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地结构（共9篇）
用地结构 篇1
摘要：以昆明市为研究区域,基于系统论思想构建城市协调发展评价体,采用比较分析法、person相关分析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系数、偏差系数法对昆明市2000—2010年城市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的动态变化及其耦合关系进行了综合研究。结果表明:昆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之间经历了非同步变化后逐渐步入同步变化的轨迹,两者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性。从短期看,昆明市用地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产业结构变化与城市用地结构变化间不存在因果性关系,即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有机耦合状态并不显著。在现阶段发展中,昆明市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用地结构变化,两者间还未达到耦合协调的发展状态。
关键词：产业结构,用地结构,关联性,格兰杰因果检验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高速增长的发展需求与匮乏的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根据现代经济学研究观点,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导,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也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1]。土地作为国民经济建设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产业结构调整在空间结构上的具体落实,其用地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质态变化的先导反应[2]。鉴于两者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学术界对两者变化机理与关联性研究愈发深入: 鲁春阳综合运用比例变化指数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重庆城市用地结构和产业结构间的耦合状况进行了探究[1]; 李江、郭庆胜则运用信息熵法对城市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状况进行了分析[3]; 靳瑞萍则选取人均建设用地、人均GDP等指标从用地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态势和变化率两方面分析了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间的相关关系[4]; 还有部分学者运用面板数据,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构建区位熵等方法进行了研究探索[5,6,7,8,9,10,11,12,13,14,15]。
本文通过搜集和整理2000—2010年昆明市的产业GDP和土地类型变化数据,综合考虑两者间的时空关系,运用比较分析法、person相关分析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系数对昆明市产业结构演进与用地结构的相关性进行了综合探究,运用偏差系数法对昆明市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的“同步”与“错位”状况进行了分析,最后结合现昆明市实际发展状况对昆明市城市化建设中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 1 研究区域
昆明市地处云贵高原西部,是云南省省会城市,总体地势由北向南呈阶梯状逐渐降低,中部较高,东西两侧较低,以湖盆岩溶高原地貌及红色山原地貌为主,海拔1500—2800m。昆明市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东、南欧、非洲的前沿和门户,具有东面连接贵州和广西,可直通沿海城市; 北面经过四川、重庆可挺进中原; 往南可到越南、老挝、泰国和柬埔寨; 西面则与接缅甸接壤,可连通印度和巴基斯坦,具有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
2. 2 研究方法
本文以昆明市为研究区域,分别选取2000—2010年昆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GDP数据和包括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公共设施用地、绿地和特殊用地在内的9种用地类型的面积数据作为昆明市产业机构演进与用地结构变化的研究依据[16]。通过对两者变化情况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其变化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为了进一步界定和探究两者间的关联性及相互影响机制,本文将研究对象纳入一个向量自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对昆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变化的协整分析表明,昆明市产业结构演进与用地结构变化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2000—2010年昆明市产业结构演进与用地结构变化这种相关关系较显著。在此基础上,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两者间因果关系的分析表明,在近十年的发展中,昆明市用地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昆明市产业结构变化同城市用地结构变化间不存在因果性关系,说明昆明市在现阶段的发展中其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间未形成良性的互动和耦合,产业结构变化明显滞后于城市土地利用结构。
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法,我们进一步考察了昆明市用地结构及产业结构两个因子分别受到自身和对方的冲击时产生的反应。计算结果表明,十年内昆明市用地结构变化受自身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冲击影响较大,而产业结构变化则较平稳,受其他因子干预程度较小。本文采用偏离系数法在对昆明市产业结构演进与用地结构变化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两者间的发展协调度分析,并依据分析结果结合昆明市实际情况对其城市科学发展提出了建议。
2. 3 数据来源
本文参考的相关统计数据来源于2000—2010年《云南省统计年鉴》、《昆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3 比较分析
3. 1 昆明市产业结构演变分析
通过对昆明市2000—2010年GDP构成比重变化( 图1) 分析可知,昆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GDP比重在十年中整体上呈现稳中有升、逐年交替上升的趋势。其中,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由2000年的47. 1% 变化到2010年的46. 27% ,变化幅度较小;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2000年的44. 7% 变化为2010年的48. 4% ,变化幅度最大。其次,从产业GDP结构图中可见,在近年的发展中第三产业逐步成为昆明市的支柱产业,自2005年起产业GDP在昆明市总GDP中占据最大的比重。近年来,昆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GDP总份额持续达到九成,说明昆明市正处于城市经济转型的强劲发展阶段。
3. 2 昆明市用地结构演变分析
本文选取昆明市9大城市用地类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2000—2010年的用地类型变化情况进行了综合探究,用以分析昆明市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在11年时间,昆明市城市建设土地类型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整体上来看,昆明市城市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变化幅度较大。其中,昆明市居住用地从2000年的33. 9% 增长到2010年的51. 3% ,工业用地从2000年的15. 6% 增加到2010年的17. 6%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从2000年的2. 9% 增加到2010年的10. 1% 。昆明市城市绿地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公共设施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所占的比率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绿地用地的比重下降最显著,由2000年的6. 9% 下降到2010年的2. 69% ,道路广场用地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6. 22%下降到2010年的3. 37% ,其他的土地利用类型则在2000年的基础上出现较小的增减交替变化,具体的变化数据见表1。
通过对昆明市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变化情况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两者在发展变化趋势上呈现出某种相关关系。即随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GDP份额总体上增加,城市工业用地、对外交通用地和居住用地面积也有显著增加。
4 昆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关联性分析
4. 1 基于 SPSS 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深入探究昆明市2000—2010年产业结构与城市用地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采用person相关法对两者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进行初步判断。以昆明市三大产业结构比重和各土地利用类型比重作为研究指标,分别用C1、C2、C3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用D1、D2、D3、D4、D5、D6、D7、D8、D9分别表示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公共设施用地、绿地和特殊用地占总面积的比重,得到相关系数矩阵( 表2) 。
运用SPSS19. 0软件中描述变量相关性的person运算分析昆明市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趋势的相关程度,得到两者的相关系数矩阵表( 表3) 。表3表明: 昆明市第二产业产值与居住用地、市政公共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呈正相关,且市政公共设施用地的显著性水平极高; 第三产业产值则与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市政公共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具有显著正相关趋势,这进一步说明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间确实存在相关关系。
注: **表示在 0.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 05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4. 2 基于 EVIEWS 的相关性分析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运用SPSS19. 0软件对数据的person分析,我们发现2000—2010年昆明市产业结构演进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和厘清两者间的相关性及影响路径,讨论两者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我们选取产业产值变化率和用地结构变化率两个指标,将数据录入Eviews7. 2软件[17],在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后的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注: T 为用地结构变化率; G 为产业产值变化率。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计算结果表明,在滞后期为1时,拒绝了用地结构不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即用地结构变化推动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但产业结构变化不是用地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样,在滞后期为2时,检验结果拒绝了用地结构不是产业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而接受产业结构变化不是用地结构变化原因的原假设。可见,在短期内昆明市产业结构和城市用地结构之间未出现互为因果的关系特征,说明在现阶段的发展中,昆明市的产业结构演进和土地利用结构间还未形成良性的互动和耦合关系,产业结构的变化明显滞后于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脉冲响应分析: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昆明市产业结构演进与用地结构变化间因果关系及关联方向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究两者间的影响机制,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脉冲响应系数来考察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间当一方受到另一方冲击时出现的反应; 将昆明市近十年产业结构演进及其用地结构变化相关数据在Eviews7. 2中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在得到的自然对数序列上建立VAR模型。通过对该模型的所有单位根进行检验,我们发现所有根模的倒数都位于一单位圆内( 图2) ,说明我们建立的模型具有稳定性,可保证脉冲函数结果的有效性。
我们分别给产业结构变化及用地结构变化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即两个系统变化的随机扰动项分别变化了一个标准差,从而使其增长出现了波动,得到相应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见图3。
图3中横轴表示受到冲击作用的相应期数( 年) ,纵轴表示各变量的变化百分比,实线代表脉冲响应函数即因子受到波动后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的标准差偏离带。
从图3可见,产业结构变化率与用地结构变化率在经历了彼此及自身的一个增长时所受到影响的动态轨迹。由第一幅图( 按从左至右的顺序) 可看出一个正向的产业增量对其自身的影响大约持续5—7期,其中在前三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总体呈快速持续下降趋势,在第三期后逐渐进入较平稳状态,波动不大; 当用地结构变化率突然出现一个百分点的增加时,导致产业结构变化率在滞后一期后的第二期开始上升,并在第三期达到最大,变化率达到0. 25% ,而此后影响效应逐步减弱,从第七期开始趋于消失; 从第三幅图来看,随着被给予一个土地利用率的增量,产业结构变化率从第一期开始发生变化,所受影响一直持续,在经历了一、二期的快速下降后的三四期下降减缓,此后下降幅度逐步趋于平缓; 而第四幅图则表明在经历了土地利用率给自身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其土地利用率内部呈现波浪式变化,在经历了一、二期的快速下降,三、四期的快速上升及第五期的再次下降后其波动逐渐趋于平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以上分析表明,用地结构变化率对产业结构变化率带来的冲击反应出现时滞,在滞后一期后开始反应并在第三期达到最大值,总体上产业结构变化率的提高对自身及土地结构变化率产生正向影响,且持续时间较长; 同样,土地利用变化率的正冲击对其自身和产业结构变化率虽然有着较短时间的起伏变化,但总体上也产生了正向影响。这充分说明用地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具有相互推动的作用,只有当两者达到协调耦合的理想状态时,现代化建设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5 协调性分析
2000—2010年,昆明市的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地变化。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对昆明市实际情况做出研究分析,本文选取作为衡量结构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结构变化来评价昆明市产业结构发展及用地结构变化的协调性。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Di表示结构变化率,G0表示基期结构,Gt表示t期结构,n指的是几种类型。根据公式计算2000—2010年昆明市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的变化程度,用偏差系数对两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见表5。
2000—2010年昆明市产业结构变化率的计算结果表明,昆明市产业结构变化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变化趋势不断增加,说明昆明市城市正处于一个产业结构调节发展期; 而2000—2010年昆明市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率的计算表明,昆明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率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从2007年开始变化幅度突然变大,整个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率波动都较大。
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偏差系数是用来表示产业结构变化率与用地结构变化率之差的绝对值,偏差系数的大小是用来描述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差距的指标。偏差系数越大,表明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的差距越大。从表5可以看出,昆明市产业结构偏差系数从2000年的0. 24% 快速增加到2010年的44.95% ,说明在2000—2010年间昆明市城市用地结构变化的速度较快,产业结构的变化速度较慢,产业结构变化相较于用地结构变化具有滞后性。
6 结论与建议
6. 1 结论
研究表明,2000—2010年昆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昆明市城市发展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且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大于第二产业,说明现阶段昆明市产业发展总体进入较为科学的高水平阶段。以2000年为基期,用结构变化率和偏差系数综合研究了昆明市产业结构和城市用地结构的变化相关情况,发现昆明市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率远远大于其产业结构变化的变化率,相对于城市用地的快速城市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滞后性,两者的城市化发展速率出现偏差;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表明,在短期内昆明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格兰杰原因,但昆明市产业结构变化和城市用地结构变化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说明在现阶段昆明市的产业结构与城市用地结构之间还未达到协调和耦合。
6. 2 建议
现阶段昆明市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城市用地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与城市用地结构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耦合关系。因此,昆明市应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应更加注重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在遵循产业演进规律并结合市场客观要求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和市场调控机制对不同区位的土地征用不同的土地使用税,以此来引导产业的合理选址和城市规划; 同时,决策者应重视规划的综合效益及可行性,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适应市场变化和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对土地结构变化的冲击,通过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式加快城市建设,力争达到城市产业结构和用地结构的耦合协调发展。
用地结构 篇2
李春莹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非农建设用地逐年递增，城镇规模在不断扩张。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同时人们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利用，加剧了中国的土地资源利用的矛盾，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如何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保护好应该保护的稀缺的土地资源，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当今社会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关键词】：城乡用地 结构和布局 优化 对策
西咸一体化
这是两座直线距离仅为25公里的千年古都。一座是八水相绕的灵秀之地——西安，一座是山水俱阳的中国第一帝都——咸阳。2002年12月28日在西安签订的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协议，被专家认为是陕西经济发展史上观念突破、体制创新的里程碑式重大事件。西咸一体化率先破题于2006年9月15日，这一天，西咸之间多年的电话走完“长途”，两市通过电话并网展开一体化进程。
《西咸一体化规划》主要内容(未来12年建设规划实施内容）
西咸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未来西安将建成面向国际的中国西部航空枢纽、国内重要的公路和铁路交通枢纽、西部最大的物流中心。构筑以航空、铁路、高速公路为骨架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城市交通形成环路加辐射加轨道交通的结构。
规划在实现两市路网对接、完善区域交通的基础上，建设西安四环线，新增西咸北环线省级高速公路。西安四环线线路走向的位置为：北线与现状机场东线重合，并向东延伸至新筑；东线从新筑东侧向南经洪庆到引镇；南线从引镇向西经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常宁宫至户县沣京工业园区；西线从户县向北与咸阳市西二环相接后与北线连接。西咸北环线省级高速公路：连接渭南—高陵—泾阳—礼泉—兴平—户县。西安市城区分区规划详细方案出台 建
设用地细化提要：西安市城区分区规划的详细方案出台，广大市民可根据规划详细了解各城区未来发展方向和自己所生活、工作的区域将如何建设。
城市规划网9月16日消息：记者昨日获悉，西安市城区分区规划的详细方案出台，广大市民可根据规划详细了解各城区未来发展方向和自己所生活、工作的区域将如何建设。据了解，此次分区规划从各区实际出发，对九个分区的城市建设用地进行细化，统筹安排和完善各区域内的道路交通、文物古迹保护、绿地系统、公共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
碑林区：以科研文教、旅游、商贸为主导产业，目标是建成具有良好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西安市主城区的功能区之一。建设文艺路演艺基地，形成市级文化娱乐中心。旧城区原则上不再建设成片的住宅区，降低建设密度，行政职能逐步外迁，旧城区功能主要以旅游和商贸为主。
新城区：以商贸业、旅游业、高新产业及科教为支柱，以大明宫遗址保护区建设为契机，力争建成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生态环境优美、空间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的新型城市中心区。莲湖区：力求建成现代装备制造业、服务业、旅游文化业为一体的、保持古城风貌的商业和居住的综合区。呈“三心”、“四轴”、“七片”区的发展模式。老城区为城市商业区，定位为市级商业副中心的土门商业中心与老城区形成商业主轴线。依托玉祥门和西门形成环城西路休闲商务中心。
未央区：西安市主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建成以居住、教育、工业、物流、文物和生态保护功能为主的现代化城市新区。划分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浐灞生态区、大明宫新区、草滩文教区、铁路北客站门户区、西咸共建区、六村堡空港区、行政商务区、未央湖度假区、汉城古遗址保护区、阿房宫古遗址保护区等11个功能分区。
雁塔区：建设目标为科研文教、商贸、居住、文化旅游为主的社会经济繁荣、人文环境荟萃、生态环境和谐的新型城区。北部为商贸旅游服务区，东南部结合曲江新城和杜陵保护区发展为旅游生态度假区，南部为文教科研区，西南部为高新技术产业区，西北部为居住和无污染产业的综合新区。
灞桥区：力求建设西安东部新区、宜居新地、商贸新都、物流之都、人文生态新灞桥。区域职能包括居住、生态旅游、商贸、文化娱乐、物流、高新技术产业等。
临潼区：发挥优势建设以自然风景、历史文化及文物旅游为特征的现代化国际旅游名区。区内分为骊山、代王、新丰、新区、代新工业园、唐文化组团等6个组团。
长安区：定位是科教文化中心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生态民俗旅游度假区，力求建成环境优美的现代化科教文化旅游型城区，并重点发展商贸、旅游服务、金融等第三产业，成为市区的金融商贸副中心区、文化娱乐旺区、科教培训基地；与雁塔、碑林、莲湖、新城一起共同构成全市的城市中心。
阎良区：根据西安市总体规划市域城镇体系确定为———阎良航空科技城。形成“四区、五轴、两带”的城市用地布局结构。四区：即生活商务、航空工业建成区、航空科研区、航空产业配套区。五轴：即由迎宾大道、振兴路、人民路、关中环线和北部规划路形成的5条城市主轴线。两带：即由西禹高速、西韩铁路线沿线防护绿化形成的绿带。
用地结构 篇3
【关键词】城市用地布局；道路网布局；因地制宜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7.2.2条规定：城市道路网的形式和布局，应根据土地使用、客货交通源和集散点的分布、交通流量流向，并结合地形、地物、河流走向、铁路布局和原有道路系统，因地制宜地确定。在规划项目实际编制过程中，如何真正做到城市道路网布局与城市用地布局相协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笔者就对城市道路网布局与城市用地布局之间的关系认识，谈谈城市道路网布局规划如何与城市用地布局规划相协调。
1、城市用地布局
城市用地布局是城市土地利用結构的空间组织及其形式和状态。城市规划不仅要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而且要创造优美的城市形态、结构。同时，城市空间布局也是一项艺术创造活动。因此，在选择城市用地时，要充分利用好城市独特的自然环境，创造出城市的特色。例如，对用地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名胜古迹、花草林木、有保留价值的建筑等进行分析，以便组织到城市总体艺术布局中去。同时还要讲究城市美学，做好城市设计，探索适宜于本城市性质、规模的城市艺术风貌。在轴线上要组织布置好主要建筑群的广场和干道，使之具有严谨的空间规律。
城市用地布局有多种空间结构形态，最基本的形态可分为集中式和分散式两种。集中式又可分为单中心块聚式和多中心组团式；分散式又可分为带状、星状、放射状和环状等。采取何种布局形态，需根据各地区的地理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类城镇的性质与规模等进行具体的论证。
2、城市道路网布局
城市道路系统指城市范围内由连接城市各部分的不同功能等级的所有道路、各种形式的交叉口、广场和停车设施等以一定方式组成的有机整体，是交通活动的通道或场所。
城市道路既是交通规划的主脉，又是城市总体布局的骨架。城市道路网络担负着各种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以及地面有轨交通的运行，其网络布局是否合理，关系到城市布局和城市交通的大局。道路系统一旦确定，将随着时间长期延续下去，即使遇到自然灾害或战争的破坏，在恢复和重建城市时，也较难改变，将对城市产生深远的影响。影响城市道路系统布局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城市在区域中的位置（城市外部交通联系和自然地理条件）；城市用地布局形态（城市骨架关系）；城市交通运输系统（市内交通联系）。
城市道路网络布局类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方格形道路网、方格环行放射式道路网、环形放射式道路网、线形（或带形）道路网、交通走廊式道路网、手指式道路网与星状放射式道路网等。
3、城市道路网布局与城市用地布局的关系
3.1城市各级道路网对应的用地布局结构
3.1.1快速路网
快速路网主要为城市组团间的中、长距离交通和连接高速公路的交通服务，宜布置在城市组团间的隔离绿地中，以保证其快速和交通畅通。快速路基本围合一个城市组团，因而其间距要依城市布局结构中城市组团的大小不同而定。
3.1.2城市主干路网
城市主干路网是遍及全市城区的路网，主要为城市组团间和组团内的主要交通流量、流向上的中、长距离交通服务。为适应现代化城市交通机动化发展的需要，要在城市中布置疏通性的城市交通性主干路网，作为疏通城市交通的主要通道及与快速路相连接的主要常速道路。城市交通性主干道大致围合一个城市片区（分组团），其他城市主干路（包括生活性主干路和集散性主干路）大致围合一个居住区的规模。
3.1.3城市次干路网
城市次干路网是城市组团内的路网（在组团内成网），与城市主干路网一起构成城市的基本骨架和城市路网的基本形态，主要为组团内的中、短距离交通服务。城市次干路大致围合一个居住小区的规模。
3.1.4城市支路网
城市支路是城市地段内根据用地细部安排所产生的交通需求而划定的道路，应在详细规划中安排，在城市的局部地段（如商业区、按街坊布置的居住区）可能成网，而在城市组团和整个城区中不可能成网。因而，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不能予以规划。在详细规划中，城市支路的间距主要依照用地划分而定。
3.2城市用地布局形态与城市道路网布局关系密切
一方面，城市用地布局形态是否合理，主要体现在城市各功能部分的组合与构成的关系；城市用地布局结构能否适应发展要求，城市布局结构形态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是否会在空间扩展过程中出现结构性的障碍等；城市用地结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体现在城市交通系统结构的协调布局上，包括铁路、公路、水道、港口及空港等站场及线路的分布对城市用地结构形态的影响。
另一方面，城市道路网布局是否合理，不仅要求道路网系统是否能满足城市交通运输的要求，同时还要满足组织城市用地布局的“骨架”要求，因为城市各级道路是划分城市各分区、组团、各类城市用地的分界线，同时城市各级道路是联系城市各分区、组团、各类城市用地的通道。道路选线应与城市绿地系统和主要建筑物相配合，形成城市的“景观骨架”。
城市用地布局形态与城市道路网布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4、结语
城市用地布局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用地形状。有什么样的用地形状，就会有什么样的路网格局。山城与小城、平原与丘陵上的城市路网布局总有很大差异。在规划城市道路系统时，要因地制宜，不要拘于形式，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要与城市用地布局相协调，这样才会有千姿百态能满足城市交通运输需求的道路网系统，同时也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
参考文献
[1]李朝阳.现代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城市规划原理（试用版）.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
[3]城市规划资料集第10分册-城市交通与城市道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简介
用地结构 篇4
多自由度体系由于影响因素复杂,其R—μ规律研究成果相对甚少,而是从概念上认为从单自由度体系所得的R—μ规律在基本趋势上适用于多自由度体系。由于目前对多自由度体系R—μ规律研究成果不成熟,国外抗震设计规范对实际多自由度体系的抗震设计思路是借鉴单自由度体系的R—μ规律研究成果及震害经验,提出了3档不同的地震力调节系数和与之对应的延性等级的可选择方案。而我国GB 50011-200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在地震力调节系数R(R=2.86)取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于特定结构类型的结构,不论设计地震作用是否对结构设计起控制作用,通过抗震等级规定对结构取用的抗震措施的严格程度随着设防烈度区降低而逐渐减弱的趋势,这一做法明显与国外规范采用的R—μ规律是不协调的。
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结构超强程度随结构类型、设防分区、设计延性等级、结构高度(或结构周期)的变化表现出较大的离散性。IBC 2003[2]对不同延性等级的同类型结构采用了相同的超强系数;而NBCC 2005对不同延性等级的同类型结构采用了不同的超强系数;NZS 4203(1992年)对所有延性等级的所有结构都采用了同样的超强系数。
如何真实评价我国规范体系下,实际结构在结构类型、设防烈度、抗震等级等因素下结构的超强程度,可以通过各类抗震结构的非弹性动力反应分析或结构试验来进一步研究。
1 结构分析模型
文中以我国9度区的3榀3跨6层钢筋混凝土框架为分析对象,其几何特征如图1所示,混凝土强度等级均为C30,梁、柱纵筋采用HRB335级,箍筋采用HRB235级钢筋。分别取相当于该设防烈度区设防地震1/2.5,1/3.25和1/4.0(即地震力调节系数R分别取2.5,3.25和4.0)的3个地震作用水准作为水平地震力,用其与竖向荷载作用的组合内力完成梁、柱控制截面的配筋设计。框架构件尺寸是以接近9度区多遇地震标准组合水准下的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或柱轴压比限值条件来确定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除顶层柱外,文中边柱截面设计时对轴压比小于0.15的柱仍考虑了强柱弱梁措施。
2 地震运动输入
对3个结构输入6条相同的地面运动记录,其中包括常用的El Centro和Taft,1条用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ARMA模型)生成的人造地面运动ACC5,以及采用“双频段选波方案”选出与《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设计反应谱相适应的3条来自Berkley波库的实际地面运动USA00106波,USA02153波和USA02619波。各条地震波的最大峰值加速度采用Housner平均速度谱强度标定方法进行标定,采用的周期区间为[0.1,2.5] s,表达式为:
其中,SV(T,ζ)为速度反应谱;T为结构自振周期;ζ为阻尼比,一般取0.05。
3 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反应特征
采用基于杆系单分量模型的拟三维非弹性地震反应分析程序FW-EPA,对结构进行地面运动强度逐渐增大的动力推覆分析,直至结构达到预定的失效水准。判断结构失效的标准为以下任一条件:1)结构某层形成了层侧移机构,且该层弹塑性层间位移角达到或超过了2%;2)结构虽然没有形成层侧移机构,但该层弹塑性层间位移角达到或超过了3%。
动力推覆分析过程中记录的各强度水准下同一结构的基底剪力和顶点位移值见图2。图中每一个散点对应于某一强度水准的地面运动输入下,结构在整个时程中的最大基底剪力和最大顶点位移,然后根据各散点利用多项式拟合获得各图中的均值拟合曲线;下限能力曲线是将均值拟合曲线缩小一定比例并保证有90%的数据点位于下限曲线以上获得;上限能力曲线是直接从均值拟合曲线放大一定比例获得的,没有统一的保证率。理想弹塑性能力曲线的水平线Vy对应下限能力曲线的峰值基底剪力(即抗侧能力的下限),第一折线与下限能力曲线的交点对应的基底剪力为0.75Vy,即理想弹塑性能力曲线的初始刚度取对应于75%抗侧能力下限Vy处的割线刚度。图2中的R2为各散点图中的数据相关性系数。图3是在图2的基础上直接进行归一化得出的,其中结构超强Ωd是最大基底剪力Vb与设计基底剪力Vd的比值,顶点位移角θt是顶点位移Dt与结构高度H(均为24 m)的比值。
各拟合曲线对应的峰值基底剪力分别为基底剪力拟合均值、拟合下限值和拟合上限值,这些基底剪力对设计基底剪力进行归一化后得到超强系数的各拟合值。表1列出了设计基底剪力以及基底剪力和超强系数拟合值。
从图2,图3以及表2可以看出,地震力降低系数R越小,结构的设计基底剪力及结构失效时对应的基底剪力越大;3个结构失效时对应的超强水准均在1.5以上,差别不明显。若以拟合下限值作为结构的偏保守超强值,则这3个结构对应的超强值分别为1.75,1.66和1.69。
每个结构对应失效状态时转动最大的塑性铰的极限转动能力与对应的实际转角之间的比值都在2.0以上,这说明结构失效时对应的构件都未出现转动失效,各塑性铰的实际转角与其极限转动还有较大的差距,且柱相对梁具有更大的转动失效风险。
4 结语
文中对赋予不同地震作用水准进行设计的9度0.4g区的3跨6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非弹性动力反应分析表明:1)不同设计用地震作用水准进行设计的框架结构在地震作用下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超强,且超强值相近,超强程度受设计用地震作用水准的影响不大;2)严格按照我国规范设计的框架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超强下限值可达1.5以上。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完成的对比分析只是针对在大震水准下能形成较好梁铰的9度0.4g区框架结构,而实际结构在不同的结构类型、设防烈度、抗震等级等因素下的超强程度有待更全面分析和补充。
摘要：国外多数抗震设计规范对各种类型结构建议了3档延性等级和地震力调节系数的可选择方案,并考虑了不同程度的超强,通过对我国9度区3跨6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进行的非线性动力反应分析,结果表明,赋予不同屈服水准的框架结构具有相近的超强水准。
关键词：延性等级,超强,地震力调节系数,非线性动力反应分析,框架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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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E.Martinez-Rueda.Scaling procedure for natural accelerogramsbased on a system of spectrum intensity scales[J].EarthquakeSpectra,1998,14(1):135-152.
建设用地和农用地 篇5
问
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农用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以下简称《农用地标准》）《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以下简称《建设用地标准》），将从2018年8月1日起实施。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农用地标准》《建设用地标准》制修订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制修订《农用地标准》《建设用地标准》有什么背景和意义？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壤环境保护工作。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要求对农用地实施分类管理，保障农业生产环境安全；实施建设用地准入管理，防范人居环境风险。
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自1995年发布实施以来，在土壤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已不能满足当前土壤环境管理的需要。该标准一是不适应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需要；二是不适用于建设用地。
《农用地标准》《建设用地标准》的出台，将为开展农用地分类管理和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对于贯彻落实《土十条》，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问：《农用地标准》《建设用地标准》的名称为什么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答：《土十条》明确要求土壤污染防治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这个思路汲取了国外几十年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的经验和教训。为充分体现《土十条》风险管控的思路，《农用地标准》《建设用地标准》采用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名称。
问：《农用地标准》《建设用地标准》制修订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一是立足国情。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超越国情制定土壤标准。
二是问题导向。《农用地标准》充分考虑我国土壤环境的特点和土壤污染的基本特征，以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为主要目标，为农用地分类管理服务。《建设用地标准》落实“土十条”关于保障人居环境安全的要求，以保护人体健康为目标制定标准。
三是创新思路。《农用地标准》针对土壤污染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关系复杂的特点，根据划定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将农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的管理思路，创造性提出了两条线（即筛选值和管制值）的标准修订思路。《建设用地标准》根据我国国情，为防止滥用风险评估方法、随意放宽修复目标值，分别制定筛选值和管制值，对建设用地进行风险筛查和风险管制。
四是科学合理。充分利用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相关先进经验。
问：《农用地标准》与原《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比较，有什么变化？ 答：修订后的《农用地标准》与原《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有本质区别，不宜直接比较两者宽严。《农用地标准》遵循风险管控的思路，提出了风险筛选值和风险管制值的概念，不再是简单类似于水、空气环境质量标准的达标判定，而是用于风险筛查和分类。这更符合土壤环境管理的内在规律，更能科学合理指导农用地安全利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问：《农用地标准》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农用地标准》以保护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为主要目标，兼顾保护农作物生长和土壤生态的需要，分别制定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以及监测、实施和监督要求，适用于耕地土壤污染风险筛查和分类。园地和牧草地可参照执行。
问：《农用地标准》为什么分别规定了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两类限值？农用地土壤污染物超过《农用地标准》规定限值的，农产品质量就不安全吗？
答：《农用地标准》针对土壤污染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关系复杂性的特点，创造性提出了两条线（即筛选值和管制值）的标准修订思路。风险筛选值的基本内涵是：农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等于或者低于该值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作物生长或土壤生态环境的风险低，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对此类农用地，应切实加大保护力度。
风险管制值的基本内涵是：农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该值的，食用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等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高，且难以通过安全利用措施降低食用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等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对此类农用地用地，原则上应当采取禁止种植食用农产品、退耕还林等严格管控措施。农用地土壤污染物含量介于筛选值和管制值之间的，可能存在食用农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等风险。对此类农用地原则上应当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安全利用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土十条”要求将农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生态环境部联合农业农村部已制定发布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农用地具体类别划分将以《农用地标准》为基础，结合食用农产品协同监测结果确定。
问：《农用地标准》有关风险筛选值项目是怎么确定的？风险管制值的污染物项目为什么少于风险筛选值？
答：《农用地标准》风险筛选值共11个污染物项目，较《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增加一项污染物苯并[a]芘。其中，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从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角度，保留镉、汞、砷、铅、铬等5种重金属；从保护农作物生长的角度，保留铜、锌和镍等3种重金属。六六六和滴滴涕，自我国1983年禁止在农业生产中使用，以及分别在2014年和2009年基本全面禁止生产和使用以来，在农用地土壤中残留量已显著降低，基本不会成为影响稻米和小麦等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污染物，但保留六六
六、滴滴涕两项指标作为其他项目。此外，参考有关发达国家经验，增加苯并[a]芘指标作为其他项目。
从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角度，《农用地标准》只对镉、汞、砷、铅、铬等5种重金属制定风险管制值。
问：《农用地标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关标准是否具有可比性？ 答：目前，仅有少数国家和地区针对农用地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类标准，但各国和各地区相关标准的保护目标各不相同，有的是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有的是保护农作物生长（如防止减产），有的是兼顾保护人体健康和土壤生态；此外分析方法（特别是重金属）也存在差异。
《农用地标准》基于我国国情，创造性提出了两条线（即筛选值和管制值）的标准修订思路，总体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农用地的相关标准不具有可比性。
问：《建设用地标准》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建设用地标准》以人体健康为保护目标，规定了保护人体健康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适用于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风险筛查和风险管制。
问：《建设用地标准》中的土壤污染风险指什么？ 答：《建设用地标准》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是指建设用地上居住、工作人群长期暴露于土壤中污染物，因慢性毒性效应或致癌效应而对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
构成风险有三要素，污染源、暴露途径和受体（如人群）。比如土壤存在污染，如果采取隔离措施，人不接触，也就是说切断了暴露途径，那么土壤污染对人的健康风险消除或大大降低。
问：《建设用地标准》规定的两类建设用地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本标准主要根据保护对象暴露情况的不同，并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用地标准》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分为第一类用地和第二类用地。第一类用地，儿童和成人均存在长期暴露风险，主要是居住用地。考虑到社会敏感性，将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中小学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和社会福利设施用地，公园绿地中的社区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也列入第一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主要是成人存在长期暴露风险。主要是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等。
城市建设用地之外的建设用地可参照上述类别划分。
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第一类用地的，适用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规划用途为第二类用地的，适用第二类用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规划用途不明确的，适用于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问：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建设用地标准》风险筛选值的，都要治理修复或风险管控吗？
答：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建设用地标准》风险筛选值的不一定都要治理修复或风险管控。
风险筛选值的基本内涵是：在特定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中污染物含量等于或低于该值的，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以忽略。超过该值的，对人体健康可能存在风险，应当开展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确定具体污染范围和风险水平；并结合规划用途，判断是否需要开展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风险管制值基本内涵是：在特定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该限值的，对人体健康通常存在不可接受风险，需要开展修复或风险管控行动。
问：建设用地若需采取修复措施，其修复目标应当如何确定？筛选值和管制值是修复目标值吗？
答：筛选值和管制值不是修复目标值。建设用地若需采取修复措施，其修复目标应当依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等标准及相关技术要求确定，且应当低于风险管制值。
问：《建设用地标准》中污染物项目是如何确定的？
答：本标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总结了北京、上海、浙江、重庆等地方经验，确定了85项污染物指标，基本涵盖了重点行业污染地块中检出率较高、毒性较强的污染物。综合平衡管理需求，《建设用地标准》将污染物清单区分为基本项目（必测项目）和其他项目（选测项目）。
《建设用地标准》未考虑主要影响地下水的污染物，如氨氮、氟化物、甲基叔丁基醚（MTBE）、苯酚等。有关保护地下水的土壤标准另行制定。此外，一些毒性较小，推导的筛选值数值很高、现实中很少出现超标情况的污染物，如蒽、荧蒽、芴等多环芳烃指标以及锌、锡等金属指标也未纳入。
问：疑似污染地块应当测试哪些污染物指标？
答：土壤中污染物的检测项目原则上应当根据保守原则确定。疑似污染地块内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及其在环境中转化或降解产物均应当考虑纳入检测范畴。漏检污染项目可能发现不了污染，造成误判。
根据《建设用地标准》，疑似污染地块应当测试的污染物指标包括：一是《建设用地标准》中所列基本项目，共45种。二是依据《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及相关技术规定确定的污染物，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建设用地标准》其他项目中所列的污染物。
问：《建设用地标准》未规定的污染物项目，如何筛查和评估风险？ 答：参照国际惯例，《建设用地标准》明确：本标准未列入的污染物项目，可依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等标准及相关技术规定开展风险评估，推导特定污染物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问：《建设用地标准》与发达国家标准相比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答：《建设用地标准》中污染物项目取值是根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规定的关于人体健康的风险评估方法计算得出，并参考发达国家的具有可比性的标准，结合我国国情，优化调整后确定。《建设用地标准》85项指标，筛选值定值与国际相关标准值的平均水平相当，管制值原则上高于大部分国家筛选值或类似标准值的定值。
问：重金属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有的背景值甚至非常高。《建设用地标准》对此类建设用地如何考虑 ？
答：借鉴国际经验，《建设用地标准》规定：具体地块土壤中污染物检测含量超过筛选值，但等于或者低于土壤环境背景值水平的，不纳入污染地块管理。
土壤环境背景值，指基于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的统计值。通常以土壤环境背景含量的某一分位值表示。其中土壤环境背景含量是指在一定时间条件下，仅受地球化学过程和非点源输入影响的土壤中元素或化合物的含量。
问：《农用地标准》《建设用地标准》的制定是否考虑了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
答：土壤中污染物的有效性问题在科学上极为复杂。少数国家在制定农用地土壤相关标准时，对有效性问题有所考虑；各国在制定建设用地土壤标准时，基于保守原则，通常未予以考虑。
我国《农用地标准》按不同pH分档制定标准，已对重金属的有效性进行了适当考虑。《建设用地标准》未考虑有效性问题。
问：《农用地标准》与《建设用地标准》中相同的污染物，标准值为什么不一样？
答：《建设用地标准》主要是基于保护人体健康，制定相关标准值，而农用地风险管控标准主要基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制定相关标准值。二者保护目标不一样，相关标准值推导方法不一样，不具有可比性。
问：《农用地标准》与《建设用地标准》有关重金属的测试方法为什么沿用四酸法进行前处理的测试方法？
答：四酸法指采用盐酸-硝酸-氢氟酸-高氯酸全分解的方法，彻底破坏土壤的矿物晶格，能够提取土壤中所有重金属。因晶格内的重金属在可预见的环境过程中不会释放到环境中去，对于重金属风险评估而言，采用四酸法进行前处理的测试方法相对偏保守。
王水法能够提取除晶格外的所有重金属，更能客观反映重金属的土壤污染风险，符合《农用地标准》与《建设用地标准》的定位和功能，也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但鉴于目前我国土壤重金属测试，利用四酸法进行前处理的测试方法比较常用，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较完备，对于现行监测标准中两种方法体系都存在的污染物，包括镉、铜、铅、镍等，现阶段《农用地标准》与《建设用地标准》仍沿用四酸法进行前处理的测试方法。
来源：生态环境部
关于发布《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等两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公告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土壤环境质量，管控土壤污染风险，现批准《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等两项标准为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由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废止。
特此公告。
(此公告业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田世宏会签)
生态环境部
2018年6月22日
用地结构 篇6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城市蔓延、侵吞农地为代价, 给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 当前, 我国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仍面临诸多问题。1999年到2011年,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张115.96%, 全国非农业人口仅仅增长50%, 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高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急剧扩张的同时,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强度较低。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威胁我国粮食安全。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的关系, 探究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变化的特征和规律, 对我国的土地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有不少研究关注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特征和规律。研究尺度涉及全国、区 (省) 域和城市, 由于研究时期及尺度的不同, 建设用地的扩张各有特点[1,2,3,4], 多数分析发现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有一定区域性和阶段性差异;随着经济发展, 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由快变慢是比较普遍的趋势。从现有文献看, 针对个体城市的研究最多, 对全国层面的研究较少, 并且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方面, 对结构和利用强度变化的研究不多。基于此, 本文采用全国层面时间序列数据, 研究我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利用强度的变化特征。
1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采用的实证分析数据为我国1999年到2011年全国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城市建设用地及内部各种功能性用地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二三产业增加值、消费者价格指数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对研究的影响, 以1999年为基期年, 通过价格指数平减得到所有名义变量的实际值:实际变量=名义变量 (当年价) ·100/CPI价格指数 (1999年=100)
2 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以投入一定的土地资源为基础, 也会给土地利用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当前,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 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急剧扩张, 伴随着数量的增长, 城市建设用地的结构和利用强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本文主要运用统计性描述的方法, 研究我国1999年到2011年间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利用强度的变化特征。
2.1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动态变化
表1反映了我国1999年到2011年间全国及分区域层面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状况。过去12年间,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十分快,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20877.02平方公里增加到45086.67平方公里, 平均每年增长约2017.48平方公里, 年均增长率为6.63%, 在我国东部地区, 城市建设用地的年均增长率更是达到7.26%, 高出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大约6个百分点。我国国土面积广阔, 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历史发展基础、发展目标和土地政策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性, 因此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也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城市扩张速度最快, 其次是西部地区, 年均增长率为6.02%, 增长速度最慢的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构成我国城市土地的主体, 占全国城市用地比重达到60%左右, 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最小、比重最低, 可见, 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 城市建设用地无论在扩张速度还是在利用规模上, 都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平均水平, 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中期阶段, 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很大, 预计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仍将保持高速扩张的势头。
尽管1999年到2011年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张速度很快, 但当逐年考察年增长率时, 会发现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展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全国层面, 城市建设用地的年增长率在2005年前高达7.85%, 之后增长率下降到5.42%, 增长速度已经远远低于早期水平。在东部地区, 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速变化与全国整体趋势较为一致, 但变化程度更加剧烈, 在增长速度最快1999到2005年间, 城市建设用地变化率高达9.15%, 2005年后东部地区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降到5.41%。中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是三大区域中最低的, 研究期内该区域建设用地扩张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近年来甚至出现反弹, 该地区较低的增长率与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有关, 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则加速了近年来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增长。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年增长率的波动性较大, 2005年前, 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为6.75%, 由于在那个时期我国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 对西部投资力度加大, 加之西部地区地价相对较低, 使得该区域在这一阶段城市建设用地增长较快, 2005年后西部地区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出现一定下滑。
2.2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动态变化
随着经济增长, 对各类城市功能性用地的需求不断增加, 城市土地内部各种生产性、生活性及支撑性用地的规模和比重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一般来讲, 随着城市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工业等生产性用地比重会逐步下降, 而居住、出行、娱乐等生活性用地比重会上升。图1显示了1999年到2011年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内部各类用地比重的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 过去的十多年间, 城市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一直是构成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主体, 两种用地合计比重占50%以上, 因此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规模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 其中居住用地在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中的规模最大, 比重在30%~35%之间变动。其他城市用地类型方面, 对外交通用地、仓储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有了明显下降, 而道路广场用地和绿地比重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说明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对生产性用地的需求减少, 对享受性质的城市用地需求增加, 从发展态势看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内部结构趋向合理。
2.3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动态变化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城市规模和土地利用结构不断发生变化,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强度也在不断提高。土地投入和产出水平是衡量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变化的重要指标, 本文通过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来反映研究期内我国城市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1999年到2011年, 我国城市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由138.7万元/公顷增长到546.4万元/公顷, 年均增长率高达12.1%, 在资金投入的支撑下, 城市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也从348万元/公顷增长到746.2万元/公顷, 12年间增加了1倍多;但也应该看到, 由于地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快, 致使单位资本投入所带来的产出有下降的趋势,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强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各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强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图2和图3从投入和产出角度, 反映了我国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状况的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
图2为我国1999年到2011年间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地均投入的变化状况。在2006年之前, 东部地区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最高, 约合156.8万元/公顷, 西部地区紧随其后, 最低的中部地区投资额大约为95.4万元/公顷, 但从增长速度来看, 中部、西部地区地均投入增长较东部快些;2006年以后, 东部地区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开始落后于中、西部地区, 并且投资差距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其中中部地区增长最快, 地均投入最多, 到2011年, 投资额达到607.2万元/公顷, 远高于东部地区的497.1万元/公顷。由此可见, 并一定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单位面积土地资本投入就越大,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相继推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 加强了对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力度, 因而研究期内中部和西部地区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很快;东部地区地均投入增长相对较慢, 可能与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有关, 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依赖性减小, 而土地利用效率和资本投入产出比很高,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向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
图3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地均产出变化状况。1999年到2011年, 我国东部地区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从407.9万元/公顷增加到903.6万元/公顷, 地均产出一直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城市地均产出越高, 土地利用强度也越高;1999年到2002年间, 西部地区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略高于中部地区, 这一时期国家刚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带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2003年后, 中部地区地均产出开始超过西部, 并且差距逐渐拉大。总的来看, 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 我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较为明显的递减趋势, 东部地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3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统计性描述方法, 分析研究我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利用强度的变化特征。研究发现:
(1) 1999年到2011年,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速度非常快。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东部地区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最高, 西部地区次之, 中部地区增长率最低。同一地区内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则呈现时期性特征, 2004年后,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在波动中减缓, 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增速下降幅度最大、趋势最明显。
(2)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占据主导地位, 研究期内城市道路广场用地、绿地比重增加, 对外交通用地、仓储用地比重减小, 从发展态势看城市建设用地结构趋向合理。
(3) 研究期内我国土地利用强度不断提高。分区域看, 2006年后, 中、西部地区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开始超过东部地区, 国家统筹区域发展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东部地区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中部地区地均产出于2003年开始超过西部地区。总的来看, 我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
本文主要方法为描述性统计, 以后可以尝试采用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另外, 现实中评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往往要构建多重指标体系, 本文采用较简单的指标表征城市土地集约度, 存在一定局限性。
摘要：本文从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结构和利用强度三个角度出发, 基于我国1999年到2011年城市建设用地数据, 采用描述性统计法, 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变化特征。研究表明,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十分快, 建设用地扩张速度最快的是东部地区, 最慢的是中部地区;2004年后, 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在波动中放缓。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占据主导地位, 城市道路广场用地、绿地比重增加, 土地利用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优化。我国城市土地利用强度不断提高, 从东部到西部,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比较明显的递减趋势。
关键词：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利用强度,变化特征
参考文献
[1]司成兰, 周寅康.南京市建设用地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 2008 (11) :139-145.
[2]罗迎新.广东梅州地区建设用地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J].热带地理, 2009, 29 (3) :268-272.
[3]吴大放, 刘艳艳, 等.珠海市建设用地变化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J].经济地理, 2010, 30 (2) :226-231.
用地结构 篇7
生态用地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 1999年董雅文在《城市地区生态防护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1]。因与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密切相关, 生态用地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众多学者也先后从不同的专业背景和研究目的出发, 探讨了生态用地的概念、内涵和分类[2~5]。2000年以来, 生态用地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景观的影响研究[6], 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发展, 生态用地的研究逐渐侧重于城市生态用地的定量研究和分类上。目前, 对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用地结构变化的研究最主要的是基于与GIS技术分析城市空间扩展监测法, 对城市扩张过程中对生态用地的变化进行监测, 并探讨城市生态用地的发展趋势等[7~9]。
城市生态用地是城市用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城市提供众多显著地生态服务功能。因此保证足量的城市生态用地和合理的格局分布是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10~11]。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建设用地迅速增加, 生态环境与城市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生态用地不断遭到侵占, 尤其是山地城市, 其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促使两者之间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12~15]。重庆是我国著名的山地城市, 利用RS和GIS技术分析城市生态用地的空间结构及其变化, 以及对其进行开发与利用的研究, 符合城市发展的需要, 为重庆市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同时对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市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我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以东, 地跨东经105°17′~110°11′, 北纬28°10′~32°13′, 是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重庆市主城区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 城市被山水分隔, 是我国著名的山地城市。重庆市主城区位于川东平行陵谷区, 全区地形地貌条件非常复杂, 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等多条华萦山余脉从北至南嵌入城市, 长江和嘉陵江自西向东切割山脉而过, “两江四山”形成了重庆市主城区的基本控制性地貌格局。整体地势起伏比较大, 地貌类型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主城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具有夏热冬暖, 光热同季, 无霜期长, 降水丰富, 湿润多阴等特点, 多年平均气温为17~18.8℃,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975.1~1301.7mm, 相对湿度为77%~83%。主城区包括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等9个行政区, 面积为5473km2, 占全市总面积的6.6%。重庆市主城区内人口密集, 经济较为发达, 城镇化水平较高, 是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庆市直辖以来, 主城区的城市建设快速发展, 城市建设用地也增长迅速, 城市的土地利用程度不断提高, 基础设施建设也正在完善之中。重庆主城九区2012年常住人口达795.36万人, 城镇化水平达87.07%, 地区生产总值4955.80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2308.89元。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及生态用地分类
在董雅文于1999年提出生态用地一词后, 石元春和石玉林院士先后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16]。国外许多专家GeraldG[17]、JamesD[18]、RobertE[19]等也对生态用地分类及分类后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做了研究。结合本文探究区域概况, 对比国内外生态用地的概念, 本文采用邓小文[20]等所提出的生态用地的概念, 即为了改善和提高城市人群的生活质量, 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和生物栖息地, 维持和改善城市中各种自然和人工生态单元, 将城市生态系统维持在一定水平所需要的土地。因此本文在基于遥感解译的生态用地分类尽量体现土地的生态功能。
本文选择了4期Landsat-5遥感影像数据 (2001年、2004年、2007年、2010年) 进行解译。结合重庆主城区实地状况, 并参考1984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 2002年《全国土地分类 (试行) 》, 以及2007年《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另结合国外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主要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覆被特征、利用方式、土地用途、经营特点及管理特性等因素[21]将原有的土地分类体系进行适当的衔接和转换, 将研究区的土地类型分为城镇及工矿用地、农用地、林地、草地、水体、裸地及其他未用地6类 (表1, 图1) 。
3.2 研究方法
3.2.1 RS、GIS技术
首先, 通过人工目视解译以及在ENVI4.7对已获取的Landsat-5/TM2001、2004、2007、2010年4个时期的遥感图像进行非监督分类 (没有先验类别作为样本的情况下, 根据像元间的相似程度大小进行归类合并的方法) , 具体来说就是根据遥感图像亮度值或像元值高低差异 (反映地物的光谱信息) 及空间变化来表示不同地物类型之间的差异, 通过计算机对不同地物类型的光谱特性和空间信息进行分析, 将图像中的每一个像元按照某种规则或算法定义为特定的地物类型, 把遥感图像的地物类型与实际的覆被分类情况相对应, 从而实现遥感图像的分类。本文采用混淆误差矩阵的方法, 即以Kappa系数评价整个分类图的精度, 结果均在0.8~1.0较高精度范围内。
其次, 将遥感影像土地利用分类解译结果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中矢量化, 构建空间数据拓扑, 建立各空间数据所对应的属性数据表, 再分别对属性数表进行统计计算和图表处理, 得到研究区年和土地利用类型表和土地利用结构图。根据各类型的土地属性表合并结合土地分类系统代码表, 对土地进行合并, 统计出农用地、林地、水域、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裸地及其他未利用土地的面积。
3.2.2 土地类型动态变化公式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土地利用活动存在着多样性、复杂多样和动态性的特点, 为了更好地反应各种土地类型的变化情况, 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各类土地类型的变化动态度。土地类型动态变化动态度公式:
其中, Aj、Ai为研究区一种土地利用类型2个时期的面积km2;nj、ni分别为2个时期的年份。
土地利用动态度是分析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最重要指标[22~23]。分为单一地类动态度和综合地类动态度, 本文主要考虑单一地类动态度, 即是某研究区在一定时段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本质———数量的变化[24]。
4 结果分析
研究区的4个时段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如表2所示。
在研究的结果中4个时期城镇工矿地、农用地、林地、水域、草地、裸地及其他未利用地的变化动态度如下列表3、图2。
4.1 结果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 在5465万km2的重庆主城面积中, 农用地和林地面积超过70%, 而城镇工矿用地在2007年到2010年间变化相当明显。这表明重庆主城的面积大, 但受制于地形, 城市拓展空间大, 但生态建设的任务艰巨。
从图2和表3单一动态度反映出:主城各种地类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以城镇工矿用地的变化最为活跃, 其次是裸地及其他未利用地。从城镇工矿用地来看, 近10年是持续增长的, 2001~2007年间, 增长较为缓慢, 尤其是在2004~2007年, 其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2007~2010年进入迅猛增长时期。相应的裸地的变化趋势在图2中与城镇工矿用地变化尤为一致, 只是变化幅度有所不同, 2001~2004年随着城镇建设的增加而增加, 2004~2007年随着城镇工矿用地增加幅度的回落而呈现负增长趋势, 2007~2010年, 城镇工矿用地快速增长, 裸地也随之增长。农用地在2001~2007年间也在增长, 但增长的速度在逐年变慢, 到2007~2010年间出现负增长。而生态用地 (林地、水域和草地) 的变化并不可观, 研究时段内一直呈现减少趋势, 虽然在2001~2007年其面积减少的幅度在减小, 但2007年以后随着城镇工矿用地的增加其面积在明显萎缩。
4.2 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的变化与人口、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图3和表4可以看出, 经济的发展是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的根本动力, 图3中重庆主城的GDP在2007年以前的增长速度远不及之后的速度, 经济的高速发展, 促进人口的增长, 住房、交通、以及基础设施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其结果便是城市的扩张;城市规划对其有引导作用, 2005年的重庆总体规划中“跨山发展”思想的提出, 跨越铜锣山和中梁山横向发展, 这也是导致城镇工矿用地的膨胀的重要因素。
城市的扩张是裸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随着城市的扩张, 大量耕地和林地被占用, 城市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因此会闲置了不少土地, 政府加大了对裸地的利用率, 较为充分地利用了极具潜力的裸地, 因此裸地及其他未利用地的增长得到了有效抑制。
2001~2010年间重庆主城人口持续快速增长, 2007年以前, 为满足人口的增长的粮食的需要, 大多是以牺牲林地、草地和水域等生态用地来扩展耕地面积。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城镇工况用地的扩张, 占用了大量的耕地, 从而最终导致了农用地面积的减少;另外不可忽视的是, 农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也是造成农用地面积减少的重要原因。
造成生态用地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人口增长, 农用地和城镇工矿用地的扩张导致大量生态用地被占用, 但近年来, 生态用地得到政府的重视, 重庆市致力于建设宜居重庆, 森林重庆, 转变产业结构, 开发以旅游为主导的产业, 营造良好的投资、旅游、居住环境, 生态用地的减少趋势有望得到有效抑制。
注:本表以当年的价格计算
5 讨论与结论
(1) 由于遥感数据的分辨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准确性, 因此本文在对4期遥感数据进行几何校正、图像增强、波段重组等处理, 并结合了2001年到2011年的统计年鉴资料进行解译, 提取土地利用信息。另外目前生态用地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而且我国幅员辽阔, 地形差异大, 土地利用方式复杂多样, 业内人士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方法。本文的土地分类是建立在可遥感性、完备性、连续性、可扩展性的分类原则基础之上。
(2) 研究时段重庆生态用地变化很大, 城镇工矿用地在不断地膨胀, 而农用地却在减少, 虽然农用地和林地所占比重很大, 但耕地逐年减少的趋势是不可小视的, 在今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更应注重耕地的保护。
(3) 城市生态用地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 面积也一直在萎缩, 2001~2007年期间, 城市生态用地面积的减少速度随着城镇工矿用地的增长速度的放缓而变缓, 2007~2010年城镇工矿用地的增加速度加大, 牺牲了林地、草地和水域面积, 城市生态用地的减少趋势加快。
(4) 在影响重庆主城生态用地变化的诸多因子中, 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根本, 地方政策的引导起了重要作用, 城市规划是其直接动力。
(5) 由于数据的有限和城市生态建设案例积累的不足, 暂时不能提出合理的生态用地配置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城市生态用地配置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总体而言, 要促使重庆生态用地结构的优化, 必然要促进土地利用的集约化节约化路子, 统筹安排各类用地, 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 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摘要：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重庆主城区生态用地的变化发展进行了探究, 主要通过对重庆2001、2004、2007和2010年4个时期的Landsat-5遥感影像进行了处理和分析。结果表明:20012010年间城市生态用地变化较大, 农用地和林地在逐年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城镇工矿用地逐年膨胀;城市生态用地空间变化有阶段性, 且在研究时段内一直呈现负增长, 在20012007年, 生态用地减少幅度有所变小, 而在2007年以后, 随着城镇工矿建设速度加快, 生态用地面积进一步减小;城市生态用地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的发展, 同时还受人口的增长, 城市规划等因素的影响。
用地结构 篇8
5月11日, 国土资源部发布《2011年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公告》。该《公告》将各地上报供地计划汇总并公示:2011年全国住房用地计划供应21.8万公顷, 与2010年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 (18.47万公顷) 和实际供地量 (12.63万公顷) 相比, 分别增加18%和72.6%, 是前两年 (2009-2010年) 年均实际供地量 (10.17万公顷) 的两倍以上。
全国总体情况:保障房建设用地计划供应翻倍, 商品住宅用地计划供应大幅增加
当前, 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两个方面分别是加大供给和抑制需求, 在抑制需求方面, 之前已经出台限购令、房产税等相关政策,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供给方面要切实到位。要增加住宅供应量, 土地是关键。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 2011年全国住房用地计划供应21.80万公顷, 与2010年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 (18.47万公顷) 和实际供地量 (12.63万公顷) 相比, 分别增加18%和72.6%, 超过前两年年均实际供地量 (10.17万公顷) 。
自2005年以来, 住宅用地供应数量经历两个阶段, 2005年-2008年, 住宅用地供应量在5万公顷左右 (四年平均水平为5.4万公顷) , 且除2007年外均在6万公顷以下。到2009年开始加速增长, 今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达到2009年实际供应量的三倍, 规模空前, 商品住宅用地计划供应14.05万公顷, 比2010年实际供应增加51%, 是2005-2008年各类住宅用地平均供应量 (5.4万公顷) 的2.6倍。
土地供应不足是此前几年房价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根据统计局数据, 2005-2009年,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从5.55亿平米增长到9.47亿平米, 累计增幅为70%, 而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3.83亿平米下降到3.19亿平米 (万公顷) , 累计降幅为16.6%, 其中2005、2006、2009年三年均下降。2010-2011年, 全国住宅用地供应计划继续大幅增长, 在中央政府各项政策的保证下, 预计各地土地供应计划将取得较高的完成率, 这将大大保证未来几年的住宅供应。
2011年, 中央政府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提到新的高度, 为确保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完成, 保障房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也大幅增加。2011年全国计划供应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7.74万公顷, 占住房用地供应计划的35.5%, 与2010年实际供地3.24万公顷相比, 增加138.9%, 接近住宅用地总体供应计划增幅的2倍。
分省市情况:多数省市保障房用地计划供应增幅超过商品房
数据来源:CREIS中指数据、国土资源部数据来源:中国房地产动态政策设计研究组综合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房地产动态政策设计研究组综合整理
2010年, 全国共30个省区市 (不含西藏和新疆建设兵团) , 热点省市用地供应计划落实较好, 北京、天津、上海、湖南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完成比例分别为101.0%、135.9%、105.6%、120.9%, 超额完成计划;江苏、浙江、海南、宁夏完成比例分别为98.9%、83.9%、95.3%、82.1%;另有5个省市完成比例在50%以下。
2011年, 各省市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均有不同程度增加。由数据可以看出, 增幅比较大的省市, 多数是2010年计划完成比例比较低的省份, 如增幅最大的两个省份吉林、山西, 增长率分别为194%和169%, 而去年的完成率分别为53.3%和41.5%。在去年, 北京、上海等完成情况较好的热点省市其供应量比较稳定, 增幅较小。
2011年各地保障房用地供应计划占比平均值由去年的29.6%上升到37.4%, 其中占比超过50%的省市共有6个, 新疆和青海占比最高, 分别达到70.9%和66.4%, 北京为52.2%。从保障房用地计划供应增幅来看, 湖南省增幅最大, 比去年实际供应量增加3倍多, 吉林、陕西、湖北都增加2倍多, 其他省市增幅也超出以往, 充分显示了今年地方政府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重视。
相比保障房, 商品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增幅较小, 但仍有海南、山西、河南、河北、吉林、陕西6个省市增幅超过100%, 其中, 海南增幅最大, 达到217.7%。增加供给, 尤其是中小套型商品住宅的供给, 仍将是房地产调控的主要方向。
数据来源:中国房地产动态政策设计研究组综合整理
保障房用地供应计划单列, 实行责任制
2011年中央将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计划分给各地方, 并签订“军令状”确保地方政府落实, 保障房用地供应也实行责任制。2010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计划供应6.58万公顷, 实际供应3.24万公顷, 计划完成率不足50%。2011年保障房计划由2010年的580万套大幅增加到1000万套, 土地供应计划为7.74万公顷, 与2010年计划和实际供地相比, 分别增加17.6%和138.9%。为确保1000万套保障房用地供应到位, 保证1000万套保障房顺利开工, 国家加大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
1月, “国八条”要求各地在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中, 要单列保障性住房用地, 3月, 国土部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11年城市住房用地管理和调控重点工作的通知》, 对国家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实行责任制, 由地方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主要领导人负全责, 将各省4月上旬汇总上报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应计划连同责任人名单一并向全国公示, 并采取措施加强检查督促落实。这些措施将为保障房建设用地供应提供有力的保障。
国土部在公布2011年住房用地供应计划的同日, 国土部官员还表示, 近日已下发《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电发[2011]53号) , 提出“密切关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管理, 维护良好的管地用地秩序”等要求, 进一步明确了保障房用地管理的相关要求。
论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的协调发展 篇9
1 当前用地形势分析
农业用地又称农用地。指直接或间接为农业生产所利用的土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一切农业生产性建筑物占用的土地等。
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截至2012年底, 全国共有农用地64646.56万公顷, 其中耕地13515.85万公顷、林地25339.69万公顷、牧草地21956.53万公顷;建设用地3690.70万公顷, 其中城镇村及旷工用地3019.92万公顷。耕地面积占农用地总面积比率为14.3%。我国耕地质量问题凸显, 区域性退化问题较为严重, 农村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一是民用建筑占地面积增加。1992年, 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 中国正式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日渐繁荣, 改革开放使得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追求“吃饱穿暖”的温饱问题逐渐成为过去, 人们对吃、穿、住、用、行等生活资料有更高的要求。2001年,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 工业的进步, 进出口贸易的繁荣, 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放下锄头走上生产线, 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人们对居住生活空间需求与日俱增, 近十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就是这一现象最有力的佐证[1]。二是工业建筑用地面积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际国内企业投资兴办工厂。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距今不过短短六十几年,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一穷二白, 在发展的前期摸索阶段甚至走退路, 真正经济提速不过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而人口生育政策曾经鼓励多生, 这积攒下众多劳动力, 企业在内地投资办厂人工单价更便宜, 加上政府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越来越多外资独资或中外合资企业投资兴办工厂, 这侧面增加了建设用地。三是公路、铁路、桥梁、隧道等市政设施建设用地增加。经济的提速对海、陆、空等物流有更高的要求, 这迫使政府加大投资力度, 规划建设更多的公路、铁路、桥梁、隧道等市政设施。与此相伴的是农林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例如著名的山峡大坝工程, 虽然工程可以提供水力发电和提高长江上游同行能力, 但10多年间, 每年移民近十万人, 大坝蓄水淹没了大片的农林耕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四是人为因素使得建设用地挤兑农林耕地面积。人类从远古时代发展到现代, 都是沿河而居, 平原和肥沃的土地是人们理想的栖息地。长三角、珠三角不仅工业发达, 农业也不可小觑。然而, 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 某些行政审批官员利用职权, 官商勾结, 偷梁换柱, 将良田用作开发用地, 然后将盐碱地换成农业用地, 从形式上保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的指标, 然而本质却减少了农林耕地的有效面积。
2 解决用地矛盾,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从前文分析看来, 建设用地的扩张正对农林耕地面积的保护成负相关性。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使得二者协调发展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 政府合理规划并严格执行
政府在规划时应从大局着手, 合理规划工、农、商用地区域分配和面积比例[2]。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只有聘用有能力、知识渊博的高级人才团队精心调研、用科学的发展观分析问题、总结完善规划成果才能实现规划的合理性。另一方面, 完善法律监管漏洞和加强道德建设, 使具有审批权力的机关能保守底线, 严格按照规划执行。只有两方面都做到了才能从顶层控制, 使用地分配走向和谐发展。
2.2 培养企业责任感
企业在工业用地选址上应充分调研, 旨在建设长治久安的企业, 而不是三年五年东奔西走的游击队型企业。企业不能因一时的利好就冲动建设临时厂房, 临时厂房用地性质多为短期租赁性质的用地, 待企业搬走后留下的是一片荒芜的废墟, 不仅影响厂址用地还对周边环境污染严重, 周边耕地也变成重金属超标的荒废土地。所以, 企业应有责任感, 有长远规划, 而不是一时兴起到处建设临时厂房。要调研好再建设。
2.3 加强农业建设
农民种庄稼收入低, 为了赚钱更多钱财, 宁愿荒废土地, 在城市工厂打工赚钱。面对这种形势, 国家应投入农林耕地建设资金, 出台鼓励农民重拾荒地的政策, 加强农林科研, 提高种地收益。这不仅有利于耕地红线的保持, 对生态环境保护也有着重要意义。
3 结束语
总之, 看清农林耕地与建筑建设用地之间的形势和矛盾关系, 用科学的发展观辩证分析, 政府、企业和农业从业者之间相互协调配合, 唯有如此, 才能使二者协调发展, 即保持工业经济的增长, 又满足各方面用地需求。
参考文献
[1]寿嘉华.国土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