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监督

行政立法监督（精选12篇）

行政立法监督 篇1

一、行政立法监督概述以及国内外现有体制

(一) 行政立法监督的概述

“行政机关拥有立法权, 已经司空见惯了。”[1]而行政立法监督, 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 在国家调节社会生活的职能发生深刻变化后, 为规范行政机关新出现的类立法行为而出现的。各国对其规定也是各不相同的。就其概念而言, 行政立法监督, 是指有权主体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 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 对行政立法活动实施的监察和督促。[2]这里是从主体、客体以及机制上对其概念范围的界定。

(二) 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体制

在行政立法兴起的过程中, 有《宪法》以及《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为其正名, 使得行政立法合法化。随着行政立法而来的, 是散见于《宪法》、《立法法》、《行政诉讼法》之中。基本上把监督的主体限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以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的诸如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查机制, 公众的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等等。另外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 也只能对“告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判, 对抽象行政行为没有监察的权力。

(三) 外国行政立法监督的体制

外国的行政立法监督的发展, 其在此的“外国”所指代的, 应该是西方的行政立法监督的发展。由于西方较早步入资本主义社会, 在人民主权思想以及分权学说的倡导和引领下, 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起了行政立法监督机制。单就其主体而言, 有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专门机构监督三种大的模式。采用议会或权利机关监督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等国。采用司法监督的国家主要有美国、日本、瑞士等国。[3]而采用专门机构监督的国家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而从具体的实行现实而言, 由议会或最高权力机关在宪法条文中规定, 由议会或最高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及专门机构实施已经成为常态。

二、行政立法监督存在的不足

(一) 行政立法主体的监督问题

行政立法主体, 是指依法取得行政立法权, 可以制定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国家行政机关。但是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 对以上政府部门的行政立法监督, 只有同级的人大有权进行, 然而人大的监督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再者行政机关上级监督和机关自己内部的监督, 也往往没有做到位。在这样一个现实状态之下, 明确各个主体, 明晰各个主体的责任是非常急迫的。

(二) 行政立法程序的监督问题

在我国现行体制中, 在这一个过程中原本是要人大全程参与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全程参与存在一些不足。因此, 笔者认为在这一过程中, 应该从编制立法规划阶段就开始向社会公开, 而且一直公开到法律成型公布为止。党的第十七大报告指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 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三) 行政立法事后监督的问题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对于行政立法的事后监督有所欠缺。因为在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大运行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 同时没有其他主体有权来对行政机关已经成文实行的行政法规进行监督和考量的前提下, 行政立法的事后监督是难以实现的。而有的仅仅是当行政相对人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权力机关侵害时, 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 而且在认定过程中以违法责任原则为主的。

(四) 行政立法监督主体的问题

这里是行政立法监督主体, 是针对行政立法有权监督机构而言的。“授出权力是立法机关的职权, 但是, 如果它在某些情况下把这种权力授予了行政机关, 那么, 它就应当注意代理人是如何行使被授予的代理权的。这不但是它的权力, 更是它的主要义务。因为立法机关把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 所以监督和控制这种权力的行使, 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和毫无保障的行使权力就成为了立法机关的主要任务。”[4]笔者认为, 我国的行政立法监督主体无论是从主体的权力行使上, 还是从主体的设置上都有待完善, 应该有一个司法监督的程序在里面。

另外应该有社会舆论的介入。在人民主权的社会中, 对公权力的监督本应该是人民天然的权利。为了保证人民权利的行使, 应该有相应的媒体公开制度的建立, 从整个行政立法的过程中, 让监督主体全程参与, 即使发挥不出最佳的监督与制约作用, 也可以给有关行政机关以相应的压力。这一切的过程自然要有正当的程序设计,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权力和权利在合法的框架内行使, 以达到它们最初的目的。

三、行政立法监督的远景构建

(一) 行政立法监督的体制构建

基于以上的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行政立法监督主体, 行政立法程序以及行政立法事后监督。

其中最重要的, 应该是加入司法监督机制。鉴于当前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的人事和财政相关连的问题, 首要的任务就是将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事务从地方剥离出去, 是司法机构在地方形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体系。形成“亓”体系, 即只最高法院以及最高检察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 地方各级法院及检察院对于地方各级人大是独立的体系, 并且是与行政机关平行, 权力平等的司法主体。在最高权力等级上, 就像“亓”字的上部, 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当然的最高的国家权力, 左下部的“丿”代表行政机关, 表示其在调解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具有相应的灵活性, 右下部的“丨”表示与行政权平等运行的司法权。这一监督体制可以是上级司法机关监督下级行政机关立法的合宪性及合法性。

另外继续推进人大机构制度改革, 从而从根本上行使其自身自然所有的行政立法监督权。还有信息公开制度中的公民的参与问题, 以及媒体的作用, 这些都应当是逐步加强的潜在并且是现实的行政立法监督主体。

在这里笔者着重强调两个大的体制, 一个是人大这一权力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立法行为的过程参与监督, 一个是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立法行为的事后的监督, 即其所立之法的合宪性及合法性的监督。这样就能既保证行政机关立法过程的监督不缺失, 同时保证立成法之后监督不缺失。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监督。

(二) 行政立法监督的程序构建

作为权力运行保障的程序问题, 是不可以忽视的。首先是对行政立法程序的完善, 笔者认为, 这一过程应当是编制立法规划;起草;征求意见;行政审查;司法审查;通过;公布和备案。这里明显的将审查权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行政审查是从行政立法案的实体项目的价值而言的, 而司法审查是从行政立法案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这样就保证了行政立法体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并行的价值追求整体的完整性和体系性。其次, 在事后监督的过程中, 应当赋予检察院以提起合宪性及合法性审查的权力, 让它真正起到广义上的法律监督职能, 从而对行政机关立法的合法性从全方位进行监督。再次, 是对不合法的行政立法的处理程序问题。从现有的情况来看, 应当只是对违反的条文宣布无效, 而不应当对其全体进行废除, 这样可以保证行政立法的整体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同时也不至于在民众和社会中造成思想认识的混乱。还有就是追责的问题, 应当对相应的行政机关追责还是对个人追责, 这是一个一直只涉及而没有定论的问题。笔者认为, 应当在行政立法的过程中, 既然在行政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 权力实行者应当为其实行的权力结果负责。这样也就加强了行政长官在行政立法过程中的注意责任, 从而使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 有一个心理上的限制, 不去突破这一底线。

以上就是笔者对行政立法监督体制构建的基本认识, 只是初步的构建。这样就应该从其体制上和程序上, 保证行政立法监督权力的有效行使, 同时可以提高整个政府的运行效率。

参考文献

[1]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6:31.

[2]李宏宇.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研究[D].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 2008:7.

[3]刘莘.行政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203.

[4]陈伯礼.授权立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0:308.

[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 1961:154.

行政立法监督 篇2

徐佼

地方行政立法是指立法机关通过法定形式将某些立法权授予地方行政机关，地方行政机关依据授权法创制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更好的发挥地方行政立法的特殊效率作用，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行政监督机制已经迫在眉睫。本文重点探讨在我国政治体制下，通过完善体制内外的监督制度来保证行政立法高效合法合理。

我国1982年宪法正式确认了行政立法，2000年颁布《立法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行政立法的规范。进入新世纪以来行政立法更加注重了民主参与和科学分析，注重了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这使得行政立法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也使得行政权力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无法可依的状态。当前，行政立法权作为行政机关的重要权力，它的行使与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行政立法在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行政立法文件的内容屡屡侵犯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它一些基本的权利，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行政立法的关注，加强行政立法监督，已经刻不容缓。

一、我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地方行政立法存在的这些问题，其实与我国的地方行政立法监督制度的不完善密不可分。因此，我们首先要重点找出监督制度漏洞，为地方行政立法的新发展提供帮助。

1、地方行政立法的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失效。在地方行政立法监督的各种渠道中，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因其专业性和便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行政机关自我的监督，其实更加具有高效性和便捷性，不仅有利于节约行政成本，还有利于树立政府形象。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内部监督制度，但是行政立法的监督效果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达到最优状态，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监督的常规制度不健全、不明确。第二，行政立法本身的水平不太高，行政立法者的素质难以达到要求，所以直接影响了立法的质量。第三，没有将行政复议制度纳入行政立法的监督方式范畴。

2、地方行政立法的权力机关监督缺失。在我国，权力机关，尤其是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着我国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立法权。权力机关对于地方行政立法的监督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发展时间短暂的原因，从实践来看，权力机关并未进行有效监督，只是消极的形式监督权利。第一，没有严格统一的授权立法，导致地方行政立法不合法、不合 1

理。第二，缺乏专门的监督机构，导致监督不到位、不明确。目前对行政立法是否合宪、合法的监督，主要是由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进行。但是由于法律规范的数量不断增多，加之各委员会本身任务繁重，所以很难较好地顾及地方立法监督。第三，地方行政立法备案制度存在问题，“备而不审”。由于我国不存在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又没有明确的咨询会商制度，缺乏严格的备案制度，审议草案的权限和范围就更加模糊不清，自然影响了整个法律监督制度的实效。第四，地方行政立法的批准、撤销制度没有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宪法授予的撤销权力，现实实践中却几乎不使用。这种消极的权力行使，也不利于地方行政立法的规范化。

二、解决地方行政立法监督问题的新思路

我国政治体制有自身的独特性，不同于西方大多数国家三权分立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是一种贯彻国家权力不可分割和人民主权的基本精神即“议行合一”，立法、司法、行政三者不过是国家权力的某一实现形式，国家的权力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只是通过简单照搬西方分权制衡意识下的行政权力监督模式，来保证听证公正是行不通的。甚至连被标榜为“最纯粹的三权分立国”的美国也不得不追求通过其它方式来进行制约行政权力，这就是立法听证制度在英美国家兴起的缘由之一。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针对行政权力监督问题要回到问题本源上来解决，“民主”即“人民的统治”，人民应是民主政体中的实践主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体现在更有效充分的发挥人民的作用，通过发动现实生活中公民、非政府组织（NGO）、新闻媒体起到监督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优势，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公众参与的地方立法监督体系。

（1）普通民众监督。这首先要在制度设计保证人民群众可以监督，有这个权力。对于地方行政立法制度，我们首先要先提高扩大参与群众的范围。并且通过法律细则赋予人民批评监督权力，并保证民众的意见管道以及言论免责权限。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理直气壮的积极倡导民众参与行政立法程序，由政府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交流平台，提高广大群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管理活动热情。

（2）非政府组织监督。几年来NGO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任何一个发达的现代国家需要与之配套的非政府组织。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美国监督政府的NGO也是种类繁多，有名的芝加哥协会就是一个例子。

NGO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还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功能。国家具有公共性质，但是有时候会“政府失灵”，不能反映民意，这时候要由NGO代表公民社会的力量来矫正。现在政府出现在国际场合，不能完全代表民意，一定要有NGO在场才行，才有更具有代表性。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一种志愿精神或是爱国精神。只有发挥NGO的民间性与专业性的双重特质，在听证中起到联系政府与民众的纽带作用。

针对行政立法制度尤其是听证制度而言，我们寄希望各行各业、各种宗旨的NGO组织能建立起来，积极参与政府关乎本行业本事务的行政立法。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强大后盾，提供必要的组织支持，并且参与诉讼以及听证会议进程。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行政监督更加专业化，以及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3）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具有民主和监督的功能，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马列先驱、我们党的领袖都很对报刊的批评监督功能很重视。马克思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

第一，行政主体要主动接受监督，对新闻媒体采访报导立法工作、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便利；对于社会关注的法案规章和政府工作的重大举措以及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信息，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稿、公报、互联网站等形式向新闻媒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对于公开听证的案件，审判法庭根据需要可以在旁听席中设立媒体席以便新闻媒体记者和公众旁听。

第二，新闻媒体本身要发挥积极的传达作用，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关注行政立法会议，政府动态，有条件的对整个立法活动成立临时报导团；成立专门民调机构，学习西方国家民意调查等方法，与行政立法工作相配合，广泛听取民意。

立法也是监督 篇3

先说立法“规范”的监督功能和作用。所谓“规范”，就是要使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某种行为或活动要合乎或达到某种约定或明确规定的标准。既然如此，立法不仅要规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也要规范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行为，使其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活动都要合乎或达到某种约定或明确规定的标准。由此，从通过立法活动制定并施行的法律、法规实际情况来看，法律本身就可以起到规范行政和司法的行为，具备了监督功能和作用。

次说立法“引导”的监督功能和作用。所谓“引导”，就是为达到某一目标或者完成某一任务，对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活动等而发挥具体的指引或导向作用。既然如此，立法不仅要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遵守和执行法律的行为进行引导，而且对国家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也要进行指引，通过引导使行政做到依法、使司法做到公正。不能因为缺少法律的引导，而使国家机关的具体行动行为、司法行为处于随心所欲的状态。由此，法律的引导功能和作用其实也是一种规范和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监督的作用。

再说立法“促进”的监督功能和作用。所谓“促进”，就是为了保证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某项工作、任务按规定和要求如期完成，而用外力推动，使其发展，终获成功。虽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的合法权益的实现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予以促进，但是国家机关在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过程中，也需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积极配合，这种配合其实就是外力的作用。什么情况下能得到全社会的积极配合，除了所立之法必须是良法之外，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还必须以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具体行为，促进法律的有效施行。由此，法律的促进功能和作用，实际上是对国家机关不作为或乱作为行为的有效监督。

后说立法“保障”的监督功能和作用。所谓“保障”，就是保护公民的个体生命、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的个人财产和国家财产及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集体财产、权利等不受侵犯和破坏。既然如此，立法不仅可以保护公民的生命、合法权利、个人财产和其他组织的集体财产、权利等不受侵犯和破坏，而且也可以保护国家财产不受侵犯和破坏。不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能侵犯和破坏财产，而且国家机关也不能任意处分国家财产。即使是国家的财产，国家机关也不能非法处分。由此，法律的保障功能和作用，其实对国家机关也是一种监督。

从国家立法层面来说，法律对权力机关依法履行职务、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活动和行为，确实可以起到规范、制约之监督作用；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可以起到规范、制约之监督作用。从地方立法层面说，地方性法规对本级或者下级权力机关依法履行职务、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活动和行为也同样可以起到规范、制约之监督作用。

立法是执法的基础，没有法律、法规，执法无从谈起；执法是监督的前提，没有执法活动的开展，执法监督也无从谈起。由此，综上所述简言之，无论是法律、行政法规，还是地方性法规，实际上立法过程对法律、法规草案内容的改动、增减、取舍，其实已包含了监督的性质。特别是对法律责任的设定，其实就是在为执法、司法活动提供一个监督的范围、行为、种类、幅度和标准。所以说，立法也是监督。

会计立法和会计监督 篇4

(一) 会计立法。

会计法律制度的建设必须始终根植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 牢牢把握会计发展的内在规律, 才能紧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规范和指导会计实践。在规范会计行为, 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完整, 加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体系中, 《会计法》无疑处于最核心的位置, 该法自1985年颁行以来, 分别于1993年和1999年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变迁进行了适时的调整和修改, 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 有力推动了我国会计法治化的进程。

(二) 会计监督。

会计监督是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 是我国经济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会计监督, 是指会计工作人员依据《会计法》赋予的职权, 将《会计法》规定的各项内容适用于具体的人和事, 对单位经济业务事项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所进行的监察、督促, 落实法律规定应依法办理的业务内容。会计监督是实施《会计法》唯一具体、有效的执业环节。从其范围说, 它首先是内部监督但绝不仅限于内部监督, 同时也具有外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性质。会计人员的监督职权由法律赋予, 会计人员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受法律保护。

二、会计立法和会计监督之间的关系

会计监督需要以会计法规为依据, 而会计监督的实践又为会计立法提供了事实基础, 使会计立法活动得以开展, 制定出会计法规, 使会计监督人员遵循会计法规, 捍卫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尊严。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会计工作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已有的制度与法规都是根据一定的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具体情况制定的, 不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时滞性”, 新《会计法》从树立会计监督在法律上权威性的高度, 全面系统地对各单位内部与外部的各个重要监督环节作出规定, 并把会计监督规范与会计核算规范统一起来, 明确了落实会计监督的层次, 建立了全面实现会计监督的基本体系, 突出了我国所实行的会计监督在会计立法上的特色。总之, 在会计立法与会计监督中, 立法还不是答案的全部。在改变法律的同时, 必须改变基本的态度。人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公众利益而不只是自我利益。没有这个精神的转变, 新的管制和新的立法只会鼓励更多的规避行为, 而会计监督是需要会计诚信做基石。

三、会计立法和会计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一) 会计法规及制度不健全。

我国虽然出台了《会计法》、《公司法》、“两则”等一系列财务会计法规和相关制度, 但是这些法规还很不完善, 法律条文比较笼统, 可操作性较差。如缺乏严密的会计规范体系, 一些重要法规制度没有制定出相应的实施细则;又如会计监督不力, 许多单位为了牟取私利而将经营行为置于法律之上, 有法不依, 明知故犯;同时在执法过程中, 对于那些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违法行为, 惩处的力度不够。

(二) 社会监督体系不完善, 监督不力。

第一, 目前法律监督机制不完备, 会计立法体系不完善, 不能有效地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 造成单位和个人法律意识淡薄, 削弱了自我约束能力, 一旦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 容易诱发企业造假行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企业的经营机制、经营方式也在不断更新。在整个经济工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情况、新问题, 而与之配套的机制还未能建立和健全。针对所出现的经济活动, 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和办法。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 如果有针对性的会计制度和核算体系还不健全, 也就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第二, 企业内部审计监督体系不完善, 制度不健全, 内部牵制制度弱化, 权责利界线不清, 内部监督不能独立发挥作用, 内部审计往往根据领导的偏好去“监督”, 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会计造假现象。第三, 企业单位负责人的约束机制不全, 阻碍了会计的有效监督。目前, 在一些单位中企业管理者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 指使、授权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做假账, 伪造会计凭证, 办理违法会计事项, 从而使得会计工作受制于管理当局, 不能独立行使其监督职能, 破坏了正常的会计工作。第四, 监督不力, 在客观上助长了会计造假行为, 致使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越演越烈, 处于恶性循环的状态。

四、防范会计造假会计信息失真应采取的措施

(一) 加强会计法制建设, 强化法制监管。

一是要加强会计法制建设。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不断修改、完善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制订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会计法规, 并对违法行为规定明确具体的惩治措施, 同时建立民事赔偿制度, 对因使用虚假会计信息造成的损失, 明确造假单位、中介机构、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的赔偿责任和比例, 以便受害人依法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 获取赔偿, 以此达到保护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益和惩罚违法违规者的目的。二是加大惩罚和执法力度, 重点处罚相关责任人。切实贯彻实施《会计法》及相关的会计法规、规章, 对检查出来的造假行为, 要把处罚重点放在处理相关责任人个人身上, 大幅提高会计造假成本, 要让造假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使其不敢以身试法, 从源头上遏止造假行为。三是规范中介机构行为。要加强对中介机构执业质量的监督、检查和管理, 强化行业自律性监督, 对知情不报或参与编造虚假会计信息的中介机构, 除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及经济处罚外, 该取缔的要予以取缔, 相关人员一定时间内甚至终生不得继续从事原有职业, 情节严重的应追究事务所和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使其协助制止造假行为。

(二) 健全监督机制, 加强监管力度。

按照“行业自律、政府监管、法律规范”的思路框架, 不断完善“内部约束、部门监管、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 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一是建立内部监督约束机制, 强化内部会计管理体系。在完善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的基础上, 配备政治业务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会计人员并赋予其一定的责职权限, 做到责权利相结合, 使其充分发挥会计监督的作用。同时建立并完善内部审计制度, 确保内审人员相对独立地位, 充分发挥内审作用。建立健全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 明确单位负责人与内审机构、会计人员的制约关系, 避免滥用职权现象的发生;二是强化政府外部监督。加强财政、审计、税务、银行、监察、证券监管等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力度, 形成一个统一的监督整体, 充分发挥监督合力, 依法加强对企业会计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和审计, 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尤其是要加强对执行新《会计法》的监督检查, 增强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公允性;三是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职能。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 通过注册会计师的验资、评估等工作, 对会计行为和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监督, 以此提高会计工作水平和质量, 制止和约束会计舞弊行为;四是加大会计信息透明度, 自觉接受广大干部职工和社会各界人士监督, 扩大监督面, 可建立有奖举报制度, 鼓励人们与会计做假行为。

(三) 提高企业经营者和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企业经营者和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是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要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 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健全的心智结构, 承担起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的责任。其次, 要加强会计人员和职业人员的后续教育, 使每一个经营者和会计人员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管理经营知识和手段。再者, 要求每一位经营者和会计人员要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相适应的经营理念和道德理念, 一方面要增强法制意识;另一方面要增强道德自律意识, 增强道德责任心和责任感, 保持职业良知。

会计信息失真, 虚假会计信息产生, 其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而且极为复杂, 要治理, 就不能单纯靠一种措施, 而必须注意对多种治理措施的综合运用。为此, 应以会计法制建设为核心, 辅以深入细致的行政管理, 进一步规范经济秩序, 结合加强惩治腐败, 以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好转。

摘要：在会计事业的发展过程中, 会计立法和会计监督相辅相成, 相互支撑, 缺一不可。本文通过对会计立法和会计监督的简要概述, 从两者的关系入手, 指出会计立法和会计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重点分析了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 最后就如何防范会计造假、会计信息失真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会计立法,会计监督,关系

参考文献

[1].高一斌.我国《会计法》的制定与发展[J].会计研究, 2005, 8

[2].高芬.新《会计法》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会计之友, 2005, 12

会计监督与会计立法 篇5

关键词：会计 监督 问题 对策 立法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经济呈现出多种经济形式和利益主体的格局，这种格局一方面调动了不同部门、单位和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经济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管理矛盾。表现在会计工作上就是一些部门和单位受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的驱动，违规违纪、弄虚作假，造成会计工作秩序混乱，会计信息失真，严重影响了投资人、债权人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同时也阻碍了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正常进行。由此可见，会计监督已成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加强会计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课题。

(一)会计监督的内容

会计监督就是指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依据各项财经法规和财务制度，通过记录、计算、分析、检查等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使之能够按既定的目标和要求来进行。由此可知，会计监督的主体是经过授权的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由于监督是一种权力约束机制，企业领导人作为授权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本单位的利益，授予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监督权力后，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在会计管理过程中，贯彻领导的意图。其监督对象是单位的经济活动过程及其所引起的资金运动，因此会计监督的内容覆盖企业经济活动的整个过程。主要包括：监督流动资金的使用，保证流动资金的完整与合理;监督成本和商品流通费用，促使其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效益;监督收益和利润，促进企业完成和超额完成拟定的利润计划指标;监督企业资金收入和支出，检查企业完成国家预算情况;监督企业遵守财政政策和财经纪律的情况，提高企业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会计监督根据各种合法制度，来确保各项经济活动的合规性、合理性以及保障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以达到提高企业工作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可以说，会计监督是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对企业的资金运动和经营管理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而这三个方面的监督必须相互协调，形成一套严密的监督体系。

(二)我国会计监督的现状

会计监督职能伴随着会计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我国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生活逐步与国际接轨，会计监督体系逐渐建立，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现阶段还存在着不足。目前社会上，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受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的驱动，会计工作违规违纪，弄虚作假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会计工作秩序混乱，会计信息失真，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同时也阻碍了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正常进行。一方面会计监督不力，会计工作者往往要无条件的服从管理者的意志，会计工作根本无法独立行使其监督职能。另一方面会计工作中有些概念混淆，致使工作开展不利。比如说会计监督和审计监督，大部分单位将两者进行等同，以至于淡化企业会计监督的事前监督职能，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前监督，只是决策凭“长官意志”，执行“顺其自然”，事后“审计算账”。再者，由于会计监督不力以及概念不清，因此会计监督的效果不佳。如此循环下去，我国会计监督的职能将会无止尽的淡化下去。因此强化企业会计监督职能，切实做好会计监督工作是当务之急。

(三)我国会计监督存在的问题

我国会计监督不力，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会计监督法律约束机制不全，使得会计不能有效的行使其监督职能，导致企业会计监督不力。有的企业在新的`财务制度运行之后，仍用传统的做法来看待新制度，没有按新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使得出现“新制度、老观念、老办法”，会计管理混乱。再者，在会计监督过程中有些概念很模糊，比如说会计监督、审计监督概念模糊，执法机构职责、权限有待明确。很多企业将审计监督等同会计监督，而事实上审计监督是对会计监督的再监督，它侧重事后监督，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同一经济事项的监督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如果有针对性的会计制度和核算体系还不健全，也就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第二，企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失调。我国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不健全，主要体现在有的单位是根本就缺乏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有的单位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形同虑设，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以致会计秩序混乱，询私舞弊现象经常发生。第三，企业单位负责人的约束机制不全，阻碍了会计的有效监督。目前，在一些企业中管理者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指使、授权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做假账，伪造会计凭证，办理违法会计事项，从而使得会计工作受制于管理当局，不能独立行使其监督职能，破坏了正常的会计工作。第四，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低，职业道德水平有待提高。一般来说，企业虚假的会计信息也是出自会计之手，因此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道德观念在会计监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会计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因此前些年我国会计人员奇缺，而现阶段，虽然解决了两方面问题，但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偏低，多数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而且有的还是无证上岗。再者，会计人员的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职业判断能力弱，自我管制能力差，惟命是从，在权大于法的思想支配下，有意造假，使得会计信息失真在所难免。

(四)完善会计监督的对策

(1)加快法律体系建设，为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要加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建

设。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会计制度，满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需要;明确会计监督、审计监督的执法职责和权限，以实施清晰明了的监督职能; 加大法律法规的处罚、赔偿和执行力度，对违规违纪的企业及其连带负责人予以曝光;同时还要强化一些相关配套法律及相关法规的实施，如 《 经济法 》 、认正券法 》 等，加快会汁法律体系的建没步伐，使会计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2)建立健全企业内部会计监督机制

我国企业会计监督不力，对内部监督存在很多误解，导致会计信息不真时有发生。这就要求单位建立完整的内部监督机制。而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主要体现在：参与经济事项的所有过程的工作人员要相互分离，相互制约;重要经济事项的决策和执行要明确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程序;明确财产清查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明确对会计资料定期进行内部审计的程序。做到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进行连续不断的检查和监督，使内部监督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3)加强外部监督即社会审计监督和政府监督的作用

在会计监督中单纯强调内部监督是不够的，必须强化对会计工作的外部监督，也就是加强社会审计监督和政府监督。社会审计监督是指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根据有关规定，以独立第三者的身份对委托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对依法公开披露的单位会计报告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目前很多注册会计师就没有确实履行其监督职能，“银广夏”案例给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警示就在于注册会计师对现有准则的执行存在重大疏忽与不力。因此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的有效性，是提高会计监督力度的外部基础之一。政府监督主要是指财政部门对单位会计工作的监督。我国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督、保险监管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会计监督检查，进行宏观调控。这样在建立健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基础上，规定单位外部监督层次，将专业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使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配合协调一致，为会计人员创造了良好的会计工作环境，为确保会计监督的有效性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4)明确会计责任主体，加强单位负责人在会计监督中的责任

在我国实际工作中，有些单位负责人认为会计上的事情自己说了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按照他的意愿办事，出了问题将其一推了或者找个替罪羔羊，减轻自己的责任，严重阻碍了会计监督工作的正常进行。作为单位负责人，应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应该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这样就加强了单位负责人为单位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的地位，为会计工作者明确会计监督职能提供了保证。为了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还必须要懂管理、懂业务、懂财务、懂会计，熟悉有关经济法规，对自己负责，对单位负责，对法律负责。

(5)培养高素质的会计人才，加强会计职业道德观念的建设

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路径 篇6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遵循的是先分别立法，再统一立法的路径。也就是说，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路径是从规范类型化行政行为的程序着手的，即先出台制定规范的程序、行政处罚程序(不利处分程序)、行政许可程序(授益处分程序)等等。可以说，在横向的类型化的程序建构方面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探索各类型的行政行为在程序上的共性方面，或者说，在探索把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基本纳入程序法治的轨道方面，我们却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和立法机关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和难题。

在国家层面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立法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湖南省人民政府率先开始探索的地方统一行政程序立法，适时的為我们开启了一片新的天地。《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颁布和实施，不仅标志着当地政府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且在中国民主与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我们相信，“湖南经验”会引起很好的示范效应，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像湖南一样，在统一行政程序立法方面，做出更为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为全国性的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出台奠定良好的基础。

行政立法监督 篇7

一、立法目的不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合同监督的法律依据, 首先是《合同法》第127条的规定。《合同法》第127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负责监督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合同监督权的限制十分明确, 即限于监督处理“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办法》将其权限扩张至“当事人合法权益”, 已经超越了法律的授权。其次是国务院关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以下简称《编制规定》) 。根据《编制规定》的规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主要职责之一, 是“负责依法查处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对于《编制规定》中关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依法查处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职责的规定, 需要结合《合同法》才能进行正确解读。依据《合同法》第52条和第54条的规定, 以欺诈手段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为无效行为, 损害当事人利益的为可撤销行为。前者, 依据《合同法》第127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当然有权监督处理;后者, 受欺诈的当事人享有撤销权, 是否行使由当事人自主决定,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无权干预。因此, 并非所有的欺诈行为,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都有权监督处理。

二、立法观念错误:公法私法不分

在立法观念上, 《办法》存在严重的公法和私法不分问题。在近代, 大陆法最基本的法律分类是公法私法。而在现代, 由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私权受到了较多的限制, 国家也较多地干预经济活动, 出现了公法和私法趋同的现象, 即所谓的私法社会化公共化、公法私法化, 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公法私法区分的危机。[1]但是, 在本文的作者看来, 公法私法的区分仍然是必要的, 它应当成为“现代国法的基本原则”。[2]公法和私法区分意义, 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私法以意思自治为出发点, 其任务是规范民事活动, 调整私人利益冲突;公法, 其作用在于确定国家权利的基础和界限。[3]在当代中国, 区分公法和私法, 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它将导致法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变革。“公法之设, 目的在保护私权。由此出发, 才有可能摆正公法与私法, 公权与私权, 国家与人民, 政府与社会, 政治与经济等重大关系。”[4]《办法》显然没有摆正公法与私法, 公权与私权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公, 当事人利益为私;监督处理以合同违法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公, 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为私。《办法》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立法目的, 就是以私为公, 公私不分。

三、结论

由于立法目的不当和立法观念错误, 《办法》在某些制度设计上存在典型的“公私”不分问题。比如, 《办法》第6条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规定了十项合同欺诈行为, 将一些非欺诈行为也纳入其中。比如, 虚构合同标的, 为自始履行不能, 依《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9条、《欧洲合同法原则》第4.102条, 合同并非无效。此类行为, 如果并未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督处理此类“合同违法行为”, 反而有不当干预民事活动、妨碍经济交易的嫌疑, 也不利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约翰.亨利.梅里曼.大陆法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9.

[2]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

[3]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0.

我国宪法监督的立法思考 篇8

1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不足

首先, 宪法监督的内容仅停留在在理论上无现实的约束力。这对于宪法监督的功能而言无疑是个缺憾。我国宪法在对违宪行为的审查上, 局限于对抽象的违宪行为的监督审查, 虽然宪法规定了一套纵横交错的监督网, 但只限于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审查, 对其它方面监督内容很少。”尤其是对具体的违宪行为的监督几乎无从展开, 并且对各类社会主体的违宪性审查, 也没有明确规定, 缺少了法律确认与程序保障, 现实中宪法监督缺少约束力, 使得人们无法清楚的获知宪法监督的对象与内容。

其次, 缺乏宪法的专门监督机构。从历史的护宪规律来看, 一个重要的趋势即是“违宪审查主体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以至监督组织专门化的趋势。”我国虽然有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负责进行宪法监督, 但其并非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由于它同时身兼立法与监督二职, 故通常来讲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倾向于自己制定法律是合宪的而忽视对其的法律监督;另一方面以目前人大的组织形式及工作特点也不利于宪法经常性的监督。由于会期短, 代表又人数众多, 故不可能集中, 有效地审查违宪行为, 并且人大代表中深谙法律的专家又是少数, 要求其它非法学专业代表准确监督宪法实施进行审查也是不可能了。此外在短短的会期中, 要履行多项国家职能, 因此对宪法实施专门监督是根本无法胜任的。

再次,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不健全, 缺乏专门监督方法与程序。在我国宪法中是原则性的规定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 对宪法监督方式的程序等问题往往规定很简单或根本无法可依。并且“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宪法监督程序和宪法诉讼的具体规定”。这使得宪法监督主体无法有效的履行职责, 操作性差使得宪法监督仅成为理论概念而已。

最后, 我国宪法监督违宪制裁措施及承担违宪责任的方式规定的不完善、不具体, 这使得宪法监督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 降低的宪法实施的权威。例如:罢免这一制裁措施虽有一定制裁性, 但对承担违宪责任的主体而言, 这本身不是专门的违宪制裁, 因此对其所体现的宪法制裁不够严肃与有权威性。

以上是概括性地分析了我国目前宪法监督中所存在缺陷。总体上,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机关未能专门化, 法律制度没有具体化, 这些不足如不加以消除, 我国便不能建立一套真正意义的宪法监督制度, 而这一制度建立立法的保障与规范是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因此完善宪法监督立法是一项极具意义又相当紧迫的任务。

2 我国宪法监督立法问题的探讨

目前, 我们比较迫切的任务是制定一部专门的宪法监督法, 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各项内容, 使之法律化、制度化, 从而达到宪法监督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这一监督立法应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 宪法监督的客体 (对象) , 由于我国对此目前规定的不明确, 因此在拟制定的宪法监督法中应对此问题作出清楚的界定。

应首先明确宪法监督的对象是抽象行为及具体行为为一体的各类主体的行为是否具有合宪性。这其中包括:①对国家有立法权限的各级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审查。对此审查时, 应首先审查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问题, 是否权滥用权力等等, 再者审查其制定的各项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的规定或与宪法的原则, 精神有无不符之处等等。②审查具体行为合宪性, 即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族人民、各政党、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行为是否合宪的问题, 其中包括审查公民、法人、各类组织宪法权利被侵犯的案件。如《民事诉讼法》中的选民资格案件, 便应纳入宪法监督审查范围, 通过宪法监督对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加以保护。③对国家领导人宪法监督, 国家领导人代表国家实施特定的行为, 对其的违宪审查工作应专门加以规定, 使其行为符合宪法之规定。此外, 对其涉及到宪法的原则性规定的具体行为, 如国家机关权限纠纷等问题, 一般也通过监督立法具体裁定加以解决。

(2) 监督的专门机构及程序保障。

虽然目前学者探讨各种监督机构的设置与建立, 但我个人认为应在全国人大中设立宪法委员会, 其具体的职责是重点审查各级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夹的合宪性及国家领导人行为合宪性的问题。“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克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组织上的局限, 有利于实现我国宪法监督的权威性和专门性、经常性, 使宪法监督落到实处。”宪法委员会是个权威性很高、地位特别的机构, 它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 有权独立做出违宪的决定, 因此对其人员的组成应充分吸纳法学专家, 尤其是宪法学专家, 实行专业化、科学的监督。宪法委员会有权在接到地方各级人大 (地方各级人大有责任将发现违宪行为或接纳的违宪文件的举报交向宪法委员会) 违宪审查请求书, 或收到了涉及立法与宪法原则有冲突或权限审议等材料后, 应组成人员应讨论研究, 及时做出处理及制裁决定, 对于违先文件应宣布撤销, 对于国家领导人违宪案件应视其情节让其承担政治后果等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宪法委员会的同时, 还应在各地设立宪法法院。宪法法院应设立在省一级, 主要处理侵犯公民宪法权利受到侵犯的诉讼案件, 与宪法委员会以对抽象行为合宪性审查相区别, 宪法法院主要侧重具体行为是否违宪问题。这里主要包括违反宪法及宪法性文件, 但目前又将其列入民事或行政庭的案件, 如男女平等问题, 选民资格问题, 损害污辱国家标志案件等等。这样规定使两种专门机构并行不悖、各有侧重、使宪法监督落在实处。

(3) 违宪审查方式的规定。

与上述两种专门监督机构相对应, 而应采取相应的审查方式。宪法委员会对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应主要采取事前审查方式。即在上述法律颁布之前, 依照法定程序由委员会组成专门监审小组, 对其所规定的内容原则等进行违宪审查, 如遇法所立规定与宪法及宪法性文件等相冲突, 则宣布予以撤销并禁止颁布, 这样能起到预防之效果, 防止违宪性文件公之于众而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这一审查是宪法委员会主动进行的, “总的来说, 宪法委员会的审查属于非诉讼性审查”。而与此非诉讼性审查相对, 采用宪法诉讼审查和附带性审查方式的主要是针对具体侵犯的宪法性权利的案件, 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认为其宪法性权利受到不法侵害, 可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向宪法法院申请救济。宪法法院通过认定事实, 适用法律, 对违宪案件做出具体裁决并附带性审查所涉立法的合宪性。此外对于国家领导人及国家机关相关宪法行为也应采取事后审查的模式, 在有控诉的情况下进行审查。这样采用不同审查方式, 加强宪法监督的力度。

(4) 对违宪制裁措施及责任承担方式之规定。

我国现行的违宪制裁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撤销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 (主要是法律、法规与有关机关违宪决定) ;②罢免违宪的国家领导人的职务;③不批准宪法等等。由于这些措施种类过少, 又多是抽象行为的宪法监督, 使人们无法感受到宪法的制度, 也使宪法权威受到损害。故在违宪制裁上应加入以下相关措施: (a) 罢免。这里所讲“罢免”是对所有领导人员, 无论其级别、职务高低, 只要有违宪行为便应将其予以罢免, 而不应将罢免仅适用于国家领导人。 (b) 停止侵害。此项措施主要针对具体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及其它组织宪法性权利而言, 目的是严防重点宪法侵权的继续进行及进一步扩大, 这主要由宪法法院做出。 (c) 宪法义务的强制。与上述措施相比较, 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促使有能力履行宪法规定之义务, 但拒不履行, 造成他人宪法性权利得不到实现的消极违宪者履行基本义务。 (d) 赔偿及处罚。对违宪行为造成国家、集体、个人经济损失的违宪行为做出者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触犯其它法律的依法给予相应处罚。此外宪法的责任承担方式由于其特殊性、根本性等特征所决定其与普通的民事、刑事责任等有所不同, 比如对于规范性文件审查后, 确认违宪, 并不追究立法机关的法律责任, 而是告之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 并发出建议书期限修改, 使其内容修改符合宪法原则, 内容与精神。对于领导人的违宪一经查明即宣告为无效, 并由宪法委员会交由相关部门给予处罚。另外对于具体案件侵犯他人宪法权利, 则由宪法法院给予处罚与制裁直接判决相应法律责任于侵犯行为做出者身上, 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违宪的法律后果, 更加发挥宪法的权威性。

3 结语

综上所述, 不断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保障宪法在社会生活中有效地发挥其根本性的作用, 是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 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而针对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不足与存在的问题, 制定专门的符合我国国情又体现时代发展潮流的宪法监督法, 规范各项宪法监督制度使宪法监督有法可依, 有据可循, 无疑是对于树立宪法权威, 实现依法治国是大有裨益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 我们应不断总结宪法监督的经验、摸索宪法监督的规律, 在法律框架内构建充满生机又体现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

参考文献

[1]刘茂林主编.宪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62-63.

[2]段慧芳.浅谈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J].载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 8 (4) .

[3]李龙.宪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296.

[4]孙志强.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J].载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12) :4-4.

[5]武勇.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不足及制度完善[J].载内蒙古电大学刊, 2003, (4) .

新闻舆论监督与中国新闻立法 篇9

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思想由来已久,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欲谏之鼓”、“诽谤之木”,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国语·周语上》中有“为川者决之使导, 为民者宣之使言”。我国自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舆论监督”这一概念, 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发挥和加强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国家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和歪曲事实进行诬告和陷害。宪法赋予了公民批评建议权, 确立了公民行使舆论监督权的原则规定和法律依据。公民的舆论监督权往往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来行使, 新闻舆论监督在我们的社会民主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新闻舆论监督也正开展得如火如荼,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 网络信息传媒的广泛普及, 新闻媒体监督正在一步步扩大自身影响力, 提高监督可能性和效率性。

新闻舆论监督也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前景, 让人颇为担忧。首先就是有关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我国现有的法律并没有直接规定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 新闻媒体和记者进行新闻舆论监督还是主要依据行业规则;在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时缺乏适当的法律监管, 新闻从业人员不遵守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时, 无法及时受到法律规制。从近几年的新闻侵权案来看,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各地方法院判案标准不一, 导致有的新闻案件被排除在司法制裁之外。其次是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当前的新闻工作者不仅需要有过硬的专业素质, 还要懂经济, 懂法律, 熟悉与自己业务相关的知识, 这样才能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各个层次对信息的需求, 但目前的新闻工作者的现实情况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的, 有的新闻工作者法律意识淡薄, 曝光他人隐私;有的法律知识欠缺, 乱用法律概念等。再者, 近来涌现出不少新闻舆论监督的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由于主客观原因当新闻媒体损害被监督者权益时, 新闻媒体多会利用自己的”喉舌“优势来夸大事实, 误导民意, 影响司法监督的公正公平。

二、中国的新闻立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 充分发挥新闻监督作用意义重大。新闻立法既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新闻自由, 同时又要防止新闻自由权力的滥用。我国尚未指定一部完整的《新闻法》, 现有的仅仅是国家制定的为数不多的有关新闻工作的法律、法令、条例、决定、规则等法律文件形成大的概念的新闻法, 没有专门的《新闻法》这一单独法律来实现对新闻舆论监督的现实监管。早在1998年3月的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 一份由广东代表提出, 32位代表复议的提案, 呼吁尽快制定《新闻法》。1984年, 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 新闻立法工作开始启动;八届人大期间提出的立法规划中就有《新闻法》, 《出版法》, 这个规划1994年得到中央的批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 近来来我国新闻立法也在不断进步着。2005年, 地方法规首次确定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深圳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新闻媒体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并对其宣传报道负责。有关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应当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 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了“责任追究”。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布《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 规定全国新闻机构使用统一样式的记者证, 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编号并加盖新闻出版总署印章和新闻记者证核发专用章、新闻记者证年度审核专用章和本新闻机构钢印。

新闻立法在实现过程既要重视《新闻法》的立法, 还要关注相关的管理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法令、条例、决定、规则等法律文件的制定和修改完善。在新闻立法过程中, 有很多问题需要注意, 要明确舆论监督的内容, 明确新闻媒体的地位, 界定其基本权利和义务, 并规范新闻机构的设立和运作, 明确监督方式, 明确舆论监督的保护措施, 明确舆论监督权与其他权利或利益冲突的解决原则, 建立不当监督处罚制度。新闻舆论监督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将会更好的发挥在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 对社会也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成为国家权力之外的重要的直辖社会力量。新闻立法是新闻舆论监督在今后持续发展的一个法律保障, 新闻立法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下将得到实现, 保障新闻自由, 防止新闻自由权力滥用。

参考文献

[1]张文婷.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研究综述[J].渤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年第6期.

[2]孙雷军.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现实困境[J].中国广播电视学报, 2011 (7) .

我国行政强制立法问题研究 篇10

一、行政强制法的研究状况

(一) 阶段划分

1. 第一阶段 (2000年以前) 。

以2000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的以行政强制为主题的年会为界, 行政强制法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最早发表有关行政强制论文的1986年到2000年, 跨越15年时间, 共发表有关行政强制的论文108篇, 其中有关行政强制措施的论文14篇, 有关行政强制执行 (包括非诉讼强制执行) 的论文达76篇, 介绍行政强制执行的著作1部。这一阶段主要侧重于知识普及、概念界定和有关行政强制具体制度的研究。其中, 应松年教授1998年发表的《论行政强制执行》一文, 在归纳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行政强制研究的任务和制度建设的思路, 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2. 第二阶段 (2000年至今) 。

2000年, 在青岛市举行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有关官员宣布, 正式接手《行政强制法》专家试拟稿, 启动《行政强制法》的起草工作。以此为界, 行政强制法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 三部有影响的著作

1.《行政强制研究》。

傅士成教授撰写的《行政强制研究》一书, 是最早研究行政强制的专门著作之一。该书从加强依法行政和保护人权的基本思路出发, 应用法哲学理论、宪政理论和行政法学理论, 选择“行政强制的一般法理解说”“行政强制的基本理论问题”“行政强制设定问题泛论”“行政强制执行论”“行政即时强制论”“行政强制措施论”“其他行政强制”“非诉讼行政执行论”和“行政强制比较研究”等9个专题, 对行政强制基本理论和行政强制行为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作者指出, 行政强制对于行政法制度的价值, 一方面体现在行政主体对于相对人行为的评判过程中;另一方面体现在行政行为受阻后其内容的强制实现上。作者把对行政强制的研究作为实现法律的一种方式来探讨, 在强调行政强制的同时, 主张发挥法律公正性的感召力、道德规范约束等非强制性因素的作用, 因而视野较为开阔, 也为一些学者所称道。

2.《行政强制》。

胡建淼教授主编的《行政强制》, 也是最早研究行政强制的专门著作之一。该书从行政强制的合理定位入手, 对行政强制的法理基础、行政强制制度的历史渊源、行政强制权、行政强制主体、行政强制的基本手段、行政强制的基本程序、行政强制的法律救济等问题, 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研究。作者根据立法规范行政强制的需要, 对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关系、行政即时强制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关系、行政先行执行行为的定位等问题, 进行了细致周到的辨析, 为行政强制立法规范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意见。

3.《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

余凌云教授的这本专著注重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 作者通过与德国、韩国即时强制理论和立法的比较, 辨析即时强制的概念和基本含义, 澄清即时强制与强制执行的区别和联系, 同时由于警察强制手段专业性内容的庞杂以及适用领域的特定性决定, 一般行政强制法至多只能对警察强制手段的依据、带有共性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做出规定, 细化的规定仍需要公安部制定实施细则来完成。这本专著是将行政法基本理论和部门行政法相结合, 并应用行政法基本理论推进部门行政法研究和专题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三) 相关重要论文和研究基地

尽管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已经取得了共识, 并为《行政强制法》 (草案) 所接受, 但准确划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无疑非常必要和重要。胡建淼教授2002年发表的《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边界划定》一文, 通过对中外行政强制制度及理论学说的比较研究, 在梳理、归纳、评判已有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基础行为 (确定义务的行政行为) 是否生效划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标准。同时, 胡建淼教授带领的“行政强制法的基本理论和实践”课题组, 于2001年12月完成课题并通过国家鉴定。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形成“行政强制法研究丛书”, 包括《行政强制法研究》《外国行政强制制度研究》《中外行政强制法研究资料》《中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4本书。该丛书对我国行政强制立法问题、外国行政强制制度、我国现行行政强制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拓展了行政强制的研究领域, 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 为行政强制立法提供了比较直接的支持。

除上述重要的著作和论文以外, 专题学术会议多, 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方法研究行政强制的论文多, 是第二阶段的重要特点。就发表的论文而言, 主要有两类论文必须提到:一是介绍域外行政强制理论和制度的论文增加。其中, 杨建顺教授对日本行政执行制度进行研究的论文, 详细介绍了日本代执行、强制征收、执行罚和直接强制在内的四种行政上的强制执行类型及作为强制手段的即时强制和行政调查, 作为确保行政上义务履行的其他手段的拒绝给付、行政罚、公布违法事实、课征金、加算税等手段, 是这个阶段研究域外行政强制制度的代表性论文。二是结合我国实际, 研究行政强制具体问题的论文增加, 尝试应用新方法研究行政强制的论文开始出现。如出现了研究行政强制的实体瑕疵和程序瑕疵的论文, 也出现了应用公共选择理论、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探讨行政强制原则的论文。

二、行政强制法具有争议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行政强制法》适用范围

有人认为《行政强制法》 (草案) 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不妥, 理由是:制定行政强制法就是为了有一部统一的行政强制法典来对全部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 (草案) 把行政应急措施或临时措施、金融业监管措施和进出境货物强制性技术监控措施, 排除在行政强制法之外, 不妥也不必要。因为一部行政强制法本来就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行政强制领域, 我们只需作原则规定, 具体实施细则可在单行法中解决, 况且, 行政应急措施或临时措施本身就应当包括在紧急强制之内。列举这几种排除情况难免挂一漏万, 同时也会造成立法更加混乱的状态, 为今后的立法和《行政强制法》的实施工作留下隐患。

(二) 行政强制的设定权

基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哪些可以设定行政强制的争议, 其背后实质反映出立法者与执法者对于行政强制权的不同理解。李援先生认为, 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应当收归法律。为了适应行政管理需要和情况变化, 可以由行政强制法有控制地赋予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决定采取临时性行政强制的权力, 并限制在即时强制的范围内。该观点的缺点在于行政实践中除了法律可作为执法的依据之外,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行政规章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均是执法依据, 实施法律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同样是行政机关不可推卸的职责, 这就会严重妨碍行政权的运作效果。胡建淼教授认为, 应该先对行政强制权按不同的标准划分成各种类别, 再按类别确定该种行政强制权到底归于何种规范性文件进行设定。法律可考虑将这些不同行政强制权的设定权分别授予不同规范性文件, 即各种行政强制权的获得必须有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授权, 其他规范性文件均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权。应松年教授认为, 涉及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强制应当由法律做出规定, 法规、规章以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应当设定行政强制行为。但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尚不完备, 完全由法律设定行政强制, 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因此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

(三)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体现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 是制定《行政强制法》必须首先考虑的要素。执行模式不同, 整部《行政强制法》所体现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结构安排与体系都将随之变化。行政强制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四条和第六十条对此也做出了规定, 第十四条体现了法院的介入, 第六十条体现了法院的退出, 这实际上打破了现有的法院裁定执行并参与到具体执行过程中去的做法。

综观世界各国立法, 共有三种模式:一是行政执行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当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法义务时, 由行政机关径直采取强制措施, 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而无须求助于司法机关。二是司法执行模式。这种模式把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司法机关, 当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法义务时, 行政机关本身并无强制执行权, 但可以请求司法机关用国家强制力保障所需行政状态的实现。三是行政、司法混合执行模式, 亦被称为折衷模式。这种模式并不一概否认司法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而仅赋予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权, 也不完全把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司法机关而排斥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而是主张当行政相对人不履行义务时, 行政机关既可以径直强制执行, 也可以申请司法机关执行, 但何时由行政机关执行, 何时由行政机关申请司法机关强制执行, 须由法律、法规明示。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属于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然而, 从实践中反馈回来的情况看, 我国这种以法院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模式的实际运转效果不太理想。因此,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与主流观点相反的观点:王学栋博士指出, 我国现行以法院为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当时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影响的结果, 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杨建顺教授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 (原则) , 行政机关自己强制执行为辅 (例外) ”体制的弊端。他认为, 一方面, 很多行政机关因没有法定强制执行权限而不得不诉诸法院, 大量的申请执行案件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 由于法院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通常只是采用形式审查, 而不是进行实质审查, 使得很多申请执行案件的审查流于形式, 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 而且在客观上使法院成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工具, 也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 行政强制法的价值重心定位

以效率优先还是以公平优先, 强调秩序抑或人权。立法价值定位的不准确必然导致执法中行政强制行为有悖立法初衷。正如信春鹰教授所言:“行政强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乱, 包括乱设行政强制和滥用行政强制, 侵害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软, 就是行政机关的强制手段不足, 执法不力, 对有些违法行为不能有效制止, 有些行政决定不能得到及时执行。”

三、结语

從《城規法》看“行政與立法” 篇11

《城規法》對於澳門不可缺位“後續反饋”對諮詢同樣不可缺位

據蔣朝陽副教授介紹，澳門原有涉及城市規劃相關的法律是散佈在包括《都市建設總章》、《土地法》在內的幾部法律中。長期以來，澳門相關的規劃建設又是以《都市建設總章程》為規劃管理的主要依據，缺乏城市規劃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大部分規劃均為政府內部的行政指引，對社會缺乏法律的約束力。換句話說，政府政策的改動是有可能的，並不穩定。所以，制定一部以城市規劃為核心的法律是顯得格外的有必要。加之，對於澳門開埠以來的城市建設區域規劃與佈局來說都是欠缺的，整體的佈局規劃顯得有些淩亂。這裡筆者也想說明，區域規劃與個體佈局是不同的。區域佈局是從城市整體而言。而城市規劃又是由空間、建築美學、文化、環境等等要素所組成。為了有法可依、也為了依法科學而建，一部具有系統性的《城規法》是澳門城市建設中所需要的。

其實，現時在立法會常設委員會中關於《城規法》的很多問題，早在2012年在運輸工務司向公眾所推出的草案中，就已經提出過了。政府公佈的資料有65份，共660條意見，前三位社會最關注議題分別是：立法意義、時程及諮詢方式；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的程序制度及執行監督。其中焦點問題就有10餘個，當然其中也包括“賠償問題”。意見收集後，需要一個整理、修改的過程的。在此之後的2012年諮詢總結文本相關意見怎麼處理沒有下文。按照邏輯來講，收集了意見後是應該從草案的條文來進行解決，也就是提出意見後進行修改後的條文，但是我們並沒看到修改過後的資料。

部門立法的模式

應避開閉門造法

根據《基本法》與《立法會議事規則》有權向特區立法會提出法案的，不僅有立法會議員還有特區政府。而關於議員立法提案權有這麼兩方面的規定：不涉及公共收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議案有立法醫院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的議案，在提案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而《城規法》正是基於此，由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的法案。至於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法案前的過程，蔣朝陽副教授向筆者介紹到：“現在澳門相關的程序是根據第224/2011號行政長官批示的《公共政策諮詢規範指引》來做的。首先，是看法案涉及內容是屬哪一個司、哪一個局的職責內，就先歸到其部門來牽頭負責。當初步起草後再交由司級法律顧問審閱。如無問題，呈致行政長官辦公室，由其交由法務部門進行法律上的潤色。法務部門工作完成之後再次返還回行政長官辦公室，交由行政會討論。行政會通過後，再交由立法會進行審議。”

蔣朝陽副教授這樣評價到“部門立法”的模式。“這樣的模式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容易偏離立法大原則和基本精神，也可能會導致草案和現有的法律法規矛盾。法律的起草是一個集思廣益的過程，因為參與起草的人少，非常容易導致考慮不周全的問題。要解決這個立法模式生成的問題，唯一的做法就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法律草擬部門。從實際上來說，特區面積並不大，有一個法律草擬部門就已經足夠了。目前，澳門特區政府也是朝著這個方向在努力。行政法務司下有一個法改局和法務局，承擔了特區比較重要的法律草擬工作，涉及到專業性比較強的法律起草工作，還是交給有關的部門來做。但是，交由哪個部門來做法律起草工作的標準，我們也是無從得知。”

統一的草擬機制如何構建？蔣朝陽副教授認為可以學習一下香港的設置。香港方面的法律草擬工作全部是交由是香港政府的“律政司”來完成。律政司裡面有400多名政府律師在工作，與其說是政府律師，不如說是他們是在政府裡工作的法律專業人員。

政府提案的質量高低

會影響立法會的效率的高低

特區政府向立法會的提案是否影響立法質量？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會有影響。用蔣朝陽副教授的話說，不能片面地認為政府立法法案質量高立法質量就高，也不能認為政府立法法案質量低，立法質量就低。只能說政府提案的質量高低會影響立法會的效率的高低。關於《城規法》的立法時間已經花了長達五年，還需要花多久的時間仍是未知。蔣朝陽副教授這樣認為：依據《基本法》，特區政府是有提案權的，這個提案質量的高低也關係著之後立法效率和立法的質量。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五年或者更長時間的立法過程是對這部法律來講是有利的，經過逐條的審議之後，達成共識的程度自然會很高，有利於這部法律的實施。

有人曾用“小劇場、大劇目”來形容澳門。確實如此，僅僅從一部法律的起草與審議就能看出。澳門雖小，但是立法的內容與程序依然不能有絲毫的馬虎，因為這直接關係到了澳門整體社會利益。《城規法》之所以耗時五年有餘，除了內容上的一些爭議以外，其他影響因素正是目前存在的立法模式——“部門立法”。社會的健康發展離不開良好的法制環境，而立法的模式正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社會各界除了有針對的對立法內容進行討論以外，更應該引起重視的是用怎樣的方式去立法。只有當程序上與內容上是一個科學合理的情況下，產生出來的法律才可以謂之為良法。

建立行政立法责任制度的初探 篇12

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看, 行政立法权虽然属于公权力, 但是它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利, 它与民众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如果行政立法权力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 极容易造成行政立法权力的滥用, 甚至沦落到公权力被异化为部门利益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的地步。届时, 不仅民众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 大量滥用行政立法权的现象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 更可能会引发社会的矛盾和动荡。

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 我国已经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法律规范可以说是相对完善的。我国《宪法》第5 条规定: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这条表明, 我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追究下位法与上位法冲突的法规条文, 以保证法制的尊严与权威。《宪法》第41 第3 款规定: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 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此规定表明, 我国在行政立法赔偿方面是具有宪法依据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公民的权益, 公民是有权取得相应的赔偿的。

二、建立行政立法责任制度之困境

我国行政立法责任构建的困境主要是由制度设计存在缺陷造成的, 制度设计出现了严重的实践瓶颈, 导致行政立法责任制度迟迟无法建立起来。

困境一: 缺乏专门的审查机构。目前我国还没有设立专门的行政立法侵权案件审查机构, 上级行政机关和权力机关原则上都可以对行政立法进行审查, 但是由于其本身要履行一定的法定职责, 加之对行政立法的审查又缺乏专业性和归责责任, 自然而然地不能够侧重于行政立法的审查。另外, 由于缺乏专业的审查机构, 相应配套的审查程序当然也不完善。这其中包括: 审查的主体、对象、范围、期限、标准、结果的公开与否、法律责任等等。审查机构与审查程序的缺失, 使审查具有随意性, 审查结果缺乏说服力。

困境二: 行政立法赔偿及相关救济制度的缺乏。有权利必有救济, 没有救济的法律制度无疑是不完善的。民众启动行政立法责任的追究程序, 就是为了获得相应的赔偿。如果行政立法责任的承担方式中没有行政赔偿, 不仅会造成民众得不到实际救济, 也会使法律变成停留在形式化的规则。法律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突破行政立法责任困境的路径选择

首先, 要将权力关在笼子里, 实现对行政立法权力的制约, 简言之, 就是要优化正在运行的上级行政机关监督和权力机关监督模式。一是设立专业的审查机构, 明确其审查权力和审查责任, 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的审查程序。行政立法是专业性强的法律活动, 缺乏专门的审查机构, 很难保证审查结果的正确性和审查工作的效率。审查工作严格遵循一定的程序规则, 自觉接受监督并且对审查结果承担责任。二是积极调动利益相关方启动审查程序, 赋予更广泛的主体以启动权利。为了有效降低行政立法侵权现象的发生, 必须保证审查程序顺利启动。三是促进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三方协同审查, 弥补审查中易出现的程序漏洞问题, 形成衔接紧密、沟通顺畅的审查合力。

其次, 有必要建立健全行政立法赔偿制度。有权利必有救济是一条亘古不变的法学定律。民众只有行使权利的自由, 而当权利受到侵犯时却寻找不到救济的途径, 这无疑是对权利拥有者最大的讽刺。只有为民众提供便利的救济途径, 使他们能够及时获得相应的赔偿, 才能够调动他们启动行政立法责任追究机制的积极性, 并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驱动下, 完成行政立法责任追究的全程参与。

虽然目前在建立行政立法责任制度的过程中遭遇了许多瓶颈, 但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倡导的权责统一、必有救济为我们树立了克服困难的理念。坚定的理想信念必然催生强大的前进动力。然而, 罗马不是一天建立的, 行政立法责任制度本身的系统性、庞杂性决定了它的构建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既然涵盖了方方面面的内容分类, 就意味着必须全面开展行政立法责任问题的研究, 并进行充分的论证与分析, 才能确保科学合理、公平公正、操作性强的行政立法责任制度的构建, 切实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 有效制约行政立法权, 从而真正实现行政法治。

摘要：由于种种原因, 行政立法责任制度在我国尚未建立。有权必有责, 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内涵。行政立法侵权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 正是缺乏对行政立法权力的有效制约的后果。为此, 建立行政立法责任制度是必须为之, 更是大势所趋。

关键词：行政立法责任,必要性,困境构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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