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精选11篇）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篇1

1 对外直接投资中服务业追随制造业的驱动力

当市场存在交易成本时, 企业通过将市场“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的存在。所谓内部化是“内部组织 (企业) 对市场交换的替代” (Williamson, 1996) 。英国学者巴克利和卡森 (P.Buckley and M.Casson, 1976) 及鲁格曼 (A.Rugman, 1981) 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领域, 开创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认为,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内部化国际生产模式, 由利用外部市场价格、竞争机制来协调控制资源配置, 转变为体系内部通过计划、组织来协调控制资源配置, 其结果是跨国界的中间产品交易被置于跨国公司所有权之下, 产品价值链上的各单元作为内部市场交易主体, 交易各方是股权控制下的价值生产单位, 将从研发、原料采购、生产加工直到营销等整个价值链放在一个体系内部完成。通过这种内部化的组织形式, 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买卖双方的不确定性, 又可以消除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这种内部化的国际生产模式同时使得跨国公司内部提供跨境服务成为必要, 诸如保护专有知识 (信息密集型的专业服务业) 、规避搜寻和谈判成本 (商务服务业) 、通过经营地域的分散化获得协同优势 (金融服务业) 、获得投入或开发新市场 (批发与零售服务业) 等需要, 都成为跨国公司服务业内部化的理由。因此, 内部化是对外直接投资中服务业追随制造业的驱动力之一。

然而, 许多跨国公司并非将所有的服务业都纳入企业的组织框架下, 在对外投资的目的由要素驱动、市场驱动转向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 它们也经历了“内部化——外部化”的变迁。制造业企业基于培育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将生产过程中的部分服务支持活动外包出去, 如运输、采购、售后服务等。在这一外包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形成, 在为其他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同时, 其自身发展水平、规模也在不断提高, 服务成本不断降低, 规模经济效应和学习效应得到释放, 进而又推动制造业企业将更多的支持活动外部化, 从而进一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显然, 外部化成为服务业直接投资跟随制造业的又一重要驱动力。

综上所述,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服务业跟随特征有其必然性。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 全球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和增长速度上均已超过了制造业。而在这一趋势下, 对于以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这一规律是否依然发生作用, 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始于1968年的韩国对外直接投资, 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不仅诞生了LG、三星等众多知名的跨国企业, 且已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国的投资理论。本文通过研究韩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以帮助我们探索国际直接投资中上述两大行业发展的独特规律, 而对于作为韩国产业承接国的中国而言, 其借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 韩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亚洲直接投资概况

1989年以前,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区域为北美地区, 1989年以后, 随着亚洲市场的迅速崛起, 韩国凭借其在亚洲地区的经济优势与地理优势, 将亚洲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2014年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42.54%。同时, 韩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一直是以制造业为主的, 虽然服务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 但其规模还是小于制造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投资的存量分别占对亚洲投资总存量的65.82%和35.12%。那么韩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中, 是否也存在着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追随呢?

注:本文关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均来自韩国进出口银行数据库

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中, 存量规模最大的前八个经济体为:中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和越南。2014年韩国对它们的直接投资存量占整个亚洲总存量的87.6%, 因此, 通过研究韩国对这入个经济体投资中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分布, 可以看出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规律。

表1显示了韩国对亚洲8个经济体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概况。不难看出, 韩国对于前三个地区——日本、香港和新加坡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信息和通讯业、专业科技服务业和批发与零售业等服务型行业, 对这些地区的制造业投资处于次要地位;而对于后五个地区——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也存在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以制造业为重心。不妨将这八个样本经济体分为两组, 第一组为日本、香港和新加坡, 它们的人均GDP水平都在韩国之上;第二组为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它们的人均GDP水平都在韩国之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 这些经济体2014年的人均GDP由高到低依次为:新加坡54776美元、日本38491美元、香港37777美元、韩国24392美元、马来西亚10548美元、中国6747美元、印度尼西亚3510美元、越南1902美元和印度1505美元。在这一分组基础上, 对韩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服务业追随状况进行实证检验。

3 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中服务业追随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3.1 数据选取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选取1980~2014年之间的年度数据, 把韩国对第一组经济体 (日本、香港和新加坡)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直接投资流量的两个时间序列分别设为和, 把韩国对第二组经济体 (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直接投资流量的两个时间序列分别设为和。每一变量的时间序列含35个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 的极差与平均值都是最小的, 而的极差和平均值都是最大的, 说明韩国在第一组经济体中的制造业投资要少于对第二组经济体的制造业投资;的极差与平均值都大于, 说明韩国在第一组经济体中的服务业投资要多于对第二组经济体的服务业投资。

3.2 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韩国对两组经济体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的关系。回归分析分为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三个步骤。本文采用Eviews6.0统计软件完成统计检验过程。

第一步, 先检验变量的单整性。这是因为, 为了确定韩国对两组经济体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需要进行协整检验, 而协整检验的前提是变量必须同阶平稳。同时为了防止出现异方差现象和避免原始数据的波动性, 也要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表3可以看出, 四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序列。

第三步, 为了检验韩国对两组经济体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直接投资之间是否相互影响, 分别对这两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 韩国在第一组经济体中的服务业投资带动了对其制造业的投资, 但制造业投资对服务业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同时, 韩国在对第二组经济体的服务业直接投资与制造业直接投资互为影响因素。

3.3 实证检验结果及其解释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第一, 韩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对亚洲两组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第二, 对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这三个经济体, 韩国服务业的直接投资是制造业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但制造业不是服务业的格兰杰原因;第三, 对于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五个经济体, 韩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互为格兰杰原因。由此可知, 在韩国对于较发达的第一组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中, 出现了服务业投资带动了制造业投资的效应。同时, 在对于较不发达的第二组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中, 出现了制造业对外投资中的服务业跟随效应。

分析原因, 首先来看韩国对于发达经济体这一组的投资。这些地区一方面有着共同特征——市场开放、法律制度完善、服务产业成熟、基础设施完备、技术集聚、自然资源缺乏;另一方面也各具特色:香港是亚洲重要的金融航运中心, 新加坡是一个集科技咨询、金融保险和批发零售服务以及“共享服务”的理想地点, 日本国内零售业高度发达。这些有利条件虽然吸引一部分的韩国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 但对于韩国的服务业投资显然更具吸引力。如表1所示, 韩国对这一地区的专业科技服务、信息通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以及批发零售服务的投资远远高于对制造业的投资。

再来看韩国对发展中经济体这一组的投资。与韩国相比,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韩国为调整国内产业结构, 会把国内的一些成熟行业向国外转移。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来说, 劳动力成本较低, 国内的制造业比较发达, 有利于韩国对他们进行制造业投资;而对于印尼, 越南和马来西亚来说, 国内自然资源较为丰富, 资源缺乏的韩国会选择这些地方进行采矿业的投资, 而采矿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制造业的发展。在制造业投资的过程中, 给制造业提供各类配套服务, 也会带动韩国服务业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比如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的韩国三星公司, 不仅在中国建立半导体工厂, 还在中国设立产品技术服务机构, 发展金融、广告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能增加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 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范围更广、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投入品 (崔岩、臧新, 2007) 。

4 对中国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表明, 无论是从流量还是从存量上看, 制造业投资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占比都远远低于服务业。比如,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013年末在总存量中的占比仅为6.4%, 商务服务业占比却为29.6%。

但研究者对具有代表性的1500多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调查后发现, 采矿业和制造业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王碧珺, 2013) 。这是因为, 很多情况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于避税、会计记账等目的, 企业以投资的第一目的地为中转地, 设立投资公司或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台公司 (登记为商务服务业) , 然后以此为跳板, 投资到其他国家的实体行业, 甚至部分作为“返程投资”回到了国内。

调查还发现, 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获取技术 (包括先进的技术、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以及市场渠道) 和自然资源。数据显示, 制造业投资中45.5%和31.6%的资金分别被用于获取技术和自然资源 (王碧珺, 2013) 。服务业对外投资的首要动机是具有贸易导向性的“获取市场”, 尤其是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投资。它们的功能是便利出口、维护客户关系、市场营销以及售后服务, 也就是说, 它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出口的便利。

由此看来,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利用已有的优势扩大海外生产, 而是通过获取资源以及在海外投资先进技术、知名品牌、市场渠道、研发设施、管理经验, 使国内制造业向价值链的更高端移动, 以提升其竞争优势。前文的研究表明, 韩国对发达地区的投资表现出服务业引领制造业, 而对发展中地区的投资表现出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追随, 显然, 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 没有明显地表现出这一行业相关性特征。虽然韩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性特征, 然而, 对于制造业竞争优势尚存的中国而言, 也是无须盲从的。可以推断, 在资源与环境等要素的约束下, 如果国内生产成本继续攀升, 中国制造业的外迁或许不可避免, 那么, 这些贸易或贸易相关的海外子公司便可能转化为中国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 届时, 服务业投资与制造业投资的伴随性将可能显现。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篇2

摘要：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爆炸性的增长，知识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和利润创造的主要要素，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企业意识到走出去已刻不容缓。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角度出发，首先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投资区域由集中化向多元化发展、投资行业和方式随地域不同而变化、单项投资规模相对较小等特点，然后对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投资国对外投资的存量、投资国的贸易倾向以及投资国的技术水平并在此基础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字：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一）投资区域由集中化向多元化发展，影响逐渐扩大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集中性特征，主要对象包括香港、新加坡、韩国、巴基斯坦、印尼、日本等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设立工厂，进行就地生产和销售，进一步维护和开拓了出口市场，并扩大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此外，通过在国外建立销售网络，减小了经营风险，绕过了贸易保护政策，从而能够在有一定市场风险的国家开展贸易，扩大市场范围。

（二）投资行业和方式随地域不同而变化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以贸易公司为主，逐步发展到涉及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等广泛领域，在不同的国家对外投资的方式所选取的行业也是不同的。我国企业在亚非拉和东欧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主要是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以企业自带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投资为主，经加工组装成制成品后就地销售或再出口到别的国家和地区，借此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出口，进行这类投资时，企业多选取技术成熟和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如纺织、家电、轻工、机械和原料药等行业在文化相似的东南亚各国进行投资时则是注重创立自主品牌，依靠消费者的认同来开拓海外市场而在发达国家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多通过并购的方式，借助国外品牌的影响力和国外企业的现金技术进行对外投资，例如联想投巨资并购的业务，并取得的品牌使用权。

（三）单项投资规模相对较小

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一般较小，单个项目超过百万美元的不多。形成这种特点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企业尚处于跨国经营的起步阶段，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在对外投资的规模上态度谨慎另一方面是由于参与跨国投资比较活跃的大多是中小型企业，它们的经营实力决定了往往追求投资少，见效快的战略目标。这些中小企业大多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区域，因而投资设立的企业自然也是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水平的中小企业。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企业的形态和发展模式越来越复杂化，因而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也呈现出多元的特征。

（一）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水平理论，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直接投资存在着一种动态相关关系，该理论认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量该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国际直接投资的差额是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相关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对外投资才会成为可能。一个国家的还代表了该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是资本、技术等要素积累的成果。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是投资积累到一定程度，企业才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否则如果资本尚不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自然不可能进行对外投资。

（二）投资国对外投资的存量

一般而言，某一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水平与这一地区的企业对海外市场的已有投资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对外投资的流量与其上一年末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是每年投资流量的累积，代表了一个地区或国家已有投资的能力，是进行未来投资的基础。而对外投资存量的多少又被称为海外市场的开拓程度，对海外市场开发较好的地区和企业会促进和带动其继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开发度较高的地区，由于企业已经进行过投资，因而对于该市场的情况**道国消费偏好和市场结构，市场的成长性，市场的规模以及人均资本输出等影响对外投资的主要市场因素都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这样一来继续投资就可以降低投资的信息成本和投资风险。同时对于比较熟悉的国外市场可以充分利用该国的优惠政策，合理规避各种壁垒，达到降低产品进入成本的目的。生产成本的降低，变相的获得了价格优势，从而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这些经验和信息还可以为相关后来者提供借鉴，从而形成集聚效应，形成一个良胜的循环，因而投资存量高的地区它的投资流量也相对较高。

（三）投资国的贸易倾向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当一国某产品对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时，为稳定与扩大海外市场份额，该产品商将趋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在东道国建厂生产或采取购买、兼并当地营销网络的方式以支持日益扩大的贸易。

（四）生产效率

根据传统的区位优势理论，生产效率的高低对于投资的区位选择会产生影响，因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会带来更高的报酬，由此会带动直接投资在国际间的流动。例如根据In-Mee Beak的研究，劳动生产率差异对大部分有显著影响，但影响随着税率和工资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实际的投资活动中，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企业倾向于在本地投资，而对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他们更倾向于对外直接投资，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

（五）工资水平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时要考虑要素的投资回报率，而劳动力成本工资正是成本的主要因素。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和区位优势理论的研究，由于资本被假设为一定时期不变，当工资水平不同时，投资所产生的资本回报率也不尽相同，因而资本会从母国不断流入东道国，直道资本回报率相等之时，由此得出劳动工资差异是对外直接投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在国外市场的投资比在国内市场投资或其它外国市场投资成本低，相对的盈利水平就更高，投资会从较高工资水平的地区流向较低的地区，例如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发现相对工资水平是英国年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我国学者张炜、李淑霞、张兴也从宏观影响因素的角度出发，通过脉冲影响函数证明了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与我国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

（六）投资国的技术水平

Kuemmerle提出了技术开发与技术增长理论，认为现代企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自身已经具备的高科技来占据技术不发达的市场，同时再通过向科技发达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来获取新的核心技术的一个过程。他将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以母国为基础的技术开发和以母国为基础的技术增长。是开发母国区位创造的技术优势，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企业的现有技术知识，开拓国际市场。所以，企业的投入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研发能力决定了其对外投资水平的高低。而是为了保证企业的稳定和长期增长，旨在从海外为母国获得新的技术与知识信息，增加母公司技术存量，从而提高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力，此时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科技能力是对外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当前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浪潮之中，获取跨国经营经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技术、技术优势、获取或开发新技术，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

三、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实证分析本文站在我国角度，对未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一）完善政府职能，弥补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双赢实证 篇3

【摘要】 当今世界有两种对外直接投资,即“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和“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讨论“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通过分析,看出“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确实为中日两国带来了双赢的局面。

【关键词】 日本型FDI;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特点;汽车;双赢

众所周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达到顶峰进而国内发展逐渐放缓,日本走向了一条积极输出国内资本的道路,也就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实施的过程中,日本开发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即将要探究的“日本型直接投资”。日本为了不重蹈美国对西欧发达国家多外直接投资的覆辙,以小岛清教授为首,建立了日本独特的投资理论,为日本和其输出国带来了双赢的效应。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类型

1.以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代表的“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象,是那些在发达国家已处于比较劣势,在发展中国家处于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进口这些产业生产的产品,这种投资方式也称为顺贸易型的FDI。

2.以美国对西欧的直接投资为代表。这种直接投资的特点是:投资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对象大多数是与投资国同类产业比较优势差别很小的产业。这个产业本来在投资国具有比较优势,但为了维持垄断地位,转移到海外公司去生产,结果反过来向投资国出口,使投资国丧失比较优势,这即是“美国型直接投资”,也称为逆贸易型的FDI。

这里主要讨论“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表现与影响。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历史进程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稳步发展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回落,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呈现出积极的发展势头,并在2003年再次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局面。此后,日本FDI稳步发展至今。

三、日本型FDI主要特点

1.日本型直接投资是以增加东道国的就业为目标,投资对象主要是劳动集约的标准产品。具体来说,制造业等的投资比重在不断上升。数据显示:日本对华在食品、纺织、木材纸浆、制造业等行业占投资较大比重。

2.日本型的直接投资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向东道国转移适用技术。也就是从投资国与东道国技术差距最小的生产活动开始技术转移,逐级实施产业转移。

3.日本型FDI多采取合资的形式。

4.日本型直接投资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适合东道国国内市场狭小的特点。小规模生产的损失被低工资所弥补,波及效果大,有利于专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

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证分析

先从日本在华主要的汽车公司出发,看一下日本对汽车工业投资的变化情况。面对中国汽车市场迅速扩大和欧美汽车厂商抢先占领中国市场的局面,日本厂商也毫不示弱,加快了对华投资的步伐。

丰田汽车公司自2002年1O月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简称“一汽”)合作在天津开始当地生产后,2003年4月又宣布与一汽合作,投资1000亿日元,生产皇冠等四种高级轿车,2010年形成年产2O万辆-3O万辆的生产规模。丰田公司2004年2月和3月先后与广州汽车公司和一汽合资建立了发动机工厂,总投资各为22亿和160亿日元,2005年开始生产,年产规模都为3O万台。日产汽车公司与东风汽车公司合资建立东风汽车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宣布建立广州发动机工厂,总投资达3O亿日元,2006年初开工生产,2008年年产3O万台。

三菱公司为实现2007年在中国销售3O万发动机、占领中国市场5%销售汽车90%的生产目标,2003年6月制定了“扩大在华销售网点战略”,在把沈阳和哈尔滨的两个发动机工厂的生产能力提高一倍、形成年产3O万台生产规模的基础上,计划四年内在中国建设300个销售店。

根据丰田汽车在华投资与销售的表现,可以看到日本汽车企业体现出的共同特点:

1.受“小岛清优势理论”影响很大。根据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个国家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产业应该是本国逐渐丧失优势的产业。

2.进入策略主动。20世纪80年代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美企业纷纷在中国设厂,日本企业也步其后尘加快了对华投资。

3.进入方式循序渐进。日本汽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都是先成批进入,再进行零件生产,最后整车生产。

4.日本企业站稳市场后,投资迅速扩大,投资地区集中。

5.重视销售和服务的建设。由于日本企业早期是以产品出口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很早就建立起了产品的销售和维修等服务网络。

五、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带来的双赢局面

1.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是以中国资源开发进口、生产零部件等标准化的劳动密集产业的直接投资为中心。这种投资是按比较成本顺序依次进行的,也就是从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开始对外投资,其主要目标是对外销售即向日本或第三国出售。这是对中日两国贸易均有利的投资方式。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是将其技术差距最小的生产技术转移至中国,如松下、三洋、佳能等大型企业将其装配生产线移至中国,这些生产线都是在日本国内技术含量较低的或即将被淘汰的,这种技术转移不会对日本国内产业造成威胁。相反由于它们的转移,才能为日本国内其他产业提供发展空间,有利于日本发展含有更高科技含量的产业。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部分产业与日本相比虽然还有一定差距,从完全劣势到具有一定优势,这种差距在不断缩小。在中国本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日本对华投资结构逐渐向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变,尤其是上面所说的汽车行业。

3.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这十分有利于带动中国加工制造产业发展,并不会对日本企业构成威胁,其转移的生产技术基本是符合中国发展情况,也是日本国内较低级的技术。通过合资、合作而实施的技术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两国的企业相互交换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来实现的。为了在中国进行生产就需从日本进口中国还不能制造或制造不好的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这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生产原料和零部件的对华出口。

4.日方企业在日本进行生产,也需从中国进口中国能够制造而且比在日本制造更便宜的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以便提高产品竞争力。根据统计资料也可证实这点,2000年两国进出口总额为831.7亿美元,中国向日本出口416.5亿美元,从日本进口415.1亿美元,其中两国三资企业进口比重占68.5%,出口比重占56%。通过交换技术含量与水平不同的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既实现了日本的先进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也实现了中国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及中国某些技术长处向日本的转移。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及产业转移实现了中日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1]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的日本模式》.纽约普雷哥出版社,1978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篇4

近年来, 中部五省在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前提下, 抓住服务业外包 (BPO) 这个全球资本转移的机遇, 将服务业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目前, 该地区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外商直接投资总流量的20%左右。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怎样?短期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波动的?如果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定量分析, 则对我国及地区在进一步制定外资政策方面会有一定的帮助。

从理论上看, 学者们普遍认为本土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它能够调节产业结构, 促进就业等[1,2]。Appelbaum和Sehettkat认为服务业增长具有相应的刚性, 随着GDP的增长, 服务业的比重将相应增加[3]。同时,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增长经济学均接受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命题, 并强调外资是资本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而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关系。钱纳里的双缺口理论、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产业理论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两者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

在对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方面, 目前还停留在定性层面上,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牵引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就业扩大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以及制度环境改善效应等方面[4,5,6]。对服务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与非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一般认为两者是相互竞争、共同促进的关系, 且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对本土的服务业发展具有强烈的制度示范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7]。

定量研究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利用跨国 (地区) 横截面数据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等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分析。由于选取跨国 (地区) 横截面数据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异质性, 即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等, 可能会导致虚假的结论, 并且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OLS回归只能证明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有关系, 并不能说明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是利用单个国家 (地区) 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因果关系分析等。这种方法避免了变量的非平稳而引起的虚假回归。三是利用跨国 (地区) 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能克服不同国家 (地区) 的异质性问题。因此, 后两种方法应该成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的主流方法。

尽管国内外学者分别就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研究, 也得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结论, 但笔者发现运用主流方法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的则很少。由于各个地区产业结构的不同, 服务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量和贡献方式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基于此, 本文在对三个变量的研究框架下, 利用ADF检验、Johansen检验和Granger检验等主流研究方法, 对中部五省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将主要分析中部五省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是否互为原因;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等等。

2数据的选取和实证分析

2.1 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了1998年～2006年中部五省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同期的服务业GDP、地区GDP作为变量。这三个变量分别用LGDP、LFGDP、LFFDI表示。用于分析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中部五省15个城市的相关统计年鉴各期的加总, 样本数据为1998年～2006年的年度数据。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用当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值, 然后用消费价格指数将三个变量换算成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值;再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消除异方差。

2.2 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性, 因此本文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 若为非平稳, 就采用协整检验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并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 则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 而在非协整的情况下, 任何原因的推断都将是无效的。

2.2.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若时间序列yt存在如下情况:yt=C+αyt-1+ut, 其中C为常数, ut为零均值非自相关随机误差项, 如果α≺0, 则表明该序列是平稳的, 对上式两边同时减去yt-1, 即得到

Δyt=C+ρyt-1+ut-1 (1)

其中ρ=α=1, 若ρ拒绝零假设, 则yt平稳, 这时DF检验值即为yt-1的t值, 但它已不服从标准的t分布;将所估计的ρ系数除以它的标准误差, 得到DF的τ的统计量, 如果τ超过DF的临界值, 则拒绝所给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假设;反之, 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如果 (1) 式的误差项是自相关的, 就把 (1) 式修改为:

undefined (2)

其中Δyt-i=yt-i-1, (2) 式要包含足够的滞后项以使该式中的误差项是εt序列上独立的。当DF检验应用于 (2) 式这样的模型时, 就称为ADF检验。如果一个序列在成为稳定序列之前必须经过d次差分, 该序列则被称为d阶单整, 记为I (d) 。

2.2.2 协整检验

如果序列X1t, X2t…, Xkt都是d阶单整, 存在一个向量α= (α1, α2 , …αk) , 使得Zt=αX′t～I (d-b) , 其中b≻0, Xt= (X1t, X2t…Xkt) , 则认为序列X1t, X2t…Xkt是 (d, b) 协整, 记为Xt～CI (d, b) , 为协整向量。如果两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 就只有当它们的单整阶数相同时才可能协整;两个以上变量如果具有不同的单整阶数, 则有可能经过线性组合构成低阶单整变量。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满足协整的经济变量之间不能相互分离太远, 一次冲击只能使它们短时间内偏离均衡位置, 而在长期中它们将会自动恢复到均衡位置。

2.2.3 Granger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能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则还需要进一步验证。Granger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就可以解决此类问题。其基本原理是:在做Y对其他变量 (包括自身的过去值) 的回归时, 如果把X的滞后值包括进来能显著地改进对Y的预测, 就可以认为X是Y的Granger原因。类似定义Y是X的Granger原因。检验方程如下:[8]

undefined (3)

其中ut为零均值非自相关随机误差项;α, β为系数。原假设为:H0:βj=0 (j=1, …n) , 意味着X不是Y的原因。若原假设成立则有:

undefined (4)

令 (3) 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1, (4) 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2, 则undefined应服从自由度为 (n, T-m-n-1) 的F分布, 其中T为样本总量;m, 分别为Y和X的滞后阶数, 可以根据赤池信息准则 (AIC) 来决定。

3实证结果

3.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分别对各变量进行ADF检验 (本文所有的检验都用Eviews3. 1软件完成) , 检验结果见表1。

注: (1) c与k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n表示滞后阶数 (由赤池信息准则决定) 。 (2) 临界值是在5%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的Mackinnon值。 (3) Δ表示差分算子。

平稳性检验显示LGDP、LFGDP、LFFDI与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非平稳的过程, 而它们的二阶差分都是平稳过程。即LGDP、LFGDP、LFFDI都是I (2) 过程, 符合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的同阶单整的前提条件。

3.2 变量的协整检验

根据Johansen的最大似然方法对LGDP、LFGDP、LFFDI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其中最优滞后期k的选择是根据非约束的VAR模型的AIC和SC准则而得到的。文将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取为2, 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 第一个似然统计量大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 因而第一个原假设被拒绝, 第二个原假设被接受, 说明中部五省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GDP、服务业GDP三者之间仅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即中部五省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GDP之间也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 具体协整方程见 (5) 式和 (6) 式。

3.3 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赤池信息准则确定各变量的滞后阶数为2, 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 LGDP不是LFFDI的Granger原因, 但LFFDI是LGDP的Granger原因, LFGDP是LFFDI的Granger原因, 即中部五省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 而中部五省的经济增长不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服务业的经济增长吸引了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这一点与中部五省的经济现状是相符合的。中部五省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原因是其庞大的潜在市场、优惠的政策。

4主要结论

本文对中部五省1998年～2006年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进行协整检验,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它们的关系, 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①中部五省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 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方程 (5) 和方程 (6) 的协整回归结果来看, 当期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变动一个百分点时, 从长期看就会带来0. 2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的同方向变动, 带来0. 56个百分点的服务业产出增长, 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直接从需求上刺激了GDP的增长。另外, 在滞后一期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变动一个百分点, 从长期看可以带来0. 3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的同向变动, 这说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外溢作用需要一年的周期才能通过供给方刺激经济增长, 且这种作用比需求刺激作用要大。总体来说, 中部五省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得越多, 经济增长就越快。

②双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表明, 中部五省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关系, 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而经济增长则不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原因。所以, 中部五省的服务业要进一步发展, 吸引外资是必不可少的, 但单纯经济总量增长不足以促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要进一步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应该从制度建设着手, 注重改善服务投资的软硬环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思考 篇5

【关键词】 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 特点

引言

“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提高安全高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迎来一轮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积极走出去，积极获取受限技术、稀缺性资源和战略性资产，实现资本输出母国技术的进步。

1.中国ODI的现状和特点

1.1中国ODI的现状

2010年世界经济整体回暖，在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增长的形势下，我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我国企业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号召，2005年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国内从2005年的122.6亿美元，短短6年的时间，迅速增加到了2010年的688.1亿美元，对外投资的国家（经济体）中排名第5位。截至2010年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3172.1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连续增长。

1.2中国ODI的特點

1.2.1投资主体以中央企业和单位为主

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中，中央企业占比67.6%，私营企业占比0.6%。2010年中央企业依旧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24.4亿美元，占2010年流量的70%。

1.2.2投资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投资大幅回落

据商务部、统计局和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0年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过对外直接投资中商务服务业占当年总流量的44%。制造业所占比重较往年有所上升，但总体水平仍然偏小，占总流量的6.8%。2010年受国际政治风波等因素的影响，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多年来的第一次大幅回落，仅占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3%，同比下降了57.2%。

1.2.3增大对几个发达国家和东盟的投资

2010年中国增大了对主要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欧盟的直接投资59.63亿美元，同比增长101%；日本3.38亿美元，同比增长302%；美国13.08亿美元，同比增长44%；俄罗斯5.68亿美元，同比增长63%；东盟44.05亿美元，同比增长63.2%。①

2.中国ODI存在的问题

我国从2003年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才不断发展起来，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在国内的相关体系、经验和理论研究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选取对外直接投资国内政策体系和国外发展相对成熟的日本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对比我国在投资主体、投资行业、区位选择、产业选择和母国ODI政策体系之间的不同与差异，以此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体系，促进国内企业有效率地走出去。

2.1国内政策体系不完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2003年以后才开始不断的发展起来，和发达国家中的日本和美国相比，国内ODI相关的政策体系还不完善，尚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项目需要经过商务部、外汇管理局、发展改革委等多个部门的审批，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有些部门的审批时间不确定或者审批时间过长或者审批程序不透明。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国内投资商错过投资活动的最佳时期，导致投资项目的流产。同时，我国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的开放，融资体系不发达，制约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问题。

2.2对外投资活动主体单一

日本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开展较成功的国家，日本国内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投资主体比较多元化，日本的大型企业还与中小型企业相结合进行海外投资活动，其中以大企业为主，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资金条件，带动中小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在生产和销售中形成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的系列化企业群体。相比之下，我国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大型中央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为主体进行的对外投资活动相比之下。当前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明显，我国国有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屡屡受挫，美国、澳大利亚等一些发达国家对以国有企业为背景的中国企业进行的海外投资活动持谨慎和严管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走出去的平台，积极推动中小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

2.3对高科技行业的投资力度不足

我国近几年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的动因之一是为了接近和学习国外相关产业的先进技术，借以提升国内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然而，根据历年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中高新技术行业的投入力度严重不足。

2.4海外投资活动风险监控体系不到位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很多项目亏损严重，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流失严重。除了受到国际政治风波的影响，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和海外经营风险评估体系不完善，中石油、中海油和中国铝业等企业的海外投资亏损严重。

3.政策建议

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看是有利于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长期来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学习、接触和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从根本上推动国内技术的进步，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为了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更高效地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在此对我国的对外投资活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规范国内海外投资法案。完善海外投资法案不仅是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奠定立法基础，也是对国内企业经济利益多一重的保护。同时应加大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政策和经济支持并完善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法律。在未来中小企业将是我国对外投资活动的重要角色，然而目前关于中小企业跨国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不能满足目前中小企业海外发展的需要，保障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有碍于中小企业的海外发展。所以，我们在完善对外投资政策体系的同时要加大力度完善对非公有制企业对外投资活动的政策法规。

第二、完善海外投资风险监管和控制体系。我国的政府应着手建立完备的海外风险的及时监控体系，防范于未然，即使保障我国企业海外利益，降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

第三、完善国际化人才培育体系。我国目前跨国经营人才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人力资本的整体素质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才的素质高低决定国内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的强弱，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利于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

第四、完善信息传递系统。国际形势变幻多端，国际市场顺利的运营就必须时时把握最新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式的动态，及时的调整国际化经营的战略。政府需要不断完善信息交流系统，为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及时充分的信息，积极引导企业调整战略部署，抓住进入或者退出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

注释：

①以上数据来自《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

参考文献：

[1]冼国明，杨锐.技术累积，竞争策略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J].经济研究.

[2]柴庆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既问题分析 [J].国际贸易，2008，（1）.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0.

[4]中国统计年鉴2010.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 篇6

一、中国农业企业需要“走出去”, 也能够“走出去”

(一) 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短缺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等相对稀缺的国家。不平衡理论 (Hwy-Chang Moon&Thomas W.Roehl) 认为, 存在资产相对不平衡的企业, 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市场寻求补偿性资产, 从而使其资产组合达到平衡, 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 战略地位发生根本性逆转。因此, 对外直接投资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增强竞争实力, 在竞争中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无论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 还是农产品加工企业, 农业企业的生产活动都与农业自然资源紧密相连。不平衡理论说明当有些农业自然资源在本国不能提供或是不能全部提供时企业可以寻求资源的进口, 但这样会导致本国企业生产活动对外依赖性增加, 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农产品安全, 这时农业企业的海外投资就成为获取农业自然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前应该加强引导农业企业发展跨国经营, 拓展国际市场, 开展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产品加工, 加快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步伐。

(二) 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

邓宁 (John.H.Dunnin) 的对外投资周期理论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 000美元~4 750美元时一国对外投资增加, 增速有可能超过外资流入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2日发布的经初步核实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 507亿元, 根据2010年7月27日1美元=6.7797人民币元汇率折算, 并按全国13.38亿人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信息网) 计算大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753.69美元, 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高涨阶段 (这里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国民生产总值) 。在邓宁看来, 跨国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虽然该理论在分析中只用了人均这个单一指标并据此来判断企业整体所具有的优势状态和对外投资直接规模, 其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 但从跨国投资的实践看, 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 所以该理论也可以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判断依据。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中国农业已经在产业体系、研究体系、人才培养、高科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 这是中国农业进行国际投资的先决条件。

二、重视培育和发挥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通过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培育出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某些比较优势, 进而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投资。正如拉奥 (sanjaya Lall) 的技术本地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 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在较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赖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特有优势, 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进行本地化改造后, 就具有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另外, 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本身会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 因为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 而且是企业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求优势, 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所以, 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一) 组建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集团, 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海默 (Hymer S.H.) 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优势是企业特有优势之一。跨国企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一体化经营可以取得当地企业所不能达到的生产规模, 降低成本。跨国企业还可以实行国际专业化生产, 利用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 合理布置生产区位来取得企业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 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从整体上看, 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和国外大型跨国农业公司相比规模还较小, 集约化程度还不高。企业规模小, 企业内部市场就小, 外部交易成本就较大, 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更难以与外国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抗衡。为此, 积极引导农业企业围绕壮大主业, 加强国际资本运作, 开展和规范企业兼并、收购, 提高企业集约化程度, 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 培育世界品牌的农业跨国公司

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还意味着培育世界品牌的重要性。培育世界品牌的跨国公司, 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 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像泰国正大集团、嘉吉、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德国KWS种业集团、美国孟山都集团等这样一批跨国农业公司, 它们能够持续增长几十年、上百年, 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得统治地位, 是与其品牌经营策略分不开的。中国农业跨国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 属于发展中国家小型的跨国公司。培育世界级的品牌对中国农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人民币升值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阿利伯 (R.Z.Aliber) 的资本化率理论认为货币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若干通货区域。各种货币的地位强弱不同, 强币的币值稳定, 汇率坚挺, 而弱币正好相反。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用该种货币购置其他区域资产是有利的。另外, 该理论还认为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 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在金融市场筹资, 从而为其在海外投资设厂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22%。在汇改推进的五年中, 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 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不断。在可预见的将来, 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大可能逆转。另外,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许多资产的价格进一步下跌,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成本在进一步降低。特别是有些国家, 有些经济体, 为了应对危机、振兴自己的经济, 出台了许多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措施, 消除了原来设定的一些政治性障碍。这些都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 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

四、重视“走出去”的区位选择, 加强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投资

一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临的就是“走到哪里去”的问题, 所以区位的正确选择是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十分关注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在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上,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 (包括文化、习惯和语言等) 的影响, 其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 逐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 最后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区位选择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是开拓市场, 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 那么就应该进入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 (2) 如果企业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 就应该到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投资。尽量采取与具有最新技术的企业合作或合资的方式, 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 获得国内得不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 (3) 如果是为了回避贸易摩擦, 则应该到那些市场准入门槛高、贸易摩擦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投资; (4) 资源开发型企业可以到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农业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去投资, 通过对外投资建立海外农产品供应基地。

根据弗农 (Raymond Vernon) 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当前中国农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 一方面这些国家符合中国农业结构特点, 可减少投资的风险, 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多是华人聚集地, 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 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特定区位比较优势。如印度尼西亚是农业大国, 但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 每公顷土地棉花产量仅2.7吨, 在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应用上与中国有较大差距。但该国土地资源丰富, 有1 300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棉花, 气候条件优越, 农业生产条件极佳, 但每年却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进口棉花、稻谷等农产品。

参考文献

[1]俞毅.论中国对非洲跨国农业投资的战略构建[J].农业经济问题, 2009, (11) :33-39.

[2]尹成杰.农业跨国公司与农业国际化的双重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 2010, (3) :4-10.

[3]江小涓, 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 2002, (73) :13-25.

[4]陈华.厂商垄断优势理论与中国境外企业特有优势提高的分析[J].财贸研究, 2001, (2) :24-26.

[5]宋桂峰.跨国公司理论到实践分析以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J].时代经贸, 2007, (12) :28-29.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发展 篇7

早期的直接投资只是被作为资本流动来对待,即资金流动的方向为从资金相对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流向相对匮乏的国家和地区,这是由于经济理论的发展没有跟上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的实际发展速度,因此,如果把资金当成商品来看待的话,这符合比较优势理论。但这是与实际情况不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2008年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81.1%来自于发达国家和地区,56.7%流向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地区是资金相对丰裕的地区,这些地区一方面将大量的资金投资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资金,这是资本理论无法解释的,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

一般认为一个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通常经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在国内做大做强的基础上,开始通过国外代理商开展出口业务;通过代理商熟悉东道国市场后,设立分支机构,在当地销售产品;最后,在对东道国市场完全熟知的基础上,投资建厂,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被认为是替代关系。最早的独立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属海默(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是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之所以要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与东道国同类企业相比它拥有有利的垄断优势,从而通过在国外进行生产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些垄断优势包括在生产技术、管理与组织技能及销售技能等一切无形资产在内的知识资产优势和由于企业规模大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根据文献记载,Buckley和Casson(1976)认为,企业的国际化理论起源于Coase的企业理论(该理论后被Williamson发展完善),根据该理论,公司和市场被认为是企业组织生产的两种效率和成本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企业既可以通过企业内部完成生产,也可以通过市场,将产品或配件的生产外包给其他公司,关键取决于这两种方式的成本,当外包所需要的交易成本超过企业内部生产的成本(这种成本可能来源于熟悉生产过程、建立生产线等),企业就会选择公司内部完成生产。Buckley和Casson(1976)首先提出了内部化的概念,当这种生产需要在国外进行时,跨国公司就会建立,对外直接投资发生。

Dunning(1980)提出我们所熟知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综合了以上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即一个企业如果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则更愿意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其他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所有权优势,即跨国公司因为拥有特定的资产(包括企业的无形资产)或因为规模经济而产生的优势,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在东道国市场上和当地企业竞争;区位优势,即东道国自身所拥有的优势,包括东道国硬件优势——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东道国的软件优势——制度优势,如政策法规和基础设施,跨国公司只能适应和利用这项优势,通过这项优势跨国公司可以衡量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投资风险;内部化优势,即跨国公司运用所有权优势,为了节约或消除交易成本而进行内部生产。根据Dunning的理论,一个公司只有同时具备以上三个优势才会选择进行直接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如果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没有区位优势,跨国公司会选择出口,因此Dunning把直接投资和出口看称是两种不同的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

二、存在跨国公司的贸易理论

跨国公司根据其经营结构的不同,可以分成垂直型和水平型。垂直型跨国公司由要素价格差异所驱使,水平型跨国公司是有贸易成本和运输成本所驱使的。早期的贸易理论对跨国公司对垂直型和水平型的跨国公司分开进行分析的,直到最近的知识资本模型才把两种类型的跨国公司放在同一模型下进行分析。

(一)FDI与垂直型跨国公司

垂直型跨国公司是指跨国公司将生产活动在地域上进行分割,即在国外完成某些生产过程,可以是零部件的生产,也可能是生产过程某一步骤(如售后服务,技术支持等),跨国公司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Helpman(1984)在传统的贸易理论H-O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跨国公司,分析了包含垂直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作为基本的假设)。

垂直型直接投资(以下简称VFDI)在地域上对生产过程的分割与各地区的要素禀赋相关,把相应的生产过程放在密集使用要素丰裕的地区,但是分割生产过程是有成本的,是否分割生产过程取决于分割成本和分割收益的大小。包含VFDI的贸易理论,认为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时,需要进行一下选择:一是否分割生产过程(即是否进行直接投资);二是选择销售地,如果选择国外销售,即为出口。这里使用经典的H-O理论假设,产品需要使用两种要素,即劳动(价格为w)和资本(价格为r),生产过程分为两部分,零部件的生产(设一单位最终产品需要的零部件生产成本为c(w,r))和最终产品的组装(设一单位最终产品需要的零部件生产成本为a(w,r)),那么在销售地价格固定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会选择使其单位产品成本(Bijk)最低的地区分割整个生产过程:

Bijk=[c(wi,ri)τundefined+a(wj,rj)]τundefinedHelpman(1984,1985)和Helpman&Krugman(1985)中进行了分析,在要素禀赋存在足够的差异下,VFDI会发生。

(二)FDI与水平型跨国公司

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迅速增加,H-O理论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因此建立在规模效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生产差异化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并解释了产业内和产业间贸易的发展。水平型跨国公司被新贸易理论所定义,把企业分为在母国生产在母国销售和/或出口其他国家的国内企业(National Enterprise)和选择在多个地区生产销售的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称HFDI),是当代发达国家之间FDI的占主导地位的形式,有时候也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股价投资的原因,特别是关税跳跃型投资。因此很多学者对HFDI进行研究,主要的代表有Markusen(1984)的多工厂经济理论(multi-plant economy)、Brainard(1993,1997)的相近-集中理论(Proximity-concentration theory)和Markusena和Venables(1998,2000)新贸易理论下的跨国公司理论。

1.Markusen(1984):

多工厂经济理论。企业的生产活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司特有的活动(firm-specific activities),即总部经营活动(headquarters activities)(以下简称总部活动),通常包含研发活动、广告、营销、物流、行政服务等,另一部分是工厂特有的活动(plant- specific activities)(以下简称工厂活动),主要是指整个生产过程。多工厂模式的基础是总部活动,总部活动具有某些“公共产品”的特性,以研发为例,一旦一个新产品有研发成功,可以为所有的工厂使用,而且任何一个工厂使用都不会增加其他工厂的成本也不会给整个公司增加额外的成本。此外,跨国公司通常倾向于集中把这些总部活动集中进行。正如Markusen(1984)所说的,“两个科学家分开工作的产值不如他们在同一地点合作工作”Markusen(1984)与Helpman(1984)不同,模型假设各国有相同的要素禀赋,规模报酬递增,把贸易产业组织理论融入直接投资。

Markusen讨论了两种一般均衡状态,第一种是寡头情况,两个各有一个国内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第二种情况是存在一个跨国公司的垄断情况,一家跨国公司在两个分别拥有一家工厂同时生产该种产品。Markusen对比分析了两种情况:(1)在特定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情况更有效率,跨国公司带来更大世界效用的条件是跨国公司生产更多的产品;(2)只要公司是理性的,母国在跨国公司情况下就会获益;(3)由于跨国公司及其母国的垄断地位,东道国的福利情况判断更加困难,但是在跨国公司为阻止Bertrand企业的进入进行定价和东道国征税的情况下,东道国也将获得更多的福利。因此,在满足Markusen的上诉条件的情况下,多工厂的HFDI就会发生,而且Markusen的上诉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2.Brainard(1993,1997)的相近-集中理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生产地的区位选择是接近最终消费者(proximity,即相近)和集中生产获得规模报酬(concentration,即集中)之间的权衡,在贸易和运输成本较高,投资成本较低工厂的规模效应小于公司的规模效应情况下,企业会跨过边境进行水平型直接投资。

该理论假设差异化的产品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垄断经济条件下进行生产,生产过程分为两步,有三种可能的均衡出现:(1)纯跨国公司均衡:在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很高、工厂的固定成本相对于公司的固定成本较小时,所有的公司都在东道国当地进行生产;(2)纯贸易均衡:每个公司在自己母国有一家工厂,如果销售到其他国家须通过贸易,这种贸易属于产业内贸易,此时运输和贸易成本较低或者不存在,工厂的固定成本相对较高;(3)混合均衡:即同时存在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此时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存在但并不是很高,工厂的规模报酬相对于公司的规模报酬不是很大,但也并不能忽略。

3.Markusen和Venables(1998)新贸易理论下的跨国公司理论。

Markusena和Venables(1998,2000)将市场结构内生化,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母国=1和外国=2)和四种类型的公司,根据他们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报酬计算利润见表1。

各类型的企业的利润如下:

∏undefined(n1,n2,m1,m2)=s1E1/ε(s1)+s2E2ε(s2)-c1(H+F)-c2F

∏undefined(n1,n2,m1,m2=s1E1/ε(s1)+s2E2/ε(s2)-c2(H+F)-c1F

∏undefined(n1,n2,m1,m2)=s1E1/ε(s1)+s2φE2/ε(s2φ1)-c1(H+F)

∏undefined(n1,n2,m1,m2)=s2E2/ε(s2)+s1φ2E1/ε(s1φ2)-c2(H+F)

所有企业在两个市场的份额相加各自等于1:

1=(n1+m1+m2)s1+n2φ2s1

1=(n2+m1+m2)s2+n1φ1s2

通过以上六式可以解出一般均衡。

本模型中,给出了企业更趋于成为跨国公司的各种国家规模和相对要素禀赋的系数的区间,认为当公司的规模效应相对于工厂的规模效应较大而运输和关税成本较高时,跨国公司更容易出现在均衡状态。本文中还指出了,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在要素禀赋和国家规模方面越来越相似,因此跨国公司将逐步成为主导取代国内企业。

注:φi(i=1,2)代表的是i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H是总部固定成本,F是工厂固定成本,si(i=1,2)代表的是企业在国的市场份额。

(三)知识-资本模型

把垂直型直接投资和水平型直接投资放在同一框架下分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知识资本模型成功的把两种类型的投资房子同一理论框架下,模型中企业可以选择多工厂生产(HFDI)或者总部和唯一的工厂地域上分割(VFDI)。该模型的基本假设为:①总部活动(如研发)可以和生产过程相分割;②相对于生产而言,总部活动是熟练劳动密集型;③总部活动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以可以同时为多个工厂使用作为衡量标准。其中②是VFDI存在的原因,把工厂生产放在简单劳动丰裕的地区,把总部放在熟练劳动密集的地方;③是HFDI存在的原因,因为这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而①则是FDI存在的原因,即公司生产经营的可分割性。

本模型中考虑哪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两种国际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两种同质产品,分别为熟练劳动密集型和简单劳动密集型,简单劳动密集产业规模报酬不变,熟练劳动密集产业规模报酬递增。模型中考虑六种类型的公司成对出现,分别为:(1)本国和外国的水平型跨国公司:总部在本国或者外国,在本国和外国都设厂生产,当两国的规模和要素禀赋相似且运输成本很高时,此类型公司占主导地位;(2)本国或者外国的国内公司:总部和唯一的生产工厂建立在同一国家(本国或者外国),当两个的规模相差很大,但是要素禀赋相似时,这种类型的公司占主导地位;(3)垂直型跨国公司:总部位于本国(或外国),而唯一的工厂位于外国(或本国),这种类型的公司在两个规模相似但是要素禀赋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占主导地位。该模型中,将多少变量内生化,包括垂直型公司的数量、水平型公司的数量、国内公司的数量等,这些都是有一些列的国家特征主要是要素禀赋、贸易成本和投资成本等决定的,并建立了跨国公司生产规模的决定因素(两个国家的国家特征决定,包括国家规模和要素禀赋)。

三、直接投资与新新贸易理论

新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产业,跨国公司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承载者成为了“主角”。

新新贸易理论的一个分支是Melitz的异质企业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只研究行业典型企业不同,该理论研究企业间的差异,根据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同,有的企业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有的企业进行出口,有的企业只供国内市场,而有些企业由于外国企业的竞争而被淘汰。根据Bernard和Jensen(1995),美国企业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从事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相比,这些企业一般生产规模大,生产效率高,大量使用熟练的劳动,掌握先进技术,拥有巨额资金。由于进行海外投资要支付巨额的固定成本,包括市场分析、营销、广告等,只有资金雄厚效率很高的企业才能承担得起,才能获得利润,因此效率最高的企业才会进行直接投资。

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个分支是Antras的企业生产边界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若打算走国际化道路,则面临两步重要的选择:第一步是选择是否进行国际化,既选择留在本国市场还是进入他国市场;第二步则是国际化的道路的选择,既是通过贸易还是通过直接投资。传统的理论并不涉及企业的生产边界问题,该理论研究了企业的差异对企业决策的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过程涉及到许多的中间产品,可以选择母国生产还是国外市场,如果国外生产可以选择直接投资还是外包,如果选择母国生产也可以选择自己建厂或进行国内外包。每个企业根据企业的特性进行选择,效率最高、规模最大的企业会把生产分布在世界各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由于外部交易具有不确定性,当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成本很高的时候,跨国公司会选择内部化生产,既进行直接投资。

四、总结

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一直是经济和管理领域都在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早期的理论的开拓者们多为管理学方面的专家,随着贸易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完善,贸易经济学家将直接投资理论纳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下,这与当今世界上国际贸易的主要承载者为跨国公司和符合。

贸易理论框架下的投资理论与贸易理论一样,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一个过程:早期的贸易理论主要研究产业层面的投资,即典型企业由于东道国和母国的某些特征而进行投资,认为企业之间几乎无差异。最近的新新贸易理论中,开始考虑企业的微观差异,研究异质企业的特征,从而得出什么样的企业会进行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国际比较 篇8

一、模型介绍及数据来源

格兰杰因果检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首先, 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法检验时间变量的平稳性。其次,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对于变量的滞后期, 一般从0～3期内选择, 并根据使AIC和SC最小的原则来选择变量的滞后期。

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的准确性, 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后, 还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Stock证明, 对存在协整关系的时间序列, 最小二乘回归 (OLS) 的估计量不仅是一致的, 而且快于平稳时间序列0lLS估计量的收敛速度, 因此可以直接使用传统的OLS方法。对FDI和出口贸易变量进行OLS回归, 模型如下:

考察式 (1) 的回归残差μt是否平稳, 如果回归残差平稳, 说明存在协整关系, 该方程描述了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为更好地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 本文选取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 对它们1983～2006年共23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其中, 各国出口数据均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相关各期, 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

二、实证检验

在变量选取上, 用FDI表示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用EX表示各国出口额。为研究方便, 对以上时间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首先对各变量的对数形式进行单位根检验, 结果显示:各国的LNFDI和LNEX的原值在5%的水平上都不显著, 取一阶差分后, 除英国的△EXUK和中国的△LNFDICH在1%的水平显著, 德国的△EXGE、法国的△LNFDIFR以及中国的△EXCH在10%的水平上显著外, 其他变量都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 即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因此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即I (1) 。

笔者曾对这六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进行因果检验之前, 首先通过VAR模型确定变量的滞后期数, 选择使AIC和SC最小的滞后期数使模型达到最优效果。因果检验结果表明, 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 在存在2期的最后滞后期下, 并无相互因果关系;日本同美国的情况相似, 在滞后3期的情况下, FDI和出口之间也没有表现出因果关系;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5%的检验水平上是出口贸易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而出口却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二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英国的情况与德国基本相同;法国的结果则与德国和英国相反, 在滞后1期的情况下, 法国的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了单向的因果关系;对中国的分析结果显示, 在滞后1期的情况下, 其“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引起出口贸易变化的原因”的零假设不能被拒绝, 而其“出口贸易不是引起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的零假设被拒绝, 说明中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 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并无显著影响。

为进一步考察模型的准确性, 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 下面对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除日本和美国的单位根无法通过10%检验水平的平稳性检验外, 其他四国OLS方程的单位根均能通过10%的检验水平。说明美国和日本在样本期内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德国、英国、法国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检验结果分析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说明, 各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均呈现出不同的相互关系。其中, 德国和英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明显的出口促进作用, 而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均无显著影响;中国和法国的出口增长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而日本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但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对出口的显著促进作用。

对于日本的检验结果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所认为的边际产业的对外投资有利于扩大国内出口相悖, 笔者认为主要是与其不同的投资阶段有关。边际产业理论所描述的情况, 属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 当时日本相对于美国来说, 还属于发展中国家, 其对外投资的目标以为国内产业发展和出口提供能源以及转移边际产业、实现产业的升级为重心。进入八十年代后, 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及其产业结构的变化, 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域及目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因此对1983～2006年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中, 结果与边际产业理论相悖。

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出口促进作用, 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 由于其投资行业以汽车制造、化工业、电器和机械制造为主, 这些都属于后向关联度较高的行业, 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创造东道国对国内大型机器、设备和零部件的需求, 从而表现出较高的出口创造作用。德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99.7%。

而对中国的实证结果表明, 虽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但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对出口的显著促进作用。对于这种情况, 作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少, 还未能充分显示其出口效应。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分析, 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 其特征表现为:区位优势增加, 直接投资流入增加, 但所有权优势增加有限, 直接投资流出很少。虽然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 但在世界对外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仍然偏低, 仅有1.15%左右, 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 发达国家为1∶1.14, 发展中国家为1∶0.13, 而我国仅为1∶0.09。此外, 与我国每年高达几千亿的对外出口额相比,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是显得微不足道。

2、我国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差, 难以拉动相关产业的出口。

我国对外投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 大型跨国公司极少。在2004年按国外资产排名世界前10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中, 中国的跨国公司仅有一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且其排名位于94位。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小,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强, 从而导致这些企业的国际投资经营活动对国内相关配套产业的出口拉动力较低。

3、投资产业地区结构不合理。

从地区结构上看, 过分偏重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而忽视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偏重利用东道国市场的低成本优势, 忽视对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学习, 这使得国内各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 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从而使我国一直处于国际产业链条中的低端环节, 而资源开发行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技术含量低、操作简单, 它们的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机械、技术的出口拉动作用不大, 从而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拉动效应较低。

四、政策建议

首先, 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应建立和完善政策促进体系, 加大在财税、金融、外汇等方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 建立规范的宏观管理体系, 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大规模发展, 做好充分准备。

其次, 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重点投资于后向关联度强的行业, 实行最终产品的国际生产, 从而有效地拉动中间产品及初级产品的出口, 同时顺应国内产业结构化趋势, 适当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

最后, 积极培育跨国投资主体, 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应鼓励拥有独立知识产权, 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初步建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 同时培养海外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 促使海外直接投资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充分发挥其出口促进作用。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分为替代和补充影响。本文首先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1983～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定量分析, 同时对同期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 得出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篇9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引言

从2001年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 中国资本市场呈现大进大出的繁荣景象。一方面, 中国对外投资的量快速扩张, 2012年中国企业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另一方面, 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外商投资, 201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17.16亿美元。然而,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因此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增速、投资区位和产业选择等方面的原因, 为今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具有重大意义。

二、相关文献综述

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国的国际投资与人均GNP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邓宁根据人均GNP的大小划分了四个发展阶段, 并分析了各个阶段对应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另外, 赵晓晨 (2000) 指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性企业和生产性企业相结合, 多种投资方式、多个投资领域、多个目标市场、多元投资主体的综合型发展模式。冯鹏程, 仲鑫 (2009) 总结出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规模较小、近年增速较快、产业结构低层化和区位选择结构过分集中等特点。朱华 (2012) 运用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是租赁和商业服务, 投资目的是为了投资控股, 而且国有企业是海外投资的主体。本文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 运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和新的分析方法, 阐述当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的新特征。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一) 投资总量分析:起步低, 发展快, 处于投资发展周期论中的第三阶段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由快速发展转型到平稳发展阶段。但是由于起点低、与发达国家的ODI和中国引进的外资相比差距甚大。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69万亿美元,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的4.4%, 占当年存量的2%。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主要国家排行中位居第六, 与美国、日本、法国的差距还是很大。

更重要的是, 结合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分析可以得知:从2004年以后, ODI与FDI的差距总体在缩小, 而且ODI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FDI的增长速度 (2004-2011年, ODI的平均年增长速度是45.16%, FDI对应的速度是9.71%) , 符合进入第三阶段的条件。然而, 2004年中国人均GNP是1488.88美元, 小于邓宁要求的2000美元。由此可知, 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忽视了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忽视了不同国家市场结构的非均衡性。另一方面, 也说明中国提前进入了第三阶段, 2011年, 中国人均GNP是4610美元, 因此虽然国际经济变幻莫测, 我们仍有理由对中国经济发展保持积极态度。

(二) 投资区域分析:国家聚集度高, 对香港的投资将近六成

中国海外投资地域分布呈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 对于香港投资占大部分比重。2010年对于香港的直接投资占55.96%, 澳大利亚占8.89%, 英属维尔京群岛占5.08%, 卢森堡占4.66%, 开曼群岛占2.47%。出现这么高的国家聚集度的原因有三方面: (1)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的ODI在刘易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的指导下, 更青睐于向香港等离中国近的区域投资。 (2) 通过“返程投资”的方式同时以“外资”的特殊身份同时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和避税区优惠的税收政策。 (3) 随着国家竞争的白日化加上来自发达国家日益深化的保护主义, 一直以廉价劳动力、低端技术著称的中国产业和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境内的风险愈大, 成本愈高。

(三) 投资行业分析:产业分布广泛, 投资重点由制造业转为服务业

从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来看, 制造业占比由2008年42.70%锐减到2010年的6.77%, 2010年主导产业的流量总额及其占比依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02.8亿美元, 44%) 、金融业 (86.3亿美元, 12.54%) 、批发和零售业 (67.3亿美元, 9.78%) 、采矿业 (57.1亿美元, 8.3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6.6亿美元, 8.22%) , 这五个行业占到总投资的80.84%。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控股权, 对于并不从事具体的对外经营业务活动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44%的投资, 说明我国企业很大程度是为了避税、“中转”等策略型投资。

(四) 投资主体分析:地区发展不平衡, 海外投资以国企为主导

一方面, 国企的海外投资能力远远高于民企。在我国进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境内投资者中, 就投资存量分布而言, 中央企业占的比重由2008年的81.3%下降为2010年的77%, 2008年中央企业的投资主体是5.6%, 这种差距很大部分来源于国有企业在财税政策性支持、国别产业导向政策、保险政策支持等方面, 获得的帮助多于民营企业;另一方面, 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海外投资比例很不平衡。2011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按省市区排序情况表显示:浙江、山东、广东和上海是主要海外投资省份 (城市) , 这四个地方共投资960, 816万美元, 占总投资的47.32%;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大大制约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进一步深化。

(五) 海外投资方式分析:跨国并购领域集中, 目前投资方式仍以新建为主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领域相对集中, 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受欧债危机的影响, 从2010年到2011年,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金额和所占比重呈现低速下滑态势。2010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97亿美元, 同比增长54.7%, 占流量总额的43.2%。并购领域涉及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专业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2011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72亿美元, 占流量总额的36.4%, 并购领域以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为主。

另外, 从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我国ODI流量构成比例:新增股本投资和其他投资占比达到了81.40%, 而当期利润再投资2012年的比重下降到18.6%, 可以看出我国的海外投资并不是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而是更加强调对股权的控制。新增股本投资和其他投资占了绝大部分, 进入市场和获得受资企业特殊资产的速度远远快于当期利润再投资, 该比重的不断增加, 表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逐渐与世界接轨。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大, 但是与引进的外资数额相比差距甚大, 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海外投资的流向集中在香港等离中国较近的国家或避税区;投资的行业广泛, 但是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和采矿业;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较低, 地域差异很大, 国企的海外投资能力明显高于民营企业;跨国并购比较集中, 但是新建仍然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参考文献

[1]冯鹏程, 仲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及趋势展望[J].理论研究, 2009年第10期

[2]朱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格局和新特点[J].跨国经营, 2012

[3]赵晓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及特点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0;第6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篇10

【关键词】投资；对外贸易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20世纪60年代后，各国对于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大量研究，西方经济学界主要理论有以下几条：

1.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是1960年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首次提出的理论，又称所有权优势理论或公司特有优势理论，海默认为，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源于市场缺陷。垄断优势理论把跨国公司垄断优势归纳为：来自产品市场不完全的垄断优势；来自要素市场不完全的垄断优势；来自规模经济的垄断优势；来自政府干预的垄断优势。

2.内部化理论

该理论主要指企业用内部市场替换外部市场，以解决市场不完整带来的交换问题。其核心观点为，由于市场不完全，如果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市场，可以利用管理手段协调内部资源配置，避免市场不完全对于经营效率的影响。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并不在于资本转移，而是利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降低成本，拥有内部化优势。

3.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不同的两个国家都应当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节约资源，使得利益最大化。该理论由日本小岛清提出，他认为对外投资可以拉大两国比较成本的差距，创造新的格局。

4.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又被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认为企业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种优势时候才能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二、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分析

1.贸易替代论

贸易替代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在严格的H-O假设条件下才能完全替代对外贸易，此时，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化的阻力障碍较小，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理想的替代品，并且能够克服贸易保护下阻碍国际贸易往来的种种阻碍。企业在产品发展的不同时期可做不同战略结构调整以取得更大利益。

2.贸易相互融合论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已经与对外贸易往来变成了融合的两个部分。高度经济融合和细化的分工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体现，这使得企业在经营选择上变得更为多元，区位优势的重要性逐渐被技术优势取代。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全面铺展，更多优势产业和过剩产能将向沿线国家转移，我国可以在投资的国家采用对外出口与对外投资相结合的办法，在适当的条件下采用兼并重组的方式进行海外投资，推动二者的融合发展。

三、中国对外贸易与直接对外投资现存问题

1.战略弊端

在我国，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普遍存在着战略不足：企业大多认为，我国作为劳动力密集、原材料较为丰富的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投资没有必要，而更愿意投资占领发达国家高端市场，而我国作为技术相对较为落后、资本较为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通常在发达国家贸易中不占优势，这样一种贸易战略使得企业难以获得最大收益。

2.忽视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指的是对国外商品设置的人为限制，目的在于合法合理地保护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但一些发达国家会凭借技术、经济优势指定比国际标准更为苛刻的法规标准，实行贸易保护，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伤害。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对于贸易壁垒规则知之甚少。同时，由于我国出口产品技术比较一般，普遍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因而容易受到贸易壁垒阻拦。

四、建议与对策

1.推动跨国公司的建设

跨国公司作为在国内外拥有较多分支的机构，其战略目标以国际市场为导向，通过控股的方式对国外的企业实行控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资本、商品、人才、管理等交易活动，并进行高度统一的管理。

我国应当首先建立起一批大型跨国公司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并加强拥有独立专利技术企业的对外扩张，从而使得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同步发展，提升改善我国的贸易组成，以达到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2.关税优惠及财政补贴

我国应对本国在外国投资建厂生产的产品进行进口关税优惠，一方面可以鼓励本国企业利用生产要素成本差异在国外生产取得更大的利润；另一方面也能增加进口利于抵消经常项目国际收支顺差。

同时，我国可以不仅应当鼓励大型企业进入欧美市场，也应当通过投资补贴的方式鼓励资金实力尚不雄厚的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关税优惠及财政补贴降低企业直接对外投资的风险，从而进一步推进二者共同发展。

五、总结

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行的状态，贸易战略弊端、忽视贸易壁垒、文化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利用部分替代推动我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融合发展，并使用一系列措施改变现状对于我国增加国家经济的全国竞争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期刊——王胜、田涛、谢润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4，第10期：80-8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分析 篇11

(一) 国际背景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 它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加强。

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一个整体, 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 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 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 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 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 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影响到发达国家。

2. 随着全球化水平的提高, 国际分工更加细化, 分工的路径也随之发生重大调整。

传统的国际分工不仅表现为垂直分工, 而且表现为产业的梯度转移, 发达国家将大量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当今的国际分工则是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上, 向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立体发展的方向推进, 也就是说, 产业的国际转移将突破传统的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也延伸到发达国家, 基于此建立起全球性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的国际分工体系。

3. 在世界宏观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同时, 微观经济组织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 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驱动下, 一些大企业摆脱母国市场的空间束缚, 转向全球市场的价值定位, 即通过创建一体化的、跨越国界的全球经营网络来提高其国际竞争地位。

(二) 国内环境

1. 生产相对过剩, 贸易顺差持续增高。

近年来, 我国已告别商品短缺现象, 市场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局面。对外贸易顺差持续增高, 2004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额为319.84亿美元, 2005年越过千亿大关, 达到1018.8亿美元, 2007年突破两千亿, 达到2622亿美元, 2008年是2955亿美元。自2005年以来, 外贸顺差的激增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一个棘手问题。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出现的贸易失衡问题, 是我国经济中诸多深层次矛盾在对外贸易领域作用的结果。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是低水平的相对过剩, 是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造成的。改变这种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适当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 向国外转移部分富余的生产能力, 开拓国际投资的新领域。

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

近年来涉及我国出口商品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 2008年全球有21个国家对我国发起“两反一保”调查93起;2009年我国输美轮胎特别保障案、我国输欧铝合金车轮的反倾销调查、欧盟对我国输欧无缝钢管征收17.7%至39.2%的最终反倾销税、美国对我国无缝钢管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根据商务部的调查数据显示, 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8个国家 (地区) 对我国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 (其中反倾销57起, 反补贴9起, 保障措施13起, 特保9起) 。据统计, 1995-2008年间, WTO成员向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调查超过800件。纷至沓来的贸易摩擦事件, 不但直接导致贸易机会的损失, 而且会对厂商和客户造成心理上的“恐慌”, 从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

3. 资源严重短缺, 能源危机出现。

在一些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同时, 我国却存在着资源短缺问题。若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国资源丰缺的标准, 即资源种类的齐全程度、资源储量的充裕程度和资源品位的高低程度来衡量, 我国属于资源种类比较齐全, 但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贫乏的国家, 而且矿产资源品位低, 如石油、木材、橡胶、铁和铜铁矿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 不少资源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 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的速度很快,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08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流量) 为559.1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111%。其中:新增股本投资283.6亿美元, 占50.7%;当期利润再投资98.9亿美元, 占17.7%;其他投资176.6亿美元, 占31.6%。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年扩大, 2002—2008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5.7%。截至到2008年底, 我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12000家, 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 (地区) , 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 (存量) 1839.7亿美元, 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

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的情况为:商务服务业217.2亿美元, 占38.8%;金融业140.5亿美元, 占25.1%, 其中银行业132亿美元, 占金融业的94%;批发和零售业65.1亿美元, 占11.7%, 即进出口贸易类的投资;采矿业58.2亿美元, 占10.4%, 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6.6亿美元, 占4.8%, 主要是水上运输业投资;制造业17.7亿美元, 占3.2%, 主要分布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和鞋帽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等;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3.1亿美元, 占2.3%;建筑业7.3亿美元, 占1.3%;房地产业3.4亿美元, 占0.6%;信息传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3亿美元, 占0.5%, 主要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投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1.7亿美元, 占0.3%, 主要是专业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农、林、牧、渔业1.7亿美元, 占0.3%;其他行业3.6亿美元, 占0.7%。

区域分布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其中:亚洲435.5亿美元, 占77.9%;非洲54.9亿美元, 占9.8%;拉丁美洲36.8亿美元, 占6.6%;大洋洲19.5亿美元, 占3.5%;欧洲8.8亿美元, 占1.6%;北美洲3.6亿美元, 占1.6%。从境内投资者的行业分布看, 制造业投资者占总数的42.7%;批发和零售业占28.2%;建筑业占4.8%;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占4.5%;采矿业占4.2%;农、林、牧、渔业占4.1%。

以上数据表明,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较快的发展, 投资产业分布趋于广泛, 结构也渐趋合理。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相比, 我国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过分偏重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 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小;主要以资源开发行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为主, 缺乏对日益成为国际经济主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偏重对国内连锁效应弱的产业投资, 而忽视对国内连锁效应强的产业投资;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企业偏多, 而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偏少, 非贸易型投资集中于资源开发业和加工制造业。尽管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大, 但其中贸易型投资项目占据绝大比重。近年来, 虽然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有所增长, 但总体上讲, 对外投资的企业中高科技企业的比率仍然很低, 这不利于推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

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 既要遵循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 又必须从我国产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 按照这一思路,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考虑以下基准:

(一) 产业组合区位比较优势基准

所谓产业的区位比较优势是指投资国与东道国同类产业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在产业选择的框架内, 经济优势不是单个厂商优势, 而是该产业内各厂商经济优势的集合, 其本质是一种组合优势。产业内各优势企业的合理组合, 是决定国际投资产业选择方向的关键因素。因此,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首先取决于产业内优势企业的组合状况, 只有集单个企业的分散优势为产业整体优势, 才能不断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经济空间。

产业组合的区位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是全球优势。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并不需要所谓的全球优势, 而是需要相对于一定区位的, 即母国相对于东道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区位比较优势是在一定的投资区位中产生的, 产业选择是将区位选择包含在其中的, 选择了不同的区位, 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产业。由此可见, 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区位选择与投资者的比较优势密切相关, 进行产业选择的同时, 也选择了一定的区位, 产业组合优势要以区位为基础。

(二) 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基准

产业内垂直贸易量是指某一产业内部以工程间分工为基础的贸易关系, 即某一类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初级产品, 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之间的交易频度和交易数量。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主要是对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技术发展的带动效应, 这种带动效应的大小又取决于海外子公司与国内企业所发生的垂直贸易量。因此, 产业内垂直贸易既有利于该产业组合优势的形成, 又有利于产业优势的内部化。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实质在于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带动效应, 所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方向, 应是对国内相关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效应, 即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大的产业部门。

(三) 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

所谓结构高度化同质性, 是指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产业传导机制同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趋势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 产业相对优势基准是为了发挥产业的“现有优势”, 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则力求培育产业的“潜在优势”。目前我国正加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所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瞄准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 服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故投资重心应在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技术紧密型产业。这既符合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 又能有效实现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 还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外投资的非选择性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对于“非资本过剩型国际投资”来说, 其投资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 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潜在的投资机会日益增加, 这种机会成本还会上升。弥补这种机会成本的主要途径, 便是在国际投资领域寻找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投资。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策略

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下, 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时, 应根据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结合世界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 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 不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产业链环节迈进, 在国际分工中使我国的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从而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一) 资源开发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预防性产业

资源开发业应当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据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在产业分布方面,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 然后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由于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 因此, 资源开发业应是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点, 而且国际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规律表明资源开发业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的重点投资行业,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此外, 针对我国资源缺乏的现实, 进行资源开发型的跨国经营可以缓解我国资源的不足, 相对提高我国资源拥有量。目前, 我国已积极发展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非洲国家等资源较丰富国家的直接投资, 例如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与澳大利亚合资开采铁矿, 每年可运回近千万吨国内短缺的优质矿石。

(二) 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产业

根据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可以将一些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在国内己失去比较优势、相对于其他国家仍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国家, 这将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经过50多年的建设, 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拥有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虽然我国的工业制造业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但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 根据小规模技术理论, 目前, 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 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 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 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阶梯度较小, 易于为它们所接受。所以, 这些行业也应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实现产业转移。一方面, 可以适时地转移国内过时或过剩的生产能力、实现产业国际转换、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 另一方面, 可以延长国内比较劣势产业的经济寿命、增加利润、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三) 服务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产业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 服务业在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 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 如今服务业己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也应在这种国际趋势下抓住向服务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契机, 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从现状分析, 虽然我国的服务业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 但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存在着比较优势, 例如在国外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远洋运输服务、人造卫星发射服务, 以及旅游服务方面具有比较大的优势。2007年,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06.43亿美元, 同比增长35.5%;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67.67亿美元, 同比增长25.9%;对外设计咨询业务完成营业额4.90亿美元, 同比增长48.9%, 三项合计完成营业额479.00亿美元, 同比增长34.2%。截至2007年底, 三项合计累计完成营业额2564.3亿美元。旅游业方面, 2007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为419.19亿美元, 位居亚洲第一。由此可见, 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旅游业等领域, 它们应作为是我国现阶段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

(四) 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产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新的投资热点。由于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产业结构的层次比较低, 面临着借助对外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任务, 因此, 不可能盲目地要求高技术产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但应将其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竞争, 科学技术己成为现代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因此, 我国有必要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学习型投资, 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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