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管理范式概论

文化管理范式概论（精选3篇）

文化管理范式概论 篇1

一、社会的发展与档案管理理念的转变

历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既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的坐标, 同时也是对近期研究趋势的把握。通过梳理历届档案大会主题价值取向变化的脉络, 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档案学理论研究及其管理实践变化的态势。

对比第十四届、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 可以看出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制度的变迁以及高新科技的普及与应用对档案学及其管理制度的影响。第十四届的主题是“新千年与信息社会中的档案”, 相比以前的提法, 更加明确了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在经济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转变过程中, 信息在现代生产、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个主题首先提出一个“信息社会”的概念。“信息社会”一般是指以信息及其技术作为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社会。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 物质和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资源和动力, 其社会竞争也是围绕物质和能源展开的;而在信息社会中, 信息凭借其自身特点所带来的优越性, 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 以信息及其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迅速扩张, 成为经济社会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 信息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的支柱。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正是对这种精神的把握与认同。

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是“档案、记忆和知识”。从“社会文化信息”到“记忆、知识”的转变, 表明了人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从把档案看成“利剑”、“国家的珍宝”, 到把档案看作“信息”, 再到把档案看成是“记忆、知识”、文明的载体, 这种转变是深刻的, 同时也是对档案价值的一次重新认识、定位:档案不仅是简单的信息载体, 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载体。也就是说, 档案不仅是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而存在的, 同时也是属于整个人类社会的, 是传承人类历史与文明的“社会记忆”。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作为一次回顾与展望, 总结了过去档案工作的得与失, 并对未来做出了规划。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两次大会的主题, 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肯定了档案在现代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第十五届是对第十四届的深化和补充。这两次大会与第十三届及以前的大会相对比, 就主题而言, 可以清楚地看到档案管理从实体管理向知识管理转变的轨迹:从就“档案”而研究档案到把“档案”放到社会历史文化中去研究档案的转变。档案已不是过去死气沉沉的一堆史料, 而是成为社会文化信息的载体, 人类文明的记忆。档案管理已不再是档案机构一个部门的事了, 它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与历史的传承。鉴于此, 档案管理必然要和现代社会接轨、挂钩, 同时更注重它的社会效用和文化功能。衡量档案工作做得好不好, 不再是只看保管得是否完整, 而是要看是否充分发挥了档案的作用, 即是否发挥了档案作为一种社会信息的作用和作为社会记忆的功能。

二、学科范式的转变深化了档案管理理论

档案学学科范式建立的初期, 由于其经验、材料的不足, 学科系统初期更加关注具体的、实际的应用层面, 逐渐形成了档案实体管理范式。其特点是既表现出对于史学的依附性, 同时又呈现出注重实用的功利性。在学科范式构建初期, 档案学学科系统表现出一种自我封闭、自我保护的状态, 不断地寻求与相关学科的分离, 如逐渐与图书馆学、史学分离, 并发展出具有自我特色的学科理论。在学科内的研究中, 又体现出思维收敛性。思维的收敛性在学科范式构建初期是十分必要的, 是学科范式最终形成的必要条件。收敛性思维在学科范式构建过程中, 在价值取向的宏观指引下, 逐渐形成了范式内在结构的硬核。硬核即范式的理论支点, 具有顽强抵抗外来信息干扰的性质。档案实体管理范式的理论硬核即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

在传统档案管理思维框架中, 信息即档案信息利用者的种种需求是衡量档案价值及其效用的主要方面, 信息接受者的期望、需求等反馈信息形成了传统档案管理的价值取向。在传统档案管理的思维框架中, 档案管理是服务于社会制度, 而不是服务于社会本身。

当提出“档案信息化建设”这一概念时, 我们的思维框架或者说价值取向便开始发生了转变。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制度的变迁、档案管理实践的需求及其理论自身的发展都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条件。档案既是“原始的历史记录”, 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 更是社会的“记忆”, 这是对档案本质属性认识的深化。“信息”相对于“记录”最大的不同, 或者说最大的进步在于“共享”。对权限范围内档案信息的共享是现代档案管理的发展方向和要求。而通过“档案”实现对“社会记忆”的重构和“社会文明”的传承则是现代档案管理的最终价值取向。

三、学科范式的转变拓展了档案管理实践

档案学从原始的、简单的史料整理、文献管理到今天的信息管理、知识管理, 既不断地呈现出自身学科系统的独立性、完整性, 又日益不断地表现出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不断交叉、不断融合的趋势。这种变化既是学科系统自我发展的结果, 又是其系统与外部环境不断地进行信息交换的结果。根据不同的价值取向、研究路径和核心概念, 把不同时期档案管理模式分为“档案史料保管”、“档案实体管理和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和开发”, 并主张据此以构建相应的学科范式。从整体上研究学科范式构建与变迁的思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视野, 同时也反过来指导档案管理的实践。

另一方面, 实践的发展破坏了原有档案管理系统内在的平衡机制, 使得其系统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一种不稳定性和发展的不确定性, 如传统的纸质文件与电子文件并存所带来的理论空位给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视野的同时, 也带来了对以往理论的怀疑与迷惘, 进而对其反思。我们都知道, 这种非平衡的内在机制是其系统自我发展、抵御增熵的内在原因, 档案管理的实践也随之得到不断的拓展。

四、因时而变, 构建档案管理新体制

与时俱进, 因时而变, 变中求发展是对档案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 也是现代档案管理的指导思想。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为档案管理注入了新的血液, 其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档案管理中介机构的出现在实际中实践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标志着档案现代化管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表面上看, 档案中介机构的出现, 只是保管场所的不同, 但在其背后确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的变迁。这种变化是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当档案管理机构从政府的一部分转变为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中介组织———“第三部门”时, 这不仅是档案管理机构寻求自我发展的一种尝试, 更蕴含了今后档案管理的发展趋势。无论是“文件中心”、“档案寄存中心”或是“档案事务所”的兴起和发展, 无不体现了档案机构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态势。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档案管理部门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主动地调节其管理系统的运行机制, 构建出最佳的、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管理模式。

科学发展观要求档案管理的新体制还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的管理系统, 只有开放和互动, 才能不断地进步。中国的社会转型开始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同时也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这一系列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表现在宏观层面上即是制度与文化的变迁。档案也由过去的史料转变成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其管理部门以及管理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制度现代化是档案管理现代化的核心和根本。从注重实体管理到注重信息的组织与开发是传统档案管理模式向档案现代化管理模式转变的重要一环。而这种转变又主要体现在管理的交互性上。无论在什么样的管理体系中, 交互是管理系统获取外界反馈信息的重要途径, 也是管理系统自身发展和运作的必要条件。从广义上讲, 这种交互不仅局限于档案系统与其他系统的 (下转第167页) (上接第169页) 交流、互动, 更是与外在于系统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和现代科技的交互。交互的最终结果导致负熵的递增, 档案管理系统不断获得外来的新的信息, 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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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冯惠玲, 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文化管理范式概论 篇2

企业文化管理是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管理的主题，通过对具有统一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心理特性的企业群体意识的培养，和企业制度文化、物态文化的构建，形成最佳经营管理机制的一门新兴管理理论。

企业文化整合就是指有意识地对企业内不同的文化倾向或文化因素通过有效的整理整顿，并将其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是文化主张、文化意识和文化实践一体化的过程。企业文化要实现从无序到有序，必须经过有意识的整合。虽然完全自由放任的文化整合过程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一过程的缓慢和持久，以及其整合方向的随意性，很难适应企业的发展，甚至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就是说，企业文化整合首先是对企业内部不同文化或文化因素的一体化整理和结合，从而形成统一的文化主张和文化体系。

企业文化整合的过程，是企业群体的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调整、再造的过程。企业的文化与组织、技术、管理整合相比，是隐形的且根植于员工头脑中，实现其整合较困难。对企业文化整合可理解为对各种企业人群的文化观念系统在不同的层次、水平、层级上的整理和结合，是企业文化和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互相作用并形成一致的价值认同。文化整合的概念，是在研究不同复杂程度的文化时多使用的一种方法论，它不是关于进化的结论，而是对集中文化类型的整合。文化是在不断的整合中实现进化和变迁的。企业文化整合既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也是文化再造和文化创新的过程。企业文化整合需要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

企业文化整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同一企业内部文化内容各要素的整合；同一时空中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整合。前一种文化整合实际上是指当企业处于一般的平稳发展期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受到挑战，各种外来文化、本企业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交织在一起，相互碰撞和冲突。这时的文化整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适应、协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选择、综合合适的文化成分，进行文化创新，形成新的主流文化。也就是说，企业文化整合分为企业内部文化内容和要素之间的整合及企业之间文化的整合。企业文化整合的过程需要全体员工共同的参与，需要个方坚持宽容的精神，加强理解的意识，进行创造的活动。但在操作上，则要求企业文化建设者付出更多的劳动，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由文化的实际状态决定的，同时也是企业发展对文化的更高要求。

企业文化整合就是实现一个企业从无序到有序的文化梳理过程。一个企业经过大规模的改革和创新活动之后，也必须经过整合，才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只有经过整合的文化，才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才能抵制不良外来文化的冲击，才能长期保持自己的特色。通过整合，才能使企业和文化体系各部门之间关系和谐，达到健康的发展状态。

文化管理范式概论 篇3

—— 《 西安曲江模式—— 一座城市的文化穿越 》 的笔谈

伟大的城市需要伟大的精神，更需要伟大的文化实践和创造。6月20日，《学习时报》刊发了《西安曲江：文化产业 文化民生 文化城市的新范式》，文章指出，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西安曲江模式——一座城市的文化穿越》一书在西安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理性解读和生动呈现了以创新型城市经营深度激活城市文化，创造性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现代性转换，把文化产业作为兑现城市价值资本基石，再造城市空间文化，实现城市文化惠民的西安曲江模式。此书甫一面世，即引起中共中央党校和有关城市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们的强烈关注和阅读兴趣。文章认为，西安曲江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的系列探索与实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并以笔谈形式发表了10位专家教授的读后感言，以期激发更多读者对西安曲江模式的研究兴趣和热情。本报现摘选刊发6位专家的感言，以飨读者。

编者按

源于“伟大复兴”的酣畅淋漓

宋丁（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所谓曲江模式，本质上就是做了两件事，第一，战略上以恢宏文化复兴城市，就是说，如何把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西安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全面、深度激活，唤醒这座城市的骄傲记忆，实现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的伟大复兴；第二，策略上以城市经营激活文化，就是说，如何恰当运用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机制和城市运营策略强有力地推动西安复兴的伟大事业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西安曲江模式》洋洋洒洒20万字、5大篇章，概括起来，就是讲了这两件事，很通透，很到位。

西安最有资格讲“伟大复兴”。西安作为数千年的皇都，在中国历史上曾经的文化辉煌没有一座城市可以比拟。我们今天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复兴”只有一个历史参照，那就是以西安为轴心的“大唐盛世”。既然如此，西安文化不复兴，西安不复兴，谈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我们高兴的是，西安复兴的伟大使命，由“敢为天下先”的曲江人率先担当了。短短八九年，曲江大变，西安大变！今天再到西安，我们会明显感到，这座城市因曲江的惊天之举而恢复元气、重拾盛景，西安人那种深藏在骨子里的骄傲感和霸气再一次展示在世人面前。《西安曲江模式》抓住了西安人对城市和城市独有文化“伟大复兴”的迫切期待之心，对此做了抽丝剥茧的深入解读。如果说，曲江人大刀阔斧的城市文化复兴之举让人感觉酣畅淋漓，那么，这本书对曲江人奋斗历程的入胜描述同样让人感觉酣畅淋漓。西安寄望城市文化复兴和城市复兴，是多少年的事了。为什么这八九年才做到？因为，一个有关城市复兴和城市文化复兴的战略构想，还需要有切实可行的运行策略支撑。所幸的是，这八九年来，曲江人找到了一条真正对得起西安文化伟大复兴的城市经营之路，那就是《西安曲江模式》中概括的能够集中兑现城市文化价值的曲江“倒叙法”投资价值链和城市升值价值链。对于西安这种文化深厚的城市来说，这种开创性的探索太重要了。西安从此步入新的时代！有什么能比事实更有说服力？曲江模式中展现的一件件生动、成功的事实已经折服了所有的人。

放在历史大“穿越”的长河中看，应该说曲江、西安的伟大复兴刚刚开始，曲江、西安的更大辉煌还在等待更加开放、深入的创新来激活。由此看，《西安曲江模式》算是对曲江最初阶段的发展进行的系统总结。我衷心期待曲江以及西安给中国、给世界更大的惊喜。曲江：新旅游时代的引领者

孙清彬（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研究部副主任）：我多年来一直从事旅游和文化产业的研究，也主持和参与过数百个旅游规划、数十个文化产业规划的编制，这些规划的实现效果，是无法与曲江发展的实际相比的，究其原因会有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应该是曲江人给出的答案：规划梦想是可以写出来，现实梦想只能是干出来。西安曲江正是因为有了以西安市委书记孙清云为代表的具有大胸襟、大气魄、大视野的主帅们，有了像副市长段先念为代表的有智慧、有胆识、有能力的战将们，才能把梦想的美丽变成现实的辉煌。

《西安曲江模式——一座城市的文化穿越》所展示的曲江模式，有其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给我很大的感动、很多的启示。而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启示，是曲江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文化产业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西安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曲江把西安旅游产业带进了“后旅游时代”，使西安成为了“后旅游时代”的样板，曲江也就成了这个新旅游时代的引领者。

“后（新）旅游时代”，是指以休闲体验旅游为主体的旅游时代，深度体验游将是“后旅游时代”的主体需求。国内旅游产业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产业转型，很多地方还在思考、探索，而西安曲江已经完成了这一华丽转身。从《曲江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安的旅游产业正在进行着旅游产业由“前旅游时代”向“后旅游时代”的转化。曲江模式的产生，不仅宣告了“前旅游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盛行30年的旧旅游规划模式的终结。各种旅游规划，将要从以往的开发型、管理型、行政型规划模式，向经营型、产业型、服务型规划转变。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西安曲江成功地将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用文化拉动旅游，用旅游传播文化。这就是我一直提倡的“旅游文化化”和“文化旅游化”。曲江人用足了他们的财智，把无形资源有形化，有形资源产品化，把文化这个激活剂融到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之中，把文化当成现代城市发展的突破点，把文化作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来培育，创造出了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和谐城市发展模式——曲江模式。

我们盼望、期许、呼喊有更多的中国城市以百倍的热情和努力，加入到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大军当中，学习曲江模式，利用各地的宝贵文化资源，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让中华文化更多更快的走向世界。

一本城市管理者的必读书

胡建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西安曲江模式——一座城市的文化穿越》这部由锁言涛先生著述的“通俗性”的学术著作，从一个相对独特的视角，不仅跳跃式地记录了西

安这座曾经相当长时间承载着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古城的“王者归来”，描述了如何把深埋于故纸堆和废墟里的历史古城变成一座世人惊叹的现代化国际大城市。

更重要的是，作者穿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从深层次探索了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现实路径，诠释了历史与现代、经济与文化、民生与发展的最佳结合方式，也深入剖析了当前我国城市公共管理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为各级政府和各类文化企业组织决策者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考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是极具现实价值与时代意义的。

如果说，西安是中国历史古城的一尊皇冠，那么，曲江，可以说是这顶皇冠上一颗璀璨耀目的明珠。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大唐芙蓉园的盛景，大唐不夜城、曲江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的盛况，无不昭示了西安这座千年古城的复兴成就，论证了历史文化完全可以“给力”社会经济发展。

通过《西安曲江模式——一座城市的文化穿越》这部著作，人们可以读懂西安曲江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变文化为效益，如何把文化资源变为可持续、可扩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新的范式、新的路径。这本书揭示了跳出传统的文化保护开发思路，以创新的思维方式来践行文化城市发展的崭新路径。在这本书中，读者将会看到，西安曲江模式如何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范例，如何提供了一个内陆城市走向国际化、一个历史城市走向现代化的可资借鉴、学习的发展模式。

这本书，不仅带给读者阅读的享受，还会激发人们积极的思考。这本书提供的一种发展新思路、新方法，是具有普遍价值的，是值得读者特别是城市管理者所借鉴的。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是一个为全国党校系统、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出版服务的中央级出版社。作为出版方，对出版这样一本具有社会实用价值、能够给读者带来积极思考的书，我们感到很荣幸，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本书推向全国，推荐给对城市发展感兴趣的读者，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

创新：曲江精神之魂

李文阁（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创新的意识和勇气，是贯穿曲江精神的灵魂。曲江人所从事的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既要保护文化，又要改善民生，进行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形象；既要承担文化的事业功能，更要利用文化的商品属性，使曲江成为西安乃至陕西的文化发展龙头。多重的功能、高端的定位、现实的难题（尤其是资金匮乏）就要求曲江人必须解放思想，打破陈规，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唯有如此，才能不辱使命。

曲江新区管委会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传统的城市辖区是按照地域来划分的，但曲江新区是按“事”（西安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而设的文化特区。所以曲江没有传统市辖区那样的连成一片的固定区域，它的“辖区”呈块状分布在西安市“各个角落”：城中心有，城乡结合部有，城郊农村也有。可以说，哪里有文化遗产，哪里就有曲江的身影；哪里有民生难题，哪里就有曲江人。不仅如此，西安市委市政府还打破条条框框，赋予曲江可以“五跨”进行资源整合的“特权”，即跨行政区划、跨行业、跨部门、跨级别、跨所有制进行资源整合，这是一种以内涵而不是行政区划作为分类标准进行资源整合的办法。用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的话说：“打破体制和行政区划障碍，把全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交给一个开发区，在全国独一无二。”这样的一种独特的体制机制就为曲江人进行创新提供了保证。

创新的前提是解放思想、转换观念。曲江人大胆突破文物保护、文化发展、民生改善、城市建设等方面的传统理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城市观、民生观、资本运作观。特别是文物保护方面，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比如，文物保护不仅仅是“修旧如旧”、“无为而治”，而应该是文化再造，要把文化遗产变成老百姓可感受、可参与、可学习、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旅游产品；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文物的保护，而且是民生的改善、文化产业的发展、城市空间的再造和城市形象的提升；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文物，而首先应该是文化财产，是一种可以实现其价值的“活物”；文化遗产不仅属于专家，而且更属于大众，等等。可以说，正是这些理念方面的创新为曲江人的创新实践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创新是艰难的，但创新所带来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法门寺文化景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一系列主题公园的落成和开放，既保护了文物，又大大提升了西安市的城市品质和形象，丰富了西安市民的文化生活，改变了西安的市民和游客“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习惯，推动了西安市文化产业的发展。面对这些成就，批评之声越来越弱，赞美之音越来越强。曲江人用自己的执着、用创新实践给各种非议一个漂亮的回答。

把文化遗产作用于城市的未来

陈吉吉（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看完《西安曲江模式》一书之后，我向周围的许多同事和业内人士推荐了这本书，从大家的反馈信息来看，这本书是国内文化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的生动案例分析。

近年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的蓬勃发展，这一被视为21世纪最有前景的产业，被越来越多的城市运用到“城市更新”过程中。“文化更新城市，把文化遗产作用于城市的未来”，这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和先进的发展理念。

《西安曲江模式》一书，在解读西安曲江创意产业园成功模式的时候，正是把握了“文化更新城市，把文化遗产作用于城市的未来”这一理念，去审视、评价、剖析、解读了一座城市如何对文化资源进行了整体性和策略性的运用。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一座文化古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有机体”。只有认识到城市这一特殊属性，在解读城市中某一具体个案时，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线索中，找到其内在的逻辑。在本书中，作者提供了一种全维度的视角，从曲江新区的诞生，到民生基石，从城市对文化遗产的运用，到园区的管控模式和政府职能，最后以产业化经营模式为落脚点，为读者提供了一个360度的脉络，从而系统地呈现了曲江新区的宏观图景。

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是站在系统性和整体观的高度，将文化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城市发展范畴之内加以分析，思考文化资源对当代城市发展的意义。而不像以往的案例研究，只涉及和关注了文化产业、城市经济发展、政府职能、城市规划中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个侧面。

中国城市正在迎来文化发展的大好时机，激烈的城市竞争以及城市自身发展的需求，使得文化环境建设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本书对西安曲江模式的研究，从发展目标、体系方法、产业经营、政府职能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的建构和探讨，值得国内所有从事文化产

业、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分享。同时，也是各级政府主管文化产业的领导可以参考借鉴的模式和案例。

西安曲江模式：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范式

陈耀（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传统的区域经济研究、或曰区域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自然也就秉承了新古典以降的技术分析范式。假如锁言涛先生的《西安曲江模式——一座城市的文化穿越》也按照上述“经典”的范式进行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这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字流畅、思想清雅之书，也不会有这本将文化分析贯穿始终的上乘之作，也不会有这本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的优秀出版物。正如此书标题所言的“文化穿越”——“文化”范畴的学术创新，穿越的不仅是西安这座古城、也不仅是区域发展的曲江模式，更是穿越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狭隘属性。从研究对象的界定上来看，此书已然并不拘泥于“古城”这一客观的区域经济载体，而是拓展到了中华文化的“根”与“脉”当中；从研究过程的进路上来看，着重强调的是问题意识、民生关怀、城市古迹、操作思路、产业崛起等五个提纲挈领的范畴。不仅如此，更是将“文化”这一概念贯穿始终。

在一般的区域结构分析中，“文化”往往被置于“外生变量”的位置，一种可能是在总量生产函数的“索洛余值”当中加以解释，另一种可能是作为产业组织构成之一的“文化产业”加以计算。而在曲江模式的辨析中，不难发现，首先，文化是被作为一种历史的传承加以弘扬，正所谓“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其次，基于历史的文化产业既被作为拉动区域经济数量增长的支柱，又被作为区域经济质量提升的依托，由此也大大改观了城市的品位，实现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机统一；最后，研究的焦点又不局限于经济本身，而是通过“文化”这一载体与“民生”问题积极相联系，深入探讨了文物保护和改善民生之间的“双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