交换理论和功能动机理论作为思考助人行为产生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交换理论, 学者们认为个人表现出助人行为是出于互惠目的, 是对先前他们从同事、上级、组织那得到的积极对待的响应[4]。而功能动机理论中的功能途径强调满足个人需求是助人的主要驱动力, 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助人能满足个人不同种类的动机。例如, 助人能满足亲社会需求、印象管理动机或者关心组织动机, 具有亲社会动机的个体表现的助人行为与工作产出的积极关系也特别强烈[5]。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助人研究暗含了这是种响应型助人, 因为响应型助人主要响应了积极体验才发生。相反, 基于功能动机理论的助人研究指出这是种主动型助人, 因为这种行为是员工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而发起的。这两种观点对比的影响是深远的, 能够更好理解主动型与响应型行为的深层意义。 根据定义, 主动型行为强调远见意图, 个人表现出助人是预期到了未来产出。而且主动型行为强调控制与改变。相反, 响应型行为不取决于意图与先见, 它们发生在响应某一情形与事件。
三、工作场所中员工助人行为的新视角
但问题是, 人的行为是复杂的, 其意图也可能是复合的, 往往我们自身就无法将其明确划分。事实上, 愿意接受互惠本身也是一种心理善意动机产生的, 而且既然助人行为是基于他人行为的响应, 现实组织生活中的互惠交换并不是与理论完全吻合的。有实证研究发现, 工作中自由决定的行为就以助人行为来说, 在某些情况下, 会对施行这种行为的人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Bergeron对咨询公司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发现, 组织公民行为水平较高的咨询人员与组织中助人水平较低的员工相比, 获得的却是较低的绩效评价以及较缓慢的职业发展。Bolino和Turnley的研究也指出了, OCBs很可能会引起员工角色超负荷, 工作压力, 甚至会产生工作— 家庭之间的冲突[6]。也就是当他人和组织的响应是消极的, “恩将仇报”或并非感恩以对时, 交换失去平衡, 个体从交换理论上来理解应该不会再表现出助人行为了, 但现实显然与以上所述的看起来简单明了的预测大相径庭;如果是基于个体的功能动机因素, 那么当个体面临不同的助人成本和牺牲时, 还会以亲社会动机来进行行为决策么?这就是长期以来, 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组织中角色外行为的理解[7]。一方面, 角色外行为的概念强调成员的自愿性, 这种额外的行为不会直接令施行该行为的个体获益, 而这却恰恰违背了经济学的理性假设的, 即该行为无法在“人是自利”的假设中得到合理解释。但是, 另一方面, 尽管经典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假设人们在多种混合动机情境下的行为主要受自我利益所驱使, 可在这些情境下, 人们经常不是直接考虑使自身结果、价值或效用的最大化, 而是依据简单的原则, 遵循习惯性的方式和过程的。这表明人们的动机不仅仅是出于利己和个体理性的。在某种程度上, 人们追求着持续的快乐和幸福, 同时也在乎社会公平等。因而, 我们在助人行为的概念研究上需要继续求索。
本文认为以上问题的答案可以由一个不同于以往常用的助人行为的解释理论来推导出来。助人行为本身可以解释成是一个社会困境中员工个体短期利益与组织整体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当人人投身于OCB或是亲社会行为时, 会或多或少牺牲掉个体的短期利益, 却对个体和组织的长期利益大有裨益[1]。这个解释表明, 个体的未来结果导向是一个边界状态, 决定着个体是否会在不均等的互换和短期成本中降低助人行为, 如果个体关注的是长远结果就不太可能会降低助人行为的水平。当我们不从社会交换而是社会困境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些互相冲突的结论就可以形成一致。重要的是, 群体或组织中的个体是相互依赖生存的, 意味着每个个体的行为都会影响其他个体的行为, 反之亦然 (例如, 个体对群体贡献的多少会影响群体的产出) 。虽然, 社会困境和社会交换视角都明了这一点, 但是社会困境视角能够帮助我们剖析助人行为更为复杂的底层结构, 因此要优于社会交换视角的分析。这样, 从社会困境视角出发,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助人行为的形成因素。
只要个体处在互相依赖的情境中并且需要做出行为决策时, 社会困境就会发生。按照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模型, 此时的个体不会选择其他的可选策略, 而是直接关注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策略, 这种背叛集体合作的策略往往能够使得个体获得短暂的利益, 而当所有个体都倾向于选择背叛时, 所有个体的利益都会受损。在企业中, 如果员工都不愿意采取譬如帮助新员工判断工作、维持良好的同事人际关系、调解同事之间的冲突等组织公民行为, 长此以往最终将会导致企业积极文化的恶化, 从而使得企业的经营运作无法正常展开。所以说, 即便是存在于群体中看似无足轻重的个体不助人的问题也会影响到组织的命运, 而这一点组织行为学常常无法像社会学和经济学那样言明其厉害。
四、结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 其推动着市场经济繁荣的同时, 整个中国社会也正在发生急剧的转型变化, 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变得日益复杂, 物质条件的富足带来的却是个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冷漠, 和谐社会的进程受到了来自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阻碍, 究其本质, 当前的利益冲突是一种个体与个体, 个体与集体利益博弈的方式, 也就是一种多人的社会困境, 它涉及了对中国传统人情关系文化和制度体制变革的关注。 事实上, 我们可以发现, 关于促进组织中合作的研究正处于一种爆发阶段, 很多研究都是围绕着合作的概念来研究其对于道德诉求和认同的影响, 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及塑造奖惩的文化的作用。总而言之, 社会困境的研究者们也都越来越谋求跨学科之间的合作。因此, 从社会困境的合作视角来研究工作场所中的助人行为, 以及助人行为与组织人力资源系统和企业文化构建的关系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5]Grant, A.M.Does intrinsic motivation fuel the prosocial fire?Motivational synergy in predicting persistence,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vity[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8, (93) :4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