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精选7篇）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篇1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主旋律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发展, 由于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研究的疏忽和滞后, 致使西方“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观点不断充斥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而葛东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当代战争》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年) 一书则针对此种情况进行了猛烈鞭挞和批判, 其不但坚决回击了西方某些战争理论, 而且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当然, 此种研究视角和思路似乎也还有某些商讨的余地和空间。
一
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时代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渐渐退出我们的视野, 但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是否真的过时了?笔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并没有过时, 它依然是指导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西方一些学者先后提出“民主和平论”和“文明冲突论”的观点, 宣扬中国威胁论, 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国际话语理论, 其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际和平和安全话语环境, 我们在思想文化上的失语导致我们在国际思想文化领域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可喜的是, 中国已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进行了理论的发展,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界的一件幸事。由葛东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当代战争》一书, 并未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停留在一般的纯粹学术理论研究层面, 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进行了当代国际环境下的理论发展。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并没有过时, 而且在面临西方和平民主思想的冲击下, 在新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局势下, 我们应当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以回应西方民主和平论的挑战和威胁。该书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 作者论述了当代战争的经济根源。作者指出当代战争的经济根源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下的经济全球化, 由此导致世界和平与战争两种力量此消彼长。而中国要避免全球霸权主义施加的, 包括军事压力在内的综合压力, 就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这是中国平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保证。
其次, 作者论证了当代战争的政治母体。作者强调当代战争的政治母体是霸权主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下的规制霸权主义。要反对战争, 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作者还批判了西方的“民主和平论”和“文明冲突论”两种论调。作者指出, “民主和平论”实际上是在宣扬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来实现世界和平, 而“文明冲突论”则是指出当代战争的政治根源是源于文明的冲突。
第三, 论述了当代战争的最本质属性。作者认为暴力性是当代战争的最本质属性, 而要对付暴力则只能采取以暴力对抗暴力的方式。
第四, 分析了当代战争的基本特性。作者指出集团性是当代战争的基本特性。
第五, 分析了当代战争的性质。作者认为当代战争的正义与否不仅要从政治、伦理上进行辨析, 而且还要从合法性上进行辨析;不仅要关注开战正义问题, 而且还要关注交战正义问题等等。
第六, 剖析了当代战争的社会历史功能。作者认为战争在当代仍然具有它应有的社会历史功能, 主要体现在:当代战争仍具有达成政治目的的最高斗争形式的政治功能;维护和巩固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权是当代战争经济功能的体现;当代战争的军事功能主要体现在为维护国家军事安全;当代战争的革命功能主要体现为制止和消除战争;当代战争仍具有教育与激励民众的教育功能。而作者还指出, 为遏制战争, 维护和平, 则必须准备战争。
第七, 论述了当代战争的形态。作者认为当代战争形态正在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度, 继续证明着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所揭示的战争形态演变规律的科学性。信息化战争形态的本质特征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和装备的认知系统发挥主宰作用。而当代战争形态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机械化与信息化、战争迷雾与战场透明、平台中心与网络中心、接触作战与非接触作战、歼灭有生力量与瘫痪作战体系等特点。那么面对这种新战争形态, 中国军队必须做好应付信息化战争的准备。
第八, 阐释了当代战争的制胜因素。作者认为人仍然是当代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正确而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才是当代战争的真正制胜之道。而武器装备只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我们要在综合较量中实现以劣胜优。
最后, 指出了当代战争的控制。当代控制战争是必然的, 因为国家竞争的重点转向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大大强化了化解战争危机、控制战争升级的国际氛围;当代经济全球化虽然不能彻底消灭战争, 但却产生了化解战争危机、控制战争升级的强烈需求;战争自身发展也催生着控制战争的需求, 战争自己否定着自己;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促使人类社会提高控制战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现代传媒网络扩大了民众知情和参与渠道, 使民众能够在控制战争的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控制战争的辩证法则则在制衡和威慑、预防和管控、干预和自制、军事和政治、小战和休战等一系列矛盾运动中体现出来。而中国也在控制战争多方面积累了基本经验, 如积极构筑人民战争加核反击能力和空间技术的战略威慑力量;立足最坏情况搞好反侵略、反干涉的战略预置;通过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营造有利于摄止战争的战略态势;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反对轻易诉诸武力;敢于以战止战, 但要善于控制战局。
二
不难看出,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当代战争》一书针对当今马克思主义战争观面临的来自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挑战, 不但进行了有力回应, 而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基本原理基础上, 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结合当今世界新的时代条件, 进行了理论创新, 这不能不说是作者非常难能可贵之处。
首先, 作者摆脱了通常学者进行纯粹理论探讨的窠臼, 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基础上, 结合当今国际局势, 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发展,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一般而论, 学者往往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学术角度进行探讨, 很少有文章和专著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而作者敏锐地捕捉到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严重冲击, 针对我们在国际上有关战争观领域的失语状态, 鉴于我们国内在大搞社会主义建设, 很少有学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研究, 致使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渐渐退出了我们的视野事实, 不是着眼于纯粹学术的探讨, 而是着眼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提出的现实课题, 比较系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发展, 从而及时弥补了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不足, 对西方“民主和平论”和“文明冲突论”的观点进行了有力回击, 而且也填补了国内外有关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学术探讨的不足。
其次, 作者没有急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体系, 而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理论体系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学者通常往往急于构建一个理论体系, 而作者则认为这往往欲速则不达。而为构建一个理论体系, 首先就必须对一些具体理论问题进行创新。所以, 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发展和创新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这是作者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最后, 作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中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理论创建。作者指出, 当代战争的最本质属性是暴力性, 基本特性是集团性。马克思主义战争性质正义与否依然有效, 作者认为当代战争的正义与否不仅要从政治、伦理上进行辨析, 而且还要从合法性上进行辨析;不仅要关注开战正义问题, 而且还要关注交战正义问题等等。当代战争形态正在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度。而当代战争的控制是必然的, 不但国际上存在控制战争的必然要素, 而且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控制战争的经验, 这些都是作者富有创新的理论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诚然, 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做出了系统的理论创建的贡献, 但是作者在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宏观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理论指导下, 在理论创建上又前进了一步, 提出了一些更加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观点,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其视角独到, 观点新颖。
当然, 该书也有某些值得商榷之处。诸如作者这种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首先进行学术的理论研究, 就直接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做法是否可取似乎还有商量空间, 是否作者带有急于功利的实用主义和功用主义想法。因为一般来讲, 只有对某个理论思想进行彻底理解和研究透彻之后, 才能运用该理论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 而作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就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创新和发展, 这种研究路径是否值得提倡。
三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并未过时, 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已无用武之地, 退出历史舞台。诚如该书作者所言, 由于我们高扬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的缘故, 致使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研究的严重滞后, 给西方思想文化以可乘之机。那么, 针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面临的时代挑战, 我们应怎样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研究, 笔者提出下述想法:
第一, 应以梳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发展为前提。俗话说, 万丈高楼平地起, 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发展还没深入理解和深入研究, 就进行理论的创新, 那么怎能保证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正确性, 又怎能确保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作出了正确的理论回答。所以, 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首先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进行认真理解和研究, 只有这样, 方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第二, 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西方学者的战争观进行比较研究。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研究, 我们还应将其与其他西方学者的战争观进行比较, 诸如与西方学者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弗洛伊德的心理决定战争论、种族主义战争论、地缘政治战争论、新马尔萨斯主义战争论、技术一工业决定战争论、实证主义战争论、多元战争论等进行比较, 只有这样, 才能进一步深化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因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是站在吸收人类以往战争观基础上创立和发展的, 所以我们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其他西方学者的战争观进行比较。
第三, 结合当今时代的现实需要, 深化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研究。针对当今国内外许多学者尤其西方学者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过时论的观点, 我们要坚决反击, 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因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不但没有过时, 而且依然是指导我们进行巩固国防、保家卫国, 攻击西方和平演变的强大思想武器。在继承葛东升等学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主义战争观发展基础上, 结合当今新的时代特征, 继续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当代理论功能, 以服务于国家安全大局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篇2
悲夫，泱泱大清，物阜民安，一念之差，身死国殇，甚痛哉。然白眼痛史，不自发图强，终难雪洗前人之耻，且难免有重蹈覆辙之危也。
--题记 晚清末年，清朝的发展接近了尾声，几百年的闭关已将一个本来已然称霸世界的巨汉自囚而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还自诩年轻气盛，百步穿杨，殊不知只是苟且没有残喘罢了。人贵有自知之明而立，鄙有不自知者，黯然消色于历史之中，无声无息。而自知者，自当明辨真理，自问当是清胃明胆，心知肚明。有耻也，敢当而改过，无耻也，亦当观而自勉，才能身经百战而不殆，永随芳流而不止。
想当初，已受众列强的欺凌，忍痛割地，慈禧都说：“列祖有训，凡失寸国土者，不得葬于祖坟内。”而自己却守着那国库之财，不肯挪用于强军治国之中。有时，的确是很难理解女人的思想，守旧，偏执，而又自以为是，如此可笑的慈禧难免遭后人的唾骂、嫌弃。
观看《甲午大海战》，心中窃喜窃悲。喜是因为历史演绎了一场深入人心的悲剧，让人可以再回首历史之时，甚感痛心疾首。悲是因为清朝泱泱大国，却历经受尽弹丸之国的欺凌，不仅不反思自强，还礼让陪笑，割地想与。
林则徐说的对：“师夷长技以制夷。”自1840年黄海大战以来，国就该逐步了解到，闭关锁国多年的中国早已落后于西方各国/特别是科技。科技不上，难以跟别人抗衡。就像人不能以两刀握手去抵抗力扛枪弹炮火之敌吧？交战双方，武器方面无差别或差别不大，人数上几倍之差还不能说出谁胜谁负，但如果在武器上就差别甚远的话，那么这场战争这的胜负定势，不战而知。唐朝对金的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这是古者对交战双方数量占优势的肯定，但是换做现在就不是这样说了。换言之，恐怕是十拳百拳都难以敌一枪。这就不能单方面考虑数量优势了，而是该看科技实力上的差距。历史上总有人清醒，有人糊涂，若不然不会有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之别。挨痛数十年，清廷政府并非全庸庸无能之辈，亦有眼光长远的人，才有后来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该看成清醒人的反抗而不能看作无知者的觉醒，因为无知的人依然沉浸于幻念之中，而且还搭压着清醒者的手脚。虽洋务运动势头不小，可是受尽上层决策者的压迫，最后也难逃失败的结局。
洋务运动是对科技失势于西敌的反思。然而科技的进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强国是清政府的当务之急呀!李鸿章这位老狐狸也算是有眼光之辈，认为“强国必先强海军”。这真是一点都不错，列强正是从海上而来，海边而攻，鲜有深入内陆腹地。所以海军一强，抵挡了外来的主要力量，想当然也是可以安然无恙的。北洋水师应势而立，强国之梦指日可待。北洋水师的确是可以依靠的强国之力，操行四年，不惜一切代价派遣学子往国外学习作战技能，而且购买了当时技术领先于世界的英国巨舰——定远号和致远号。这两艘战舰的拥有无疑是给世界鸣响炮声，说中国强了起来！
想当然终归想当然，深层的腐朽之根是连强枪实弹也无法将其消灭的秽物呀！北洋水师操行十几年的强国之梦，让慈禧一个人的首演给付之东流，可想慈禧是有多强大。一个人把一个国家给割让几百万平方千米，断送伟大的根基业绩。当初她在寿宴上能有多欢快?假使让她领略过这种失败之后再让她举办寿辰，会不会不一样呢？我想不会。腐朽不是一种表层垃圾，不是一两天或一两件事就可以将其拔根消除。而且像慈禧不可一世的自大之人，失国之痛和失面之痛比起来，无足轻重呀。历史总会让人对那些无知之人恨之入骨，对英雄之辈崇拜万分。虽然说北洋水师是历史的失败，但是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们从一而终地受人敬仰。其中邓世昌的声明鼎赫。邓世昌，这位广东人，的确是广东人的骄傲。从小就有志强军救国，坚持不懈，对于强国之梦可是呕心沥血。他一直都用实际行动去证明自身的决心。面对外国人的耻笑，会毫不犹豫地还击，还礼貌地让他们知道中国有朝一日终将强大。他致力于操行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实力不俗。然而，强大如他也不能抵挡清朝腐朽力量摧毁式的破坏。大敌日本偷袭而来，真是猝不及防，更可恨的还是本来应该用于充实弹药库的军饷竟然全部用于慈禧一个人的寿宴当中，实在是叹而无语。面对来敌的荷枪实弹，自己只有榴弹炮，实力之差距足以说明这场战一打都会必死无疑，但是邓世昌并不退缩，而是奋勇向前，操行战舰，领着致远号和定远号直冲对方大军之处，自挨数十炮的定远号最后也是无力回天。邓世昌英勇捐躯于甲午中日战场，他一心的强国之梦只能让后人完成，也一定会有后人帮其完成。邓世昌的英雄之处，在于他能分清小家和大家，小爱和大爱。对于国家，他会毫不犹豫地抛下个人爱情。秋田犬“太阳”是他爱情的象征，也是他为国之强大而放弃个人爱情的见证。而感人的一幕更在于他将前来就他的爱犬一并带入了深沉的大海。英雄总会有英雄的思想，总有英雄的气概，总有英雄的志向，邓世昌为国舍身的举动足以让历史把他记住。
历史已过，但是耻辱难泯。当初的怯弱，招致众多的欺凌和压迫，招致众多的失败和惨痛的杀戮。人不自知而亡，自知而立。回顾历史，就当以历史为镜，照明当今存在的类似的问题，找出并消灭。腐败问题一直还在，我们不能将其忽视。将清朝断送的原因有千千万万，但是我认为腐败问题就足以将众多朝代毁得干干净净。如今，打击力度一加强，众多大老虎夹尾而出，每一个都是体硕形全，让人惊骇。周老虎更是深入中央常委之列，让人不得不对此事深思。前不久更听闻有贪官贪巨资四亿的官款落马，其母为其哭诉申辩，称这是血汗之本。唉，难以说清这种种腐朽思想植入得如此之深，陷者无法自拔，旁助者亦不知自拔呀。倘若如此事件不下压的话，那么历史之痛会不会像风湿一样，不断隐隐作痛，最后使自己深陷瘫痪之中而彻底灭亡呢？这些问题难以一时答出，需要历史的回答。希望这一现象不要发生吧!不然，我也难辞其疚。
孟子的正义战争观 篇3
关键词：孟子；正义战争
区别于墨家的“非攻”思想，孟子的战争观并没有否定战争的存在意义，而是倡导一种“仁义之师”，即以“仁”为基础的正义战争。它规范了战争的正当性标准，并将道德力量作为正义战争的最终准绳，对于当时战乱割据的时代背景有着现实意义。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其本身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愈发凸显，或遭人利用，成为发动不义战争的旗帜。本文从开战正义、交战正义、战后正义三个方面简述孟子的正义战争观，并以此分析该思想中现实与理想交织的双重性。
一、开战正义
开战正义的标准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对他国发动征伐战争是否具有正当性，或一个国家对他国的战争行为是否具有进行防御战争的正当理由。在孟子的正义战争观中，“仁”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即一个国家是否行仁政，决定了它采取战争行为的资格。
从征伐战争角度来说，被征伐国家必须是不行仁政的残暴之国。《孟子·梁惠王下》中叙述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认为，禁暴制虐、惩治不仁是发动战争的合法性前提。而这个前提的体现在于民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可见，征伐战争的正义标准在于被征伐国家人民是否对战争感受到“悦”，而这种民意便是仁政的体现，行仁政便民心思安，不行仁政便民心思变。商纣和燕王都残暴苛刻，没有遵循民意，这是王的不仁，也是国家可被正当讨伐的依据。那么，这种民意的愉悦是否有评判的标准？孟子指出，人民受苦难甚深，以至于采取了明确的行为来表达他们对征伐之师的欢迎。“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孟子·滕文公下》中亦有说道：“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仁义之师的到来，并没有打破人民原有的生活秩序，“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只是诛杀了置民于水火的暴君，自然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我们转念一想，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的民意的欢迎会不会是营造出的假象？我认为孟子对此提出了两个先验的条件：一是这种“仁义”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如果历史证明征伐者带去的仍是灾难，那么战争导致的不过是统治者的改变，所谓“亦运而已矣”，暴君的统治和人民悲惨的生活并没有改变，那么征伐战争不可谓之正义；二是征伐战争获得了其他国家广泛的认可，尤其是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国家人民拥护。“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这种他国对征伐战争的认可乃至期待或可作为论证征伐战争合法性的又一依据。
从防御战争角度来看，只要被征伐国家施行仁政，那么其防御战争即为正义战争。《孟子·梁惠王上》中说到：“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可见孟子认为，行仁政的国家具有先天的强大优势，亦具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正当理由。那么这种正义的防御战争的出路是什么？战国时期是弱肉强食的战乱时期，一般处于被征伐方的多为实力较弱的小国。《孟子·梁惠王下》中以孟子与滕文公的对话为例，认为行仁政国家在抵御外敌入侵时，“效死而民弗去”。这种君臣人民与国家共存亡的行为体现了国家尊严，这种尊严的内核即是“仁”，但同时它也揭露了战国时期小国对抗大国的悲惨结局。在此，孟子为滕文公提供了另一条出路：放弃国土，寻他处躲避乱世。孟子认为，若国家行仁政，那么“仁人也，不可失也”，自然“从之者如归市”。这样的选择未必不是一种智慧，“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哪种选择，民意依旧是判断战争正义与否的依据，在防御战争中的体现即是以死报国，或是背井离乡。
从征伐战争和防御战争两个角度分析了孟子的开战正义，我们或可以看出一些孟子正义战争观的特点。第一，孟子非常强调开战的正当理由和目的，即“仁”的标准。以仁惩治不仁，是发动正义战争的唯一先决条件。以私利为目的的争霸战争是不仁义的。《孟子·告子下》中说到：“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这从反面论证了“仁”是正义战争的基础。第二，开战的合法性来自于道德力量。儒学极力维护周礼制度下的等级秩序，自然认为战争只有在周天子的号召下才可发动，这点在《孟子·告子下》中亦有体现：“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然而随着周礼和等级制的崩溃，“敌国相征”①，儒家将视线渐渐转向道德力量，将它作为战争正义性的标准，以期以此为约束，使春秋战国的战乱不休回到西周的等级有序。这种道德力量即是“仁”，它的体现即是民意。第三，孟子注重“天”的作用。这在前文中并未提及，这儿论述下。《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认为，燕国可被讨伐的原因在于燕王随意地将王位让给他人，而未经得天的同意。《孟子·万章上》中说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因为天下是天授予的，“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而这种行动的体现即是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见孟子将民意看作天意在人世间的体现，不行仁政，就是违背天意，要受到战争的讨伐。那么谁去讨伐？孟子认为正义战争是至仁之国对不仁之国的战争，这儿就强调了至仁之国有一种天赋的战争权利。《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谈及谁可去讨伐燕国时说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孟子认为，国家行仁政，得民心，即被授予了天命。这种“天”的概念又为至仁之国的正义战争提供了一种先验标准。
二、交战正义与战后正义
关于战争过程中的正义标准，孟子提出了一些道义准则，但并没有做很多详细的探讨。《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到：“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这一方面提到战争的正义与否，要看战争中对人民的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实则提出了一个交战过程中的道义准则，即要节制讨伐行为，要做的只是诛杀暴君，救民于水火，而不是使人民陷入另一个火坑中。显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准则依旧是以“仁”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交战正义性实则是仁义性的体现。
关于战后正义，孟子也没做详细的探讨，只是在同一段中提到：“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这说明孟子很重视战后战败国秩序的重建，其中要依据人民的意愿，来选择合适的仁义的战后措施。战后正义性同样是仁义性的体现。
然而我们要注意一点，正义战争是在必要条件下为了达到“仁”而采取的特定措施。这儿有两层含义：一是战争是其他手段用尽后的最后选择。《孟子·滕文公下》中以葛国为例，“葛伯放而不祀”，但汤给牛给羊，遣民耕种，始终容忍，直到“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汤才“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称赞，汤的征途也由此无往而不胜。可见战争是为了贯彻仁义的最后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发动，一旦发动须有充足的理由，便会征而胜之。二是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仁”。这两者本身是矛盾的，以暴虐的战争去实现仁义，是特定环境下的无奈之举。这也就是说，一旦战后达到了和平状态，战争便失去了合理性。《礼记》记载，武王伐商后，“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安天下之民”，达成了这个目的后，战争作为特殊的手段便被废弃在后，和平社会的建设便提上日程，显露出仁义的真正面目。
三、孟子正义战争观的反思
孟子的正义战争观以“仁”为基础，将道德力量融入战争中，并列出了判断战争正义性的具体标准，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孟子的正义战争观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其理论本身的一些漏洞或被人利用，反而指向与仁义相反的方向。
第一个不足是道德口号的泛滥化问题。儒学所倡导的社会是以周天子为统治者的权利等级社会，周主是战争发动权的掌握者。然而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各国开始寻求以道德口号为旗帜，开展一系列的“正义”战争，原来由周天子一手掌握的战争权转向了各诸侯国，甚至更下级阶层。道德力量的使用主体开始泛滥，正义战争的合法性来源也变得开放，战争的发动便更加随意。这样就有可能造成非正义战争打着正义旗号的现象发生。此外，由于仁义标准界定的不确定性，道德口号使得天子合法性受到质疑。天子和诸侯都宣传自己是掌握“天命”的一方，这便构成了战争乃至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动摇，更加重了战乱倾向。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便是一典型例子。太平天国自称上承天命，并坐地封王，吸引了一大批下层民众参与到其“正义”战争中去，与身居正统统治地位的满清政府展开了长达十四年的战争，期间加剧了中国社会民不聊生的内患。
第二个不足是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的忽视。孟子虽有提及，但并未做出详细的探讨。交战过程中仁义的缺失，使得战争惨烈，民不聊生。如果说礼是对于战争行为的约束，春秋时期的战争尚重视礼的规范，战国时期，对礼的自觉遵守便不复存在，杀害平民、俘虏、屠城等行为充斥着战争，即使是一些正义战争仍伴随着残暴的过程，如巨鹿战争中项羽击败暴秦，但坑杀秦俘二十万人。战后对于和平秩序的重建也未作出详细的探讨。这使得很多战争的结果不过是换了一个施暴者罢了。如《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形容齐国伐燕是“以燕伐燕”，“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②因此，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第三个不足是理想主义色彩。孟子的正义战争观中，以战争作为达到仁义的特殊手段，其目的是否定战争（或可说是否定战争本身的暴虐）。虽然不同于墨家对战争的完全否定，孟子的正义战争观对战争的现实作用尚有清晰的认识，但其理想和现实间仍缺乏调和的机制，而显得空想。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孟子立足战争却最终目的是消除战争，倡导周武王那种战争结束、天下安定后解除军备、重文轻武的行为，显然是不现实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状态中放弃武力的理想只会为后患创造更多不稳定因素，带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
孟子的正义战争观的基础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以道德力量作为战争合法性的来源，并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标准，为战国时期各国寻求到一条合乎仁义的付诸武力的正当出路。然而其理论自身的理想主义缺陷也可能使之成为不义战争的借口，反而导向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这需要我们在考察孟子正义战争观的优势与缺陷后，取之精华，弃之糟粕，结合具体实际分析运用。
注释：
①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P，“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理解为：征伐战争是以上伐下的，同等地位的诸侯国是不能互相征伐的。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大多是“敌国相征”的战争。
②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P33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2008.
[2]李慧玲，吕友仁.礼记[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篇4
战争的本质是政治。政治对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在了解了战争的本质后, 目的是为了指导战争, 在战争中发挥政治的巨大作用。并在正确认识了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 利用和发挥政治力量, 对于指导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一、分析敌我双方的政治情况是指导战争的重要前提
既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那么战争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将符合政治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 将革命战争概括为4个特点。这4个特点, 主要就是在分析敌我双方的特殊政治情况得出的结论。分析敌我双方的政治情况, 据以分析战争的特点, 才能够制定科学的战略, 以指导战争。
具体来说, 分析敌人的政治特点,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一是分析其阶级成分。要剖析敌人统治下的各阶级的情况。二是分析敌人的政治目的。要从敌人目前的政治状况和其内外部的呼声来加以考量。三是分析敌人的政治传统和政治体制。可以分析敌人的内部的态度和观点。四是分析与政治相关的经济、外交、民生等情况。分析经济情况, 据以考察敌人的战争成本与消耗问题;分析外交情况, 看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分析民生状况, 包括敌人统治下的人民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 对战争的态度等等。
对于我方情况的分析, 则应重点考虑:一是战争对我方的政治影响。在战略层面上决定是否发动战争, 必须考虑到战争带来的后果 (尤其是政治上的影响) 。在战术层面上决定发动战争甚至一场战斗的时机, 都要考虑当时我方的政治情况和后果。二是我方政权的综合实力。毛泽东指出, 不打无准备之战。打仗要做好准备, 就要调动和发挥我方的实力, 即政权的综合实力。在土地革命时期, 有人曾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后, 以“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回答了这一问题。怀疑“能扛多久”就是对自己眼前的实力没有信心, 毛泽东则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是能够发展并最终打败反革命集团的, 指出了发展的道路是进行土地革命, 通过武装割据, 由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走向胜利。
在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时, 要全面动态的考虑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后, 指出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还指出敌人的强大背后却有个不利的条件, 敌人没有农民的援助。而红军的弱小背后却有个有利的条件, 有共产党的领导和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指出我们的弱小通过土地革命是能够变得强大的, 是能够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的。由此看出, 我们不能用孤立和静止的观点看待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二、采取科学合理的政治手段是指导战争的重要方法
战争将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如果能够以非战争的方法来解决战争, 达到同样的效果, 将是最好的手段。要达到效果, 通常采用政治手段。解放战争时期, 蒋介石集团企图偷袭石家庄。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了三篇电讯, 巧妙地利用政治舆论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吓退了前来进犯的大军。运用政治手段, 应建立在正确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 解决战争的主要矛盾, 使敌人在心理上不敢战或者在形势上不能战。即使不得已而战, 采取科学合理的政治手段可以在很大限度上减少战争的损失。
政权和军队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的。要稳固政权, 需要军队作为坚强的柱石;而军队要强大, 需要政权强有力的支撑。将政权和军队割裂开来, 将难以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完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同样, 运用政权和在军队内部进行的政治手段, 不能“独自为战”, 应相互支持、交叉运用。
毛泽东论证了,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 就是“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要求政权组织动员和号召人民参与和支持己方的战争, 进行国防动员和国防建设, 运用政府职能来增强以军队为主的国防军事力量。消灭敌人, 要根据所分析的敌人情况, 深挖敌人的弱点, 将其充分暴露;要利用敌人内部存在的矛盾, 扩大矛盾, 分散和减弱敌人战争的合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 指出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 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而要破坏其组织性, 靠的就是政治上的争取。从了解和顺从他们的自尊心, 从宽带俘虏的方法, 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侵略主义。并在其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在这里, 毛泽东分析了敌人的特点, 通过军队内部的政治工作, 瓦解敌人的军心。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种手段更多地以“心理战”的形式表现出来。
毛泽东对于战争本质的有着深刻认识, 并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在新时期, 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战争观, 对于打赢局部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 以及指导军队的非军事行动, 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观《我的战争》有感 篇5
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喜欢拍摄一些现代的战争电影，最终的目的都是一致的：秀肌肉，别惹我，我很厉害。这属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而秀肌肉不是上来就耀武扬威，而是要显得自己被欺负了，是自卫，然后越打越牛逼，才好。美帝和俄罗斯，都是这么拍。
所以，各国其实都不太喜欢别国的这类战争片。尤其是现代战争，各国都有自己的解释与立场，电影本身的立场就是拍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美国和俄罗斯围绕了同一场战争，有不同的拍摄方式，比如美帝拍摄《五日战争》，俄罗斯立马还击一部《八月八日》，都是讲8月8日格鲁吉亚战争的。谁对谁错，或恐还说不清楚。因此，在面对战争电影的时候，对战争双方对错的评断，应该尽量不扯入电影评论之中，因为，扯不清楚，还是交给历史学人们去做好了。
那么，我们就不妨仅仅从技术层面来看看这部彭顺导演的《我的战争》。先说好的一面，拍摄技术层面。彭顺导演能驾驭这个战争题材，本身就很令人意外。我们国内，除了冯小刚导演拍摄过《集结号》这样的有血战场面的现代战争戏之外，基本上，新时代，没有导演做过类似的事情。彭顺导演以往也没有这类影片。从实现情况来看，香港导演确实有过人之处，比《百团大战》要高好几个级别。
《我的战争》中战斗场面是什么级别的?说世界顶级，有点瞧不起美国电影。但在实现水平上，跟韩国的战争电影是有一拼的。尤其是开场的火车遭遇飞机空袭，刘烨部队组织有效反击一段，算是用了洪荒之力。最大的亮点是简单、干脆，而且有战法，不拖泥带水。这是以往的国内战争电影所没有的。建议大伙关注这段。
后边的实现情况中规中矩，大约是前边用力过猛了，后边力量与场面略显跟不上。537高地争夺战，就没打出气势来。是不是拍摄经费不足造成的呢?为了呈现激烈与宏大，彭顺导演最后给一些主角上了广角摄像。主角们的表演也非常完美，可以点赞。但是，《我的战争》作为战争电影来看，总觉得不过瘾，后面的力量跟不上去。
从剧本的角度讲，先说优点。有几处春秋笔法，很好。第一处，火车只有35分钟停靠补给时间。第二处，刘烨部队前期的火力不行，后期补上了。第三处，我们的补给不给力，刘烨部队饿肚子。这些，都是抗美援朝的实情，希望以后的抗美援朝电影可以大书特书，这是制造悲情的重要材料啊。
然后说不足。
套路太老了——我们的队伍牛，打到敌人怀疑人生。建国之初，我们拍摄过不少战争片，都是这个套路。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革命的乐观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打丫挺的，越打越开心，势如破竹，无论老蒋还是美帝，都是见一个干一个，特别开心的。《我的战争》实际上有这个因袭，九连越打越牛逼，直接干下了537高地。但是，这个路数，落伍了。
现在的战争剧本，更喜欢战争的反战主义，我们为什么打?因为我们要迎接和平。所以，战斗一方，喜欢把自己弄得比较弱势，然后去以弱胜强，表面自我表扬和平精神，背地里炫肌肉。这个精髓，《我的战争》没有学会。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电影叙事乱七八糟，有战斗而无战役。战争戏的好看之处，断然不再打炮，而在打炮之前的各种计谋、调度。《亮剑》好看，就好看在这地方，李云龙等人有战略调度。简单一点说，泡妞的有趣之处，是泡的过程，不是最终床上拉开架势。这是战争片剧本的精髓。《我的战争》属于傻打、瞎打，没有调度。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篇6
[关键词]鸦片战争；朝鲜王朝；中国观
[中图分类号]K3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6）04007206
[收稿日期]2016-06-15
[作者简介]张宝云，女，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鲁东大学韩语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历史与文化。（韩国首尔151742）
一、引言
众所周知，19世纪中后期中国清朝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严峻考验，面临着空前的统治危机。那么，从内心深处并不情愿接受对清朝贡关系的朝鲜王朝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如何认识、面对清朝的这一系列统治危機与严峻考验的呢？这一时期的中朝本文中所指朝鲜，是指朝鲜半岛处于朝鲜王朝统治之下时的朝鲜，并非现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又是如何呢？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与解答有助于我们理清中朝（韩）关系发展脉络、理解当今中朝（韩）关系，进而有效调节现实矛盾与冲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然而这一研究主题，不仅国内相关研究不多見，目前国内仅有《朝鲜君臣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反应评述》一文对相关主题进行了阐述。但该文亦主要侧重于分析、评判朝鲜王朝君臣对鸦片战争采取的应对方式本身。参见李永春：《朝鲜君臣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反应评述》，《韩国学论文集》，2007年，第45-54页。即使是在韩国与日本也是如此。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关注并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参见[日]原田环：《十九世紀の朝鮮における対外的危機意識》，《朝鮮史硏究會論文集》，1984（21）：73-105；[韩]闵斗基：《十九世紀後半 朝鮮王朝 對外危機意識——第一次， 第二次中英戰爭 異樣船 出沒 對應》，《東方學志》， 1986年第52辑，第259-279页；[日]三好千春：《アヘン戰爭に關する燕行使情報》，《史艸》，1989年第30辑，第28-62页；[日]三好千春：《アヘン戰爭に關する燕行使の情報源》，《寧樂史苑》，1990年第35辑，第21-32页；[日]三好千春：《兩次アヘン戰爭と事大關係の動搖》，《朝鮮史硏究會論文集》，1990年第27辑，第47-68页；[韩]河政植：《歐美列强 中國侵略 朝鮮 反應》，《東洋學》，1998年第28辑，第1-17页；[韩]河政植，《阿片戰爭 朝鮮·日本》，《近代中國硏究》，2001年第2辑，第23-56页，等。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分析朝鲜君臣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反应本身，韩国闵斗基教授的《十九世紀後半 朝鮮王朝 對外危機意識 - 第一次， 第二次中英戰爭 異樣船 出沒 對應》、河政植教授的《阿片戰爭 朝鮮·日本》，以及日本学者原田环的《十九世紀の朝鮮における対外的危機意識》可谓是其中的代表性研究。而对19世纪中后期朝鲜王朝对中国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产生的原因，却涉及不多。
因此，本文希望以19世纪中后期朝鲜王朝对鸦片战争的认识与反应为中心，考察该时期朝鲜王朝的中国观，并且采取纵向比较的方式，与这之前、之后相对比，考察朝鲜王朝中国观的变化内容，揭示中朝关系演进的内在动因和趋势，为理解当今中朝（韩）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二、唇亡齿寒：朝鲜王朝的对外危机认识19世纪是清朝逐渐开始从康乾盛世走向衰落的时期，特别是道光时期（1821-185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使得天朝“颜面”尽失，中朝关系似乎面临着严峻考验。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并未动摇中朝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政府对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一事反应比较平淡，[1]（25～32）中朝两国仍在传统的朝贡关系框架内进行交往。据统计，道光时期朝鲜使行次数共66次，平均每年2.2次（参见[韩]全海宗（著）、金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另据《哲宗实录》记载，1850年2月4日，在听到清道光帝驾薨的消息后，朝鲜君臣认为“道光皇帝三十年之间，顾念小邦，屡施格外之恩”，可谓是“轸念甚厚”，对此表示“心常感叹”。可见，此时中朝宗藩关系运转正常。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48）》（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55-1958年，第555页。可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带给朝鲜的直接影响就是对鸦片问题的警觉。[2]（266）
不过尽管朝鲜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只不过是一起地方性骚乱事件，[3]（15）对清朝战败的消息反应比较漠然，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清政府的再次惨败则令朝鲜内部极为震撼。朝鲜哲宗11年（1860年）12月9日，在收到赍咨官金景遂（1818-？）包括有关北京陷落、圆明园被毁、皇帝避难热河等内容的报告后，[4]朝鲜政府马上决定采纳备边司的建议，派遣问安使赴热河向咸丰帝问安。[5]（641）并于第二天（12月10日）召见重臣次对，指出“燕京之于我国，即唇齿之比也。燕京若危，则我国岂晏然乎？”，共同讨论中国战败可能给朝鲜带来的影响。[6]此外，在上述热河问安使赵徽林（1808-？）一行于1861年返回朝鲜后，[7]（642）哲宗又亲自召见并仔细询问“中原事势何如”。[8]（644）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给朝鲜带来了“唇亡齿寒”的严重危机感，引起了哲宗的高度关注。
这种“唇亡齿寒”的危机意识在当时朝鲜的知识阶层以及民间亦是如此。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尤其是当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皇帝避难热河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国内一片恐慌，各种流言盛行。如《承政院日记》中就有如下记载：“上曰，‘闻近日民心骚动，多有落乡者云’，（中略） 晦寿 曰，‘东俗好动，自前已多骚讹，而近自北京事以后，一倍骚扰，胥动浮言，民无定志，莫可镇安’”。参见《承政院日记》哲宗12年（1861）1月29日条。在朝鲜人看来，当时西方势力与太平天国军随时可能会危及到朝鲜。如1861年1月朴珪寿（1807-1877年）作为问安使行副使赴热河向咸丰帝问安时，[7]（642）金允植（1835-1922年）就曾讲到，“洋夷猖獗日久。天下被其害……今中州既残。次将及于我矣。” [9]（559～563）1861年3月回国的冬至使正使申锡愚（1805-1865年）也讲到，“今之忧者，其说有二，洋夷既满皇城，则或恐因势东犯，……曰南匪（太平天国——引者注）滋及近省，则或恐抢我西鄙”。[10]更有甚者，如金平默（1819-1891年）则认为，“西洋必陆沉中国，而唇齿东韩，胥及于溺矣。”[11]（559～563）也就是说，在金平默看来，朝鲜也会步中国后尘，亡于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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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19世纪中后期，面对清朝在内忧外患打击下陷入的深刻危机，朝鲜也深感唇亡齿寒，命运与之休戚相关。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命运共同体意识”与明末朝鲜大臣们即使“朝赴夕死”也要参加萨尔浒之战以报答明朝拯救之恩的行动不同，它是建立在现实利益基础之上、具有一定功利性目的的。如金允植在1861年《奉送瓛斋朴先生珪寿赴热河序》中讲到：
“我之于清，小大虽殊，实唇齿之国也。清之不幸，非国之福……为今计者，当之先受攻处，以觇其利害虚实。譬犹人欲调防于未病之前，当之先病者而问其病崇之因由……清人以我近于其根本之地，故终始厚遇。迄二百余年……受其赐亦多矣。彼虽遭困于一时，若天心未改，还都之后，修复旧政，赏信义绝反复，以我不倍于危乱之际，其见遇必愈厚。”[9]（559～563）
也就是说，在金允植看来，朝鲜对清臣事已久，“受其赐亦多”，朝鲜不能够乘清朝衰弱之际而加以背叛。并且在这“清师败绩，皇帝出避热河”的“艰危”时刻，为有效防备洋夷进扰，朝鲜也需積极行动起来，通过向清廷遣使问安掌握清廷内情，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有效途径。并且万一日后清廷能够“修复旧政”，东山再起，也会对朝鲜的信义给予厚报。
可见，此时金允植之所以会主张朝鲜应与清“共患难而全终始”，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更看重现实，是出于对现实中朝鲜国家利益担忧的缘故。如果让我们回顾一下明末朝鲜大臣们即使“朝赴夕死”，甚至不惜与当时朝鲜国王——光海君（1608-1623年在位）反目也要参加萨尔浒之战的情形，我们就会发现此时朝鲜的这种对清的“共同体意识”是多么脆弱。当年万历朝鲜战争后，朝鲜的义理派大臣们认为朝鲜有义务偿还明朝的莫大恩惠，所以在面对报答明朝拯救之恩的机会——萨尔浒之战时，他们认为“图报万一，正在今日” ，[12]（92）纷纷表示“王室有急，则诸侯赴难，分义所当然。况我国之于天朝，有再造曲全之恩者乎？虽悉索敝赋，朝赴夕死，固不敢辞。”[13]（79）备边司官员为了义理，甚至不惜与光海君反目：“圣意所在，本为泽民，臣等所争，只欲循义。与其得罪于天朝，宁得罪于圣明（光海君——引者注）” 。[14]（109）
此外，应该指出的是金允植这种立足于朝鲜王朝现实主义利益之上的对清观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这从哲宗的态度中可见一斑。1861年6月19日，哲宗在召见返回热河使时，尽管也讲到“当此艰危之时，其在事大之道”，理应有“一番问安之礼” ，[8]（644）但当他听到“今行，即列國所无，东国独有之”的消息后，反应则较为敏感，接着追问是否果真只有朝鲜前去问安。“凡朝贡诸国为几许，而果无别使之入来者乎？”参见《承政院日记》126卷，哲宗12年（1861）6月19日条。并且在该年10月24日召见谢恩兼冬至使一行时，又特意让使臣了解一下清朝的最新动向以及去清朝的贡使共有多少人等情况。“上曰，闻，咸丰时，用权诸臣，皆革职拿问云矣。今则任用，果得贤良，而其人心，亦能安顿，当此抢攘之际，外国使臣之来贡者，为几许，亦为一体探问以来。” 参见《承政院日记》126卷，哲宗12年（1861）10月24日条。通过这些行动，我们可以认为哲宗对“上国”清廷的权威是有所担心的，对于是否应该与清朝“共患难而全终始”是有所顾忌的。
三、“事大主义”的动摇与自尊、主体意识的增长在西势东渐、朝鲜对外危机不断加重的过程中，朝鲜对中国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朝鲜政府对清政府的不信任在增加，传统的“事大主义”正在发生动摇。在1866年“丙寅洋扰”发生前，清政府曾向朝鲜发送咨文，通报了法国将要武力进攻朝鲜的消息，指出法国兴兵之借口为朝鲜政府杀害了法国传教士，如确有此事，请朝鲜政府加以调查，据理力争而不要轻启战端。据《高宗实录》记载，该消息主要内容为：
“前因法国公使，屡请发给传教士护照往朝鲜，而自总理衙门，以习教非朝鲜所愿，碍难发照行文矣。复据法国公使照会内，称高丽国王，将法国主教二人及传教士九人，并本地习教男妇老幼，尽行杀害。是以命将兴师兵船，不日齐集。中国既知此事，不能不从中排解，而如果有杀害教士等情，先行据理查询，不必遽起兵端，以此行知该国，使之熟思审处。”[15]（223）
对此，朝鲜副护军奇正镇（1798-1879年）竟认为清朝的态度半是威胁，半是调停，并非真正的友邦态度。他在上疏中对此批判曰：“至有北京移咨之来。其辞意殊常，半涉虚喝，半涉调停”。[16]（229）
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在1874年6月清政府礼部向朝鲜通报了日本将要入侵朝鲜的消息后有更明确的体现。1874年4月27日，日本借口琉球“牡丹社事件”1871年12月11日，琉球宫古岛民遇强风飘至台湾东南部，登陆后有54人因闯入台湾原住民住地，遭杀害。此事件即为“牡丹社事件”。悍然出兵台湾，清政府礼部为维护朝鲜的安全，曾发送密咨于朝鲜政府，建议朝鲜“与法、美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据《高宗实录》记载，该密咨主要内容如下：“据洋将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法国人——引者注）云：‘日本尚有五千兵长崎。台湾退兵后，将从事高丽。法、美与高丽，前隙未解，必以兵船助之，高丽不足以敌三国。若中国能令高丽与法、美立约通商，则日本势孤，不敢动兵，高丽之民得保全，即使日本妄动，高丽力亦足支’”。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第1册（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0年，第464页。 对此，朝鲜领议政李裕元（1814-1888年）认为总理衙门的咨文是出自清政府的私心，是为了迷惑朝鲜。他讲到：“总理衙门欲报我国之有事，则只言有事而已，何为以通商等说，有若恐动而诱之者乎？”[17]（464）
可见，尽管这一时期，朝鲜也认为清廷对朝鲜的事情“到底勤摰，实为感激” ，[18]（378）并继续坚持传统事大政策，将内政外交的主要事项向清政府报告并进行咨问。如《高宗实录》中就有如下记载：“议政府启：‘洋匪滋扰，移咨中国，即近例。然而此次之前后颠末，亦不容不详陈。令文任撰咨，别咨官，令译院差出，以为从速入送何如？’允之。”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1）》（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0年，第365页。但同时朝鲜政府对清政府的不信任感也在增加。朝鲜已经认识到清廷自身难保，更无能力去保护朝鲜。这从朝鲜使臣的中国认识中亦可见一斑。1861年3月27日，朝鲜哲宗国王接见了返回的冬至使申锡愚一行。当时哲宗君臣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形势进行了一番交流，认为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合约是出于迫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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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中国之与洋夷和亲，必是洋夷之以兵力勒和也，此出于宣布邪教，和卖鸦片之计也，鸦片，渠国（他们国家——引者注）之人不服，使中国之人服之，未知何意也。”
（申锡愚）“中国之听和约，出于势不得已，观于英法和约书中，可以推知，邪教中国之所斥，而许其传习，洋药中国之所禁，而许其交易，其他所约条款，皆取洋夷所便，其力屈强和，可知也。”[19]
另外，朝鲜使臣李建昌（1852-1898年）在出使中国前曾讲到，“中国者，外国之枢也，如入中国而善觇之，则可以知外国之情。”但1874年10月至1875年4月高宗11年（1874）10月至高宗12年（1875）4月，李建昌曾以冬至使书状官的身份出使中国。参见[韩]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纯宗实录（1）》（影印本），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 1970年，第481页。出使中国后则叹曰，“吾犹不知中国之至于此也，中国如此，吾邦必随之而已。”并对当时朝鲜人颇为信任的李鸿章提出了质疑，“李鸿章贻书于我，啖以通和之利，时人皆谓鸿章，中国名臣，其言可信。建昌独曰：‘鸿章大侩也，侩惟时势之从而已，我无以自恃而恃鸿章，则后必为所卖。’”[23]（233～237）
在这种不信任态度的影响下，朝鲜民族的自尊与主体意识也开始凸现出来。这在朝鲜击退法国舰队后兴宣大院君（1820-1898年）的态度中有明确的体现。他讲到：
“洋夷侵犯，列国亦自有之。于今几百年，此贼不敢得意矣。伊自年前中国许和之后，跳踉之心，一倍叵测，到处施恶，皆受其毒。惟独不行于我国，实是箕圣之在天阴骘也。”[20]（235）
在此，大院君指出，西方国家本来就具有侵略性，不过迄今为止，他们一直未能得逞。几年前中国对其“许和”后，他们则变得更为恣意妄行。在大家皆受其毒的情况下，唯独朝鲜通过顽强抵抗，获得了胜利。可见，在大院君看来，朝鲜做到了中国都未能做到的事情。此时对大院君来讲，中国应该已经不再是能够指导或介入朝鲜对外关系的“上国”了。
这种自尊与主体意识在“辛未洋扰”时也多有体现。1871年4月25日，朝鲜高宗君臣在广城堡战役后曾召开会议。朝鲜右议政洪淳穆（1816-1883年）讲到：
“而见今一种阴邪之气，流毒四方，惟此青邱一片独保干净者，寔以礼义相守。故自丙寅以后，攘斥洋丑，又可以有辞于天下。今虽此夷，若是侵犯，和之一字，断非可论。”[21]（363）
就是说，在右议政洪淳穆看来，在当时“阴邪之气流毒四方”的国际大环境下，唯有朝鲜因坚守礼仪而独保干净。1866年“丙寅洋扰”朝鮮击退洋夷之举足可自豪于天下。现在美国若是侵犯，则断不可与之通好。可见，当时朝鲜君臣在“丙寅洋扰”击退法国后，其自尊与主体意识可谓是高度增长。
四、结语
综上所述，19世纪中后期，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再次惨败给朝鲜带来了“唇亡齿寒”的严重危机感时，朝鲜在继续坚持传统事大政策的同时，其自尊与主体意识也逐渐凸现出来，传统的“事大主义”正在发生动摇。所以会发生这种动摇，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尽管在清朝的怀柔政策下，中朝宗藩关系自康乾盛世后开始步入了和谐发展的新轨道，但清政府始终没能获得朝鲜政府的真心事大与感服。黄玹（1855-1910年）在其《梅泉野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供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朝鲜政府当政者们的真实想法：
“上（高宗——引者注）年十三御极，既数年，甞御经筵，讲孟子，至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慨然顾曰，七十里百里，猶可以为政于天下，况我国三千里者乎，何以则能秣马燕云（燕云十六州——引者注），洗祖宗之耻（丙子胡乱——引者注），筵中莫能对，时申正熙，以武承旨入侍，越班对曰，此易易尔，上遍问曰，策安在，对曰愿殿下修德。”[22]
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到了朝鲜王朝末期，朝鲜政府依然对“丙子胡乱”一事耿耿于怀。对朝鲜而言，清政府依然只是不得不臣事的大国，而朝鲜之所以臣事清廷，只是因为无力伐清。诚如朝鲜文臣丁范祖（1723-1801年）丁范祖为朝鲜正祖（1776-1800年在位）时期文臣，这时清政府正处于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全盛时期。可见清政府即使是在全盛时期也未能得到朝鲜政府的真心臣服。所言，“姑力屈而事彼也。非甘心也。”[31]（378～381） 当清政府出现衰亡迹象时，朝鲜政府内部之所以会出现主张北伐的声音，除上述金平默外，当时作为朝鲜思想界主流的“卫正斥邪”思想代表人物李恒老（1792-1868年）、申箕善（1851-1909年）等人亦都积极主张北伐。参见李恒老：《柳重教录》，《韩国文集丛刊（305）》，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第420-429页；申箕善：《汇言》，《韩国文集丛刊（348）》第348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5年，第358-363页。中朝宗藩关系之所以会发生动摇，可以说主要是这种心态作用的结果。
其次，与清政府利己的对朝政策密切相关。尽管是出于无奈，但清政府在朝鲜遭受外来侵略，尤其是在“丙寅洋扰”与“辛未洋扰”期间，当朝鲜以藩属身份要求清政府协助对抗列强保护其权益时，清政府采取了规避责任的态度，凡事要求其“自行处理”，[23]（120～121）最大限度地排除因介入朝鲜与西方各国之间的交涉而可能给清廷带来的“责任”。[24]（85）这与在“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的情况下，“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的明朝可谓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崇祯帝的上述举动令朝鲜君臣“中夜念此，不觉泪下”的话，[25]（332）那么清政府所采取的这种规避责任的搪塞手法，则只能令朝鲜大失所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从现实出发的功利性态度虽然可以帮助清廷在现实问题上做出比较清醒的选择，但同时也最终会成为疏离中朝关系的催化剂。这从以上朝鲜的对清观中可见一斑。另外，朝鲜朝文人曾反复论说上国与大国的区别，认为清入关后为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所采取的多次蠲免朝鲜岁贡等一系列对朝政策充其量为“惠”，绝非“恩”，与对朝鲜有再造之“恩”的大明不能同日而语，这在朴趾源（1737-1805年）的对清、对明观朴趾源在论及朝鲜与明朝的关系时说，“皇明，吾上国也，……四百年犹一日，葢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恩在肌髓，万世永赖，皆吾上国之恩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明朝再造之恩的感激之情。相反，对清朝，他则讲到，“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我力屈而服彼，则大国也。大国能以力而屈之，……今其赐赉之宠，蠲免之谕，在大国不过为恤小柔远之政，则虽代蠲一贡，岁免一币，是惠也，非吾所谓恩也。”朴趾源：《行在杂录》，《韩国文集丛刊（25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242-245页。中就可以看出来。笔者以为，在构建“东北亚共同体”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这对于我们如何推进东亚的彼此信任和互相合作，构建真正的文化认同应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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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克军]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战争观 篇7
司马迁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以“太史公笔法”闻名。“‘太史公笔法’是世人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精神和创作方法的概括”。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史记》评论道:“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 皆称迁有良史之材, 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华, 质而不俚, 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虚美, 不隐恶, 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在《律书》里说道:“兵者, 圣人所以讨强暴, 平乱世, 夷险阻, 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 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 怒则毒螫加, 情性之理也。”这段文字就很能说明司马迁的战争观, 他认为, 武装力量就是圣人用来讨伐强暴势力、平定混乱的社会局面、铲除艰难险阻拯救国家危亡的。他说, 连动物受到侵害都知道抵抗, 更何况人?当受到侵害时, 以武力进行抵抗, 这是人的本能行为, 是无可厚非的。可见, 司马迁认为战争带来的并不都是负面的影响。
1 改朝换代的正义战争
《五帝本纪》是《史记》的首篇。虽然司马迁对于《五帝本纪》里面的内容是否确凿也并不完全肯定, 但是笔者仍然把《五帝本纪》作为开篇的第一文, 除了因为这是中国上古历史的开端外, 更是为了突出其把战争是大一统局面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并且肯定了大一统局面产生的正面效应。
《五帝本纪》记载, 神农氏的后代子孙道德衰薄, 其中炎帝“欲侵陵诸侯”, “诸侯咸归轩辕”, 可见在这场发生于神农氏和轩辕氏之间的战争, 轩辕氏是正义的一方, 而神农氏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就对诸侯发动战争是不正义的, 所以这也导致了他的失败。轩辕氏却因为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因此才能“三战, 然后得其志”, 从而“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代神农氏, 是为黄帝”。从此“天下有不顺者, 黄帝从而征之, 平者去之, 披山通道, 未尝宁居”。这表明黄帝时期的大一统是通过正义的战争来实现的, 并且在必要时用武力来维护它。
《五帝本纪》一方面是对黄帝事迹的描述, 另一方面是从深一层的角度对其后的内容架设了一个思想上的框架, 即宣扬了开国君主的丰功伟绩, 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个人的雄才武略, 结束了乱世, 开创了一个新的和平时代, 是受到万民敬仰的, 是正义的一方。在这样一个思想基调下, 司马迁在《史记》中极力地宣扬王朝更替战争的正义性。这在描述后续的王朝更替战争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2 “讨强暴, 平乱世, 夷险阻, 救危殆”的战争
2.1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及先秦儒家战争观
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 彼善于此, 则有之矣。征者, 上伐下也, 敌国不相征也。”这句话表明孟子认为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相互征伐是非正义的。在这个观点上, 司马迁是赞同的。司马迁在记述春秋时期的诸侯混战时说道:“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 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索隐》里说:“弑君亡国及奔走者, 皆是失仁义之道本耳。”先秦的儒家正是主张君主要施行仁义, 因此自然也就反对诸侯之间的相互攻伐。对于儒家的这个观点, 司马迁则是持否定态度。他在《律书》里面说:“岂与世儒暗于大较, 不权轻重, 猥云德化, 不当用兵, 大至君辱失守, 小乃侵犯削弱, 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 刑罚不可捐于国, 诛伐不可偃于天下, 用之有巧拙, 行之有逆顺耳。”显然, 司马迁是肯定春秋时期的战争的。他同时也认为儒家反对动用武力的主张是不明事理, 不懂变通的迂腐理论。因为, 首先春秋时期诸侯间的争霸战争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在周天子逐渐式微的时代, 全国缺乏一个有力的统治者对诸侯加以约束, 那么战争便成为当时的主题;其次, 司马迁之所以赞同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战争, 就是因为战争可以催生一个在作用上能够代替周天子令行全国, 对诸侯国加以约束的霸主。最后, 司马迁认为当国家受到侵犯, 甚至是有亡国的威胁并且国君将受到凌辱的时候, 倘若再不使用武力来进行抵抗, 那其本身就是不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武力的使用是不能与那些轻易就使用武力进行征讨的情况相等同的。这里就很明显地表明了司马迁的战争观, 他并不反对使用武力, 但是也并不主张滥用武力, 他认为使用武力与否, 关键在于是否正义。假如使用武力是出于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的一种维护手段, 那无疑是正义的, 这就具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意味, 凸显战争具有“讨强暴, 平乱世, 夷险阻, 救危殆”的作用。所以, 司马迁认为武力是“行之有逆顺耳”的, 这就与先秦儒家一味地反对使用武力有着天壤之别。
2.2 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及秦朝的大一统
战国时期, 发生在诸侯之间的战争是具有统一趋势的兼并战争。司马迁对这一时期的战争是持肯定态度的, 因为司马迁是主张大一统的产生的, 他也认为战国时期必然是以实现大一统的局面结束。原因就在于:首先, “周室衰微”, 周王室的影响力较春秋时期更为降低, 到后期形同虚设;其次, 从春秋到战国, 诸侯国的数目从原来的十二个主要诸侯国减少到七个, 各诸侯国的力量都大大增强, 理论上都具备进行并赢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 在七国之间势必会继续有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最后, 几个国家都进行了变法, 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明显, “居五年, 秦人富强, 天子致胙于孝公, 诸侯毕贺”,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实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 成为实现大一统的有力竞争者。所以, 根据这些客观原因, 司马迁认为战国七雄割据的局面必然向大一统发展, 而战争就是主要推动力之一。
3 “非兵不强, 非德不昌”
司马迁在《三代世表》中曾这样设问:“黄帝后世何王天下之久远邪?”黄帝的后代为什么能够称王天下这么久远呢?那是因为他在注重政治清明修饰礼义的同时, 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发动对人民有利的战争, 起到造福人民的作用, 决不穷兵黩武, 因此能够称王从而恩泽影响到后世。这也从侧面点出秦国在灭六国实现大一统后为什么二世就亡国了, 这在司马迁看来是因为秦国从兴起到强大, 最终统一全国, 依靠的都是武力。统一后, “秦离战国而王天下, 其道不易, 其政不改,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 秦始皇在统一后仍不改其穷兵黩武的政策, 依旧以法家思想治国, 仍然怀着“贪鄙之心, 废王道”, 希望用武力使其统治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 力非弱也。结怨匈奴, 絓祸于越, 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 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 甘得之心不息也”, 秦二世完全继承了秦始皇穷兵黩武的风格, 致使平民百姓看待自己的国君像看待敌国一样, 完全丧失了民心, 因此陈胜才能一呼而天下应。汉初思想家陆贾认为, 把暴力的作用绝对化是秦亡的关键:“秦非不欲为治也, 然失之者, 乃举措太众、用刑太极故也。”司马迁又引用贾谊的评论:“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 并殷周之迹, 以制御其政, 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 名号显美, 功业长久。”进一步点出秦始皇以武力得天下, 却未能以德治天下, 那么即使他的兵力再强大, 最终也是要走向灭亡的。这是其失败的根源所在。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面说道:“非兵不强, 非德不昌, 黄帝、汤、武以兴, 桀、纣、二世以崩, 可不慎欤?”没有兵力就不会强大, 没有德政就不会昌盛, 黄帝、汤以及周武王都是以武力得天下, 以德治天下, 因此能够兴盛;而像夏桀、商纣王、秦二世这样的末代君主, 都是以暴政而亡。司马迁的观点就是, 进行战争追求的并不是它的过程, 而是它的结果和影响, 假如为了战争而战争的话, 那就是穷兵黩武, 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 战争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正义的战争是圣人平乱世, 拯救国家危亡的工具。当目的达到后就应该及时地停止战争, 这是圣人所能够做到的。
4 人才与战争
在《史记》里, 司马迁还一再强调选择任用人才的重要性, 这对战争的胜负是具有决定性的。“晋用咎犯, 而齐用王子, 吴用孙武, 申明军约, 赏罚必信, 卒伯诸侯, 兼列邦土, 虽不及三代之诰誓, 然身宠君尊, 当世显扬, 可不谓荣焉?” 在刘邦和项羽争霸的过程中, 刘邦能够听从手下的计谋, 因此在刘邦身边聚集了一批良臣谋士, 如张良、萧何、韩信等人, 为刘邦的大业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项羽则不然, 项羽手下只有一个能人范增, 但却鲜有听从他的计谋的时候, 总是刚愎自用, 最后导致完败。所以, 刘邦在得天下后总结道:“夫运筹策帷帐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镇国家, 抚百姓, 给馈饷, 不绝粮道, 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 战必胜, 攻必取, 吾不如韩信。此三者, 皆人杰也, 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5 西汉的和战
5.1 高祖、文帝时期的休养生息以及对南越的政策
司马迁反对汉武帝用兵匈奴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国力虽然与汉初相比有了极大的提高, 但仍然尚未达到能够主动出击匈奴的水平。他认为发动战争不能只考虑眼前利益, 更要顾及到更深层的影响。所以, 司马迁对于高祖、文帝时期所坚持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十分赞赏。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后, 高祖并没有出兵平定这一地方割据势力, 而是采取宽释赵佗的政策, 非但不出兵讨伐, 反而还封他为王, 出发点就是考虑到中原连年战乱, 民不聊生, 需要长时间的休养生息, 恢复国力, 所以不宜派兵远征南越。这在司马迁看来无疑是一项十分正确的决定。
文帝时期, 中央政府对南越的政策延续了高祖时期的以招抚为主的政策。赵佗早在吕后时期就自称皇帝发号施令, 但文帝出于休养生息的目的依旧没有对南越动武。在司马迁看来, 像赵佗这种妄自称帝的行为, 不见得非得出兵讨伐不可, 倘若换种方式以徳化之, 未尝不是一种维持和平的策略。
5.2 武帝时期对南越的战争和主动出击匈奴
汉初中央政府对南越的招抚政策一直持续到武帝时期, 南越国相吕嘉作乱, 朝廷派韩千秋率两千人前往征讨, 结果全军覆灭。“于是天子……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 最终平定了南越。司马迁在文中并没有明确地表态反对汉武帝出兵南越, 这是出于避讳的需要。但是从司马迁在《律书》里对高祖、文帝休养生息的描写, 再与汉武帝四处征讨的政策相比较, 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这种四处用兵的政策是反对的。司马迁碍于不能秉笔直书, 所以采用了这种旁敲侧击的手法, 为的是对武帝贪于攻伐的一种暗暗的讽刺。
司马迁认为汉武帝主动出击匈奴的做法并非是审时度势的决定, 而仅仅是出于一时的冲动, 未加深思, 是不成熟的。他认为进攻匈奴要等待更好的时机, 只有在国力更加雄厚的时候才是出击匈奴的最佳时机。从现在来看, 司马迁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明智的, 因为从史实上来看, 汉武帝在连年征战后, 汉王朝的国力大大下降, 汉武帝的继任者又不具备汉武帝的那种雄才大略, 所以汉军也只是威武一时, 没能威武一世。汉武帝的一时逞强, 结果他的继任者因为无力与匈奴再战, 不得不重新与匈奴展开和亲。司马迁作为当世之人能够把当时的形势看得如此清楚, 的确是非常难得的, 这与他多年的积累以及常年撰写史书, 善于以史为鉴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6 总论
综观《史记》, 司马迁的战争观主要有几点, 第一, 改朝换代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第二, 战争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因为战争具有“讨强暴, 平乱世, 夷险阻, 救危殆”的作用;第三, “非兵不强, 非德不昌”, 战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要用之有度, 而不要贪于征伐, 穷兵黩武是没有好下场的;第四, 战争中对人才的使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第五, 从历史出发, 以史为鉴, 反对汉武帝用兵四夷, 主张在安定的年代应与民休息, 而不是频频发动战争, 这才是建立太平治世的要旨。
主父偃在汉武帝第一次召见他时进言道:“《司马法》曰:‘国虽大, 好战必亡。天下虽平, 忘战必危。’……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 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 未有不悔者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用’。”主父偃的目的就在于劝说武帝不要四处用兵, 更重要的是与民休息, 整顿国政,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司马迁记载了主父偃的进言表明这正是他想跟武帝说的话, “国虽大, 好战必亡。天下虽平, 忘战必危”, 他要告诫武帝, “兵者, 乃国之大事也, 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国力强盛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四处征讨, 在和平时期, “兵者”只是国家保生存的工具, 而不是四处征伐的依靠, 这也是司马迁战争观的集中体现。
摘要：本文通过对《史记》里面所记述的重大战争进行分析, 进而探讨司马迁的战争观。全文主要从改朝换代的战争、争霸战争、结束乱世的统一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才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最后总结出关于司马迁的战争观的五个主要结论, 即第一, 改朝换代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第二, 不能全盘否定战争, 因为, 战争具有“讨强暴, 平乱世”的作用;第三, “非兵不强, 非德不昌”, 穷兵黩武没有好的下场;第四, 战争中对人才的使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第五, 从历史出发, 以史为鉴, 反对汉武帝用兵四夷, 主张在安定的年代应与民休息, 而不是频频发动战争。最后一点是本文的关键, 是司马迁记述战争的主旨。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战争,战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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