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心理危机

大众心理危机（共3篇）

大众心理危机 篇1

前不久,央视在“3·15晚会”上曝光了大众DSG存在质量隐患。之后,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明确表态:大众公司如果不履行法定义务,质检总局将责令召回。若果真如此,大众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被强制召回产品的企业。在如此大的舆论和法规压力下,3月18日,大众中国终于宣布召回部分汽车。

大众中国宣布召回部分汽车

2013年3月18日,大众汽车中国子公司公布,将召回不限定数量的汽车。此前央视“3·15”晚会曝光了大众汽车存在的变速箱问题,中国质检总局也向该公司下发通知,要求其召回问题产品。

2013年3月17日大众声明:大众汽车一直并将继续积极配合相关主管部门的工作。大众汽车已于18日向国家质检总局正式递交召回申请,实施主动召回。该公司将于近期公布有关召回的具体细节。

大众汽车(中国)及其当地合资公司上周六发布联合公告称,公司将主动召回可能安装了不合格变速箱的汽车,这种变速箱名为直接换挡变速箱(DSG),其故障会导致出现汽车加速问题和安全事故,目前已有不定数量的顾客因此受到影响。

危机由来

中国有句老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众DSG引发的公关危机并非是今年的“3·15晚会”晚会才爆发,而是肇始于2011年,当时,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称,该年共收到汽车产品缺陷信息投诉8840例,DSG变速箱抖动、顿挫问题排在首位。

实际上,大众曾就DSG在海外发起过多次召回。数月前,在大众针对台湾市场也对DSG进行了召回,在其召回文件中承认,在特定条件下,尤其是外界温度和湿度较高并且长时间停车后,少数配备7速双离合变速箱的车型可能会因硼结晶或电子故障,导致车辆于行进间失去动力或失去部分挡位,或以固定挡位行驶,出现排挡指示灯闪烁、行进间抖动以及离合器无动力输出等情形,少数车辆可能无法继续行驶。上述问题与DSG变速箱在大陆地区出现的问题基本相似。

但针对中国大陆地区,大众方面一再表示,他们的DSG双离合变速箱并没有任何技术问题,只是未充分考虑中国的使用环境而已。因此,在2012年5月,大众(中国)发布了解决“DSG事件”的方式——延长DSG变速箱的质量担保期,把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生产的相关变速箱的质量担保期从两年或者6万公里延长至10年或者16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同时,大众汽车将继续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并承诺严格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规定,解决好发现的每个问题,以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对此,汽车业知名分析师贾新光说,“在DSG问题上,召回与延长质保期这两种形式都是要采取软件升级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召回’在措辞上显然要比‘延长质保期’更为严厉,出于对产品及品牌形象进行保护的目的,大众当然愿意采用后一种方式。”

显然,面对愈演愈烈的DSG危机,大众方面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的“舍卒保車”的公关手法,同时,也钻了当时中国没有相应法律法规的空子,希望把对品牌和销售的损害降到最低。然而,这种做法无异于扬汤止沸。一方面,消费者的不满得不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随着国务院颁发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及不久后的在央视“3·15晚会”更是把消费者不满推向高潮后,质检总局责令大众召回的强硬态度,终于使得大众面临要么主动召回,要么成为中国史上首次强制召回案例的选择。在这一背景下,3月18日,大众中国终于做出了产品召回的决定。

潜在损失巨大

此次产品召回,对大众汽车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一事态首先将会影响到大众规划中在天津建设的DSG变速箱工场。“目前,大众在华主推的技术室DSG+TSI,去年,大众曾宣布将在天津投建DSG变速箱工厂,但是对于在新工厂中大众是否能够完全杜绝DSG可能出现的问题,大众方面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只是说在未来新工厂投产时,相关技术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麦威咨询公司总经理程文兵说,产品召回“意味着大众不仅将面临重大经济损失,并且,由于DSG是大众明星产品的核心零部件,也是大众主推的技术,大众未来在华的发展也将受到严重影响。”程文兵说,“DSG召回后,大众在中国将至少面临10亿元以上的成本增加。并且,大众在华的品牌形象将遭到重创,这种损失是无法用金钱估算的。目前,中国市场是大众全球最大市场,去年大众在华产销量超过200万辆,超过了其全球产销量的20%,如果大众在华遭遇滑铁卢,大众的全球业绩都将受到重大影响。”

大众心理危机 篇2

虚荣心理：心理学上认为，虚荣心是一种被扭曲了的自尊心，是自尊心的过分表现，是一种追求虚表的性格缺陷，是人们为了取得荣誉和引起普遍注意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情感。当人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时，如果过分注意别人的看法，往往会强化从众心理，导致虚荣心理的产生。所谓虚荣心理，实际上是一种超越自我客观价值的自我虚构，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有自尊心，人们都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自尊心强的人，对自己的声誉.威望等等比较关心，而虚荣心强的人一般自尊心都很强。物质攀比和炫耀性攀比

产生原因：1.“面子观念的驱动”。五十多年前，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认为，面子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之一。“讲面子”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民族心理，面子行为反映了中国人尊重和自尊的情感和需要，丢面子就意味着否定自己的才能，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于是有些人为了不丢面子，通过“打肿脸充胖子”的方式来显示自我。2.与戏剧化人格倾向有关。爱慕虚荣的人多半为外向型.冲动性.反复善变.做作.具有浓厚.强烈的情感反应，装腔作势.缺乏真实的情感，待人处事突出自我.浮躁不安。3.虚荣心的背后掩盖着的是自卑与心虚等深沉心理缺陷。具有虚荣心理的人，多存在自卑与心虚等深层心理缺陷，只是一种补偿作用，竭力追慕浮华，以掩饰心理上的缺陷。

克服：1.做到自尊自重克服虚荣心这是首先要做到的。做人起码要诚实、正直，绝不能为了一时的心理满足，不惜用人格来换取。有的少女为了满足物质的追求，牺牲自己最宝贵的贞操，是值得深思的。只有把握住自尊与自重，才不至于在外界的干扰下失去人格。

2.树立崇高理想人应该追求内心的真实的美，不图虚名。很多人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就是因为有自己的理想。同时，做到有自知之明。这就是说要能正确评价自己，既看到长处，又看到不足，时刻把消除为实现理想而存在的差距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

3.正确对待舆论，因为虚荣心与自尊心是联系的，自尊心又和周围的舆论密切相关。别人的议论，他人的优越条件，都不应当是影响自己进步的外因，决定需要的是自己的努力。只有这样的自信和自强，才能不被虚荣心所驱使，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材料1： 调查显示逾九成民众直言当前青少年普遍爱攀比

2011-10-18 07:12:54 来源：中国新闻网

目前，一些青少年在选购各种学习用品和服装鞋帽时，出现了攀比现象，这让不少家长备感压力。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1730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多达96.0%的人直言当前青少年普遍爱攀比，其中52.6%的人觉得这样的人“非常多”。受访者中，“80后”占43.0%，“70后”占35.9%。

武汉市市民谭先生的女儿最近吵着要买一台Ipad2(一款最新的电子产品——编者注)，她说班上很多同学都有，用它看电子书更方便，有助于学习。谭先生认为，现在很多孩子都有攀比心理，只要家庭条件能承受，孩子成绩不落下，家长一般都会满足，更别说对孩子学习有益的商品了。

有网友表示，中小学生攀比的物品，已不仅限于穿着、文具、书包这“老三样”了，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在中小学生中“风头正劲”。

青少年最喜欢攀比什么？调查中，83.3%的人首选“穿着打扮”，接下来是“电子产品”(83.2%)和“零花钱”(53.2%)。还有48.7%的人指出，很多青少年喜欢攀比“父母”。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张杨波说，自己读初高中时，同学间攀比的主要是成绩，有钱但成绩不好的学生经常会被同学看不起。而现在只要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不管成绩如何，大家都很羡慕。

与不少青少年攀比心较重的情况相比，很多家长却是勒紧了裤腰带。外地来京务工的杨女士说，正在读高二的女儿经常要钱买东西，这让她十分为难。“女儿班里的攀比现象非常严重，作为家长，我们真不希望孩子被同学、老师看不起，所以省吃俭用也尽量满足她的要求，但这样一来压力就太大了。”

本次调查中，90.0%的人感觉，当前“父母艰苦朴素、孩子奢侈”的情况非常普遍。这种错位亟待引起社会关注。

对于很多青少年爱攀比的原因，78.7%的人认为是“受整个社会普遍攀比风气影响”；77.2%的人觉得原因是“重物质、轻内涵”的社会观念盛行；62.3%的人直指“家长过于溺爱孩子”；59.2%的人将原因归结为“虚荣心作祟”；53.9%的人觉得原因是很多家长自己就爱面子。

银川市某事业单位职员欧锦沙说，如今越来越多青少年爱攀比，体现出整个社会“幸福观”、“成功观”的扭曲。一些人总认为“幸福就是超越别人”，“成功就是有权有钱”，有多少人认真思考过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青少年攀比心重会产生什么影响？调查中，80.5%的人认为不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78.0%的人觉得，攀比心重不利于青少年自强独立；72.3%的人认为会加重家长的负担。

湖南邵阳学院社会学专业教师胡楠建议，家长应让孩子明白，一个人是否优秀并非由外在物质条件决定，而是由内在品质和修养决定。要改掉青少年攀比心重的坏毛病，不仅需要家长主动调整心态，还要靠整个社会，包括学校和媒体加强正面引导。实习生 方磊 本报记者 肖舒楠

材料2：大学生消费奢侈令人吃惊

2004年02月24日15:02 中国宁波网-宁波晚报

记者周立明通讯员金丹俊

宁波晚报讯除学杂费教材费外，一个普通的在校大学生每月消费约需多少？日前，浙江万里学院一个名为“学生权利研究协会”的学生社团，就此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共在高校校园内发放了问卷620份，其中收回的有效答卷共471份。调查结果显示，目前高校学生的日常消费已越来越显奢侈化。96%的学生拥有手机

“您目前是否拥有手机？”竟有96%的学生表示拥有手机，没有的只4%。关于每月通讯消费的支出，有36%的学生在100元以上，40%的学生在56元至80元。

有35%的学生自称要透支

“您在学校期间每月的生活消费额度是多少？”56%的学生选择答案月消费在800元至1000元之间，还有24%的学生则称月消费要在1000元以上，只有12%的学生选择600元至800元，8%学生为400元到600元之间。而问卷调查中同时显示，高校学生的日常消费主要来源绝大多数仍然是家庭（约占90%），只有6%的学生敢自称来自兼职收入，另外还有4%的学生靠助学贷款。调查最后的一个问题问及学生消费是否会透支，结果有35%的学生自称要透支。交际费用占了大头

调查同时显示，除日常的饮食消费外，目前大多数学生在交际上费用比其他任何方面都要多。在调查学生每月交际花费（花在同学、朋友聚餐以及互送礼物上的费用）时，有16%的学生选择为200元以上，38%的学生选择100元至200元，42%的学生选择50元至100元。而当问及“您每月花费在学习上的支出是多少”时，却只有10%的学生选择80元以上，20%的学生选择50元至80元，70%的学生选择50元以下。

克服方法：1.对荣誉要有正确认识，一个人希望得到别人尊重是正常的，但这种尊重的是自己有所作为，而不是弄虚作假；

2.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一个人所追求的目标越高，对低级庸俗的带我就越不会注意；

3.人要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都要有正确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虚荣心理就会大大削弱；

大众心理危机 篇3

在当代社会,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 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知识的“壁垒”, 专业知识成为了知识共同体和社会日常生活的主流话语。传统意义上人们依靠自身的经验来处理日常生活的方式, 已经在专业时代丧失了意义。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来自于各个领域的“科学”和专业知识所主导。在这一宏观的社会背景下, “专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意义, 作为“权威”的象征符号, 这一群体分布在各个领域, 为人们解决各种问题提供决策, 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布道者”。

在另一方面, 我们这个时代又被敏锐的学者称为“媒体时代”。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以其“拟态环境”的建构, 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关于世界的想图景。各式各样的媒体为人们提供多样的新闻信息, 充当着人们与外面世界接触的“媒介”。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媒体并不甘心于仅仅提供信息。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 媒体更是通过议程设置、新闻框架等各种方式来建构着人们关于自身生活的想象、关于世界的想象, 甚至充当着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在当代中国, 随着媒介的产业化和新媒介技术的发展, 媒介的传播系统已经今非昔比。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以及媒体从业者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上, 和以往相比都发展了重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 媒体的产业化改革产生了除了国家监管的其他媒介控制权力, 即商业权力、知识权力, 甚至也可以包括受众权力。这些权力都要求媒体角色的改变, 即媒体所宣称的“以受众为本”。满足受众的需求成为媒体获得商业利益的基础。媒介权力的日益伸张与专家作用的日益凸现, 两者的合力构成了当前大众传媒上的“专家”景观, 即一大批专家经常出现在媒体上, 尤其是商业化的媒体上, 或者是就某个社会事件发表意见, 或者是就某种显著的社会问题发表观点, 扮演着信息时代的舆论领袖角色。

一、媒体与专家:两种权力的联合

“专家”和“知识分子”是两个容易被混淆、不容易区别开来的概念。一般而言, “专家”和“知识分子”都是指掌握着丰富的专业知识, 并且以“知识”为生的人, 比如大学教师、作家、艺术家、科学工作者等等。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被赋予了浓厚的道德色彩, 它被专门用来指这样的知识人:“在阿伦特那里, 公共知识分子的反抗政治是一种在公众领域中坚持人的自由、尊严和主体制创的政治。知识分子的反抗政治而且还是一种恢复政治自身崇高目的的政治。知识分子政治的基础是坚持关于人的普遍价值。这种价值的反抗, 它的意义并不体现在以一种现成的意识形态 (如自由主义或自由民主) 来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 (如极权或威权) , 而是体现在, 它拒绝以任何现成的政治正确信条来限制和束缚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判断, 拒绝以此来阻塞任何形式的公共群体交流。”[1]

与此同时, “专家”的概念则是中性的, 甚至有时候也含有负面的评价, 即这一概念被用来指称本应该具有公共情怀的知识分子反而由于各种原因只能在本专业领域发言, 而不敢对公共问题发表言论。因此, 美国学者波斯纳指出:专门化不仅对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论辩的质量和影响增加了威胁, 而且也是对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市场范围日益扩大的一种重要解释。知识的专门化降低了学术知识分子就社会公众问题清晰明确陈述的能力, 抑制了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公开听取专家意见的能力, 并削弱了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理解有关公共问题论辩的能力。[2]“专业化在拓展知识深度的同时, 也导致了思想的狭隘。知识的任务被打碎了, 细化成越来越小的构成部分, 知识工人就如同工厂工人一样, 通过集中、重复地运用狭窄范围所限定的任务, 而实现精通和熟练。”[3]

不管是专家还是知识分子, 要传播自己的观点, 都要通过一定的媒体。因此, 专家 (知识分子) 与媒体产生联系并不是当代中国才有的事情。比如在20世纪上半叶, 中国知识分子的诞生、参与政治都与媒体有着不可忽视的紧密关系。知识分子甚至通过自己办媒体的方式发表言论, 对社会产生影响。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主要是借助媒体发挥对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影响, 因此也主要是集中在人文社科知识分子领域。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 一批科技知识分子、专家也开始成为媒体的“常客”, 因此有“媒介知识分子”的称呼。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来自于广泛的社会变革之外, 也有媒体的体制变革之缘故。媒体的产业化改革带来了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兴起。这些具有市场价值取向的媒体追求的是经济利益, 因此他们宣称要以受众的需求为导向, 努力满足受众的需求。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 也在报道一些科技工作者等专家, 但这些媒体更看重的往往是专家身上的符合意识形态需求的东西, 比如奉献精神、职业精神、钻研精神、爱国精神等等。而市场化媒体则更看重的是专家的“权威”象征, 因为这是能够带来商业利润的资本。媒体所带来的言论空间需要专家, 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事实上也进入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活跃的时代, 因为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 是一个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 是一个“焦点访谈”、“对话”、“今日说法”、“欢乐大本营”交织的时代, 一个《南方周末》、《读书》与《生活周刊》的时代, 一个媒体英雄的时代;而且这也是一个有许多人试图仿效康德、福柯追问“什么是启蒙”, 以便复制和模仿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急剧膨胀的媒体尽管仍受到许多限制, 但这些限制正在逐渐减少、弱化;尽管言论自由还是一个现在进行时, 但现有的媒体空间已经需求着大量公共知识分子。[4]

从专家的角度来看, 专家也在寻求着媒体资源传播自己的观点, 但其心态是复杂的。其中既有“知识分子通过在媒介中直接发表评论、接受记者采访或者参与媒介组织的论坛等方式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讨论, 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力量来扩大问题的影响范围和讨论深度, 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则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情绪化的公众舆论加以引导, 使讨论走向理性和建设性。”[5]也有专家希望依靠媒体所具有的“声誉”资本,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或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或者是出于纯粹地对“名气”的追求, 或者是其他复杂的原因。不管怎样, 媒体与专家的合作, 都是两种权力的合作。媒体对专家的呈现或者说专家通过媒体的自我呈现, 因为多种原因, 也会带来不同的传播效果。对于本文而言, 我们关注的是媒介专家信任度降低的问题。

二、媒体中专家的信任:危机及原因

根据社会学家的论断, 中国正处在转型时期, 这一时期各种矛盾互相交织, 社会问题、社会冲突频发。利益的博弈已经进入了一个公开化、去政治化、尖锐化的阶段。价值的真空、弱势群体的“失语”、各种权力之间的勾结、经济危机等, 都需要专家来进行“答疑解惑”, 提供权威性的、值得公众信任的答案。公众对专家话语的需求促使媒体对专家话语的选择和呈现, 但可惜的是, 当各种“专家”不断地发表不符合常识的言论, 不断地为利益阶层代言, 甚至昧着良心的时候, 他们在公众心中的“信任”度已经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网络语言“砖家”和“叫兽”的流行, 便是公众对媒体专家的嘲讽。媒体中专家话语权威性的丧失, 除了体制因素的塑造外, 还有着多重的原因。

(一) 商业权力的收买

除了政治权力的控制导致专家的信任危机之外, 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另一种权力也对专家在公众心中的信任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权力没有政治权力那么“面目可憎”, 相反, 它反而以“温情脉脉”的手段来实现对知识分子的控制, 这种控制不是强制的, 而是自由的。对知识分子而言, 选择拥抱这种权力, 多半也是出于自愿的选择。1989年那次事件的大幕落下之后, 知识分子开始选择这种权力, 积极赶上时代的商业浪潮。要么下海经商, 要么用自己的知识来服务于商业权力阶层。不管哪种选择, 其结果都是令人难堪的。诚如许纪霖先生所指出的:“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八十年代的生活境遇。政治意识形态退潮了, 但另外一种更为普遍化和社会化的商业意识形态却以前所未有的凶猛势头迅速崛起, 它对知识分子的生存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如果说在八十年代, 知识分子无论命运沉浮, 总还是居于舞台中心的话, 那么到九十年代却真正地被边缘化了, 完完全全成为商业社会尴尬的多余人。文化热中形成的精英意识骤然成为一厢情愿的自恋幻影。”[6]

在商业权力的诱惑下, 本来被人们看作是真理代言人的专家们, 却成为了大公司大企业的“经济顾问”、“科技顾问”, 既然选择了这样一种身份, 那么积极地为“雇主”代言, 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近些年的许多媒体事件中, 都可以看到这种“专家”的身影。知识权威的符号意义, 成为了换取经济利益的工具。当他们选择了拥抱企业主的时候, 他们也就失去了公众。

(二) 专家的自我身份认同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态便是儒家士大夫。这一阶层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权力阶层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他们深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 胸怀天下苍生, 张载“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象征。但他们却缺乏西方知识分子“为自由而自由”的自由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为真理、学术、艺术和美本身而献身的精神, 却在根本上把这些都当作是仅仅是手段, 是‘载道’的工具, 他们只不过是各条‘战线’上的士兵, 这些‘战线’全都听命于中央政权或代表天道的政治势力的政治号令。一旦被‘天道’所弃, 他们通常都如丧考妣, 惶惶不可终日, 并几乎无一例外地带上一种沉重的负罪感。”[7]这种自由精神的缺乏, 导致了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的模糊性。

(三) 公众的主观判断

专家在公众中所面临的信任危机, 部分原因也来自于公众自身的主观判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状况, 当专家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时候, 只要这些言论不符合公众自身所持有的观点, 他们便会对专家进行口诛笔伐, 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专家是站在政治或者商业权力的立场。公众或许并不是知道事实的真相, 他们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专家的立场问题, 但长期积压的情绪促使他们反抗他们所不认可的观点。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 笔者认为来自于更广泛地对“权力”的不信任。当自我宣称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权力违背当初的诺言的时候, 当号称是为了现代化的商业权力与政治权力勾结, 造成普通的贫富差距的时候, 当本应该是真理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却沦落为“蝇营狗苟”的权力依附者的时候, 于是公众便对各种权力都不再信任。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一股后现代主义式的反权威的风潮在中国流行, 便是这一状况的反映。这一状况表现在文化领域, 就是反智主义, 对专家的不信任和质疑成为公众的心态。

除了以上四种原因外, 就本文而言, 我们更关注的是媒体对专家的选择和观点呈现在专家信任度下降中所负有的责任, 这就涉及到媒体是如何选择专家的?如何与专家结成联系的?如何为专家提供发言渠道的?

三、媒体对专家的选择与呈现

对于媒体来说, 专家资源主要是“知识权威”的象征资源, 媒体选择专家的目的也往往是出于用“知识权威”为公众提供观点, 当然背后也有的是对媒体权威性、商业利益的追求。专家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必须通过媒体才能产生社会影响, 因此, 对于试图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专家而言, 都离不开媒体的传播, 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但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看的话, 媒体作为传播场域, 其背后是政治权力、商业利益和社会声誉等多种因素的交织, “专家”是位于学术界场域, 或者是知识生产场域, 这一场域与媒体场域有着不同的逻辑和价值取向。因此当专家走上媒体的时候, 双方的博弈便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如何取得令双方都满意的折中, 是媒体和专家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但, 从目前的传播生态来看, 媒体是掌握着主导权的。尽管对单个个体而言, 说还是不说, 掌握在专家手中, 但对于整个专家群体而言, 则就不存在这种主动性了。专家走上媒体, 首先要面临的便是媒体的选择性呈现, 或者说要被媒体权力所建构。媒体对专家的选择、呈现也对于专家的言论传播生态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目前, 专家话语通过媒体传播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固定的发言渠道, 即媒体尤其是一些商业化媒体, 往往会邀请专家开辟一些专栏, 典型如《南方都市报》的评论版。这些专栏是作为媒体的评论而存在。专家通过这些专栏来发表观点。另一种可以称作突发性的话语传播。这种方式没有固定性, 往往是依靠某些社会热点事件, 媒体报道这些事件后, 然后会采访一些专家来对事件进行评论。一般而言, 媒体都会有自己的“专家库”资源。专家库资源的建立是根据专家的知名度、权威性, 以及专家与该媒体的关系如何。从媒体与专家产生联系的方式来看, 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 媒体上的专家往往具有固化的特征, 即媒体上传播的专家都是些“熟悉的面孔”。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专家往往在这些领域具有知名度, 并且他们也乐意接受媒体的采访, 多次在媒体上“露脸”的经历也给予他们在某个领域更多的权威性, 尽管这种权威性不一定会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但至少会得到公众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专家与媒体建立长期的联系之后, 其观点、立场往往会得到媒体的认同, 从而为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比如《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比较倾向于具有批判性和自由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社会学家、政治学者等, 而一些经济类报纸则当然会选择经济领域的学者。这种固定的联系, 其弊端在于, 他们往往会形成一个“话语圈”, 其他的学者、持不同意见者, 往往会被排斥在外, 难以在媒体上传播自己的声音。尽管对于突发性的事件而言, 记者一般认为要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 各种观点要进行平衡, 但上述所言的各种固定联系和价值偏见却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对重要的专栏来说更是如此。

(二) 不同性质的媒体对专家的选择也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在中国的媒体体制下, 媒体可以划分为党报性质的媒体和市场媒体两种类型, 尽管从理论上讲, 任何媒体都是受到政治的终极控制, 但不可否认的是, 市场媒体和党报媒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旨趣。在对专家进行选择的时候, 这种不同的旨趣也会表现出来。具有精英气质、秉持精英理念的媒体, 典型的如《南方周末》, 往往倾向于选择人文社科知识分子, 并且他们多是具有批判性和公共性, 距离体制较远。而党报媒体则倾向于选择一些具有政治身份的专家, 他们距离体制也较近。

(三) 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 专家往往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而存在。

媒体从业者所需要的仅仅是专家和自己相符的观点, 而不是专家的全部观点, 更不用说是多元化的观点。对专家话语的选取, 也是根据记者和编辑的主观判断。比如, 社会事件发生后, 记者会按照通常的惯例来采访专家, 但在写成新闻稿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真实地呈现专家观点, 而是进行了具有主观性的选择。最后的结果有时候就是曲解了专家的观点。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专家权威性和信任度的衰落, 也和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和媒体体制有关系。由于政治权力的控制 (这种控制导致媒体成为政治的传声筒) 和对商业利益的追逐, 还有公众媒介素养的提高, 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媒体所具有的“神话”地位已经消解, 其公信力遭遇着多重权力的挑战 (如前文所述, 这种挑战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公众对广泛“权力”的不信任) 。网络的兴起也是传统媒体公信力问题产生的重大原因之一。当在西方有“第四权力”之称的媒体被政治和商业控制的时候, 人们转而寄希望于网络这个所谓的“第五权力”。在近些年各种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中, 网络都显示出了相对于一些传统媒体而言更多的公信力。在传统媒体重大事件报道被控制的时候, 网络成为一个为公众伸张正义的空间。对于专家而言, 在网络媒体上发言有着更少的限制, 也更能够呈现完整的观点。

四、专家信任的重构:“为何”及“如何”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 任何一个现代化或者是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无法忽视有职业分工所带来的专家的影响力。传统意义上依靠神秘宗教体验和日常经验的生活方式已经被“专家”型生活方式所取代。不论褒贬与否, 这种理性所取得的“垄断”地位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现实。各个领域的专家作为社会精英充当着社会发展的掌舵者, 而具有道德含义的“知识分子”, 其影响力更是无需多言。在媒体时代, “倘若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不甘心做一个纯学者, 还想对现实生活发生影响, 积极参与当下的文化过程和道德重建的话, 那么就必须走出学术的象牙塔……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要使自己的价值、理念广泛影响于大众, 就必须深入地介入媒体, 改变自己的话语表达方式。”[8]重建专家在公众心中的信任度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对于商业权力对专家 (知识分子) 的诱惑, 我们也只能发出一点点无奈的呼吁。或许这种呼吁没有任何听众,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知识分子重建自我的身份认同, 无论何时都坚守自己的良知。这种坚守要求他不献媚于政治和商业, 也不献媚于“大众”。他必须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发出自己想说的声音。对于我们新闻传播领域来说, 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事情。首先, 媒体要尽力做到多种观点的平衡。虽然媒体和一些专家产生固定的联系, 会使双方都受益, 但也要注意的是, 这种固定的联系有可能会带来观点、价值立场的单一化。媒体也要多给其他的专家提供发言的空间。其次, 在具体的新闻报道中, 也要避免对专家观点的随意取舍, 甚至是对一些观点进行炒作。

摘要：在大众传媒时代, 媒体积极寻求专家话语的“权威”象征意义, 同时专家也在寻求媒体来传播其观点, 两者的合作构成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中的“专家”景观。但从现实看来, “专家”却日益丧失其权威性, 在公众心中的“信任度”也迅速降低。本文主要试图探析这一状况的原因, 研究的核心在于回答这一问题:哪些原因造成了“专家”信任度的迅速降低?本文从体制权力、媒体对专家的主观选择、专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公众的主观判断等多方面来回答这一问题。最后认为公众对“专家”的不信任, 是来自于广泛意义上的对“权力”的不信任。

关键词：专家,媒体呈现,信任,自我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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