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发展（精选12篇）
公民文化发展 篇1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于80年代初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 旨在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 实现一种“无暴力和统治”的社会秩序。“交往行为理论”既揭示了西方世界中不健全的、走向异化的交往对于建构合理社会关系的阻碍与破坏, 又启示了自由平等的交往对于建构合理社会关系的重要性, 颇有现实感和理论活力。哈贝马斯认为, 言和行的理性历来是哲学探讨的重要主题。哲学自产生以来, 始终致力于用蕴含于理性中的原则来解释世界的总体, 解释表现于现象多样性中的统一性。“这里的理性不是一种神秘抽象的、虚无缥渺的、由精神虚构出来的纯思辨的东西, 而是具体的, 存在并体现于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之中”1。
公民社会的建构需要公民理性。随着国家权力的部分释放, 个人的经济活动、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话语表达的空间也逐步延展。非理性行为的泛滥无疑与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相悖。在这样的背景下, 将“公民新闻”视为一种“交往行为”, 来探讨其与“公民理性”之间的关系, 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一、公民新闻的概念与发展
虽有林靖等个别研究者对“公民新闻”提出质疑2, 但它还是学界的研究热点。2006年, 范东升在《国际新闻界》第一期发表论文《公民新闻的兴起和启示》, 他引述的是《维基百科》的定义。在中文版《维基百科》中, 公民新闻指由非专业或传统新闻传播者所做的新闻报道, 又称“草根新闻”、“开源新闻”、“参与新闻”、“网络新闻”、“使用者产出新闻”等等, 和互联网及数位行动媒体等通讯工具的发展相关3。
申金霞给出公民新闻的定义是:公民新闻是公民个体或群体 (主要是非专业新闻人) 通过专门化的网站、非制度化的自媒体、小众媒体等传播渠道, 积极主动地参与事件报道与时事评论的一种社会活动4。从我国公民新闻报道内容的独特创造及“公民记者”报道某则公民新闻的主要目的之视角, 她将目前我国公民新闻作品区分为三大类:利益诉求类、探询真相类、社会动员类。
公民新闻有多种表现, 美国学者斯蒂夫·奥丁 (Steve Outing) 列举了公共评论的开放、公民提供新闻线索、开放信源报道、博客独立公民新闻网站、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的整合、维基新闻等11种层次5。从发展趋势看, 网络已经成为公民新闻最主要的传播渠道;网民成了公民新闻最主要的报道者。
公民新闻被认为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麦特·德拉吉是最早引起大范围关注的公民记者。1998年, 他率先在个人网站披露了克林顿性丑闻内幕, 克林顿随即便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之后, 麦特·德拉吉成为了当时美国社会的舆论领袖。至今, “德拉吉报道”依然被作为资讯风向标, 2013年3月的每日访问量高达3000万次6, 仍是全球排位前三百名的知名网站之一。
2004年, 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允许公民记者参与两党的大会报道, 此举标志着公民新闻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已达到一定高度。2005年3月7日, 博客记者嘉勒夫获白宫颁发的第一张“博客记者采访证”7, 这表明公民记者的正统性, 已被美国官方承认。
中国的公民新闻发展显得滞后。2007年3月, 重庆“钉子户”事件曝光。最受关注的当属周曙光的博客。其博文《我在重庆九龙坡查访最牛钉子户事件》点击率超十万, 他对“钉子户”事件进行全程跟踪报道, 其博客也受到了一些主流媒体的引用。2007年3月29日, 《羊城晚报》“网事一周”发表专栏文章《关键词:“公民记者”》, 周曙光因此成为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
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水灾、停电, 几乎一幢楼的人们都围在这烛火旁”。2010年8月8日凌晨3时23分, 一个名叫“Kayne”的网友在微博上, 发出了一条19字的信息。这条来自甘肃舟曲的信息, 一经发出, 立即在网友中传播、扩散。在之后的很多天里, “Kayne”的微博成了网友, 甚至是媒体了解舟曲泥石流灾情的重要信息源。2011年7月23日20点30分左右, 浙江温州发生动车追尾事故, 网友“袁小芫”发出了第一条微博;不久以后第一条求助信息由网友“羊圈圈羊”在出事车厢内发出;网友在微博上发出消息的时间比传统媒体最早报道早了40分钟。微博的普及, 使“人人都是记者”的理想照进了现实。
毒胶囊事件、异地高考破冰、幼师虐童事、“房叔”事件、“表哥”事件、山西县委书记女儿吃空饷、火车票实名制、哈尔滨弑医案、唐慧任建宇被劳教、天价铁路宣传片……我们看到, 2012年的这些公共舆论事件, 大多因网友曝光而起, 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并最终促使了多数事件的妥善解决。而网络或微博反腐的效果, 不仅已为事实所证明, 也已得到公众乃至官方的认可。
公民新闻伴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而兴盛, 一些公民新闻网站被学界关注:在亚洲有台湾的Peo Po公民新闻和WEnews公民新闻、韩国的Ohmy News公民新闻网站;在美洲有CNN的电视i Report、赫芬顿邮报Off The Bus和加拿大的Now Public;在欧洲有BBC的Action Network;全球范围的则有Global Voice Online全球之声、雅虎的You Witness News等。中国的公民新闻平台则主要是新浪、腾讯等微博门户, 辅之以个人博客、个人网站以及论坛等。
二、公民新闻培育公民理性
新闻媒体通过消息报道和新闻评论来产生影响、发挥其自身功能。新闻媒体的功能是指其传播内容对受众和社会的影响, 包括两个层次, 一是显度功能, 又称直接功能;二是深度功能, 可称间接功能。刘建明等人认为, 监视和引导人们应对环境的变化、实施舆论监督、开展公众外交、为公众提供服务、传播知识和提供消遣等是媒介的直接功能, 指导受众的认识和行为, 使受众有效地驾驭环境, 掌握自己的命运。新闻媒体的深度功能, 则主要包括培育人的社会化、推动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推进社会的政治变革, 这些功能对人类和社会的变化发生深刻的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来, 构成社会发展的意识动力8。
媒体功能的实现, 在源头上是将各类信息作用于传播受众, 使受众直接或长期受到影响, 从而推动社会公众的意识与观念的转变。从短期看, 新闻媒体能促使受众及时应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变化;从长远看, 则会使社会不断积聚多方面的能量, 最后导致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 把人们带入崭新的世界。公民新闻的出现, 不仅使新闻传播来源更加多元, 也使得公众看待社会的视野更加广阔。
公民意识的苏醒使得政府、市场和社会更加注重公民的诉求。但公民在公共空间所表现出来的除了对公权力的呼唤, 还有非理性的对抗、谩骂、暴力和争吵。这些背后所反映的就是某种高度情绪化以及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因此, 公民理性不仅仅是一个合格公民应该拥有的智慧和能力, 也是对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所提出的要求, 更是构建公民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
苑立强认为, 政府在培育理性公民、提高公民素质方面负有基本的责任;理性公民的形成需要社会的培育和造就, 更需要自我的修养和锻炼9。新闻媒体在公民理性的培育中主要扩展他们的社会认识能力, 即认知人文社会现象“是什么”, 如何达到“求真”之目的。社会认知对人文社会世界的描述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结构描述;另一类是状态变化描述。具体包括社会认知、社会理解、社会评价、社会决策。公民新闻的发展, 完善了媒体“培育人的社会化”功能, 对公民社会认知能力的自我修养与锻炼, 有着重要意义。
2012年底, 一个名为“学习粉丝团”的微博开始受到关注。这个微博比较牛的地方是, 似乎他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行踪了如指掌, 并在微博中发布了不少习近平的近距离照片。在习近平的广东、甘肃之行中, 他的消息发布速度比包括新华社的各个微博都要快。至2013年3月, “学习粉丝团”微博已有130万粉丝。媒体调查发现, “学习粉丝团”博主张洪铭的“神秘能力”, 其实是一个“笨办法”:整个微博在直播的内容, 他把它们收集起来从一个窗口放出来10。可以看出, 单个微博发布的信息虽然是碎片化的, 但聚集与整合起来, 在及时性或接近性等价值要素上, 却可能超过专业媒体的报道;在“每一个公民都是记者”的微博时代, 公民新闻的信息多元优势, 得到了最好体现。
“学习粉丝团”这一敏感微博的存在, 印证了杜骏飞的观点:在无数看似凌乱嘈杂的信息堆砌与意见交换之中, 公民新闻却能够实现对真相和真知的探究, 究其原委, 是其宏观理性可以超越微观的个体感性和非理性。网络舆论在微观的理性层面, 无疑会因为知识的缺乏和言论的无序产生意见偏颇 (例如感性的偏见、批判的狂欢和语言暴力) , 但是在宏观和历史的层面上, 它却有能力在指涉社会生活时呈现终极的合理性11。
席勒指出, “当媒介故意生产出与现实社会存在不对应的信息时, 媒体管理者就成了思想管理者。”他乐观预测, 随着传播科技更加廉价和易得, 越来越多的个人参与媒介实践, 反映他们的传播动机和需求, 获得专业技能, 最终将成为强大的反对信息控制和思想管理的力量12。我们看到, 公民新闻带来的新闻信息多元化, 不仅能培养公民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多样性, 也使公民能够根据理想目标主动选择一些有益于自身政治性和公民性锻造的行为, 实施有益于维护公共领域公正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行政官员的行为的权利性和社会效应的示范性, 对他们权利运用过程的检查监督不仅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也是培育公民理性的重要渠道。公民新闻和传统媒体所形成的舆论生态, 是一种很好的公民教育与自我教育力量。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一些网民在曝光一些事件时, 已经开始注意打上马赛克, 注意保护被曝光者的隐私;对一些网民发出的“人肉搜索”号召, 网民已有了自己较为独立的判断与理性。公民理性与现实需要虽然仍有不小差距, 但与以往非理性的对抗、谩骂、暴力和争吵, 这无疑已是巨大进步。这一进步的取得, 公民新闻的发展同样功不可没。
在公民新闻时代, “假长空”的新闻文风会被摈弃, 符合价值规律的新闻才会有市场。相比于传统媒体评论, 多样开放平等互动的网络平台由于更能反映民情汇聚民意, 所以更受网民青睐。
结语
新媒体的发展与普及, 带来了公民新闻的繁荣, 对传媒生态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与前些年的热衷“围观”“拍砖”等情绪化表达不同, 随着公民新闻发展的逐渐成熟, 网民信息的发布、意愿的表达也日趋理性, 并由单纯关注热点事件本身, 逐步发展为“呼吁建议”等更高层次, 这种体现正是公民理性水平的改善。本文对公民新闻与公民理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虽然研究视角较为独特, 但仍较为浅陋, 期待能对公民新闻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 《外国文学评论》, 2000年第1期:27-32
[2] 林靖:《质疑“公民新闻”》, 《国际新闻界》, 2009年第6期:124-128
[3] 见中文版维基百科, 转引自Stuart Allan.Citizen Journalism:Global Perspectives.Peter Lang.1 May 2009:17
[4] 申金霞:《公民新闻的三种类型及其政治意义》, 《当代传播》, 2013年第1期:68-71
[5] Outing, S., “The 11 Layers of Citizen Journalism”, www.poyner.org, 2012.6.9
[6] 德拉吉报道http://www.drudgereport.com/
[7] 生奇志:《公民记者对话传统媒体:挑战与应对》, 《记者摇篮》, 2011年第2期:9-11
[8] 刘建明等:《新闻学概论》,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年3月, 第260页
[9] 苑立强:《时代发展呼唤理性公民》, 《辽宁日报》, 2012年11月6日
[10] 《头号粉丝“学习粉丝团”的学“习”秘诀》, 《南方周末》, 2013年3月5日
[11] 杜骏飞:《“华南虎事件”:公民新闻的阐释与评估》, 《新闻记者》, 2008年第1期:43-46
[12] 陈世华:《媒介帝国主义和思想管理:重读赫伯特·席勒》, 《国际新闻界》, 2013年第2期:47-52
公民文化发展 篇2
活 动 总 结
为了全面提升公民思想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营造“讲道德，做好人”的浓厚氛围，迎接全国文明县城复验，近期认真组织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活动，现将活动总结如下：
一、营造“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按照县国文复验办要求，xx镇合理安排道德讲堂的时间，认真开展岗位学习和“道德讲堂”教育活动、学习传统文化。组织观看宝鸡市第二届公民道德公益大讲堂光碟，引导干部职工、广大群众树立高尚的道德观念，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真心真意为群众服务，人性化的开展各项工作，争做道德建设的参与者和先行者，使“讲道德、做好人”蔚然成风。至活动结束，各村、驻镇单位、镇机关共组织观看第二届公民道德公益大讲堂60余次，参与人数5000余人，撰写心得体会90余篇。
二、积极开展“四德”教育
利用业余时间，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组织机关干部开展以礼仪、诚信、和睦、友善为核心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学习优秀公务员先进典型和身边先进人物，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思想道德境界，振奋精神，激发斗志，使先进的道德理念在镇机关内植于心、外化于行。
三、学以致用，推动重点工作落实
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县城复验相关活动，组织机关干部深入村组，开展法律法规知识“三进”（进学校、进村、进企业）宣传活动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将“道德讲堂”深入到每个村组，通过组织收看“道德讲堂”活动，积极排查各类矛盾纠纷，大力整治农村卫生环境。在如何促进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方面，我们通过召集农民代表、产业带头人和种、养殖大户进行座谈，就土地流转、大力推广“一村一品”、发展好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带头作用，形成了共识。
四、注重结合实际，打造特色讲堂
文化也有“公民权” 篇3
【“雅”、“俗”之辩】
在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性质和价值取向的问题上，“雅”与“俗”的问题常被拿来讨论。所谓“雅”与“俗”，本是一个审美形态与审美评价标准问题。“俗”其实是相对“雅”而言的，有时“俗”与“雅”判然有别，但如果发展到极致，则“大俗”与“大雅”不但可以共存，甚至也有相互转换的可能。当时有外媒解读这又是一场新道德运动。我认为此种解读未必精准，但大体上看，是社会机制出了问题。这里不妨作一些考量：
第一，凡是對中国当下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有所体察和思考的人都不难发现，由于在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必然包含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和探索，换句话说，“雅”中有危险性因素存在，因而在思想、言论空间远未实现多元和自由的时候，在铺砌“雅”文化的路径上，尽可能减弱其中的不稳定因素，便是一项“重要任务”。另外一种对“雅”文化的消解方式，就是以大众文化的面貌改造严肃文化，在公共传播中不断挤压思想文化的“雅”空间。以“俗”冲“雅”，在大众文化的“娱乐”中实现“愚乐”，这是很有效的策略。笔者前不久看了一部德国人拍摄的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政论记录片，长达近10个小时，Ô¬是在德国公共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出，这在我们的电视台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第二，大众文化中所谓的“俗”本是很“安全”的，从“恭喜发财”到“选美”、从美食广场到时尚杂志，对主流意识没有任何挑战性。但还是应了马克思的那句老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现实中的中国遇到种种问题时，在一片“俗”声中，便无法不夹杂着嘲弄与反叛、讽刺与怨恨的声调，更无法避免成为底层社会宣泄郁闷、贬损权贵、嘲弄体制的渠道之一。这些语调、声音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那么舒服，但又难以上升到什么政治高度。当这种“俗”中的嘲弄与反叛到了无处不在的时候，整顿就成了一种必要的选择。
其实，所谓“三俗”各有其源头，在现实中更是各有其主要形态。“低俗”Ô¬是大众文化中必然存在的要素之一，“低”是自然的产物，人为地拔“高”是不可能的；而“庸俗”是属于人的素质与精神境界的问题，也是长在人身上的一种人性的弱点，再高尚的人可能也有某个庸俗的念头或瞬间；而“媚俗”则更多的是一种处世的态度和现实选择，突出的是媚态与功利心。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大众文化中的低俗还是人性中的弱点，“俗”本身不是罪，你可以不喜欢，可以不跟从，但不可以强制的力量来消灭。
【保存文化的个性：以粤方言为例】
中国的大众文化若要在全球化和主流观点的夹击中保留自己的个性化空间，方言文化的保存将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前两年，在广州引发的一场被称作“粤语保卫战”的风波，为何在全国不少媒体引起了很大反响？为什么减少电视方言频道中的方言播出时段，恰好是由地方政Ь提出？这事虽然无关衣食住行之类的具体民生，却是大众文化中的“大事”。保留以方言播出的频道或节目时段，既是现实生活所必需的，更是由文化传统的地方性价值观念决定的。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地方方言提供了有限的抵御文化同化等大一统趋势的语言根基。
就粤语而言，大半个世纪的文化激进主义，已¾¬使其Ô¬来无比茂盛纷披的语言枝干日渐萎缩，过去我们从小熟习的语汇、表述方式等，许多已成为语言的化石；过去是作为省城的广州的粤语领导着潮流，曾几何时，我们变得要从香港同胞的嘴里“接受再教育”，重新“捡”回那些已¾¬消失的语言。粤语的命运又与岭南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岭南的戏曲、音乐文化就不用说了，岭南的饮食文化、历史老城区文化、岭南文化与海外华人文化的联系等，无一不是以粤语为交流、传播的基本载体。在广州城市日新月异、文化旧貌急剧变为商业新颜的景观中，粤语几乎成了地方文化的最后立身之处。
另外，作为地道的、¾¬历过“文革”和知青生活的广州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认为是粤语使我们在大一统的主流话语之外，保持了一个特定的语言空间。有些广州人始终觉得自己和主流话语之间有一种距离感，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广州靠近港澳，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读中学时，收听香港的粤语电台是常见之举。之前我写过很多关于老广州记忆的文章，其中就谈到了70年代的学生、知青中流传的粤语流行语，把这些词汇梳理下来，会发现一种不同寻常的政治与生活态度。粤语的强大生命力与广东地处祖国最南端，与外界交流频繁的开放心态有关，是与大一统的文化观迥然有异的一种地方文化性格。正因如此，粤语具备了很多一般地方方言所不太具备的文化因素，这在此次争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此，过去曾¾¬处于不断萎缩之中的地方方言，今天有可能需要重新扶持，重新作为地方文化的语言载体而受到保护；过去曾¾¬把地方语言看作是推行大一统文化之障°¬的文化激进主义观念，在今天应该被多元文化共同依存与共同发展的文化价值观所纠正；过去以公权力为主导的地方文化政策，在今天争取早日实现民主宪政的政治语境中，应被以公民意愿为中心的文化政策所纠正。若是这样的话，大众文化在发展的同时，就仍可保持区域文化多元性的可能，减少文化的统一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争取实现“文化公民权”】
“文化公民权”本是公共文化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却很少被我们提及。“文化公民权”与“政治公民权”和“¾¬济公民权”的区别在于，它关注的是维护和发展文化的普适性，促使主流社会对差异性文化的承认与尊重。可以认为，这三种权利是相互连结和依赖的，也就是说，政治参与、¾¬济发展和文化塑造之间是相互倚赖的——而这种关系不正是大众文化健康发展、寻求重建大众文化秩序的内在动力所必备的吗？
在这种文化公民权中包含有几个核心价值：第一，公民的自由权利。例如，每位公民选择文化产品的自由权利，自由地选择满足自己需要的公共文化政策，对关于社会公共文化生产的知情权、监督权与参与决策权，在所有与文化发展相关的利益冲突中保持公民“自由权”的普适性和在程序中的优先权等。第二，以法治保障上述自由权利的实现，在文化的发展中建立相关的受法律保护的社会机制，使社会管理者无法以各种意识形态的理由剥夺文化生产的创作自由与实施自由。第三，以“文化公民权”促进“政治公民权”的实现，通过文化生产与事件不断扩大利益表达的合法性，推动社会管理的开放性与参与性，推动从实现“文化公民权”到实现“政治公民权”的有益探索。
总之，必须在建设公民宪政社会的价值理想中探索大众文化的发展前景，只有在现代民主生活中才能使大众文化的正面价值得以实现。人们常说行动改变生存，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进行与建设公民社会同步的行动，是改造大众文化的应取途径。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 篇4
一、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的产生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现实中源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要求,理论上源于对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批判。
(一)多元文化主义的现实要求
多元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转化为一种公共政策,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1960年代前,美国人一直坚持以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将族群的文化差异“熔”入单一的“炉”中而成为一个综合体。“实际上,美国化熔炉概念的结果是,种族性的差异全部熔于一炉,并且又再次转变成盎格鲁— 撒克逊式。事实上,熔炉的混合成分,被同化成为一种理想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2]1960年代以后,民权运动和新移民运动,使少数族群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迅速提升,对族群身份的吁求也愈加强烈,他们批评美国主流文化的自我中心与排他性,呼吁美国社会重视弱势群体的文化,并主张以多元文化的“沙拉巴”(salad bar)取代“文化熔炉论”。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 1960年代后的多元文化是发生在美国内部的非主流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抗,非主流文化来自于少数的种族、非中产阶级白人以及女性等。此时的多元文化是指不同的种族、民族、阶层、性别、宗教、 信仰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社会不能只认可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并以此来排斥其他种族、阶层、 性别、群体的文化。其实,不仅在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移民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1960年代以后,都出现了多元文化对单一文化的质疑和批判,通过民主的运动,多元文化主义开始登上西方政治舞台,改变国家同质化的文化政策, 推行多元文化主义,呼吁重视弱势族群的文化。
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信念是: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文化只有不同和差异,没有高低和优劣之分,不存在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优秀,也不允许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因此,多元文化主义最核心的理念是尊重文化多样性,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亚文化群体、弱势群体以及移民群体,要承认他们的差异性、承认他们的平等地位。多元文化主义并非要否定普遍价值,走向文化相对主义, 而是认为“普遍价值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以不同的形式来实现,而且每一种文化都是值得尊重的”。[3]因此,多元文化要处理的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既要保持文化间的共性,也要尊重不同文化的个性;既要承认并尊重不同文化的特色,积极鼓励保存不同文化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也要承认共同的价值观是社会具有凝聚力的基础。正如詹姆斯·班克斯(Jams Banks)所说:“虽然每个族群在一定的范围内必须适度地尊重其他族群的权利, 但是每个族群应该拥有实践其自身宗教、社会与文化信念的权利。毕竟,一个社会或国家里的所有团体必须认可一组至高无上的价值,以维持社会的凝聚力。”[4]
(二)对自由主义普适性(同质性)公民身份的批判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人人平等背后是抽象的普适性或同质性的假设。这种普适性被定义成与特殊性相对的一般性,即所有公民都具有的同质性、 共同性;这种普适性也意味着法律和规则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无差别的。实际上,“自由主义代表的不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平等,而是平等对于差异的支配:在一种抽象的、难以实现的公民身份的名义下,社会差异被抹杀了”。[5]
自由主义的普适性文化,其实是统治阶级或主流社会阶层的文化。这些具有支配地位的群体用他们的支配权使得他们的文化被当作是无偏见的普适性文化,他们的支配权又使得他们以群体为基础的能力、价值以及认知方式成为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普适性规范。这种无差异的普适性原则,表面上遵守的是同样的规则,实际上代表的是具有统治地位的主导阶层的文化和规范,必然危及少数族群的文化和存在,更是威胁着少数族群的自我认同。菲利克斯·格罗斯(Feliks Gross)指出:“一旦民族主义的统治阶层掌握了国家权力, 他们都会按照一种绝对信念进行统治。这必然会影响到种族上的少数民族,歧视和迫害政策就会变成‘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并且在这种理论的意义上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6]这意味着,自由主义以平等的名义将主流社会阶层的文化合法化,成为支配公共利益的普适性文化,使得其他群体文化被边缘化或者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多元文化主义批评自由主义将宗教、性别、文化、种族等身份排除在公民身份范畴之外,放逐于私人领域。
自由主义忽视群体差异的所谓平等,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在现实中没有换来实质的平等。艾利斯·马瑞恩·杨(tris Mria Young) 认为,要使公民在文化上真正平等,必须承认群体差异,并特别关注不利群体,因为文化上被排斥的群体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文化上被排斥的群体通常有独特的需要。他提出:“一个民主化的公共领域应该给身处其中的受压迫或处境不利的群体提供有效的代表权以及承认这些群体特殊声音和观点的机制。”[7]这意味着,政府在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平等权利的同时,还要承认和包容少数族群的身份和权益,为这些族群提供“差异的族群权利”。
二、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的特征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批判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普适性,强调公民身份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基于文化、历史和经验的族群差异性。多元文化主义追求权利的平等,这种平等是以族群为单位的权利平等。因此,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以差异的族群权利为基础的“差异公民身份”(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主张以族群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差异公民认同”(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 identity)。
(一)以族群的差异为基点
在多元文化主义者艾利斯·马瑞恩·杨看来, 个人不是一种抽象而理性的生物,而是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族群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型塑了个体的行为,个体无法离开族群生活。 多元文化主义对族群有着特别的规定:第一,族群不是由成员的相互利益决定的,而是由成员共享的特定生活方式决定的。由社会相互利益决定的是自由主义的协作体,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联合体。 多元文化主义对族群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定义,是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组成的团体。这一点与社群主义是相同的。第二,多元文化主义的族群并非如同社群主义一样指向任何社群,而是一种受到主流族群排挤的特殊族群。“只有受到压迫或者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才能享有“特殊代表权”。[8]艾利斯·马瑞恩·杨称之为“特权社会族群”。
多元文化主义所说的族群,是包括种族、民族、性别、年龄、宗教、文化等构成的特殊的、差异群体。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族群文化的差异没有 “优劣”,只是“不同”。自由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抹灭了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就是反对族群的同质化,强调族群的差异性和对差异的“承认”,即在政治决策中必须把特殊群体的身份纳入考虑的范围。艾利斯·马瑞恩·杨就建议: “民主共和国必须提供某些机制,以便使受到压迫或者处于弱势地位的团体的独特的声音和意见得到有效的表达和代表。”[9]这就是多元文化主义要求的“承认政治”,承认不同文化的平等价值,并且给予所有社会文化群体以平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
(二)差异族群的权利
多元文化主义在承认自由主义之自由平等的前提下,又为把特殊权利赋予少数族群提供辩护, 认为政府要承认和包容少数族群的身份和权益, 赋予其特殊的“族群权利”。如同金里卡(Wiu Kymlieka)所指出的,“在多元文化国家,全面的正义理论必须既包括超越团体资格的普遍权利,也包括必须以不同团体为基础的权利,或者维护弱势文化的‘特殊地位’”。[10]
多元文化主义在权利的分配上,不是排斥自由主义,恰恰遵循的是罗尔斯(John Rawls)的公正原则。首先承诺公民身份具有普遍性,即无论群体差异如何,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具有平等的道德价值和尊严,享有基本的权利,应该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其次,由于公民身份普遍性对其族群的弱化或边缘化,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政府应该采用罗尔斯提出的弱势补偿原则,为少数族群争取“差异的族群权利”,认同和包容少数族群的特殊文化和需要,赋予这些族群和文化以集体为单位的少数权利。对于这两个方面而言,前者优先于后者,即优先保证公民身份的普遍性,使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对少数族群赋予特殊的权利。对多元文化主义来说,公民身份首先是普适性的公民,承认公民身份的统一性,然后才允许族群身份的“差异性”,即强调个人在具有国家公民身份和权利的同时,具有族群的身份和权利。 没有多样性的统一性将导致霸权和压迫;没有统一性的多样性将导致巴尔干化和国家破裂。所以, 多元文化主义渴望的政治特征是:它既是公共的, 又是多元的。[11]它提供了对自由主义政治中普适性的主张和多样性的要求之间的关系的独特理解。[12]
金里卡指出了少数群体的三种族群权利[13]:第一,自治权利(Self-government rights)。这种权利是将国家的权利转移给少数族群,通过他们的自我管理延续其文化与生活方式。第二,多元族群权利(Polyethnic rights),它通过立法和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政策资助的方式保护团体身份,避免被主导族群所阻扰或剥夺。第三,特殊代表权(Special representation rights),它保证少数民族在共同体的政治机构中能够得到代表,在公共空间中有表达的机会,并能够对公共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自治权利是一种激进的族群权利,它将主流文化视为竞争对手,可能对公民身份构成实质的威胁和挑战,造成少数族群与国家的对立。多元族群权利和特殊代表权,则是一种温和的族群权利,是在国家政体中考虑少数族群的要求和文化差异,希望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参与政治生活,成为多元社会中的一部分。金里卡认为,应该将族群的权利应用在国家内部不同族群身上,在国家内部考虑少数族群的特殊性,这样既能够照顾族群差异,又能够维护国家的利益。
(三)族群文化认同
无论是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特殊权利,还是他们特殊的公民身份,都基于文化共同体的族群认同。没有对族群身份的认同,就不可能有族群的意识,也就不可能争取族群的利益。认同是公民身份的重要构成,对族群文化的认同,是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独特性的要求。
族群的文化认同,涉及两类群体:一类是该族群的公民。他们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对族群具有天然的认同倾向和归属感;另一类是非本族群的公民,尤其是强势族群的公民,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具有一种优越感,可能造成对弱势文化的歧视和排斥。族群认同的重要方面就是强势族群对弱势族群文化的承认与尊重。这种认同不同于对本族群文化的认同。对本族群文化的认同是一种积极认同,保持本族群文化的自觉和自尊;对外族群文化的认同更多是一种消极认同,尊重他族文化,不干预、不侵犯他族文化。多元文化之“多元”,就在于对外族文化的接纳,使不同的文化共在与共荣。 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不仅强化公民自我族群的利益和文化身份,更体现在承认、保护和尊重文化差异,使不同族群差异文化之间能够包容与共在。
民主国家的族群认同,还需要处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要么会出现国家对少数族群的压制,要么会出现少数族群认同挑战乃至威胁国家的统一。只有当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契合,民主国家才能包容各民族健康的发展。所以,民主国家应该努力平衡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相互作用的整合的认同体系。金里卡认为,这种整合应该在一种“弱”意义上加以理解,整合主要限于制度和语言的整合,而不是对任何习俗、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整合。[14]即使是共同制度,也应该为族群的差异性保留一定的空间,能够包容少数族群身份独特性的要求。李斯特(R.Lister)提出“差异式普遍性公民身份”(a differentiated universalism)的概念,试图把差异性纳入普遍性之中,使之成为普适性公民身份的补充。
(四)差异公民身份
多元文化主义反对公民身份的普适性,强调族群的差异性,决定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身份是一种差异公民身份。差异公民身份试图“从政治或司法制度的层面,赋予族群权利,以解决族群受压迫导致的冲突”,[15]使得弱势族群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公民身份的核心是权利和义务,并非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只是公民身份的补充。现代公民,无论属于哪个族群,首先是国家公民。国家公民是国家对不同族群的平等要求,是一种普适性公民身份。政府在保证公民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一些有特殊需要的族群予以特别关注,赋予“族群权利”。 所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异公民身份,在承认公民平等权利基础上,强调族群差异的特殊性;在公民身份普适性认同基础上,强调族群身份和对族群的特殊认同。
三、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教育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是少数族群的差异公民身份。之所以强调少数族群的差异公民身份,目的是为了解决民主国家内部族群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如果把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独立化,即只强调差异,忽视统一性,必然形成游离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的种族隔离,威胁和动摇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公民身份的差异,但不是“唯差异”论,差异性只是统一性的补充。多元文化主义不是走向封闭式的族群孤芳自赏,而是追求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和而不同”既保持了族群的多样性,又具有强大的国家认同统一性。
(一)培养差异的多元文化公民身份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观,就性质而言,属于差异公民身份;就内容而言,属于多元文化公民身份。 多元文化公民身份有两个基本点:第一,它是一种文化身份,以族群的文化认同为核心。第二,它所面对的是多元文化。因此,公民不仅要认同自己的文化,还要尊重和承认其他族群的文化。基于多元文化公民身份的文化性和多元性的要求,多元文化公民身份的培育,必须诉诸于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作为多元文化国家应对种族多样性和现代国家应对文化全球化的策略,并非是为了多元文化公民的培养。但是,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理论与公民理论的主要目的是相联的,它们都致力于族群平等的教育,有利于培养尊重和包容文化差异的多元社会公民。班克斯(James A. Banks)把多元文化教育看作“是一场旨在在深度不安定和极端民族化的国家和世界里使所有学生成为有知识的、富有同情心的和积极的公民的活动”。[16]李曼尼(M.Lee,Manning)和劳拉·布鲁斯(Lerroy G.Baruth)也指出,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教会学习者认识、接受和欣赏不同的文化、种族和社会阶层、性别差异、宗教信仰、能力差别;二是使儿童和青少年在他们发展的关键期形成在未来民主、平等和公平社会中工作时所必备的责任心和公共性。[17]
多元文化教育在培养多元文化公民方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培养公民对异文化的承认和尊重。多元文化公民身份,不只是表现在对自己族群文化的认同,更主要的是对其他族群文化的承认和尊重。“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18]对他族文化的尊重,是多元文化主义对公民身份的基本要求。如果只有对本族群文化的认同,没有对他族群文化的承认和尊重,就容易形成文化的对立和隔离。多元文化教育通过传递包容文化差异的民主理念,帮助学生消除对其他文化的误解和歧视,学会对异族文化的欣赏,包容和尊重文化差异和价值多元,并通过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形成一种文化间的合作与共融。第二, 消除公民对文化冲突的恐惧,培养他们积极面对与解决文化冲突的能力。多元的核心在于异质,异质文化因价值取向不同,具有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多元社会的目的,既要保持多元,又要避免冲突。 所以,多元文化教育强调“培养未来公民的健全人格特质,包括开放的自我,对待他人的态度,与他人共享价值的能力,多元而不是一元的价值取向”。[19]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地面对与解决文化冲突,最终形成一个和平、互助的多元社会。
要培养能够尊重、容忍和包容文化差异,善于处理文化矛盾与冲突,具有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公民,关键是学校教育应该赋予少数族群文化相应的地位,营造一个多元文化和跨文化学习的教育体系。西方多元文化国家的普遍做法是:第一,在教育政策上,考虑到不同文化族群的差异,给予弱势族群特别的权利保障,使不同文化族群的利益、 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都能够在教育中得到公平对待。第二,教育内容的多元文化取向。消除强势族群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对少数族群文化的偏见与歧视,把每个族群的文化平等置入教育教学内容之中,站在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角度建构课程体系。第三,使用多语或双语教学,既有主流社会的语言或官方语言,也要保留少数族群自身的语言。 通过官方主流语言的学习,使他们能够融入主流社会;通过族群语言的学习,维护他们自身的文化权利和文化特色,使文化的多样性得以持续的发展。第四,在教学活动中,考虑到来自主体族群与少数族群学生间的文化和经验差异,在教学过程中按照他们已有的文化经验、学习特点,因“群”施教、因材施教,形成适合他们的独特学习方式和学习风格。
培养多元文化公民,在保持少数族群文化独特性的同时,还要引导他们理解其他文化,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文化的差异,培养其文化开放、文化相融的意识。所以,不仅要进行多元文化教育,还必须进行跨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相互联系,也有重合的部分,但从培养目标上看, 二者侧重点不同。多元文化教育重要目标之一是帮助来自不同民族、种族、社会阶层群体的学生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并能顺应或融入主流文化,通过互相交流,保持和发展各民族文化。多元文化在于静态的文化保存,跨文化在于动态的文化互动。它主要通过不同文化团体之间相互理解、尊重和对话,发展和维持一种能够平等共处的生活方式。跨文化教育是一种主体间的教育,其核心在于欣赏文化差异,接纳他族文化,学会与他族文化和平共处。
(二)国家公民身份与族群身份教育相结合
多元文化公民身份教育,以族群文化认同为核心,同时需要处理好平等与差异、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多元文化公民身份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平等与差异的关系,是多元文化公民身份最核心的问题。福克斯(Keith Fawlks)指出,多元文化公民身份是“一种包含着差异的共同方案,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是一个个人为维持其生活而共同建立起来的方案,太过于强调差异,只会使这种方案变得不可能”。[20]所以,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一方面强调族群间的“公共性”,另一方面,还要强调个别族群的差异性,实现在统一中尊重差异,在差异中追求统一。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教育也应该实现国家公民身份的统一性教育和族群身份的特殊性教育的结合。
现代公民属于特定国家,是特定国家的公民。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公民固然要保持其民族的独特性,但首先是国家的公民。国家的公民,是多元文化公民的统一身份,是国家对公民的统一要求。国家对公民的统一性,体现在国家平等地面向每一个人,不论其种族、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和财富、地位等,作为国家的一员,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政府以相同的方式对待所有公民。这就是自由主义无差别的普适性公民身份。多元文化主义批判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普适性公民身份,并非否定它。多元文化主义公民,就是在承认公民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强调差异族群的公共性,创造国家的一种公共文化、公共价值观,保持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和凝聚,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正因为多元文化公民身份既要强调差异性, 又要强调统一性,所以,“在多民族国家中,公民教育一般具有双重功能———它在每一个组成的民族群体内部培养一种以共同语言和历史为特点的民族认同;并且还谋求培养一种能把国家中的各个民族群体结合在一起的超民族认同”。[21]前者注重培养族群公民的差异性,后者注重培养国家公民的统一性。所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教育,既要进行国家认同和普世伦理的教育,还要进行族群独特的文化认同教育。
对于一个族群而言,族群认同建立在共同的血缘、地域、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基础上。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公民感到他们属于一个国家, 与他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国籍政策和象征国家的标志等有关。[22]共同语言和历史的教育,是形成国家统一认同的重要因素。多民族国家应该确立统一的官方语言,并在学校教育中确立官方语言的主导地位。同时,应该通过本国历史的教学, 使公民了解本国的历史发展,使之为本国的辉煌文化和历史而感到自豪,从而形成一种国家意识和国家感,型塑公民共同的国家身份。
对于公民的差异性而言,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差异的公民权利。政府在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权利的同时,还要赋予族群特别的“族群权利”,对少数族群实行制度或法律上的倾斜与补偿。第二是差异的公民认同, 即承认每个人或每个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形成族群独特的文化认同。差异认同的目的就在于保持公民独特的族群身份。
总之,多元文化公民身份的统一性与差异性, 要求公民教育把国家公民身份与族群身份、国家认同与族群相结合,构建完整的公民教育认同系统。
(三)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并重的教育
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公民不仅属于国家,也属于特定的族群。公民的族群意识是在各自文化认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就形成了多元文化公民的两种认同: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二者关系处理不当,只强调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忽视少数族群认同,可能造成少数族群对国家的不满。如果过于重视公民的族群认同,忽视国家认同,就可能导致族群自治,分裂国家的统一性。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看,以国家要求同化少数族群文化的“熔炉模式”(“统一模式”),或者保持少数族群文化独立的 “色拉模式”(“马赛克模式”),都不是理想的状态。 理想的状态是国家统一性和族群差异性的结合。 所以,对于多元文化公民教育而言,重要的是平衡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能够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认识不尽相同。 主张“原生模式”的学者认为,族群源于血缘、地缘关系,源于共同的语言或某种共同的信仰等原生文化因素和情感纽带,因此,族群认同高于国家认同,诉求国家认同必须以尊重族群认同为前提。主张“场景模式”的学者认为,多元社会中族群关系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人们可以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中转换其语言和族群认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矛盾,反而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族群认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具有不良功能,因此,应该发挥国家的同化作用,将族群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下,甚至必要时可以消除族群认同,将少数群体融入到单一文化之中。[23]
其实,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是性质各异的两种认同。前者侧重政治认同,强调政治上的归属; 后者侧重族群的文化认同,强调族群意识和族群文化的归属。尽管多元社会强调族群差异,但族群是国家之内的族群,族群差异以国家认同为限。 “国家认同是族群差异的精神基础和前提条件,族群差异应该是在国家完整性和同一性基础上的差异”。[24]如果族群认同有悖于国家认同,就会造成国家的分裂,危及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所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教育,以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为前提,努力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的、更加包容的公共文化,而不是一种专制的一元文化。
摘要：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是基于多元文化的诉求,在批判自由主义公民身份普适性基础上提出的差异公民身份。它以族群差异为基点,强调少数族群的特殊权利和对族群的文化认同,培养公民的多元文化身份。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公民的差异性和多元文化身份,但不排斥公民的统一性和国家公民身份。所以,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需要处理好平等与差异、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持族群的多样性,又保持国家认同的统一性。
公民文化发展 篇5
及上榜理由
张 清 春
2010年4月
2010年1月21日，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首届公民社会发展论坛揭晓2009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网民关注“5·12”地震捐资去向、五教授上书建言废除拆迁条例、中华环保联合会启动环保公益诉讼、网民反绿坝、番禺居民抵制垃圾焚烧、“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受处罚...透过这些事件，我们看到公民社会在不断成长
2010年1月21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北京大学公民社会发展论坛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揭晓了2009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5·12‟地震捐资去向成社会关注焦点”、“北大法学院五教授联名建言废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华环保联合会启动全国首例社团组织环境公益诉讼”、“网民反对绿坝软件，工信部暂缓安装”等十个事件最终当选。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澜，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徐永光，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秘书长甘东宇，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郁建兴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国胜副教授等来自学界、业界、政界、媒体界的150多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所有的树木都会留下年轮，所有的年份都具有历史的意义，2009年是中国公民社会茁壮成长的一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启动环保公益诉讼，电脑过滤软件“绿坝”最终退场，番禺居民理性抵制垃圾焚烧厂选址……透过这些事件，我们欣喜地看到，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精英还是草根，公民社会的意识和理念都在不断地加强。与会专家们围绕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的大事件，共同探讨了诸多与中国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成长和发展壮大相关的问题。
2009年，我们如何解读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这个年轮？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高丙中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他关于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观察。高丙中表示，2009年的观察发现中国的社会已经发育出显著的自组织性和自主性，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独特领域。中国的公民社会不仅表现为独立的个人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利地自觉结社，而且表现为一种整体的存在，诸多现象合成一个完整的图像，显示我们的社会已然是一个足够自主的领域。
针对24家公益基金会建议国务院对财税部门免税政策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大法学院金锦萍副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非营利组织所得税政策”的主题报告。她在报告中指出，对公益组织予以所得税优惠政策是税法确立的规则，凸显国家鼓励、培育和发展公益组织的胸怀、气度与智慧。基金会面对涉嫌抵触上位法、进而将会严重影响本领域和社会公益发展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积极回应，联合行动，彰显了中国公民社会在行动能力和法律意识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杨澜、郁建兴、何增科、马长山、徐永光、涂猛、张守文、施正文等专家学者和资深媒体人分别对高丙中和金锦萍的报告进行了点评。
随后，论坛隆重揭晓了2009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教授介绍了“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评选过程，本次评选由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起，在推选提名和初步评选的基础上，结合网络相关数据，高校学者、社会组织领导、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和媒体资深人士等100多人参与了最终评选。
2009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依次为：
第一、“5.12”地震捐资去向成社会关注焦点；
第二、北大法学院五教授联名建言废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第三、24家公益基金会建议国务院对财税部门免税政策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
第四、农民工张海超坚持“开胸验肺”推动职业病相关法规出台；
第五、番禺居民理性抵制垃圾焚烧厂选址；
第六、《慈善法》进入立法程序有望改善中国慈善制度环境；
第七、网民反对绿坝软件，工信部暂缓安装；
第八、李德涛等公民以身“试”法推进政府预算公开；
第九、“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受处罚；
第十、中华环保联合会启动全国首例社团组织环境公益诉讼。
“2009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及上榜理由
第一、“5.12”地震捐资去向成社会关注焦点
事件阐释：2009年8月12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三家发起的为期三天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在京举行。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经过半年调研得出结论，这笔高达767.12亿元的抗震救灾捐赠款中，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救灾和灾后重建。这一事件经《中国青年报》首次报道后，引起了各媒体的广泛关注，有关地震捐款去向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公民的强烈关注和呼吁下，2010年1月，四川省民政厅通过网络、平面媒体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示“5?12”汶川地震灾害接收社会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民政部亦表示，民政部向国务院提交的《慈善法》草案中已涉及善款用途反馈，民政部还将出台募捐管理条例，拟详细规定慈善组织向捐赠人反馈的具体形式。
上榜理由：本事件凸显中国慈善体制的现状，引发了对政府在慈善领域的地位和角色的深度思考。在呼吁还慈善以民间本色的同时，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和慈善平台的构筑也进入公众视野。无论是构建更为透明、理性、科学的慈善体制，还是促成慈善资源合理高效地分配，不可或缺的是政府和公众对社会组织最起码的信任和信心。
第二、北大法学院五教授联名建言废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事件阐释：2009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五位教授沈岿、王锡锌、陈端洪、姜明安、钱明星以公民名义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废止或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关条款。五位教授认为，现行条例已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且与《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存在抵触，导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两者间关系的扭曲。实际执行过程中的补偿不当、不及时，暴力强拆等问题已经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钉子户、自焚等激烈行为屡见报端。五位教授建议，立法机关应以法制协调统一原则为基础，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查，以建立合法、公平、公正的房屋拆迁法律关系。12月6日，国务院表示已就修改条例展开调研，对其与《宪法》、《物权法》等上位法之间的矛盾之处的审查工作也已列入日程。时隔不久，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先后与建言的北大教授座谈，征求修改法规的具体建议。
上榜理由：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拆迁引发的极端事件并非个案。北京大学法学院五教授公开向政府建言废改《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积极带动公众舆论转向建设性讨论，并获得了国家立法部门的迅速回应，就法规修改征询各方意见。公民社会不仅需要公共参与，更需要专业参与，以利有效推动制度建设，实现社会公正。
第三、24家公益基金会建议国务院对财税部门免税政策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
事件阐释：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颁布实施至今已近两年，由于相关问题未能明确，包括基金会在内的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一直悬而未决。2009年11月1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就此发布两个通知《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和《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进行细化揭示。由于其内容涉嫌与上位法抵触，并将进而侵害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权益及公共利益，12月22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九家基金会就此提出质疑，联合签署要求国务院对此进行违法性审查，并同时致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就相关问题沟通的请求。三天后，另外15家公益基金会也参与进来，联署基金会达到24家。
上榜理由：对公益组织予以所得税优惠政策是税法确立的规则，凸显国家鼓励、培育和发展公益组织的胸怀、气度与智慧。基金会面对涉嫌抵触上位法、进而将会严重影响本领域和社会公益发展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积极回应，联合行动，彰显了中国公民社会在行动能力和法律意识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四、农民工张海超坚持“开胸验肺”推动职业病相关法规出台
事件阐释：2009年6月22日，在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职业病防治所作出“肺结核”的诊断的情况下，为证明自身所患确为尘肺病，28岁的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强烈要求“开胸验肺”。其自残行径引起了社会对尘肺病及张海超本人的极大关注，张海超最后获赔61万元。按照国家职业病防治法相关规定，职业病的鉴定由当地职业病防治所进行，并需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这一规定使得很多维权的员工连被鉴定的资格都无法获得。“开胸验肺”事件促使与职业病相关的法规制度得到了改良：河南多所省级医院获得了职业病诊断机构资质;卫生部发布的新版《尘肺病诊断标准》于11月1日起实施;《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等也相继出台，明确提出要严肃查处违反职业病防治法、损害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的违法行为，并将职业病防治列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上榜理由：个体在面临制度这堵坚实的墙时几乎没有赢的希望。但是本事件中小人物的悲剧进入公众舆论之后，政府对于社会公意作出及时回应，转化为促进现实制度变革的巨大动力。制度是刚硬而冷酷的，但是由众多个体凝聚的温暖足以融化坚冰。希望社会的进步将不再以个人的牺牲作为沉重代价。
第五、番禺居民理性抵制垃圾焚烧厂选址
事件阐释：2009年9月，番禺区历经三年多调研和选址论证，初步确定大石街会江村现大石简易垃圾处理厂作为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并取得规划部门的项目选址意见书。消息公布后，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众多小区居民纷纷联合起来，通过集体签名、派发传单、口罩秀等多种形式进行反抗运动。小区业主还自发组成“垃圾焚烧站考察团”前往白云区李坑垃圾焚烧站厂实地考察抵制建厂。12月10日，番禺区政府表示，暂缓垃圾发电厂项目选址及建设工作，并启动有关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全民讨论。番禺近三个月的维权取得阶段性突破，此事件被视为公民理性维权、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本。
上榜理由：新兴中产阶级的成熟与理性，公民参与方式的多样与智慧，周边选址居民、网民、媒体等各类公民的积极参与和表达，共同促成集体行动，引发公众舆论，最终引起政府对公意表达的尊重与支持。结果，居民保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公众增强了社区意识、环保意识，媒体维护了自身的新闻品格，政府学会了协商与对话，由此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公民社会在具体时空的运行。
第六、《慈善法》进入立法程序有望改善中国慈善制度环境
事件阐释：2009年，作为慈善事业基本法的《慈善法》起草完毕，正式进入立法程序。新的法律对于当前涌动的慈善冲动以及因慈善而引发的各种矛盾，将从法律上给予保护、支持和廓清，并进行必要的规制。2006年，《慈善法》即已列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中。2009年2月，曹德旺欲捐赠股票作慈善，终因制度障碍受阻;7月14日，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由于涉嫌漏税被罚款，由工商注册引发的身份尴尬广受关注;8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披露，“5?12”地震捐款去向不明，多数进入政府财政专户，引发众多质疑;11月15日，中华慈善总会接到群众举报发现格列卫药品遭骗取。在这种背景下，《慈善法》列入立法程序对规制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正常、有序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上榜理由：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产生了对社会慈善有效供给的极大需求。在慈善领域，资源的不足、渠道的不畅、运作的不规范以及价值观的滞后，都呼吁法律提供监督与保障的制度性框架。此事件表明慈善作为社会领域的核心制度得到了立法决策的认可。有理由相信，中国社会正朝着向善的社会迈进。
第七、网民反对绿坝软件，工信部暂缓安装
事件阐释：2009年5月19日，工信部下发通知，要求7月1日之后在境内生产、销售的个人计算机出厂时应预装一款叫“绿坝?花季护航”的软件，称该软件能起到过滤色情、暴力、反动的信息的作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工信部以4170万元人民币采购绿坝软件，供网民免费使用。通知正式公布后，立即引起网民激烈反对，很多质疑的声音担心这一举措背后可能包含政府强化互联网控制、限制信息流动的考虑，同时对政府的善意保护能在多大程度上净化复杂的网络环境表示怀疑。8月13日，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表示，暂停在所有电脑上强制安装绿坝软件，公共政策在民意表达后发生转变。
上榜理由：花季没有“被护航”，体现出公民对自身言论自由权利的警醒与觉悟，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由悲情向戏谑、反讽、隐喻化转变，凸显了公民的从容与自信，也深刻揭示出道德良善旗号背后的权力利益场中的盘根错节。在舆论监督下，政府对公意的尊重与回应，对沟通对话的理解与善待，显现了公民社会的力量。
第八、李德涛等公民以身“试”法推进政府预算公开
事件阐释：从2006年起，公民李德涛等向15个中央部委、18个地方政府提出了查看预算案的申请。他们将自己称为“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2009年5月27日，李德涛看到了深圳市政府的2008年度部门预算草案;10月27日，卫生部向他们公布了一份接近完备本级部门预算;2009年10月，广州市财政局率先在网站上公布了广州市114个政府部门的预算，供浏览者免费下载。至此，全国舆论一片喝彩声，李德涛被公众亲切地称为“民间查账人”。
上榜理由：政府预算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关乎民众的切身利益和公共政治的核心概念。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落实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以身“试”法者把全新的公民参与理念引入转型中国，推动了政府预算的公开化进程。宪政的有效运转，既有赖于各个专门领域的逐步推动，也需要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九、“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受处罚
事件阐释：2009年7月14日，北京市国税局和地税局经过两个月的查账，向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下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认为公盟存在偷税行为，责令补税和罚款共计142万元。7月17日，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并予以执行;7月29日，许志永被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偷税罪批捕;7月31日，公盟网站被关闭。11月24日，许志永获得取保候审，公盟税案就此告一段落。“公盟税案”是工商注册的社会组织遭遇的典型的社会尴尬，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江平、茅于轼、贺卫方等法律界、经济界的知名学者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公盟事件，要求撤销取缔公盟的错误决定，而众多网友也加入到声援队伍中。
上榜理由：双重管理体制导致了为数不少的非营利组织到工商部门进行登记，以解决组织合法性问题。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既给行政监管带来了诸多困难，也增大了非营利组织的法律风险。这一事件警示类似组织重视自身的合法身份和遵循法律规则的重要性，同时重申相关制度的改革对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意义。
第十、中华环保联合会启动全国首例社团组织环境公益诉讼
事件阐释：2009年7月6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正式对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立案审理，在当地村民就环境污染问题向政府进行多次反映和上访均无明显成效后，我国首例由环保社团作为原告主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全面启动。2009年7月28日，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清镇市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行政诉讼正式立案。被告清镇市国土资源局于8月28日作出了撤回有潜在污染环境危险的百花湖风景区冷饮厅加工项目的土地使用权的决定，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当庭提出撤诉，全国首例由社团发起的环境公益行政诉讼案结束。
浅谈两岸公民记者发展现状 篇6
关键词：公民记者；发展现状；PeoPo平台
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1-0037-02
一、公民记者的含义
公民记者是指非专业新闻传播者的普通民众，在新闻事件的报道和传播中能够发挥专业记者的作用。其中“参与式”新闻的理念体现在公民记者身上，也就是说“民众能够在第一时间收集、报道、分析及传播新闻和信息，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动作用”。
公民记者是对周围发生的事件，或重大社会事件感兴趣且具有新闻敏感性，具有传播能力，并采取积极行动，采、编、发布相关信息的公民。其本质就是具有“新闻特性”的公民，这种特性取决于公民对实现法律赋予的民主政治权利的追求[1]。公民记者实现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前提就是需要传播者和受众的互动，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可以说，正是由于新媒体的出现才降低了公民表达和传播的门槛，提供了报道事实的平台。
二、两岸公民记者的诞生背景
（一）大陆公民记者的诞生背景
1.技术的发展，自媒体的崛起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6月，中国大陆网民规模达到4.85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3.18亿，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达65.5%；微博用户数量增幅高达208.9%，从2010年底的6311万爆发增长到1.95亿。在微博用户暴涨过程中，手机微博的表现可圈可点。手机网民使用微博的比例从2010年末的15.5%上升至34%。微博的便捷性与手机的便携性相结合，为公众随时进行信息传播提供了平台，客观上促进了大陆公民记者的诞生。
2.媒介生态的日趋多样化、复杂化
（1）信息需求量大，传统媒体失语。一方面，大陆多数民众的媒介接近率和使用率较低，民众的信息获取渠道少；与此相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民众的信息需求量却在上升。另一方面，在大陆，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本质上为党的喉舌。因此，多数传统媒介迫于政治原因或经济原因在许多重大事件的传播和报道上处于缺席状态。这两方面原因迫使更多的民众将目光投向触手可及的网络世界，一方面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另一方面通过网络传播信息以便与更多人分享。
（2）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崛起。随着大陆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以及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大陆民众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民众不再是极权政治下受政治随手摆布的愚民，而是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权利和公民责任。这主要表现在大陆民众的“主人翁”意识越来越强，参政议政意识不断提高，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意识越来越强。
3.转型期社会利益问题频发，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
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大，民众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领导干部不倾听民众呼声，再加上民众缺乏利益表达与申诉渠道，从而导致了群体性事件在大陆频发。仅两年间，就有“宜黄血拆”、“李刚案”、“药家鑫案”、“李双江之子持枪案”、“郭美美与红十字会风波案”、“小悦悦事件”等公民记者广泛参与传播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这些事件的背后，都存在政府与民众的利益冲突和话语权争夺。
（二）台湾公民记者的产生背景
新闻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台湾有60多家电视台，近80辆SNG采访车，各家媒体之间竞争激烈。由于传媒生态的多元化以及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加，各家电视台为了抢新闻、观众及收视而绞尽脑汁，除了在新闻线索和内容上竞争外，还采用提早播报新闻时间来取得优势。笔者在中国电视公司实习发现，各大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同质化现象严重，在议题的选择上大同小异，“模式化”程度非常高，从议题选择、画面展现、标题字幕、到主播与记者的语气语调都十分类似，很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2]。
三、两岸公民记者的发展现状
（一）大陆公民记者发展现状
1.草根平台多，专业平台少。目前，大陆公民记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等发布新闻作品。这其中比较常见的有微博客、博客、网络论坛、QQ群、播客等。这些平台都带有较强的草根性，新闻传播门槛较低。然而，针对公民记者的专业平台却不多。目前比较专业的平台只有闾丘露薇的“一五一十部落”和大陆的中国公民新闻网。前者系凤凰卫视著名记者闾丘露薇于2007年创建。后者于2006年9月正式上线，是目前大陆唯一定位为公民新闻的门户网站，也是唯一全方位提供公民话语和诉求的平台。
2.公民记者数量多，专业程度低。随着大陆手机的普及和网络的大面积覆盖，使用媒体传播方式的人数正在飞速增长，这也意味着潜在的公民记者数量巨大，人人都可以成为公民记者。另一方面，问题也在凸显，就是普通人的新闻专业水准不容乐观。大陆公民记者在报道中会有自己主观的想法，难以客观准确的还原事实真相，“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都有所欠缺，尤其是在面对一些有争议的事件，情绪化报道会影响公众的判断。
3.独立性强，缺少监管。公民记者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可以摆脱体制的束缚，独立对事件进行挖掘追究。比如2007年老虎庙的《跨晋、蒙、陕、宁四省民生、民情单骑考察行动——思想者之旅策划书》，他用照片、文字和视频记录下自己一路所闻所见的社会生活、民间发展以及环境问题等，体现出公民记者独特的新闻价值，引起广泛关注。但同时应该看到，公民记者在目前的舆论生态中缺少相应的体制监管，因此有的公民记者会在采访报道中谋取个人利益，例如向当事人索要劳务费，亦或是在事件调查中接受网友的捐助。这样的行为不仅对记者形象造成了影响，更使新闻媒介的公信力下降，而公信力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恢复的。
（二）台湾公民记者发展现状
台湾公共电视2007年4月成立的“PeoPo公民新闻平台”，发展至今，平台上已累积近六万篇报导，超过5300位公民记者，更有210个NGO、NPO加入，以及15所大学传播学采访中心的热情参与[3]。PEOPO公民新闻平台关怀社区公民意识，强调公民自主，保持公民新闻的原创性，同时还提供公民记者培训、公民记者聚会、以及与大学的传播学科系合作开办公民新闻课程等，使得公民记者在peopo平台上找到了身份认同，被赋予新闻把关人的角色去自由选择议题内容，将自己关心的、发生在身边的事件拍摄或者记录下来，经过简单的剪辑制作后，可以直接贴在PEOPO上，使得以往被忽略的事件或者主流媒体难以发现的细节，有了展现的平台。
1.公民记者与传统媒体的互补。不可否认，目前新闻仍然是由专业记者和媒体主导，但是公民记者提供的新闻却弥补了专业记者的不足。如在意外发生的时刻，目击者是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关键人物，比专业记者更具即时性。再加上公民记者对于议题有更深入的调查，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出公民需要的信息，以2009年8月莫拉克飓风对台湾东南部造成巨创的报道为例。2009年8月莫拉克台风带来的豪雨在台湾东南部造成严重灾害，PeoPo公民新闻平台的公民记者力量汇集，在地方用镜头传递第一手灾情、反映灾民的心声。“八八水灾灾情汇整专区”就是当时设置在peopo上的报道专区，以报道水灾近况为主，每小时将公民记者传送的最新报导发布在peopo上。
2.身份遭到质疑，但成就感十足。公民记者在采访的第一现场也会因身份问题遭到质疑，与专业记者不同，其进入采访现场的门槛比较高。比如有时遇到采访被拒的现象发生。但在公民对传统媒体失去信心时，拥有网络发言权的公民记者就会获得更多的信任。所以，公民记者在台湾的发展是很有可为，但短期内，公民记者仍然无法代替专业记者。台湾公民记者大多对这个职位充满热情，也成就感十足。如公共电视开通的公民新闻报节目每周一到周五的12点54分到58分，午间新闻播出结束的四分钟内，介绍两则公民新闻。不仅能够让公民记者的新闻在PEOPO或电视新闻中被更多的人看到、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并且还有可能因为登上主流杂志而被媒体后续报道。最重要的是公民记者们因此被激发出的积极性。
3.在地多元。Peopo的公民记者主要分布在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但中南部的议题相对较多。主流媒体会把工作重心放在距离较近的北部地区，那么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发生的新闻很难在第一时间传达，所以在相对偏远的中南部地区，公民记者就发挥了极大作用。在地的公民记者采访的新闻都是身边所见所闻，涉及到地方人情趣味、公安问题、特色人物报道、重大热点、公共议题等许多领域。
四、结 语
大陆公民记者的成长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而台湾地区则是新闻行业内部的裂变所导致。从两地公民记者的发展现状来看，大陆公民记者基数庞大，更多来自草根阶层，是传统媒介所忽视或者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大陆公民记者更为积极，具有强烈的激进色彩，更多的独立性。而在台湾地区，活跃于Peopo平台的诸多公民记者更多的是与传媒媒介走合作之路，相比大陆公民记者，他们正在逐渐职业化和专业化，其本身也正在成为一种社会身份，与传统媒介的记者并无根本性的区别；台湾公民记者所关注的事件更为琐碎，议题更具生活色彩。另外，台湾公民记者较为理性，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总体来讲，大陆公民记者的现状依然是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和呐喊者，而台湾地区的公民记者正在逐步职业化，充当政府和民众的沟通者和协调者。
参考文献：
[1]生奇志.公民记者对话传统媒体:挑战与应对[J].记者摇篮,2011(2).
[2]贾哲敏.台湾电视新闻的特征与困境[J].青年记者,2011(4).
[3]王晴玲.公民新闻的在地实践—公视PEOPO新闻平台公众参与及多元报道研究[D].政治大学广播电视所,2007.
公民文化发展 篇7
图书馆是文化信息的传播者, 这个物化的建筑集中了古今中外各家的言论、思想和观点, 人类的文化在这里得到汇聚、展示和延续。图书馆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使者, 图书馆肩负着服务大众文化、提升公民文化、构建和谐文化的使命。
1 图书馆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是“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信仰、习惯、和经由它们组织起来的对象, 并被大众广泛分享。包含在政治、经济中产生的大众的信念、习惯和对象。它包含了大众化了的精英文化和地位提高而进入了博物馆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一般都具有通俗性、趣味性的特点, 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娱乐休闲活动在传递现代生活信息、改变生活方式、形成生活能力等方面也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应。与过去相比, 我国当代大众文化呈现出多层次多纬度特征。从政治说教到智性思考、到反映寻常人生、到表现娱乐的狂欢。大众文化变化很快, 一方面是对市场信号和大众口味的适应, 另一方面是对主流文化所允许的新文化范式的接受利用。大众审美趣味也转而受文化自由主义的快节奏、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影响。我国大众文化素质和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素质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急需提高大众文化素质。
图书馆是服务于大众文化的场所。图书馆的职能就是首先满足大众的文化娱乐休闲的需要, 利用大众文化的强烈渗透性, 不失时机地对读者进行引导、疏导和教育, 以其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 使社会大众在参与和接受文化娱乐时, 自觉地接受大众文化所内含的文化知识、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 从而内化为社会大众的内在精神要素, 成为他们理解社会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实践的能力。大众文化并不是孤立的行为, 而是群体性的行为, 是社会大众之间相互对话、交流、合作、渗透的过程。现代图书馆环境幽雅, 不仅是良好的学习场所, 它又为大众提供了文化娱乐、文化休闲、会友谈天、交流沟通的良好公共空间。图书馆是服务大众文化的窗口之一。
2 图书馆与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公民社会内在的精神, 是一种地域型, 臣属型和参与型政治态度的合理聚合, 它强调政治输入的理性参与, 因此是一种参与型复合政治文化”。按照我国著名政治学者马庆钰的观点:公民文化包括公民道德建设和公民意识的培养。公民道德建设注重团结, 友爱, 互助, 诚信的社会公德的培养:公民意识注重民主意识, 平等意识, 法律意识及主人公意识等政治权利的诉求。公民文化是不断发展、更新、充实的, 各种不同文化不断的冲突和激荡而融合产生更符合与时代要求的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民主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只有公民文化意识和文化氛围达到一定的水平, 才能与经济、政治相匹配, 才能三位一体的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历程告诉我们:公民文化是维持和发展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曾深切感叹“千差距, 万差距, 缺少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我国的公民文化还处在培育阶段, 有待更大的提升。
基于我国社会民主发展的需要和我国公民文化素质状况, 各地图书馆都根据本地区的特色, 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 长期积累, 大都形成了各自的馆藏特色或特定领域的藏书体系。各种关于公民文化的信息, 通过图书馆的筛选序化, 加工处理, 以图书、报刊等形式, 源源不断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可以满足公民文化教育多领域、多层次的需求, 还提供电子阅览室的视听服务和信息网络服务, 图书馆作公民文化信息的集散地, 最大程度的发挥着交流、共享、研究平台的功能。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飞速发展, 而其他的媒体如网络仍处于无序化状态, 就更为图书馆提供了展现自我的绝佳时机。图书馆是公民文化的教育培养基地之一。
3 图书馆与和谐文化
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涵、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价值取向为一体, 包含着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和评价, 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和谐作为一种价值选择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就是“合和”的文化, 她深深地滋润着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在古希腊就已把和谐作为美的特征。马克思也认同魏特林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 并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和谐从本质上讲就是“人寻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想的实现。它的表现形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规范、文化产品、社会风尚、体制制度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每一个方面都对和谐文化有所要求。无论其中哪一项和谐的建立都与人的知识、素质与文明程度相关。广大社会成员对待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态度的科学性, 以及社会成员行为规范的文明与理性, 这一切都有赖于社会成员整体的科学态度的端正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图书馆的公益性和社会教育职能, 决定了图书馆是社会大众终身教育的工具, 图书馆的一系列工作都是在对社会成员进行终身教育, 它完全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既可以进行科学技术知识教育, 也可以进行思想教育、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等。这是任何学校都不能代替的, 特别是社会大众的终身教育, 图书馆是开展大众终身教育的最佳场所。图书馆是和谐文化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和重要传播者, 是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信息聚集的宝库, 成为构建和谐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文化的冲突是社会不稳定的深层动因之一。脱离了一定的文化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系统、政治经济体制就很难正常运行。所以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国家、社会稳定的思想和心理基础。文化的背后, 根源仍是利益关系, 但价值观念对人们处理利益关系具有导向作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 社会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图书馆自觉满足大众文化需求, 着力公民文化的培养, 努力构建充满活力、蕴含智慧、文明超前的和谐文化。图书馆是服务大众文化的一个窗口, 是公民文化的教育培养基地之一, 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阵地之一, 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杨晓伟张景秋谈图书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J].中西部科技, 2007, 11.[1]杨晓伟张景秋谈图书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J].中西部科技, 2007, 11.
[2]邵葆丽[印度]田甜译.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长江学术, 2007, 3.[2]邵葆丽[印度]田甜译.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长江学术, 2007, 3.
[3]王栋.改善中国公民社会文化环境的思考及路径选择, 2007, 3.[3]王栋.改善中国公民社会文化环境的思考及路径选择, 2007, 3.
[4]方爱清, 秦在东.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初探[J].社会主义研究, 2007, 2.[4]方爱清, 秦在东.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初探[J].社会主义研究, 2007, 2.
[5]韩楠.新时期图书馆与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J].江西图书馆学刊, 35, 3.[5]韩楠.新时期图书馆与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J].江西图书馆学刊, 35, 3.
我国公民政治文化发展的世俗化 篇8
一、中国具备政治文化世俗化发展基础
首先, 市场经济为培养公民“自由”、“平等”、“法制”意识提供了肥沃土壤。美国政治学者科恩曾说:“严重贫困的群众, 根本无法获知参加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 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 进行有效率的组织, 并接触他们的代表。”马克思也指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 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的基础。”过二十多年的改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增强, 有力地促进自由、平等、法制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这一发展过程促进了我国向公民社会的发展。
其二、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其政治体系活动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同群众同甘共苦, 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由此从政治制度上提供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制度基础。
其三、我国经济体制打破了传统以公有制为主要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 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集体经济、私人经济、混合经济和外企经济相结合的多种经济体制。各个不同的阶层和团体为了维护本团体的利益, 都不同层度的想通过参与政治的输入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用并使之扩大。
最后, 新时期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科技, 文化和出版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提高了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水平, 直接推动了我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发展。
二、中国公民政治文化世俗化中的冲突
在现实中国公民政治文化世俗化的过程中, 仍存在冲突即不协调的一面, 这种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是广大公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活动不太关心, 或即使参与了政治也提不出多少期望和要求, 形成一种政治冷漠。1996年8月, 吉林总工会对全省100个企业近万名工人进行主人翁地位的调查时, “28.1%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沦为雇佣劳动者, 18.1%的工人认为自己在企业中已经没有地位, 近一半的工人认为自己在企业中丧失了主人翁的地位”。虽然我国部分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萌发, 具有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的诉求, 但是政治体系却对这些政治输入作出有效反映, 出现输入多于输出的严重反差, 直接导致了公民主人翁地位的丧失, 对政治文化热情的减少, 责任感和能力感的降低。
其二, 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 具有一定的政治知识、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可是在他们看来, 自己政治输出的影响力极其微弱极。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提供的调查资料表明, 对政治的戒惧心理还一定程度地存在, 有43.11%的公民对“对谈论政治问题, 我很谨慎”的观点表示赞同, 有相当数量 (约73.79%) 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 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意”、“基本同意”、“我不反对”。究其原因, 在这部分人当中, 有50.95%的公民担心随便谈论政治问题会挨整, 有65.60%的人担心会被他人利用。
其三, 教育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作用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一项对广州市和哈尔滨市中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 两市中学生政治知识政治社会化的程度, 总的来说比较高。政治知识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政治社会化效果呈现重要性知识、权利类知识、制度类知识不均衡的状况。详见表l、表2、表3。
以上图表来自于:《关于哈尔滨和广州两市中学生政治认知社会化情况的调查和建议》李元书http://www.hrbexperts.gov.cn/baogao/2003/03.12.htm
三、如何促进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首先,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 努力的方向主要是尽量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干预, 切断权力渗透、控制市场的渠道, 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第二, 实行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制度的创新。对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进行大变革, 与时俱进, 实现从革命党的政治动员式的教育向执政党的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转变。第三, 搞好基层民主建设, 使基层民主的实践 (包括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 成为培养合格公民的大学校。
我国的公民文化的世俗化不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和政治根基上自然生长出来的, 尚处在生长、发育的初级阶段, 因此要提倡力行、提倡社会运动, 需要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世俗化的变化。市场经济、政治制度、和经济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这一过程的进行。但是, 我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发展过程却表现出许多缺陷。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自己的论述。
关键词：政治文化世俗化
参考文献
[1]李传柱:《改革开放与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新发展》中共中央党校。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 》,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中国公民意识发展史考 篇9
1 公民意识的内涵及其形成
公民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关于公民意识, 朱学勤在《书斋里的革命》中认为公民意识有两层含义, 一是对于政府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 二是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参与和维护。所以说, 公民意识性质上属于“公”而不属于“私”, 它是当公共领域在政治国家与私人领域之间出现, 并且政治权力成为社会公共用品之后的产物。概括地讲, 公民意识是民主宪政制度下形成的一种思想意识, 是公民个体对自己与国家的关系以及自身在政治国家中所处地位的切实感受和理性认知。它不同于专制社会中“君君臣臣”对人精神的强迫和钳制所形成的臣民意识, 而是在民主国家中、在权利本位的政治与社会伦理观念之下, 公民通过法定权利的行使, 参与国家公众事务, 通过反复熏陶和训练逐渐形成的一种心理定势。公民意识与民主型政治文明相适应, 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才可能产生公民意识, 在专制社会中不可能产生公民意识。成熟的公民意识体现为一种自主、科学、理性的精神。公民意识包括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政治宽容意识等要素。从根本上说, 公民意识的产生和存在反映的是社会的需要, 展现的是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一种努力。
2 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曲折发展
受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宗法关系的制约以及传统政治哲学的影响, 几千年来在中国几乎看不到任何民主精神, 人们只是以臣民的身份简单地隶属于国家和封建家族。中国传统社会难以孕育出公民意识, 相反却存在着顽固的臣民心理, 表现在政治上是“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的政治参与的淡漠感, 固守“国家本位”和“义务本位”的传统思想。[1]我国公民意识萌芽始于鸦片战争后, 在西方民主法制思想的传播中逐渐显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公民意识才获得了实际的成长和发展。
2.1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公民意识萌芽
19世纪后半叶, 随着封建专制制度逐步走向衰亡, 公民意识在我国开始萌芽。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原则使成长中的最初的资产阶级初步有了平等意识, 并开始追求政治上的权利;二是蜂拥而至的西方思想文化如严复译的《天演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对我国当时的进步人士在思想启蒙上起到了积极作用。梁启超在政治实践和理论反思中发展了国民素质理论, 提出了“国民”概念。“国民者, 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 定一国之法, 谋一国之利, 捍一国之患, 其民不可得而侮, 其国不可得而亡, 是之谓国民。”[2]梁启超提出了“民智是民权之本”的思想, 把培养“新民”放在国家革新的首位, 提倡通过大办报刊来启发和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这一时期, 公民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在中国萌芽, 人们更多的是从抵御外患, 摆脱对外屈辱的目的来探讨公民意识问题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随后建立的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历史上首次规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在民, 全体国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并依法享有选举、参政、言论、出版、集会、等项权利, 明确地从法律上否定了君主统治和臣民观念, 肯定了国民身份和国民权利, 为公民意识的产生提供了法律条件。但是, 传统臣民观念并不会随着封建皇权的崩溃而迅速的烟消云散, 公民意识也不会随着一部法律的颁布而随后普遍确立。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的序幕, 权利义务观、公民意识开始走入普通百姓心中, 但这一时期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孕育公民意识的社会基础还远未形成, “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观念仍局限在少数人, 主要是知识分子内, 并且这些观念还很不彻底、很不成熟。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 蒋介石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 打着“一个党, 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的幌子为实行个人独裁和剥夺各党派与人民的政治权利寻找借口, 他一再推迟立宪的进程, 把立宪过程同国民素质的提高过程完全割裂起来。在这一历史时期, 我国公民的政治、社会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孕育中国公民意识的土壤仍一如既往的贫瘠, 公民意识的培育被国民党政府抛在一边, 以宪政为价值目标的政治文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2.2 建国后我国公民意识发展的曲折历程
中国共产党和早期的革命党人积极探索和实践现代公民的培养和训练。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公民教育发展的新时期。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独立, 建立了民主制度, 通过法律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赋予并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 为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创造了条件,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孕育和发展具备了现实基础, 中国人民的公民意识发展有了历史性的转变。
1953年我国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选举, “……从各地选举的情况来看, 选民绝大多数都对自己的民主权利非常重视, 积极热情地参加了选举……统计投票的有278093180人, 占全部登记选民的85.88%”。[3]1954年, 我国《宪法》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保障公民享有平等、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权利。但是, “权利永远超不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发展。”[4]由于我国在这一时期还处于自然经济与半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态, 与公民意识相适应的经济条件、文化价值观念等都远未形成, 公民意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难免遭遇扭曲和挫折。之后,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1954年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的法定权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更谈不上倡导公民意识了。文化大革命则进一步造成整个社会普遍漠视民主法制, 严重阻碍了我国公民意识的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民意识发展的曲折经历表明, 虽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公民权利的真正实现, 为我国公民意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 但是制度的先进性要靠在现实中的具体运行状况来体现, 如果在实际中去否定民主和法制的原则, 公民意识的孕育就真正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意识的快速发展
3.1 社会转型期对公民意识发展的促进
我国社会转型中持续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进程促进了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与调整, 冲击了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 增强了公民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 这些都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优化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条件, 为我国公民意识的大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当代我国公民意识有了长足发展。首先, 强大的经济市场化浪潮促进了我国公民参与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因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伴随着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 社会大众迫切希望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意志通过政治参与输入政治系统, 力图通过政治参与来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次, 政治民主化加快了公民参与意识的成熟。民主政治是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孕育的基础和发展的“加速器”, 日趋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政治实践促进了我国公民社会形成和公民意识的发展。再次, 社会法治化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形成。我国已建立起以宪法为中心的体现公民权利的基本法律框架, 推动了我国公民意识的健康发展。并且我国1982年的宪法修改草案还首次提出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内容, 1986年党的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要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 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5]这些都为我国公民意识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使得我国的公民意识有了更加深入广泛的发展。
3.2 当前中国公民意识的巨大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 国民的社会意识随着国家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公民意识呈现出积极的变化。公民主体意识明显增强。我国公民逐渐摆脱大行其道几千年的“臣民”意识, 在社会公共事务中, 公民既能尊重、服从集体的意见和决定, 又能保持自身思考、判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有所增强。普通公民将政治参与看成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 他们开始主动关心并参与政治, 对政治系统输入诉求的意识增强。公民法律意识逐步提高。法制建设的推进、普法教育的加强、司法案例报道的增多, 促使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显著提高, 广大群众逐渐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民权利意识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是我国公民对自身权利的认知水平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意识到自己权利主体的身份和地位, 开始认真考虑自己有何法定权利和如何享有这些权利了。二是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敢于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三是公民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向政治系统理性地提出新的权利要求, 并且已从最初单纯的经济利益方面, 逐步向公民个人隐私权、国家社会重大事项知情权等纵深方面发展。四是权利意识支配下的维权行为已经开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上, 当代我国的公民意识有了长足发展, 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充分, 民主政治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文化教育相对落后, 公民社会的发展还处在较低水平, 我国还未能确立起普遍而成熟的公民意识, 整体上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要立足于历史和现实国情, 在深刻总结并依循我国公民意识发展的特有规律的基础上, 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 努力促进我国公民意识的健康成长。
摘要：公民意识是民主宪政制度下形成的一种思想意识, 我国的公民意识萌芽于鸦片战争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西方民主法制思想的传播中逐渐显现, 民国时期公民意识的发展虽有机遇但受到极大抑制,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公民意识才获得了实际的成长和发展。
关键词：公民意识,发展,史考
参考文献
[1]姜涌:中国的公民意识问题思考[J].山东大学学报, 2001, 4.
[2]转引自张锡勤:中国20世纪初“国民”问题讨论述评[J].求是学刊, 1994, 1.
[3]邓小平同志关于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J].新华月报, 1954 (7) .
[4]袁纯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M].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4:142.
试论我国公民文化权利保障 篇10
(一) 公民文化权利是指公民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应该享有的不容侵犯的各种自由和利益
从根本上说, 就是指公民自由从事文化活动, 创造、生产、传播、消费或欣赏文化产品并以此获得利益的权利。具体而言,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文化需求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之一, 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所提供的优质文化成果和文化服务, 每一个公民应该是不分种族、阶级、国籍、肤色、年龄、职位、身份等都有权享受。
第二, 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公民不仅有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 而且还享有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 包括参加文娱演出、游戏娱乐、看书读报以及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的活动。
第三, 参与文化事务管理的权利。公民不仅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 而且是文化事务的管理者, 这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参与文化事务管理包括文化决策权、优化资源配置权、调节权、监督权等。
第四, 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公民既是文化活动的参与者、文化产品的消费者, 还是文化成果的创造者。文化创造和发展最深刻的动力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五, 公民的文化成果受到保护的权利。这是为权利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提供积极的法律预期, 为权利人享受其成果之利益提供保护, 从而对于整体的文化创造活动给予制度激励。这种遗产不仅包括物质性文化遗产, 还包括非物质性文化遗产。
(二) 我国公民文化权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文化权利是一种集体权利。这是由它所诞生的背景决定的, 因为文化权利在国际法中的产生, 是与“二战”后的“非殖民文化运动”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自治原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按照雅努兹·西莫尼迪斯教授的概括, 文化权利包括了文化认同权和国家文化合作权利。
第二, 文化权利是一种普遍权利。普遍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层是指与特权相对的。因为曾经一度是一种特权, 对于古人来说, 能够阅读和书写文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现代所提倡的文化权利应该是由一切人享有的。文化权利的实现范围是普遍的。另一层含义是指文化权利的实现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如不同种族、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国际间的文化合作, 就是要实现一种文化的普遍性。
第三, 文化权利也是一种道德权利。所谓道德权利就是指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 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文化权利, 特别是文化创造权、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文化信息权、文化认同权等都是依据道德应该享有的, 它们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与道义上人的全面发展紧密联系。
二、我国公民文化权利保障所存在的问题
我国有着悠久的促进文化权利实现的历史,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仅仅将其视作国家的一种行为, 而缺乏对自身文化权利的关照, 缺乏文化权利诉求的主动性。文化权利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概念。具体来说, 我国的文化权利保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文化权利中的单项权利如教育权、知识产权等逐步受到控制, 但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相比, 整体性的文化权利未受到重视。2.文化权利的保护制度渐趋完善, 但保护的主动性不够, 很多政策的出台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 体现出建立文化权利保护制度的内驱不足。3.满足或确保文化权利的条件有限, 尤其是经济条件, 导致文化权利实现的贫困, 如不同地区的文化权利实现程度不平衡, 弱势群体的文化权利实现程度还处于基本的水平。4.对于文化权利的促进处于无意识阶段。
三、完善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宪法保障的建议
针对我国公民文化宪法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使我国公民更好的享有文化权利。所以, 把对文化权利的保护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 建立起明确的立法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制定《公民文化权利保障法》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除了立法保障文化权利之外, 还要建立文化权利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其中, 文化权利的司法救济处于核心地位。在国际人权文件中, 司法救济也是保障人权实现的优先选择。尽管我国目前所有的以三大诉讼法为核心的诉讼法体系中, 还没有文化权利司法救济的明确规定, 但事实上文化权利的诉讼案件己经出现。我国公民的文化权利意识正在逐步提高, 同时也证明了建立一个健全的文化权利救济制度是现实的需要。
此外, 中国还应该努力推动区域人权包括文化权利保护机制的形成。美洲、欧洲、非洲已经建立人权法院。其中, 美洲人权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都有对文化权利保护的司法监督机制, 而亚洲在这方面还处于空白。只有通过区域文化权利保护司法机制的建立和推广, 才能建立起国际的具有司法性质的文化权利保护制度, 也才能使文化权利获得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平等的地位和同等的重视。具体来讲:在立法方面, 国家应当出台文化权利保护法, 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在司法方面, 各个地方应当设立相应的文化权利救助组织来帮助救济公民文化权利的侵权问题。另外, 政府也应该订立各种行政措施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文化权利不受侵害。从立法、司法、行政上设立相应的保障措施使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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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江, 李丽萍.维护公民权利与培养宪法文化[J].观察与思考, 2007, 2:48.
[3]艺衡, 任珺, 杨立青.文化权利:回溯与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49.
[4]杨海坤.宪法基本权利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57.
公民文化发展 篇11
纵观今年高考作文题,总体感觉是,高考作文已近于彻底告别过去那种“务虚”的诗意迷失了,而更趋于选择那些直接贴近现实生活的时代命题。比如,上海卷要求作文展示“金融风暴中的我”;辽宁卷的作文在探询“明星代言你怎么看”;广东卷作文要求谈谈“对常识的认识”;江西卷作文的由头是“兽首拍卖”;江苏卷作文是让考生“品味时尚”;天津作文题是“我说九零后”……
无疑,这样的高考作文题,是要求学生“写实”——就客观真实的社会现象,进行判断分析,阐述特定的价值理念与文化思想。这样的作文题,有利于检阅许多年来一直强调的素质教育到底培养了学生怎样的公民精神。高考作文为中国学生的“成人礼”,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到这些年轻的中国公民是否心智成熟,在特定时代的社会洪流下,能否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与责任使命。高考作文就是最重要的路径。
不论是古代科举考试文题,还是现在的高考作文题,之所以都能引起强烈的社会关注,说到底,就是这种“国考”本身,既是一种人才选拔的工具,更是一种体现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品格的表征。这些年,每年高考作文都会被通过各种媒介来“集束展示”,社会各个领域的专家都会对高考作文进行“彻底把脉”与“全面解读”,使高考作文在特定的时间节点,成为最受关注的文化现象。这背后,其实就包含着最深刻的文化意味,那就是在拷问我们教育在进行知识传授的时候,会不会陷于过度工具化与技术化的误区,是否为这个时代培养出了具有健康文化价值观的现代公民。
诸如“金融风暴”“明星代言”“兽首拍卖”这样的高考作文题,不都是被社会各领域的人们通过不同视角解构过的现实命题吗?而对这些社会现实与现象,考生们提供的“价值判断”和“秩序设想”,实际上就是界定现代公民教育质量最重要的标准。前些年那些“诗情画意”的高考作文题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批评,正是因为那样命题,让那些贴近现实生活,反映主流社会的文章,失去依托。所幸,这两年的高考作文命题显示,那些太过“务虚”的作文题,正在不断减少,到了今年高考,已近于消迹了。一切表明,为文化判断与思想表达提供最大空间的高考作文命题,将是走向公民社会的现代教育无法绕行的选择。
龙应台曾说,文化才是立国的依据。现在,当有近千万的考生,一起走进考场,去践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它自然是可能孕育出可贵的文化价值。少年强则国强,而年轻一代人只有形成健康笃定的文化思想,才会使他们不再成为孤立的个体,不会在工具化与机械化的教育模式中迷失在狭隘的自我里,而会打开深锁自己心灵的那扇门,走出去,让个体的文化经验汇聚成一代人共同的集体的体验。从而对符合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对破坏这种“价值”和“秩序”的行为有所抵抗。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是公民教育蕴蓄的力量。
课堂公民文化内涵及其建构意义 篇12
一、公民文化是民主政治的灵魂
“公民文化”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其著作《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首次提出。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基于个人或群体对政治活动的输入、输出和积极参与者的自我三个方面考虑,将政治文化分为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参与者政治文化三个类型。在村民政治文化中,没有专业化的政治角色,首领、酋长和巫师的角色混为一体,村民并不期待可以从政治系统中获得什么,甚至很少有村民意识到政权的存在。[2]生活在村民政治文化中的人们很少甚至没有对政治的认识,这就更谈不上政治参与。在臣民政治文化中,人们能够意识到政权的存在,了解政府的职能,甚至会为政府感到骄傲或者否认政府的合法性。然而,不论对政府赞成与否,臣民却倾向于政治输出,他们最低限度地履行着政权对他们的要求,如纳税、服军役等,而很少主动参与政治活动。作为臣民,他们更多的是服从政治的规范而很少尝试改变政治系统,他们是消极的政治参与者。在参与者政治文化中,政治参与者对政治的输入、输出以及积极参与者的自我三个方面表现非常积极。他们总是积极投身政治事务并相信自己可以对政治活动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在阿尔蒙德看来,公民文化是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参与者政治文化三者混合的一种政治文化。虽然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公民文化的首要特征[3],但是村民政治文化和臣民政治文化这些消极的因素在公民文化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积极因素能够促进政治系统快速发展,消极因素则使这种发展趋于平和和稳定。这就要求在政治系统中有一部分公民表现出消极因素或者公民个人在政治活动中时而积极时而消极。这样才能冷却那些在政治活动中激进的头脑,从而保持政治系统平衡。达到这种平衡的途径是通过公民文化塑造“潜在的积极公民”,即他们在民主政治中必须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卷入的,也是不太卷入的;有影响力的,也是服从的。[2]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潜在的积极公民”并非“待成长为积极公民”的人,他们已经具备了作为积极公民的意识和能力,他们或许在政治系统平衡状态下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政治参与,但是一旦政治系统平衡遭到破坏,他们会即刻参与进来,保持政治稳定和发展。
在现代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国家制定出了一系列的能够保证民主实现的政治制度。既定的社会制度需要相应的文化作为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正如英格尔斯所说“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且具有生命力的现代心理基础,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惨结局是不可避免的。”[4]培育公民文化将会是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任务,如果没有相匹配的公民文化的培育,即使公民能够认同民主价值和具备基本的政治参与能力,也将会带来很多问题,诸如以消极态度对待国家政治生活、以情绪化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以极端的敌视态度对待竞争者等等。[5]因此,如果说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骨骼和框架,政治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血和肉的话,那么作为政治文化亚文化的公民文化将会是民主政治生命的灵魂。
二、课堂公民文化是特殊的公民文化
课堂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教师在教学方面起到了主体作用,学生在课堂学习方面则居于主体地位。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这两个外显行为共同组成了课堂活动。课堂文化是课堂教学中的规范、价值、信仰和表意象征符号的复合体[6],具有内隐性特征。课堂文化能够让课堂活动更加生动与丰满,也将会是课堂生命活力的重要保障。发挥这些作用的前提是课堂文化具有一定的生命活力。没有生命力的课堂文化往往忽略学生是鲜活的个体,这样的课堂必定会遭遇悲惨的失败。[7]无生命的课堂只能培养出无“生命”的个体,甚至会陷入“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8]的境地。只有师生的生命活力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有效发挥,才能真正有助于儿童培养。[9]师生生命活力在课堂中的发挥需要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文化,课堂公民文化是这种有生命力的课堂文化的重要一维。
简单来说,课堂公民文化是课堂文化与公民文化的有机结合。课堂公民文化具有公民文化的特质,但是作为特定场域的课堂教学中的公民文化它又有新的特征。在公民文化中有“村民”“臣民”“参与者”三种不同角色,同样在课堂公民文化中也能找到这三类角色的影子。处于课堂活动边缘的学生往往扮演了课堂“村民”的角色,与社会中的“村民”角色不同的是,课堂中的“村民”能够意识到课堂这个微型政治组织的存在,却主动或被动脱离课堂组织。这类学生包括了学业成就高的和学业成就低的学生。学业成就高的学生往往因为课堂教学内容过于轻松而脱离课堂,去从事更加高深的知识探索,而那些学业成就低的学生则会由于课堂教学过于困难而不得不放弃课堂参与,转而做其他事情。扮演“臣民”角色的学生是课堂教学的服从者,他们积极听从教师的安排,参与教师组织的课堂教学活动,却很少能够对课堂教学产生建设性影响。这些学生在课堂中往往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观众”与“听众”。[9]在课堂里也有“参与者”的学生,与作为“臣民”的学生不同的是,他们不仅参与教师的教学活动,还会通过提出建设性意见改变既定的课堂计划或者课堂思维路径,从而使课堂更加丰富多彩并充满活力。对于学生个体而言,同一名学生在课堂上也可能有“村民”“臣民”“参与者”的不同表现。与公民文化一样,课堂公民文化倡导学生的积极参与,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学生参与,则有可能引导课堂教学偏离预期目标,或者忽视某一群体学生而产生“多数的暴政”[10]甚至“少数的暴政”的现象。因此为了顺利完成教学目标和最大限度地顾及所有学生,课堂需要学生承担一定的“臣民”角色。如果是学生出于思考的需要,对更加高深的知识进行探索而扮演了“村民”的角色,这样的行为也应该得到鼓励。不论是“村民”“臣民”还是“参与者”,都给学生一定的自主选择的空间,是学生作为公民的一种积极体验。这种公民体验将是他们在社会上成为合格公民的重要基础。
课堂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构成的,如果仅仅从学生的角度分析课堂公民文化必将得出片面结论。因此,在对课堂公民文化解读时,也应该考虑到教师在课堂中发挥的作用。在课堂中,学生对不同角色的表达与教师的观念与行为直接相关。传统教育观念强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导下的课堂教学实践,教师往往倾向于对教学的控制、对学生的控制和对教学内容的控制。被控制的学生摄于教师“权威”地位,而较少有机会在课堂表现出“参与者”的角色,不得不作为“臣民”甚至“村民”。鉴于教育在培养公民的理性、德行、个性以及民主所需要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1],教育民主越来越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现实需求。教育民主的典型表现是师生关系的民主。在课堂中,师生关系的民主强调师生平等与自由地表达,如果教师能够在教学中贯彻师生民主的教育理念,那么学生在课堂上将会有更多机会参与课堂建设。需要指出的是,师生民主能够给予学生充足的机会参与课堂建设,然而不能将这种民主推向极端,极端的师生民主将会弱化教师的合法性权威进而导致教育效果甚微。[12]课堂公民文化的构建离不开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贯彻民主的理念,也需要教师发挥其合法性权威作用,对学生进行正确引领。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课堂公民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文化。课堂公民文化既包涵了公民文化的特质,也继承了课堂文化的特征。但课堂公民文化是公民文化与课堂文化的有机结合而非简单相加。基于此,课堂公民文化是在课堂中教师与学生共同建构的,以民主思想为主导,以师生双方自由表达为特征,同时保留传统教学特质的规范、价值、信仰和表意符号。
三、课堂公民文化构建的意义
学校是国家公民的培养基地,承担着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优秀公民的使命。课堂是学校教育活动的核心场域,在课堂中凸显公民文化、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是培养现代公民的重要途径。课堂公民文化能够促进高效课堂的生成,也是现代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无怪乎有的学者认为公民教育是全部教育的转型。[13]
1. 课堂公民文化有利于优秀公民的培养
现代民主社会,教育对人的社会化功能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个体培养成为合格的公民。个人只有成为合格的公民才会自觉接受社会规范,才有可能适应社会发展,才能够推进社会进步。在教育史上,古希腊雅典教育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体———身体、道德、智力、审美[14]的公民教育思想至今仍值得现代教育借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教育对个体的社会化功能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公民身份关注的焦点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转向了公民参与、构建认同感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成,这种转变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教育功能的关注和重视。[15]现代教育中公民教育作用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公民教育的认识,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即公民教育是造就公民的教育,是对公民的教育,是通过公民生活的教育。[16]这三个方面能够深刻地认识公民教育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从此也可以看出,公民教育是一个涉及范围非常广泛的领域。如果仅仅将公民教育视为学校教育中直接开设的公民课程,既不能深刻认识公民教育,又会影响公民教育目的的达成。
课堂是由师生和一定空间组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发挥了最主要、最直接的作用。在课堂中,所有班级都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关注自己的举动、教师和学生时刻都在受到他人的监督、师生之间的联系时间比较持久。[17]这样教师和学生就组成了一个微型的政治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分别行使各自的政治权力以影响班级政治。这在无形中构建了课堂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是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还是参与者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非常重要。如果是村民政治文化占主导,课堂表现为学生游离于课堂教学之外,这样的课堂教学活动不仅无效,也会由于学生长期纪律涣散而导致学生缺乏遵守社会规范意识的后果。如果是臣民政治文化占主导,则表现为在课堂中教师权威最大化,学生的话语空间被严重挤压。在这种文化熏陶下培养出来的儿童只会服从他人。如果是参与者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那么课堂将会充满互相尊重对方人格的民主氛围。以参与者政治文化为主导,兼有村民政治文化和臣民政治文化,便构成了课堂公民文化。在公民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学生在学校能够积累到基本的公民经验,这些经验将会帮助学生在学校之外顺利地成长为合格公民。这是因为,在公民文化主导下的政治组织中,课堂教学能够培训公民政治参与方面的技能,使他们学会与媒介接触,收集信息,了解政治结构及其重要性,明确参与的规范等。[18]因此,课堂公民文化在培养学生成为合格公民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2. 课堂公民文化有利于维护课堂秩序,提高教学效果
课堂是随着班级授课制的提出而出现的一种事物。维持课堂纪律,保证课堂顺利进行是教师在课堂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完成这一任务的目的是保证科学知识有效传授。课堂公民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公共理性。公共理性能够引导学生自觉地扮演“参与者”“臣民”“村民”的角色。当学生有了新思路、新观点时,积极地参与课堂讨论将会为课堂的精彩开展做出重要贡献;当学生对某一问题不甚理解时,精力集中地参与教师设计的课堂活动将会最高效地帮助学生形成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当学生对教师讲授的知识完全掌握时,就可以脱离教师指导进入“村民”状态,探索更高一级的知识。不论是成为“参与者”“臣民”还是“村民”,课堂纪律在课堂公民文化的熏陶下能够达到一种类似于公民文化影响下的“平衡的政治取向”。在这种平衡引导下,教师与学生将会认可并给予对方充分的机会和空间做出基于最个性化的决定,即教师教学活动的进展或是学生接受学习与否的选择。这样的决定并不是双方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根据当时当地的课题现状经过理性思考后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并保证了课堂教学效果。
3. 课堂公民文化是现代教育思想的体现
现代教育思想是在传统教育思想基础上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教育思想以赫尔巴特提出的“三中心”最为典型。这种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思想虽然一度为提高教学效率提供了充分条件,但是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教学活动越来越发展成为学生个性发展的桎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人们发现赫氏“三中心”已无法跟随现代社会发展的步伐,甚至有可能成为民主思想传播的绊脚石。在认识到传统教育思想弊端基础上,以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教育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教育家杜威。杜威认为民主并不仅限于政治形态,主要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模式,也是一种沟通的经验。[19]在批判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基础上,杜威提出了以儿童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和以经验为中心的“新三中心”。杜威的教育思想自产生后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欢迎,此后的课堂文化也大多以“新三中心”为蓝本构建起来,至少标榜以“新三中心”为主要思想来源。教育民主化成为现代教育思想与传统教育思想最显著的区别。课堂公民文化的构建是以现代教育思想为基础演化而来的一种课堂文化。因此,构建课堂公民文化成功与否成为学校教育是否从传统教育思想向现代教育思想转型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
综上,公民文化的培育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公民文化的构建有利于维持政治系统更稳定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学校教育是培养公民的重要场所,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人们已经转变了将儿童看作是“准公民”或者“有待成为公民的人”的看法,而是将儿童看作是公民。[20]不论儿童观怎样转变,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儿童作为公民的公民经验相对不足,他们需要经历更多的公民经验以应对公民社会发展。因此,在学校培育公民文化以增加儿童公民经验变得非常重要。课堂是学生在学校活动的核心场域,构建课堂公民文化能够为学生扮演公民角色提供机遇并丰富他们的公民经验。课堂公民文化的培育不仅是对直接开设的公民课程之不足的补充,更是学校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堂公民文化的构建必将成为学校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环。
摘要：现实中的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的政治文化,它包含了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参与者政治文化。公民文化在价值上倾向于三种政治文化混合,并强调公民积极参与。课堂公民文化是特殊的公民文化,由教师和学生在民主思想主导下共同建构,课堂公民文化同样包含了“参与者”“臣民”“村民”的角色。课堂公民文化是培养公民的重要手段,是优质的教与学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现代教育思想在教育实践中的突出体现。建构课堂公民文化是实现学校公民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