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联盟法律制度

贸易联盟法律制度（共3篇）

贸易联盟法律制度 篇1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 整个中国社会几乎处于半封闭或封闭状态, 只有极少数朝代对开放的海外贸易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宋代就是我国古代海外贸易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它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封建体制下的国家海外贸易法律制度。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规范了贸易主体、程序、监管机构以及相关法律责任。这些制度适应了宋代经济发展的需要, 增加了政府收入, 但同时也因为政府对制度的过分掌控, 导致宋代海外贸易未能健康、良性、持续地发展。对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考辨, 有利于从一个侧面了解宋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法律的发展历程。

一、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中的贸易主体

贡赐贸易与互市贸易是宋代海外贸易的两种主要形式。贡赐贸易是指前来宋朝的外国使节用本国物品向皇帝朝贡, 为体现宋王朝厚往薄来、一统华夷和显示我泱泱大国的实力, 皇帝回赐给外国使节中国物品, 且价值一般都远远大于外国的贡品。贡赐贸易实则是一种易货贸易。互市贸易是指中国民间或官方与海外各国贸易商进行直接交易。与贡赐贸易相比, 互市贸易不仅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体现和需要, 也给朝廷带来了丰厚的财政税收收入。因此, 互市贸易是宋代海外贸易法律所针对的主要对象, 它调整着三类贸易主体的行为、权利和义务[1]。

1. 政府。

在诸多贸易主体中, 政府是直接组织和参与海外贸易最多的。在宋代海外贸易中, 政府既是制度的制定者、管理者, 也是亲身参与者。它参与海外贸易有三种主要途径。第一, 以贡赐形式进行变相贸易, 即对海外来的贡品先进行估值, 然后回赐等值或高于估值的中国物品, 如金器、银器、茶叶、丝绸等, 最后将一部分贡品加价后卖出, 从而盈利。第二, 派员进行海外采购。如宋太宗就于987年分四批次派出8人远赴南海藩国采购珍珠、香料、药材、动物制品等等。第三, 强制收购进口货物。宋太宗时颁布禁榷制度, 规定香料、药材等货物无论通过何种途径进口, 最后都只能由政府接手, 民间不得私自从事有关贸易活动。

市舶司是宋代掌管海外贸易的政府机构, 同时也是官方参与海外贸易的最主要机构。按照规定, 市舶司的职责包括对往来海上运输及贸易的缉私、检查, 办理所有海上船舶的入港和出海手续, 收取关税, 征购、出售符合相关规定的货物, 对海外商人使节来华予以接待和管理。971年, 北宋朝廷在广州设立第一个市舶司, 随后市舶司机构又在泉州、杭州、密州、明州等沿江沿海港口设立, 其分支机构也出现在了温州、秀州、澉浦、江阴等地。掌管市舶司的市舶使最开始由知州兼任, 市舶判官则由通判兼任。但后来由于市舶司权力甚大, 而且所涉利益越来越影响朝廷岁入, 所以朝廷专门派朝官、内侍、三班到各地执掌市舶司, 他们直接对朝廷负责。至宋神宗时, 专职提举市舶官的设立, 将市舶司正式纳入中央直属机构序列。

由于外患不断, 宋代政治经济重心南移趋势明显, 致使绝大多数海外国家来使只能通过海路前来朝贡。据《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的记载, 只有政府才参与的贡赐贸易中, 与宋朝交往的有占城、交阯、蒲甘、真腊、阇婆、三佛齐、天竺、渤泥、细兰、鹏茄啰、大食及波斯等国。由于贡赐贸易获利极低, 甚至经常性入不敷出, 北宋政府到后期不得不限定贡赐贸易的人数、时间及规模[2]。

2. 本国贸易商。

本国贸易商是指宋代民间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 他们也被称之为舶商。他们的贸易行为几乎都处于宋朝政府的监控之下。政府有权对本国贸易商的海外贸易主体资格认证作出认定或取消。只有在登记后被政府认定入籍才能取得海外贸易的合法主体权利, 私自进行海外贸易的会受到严惩。就算是获得合法主体认定的本国贸易商也经常被政府强制招募出海进行贸易, 且贸易标的物也由政府强制规定。不仅如此, 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对本国从事海外贸易的贸易商有硬性的财产要求。例如, 往来高丽的贸易商就被严格要求必须拥有三千贯以上的个人财产才能去高丽从事贸易活动。因此, 宋代能从事海外贸易的贸易商基本都是非富即贵, 普通商人是很难进入这一领域的。

3. 海外贸易商。

宋代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商前来中国从事贸易, 在相关法律中规定, 如果一个海外贸易商累积缴纳货物关税达到5万贯, 政府将予以奖励;如累积达到10万贯, 奖励翻倍, 并以此类推。这种有如进口退税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海外各国来中国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例如1136年, 来自大食的贸易商蒲罗辛就因向中国贩售乳香而累积缴纳关税30万贯, 南宋政府特封其为承信郎, 并以赐予公服、笏、履作为奖赏。南宋政府还专门召见蒲罗辛, 期望他回国后鼓励更多的大食商人来华进行贸易, 如果行之有效, 将赐予蒲罗辛更多的奖赏。

针对当时来华海外商船不时遭遇海难的情况, 1099年, 北宋政府规定:如果海外商船在进入中国海界后遭遇海难, 事发海域沿海官府必须全力予以救助;如拯救上岸的商船无主, 市舶司负责登记所有货物, 并尽一切办法通知货主亲属前来认领。为防止对海外贸易商的货物进行冒领或盗窃, 宋朝政府还制定了专门的惩治措施。除了在贸易领域对海外贸易商予以优待以外, 宋朝还以法律形式保护海外贸易商在中国的合法居留权、定居权甚至婚姻权。在往来海外贸易商较为集中的沿海城市中, 有专门供他们聚居的区域, 并由政府设藩长一职负责日常管理。如果海外贸易商在宋朝境内犯法, 由所属藩长定夺责罚, 而责罚所依据的必须是大宋法律。

二、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中的贸易程序

1. 申领许可证。

宋代商人要从事海外贸易, 必须先到市舶司进行申请, 被批准后才能开展。989年, 北宋朝廷下诏, 规定凡欲出海外从事贸易的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两浙的市舶司提请批准, 获批后凭市舶司发放的凭证出海, 私自出海进行贸易的将没收全部货物。后来的《元祐编敕》规定得更为详细:提请出海进行贸易的书面申请应注明出海人姓名、货物名称及数量、出海目的地等详细内容;申请人必须有物力户三级担保, 保证货物内没有诸如兵器等明令禁止出海的物品;出海船舶回航必须凭出海凭证入港等等。如果没有市舶司颁发的许可凭证, 擅自从事海外贸易的, 最低会被判入狱两年或限制行动自由。

具体申领许可证时, 实行属地原则, 由贸易商户籍所在地的市舶司或分支机构负责许可证审批。但在宋熙宁年间, 属地原则曾短暂地被专属管辖原则取代过。当时的规定是:广州市舶司负责审批前去东南亚国家的外贸许可证;杭州和明州市舶司负责审批前去朝鲜、日本的外贸许可证;如果不去专属机构申领许可证或擅自变更出海目的地的, 视为没有许可证, 以违制论处。这样做的初衷原本是为在外贸领域加强中央管理和财权, 但在具体实践中因过分增加了外贸商的成本而很快被取消了[3]。

外贸商申请到的许可证不可重复使用, 仅限当次使用。而且许可证上一般都会写明出海船舶返航期限。如果由于海盗劫持、海上风暴等不可抗力造成不能在规定期限内返航, 将视情况截留出海担保;如果出海贸易商故意滞留海外不归, 其担保人将被处以严厉刑罚。这项规定的目的主要在于保证和增加海外贸易商的交易频次, 从而扩大税收及其他手续费用。

2. 货物检验。

宋代的货物出口检验与进口检验一样严格。对出口货物的检验主要是核对货物品名数量是否与许可证上一致, 以及防止有罪之人外逃和违禁品出口。进出口船舶靠岸装卸货物时, 市舶司等政府机构必须派员到口岸监督相关事宜的进行。

3. 征收关税。

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有关征税的内容是最为重要的, 可以说是几乎所有规定制定的初衷。除由海外进贡给宋朝皇帝的贡品外, 其余一切进口货物都必须缴纳关税。至于关税税率, 没有固定值, 而是经常有所变化。最常见的税率有三档:7%、10%和20%。税率的调整变化主要与政府当年的财政收支、货物种类及数量、进口口岸等有关。每当朝廷国库吃紧, 市舶司就会被命令将关税上调。常见的一般性货物, 如苏木、玳瑁等所缴纳的税率较高, 而诸如珍珠等贵重奢侈品所缴纳的税率却很低。而各个口岸的税率差有时非常大, 同一时期同一货物, 在税率低的口岸只要缴纳4%左右的关税, 而高的口岸可以达到40%[4]。

4. 强制收购。

进口货物在被征税之后, 一般也很难悉数进入正常流通渠道, 而是会被政府部分甚至全部强制收购。如果是政府明文规定的禁榷物, 市舶司必须将货物全部收购, 严禁私人买卖。如果不是禁榷物, 政府也可以根据需要按比例强制收购。至于比例的多寡往往没有定数, 而是频繁因时而变。如果是被政府估值很高的货物, 强制收购的比例可以达到30%, 甚至60%, 那些估值较低的货物被强制收购的比例也较低。这种政府强制收购的政策实则对宋代海外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5. 货物行销。

这一点与强制收购一样, 主要是针对从海外进口的货物而言的。被抽税和强制收购后的剩余货物可由商人自行买卖。市舶司强购的货物以及海外贡品, 一部分直接运往皇城供皇室使用, 剩下一部分则再加价卖给内贸商人, 所得利润上缴中央国库。

参考文献

[1]吕祖廉.宋文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92.

[2]马端临.文献通考[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3]王冠倬.宋元海外贸易性质初探[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4]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1.

贸易联盟法律制度 篇2

一、丝绸之路贸易溯源及法律产生演变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上溯到先秦时代, 在古籍《周礼注疏》中, 就有丝路通商的记录。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所走的路线就是丝路的原路线。后经战乱和西域国家的更迭, 此商贸路线虽几经改道, 但一直得到延续。在这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商贸通道上, 无数胡汉商人将东西方所需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进行运送。起初时期, 一些胆大的边民, 采取试探性运输货物出关, 将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东方特产运到西域。这些东方特产在当地价格飞升, 拥有者成为地位身份的标志, 贩运之人因此获利甚丰。在利益的刺激下, 边贸开始在这条路上兴起, 并逐渐形成规模。大量商贩的出入, 给边关带来繁荣的同时, 各种相应的问题也一一呈现。为解决这些特殊的问题, 自西汉起, 对经丝绸之路进行边贸的胡汉客商制定法律条文, 并根据不同进关时间和生意大小, 发放相应的出入境凭证, 以约束中外客商出入边关和进入中原内地的规章制度。在先秦时期所制定的出入境边关条例已经很全面, 这其中就包括出入境货物的申报, 通关所持凭证, 和入关后的注意事项。通关凭证为“节”, 在关塞办理需一定费用, 一式两份, 边关保存一份, 商人随身携带一份。在往返之时商人出示“节”, 与关塞所保留的“节”进行比对, 完全符合即可放行。如逾期而至或丢失“节”, 需出示“节”遗失地官府出具的证明, 和逾期地的证明, 来证实此人到此的证据, 并补办相应的证明材料, 再缴纳一定的费用即可出入国境。胡商如没有“节”, 就会因违反边关贸易管理而受到刑罚追究, 并禁止商贸活动, 在内地寸步难行。到了汉代, 这种边关通行证也由“节”改为“传”, 其使用方式与以往相似, 也以正副券形式存在。这种边关通行证在内容上又以四种形式进行详细划分, 以1、2、3、4 日为限。在证件设定上, 汉民和胡商“传”的造型也有区别, 所需费用也各不相同。据《汉书》记载, 民商以布钱付“传”资“, 无付金者, 厨传勿舍, 关津苛留”, 由此看来, 当时如果没有买入“传”票, 进出关塞几无可能, 并严格限制无“传”票之人的饮食和住宿。在汉武帝时期, 此“传”票, 更名为后来一直沿用的“过所”称谓。这时的“过所”形式又有所改变, 一是通关过所, 二是行路过所, 即通关后在内地行走吃喝、住宿、经贸活动所出示的身份凭证, 使其更加具有实用性。过所的发放也有严格的审批程序, 由申请、审批、核对、到最后加盖官印结束。对在贸易过程中, 触犯刑律的商人, 不论是汉民还是胡商, 一视同仁, 除按照汉律进行处罚外, 还要加征惩罚性罚款, 以示惩戒。对屡次触犯法律的商家, 停止其经商买卖, 胡人将被驱逐出境。这样的措施, 约束了胡汉商人在买卖过程中公平买卖, 经贸秩序得到很好的控制[1]。

二、唐代丝路法律制度的制定

丝路贸易到唐代, 因社会稳定繁荣, 唐与西域各族势力没有大规模战争, 丝路贸易的经营规模和收益都达到了封建社会顶峰。此时在唐西北重镇商贾云集, 唐政府特在丝路几处重镇如敦煌、碎叶城等地设立边贸集市, 方便中外客商贸易的同时, 也可集中对丝绸之路贸易进行有效管理。丝路通关法律制度到了唐代, 各项实施手段基本沿袭前朝形式。只是在通关过所申请目录中, 填写更加详细, 并增添相对应的法律条文约定。在过所的签发过程中, 各个部门都有严格的规定, 不会再出现一人签发即刻生效的状况。唐代边贸法律与前朝在形式和规格上, 都更进一步, 相关法律条文的制度也更详细, 突出了边贸管理的重要性。唐代对边关贸易有其专门制定的法律。在其特制的法律上, 既体现唐代法律效力, 又兼顾外族民俗等一些成分, 进行专门制定。使边贸管理法律能受到中外商贸人士的认可和执行。可惜这些专门法律典籍, 历经上千年, 记录翔实的丝路边贸法律原本记录已经失载, 仅在《大唐六典》及《唐律疏议》中可以一窥其法律大概内容[2]。

唐代对进入国内和出国手续沿用了“过所”形制, 但对“过所”又进行了详细规定。在《唐律疏议》中记载“, 凡行人度人关津者, 皆依过所所载关名勘过;若不依所诣, 别向余关者, 官司不得随便听便其入出。这样的管理手段, 有效地减少了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环境下, 商人随意出行通关, 对管理造成的混乱和麻烦。即只能从发放过所关隘进出”, 而不得随意从其他关隘进入。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唐边关检查机构可对其商品进行扣留并处罚, 对私自放行的官员, 一经查实, 严厉惩处。在边贸商品出入关隘之时, 唐朝加强了边关出入商品的管理, 勘验程序和手续也进行详细规定。在《唐律六典》中记载, 出入关隘之人, 都要领取过所, 经勘验货物、车马情况, 随行之人都要一一登记造册后, 方可通行。当地军政机构参与勘验。对入境人员各地州、县、府都有勘验的职责, 以防犯罪人员蒙混过关和货物中掺杂危害社会的货品。对私自偷偷过关, 一经擒获将判一年牢狱之刑, 情节严重者, 刑量增加至一年半。“过所”禁止借给他们使用, 一经发现, 过所领取人和借取人都将各自领取一年的刑事处罚。《唐律疏议》中以“不应度关者, 谓有征役番期及罪谴之类, 皆不合辄给过所, 而官司辄给;及身不合度关, 而取过所度者”给出了详尽的解释。同时又进行详细解释, 对借过所而没有出关者, 罪减轻, 同时也对发放过所的官员进行经济制裁。唐朝丝绸之路贸易法律的设定, 使相关法律和触犯事例的处罚都有章可循, 此法律制度, 不但约束了边贸, 同时也对监管人员进行有效指导和监督[3]。

三、唐代丝路有关法令制度的特点和实施方式

唐代丝路法令制度, 经过对前朝的经验总结, 制定了符合当时通商环境制度下的法律,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具体如下:首先, 法令的制定更加完善, 并对丝路法律的性质和地位作了更加翔实的阐述和定位。明确规定了胡汉商人在通关、入关时在其所涉及商贸领域内, 都要严格遵守这个法律法规。对申请入关、出关及勘察检验过程都有详细的说明。使胡汉商人在通关报关、申请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 都能有章、有律可循。对违反以上内容的人, 可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从这个法律制度的制定, 我们可以看出, 唐代对边贸法律的制定已经相当完善和发达。

其次在法律形式上, 丝路贸易管理法律, 所列条例详细清楚, 包括以律、令、格、式等形式。形成了非常完善和系统性特点, 这在《唐六典》、《唐律疏议》中都有对其法律形式的说明。最后是丝路贸易管理的严格特点。唐朝所制定的丝路贸易管理法律, 一方面是为了从商贸中获取利益, 征收其经济税收, 同时也是通过相关法律的实施, 保障胡汉商人在交通贸易时的人身安全, 减少财产损失。通过严格管理和执行, 捋顺了经商秩序, 减少了商人不必要的冒险行为。对违反法律规定之人严格处罚, 处罚方式按所犯法律大小, 从轻到重依次为笞、杖、徒、流、死五刑。对文职人员违反处以免职、除名等行政处罚。这些处罚方式的设定和执行, 从层次上体现了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权力特性[4]。

四、唐代丝路法律制定实施效果和对东西方贸易的促进

唐代对丝路法律的制定实施, 从根本上解决了因双边贸易大增而出现的混乱无序及人身财产安全情况。在丝路通商之初, 胡汉商人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接触进行商品交易, 完全没有安全保障, 以至于后来经常出现劫掠和人财两空局面。边境地区也因此成为社会动荡、民心不稳之地。在此后, 历代统治者都对丝路贸易越加重视, 逐步推出相应法律进行管理约束管制。随着边境贸易的不断扩大, 贸易量到唐朝时达到一个顶峰状态, 这也使唐朝制定的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规也最详细和严格。这样就保证了在人员、财力大幅增加, 货物和货款的大量涌入前提下, 对所有商人的贸易行为进行正当制约, 使其都能按照相应程序来进行贸易交流。使所有商品物流程序合理有序地进行, 买卖双方结算和货物的周转都按法律程序进行。唐朝法律机构发放相应的书面证明, 来签发商人与买卖商品相关的文件, 以便在通关过所时出具, 并按照购买商品数量、类别进行相应的征税。这种措施的有效实施, 不但方便胡汉商人有序合理安全地进行贸易, 还稳定了边关环境局势, 同时扩大了国家税收的征管, 可为一举数得。唐代丝绸之路的管理设定, 并通过健全的法律用以执行, 在法律的保障下, 边贸活动范围不断扩大, 其影响力已达西方欧洲,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行为。这一切都与丝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 有很大的关系。

摘要：唐代丝路贸易规模巨大, 已达封建社会丝路贸易顶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形式。这样的规模和繁荣场景, 都与唐朝所制定丝路贸易法规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唐朝丝绸之路贸易,边关管理制度,法律形式和实施,历史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M].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

[2]欧阳修.新唐书[M].中华书局, 1975.

[3]张中秋.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M].法律出版社, 2002.

贸易联盟法律制度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贸易保护,反倾销,区域次区域,国际贸易合作,贸易联盟法律制度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各大经济体都在从金融、贸易等各个方面采取措施避免危机的复杂化、长期化, 力图促使经济复苏。但是,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 某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 双反争端此起彼伏, 我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减缓。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不利因素及解决出路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加以研究。

我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更多受到的是外国反倾销的贸易保护影响, 特别是一些国家在反倾销程序中, 将我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 采取了不公正措施, 严重制约了我国对外贸易以及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近年来, 我国在对外关系中加快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速度, 建立了区域次区域合作的法律制度, 这对我国扩大国际贸易市场, 转移贸易方向, 减少或消除外国反倾销的贸易障碍起了积极作用。但是, 在我国区域次区域合作的法律制度的大框架下, 实质内容有限, 一般原则多, 致使区域次区域合作关系的法律制度可操作性较弱, 无法完全弥补世贸组织反倾销法律制度的不足, 限制了我国对外贸易活动发展。本文主要针对世贸组织反倾销法律制度对我国贸易活动的消极影响, 以及我国实施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法律制度的完善问题加以探讨。

一、世贸组织反倾销制度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消极影响

世贸组织作为世界最普遍的国际贸易组织制定了普遍适用的反倾销法律制度, 该制度主要包括《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 的有关原则, 以及《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 我国作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应该受其约束。但是, 由于世贸组织反倾销制度存在的缺陷, 以及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作出的承诺, 致使一些进口国为实施贸易保护, 在与我国的贸易活动中频繁设置贸易障碍, 我国经济发展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我国频繁遭遇外国的反倾销始于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加入世贸组织后, 在其法律制度约束机制下, 中国遭遇国外反倾销的状况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 反而成为各国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中国遭遇国外反倾销立案调查数量逐年攀升, 反倾销调查涉及的产品范围越来越广,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对我国采取反倾销调查的行列, 使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严重阻碍。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严重萎缩, 有的甚至退出市场, 中国企业遭受的损失巨大, 据不完全统计, 20年来国外反倾销给中国出口产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亿美元以上。这一状况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速度。

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频繁进行反倾销主要是利用了世贸组织反倾销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世贸组织反倾销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对倾销产品价格的确定方面。世贸组织协定将倾销规定为不公平贸易行为, 其主要判断标准是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产品正常价值。如果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 其出口价格低于在该出口国正常贸易中用于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 即正常价值, 该出口即被视为倾销。[1]根据《反倾销协定》规定, 进口方在确认产品的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时居于主动地位, 任意性较大, [2]进口方的这种任意权使得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制度无法从根本上保证贸易的公平性。

我国频繁遭遇外国的反倾销调查, 常常被给与不公平的“替代国”待遇, 起因于我国被作为非市场经济对待的政策。根据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制度, 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可以采取替代国的价格标准来判断其正常价值, 替代国由进口国自行选择。一些国家利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 [3]在针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中, 出于贸易保护需要, 往往会选择超出我国实际发展水平的国家作为替代国, 限制我国产品出口, 也是我国与其它国家发生贸易冲突的主要根源。

一个国家是否属于非市场经济体制, 世贸组织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中也没有规定统一的确认原则。国际贸易实践中, 不同国家认定标准不同。在非市场经济地位与市场经济地位的界定方面, 进口国可以根据本国的需要进行判断, 形成很大的随意性。

从国际关系实践看, 对一国经济体制性质的判断, 除经济因素外, 还会受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影响。例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起, 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的, 还是民营的早已按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机制在运营, 已经有许多国家承认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4]但是, 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依然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中仍然采取替代国政策。俄罗斯的改革开放始于1992年, 而美国欧盟2002年6月就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9·11事件后, 俄罗斯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与美国进行了实质性配合、, 2002年签署的“北约—俄罗斯伙伴关系协议”, 使俄罗斯享有北约事务发言权, 美俄形成了新战略关系, [5]同时也影响了美国对俄罗斯的认可。

为进一步发展并扩大我国对外贸易关系, 我国与周边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制定了一些法律制度, 建立了区域次区域的合作关系, 这对我国减少和消除国际贸易活动中的障碍, 改变我国频繁遭遇反倾销的被动局面非常有益, 也是我国适用世贸组织法律制度的补充。

二、区域与次区域国际合作的法律制度是对世贸组织法律制度的补充

我国与周边国家或国际组织建立的区域次区域合作的法律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具有论坛性质的法律制度, 另一种是具有一定合作机制的法律制度, 第三种是在经济贸易方面实施实质性优惠安排的法律制度。

具有论坛性质的法律制度主要以会议制度为基础。合作方通过缔结国际条约, 建立会议制度, 制定具有指导性的法律原则。例如亚太经合组织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简称APEC) , 它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 论坛通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的制度进行国家之间的接触与交往。论坛主要是提出一些指导性原则, 以此加强和开放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类似的区域合作法律机制还有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

具有合作机制的法律制度建立有基本法律框架。进行合作的国家在国际条约中规定了合作领域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 成立相应的机构组织。例如我国与东北部邻国建立的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法律制度。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签署有《关于建立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的协定》, 中、俄、朝、蒙、韩五国签署有《关于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准则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协调委员会的协定》, 这些协定构成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的法律框架。根据这三个文件, 中、俄、朝、蒙、韩五国组建了“图们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 负责协调各国间的相互合作和可持续发展;图们江沿岸三国———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还组成了“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 负责经济开发事务, 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合作关系。

我国对外建立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制度中具有实质性合作内容的主要是“10+1”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4日东盟10国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其中具体规定了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范围、措施、起止时间, 先期实现自由贸易的“早期收获”方案, 经济技术合作安排, 给予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以多边最惠国待遇的承诺以及在货物、服务和投资等领域的未来谈判安排等内容, 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合作内容。根据《框架协议》制定的法律制度,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将开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项目。其中货物贸易是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容, 其它全部产品的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都应逐步取消。[6]《框架协议》还对未来自由贸易区涉及的贸易规则, 如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等内容做出了原则规定。2002年《框架协议》签署时, 制订了“早期收获计划”, 决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对500多种产品实行降税, 2006年1月1日, 我国与东盟所有国家的早期收获产品实现零关税, 2007年早期收获项下产品贸易额累计增长了5倍, 我国与东盟10国签署的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正式生效, 规定了双方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开展服务贸易的权利和义务, 以实现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这些区域优惠贸易安排, 可以减少我国在世贸组织法律框架下的利益损失, 扩大出口。

应该说, 我国建立的区域次区域国际合作的法律制度可以弥补世贸组织法律制度的不足。世贸组织协定建立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普遍约束力, 但是很难平衡与满足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同利益与需求。例如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达的国家之间, 由于经济发展关系存在着不同贸易标准, 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发达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不同贸易利益与要求。在世贸组织中,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的对比,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往往体现不够, 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区域次区域关系中, 国家之间以地缘联系为纽带, 以相近的文化、共同的利益为基础, 建立合作关系, 国家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性, 建立的区域法律制度能够更多地反映并维护区域内的国家利益, 对国家利益的平衡与兼顾远远超过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我国实施区域次区域合作的对象主要包括亚洲地区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与我国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更多的共性, 建立的区域法律制度能够更多地维护我国利益, 发挥各国在贸易合作中的互补作用。例如根据《曼谷协定》, 中国与南亚的国家建立了贸易优惠安排。类似的还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另外, 与中国建立区域次区域合作关系的国家基本上都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并愿意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开展与我国建立经贸合作关系, 开展经贸活动。这样, 可以避免和减少因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产生的贸易摩擦, 特别是能够避免或解决倾销反倾销的对抗与冲突, 减少和消除我国对外贸易障碍,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可见, 在我国对外贸易活动中, 建立区域次区域法律制度是我国适用世贸组织法的补充。

三、区域次区域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我国建立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关系看, 其赖以存在的法律制度仍处于初步阶段, 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首先, 构建论坛性质合作关系的法律制度不完善。该法律制度主要以宣言, 纲领、行动计划的形式存在, 缔结的条约仅仅是对成员国共同观点、共同立场、共同认识的宣告, 对国家行为及形成的国际关系发展具有一定的倡导作用, 表明国家在经贸关系方面的合作意向, 为以后的进一步合作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 但缺少实质性合作制度。例如, 中非合作论坛在2000年召开高官会议, 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与《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 宣告了中非建立合作关系的共同认识和纲领, 在以后的国际合作中, 中国分别同非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 同4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 与36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经贸混 (联) 委会机制, 同28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鼓励和保障投资协定》, 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7]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主要建立在双边条约构建的法律制度下,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与《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仅起了达成共识的作用。论坛召开会议形成的最后文件不具法律约束力, 各成员仅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实施作出的承诺。在实施合作的各成员国之间并没有具体合作项目, 也没有实际的操作措施, 论坛制定的原则又没有强制约束力。因此, 合作论坛形成的法律机制作用非常有限。

中国与阿拉伯联盟建立的合作关系也是如此。2004年签署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中阿合作论坛正式启动后,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始了高官会议的对话, 通过对话商讨进一步的合作关系。《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只是搭建了一个区域范围内国家对话磋商的平台, 采取的是松散的合作方式, 其约束范围和效力都非常有限。

2003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也构建了具有实质性合作内容的法律制度。《框架协议》序言规定, 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目标是:

1、加强和增进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

2、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 逐步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 并创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资机制;

3、为各缔约方之间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开辟新领域, 制定适当的措施;

4、为东盟新成员国更有效地参与经济一体化提供便利, 缩小各缔约方发展水平的差距。[8]通过“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中逐步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措施加强和增进合作。但是对倾销与反倾销的非关税措施, 《框架协议》仅列为谈判内容[9], 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

大湄公河次区域、图们江地区以及东盟与中日韩三国 (简称10+3) 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立的是介于论坛性质与实质性区域次区域合作之间的法律制度。大湄公河次区域制定的《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 一致同意在海关程序、检验检疫、贸易物流和商务人员流动等领域采取具体措施, 降低贸易和交易成本, 实现贸易和投资的更大增长。在此基础上, 次区域六国完成了《便利客货跨境运输协定》有关附件和议定书的谈判, 并于同年签署后实施。

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们江地区开发协调委员会的协定》, 中、俄、朝、蒙、韩五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准则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建立图们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协调委员会的协定》为图们江国际合作构建了必要的法律框架。但是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方式基本是以双边合作为主, 合作形态呈松散性, 缺少广泛性和紧密性。在倾销与反倾销的贸易领域更不可能有密切合作的法律制度, 仍处在初级阶段。上海合作组织侧重于政治、安全、信息等领域。

10+3合作机制建立了领导人定期会议制度, 该制度以《东亚合作联合声明》为基础, 《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着重确定了东亚经济合作的重点方向和重点领域, 但是其合作内容依然停留在一般性原则阶段, 没有实体安排。

湄公河次区域、图们江地区与10+3区域经济合作关系仍处于一般性法律原则状态, 虽然具有一定法律机制, 而无实质性合作内容, 要实施区域的贸易合作, 实现贸易一体化, 还需要进一步设立严格约束各国行为的权利义务制度。

我国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制度有一定的进展, 并取得初步成效, 但还需进一步转化与深化。一部分只形成一个法律框架, 缺少实际操作手段, 一部分仅有合作意向, 上述都不足以抗衡反倾销制度为我国带来的损失。

四、完善区域次区域合作法律制度减少反倾销贸易障碍

(一) 广泛开展区域次区域合作减少反倾销冲突

我国建立区域次区域国际合作关系, 目标是通过特定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 这样可以减少贸易壁垒, 促进自由贸易的实现, 消除或减少世贸组织法律制度下, 外国反倾销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损失。要达到这一目的, 我国建立的区域合作关系应该是多格局的, 既建立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的关系, 也应建立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 同时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域合作, 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 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近的政治立场与经济背景, 在倾销反倾销的贸易制度方面更易于达成共识。其次,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域合作, 可以减少或避免反倾销问题上的冲突与摩擦。据统计, 承认我国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中, 除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国家外, 绝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区域合作的法律制度下, 即便贸易关系中出现倾销反倾销问题, 我国也可以避免因为市场经济地位得不到承认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第三, 与发展中国家结成贸易联盟, 可以增强与发达国家抗衡的力量, 规避在反倾销问题上的损害。当然, 我国也应重视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尽管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多的矛盾与冲突, 但在经济贸易方面的互补性不容忽视, 与发达国家在一定区域内建立合作关系, 在倾销与反倾销方面相互沟通, 加深了解, 争取公平往来, 有利于改善与发达国家在倾销反倾销问题上的冲突。

(二) 完善实质性优惠安排法律制度提高区域次区域合作程度

如前所述, 我国建立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关系主要有三个层次, 由此形成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缺少实质性的优惠安排, 不能满足各成员国贸易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也不能充分发挥区域合作的优势, 更无法全面防范经济全球化法律体制下反倾销给我国带来的危害。因此, 在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区域合作法律制度中, 除了继续实施关税方面的实质性优惠外, 还应在反倾销等非关税领域采取更多的互惠措施。在已经具有一定合作机制和具有论坛性质的法律框架下, 应该增加关税、非关税的实质性互惠安排, 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 促使各成员方尽快地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特别是目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反倾销形势, 美国、欧盟等贸易大国公开对我国采取不公平的反倾销措施, 公开实施贸易保护, 我国出口市场受到严重威胁, 而世贸组织协定措施无法全面保障我国利益, 那么, 完善区域合作的法律制度, 扩大区域合作范围, 提高区域合作程度, 对抗外来的损害与威胁, 减少贸易利益的负面影响, 这是我国实施区域次区域合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见《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 (上接第71页) 条的协定》第2.1条.[1]见《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 (上接第71页) 条的协定》第2.1条.

[2]《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第2.2条规定, 进口方在确定倾销幅度时, 可以通过比较同类产品出口至第三国的价格, 或者通过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管理、销售和一半费用及利润确定.[2]《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第2.2条规定, 进口方在确定倾销幅度时, 可以通过比较同类产品出口至第三国的价格, 或者通过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管理、销售和一半费用及利润确定.

[3]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的规定, 我国同意我国产品的进口国在作产品价格的比较时, 可以不使用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的方法.[3]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的规定, 我国同意我国产品的进口国在作产品价格的比较时, 可以不使用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的方法.

[4]见www.mei.net.cn/page/antidumping/3wto2006-10-8, 截至2006年4月已有51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4]见www.mei.net.cn/page/antidumping/3wto2006-10-8, 截至2006年4月已有51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5]朱锋:《美俄新关系的背后——评布什俄罗斯之行》, 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5]朱锋:《美俄新关系的背后——评布什俄罗斯之行》, 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

[6]中国外交部网站资料:《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6]中国外交部网站资料:《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

[7]资料来源:央视国际www.cctv.com, 2006-11-02.[7]资料来源:央视国际www.cctv.com, 2006-11-02.

[8]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1条.[8]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