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状况

2024-11-02

特征状况(精选10篇)

特征状况 篇1

一、汉朝时期图书管理状况

1. 图书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为了增强图书对中央政权的巩固作用, 汉朝成立了完备的中央机构组织, 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三个政权被称之为三公府。大量的图书和档案由三公府进行储藏和管理。并设立专门的管理官吏——长史、御史中丞。图书管理的官吏御史, 主要负责图书管理和图书检查工作。管理机构下属各曹, 设立掾史或令史, 负责图书管理的具体事宜。对于地方图书管理工作主要由主簿负责。东汉的藏书机构很多, 有东观、兰台、石室、宣明殿、鸿都门、仁寿阁等等。其中兰台、石室是沿袭前朝, 东观、宣明殿、鸿都门、仁寿阁是新建。东汉开始设立专门机构和管理人员进行藏书的管理, 秘书监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图书的中央机构列入了国家的职官体系。汉代时期图书管理制度的制定, 坚持了“尊君抑民”的宗旨, 图书管理要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因此, 汉代在图书管理也重视法律图书的建立和管理, 规定凡是与国家统治有关的, 关于法律的图书资料, 均需要写立正副本。图书正本存于中央禁室, 并利用中央禁印封存, 有专人专门管理。在图书管理中, 严格禁止私人进行开启, 如果发现私人开启禁印, 均要处以重刑;对于更改图书内容的, 哪怕有一个字, 都要处以死刑, 甚至会株连或连坐。

2. 图书的收藏种类。

汉代时期, 藏书种类主要有三种, 中央地方藏书、寺院藏书、个人藏书。三种藏书具有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1) 中央藏书。中央藏书主要为服务中央集权统治服务, 汉代之初, 认识到文化的教化意义, 因此, 摒弃秦朝时期残酷的统治, 才用以“文”兴国, 因此, 统治者重视文化图书的收集, 将战争获取的图书, 前朝收集的译书搬至中央管理机构, 由专门图书管理部门看管, 汉朝时期, 为了稳定国家统治, 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的地位, 因此, 中央图书管理中藏有大量的农业类书籍。 (2) 寺院藏书。随着佛教的传入, 西汉寺院藏书兴起。汉朝统治者对佛教比较重视, 对传经人待遇优厚, 佛经大量被引进, 更有很多佛教徒来到汉朝进行翻译佛经工作。寺院藏书的兴起, 与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汉代时期, 各个统治者都信赖长生术, 而佛教文化, 有很多关于长生的思想, 因此促进了佛教藏书的发展。 (3) 私人藏书。汉代统治时期, 对私人藏书不再严格禁止。秦朝时期很多严格限制私人藏书的禁令被废止, 例如, 秦朝时期发现任何私人藏书者, 均要处以死刑。更不准个人收藏战后其他六国的遗书和档案。对六国遗书实行“烧光”专制文化政策。秦朝严格控制遗书和档案的直接原因是, 六国遗书和档案中记载了汉代攻打六国的史实, 以及六国对汉代的指责等。但是汉朝时期, 并不限制此类书籍的个人收藏, 汉代时期, 随着文化事业的繁荣, 个人藏书事业达到了一个小的鼎盛。

3. 图书编撰思想初步形成。

两汉文献整理思想, 主要有求真的文献整理态度、博通的文献观、系统的文献考辨思想、成型的文献解释模式和传统文献学思想的发展。汉代发展和创新了文献辨伪、版本、校勘、注释、标点、翻译、目录等方法。这些方法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 使文献学方法构成一个作为体系的文献学, 在汉代已经形成。

4. 图书材质的变更。

汉代时候, 图书材质以竹木简为主, 根据史书有关记载, 汉代时期, 汉朝统治者每天需要翻阅奏章, 其重量可达百多斤。由此可见, 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的缺陷。另外以竹木简为书写材料, 书写不便, 因此后期书写材料出现变更成为必然;汉代时期也出现了帛书, 此时帛书图书的数量十分少, 主要因为帛书非常贵重, 除了皇室贵族, 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用得起帛书。可见, 汉朝时期图书材质以竹木简为主, 帛书和竹木简一并使用, 昂贵的帛书并没有代替笨重不便的竹木简。另外, 汉代时候兴起了石刻, 皇帝巡游时经常以石刻标记。汉后期, 石刻有了新的发展, 汉朝时候最早的石刻是“五凤石刻”, 后来又进一步出现了石碑刻字, 主要用于纪念逝去的人, 或者歌颂某大型工程。东汉汉灵帝时期, 出现了我国古代的石刻图书, 书法家将经书抄写在图书上, 然后经由专门的工匠进行打刻。石刻图书的发展也是书写材质发展史上的新突破, 它是后来雕刻印刷术发明的基础原型。图书书写材质的里程碑是纸本图书的出现, 东汉时期, 宦官蔡伦发明造纸术, 蔡侯纸的出现, 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传承。

二、汉代时期图书管理特点

1. 汉代时期图书管理出现了纸本管理图书。

根据历史资料可见汉代时期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木简。字要书写在竹木简上, 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其缺陷是, 重量体积庞大, 观看起来麻烦, 书写也不方便。因此, 这就为后来纸本材质的出现打下了铺垫。汉代时期出现以纸本为主要书写的材质, 但是此时纸本材质没有得到广泛的拓展, 纸本书籍的数量非常有限。众所周知, 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术、活字印刷术也是到了北宋被毕昇发明。可见在汉代时期, 纸本书籍仅仅是出于雏形状况, 图书管理中, 纸本图书管理的问题还没有呈现出来。不过无论如何, 汉代时期纸本书籍的出现, 是我国发展史上一大进步, 表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纸本图书知识传播的便利性, 纸本材质书写的变更, 直接影响了后期藏书事业的发展。

2. 汉代时期图书形式多样化。

汉代时期图书种类繁多, 分为私人藏书、皇家藏书和寺院藏书等多种。图书的材质分为竹木简、帛书、石刻、纸本等各类。汉代建国初年, 尽管统治者依然实行中央集权的高度政治统治, 在文化事业上不再打压和抑制, 文化事业的繁荣是为了巩固汉代统治, 汉代早期, 鉴于秦朝“焚书坑儒”, 许多文人智士在运动中被迫害, 大量的宝贵图书在运动中被焚烧的情况, 统治者多方搜集图书, 希望通过文化运动, 促进中央政权的稳定, 巩固汉代王室权力。但是, 由于春秋时期长年的战乱, 加之经历秦朝“焚书坑儒”, 图书文化事业受到了重创。汉代中后期在图书文化上明显感觉到图书种类的困乏, 汉代后期, 开始注重官家和皇家藏书的发展。汉代时期, 门客一族成为促进私人藏书事业发展中重要的推动力量。汉代编书事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前秦的贡献, 例如古代著名的《吕氏春秋》, 正是秦国相国吕不韦组织了三千门客编撰而成。后来《吕氏春秋》被皇家藏书所收藏。特别是秦朝时期虽然限制私人藏书发展, 但是秦始皇并不限制皇家藏书的发展。这也为皇家藏书丰富提供了制度条件。汉朝时期, 在经历秦末战乱后, 图书流失严重, 汉朝建立以后, 统治者深刻认识到秦朝残暴统治灭亡的教训, 因此, 普遍实施“仁政”, “以文治理天下”广泛受到提倡。汉朝统治者重视经济的发展, 稳定的政治和发展的经济, 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经济条件。在“以文治理天下”的观念下, 统治者看到了藏书的不足, 因此, 利用多种手段收集天下图书。例如, 攻破咸阳后, 命令将仅存的皇家图书搬运回汉;汉武帝时, 针对现有书籍难以满足现实需要, 采用收集整编的方法, 以充实皇家机构图书。同时, 他还鼓励官员和民间藏书者进行献书活动, 给予献书者一定的物质奖励, 甚至可以赐予官职。汉朝时期, 民间私人藏书有了很大的发展, 丰富了当时的图书管理形式。

3. 图书管理服务于中央专制政权的特质。

汉代时期, 图书管理的本质是为巩固中央专制政权服务, 这也是与现代图书管理最大的区别, 是汉代时期图书管理最根本的特征。统治者看到知识的文明开化作用, 希望通过文化专制, 巩固汉代政权地位。为促进文化的繁荣, 汉代时期不再制止一切民间藏书活动。民间图书流传除了依靠口头传授, 手头抄写, 还可以个人收藏, 实施文化促进政策下, 汉代时期某些珍贵图书可能会在某私人藏书家中发现。汉朝时期, 虽然文化专制程度大大降低, 对图书事业发展重视, 但是汉朝依然实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 该文化政策, 更是为巩固汉朝的中央政权而设。汉朝统治者接受成长公孙弘的建议, 鼓励各地献书活动, 广泛征集图书。命令天下图书可以通过献书的形式, 纳入皇家藏书中, 以丰富汉朝藏书, 发展藏书事业, 服务于中央统治政权。例如, 公元前126年, 汉征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见诸文字记载的规模宏大的征集图书运动。另外, 在藏书上, 汉代时期的私人藏书均高于皇家藏书。这与当时图书管理高压政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加强图书管理, 建立完善的图书管理体系, 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的传承。图书管理工作成为当前文化事业的重要工作之一。本文回归了汉代时期图书管理状况, 发展汉代时期加强图书管理巩固中央政权, 是统治者的治国策略之一。图书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为中央专权服务的;汉代时期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图书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图书的种类也得到不断扩充, 官家和皇家藏书占据主导地位, 私人虽有压制但依然稍有发展。图书管理呈现多样化特点, 表现为汉代时期出现了纸本管理图书, 这是我国文化史的里程碑;图书形式多样化, 包含竹木简、帛书、石刻、纸本等;图书管理具有服务于中央专制政权的特质, 这是区别于现代图书管理最明显的特征。

摘要:汉代时期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图书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图书的种类也得到不断扩充, 图书管理呈现多样化特点:汉代时期出现了纸本管理图书;图书形式多样化;图书管理具有服务于中央专制政权的特质。

关键词:汉代时期,图书管理,中央专制政权,图书管理机构

参考文献

[1]宋润芳.秦以前书籍的交流及其作用[J].河南图书馆学刊, 2012.

[2]张晓芳.东汉藏书考[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10, 22 (8) .

[3]侯惠芬.汉代时期的图书管理及特点[J].兰台世界, 2012 (3) .

[4]刘刚, 李振宇.汉代时期文献的发展与管理[J].兰台世界, 2012 (9) .

[5]张芳梅, 李文遴.漫谈西汉时期的图书情报[J].华夏文化, 2012 (2) .

特征状况 篇2

近10余年来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和清洁地区进行了PM2.5的采集和分析,其中包括PM2.5的`质量浓度、离子和元素成分、酸度和酸化缓冲能力以及来源解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部分地区PM2.5的污染较重,不论是质量浓度,还是各种主要成分浓度,在TSP和PM10中都占有很高的比重,而PM2.5的酸度也远远高于TSP和PM10,特别是近年来PM2.5污染还有相对加剧的趋势.

作 者:王玮 汤大钢 刘红杰 岳欣 潘志 丁焰 WANGWei TANGDa-gang LIUHong-jie YUEXin PANZhi DINGYan  作者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12 刊 名:环境科学研究  ISTIC PKU英文刊名: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年,卷(期): 13(1) 分类号:X513 关键词:大气污染   大气气溶胶   PM2.5   酸性降水  

特征状况 篇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019(2009)7-0274-02

[摘要]目的:探讨自杀未遂病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及个性特征。方法:对35例自杀未遂病人在住院期间进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艾森克个性(EPQ)测评。结果:在35例自杀未遂病人中74%的病人均存在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心理症状。其特点是强迫、焦虑、抑郁、敌对、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分明显升高(各因子分>2分,P<0.001)。EPQ个性测试,其中精神质(P)和神经质(N)维度分高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01,P<0.01或0.05)。结论:自杀未遂病人的心理阳性症状比例高,EPQ中的P、N维度高分对心理健康影响明显,且在启动自杀意念和行动过程是一个重要的人格因素。

[关键词]自杀未遂病人;心理测试;个性特征

自杀是一种人为的不必要死亡,而近几年自杀现象明显增多。2003年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统计我国每年有28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为全国人口的第五大死因[1]。在我院2000年4月至2002年3月间收治自杀未遂病人84例,其住院率每年递增15%。为了解这类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探讨个性特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与自杀的关系,从2002年4月至2004年4月对35例自杀未遂病人采用SCL-90和EPQ进行测试,进一步全面了解和认识自杀的原因,旨在为有自杀意念的人提供恰当适时的心理帮助和情感支持,预防自杀现象的发生。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2002年4月至2004年4月间35例自杀未遂住院病人,男性19例,女性16例,年龄在16~65岁之间,平均34岁。所有病人均表示愿意配合研究。

1.2方法

1.2.1心理调查工具:

①症状自评量表(SCL-90)[2]。分为9个因子90个项目,每个项目均采用1-5评分,评定有无心理症状及其严重程度,分数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总分超过160分或阳性项目超过43项,或任一因子分超过2分可筛选为阳性。②艾森克个性问卷(EPQ),由P(精神质)、E(内外向)、N(神经质)、L(掩饰性)四个量表组成,每个量表的标准分40-60分。

1.2.2心理测试时间,选择在病人中毒症状好转,生命体征稳定的情况下,在自愿的基础上,由经过培训的护士指导完成答卷。

1.2.3统计学方法:本研究所有资料均输入微机,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显著性检验采用双側p检验。

2结果

2.1SCL-90测评结果

2.1.135例自杀未遂者SCL-90评定结果显示在躯体化、强迫等九个因子评分均显著高于国内常模(P<0.05,P<001),见表1。

2.1.235例自杀未遂病人SCL-90总分>160分,17人占48%,阳性项目>43项,15人占43%,单项因子分>2分的26人占74%。其中1项>2分者仅5例,其余为多项因子分>2分。在35例患者中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依次为54%、49%、49%、46%。

2.2自杀未遂者EPQ评分结果显示,35例自杀未遂病人中,P量表分>60分8例,占23%,N量表分>60分14例占40%,外向不稳定7例,内向不稳定2例,分别占20%和5.71%。

3讨论

3.1自杀病人心理健康状况差是产生自杀行为的基础。

在自杀未遂组74%的病人表现为轻、中、重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严重出现心理障碍(抑郁症、焦虑症)。表1显示,自杀未遂组scl-90各因子分显著高于国内常模(p<0.05,p<0.01)。突出的心理症状强迫、焦虑、抑郁、敌对和人际关系敏感,这些症状的背后每个病人都被负性生活事件所困扰。竞争和高压力的生存环境导致强迫分值增高,病人在确保万一,追求完美前提下反复思考、反复检查、反复核对唯恐出错,使工作效率、学习能力下降,自我效能感下降,更加加重了内心压力,形成恶性循环。“威胁性”的生活事件使病人焦虑紧张、担心害怕、恐慌不安。“丧失性”的生活事件造成病人情绪低落,无望无助的抑郁状态是自杀的重大隐患。工作生活中的矛盾,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在无法释放的情况下,导致病人的敌对情绪增加,控制不住爱发脾气,有时感到心慌胸闷憋气。过度的自卑和敏感又使病人对负性生活事件反应强烈,加之不成熟的应对方式使人际关系更加紧张,与人难容。这些不良情绪,导致睡眠困难和躯体症状的出现,加重病人的心理痛苦,更加难以承受生活中的挫拆失败,这些便有可能成为产生自杀意念和行动的心理基础。

3.2EPQ测试个性中的P、N维度高分是易出现冲动性自杀。

刘国华、孟宪璋研究[3]P维度高分与不可遏制的冲动性有关,N维度高分与所有不成熟的防御机制有显著和极显著正相关。在EPQ个性分析中,P维度中包含了冲动性、反社会性和没有同情心特质[4]。P高分表现的习惯行为为不近人情,不友好,喜欢寻衅搅扰,喜欢干奇特的事,且不顾及危险。N维度中包含了焦虑、紧张、抑郁、低自信等特质,N高分所导致的习惯行为是遇到刺激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以至出现不够理智的行为。

本研究进一步显示了不可遏制的冲动性与高神经质的敏感性往往使个体在遇到刺激时出现强烈的情绪反应和冲动性的行为,不顾及后果,一气之下出现冲动性自杀。

3.3降低自杀風险,应引起全社会关注。

中美贸易发展状况及特征分析 篇4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依存度,贸易结构竞争性

一、中美贸易发展的概况

中美两国分别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最活跃的经济体,国内需求旺盛,这促使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 627.4亿美元,是1979年的107.3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承认,与中国的贸易是美国发展最快的部分。按美方统计,2006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总额达到3 430亿美元,中国是排在加拿大之后的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总额也达到552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240.7%。而同期相比,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增长了28.8%,对墨西哥的出口增长了20.6%,而对日本的出口则减少了8.1%。中国成为继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之后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国。

根据中国的统计,1993年开始美方在中美贸易中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6年上升到1 442.9亿美元,13年增长了23.3倍;而根据美国的统计,美方从1983年开始就有3亿美元的逆差,到2006年上升到了2 326亿美元。美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从1988年起开始进入美国的前10位贸易逆差国行列,1989年就从第9位发展到第6位,1990年攀升到第3位,1991年,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美国第二大贸易逆差对象国。2000年以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此后贸易逆差持续攀升,到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到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32.4%。

中美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既是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所致,也是建立在双方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基础上的。这种关系的特征是两国经济处于水平较悬殊的发展阶段上,双方各自以对方作为主要贸易伙伴但并不发生重大的市场竞争,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美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双边贸易中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两国国内市场对对方的产品都存在着巨大的需求潜力。在这种高度商品互补性基础之上产生的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动力和中国对美国资本的强烈需求,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的经济互补性,为双方扩大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提高双方各自的产出和经济效应提供了重要途径。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高度互补性的经贸关系并不是对称型的,即双方的相对依存度是非对称的,这是妨碍两国经贸关系,甚至双边总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中美互补性的经济关系中,双方虽然都获益匪浅,但中国在目前受益较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每年都有较大的顺差。中国对美国经济依存度也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从1993年到2006年中美贸易的累计统计值来看①,中国出口商品总额中对美出口所占比重为20.6%,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3%;中国进口商品总额中从美国进口所占比重为9%,而美国进口总额中从中国进口占到了10.5%。造成这种不对称性的主要原因,一是两国经济规模和相应的对外贸易规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二是两国的市场开放程度、贸易体制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三是美国是主要世界储备货币(美元)的发行国,可以通过输出美元来弥补巨额贸易逆差,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也主要是通过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实现。

由于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着上述不对称性,美国政府对双边经贸关系的总体判断就有一种矛盾。目前,美国一方面感到自己在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获益不大,从而试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扩大对华出口,寻求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机会,因此,在双边关系的一些分歧上常常会采取强硬的态度,以达到其经济目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市场潜在的吸引力正向现实方向转化,这不仅对美国在亚太市场的长远目标十分重要,而且对美国的投资和出口都有积极影响。

二、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

1993年,美国开始实施新的“国家出口战略”,强化对出口的激励。其具体措施包括:(1)积极倡导国际经济外交,为本国企业创造良好的出口环境;(2)改革外贸管理机构的设置,为出口提供全方位的服务;(3)扩大出口融资预算,拓宽融资渠道,强化对出口的金融支持;(4)放宽对高新技术及产品的出口管制,增强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5)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并针对这些市场制定出口战略。截至目前,美国强化出口激励的政策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WTO《2006年国际贸易统计》,美国2005年进口和出口分别约占世界进口和出口总值的16.1%和8.7%②,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

(一)美国贸易统计分析

从1993年到2006年,美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持续平稳的增长势头(如图1所示),尽管受“9.11”事件的影响,2001年美国进出口贸易曾出现过下降,但经过短暂调整之后,仍维持增长势头。2006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达到28 927亿美元,是1993年的2.77倍。美国外贸的平稳增长充分反映了美国对外贸易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对外部环境的快速适应能力。但美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呈现出进出口增长不平衡的趋势,其进口增长的速度远大于出口增长的速度。2006年美国进口总额比1993年增长了220%,而出口总额仅比1993年增长123%。

资料来源:根据U.S.Census Bureau and Doc-ITATPIS统计数据整理。

(二)美国贸易平衡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由于美国对外贸易呈现出进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虽然美国的贸易出口基本保持平稳增长,但贸易逆差连年扩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1997年以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图2所示,1997-2006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年均16.2%的涨幅增长,2006年贸易逆差达到8 181亿美元,是1993年的7.08倍。美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巨额逆差状态显示了美国强劲的进口需求。从图1明显可以看出,进口需求的强劲增长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愈来愈大的直接原因。

资料来源:根据U.S.Census Bureau and Doc-ITATPIS统计数据整理。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了“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主要采取了外贸体制改革、扩大经营出口贸易自主权、出口补贴(包括出口退税)大量引进国外投资以及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汇率重新评估等措施。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根据WTO《2006年国际贸易统计》,2005年我国进口和出口分别约占世界进口和出口总值的6.1%和7.3%③ ,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和出口国。

(一)中国贸易统计分析

从1993年到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如图3所示)。1993-1999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保持平稳增长,贸易进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0.7%(其中:进口平均年增长率8.1%,出口平均年增长率13.4%),但自1999年以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出现迅猛增长之势,2002-2006年间贸易进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9.8%(其中:进口平均年增长率28%,出口平均年增长率31.4%)。这种高增长的原因主要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和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扩大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而美元2001年以来持续贬值导致对华贸易转移也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济年鉴》统计数据整理。

(二)中国贸易平衡分析

由图4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呈现出进出口同步增长的相对平衡性,并且从1994年开始总体贸易呈现顺差状态,除2005年和2006年以外,每年的贸易顺差基本保持平稳的波动态势,即使2006年贸易顺差达到1 773亿美元,也仅只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0%。中国外贸进出口的相对平衡表明中国市场的开放度很高,虽然中国名义关税率较高,但对进口基本没有多大限制。另外中国进出口增长的相对平衡性也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以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为特色。

四、中美贸易关系的特征

(一)中美双边贸易依存度分析

通过分析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依存度可以了解两国相互间的贸易依赖程度。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它可度量一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一国贸易依存度越高,则表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大,其与他国的经济联系越密切。贸易依存度可分为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进出口依存度和净出口依存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济年鉴》统计数据整理。

表1和表2分别以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列出了1992~2005年中美两国间的贸易状况及相互贸易依存度。可以看出,中国对美贸易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影响很大,而且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逐年上升的趋势明显,上升的速度很快。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关》

中国对美进出口贸易依存度自1992年的3.6%上升到了2005年的9.5%(2004年还达到10.2%),相应的对美出口贸易依存度和净出口贸易依存度则分别从1.8%和-0.1%上升到了7.3%和5.1%。对美进口贸易依存度虽然变化相对较慢,但仍呈上升势头。显然中美贸易对双方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带动作用,并且中美贸易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愈来愈大,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美贸易的依赖性愈来愈严重。反观中美贸易在美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已发展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中美贸易对美国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2005年中美贸易占美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仅仅只达到2.29%,不过,由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基数很大,中美贸易额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中美贸易逆差逐年增大,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近30%,因此引起了美方的高度关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中美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对美国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而美国在国内政治的干扰下,往往会在中美贸易上挑起纷争,以掩盖和转嫁其国内经济问题出现的矛盾。

数据来源:www.intracen.org,www.census.gov

(二)中国与美国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分析

按照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ITC)中的一位数指标,国际贸易商品可划分为十个大类,依简单分类:第0-4类初级产品为资源密集型产品,第6和第8类制成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第5和第7类制成品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贸易的竞争性可以通过贸易结构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来分析。巴拉萨(Balassa, 1965)最先使用显示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后经小岛清(Kojima, 1968)和巴兰斯(Ballace, 1988)等人的理论推导和整理,显示比较优势分析方法得以完善,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

按照巴拉萨(Balassa, 1965)的原始定义,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undefined

这里,RCAij为j国的第i个行业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j国的第i个行业出口量。如果RCAij>1,意味着j国第i种商品出口比率高于世界第i种商品的出口比率,从而表明j国在第i种商品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反之,如果RCAij<1,意味着j国第i种商品出口比率低于世界第i种商品的出口比率,从而表明j国在第i种商品上具有较弱的比较优势。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同样可以给出一国的某个行业在另一国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定义,其计算公式如下:

undefined

其中:

RCAundefined代表j国出口到k国市场中第i种商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

Xundefined代表j国出口到k国市场中第i种商品的金额;

Xundefined代表j国对k国的总出口额;

Mundefined代表k国进口第i种商品金额;

Mk 代表k国总进口额。

此处所用的RCA指针为修正后的RCA,以单一国家的市场取代原公式中的全球市场,以观察两国间各行业在双边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即竞争能力)。

根据公式(2),我们可以计算中美两国各行业在双边贸易中的竞争能力,计算结果见表4和表5。

数据来源:来自U.S. 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贸易数据来自U.S. 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中国各类商品的进口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依据RCA的取值,表3对产业竞争能力从较弱到最强作了一般性的划分。可以看出,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表现出“一强多弱”的特点,即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SITC第8类)具有强劲的竞争力,而其它七大类商品则竞争力很弱,不过第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第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商品的竞争力渐渐上升,开始变得具有一定竞争能力,而第8类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则渐渐变弱。总的来说,中国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第0-4类)在美国市场几乎没有竞争力,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第6和第8类)则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在慢慢削弱,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第5和第7类),中国开始具备微弱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第7类)。从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第6-8类产品,这三类产品的出口基本占到了中国出口产品的80%-90%的比例,其中第6类产品的出口基本保持稳定比例(略有下降趋势),而第7类产品的出口比例则从1996年的23.4%上升到2006年的47.1%,第8类产品的出口比例则从1996年的37.4%下降到2006年的24.6%。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外贸出口的比重较高,这些企业出口的产品大多是第7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其贸易形式大多为加工贸易,因此该类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没有第8类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那么突出;由于第8类制成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过于强大,对美国国内的竞争性产业造成冲击,而且中国第8类商品主要出口对象是美国和欧盟,所以这类产品经常遭到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等制裁,造成其在我国对外贸易产品中的比重逐渐减少,但总量仍在增加,也就是说,只是涨幅下降。

同样可以看出,美国各类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表现并不像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表现的那么悬殊。美国第0、2、5、7和8类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都有较强的竞争力。美国出口商品主要是第5类和第7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美国出口的60%以上。这主要是美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不过美国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基本没有多大变化,也就是说,这两类产品的出口的增幅基本与美国的总出口增幅保持同步,说明美国外贸出口比较稳定。另外,美国在第6类和第8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比重也基本保持稳定,说明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萎缩,这显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非像美国自己所说对美国的这两类产业产生严重冲击。

从中美贸易结构竞争性的分析来看,相比于美国,中国外贸结构表现出比较严重的不均衡性,而且竞争力强的产业是处于产业结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附加值低,但能吸收大量劳动力,一旦因其强大的竞争力影响了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竞争力,就容易让贸易对象国把其国内失业增加的原因归咎于此,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下,被认定为对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造成了损害,结果招致反倾销或“保障措施”的制裁。

五、结论

中美经贸关系存在高度互补性,但双方的相对依存度是非对称的,这是两国经贸关系,甚至双边总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种不对称性,也使美国政府对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总体判断发生矛盾。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扩大对华出口,寻求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机会,为此在双边关系的一些分歧上常常采取强硬态度,以达到其经济目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市场吸引力,不仅对美国在亚太市场的长远目标十分重要,而且对美国的投资和出口都有积极影响。

进口需求的强劲增长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愈来愈大的直接原因,中国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和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以及2001年以来美元持续贬值导致对华贸易转移等因素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

中美贸易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中美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对美国的重要性,而且中国对外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性明显大于美国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赖性。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而美国在国内政治的干扰下,往往会在中美贸易上挑起纷争,以掩盖和转嫁其国内经济矛盾。相比于美国,中国外贸结构表现出比较严重的不均衡性,中国竞争力强的产业是处于产业结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附加值低,虽能吸收大量劳动力,但容易招致美国反倾销或“保障措施”的制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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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lexander J.Yeats.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prospects,problem and policy implica-tions.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1991.

特征状况 篇5

新疆干旱少雨,全疆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54.5 mm,是全国平均值的23%,年平均径流深为48.2 mm,是全国平均值的17%,相反蒸发力却极强,南疆分布着大片耕地的山前倾斜平原,干旱指数一般均在30以上,农业耕作全部要靠灌溉,是典型的干旱灌溉农业区。新疆灌区灌溉历史悠久,具有发展农牧业的优越自然条件。但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短缺。灌区内的骨干水利工程大多修建于20世纪50、60年代,多数已建的工程建设标准低,水库、渠首设计布置不完善。工程施工质量差,引水工程配套不完善,水土保持及管理措施不到位。20世纪90年代后虽经多年改造,但灌区仍存在不少问题。

1.1 缺乏控制性山区调蓄水库,平原水库病险老化新疆干旱少雨,河流径流年内水量分配不均,变化大,主要集中在6~8月份。天然来水与灌区需水不同步,不能满足农牧业灌溉需要。新疆灌区除北疆的个别灌区外,大部分灌区的春季(3~5月)来水量不到全年来水量的10%。绝大部分河流缺乏骨干控制性水利渠首工程,在各种农作物春季用水高峰期间,水库调蓄能力不足,造成灌区旱情严重。尤其是南疆缺少灌溉调节工程、农牧业基础薄弱,春旱、春秋季来水与用水矛盾突出,冬闲水不能充分利用,影响了新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新疆河流夏洪6~8月水量占全年来水量的60%~70%。由于缺乏山区控制性骨干水利工程,平原水库调蓄能力有限,不能有效拦蓄洪水。因此,河岸冲刷、溃决、河水主流改道,河道植被退化、二岸水土流失加剧、洪水灾害频繁。超标准洪水流量致使上游河道整治工程及河道二岸城镇农田受到威胁,引水工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目前,新疆农牧业灌溉调节主要靠平原水库。全疆已建成485座水库,其中90%以上是平原水库,但库容只占总库容的27%左右。平原水库工程配套不完善,水面蒸发量与渗漏量较大,可占到入库水量的20%~60%,因此调节能力有限,有的水库下游盐碱化,平原水库中201座为病险库。有很多水库未建泄洪闸和溢洪堰,或有溢洪道而泄量满足不了泄洪要求。水库在遭遇连续出现的洪水时,缺乏有效的调洪、泄洪措施。有的水库在副坝段扒口泄洪,洪水对水库造成的险情不断出现。有的水库处在多条河下游汇合处,暴雨洪水、防洪堤溃堤洪水以及山前暴雨洪水直接进入水库,泥沙淤积等问题也十分突出。不少平原水库坝体单薄,稳定性差,坝体、坝后排水系统不完善,水库渗流造成坝区下游较大范围的土地盐渍化。新疆不少水库处于地震频发区,地震烈度高、设计标准低,水库坝体浸润线下的饱和土易液化,地震对水库大坝造成了破坏。水库坝体和坝基的渗漏、主坝段坝后管涌、喷沙、渗漏及因渗流发生流土等问题突出。坝顶、坝前坡、坝后坡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裂缝和沉陷滑坡,风浪对土坝坝前防浪护坡淘刷毁坏严重。威胁坝体的安全,使水库正常运行受到影响。

1.2 引水渠首工程标准低、规划设计不完善新疆已建各类引水渠首417座(引水流量大于1 m3/s),渠道总长32.8万km,渠系建筑物40余万座,年引地表水约420×108m3。但因工程建设标准低,配套不完善,设施老化,效益大大降低。目前,引水工程的供水能力仅为设计供水量的77%。新疆河流洪水迅猛,山溪性多沙河流洪枯比高,汛期洪峰流量及含沙量较大,近年来超标准洪水流量发生的频率增加。不少渠首由于建设期资金困难,设计洪水标准偏低,水利设施基础较差,不少渠首严重老化。有些灌区引水口为临时性或标准较低的引水设施,引水保证率低。每年因洪水造成引水口冲毁,影响了灌溉、发电效益。引水渠首工程在规划设计、泥沙综合处理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渠首规划布置过于集中。尤其是早期修建的引水渠首设计存在问题较多。随着水资源需求量的增加,渠首引水比日益提高,冲沙水减少,造成了引水渠首的上下游淤积抬高,河床断面改变。泥沙进入渠道,渠首引水质量不能满足综合利用及下游灌区的用水要求。有的引水渠首地处宽阔河床,主流摆动频繁,泄洪水流分散。工程规划、设计布置、底板高程、稳定宽度确定不合理,泄洪冲沙闸排沙不畅、引水口泥沙淤塞。有些渠首上下游导流堤、整治段基础深度不足,泄洪建筑物淘刷、磨损、冲蚀破坏、冬季冰凌等问题突出,影响了引水渠首的安全运行。

1.3 水资源利用不合理、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新疆水资源存在二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水资源缺乏全方位的总体规划;二是对水资源的利用水平较低。存在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环境争水、一些地区部门为了短期的利益而牺牲生态环境,造成灌区内部由于过量引水、缺乏必要的排水设施而形成大面积的次生盐渍化土地的现象。由于下游生态用水量明显减少,水质恶化,部分河道下游断流,河道下游河谷林、胡杨林、灌木林衰败,湖泊面积缩小。造成绿洲及天然植被的破坏,影响了灌区周边及河道下游的生态环境。沙尘暴、浮尘天气在较大范围影响工农牧业生产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环境。

1.4 农牧业比例失衡,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新疆是农牧业的大省区,但在灌区内主要水量都用于发展农业,牧业用水所占比例很低,农牧业比例失衡,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造成大批牲畜依靠天然草场过载、过牧,从而使生态环境加剧恶化。在农业方面,种植结构不合理,有些经济作物的比例过大,不仅不利于倒茬轮作,病虫害频繁发生,而且使可供灌溉水量与需水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另外,原可进入灌区周边的水量被引入灌区使用,使灌区周边的野生生态日益退化。

1.5 地下水开发不平衡、排水系统不畅通新疆地下水的开发是不平衡的。北疆、东疆地区大面积出现超采问题,而在南疆地下水尚处于开采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有些灌区引入灌溉水量过多,而又缺少完备的排水设施,从而造成灌区内次生盐渍化的发生和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新疆平原区宜农、林、牧面积2133万hm2,其中盐碱地约为800万hm2,占37.5%。新疆耕地中盐碱化面积达122.93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1.2%,其中轻度占15.8%,中度占8.4%,重度占5.9%,兵团垦区耕地中盐碱化程度更高达45%。由于灌溉工程不配套,农区排水系统不通畅,坍塌、淤积严重,有的灌区排水系统已不能正常发挥应有的排水、排盐作用。进入灌区的盐分积存在耕地土壤和通过淋洗进入浅层地下水中,使地下水矿化度增高,水质恶化。耕地土壤积盐并转移到荒地中,自然植被土壤含盐量增加。此外,部分地区由于农田排水系统规划不合理,排水容泄区选择不当,农区中的高矿化度排水排放到绿洲边缘荒漠植被带,使自然植被受盐碱危害而遭到破坏。对地下水环境也造成了

影响,危害人类健康。土壤盐碱化严重的地区,自然植被减少,土地日趋荒漠化。

1.6 渠道防渗配套率较低、灌区管理水平不高新疆目前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率仅为48.8%,全疆渠道总长32.8万km,其中防渗渠10.5万km,防渗率为32%。灌区水利工程渠道和渠道建筑物大部分干、支、斗3级渠道防渗率不到60%,有的灌区渠道防渗率不到30%,渠道设计标准低,渠线曲折、防渗效果差。水量渗漏损失、泥沙淤积、冲刷、冻胀等问题突出,渠道建筑物启闭设备老化损坏。有的水库引水渠淤积、过流能力下降,有的地区冬季冰凌对渠道运行产生较大影响。不少灌区工程管理、引水渠首调度不善,运行不当。泄洪冲沙时水流分散,流态不良。造成渠首工程上游泥沙淤积,原河床断面改变,河床高程抬高,引水口进水困难。下游河床淘刷、渠首泄洪建筑物冲刷磨损、泥沙进入渠道。此外,冬季冰冻破坏等问题突出,直接影响灌区运行管理和工程的安全。新疆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

1)作好水资源的综合利用规划通过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及近远期水利工程规划,促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塔里木河综合治理、牧区规划项目工程建设。通过工程布局、工程措施,实现我区经济发展、节约水资源及生态建设目标。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既要严格执行水资源的综合利用规划及工程总体规划,贯彻规划思想、实现规划目标,又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探索工程规划与生态建设、投资效益的关系。

2)加强综合性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及灌区治理近年,但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供需水矛盾逐年加剧,应加大山区水库的建设力度,以期替代一部分平原水库,减少水量损失,增加有效供水量,开发水电资源,从根本上解决新疆河道来水年内分配不均的问题,如阿克苏河大石峡水库的建成,可替代当地的部分平原水库,直接减少水库蒸发渗漏损失2亿m3;叶尔羌河下坂地水库可替代叶尔羌河流域的相当一部分平原水库,减少水量损失2.4亿m3,它所开发的电能,可抽取地下水8亿m3~10亿m3。要加强山区水库建设及水电综合开发利用,保证流域充足的电力发展工业、为下游灌区发展竖井排灌、控制地下水位提供电源。以减轻土壤盐渍化和置换河水、补充下游河道生态用水。远期通过修建大型山区水库及向流域缺水区调水,解决调配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匀,协调各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用水需要。逐步实现控制性水库的联合调度和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形成蓄、引、输、灌、提、排的优化配置组合,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处理好山区水库建设与灌区平原水库改造利用的关系新疆现有水库485座,其中山区水库仅有50多座,平原水库占水库供水量的80%。平原水库由于具有水头低,设计施工相对简单,技术水平要求低,并可充分利用当地材料,建设周期短,资金投入较少,在新疆水利建设的历史上已形成一定的规模,由于不少山区水库具有发电、灌溉、防洪综合利用效益,而山区水库发电放水过程与灌溉用水过程不同。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也需要平原水库承担电站反调节任务,这对于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缓解发电、灌溉矛盾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一些平原水库今后还将继续发挥作用,成为充分利用水资源,优化工程配置的一个组成部分。山区水库水头高,设计施工及技术水平要求高,建设周期长,投资较大。但山区水库可减少水库蒸发、渗漏损失,对于提高引水渠首的引水保证率及引水防沙效果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防洪发电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总体上看由于平原水库水资源利用低,对水资源的浪费严重,而且形成水库下游的盐渍化,故在山区水库建成一定规模后,平原水库将完成其历史使命,其中的大部分平原水库都应逐步放弃。灌区综合治理、工程改造及生态建设灌区的综合治理

首先要调整好农牧业发展的比例,调整好农业的种植结构,使灌区需水与可供水量尽可能协调一致。单纯的用经济观点发展农牧业灌区的可能有短期的效益,但不利于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不利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灌区生态建设还要通过加强改良土壤盐碱化、开展以保护灌区、荒漠生态系统为目标的地下水位调控与地下水的合理开发利用。提高水利用效率,调整用水结构,保证向下游生态区的输水目标。以促进流域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新疆灌区工程建设、用水管理制度、供水用水理念、工程管理创新。因此,在做好基础工作的前提下,应做好平原水库改造及病险库加固,搞好渠首改造及渠系防渗及灌溉排水工程建设,合理安排地下水开发利用及水源地建设。

1)引水渠首工程改建与加固改造新疆引水渠首目前为470余座,引水渠首工程供水占农牧业灌溉地表供水总量的80%左右,在农牧业灌溉及生产生活供水工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引水渠首多建于出山口处,具有引水灌溉、分洪、为径流式电站提供水源,引水防沙、蓄冰防冰、泥沙处理等作用。近期通过引水工程改建及诸多工程措施,对于改善引水条件,提高引水保证率,合理利用水资源有着重要的作用。早期修建的引水渠首弯道平面设计要素和造床流量的选择不合理,人工弯道过宽、半径偏大,环流强度弱,排沙不利。在中小流量时水流不能满槽造成主流在引水弯道摆动,环流作用较弱,挟沙能力小,上下游河床、弯道淤积严重。进水闸前泥沙沉积,引水量不能满足引水要求。弯道式渠首的改建主要应对弯道进行缩窄,平面上加大弯道曲率。并采用P=90%频率值作为弯道设计流量。把兴利流量和设计洪水分开,利用泄洪大量排沙,使渠首在不同流量情况下均能较好地运行。另外,在管理上利用灌溉期用水少的间歇过程和汛期集中畅泄。在灌溉期和汛期,短期降低水位畅泄拉沙,使引水渠首保持一定的沉沙库容。为保证现有渠首引水能力及洪水期的安全,应根据原有河床淤积现状及河流的特点,对引水渠首工程进行改造和除险加固。有的渠首处河床纵坡缓,流速较小,河床主流摆动,河床逐年抬高。应采用缩窄上游弯道整治段、调整引水闸与冲沙闸方向和闸底高差,增加闸后的冲沙能力,发挥泄洪冲沙闸的功能,以改善进水口的取水条件,减少进入进水口的泥沙量。使汛期洪水河道主流及推移质泥沙经泄洪冲沙闸下泄。并适当加大上、下游导流堤超高,防止导流堤漫顶。有些渠首改建设计要采用取消溃坝段,恢复泄洪闸,进行上下游河道的整治等措施。为了使水流分布均匀、主槽稳定,对上游导流堤的长度、角度进行调整,并增设挑流丁坝控制河势主流方向,使渠首上游整治段不分汊、不淤积,弯道进口前形成较稳定的水流形态。在下游段适当加长下游导流堤,与下游河道平顺衔接,防止下游水流冲刷河岸,保持下游河道输沙能力。

2)平原水库改造及病险库加固措施由于新疆平原水库大坝地基多为粉细砂、砂壤土、粘土等互层,蓄水时容易造成渗透破坏,地震时容易液化,因而水库的震害是构成水库安全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高烈度区水库除险加固应加宽加厚坝体增强稳定性,防渗墙插入土坝部分的粘土区土料,应尽可能采用高塑性含粘量的土料填筑。反滤层设计应注意心墙土料颗粒组成特性及分散性分析,分散性土料要加强设置反滤层。应对土料、砂砾料、反滤料、过渡料料场加强土工试验及碾压试验,根据试验结果提出设计控制指标,作为施工、验收的依据。为了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应加强对水库工程的监测,主要包括坝体浸润线观测、渗流观测及库水位观测,完善坝后排水系统。平原拦河水库除应增设非常溢洪道使其达到溢洪能力外,还应增设泄洪洞泄洪,保持必要的应急泄洪措施和放空水库的通道。对砼防渗墙与心墙的联接应予以重视。防渗墙伸入心墙高度应由防渗墙插入体的渗径以及接触填筑土料的允许渗透比降确定。防渗墙插入土坝部分的高塑性粘土区土料,应采用含粘量高的土料填筑。水库放水闸及防渗墙衔接部分应加强结构缝、止水的防渗处理。

3)调整灌溉排水系统及排水工程建设明渠排水在新疆占有很大的比重,对地下水位的控制仍以排水干、支渠为主。由于明排水渠边坡易垮塌,排水渠在运行中如排水不畅,地下水位就会上升,易对作物及周围环境产生影响。渠道也容易产生垮塌破坏,给工程运行管理带来麻烦。在耕地以下有不透水层或易塌坡区应采用暗管排水。另外,由于排水明渠边坡较缓,沿渠占地比较多。暗排虽一次性投资较大,但管理方便,对地下水位的控制效果较好。随着经济、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应逐步开展灌区竖井排灌控制地下水位。

4)合理安排地下水开发利用及水源地建设河流出山口后,径流不断分散和通过引水渠首引入灌区。一方面河流的入渗,另一方面灌区汛期超引超灌,造成地下水位抬高。水盐均衡研究结果表明,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区域盐分若不能排出区外,将在土体垂直剖面和区域地块间进行再分配,盐分大多积存在耕作层以下的土壤和地下水中。引起次生盐渍化,造成中低产田和耕地弃耕。在地下水位较高、适于开采的地区建立水源地开采利用地下水,不仅可增加灌溉水源、调节春旱用水,又可灌排结合降低和控制地下水位,减少无效蒸发。使盐碱地和中、低产田得到改良,促进该地区农牧业发展。此外,要加强用水、耕作管理、植树造林的综合措施,控制耕作层土壤盐分。

5)推广以地表水为主体的节水灌溉技术新疆灌溉面积中98%为地面灌溉,灌溉水量浪费比较严重,相应节水的潜力也很大。要通过诸多工程措施改善引水条件,改造引水渠首设施,改建启闭设备。要继续开展渠道防渗节水工程和灌区排水工程,进一步实行土壤改良措施,平整土地,提高渠系有效利用系数,降低用水定额,调整作物结构,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要继续改造项目区低产田,改善灌区及河道下游生态环境。加强用水管理,降低灌溉定额,调整作物结构,改进灌水技术,实现农业稳产高产。

6)环境保护及灌区生态治理措施为了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灌区及下游生态环境,增加下游河道输水量和生态用水,要继续开展平原区河道中下游堤防建设及生态保护工程。减少河道水量浪费和损失,逐步增加河道下游的输水量。在上中游灌区合并引水口、控制引水量和节水,废弃部分蒸发面积大、渗漏损失严重的平原水库,采取渠道防渗、灌区改造、水源地建设等综合治理措施。重视土壤潜在次生盐碱化问题,控制地下水位,从农、林各项措施有机配合综合防治改良盐碱地、要兼治与盐碱形成有关的其他不利因素和灾害,营造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治理次生盐碱化灌区,合理调控土壤中水盐平衡,防治措施并举。结 论

平原水库目前对于缓解春旱,调节工农牧业及城乡生活用水、分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疆水利工程近期应继续发挥现有平原水库综合利用的作用和效益,加强对平原病险水库加固处理和合理利用。增加供水调蓄能力、灌区的地表水供给量。有计划地兴建有防洪、灌溉和发电综合效益的山区水库。调节洪水过程和提高河道的输水效率,减少洪水灾害损失和堤防工程投入、控制河道漫溢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灌区及下游河道的生态环境。并进行水电开发,保证流域充足的电力发展工副业、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为发展水源地、竖井排灌、控制地下水位提供电源。远期通过修建大型山区水库逐步实现山区控制性水库的联合调度和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解决春旱缺水和夏季洪水灾害,形成蓄、引、输、灌、提、排的优化组合,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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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状况 篇6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涉及地球系统科学、全球环境变化及可持续发展, 涉及到自然和人文多个方面的问题, 在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LUCC (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 研究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热点领域以来, 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就成为LUCC研究的焦点[2]。1991年, IGBP和IHDP两大组织组建特别委员会,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联手进行LUCC研究的可行性。自此,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成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协作研究的重大课题。

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 土地总面积10万km2, 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在我国粮食安全体系建设中, 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占有重要地位。及时掌握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地区土地利用状况及其15年来的变化趋势, 对优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全面贯彻统筹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 促进东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为了达到既定目标, 就该研究以遥感影像为主要信息源, 借助于GIS空间分析功能, 通过野外调查, 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来研究三江平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1.1 图像解译与野外调查相结合

以图像解译为基础, 结合GPS进行野外调查, 实地抽样测量线状地物的宽度, 以及建立标准样地, 记录各地类分布状况。

1.2 统计分析, 建立基本资料数据库

收集整理研究区的气象和社会经济资料, 在野外调查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 建立基本资料数据库, 为土地利用状况的时空特征分析做准备。

1.3 理论分析为主,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该研究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确保得到科学的分析结果。

1.4 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见图1。

2 数据处理

2.1 数据源的选择

选择1992年和2007年美国陆地资源卫星 (Lan-dsat5/TM) 遥感图像, 空间分辨率为30 m。

2.2 遥感影像的处理

2.2.1 遥感影像的精校正

采用多项式 (Poly-nomail Equation) 校正方法, 该方法的技术路线是:在被校正图像和校正参考源上, 根据控制点的选取原则, 选取控制点对, 分别读取校正参考源上的坐标 (xR, yR) 和被校正数据上的行列坐标 (X, Y) , 然后利用控制点坐标按最小二乘法求解出多项式系数, 利用求得的系数所确定的坐标换算函数对全部数据进行坐标变换, 从而达到校正的目的[3]。

2.2.2 遥感影像的增强处理

对三江平原1992和2007年2个时相的TM遥感图像分别做线性拉伸处理, 然后做R4G5B3假彩色合成, 作为遥感图像判读解译和训练样区选取的基础。从增强处理后的图像看, 图像解译判读能力明显提高, 有利于训练样区的选取和图像分类。

2.2.3 镶嵌配准与裁切

因为研究区不是正好在一景图像中, 需要把具有地理参考的若干相邻图像合并成一幅大的图像, 即图像的镶嵌, 然后再把研究区从图像中提取出来, 即图像的裁剪。

以县为单位将校正后的TM影像拼接镶嵌。在进行镶嵌处理时, 图像景与景之间的接边采用最小灰度差算法, 接缝处进行灰度加权平滑处理。当图像景与景之间出现灰度差异, 需要进行灰度调整时, 采用直方图匹配方法进行灰度一致化处理。

3 三江平原土地利用状况的时空特征分析

从全国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的情况来看, 黑龙江省是土地利用发生急剧变化的地区之一, 也是人地关系作用最强烈的地区, 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毁林开荒最严重的地区[4]。研究表明, 在1992~2007年期间, 林地、草地和湿地面积显著下降, 耕地面积急剧增加。

通过对1992年和2007年两期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数据, 进行统计和对比分析获得这15年间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特征。15年间共有247.39万hm2的土地发生了类型变化, 占三江平原总面积的24.63%。

从统计结果看出:在整个研究时段, 耕地增长明显, 增加92.45万hm2;未利用土地减少显著, 15年间减少了49.94万hm2, 占原有未利用土地面积55.231%;林地和牧草地呈减少趋势, 分别减少了30.97万hm2和21.29万hm2;建设用地15年间增加了8.06万hm2, 占原有建设用地的14.47%。

万hm2

利用两时期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数据, 分别统计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变。结果表明, 在耕地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中, 数量相对较大的是耕地与林地以及耕地、牧草地和未利用土地之间的转变, 其中有26.57万hm2林地转变为耕地, 同时又有3万hm2耕地转变为林地;有43.66万hm2未利用土地转变为耕地, 同时有1.03万hm2耕地转变为未利用土地;有38.43万hm2牧草地转变为耕地, 同时有1.27万hm2耕地转变为牧草地。说明这15年间黑龙江省三江平原耕地出现大幅度的净增长, 其中, 耕地与未利用土地之间的转变, 表现为未利用土地被大面积开垦, 绝大部分为荒草地和沼泽湿地。

未利用土地向耕地转换是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转换的一个主要类型, 其空间格局转换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北部地区, 分布在佳木斯和鹤岗所辖市、县。牧草地向耕地转换;主要集中在鸡西所辖市、县。另外, 在抚远县也有较多牧草地向耕地转换。林地向耕地转换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七台河、鸡西和双鸭山所辖市、县。

万hm2

4 结论

通过对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土地利用状况的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三江平原在过去的15 a里, 耕地面积发生了重大变化, 耕地面积由1992年的396.37万hm2发展到2007年的488.82万hm2, 耕地面积增加了23.32%;耕地面积的变化在过去15 a的变化有其空间特征, 同时也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可以看出, 三江平原土地利用的直接表现形式是耕地面积的快速扩展, 进而引起湿地面积急剧减少, 林地退缩, 草地几乎被农田所代替, 说明三江平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最直接的因素是农田开垦。而农田开垦一方面是国家对粮食需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外来人口的涌入, 人口增加是三江平原耕地面积增加的最为直接、最为主要的因素。

三江平原土地利用类型间转换显著, 在耕地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中, 数量相对较大的是耕地与林地以及耕地、牧草地和未利用土地之间的转变, 其中有26.57万hm2林地转变为耕地, 同时又有3万hm2耕地转变为林地;有43.66万hm2未利用土地转变为耕地, 同时有1.03万hm2耕地转变为未利用土地;有38.43万hm2牧草地转变为耕地, 同时有1.27万hm2耕地转变为牧草地, 说明这15年间黑龙江省三江平原耕地出现大幅度的净增长。其中, 耕地与未利用土地之间的转变, 表现为未利用土地被大面积开垦, 绝大部分为荒草地和沼泽湿地。

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土地利用类型较大规模的转换从时空分布看, 未利用土地向耕地转换是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转换的一个主要类型, 其空间格局转换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北部地区, 分布在佳木斯和鹤岗所辖市、县;牧草地向耕地转换较大规模的转换主要集中在鸡西所辖市、县, 另外, 在抚远县也有较多牧草地向耕地转换;林地向耕地转换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七台河、鸡西和双鸭山所辖市、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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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锐.遥感数字制图原理与方法[M].北京:测绘出版社, 1990.

[4]高志强.中国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时空变化及成因综合分析[D].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000.

特征状况 篇7

1.1 能源消费总量变化情况

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甘肃省对能源的消费也在增长。从1985年至2006年二十一年中, 甘肃能源消费总量从1985年的1.79×107t标准煤, 增长到2006年的4.74×107t标准煤,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75%。

从1985年至2006年, 甘肃能源消费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除1996年至1998年个别年份出现下降外, 其他年份均呈上升趋势;从2002年开始, 增长速度加快, 曲线开始陡峭。

1.2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变化情况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比例关系的指标, 通常用两者年平均增长率间的比值表示。当国民经济中耗能高的部门比重大, 科学技术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 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总是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 即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耗能工业的迅速发展,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会普遍下降。

从1985年至2006年, 甘肃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呈震荡上升趋势。1985年, 甘肃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91, 1986年下降为0.34, 之后经过波浪形变化, 至1991年突然上升为0.93, 1992年又下降为0.18;在此之后, 经过十年的起伏, 2003年上升为1.10。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超过1, 表明能源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

1.3 能源消耗强度变化情况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强度, 通常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耗能量来表示, 它反映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2000年到2006年, 甘肃省能源消耗强度呈下降趋势。

从2000年至2006年, 甘肃的能源利用效率在不断提高。甘肃能源消费强度从1985年的14.51t标准煤/万元, 下降到2006年的2.08t标准煤/万元下降了85.67%。

2 甘肃省能源消耗变动特征

改革开放后, 甘肃省能源消费随经济增长而增长, 能耗变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85至1996年, 能源消费直线上升, 能源消费年均增长速度低于甘肃GDP增长速度。1985—1996年的十一年, 甘肃能源消费量从1.79×107t标准煤, 增加到2.8×107t标准煤, 增加了1.01×107t标准煤, 年均增长4.16%, 而这一时期的GDP增长速度为6.85%, 能源消费年均增长速度低于甘肃省GDP增长速度, 低2.7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 1997至2001年, 波浪型缓慢上升, 年均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1997至2001年的四年, 甘肃能源消费量从2.58×107t标准煤, 增加到3.07×107t标准煤, 增加了4.87×106t标准煤, 年均增长1.58%, 增长比较缓慢。而这一时期甘肃省的GDP增长速度为-0.39%, 能源消费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GDP增长速度, 高出1.97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 2002至2006年, 匀速直线上升, 年均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2002至2006年的四年, 甘肃能源消费量从3.17×107t标准煤, 增加到4.74×107t准煤, 增加了1.57×107t标准煤, 年均增长3.72%, 增长速度加快。这一时期甘肃省的GDP增长速度为4.66%, 能源消费年均增长速度低于甘肃省GDP增长速度, 低0.94个百分点。

从以上甘肃省能源消费的情况可以看出, 甘肃省能源消费具有以下特征:

2.1 能源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经济增长必须消费能源, 能源消费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目前,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 国民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巨大, 经济快速增长必然会带动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

1985年至2006年, 甘肃省能源消费总量与GDP均呈上升趋势, 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4.75%。甘肃省GDP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 年均增长4.37%。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同步, 仅高出0.38个百分点。1985年至2002年之间, 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同步, 2002年之后, 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加快, 超过经济增长速度, 这就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高出经济增长速度0.38个百分点的原因。

2.2 能源的利用效率在提高, 水平偏低

近几年, 甘肃的能源利用效率在不断提高, 全省万元GDP能耗从1995年的3.82t标准煤下降到2004年的2.24t吨标准煤, 下降41%。但是, 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比, 差距还很大。

1995年甘肃的能源消耗强度是我国平均能源消耗强度的1.7倍, 是欧盟能源消耗强度的11.6倍;2004年, 甘肃的能源消耗强度是我国平均能源消耗强度的0.7倍, 是欧盟能源消耗强度的7.7倍, 能源消耗强度有较大幅度下降。2005年全省万元GDP能耗2.26t标煤,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85%, 居全国倒数第六位。

甘肃的能源消耗强度远远高于欧盟的能源消耗强度, 2000-2004年, 甘肃的能源消耗强度基本呈下降趋势。2002年之前, 甘肃的能源消耗强度高于中国平均能源消耗强度, 2002年之后, 低于中国平均能源消耗强度。

甘肃省能源消耗强度高的原因是和产业结构有关。长期以来, 甘肃工业形成了以有色、冶金、石油、化工、煤炭、电力、建材等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重化工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高。除少数骨干企业外, 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普遍存在整体生产工艺技术水平低、能源利用率不高的问题。

2.3 能源消费的部门结构不均衡

与其他地区相比, 甘肃省能源消费的部门结构严重不均衡, 主要表现在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比重过大。甘肃省工业企业的能源消费比重高达三分之二以上, 而且比重在逐年增加。2000年, 甘肃省工业企业能源消费比重为66.42%, 2006年上升到74.57%, 占整个甘肃能源消费总量的将近四分之三。

工业对能源消耗的比重远远高于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其他产业, 从2000年到2006年期间, 工业对能源消耗的比重在70%左右徘徊, 近几年有上升趋势。由于甘肃的产业结构是以工业为主的重化工型产业结构, 工业的能源消费比重越大, 甘肃能源消费的总水平就越高, 这是导致目前甘肃能源消费水平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2.4 能源消费品种结构不均衡

能源消费结构不均衡, 煤炭消耗比重过大, 环境污染严重。近几年, 甘肃的能源消费结构也在朝优化的方向发展, 优质能源的增长速度超过煤炭的增长速度, 但是, 能源消费仍然是以煤炭消费为主。2006年仅煤炭和焦炭的消费比重就达53.09%,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

从2000年至2006年, 在四大能源品种中, 煤的消费比重最高, 其次是油类, 第三是电力, 气类能源消费数量最少。煤类和油类的消费占四大类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89%。在四大能源品种中, 煤类和电类能源的消费比重在上升, 油类和气类能源的消费比重在下降。

2000-2006年, 甘肃省四大类能源消费的比重排序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比重的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化, 油品的消费比重下降, 煤炭的消费比重上升, 而且煤炭消费的增幅也比较大。

从世界范围来看, 能源消费的发展方向是污染较小的优质型能源, 目前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煤炭比重大都在25%以下, 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 而甘肃省的煤炭比重接近60%, 天然气比重不到1%, 这有悖于一个健康的能源消费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何建坤, 张希良.我国“十一五”期间能源强度下降趋势分析—如何实现能源强度下降20%的目标[J].中国软科学, 2006 (4) :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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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丽峰.产业能源消费与产业发展—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5 (6) :71-74.

特征状况 篇8

关键词:潜在蒸散发,湿润指数,Penman-Monteith方法,湿润化

近年来,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不断加剧, 干旱事件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不但给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等带来巨大的损失, 还会造成水资源短缺、荒漠化加剧、沙尘暴频发等诸多不利的生态影响。对中国干旱趋势和地表干湿状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为中国部分地区尤其是北方半干旱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干旱化趋势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 然而以区域性的研究工作较多, 主要集中在北方干旱地区和南方的部分地区, 从全国范围尺度上进行干湿状况的研究较少, 如张淑杰等分析东北地区湿润指数整体呈下降的趋势[1];黄小燕等指出西北地区有变湿的趋势, 湿润指数平均每10a增加0.006, 季节上以春、冬两个季节的增加趋势最明显[2];刘劲龙等[3]分析四川盆地气候的干湿变化趋势。本文根据1961-2012年52a的月值地面气象资料, 利用Penman-Monteith模型计算潜在蒸散量和湿润指数, 并用Mann-Kendall方法检验其变化的显著性, 然后在GIS中采用反距离加权插值方法对潜在蒸散量、湿润指数值及检验统计量τ值进行插值, 然后在空间上分析其变化趋势及显著性, 揭示全国大陆范围地表干湿状况的时空变化规律, 有助于了解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气候干湿状况的演变特征, 为农业、水利部门更好地掌握自然规律、合理布局提供可靠有利的科学依据。

1 资料收集及方法

1.1 资料收集

本文使用的月值地面观测站气象资料来自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包括降水量、月平均、最高、最低气温、空气水汽压、相对湿度、日照时数、风速等。删除缺测数据较多的台站, 并对某些迁站进行合并插值处理, 在保证站点数量的前提下尽量延长使用资料的时间尺度。选取全国各省市数据时间序列大于40a的632个站点, 其中原数据完整的有589个 (图1中圆点表示) , 合并插值的有18个 (其中2个站点数据仍小于52a, 图中三角形表示) , 还有25个站点数据小于52a (图中五角星表示) 。全国站点分布如图1。

1.2计算原理与方法

1.2.1 湿润指数

湿润指数系指降水量与潜在蒸散量之比, 是判断某一地区气候干、湿程度的指标, 能够较客观地反映某一地区的水热平衡状况。湿润指数是一个理想的能够表征地表干湿状况的物理量, 广泛应用于气候干湿状况区划[4]、生态环境如荒漠化[5]等研究中。其计算方法有很多种, 本文采用世界粮农组织 (FAO) 1998年修正的Penman-Monteith模型 (简称P-M方法) 来计算潜在蒸散量和湿润指数并进行干湿气候区划分, 该方法已被申双和等[6]验证, 认为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湿润指数和潜在蒸散量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式中:P为降水量, mm;PET为潜在蒸散量, mm;Δ为饱和水汽压与温度曲线的斜率, kPa/℃;Rn为参考作物冠层表面净辐射, MJ/ (m2.d) ;G为土壤热通量, MJ/ (m2.d) ;γ为湿度计算常数, kPa/℃;U2为2m高处的平均风速, m/s;es、ea饱和、实际水汽压, kPa;T为平均气温, ℃。

采用中国气候区划时所应用的干湿指标, 中国干湿分区如表1。

1.2.2 趋势检验方法

干旱强度及面积变化趋势的显著性采用气象及水文学中常用的Mann-Kendall方法 (简称M-K检验方法) 检验, 这是一种用于检验时间序列变化趋势的非参数检验方法, 优点在于它允许缺测值的存在, 且无需证明资料服从某一特定的分布。

假设序列{x1, …, xN}中的样本随机独立, 构建统计量S:

其中, , 当S>0时, 表示序列具有增加趋势;当S<0时, 表示序列具有减少趋势。

统计量τ用以度量连续趋势的强度, 这样计算:

Kendall (1975年) 发现, S的方差Var (S) 与x相等时, 可由下式得出:

式中:m是数据集中Var (S) 与x相等的组数;ti为第i组相等组中的数据点数。

假设检验量Z如下定义, 并近似于标准正态分布。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 即|z|>1.96时拒绝没有趋势的假设, 此时存在显著趋势。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 即1.64<|z|<1.96, 此时存在较显著趋势。

本研究中为了能在空间上表征潜在蒸散量和湿润指数的变化趋势, 故对各站相应指数值进行MK检验, 并将检验的统计量τ值在GIS中进行插值, 并按一定标准分类。

因数据序列N为52, 则统计量S的方差可推出, 又按0.05、0.1的显著性水平, 得知z值, 从而可推出统计量S值, 由此再推算出统计量τ值, 因此将τ值按下列分类标准: (1) <-0.188, 呈0.05显著水平显著减小趋势; (2) -0.188~-0.157, 呈0.1显著水平较显著减小趋势; (3) 0.157~0, 呈非显著性的减小趋势; (4) 0~0.157, 非显著性的增大趋势; (5) 0.157~0.188, 呈0.1显著水平较显著的增大趋势; (6) >0.188, 呈0.05显著水平显著增大趋势。

2 潜在蒸散量的空间分布及干湿气候区划

2.1 潜在蒸散量的空间分布

近52年平均年潜在蒸散发的空间分布状况如图2, 全国年潜在蒸散发主要在600~1 400mm之间变化, 但地区间差异较大。图中有两个典型的高值区和低值区, 西北最大, 华南次之;东北最小, 西南中部次之。位于昆仑山、祁连山和贺兰山以北的西北内陆, 主要以沙漠为主, 气候干旱少雨多风沙, 潜在蒸散发在1 000mm以上, 特别是新疆的东北部和内蒙古阿拉善高原, 高达1 400mm以上, 成为中国潜在蒸散量最大的区域。华南地区如福建、广东、广西及云南等省份蒸散发值较高, 达到1 100mm以上, 南部沿海地区全年高温, 多半站点的潜在蒸散量在1 200~1 400mm之间, 是第二大高值区。而内蒙的东北部、东北三省及西藏北部青海南部地区的蒸散发值较低, 一般低于900mm。东北地区是中国潜在蒸散量最小的地区之一。嫩江、海拉尔以北不足600mm, 三江平原和牡丹江等东部不足800mm, 东北平原PET达900~1 100 mm, 成为东北的高值区。华北地区PET大多在900~1 000mm之间。除云南之外的西南地区, 地势落差大, 水资源过剩, 成为中国PET较小的地区, 一般在900mm以下。

2.2 湿润指数的干湿气候区划

图3是中国52年平均气候干湿带-湿润指数分布图。从东南到西北方向, 依次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干旱区和极端干旱区。图3中干湿区界线分布与申双和等[6]指出的中国1975-2004年平均气候干湿带-湿润指数分布基本一致, 并且将P-M湿润指数线与传统的降水量线进行对比, 指出在半湿润半干旱地区, P-M方法确定气候干湿更加合理, 在极干旱区、湿润区和高纬度等水分收支不平衡地区有一定的偏差。

同时逐年统计5个干湿气候区的面积 (图4) 并对各区面积进行MK检验 (表2) 。

图4中极端干旱区和干旱区面积的折线图有下降趋势, 尤其极端干旱区面积下降趋势更明显。各区面积经MK检验 (表2) , 极端干旱区、干旱区面积的MK检验τ值都成负值 (即面积在减小) , 且极端干旱区面积的p-value值小于0.05显著性水平 (即具有显著的减小趋势) 。半干旱区、半湿润区和湿润区面积的MK检验τ值呈正值, 但增大的趋势不明显。极端干旱区面积虽在显著减小, 但半干旱区面积的增大程度超过湿润化程度。中国湿润化地区增多, 但是干旱化程度和进程却大于湿润化地区。

注:表中数值为MK检验的τ值和p-value, 反映趋势的大小和方向性 (负值为减小趋势, 正值为上升趋势) , 标**者的p-value值小于a=0.05显著性水平, 即有显著趋势。

3 潜在蒸散量及湿润指数的变化趋势

3.1 潜在蒸散量的时空变化

将全国年潜在蒸散发的M-K检验τ值经空间插值, 并按显著非显著分区 (图5) , 表明全国潜在蒸散发存在明显的增加区和减小区, 且地区间的增减趋势显著性差异较大。图中显示全国有三处潜在蒸散发显著增加区域, 即西部的青南高原、云南无量山以西和东北地区的北部。东北地区存在明显的北部增南部减的现象。嫩江、海拉尔以北地区具有p-value值小于0.05显著水平显著增加趋势, 松花江、鸭绿江及辽河平原等地则有显著减小趋势。三江平原有减小趋势但不明显。西北地区整体呈减小趋势, 尤其是昆仑山脉、阿尔金山以北地区呈pvalue值小于0.05显著水平显著减小趋势。东部地区整体是呈减小趋势, 特别是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赣江、湘江以及四川盆地等有着p-value值小于0.05显著水平显著减小趋势。而在北部的河套平原也有着显著较显著的减小趋势。

结合图2、图5, 多年年均潜在蒸散量的高低值分布与增减趋势分布存在着相反的现象。年潜在蒸散量最大的西北地区存在显著性的减小趋势, 而蒸散发偏小的嫩江、海拉尔以北地区和西藏东部、青海西部等则又有着显著的增加趋势。图5中潜在蒸散发的增减分布与Gao[7]等指出的1960-2002年中国东北-黄河中上游-青藏高原东部一线上潜在蒸散发存在上升趋势的结论相一致。刘昌明等[8]在分析中国地表潜在蒸散发敏感性的时空变化特征中也指出1960-2007年间松花江流域片区和黄河流域片区的潜在蒸散发以每10a3.775 mm和1.092mm的速度呈微弱的上升趋势, 其他流域都呈下降趋势, 尤其淮河流域、海河流域和西北诸河片区最为显著, 以每十年-13.512、-10.154和-9.671mm的速度呈下降趋势。

3.2湿润指数的时空变化

湿润指数能表征多时间尺度的地表干湿状况特征, 由各站的逐月降水量和潜在蒸散量, 估算各站点季尺度和年尺度湿润指数。

3.2.1 年尺度湿润指数时空变化特征

图6为各站点52年来的年尺度湿润指数经MK检验的τ值空间插值后的结果。表明整个西部地区的年尺度湿润指数有上升的趋势, 尤其是昆仑山脉以北的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整个准噶尔盆地、青藏高原的中东部、罗布泊及柴达木盆地等地区有着p-value值小于0.05显著水平显著的上升趋势, 即有显著的变湿趋势。中部地区的年尺度湿润指数则呈现显著较显著的下降趋势, 如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等地, 云贵高原的西部有p-value值小于0.05显著水平显著的下降趋势。而东部地区则变化不明显。

年尺度湿润指数表征的地表干湿状况与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较为一致, 如马柱国等[9]研究指出西北西部地表为变湿趋势, 而华北地区地表则表现为变干趋势;黄小燕等[2]分析中国西北地区地表干湿变化中指出1960-2009年来西北地区地表有显著的变湿趋势, 湿润指数增长率为每十年0.006, 1987年以来湿润指数明显增加。

3.2.2 季尺度湿润指数时空变化特征

图7为1961-2012年间季尺度湿润指数值的空间变化状况。春季, 湿润指数的变化趋势在空间上存在两大典型的上升区和下降区。黄土高原以南, 岷山大雪山以东的包括四川盆地、黄淮平原及长江流域等广大中南部和东部地区, 以及西藏的阿里高原以南等地区春季湿润指数呈下降趋势, 尤其以渭河平原、黄河中游地区呈p-value值小于0.05显著水平显著的下降趋势, 长江中游洪湖洞庭湖两湖平原地区次之, 长江三角洲、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及北盘江等少数地区呈p-value值小于0.1显著水平较显著的下降趋势。相应地全国其他地区包括整个西部地区、黄土高原以北及整个东北地区的湿润指数都呈上升趋势, 特别以青藏高原的中东部地区以及柴达木盆地等呈显著的上升趋势, 东北的松花江以南等狭长地区、内蒙的呼伦贝尔高原西部、新疆北部的乌伦古河和艾比湖等少数地区呈较显著的上升趋势。

多年来夏季湿润指数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上升趋势。以秦岭———淮河以南、四川盆地嘉陵江以东等广大中南部和东部地区呈上升趋势, 其中大巴山以东包括南阳盆地、黄淮平原的中西部、长江中下游平原、千岛湖富春江一带都呈显著的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出现两处显著上升区, 即柴达木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西北部。准噶尔盆地的东北部及乌伦古河地区呈较显著的上升趋势。而湿润指数呈下降变化的地区主要为云南的怒江澜沧江地区、东北的牡丹江以及海河平原等少数地区。夏季全国范围湿润指数上升趋势的程度强于下降的程度, 即气候上有变湿的趋势。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干湿气候春夏变化大, 由春季的显著下降趋势 (变干趋势) 转化到夏季的较显著上升趋势 (变湿趋势) , 夏季季风气候带来的大量降水可能是此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与夏季相反, 秋季气候则呈现变干的趋势, 且在全国范围而言, 秋季变干趋势的强度强于春季的干旱化。图7 (c) 中可以看出全国范围秋季湿润指数下降趋势程度强于上升的程度。全国中东部地区都是呈下降趋势, 尤其以云贵高原中部地区有p-value值小于0.05显著水平显著的下降趋势, 四川盆地的东北部及南阳盆地呈p-value值小于0.1显著水平较显著的下降趋势, 长江三角洲次之。整个东北地区呈下降趋势, 但MK检验趋势不显著。整个西部地区虽呈上升趋势, 但大部分上升趋势不显著, 只有内蒙阿拉善高原的东北部、新疆哈密地区、艾比湖、乌伦古河和喀什等少数地区呈显著的上升趋势。

图7 (d) 为冬季湿润指数增减趋势的空间分布, 图示表明全国范围湿润指数呈上升趋势, 尤其以新疆的西北部准噶尔盆地、东北地区嫩江以东包括小兴安岭三江平原等、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高原、东南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地区的上升趋势最为显著。黄河上中游的宁夏平原、渭河平原、内蒙的阿拉善高原北部、柴达木盆地的东部以及西藏的拉萨河与羊卓雍错等地区湿润指数呈较显著的上升趋势。海河平原、四川盆地及云南怒江澜沧江以西等地区有下降趋势, 且经MK检验下降趋势非显著性。

从图7中也可以看出季尺度湿润指数在四季的增减趋势存在很大差异, 冬季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 秋季偏于下降趋势, 春夏季的增减趋势在地区间差异较大。各地区的湿润指数在不同的季尺度和年尺度变化也存在差异。如东北地区湿润指数在年尺度、夏季和秋季季尺度上变化不明显, 在春季和冬季主要呈上升趋势, 且冬季更为显著;中东部地区湿润指数在春季和秋季主要表现显著的下降趋势, 在夏季和冬季表现为上升趋势, 且夏季更为显著, 年尺度上中部地区为较显著的下降趋势, 东南地区则非显著变化;西部地区在季尺度和年尺度上都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春季和冬季上升程度较为显著, 主要为春季的西藏中西部、冬季的新疆西北部, 年尺度上表现最为显著, 西部大部分地区都呈显著的上升趋势。整体而言, 西部地区的变湿程度也较全国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这与干旱区和极端干旱区面积的减小趋势较为一致。

4 降水量和潜在蒸散量变化对干湿气候影响分析

由式 (1) 可以看出, 地表湿润指数和潜在蒸散量呈反比关系, 与降水量呈正比关系, 如果要定量考察降水量和蒸散量变化对干湿指数的影响, 需对式 (1) 进行求导, 可得出:

此处P, PET可取各干湿区平均值, 计算各区, dP/dt, dPET/dt和d H/dt, 并将其列于表3。

分析表3可以看出, 在近50a尺度上, 各干湿区的湿润指数随时间变化为上升趋势。极干旱区和干旱区的降水量呈显著的上升趋势, 极干旱区的降水量达0.05显著水平, 干旱区的降水达0.01显著水平。各区潜在蒸散发都呈下降趋势, 且极干旱区、干旱区的达0.01显著水平, 半湿润区的达0.05显著水平, 半干旱区的达0.1的显著水平。在近30a以来, 极干旱区和干旱区的湿润指数呈上升趋势, 半湿润区和湿润区呈下降趋势, 且下降趋势程度更为明显。干旱区的降水量呈0.1显著水平显著上升, 其余各区降水变化不显著。湿润区的蒸散发呈0.01的显著水平显著上升, 其余各区蒸散发变化不明显。

5 结语

(1) 本文将PET、HI的计算结果经M-K检验并将τ值进行插值, 较好地反映全国年潜在蒸散发和不同时间尺度的湿润指数在空间上的变化状况。

(2) 全国变湿的地区多于变干地区, 但干旱化进程大于湿润化进程。处于干旱、极端干旱区的西北地区其PET在减小, HI指数在上升, 具有明显的变湿趋势。

(3) 本文仅分析各干湿区降水量、潜在蒸散发对湿润指数的影响, 但其他的气象因素如风速、日照时数等对地表干湿状况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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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状况 篇9

1 调查数据分析

1.1 贫困生人格特征总体情况

采用每一因素得分的均值来衡量贫困学生的16种人格因素总体特征。统计结果表明, 总体上兴奋性得分最高 (7.608分) , 怀疑性得分最低 (4.052分) , 均分从高到低排序发现, 兴奋性、敢为性等因素得分较高, 而独立性、怀疑性等因素得分相对较低。

贫困生人格特征得分区间频率统计和贫困生人格因素得分区间比例可以看出, 对于绝大多数的性格因素得分在中等水平的分布遥遥领先于其他两个区间, 多在60%以上, 平均约67.31%, 说明67.31%的贫困学生的人格没有明显缺陷, 基本处于常态水平。

通过测验数据分析可知, 近几年贫困学生的心理状态改观较大, 其人格特征表现在能够适应环境, 在人际交往中比较大胆、外向和热情, 易与人相处, 善于抽象思考, 学习能力强, 遇到困难表现出较好的抗挫折能力, 有自信心, 对感兴趣的事情充满激情, 富有拼劲。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贫困学生缺少独立性, 随群附众, 缺乏责任感和创新精神, 对于认定的事情坚持自己的看法, 比较固执。 (表1)

1.2 性别差异特点

对贫困学生分性别进行分析, 贫困学生在乐群性、敏感性等九项因素上的性别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根据SPSS处理分析, 如果数据具有统计意义P值临界值只能为0.05, 即P<0.05才能具有统计意义, 且P值越小, 数据更加具有统计意义,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可知男生在乐群性、敏感性、幻想性、聪慧性、忧虑性都显著低于女生 (P<0.01) , 具有统计学意义。相反, 在稳定性、独立性、怀疑性方面男生都显著高于女生 (P<0.01) , 具有统计学意义。

显而易见的是, 在恃强性、兴奋性等八个因素方面, 性别差异都比较小。

2 讨论

2.1总体特点分析与讨论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贫困学生的人格特征总体成正态分布, 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处于中间水平, 只有少部分学生的人格特征是处于比较极端的情况。总体来说, 贫困学生的人格是可以进行塑造的。

从样本各项人格因素可以看出:①得分最高的兴奋性和敢为性两项得分均高于7, 除了与其所处年龄段的心理需求相关, 更表现出随着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关心, 其逐步表现出精力旺盛, 愿意结交朋友等心理特点。②得分最低的怀疑性、忧虑性、独立性三项得分均低于4.5, 由此可以看出, 随着贫困学生资助政策的普及, 贫困学生不再像人们印象中的不合群、忧虑抑郁、缺乏自信、感到自卑, 而是比较容易合作, 安详沉着。但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资助力度的扩大, 贫困学生也逐步习惯于社会的支援, 开始出现依赖、随群附众的心理。

2.2 性别差异特点分析与讨论

通过比较贫困男、女学生16种人格因素得分, 可以看出男生在乐群性、敏感性、幻想性、聪慧性、忧虑性都显著低于女生。说明贫困学生中女生比男生表现更多外向、合群, 细心, 学习能力也更加优秀, 但好感情用事, 容易忧虑抑郁, 缺乏自信。

相反, 在稳定性、独立性、怀疑性方面男生都显著高于女生。说明贫困学生中男生情绪更加稳定成熟, 做事能够当机立断, 但固执己见。

3 结论

当前贫困学生群体的人格特征大多数表现为: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表现比较主动、宽容、谦逊, 容易与人相处;在学习方面, 表现学习能力强, 善于抽象思考;在生活方面, 能够适应环境, 遭遇逆境时能够表现出较好的抗挫折能力, 比较自信。比较显而易见的是贫困学生也缺少独立性, 随群附众, 缺乏责任感和创新精神, 对于认定的事情坚持自己的看法, 比较固执。

以上人格特征的形成与近年来资助政策不无关系, 贫困学生的人格教育是一项重要而漫长的工程。首先, 要积极引导学生掌握塑造健康人格的方式方法, 如开展习惯养成教育, 培养良好习惯。其次, 通过课程教育、活动开展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 来影响学生, 培养其独立生活、学习的能力。如鼓励学生利用假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促进自我认知、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再次, 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辅导, 引导学生通过思考, 进行自我塑造, 最终完善自我人格。

特征状况 篇10

1 上海猪肉生鲜市场的整体状况

目前, 上海市场每天的猪肉供应量在1万头以上, 其产品既有本地供货的, 也有外地供货的。其中大约40%的生猪由本地自给, 在上海郊区指定屠宰厂屠宰;大约60%的生猪是由外地供货, 其中主要有湖南、山东、河南、浙江 (此次“瘦肉精”事件以后, 浙江的猪肉已受到较大程度的排斥) 、江苏、江西等地, 其一般在供货当地加工后, 按照国家规定随车携带产地有关部门出具的检疫合格证等有关证明, 并在指定的市境道口运入, 接受动物防疫监督部门的防疫监督, 进入上海市场。

随着食品安全事故屡屡曝光, 超市客户、集团餐饮及高端企业客户对食品安全意识加强。其中, 商超渠道占比增长迅速, 增加8%。“瘦肉精”事件后, 相关政府部门严格管理, 外地屠宰企业进沪难度变大。全国性企业双汇、雨润、金锣市场份额下降。本土屠宰企业竞争优势明显, 复新、裕农、五丰、爱森市场份额增加至64%。

当前, 上海生鲜市场中的流通交易渠道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通过批发渠道的流通交易渠道, 即生鲜产品由专门的公司向畜禽公司收购, 经过屠宰厂加工后, 销往批发市场。目前, 上海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有曹安、市北等约40个。在上海最大的生鲜市场——曹安市场中, 猪肉的日交易量为5000头。在该市场中整猪一般批发到农贸市场、超市, 分割后的猪肉卖到饭店、学校。其中, 居民日供应量为1500~2000头, 农贸市场、超市日供应量约为1000头, 饭店、学校的日供应量约为2000头, 以上三种销售渠道的销售量分别占销售总量的1/3左右。

另外的一类渠道为不通过批发市场的流通交易渠道, 主要形式就是通过配送中心向规模养殖厂订购, 经过屠宰厂加工后, 由配送中心销往各个配送点。例如, 上海好又多超市系统的猪肉产品就是由其自主采购生猪后, 经过农工商肉食品有限公司加工后, 再由其自己配送到其各个门店。

以上两种流通方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低成本运作, 尤其是类似曹安、市北和农产品批发中心市场等, 一般都以白条的形式批发给集贸市场经营户进行分割, 外地供应商操作优势不明显, 主要以当地屠宰为主。

2 上海消费者生鲜产品购买习惯的分析

目前, 上海居民的消费能力位于全国前列是毋庸置疑的。相关统计表明, 上海居民收入居全国第一, 城乡居民收入连年增加, 达到中高收入水平的居民家庭比重不断提高。早在2003年, 上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已经达到了6658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家庭比重达到30.5%;截至2010年, 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31838元, 比上年增长10.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3746元, 增长11.5%。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90年的46.4%下降到35.3%, 下降了11.1个百分点, 但是这与上海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尚有不小的差距, 这也就是说上海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是很高的。

总体上来讲, 影响猪肉购买的因素一般有以下几种, 价格、口感、安全、品牌等, 其中, 价格, 口感, 安全占主要作用。

通过调查, 发现上海市民的消费习惯有以下特点。首先, 上海存在大量有高消费能力的人, 这个消费群体追求的是产品的口味、方便、卫生、安全;其次, 上海市民认牌子, 一般不会随意更改自己的品牌偏好, 尤其是高端产品, 但是树立品牌需要很高的成本;其次, 上海市民也喜欢尝鲜, 对不同的品牌有尝试的欲望, 因此在上海市场可能需要前期的大量广告投入。另外, 对于猪肉产品而言, 上海市民对五花肉的需求并不大, 但是对于没有分割下肋排的五花方肉的偏好却很大, 同时, 上海市民偏好大排, 对里脊的偏好很一般。

3 上海市竞争情况分析

目前在上海市场的猪肉产品供应商主要有:双汇、金锣、雨润、爱森、五丰上食等, 这些供应商在上海市区覆盖面较广, 各有特点, 通过调查发现, 各家供应商各有特点 (见下表)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上海猪肉生鲜市场竞争比较激烈, 主要经营模式是通过商超、生鲜市场等渠道进行销售。有部分企业品牌经营意识较强,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有较为固定的消费群体。

4 猪肉生鲜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4.1 增强对安全猪源的控制力

完全可控的猪源是保障肉食品安全的基石。随着国家安全措施的不断加强, 生鲜企业应加强猪源的控制力度, 有品牌化经营的企业应提高自养猪源供应占比, 确保自养猪场占比40%以上。同时, 坚持与规模化猪场的合作, 完善供应商备案、认证、管理制度, 加强养殖过程中用料、用药的监控。做到不收社会散养及来历不明的生猪。加强对宰前检验, 完善可追索制度。推行HACCP, 实行标准操作程序的方法, 严格控制从原料到最后送到消费者面前的成品这一过程中的各环节。

4.2 加大渠道建设, 推进渠道下沉

目前, 猪肉生鲜企业正在不断加强自身优势, 加强市场调研和市场情况分析, 逐步建立适合自身和市场的产业链模式。通过调研分析, 结合行业情况, 先设计企业渠道

模式。生鲜销售主要采取的是专营店、农贸市场和商超模式。从上文分析看来, 截至2011年11月, 农贸市场销售比例最大 (55%) , 商超模式第二 (31%) , 专营店最小 (7%) 。

2007年的世界肉类组织第四届猪肉大会上, 中国肉类协会副主席洑富强曾提到:“集中分割——成品包装——冷链配送——连锁专卖是未来中国猪肉消费的方向。这种模式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肉类消费模式。目前这些先进技术和消费流通方式已经开始进入, 这必然成为中国猪肉消费渠道的发展方向与趋势。”可见, 在未来的生鲜销售市场中, 发展的主流将是连锁专卖的模式。

但是从上海市场近两年来的渠道模式变化看来, 专卖店的渠道模式从2010年的13%下降至2011年的7%, 但商超连锁的模式却有所发展, 从2010年的23%增加至2011年的31%。整体来看, 连锁模式正在逐步扩张, 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比较倾向于商超专卖的模式。农贸市场价格灵活, 靠近社区, 消费者购买方便, 但普遍存在环境差、猪肉品质无保障的问题;商超购物环境良好, 卫生品质有保障, 商品齐全一站式服务, 但是价格较高, 无个性化服务, 距社区较远;专卖店有良好的购物环境, 卫生, 购买便捷, 有个性化服务, 但是产品单一。针对专卖店的不足, 建议在专卖店售卖中注重品类相对集中, 品质保障, 价格适中, 满足大众消费需求。同时增加售卖特色, 如适当加工服务, 售卖环境干净卫生等。

4.3 培养消费者品牌偏好

消费者的品牌偏好是消费者在购物中企业在面临一个新市场时, 应首先考虑表现出来的一种直觉行为, 是消费者在较长时间内与顾客建立关系, 在消费者感受产品的质量一段时间内放弃可供选择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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