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披露(精选12篇)
政府信息披露 篇1
一、公共受托责任与政府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
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依据有很多, 比如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有效政府和责任政府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其中委托代理理论中的公共受托责任是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下文主要根据公共委托代理理论来确定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
(一) 公共受托责任
受托责任观是政府会计的理论基础。政府的受托责任即公共受托责任, 通常被解释为政府从事各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义务, 或者是“对资源或活动从公众那里转移给政府当局而应负责任的一种转换” (GASB, 2002) 。从其内在职能来看, 公共受托责任是一个层次分明的“梯形受托责任”, 由高到低可分为五个层次:政策受托责任, 涉及政策的选择、执行和废止;项目受托责任, 指目标的设立与实现程度 (如结果和效率) ;业绩受托责任, 指各项活动运营的既定标准得以实现的程度 (如效率和经济性) ;过程受托责任, 指应用适当的方法、程序来衡量各项活动计划、分配和管理的业绩;忠实受托责任, 指基金的使用与批准的预算、法律、法令等相一致。
(二) 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分类
公共受托责任观体现了受托人和委托人的代理关系。五个层次的受托责任也分别指向了不同的委托人, 在政府会计里, 这类委托人就是政府会计的信息使用者。由此大致可将政府会计的信息使用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政府的外部信息使用者, 包括普通国民和其他政府、国际组织或机构。国民与政府间存在着财产托管关系, 其有权利关心和了解国家资源的保值与增值情况、政府债务的发生与履行、国家的收入与支出等财务信息;国民通过纳税和购买债券向政府提供了财政资源, 需要政府为人们提供有用的信息以评价政府或特定单位的资金运用等能力。其他政府、国际组织或机构通过了解一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政府的计划和优先权, 以判断该国政府对世界及他国经济的影响力, 作出相关的投资决策或者扶助政策。第二类是政府的准内部信息使用者, 即立法及监督机构, 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统计部门、审计机关作为我国广大公众的代表, 是政府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其期望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能够提供有关的信息, 以帮助其评价政府对资源的管理情况、政府遵守法律和其他授权的情况、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政府的业绩。第三类是政府的内部信息使用者, 即政府内部管理人员及上级政府。虽然内部使用者具有最强的信息获取能力, 能够通过内部报告或直接观测的方式, 了解代理机构或雇员授权事项的履行情况, 但是系统的政府会计披露, 可以让其更好的了解政府管理工作的绩效性。三类主要使用者除了关心政府工作的绩效性, 还关心实际结果与原来的预算或经过修正的预算的比较。由此可见, 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要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财务目标和预算目标。
二、其他国家、组织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
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系统的主要承载体为政府财务报告体系, 根据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 政府财务报告体系也应该体现财务目标和预算目标。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借鉴其他国家、组织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设计, 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系统。这里着重论证政府财务报告体系的建立。目前国际上按照政府会计与传统的公共预算之间的关系不同, 可以将政府会计大致分为德法模式、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三大类。不同的模式其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侧重点也不同, 可以为我国结合自身国情制定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系统提供借鉴。
(一) 德法模式
德法模式是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采用的政府会计, 该模式的政府会计主要体现政府会计的预算功能。比如德国的政府财务报告是由财政部向议会报告的上一财政年度的收支情况和资产负债情况, 资产负债表只包括货币资产和资产市场负债, 仅仅是年度报告的一项不完整的辅助。其会计报告包括:按预算项目报告的收入和支出, 含预算数和实际数的差异;收入支出汇总表, 列示现金结余或赤字;现金结余和赤字及结转到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未收到和未支付的预算数汇总表;金融资产和负债汇总表。由此可见, 德法政府会计模式财务报告主要是向议会报告财政收支情况。这跟我国现有的政府会计财务报告有相似之处。
(二) 英美模式
英美模式强调报告政府整体财务状况, 如美国政府主体每年要贬值和公布一份年度综合财务报告。美国政府财务报告按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建立详细程度不同的“金字塔” (Pyramid) 型财务报告结构, 即财务报告由四个层次构成:浓缩、总括的财务报表, 通用财务报表 (概括性合并报表) , 按基金类型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 单个基金及账户组报表。其所提供的信息自上而下地由概括到详细, 每个层次的财务报表都附有财务报表附注, 并可以单独对外报送。美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包括:审计报告;精简数据摘要;通用财务报表, 包括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收支及基金与余额变动表、预算与实际比较的收支及余额变动表;合并收入费用与权益变动表、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报表注释;联合报表, 按基金和单独列示的组成单位贬值;单个基金、固定资产、长期负债表等报表;附表及信息等。
(三)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中的财务报告体系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规定, 完整的公共部门主体财务报表应当包括以下组成部分:财务情况表, 反映主体在报告日拥有的资源和承担的义务, 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财务业绩表, 反映主体在报告期间的经营成果, 类似于企业的收益表;净资产/权益变动表, 反映主体在两个报告日之间净资产/权益的变动情况, 类似于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或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 反映主体在报告期内现金流入的来源、现金支出的项目以及报告日的现金金额;财务报表附注, 主要是用文字描述或表格分析的方式对上述四张表内反映的内容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还包括对未在上述各表中披露项目的附加说明。
通过比较其他国家、组织对政府会计披露的要求, 可见作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承载体财务报告体系, 一般都包括表内披露和表外披露。这是与企业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系统是相一致的。因此, 不妨借鉴相对较成熟的企业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系统, 以设计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系统。企业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包括表内披露和表外披露, 其表内披露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政府会计主体一般为非营利性组织, 这与企业会计主体的营利性有很大差别。利润表主要提供有关企业经营成果方面的信息, 体现企业经营的盈利能力, 这不适合政府会计的非营利性。资产负债表主要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方面的信息。通过资产负债表可以了解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及其分布情况;可以反映会计主体的偿债能力;可以反映所有者所拥有的权益;还可以提供进行财务分析的基本资料。正好符合信息使用者对政府会计信息中资源管理情况的要求。现金流量表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会计报表, 可以让信息使用者监督企业的现金使用情况, 以防公款挪用。政府会计信息表内披露部分即财务报表部分, 应该阐释和分析以下要素: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总额、按主要来源分类的收入概貌、支出概貌、特别及非常项目、基金间转账和净资产变动等。可以设置资产负债表、经营活动表、现金流量表、预算支出表等。表外披露是我国政府会计报告体系中的一大弱项。需要进行表外披露的内容包括:对政府总体财务状况和运营结果的分析;对单个基金交易和余额的分析;对初始预算和最终预算之间重大变动进行分析, 以及对普通基金预算与实际执行结果之间的比较分析;对年度内重大的资本资产和长期负债活动情况的描述;对预计财务状况和运营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现在己知的事实、决策或状况的描述。
参考文献
[1]张琦:《公共受托责任、政府会计边界与政府财务报告的理论定位》, 《会计研究》2007年第12期。[1]张琦:《公共受托责任、政府会计边界与政府财务报告的理论定位》, 《会计研究》2007年第12期。
[2]王霞、孙净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2]王霞、孙净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3]李建发等:《政府财务报告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李建发等:《政府财务报告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张月玲等:《政府会计概念框架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4]张月玲等:《政府会计概念框架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5]财政部会计司:《政府会计研究报告》,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5]财政部会计司:《政府会计研究报告》,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政府信息披露 篇2
月5日9時,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聽取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審查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中新社記者盛佳鵬 攝
中新社北京3月5日電(記者周銳)中國總理溫家寶5日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新社選取了其中十個核心數字,勾勒中國經濟社會在2012年的發展脈絡。
7.5%——國內生産總值增長7.5%。2011年,中國GDP逐季回落,比上年增長9.2%。此次報告提出的9項任務中,“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亦被排在首位。溫家寶強調,GDP增長目標調低,是要與“十二五”規劃目標逐步銜接,引導各方面把工作著力點放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來。
4%——居民消費價格控制在4%左右。2011年,中國CPI在年中觸頂後,開始步入下行通道,全年同比漲5.4%。報告指出,4%的目標綜合考慮了輸入性通脹因素,要素成本上升影響以及居民承受能力,也為價格改革預留一定空間。
900萬——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6%以內。這一數字與去年持平,不過在世界經濟艱難復蘇之際,能穩住就業對中國來説意義重大。
50%——中國城鎮化率超過50%。這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溫家寶要求,各類城市要更加注重把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工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同時關愛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
8000億——中國2012年擬安排財政赤字80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5500億元,代發地方債2500億元。上述數據較2011年均出現回落。溫家寶要求,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和風險防範,妥善處理存量債務,嚴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債務,將地方政府債務收支分類納入預算管理。
14%——廣義貨幣預期增長14%。這一數據較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裏16%的目標有所收窄,但高於廣義貨幣過去一年裏13.6%的實際增速。這體現2012年貨幣政策將兼顧“穩增長”、“控物價”和“防風險”。
10%——報告中提到2012年“進出口總額增長10%左右”,國際收支狀況繼續改善。中國對外開放已進入新的階段,進出口貿易、雙向投資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深刻變化。
政府信息披露 篇3
编者按:随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开展,其理论研究日益成为高校和机构的“显学”,尤其成为许多博士生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或是进行法理的辨析,或者对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大部分代表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前沿。为使大家对当前理论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有一个更好、更全面的了解,本刊推出“博士论坛”栏目,以期与读者共同分享他们的观点。
关于政府是否应当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一直存在争议。争议的根源在于学术界、企业界对此问题看法不同。
不愿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人士理由如下:编制社会责任报告需要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在内的各种资源、接受公众监督、投资者对社会责任信息的市场反应有所不同等。
而那些愿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人士则认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表明自身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更好的供应商、更负责任的员工等。
正因为学术界、企业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不同,所以,世界各国在是否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方面存在差异,如法国、南非、英国等国就持强制披露观点。
那么,我国是否应当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呢?我认为应当逐步强制要求企业披露。
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制度背景要求企业披露CSR信息
我国目前的基本国策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我国2005年10月修订的《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法》的条款之一,表明了其地位的提高。
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第二章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指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在“第六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还专门对发展循环经济、保护修复自然生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强化资源管理进行了详细的举例和说明。
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外,各个省市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例如,台湾省的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08年12月19日要求台湾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2008年11月25日发布了《上海市企业社会责任地方标准》;深圳市正在审议中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中指出,深圳市将建立健全八大机制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评价机制;江苏省常州市政府从2007年开始设立“企业社会责任奖”。
2008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是第一个对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要求的系统性、纲领性文件,得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高度评价。《指导意见》明确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重点把握的三项原则和重点实践的八个方面内容,使央企成为中国履行社会责任的先锋群体,引领中国企业全面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4月2日,《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和《关于倡导并推进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发布,由此带动了各行业协会纷纷推出具有行业特点的指引、指南或意见。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等。
由此可见,从我国的基本国策、法律规定,到各个地方政府的举措,再到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和行业协会的政策,都表明我国的制度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度环境的变迁是促进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最有效的工具。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将表明企业是否与国家、地方政府的大政方针、法律规定保持一致。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可以使政府、公众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使企业自觉接受监督。
责任投资和研究机构需要企业披露CSR信息
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中,各类社会责任指数很多,只有那些履行社会责任较好的企业才可能被编入社会责任指数,伦理投资者会关注这个指数中的公司;例如,美国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英国的NPI社会指数等。
布兹比和法尔科(Buzby, S.L., Falk, H. ,1978) 向250名共同基金经理发放问卷,回收了102份有效问卷,问卷结果表明,这些基金经理在投资时确实考虑了社会责任信息。
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在积极鼓励中介机构和研究机构开展社会责任评价工作,并且在2008年1月2日推出了“泰达环保指数”。
2008年3月28日,我国第一个社会责任投资产品——兴业社会责任基金开始正式发售,基金总额为100亿元人民币。该基金在选择投资企业时,不仅关注其财务业绩方面的表现,同时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兴业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出现弥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在实证研究方面,李正(2006)、沈洪涛、杨熠(2008)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投资者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具有
市场反应的。
全球化进程也要求国内企业披露CSR信息
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外的一些进口商要求我国的企业必须通过劳工标准(SA8000)、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等社会责任体系认证才同意进口我国的货物。
在我国,尽管SA8000还不是强制性标准,但如果国外的进口商实施这类标准,将对我国贸易产生较大影响。据了解,目前,已经有两百家跨国公司对其全球供应商实施社会责任评估和审核,只有通过这项审核,才能与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例如沃尔玛、雅芳、家乐福等。有调查显示,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在购买消费品时都考虑这些标准。再例如,中国沿海地区的数千家为跨国公司供货的企业已经接受了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检查。
此外,不同国家的进口商也有自己相应的社会责任标准,同样限制着我国那些社会责任记录不良企业的出口贸易。例如,德国进口商协会已经制定了《社会行为准则》,规定德国进口商应对其国外供应商的“社会行为”进行审查。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称,“近年来,发达国家提高环境标准,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仅欧盟在机电和家具领域提出的环保新要求,就使我国每年损失130多亿美元贸易额。”因此,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表明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可以使国外进口商在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审查之前了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更加有利于获得国外进口商的认可。
国外强制企业披露CSR信息渐成趋势
法国政府在2001年颁布的《诺威尔经济管制条例》中,要求所有在第一股票市场上市的公司在2002年的年度报告中强制披露社会和环境信息,这个规定建立了指标体系,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劳工、健康与安全、环境、社会、人权、社区参与问题等信息。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Johannesburg Stock Exchange )要求所有在该所上市的公司在2002年披露一类非财务信息——《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在英国,1985年修订的《公司法》就要求企业在董事会报告中详细披露雇员相关的信息。英国政府要求所有的英国企业在2007年年底开始必须强制报告公司的社会和环境情况;在2009—2013年的过度期内,超过250名员工的企业还必须接受男女平等薪酬方面的强制审计;在过度期之后,因平等薪酬引起的纠纷可以通过民事或者刑事诉讼来解决。
此外,欧盟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由来已久。欧盟早在1996年9月就颁布了《综合的污染控制与防治指南》,该规定对所有欧盟成员国有效,要求那些重污染的企业向欧洲委员会报告污染排放数据。
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态势还在增加,例如,2009年1月,挪威政府宣布将修改《会计法》,要求企业强制披露可持续发展业绩方面的信息;2009年1月,丹麦议会要求丹麦最大的几百家私营和国有企业自2010年起必须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社会和环境信息。
2009年3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呼吁各国政府要求企业报告环境、社会和治理情况。
强制企业披露CSR信息不违背信息披露的原则
信息披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披露不涉及商业机密;披露将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披露所产生的收益要大于成本。
那么,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是否会达到上述三个原则呢?
首先,根据李正(2007)的研究,社会责任信息并不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国外很多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种类比我国目前界定的种类还要多,内容更加具体。
其次,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于企业员工、附近社区的居民、投资者等具有重要意义,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将影响到上述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例如,矿工如果知道企业的抚恤金很低、事故发生率较高、安全措施不足,他可能会选择辞职,即使在当地找不到替代的工作,也可以去外省市打工,不至于为了很少的抚恤金而送命;社会责任投资者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很差,不对其进行投资等。
再次,强制企业披露CSR信息,并不就是强制企业编制CSR报告,只需要以描述性的信息为主,就可以使利益相关者了解相关的信息。即使需要编制复杂的社会责任报告,也并不需要花费很高的成本。
因此,综合来看,披露所产生的收益大于披露所带来的成本,尤其是从总体社会收益来看,远远大于企业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成本。
国内两大证券交易所开强制披露先河
目前,我国正在探索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强制披露问题。
而对强制披露的探索和试点,是因为先期开展的自愿披露其结果并不乐观。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2006年9月25日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并要求该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但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仅仅是鼓励深交所上市公司积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还不是强制要求,而我国企业披露的情况很不乐观。深交所共有上市公司740家,2007年只有3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06年度的社会责任报告;2008年的披露情况也不乐观,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共有4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
可见,在没有强制披露要求的情况下,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积极性非常低。而所有需要社会责任信息的利益相关者都要在企业的年度报告的不同部分(董事会报告、财务报表、报表附注、公司治理等部分)进行艰苦的搜寻;而搜寻到的社会责任信息又有可能并不是该企业全部的社会责任信息(即部分企业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现象)。
2008年12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向各上市公司发出《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纳入到“上证公司治理板块”的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在2009年必须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做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试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做出了相应的行动,它要求所有纳入“深圳100指数”的上市公司在2009年必须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可见,我国政府在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采取了逐步试点的方法。但是,这些强制披露单位还不是以重污染行业、高危险行业为主。
例如,“深圳100指数”的样本公司是深圳市场A股流通市值最大、成交最活跃的100只成份股,代表了深圳市场A股最核心的优质资产。而“上证治理板块”则是上证A股中公司治理较好的199家公司。
根据前文所分析的五条原因,我们认为,我国应当考虑强制重污染行业、高危险行业定期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并逐步开展社会责任信息的抽样审计。
当然,我国上交所、深交所目前所进行的强制披露要求已经是创举,我们期待着重污染行业、高危险行业乃至所有上市公司都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代的到来。
政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分析 篇4
关键词:政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
近年来,我国正大力倡导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理念,中央部门在公布各类预算及决算相关信息的披露进程亦取得不错的进展。在此过程之中,网络技术被广泛应用其中。由于我国目前电子政务发展十分迅速,对政府在财务信息方面的披露质量和其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意义十分重大。
一、从政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维度进行分析
(一)财务信息具有全面性。就政府在财务方面的信息而言,目前我国政府对其披露还缺乏全面性。现阶段我们国家的会计体系仍以预算会计为主,缺乏独立性,还有待完善。预算会计体制是将国家在年预算收入方面、预算支出方面、剩余方面作为主要基础,同通常的企业会计体系相比较而言,此种体制相比较落后。就企业方面来看,企业拥有的财务信息披露体系非常成熟,相关制度十分健全,而且企业为保障信息披露具备真实性,每年都会对会计准则进行变更而且会计制度也相当完善。然而因为现今政府在会计体系方面的局限性,并没有全面体现出其在资产方面、负债方面、权益方面的相关信息,这主要是由于披露构架有缺失。
(二)审核角色具有多样性。我国对政府在财务信息方面的审核角色十分单一。然而在美国,每年是由第三方机构对政府财务信息进行审核,只有在其审核合格之后才给予公布,从而确保政府公示的财务信息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我国现今主要是由政府内部对其财务信息进行审核。虽然现阶段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政府在财务信息方面的披露所具有的真实性,但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政府内部进行审计,审计环节太过单一,无法保障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我国政府可效仿美国建立第三方审查机构或成立独立机构进行监察,使审核角色更加丰富,从而提高披露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可信度。
(三)获取途径具有多重性。我国目前主要是政府在使用财务信息,对于普通群众而言,满足其此方面的需求尚处在开始阶段。这也恰恰是我国政府现阶段在财务信息方面的披露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我国尚未制定专项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在会计信息方面的披露,政府对于有义务进行公开的项目、时间、程度无法可依,导致财政缺乏透明度。除了某些需要保密的政府规则决议以外,许多诸如财务方面的报告和分析等会计信息只有内部文件却没有进行公开发布,导致普通群众只能通过网络渠道、电视渠道等获取少量财务信息。此外,大众群体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取财务信息。因此,要确保获取信息的途径多样性,为信息获得提供时效性方面和可获得性方面的保障。
(四)质量评价相关体系具有全面和稳定的特性。政府应该在其现有的关于财务信息方面的披露体制之中,建立具有稳定性、比较完善的相应的评价体制,这样政府便可以对财务信息在质量方面进行自我评价,自我监督,更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其进行监督。所以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二、政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实施机制
(一)质量评价相关体制的运行和评价。通过梳理以及总结质量评价体系,对其进行模拟运行,并评价整个质量相关实施机制。
1、整体流程采取的运行模式。整个流程体系以民众对政府在财务信息方面的需求为出发点,使得政府必须改革以往的披露方式;政府财务部门经过对披露方式与方位进行改善以后,披露财务信息,完成信息披露环节;质量评价体系在财务信息完成以后迅速对其做出有效评价;最终将得出的评价结果及对结果的认定,连同公开的财务信息,反馈给广大民众;民众在获取披露结果和相关质量评价以后,对于财务信息再次提出更新的要求。如此便出现一个闭路循环,这个循环始终围绕人民的需求,因此使财务信息在披露方面的发展以及提升信息质量方面都得以良性发展。
2、体系之间进行互动与相互循环。民众同反馈体系间进行循环:反馈体系将有关的财务信息以及对其质量评价所得数据传达给民众,民众将自己对财务信息的需求及想法反馈给反馈体系。这样在内部进行互动循环,更加有助于反馈体系充分发挥其作用。反馈体系同对质量方面进行评价的体系间相互循环:对质量进行评价的机制在内部进行循环互动,更加有助于提升财务信息在质量方面的评价。整个财务在信息质量方面的评价体制同政府财务信息有关部门间进行循环:质量评价体制同财务信息相关部门间进行互动,更加有助于直接提升政府对财务信息进行披露的质量。
(二)反馈体系的相关建设及运行。实施机制只能得出评价结果,如果缺乏反馈体系,政府很难提升在财务信息方面的质量。基于此,笔者针对质量评价体系提出建设完善的反馈体系是对其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应以第三方的角度来建设反馈体系,以确保对反馈机制进行有效监督。当反馈体系取得质量评价体制对质量进行报告以后,一方面要向质量评价体制反馈报告中存疑之处,质量评价体制对其作出解释或修正,使质量报告更加公正、更加公平;另一方面反馈体系根据报告记录内容向政府对信息进行披露的相关部门问责,要求其披露报告中的不充分部分。政府在财务信息方面的披露体系必须作出回应,即使信息关乎国家机密,也应该给予告知。建立此三种机制并将其完善之后,三者相互制约、相互负责,形成闭路循环,为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保障。
(三)连续三年被审计部门DI均值变化趋势。在2013~2015年连续三年被审计署审计的多个部门中,呈现出所有部门的DI总分出现上升的趋势,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在披露内容维度以及相关的披露特征维度中更加明显。在所有进行审计的部门中,只有两个部门的DI总分有所下降,而且下降幅度也较为轻微,分别为0.02和0.06。从这一个变化趋势可以反映出,审计监督可以有效提高部门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表1)
三、政府网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一)居民个人平均收益。居民如果人均获得的收益越高,便会越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监督,而财务信息是对业绩进行评价的基础,因而对其需求也更强,可以更好地激励政府对财务信息进行披露。
(二)政府在预算方面的收入。政府在预算收入方面越高,其进行信息化相关建设的资金便越充足,披露其财务信息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政府在预算方面的收入与其管理质量息息相关,管理质量越高,其政府便愿意对其财务信息披露越多。
(三)政府在财务方面的状况。财务状况是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的能力以及其服务水平的反映。政府财务状况包括政治利益以及政治成本,政府对财务信息进行披露的动机取决于其财务状况。状况越好,其披露质量也会越高。
(四)审计在处罚方面的力度。对政府部门在监管处罚方面的力度越大,其履行责任的自觉性也越高。
(五)各省政府在工作报告之中对财务方面的重视度。一个地区如果政府越重视其财务、在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之中提及财务的频率越高,通常对其政府经济方面的工作也抓得越紧,进而对其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也越高。二者之间是呈正比的。
四、提升政府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
(一)加大审核的信服力度。只有通过审计财务报告,才能判断政府披露的信息是否准确、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及时。可参考企业在此方面的成功经验,可设立独立的审计机构对政府部门在年度财务方面的报告进行审计,充分调动社会机构参与的积极性,并制定相对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加强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提高审核的信服力度。
(二)使信息披露在渠道上具备多样性。政府的财务信息是向大众进行披露的。虽然对必须进行公开的一些信息已经提出相对应的要求,各级政府也顺应民情建立了供其查阅的政府信息方面的查阅中心,但实际上,公众在获取所需合理信息时成本依然较高、也不够便利。针对这一点,政府应充分利用诸如公共媒体、公告等便捷方式。与此同时,政府应确保披露的关于财务方面的信息符合民众要求的质量标准。
(三)对相关规定进行修正,建立相对应的管理措施。(1)对于妨碍政府将信息进行公开的相关规定应给予修改。以方便人民群众可以及时获得完整、详尽的财政信息为原则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对于对公共资金、资源进行使用的全部单位都应公开其信息;(2)把对财务信息进行公开列为对《预算法》进行修订的主要内容。我国政府由于受《保密法》的限制,其信息公开还存在阻碍。国家秘密以外的所有预算收支信息都必须进行公开。对于功能分类以及经济分类的预算支出信息必须公开;预算信息的公开方式对于获取信息者而言应具备便捷性和低成本性,各政府所属财政部门应负责收集信息、整理信息,并采取网站进行集中公开的形式公布所有部门以及单位的相关预算信息;对于公布的政府预算信息须具备政府在会计方面和统计方面的规范性;(3)把对财务信息进行公开列入政府对绩效进行考核的相关内容之中,促进积极性。这一举措不但可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重要举措。
五、结语
总之,政府在财务信息方面采取公开、透明的披露机制十分具有威慑力,可以很好地督促政府官员依法办事、依章办事,积极主动履行自己的职责,进而有效防腐。就短期而言,有利于提升行政管理的品质;就长期而言,有利于推动社会以及经济向良性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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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篇5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社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管理,规范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本公司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信息”是指所有可能对本公司经营利润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以及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要求披露的信息。
第三条以下人员和机构应根据本制度承担信息披露义务。
(一)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本公司董事和董事会
(三)本公司监事
(四)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四条信息披露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合规原则
(二)真实、准确、完整原则
(三)主动、及时披露原则
(四)公开、公平、公正、同时原则
(五)持续披露原则
第五条本公司信息披露渠道包括:电话、快递、电子邮箱等。其中报告还应及时报送监管部门。
第六条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的人员和机构应当确保其所披露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二章 信息披露的内容
第七条本公司信息披露形式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第八条本公司定期报告分为报告、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中期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1个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季度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第4个月、第7个月、第10月内编制完成并披露。
第九条本公司预计经营业绩发生亏损或者发生大幅变动的,应当及时进行业绩预告。
第十条本公司需要进行信息披露的临时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下列 1
事项:
(一)发生可能对公司经营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二)股东大会及部分董事会决议;
(三)股东或股权发生变更;
(四)本公司章程、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名称发生变更;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发生变动;
(六)与本公司有重大业务交易的行业出现市场动荡;
(七)依照有关适用法律法规,或监督管理机构、章程的有关要求,应予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十一条公司报告中应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内容: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
(三)风险管理。
(四)担保业务总体情况和融资性担保业务情况。
(五)资本金构成和资金运用情况。
(六)财务会计报告。
其中公司概况中包含下列内容:公司简介、经营计划、组织架构、分支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合作的金融机构。
其中 1,风险管理方面包含下列内容:(一)风险管理概况。包括:风险管理的原则、流程、组织架构和职责划分以及新建制度,经营活动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准备金的提取标准,代偿损失的核销标准,反担保措施的保障程度,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情况。
(二)信用风险管理。包括:信用风险的管理方法,产生信用风险的业务活动,信用风险暴露的期末数。
(三)流动性风险管理。包括:影响流动性的因素,反映流动性状况的有关指标以及流动性资产与一年内到期担保责任的匹配情况,流动性
风险的管理方法。
(四)市场风险管理。包括:因利率、汇率以及其他因素变动而产生的总体市场风险水平及不同类别市场风险水平,市场风险的管理方法。
(五)操作风险管理。包括:由于内部程序、人员、系统的不完善或执行不力,或外部事件造成的风险,操作风险的管理方法。
(六)其他风险管理。包括:可能对公司、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严重不利影响的其他风险因素,公司对该类风险的管理方法。
2,担保业务总体情况和融资性担保业务情况分别披露下列信息:
(一)承保情况:期末在保余额、当年累计担保额、近三年累计担保额。
(二)代偿情况:当年新增代偿额、近三年累计代偿额。
(三)追偿及损失情况:当年代偿回收额、近三年累计代偿回收额和累计损失核销额。
(四)准备金情况: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担保赔偿准备金余额、一般风险准备金余额。
(五)集中度情况:最大十家客户集中度明细、最大三家关联客户集中度明细。
(六)放大倍数:担保业务放大倍数、融资性担保业务放大倍数。
(七)业务质量:担保代偿率、代偿回收率、担保损失率、拨备覆盖率。
(八)接受监管部门检查和整改的情况。
3,财务会计报告应当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第三章 信息披露的程序
第十二条信息披露应履行下列程序:
(一)信息提供者起草并认真核对相关信息资料;
(二)综合处对拟披露的信息进行审核;
(三)公司负责人进行审查;
(四)董事长或经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发;
(五)综合处根据相关规定,将信息披露文件及时送达监管部门。第十三条信息披露时间
每年4月30目前披露上一年报告,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披露的,应当至少提前1 O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申请延期披露。
重大事项临时报告自事项发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及时披露.第四章 信息披露的管理和责任
第十三条本公司总经理是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综合处负责向监管部门、董事、股东报告信息。
第十四条信息披露事项由公司总经理负责,综合处具体开展本公司信息披露工作。
第十五条本公司其他相关部门负有信息披露配合义务,以确保本公司披露的及时、准确和完整。
第十六条董事及董事会的责任:
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勤勉尽责,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七条监事的责任
(一)监督本公司信息披露执行情况。监事对信息披露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发现重大缺陷时应及时督促改正;
(二)负责监督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履行信息披露相关职责的行为;
(三)监事必须保证所提供披露的文件材料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第十八条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向董事会报告本公司经营情况、重大合同的签订与执行情况、资金运用情况和盈亏情况(遇有重大或紧急事情时可口头报告),同时必须保证这些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
(二)高级管理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答复董事会关于涉及本公司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本公司其他情况的询问,以及董事会代表股东、监管机构作出质询,提供有关资料,并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九条信息披露管理部门的职责:
(一)综合处为公司信息披露的指定部门,负责准备和递交有关监管部门所要求的信息披露文件,组织完成监管机构布置的信息披露任务;
(二)协助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了解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公司章程。
(三)经总经理授权,协调和组织信息披露事宜,包括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保证本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五章 信息披露的纪律与职责
第二十条本公司对相关人员违反本制度,发生以下行为,给本公司造成损失的,将对相关责任人给予批评、警告、直至解除其职务的处分,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将有关处理结果报相关机构备案。
(一)编造虚假信息的;
(二)信息报告不准确、不及时的。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一条本公司确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记录和保管制度,本公司信息披露的信息公告实行实物存档管理。
第二十二条本制度未尽事宜,按有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本制度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或经合法程序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相抵触时,按有关规定执行。
论在线信息披露制度 篇6
摘 要 在线交易作为一种新型交易方式,对传统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西方国家对在线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较之我国有其先进之处,本文将详述之。
关键词 在线消费者 知情权 在线信息披露制度
在线交易作为一种新型交易方式,对传统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迫使世界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交易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作出必要的修改与更新,以回应于在线交易下这些新的挑战。本文笔者就在线信息披露制度进行比较法分析,以求对我国在线交易领域的相关立法提供比较法视野的经验借鉴。
一、国外在线经营者自身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
1.经合组织的相关制度
经合组织(OCED)在《关于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保护指南的建议》(以下简称“指南”)中规定,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应以易于接受的方式提供自身充分信息,最低限度应包括以下信息:a.企业的身份,包括企业的法定名称及用于交易的名称,主要的商业地址;b.电子信箱地址及其他电子联系的方法或电话号码以及有效的注册地址等;c.与企业进行迅速、简便和有效的交流方式;d.能适当和有效的解决争议、法律程序的服务,经营场所和法律实施的负责人及执行规章的官员;e.企业是任何有关自律性组织、商业协会、解决争议的组织或其他认证机构中的成员,企业应提供消费者适当的联系方式和核实组织成员简便的方法以及获知认证机构的有关法规和规则。
2.欧盟的相关制度
欧盟在《远程销售指令》中规定,在任何远程合同缔结前的适当时候,消费者必须被提供充分信息,其中包括:在线经营者应提供供应商的身份,在要求预付款的合同下,还需要提供供应商的地址,以确保消费者无论如何都必须能够得到供应商营业地的地址,在该地他可以提起诉讼。另外,还明确规定了经营者应予明示自身信息,应以与所使用的远程通讯方式相适应的清晰易懂的方式予以提出。
3.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
日本的《ECOM虚拟商店与消费者交易准则》中规定:电子商店必须提供足够信息,使消费者能充分知悉其交易对象为何者而提高电子商务的可信度。应该提供的信息包括:网络经营者公司名称、商店名称、地址、电话、传真、E-mail及依据商业法规所要求经营资格的内容。
我国台湾地区的《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纲领》中规定,企业经营者应至少披露以下信息:登记名称、负责人姓名及公司简介;公司所在地及经营处所所在地;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联络方式及联络人;经营型态及核准证照号码;加入的自律机构或计划相关规定与措施及其会员资格确认方式。
二、国外在线商品服务信息和交易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
1.经合组织的相关制度
经合组织(OCED) 在《指南》中规定:可使用的和合适的交易信息应包括:a.分别列出企业收取和/或征收的总成本;b.非由企业收取和/或征收的针对消费者的既存其他常收成本提示;c.交付或履行期限;d.付款的期限、条件和方法;e.购买的限制、限度或条件,如父母/监护人许可条款,地域或时间的限制;f.正确使用的说明,包括注意安全和健康警示;g.有关有效售后服务的信息;h.有关撤回、终止、返还、调换、取消和/或退款政策信息的细节和条件;有效的担保和保证。
2.欧盟的相关制度
欧盟的《远程销售指令》中规定,关于商品服务信息和交易信息应充分披露:a.商品或服务的主要特性;b.商品或服务的含税价;c.适当的话,运输费用;d.付款、交货或履行安排;e.有撤销权;f.不按基本比率计算时,使用远程通讯的费用;g.要约或价格的有效期限;h.适当的话,长期履行或经常履行的产品或服务供应合同的最低期限。此外,欧盟指令还要求消费者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收到适当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书面信息,以克服电子信息的短暂性、易修改性。
3.美国的相关制度
美国的《BtoC 网络交易指导原则》中规定,交易过程的相关信息必须充分披露,包括:交易条件、交易流程,并告知消费者在何种状况下可以取消交易;以适当的语言表达所有相关讯息,即销往台湾省地区的商品或服务必以繁体中文表述,销往日本者,则必须以日文表述;交易信息必须妥适保存,并使消费者可以随时查询;价格信息透明,包括定价、运费、货币类别、附加税款等;物流处理信息透明,包括运送方式、运送时间等;退换货处理信息透明,包括退货、换货、退款等的相关规定,如鉴赏期长短、退换货流程等。若厂商不接受退换货,则必须在交易尚未完成时就明白告知消费者。
三、国内外在线信息披露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
关于在线信息披露的我国国家级相关立法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这些法律文件中的信息披露主要是针对传统交易模式下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特点而设计的,因而很多规定很笼统,操作性差,并且已经很多规定无法适用于在线交易的情形。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53条规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应当置于公司住所或者分公司营业场所的醒目位置。在线交易模式下,在线消费者不可能到经营者的住所或营业场所去查阅经营者执照,这些规定显然在在线交易模式下是无法适用的。另外,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在网络经济活动中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通告》,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分别对经营者在线信息的披露提出一定要求,但立法层次与适用空间的局限性,使得我国在线交易模式下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方面的制度立法仍处于空白或低层次的探索阶段。消费者在线知情权的实现是依赖经营者信息的披露程度的,国外相对成熟的立法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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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制度探讨 篇7
关键词: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制度
一、国外政府采购分析
(一) 美国政府采购制度简介。美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性较强, 《美国联邦政府采购目录》 (FSC) 中的第十到第九十九项基本包含了其政府采购的所有产品类别, 美国政府采购制度具有政策导向性强、采购制度框架较完善、软硬件条件先进、注重绿色环保和治理机制规范等特点。
1、政府采购政策导向性强。美国注重通过政府制度实现保护民族产业、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支持中小企业成长等政策目标。首先, 表现在对购买美国产品的保护。美国国会于1933年颁布了《购买美国产品法》, 这部法以“扶持和保护美国工业、美国工人和美国投资资本”为立法宗旨, 并按原产地规则对“美国产品”予以具体界定, 这就造成了虽然美国早已加入了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 向协议国对等开放了国内政府采购市场, 但在政府采购中采购非美国制造产品数量却很有限;其次, 通过政府采购鼓励科技创新。为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新技术研发, 美国政府采用“政府技术采购”的方式予以支持, 通过《联邦采购法》明确规定了优先对科技创新成果实施政府采购。如对尚处于研发期或初始投放期的产品, 或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技术产品, 通过事先制定采购规划或直接下订单采购等形式予以提前购买;再次, 运用政府采购价格优惠方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如规定10万美元以下的政府采购合同, 要优先考虑中小企业, 并通过价格优惠方式对中小企业给予支持, 如对中型企业的价格优惠幅度为6%、小型企业为12%。
2、政府采购制度框架较完善。第一, 建立了系统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自1761年《联邦采购法》颁布起, 美国政府相继以立法的形式开始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构建了一个由法律规则、组织体系及采购程序等多方面组成的较为完善的政府采购体系。美国国会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大约500种政府采购法规, 美国公共事物管理局拟定了健全的规章制度和供招标采购官员参考的《采购工作守则》, 美国各州政府根据其实际情况, 颁布了相应的采购法规。同时, 设立《总监法案》, 依据该法案选聘政府总监等监督人员定期检查政府采购行为。虽然关于美国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众多, 但彼此之间能很好地协调和配合, 并为解决争端、争议和调节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第二, 拥有完善的政府采购信息披露机制。美国政府采购透明度较高, 信息发布的服务平台相对完善, 拥有当今世界信息披露制度最完善的立法。美国联邦政府设立的集中采购机关为联邦总务署, 联邦总务署及其下属机构作为政府采购的主管机构, 做到统一发布信息和管理。
3、拥有先进的软硬件条件。第一, 美国政府采购拥有专业的人才队伍、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考核标准。除少量管理人员外, 美国政府的大部分采购员都是专业采购官员。采购官员有详细的专业化分工, 同时美国政府对官员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提供良好的培训条件;第二, 美国政府采购得到先进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技术的支持。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郡政府建立了先进的政府采购信息化平台, 通过该平台可以更广泛地了解产品和市场的供求关系;平台上的竞价采购可以进一步扩大采购市场范围;通过更为彻底的竞争, 政府及供应商能获得更合理的低廉价格, 节省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政府采购信息系统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实现采购目标, 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4、支持绿色采购制度较为完善。美国联邦政府在长期政府采购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绿色政府采购经验,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政府采购绿色指标体系并可定期实施动态修正;美国还高度重视对绿色政府采购意识的引导和培训, 引导政府工作人员采用绿色环保的设备, 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
5、治理机制规范。第一, 采购采用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模式。首先是集中采购, 联邦政府总务署在集中采购中主要行使组织操作功能, 通过协议供货或者接受委托、组织招标等方式为其他机构提供服务, 其他机构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执行;其次是部门采购, 采购部门比较大的, 如联邦政府国防部、航空航天局等, 在部门内设立政府采购办公室, 独立开展采购工作;再次是委托采购, 其采购规模较小, 未设立其他几个实行委托采购。第二, 具有统一的政府采购政策。为确保联邦政府采购政策的相对统一, 总统行政和预算办公室内设政府采购政策办公室对《联邦采购条例》进行修订和指导实施。此外, 各联邦机构可依法制定本部门的政府采购规章制度, 对《联邦采购条例》进行补充。第三, 拥有规范的预算治理机制。政府采购预算是保证政府采购政策落实的一项重要措施, 总统行政和预算办公室负责执行。只有国会通过预算后才能执行采购, 且纳入预算的采购项目都要实行政府采购。
(二) 新加坡政府采购制度。新加坡是城市国家, 没有地方政府。新加坡实行的是半集中半分散采购模式, 集中与分散采购所占的比重随历史发展而变化, 1995年5月之前, 以实行集中采购为主, 由原中央采购处负责采购;1995年5月, 政府关闭了中央采购处, 只有少数项目由于经济效率的原因仍由财政部采购, 如大米、纸张、微型电脑等, 其他物品皆实行分散采购。1997年新加坡加入GPA, 适用于新加坡所有的政府部门和25个法定机构。在制定政府采购政策时, 财政部在非GPA的采购项目上也尽量采用了GPA的规定, 以减少行政上的负担。新加坡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为:透明、物有所值、公平和公开竞争。为处理政府采购的相关申诉问题, 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政府采购仲裁法庭, 处理《政府采购协定》无法调解的投诉。
新加坡政府采购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确定购买要求;取得批准;计算采购价值;确定采购项目的性质;确定GPA的实施过程;确定采购程序过程;执行采购过程;重复订货过程;合同的延长过程;应急订购过程。对1, 000新元以下的采购, 进行小额采购, 其优点在于节省采购时间, 提高采购效率。对3, 000新元以上、30, 000新元以下的项目, 要通过报价的方式采购。这种采购由两位官员负责, 两位官员的职责相互独立。在这种采购过程中, 至少要邀请三个供应商报告, 即谓“货比三家”。30, 000新元以上 (含30, 000新元) 的政府采购项目都必须公开招标, 必须要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对复杂和高技术需求的采购项目, 采用选择招标方式, 其目的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评估投标。
新加坡政府采购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 采购效率得到明显提升。政府在国际互联网上专门设立了招标信息服务网站, 采购机构和供应商双方均可便捷地获取自己所需的采购项目、日程、报价及合同授予等具体信息。新加坡政府还利用互联网建立了一种交互式的电子交易系统, 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手工操作复杂、数据不够准确、采购程序烦琐、缺少透明度等诸多问题, 使招标工作更加公开化、规范化、科学化, 有效减少了政府采购领域的腐败问题。
二、我国政府采购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信息公开办法不健全。信息公开的管理办法等政出多门, 标准不一, 如财政、发改、建设、交通、水利等部门分别通过部门规章、管理办法等形式对信息公开进行了要求各异的规定, 造成信息公开办法不健全、标准不统一、信息公开不全面、披露渠道纷杂等问题。
(二) 信息公开关键环节有缺失。信息公开的关键环节还有缺失, 如最核心的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和政府采购结果的决策过程尚未建立有效的公示办法, 易于造成公开而不透明的情况。
三、对策建议
信息公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 这是《政府采购法》的明确规定。在该法近九千字的条文中, 就有十二处“公开”、九处“公布”这样的字眼, 这还不算诸如“通知” (多达十二处) 、“发出投标邀请书”等含有公开意思的文字, 由此可见该法对采购信息公开的重视程度。该法第三条就指出:“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其次, 通过信息的公开能反映出采购机关的采购价格是否低于市场平均价格、采购效率是否更高、采购质量是否优良和服务态度如何等诸多情况, 《政府采购法》还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任何方式, 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笔者认为, 采取封锁政府采购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就可轻而易举地达到这一目的, 正因为如此, 所以说做好政府采购的信息公开对于加强廉政建设、特别是保护采购人和广大供应商的合法利益至关重要。
那么, 应公开哪些信息呢?从内容上来看, 采购部门要将政府采购的业务流程、规章制度, 特别是采购目录、政府采购限额标准、招标文件等悉数对外公布, 通过广泛而有效的公开为政府采购搭建阳光平台、实施阳光操作、树立阳光形象奠定基础。譬如《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标准应当公开。采用本法规定的采购方式的, 采购人在采购活动完成后, 应当将采购结果予以公布”。从政府采购的程序上来看, 大致可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等三个环节, 同时结合具体的采购方式在信息公开的形式和面向的对象上会有所区别。这里要指出的是, 采取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 通过采购人将合同副本报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为信息的公开方式, 笔者认为这种采购方式下要特别注明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符合条件, 防止搞“暗箱操作”, 使原本属于“阳光工程”的政府采购失去意义。
应该怎样进行公开呢?第一, 思想上要高度重视。作为政府采购部门的工作人员, 要把采购信息的公开看成是一项法律规定的制度性事务来做, 政府采购的信息公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 更不是被某些人任意操纵、可玩弄于股掌的工具;第二, 要采取有效的公开形式。《政府采购法》第十一条“政府采购的信息应当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 但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仔细研读该条文, 笔者理解首先要对“商业秘密”这个概念加以明确的界定;否则, 有些人就会用这个幌子来规避采购信息的公开, 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一点;其次, 统一全市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媒体, 所有政府采购项目必须按照规定办法进行公示。能让最大多数人获知信息, 如果采购信息的发布渠道多而杂乱, 受众就会无所适从, 不知怎样才能准确地捕捉到采购信息, 那么即使做到了公开又有何用呢?同时, 笔者认为, 也不能忽视其他传播媒体的作用, 如简报、宣传栏、黑板报等, 它们作为与主流媒体同时发布信息的补充, 是公开信息物美价廉的有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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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相关问题分析 篇8
(一)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不完善,披露方式不规范。我国还没有建立和实施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政府的财务信息只能从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实施情况和政府预算执行报告等获得。政府预算报告是政府对外披露财务信息的主要方式,但是披露形式过于简单而且还不统一规范,不能完整全面反映政府的资产、债权和债务,公开的信息不多。这一方面使政府决策者不能得到完整的数据来进行决策,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二)政府财务会计核算的基础不公允。政府会计核算体系是政府财务信息披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现在的会计核算方法有一定的缺陷。预算会计是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模式,其方式是首付实现制。这种方法不能对政府的财务状况以及财政风险做出全面客观的反映。
(三)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内容不完整。政府收支应该涵盖预算内收支、制度外收支两个部分。然而我国现在的预算报告不能体现政府的各项支出,只能说明一部分政府开支,还存在相当一部分资金去向和使用情况得不到说明。
二、改进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建议
我国在改进和完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果和经验,逐步实现与国际惯例的对接。同时,以我国的具体国情为基础,立足于我国的政治民主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才技术条件。在改革的进度方面,不能过于激进、急功近利,试图一蹴而就,而应该根据总目标,分地区、分部门、分阶段进行,从小到大,逐步推开。
(一)分层进行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我国改革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原因在于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对社会公众、立法机构以及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进行仔细分析是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的第一步。只有了解他们的需要,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才能够分出层次,做到分层进行。
政府财务信息的使用者无非来自于政府内外两个方面。现在,政府内部是我国政府财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包括财政管理部门、宏观经济管理决策部门、审计部门、立法机关等。财政部门包括各个层次,它们获取信息的目的是编制和执行政府预算,管理和监督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宏观经济管理决策部门,它们使用信息的目的是进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开展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审计部门和立法机关使用信息的目的是监督和审批政府的预算收支。此外,政府外部对政府财务信息也有需要。纳税人关心政府资金的来源和利用状况、政府所拥有的资产及其所背负的债务,社会大众对政府的政绩进行监督,开展自我决策活动也需要政府披露财务信息。政府债券的所有者则对政府的偿还能力、筹资计划和长期财政政策比较关心。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外国投资者对政府整体的经济实力、财务情况、援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状况比较关注。满足上述各个主体的信息需求,政府就必须披露对受托资源管理情况的信息、预算执行情况的信息和绩效信息。
(二)提高政府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政府披露财务信息的主要载体是政府预算报告以及财务报告。因此,要披露目标为依据保证政府预算报告和财务报告的质量。财政管理和要求及预算资金的合理性是我国目前财务信息披露的主要目标。逐步使受托责任得到完善和说明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目标。相关性、重要性、可比性、及时性和可靠性是我国政府进行财务披露时应该满足的主要要求。此外,可理解性和明晰性也是应该考虑的要求。
(三)改革预算制度,健全预算信息披露。让社会公众获取一种全面、及时、可理解、可靠和透明的预算信息是政府披露预算信息的目的。为此,政府应该优化预算收支的范围、编制时间、编制方法以及细化程度。其一,对政府预算范围进行扩大,使预算信息全面完整。全面完整预算信息必须包含政府的所以收支、特殊账户和预算外资金等。此外,对近期或远期财政有影响的所有政策决定和政策承诺也要进行披露和审查。政策决定包括或有负债、准财政支出、税式支出以及贷款。当预算改革到一定程度,预算还应包括国有资产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其二,应该对预算收支科目进行细化,使信息的可理解性和可靠性得到提高。政府收支的分类可以以经济性质、功能和部门在进行,使这三个方面既做到相互独立又能够实现互相补充。这样做,有利于提高财政收支信息反馈的速度,自己使用效率和资源运行效率。预算细化的一个科学方法就是实现收支项目的明确具体。其三,改革传统的预算编制方法,使预算编制与实际更加贴切。因素法和零基预算法是市场经济对预算发展的要求。对各单位和各部门的实际支出需求进行科学确定,然后以轻重缓急的程度进行排序。这改变了传统预算的弊端,使得只上不下、只增不减的现象得到遏制。其四,合理确定预算报告的披露时间,使预算信息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得到提高。
摘要:目前,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不完善,披露方式不规范;会计核算的基础不公允;财务信息披露的内容不完整。针对这种现状,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改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措施有三个:第一,分层进行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第二,提高政府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第三,改革预算制度,健全预算信息披露。
关键词:政府财务信息披露,问题分析
参考文献
[1]邓集文.论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原则[J].财务与金融,2009(02).
公共受托责任与政府财务信息披露 篇9
一、公共受托责任的内容
受托责任大多是由于资源的委托行为而发生的。美国GASB认为, 政府的受托责任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念上的:公民及资源提供者有权知晓并要求公开披露资源筹集和运用的事实, 以利于他们评判政府的公共选择。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 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行政权力, 依法拥有行政权和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能。在民主制国家里, 政府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 接受人民的委托, 利用公共资源, 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由于政府代表人民的意志执行公共财政资源的筹集、使用和管理, 所以必然要受到资源提供者 (社会公众) 及其代表、国家法令、合同协议及其他约定的限制, 必须对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有效性和使用效果负责, 这便形成了广泛存在于政府及其管理当局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公共受托责任。
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理论, 国家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在全体社会成员的授权下, 政府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 承担向社会提供企业 (或个人) 不愿提供、不能提供或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由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广泛性, 政府也就对全体社会成员承担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受托责任。这种由公共权力的委托而产生的受托责任即为“公共权力受托责任”。而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需要耗费一定的资源, 必须以一定的形式和程序为其行使公共权力提供资源保障。在民主政治制度里, 通常以公共预算的方式, 进一步授权政府通过征税等渠道从社会公众那里取得公共资源, 并由此形成政府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和管理的“公共资源受托责任”或“公共财务受托责任”。政府把从社会取得的公共资源, 按照人民的意志“投入”到社会需要的公共领域, 经过“产出”、“成果”、“影响”几个阶段, 最终实现政府因公共权力而承担的责任。
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 从其内在职能来看, 又是一个层次分明的“梯形受托责任”, 由高到低可分为五个层次: (1) 政策受托责任, 涉及政策的选择、执行和废止; (2) 项目受托责任, 指目标的设立与实现程度 (如结果和效率) ; (3) 业绩受托责任, 指各项活动运营的既定标准得以实现的程度 (如效率和经济性) ; (4) 过程受托责任, 指应用适当的方法、程序来衡量各项活动计划、分配和管理的业绩; (5) 忠实受托责任, 指基金的使用与批准的预算、法律、法令等相一致。从其特点来看, 公共受托责任产生于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并依存于三个主要代理关系之中, 即公务员对行政长官的受托责任, 行政部门对立法部门的受托责任和政府对民众的受托责任。
二、政府公共受托责任与企业受托责任的不同
受托责任是由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的, 委托关系可以是由通常的托付行为建立, 可以由聘请建立, 可以由任命建立, 也可以由民主选举建立。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不同于企业, 它是由民主选举建立起来的受托责任。因此, 政府公共受托责任与企业的受托责任有很大的不同。
王光远教授对公共受托责任与公司受托责任进行对比, 指出二者之间有以下不同:公共受托责任的评价标准尚未统一;公共部门的各个支出项目排除在直接反映的产出价值概念之外;公共部门的财务报告仅提供产出信息, 且其收入或收益并不反映消费者认定的服务价值, 只反映一种定价制度或者为提供服务而分配资源的决策, 而公司的损益表要反映销售收入, 应计费用和损益;公共部门的产出概念难以定义, 难以计量;对政治决策者的政治受托责任难以评价。
刘秋明对公共受托责任与公司受托责任加以比较, 认为存在以下不同:公共受托责任的评价面临困难;公共受托责任强调公平性原则;委托方对受托方的控制能力不足;受托方更多地受政治、法律和道德约束。
何瑞熊认为, 公共受托责任与公司受托责任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受托财务责任上, 而是在于受托管理责任上。他认为, 公共部门的受托管理责任需要强调公平, 而公司的受托管理责任不需要强调公平。虽然公共部门也关心效率, 但是没有像企业那样将效率放在首位。
本文认为, 政府承担的公共受托责任不同于企业的经营受托责任,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政府不以营利为目标。
由于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委托人 (社会公众) 向政府提供资源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非追逐经济上的利益, 因此政府只能是非营利的公共部门, 不能以营利为目标。与企业经营受托责任履行过程中环环相扣的利益驱动机制相比, 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和实现机制比较复杂。因此, 社会公众无法像企业的委托人 (股东等) 那样, 通过财务报告中一些关键的比例性财务指标 (如每股收益等) 来了解和评价受托人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和受托业绩实现的程度 (政府履责情况与耗费资源之间的配比) , 并从根本上解除他们的受托责任。
2、政府行为缺乏可观测性。
选民与政府之间既存在委托与代理关系, 又存在被管理与管理关系, 这种强势代理人 (政府) 与弱势委托人 (选民) 的特殊委托代理关系决定了选民在信息获取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与企业中代理人 (经理层) 受外部竞争 (经理人市场和产品市场竞争) 制约不同, 同样作为代理人的政府缺少对委托代理问题的自动约束机制。由于可观测性和市场自动约束机制的缺乏, 选民不得不寻求某种信息披露机制, 以便了解并制约政府的行为。
3、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更强调公平。
由于政府不以营利为目标, 因此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在管理上更注重公平。Amitai Etzioni呼吁人们要注意与“受托责任”一词相关的三种流行的含义:对竞选上台的上级负更大责任;对社会群体 (通常指少数群体) 有更大回应;以及对“价值和更高标准的道德”有更大追求。这里对少数群体有更大回应和对价值和更高标准的道德有更大追求就是对公共部门的受托责任中的公平责任的描述。
三、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要求政府披露政府财务信息
随着财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代理人产生了对委托人的受托责任, 由此产生的“会计责任”和“报告责任”也得以确立。委托人由于自身利益的所在, 需要依靠财务信息对代理人的受托责任进行监督以辅佐自己的决策:代理人由于受托责任的所在, 需要提供财务信息以帮助解脱自身的受托责任。这种财务信息使用者和提供者的分离, 使得会计财务信息披露成为必然。
政府是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 接受人民的委托治理国家, 其主要职责是履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政府履行其职能而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 公共物品是私人部门不能提供的物品, 只能由政府提供。而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不能或不完全能取得收入补偿的, 那么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所必需耗费的经济资源只能来源于政府凭借国家政权以各种形式向公众征收。因此, 政府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就是在履行社会公众委托或赋予的责任。政府对公众的受托责任是最基本的受托责任, 这种受托责任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受托责任, 政府对公众的受托责任等;同时, 这种受托责任也会派生出其他受托责任来, 如政府对债权人的受托责任、政府对其他政府的受托责任等。政府完整的受托责任体现在政府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政府是一个承担着广泛受托责任的组织, 政府受托责任的内容也就构成了政府会计的主要内容。政府会计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向广大的委托人报告其财务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因此, 政府会计的根本任务首先是对政府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进行自我认定、自我计量, 并定期编制各种受托责任的财务报告, 披露相关的财务信息, 为委托人了解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而且, 为了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 政府会计不仅要提供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信息, 还要全面反映预算资金的连续活动和累积的结果。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受托责任对完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客观的要求, 就是对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客观要求。
四、完善我国政府财务信息披露
我国提供政府财务信息的主要政府对外报告是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另外,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报告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也提供政府财务信息。国家财政预算决算收支情况、中央财政预算决算收支情况、地方财政预算决算收支情况等政府财务信息, 也以编制预算决算收支表的形式, 编制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向社会公布。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我国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局限性在于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过于概括和笼统, 缺乏完整性、充分性和相关性。
首先, 应明确提出将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运营业绩和决策有用作为财务报告的总体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 具体财务信息的编报和披露才能围绕着新公共管理对政府财务信息的核心要求展开。
其次, 就政府财务信息的完整性而言, 我国还应进一步拓展政府会计的核算对象, 即不仅仅要对政府财政性资金进行核算, 还要对政府管理的社会保障金、国有企业投资和收益以及国家债权债务进行核算和反映, 甚至可以考虑将一部分公益领域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运动也纳入政府会计的核算范围。
最后, 为了政府财务报告能够提供更加充分和相关的财务信息, 应该统一各级政府财务报告的种类, 改革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并扩大财务报告的信息容量。《国际公立单位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的呈报》提出:“一套完整的财务报表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财务状况表; (2) 财务业绩表; (3) 净资产/权益变动表; (4) 现金流量表; (5) 会计政策和财务报表注释”。这里的财务状况表也可称为资产负债表, 财务业绩表也可称为收入支出表、收益表、业务活动情况表或损益表。财务报表注释也可以包括附表。这些报表的编制除了现金流量表以外, 其余的报表的编制基础应考虑采用应计制, 因为应计制下的财务报告更能提供充分的相关的财务信息。在不破坏财务报告明晰性的前提下, 应进一步扩大财务报告的信息容量。
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供求分析 篇10
从国际范围来看, “新公共管理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 世界各国都在不断探索政府会计的改革以提高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迫切的需要建立与国际经济市场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同时, 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财政管理体制也是“廉洁政府”的目标和我国广大公众的期盼。
一、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供需主体
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是政府为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诉求, 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反映政府财务状况的信息, 以帮助使用者评价政府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掌握政府提供服务参与竞争持续发展的能力, 并据此做出经济、社会和政治决策的信息系统。
政府会计信息在信息市场上同样存在供给和需求。我国政府会计信息供给方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各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 由于不同层次的政府会计信息供给方在行政权力、管辖范围、人员素质和会计技术等方面都各不相同, 因此提供的会计信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如企业提供的信息那么具有一致性和可理解性。
我国当前执行的是预算会计, 通过预算会计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金字塔形的内部管理方式。这使得政府会计信息的需求方不仅包括广大的社会公众还包括国家内部的各级政府, 即政府会计信息需求方主要包括两大类:外部的社会公众和和内部的各级政府。内部的各级政府在不同的供需链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可能是信息的供应者也有可能是信息的需求者。而不同的信息需求者由于他们在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分析水平, 信息的决策支持作用方面都各不相同, 对供给方信息披露的内容、数量、质量与方式等方面的要求也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也使得政府会计信息市场上的需求更复杂, 也更难得到满足。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发现, 在政府会计信息需求的分析中存在以下三条供需链, 我们将在下一节对这三条供需链进行分析。
二、政府会计信息的供求分析
根据供求理论, 需求决定供给, 在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本市场上, 具有决策作用的会计信息究竟以何种方式披露、披露的内容及其方式等, 事实上都是信息供给和信息需求双方之间相互博弈产生的结果, 直至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 原来的“均衡”被打破, 新一轮的博弈产生, 最后又形成新的“均衡”。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公布有关环境会计、人力资本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的相关信息, 就是源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然而, 在政府会计信息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这种“平衡”却没有形成。
(一)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内部的会计信息的供求分析
中央政府处于国家行政机构金字塔的顶端, 是整个预算会计的起点, 并通过预算的制定和调整确保重大公共政策的实施, 其对外公布的预算报告和决算报告是各信息需求方关注的焦点。我国近几年财政体制改革, 不断完善和发展政府财政总预算和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会计, 目前已形成了较完善的政府预算体系框架。政府预算体系的完善满足了政府内部的纵向管理需求, 即中央政府预算和决算报告基本满足了内部各级政府的信息需求。
各级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内部信息使用者主要是其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利用与生俱来的权力对下级政府披露的信息评价其预算执行的程度, 以调整下年的预算并对其行为进行控制。
(二) 中央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会计信息的供求分析
对于社会公众这个最广泛的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 他们的需求却并未那么容易得到满足。虽然中央政府对提高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透明性的意识较强而且近年来也做出了很多努力, 如2011年3月温家宝总理就要求公布“三公”经费等社会公众关心的信息, 但部分与预算相关的信息仍未得到详细的披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只公布了中央政府的预算支出和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 却并未公布对地方政府预算资金使用效率的绩效评价的标准和结果;2.对国债的信息披露不够完整。通常只披露了国债的利息支出, 没有详细介绍国债账面余额的变动情况, 国债对政府的压力和未来的偿还计划都未进行公布。这使得人民代表和公众在对未来财政政策做出评价时受到阻碍;3.2011年首次公布了“三公经费”, 但对于其他一般性的公务支出数据并未公布。因此, 在中央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供需平衡并未出现。不过, 认真分析该种不平衡状态并不是简单的供给不足。
社会公众是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最广泛的需求者, 也是评价政府受托责任的主体, 但作为国家所有者的社会公众在获取政府会计信息的时候往往受到制约。一方面, 对于社会公众关心的公共资源使用结果的信息较难获取, 如:形成的国有资产及存量、承担的债务及解决方法、税收收入及其支出以及预算资金使用的绩效考核的标准和结果等信息都未在国家层面公布的预算和决算报告中披露。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公众受教育水平与专业知识的局限, 往往很难利用政府公布的会计信息进行决策, 或是需要花费高额的信息成本。因此, 作为国家所有者的公众本应该是最关注政府会计信息的群体反而显得有些漠不关心了, 导致需求不足, 形成了供给不足与过剩并存的怪象。
(三) 各级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会计信息的供求分析
各级地方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披露的信息往往是为本地区的社会公众服务的, 因此其受关注的程度远远低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对外披露信息的主动性和意愿都比较弱, 因此在地方政府层级的信息不对称更严重, 弱化了群众对政府行为的治理作用, 而且同样存在供给不足和过剩并存的现象。但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不同地区的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披露的会计信息的关注度也存在差异, 通常而言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方政府会掌握更多的资源, 当地的公众对其经济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也拥有较高的关注度。需求决定供给, 在我国东部地区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指数整体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1.在政府内部, 不管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信息供给还是地方政府各上下级之间会计信息的供给都是基本充足的, 都能满足预算会计的信息需求;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外部社会公众披露的会计信息存在着供给不足与过剩并存的怪象, 中央政府披露会计信息的意愿比较强烈受关注度也较高, 地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主动性较差而且经济越落后的地区政府信息的透明度越低。
三、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改革的政策建议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 政府会计信息的供需矛盾主要存在于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 并呈现出供给不足和过剩并存的现象。如何增加供给、提升需求、增强公众的监督和治理功能, 我们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 引入权责发生制, 改革政府会计核算的基础
我国政府现阶段实行的是预算会计, 其核算基础为收付实现制, 主要反映政府在预算过程中涉及到的现金收支的情况。然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 收付实现制已经不能完整的反映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和承担的实际负债, 这既不利于政府受托责任的履行, 也不利于政府对债务风险的规避和控制。因此, 公众和政府都期望引入可以更真实反映各个期间的财务信息。从国外政府会计改革的经验来看, 权责发生制成为了首选。像新西兰、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改革就已经实行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 能更好的履行政府的受托责任, 满足外部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我国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不断的在改进政府会计, 但一直没有脱离预算管理而自行得到发展, 因此, 现阶段完全丢掉预算会计来实施政府会计难度比较大, 也不现实。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在推进政府会计改革的过程中采取预算会计和政府会计并行的方式。预算会计为政府内部提供信息, 保证整个庞大的政府体系的正常运转和短期计划的实施, 政府会计披露的信息使得信息使用者更好的评价政府整体的财务状况和政府绩效, 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再独立实施真正的政府会计。
(二) 建立合适的政府会计报告模式, 完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载体
政府向信息需求方披露其财务状况和资源使用等情况主要是通过财务报告, 因此, 还需建立相适应的政府会计报告模式, 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我国政府会计在改革的过程中实行预算会计与政府会计相结合的方式, 这决定了我们在建立政府会计报告模式时也应与之相适应。我国当前的预算会计体系由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组成。行政总预算主要是向各级预算部门进行拨款, 因此, 这个层级可以采用收付实现制进行核算, 并对外披露其对各预算部门拨付的资金以及各预算部门对预算的执行情况;各级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则可以逐步采用权责发生制, 编制能反映政府受托责任的政府财务报告, 政府财务报告至少应包括资产负债表、经营业绩表、现金流量变和报表附注, 以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绩效和现金流量。由于政府会计的非营利性和复杂性, 使得它有别于企业会计, 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对附注的解释, 将一些专业知识通俗化, 帮助公众进行理解, 也有利于政府会计中一些特殊事项的披露。各级预算部门将编制好的财务报告向上提交, 最后再由中央政府负责对各预算部门的会计信息进行整合和调整, 形成国家层面的政府财务报告。
(三) 提供多层次的政府会计信息, 提升公众的信息需求
政府会计信息往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这增加了社会公众理解的难度, 阻碍了社会公众对政府会计信息的利用, 出现“供给过剩”。为了打破供给不足和过剩并存的尴尬, 我们还可以通过发挥专家与媒体的作用, 将信息进行分类、筛选、分析之后转化成更易理解的信息传递给社会公众, 满足不同需求层次的社会公众。在成本转移的过程中, 专家通过专业声誉的提升获得精神收益, 媒体则因收视率或转载率的提升赚取经济利益, 而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外部信息使用者将最终因信息分析成本的降低, 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效用, 提升了信息需求。
我们认为, 我国政府会计信息供需矛盾的根源在于现行的政府会计制度, 我国现在并未实行真正的政府会计而是预算会计, 这注定了其披露的信息是为政府内部的预决算服务, 社会公众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只有在吸收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实施适合中国国情和政治体制的政府会计, 关注广大社会公众的需求, 提高政府会计信息透明度, 才能解决供需矛盾。同时, 社会公众也应积极参与到政府会计改革中来, 为政府会计改革献计献策。
摘要:当前, 人们对于政府会计信息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本文从供需视角入手, 发现我国政府披露的会计信息基本满足了内部的预决算管理, 但对外部的社会公众而言却存在供给不足。同时, 由于政府会计信息的专业性强, 理解难度较大, 公众的主人翁意识不够强, 对政府会计信息的需求不够强劲, 导致该供需市场呈现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并存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 我们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 以期为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改革做出一点贡献。
关键词: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供求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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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探析 篇11
当今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例如,废气物排放过量、空气污染日趋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等等,这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要求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成为必然。环境会计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一门新兴会计学科。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施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系统关于排放数据的强制性报告,即环境报告。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增加,环境退化问题日趋严重,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重视,不断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以有效利用资源,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但这有赖于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认识。
从宏观上讲,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政府管理机构通过汇总分析各独立会计主体的环境会计信息,可以获得全社会的环境会计信息,了解全社会的环境现状,进而采取对应的决策更好地保护环境;而且,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了相应修正,赋予了新的核算内容,将包含自然资源环境的指标列示其中,这当然也需要以微观主体的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为依据。同时,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求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从高能耗的增长模式转向低能耗的增长模式,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政府的环境法规和环境管理标准也更加规范和严厉。
从微观上讲,进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是企业内部管理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投资者、债权人等环境会计利益关系人作出决策的需要。通过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企业可以了解自己的环境行为及其影响,使经营成果核算更加科学、客观,有利于改善企业的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的形象,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最佳结合。同时,企业的利益关系人,包括潜在的投资人、债权人、政府机构等需要根据风险、现在和未来的现金流量以及企业经营活动与环保法规的一致程度来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了解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及其环境保护责任的履行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环境会计信息成为企业持续经营、业绩评价和投资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环境会计工作的最终成果,也是环境会计核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揭示环境资源的利用情况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情况,是治理严峻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原则
(一)重要性原则
在我国企业中,上市公司一般是大中型企业,而且多数为我国的重要基础性行业,因此,首先应该抓主要矛盾,重点实施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管理,如矿业、化工、石油业等。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有50%以上的企业编写环境方面的综述或报告,但往往是上报上级或有关的环保机构,并不对外公布。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受环保政策的影响会日益显著,企业的环境风险将日渐增加,而上市公司目前的做法不利于外部对企业的监督评价,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予以监管,使上市公司成为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主体。
(二)强制性原则
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尤其是一些环境敏感性行业,如造纸、化工等行业,对环境带来的危害极为严重,而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利润,因此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这些企业应对所耗费的资源和破坏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代价”的付出总是带有不情愿性的,几乎没有企业会乐意主动向社会揭示因破坏生态环境而增加的支出,而惟有法律具有强制性;因而,政府会计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必须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作出强制性规定,并鼓励披露尽可能多的环境信息。
(三)一致性原则
环境问题是全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无论企业还是各级政府、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无论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无论污染严重的企业还是污染较轻的企业,只要有污染问题就需要揭示。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对各主体的要求应该基本一致,不应存在歧视或偏袒,以正确衡量社会环境信息。
三、对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探析
目前,我国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还比较落后,还没有专门的环境会计准则或相关规定,现行企业会计制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比例也不高。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只在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中有两处涉及环保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完善。
(一)加强对环境会计的宣传、教育及监督
企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往往不会全面、如实地披露对资源环境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因此,应加强环境会计重要性的宣传教育,不断加强企业尤其是公众的环保意识。
一方面企业通过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可以赢得声誉,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使企业得以长期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群众环保意识的加强,会主动实施和监督有关部门的环保行为,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政府有关部门也应该实施包括行政管理、监督在内的专项环境审计,强化国家宏观调控,促进企业加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
(二)加强环境会计理论研究
会计理论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会计实务的进行。由于环境会计属于新兴学科,核算对象复杂,方法体系多元化,计量环节难以突破,使得当前环境会计缺乏与实务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导致环境会计实务没有相应的理论指导。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该问题的研究中。西方国家在环境会计研究方面走在我国的前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要加强对环境会计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对环境会计进行深入的探讨,解决成本确认、计量等基本理论问题,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理论体系。
(三)建立健全环境会计法律法规
法律具有强制性。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规范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形式,可以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法可依,并保持统一标准。为此,有关人士建议我国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将它付诸实施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二是制定高质量的环境会计准则,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扩充报表体系;三是建立环境会计制度,即依据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有关环境原则设计会计制度,使环境会计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四)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模式
一种是会计报表内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点在于向环境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进一步扩大信息使用者及其信息本身的范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模式应以会计报表为主。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是会计的三大主要会计报表,它们也正是环境会计报告的主要内容。对于资产负债表而言,可以加入必要的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所有者权益等相关科目进行有关报告;对于损益表而言,则加入必要的由于环境问题而带来的收益和损失,从而计算出最后的利润;而对于现金流量表也是如此。另一种是表外信息披露。新颁布的《会计法》规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三部分内容: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所以环境会计要素信息可以在会计报表附注或财务状说明书中披露,并且形式多样,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数字的;可以是详细的,也可以是简略的。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运用独立的环境会计信息报告。
政府信息披露 篇12
一、民主政治、政府审计、政府信息披露关系分析
(一)民主政治与政府审计的关系分析民主政治与政府审计有着天然的、本质的联系。杨时展教授指出:民主,是现代审计的实质,审计,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民主,是现代审计的目的,审计,是现代民主的手段。没有现代审计这一手段,就很难达到现代民主这个目的;而没有现代民主这个目的,现代审计也就失去其意义。(1)政府审计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民主政治,系政府在承担公共受托责任,履行公共管理职能中,以符合公民的意愿为基本标准,以建立“良治”政府为目标,是一种主权在民,公民自由平等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制度。把对政府的审计监督定位在宪政范畴中,其职责就在于对政府行政权加以制约与监督,这是国家审计政治属性的自然表现,国家审计已成为现代民主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肃昌,2010)。建立有效的权利监督和制约机制以及提升政府信息的对称性和透明性是政治民主化的两个前提条件 (石爱中,2005),因此,政府审计作为促进政府全面有效履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强化权利运行制约与监督的一种监控机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2) 民主政治是政府审计创新发展的动因。民主政治是政府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文硕(2009)认为:没有近代的民主政治,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府行政机构和官员的经济责任;没有这样的经济责任,就没有现代国家审计制度。推动现代国家审计诞生的最深层的动力,就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孕育。政府审计作为制约与监督公共权力合法、有效履行,保障公民实现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民主权力的一种制度安排,为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民主政治环境与内容理应不断创新与发展,因此,民主政治是政府审计创新发展的动因。(3) 推进民主政治发展是政府审计的重要目标。政府审计推进民主政治发展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内涵拓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政府为了解除其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实现公众的民主监督,必然要求政府机关传递其行使公共经济资源管理权力行为、过程及结果的真实、完整信息,即政府信息的披露。受托经济责任的存在使审计成为必要,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实质上是对受托人使用权力的控制,因而,政府审计作为促进政府全面有效履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一种监控机制,当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成为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重要内容时,政府审计也就应当发挥对其的治理功能(蔡春等,2000;2012),即政府审计是强化政府责任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刘力云,2005),因此,推进民主政治发展是政府审计的重要目标。
(二)民主政治与政府信息披露的关系分析政府是在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中进行运作的,政府接受社会公众的委托,按照其意愿行使管理社会、经济等公共事务的权力。依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以缴纳税收等形式把资源委托给政府运用、管理,政府就应当履行向委托者提供公共服务及公共产品的责任,并对公共资源的经营管理承担受托经济责任。作为最终委托人的社会公民,依据自己的意愿对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提出要求,并具有对各级政府及其组织部门、各级政府官员及公务员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运作公共资金等的决策权,其希望政府行政机构权力的运行方式、程序及效果进行公开解释和说明,并能够及时纠正偏差与错误。(1)政府信息披露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知情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元素,披露政府信息的本质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民主政府的合法性是由于政府是在民众的同意与集体选择基础上建立的,民主政体在运行过程中,尤其是在公民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选举中,有权自由获取全部可能影响其决策的信息。根据人民主权理论,公民将权利的让渡和授予政府行使,使其公共权力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因而政府承担告知其履行公共受托责任过程中的状况信息的责任。民主政治下公民信息获知权的具体体现,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透明政府是现代民主政府的内涵,国家治理的内涵之一便是信息公开的政府透明。因此,政府信息披露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2)政府信息披露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实现途径。信息的不对称性与不透明性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为了更好地解决政府层面的委托代理问题,保证和促进政府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必须披露有关公共权力的运行情况及公共资源的使用情况的政府信息,只有充分的信息披露,民众才能更好地了解和监督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即政府信息披露机制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配套机制。信息的传递与沟通机制是民主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传递的通畅及充分能够有效减少公共权力受托者的违约风险,即政府信息传递是否通畅、是否充分完整,直接关系到政府决策的及时性、合理性及有效性,影响着政府公共机构的工作效率。及时、完整地披露政府信息,是公民行使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的基本保障,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我国对于政府信息的披露,主要遵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在披露政府信息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与不足:政府信息公开以权力为基础,缺乏对公众信息需求的考虑;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较少;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缺乏统一的界定;强制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狭窄,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常常得不到回应等问题。政府披露的信息按照其货币计量特征可以分为政府财务信息与政府非财务信息。GASB在其《财务报告的目标》中强调,民主社会里,财务报告对于揭示政府履行职责以解脱其公共受托负责方面极具重要作用,而IMF在其《财政透明度的良好行为守则》中也强调,披露财政信息是政府的一项法律义务。然而,当前披露的政府财务信息,有用为导向,主要基于政府有关部门、立法机关及会计部门的决策需求,忽视了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我国采用的是政府预决算报告形式披露政府财务信息,存在披露内容不充分、不全面,难以反映政府整体财务状况,且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与及时性不够等问题。政府财务信息的披露缺乏公开性、明晰性,缺乏规范的定期披露机制,披露的政府财务信息不够及时,直接影响到信息的实效价值,影响公民对预算执行有效性的监督,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据估计,近年我国的“三公”经费支出总额高达9000多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过高的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容易造成政府管理与利用公共资源的低效率,容易滋生腐败,不利于公众实现民主监督。政府信息的不透明,使得公众难以发挥监督功能,无法督促政府全面有效履行其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我国财政支出预算分为类、款、项、目四个级别,2011年披露的“三公”经费仅到类级,2012年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到款级,省级政府在两年内全面公开“三公”经费。同时,“三公”经费支出项目与财政支出预算项目并不一一对应,即在预算中,并未对“三公”经费支出进行严格定义与归类,且目前各部门仅公开了财政拨款部分的“三公”经费,未涉及财政预算外支出部分。对于“三公”经费预决算信息的披露属于强制性信息披露,但是由于披露法规规定的不完整、不细致,导致披露主体基于降低公众关注度、追逐部门未来“在职消费”利益等自利目的而减少披露实际已发生的“三公”经费支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经过政府审计并披露审计结果的部门,“三公”经费披露较充分,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经过政府审计并披露审计结果的部门比其他部门披露的“三公”经费金额大。
政府信息的不予披露可以作为掩盖政府失策、减少不利后果以逃避惩罚的一种有效策略,而政府信息的充分披露是政府与公民顺利沟通的一座桥梁,是平衡公民信息资源需求的媒介,是缓解政府与公民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机制,能够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效率,最大可能地消除由于公共机构的设租、寻租行为带来的贪污腐败现象,实现政府的良好治理,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府所披露的信息,分为强制性信息披露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前者是在既定的法规政策要求下,信息供给者(政府部门)被动向外界传递信号;后者是信息供给者对公民的选择性信息提供,是政府部门与公民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所形成的内生决策,是政府部门主动向外界传递的信号,因此政府自愿性信息的披露能有效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能有效提高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有效解除政府的公共受托经济责任。
目前,我国缺乏对于“三公”经费披露内容、形式、标准等的统一规范:2011年,仅粗略要求中央部门披露“三公”经费的当年决算数及下年预算数;2012年,“三公”经费的披露信息,要求增加对因公出国(境) 组团数量、人次及每人次均支出,车辆新购置数量、保有量、车均运行费及新车均价信息的简单说明,因而各部门披露的“三公”经费报告的说明段的规模属于自愿性信息披露。Shannon认为信息能够消除不确定因素,科学的决策必然建立在高质量的信息之上,高质量的信息包括披露信息的规模及披露信息的价值含量两个方面,通常情况下,信息披露的规模越大,价值含量越高的信息,其质量越高。因此,在政府审计监控机制的作用下,部门披露的说明段规模越大,信息含量点越多,政府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与假设3:
H2:经过政府审计并披露审计结果的部门,“三公”经费自愿性信息的披露越充分,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经过政府审计并披露审计结果的部门比其他部门“三公”经费披露的信息规模较大。
H3: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经过政府审计并披露审计结果的部门比其他部门“三公”经费披露报告的信息含量较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的选取本文选取2011年至2013年中央部门披露的“三公”经费数据作为衡量政府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指标,中央部门披露的“三公”经费数据来源于人民网“三公”经费专题报道,共计282个样本。政府审计数据来源于审计署网站,剔除数据缺失样本后,获得有效观测值202个。本文采用stata12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二)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针对“三公”经费的专门审计并未纳入政府审计的常态工作中,缺乏直接的审计指标以衡量政府审计对政府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效果,依据本文实地调研所得到的相关信息,目前的政府审计工作当中,“三公”经费项目被当作其他各种审计项目的关注事项加以重点考虑和审查,同时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审计结果的公告对被审计单位具有一定威慑力,能达到监控目的。因此,本文将政府审计解释变量(AUD_T)设为虚拟变量,如果实证考察年度,样本部门接受过财政收支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等审计工作且审计结果对外公告了的,则赋值为1,否则为0,以考察政府审计对政府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变量定义见表(1)。为了考察政府审计对政府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是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见,部门公开的“三公”经费决算总额(THR_A)的中值为7.5094,最大值为12.2348,最小值为4.9763,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2倍多,表明部门之间公开的“三公”经费金额相差巨大;部门的“三公”经费披露报告说明段规模(P_SIZE) 的中值为7.3768,最大值为10.2593,最小值为4.025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2倍多,表明“三公”经费披露报告包含的信息量相差巨大;部门“三公”经费报告信息含量点(P_INFC)的中值为1.9265,表明从平均水平来看,部门“三公”经费披露的信息含量点为两个左右。政府审计的中值为0.5396,表明有一半左右的中央部门在考察年度接受过政府审计且公告审计结果。另外,FIN的中值为617350.6万元,金额最大为12800千万元,最小为775.44万元;EXP中值为2957406万元,金额最大为382000千万元,最小为3097.12万元;DEP的中值为5.4877,最大值270.6178,最小为0,即下属部门平均有5个左右,最多有270个,最少为0;INDEP的中值为3.7371,最大值6,最小为2,即内部部门平均设置了4个左右,最多有6个,最少有2个;NCHA的中值为0.3168,表明属于国务院内部的部门占到所有部门的31.68%。数据表明,各部门之间的财政总决算金额、财政支出金额、下属部门数量以及内部部门数量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对其信息披露质量有较大影响。
(二)相关性分析根据相关系数矩阵,AUD_T与THR_A的相关系数为0.409,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政府审计与“三公”经费披露是正相关关系,即实施政府审计有利于提高“三公”经费信息披露的质量,这为假设1提供初步的支撑证据。FIN、DEP、INDEP、NCHA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EXP为负相关关系;模型的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且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显示每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初步表明变量之间无显著自相关性,保证了模型回归结果的正确性。
(三)回归分析表(3)是回归结果表。第一,回归模型1的结果显示,AUD_T与THR_A系数为0.819,符号与预测一致,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政府审计对“三公”经费的披露金额起着正向影响作用,即经过审计并公告审计结果的部门,政府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假设1得到验证。控制变量方面,FIN与THR_A系数为0.000,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符号与预测一致,表明财政总决算金额越大,“三公”经费披露金额越高;EXP与THR_A系数为-0.000,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符号与预测一致,表明财政支出越大,“三公”经费披露金额越小;DEP与THR_A系数为0.000,符号与预测一致但不显著,表明下属部门数量对“三公”经费披露金额没有影响;INDEP与THR_A系数为0.583,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符号与预测一致,表明内部设置的部门数目越多,“三公”经费披露金额越高,模型修正的拟合优度为0.319,显著性水平为0.0000,表明模型1的回归效果非常好。第二,回归模型2的结果显示,AUD_T与P_SIZE系数为0.097,符号与预测一致,但是不显著,表明政府审计虽然与“三公”经费披露报告说明段规模是正向趋势,但对部门进行审计并未能显著提高“三公”经费披露报告说明段的信息规模数量,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目前缺乏专门针对“三公”经费支出的审计工作,然基于“三公”经费支出项目的重要性,具体实务中政府审计在对公共部门实施预算执行情况审计或经济责任审计等的审计工作时,均将各部门“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作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高风险控制点加以审核,但是模型2的检验结果表明:目前对于政府信息披露的审计并未纳入政府审计的日常工作中,致使政府审计在提升政府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发挥上非常有限。第三,回归模型3的结果显示,AUD_T与P_INFC系数为0.089,符号与预测一致,但是不显著,表明政府审计虽然与“三公”经费披露信息含量呈正向变动趋势,但对部门进行其他方式审计并未能显著提高“三公”经费披露报告的信息价值,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模型3的检验结果再次验证本文的观点,必须构建政府信息披露审计监控体系,将对包括“三公”经费支出的所有政府信息实施政府审计,才能充分有效的促进政府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
注:*,**,***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本章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三公”经费决算总金额/职工人数作为政府信息披露的衡量指标 (NTHR_P) 带入上述模型;将控制变量中的财政支出 (EXP) 替换成财政收入(REV),带入上述模型,均得到与前文一致的结论,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建议
(一)明确划分政府信息披露内容,建立完整的政府信息披露报告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政府应该向社会公众提供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政府财政活动的充分信息。国际上,政府信息披露的主要方式为政府预算和政府财务报告,以及其他一些定期或不定期公开的经济文件。我国政府信息的披露缺乏系统、规范统一的体系及制度,目前披露的政府信息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披露的政府信息,二是依据现行预算会计体系披露的政府信息,现行制度框架下披露的政府信息零碎、分散,缺乏系统、完整、规范、统一的披露体系,向社会公众披露的政府信息范围狭窄,渠道单一,内容简单,质量较低,例如,根据预算会计制度披露的政府信息仅仅向上级部门报送,并未完全向社会公众披露。政府信息披露报告体系主要由以下部分构成:依据《政府会计准则》规范的政府信息,其信息披露报告主要包括,财政预决算报告、“三公”经费支出报告及政府财务会计报告,该类信息主要满足政府部门财务管理与预算管理两方面的需求,其中,财政预决算报告和“三公”经费支出报告提供的政府预算信息主要满足预算管理的需求;政府财务会计报告提供的政府会计信息主要满足政府财务管理的需求。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范的政府信息,以临时报告的形式披露。
(二)明确政府信息质量标准,建立科学的政府信息质量评价体系随着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管理职能过程中,更加关注民意,遵从民心,满足民愿,为此,激发了完善及提升政府信息披露质量的内在动力。信息质量特征是确定政府信息有用性的核心因素,指的是政府所披露的信息应当达到的基本质量要求,是对各类信息使用者有用的那类属性,它对政府所披露的信息起着约束作用,使其能符合政府的职责目标。为了更准确的评价政府披露的质量,借鉴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及国际会计准则、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对于信息质量特征的确定原则,本文将政府信息质量标准确定为可靠性、相关性、充分性、可理解性、可比性与及时性六个特征。具体运用政府信息披露质量标准时,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对政府披露信息的质量水平实施评价。IPSASB认为,由于公共部门不以营利为目标,因此需要采用财务与非财务双重指标来评价公共部门的业绩,在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背景下,应该融合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两种观点以全面评价政府信息披露质量,即政府信息披露质量标准既要体现政府公共部门行政履职的真实可靠性,也应该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相关信息以有助于其决策的正确性。
(三)构建政府信息披露审计监控机制,提升政府信息披露质量水平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Tom Allen认为,基于审计的威慑作用,政府官员及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由于清楚地知道要被审计,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会更加诚实。英美等西方国家,审计报告是政府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财务报告必须经过审计才能向公众公布,通过审计政府的财务报告以考核政府公共财政的运用管理效果,考察政府公共财政收支预算的合法合规性、效率效果性。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系统的政府会计体系,没有要求行政机构编制并对外公开规范、统一的政府信息报告,为了使我国公开的政府信息能够真实、完整的披露其行政履职的全貌,使政府能有效地解脱其公共受托责任,应当建立政府信息披露审计监控机制,在规范的法规环境中,通过实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将公共部门披露的信息与衡量信息优劣水平的披露质量标准进行对比、鉴定、评价与控制,从而有效监控政府披露信息的质量,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JBK140902)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到四川省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创新团队项目的资助。
摘要:本文基于民主政治视角,在深入分析民主政治与政府审计以及民主政治与政府信息披露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以“三公”经费披露作为政府信息披露的替代变量,分析了政府审计提升政府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效果,提出界定政府信息披露内容、明确政府信息披露质量标准、构建政府信息披露审计监控机制等对策建议,以期通过政府审计监控作用的发挥,提升政府信息披露质量,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