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类专题节目（精选9篇）
法制类专题节目 篇1
随着中国法制进程的推进,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 全国多数电视媒体设立了专门的法制频道或法制栏目。一些品牌法制栏目, 从开播之日起便受到观众的好评, 例如央视的《今日说法》《法治在线》, 北京卫视的《法治进行时》等。30年来, 电视法制节目不断涌现, 对记录和推动中国法制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 电视法制节目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但能绘声绘色地讲述法律故事的讲堂类节目却不多, 这类节目目前比较成熟的代表栏目是中央电视台的《法律讲堂》和河南电视台法治频道的《法治讲堂》。本文将通过河南电视台《法治讲堂》栏目, 对讲堂类法制节目做一下简单剖析。
讲堂类法制节目, 不同于其他法制节目的多表现手法, 也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课堂。一般的法制类节目通常采用画面叙事的风格, 突出现场感。而学术课堂, 讲究双向性, 互动性。电视法制讲座面向的是广泛大众, 缺乏即时性和直接性, 而且大众对接收到的信息要求更高, 既要有可视性, 也要容易理解和接受。
河南电视台《法治讲堂》栏目开播于2013年的8月, 其形式是通过名家讲座的形式, 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法律问题寓故事之中, 展现在普通百姓面前。让观众既感受到了法律的尊严, 又感受到了道德的力量, 同时也收获了法律知识。
1 节目的灵魂是主讲人
节目的灵魂是主讲人。他们的讲述关乎节目的成败, 要声情并茂, 更要通俗易懂。节目中, 他们是法的传播者, 故事的讲述者, 更是角色的表演者。一档三十分钟的讲座节目, 没有主持人, 没有现场感强的画面, 更没有场景的变换, 讲述过程完全靠一个主讲人来完成, 那么这个节目对于主讲人的要求就会很高。《法治讲堂》主讲人要经过严格的选取, 一般会有三次甚至更多次的试镜试讲才能最终选定。主讲人构成有大学的知名教授, 他们拥有丰厚的学术根基, 有一套自己独到的完整理论;还有律师和法律工作者, 他们有大量的真实案例, 可以进行生动的演绎。
每一期《法治讲堂》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通过主讲人娓娓道来, 让观众触摸到法的灵魂。这个过程不同于一般的授课, 不同于庭审中的激辩, 这个讲述不能理论化严重, 不能专业化太强。
主讲人的个性对凸显栏目的影响尤为重要。根据不同的收视群体, 栏目可选取风格不同的主讲人, 有的温文尔雅、娓娓道来, 有的个性张扬又不失稳重, 但无论哪种风格, 主讲人在讲述的时候都应该是一个表演者, 通过他们生动的演绎, 为观众带来一场普法的故事盛宴。
2 选题平民化
法制类节目本身会受专业化的影响, 有时让观众感觉晦涩难懂。如何让观众喜欢看, 看了能有收获, 就需要从选题上下功夫。选题的选取上, 首先要讲平凡人的平凡事。比如讲婚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等等, 与大众息息相关, 大家经常会碰到的法律问题, 因为节目的受众更多的是渴望获取法律知识的普通大众, 而不是潜心钻研法律的专业人士, 要让观众听得懂, 记得牢, 用得上, 平民化便是选题的重点。
如要增强观众对部门法的深入了解, 那么针对部门法的系列节目, 会让栏目更具影响力。比如说每年的315都是消费者维权的高峰期, 也是社会各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高度关注的时期,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前策划消费者维权系列。还有婚姻家庭系列, “家和万事兴”, 家庭内部的婚姻关系和继承关系, 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法律问题, 在遇到问题时如何化解, 是婚姻和继承法系列要带给大家的启示。
选题可以是冲突不断, 悬念迭出的刑事案件, 也可以是事件追踪, 大众关注的时下热点。比如说前不久, 一部有关育儿经验的电视剧在全国各大卫视热播, 名字叫《虎妈猫爸》, 观众在热议剧中育儿方法的同时, 也开始关注与剧情有关的一些法律常识, 比如有人就提出来, 如果虎妈和猫爸离婚了, 那后续的问题如何解决, 比如孩子的抚养权, 房子的归属等等, 那么, 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题材, 讲述虎妈猫爸离婚后的相关法律问题。
虽是普法, 但每期节目的法律点不应过多, 解读的法条也不应过长。观众在收看节目的时候, 往往是一带而过, 太过繁琐的法条不利于观众的理解和消化, 也不利于法律法规的普及。正常情况下, 一期三十分钟的节目, 两到三个法律点就可以了, 复杂的法条可以通过通俗非专业化的语言进行解释。
3 内容故事化
自古以来, 人们对故事的好奇和热爱就没有减弱过。“巫师和祭司在神坛上讲故事, 吟游诗人在村舍和集市里讲故事, 说书艺人在勾栏瓦舍中讲故事, 老奶奶在炉边讲故事……人们听得如痴如醉, 通过对故事中人物的同情关照自己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 人正是通过故事来理解生活的。”[1]故事性对于讲堂类法制节目至关重要, 我们不是枯燥地罗列法律法规, 而是通过故事, 深入浅出地带出法律点。
故事少不了悬念, 悬念是艺术创作中造成受众某种急切期待和热烈关切的心理状态的一种手法, 它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从而引导着人们保持对节目的持续关注。悬念对于讲堂类法制节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叙事手段。比如说河南电视台《法治讲堂》2015年1月份的一期名为《结扎的丈夫, 怀孕的妻子》节目中, 主讲人这样讲到:“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 天气非常炎热, 医院里一个女人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 捂着肚子哎呦哎呦地叫着, ‘大夫快来啊, 我肚子疼得受不了’, 医生经过紧急诊治, 发现是宫外孕大出血, 为了挽救女子的生命无奈之下切除了她的子宫。而刚刚被推出手术室的女子, 却遭到了丈夫的怒斥:‘孩子是谁的?我都结扎了你怎么可能怀孕呢?’”。这期节目, 开篇以一名女子急诊入院, 后被诊断为宫外孕, 而丈夫早已做了结扎手术入题, 吊足了观众胃口, 都会好奇, 丈夫做了结扎手术后妻子为何会怀孕, 这样开篇便抓住了观众, 带着观众继续往下看。
节目内容的故事情节既要有悬念更要曲折化, 往往一个真实的案例要经过加工和演绎才会符合电视的表现手法, 有时一个故事是通过对几个案例的综合加工才完成的, 这个故事既要曲折又要符合常理, 不能为了追求效果, 而天马行空, 不切实际。
每一期《法治讲堂》都可以看作是一篇夹叙夹议的议论文。有的叙事多一点, 有的说法多一点, 都是通过说事, 层层析理, 故事情节和对法的阐释同步推进, 一环扣一环, 使观众不知不觉地学了法, 懂了法。
4 后期制作的艺术化
电视最大的优势, 是用声音和画面表达一个故事。《法治讲堂》栏目每期都会在主讲人的讲述过程中穿插五到六个短片, 每个短片不长, 几十秒的时间, 既是对上一段内容的简要归纳, 也是对下一段内容悬念的提出。短片通过画面的渲染和音乐的烘托, 采用多种电视特技, 或抒情悠扬, 或阴森恐怖, 既丰富了节目的表现形式, 也赋予人以情感的冲击。
除了短片之外, 每隔不到一分钟, 会有一组模拟画面的再现, 这些画面都是前期编导通过模拟拍摄, 有写实, 有虚化, 通过一系列具有特定内涵的典型画面叠加, 从而获得一组连续流畅的镜头。这些画面的加入, 让观众更直观地理解故事情节, 而且多元素的加入, 也会缓解观众的视觉疲劳。
5 结论
知识性、权威性、服务性是讲堂类法制节目的特色, 它将潜在的道德法则与人格力量, 通过生动的讲述表现出来, 使栏目的教育功能与观众的审美取向达到了和谐统一, 最大限度地开发了电视媒体的教育功能, 有效地发挥了舆论的导向作用。
电视的繁荣发展, 离不开创新。电视宣传只有不断创新内容、创新形式, 才能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 才能增强舆论的引导水平。或许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不断加强, 我们的节目形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但万变不离其宗, 作为媒体人, 为大众普法的脚步永不停歇。
摘要：电视法制节目表现形态各有差异, 在叙事技巧和策略上, 也有不同之处。本文拟以《法治讲堂》为分析样本, 简要分析讲堂类法制节目的特点。
关键词：讲堂类法制节目,故事化内容,艺术化后期
参考文献
[1]苗棣, 赵长军.论通俗文化——美国电视剧类型分析.前言,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法制类专题节目 篇2
郭阳
节目策划书
节目基本信息：
节目名称：《时事沸点》
节目类型：新闻评论类节目
节目主旨：从时事新闻中选取最新、最热、最快的新闻话题，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以客观公正的评论为观众带来新闻不一样的沸点。
节目长度：30分钟
播出时段：周播节目，每周一期，每周日 20:30－21:00节目定位：时事 热点 评论
节目结构：片头本期节目的主要导视
板块一时事再现新闻采访片子再现新闻时事板块二沸点探讨 两位主持人对本期新闻时事的探讨谈论
板块三新闻评论主持人对时事热点的评论
节目内容：片头先是一段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的介绍，形成节目导视。进入演播厅画面，节目开始，主持人的开场词：时事新闻，直击沸点。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时事沸点，我是主持人xx。唉，老x，今天我们关注的热点是什么·····（两人交谈式，自然引出今日主题）
板块一然后播放片子还原事情的真相，将我们关注新闻的始末在片子中展现出来，在记者朋友的调查中使观众了解事件的始末。版块二画面回到演播室，二人对刚才片子播出的一些内容谈论，说说自己的看法，交换双方的想法，进行交流。
板块三主持人对本期的时事新闻作出评论，给观众一个真实，客观，犀利的新闻沸点。
节目目标：成为观众心中最快速，最真实，最具争议的新闻评论性栏目，以犀利准确的评论征服观众的心理认可。
节目意义：揭开新闻真相，还原新闻事实，传递时效新闻，谈论争议热点，评论犀利公正，做一档真实的专题新闻评论类节目。节目风格：平易近人，谈论自如，各抒己见直说感言的风格 主持人风格 ：
两个节目主持人，一位是正式主持人，另一位起辅助作用，以随时更换，为辅助主持人。两位主持人要起到探讨沟通引起观众注意力的作用，主持人为恒定角色，起到提问，回答热场等作用。而另一位辅助主持人，则可因每期节目内容的不同，请来不同的教授或不同的评论员对此期节目做一个很精彩的评论。
节目要求：1评论类节目，精彩点在于话题的选择以及评论的精彩性。所以我们要注意话题以及评论员得选择。
2节目一定要重质量，不可粗制滥造，并且新闻注重时效性与真实性，我们要做好功课提前调查。
3我们要注意节目的宣传，打造出节目的品牌。
4节目包装：制作精美片头，片尾（有自己的特色）
拍摄宣传片（做好宣传）
用节目精彩片段剪辑片花（吸引更多的观众，将我们的优势表现出来）
制作我们自己的背景音乐（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6工作人员安排：制片人一名，执行制片人一名，主持人两名，编导三名（两名负责节目内容编排，一名专门负责选择话题和联系评论员），摄像三名（起码三个机位），后期制作两名。
7场地：演播室
8本节目对播音、采编人员的要求：
<1>尽量不依靠稿件，凭理解和记忆
不能拿着稿子念，念得再好，也没有“说”味，他应该收集与这次节目有关的全部资料，形成“说”的提纲，然后，充分理解、消化，再形之于声。说的时候，随时从记忆中提取所需要的东西，也许是这次记住的，也许是以前留下深刻印象的。
<2>要进入“说”的思维状态
说话都必须有一个听的对象，他不仅在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还看着听的人的眼睛，观察他是否感兴趣，猜想他可能产生什么反映。
<3>话题的选择
我们在选题上要注意与节目宗旨的结合，我们是专题新闻评论类节目，一定要选有争议，有热点的话题。
话题的选择是主持人的真功夫，是进入“说”的思维状态的重要基础。在选择话题时，应充分了解此时的社会情况和受众心理；懂政
策，有一定的理论修养；要抓住准确鲜明的事实，掌握大量的资料。
<4>要形成“谈论“的思路
因为有两个主持人，所以一定注意好沟通交流，有谈论互动性。并且注意：“说”的技巧。主持人说话，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形成思路，一个是组织好语流，二者缺一不可。内在无声的起主导作用的思路在先，外在的起有声的传播作用的语流在后。思路是语流的灵魂，语流是思路的载体，是思路引导着语流前进，一旦思路形成了“说”的意向就明确起来，说话的行为才成为可能。
<5>要具备过硬的“说功”
主持人说话要有功夫。这种功夫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口语规范化，主持人说话应该像生活口语那样生动活泼、挥洒自如，又应该像文学作品那样严谨精练，讲究结构和布局，应该语音纯正、语句整齐，把话语与语境紧密联系起来，形成较强的临场交谈感。主持人“说”得好与环，是与他自身的学识修养、语言功底、敏捷而缜密的思维能力、丰富的语言材料的储备、敏捷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丰富的社会经验分不开的。
行销宣传
法制类专题节目 篇3
评书说案类电视节目自2000年重庆卫视的《拍案说法》节目开播以来，就受到了观众的好评。独特的说书风格和章回体的编排结构一方面降低了法制新闻的严肃性、增强了法制节目的趣味性，又带有主持人鲜明独特的个人主持风格，因此颇受观众的欢迎。2003年凤凰台的《文涛拍案》更是被冠以“新派电视评书体”的称号。《今日说法》和央视《法治在线》栏目也都曾邀请过著名评书家连丽如、田连元在节目中以评书形式说法制故事。地方台中评书说案类电视节目，如江西卫视的《传奇故事》、陕西台的《说案》、广东台的《说案》、南方台的《拍案惊奇》等等，也十分风靡，这种主持人评讲故事的模式甚至蔓延至一般的民生新闻节目中，形成了说新闻、讲故事、评点人事的热潮。
但大量评书说案类节目模式上的雷同与模仿，不仅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而且因其争取收视率而一味媚俗，在节目取材和定位上就体现出了“重故事轻法理”的普法意识淡化而媚俗化严重。有学者指出：“除一些新闻性较强，具有轰动性的大案、要案外，法理、情理、伦理复杂交织的故事，是评书说案类节目选材的一个重点。这类故事可以说完全符合评书说案类节目‘讲法制故事，说人生传奇’的定位。但在节目制作中，这类题材常出现的问题是编导人员往往把握不住节目的普法之‘根’，把重点放在离奇的情节上，以故事来吸引观众，法理或法律知识的引导不深入。有些是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对涉及的法律知识草草带过，缺乏深入的挖掘，往往被看‘故事’的观众忽略；有些是讲完故事后，在结尾处由主持人匆匆点评，点评的重点又往往放在道德层面，缺乏法理的强调。”[1]
本文认为，评书说案类电视节目要想在媒介竞争大环境下站稳脚跟，避免节目模式雷同化、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必须在话语策略上坚持以下几点：
一、叙事视角上坚持平民化的心态和公共服务性的新闻品格
现今，说新闻、讲故事已经成为公众普遍接受的新闻传播方式，也是传媒业界一致赞同的新闻传播理念。但说新闻、讲故事首先涉及一个讲什么、怎么讲的问题，也即故事本身和话语行为（言语）的问题。既然是只把新闻事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背景材料进行二度加工创作，就能间接反映出讲故事的人（传者）的叙事视角及其观点、立场。
叙事视角，就是指叙述者（传者）观察和叙述故事的角度。以普通百姓的眼光和平民心态来审视法制故事，应该说可选的范围很广，只要是贴近百姓生活的素材，都会增强观众的真实感和起到警醒和教育意义。《拍案说法》从内容上主要倾向于四方面的选择：“情、理、法冲突交织的典型案例；前沿性的法制话题；焦点性重大题材；贴近普通百姓生活的法治题材。如果四者相结合则是最佳选题。”[2]而《文涛拍案》的节目则取材于“大案、要案、奇案”，相比较而言，取材和定位上就与普通人的生活相疏离，只是一味寻求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新闻，虽然能暂时迎合观众的好奇心和窥视欲，但不能让观众从中感受到个人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缩影，节目通过展现他人的命运起伏，可以产生预警作用，进而使人关注身边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和公共利益，达到教育和普及法律知识的目的。一个好的电视节目的策划不仅要能吸引观众的注意、贴合其兴趣、最重要的是还要能让人树立正确的信念、满足其内心欲求，并能给以可执行的行动，如果仅仅做到前两个层面，就不能保证住收视率的长久稳定。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部分评书说案类节目虽然也立足“受者本位”的理念来做节目选题材，但放弃了根本的平民化心态和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放弃了引导舆论和对社会各界的监督鞭策作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轰动效应，选题过于偏重“腥、星、性”，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二、评述方式上注重悬念性和人性化的伦理诉求
大部分评书说案类节目都十分注重悬念性的叙事结构，《拍案说法》借鉴了我国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三言两拍”系列中的讲故事技巧和名称，借用“一刻拍案”、“二刻拍案”、“三刻拍案”，把故事划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且每个阶段都有章回体的标题指明此阶段的迷题和答案，可以说对悬念的设置和运用恰到好处和得心应手。
悬念的设置必然和人们的伦理价值取向有关。悬念本是戏剧里的概念，在现代影视媒体中“悬念是观众对剧情发展中的因果关系不可预测的一种精神期待。在叙事电影中，如果道德、善行、好人一旦陷入困境，受到恶人的诋毁、攻击、诽谤、中伤、威胁、陷害、遇到危机、面临险境、遭受灾难，就会唤起观众的同情，为其前途、安全和命运担忧，这样即在不同程度上有了悬念。”[3]所以悬念本身就隐含着人的一种道德伦理诉求。而有论者曾指出“评书说案节目的选题多与法制报道的四大母题相关。一是“撒旦母题”，这类案件往往激起人们对邪恶的义愤, 让人们充当道德法官的角色；二是“英雄母题”，通过展示现实中的“英雄”人物，张扬社会中的伦理道德观念，给人们带来实在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三是“死亡母题”，普通人或犯罪嫌疑人的猝然死亡，往往会带来恐惧、悬念、感官刺激等，常常成为叙述事件的基本线索；四是“灾难母题”，即由于当事人行为的过失招致灾难的降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给人以警觉。”[4]法制故事中善与恶的对立、矛盾和冲突自然会触碰观众的道德底线，在人情和法理的天平中做出衡量和判断，在严峻的伦理考验中实现对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关怀。
三、主持风格上突出个性化的话语表达
巴赫金曾说过，“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5]但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述已被历史无情的淘汰了，只能透过讲故事的娱乐方式和电视画面的镜头补充悄悄的传达着传者的意识形态话语。尤其是法制节目，既要坚持普法之根，宣传法理，普及法律知识；又要避免死板赤裸裸的宣教方式，就必须在“寓教于乐”上把握好尺度。
法制节目对评书形式的借鉴不应仅仅体现在服装装扮和书场布置的模拟上，也不应仅仅体现在用说书人取代主持人的定位上。主持人是节目的“魂”，要保证节目的质量，主持人的评说功底要深厚。首先，无论说书艺人还是节目主持人都要求口齿清晰，声音饱满，语速张弛有度，语调充满感情，语言表达流畅，思维清晰敏捷。其次，评议要适当精准。评说要注意角度适当，评语要充满智慧，观点要鲜明独到，让人信服。三是在表演方面，还要求主持人在对人物心理的模拟揣测时语言、表情、动作还要协调、恰当。所以只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还不够，还要凸显主持人的个性化主持魅力。
以《拍案说法》和《文涛拍案》为例，笔者认为，《文涛拍案》在背景资料的信息整合上渠道通畅、信息传递快速，话语表达方式更倾向于生活口语；而《拍案说法》不仅节目形式上更接近评书样态，且主持风格犀利稳练，主要原因就在于韩咏秋对“主持人、知情人、说书人、评论人”四种角色的精当把握上。《文涛拍案》的一档“药家鑫二审案”节目中，主持人一会对药家鑫的手做点评，一会摆出专家教授的各种观点，态度上介于同情与激愤模棱两可之间，话语表达磕磕绊绊，影响了观众对案情的判断和法理的思考。因此，如果主持人的角色定位不清晰，评说功底不扎实，思维不敏捷，语言不凝练规范，这类节目终将在同质化的媒体环境中被淘汰。
[1]郑文华.说案类法制节目的现存问题及对策[J].电视研究，2010,(1)
[2]赵中颉.《拍案说法》:打造平民化普法节目旗舰[J].传媒观察，2007,(7)
[3]王心语.希区柯克与悬念[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24.
[4]廖勇勇，刘琳.评书说案节目，演绎另一种新闻故事[J].中国电视，2006,(12)
关于法制谈话类节目的研究 篇4
一、法制谈话节目的内容与特性
(一) 选题要贴近生活
随着我国建设法制社会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人们逐渐意识到依靠法律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办法。故法制节目在选题上必须贴近生活。法制节目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要有典型性、实用性, 要能解答观众的困惑, 并让观众从节目中获得需要的法律知识;同时, 要能增强观众学法、懂法、守法的意识。
(二) 选题本身具有可议性
节目需注重在平等的交流、互动中实现宣传、教育的目的。民事案件大多与观众的日常生活、工作密切相关, 观众参加讨论的兴趣会更大, 而且民事案件中情与法的冲突较为常见, 更具可议性。
可议性还包括法制理论、法制实践领域存在空白的内容。如今, 我国社会快速发展, 经济高速增长, 新生事物不断涌现, 法律“真空”现象无疑是法制研讨谈话节目的最佳选题, 如安乐死合法是否恰当, 《今日说法》播出的《以爱之名义》等节目就涉及当前法律的一些空白领域。专家、学者、观众在节目中对法律的“真空”进行讨论, 会增加节目本身的可看性, 甚至对我国法制理论、法制实践的建设和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 节目要有可视性
节目要充分利用电视传播的特点, 充分利用电视语言功能, 采用各种手法 (如介绍案情时大量采用纪实手法, 在演播室设置大屏幕展示有关资料、图表, 把一些重要法律条文在电视屏幕上放大展示, 在讲述人讲述案情时用画面演示当时的情景) 追求节目整体的悬念感、刺激性及故事性。
二、法制谈话节目的制作特点
(一) 现场录制
现场录制是谈话节目制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在节目录制前, 编导应对谈话内容及进程充分编排计划, 列出详细的谈话提纲和大致内容。但也不能让谈话者完全照本宣科, 谈话中还要有即兴碰撞, 这就对主持人和参与谈话者提出了要求。主持人要能掌控现场气氛, 要用心、用脑, 其对话题的引导能力非常重要, 要能构建交流场、支配参与者的谈话内容、完成节目的预定目标。在对法制内容的表现上, 要思维清晰、表达准确, 从而使节目焕发出理性的光辉。
一般说来, 尽量不要打断谈话节目的录制过程, 而一旦出现问题, 主持人要能转移话题;如果仍无法纠正, 编导应停止录像, 在与谈话者进行沟通之后再继续录制节目。
(二) 后期制作
要想使节目能引人入胜, 内容就必须精彩。作为谈话本身的看点, 不仅在于节目内容的故事性及表达的逻辑性, 还在于段落与节奏的恰当划分。例如, 要对谈话的重点予以强调, 可以把嘉宾的分析提炼出来, 做成导视片或话题板;同时, 还可以用画外音、字幕以及插入漫画图片等形式予以补充。
三、法制谈话节目存在的问题
(一) 主持人的问题
法制节目区别于其他节目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法律方面的专业问题,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当前诸多法制谈话节目主持人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够, 充其量只能算是普通观众的代言人, 不能从法律角度参与问题分析。这不只影响观众不能从法律的高度来理解案件, 也妨碍了主持人自己与专家的交流。
另一方面, 主持人本身主持业务水平有限, 无法流畅表达, 局限于念稿、背稿的状况。主持人的能力不足势必影响节目效果甚至产生导向错误。例如, 某法制节目曾经播出对制造冰毒的大毒枭的采访。大毒枭在镜头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主持人则十分木讷跟不上对方思路, 结果大毒枭在节目中反而以一个智者、强者的形象呈现出来。所以, 增强主持人的能力, 提升法制谈话节目的整体水平和影响力也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 案件分析肤浅
现今的法制节目大多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 诸多节目往往以事论事, 仅仅停留在案件本身的“说法”上, 没有进行深入挖掘, 没有在产生原因和预防方面进行论述。
(三) 谈话制作过程不够自然
由于编导、主持人甚至嘉宾都不够专业, 撰稿者往往对谈话精心设计, 参与者念稿、背稿, 于是容易造成节目缺乏真实性, 节目风格也十分呆板做作。
四、法制谈话节目的发展对策
(一)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提高电视法制节目的文化品位, 要从多方面入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政策性和舆论导向的正确性。电视法制节目要充分考虑社会效果, 要充分意识到媒体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责任和义务。电视法制节目不能为了提高收视率而不顾社会效果, 丧失正确的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由于报道涉及领域的特殊性, 稍有不慎或政策水平稍有欠缺, 就可能导致报道与节目初衷相悖的现象, 乃至出现失误。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如何选择合适的报道角度和注意把握报道分寸上下大力气加以研究。例如, 某卫视近期播出的节目《儿子打爸爸》, 片中报道角度和报道分寸的失误, 让我们看到了丧尽理性和天良的儿子对父亲的辱骂与殴打, 节目肆意渲染家庭矛盾, 刻意放大扭曲的伦理道德观, 误导了广大受众, 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损害了广播电视媒体的社会形象。从业人员对此要引起高度重视,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容忽视。
(二) 以人为本关注个体的生存环境
要注意节目的法理性和对法律精神的全面深入把握。电视法制节目要对社会法制精神有全面、深入的理解。电视法制节目的报道应多领域、全方位地展开。凡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事件, 我们电视法制节目都应该有所关注、涵盖, 而不能只从提高收视率或个人兴趣出发;电视法制节目不应只局限于就事论事、就案说法, 或局限于解释法律条文, 而应在此基础上深入到法律精神、法律实质的层面, 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捍卫正义, 维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等。例如, 《今日说法》近期播出的《我该不该拯救你》节目中, 家住苏北的14岁少年扬扬身患重病, 急需移植骨髓。由此引出父母与16年前被送养的女儿与养父之间的情理、法理纠葛。该节目客观地报道了事件的全过程, 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过激行为给予了报道, 使家庭中的母亲认识到自己的过激行为不仅伤害了自己更伤害了两个年幼的儿女。其对规范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 以及优化社会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 注重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
要注意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在电视法制节目制作过程中要充分运用电视语言的特点, 利用声光画、拍摄、剪辑等多种电视制作手段来表现节目。电视法制节目要培养和造就合格的节目主创人员。节目的质量如何、文化品位高低, 取决于节目制作者的水平。尤其是他们的政策和法律知识水平及对法律精神的理解水平。这不仅需要他们自身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法律知识, 还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所以, 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刻不容缓。
电视法制节目题材本身与新闻、电视剧一样充满了悬念, 既有新闻的时效性和未知性, 又有电视剧的戏剧性、故事性。作为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者应以法理为准则, 兼顾道理、尊重情理。在报道播出时要适度介入, 完全不介入可能会错过节目制作播出的大好时机, 丢失案例故事本身的悬念;而过度介入, 则可能使司法公正受到影响, 为公正的司法审判制造了障碍, 也不利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
法制类专题节目 篇5
一、法制类节目采编的现状
近年来, 网络成为了大众化的媒体形式, 受到了年轻人的大力追捧。但是, 网络属于新兴媒介, 于受众群体上仍有所局限。电视作为老式的媒体形式, 依然具有广泛的观众。电视观众没有年龄、文化等限制, 相对于网络有更丰富的受众群体。当然, 也正因此, 电视节目的采访和制作需要考虑的地方也更多。而法制类的电视节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走进电视观众的视野, 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 面对日渐增多的受众群体, 节目工作人员也不断迎合观众的喜爱, 改变了原先的采访、制作原则, 而这些做法也造成了法制类节目的现状不容乐观。
法制类节目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电视节目, 它是通过新闻与专题汇聚的形式面对不同阶层的受众群体。法治类节目虽然以新闻作为基础, 但更多的是以专题的形式出现在电视观众面前。而现阶段的法制类节目出现了制作的偏向, 为了追求收视率逐步向文艺类节目靠拢。文艺类型的节目追求的是娱乐效果, 为了达到娱乐目的, 在制作文艺类节目的时候更多的考虑的是与观众的互动, 通过主持人的表达技巧来引起观众的兴趣, 达到文艺欣赏的目的。现今, 法制类节目成为各个电视台的主要节目形式, 为了提升节目效果, 造成了诸多的节目偏向,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法制类节目的定位偏差。
现今, 法制类节目的定位十分模糊, 制作者不能清楚定位是法制类节目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法制类节目与新闻节目不同, 对时效性的追求不强, 它是以新闻作为基础的一档节目, 通过对法制新闻的分析, 将罪犯的犯罪动因及犯罪行为展现于电视观众面前, 这一方面引起观众的警戒之心, 让他们引以为戒,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这样的分析提升观众的守法意识。法制类节目也不同于文艺类节目, 它所追去的并非娱乐效果, 而是警戒效果。但现在, 很多的法制类节目偏离了自身的定位, 片面追求收视效果和娱乐效果, 特别是于案情复述时, 为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 很多电视台采取电视剧式的演绎方法, 造成了表述的失真, 这就失去了法制节目的警戒目的。
(二) 法制类节目专业性的缺失。
法制类节目采访与编辑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法律术语, 这既是法制类节目不同于其他节目的特性, 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现今的法制类节目对于法律术语和条款的运用略显混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记者的法律知识缺乏, 记者是节目第一手资料的掌握人, 他们最先与当事人接触, 他们的采访是节目制作的基础, 一旦他们缺乏基础的法律知识, 于采访时就会产生缺失, 更有甚者会造成对案情的误读;其次, 节目编辑人员的法律知识欠缺, 记者采访是节目编辑的基础, 而节目的制作人员, 他们担负着节目编排和分析的重要职责, 一旦缺乏专业性就会造成节目整体质量的下降。法制类节目的专业性体现于记者与制作者身上, 他们的专业性也就决定了法制节目的选题、素材筛选、采访角度、背景音乐选取等等发面, 这些都是节目制作的细节问题, 只有通过采访者与制作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将法制节目的整体效果提升。
二、造成法制类节目采访制作偏差的原因
法制类节目是现今电视节目的一大样式, 为广大电视观众所喜爱, 但也正是受到观众、节目采编人员及节目审核人员等因素的影响, 其现状令人担忧, 而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 受众需求左右节目制作。
受众是电视节目的最佳评审者, 他们的反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节目的制作。而受到观众文化水平、年龄层次等的影响, 电视节目出现了众口难调的现象。法制类的节目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如何于众口难调的电视节目制作领域中取得节目效果与观众需求的统一是法制节目采编人员面临的首要问题。然而, 在整体法制节目的制作过程中, 工作人员会不自觉的受到观众需求的制约, 朝着观众需求的方向进行节目制作, 这就极易造成了法制类节目的定位偏差, 娱乐和消遣成分大大超过警戒成分。
(二) 节目工作人员法律基础薄弱。法制节目的专业性表现为其法律性。
这是法制类节目区别于其他类节目的关键之处。然而, 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现今的法制节目存在法律适用不准确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节目工作人员的法律专业知识缺失。法律专业素质的缺失会造成节目专业性的下降, 这主要表现在主持人主持时专业术语的误用。主持人法律知识薄弱会造成法律用语、法律条例的误用, 甚至会因此造成自身情感的偏向, 尤其是在一些较为敏感的法律案件中说出不当和偏颇的言论, 这就会给节目观众留下不好的印象, 甚至引起一些不好的社会影响。
(三) 节目审核机关并未对节目进行清晰定位。
有些法制类节目为吸引受众观看, 一味迎合受众需求, 不断发掘一些具有离奇色彩的案件, 这些案件大多以政府相关部门的腐败、社会道德的滑坡等为主要内容,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受众的心理进行了暗示, 误导了受众对社会的看法。而且有些法制类节目片面追求收视率的最大化, 将节目引向低俗化的深渊, 节目的制作人员为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 迎合其低俗需求不断挖掘案件的暴力、色情等感官刺激, 渲染罪犯的叙述, 使节目失去原先的教育意义。而节目的审核人员并没有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倾向, 造成法制节目的不断低俗化。这种对低俗化的放任, 很大程度是由于节目审核机关并未清晰认识到法制节目的定位, 将其与其他类型的节目混为一谈, 造成节目定位的混乱。
(四) 节目整体表现模式化。
各个台的法制节目出现模式化的特点。法制节目与其他节目一样具有丰富的内容, 除了要求内容具有法制性外, 其表述方式和题材选择可以多种多样。法制节目不仅包括案件分析, 还包括治安刑侦、警察生活、防腐倡廉、消防检查、缉毒戒毒、社会热点等等。然而, 现在的法制节目往往选取受众喜爱的问题入手, 这就造成各大电视台法制节目雷同的现象。节目制作人员选择相似的题材进行分析, 而为追求内容的引人入胜, 片面依靠主持人的主持。相似的题材, 相仿的主持是现今法制类节目显现出来的特性。究其原因, 法制节目工作人员一味追求市场效应是造成节目缺乏内涵、不够新颖的重要原因。
三、提升法制类节目采编水平的对策
为了提升法制节目的整体质量节目采编人员应该在认清自身不足的基础上, 了解造成节目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尽可能的提升节目质量, 做到节目质量与节目收视的平衡, 可以从四个方面出发, 提升法制类节目的采编水平:
(一) 扩大报道内容。
选题是法制节目制作的一个关键, 把好选题关可以从源头上提升节目的采编水平。法制节目的选题不仅能够保证节目的收视率还对社会舆论导向有一定的作用。为了更好的提升节目的质量, 采编人员应采、编并重, 扩大报道内容。记者在采访时, 不仅要关注现今社会舆论关注的案件, 也要挖掘被社会舆论忽视的案件, 通过深入采访提升节目质量。而节目编辑制作人员要确定适合本节目发展的选题, 通过记者采访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 深入挖掘案件, 将案件客观完整的呈现于观众面前,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保证法制类节目的正确舆论导向, 提升观众对节目的信任度。
(二) 加强舆论监督功能。
电视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 具有真实性、普及性和直观性的特点。这些特性就决定了电视舆论监督的功能。媒体人必须要具备两种判断眼观, “一是事实判断, 二是价值判断”。电视节目的受众面积广, 发布及时, 对社会舆论作用显著。因而, 如何加强法制节目的舆论监督功能是法制节目工作者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法制类节目的法律性决定了节目的严肃性, 它必须关注民众关心的问题, 如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对药品价格的关注, 对农民工权益的维护, 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关注等等。法制类节目应该加强其舆论监督功能, 将节目与社会民生相结合, 通过适当的报道批评, 起到引导社会舆论, 释放受众不满情绪, 教育民众等目的。媒体于民众心目中仍是一个神圣的存在, 媒体通过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 缓解社会矛盾, 推动社会进步。法制类节目因其普及性和真实性对社会民生的关注比之其他节目要多。因此, 法制类节目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舆论监督功能, 充实自身报道内容, 提升节目质量。
(三) 平衡收视率与报道内容的关系。
最近, 法制节目出现了模式化的现象, 对相似问题的关注, 虽然可以尽快解决该问题, 但也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节目报道的雷同化与狭隘化。这不利于法制类节目的生存与发展。为此, 法制节目的采编人员应该平衡好收视率与报道内容之间的关系。节目收视率是评价节目质量的一个途径但并非是唯一的途径。要提升法制节目的质量不仅要重视观众的需求, 还要有针对性的引导受众, 不能单纯以观众的要求作为节目制作的参照。法制类节目要在明确自身定位上下功夫,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做好群众的发言人, 传达民生疾苦, 做广大弱势群体的喉舌。
(四) 提升法制节目工作人员的法律水平。
法律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做好法制类节目的采访制作工作就必须提升其工作人员的整体法律水平。节目组可以聘请知名律师作为顾问, 及时解决工作人员遇到的法律问题, 并请他们参与整体采编制作工作, 增强节目的法律意识。而且节目组可以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请法律专业的相关人才对节目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提升他们的法律水平, 让他们在具体采访编辑工作中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从软件方面提升节目的整体质量。参考文献: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制类节目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 探讨提升节目采编制作水平的对策。
关键词：法制类节目,采编,对策
参考文献
[1]张艳婷.浅谈广播法制类节目存在的问题[J].北方文学 (下) , 201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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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雷跃捷.媒介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法制类专题节目 篇6
关键词：法制节目,主持人,角色定位
在我国, 法制类电视节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 法制类节目发展至今, 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形式, 在对民众的法律普及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法制类电视节目中, 主持人是负责为观众讲解法律知识的主要人员, 其言行举止对法制类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有很大的影响, 法制类节目主持人应当认识到自己在工作中的角色定位, 从而提高法制节目的收视率。
一、法制类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先进法制文化的传播者
法制类电视节目是一种文化产品, 节目主持人是节目文化的载体, 因此主持人也是一种文化角色。主持人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传承精神文明、传播先进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参与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法制类节目主持人的文化体现, 不仅来自节目的内容, 还来自他们的阅历、知识素养、生活态度以及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节目主持人在荧屏上和话筒前的言语行为, 包括在社会生活中的言行, 应该是公众的“道德楷模”, 应该体现人类高尚的道德和良知, 体现一种崇高的文化精神。
法制类节目主持人的文化创造, 主要是通过节目主持中相关的人际交流过程释放出来的。这种交流运用了两种代码, 一是显性的意义代码;一是隐性的文化代码。主持人在节目中对文化代码的演绎往往不易被觉察, 这种“隐性代码”形式的人格气质和审美取向所渗透出来的“文化”, 常常是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
二、法制类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素质要求
与其他电视节目不同, 法制类电视节目需要主持人把严肃的法律与观众的兴趣结合起来, 其对主持人的素质要求很高。法制类节目主持人的素质要求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 主持人的个人魅力和主持节目风格。很多法制类电视节目中, 主持人的个人魅力都没有达到节目的要求, 这对法制节目的风格产生了不利影响。法制类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个人魅力是和其知识丰富程度及内在修养具有直接关系的, 主持人只有具备足够的智慧才能让法制节目的风格凸显出来。根据尧斯的接受美学理论, 观众对法制类电视节目的满足感来源于节目风格的独特性, 法制类电视节目的风格越独特, 越出乎观众的经验与意料, 对观众的吸引力就越大。法制类节目主持人在工作中需要有强大的个人魅力, 才能增强节目风格特色, 提高节目收视率, 促进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例如, 在央视的《今日说法》栏目中, 主持人撒贝宁在保证法律节目应有的严谨性的同时, 还融入了幽默的讲解, 这一风格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在当今数量众多的法制节目中, 《今日说法》能够得到观众的青睐, 与撒贝宁的个人主持魅力有很大的关系。
其二, 法制节目对主持人的专业要求很高, 主持人只有具备系统的法律知识, 才能在节目中游刃有余, 为观众全面地讲解。首先, 法制类电视节目主持人需要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 不仅是法律知识, 还有广播电视新闻方面的专业知识。此外, 法制类电视节目主持人还需要掌握其他学科的知识, 如文学、社会以及政治等学科知识, 掌握这些学科知识, 可以丰富主持人的内在知识, 让主持人在工作过程中言谈更流畅。
其三, 法制类节目需要主持人具有创新能力, 多样化主持定位。制作法制类电视节目是我国进行法制建设的一种重要方式, 法制类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工作中必须保证法律的严谨与严肃, 同时还要做到法制节目的亲民化, 播放的内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这就需要主持人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多样化主持定位, 优化法制节目。
三、法制类电视节目主持人角色定位
法制类电视节目主持人角色定位具有多样性。首先, 法制类节目主持人是一个为观众讲故事的人。观众对未知的事物总会保持很高的兴趣, 法制类电视节目主持人可以巧妙设置节目情节, 以稀奇的人或事物, 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 让观众在猎奇的过程中了解法律知识。讲故事需要法制类电视节目主持人运用个性的语言设置故事悬念, 渲染节目氛围。主持人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 要通过巧妙设置悬念, 让事件一点一点曲折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使观众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被吸引住。主持人在叙述故事时应全身心融入事件中, 关注事件的发展, 引导观众沉浸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 在适当的情况下表露出自身的情感, 进一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例如, 法制真情类电视节目《纪实》, 在学雷锋日的一档节目中, 讲述了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主持人在讲解过程中叙事巧妙, 最终融合自身情感给予点评, 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法制类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一个为观众普及法律知识的人。法制类电视节目的主要作用就是为观众普及法律知识的。讲故事的真实目的是让观众在了解故事的过程中不觉间学习到法律知识, 引发观众的思考, 使观众在欣赏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之后, 心灵受到冲击, 让法律深驻于观众的心中。主持人在主持过程中, 不仅要用曲折的方式把事件叙述出来, 还要用法制的观点, 从事件中最具法律表现性的地方解读出法律知识, 然后按照事件的发展方向, 将各个法律知识点串联起来, 引导观众记忆法律。法制类电视节目主持人还是一个社会道德的守望者。法律的特性就是严肃严谨, 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印象, 其实不然, 法律是为大众利益而定的, 在严法的背后还有温情。主持人在主持过程中, 讲述的很多故事都折射出社会道德, 法制类节目主持人在这方面担当着社会道德的守望者的角色, 通过阐释事件背后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用法律的武器维护社会的公正道义。
在法制类电视节目中, 主持人需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 将个人魅力充分表现出来, 突出节目风格, 在严肃严谨的法律气息中适当融入情感, 运用独特的语言, 曲折生动地叙述事件, 让观众的身心都沉浸到法制事件中, 从而提高法制节目的收视率, 推动法律的普及进程。
参考文献
[1]李莉.试论电视法制节目主持人的素质和要求[J].活力, 2011 (7) :23-24.
论法制类电视节目对隐私权的侵害 篇7
关键词：法制节目,隐私
电视法制节目是以电视为载体，以传播法律知识为内容，关注国家法制建设进程的电视节目，这类电视节目随着我国法制观念的日益深入与法制意识的强化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研究。但与此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法制类节目本身也出现了很多法律问题。如以权力本位取代法律本位，在许多法制宣传节目中，本该由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解决的事件，却被处理成在党委、政府领导的关注支持下才得到公正解决;先于法院做媒体“审判”问题，在一些节目中，宣传还没有被法庭采信的证据，误导公众的视听，或未经审判而称犯罪嫌疑人为“犯罪分子”、“案犯”、“不法分子”;偷拍偷录，未经当事人许可披露其不愿公开的个人信息、秘密，或者未经第三人许可公开播放当事人陈述的其与第三人的共同隐私。本文中，笔者主要对法制类节目个人隐私的侵犯做分析论述。
一、隐私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人格权
隐私权的概念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表述。一般认为，隐私权是一种重要的人格权，是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知悉、利用、公开等的人格权。但是在具体表述上又有不同。有的认为隐私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个人生活秘密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有的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有的认为隐私权是指自己控制有关自己信息的权利;有的认为隐私权是指个人生活、个人信息不受非法侵扰和个人私事的决定权;等等。总之，隐私权的特点，一是“私”，二是“隐”，其核心就是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个人私事能够得以隐蔽和自主支配。这里的“私事”既包括私人生活，也包括私人信息。作为一项民事权利，隐私权的实质就是公民可以自主地保有私人信息、过私人生活、决定私人事务，而不受外界的非法干涉。对于他人非法接触、获取和公布、利用公民私人信息的行为，或者非法侵扰公民私人生活、干涉私人事务的行为，公民可以寻求法律救济。
二、法制类节目中几种侵犯个人隐私的方式
1．偷拍、偷录，未经当事人同意公开其私人生活或私人信息。
在法制类节目中，尤其是是涉及婚姻家庭类案件节目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婚姻关系的一方认为另一方有婚外情或者在赡养费纠纷中的老人，面对媒体单方陈述案情。媒体为了给观众一个所谓真实的答案，往往在陈述人的指引下找到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另一方当事人不愿意面对媒体，媒体有时会采取偷拍偷录的方式。而在这种和公民的私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中，当事人在不知已被录音录像的情况下，很可能会谈及家庭生活或者个人一些私密的、外人无权得知的信息。这时候，如果录音录像被公开播放或被其他人看见，当事人的隐私权就受到了侵犯。
2、未经第三人同意公开书信、照片等包含个人信息的物品。
节目为了让观众了解案情，会使用各种手段展现与案情相关的信息，如信件、照片等。私人之间的信件，往往记录当事人与第三人的私人生活中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由电视这样的大众传媒公之于众，就有可能侵犯了第三人的隐私权。在涉及婚恋情感的案件中，在播出当事人对婚恋生活的陈述时，为了节目的直观性和可看性，媒体有时会播出双方当事人与第三人共同的照片。如：当事人在恋爱时的照片，当事人的结婚照，当事人和家人一起拍的照片等。这些照片记载了当事人和第三人的生活经历，家庭关系，这样未经第三人同意公布记载有其私生活信息的就有可能侵犯了第三人的隐私权。这些照片中有时包括一些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的未成年人的照片，对其予以公开，还有可能侵犯未成年人的权益。
3、一方当事人以真实的姓名公开双方私生活中的信息。
在涉及婚姻家庭纠纷的节目中，求助媒体的一方往往是较弱势的一方，如遭受家庭暴力，另一方有婚外性行为，得不到赡养费的老人等。媒体在对方当事人不配合，又不能得到案件客观真实情况时。往往一边倒的倾向与求助者，将求助者的陈述公开播出，甚至公布对方当事人照片。而求助者为了求得关注、同情和帮助，往往会将当事人共同生活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公布出来，这其中的一些和公共利益无关的信息就有可能侵犯了第三人的隐私权。
三、法制类节目侵犯隐私权的类型。
1、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
这种侵权行为的主体是制作法制节目的电视台。在上诉几种可能涉及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第一种偷拍偷录的行为，电视台直接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而第二第三种方式，电视台对当事人提供的有关第三人的材料和陈述中，有关第三人隐私的内容，未经第三人同意就公开播出，也间接了侵犯了第三人的隐私权。
2、对共同隐私的侵犯。
所谓共同隐私，指的是某一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然人的私生活秘密，包括共同的安宁生活与他们共同的私生活信息。”共同隐私可以存在与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等所谓的共同隐私，一些信息在这些群体之间虽然已不能称之为隐私，但对于这个群体之外的其他人仍具有“隐”和“私”的特性，仍属于法律所保护的隐私权范畴。这种侵权行为的主体主要是给法制类节目提供材料和进行陈述的人。这些人基于不同的目的将与其有特定关系的人共同拥有的信息资料公之于众而未经共同拥有人同意，就有可能侵犯了共同拥有人的隐私权。上述侵权方式中二、三种方式，电视台侵犯的是第三人的个人隐私权，而节目中的资料提供者和陈述人则侵犯的是其与第三人的共同隐私权。
三．解决法制节目侵犯隐私权问题的几点建议
1.媒体本身应当加强尊重公民隐私权的法制观念。《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新闻工作者要“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和道德规范，新闻工作者理应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严格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
2、公民对自己知悉的他人隐私和与他人的共同隐私应甚重对待。公民应当学法守法，分清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中那些属于他人个人隐私和共同隐私，同时也要分清，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信息可以告知他人，什么情况下必须保密，不得泄漏给他人。必须在媒体上公布一些有关他人隐私的信息时，应当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3、完善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我国法律中至今尚未明确规定隐私权的概念。我国《民法通则》确认的公民人身权中有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精神性人格权，但是没有隐私权的规定。这显然与立法时人们对保护隐私权的认识度不高有密切关系。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确认对于部分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可以按照侵害名誉权的诉因起诉保护。这些，应当说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侵权行为法的空白，但是将隐私权列入名誉权范畴进行保护，只是在立法尚不健全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因为，隐私权并不能完全涵盖在名誉权之中。
从完善对公民人格权保护来看，应当在立法上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具体人格权予以专门规定和保障。
参考文献
[1]、肖玮.论媒体侵犯隐私权.法学专论2004 (8)
法制类专题节目 篇8
一、电视法制类节目的伦理维度
尽管在日常生活或学术话语中, 道德和伦理时有交叉使用的情况, 但二者实际是既相联系又略有区别的范畴。简单来说, 道德牵涉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 属于个人层面;伦理侧重于社会人的现实社会关系, 指一定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原则, 属于社会层面。本文中提到的价值乃哲学意义上的概念, 既意指对客体属性的反映, 又包含对客体属性的一种评价和应用。人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 是在现实的人同客体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即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 同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道德价值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伦理价值则涉及的是全社会的价值标准, 层次更高, 范围更广, 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能满足主体伦理需要;是主体所愿意或相信的;能给主体带来满足感和崇高感的东西, 诸如诚实、信用、正义等价值诉求。
在现代社会, 法律法规与伦理道德之间往往被认为具有互补关系, 都是呵护和维持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当法律在公众心里逐渐成为自己行为方式所必需思考的范围之时, 通常会被摆在伦理道德的框架里来做出价值判断。因此, 电视法制类节目有它自身存在的伦理价值, 且这种伦理价值不容忽视。具体体现在:电视媒体人拥有自己的道德情怀和伦理意识, 他们制作的法制类节目会或隐或显地彰显某种价值观;电视媒介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一样, 承担着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责任;法制类节目的孕生, 不止来自实现经济效益、塑造品牌节目的需要, 还是协助构建和谐的伦理规范及道德秩序、提升社会精神文明水准的有效平台。从传媒研究领域看, 电视法制类节目的伦理价值既是媒介伦理范畴内的子命题, 也是电视节目社会价值范畴内的子命题, 分析其价值显现、实现路径及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今日说法》节目的伦理价值显现
《今日说法》作为央视一档品牌法制类节目, 是电视法制类节目的典型范例, 其从1999年创办以来的变化发展无不体现其社会影响, 也正因为《今日说法》的影响力, 该节目肩负着重要的法律使命和道德导向作用。《今日说法》的栏目宗旨定位于“重在普法, 监督执法, 推动立法, 为百姓办实事”。它的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价值规范、价值引导、价值提升三方面社会功能上。
(一) 《今日说法》的伦理价值规范
价值规范主要体现的是电视节目的社会责任。电视这一大众媒介, 对受众的影响作用毋庸置疑, 虽然媒介对受众的作用效果已经从早期的“魔弹论”发展到今天的媒介与受众间复杂的双向效果理论, 但是电视节目一直肩负着自身的媒介责任。“规范伦理的目的主要是建构有关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 以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面临道德问题时的行为指导。”《今日说法》这档优秀的法制类节目一直致力于崇尚有关诚信和虚伪、善与恶、违法与守法、正当与不正当、荣与辱、道德权利和义务等规范伦理维度的主题。
《今日说法》栏目在伦理价值规范上的诉求, 主要着眼于道德规范、法律规范两方面。人们对那些与社会共同生活关系较为重要的事物与行为, 给予是非、善恶、公正或偏私的评价, 加以褒贬, 由此形成道德标准。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 有着若干共同的道德标准, 这些标准大多是可以继承和发展的, 不会因为社会形态的变化而改变或者中断。在阶级社会中, 既有全民族的道德, 也有阶级的道德。阶级的道德规范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阶级的变化而变化。道德规范是一种内化了的行为规则, 违反准则的道德行为, 要受到社会舆论和良心的谴责。法律规范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 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它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并由国家机构保证其实施。法律规范肯定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 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 但是它又是以全民的形式出现的。某些法律规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愿望, 因此法律规范也具有普遍性和继承性。在我国会通过各种法律来规范人和企业的行为, 例如近几年关于“酒驾”的法律规范逐渐升级, 《今日说法》关于“酒驾”的节目做了很多, 比如, 2009年节目《大一新生遇车祸, 司机酒驾闯祸》, 2010年的节目9·13昆山酒驾事件, 2011年的节目高晓松酒驾案, 2012年南京英菲尼迪酒驾等, 这些节目通过故事化的叙述方式向受众报道酒驾事件及后果, 传递法律规章, 一面给予观众警示, 一面通过含蓄的表现方式让人们意识到在社会上生存要遵守一定的法律约束, 《今日说法》对国家相关法规的宣传造势, 增强了我国社会的文明规范程度。电视法制类节目在规范价值取向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法制类节目的诸多伦理价值应该最终归结到我国法律道德建设的推进上。法制类节目在解读法律案件、传播法律知识的同时, 促进了社会伦理道德的传承与社会的发展。
(二) 《今日说法》的伦理价值引导
价值的引导即将受众有倾向性的培养成道德品性好、法律意识强的公民。而这种优秀品德的培养, 有赖于伦理意识的价值引导。价值引导的实现过程, 是伦理价值的主体化、个性化过程, 是将外在的伦理要求内化为个体自身的道德品性、道德素质的过程。价值引导在节目中主要表现在尊老爱幼、公平正义上, 借此培育践行全民族向善的主导价值观, 最终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要有主导价值观, 只有当多数社会成员具有共同的价值建构时, 才能保证社会观念的稳定性, 否则社会的整合和秩序就会被削弱。一档好的电视栏目, 可以形成一股社会合力, 在社会上形成一股道德风潮, 推动整个社会道德发展的良性循环。尤其在当代社会, 文化日益多元化, 《今日说法》凭借自身节目实力, 发挥媒介的宣传倡导作用, 实现伦理价值的价值引导使命, 值得其他节目借鉴和发扬光大。就2014年上半年的节目来看, 《今日说法》虽然在节目形式上不断变化创新, 但是每一期所叙说的法理内容, 具有非常明显的引导性。比如2014年6月17日的《今日说法》栏目播出了一期名为《不予起诉》节目内容。节目中介绍了一起涉嫌故意杀人的案件, 但与此同时涉及的案件隐情, 使得检察机关对案件嫌疑人采取“相对不予起诉”的办法。该节目详细的从多个角度介绍了案情。一方面清楚地陈述犯罪事实, 另一方面在法律和人道方面的平衡下, 引导观众看见了整个案件的全部隐情。使得观众在心理上接受了案件最终的“相对不予起诉”。这也引导观众对法律规定和法治精神获得了双重理解。
(三) 《今日说法》的伦理价值提升
所谓伦理价值提升, 指的是电视法制类节目不仅本身充分发挥了其价值导向及价值规范的作用, 更以形式多样、内容创新的方式使得节目的伦理价值得到提升, 更好地推进节目伦理价值的实现。
中央电视台在今年3月推出了一档全新的《今日说法》的品牌延伸节目《撒贝宁时间》。这是《今日说法》伦理价值提升的最新表现。这是一档需要您用智力观看的节目, 也是一档需要您用眼力来参与的节目。分析、演绎、推理是这个节目的三大武器;证据、正义、真情是这个节目的三条主线。在《撒贝宁时间》中, 撒贝宁是主持人也是侦查员, 节目采用全新视角解读经典案例, 运用影视手法展现刑侦魅力, 通过善与恶的较量, 诠释正义与法治的力量, 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今日说法》本身栏目收视排名长期稳居央视前列, 影响力持续增强, 是一款深受观众喜爱的“法律午餐”。《12·4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小撒探会》等特别节目, 更是铸就了栏目的高端品质, 使栏目实现了更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普法功能。
中国的电视媒体, 因其普及面广, 形式上喜闻乐见, 在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法制类节目也在电视节目形态中担当大梁。电视品牌的伦理价值涉及诸如伦理规范、价值取向以及社会责任等问题, 统观电视法制类节目的伦理价值的提升, 其不仅提升于节目形式和内容。也包括“引导受众的普遍价值观、普及法律基础知识、消除消极伦理影响”三个方面。首先, 引导受众的普遍价值观, 主要是关于基本社会道德规范的限制和引导;其次, 普及法律基础知识, 是将法律基础知识融入节目中, 投观众所好, 用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授法律知识;最后, 消除消极伦理影响, 消极伦理包含传统伦理中的消极影响及现代市场化中的消极伦理, 即电视法制节目有责任消除社会负能量, 营造健康积极的社会舆论环境。
三、从《今日说法》看电视法制类节目伦理价值的实现路径
(一) 合理选材, 强化实用性
《今日说法》的栏目策划王宝卿曾接受采访提到节目素材的来源和标准:一是网络和报纸已经报道的案例, 属于主要素材来源;二是观众的来信、来电或是来自网友的线索, 但这方面占的比例比较小。至于栏目的选材标准, 主要考虑这几个方面:第一, 案件要有典型性;第二, 案情曲折生动;第三, 有可视性, 也就是说, 可以通过电视画面来反映出来的。《今日说法》的选材渠道决定了节目本身关注社会上的热议话题, 并且可以看出《今日说法》案件取材的科学性、合理性, 节目案例一般都是与普通人生活息息相关, 这种选材增强了实用性, 为公众生活提供了科学参考, 真正起到了“环境监测”的作用。比如纵观2014年上半年的《今日说法》, 栏目选材几乎涉及社会生活多方面, 包括环境问题、房产纠纷、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交通问题等多项社会热议话题, 既真实反映了我国的社会现状, 也不至于落入商业化套路, 可取之处良多。
(二) 创新形式, 注重趣味性
首先, 节目时长增加。由原来的每期15分钟增加到每期30分钟。周六版甚至改为近50分钟。案例叙述时间加长, 评论分析时间骤减, 专家逐渐在节目中消失。故事化的叙述方式, 使观众身临其境, 情节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紧紧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 有时甚至将原始案例重组, 为了增强案件故事的趣味性, 吸引观众眼球。事实上, 法制故事的成型酝酿着电视传播理念的转变, 从《今日说法》开播以来, 法制节目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一批优秀法制节目所采用的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凸显了社教节目传播理念和方式的转变, 并给整个电视节目制作带来了平视的视角和“讲故事”的风气, 这种趣味化的创新形式, 为电视法制类节目伦理价值的实现打开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三) 打造品牌, 扩大影响力
《今日说法》节目一开始的红色叶子揭示了这一王牌节目定位的秘密。红色寓意公正、法治。叶子代表平凡、朴素, 红色叶子最后也定格在“法”字的第一点上面, 体现了通过质朴、平民化的方式传达法理, 通过品牌定位, 塑造品牌影响力, 呈现给人丰富有趣的法律大餐。借助这种品牌影响力, 推动我国伦理道德建设。再者, 刻意打造主持人的品牌形象。推出主持人形象的品牌延伸性栏目《撒贝宁时间》, 在这一点上有目的地打造出主持人正义、公平、有信任度的可敬形象, 对于伦理道德价值的顺利实现,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今日说法》借助品牌力量扩大影响, 发挥出法制类节目的揭露批判作用, 社会上总会存在极不道德的违法犯罪现象, 危害国家、社会、集体、个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如腐化堕落、贪污受贿、抢劫勒索、图财害命、卖淫嫖娼等。这些行为除政法部门的严厉打击之外, 电视媒介有选择地批判报道也是一种很好的武器, 利用电视媒体的社会谴责、舆论监督作用实现法制类节目的伦理价值。
四、电视法制类节目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成为全社会伦理价值准则, 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 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做出的重要论断。建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要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大众传播媒介有着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 而电视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媒介, 是宣传思想战线的主阵地, 是促进核心价值实现的主导媒介。
电视法制类节目是以传播法律知识、树立道德标杆为主要内容的电视节目, 既是法律知识的直接承载平台, 也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软着陆”平台。专业化的电视节目类别, 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的积极作用更是不容小觑。充分发挥电视法制类节目的传播功能, 有助于传递人生哲理, 发挥民族精神, 弘扬共同理想, 凝聚社会共识。电视这种平民化的媒介形态, 在发挥自身价值上作用显著, 这种潜移默化的伦理价值导向有助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我国法律道德建设、营造出道德风尚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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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叙事模式探析 篇9
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是“综合运用各种电视表现手段与播出方式, 通过对重大新闻问题或围绕重大主题的详尽、深入或独特视角的报道, 为观众提供深度信息的新闻报道形式。通过这种报道形式, 这种专题类节目可以使加大新闻的宣传力度, 使观众集中关注社会重大事件。
1. 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的叙事模式:核心事件———附属事件模式
在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中的一个基本的新闻模式就是核心———附属结构。这个新闻模式主要是说在新闻专题类节目中可以因为新闻叙事的不同的地位和事件性质, 我们可以将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中的事件分为核心事件和卫星事件。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中的核心事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重要事件, 它对整个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核心事件是这个节目的重要报道方面, 因为核心事件的发生, 导致了其他事件的发生或者造成了重要的社会影响。而卫星事件就是指附属事件, 附属事件是对整个专题节目起到催化功能的事件, 附属事件可以是背景事件也可以是细节事件。附属事件完善整个节目报道、修饰核心事件。它往往是核心事件的补充点。
在电视新闻专题节目中核心事件是整个电视新闻报道过程中的关键点或者是转折点。没有核心事件新闻报道就没有主题, 让人们看不清楚整个报道的主要意思。但是如果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仅仅只由核心事件构成, 又显得太过单薄, 这样的报道会使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会感到索然无味。在今天的新闻报道过程中, 人们已经不仅仅只是追求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这么简单了。无论是新闻节目的制作者还是普通的观众, 他们都更加重视于观众观看情绪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卫星事件也就是附属事件的美化与修饰。通过附属事件的美化与修饰, 使整个节目变得更加丰富, 容易被受众所接受。更加重要的是在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中, 附属事件不仅仅只是对核心事件的修饰, 而且还更能体现新闻用事实说话的主观意图。
在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的叙述过程中, 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模式:介绍单个的人或事———叙述一个更大更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进行补充铺叙———作者返回对单个人或事情的叙述, 再次对重大的问题的探讨恢复到有人情味的描述, 按开始的方式结束故事情节。这种叙事模式经常会被一些纪录片形式的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所采用。
央视曾经有一个电视新闻专题类的节目叫做《以生命的名义》, 是一个新闻调查。这个节目就是以一个艾滋病患者的个人状态切入的, 这个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主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社会性的严峻问题:中国艾滋病病毒的扩散和中国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状况。但是在这个核心的问题的叙述过程中, 又不时地穿插着主人公与其他人的事情。这种以个体的情况切入, 其实是先交代细节问题, 然后引出重大的社会事件。这种模式是与观众的观看心理有巨大关系的。从个人的小事件切入, 就会使得整个节目人性化起来, 具有人情味。这种叙事模式使观众津津有味地看下去, 整个叙事显得感性。观众对有具体情节的事件比较有兴趣想要了解, 而且作为普通百姓来说, 以一个小的人物视角来进入或者是说以一个普通人生存状况来切入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而且通过个体的故事, 会设置悬念, 使观众期待看到后面的发展, 在观众心里会有疑问, 想要了解整个故事内容, 想要了解故事的后续发展。这种模式的实质就是一种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 通过起先对故事的感性了解上升到对整个社会的关注。
2. 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叙事中的故事模式:二元对立展开故事情节
从传播学兴起以后, 受众的地位得到提升。人们越来越关注怎么样才能够让观众喜欢看自己的节目。教条式的电视新闻播出方式受到质疑, 那么究竟什么样子的电视新闻才能够引起观众的观看兴趣。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新新闻, 他们认为应该用写小说的技巧来把重点放在写作的风格和描写方面。这个概念发展到现在,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的故事化模式。
电视新闻与报纸和广播相比, 电视新闻更加善于表现具体的事件, 不善于表达抽象的概念。所以对于一些事件性的新闻, 在电视新闻的报道中更容易采用故事模式来表现。因此, 我们一直在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电视新闻报道的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叙事方式才能够增加整个新闻节目的故事性。与其他电视节目一样, 引人入胜的首要条件就是设置悬念, 用对立的方式来展开情节。对立构成悬念, 推动整个故事或者是整个新闻事件达到高潮和结局。可以说“对立”是隐藏在叙事结构背后的最重要的结构方式。人们期待于用对立的方式制造矛盾, 然后设置悬念激起观众的观看兴趣, 事实证明, 这种模式发展至今, 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在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种叙事结构, 就是打破事件原有的时间顺序。这就像文学小说一样, 通过打破事件原有的时间顺序来设置悬念。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打破事件原有的时间顺序, 通过利用事件背后对立的争论点来组织整个故事结构。犹如侦探故事进行推理一样, 侦探在分析案件的过程中都是先要找出受害人和嫌疑人之间的对立点, 然后利用证据对这些对立进行推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就是借用了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 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其实几乎所有的电视新闻舆论监督节目都可以这样做人物分类。2003年的《焦点访谈》栏目, 其中有一期的名字叫做《追踪矿难瞒报的真相》, 调查真相的记者就是充当了侦探的角色, 死难者是受害人, 家属和当地居民是证人, 矿主和管理部门是嫌疑人。这样的叙事模式使得故事叙述本身充满了二元对立的色彩, 增添了新闻报道的趣味性与故事性, 使观众具有了想要观看、想要知道后续发展的意图。电视新闻专题类的故事模式使得新闻不再是平平淡淡没有色彩的普通新闻报道, 因为内在的故事性使它变得丰富起来。
3. 电视新闻专题类的叙事模式———全知视角下的共时性叙事
新闻是一种传播方式, 它除了使人们了解发生的重大事件外还担负起了教化宣传的作用。新闻的传播使大众了解时事, 然而除却普通事件新闻外, 在进行典型人物的新闻叙事上还有一种独特的新闻叙事模式———全知视角下的共时性叙事。
在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中, 最常运用到这种模式的就是对于典型人物的报道, 我们称之为英雄事件新闻专题。这种新闻叙事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叙事模式, 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报道, 使人们增强荣辱观和使命感, 这样的报道方式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建设和民族的安定团结。这种新闻专题往往是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的, 于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全知视角下的共时性叙事。通常来讲, 一般叙事模式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叙述, 我们称之为历时性叙事。然而对于这种对典型人物报道的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 由于它具有明显的宣传意图, 所以这种报道英雄事件的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主要的结构就是共时性的, 这种新闻专题类节目它总是要向人们展示、宣传一种观念。这种意图使得它要在叙事的过程中不停地展示事物或者人物的各个侧面。
在这些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中, 会采用全知的视角来叙事, 节目的叙述者对于人物的内心深处, 所知所想、一点一滴的言行全部纳入到叙述者的眼里。这是出于宣传英雄人物思想的目的, 所必须采用的方式。在焦裕禄、孔繁森等典型人物的电视新闻专题报道中, 都透着这种全知视角所带来的新闻观感。“从踏上西藏高原的那天起, 孔繁森就暗下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的这块神圣的土地, 献给勤劳勇敢的西藏人民。”这就是用全知的视角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的叙事模式有助于升华人物的精神世界。
在共时性叙事模式中虽然是采用全知视角叙事, 但是在报道典型人物的新闻专题中也有历时性叙事。这种历时性的叙事也是必不可少的。新闻需要交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或者说在整个节目过程中将时间顺序穿插其中。
全知视角下的共时性叙事是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的重要叙事模式之一, 这种模式是新闻在新时期作为国家宣传工具的重要体现之一, 通过对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英雄事件的研究, 可以使电视新闻对英雄的宣传与歌颂引起社会更大的反响。通过不同的方式, 使电视新闻更加具有内涵和社会影响力。
电视新闻已经不再是当年平淡无奇的叙述了, 现今的社会对新闻报道, 尤其是作为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 受众在内容结构与外部形式上都有着更高的要求。从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的叙事模式上入手, 可以更好地了解电视新闻的发展脉络, 也可以更好地了解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的受众心理。通过对叙事模式的简要探析, 使我们明白在新时期, 新闻已经不仅仅是对事件真实性的表达, 通过与电视媒体的融合, 它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平台的同时, 人们对新闻报道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与研究, 才能够使新闻事业迈向更加灿烂与光辉的明天。■
摘要：新闻与电视相结合, 使新闻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使新闻的影响力度大大增强。但是由于新闻的内在要求和新闻特殊性, 造成了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与其他节目的不同。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呈现出了与其他节目不同的程式化倾向, 本文就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的叙事模式做简要的探讨与分析。
关键词：电视新闻,叙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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