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法律制度论文

问责法律制度论文（精选10篇）

问责法律制度论文 篇1

一、相关概念和意义

1、概念界定

又被称为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主要是指特定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程序, 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 当他们应当承担相应职责和义务, 却没有很好地履行这些职责和义务的时候, 要求他们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

2、行政问责制度的意义

深入研究行政问责制, 不仅是研究行政问责这项措施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也需要研究加强行政问责对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积极影响。首先, 问责制的实施, 是对人民负责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次, 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促进政府官员的廉洁奉公, 恪尽职守;再者, 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所以, 加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健全, 显得更为重要。

二、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法律制度

在我国, 最早就行政问责问题进行立法并实施的地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政府于2002年7月1日, 推行“高官问责制”。2003年以来, 我国一些省市相继制订了一些行政问责方面的地方法规。但是, 迄今为止, 我国仍然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 我国行政问责在立法上表现为“法律缺失”。综合我国现行问责制度的实践情况以及我国政府及其公务员制度的特点, 建立健全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明确行政问责主体

首先, 加强人大问责, 将人大列入到行政问责主体, 是针对我国目前人大问责缺位而进行改进的措施。将人大列入到行政问责的主体, 明确其应当在何种范围的事故发生时立即进行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调查和问责, 强化人大应有的领导及监督职能, 及时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做到有效地管理和监督。

第二, 加强公民问责, 将公民及社会团体列入行政问责主体, 是针对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公民缺位而进行改进的措施。我国法律中虽然强调公民拥有的权力, 但是公民对政府拥有一定的合法监督权力并没有在具体的法律法规中得到实践, 故急需建立公民问责的途径。

第三, 加强媒体问责, 将有一定话语权的媒体列入问责主体, 是针对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媒体问责缺位而进行改进的措施。从目前行政问责实践我们不难看出, 媒体有很大程度的影响, 其爆光的手段和程度对政府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压力, 但也应充分考虑该媒体所拥有的话语权力度和真实程度进行合法问责, 而不是模糊而缺乏法律依据进行干预。

2、明确行政问责客体

行政问责客体不明确, 会导致行政问责缺乏公平性, 问责客体也是行政问责所涉及的对象, 由于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 造成行政公职人员的责任归属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划定,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问责客体难以明确的不良影响。笔者认为:

首先, 问责客体应当确认为领导层面的公务人员。“行政问责中的‘责’大多是一种间接之责而不是直接责任, 是一种混合之‘责’, 即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混合体, 并且主要是政治责任。而一般事务类公务员是没有多大政治责任承担的。”

第二, 加强追究同级党委负责人责任。我国引咎辞职制度实施以来, 辞职主体多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或者是各级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负责人。但事实上, 按照公务员制度的规定, 各级党委负责人同样也是引咎辞职的主体之一, 而且在实际权力运行规则中, 同级党委的负责人往往是本辖区重大事项的实际决定者。

第三, 加强副职责任追究。在我国实行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 但在实践过程中只追究副职的责任制, 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职负责制。同时我国在权责不分上还存在集体领导与个人责任界定不清、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责任界定不清。在实践过程中, 要明确决策责任由主持会议的行政首长负责;重大决策失误的集体辞职制度。

3、明确行政问责范围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所涉及的事项范围还比较窄, 集中在重大事故、造成恶劣影响事故、受害人数众多的事故中, 对于一般行政活动造成的不良影响没有采取一定的问责, 然而政府作为一个管理与服务的主体, 其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的低效率、不公正也会对社会及公民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 所以在问责范围明确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 从安全事故领域扩展到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行政活动领域。由于安全事故的问责往往属于事后问责, 对于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日常行政权力的运行缺乏同步的监督, 所以为了避免其权力运行不当可能产生的直接事故, 可以对其日常行政活动的权力行使中出现的不足之处及时进行问责。

第二, 从经济领域事故扩大到其它领域的问责。经济损失直接可见, 造成的影响也可以用数据图标直观显现, 但是在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行政活动过程中也有许多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并非以经济损失表现, 例如对政府形象和公民对其公务人员信赖程度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应当加强对其它领域事故的问责。

第三, 从执行环节问责扩大到监督决策环节问责。我国各级政府决策失误、监督不力现象屡禁不止, 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监督和决策是我国行政管理中的“弱项”, 应当在行政问责法中得以体现, 对于事故的决策层面和监督层面的领导人员进行一定程度的问责。

4、加强问责过后的跟踪机制

我国行政问责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引咎辞职”, 那么对于相关公务人员辞去职位之后如何对事故进行弥补以及能否复位也应当做到有法可依。在行政问责法中, 应通过改革和完善人大的质询、审议、罢免、撤职、免职制度建立和规范政治责任问责的形式和程序。加强和完善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对政府官员的质询、决策审议和对失职、渎职官员的罢免、撤免制度是非常必要和非常迫切的。对于问责采取的各种方式, 应当在明确的法律条文中得以体现, 并规范其跟踪机制, 做到问责工作的全面完善。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实现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机制。但我国行政问责起步较晚, 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统一、明确、完整的行政问责法规的缺乏是导致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不明确、手段不统一、跟踪机制不完善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法律法规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从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客体、范围、事后跟踪机制入手, 建立健全相关法规, 使行政问责真正落到实处。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度,法律法规,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著:《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缺失及其重构》, 贵州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网, 2008年5月22日。

[2]薛瑞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7年03期。

问责法律制度论文 篇2

为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增强干部的责任意识，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工作水平。根据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结合我镇实际，经研究，特制定本制度。

一、问责的对象；镇各部门正、副股级干部，包含临时指定的负责人，村（社区）支书、主任，驻村工作组长。

二、问责的方式：责令公开道歉、经济处罚、停职检查（待岗）、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三、问责的情形：一是因工作失职给全镇工作大局造成损失的；二是工作不到位或措施不力，受上级部门通报或影响全镇整体工作推进的；三是工作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导致群众越级上访的；四是工作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损害群众利益的。

四、问责的程序：

1、镇纪委经调查属实后向镇党委提出问责建议；

2、将《问责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3、镇纪委对实行问责的干部谈话；

4、组织人事办将问责材料归入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五、受到问责的干部，取消当年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六、被问责的干部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向镇党委提出书面申诉，但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

问责：从“风暴”走向制度化 篇3

自2003年的非典，官员问责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两位部级高官引咎辞职，问责“风暴”席卷中国政坛。时隔六年，一项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制度化建设也在研究中。

2009年05月22日，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中共中央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认为，坚持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利于加强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我们暂时还无从获得这份文件的确切内容，但是，作为从问责“风暴”走向制度化的里程碑，其历史意义毋庸置疑。党政领导问责暂行规定的出台背后“潜伏”的是汹涌的民意。过去的2008年被称为“行政问责年”。

2008年以“三鹿事件”为导火索，在九月掀起“问责风暴”，两周内19名高官去职。9月19号，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批评一些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群众生命安全麻木不仁。次日，温家宝总理强调，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并指出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要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公共舆论一边倒地感慨高层的铁腕治吏。另一方面，深沉的理性反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风暴”式问责的局限，呼唤制度支撑的建设，应该让问责常态化，贯穿到日常政治的始终，并在技术设计上加强，“让问责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

事实显示，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从去年底开始曝光的异地为官型的复出案例表明，问责在某些地方正成为一种“走秀”；近期曝光的案例更显示了官员复出中的“密室行政”代替“阳光任免”。新华网评痛陈“官员问责走过场挑衅党心民心”，“‘高调问责、低调升迁’降低了行政问责的公信力，也让民众感觉受了愚弄”；而“官场作秀，民心伤透，最终削弱的是执政能力”。专家疾呼，谨防问责成应付民意的“观赏性处理”，如此，则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就会被透支。

舆论显示，相当多“东山再起”的官员在“德”与“才”方面的合理性受到民意的质疑。如何用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如何保证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进行制度性的尝试，比如，重庆、成都、南京、广州等。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要推進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继续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中央有关问责的制度化建设正昭示了一种新的希望和力量。政令出自中央，而源自民间，直指制度的痼疾。作为一种向传统陋习挑战的制度创新，从文本到实践，更需要社会的关注，包括舆论持之以恒的监督和公众对自身权利的觉醒。

问责法律制度论文 篇4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下, 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 建设责任政府, 已成为世界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之一。联合国在其千年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提高政府和官员的公共行政能力和责任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公共部门的人员应满足公众增加发言权和加强问责制的要求。2003年“非典”过后,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兴起了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问责制度。随着问责制的兴起, 我国学者也对问责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问责法律制度成为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及法学等学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但是, 对于行政问责制的法律化缺乏系统的研究。没有法律的支撑, 行政问责很难不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阵风, 只有把行政问责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中去, 才能够使其成为一项制度, 并长久地发挥作用, 实践中主要是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立法不完善, 缺少系统化的立法体系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缺失表现为:在全国范围内, 问责制仅是中央政策而非法律, 已有的专门问责制只是地方政府规章而非全国性法律, 问责规定中, 问责事由不具体、责任不全面、程序不规范等等[1]。我国问责法律制度主要以行政问责为主, 行政问责制度相对于人大问责、法院问责而言比较直接见效。行政问责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以及各级政府制定的各种法规、规章、条例等。但就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而言, 存在标准不统一, 法律不健全, 对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方式、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模糊等问题。从法的形式看, 我国已有的专门的行政问责制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而不是全国性的法律, 全国尚未有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规定, 各个地方规定的内容详略不同, 标准不一, 缺乏科学的行政问责程序等缺陷。我国立法机关的问责制度薄弱, 制度设计不完善, 问责力度不强, 问责效果不好, 未能充分发挥立法机关的监督作用。

2. 司法功能虚化, 法院对行政人员问责不力

我国法院主要通过审理行政案件, 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来使违法的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较窄, 力度较小, 加上司法机关在同级人民政府中财政不独立, 地位低下, 司法机关发挥的问责作用有限。为数不多的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使然, 在法院的审判过程当中, 存在着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人拒不到庭, 以权压法蔑视法院权威的现象, 法院的判决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 很多的法院判决如同废纸一张, 根本得不到有效的执行。追究相关领导人的责任更是无从谈起。

3.行政生态环境不完善, 相关制度立法缺失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需要信息公开制度等一系列相关制度的配合。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信息公开法, 但这部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此外, 我国当前正处于公民社会发展的初期, 公民社会的发展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上, 我国的行政问责立法缺少与相关制度的配套, 从而影响了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综合以上分析, 针对我国问责法律制度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为实现责任政府、民主政府、有限政府的目标, 应当重新建构我国的问责法律制度, 着重问责立法、配套制度建设以及具体的问责法律制度本身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与重构。笔者认为,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

1.完善行政问责立法, 制定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任何制度的保障和实施都需要法律的支撑, 作为我国构建法治政府, 有限政府的行政问责制也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要建立真正的行政问责制并有效地运转, 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由于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立法过于混乱和效率不高, 制定一部适用于全国的行政问责法就变得异常紧迫和必要。只有对行政问责进行全国统一的立法, 才能摆脱现有的问责模式的惯性, 由权力型问责过渡到制度型问责, 进而使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科学化并真正落到实处, 甚至使其本身化为政治文明建设新的生长点。在立法的过程中, 要对行政问责的问责主体、问责客体、行政责任的界定、问责责任的承担方式等作出具体的规定。要加强行政责任的认定和追究, 要特别注意针对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立法中对问责主体、问责客体以及问责方式规定不明的状况, 对承担行政责任的各级问责主体作出明确的规定, 既要看到同体行政问责的重要性, 又要看到异体问责在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作为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具有天然的监督权和问责权, 异体问责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立法的重要途径。基于行政性问责的随意性和短期性, 必须实现由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的转变。行政性问责往往是责任政府运作的开始, 但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作, 就需要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 完善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 在制度层面, 完善责任制的各项程序, 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2]。

2. 强化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加强对行政的规制

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两种方式, 各自有着自己的属性和运行规律。由于行政权力的特殊性和天然的扩张性, 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没有法律行政机关就什么都不能做, 要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 就必须强化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合法性审查。使我国为数不多的行政问责制法律法规能够得以有效实施。要尽可能地把更多的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中去, 使更多的具体行政行为受到司法审查。由于依据目前我国的行政立法, 法院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而对抽象行政行为以及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没有审查权, 使很大一部分行政行为逃离了司法的审查, 随之对相关行政部门领导人的责任追究也便成了一句空话。为此, 笔者建议, 要进一步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 不仅要审查具体行政行为, 而且要把一部分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中去, 不仅要审查具体行政的合法性, 而且要把一部分的涉及合理性的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中去, 这是实现实质法治的必然要求。规范各级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 要强化对行政领导人责任追究的立法, 摆脱对行政领导人责任追究的任意化和随意化的责任追究方式。将对行政领导人的责任追究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

3. 完善行政生态有关立法, 加强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建设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有问责之事, 而无问责之法, 即存在严重的制度资源稀缺[3]。行政问责制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和优化行政生态环境。行政生态环境的优化意味着公民意识的增强, 官员自律意识的提高, 控权思想、权责统一意识的普及。欲从根本上推行行政问责制, 保证问责的权威与高效, 需要良好的行政生态环境的支撑。良好的行政生态环境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公民社会的初步形成;行政信息的公开;权力监督体系的完善。

政务信息公开是实现问责的重要提条件之一, 是实现问责制的基础性要求。我们一再倡导服务型阳光政府,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大政府决策信息的透明度以及政务信息公开程度, 要让社会各界拥有知情权[4]。如果没有政务信息的公开, 异体问责是不可能进行的。根据我国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信息信息公开法》, 我国的信息公开走上了一条法制化的轨道, 我国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有了最为有效的法律依据, 但是这部法律要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有效地实施还需时日。另外, 随着我国信息化进程的加快, 构建我国电子政府的网上平台也是当务之急。

“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是权力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 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也是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法治社会与非法治社会的区别在于:在非法治社会中, 民众必须守法, 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社会中, 人民必须守法, 政府更必须守法。公民要守法是一切有法制的社会的共同特征。在法治社会, 政府与公民都必须守法。所以, 是否要求并做到让政府守法, 才是衡量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试金石。”[5]只有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依法办事, 接受法律的监督和约束, 才有法治可言, 只有通过监督法制的完善, 形成整个社会对行政权力运行的有力监督, 才能为行政问责制的法制化、制度化提供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 针对政治生活中的行政问责短期化, 行政问责制的法律设计应该更加注意对问责后官员的监督和控制, 防止行政问责制流于形式。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系列有关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 但要实现由行政性问责到程序性问责的转变, 还需要完善相关的行政问责立法, 从而构建法制化, 制度化的行政问责制。

关键词：问责制,责任政府,法治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缺失及其构建.行政法学研究, 2005, (2) .

[2]毛寿龙.引咎辞职, 问责制与治道变革.浙江学刊, 2005, (1) .

[3]张创新, 赵蕾.从“新制”到“良制”:我国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 (1) .

[4]刘奕岑, 何跃.问责制推行中的问题及对策意见.社会科学家, 2005-5.

问责管理制度 篇5

目录

第一章总则………………………………………………………1 第二章问责情形…………………………………………………2 第三章问责方式与适用…………………………………………3 第四章问责权限和程序…………………………………………4 第五章罚则………………………………………………………4 第六章申诉………………………………………………………6 第七章附则………………………………………………………6

第一章

第一条 为了加强集团全面管理，提升管理效能，强化工作责任制，促进中高层管理人员勤勉尽责，坚决减少和杜绝各类职务失职、渎职等行为，建立“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创新务实、奖罚分明”的管理体制，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责任问责制度，是根据“有职就有责、任职要负责、失职要问责”的原则，对责任问责对象在其管辖的部门和在经营管理活动过程中，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以致

总则

造成经济合同纠纷、企业合法权益受损或者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及后果的，都要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第三条集团执行总裁为问责工作决定人，根据本制度规定，视具体情形，作出是否问责的决定。审计监察中心为问责工作执行机构（下称“问责执行机构”），调查、核实问责事实，提出问责意见并根据问责决定实施问责。

第四条 依据本制度进行问责时，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二）责任与权利对等原则；

（三）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四）公正原则；

（五）问责与改进相结合、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问责范围

第五条 问责情形的具体运行

（一）决策严重失误或违反程序和权限规定决策的；

（二）为完成经营考核指标弄虚作假、虚报数据，导致当期数据出现重大错报，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三）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较大的；

（四）因工作失职或管理不力，致使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故,或者

连续（3次及以上）发生一般性安全、质量事故的；

（五）因工作失职或管理不力，致使发生群体性、突发性、重大性事件，造成公司形象受到严重影响的，或对以上事件处理不及时、处臵不当,导致事态恶化的；

（六）因工作失职、失误，致使公司受到上级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和监管部门处罚或批评的；

（七）对特别重大事项或问题隐瞒不报或上报不及时的；

（八）招投标活动出现内外勾结、串通招投标，被监督部门查处的；

（九）出现员工多人罢工、辞职或上访的；

（十）招录、任用、选拔人员失察、失误，致使一年内出现违规违纪违法等行为，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十一)泄露公司商业秘密的；

(十二)出现被公司辞退、开除等离职人员在集团及其所属公司较长时间内承揽业务未发现或者制止的；

(十三)弄虚作假，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数额较大的；

(十四)本系统或本单位内出现3人次以上吃拿卡要违规行为或一人以上被司法机关处理的；

(十五)在特定期间内，多次（3次及以上）出现相同或类似错误，屡教不改，被监督部门查处的；

(十六)严重违反有关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十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违反规定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十八）公司内部控制出现重大缺陷，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损的；（十九）对资金的使用不履行监督职责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二十）挪用公司资金或将资金借贷给他人，或未经批准以公司信用、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二十一）管理不作为，导致其管理的下属部门或人员发生严重违法违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对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包庇、袒护、纵容的；

(二十一)其他违反公司制度，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恶劣影响

第三章 问责方式与适用

第六条 问责的方式：

（一）责令改正并作检讨；

（二）通报批评；

（三）留用察看；

（四）调离岗位、停职、降职、撤职；

（五）罢免、解除劳动合同。

（六）其他方式

第七条对被问责人处以本制度第五条规定的问责形式之外，可同时附

带经济处罚，处罚金额由审计监察中心视情况进行具体确定。第八条因故意造成经济损失的，被问责人承担全部经济责任； 因过失造成经济损失的，视情节按比例承担经济责任。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追究：

（一）情节轻微，没有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的；

（二）主动承认错误并积极纠正的；

（三）确因意外和自然因素造成的；

（四）非主观因素未造成重大影响的；

（五）因行政干预或当事人确已向上级领导提出建议而未被采纳的，不追究当事人责任，追究上级领导责任。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从严或加重处罚：

（一）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影响较大且事故原因确系个人因素所致的；

（二）屡教不改且拒不承认错误的；

（三）事故发生后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四）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且无法补救的。

第四章 问责权限和程序

第十一条问责权限和程序

（一）对因检举、控告、处理重大事故事件、查办案件、审计或者其他方式发现的公司员工应当问责的线索，审计监察中心按照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查后，对需要实行问责的，按照公司管理权限向公司相关领导提出问责建议；

（二）公司相关领导可以根据审计监察中心提出的问责建议作出问责决定；

（三）公司相关领导作出问责决定后，由人事部门办理相关事宜，或者由审计监察中心责成有关部门办理相关事宜。

第五章 罚则

第十二条 对管理不善、违规违法行为按其给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金额，分为轻微、轻度、中度、严重、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等级。按经济损失大小划分如下：

（一）涉及金额在人民币500元（含）以上至5000元以下的，为轻微违规行为；

（二）涉及金额在人民币5000元（含）以上至1万元以下的，为轻度违规行为；

（三）涉及金额在人民币1万元（含）以上至5万元以下的，为中度违规行为；

（四）涉及金额在人民币5万元（含）以上至10万元以下的，为严重违规行为；

（五）涉及金额在人民币10万元（含）以上，20万以下的，为重大违规行为；

（六）涉及金额在人民币20万元（含）以上，为特别重大违规行为。

第十三条

经济损失处罚标准

（一）涉及经济损失的，根据事故大小、情节轻重，除赔偿经济损失之外,按以下标准进行处罚：

1、轻微违规行为，按损失金额35%的比例处罚；

2、轻度违规行为，按损失金额30%的比例处罚；

3、中度违规行为，按损失金额25%的比例处罚；

4、严重违规行为，按损失金额20%的比例处罚；

5、重大违规行为，按损失金额15%的比例处罚；

6、特别重大违规行为，按损失金额10%的比例处罚。属轻度以上违规行为的，实行分段处罚。

原则上罚金由员工自行缴纳到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如果逾期或拒绝缴纳则由公司组织人事中心负责从员工收入中扣除，对当月不能全部处罚的部分，由组织人事中心负责逐月从员工月收入中扣除，当年至发年终奖仍未扣完者，可从年终奖中扣除。

（二）员工及相关领导处罚标准：

1、属轻微和轻度违规行为的，由直接责任人承担。

2、属中度或较大违规行为的，直接责任人承担全责，主管跟罚5%，部门负责人跟罚5%。部门未设主管的，由部门负责人跟罚10%。

3、属重大违规行为的，直接责任人承担全责，主管跟罚5%，部门负责人跟罚5%。

4、属特别重大违规行为的，直接责任人承担全责，主管跟罚5%，部门负责人跟罚5%，部门分管领导跟罚5%。

第六章 申 诉

第十四条

被处罚人对审计监察中心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5日内向审计监察中心提出书面申诉，逾期未提出书面

申诉的视为认可审计监察中心的处罚决定。

第十五条 对审计监察中心处罚决定不服的申诉，审计监察中心应组织进行复议，复议决定为最终决定。审计监察中心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做出复议结论。

第十六条 在复审、复核部门未做出改变原处罚决定以前，仍按原处罚决定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执行。本制度如与上述法律法规有冲突的，按照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审计监察中心负责解释。第十九条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集团审计监察中心

中西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篇6

关键词：行政问责；西方行政问责；完善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13-02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广泛掀起了“行政问责”的热潮。2012年12月10日，笔者通过在百度中检索行政问责一词，得到相关结果约4 460 000个。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也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制度创新。目前，我国在问责制方面还处于初创阶段，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外行政问责制度的比较，以期从西方民主政治、责任政府建设的法治文明成果中得到借鉴，从而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贡献微薄之力。

一、行政问责制度的概念

行政问责中的行政是指国家行政，即公共行政，其含义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定权限按照法定程序履行法定职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的国家管理活动。《汉语大辞典》中把“问”解释为“追究”。把“责”解释为“谴责、惩处”[1]。可见“问责”具有追究责任之意。对于行政问责的概念，国内学者的表述略有差异。李一凡的观点是“现有的问责制研究，大都是从政治和道义的层面，对领导干部在某个事件或问题中应负的责任，采取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以外或并举的责任追究制度。”[2]杨中林把行政问责制表述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辐射到行政权力履行的全过程，使得决策者、执行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3]

综上所述，笔者把行政问责制度的概念总结为：在国家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问责主体对负有行政职责的行政人员的违法、失职及不当行为进行监督、质询并追究相应责任的机制。

二、中西行政问责制度比较

（一）中西行政问责主体、客体比较

1.中西行政问责主体比较

（1）西方国家行政问责主体

由多年的实践证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主体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党问责。西方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某一政党获得执政权必须通过多轮竞选才能实现，他们为了获得更多选票，对其行政人员的行政管理活动进行自我监督质询并追究责任。二是大众媒体问责。西方传媒业十分发达，并且很少受到政党和政府的约束。通过媒体的报道，民众又能更加密切的关注与监督政府官员，形成了另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由此看来，西方国家的主要行政问责主体是以议会问责、选民问责、媒体监督等形式存在的异体问责。

（2）我国行政问责主体

目前，在我国实施的行政问责是同体问责，即政府部门内部的问责，而非异体问责。在我国行政部门中存在着通病，那就是大多十分惧怕掌握着人事权和财权的上级的问责，这一通病便是出现看上级脸色行事，而没有从公共利益和民众的角度来全面考虑的行政行为的症结所在[4]。从我国法律的角度来讲，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问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人大问责却很少启动，更多是在政府问责介入之后，属于事后问责，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始终没能发挥理论上的作用，而只是停留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提案和报告。同时，我国的“第三方势力”，即新闻媒体，则多是被控制在大方向的范围内给予正面报道，而没能对一些负面现象和民众十分关注的事件进行及时、深入的公开披露和报道。

2.中西行政问责客体的比较

（1）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客体

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有较清晰的行政问责客体。首先，西方国家公务员有明确的分类，大致有两种，即事务类公务员和政务类公务员。事务类官员，大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负责部门的日常事务。政务官员是指由民众投票直接选举的官员，如国家领导人、各级政府领导人等。不管是事务类还是政务类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实施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工作绩效负责，并且受到相关行政部门、社会民众和媒体的监督。

（2）我国行政问责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在我国也分为两类：一是各行政机关，二是国家各级公务员。在我国行政职务往往与执政党的领导职务交织在一起，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比如市长往往担任党委副书记。而对于这方面的职责划分法律上却没有确切规定，这种不明确地问责客体很可能导致在行政问责事件处理中错误判决的出现，无辜的人成为替罪羊，该负责的人却没有受到惩处，这些都会成为我国问责制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亟待解决[5]。

（二）中西行政问责方式的比较

1.西方国家行政问责方式

由于西方国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公务员，即政务官员和事务官员，因此对这两种类型公务员的行政问责方式也有所不同。对政务官的问责主要有选民选票罢免、议会弹劾等方式。对于事务官主要是运用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纪律处分。

西方国家的问责方式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惩戒层次的多样性。按照从轻到重的程度排列，警告、训诫最轻，撤职、免职、强制退休最严重，中间还有不同数额的罚款或减薪，不同时间的停职、降职或调职等。其次，惩戒种类的多样性。表现为名誉罚、身份罚、财罚等各种类型[6]。

2.我国行政问责方式

行政机关的自我问责。主要有审计监督、行政复议、行政监察等。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问责。从法理上来讲，对我国行政机关最为重要的问责主体便是人大问责。主要体现质询权的运用、罢免权的行使、撤职权的行使等。社会公众的问责。信访、申诉、诉讼和控告都是我国法律授予公众的问责方式。其他问责主体的问责。除了以上几种问责方式外，还有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各党派等问责主体，其问责方式各有不同。

（三）中西行政问责程序的比较

1.西方国家行政问责程序

在行政问责方面，西方国家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虽然各个国家之间略有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让行政问责落到实处。这里为避免赘述，仅对法国《公务员法》进行分析，简单归纳出西方行政问责程序的四个步骤：第一步，行政机关向纪律委员会提出公务员违纪违法的事实报告。第二步，公务员通过答辩要求行政机关提供自己的全部档案材料。第三步，纪律委员会听取双方的陈述意见，必要时亲自进行调查。第四步，纪律委员会做出决议后，向行政机关提出惩戒建议，行政机关长官决定是否采纳[7]。这四个步骤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2.我国行政问责程序

我国从2003年才开始从实践上对行政问责制进行探索，到现在才不到十年，很难形成一整套完善的问责程序。只能大致分为以下三部分。

一是确立问责。行政问责办公室根据收集和掌握的情况，办理行政问责审批手续，向政府提出，经政府主要领导批准后确立问责。这一过程是进行行政问责的先决条件，只有经过这一过程，才能开展一系列的问责活动。

二是问责调查。问责调查就是指制定问责方案，并以书面形式告知问责对象，要求其准备汇报材料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对问责对象制定处理方式的重要依据。

三是处理方式。行政问责的处理方式由轻到重依次为：书面检讨；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通报批评；诫勉；给予行政处分。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

针对上述中外行政问责制度的对比，笔者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对策。

（一）明确行政问责主体

笔者认为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不断加强政府的自我问责即同体问责，它包括行政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的问责，包括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部门以及政府专门问责机关的问责。另一方面，必须借助政府外部的力量来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即异体问责。这样的异体问责主体在我国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级人大、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问责主体从同体问责过度到异体问责是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要不遗余力的完成好这个过度。

（二）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

在2009年7月颁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之前，我国行政首长责任制盛行，实施的行政问责制大都把问责的矛头指向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党政权力交叉的现象实属普遍。行政首长在实际决策中往往不能独立对事件做出最后的决定，而这一决定权通常是由党委领导掌控的。

《暂行规定》的颁布，是在中央层面首次确定将党机关领导干部纳入行政问责客体中，缓解了问责客体不清的问题，为理清责任人开辟了一个良好的开端[8]。今后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角度进一步探索，建立适合于我国政治体制的问责程序机制。

（三）公开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明确问责程序，才能避免问责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提高问责效率，促成更加规范和科学的问责。完善救济制度中的官员复出程序是笔者尤其想强调的。2009年以来，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关注问责官员默默复出的事件，问责被有些人认为只是为了暂时地平复民愤，缓解当时的矛盾而已。

官员复出容易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是民众对复出的依据、条件、程序不清楚。虽然我国有相关法律规定，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62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但是类似于这样的条例并没有在广大民众中普及开来，有的甚至不知道有重新任命这种规定存在。

参考文献：

[1]罗竹风.汉语大辞典[M].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3：29.

[2]李一凡.中国走向官员问责制[J].环球，2005，（11）.

[3]杨中林.论“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动因及其完善[J].前沿，2005，（8）.

[4]周亚越.行政问责制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83.

[5]谭飞.中外行政问责制比较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0.

[6]张成福.责任政府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7]覃祥.西方行政问责制的比较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1.

问责制度创新的传播学分析 篇7

问责制度的衡量标准

关于问责制度的界定规范问题, 很多学者一直以来主张对行政官员问责制的出台, 是“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的执政理论的体现, 是建设民主政治和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它的正当性在于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 政府则通过官员对人民负责。因此, 行政官员有责任向公众报告他们的工作, 公民有权利要求制裁那些渎职官员, 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环节。③

但是, 现实生活中官员与政治家是有区别的, 两者的角色十分不同, 价值观念有比较大的差别。政治家一般较关注民众的情绪、社会的变化、政策的更新和政治的发展, 富于创造性。官员则更为关注自己的地位、上级的指示、活动的效率和政治的稳定, 谨小慎微是他们的特色。 (4) 执行者的角色和求稳的心态, 使行政官僚倾向于等待上级指令、揣摩和遵循上级意图。因而很多人对问责制的理解上存在一些误区:比如把问责制仅仅理解为责任追究制度, 而且简单理解为上问下责;或是把问责看成是上级对下级某个已知的具体过失的惩罚。这种误解把问责制变成一种纯粹的惩戒措施, 而并非是一种激励、监督、政府行政危机管理的机制。

问责制度起源于官员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处置。“9·11事件”后, 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专门负责危机管理的国土安全部和联邦危机管理委员会, 州政府也设立了危机管理的专职机构, 这种行政管理的方法值得借鉴。2003年非典爆发前后, 以清华大学薛澜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公共管理学者, 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危机管理的一些理念。如果说危机管理是一个以管理科学为核心的多学科研究领域, 那么危机传播则是以传播学为核心, 在危机前后及其发生过程中, 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间和彼此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过程。 (5) 在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中, 每一个中国人都亲历了政府主管部门从刻意回避到被动回应, 再到主动出击的变化过程, 从而亲身感受到了危机传播的重要性。危机可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痊愈期、评估期五个阶段。官员的危机管理能力也可以体现在这五个阶段。

问责制的积极效果在于:鼓励相关责任人尽一切可能防止事故的发生, 降低事故发生率。如果理解和执行存在误区, 那么问责制的消极效果是, 潜意识中鼓励有关方面隐瞒事故真相。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寿龙教授就此分析说:“最近若干年里, 实行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 一旦有公共问题的事故, 当地领导人就很有可能被撤职。其结果一方面促进当地领导人去防止公共事故的发生, 但另一方面也促使当地政府官员, 在发生公共事故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如何把它封锁, 然后再去自己处理, 自我消化。在这种场合, 不封锁消息, 肯定被撤, 但一旦封锁消息成功, 内部消化了, 还有不被撤的机会, 自然官员都有激励去选择封锁消息。” (9) 冯惠玲主编:《公共危机启示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92页。如果问责制度的衡量标准把危机管理能力作为重要指标, 官员们就很可能会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如何预防危机和处理危机上, 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减少危机损失。处罚不是目的, 减少损失才是根本目的。

问责的前提是公开与知情

政府透明, 政务公开。问责的前提是公开与知情。对人民负责首先意味着让人民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果公众不知情, 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 谁没有对公众负责, 无法追究政府及官员的失职行为。只有政府透明, 政务公开, 才能把政府及官员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让企图瞒报事故者没有瞒报的制度空间。而立法机关应该是问责的主体。

纵观近年来对突发事件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 我们可以看到汶川地震时政府与媒体联动, 第一时间信息公开, 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获得成功, 可以看到云南陆良事件中当地政府积极应对, 化解矛盾, 变化语态, 积极引导正向舆论。当然, 我们还可以看到松花江水污染、贵州瓮安、湖北石首等事件中, 由于政府及官员沿袭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内紧外松”的传统传播策略, 而导致事件恶化, 主管部门及政府官员被问责免职。“所谓‘内紧外松’, 是指某些信息只在内部流通让内部紧张行动起来, 而对外保密、封锁信息、保持外部平静的氛围。‘内’, 通常指的是组织内、系统内。‘外’, 指的是组织外、系统外的社会。‘内紧外松’使大部分没有特殊信息渠道的公众认为事件没有发生。”这一危机传播策略曾经被认为在经历了非典后得到了“逐步的修正”, (6) 但是, 在松花江污染事件中, 吉林省政府第一阶段的危机管理手段, 仍然是典型的“内紧外松”传播策略, 其结果是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两位政府高官因未能恪尽职责而去职。近年来, 从汶川地震、玉树泥石流到食品安全、动车事故等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谣言, 政府公布真相后这些谣言就销声匿迹, “谣言止于公开”, 政府话语权在社会实际运行中影响很大, 但在网络社会中影响就未必会大。只有掌握真相的话语权, 才可以占领制高点, 主导网络社会。因此, 公众的信息辨别力从政府信息公开而来, 媒体履行和实现的舆论监督力, 也从政府部门对舆论监督的配合和支持而来。

新闻传播要讲究准确与时效。新闻与其他信息的传播的很大不同点在于它的强烈的时效牲。让承担“社会守望者”角色的媒体发挥重要作用, 有关部门对舆论监督的配合和支持尤为重要。2003年非典蔓延事件后,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了媒体及时、准确报道的重要性。他说:“要按照有利于党和政府开展工作, 有利于组织社会力量共同行动、有利于人民群众自我保护、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的要求, 及时准确传播信息, 积极有效引导舆论。” (7) 根据这个指示精神, 我国从2003年起完善国家各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国务院于2004年5月印发《省 (区、市) 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框架指南》, 2007年11月公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参与制定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学家周汉华谈到, 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 “公开是原则, 不公开是例外”。 (8) 这才是公共危机传播的国际惯例。2008年10月, 中央办公厅22号文件《突发事件媒体不报是失职, 政府不公布也要问责》。它的发布, 使传媒生态得到一个很好的转变。就像30年前 (1978年) 中央一号文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一样, 22号文件极大地解放了传媒生产力。最近, 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坚持把政务公开作为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 继续规范和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加快公开步伐, 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 提高公开的质量和实效, 这表明政府信息公开的重点工作, 实质是推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法制化,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安定民心, 有利于提高公众对信息的辨别能力。

要使问责制度规范化、程序化

目前, 我国问责制的依据是行政性的, 每一个官员的责任比较模糊, 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问责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 被问责的官员往往处于十分消极、被动的地位。在我国的国情下, 官本位意识浓厚, 当官是一些人毕生的追求。而且我们的官场文化强调的是官职是上级给的, 必须而且只需对上级负责, 不对人民负责。出了差错, 往往以“政治前程”作代价。前些时, 出了两起官员用前程担保的事。2012年5月14日, 云南巧南县召开“5·10”爆炸案通报会, 该县公安局长杨朝邦称:“我可以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担保, 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5月25日, 甘肃卫生厅厅长刘维忠通过微博, 力挺练真气打通任督二脉的医疗成果, 再次表示在甘肃全省推广真气运行法的决心:“我50多岁了, 如果牺牲了我的政治前途能换来甘肃中医的发展和患者受益, 我愿意。” (9) 现在的问题是, 一些突发公共事件, 尤其是交通、煤矿等部门发生事故后, 为什么许多业主和地方官员往往采取封堵的办法, 打压记者或者以“封口费”的方式封锁信息?原因便在于“上头知道了, 必然会免职”的心理作祟。而一些隐瞒事故的官员则可以逃脱。在这种文化的背景下, 一旦发生重大事故, 当事的官员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妥善处理事故, 而是百般阻挠或施以贿赂, 拼死瞒报让记者闭口, 或按照他们设计的事故程度和原因来报道。

如果采取“倒置法”, 在问责制度设计的时候, 用一些考核指标鼓励官员上报真实的危机信息;事故发生后, 用一些考核指标鼓励官员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施救, 把事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或许可以遏制官员瞒报、谎报事故信息。2011年, 武汉市电视问政暗访发现, 曾有个别单位按照“任务量”开罚单, 引发一片哗然。2012年7月25日, 《湖北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条例 (草案) 》提请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 提出“规范公权力行使, 强化公共服务, 力争打造全国最优的投资环境”。八种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行政行为, 拟被纳入重点监控范围, 违反规定、情节严重者, 将有可能被降级、撤职、开除公职。条例 (草案) 还明确规定, 行政机关不得对所属执法机构或者执法人员下达处罚指标, 行政部门不得对违法行为采取一律适用上限处罚的方式, 实施行政处罚。 (10)

如此, 具有明确责任体系的问责制, 程序性问责的依据是法律性的, 每一个官员的责任都非常明确。官员是否被问责不取决于临时性的行政决策, 而是取决于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转, 就需要从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转化。完善问责制度的法律基础, 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 尽可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丢卒保车”、“替罪羊”问题。趋利避害, 人之本性。其实, 如果官员在事故发生后, 立即主动向上级汇报, 马上启动应急措施, 抢抓事故处理最佳时机, 表现突出, 指挥得当, 将损失降低到了最小程度, 也是可视为称职的。实事求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制度不能“单打独斗”, 要打包形成系统, 才有战斗力。有了明确的职责、透明的政务, 法规的保障, 公正的评判, 再加上媒体审视的眼睛, 问责制度的消极效应是可以有望得到消解的。

摘要：如何“老有所依”?2012年7月25日, 围绕这一重大民生问题, 一次特别的人大版“传媒问政”在武汉举行——“主人”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 “公仆”是分管养老工作的副市长, 以及武汉市发改委、民政、规划、财政、老龄办等10个相关政府部门“一把手”。这是武汉市人大常委会首次依法采取“专题询问”的方式, 对政府行政管理能力实施监督。

关键词：问责制度,执政理论,重大事故

参考文献

①、②陈凌墨:《武汉市人大常委会首次询问政府市财政局长表示———压缩“三公”经费加大养老投入》, 载《楚天都市报》2012年7月26日, 第A05版。

③陈力丹:《隐瞒信息与问责制的衡量标准》, 载《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65页。

④邓元时、李国安主编:《政治科学原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168页。

⑤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 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第6页。

⑥钟新:《危机传播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2005年, 第123页。

⑦《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载《人民日报》2003年12月5日。

⑧丁强:《中国保密制度重置底线》, 载《新京报》2005年9月20日, 第A22版。

⑨颜福林:《公务员岂可拿前程作担保》, 载《杂文报》2012年7月20日第3版。

国家审计问责制度目标设定探微 篇8

一、中性目标:评价被审计单位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国家审计是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物, 而委托代理关系是由契约规定下来的一种秩序。在国家审计中, 似乎不存在类似于民间审计的基于单个契约的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 但它具有复杂的公务属性, 只能靠法律这一特殊契约来规范。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中, 规定了不同的国家审计委托代理关系。一部分国家的审计机关对议会负责;一部分国家的审计机关对最高法院负责;还有一部分国家的审计机关对政府负责。由于法律所设置的领导体制及工作职责的不同, 不同国家的国家审计在委托人的特定要求下, 开展不尽相同的工作。然而, 在评价被审计单位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公共资金管理是由公民 (以纳税人为代表) 委托政府所进行的一项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民可以委托 (一般是由法律授权由立法机关实施) 国家审计机关对政府使用公共资金的情况进行审计。这时的委托代理关系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到, 有三种委托代理关系:第一种是公民委托政府管理公共资金, 政府充当公民的代理人, 按一定契约 (如法律) 要求有效使用公共资金并接受监督。第二种是公民委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范, 从“立法独立”的制度配置上彻底解决因执行机关自行制定规则而滥用行政权力的问题。而立法机关作为制衡政府的独立力量也不过是公民的代理人, 也需要对公民负责。第三种是立法机关委托审计机关对政府以及政府委托的国有单位等进行审计, 以专业化的公共监督弥补公民个人监督的权威性、技术性不足, 审计机关作为代理人对立法机关负责, 也对全体公民负责。

从三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可以比较容易地做出判断:国家审计是依法对政府及其代理人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的监督;这种监督主要是借助评价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来实现的。

在我国, 由于政府的受托责任并不十分明晰, 加上审计机关领导体制的局限性, 使评价政府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变得不够现实。尽管我国《审计法》明确了审计工作报告提交人大以及政府向人大报告“问题的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 (第四条) , 但国家审计的体制问题会使这一制度配置的效率变得无法确定。可以肯定的是, 我国审计机关在预算执行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方面取得了令公众满意的成果, 在评价被审计单位及相关个人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消极性目标:遏制被审计单位的失职行为

在世界各国的国家审计中, 采用立法型审计模式的国家着力于评价以政府为主体的被审计单位, 这种评价通常是指出存在的问题, 但也有一部分是肯定取得的成绩。如美国总审计局 (GAO) 除了指出政府失误的地方之外, GAO还报告政府运作良好的项目和政策, 并说明相关的进展情况。然而, 这些国家并不刻意考虑对“政府失误”的当事人如何处理的问题。原因是, 在法律授权与组织属性上, 国家审计机关并不拥有处罚权;它既不属于行政机关也不属于司法机关。

行政型审计模式与司法型审计模式的审计机关都拥有一定的处罚权, 这与它们本身的法律授权与组织属性有关。国家审计机关评价被审计单位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并根据评价结果行使处罚权, 从制度配置的效率方面来看是毋庸置疑的。同一机关从检查到处罚, 不存在审计事项的移交, 加强了部门之间的沟通, 使协调成本降低, 并且使得事项的处理效率得到提高。然而, 这带来的问题是, 如果“检查权”与“处罚权”属于不相容的职权, 那么国家审计机关在这种制度配置下, 必然存在滥用或不恰当行使职权的可能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隐性降低审计效率的可能。下面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解析:

1.“检查权”与“处罚权”是否是不相容职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在我国的审计界乃至其他行政领域, 都需要重新考虑。因为, 我国的行政机关均有行政执法权, 进行行政处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审计机关作为行政机关, 具有处罚权也属情理之中。问题是, 由执行检查权的机关再去行使处罚权, 容易出现处罚上的偏差:将在检查中与被审计单位的意见分歧转移到处罚上, 导致处罚过重;行使或主管这两种权力的负责人, 在被审计单位的“收买”下, 拥有从轻处罚的机会。可以借鉴的是, 司法机关内部进行了许多权力的细分, 以使权力之间能够有效牵制;公安侦察、检察起诉与法院审判的权力制衡同样可以用到行政系统内部。作为一种权宜之计, 我国某些审计机关已开始实施“检查”与“处罚”相分离的制度, 但这种在一个行政机关内部进行的权力分离, 究竟能否有效发挥权力制衡的作用, 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验证。

2.“检查权”与“处罚权”由同一执法主体行使存在隐性降低审计效率的可能性。因为, 两种权力由同一执法主体享有时, 后一种权力的行使对前一种权力的行使“信任”大于“制衡”, 对审计证据认定的标准要求放宽, 如果审计机关内部的督导制度不健全, 极容易出现审计质量问题。

不可否认,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环境下, 由审计机关行使处罚权可以有效地进行问责。一个最直接的判断是:只要被检查出重大问题, 就可能被处罚。这种检查与处罚的有机结合, 比单个检查或处罚更有威慑力。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制度比较容易推行的原因。

应当看到, 在广义的国家审计问责制度下, 其他机构利用审计意见进行的处理、处罚同样是属于国家审计问责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讲, 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存在上述的消极性审计问责目标。

三、积极性目标:促进被审计单位更好地履行受托责任

历史上国家审计只注重“批判性”, 而现代的国家审计在“批判性”的基础上更重视“建设性”,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传统审计注重问题的揭露与处罚 (尽管处罚不一定是由审计机关具体来实施) , 但仍然不能消除“年年检查, 年年有问题”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这种审计并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如何消除产生问题的根源。现代审计认为, 健全制度是消除弊端的重要手段, 因此不少国家的审计机关对处罚本身的关注开始弱化, 更加关注被审计单位相关制度的建设。制度健全了, 可以防微杜渐, 更好地促进被审计单位履行受托责任。据此可以判断:消极性审计问责制度的目标可以“治标”, 但是不能“治本”;如果要试图“治本”, 就必须靠积极性审计问责制度的目标来实现。

美国国家审计在实现积极性审计问责制度目标方面值得借鉴。GAO前任负责人鲍舍自从1981年10月任审计长以后, 一直延续了前任审计长斯塔茨在1970年开创的项目评估。他在内部控制立法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被认为是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2002) “404条款之父”。GAO甚至在2007年伊拉克责任拨款法案的授权下, 报告“伊拉克政府是否已实现18项基准目标”。以项目评估与政策分析为主要工作方式的美国国家审计, 已经在积极性审计问责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没有处理、处罚授权的国家审计, 表面上看, 似乎限制了审计功能的有效发挥, 其实不然。审计的建设性意见可以有效解决被审计单位管理工作中的顽疾, 规范管理制度与工作流程, 比消极性的审计问责更有益于被审计单位。正如印度尼西亚审计委员会Prion所言:“外部审计无法挽回国家预算中已损失的资金。唯一的办法是采取措施尽量避免不合理的公共资金支出。说到底一句话:预防胜于治疗。”

在国家审计的实践中, 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看到, 无论现在采用哪一种审计问责制度的目标, 积极性目标都将成为主导国家审计发展的主流。

四、国家审计问责制度目标的融合

在国家审计问责制度建设中, 可以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理解国家审计问责的范围;不应将国家审计问责仅仅局限在国家审计机关这一狭小的层面上, 而应从整个国家治理的广泛的权力体系与功能运作上来考虑。这时, 才可能准确理解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国家审计问责制度体系的差异和精髓, 为进一步完善审计问责制度提供判断基础。

立法型、行政型和司法型审计模式下, 广义的国家审计问责制度并无原则性的差异。但从人们一般能够观察到的狭义的国家审计机关问责制度来看, 具有不尽相同的问责制度目标。如果将其进行归纳, 可以用下表反映:

注:●表示“是”;荭表示“部分是”;○表示“否”。

上表所反映的仅仅是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审计机关在狭义审计问责制度下的目标设计情况,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审计机关的职能定位情况。可以看出, 基于行政型模式下审计问责制度目标的广泛性, 虽然审计机关能够解决更多的问责问题, 但由于多种权力的集中, 会带来工作重心分散的难题, 这是应当予以关注的。

事实上, 几乎每一个国家在广义的审计问责制度目标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真正的差异在于赋予国家审计机关怎样的问责权力, 以及借助相关的问责制度实现怎样的效果。研究国家审计问责制度, 更应关注国家审计机关在审计问责制度中的权力配置问题及其发挥的作用, 而不应当仅仅将视角局限在审计机关如何问责的狭小范围内。

参考文献

[1].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问责法律制度论文 篇9

一、我国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存在问题分析

1. 法律体系不健全

第一, 法律依据偏颇。我国已经出台的很多行政问责制都是各地级部门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出的, 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与不足, 不能在全国范围推行。第二, 规章制度存在缺陷。针对行政问责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主要都是政府规章, 与行政问责法律法规相比更具可行性与针对性, 但是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例如存在典型的通体问责主体, 主要为行政“一把手”;行政问责事由描述模糊不好界定, 操作性比较低;行政问责程序缺位, 几乎没有严密的程度性规定。第三, 煤矿行政问责相对缺失。我国目前并没有颁布有行政问责制的转向法律, 煤矿领域存在的很多法律法规, 但大部分都是行政监管与技术相关内容, 缺失专门针对煤矿安全生产领域行政问责制的规范性文件。

2. 客体范围狭窄

行政问责客体基本为行政首长。根据责任行政原则, 问责对象应该是拥有行政权的行政主体以及行政人员等都必须要承担相应责任, 并且并无等级和职务之分。但是, 就我国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执行现状来看, 行政问责客体基本上都是升级职能部门首长以及市政府、区县政府首长上, 一般公务人员与省政府首长并不包括在内, 行政问责客体范围比较狭窄, 容易造成问责权责划分不清, 责任追求不明确以及行政问责结果出现偏差等。

3. 问责事由局限

第一, 局限重大事故发生。行政问责是指对行政问责客体的何种行为进行问责, 包括行政主体违法违规行为和引发严重后果的行政不作为。就我国行政问责现状来看, 问责事由基本都是重大责任事故, 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不发起行政问责。此种现象在煤矿是安全生产中尤其明显, 发生重大生产事故后, 行政主要是针对行管领导干部事后责任, 以事故调查结果来处理相关负责人, 而对于技术指标、煤矿生产从采矿许可等相关的行政部门与官员并在问责范围内。第二, 偏重事后责任追究。煤矿生产中的安全事故, 往往都是由复杂的事由引发而成, 一次性暴露出中很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只是侧重于事故后责任的追究, 对于引起事故的众多原因经常被忽视不被追究, 致使行政问责预防与减少矿难事故成为空谈。

二、完善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实施策略分析

1. 健全法律体系

首先, 制定统一行政问责法律规范。即在煤矿安全生产领域中, 制定一部专门的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法律, 内容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 对异体问责进行明文规定, 保证监督体系可以有章可循;明确行政问责范围, 对现行的范围进行扩宽, 针对不同问责领域特点制定具体的问责范围;明确行政问责客体等。其次, 完善政府行政问责规章制度。在执行全国性行政问责法律基础上, 对地区政府行政问责规章制度进行完善, 将区域特点与全国性行政问责法律相互结合, 消除中间存在的冲突条款。

2. 规范问责主体以及责任主体

首先, 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监督机关以及煤矿等, 对于地区人大政协、司法机关、个民主党派以及公民、媒体点等都需要参与进去。对问责主体进行规范, 增强其多具有的普遍性、广泛性以及多样性等, 以求不断提高行政问责结果所具有的权威性、公正性以及客观性。其次, 严格落实问责对象。煤矿生产安全行政问责主体是煤矿与当地政府, 但是却不仅如此。应该按照相关规定, 对于将安全生产纳入份内必承担的责任, 并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组织与自然人, 应该就是加强对其的行政问责。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与行政管理职能机构, 上到国务院下到各级政府等;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与煤矿安全生产行管的中介结构和社会组织等。在所有问责主体中, 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为主要监管主体, 而煤矿生产企业则为责任主体。

3. 扩大行政问责范围

首先, 加强对重大责任事故行政问责力度。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范围, 主要包括问责客体所有违法违规。基于煤矿生产过程中将行政问责重点确定在重大责任事故上, 无论是事前领导人员、监管部门以及生产人员的玩忽职守, 还是事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对上级的隐瞒、不作为等, 都会影响行政问责效率。因此, 必须要扩大行政问责范围, 不仅要涉及煤矿安全事故的发生, 同时也需要涉及到行政主体的决策失误、乱作为、监督失察以及官煤勾结等现象。其次, 对为造成重大事故违法违规行为追究责任。对于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构建, 必须要打破传统问责范围局限, 不仅需要针对煤矿生产重大安全事故, 同时还包括对生产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安全生产标准缺陷以及行政人员未造成重大事故的违法行为以及不当行为等。扩大问责范围, 进一步有效控制影响煤矿生产安全的因素, 提高生产的安全性。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必须要加强对煤矿资源安全生产的管理, 加深对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的研究, 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积极寻找解决措施, 以求不断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法律法规, 提高生产的安全性, 降低煤矿生产事故发生概率。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煤炭资源的需求程度也在不断加大, 相应的带动了我国煤炭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在煤炭行业发展的过程中, 因为煤炭生产的特殊性, 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重点关注以及亟需解决的问题。造成煤炭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就是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度不完善, 因此必须要加强对我国煤矿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度的研究。本文试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

关键词：煤矿生产,安全,行政问责制度

参考文献

[1] .江凌, 卢申伟.和谐语境下的权力运作——行政和解制度探析.行政法学研究, 2012 (01) .

[2] .陈鹏.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意义——对当前学说及司法实践的检讨.行政法学研究, 2012 (01) .

要重视中国特色问责制度的建设 篇10

随着我国社会法治化的不断推进，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对政务公开、透明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及对廉洁、高效政府的要求不断提升，“问责制”已在实践中被不断“点击”，并成为反腐倡廉中的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

问责制是现代国家，由选民和行政上级依法追究因失职而造成不良后果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失职的政府高官责任，以强化和明确政府官员职责，提高行政效率，克服行政权力可能带来腐败的一种政治制度。

问责制和行政责任追究制不同。

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古已有之，它是随着官僚政治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直持续到今天，它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运作来完成的，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制度，如我国战国时期和秦朝法律，就规定许多罚则，来促使官吏认真履行职责，并且有朝廷惩罚失职官吏的案例。

而问责制度起源于现代的西方，是伴随现代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而产生和发展，它的基础是现代的政党制和议会制，并且成为宪政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问责制的特点是：问责的主体既包括行政领导又包括选民，并以选民的评判为主导，体现了现代政治的民主性；问责制的前提是官员职责明确，政府行为透明，体现了现代政府的责任性和行为的透明性；问责制通过法定程序，体现了程序的正义性；问责制对失职的官员来说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司法责任，对通过政治任命的官员来说，而且要承担政治责任，体现了权责相当、追究责任的普遍性和法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问责制”已逐步成为依法治国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前6个月，我国省部级高官落马并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就有11起，问责制实施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贯穿其中的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主思想，这一民主思想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

在我国，“问责”的形式虽早已出现，但作为制度还是个雏形，故在树立与问责制相应的民主价值观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特色问责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首先，要注重加快健全和完善政府的岗位责任制。因为问责制是建立在官员职责明确，政府行为透明基础之上的。我们要使每一位国家官员明确自己岗位的职责和所肩负的法律责任，克服传统政府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清、职责不明、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工作失职，不予追究、也无法追究的现象。

其次，必须健全和完善政府行为的透明机制。政府行为的透明机制是问责制的核心内容，如果选民不了解政府官员的职责和行为，也就谈不上什么监督和问责。美国宪法规定，国会必须就其每次会议的内容、辩论、表决、国会的开支等方面的情况向公众定期发布。美国总统也必须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政府官员如果犯法，司法过程要公开，以确保公民的知情权。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公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申诉等渠道获得政务知情权的救济，我们也有必要加大新闻监督的范围和力度，以确保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再次，必须建立和完善问责的程序制度，这是保证问责制实现的重要途径。问责必须是合法的主体，如人大、选民、上级行政机关等；问责的事项必须是有法律意义的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等；问责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如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这些程序都必须以法律具体规定。问责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运作，违反程序规定的问责是无效的。

而要保障问责制的实现，加强各级人大的问责权是关键。人大是我国人民参政、议政、实施法律监督的主要机构，也是实施问责制的最具权威的国家机构。各级人大也应切实履行自己的问责权，以保证民众问责权的实现，人大可以将质询权、特别问题调查权等固有的人大监督制度融于问责制之中，以健全和完善人大自身的问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