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风险

国家风险（共12篇）

国家风险 篇1

一、引言

随着全球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 参与国际合作、分享全球资源和市场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对外贸易是这一进程的初级阶段的话, 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就是当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水平和阶段后的必然趋。随着中国经济外向度的进一步加深,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OFDI) 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其年流量从1990年8.3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1029亿美元, 连续10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年均增速34%, 投资覆盖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增长动力去旧换新及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 中国企业“技术强、成本低、经验足”的综合优势将逐渐巩固, 再加上资本项目的便利化发展, “海外中国”的体量将更为巨大。

目前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新平庸阶段, “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成为主要特征, 再加上大国博弈及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增加, 这给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带来了风险与挑战。投资东道国在一些关键领域、薄弱环节通过名目复杂的非关税壁垒来限制外资进入, 大量中资先发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受挫, 或遭遇巨大损失, 令更多后发企业产生畏难情绪, 踌躇不决, 甚至望而却步。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中铝增资力拓、五矿收购诺兰达、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华为进军美国市场等均遭遇重挫。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与东道国环境有关, 包括该国经济、社会及政治状况所引起的一切不确定因素, 如经济恶化、政府更迭、社会动荡、拒绝外债、国家征收、外汇管制和货币贬值等, 上述风险均可纳入“国家风险”范畴。通常定义的国家风险是指在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国际交易或交往中所面临的, 由于受特定国家层面或区域层面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导致债务人暂时或永久丧失履约能力, 或丧失履约意愿, 从而给国外债权人造成经济损失或其他相关损失的可能性, 包括主权风险、转移风险、债务人集中风险、连锁风险、货币风险、间接债务国风险等多种风险。

二、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013年9月, 习近平主席先后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 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倡议, 合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地区, 多是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 它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矛盾, 国别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突出。从全球视野看该区域是东西、南北交汇点, 是大国博弈的焦点, 是政治博弈的敏感区域, 这些国家自然资源丰富, 经济增长缓慢, 社会结构分散, 各主体间的争夺和冲突激烈, 这些国家的国内冲突因子往往根深蒂固, 多半还外溢为地区性问题。所以, 对沿线国家投资中国家风险的管理是中国资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标普 ( Standard & Po r ' s ) 、 穆迪 ( Moody ' s ) 、 惠誉 (Fitch)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IGA) 和国际国别风险指南 (ICRG) 等很多国际机构都对全球各国的国家风险进行评估并发布国别风险报告, 一般定性分析多, 量化分析少。本文根据实证研究需要, 选择国际国别风险指南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ICRG) 发布的年度量化数据, 重点研究政府稳定性 (Government Stability) 、社会经济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法律与秩序 (Law and Order) 三个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OFDI) 的影响。

(一) 样本国家的选择

选取“一带一路”沿线20个重点国家, 包括孟加拉、埃及、匈牙利、印度、印尼、伊朗、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乌克兰、越南。

(二) 计量模型的建立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国家为20个, 包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可全面考察中国OFDI受国家风险的影响状况。本文所选数据为面板数据 (包括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 ,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2003-2013年OFDI的年度流量数据, 解释变量是国家风险中三个有代表性的构成要素, 即政府稳定性 (Government Stability, GS) 、社会经济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SC) 、法律与秩序 (Law and Order, LO) , 控制变量选择东道国GDP。

(四) 实证检验结果

本文运用eviews8.0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检验, 检验结果如下: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一是政府稳定性 (GS) 对OFDI的影响效应为负值, 即东道国政府越稳定, 政权越巩固, 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流量越小;反之, 政权稳定性越差, 中国对该国直接投资流量越大。其主要原因为政权稳定性差的国家经济发展空间较大, 需要吸收外资来支持国内经济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伊朗、印尼等;二是社会经济 (SC) 对OFDI的影响效应为正值, 检验结果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 可接受原假设, 系数β2为1.78, 即东道国社会经济状况改善一个单位, 中国对其OFDI增加1.78个单位;三是法律与秩序 (LO) 对OFDI的影响效应为正值, 即东道国法律体系越健全, 秩序越规则, 对投资的保护力度越大, 中国愈加倾向于向其投资, 例如与东道国签署“双边投资条约”等。由于本文实证分析仅是为了验证东道国国家风险不同指标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 并非用来预测未来的投资流量。上述检验结果中仅社会经济 (SC) 变量通过了检验, 其他的两个变量检验结果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 但不影响其参数的正负, 因此实现了本文实证研究的目的。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对国别风险的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 中国对外投资应侧重于社会经济状况较好、法律体系较为完善的东道国, 即便东道国投资环境相对较好, 但是东道国国别风险仍是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最大潜在风险。中资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 对外投资在管理半径、政府沟通、雇员结构、争端解决等方面都与境内业务大相径庭, 国内多数企业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 尚未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控制系统。“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中国企业“走出去”, 企业“放心走出去”仍需做好以下工作:

(一) 重视尽职调查在投资风险防范中的作用, 加强对东道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评估。尽职调查是企业掌握东道国一手资料的最有效途径, 通过实地勘察进入项目建设地, 充分了解国情、政情、民情, 研究相关国家政治气候信息, 分析潜在风险, 为最终决策提供全面科学的信息支撑。尽职调查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法律、税务、文化等方方面面, 中资企业除了加强内功, 提升投资项目经理的专业素质外, 还应“借力出海”, 利用外部专业机构 (银行、中信保等) 及专家 (律师、会计师等) 的力量完善尽职调查内容, 最大程度摸清东道国投资环境,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实现对东道国国别风险的完整评估, 降低投资风险。

(二) 重视第三方力量在投资风险防范中的作用, 特别是金融工具的使用。在对外投资过程中,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识别风险, 转移风险及控制风险, 只有将识别出的风险因子转移到擅长的相关方, 才能实现风险互担、利益共享。例如, 银行擅长控制资金领域风险, 包括融资闭合、汇率波动、资金监控等, 因此投资方可将上述风险因素转嫁给银行管控。政策性保险机构擅长控制国别政治风险及商业风险, 而国别政治风险往往是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 企业无力承担, 因此上述风险最好安排给中信保等专业机构管控。此外, 担保机构、基金公司、安保公司等机构也有其擅长的领域, 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 将投资风险有效分散到专业的第三方机构, 可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最大程度降低投资风险, 挽回损失。

(三) 重视当地合作伙伴在投资风险防范中的作用, 避免单打独斗。面对境外陌生、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 中资企业不仅要“走出去”, 更要“走进去”, 应主动与东道国当地企业合资成立SPV或采取股权并购的方式间接控制东道国企业, 采取股权并购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将绿地投资中最大的建成风险有效规避, 迅速形成生产力, 缩短投资回收期。与东道国重点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可发挥当地企业在东道国政府部门、社会公众中的口碑及人脉关系, 在项目遭遇风险时, 能够进行有效斡旋, 降低投资损失。例如, 在能源项目中, 为保持在特许经营期间的投资安全及保证稳定的能源供应, 投资人须与项目所在国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 通过政府主动履行特许协议条款和其他协议条款来实现预期收益。

此外, 在对外投资中还应重视遵守国际惯例, 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 尊重当地风俗, 重视社会责任, 通过雇用东道国员工, 解决当地就业, 传播中国文化, 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而不应以单纯的获取资源、经济利益为目的, 真正实现从“经营项目”到“经营市场”的转变。

摘要：近年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 但中资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 中资企业在沿线国家迎来投资“窗口期”, 如何有效甄别、化解、分担甚至规避东道国国家风险已成为中资企业面临的主要课题。本文选择“一带一路”沿线20个重点国家, 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为基础, 量化分析了东道国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环境、法律秩序等因素对中国直接投资年度流量的影响, 并提出了应对国家风险的建议措施。

关键词：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国家风险

参考文献

[1]君合律师事务所.中国投资者对外投资指南[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田泽, 李艳霞.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评价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13年13期

[4]王海军, 姜磊, 伍文辉.国家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综述与展望[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1年05期

[5]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6]徐海龙, 杨汇潮, 江生忠.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作用研究[J].保险研究, 2013 (10)

国家风险 篇2

国家助学贷款的金融风险与对策

 

吴勇

为了解决贫困学生就学难问题，我国政府自开始在一些省份试行助学贷款制度。但由于我国缺少全社会的诚信保障机制，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面临诸多金融风险，以来，全国范围内助学贷款的违约比例高达33%左右。于是，春季以来，全国几大商业银行陆续停止了大部分助学贷款业务。针对这种情况，206月8日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助学贷款政策作了一些重大调整，并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全面实施。7月国家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国家助学奖学金管理办法》，把过去的“国家奖学金”改为“国家助学奖学金”，同时增加了经费数量，扩大了资助范围，修订了管理办法。新的助学贷款政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学生的燃眉之急，但却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国家助学贷款的金融风险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国家、银行、学校、学生组成的综合主体，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组成这一总体的各部分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对于学校来说，助学贷款拖欠率太高会对学校的声誉和未来生源产生负面影响，破坏“银校关系’，影响学校在其他方面和银行的资金合作关系。对于学生而言，助学还贷期限过短、还款时间设计缺乏弹性而导致学生还款负担过重，甚至不能按时归还贷款，产生违约行为。不论是学校、国家还是学生，在助学贷款中的收益都明显高于其各自面临的风险，是助学贷款的极大受益者。而银行却在我国刚刚起步且发展不够规范的国家助学贷款市场中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贷风险

所谓信贷风险，亦称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本息，使债权人受到一定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信贷用风险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借款人的履约意愿出现了问题，这主要由借款人的品格决定。第二类是借款人的履约能力出现了问题。借款人的履约能力最主要还要看其生产经营能力的大小、获利情况如何。

（二）利率风险

所谓利率风险是指由于预期利率水平和到期实际市场利率水平的差异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助学贷款由于实行的是固定利率，利率早已确定，若还款期间出现贷款利率上涨，银行不能因为贷款利率的增加而从原来的助学贷款获得更多的利息收入，因而遭受收益的损失。若贷款归还期间出现市场利率降低或者出现通货紧缩，那么按固定利率还款的借款人就有可能因为还款负担的加重而影响按期归还贷款，甚至可能因资金短缺造成违约风险。

（三）政策风险与法律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国家政策与助学贷款不配套或者相脱离而形成的风险。由于助学贷款具有显着的政策性，其政策风险就比较突出。任何关于助学贷款本身的政策变化会对助学贷款产生影响。另外，任何影响到大学生收入的国家政策都会对助学贷款的回收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法律风险是指因现行法律法规不健全、无法保障银行债权而导致银行产生损失的风险。[1]

二、国家助学贷款的金融风险成因分析

国家助学贷款中金融风险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个人信用的评价机制的缺乏

由于缺乏个人信用体系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极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了商业银行办理助学贷款的积极性。信息不对称可能发生两种情况：

（l）贷款前的逆向选择。那些最积极寻找贷款、最可能得到贷款的人，通常是最可能造成信贷风险的借款者。譬如，某些有超前消费意识的学生，尽管家庭经济较好，但他可能是最努力获得贴息贷款的申请者；反之，一些家庭经济确实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可能出于“自尊”而消极对待国家助学贷款。

（2）贷款后的道德风险。在国家助学贷款业务中，道德风险突出表现在：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大学生，有可能用这笔钱去从事非学业活动，不认真学习，以至受到学校开除等处罚，甚至还有少数人会故意逃避还贷义务。[2]

2、政策法规的不完善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助学贷款的法律法规，银行现在发放助学贷款多按《担保法》、《贷款通则》等金融法律法规发放，而现行金融法律法规都是针对生产性贷款制订的，因而对助学贷款不完全适用。此外还应该看到，我们对欠贷问题的追究还只是停留在行政规定的层次，缺少法律的约束力和稳定性，同时缺乏切实可行的追讨贷款的办法，对故意拖欠贷款的学生处罚力度不够，对银行和学校的不作为行为缺乏监管机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还不够全面和清晰，这此问题都间接的加剧了助学贷款的金融风险。

3、大学生毕业生履约能力不高

借款学生毕业后归还贷款面临三重困难，即①就业的不稳定。②地区收入的不平衡。③低收入，高消费。学生刚毕业，既要为就业、再就业继续投资，又要为恋爱、结婚和孝敬父母花费大量的资金。这使相当一部分人处于恪守信誉与维持起码生存的两难选择境地。

4、缺乏担保，银行放贷积极性不高

国家助学贷款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策性，但却又定性为商业贷款，从银行方而看，商业银行目前正处在上市的关键时刻，对金融不良资产的管理非常严格，造成商业银行放贷的积极性不高；其次，助学贷款是纯粹的个人信用贷款，在目前个人信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银行几乎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从贷款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贷款笔数多、金额少、成本高、收益低，一旦发生呆帐坏帐，收账成本高于收益。因此，银行对助学贷款能拖就拖，能不办就不办，造成目前助学贷款中间冷（银行）两头热（学校和学生）的局面。

三、国家助学贷款的金融风险防范对策

推进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兼顾市场主体各方利益，合理分担金融风险。现阶段，在推进市场化运作、加大捆绑营销力度的同时，重点应强化政府、高校和银行的职责，逐步完善风险管理机制，最大限度的防范与减少金融风险。

1、完善学生的诚信评价体系。针对目前我国个人信用评价机制的缺失，可以尝试建立省级乃至全国的学生诚信系统，详细记录学生贷款信息，作为学生在校考核、毕业评定和就业的终身档案；逐步建立监督诚信行为机制，尤其在人事录用方面，把诚信纳入道德考核范围，同时增强失信行为约束力和威慑力。加大违约风险，同时加大学生诚信教育力度，提高当代大学生的信用意识。

2、加强管理，健全助学贷款相关法律制度。教育属公共产品范畴，财政策应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信贷政策（助学贷款）作为财政政策的补充，在实践中其职能与作用有其局限性。()因此，政府应主要负责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与管理，尤其在现阶段外部配套条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应加强部门协调与管理，牵头研究解决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重大或突出问题，提高信贷政策传导实效。各高校同样应加强组织领导，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明确职责，责任到人，对于组织领导和答理不力的高校建议采取约束性措施。与此同时尽快建立健全助学贷款的相关法律制度，确实做到有法可依。

3、转变助学贷款的担保方式。对于一贫如洗的大学生来说，个人信用是其唯一的担保。但在目前我国信用体系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学生毕业后又流动性很大，导致信用担保等于没有担保，商业银行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贷款风险。因此，化解助学贷款的还贷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变信用贷款为担保贷款。对此可以设立专门的国家担保基金、采用民间担保、让学校（校办实体）或企业担保甚至可以考虑采用学生联保等形式。[3]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风险浅析 篇3

关键词：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措施

一、引言

国家助学贷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我国高校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自1999年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逐步体现了“放宽贷款条件、扩大贷款范围”的思路。经过政府部门、商业银行和高校的通力合作，目前该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据全国学生资助中心统计，从1999年到2008年年底，全国高校累计有436.1万名大学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圆了大学梦，累计贷款金额达337.1亿元。然而，在高校助学贷款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助学贷款形成的大量坏账，成为政府、银行和学生共同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伴随着贷款规模的扩大和还款期限的到来，超过20%的还款违约率问题越来越突出，很多商业银行已经失去了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鉴于借款主体、还款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借款主体未来偿还能力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助学贷款政策在我国实施的时间还很短，尚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仍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及风险的防范进行探讨和研究。

二、国家助学贷款存在的问题

1.贷款手续繁多，获贷比例偏低

据教育部调查统计，目前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15%～30%，其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所占比例为8%～15%。然而，到目前为止，获贷人数却远远低于这一比例，1999年至2008年，实际获贷人数和贷款金额都没有超过申请总量的60%。可以看出，相对于众多需要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我国助学贷款的总体资助力度还是不够。另外，國家助学贷款的手续繁多，给部分贷款学生带来心理压力。不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先要在村、乡（镇）开证明，然后接受高校审查，还要再经过银行审批，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最后还不一定能拿到贷款。有学生因为贷款手续太烦琐、压力太大没有办理贷款，而是选择缓期缴纳学费。

2.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过高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银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由于商业银行的本质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使得它们在经营国家助学贷款业务过程中不得不考虑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平衡关系。国家助学贷款是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业、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而发放的，具有鲜明的政策性目标。作为政策性很强的金融贷款，国家助学贷款把这种高风险转嫁于银行身上。对银行来说，它必须承担全部风险，而能够获得的利润却与其承担的风险不对等，这就造成银行对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银行提供国家助学贷款是由于来自政策的压力，而银行承担的风险过高必然会给助学贷款的运作带来困难。2003年，国家助学贷款因为银行无法承受过高的违约率曾一度暂停就说明了这一点。为鼓励银行积极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2004年，国家进行政策调整后，引入了“风险补偿金”的激励机制，给经办银行一定的风险补偿资金。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最终承担风险的还是银行，这就造成银行顾虑重重，不敢贷款给学生。

3.大学生诚信意识缺失

目前，不少社会公众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讲信誉、守信用、重信义的重要性，更没有切实树立“信用至上”的观念。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在校大学生及刚刚走向社会的高校毕业生。大学生的诚信意识缺失是造成国家助学贷款违约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社会上对违背信用等有失道德准则的现象越来越宽容，部分高校忽视对学生道德理念的培养，诚实守信等道德观念难以深入学生内心，加上部分高校对助学贷款政策宣传不到位，使学生对国家助学贷款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主要表现在：学生的贷款心态不正，信用意识淡薄，部分贷款学生不履行告知义务或故意隐瞒收入状况，而部分有偿还能力的毕业生也存在拖欠贷款的现象，没有履行当初贷款时的承诺。

4.大学生毕业后收入水平低制约还款能力

近年来，随着高校不断扩招，高校毕业生数量每年都大幅度增长，造成一部分大学毕业生无法及时就业。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大学生就业难、收入低，使贷款学生面临巨大的还贷压力。那些不能顺利就业的毕业生无法按时偿还贷款，而能够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收入普遍较低，部分毕业生的收入甚至难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缺乏家庭背景，很难依靠自身条件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他们既要背负着家庭和生活的责任，又要偿还大笔贷款，同时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大多数学生都无法得到家庭的支援，自己短期内难有积蓄，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偿还贷款。这些是导致贷款学生债务偿还能力较低的重要原因，增加了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性。

5.对贷款学生违约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

自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以来，国家下发了很多文件、办法和意见，多次修正或增加对贷款发放的激励条款，如无需提供担保、财政给予贴息、风险补偿金等，但在约束贷款毕业生按时还贷方面收效甚微，尤其是催收、追讨欠款方面，缺乏有效手段。目前，国家助学贷款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没有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系统。在美国的个人信用系统中，逃税记录和助学贷款违约记录将会终身相伴，银行很容易对贷款个人和家庭的收入、信用状况进行评估。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个人信用系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完善，信用资料极其缺乏，个人信用状况无法评估。因而国家、银行、高校和学生无法共享国家助学贷款的信用资料，缺乏统一协调，影响了助学贷款的发展。

三、完善助学贷款政策的措施

1.建立和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的法律法规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它事关国家的长远利益。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助学贷款制度相比，我国的助学贷款政策尚有不完善之处。为促进助学贷款政策的健康发展，我们要强化政府、银行和高校的责任，尽快建立和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的相关法律法规，使之形成有效的专项监管制度，以保障助学贷款政策的顺利执行。因此，制定建立在现行助学贷款政策基础上的《国家助学贷款法》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准确界定国家助学贷款的性质，明确有关部门、当事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建立法律保障机制，明确助学贷款的主体、操作办法、违约责任等问题，以法律形式规范国家助学贷款。对执行不力的地方政府、高校以及银行的主要负责人要依法追究其责任，不能因其本部门的小团体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对恶意欠款的毕业生应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其责任，有效惩治违约行为。

2.简化贷款手续，提高贷款覆盖率

现行的国家助学贷款手续过于繁多，要改革目前的状况，首先应该简化助学贷款的手续。只要贷款学生有生源地村、镇或者高校出具的证明，银行就应该发放贷款。其次，应该提高国家助学贷款的覆盖率，切实提高助学贷款申请人数占在校生的比例和贷款的最高限额，特别要考虑地区差异、学习层次差异等因素。银行要主动加强与学校、政府部门的联系，尽可能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提高国家助学贷款额度，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甚至一定情形下的生活费都可以享受贷款，基本满足他们的需求。

3.建立灵活多样的还款方式，延长还款期限

贷款学生还贷负担过重是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根据毕业生收入的差异性，提供多种还款方式供贷款学生选择，助学贷款的还贷率才会有较大的提高。除了传统的“分期定额还款”，还可以增加“分期不定额”或“定期不定额”“分期递增”等多种还款方式，其结果都能够减轻毕业生还本付息的压力，有助于助学贷款的有效回收。“分期递增还款”的方式即在贷款学生毕业初期还款数额较少，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加偿还数额。这种还款方式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更为合理，对降低拖欠贷款起到明显成效。此外，目前澳大利亚等国家采用的按收入还款的偿还方式也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现行的政策在还款年限上规定：“毕业后视就业情况，在1～2年后开始还贷，6年内还清。”在当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前提下，不少贷款学生在毕业一两年内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一份工作，6年的还款期限给刚刚就业的大学生增加了过重的经济负担。从国际上来看，大部分国家的助学贷款还款期都在10年以上，比如，泰国学生贷款计划的还款期限为15年，这还不包括两年的宽限期；印度早期的国家贷学金计划也规定了贷款还款期限为8～10年。相比之下，我国的助学贷款还款期限显得过短。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将还款期限延长至毕业后10年甚至更长，至于具体期限可根据地区和行业差异而有所区别，应有一定的弹性。

4.建立和完善全国性个人信用体系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无需经济担保的银行信用贷款，其健康运行需要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支撑，必须建立在健全的个人信用制度基础上。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建立的可实现全国联网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于2006年1月正式运行，但信用档案还需大量扩充，其功能还不能完全承担起对贷款毕业生经济状况和还款能力的跟踪管理。全国性个人信用体系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单单依靠银行系统自身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因此，国家要加大投入，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利用先进的信息和技术手段，逐步构建全国联网的个人信用征询系统。通过信用系统，将贷款学生的个人信息、贷款情况等记录在案，并及时更新，以保持信息的有效性。这样，不管获贷的毕业生走到哪里，都要接受社会的监督，政府、银行和学校都能随时掌握贷款大学生的情况。通过个人信用系统可以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助学贷款提供较为全面、翔实、透明的信用信息，从而对贷款学生形成制約机制，以此来对毕业生的个人行为进行约束。

5.加强对贷款学生的诚信教育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项个人信用贷款，申请时无需担保或抵押，在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系统的情况下，暂时还没有更有效的措施对违约学生实施制约。在此情况下，贷款学生主观意愿上是否按时还款就成为能否收回贷款的关键因素。面对当前大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缺乏的危机，加强在校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在个人信用方面应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正面引导教育，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健康、持续发展。各高校要通过课堂教学、社会实践等载体，把诚信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和毕业教育体系，帮助学生牢固树立诚信意识。要让每一个学生清楚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规范的情况下，珍惜个人的信誉，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对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非常重要。此外，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强化日常管理，把诚信表现纳入学生日常德育考核体系。

参考文献：

[1]谢洋.国家助学贷款10年惠及436万大学生[N].中国青年报,2009-05-01.

国家审计风险及其应对 篇4

一、国家审计风险成因的分析

(一) 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目前的审计法规体系仍然不够完善, 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瞬息万变, 审计活动面对的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因此, 新形势下, 现有的法律和法规无法对所有审计过程中可能碰到的新问题完全规范到位, 使得现有的法规相对落后。此外, 中国现在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期间, 许多不确定因素和违规行为仍然十分普遍, 超出经济问题范畴的事项存在, 导致没有审计和处理处罚的法律依据, 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政府审计的风险。

(二) 审计体制不合理

在我国, 政府审计机关根据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指示行事。根据当地政府的行政和业务的双重管理体制的指导, 审计机关在行政上隶属于地方政府, 在业务上“既要听从上级审计机关的指挥, 又要服从地方长官的‘意志’”, 而且还要为地方经济提供服务, 同时也为当地的政治服务, 在夹缝中成长, 这样就违反审计独立性。又由于当地政府可能产生的一些非理性干预、胁迫和诱导, 使审计的客观性、公平性遭到损害, 同时增加了审计风险的可能性。

(三) 监督机制不健全

相对于社会审计而言, 国家审计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我国政府审计机关内部机构设置没有考虑审计职权的分立和相互制约, 部分审计机关的复审机构不完善或表面完善实则空谈, 造成无监督或监督不严的情形。目前整个审计过程中通常都是由一个业务部门完全负责审计项目, 包括审计立案、审计计划、审计验证、审计审判、审计执行, 审计机关实行项目审计时又没有形成内部约束机制, 使管理部门很难对审计过程进行事前、事终管理, 因此, 形成了潜在的审计风险。

(四) 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较差

审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能力不高是产生审计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的审计事业起步较晚, 审计队伍相对年轻, 很多审计师的经济理论、基础技术项目理论、IT知识缺乏, 不符合现代审计制度的要求, 极大地影响了审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正常进程很难按照审计工作的要求进行, 直接导致审计风险的产生。

二、国家审计风险的控制措施

整个社会的审计风险在改革的大潮中不能避免, 但可以减少。这里有一些措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政府审计风险。

(一) 健全法律法规

完善审计法律法规体系, 建立健全审计监管制度, 加强审计工作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建设, 最大限度地减少审计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会计法、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在具体工作中要有效落实, 尽快改善实施细则, 把法律规则的审核标准和审计风险控制作为审计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础审计的层面上, 必须遵循国家审计署的规则, 以确保审计工作质量。

(二) 完善审计体制

我国可以借鉴外国的审计制度, 从行政型审计体制过渡到立法型审计体制, 就是让国家审计成为立法系统管理的一部分, 隶属于立法机关, 这样, 国家审计就不再依附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 确保了其独立性, 从而审计风险得到规避。随着条件的成熟, 审计独立性会随着新的审计体制的确立而得到解决。在当前尚不具备改革我国国家审计体制的条件下, 现行审计体制的作用与效率还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

(三) 加强审计监督

我们可以尝试实行“业外监督”和“同行评议”。业外监督, 可以分为公众的监督和政府部门的监督审查, 政府部门监督就是像由纪检部门、财政部门进行对审计机关工作的评议和监督。同行评议, 是加强政府机构的外部监督, 确保政府审计质量的重要机制。同行评议的主体一般包括同一级别不同的地方审计机关或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等, 为同行评议奠定了业界同行之间进行监督和审查的基础。此外, 还要定期向公众开放对政府审计质量评估的结果, 以提高他们对政府审计情况的掌握, 扩大外部监督的力度。

(四) 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

在国家审计人员的招聘中, 可以适当提高“门槛”的程度, 提高学历的要求, 同时提高审计的实践经验要求, 加大社会在职人员招聘力度。其次, 加强审计师的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 从根本上提高理论水平和专业能力、提高业务技术、提高审计人员的宏观意识和综合素质, 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对于能力较高和潜力巨大的人, 要定期轮换岗位, 通过不同环境的磨练, 使他们提高知识水平、增长工作经验。

总之, 国家审计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重大, 同时, 导致形成审计风险的原因也很多, 它存在于整个审计活动中。审计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但不可以完全消除。因此, 在工作中,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深入实际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并采取有效措施, 防范和化解审计风险。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地控制国家审计风险, 从而使审计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保证。

参考文献

[1]刘群.审计结果公告的风险防控[J].现代审计与会计, 2011 (4) :334

[2]吴媛媛.论国家审计风险的控制[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8 (14) :36—41

[3]杜晋华.关于审计风险和成因及控制[J].会计之友, 2011 (15) :77—80

国家风险 篇5

2011年10月13日 22:07 来源：新华网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13日在北京挂牌成立，填补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领域长期以来缺乏专业技术机构造成的空白。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是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的公共卫生事业单位，经费来源由财政全额保障。评估中心作为国家级专业技术机构，承担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交流和食品安全标准等技术支持工作。评估中心采用理事会决策监督管理模式。卫生部是评估中心的理事长单位和举办单位，负责评估中心的党务、行政、后勤等日常事务。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农业部为副理事长单位，国家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为理事单位。理事会成员还有医学、农业、食品等领域的专家和服务对象代表等。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评估中心成立仪式上讲话指出，成立评估中心是实现食品安全“预防为主、科学管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国务院事业单位改革跨出的关键一步。评估中心要全面履行职责，不断提高工作水平，主动研究分析食品安全风险趋势和规律，充分调动和发挥专家作用，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科学决策，努力提高政府食品安全科学管理水平，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不断提高中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据评估中心主任刘金峰介绍，评估中心组建初期核定财政补助事业编制200名，业务技术部门包括风险评估、风险监测、风险交流、风险预警、食品安全标准、参比实验室、数据信息分析等单元。目前、评估中心在各地设有300多个监测区域，在超市、农贸市场等处有大量采样点。

中国公民海外投资贸易的国家风险 篇6

这就是近年海外投资热中中国投资者不得不认真面对，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为保护本国对外投资商的正当权益，必须评估、预警并努力帮助化解的国家风险

在国家风险概念尚处于学者书斋的上世纪90年代初，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友谊集团董事长陈湘舟，成了俄罗斯金融政策变动的第一批受损者。

金融突变的百万学费

1993年6月24日，俄罗斯中央银行宣布，1992年以前发行的货币全部停止流通。俄罗斯公民或持有俄罗斯居留证者在8月7日之前必须到银行兑换新币，但每人兑换数额不能超过35000卢布，约合35美元，将近300元人民币；同时，俄罗斯海关禁止携带大量卢布出境。

“将近100多万人民币的卢布变成了废纸，一家人看着那3麻袋钱掉眼泪。”陈湘舟回忆道，大街上到处都是焚烧旧卢币的人，还有人为此绝望自杀。

陈湘舟在中俄贸易中获得的第一桶金，因俄罗斯的这次货币政策突变而灰飞烟灭。

1998年，陈湘舟已经在俄罗斯成立独资公司，由于对俄罗斯金融风暴毫不知情，从国内汇了10万美金到当地一家濒临倒闭的银行。他到俄罗斯后，会计说那家银行已经倒闭，钱没有了。“以前在国内根本没想过银行竟然也会倒闭，10万美元的学费也实在太贵了。”

1998年，俄罗斯第三次更换货币，将所有原卢布的面额都变成原来的千分之一。由于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陈湘舟在俄罗斯开设的独资、合资公司都花高薪聘请懂得当地政策的员工，一般都能提前获知相关政策的可能变动，做好预防，从而规避风险。“所以这次只损失了20多万人民币，还不那么心疼。”

“以前在俄罗斯做生意，最怕的就是政策不稳定。但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经济走上正轨，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政策出台相对稳定，做生意比以前容易了。”陈湘舟说，去年开始，他们大的项目都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惟一的非营利性政策性保险公司——投保，“即使俄罗斯再有重大政策变动，也不会像过去一样，一下子变成穷光蛋。”

非洲洛美-科托努大迁移

持续升温的经贸、投资热让非洲成为新的淘金胜地。2006年，中国首次成为最大对非出口国。

1995年，陶短房就到非洲经商。经历多年的商海沉浮，他并不认为非洲淘金梦如常人想象中甜美，频频慨叹在非洲经历的国家风险，就是“一部血泪史”。

提及“洛美-科托努大迁移”，让不少在非洲从事纺织品贸易的老华商仍心有余悸。上世纪90年代末，多哥收紧关税政策，导致贸易成本上升，原来在多哥首都洛美经商的大批中国纺织贸易商不得不转移到邻国贝宁开业。这使得2000年前后，贝宁首都科托努成为中国民间贸易在西非的明星城市。

但从2003年至今，贝宁新政府也不断提高关税、改变行规，试图保护本国商人，限制外国商人经营。

《贝宁政府关于某些纺织品贸易管理的第21号决议》规定：纺织品进口商只能批发(整集装箱)给在贝宁的法人和半批发(至少5包)给持有商人职业证的零售商。批发商或半批发商未经贸易主管部长特批不能零售。

决议颁布后，外商在规定期限内受到严格监督。不但当地政府部门派出众多便衣密探，当地贝宁人还会自发组织明查暗访。

这些规定破坏了当地原本分工明确、经营有序的纺织品市场。原来是中国人做大批发，印度人做小批发，当地人零售和出租店面。21号决议出台后，不到3年时间内，印度人店铺由上千家缩减到两百多家。而中国大商户也由近30家缩减了将近一半，剩下的也在计划搬走。

陶短房所在的公司之前平均每个月可以销售6集装箱，21号决议实施后一个月只能卖两个集装箱，不得不把刚租的大仓库和好门面全部退掉，撤出经营了7年的贝宁市场。

陶短房为此曾专门作了一首七绝：“腰上空囊肩上枪，主人失色客无光；三番摘得瓜儿尽，好剩空藤向税郎。”

此时，多哥政府意识到外商流失对本国经济的影响，重新开始实施减少关税等优惠性政策招揽外商。贸易热潮反向运转，大部分商人又回到多哥洛美开展经营。“这样的往返迁移让不少公司血本无归。”陶短房说。

走出去战略的风险隐患

中化集团是中国一家在石油、化肥、化工行业有很大影响力的跨国企业集团,据介绍,在“走出去”战略和国家能源政策鼓励下,中化积极“走出去”，通过并购方式获得海外资源。这几年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海外投资策略，并取得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目前在厄瓜多尔、中非、中东、突尼斯、巴基斯坦都有油田开采。农药、医药原料、化工产品等出口贸易则在第三世界国家获得了很快发展。

从事海外石油投资的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政策变动有切肤之痛。今年10月4日，厄瓜多尔总统科利亚签署一项总统令，宣布即日起该国将原定与外国及私人石油企业的超额油价(原油价格上升至原协议中所规定之特定点以上)分成比例由50%提高到99%。这一投资东道国的政策变化，让在拉美有投资的中国石油企业深受其害。

这并非孤立现象。根据玻利维亚政府的法令，自2005年起日产量达1亿立方英尺天然气田的所得税将由原来的18%提高到82%。2006年3月，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新设合资公司的特许使用费由2004年底的16.7%上调至33.3%，并非2001年有关法律所规定的30%；所得税则由原先的34%上调至50%。

国家风险分析专家、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陈晓蔚介绍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府政策左转，导致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一些战略性领域限制或者禁止外资进入，在能源等领域政府的控制不断加强，有些国家甚至对资源性企业实行国有化，并调整其税收政策，导致在当地进行资源性投资的企业面临风险。

除了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贸易逆差严重、外汇储备水平低下、债务负担沉重等因素扩大了宏观经济风险，政治上的巨变、反对势力的暴动，社会上的罢工、法律或制度的突变，都给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增大了国家风险。

“一个国家的宪法与它的实施方式之间的关系是评估政治风险的一个基本标准。”陈晓蔚说，依据宪法和法规先例行事的政府相对具有更高可信度。而另外一些国家，宪法的滥用或频繁修改，都只是为了达到政府目的。某些国家的政治风险是由政党中的关键人物造成的，因为他们的个人影响要大于政党集体智慧。而一些国家的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办事效率。另外，腐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缺乏透明度和腐败通常预示着国家存在政治风险。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的政治倾向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地缘政治学、国际道德和宗教差别等影响仍然很重要。

政府介入的风险评估

2001年，为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化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家风险的专门机构。

为了推动本国出口贸易，保障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推出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的非营利性政策性保险业务——出口信用保险，承保国家风险和商业风险，其中商业风险包括买方信用风险(拖欠货款、拒付货款及破产等)和买方银行风险(开证行或保兑行风险)。

“目前，我国企业和公民在进行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活动中，可能遭遇到的国家风险主要包括战争、政府征收、违约、汇兑限制和国有化等。” 12月17日，负责组织编制《国家风险分析报告》的陈晓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危险系数较高的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也就是除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代表的传统市场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这种国家风险，影响面大，破坏力强，并呈现突发性和高度的复杂性。当风险事件发生时，即使政治强势、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不能幸免。

从2005年开始，陈晓蔚和他的同事们选取40多个指标，建立风险模型，对全球191个主权国家从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四个方面进行考评，将各国分为1～9个级数，风险指数逐级增高。在国家(地区)信用风险图上表现为从红色系到淡青色的九个颜色渐变，版图的颜色越深，国家风险越大。

2007年度《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国家风险水平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等地区，这些国家约占全球6成以上，且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国家风险水平最高的国家分布于非洲。

该报告显示，与前两年相比，中国海外投资商面临的国家风险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中东欧和非洲地区的风险水平整体向好趋势明显。如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家风险下降最为显著的是俄罗斯，其国家风险由过去的第7级下降为现在的第5级，进入中等风险水平。

中国的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荷兰等国的国家风险在9级评估体系中居于第2级(风险较低)，韩国的国家风险系数较去年有所下降，由先前的第4级下降到第3级。

中国周边邻国如印度等的国家风险系数普遍有所上升，与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同为第6级，老挝、蒙古和巴基斯坦等同为第7级，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缅甸则为第8级，这些国家均属国家风险水平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玻利维亚、西班牙、希腊、斯里兰卡、黎巴嫩、以色列和伊朗等国家的国家风险均有所上升，其中玻利维亚、斯里兰卡、黎巴嫩和伊朗为第8级，西班牙为第3级。原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国家风险最低的国家瑞士，由于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导致仇外主义的极右翼势力有所抬头，使得该国的国家风险较以前有所上升，由先前的第1级上升到目前的第2级。

陈晓蔚解读《风险报告》时特别提到，“2007年全球有近3成国家对我国企业的国家风险水平显著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国家暴露出新的风险信号。”

为争夺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引发的地缘冲突、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导致政府政策左转、地方武装冲突、次级债风波、高油价、贸易保护主义，新的风险信号不断出现，进行海外投资贸易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如果仅仅采取传统的风险规避手段，已经远不能抵挡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的国家风险，而应通过“庇护机制”“合同锁定”和“保险转嫁”等新手段利用外部资源规避风险。

国家风险的国家化解

“我们是技术起家的公司，面对风险非常保守。不能有收款风险，必须百分之百回款。但市场人员又不能放弃机会，就采用风险转嫁的方式。初始阶段，我们先把设备卖给别的公司，再由他们去风险大的国家交易。但这样做几乎损失一半的利润。”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本部副总经理李华宇说。

实际上，正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张卫东分析，大多数企业直接采取了避免在风险过高的地区进行工程承包或投资活动；自行承担发生频率不高、预期损失不大的风险；采取投资主客体的多元化措施、技术和市场控制手段以及本地化、社会责任及企业文化建设活动等预防性措施，分散或减少国家风险。

事实上利用外部资源规避风险的手段虽然更加复杂，但也更为有力。企业可以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多边投资保护体制 (《华盛顿公约》)寻求对自己投资的保护；采取合同或资本、期货市场的对冲交易锁定汇率、产品或原材料价格变动风险；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规避项目所面临的自然和部分商业风险；通过购买出口信用保险和投资保险规避国家风险。

2002年，委内瑞拉海关和国民卫队希望批量采购同方威视的固定式集装箱检查系统。但委内瑞拉美元短缺，能提供融资的公司才能中标。鉴于中国银行和委内瑞拉财政部有过多次业务往来，双方的合作、贷款协议、流程都比较成熟。同方威视国际业务本部总经理孙晓明去中国银行寻求合作。银行对此项目表示感兴趣，但鉴于委内瑞拉当时的局势，在出具融资意向函之前，需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具保险意向函。

2002年4月11日，委内瑞拉石油工人大罢工，数十名高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不再承认查韦斯为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被扣押。47小时后，查韦斯又重新回到总统府，再次宣誓就任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短短两天之内，委内瑞拉就出现了四位总统，第一位和第四位都是查韦斯。在政变中取代他的临时总统卡尔莫纳，仓皇辞职后，被军方投入监狱。

局势动荡让中国信保公司不得不慎重对待该项目，为此召开专题研究会，详细讨论和商量是否可以承保。

关于国家审计风险防控的思考 篇7

一是改革国家审计体制, 提高审计独立性。在管理体制和审计经费方面要保证审计机关独立性。《审计法实施条例》指出, 审计机关履行职责的必需的经费预算, 在本级预算中单独列项, 由本级政府予以保证。但在实际工作中, 除审计署和部分派出审计机构实行审计费用自理之外, 其余审计机关隶属于当地地方政府, 运转经费也来自于地方财政, 审计独立性大打折扣。鉴于此, 应努力实现审计垂直管理, 以保证审计独立性。

二是强化审计质量控制制度, 规范审计工作程序。为确保各项审计工作和审计项目的质量符合国家审计准则的要求, 审计机关应当制定和运用审计质量控制政策与程序。一是审计工作的全面质量控制政策与程序, 至少应当包括:审计纪律;专业胜任能力;委派督导对质量控制政策与程序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控。二是各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程序。在审计项目质量控制中, 负直接责任的审计组长应当执行全面质量控制政策与程序中适用于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程序;督导人员应当考虑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等因素, 合理确定对其工作进行指导, 监督和复核的方式及程度。

三是完善审计承诺制度, 合理界定审计责任。进一步改进审计机关工作作风, 切实提高行政效能, 确保政令畅通。一是限时办事, 在实施审计3日前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 审计结束后1个月内制发审计法律文书;二是依法行政, 营造高效率、高效能的审计执法环境, 加强审计内部监督检查, 严格行政问责,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及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等问题, 依照有关规定, 严格实行行政问责制, 维护审计纪律的严肃性;三是规范服务, 遵守审计准则和操作规程, 落实首问负责制、行政问责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 杜绝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

四是健全审计机关风险责任制度, 落实审计风险管理。一是推行审计回访制度, 通过制作审计回访书, 了解审计人员在被审计单位执行廉政规定和审计工作纪律情况, 有无违规违纪问题, 审计建议是否适用可行, 服务态度热情真诚, 是否文明审计, 以及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及审计工作的意见、建议等;二是实行审计风险责任追究制度, 发现审计人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要依据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 触犯刑法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审计具有社会监督性质, 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 由此, 审计师也常被喻为“经济警察”。社会公众对审计期望值的提升, 审计风险有扩大的趋势。现实中, 社会公众期望审计师能够发现被审计单位中存在的任何不法行为, 但是这种期望的合理程度值得讨论。即使是世界一流的审计机关、最优秀的审计师也不能保证不出现审计失败。正确认识审计职责和审计能力, 区分被审计单位责任和审计责任, 才是一种客观公正的看法。否则, 将所有责任都推倒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身上, 而不追究被审计单位及其管理当局责任, 必然会造成审计风险无限化, 其结果必然是阻碍和破坏审计事业的发展。对此, 强调防范审计风险, 区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FDI与国家政治风险分析 篇8

FDI指一国的投资者 (自然人或法人) 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得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 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FDI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 跨国公司是FDI的主要形式。FDI为东道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管理方法、工作机会等, 使其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尤其是面对流动性约束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性国家, FDI带来的资金被认为是取得稳定资金流和吸引到能够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的跨国公司的最好手段。

关于FDI的本质, 专家学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一部分学者强调的是“经营资源”, 特别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例如, 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FDI是以经营管理上的技术专业知识为核心。一部分学者强调的是“控制权”。例如, A.G.肯伍德和A.L.洛赫德认为FDI是指一国的某公司在另一国设立分支机构或获得该国某企业的控制权。相关的国际机构、政府部门与理论界, 例如联合跨国公司与投资公司、IMF、WTO、美国商务部等, 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 因为FDI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处于核心地位, 而货币资本则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 只能进行直接投资, 所以FDI不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 而其直接目标就是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

一个公司决定向国外投资以便扩大它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来自于公司无形资产所有权, 例如管理者才能等, 这些资产将会给公司一个市场力去平衡国外生产的劣势。区位优势来自于东道国市场供给的资产, 例如充分的自然资源等因素。内在化优势是指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完全拥有的辅助设施对国外生产, 而不是许可或者承包合同, 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所有权优势和内在化优势是公司特定的动机。区位优势则是公司为了获得东道国的资产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去吸引东道国。母公司可以在国外设立子公司, 子公司可以把产品直接销售给当地的市场, 目的是为了在与其他当地竞争者竞争时获得贸易成本优势, 并且提高战略性优势。因为外国公司作为一个内在的生产者比较接近于消费者, 并且能够及时了解到他们的消费品位及行为。

二、政治风险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把政治风险分类, 本文采用的是Simon (1984) 的分类方法。

(一) 内部政治风险。

内部政治风险来自于东道国内部,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局不稳。来自于东道国内部不同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暴力行为 (比如内乱、游击战及恐怖分子袭击) 对跨国企业的财产造成潜在的经济损失或者人员伤亡; (2) 政策调整。出于保护民族工业或者保持本国企业的优势, 东道国采取政策上面的调整。对于关系东道国经济命脉的行业政策的调整尤为集中, 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能源产业、军事设备等行业; (3) 法律环境。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最应深入了解法律环境。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 因此对于东道国法律环境的熟识也是需要长期持久进行的。倘若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过程中触犯相关的法律条款, 诉讼过程既浪费时间又浪费财力。因此, 法律环境对经营者的理财活动有重大影响, 形成了企业风险的外在发源地; (4) 政党因素。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中应当了解东道国所有主要政党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取向。尤其在换届选举中, 要明确分析参选政党对于外国投资者的态度, 这样才能利用东道国的有利政治环境来提高本企业的业绩。

(二) 外部政治风险。

外部政治风险并不是来自于东道国内部, 而是来自于东道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政治环境尤为复杂, 企业面临的外部政治风险也趋于复杂。跨国企业面临的外部政治风险主要包括: (1) 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在某种特定的经济条件下, 货币可能产生增值或者贬值。跨国经营的企业可能产生潜在的资金问题, 从而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危机; (2) 外交因素。主要指跨国公司所在的母国与东道国的关系。两国政治上发生争端时, 经济会成为一方压制另一方的必要手段, 而跨国公司会成为其主要的攻击目标, 从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正常经营活动会受到打压, 影响其经济收益; (3) 东道国所处的国际局势。在特定的国际大环境下, 某种国际资源价值的增值或者贬值都会影响跨国企业的制造成本, 结果使商品的利润相对减少。这种情况对于原材料需要进口的跨国制造商影响比较大。

三、跨国投资中政治风险的评估

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复杂性会使企业对外投资遭遇风险。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是企业管理者决策的直接依据, 是风险管理的关键因素。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做出正确的评估可对跨国公司经营起到指导作用。政治风险的评估可以从宏观和微观进行。

(一) 政治风险的宏观评估。

宏观方面的评估代表有美国BERI公司定期在《经营环境风险资料》上公布的全世界各国政治风险指数、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制定的ICRG——国家风险国际指南和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WERCCN) 编制的中国第一个《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报告。

《经营环境风险资料》上公布的全世界各国政治风险指数动态地考察了不同国家经营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5年和10年后的情况。是国际上公认的权威性政治风险指数。它先选定一套能够灵活加权的关键因素, 再由擅长于政治科学而不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对评估国家多项因素按照国际企业的角度进行评分, 汇总各因素评分即得出该国政治风险指数。

国家风险国际指标每月公布一次, 其构成因素及各自权重如下所示:

I CRG=0.5×政治指标+0.25×金融指标+0.25×经济综合指数

其中, 政治指标包括领导权、法律等14个指标;金融指标包括外汇管制、融资条件等5个指标;经济综合指数包括物价上涨、偿付外债比率等6个指标。该方法中, 不论政治风险指数还是国家风险指数都采用了定量的方式, 方便实用。

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重点分析进入21世纪后, 全球75个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及政策变化产生的国际贸易投资风险特征及趋势, 也为国际贸易投资提供了晴雨表、方向标和政策指南。该报告指标采用0-1分制和赋值方法, 分值越高, 风险越小。该方法的政治风险指标中, 将国际和平和国内稳定因子纳入贸易投资风险评估体系, 并赋予政治风险30%的较高权重。此外, 法律效率、社会安全等也均纳入了评估体系。

(二) 微观政治风险的评估。

微观风险方面代表性模型有“丁氏逐渐需求模型”和理查德罗宾森提出来的“产品政治敏感测定模型”等。但这些模型都是相对于一般产业或产品来说的。实际投资项目的微观政治风险评估中, 考虑的风险因素很多, 政治风险因素应当根据投资国家和项目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跨国投资项目政治风险的评估体系应包括东道国政治环境评估、法律环境评估及经济环境评估。

四、政治风险与FDI的关系

当外国投资者进入新兴国家时, 政治风险可能组成国家风险的一个很大部分。累积的政治风险指标是重要的, 国家会有很多的政治风险从而吸引到更少的FDI。如果东道国存在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将会面临充公的威胁, 这些跨国公司作为本国企业的合作伙伴与东道国政府应该有战略性的相互交流。因而,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考虑该国政府机关的决策等政治风险 (包括政府稳定性、内在和外在的冲突、腐败和种族紧张、法律和规范、政府和机构的民主稳定性) , 防范政治风险影响FDI流入。

良好的政治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良好政治环境的国家会有更多的FDI的流入, 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这样也可以说, 国家政治风险影响了FDI生效的结果。

五、政治风险的防范

一是投资保险。对境外投资的资产进行保险工作是政治风险防范的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对本国企业境外的投资承保政治风险, 例如美国通过独立的政治公司———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从事这种业务,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企业的境外投资解决了问题。中国境外投资基本上是国有资产, 当这些国有资产属于商业投资性质的时候, 东道国一般不承认其主权豁免, 而是按照外国私人投资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来处理。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 明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国家保险公司承包境外企业投资的政治风险是目前一项亟须解决的任务。

二是签订特许协定。特许协定指境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就投资项目内容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等而达成的书面协议。只要东道国政府讲信誉并保持相对稳定, 必要的协商不失为一种防范政治风险的有效方法。

三是经营政策多元化。制定投资方案时, 可以在财务政策和运营政策方面采取一些特别的防范政治风险的措施, 以使企业因为政治风险而导致的损失尽量减少。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和国际化也有利于分散政治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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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成璧, 张晓蕴.家乐福的中国成长:跨国公司本土化评析[J].管理案例, 2006.6.

国家风险 篇9

2009年11月25日, 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对抗不断增大的通胀压力, 时隔10个月, 越南宣布重启加息, 将基准利率上调1个百分点。这也是亚洲第一个加息的经济体。而澳大利亚已经三次加息。

为什么呢?或许新兴市场资产泡沫不断膨胀, 新的金融危机正在酝酿。比比如说, 迪拜的资产泡沫持续时间超过了四年之后终于破灭, 在其巨额债务事件发生之前, 迪拜的房价和租金就已经从高峰下落了60%。另外, 迪拜当地的住宅空置率高达25%, 这意味着更大的资产下行压力。

在各国政府和央行“大手笔”刺激经济措施的推动下, 世界经济正在走上复苏之路。然而, 随着2009年以来全球资产价格的飞速上涨, 各方对超级宽松政策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资产泡沫的担忧正与日俱增, 特别是在新兴国家和地区。

而且, 新一轮资产价格上涨风潮正在因为美联储承诺长时间内不加息而愈演愈烈, 因为美元正在加紧流入新兴国家和地区, 并不断推高资产价格。

资产价格正在飙涨

最近, IMF称, 拉美国家金融市场的迅速反弹可能会引发新一轮泡沫。

而资产投资热潮在经济复苏最快的亚太地区最为显著。基金调研机构EPFR的数据显示, 2009年以来, 已有约530亿美元投入新兴市场股票基金。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2009年以来已经上涨逾60%。其中, 巴西和印尼的主要股指涨幅均逾100%, 而美国道指同期涨幅仅为11.5%。

原因在于2009年以来, 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吸收的资金额再刷历史纪录, 已经超越2007年创纪录的500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该市场则有400亿美元资金流出。新兴市场正成为游资进入的目的地。俄罗斯莫斯科时报指数自年初以来累计涨幅已经高达135%, 在彭博社跟踪监测的全球89个股票市场中涨幅第一;去年3月到10月, 200多亿美元外资涌入巴西股市, 将圣保罗股市的博维斯帕指数推高至67239点, 比年初上升了79%;而印度股市累计涨幅也超过了75%。

那么, 为何热钱会如此青睐新兴市场呢?主要原因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复苏进程不一,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经济的强劲增长引来了资金的加速流入。此外与美国大印钞票不无关系。美国大量印钞, 也导致游荡在美国的热钱 (占全球热钱的80%) 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出路。

除了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股票出现大幅上涨外, 在彭博社跟踪的十种货币中, 八种货币出现大幅升值, 其中, 涨幅靠前的依次为:印度尼西亚盾、韩元、印度卢比。

而美元作为石油、黄金、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计价单位, 其贬值预期本身就会带来这些商品价格的走高。而美联储承诺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较低利率, 更加大了一段时期内投资大宗商品的吸引力。美联储的低息政策和美元疲软正在支持全球资产泡沫的膨胀, 并有可能加剧未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

美元等货币的超低利率正在日益成为套利交易的基础, 如果这种套利交易出现突然反转, 则金融市场将面临严重波动的威胁。显然, 上述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 全球资产价格的上扬速度已将实体经济复苏远远抛在身后。

各经济体采取的扩张政策可能导致资产泡沫风险形成, 后者可能比传统意义上的通胀更具破坏性, 因为它在表明上看会是一种很健康的发展:更高的资产价格将提振实体经济, 反过来又会把泡沫吹得更大。

必须注意系统风险

在2009年11月举行的APEC峰会上,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 亚洲央行在危机期间增加流动性的做法可能令该地区面临通胀及资产泡沫风险。

“资产泡沫的局面从3月以来一直发展, 目前资产价格飞涨的局面遍及全球各个地区, 新兴市场经济体尤为严重。”10月底, 曾准确预言本论金融危机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抛出这一言论后。

他同时指出, 投资者借入美元购买高收益资产的做法很危险, 新兴市场的股市已经出现泡沫。这个泡沫越大, 它破裂时带来的冲击将会越大, 泡沫破裂将使资产市场重新进入萧条局面

的确, 由于投资者不断追逐商品推动资产价格走高, 目前每桶80美元的油价是不合理的, 如果继续升至100美元, 则可能造成经济承受去年油价接近150美元纪录高位时的压力。

除了鲁比尼以外, 有着“债券天王”之称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他在一份投资展望报告中指出, 在目前这种全球低利率的形势下, 新资产泡沫的“系统性风险”正在上升。而近二三十年的经验表明, 多数危机并非由通胀引发, 而是由于资产泡沫, 过度的流动性引起资产泡沫, 然后造成危机, 这是必须要防的事情。热钱的流入将造成一国资本项目顺差、外汇储备激增、本币大幅升值、流动性过剩以及资产市场行情火爆, 最令人不安的是热钱流动方向的突然逆转, 通常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IMF负责西半球地区事务的主管尼古拉斯·埃萨吉雷说, 09年以来拉美国家的股市涨幅过大, 部分拉美国家的本币大幅升值, 除了投资者重新看好拉美市场外, 这和投机资金的流向转变不无关系。目前拉美金融市场已有出现新一轮泡沫征兆, 各国央行需要根据本国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事实上, 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开始考虑资本管制或其他限制措施, 以抑制热钱流动过快对本国金融市场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2009年10月份, 巴西突然宣布将对投资该国金融资产的外资开征2%的金融活动税, 市场对此颇感震惊。巴西表示, 该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外资的限制力度。

此后, 印尼央行副行长萨尔沃诺表示, 该国央行正在“研究”对外国购买短期银行债务的行为设限。尽管该国官方试图对此轻描淡写, 但印尼卢比对美元汇率还是出现了自2009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印度财政部官员也暗示, 如果外资猛增, 该国政府可能采取措施放缓外资流入速度, 因为该国出口商们担心, 印度货币升值将削弱他们的竞争力。

此外, 泰国、韩国也都表示, 将考虑实行资本管控。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说, 将对该国银行与出口商进行外币远期交易进行限制, 以防再次出现流动性危机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这些举措将非常必要, 突出了许多新兴市场正在面临的挑战, 它们既要努力防止本币对美元汇率大幅上升, 又要努力防止资产泡沫不断膨胀。

而越南加息也对其他经济体敲响了警钟, 在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 决策者们需要高度关注资产泡沫和潜在的通胀上升风险。

要否关注资产价格

必须看到, 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非常快且又开始放松对债券市场和利率市场管制时, 确实很难避免资产泡沫的形成。

同时, 对于央行是否应关注资产价格, 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而从美联储等主要央行的做法来看, 其制定政策时主要是盯住消费价格指数 (CPI) , 不大关注资产价格, 原因一是资产价格泡沫很难发现, 二是很难让泡沫逐渐缩小。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就此发表过一番经典言论, 即在资产泡沫破裂后收拾残局要比在这之前利用货币政策主动刺穿泡沫容易得多。

然而, 这种被动应对资产泡沫的观点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世界各国的央行尤其新兴国家央行已开始对资产价格给予更多的关注, 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 1997年、1998年亚洲资产价格泡沫破裂, 以及本世纪初美国网络股泡沫破裂, 尤其是本轮全球房市泡沫破裂对经济造成的严重打击, 迫使各国央行不得不对资产价格泡沫进行重新思考, 考虑采取措施阻止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

其次, 很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当资产价格飙升与债务水平快速上升同时发生的时候, 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说明资产泡沫的识别并不像以前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 是可以识别的。

再次, 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 新兴国家因基本面好、增长快速而受到大量套利资金资金的青睐, 导致其很容易发生资产泡沫, 其央行更有理由对此加以关注。

现在, 新兴国家央行的工作非常具有挑战性, 非常难以抉择。

而为应对潜在的资产价格泡沫, 可以采取以下多方面的预防措施:给本币一些升值的空间, 允许其逐步升值, 并通过外汇干预的手段控制货币升值的速度;通过逐步放松资本项目允许更多的资本流出, 部分抵消资本流入;紧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并采取一些逆周期的审慎政策, 如上调住房贷款首付比例等。

80年代日本形成资产泡沫的基本原因, 就是政府放松对债券市场和利率的管制。而从日本的经历中学到的四个教训是:避免过快放松对债券市场和利率的管制;切忌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姿态;要对金融机构进行监测, 确保它们遵循合理的风险管理体系;要监测房地产市场, 并实施监管来防范房价过度上涨。

而避免资产价格泡沫的最佳方法是力促金融体系健康、有效且有适当的监管, 应该确保金融体系具有比较高的透明度, 确保银行不要承受过度的风险, 采取措施来避免由于投机带来的泡沫。

不过, 短时期内大幅上调利率可能并非针对泡沫的最佳选择, 特别是在那些复苏依然疲软的地方, 这可能导致经济的二次探底。

对亚洲经济体而言, 加息可能给本币带来更大升值压力, 进而打击出口。因此, 现在看来, 大多数亚洲经济体都不倾向于很快启动加息, 至少不会明显早于美国——后者估计可能要到2010年第三季度才考虑加息。

事实上, 与周边其他经济体相比, 越南经济的情况有些特殊, 因此未必意味着短期内还有很多其他央行会启动加息。由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越南面临着本币贬值的压力。

亚洲开发银行总裁黑田东彦也表示, 相比全球其他地区, 亚洲看似更为快速的经济复苏步伐其实尚不够稳健, 还不足以承受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冲击。他建议, 亚洲的货币政策在一段时期内应继续保持宽松。

我国国家助学贷款风险的博弈分析 篇10

一、助学贷款风险

从银行的角度讲, 助学贷款的风险指借款人即高校学生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或逾期不归还而引起银行收益变动的可能性。一位金融专家分析认为, 只有当违约率不超过4%, 银行才能做到不赔本。超过10%就是高违约率了。而在我国, 自开办此项业务以来银行一直被高违约率的问题所困扰。2003年9月第一批助学贷款高峰期时, 借款学生的违约率超过了20%, 少数高校的违约率甚至高达5 0%以上;2004年以后, 不少高校的违约率仍然超过20%, 并且违约率在近年中呈现递增趋势。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 目前全国助学贷款的违约率高达28.4%, 导致许多银行不愿发放助学贷款。当更多的借贷不还的现象爆发时, 银行完全有可能停止这项业务。那么将来需要贷款上学的贫困学生又该怎么办?

助学贷款风险是由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所决定的。客观因素主要是还款能力, 现在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即使是研究生的学历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都不容易, 何况是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就业难, 就业质量不高, 当生存问题都没解决时, 还贷当然成了难题。主观因素主要是还款意愿。由于信用意识淡薄, 有些学生有还贷能力却不还贷。有些学生认为存在侥幸心理, 自己的贷款数目较小, 即使不还银行也不会追债。

二、助学贷款借贷双方博弈分析

本文采用动态博弈模型对助学贷款风险进行分析。助学贷款的发放可以理解为贷款学生和银行之间的行为决策的结果。助学贷款利率和还款方式由国家规定。银行要考虑是否发放贷款, 获得更多的贷款收益;学生要考虑是否贷款或者贷款后是否还贷。双方的行为选择是考虑对方未来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而做出决策的博弈问题。

(一) 该博弈的基本要素

1、博弈的参与人:银行A和学生B。他们都是理性的, 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

2、博弈的行动顺序:银行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在先, 学生决定是否还贷在后。

3、参与人的行动空间:银行的行动空间为 (发放贷款, 不发放贷款) , 学生的行动空间为 (还贷, 不还贷) 。

4、假设R为学生获得助学贷款的效用收益;A为贷款本金;I为贷款利息;按期归还的概率为θ;若选择不还, 银行决定是否进行追收。由于学生的实际还贷能力不定或其他因素存在, 追收是否成功并不确定, 成功的概率为p;C为银行实施追收的成本;T为罚金;M为学生所受的惩罚, 可以理解为未来不能再得到新的贷款和披露后的信用损失。这里为方便起见, 假定本金是一次性发放, 还贷是一次性还清贷款。

(二) 具有制约条件的博弈分析

在具有制约机制的条件下, 博弈树如图1。

用逆向归纳法求解, 在第三阶段的决策点, 学生的期望收益为:

当银行选择发放贷款时, 其期望收益为:

学生的期望收益为:

当学生不还贷的收益大于还贷的收益时, 即

当 (5) 式成立时, 学生不还贷的收益大于还贷的收益, 学生会选择不还贷为均衡行为, 否则, 学生将选择还贷。当 (3) <0成立时, 说明银行的期望收益小于0, 则银行会选择不发放贷款。

(三) 没有制约条件下的博弈分析

在没有制约机制的条件下, 博弈树如图2。

用逆向归纳法求解, 当学生选择不还贷时, 学生的期望收益为:R+A (6)

银行的期望收益为:-A (7)

当银行选择发放贷款时, 其期望收益为:Iθ+ (1-θ) (-A) (8)

学生的期望收益为:θ (R-I) + (1-θ) (R+A) (9)

(四) 具有制约条件的博弈和没有制约条件的博弈的收益比较

当学生选择不还贷时, 学生的期望收益之差 (1) - (6) =-p (I+M+T+A)

说明只要追收贷款的成功概率P>0, T>0, M>0, 学生在具有制约条件的博弈中的期望收益就会小于在没有制约条件的博弈中的期望收益。同时, 若提高M和T值, 则学生因不还贷所遭受的惩罚和损失越大。P值越大, 即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程度越高, 不还贷受到惩罚的机会越大。这是减少学生不还贷行为的发生、降低贷款风险的有效方法之一。

当银行选择贷款时, 银行的期望收益之差 (3) - (8) = (1-θ) [p (A+I+T) -C]

说明只要p (A+I+T) -C>0, 银行的期望收益在具有制约条件的博弈中大于没有制约条件的博弈中。银行在第一阶段是否选择贷款, 取决于贷款的期望收益是否大于0, 也就是 (3) 是否大于0。银行是否愿意发放贷款不但与社会环境所确定的追收成本C有关, 还和追收成功率p、罚金T、利息I有关。

但是目前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 信用约束体系还不成熟, 贷款学生毕业后流动性较大, 导致银行无法及时获悉贷款学生的下落, 故对于银行来说追讨成本C很大的。同时由于罚金制度尚未建立, 罚金T几乎为0, 而贷款利息I又是国家规定的, 每个学生的贷款总额一般在二万以内, 数目较小, 导致了银行追收贷款的收益小于其追收成本, 即p (A+I+T) -C<0, 那么银行肯定会选择放弃追收。既然银行选择放弃追收, 那么在博弈中学生就会选择不还贷。何况, 由于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健全银行对学生的违约行为的惩罚措施不能对贷款学生构成置信的威胁, 因此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不还贷。

(五) 参考实例的博弈的收益比较

假定学生的贷款本金A为10000元, 利率以国家规定的7.83%计算, 学生的效用收益为200000元。以一年的期数计算。I=10000*7.83%=783元。若学生违约, 银行追收成功时, 应支付本金、利息和罚金。罚息以同档次利率的1.5倍计算。应支付10000+10000*7.83%*1.5=11175元。假设由于违约导致的信用损失M为10000元。

1、

当学生按期还贷时, 学生的收益为R-I=200000-783=199217元, 银行的收益为I=783元。

2、当学生选择违约时, 若银行不追收, 则学生的收益为

R+A=200000+10000=210000元, 银行的收益为-A=-10000元。

若银行进行追收, 成功的话学生的收益为R-I-M-T=2 0 0 0 0 0-7 8 3*1.5-10000=188825.5元, 银行的收益为I-C+T=783*1.5-C=1174.5-C元。

若银行追收失败的话学生的收益为R+A=200000+10000=210000元, 银行的收益为-A-C=-10000-C元。

3. 学生不还贷的收益为p (R-I-M-T) + (1-p) (R+A) =188825.5pP+210000 (1-p) =210000-21174.5p。

若学生不还贷的收益大于还贷的收益即210000-21174.5P>199217即p<50.92%时, 学生将选择不还贷。相反, 若p>50.92%学生将选择还贷。学生的均衡行为与银行追收贷款的成功概率p有关。若提高罚息和信用损失, 学生不还贷收益将会减少, 因此将选择按期还贷。

4、若学生违约, 银行进行追收的预期收益为p (I-C+T) + (1-p) (-A-C) =p (1174.5-C) + (1-p) (-1 0 0 0 0-C) =11174.5p-1 0 0 0 0-C元。

若银行追收的收益小于其不追收的收益即11174.5p-10000-C<-10000或者C>11174.5p时, 银行的最优选择为不追收。相反, 若C<11174.5p时, 银行将选择追收贷款。可见, 对于学生的违约行为银行决定是否追收与追收成本C有关, 也与追收成功的概率p有关。而追收成本C和追收成功的概率p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相关联。当个人信用体系完善, 覆盖整个社会时, 银行的追收成本C将降低, 而追收成功的概率p将提高, 到一定程度时, 将会使p>50.92%和C<11174.5p同时成立, 此时学生的最优选择为按期还贷, 银行的最优选择为追收贷款。

三、助学贷款风险防范

(一) 建立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 加强信用教育

助学贷款风险防范的根本是加强学生的信用教育, 使其主动还贷。信用教育要从小学开始, 而不仅仅把责任压在高校身上。建立学生信用的电子档案, 用电子化的手段扩大信用体系建设。个人信用体系的建立, 可以增大违约学生的损失, 并且可以降低银行的追讨成本。建立金融机构间相互协调的机制, 不再为违约学生经办新的贷款和其他授信业务, 使其增大未来的金融损失。

(二) 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要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 推进建立助学贷款的失信惩罚机制。在开展助学贷款业务中应该加强信用约束, 强化违约责任追究, 引进违约罚金制度, 以量化的指标核定罚金的大小。同时对一些有能力偿还贷款却恶意违约, 刻意逃避银行追讨的贷款学生可按刑事犯罪论处。

(三) 降低银行的追收成本

银行的追收成本过高, 严重影响了银行追收贷款的积极性, 助长了学生不还贷的现象。由于家庭违约率较低, 实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可较低违约风险, 目前还没有得到广泛实施。降低银行的追讨成本, 一方面, 高校应积极配合银行, 提供贷款学生的就业地址和联系方式;另一方面, 信用体系的建立也有利于银行的追收, 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可以实现个人信用资源的共享, 银行可以及时、准确了解到贷款学生的经济情况, 协商定期扣取还款金额, 使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得以有效地实施。

摘要：文章从动态博弈的角度分析了银行和学生之间的博弈关系, 银行的追收成本过高和信用体系的不健全助长了学生的不还贷行为。要改变高违约率的情况, 就要加强学生的信用意识和建立覆盖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

关键词：助学贷款,博弈分析,风险防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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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丽娜.建立高校学生信用档案强化助学贷款风险管理[J].中国轻工教育, 2008, (4) :30-32

国家风险 篇11

关键词:国家助学贷款;风险控制;个人信用评价机制

国家助学贷款自实施以来得到了银行、学校和学生的积极参与,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但由于当前一些学生毕业后就业困难、流动性大和少数学生信用意识较差等原因,导致许多银行不愿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为改变这种局面,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于2004年6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国家助学贷款的贴息方式、还贷年限等作出了较大调整,并建立了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一、国家助学贷款的金融风险

国家助学贷款的责任和义务由国家、银行、学校、学生作为综合主体分别承担,但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刚刚起步,发展还不够完善,银行在其中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资信风险

银行因无法准确地了解借款者的资信状况而使发放贷款面临着一定的风险。由于国家助学贷款数额小、借款人分散,在还没有普遍建立个人资信评估体系的情况下,银行对借款人进行单独信用调查的成本将远远大于其收益,因此银行只能放弃对借款者的有效审查和挑选。

2.信用风险

国家助学贷款实行无担保、无抵押的信用方式,贷款的偿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借款学生的自觉性。在诚信尚未立法的市场经济社会,信用只能是道德层面的考量指标。而在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个别借款学生不但不用为其失信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其失信的边际收益还远远高于守信,这就导致一些借款学生会产生欠贷的想法,以致逃避还贷现象屡屡发生。

3.还款能力风险

国家助学贷款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并不要求借款学生提供实物担保或担保人,这就降低了贷款申请门槛,为贫困生申请贷款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也加大了银行的风险。国家助学贷款偿还资金的来源是借款学生未来的收入,一旦借款学生未来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就面临着无法收回贷款的风险。

4.收益风险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项高风险、低收益的业务,在缺乏收益动力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势必会对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缺乏积极性。

5.监控风险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学校所在地银行发放的,而借款学生则来自全国各地,其毕业后的工作地点也会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这就使银行对贷款学生的监控软弱无力,造成监控风险。

6.政策风险与法律风险

国家助学贷款具有显著的政策性,因此任何关于国家助学贷款本身的政策变化都会对国家助学贷款产生一定的影响,任何影响到大学生收入的国家政策也都会对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使得贷款银行势必面临着一定的政策风险。另外,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银行债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也会使银行面临着一定的法律风险。

二、国家助学贷款的金融风险成因分析

1.个人信用评价机制的缺失

因缺乏个人信用体系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极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而使得商业银行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两种后果:一是贷款前的逆向选择。那些积极寻找贷款、最可能得到贷款的人,通常是最可能造成信贷风险的借款者。二是贷款后的道德风险。在国家助学贷款业务中,道德风险突出表现在: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大学生,有的可能会用这笔钱去从事非学业活动,有的可能会因学习成绩差而受到学校开除等处分,有的可能会故意逃避还贷。

2.政策法规的不完善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国家助学贷款方面的法律法规,银行发放国家助学贷款多依据《担保法》《贷款通则》等,而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针对生产性贷款制定的,对国家助学贷款并不适用。此外,我国目前对学生欠贷问题的追究还只是停留在行政规定的层面,缺少法律约束力,甚至缺乏切实可行的追讨贷款的办法,这些问题都间接地加剧了银行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金融风险。

3.毕业生履约能力不高

借款学生刚毕业,一方面要为就业、再就业投资,另一方面要为恋爱、结婚、赡养父母花费资金,这种现状使得相当一部分学生处于恪守信誉与维持生存的两难选择,难免会产生恶意躲避还贷的现象。

4.缺乏担保,银行放贷积极性不高

国家助学贷款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有关部门却将其定性为商业贷款;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对金融不良资产的管理非常严格,这就势必造成商业银行放贷积极性不高。另外,国家助学贷款是纯粹的个人信用贷款,笔数多、金额少,成本高、收益低,一旦发生呆账、坏账,收账成本高于收益,在目前个人信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银行几乎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这也造成了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中间(银行)冷、两头(学校和学生)热”的局面。

三、新时期国家助学贷款风险防范对策

1.加强管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政府应负责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与管理,尤其在现阶段外部配套条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更应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管理,牵头研究解决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重大或突出问题,提高信贷政策的传导实效。同时,还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到助学贷款有法可依。

2.严格认定标准,实行生源地贷款

贫困生认定是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关键环节,因此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贫困生衡量标准。另外,国家还可以鼓励各商业银行推广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其优点有以下五个:一是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便于根据国家助学贷款要求发放贷款;二是由于贷款由学生家长经手,因而便于学生家长监督学生对贷款的使用;三是在学生毕业后便于了解学生的去向;四是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分别办理,不会影响高校与银行的其他金融业务;五是可以减少学校所在地经办银行因人员不足而造成的压力。

3.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 建立个人信用评价体系

高校要加大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力度,提高大学生的信用意识,使他们树立起牢固的信用观念。有关部门还应尽快建立省级乃至全国的学生诚信系统,将诚信纳入道德考核范围,使之成为借款学生在校考核、毕业评定和就业的衡量标准之一,对将来的人事录用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4.制定灵活的偿还期限和还贷方案

一方面,对于不同专业的贷款学生,银行可以尝试制定不同的还款期限;另一方面,银行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确定不同的还款方案,以激励学生按期还款。

5.转变担保方式

对于大学生来说,个人信用是其唯一的担保。但学生毕业后流动性很大,在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商业银行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贷款风险。因此,化解国家助学贷款还贷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变信用贷款为担保贷款。对此可以设立专门的国家担保基金,采用民间担保或让学校(校办实体)、企业担保,甚至可以考虑采用学生联保等形式,以调动银行开展此项工作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乔海曙,李远航.高校扩张与隐性财政风险:机理及治理[J].大学教育科学,2008,(4).

[2]姜雪涛.制约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发展的因素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8).

[3]赵宏斌.教育收益与风险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04,(8).

[4]刘建民,熊建练.新时期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分析及防范对策[J].求索,2008,(10).

高校国家助学贷款风险与防范管理 篇12

关键词：国家助学贷款,风险,防范,还款

我国向大学生发放助学贷款工作始于1987年, 是当时高校对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一项补充措施。从1999年至2004年6月, 政府大力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但由于多种原因, 尚未从机制和政策层面提出和解决国家助学贷款问题。2004年6月28日, 新机制出台后, 学生在校期间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 还款年限延长至毕业后6年[1]。2006年9月启动的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机制等, 为完善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的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尽管如此, 由于助学贷款业务使银行承担风险高, 工作成本高, 工作量大, 一些地方商业银行态度冷淡, 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进展相对缓慢, 贷后管理的风险防范研究和实施仍然滞后[2]。

1“河南模式”的创立

由河南省政府牵头, 教育厅和开发银行密切合作、反复磋商, 在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方面大胆探索, 形成了独特的“河南模式”。 (1) 合理确定风险补偿金的比例, 把风险补偿金定为14%, 其中7%由省财政支付, 7%由贷款高校支付。 (2) 高校全面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 (3) 将风险补偿金支付与管理工作的绩效挂钩。高校作为管理助学贷款的主体[1], 以全校助学贷款总额的14%作为风险补偿金, 如果违约额低于14%, 则剩余部分全部奖励给高校, 如果违约额高于14%, 高校不仅要缴出全部风险补偿金, 而且还要承担超出部分的50%。这既为高校增加了承担风险的压力, 又增强了其管理的动力。 (4) 建立“两个管理平台”、委托“一家代理行”, 即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为管理平台, 统一管理全省的国家助学贷款业务;以各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为操作平台, 全面管理学生贷款的受理、审核、汇总、合同签订、贷款本息催收、贷款信息管理及学生的诚信教育等具体事宜[3], 并明确高校内部必须建立“三级工作体系”, 即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领导小组、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院系助学贷款工作组[2]。同时委托省农行为代理行, 具体负责办理学生卡、发放助学贷款、结算利息和贷款本息的扣划等业务。开发银行按贷款发放金额的0.4%支付代理手续费。 (5) 建立国家助学贷款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 为贷款业务的持续开展提供技术支撑。“河南模式”的创立为解决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进展缓慢问题奠定了良好基础, 使国家助学贷款作为资助困难学生主渠道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4]。

学生毕业后是否诚信还贷, 是决定国家助学贷款能否持续下去的关键。“河南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风险补偿金的支付和贷款管理方面实现了创新, 但在学生还款的风险防范以及管理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所以, 如何使学生较好地履行还款义务, 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资产损失, 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2 国家助学贷款风险分析

国家助学贷款的“河南模式”有以下几方面。

(1) 高校通过加强管理可以大幅降低违约率。贷款的管理特别是贷后管理主要在高校, 只有高校积极参与并加强各项具体管理, 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 才有可能把违约率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分担和分散银行的工作量, 把高校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 才能促进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款工作, 推动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持续健康开展。但是, 在高校的参与和管理中, 也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如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工作不稳定等, 导致联系学生非常困难;即使是找到在固定单位就业的毕业生, 也可能分布于全国各地, 存在联系不畅和路途遥远的问题, 造成高校贷后管理尤其是追款工作难度极大。

(2) 为保证学生正常履行还款义务, 国家督促各高校积极地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5]。在目前国家诚信系统数据尚未完善的情况下, 实施诚信教育要牵涉到很多方面和部门, 单靠个人的素质还是不够的。我们现有的诚信管理体制和相关的物质条件, 还不能达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 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所以, 诚信教育既要依赖于人的素质, 也要依赖于体制, 通过体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 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建设诚信社会, 搞好诚信教育, 更要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体制, 制约和激励并行, 避免或惩戒恶意欠款行为。

(3) 学生在高校规定年限内, 修完教育教学计划的内容, 达到毕业要求后, 高校应为其颁发所有证书。学生的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期限一般为6年, 这时学生已脱离高校, 使高校在无法扣押学生证书的情况下, 追款工作风险极大。这也不利于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持续健康开展。

3 国家助学贷款风险防范管理

针对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上述问题, 要保证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防范和管理, 即保证学生还款义务的正常履行, 就必须采取一些更为具体的、和学生本人利益切实相关的措施。笔者根据近几年从事学生管理和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经验, 提出以下建议。

思路:由省政府委托省教育厅负责。由代理银行、高校、政府和开发银行共同承担责任, 学生所在村/居委会负责监管, 由开发银行提供资金保障, 由代理银行负责贷款, 高校和政府负责贴息 (学生在校期间贴息) , 并按规定交纳风险补偿金 (政府财政和高校各承担7%) 。在学生毕业按期归还贷款后, 银行返还的14%的风险补偿金, 由村/居委会和高校按协商比例共同享受。其他事宜, 仍按相关规定执行。这样可以提高村/居委会和高校对国家助学贷款监管、追款的力度和积极性, 以保证学生贷款有效收回。

实施方法:对符合国家助学贷款条件的高考生在接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后, 持通知书、本人申请、学生及父母/监护人贷款共同还款承诺书、乡镇/街道办事处 (含) 以上政府出具的关于其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 以及开发银行、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 由父母/监护人提供担保证明, 村/居委会同时担保后, 到高校申请贷款。经高校审批同意后, 由学生填写贷款合同, 持贷款合同及高校相关证明到当地代理银行办理贷款手续。然后再由当地代理银行按学生所在高校指定账号, 将资金汇到高校账户, 用于交纳学费。高校收到汇款后通知代理银行, 并以此为结算依据。

高校和学生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可密切合作, 共同磋商, 与代理银行共同负责学生毕业后的催还贷款工作。学生如期还款后, 高校将返还的风险补偿金按照商定分配比例交给村/居委会。由此, 可建立起一种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由于风险补偿金是由政府和高校支付的, 村/居委会不负担任何资金, 只要催款有力有效, 就可获得一定的报酬, 这就有利于调动其催款的积极性。同时, 由于村/居委会辖区小, 路程近, 联系方便, 便于找到贷款人, 催款更加容易。只要学生按期归还贷款, 高校就按约把村/居委会应得的风险补偿金部分汇入其账户。此外, 由父母/监护人和学生共同承担还款义务, 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贷款的学生产生还款压力, 这有助于消除少数学生恶意欠款, 认为国家对其无计可施的侥幸心理。这样就可有效收回国家资金, 提高学生贷款的还款率, 从而使国家助学贷款进入良性循环系统, 投入更多的资金资助困难学生。

当然, 在就业形势非常好的情况下, 也可采取高校和政府财政交纳风险补偿金, 高校回收的方法, 不必统一采取上述措施。

笔者认为, 这种方法就是把国家、银行、高校和学生共同承担的贷款风险调整为由国家、银行、高校、村/居委会、学生家庭及本人共同承担的新模式。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 如果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具体的、责权下放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并有效执行, 就可以增大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款安全系数, 减小财政损失系数。通过建立这样一种制约机制, 能够调动多方面广泛参与的积极性, 将会对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社会使命感, 树立诚信意识, 减轻助学贷款贷后风险防范与管理的压力, 从源头上根除恶意欠款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 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健康有序发展, 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河南省教育厅各省辖市所属高校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及风险补偿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教贷[2005]471号) [S].2005.

[2]肖新生.在2005年全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C].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豫教阅[2005]18号) 2005.

[3]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河南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关于印发《河南省属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管理考核暂行办法》和《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试行) 》的通知[2005]712号) [S].2005.

[4]肖新生.谈谈国家助学贷款的“河南模式”[R].省教贷中心, 2007.

[5]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属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教贷[2005]217号) [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