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稳和谐

平稳和谐（共2篇）

平稳和谐 篇1

摘要：改革开放至今,广东总体上完成了从小康型社会到宽裕型社会的转变,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过度的时期。当前,广东社会发展正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重要转折阶段。文章分析阐述了广东在此发展阶段将表现出来的八个突出的新特征,提出面对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到来,要真正完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就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改革传统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方式,为建设“幸福广东”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为新阶段全国社会建设工作和管理体制改革再创新的经验,对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创新,社会管理,发展模式,社会转型,平稳和谐,广东省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充分借助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相对低廉的成本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经历了一个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生活大提高的黄金发展时期。32年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3%。 30余年中,世界走一步,广东走了五步;中国走两步,广东走了三步。2011年,广东经济总量53 000亿元,约占全国八分之一;财税总收入13 668亿元,约占全国七分之一;出口贸易总额5 294亿美元,约占全国四分之一。这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也是重视不断转型升级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结果。广东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已经取得的显著成绩,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2011年,广东人均GDP达到约50 500元(按当年汇价6.3:1折算,约为 8 015美元),城市化率66.5%,人均预期寿命75.8岁。广东总体上完成了从小康型社会到宽裕型社会的转变,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过度的时期,也来到了一个“经济转型、社会转轨” 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将表现出八个突出的新特征:

一是世界经济全球化格局全面形成,将进入经济社会国际化的新阶段。在网络技术和金融创新的双重推动下,世界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东西方关系”、“南北关系”或“三个世界”来简单描述世界各国的关系,国家利益成为决定各国关系组合调整的关键因素。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以来,通过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和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国内市场国际化、内外市场相交融,各种资源在两个市场间加速流动,大大加快了两个市场和两种体制的对接。我们既不能关起门来搞改革和发展,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更不可能置之度外和独善其身。经济的全球化也必然产生连锁效应,必定要求参与其中的每个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和制度设计上都实现某种程度的对接,即所谓的“按国际惯例办事”。广东是全国开放时间最早、开放程度最高的省区,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领域更广、层次更深,世界经济的各种波动更加直接和快速地影响广东的经济运行,来自外部的各种非经济影响也不断加深。这些将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推进各项改革,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创新社会管理,确实保障社会转型阶段的平稳和谐。

二是“出口单向带动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将进入“宏观战略调整”的新阶段。本轮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在爆发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世界各国采取了一系列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欧美国家的刺激性政策还在继续,但政治出现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仍然脆弱的金融体系,这些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使美欧经济陷入衰退。这充分证明,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形成的垂直分工已经造成严重的国际贸易失衡;而发达经济体依赖虚拟财富和超前消费的发展模式,以及新兴经济体依赖出口带动和高储蓄率的发展模式,都同样存在不可持续的弊端(见图1)。

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时间,金融体系的改革也会产生新的动荡, 世界经济将进入几年的调整期。各种非关税壁垒成为出口贸易发展的新障碍,作为外向带动发展模式特征明显的广东经济,在内需市场尚未培育起来的情况下,增长速度必将回落到10%以下的中速增长阶段,并将伴生一系列增长速度下滑的负面结果。这给对外开放和外向带动注入了新的内容,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提示我们必须调整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把原来主要追求速度、规模、顺差、总量目标的政策导向,调整到优化结构、提升质量、增强后劲、协调发展、保障安全上。对外开放必须转向双向开放,外向带动必须转向不断提升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积极加强外引内联,建设世界级现代产业基地、拓展经济腹地、增强辐射功能、密切区域合作和建立共生型经济体系,对广东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而不断扩大开放和广泛参与国际合作,就必须建立起必要的经济安全保护机制,其中充分培育发展行业协会商会,有效发挥其在应对国际贸易纠纷、保护会员合法权益、化解对外合作风险等的积极作用,是重要策略之一,这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三是发展成本和资源环境约束凸显,将进入经济转型加快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基本解决了物质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这种模式可以描述为“利用成本比较优势→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建立工业体系→出口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劳动就业→改善人民生活”。这种模式的前提是成本优势。但随着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对国际资本具吸引力的土地资源、劳动力价格等相对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广东又是人口密度很高的省区,我们以17.98万平方公里的陆域面积,承载10 430万常住人口,人均资源拥有量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十分之一,煤炭、木材、油品、钢铁、棉花、粮食等物资都大量依靠调进;与此同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造成了明显的环境破坏。资源和环境约束提出了经济转型的迫切要求。必须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发展的理念从片面追求速度转上速度、结构、效益的统一,发展的动力从主要依靠投入转上投入、人才、创新的统一,发展的代价从资源环境破坏转上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统一,发展的过程从物质财富增加转上财富增长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发展的目的从当代经济增长转上当代与后代人的幸福的统一,着力构建节能环保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要把“科技兴粤”战略摆上更加突出的地位,真正走出一条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依靠人力资源有效配置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并通过大力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实现“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目标。

四是“城镇化”这块短板必须补齐,将进入共公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发展模式也可以形象地描述为“中央出政策、广东出土地、外商出资金、全国出劳动力”。这种发展模式的前提是大量的人口红利。1978～2010年,广东的常住人口从5 064.15万人增加到10 430.31万人,翻了一番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外省户籍常住人口1 908.76万人,其中90%以上是青壮年劳动力。但是,由于严格户籍制度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改革严重滞后,超过2 700万进入城市参与工业文明的农村劳动力(包括约800万广东本省户籍的农民)却不能真正融入到城市文明之中,他们成为“体制外”独特的一个庞大群体,不断流动、收入较低、缺乏保障,甚至无力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和起码尊严。随着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调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体现在现实的制度设计之中,适时消除二元结构带来的利益矛盾,依法保障上述群体的正当权益。我们必须统筹城乡两极,并使实际上依存于工业经济的所谓“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大致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享受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还原真实的城市化。这一过程带来的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必将给政府的公共产品(服务)带来沉重的压力,即便是“低水平”的“全覆盖”,所需人、财、物的投入也极之巨大。建立制度,激活资源,增加供给,化解压力,消除矛盾,必须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来实现。

五是社会结构分层已经形成,将进入各阶层利益诉求多样化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国民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对中央的大政方针是衷心拥护的。但伴随经济体制深刻变革而来的,是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不管以什么标准来划分,社会利益阶层的形成是一种客观存在,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呈现出集团性、放大性、差异性和多变性的明显特征,特别是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攻坚期(“十二五”时期中国将实现人均GDP4 000～5 000美元,面临所谓的“社会矛盾凸显期”或“中等收入陷阱”),党的执政环境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加复杂,人们对思想多元化、制度民主化、社会文明化、管理法制化提出更多和更高的期待,各阶层的利益难以用简单的制度设计进行协调,容易出现顾此失彼,甚至引发社会的不稳定。而伴随人口的大量流动迁徙及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社会文化领域的兼容度不断提高,绝大多数的文化取向是积极向上的,但也并存着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充满功利色彩的商业文化和腐朽文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社区模式的日益复杂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多变,对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事业发展、社保体系完善、精神家园构建、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六是财富分配格局必须进行调整,将进入“富民优先”的新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分配制度设计导向是“放水养鱼、藏富于民”,“予民休养生息”。但是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政府在国民财富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民居收入所占比重却相对下降。在社会分配制度改革更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取向却是不断减少财政负担,如居民住房、医疗、高等和幼儿教育等等。所有这些改革,既激发了经济的活力,政府也可以集中财力办大事,并且确实也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客观上也造成了收入的两极分化,以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近年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呼声渐高,“富民优先”成为共识,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惠民富民政策。广东省更配合“建设幸福广东”目标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承诺“办好十件民生实事”。2011年全省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用于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支出达到4 233亿元,占了总支出的63%。我们的“民生蛋糕”正在做大。但要“把蛋糕切好”,就必须确立一种导向,在财富创造中从以财富增长为主向财富增长、财富分配和财富管理并重转变,在财富分配中向“富民优先”转变,并着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在国民财富二次分配中对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进行有效调节,充分体现“富民”的政策指向。而所有这些改革,前提都必须是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

七是民众参与意识觉醒与移动网络技术相互推动,将进入政务公开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新阶段。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重大突破,2009年被称为“中国微博元年”,2011年中国的网民已超过5.1亿人,其中手机网民3.5亿人。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已使手机成为即时、随地、真实、快捷、方便、广众的传播工具,并激发起网民知情、参政、监督的极大热情,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记者”、“评论员”和“监督员”,使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行政以及公务员的言行置于网民的监督之下。面临这一新的形势,我们一方面强调要利用网络手段“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提高决策和执政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以保证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都能合民意、为民生,实现党的大政方针与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统一,使执政党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并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也必须承认,面对网民监督时代的快速到来,许多党政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还没有作好思想、决策、工作方式转变的充分准备,随处可见这种被动应付甚至手足无措的案例;另一方面,网络言论尚未得到有效的引导和监管,难免出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情况。如何在充分满足民众尤其是“草根阶层”对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诉求的同时,对网络信息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管理,使网络真正发挥“三问”手段的作用,正是新阶段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命题。

八是伴随着改革来到“深水区”,将进入全面构建现代社会的新阶段。新中国建立以来60多年中,我们已经完成了两次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计划管制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如今又来到了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重要转折阶段,站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在这个节点上,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来临: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度。而这种全面转型并未经过历史文化发展的充分酝酿,也缺乏从思想到理论、从制度到政策的充分准备;与此相伴生的,是转型期某些领域的失范现象,这放大了人们对社会矛盾的认知和感受,也加剧了人们对生存状况的不满,使社会矛盾集中凸显过程的阵痛更加强烈,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多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社会以“地”为本,工业社会以“技”为本;计划经济以“物”为本,市场经济以“资”为本;传统社会以“官”为本,现代社会以“民”为本。执政党必须把“地、技、物、资”这些资源,科学整合成一个为民服务的平台,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政府职能也必须及时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纠正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增强解决经济问题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在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市场调节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确立的情况下,必须加快建章立法和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配套改革,努力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经济驾驭能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维护经济安全的能力。在百姓精神诉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必须着力提高公民素质,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惟其如此,才能顺利平稳完成这一社会的转型过度。而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是这个新阶段的迫切要求!

面对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到来,要真正完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就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积极构建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努力实现社会稳定、国泰民安。要通过大力加强社会建设,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民生领域,着力满足广大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基本的利益诉求,以民富达至国强。

面对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到来,要真正完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就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解决政府行政中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还权于民众,使政府真正成为一个依法行政的服务型政府。

面对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到来,要真正完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就必须改革传统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方式,改变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模式,塑造新型的政社关系,社会建设和管理要逐步从政府大包大揽向建设和管理主体多元化转变,充分培育社会组织并发挥其在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造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共同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新局面。社会组织作为非盈利性、非政府性、公益性和自治性的民间社团组织,是社会公共利益主要提供者和重要维护者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将更加广泛地参与到社会事业的建设和管理中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职能也要进一步转变、规范和完善,从公共产品(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保证者,从直接拥有和管理转变为制定规则和监督评估,使各种规范的社会组织得以有序发展,并与政府的行政功能互补,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要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规范准入门槛,简化登记程序,试行备案制度,尤其要放宽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管制。广东省已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规定》,省委省政府最近更颁布一系列文件,力求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各地应该大胆先行先试,对社区类社会组织,以及从事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性职能、技术服务性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的社会组织,可以实行更加宽松的管理体制。

要建立公共财政对社会组织的资助制度,为初创期的社会组织提供支持,如办公场地、办公设备、用水用电补贴、优先购买服务等,使这些组织能够更快发育壮大。在一些大中城市,还可以通过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器”等办法,培育更多规范的社会组织,不断提高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要赋予社会组织应有的管理协调权力,逐步将一些组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通过财政扶持、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建立孵化中心的形式转移给社会组织。如,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包括行规行约制定、行业准入资质资格审核、等级评定、公信证明、行业标准、行业评比、行业学术和科技成果评审、行业所属企业年审等事项;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性职能,包括法律服务、技能培训、展览展销、社区服务、公益服务等;技术服务性与市场监管职能,包括行业规划、决策论证、资产评估、业务咨询、行业调研、统计分析、绩效考核、专业技术职称和职业资格认定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广东是个流动人口大省,社会管理的压力更大,必须根据国情省情,充分发挥总工会、青年团、妇联、贸促会、工商联等枢纽型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利用这些组织网络健全、运作规范、诚信较高、热心公益等优势,通过政府购买、特别委托、专项授权等形式,赋予其部分社区服务、公益服务、法律服务、技能培训、组织协调的职能,使它们在社会自治、自律管理和社会事业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成为增加服务供给、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维护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共治的强大推动力量。

“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在现阶段“幸福”是老百姓期许的重点,要把民生摆在最突出的决策重点(回归民本理念),从最简单的好事做起(满足群众切身的基本利益诉求),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居民(实现均等化下的公平正义),把“建设幸福广东”的号召转化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实现党政目标与群众行为的统一)。要向百姓承诺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教育、就业、安居),最基本的安全环境(财产、生态、治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最基本的健康承诺(饮水、食品、药品),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诚信、友善、互助)和最基本的制度保证(公平、正义、尊严)。与此相适应,必须大力加强社会建设,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服务,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自治,创新社会管理,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公平,建设社会诚信,实现社会和谐,并把培育、规范、扶持和用好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抓手,切实发挥其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中的积极作用,真正建立起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参与力量互动的多元化社会治理机制。

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也是平稳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要保障。广东是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也是人口第一大省,我们面临的社会建设压力更加巨大,社会管理问题更加复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任务更加繁重,因而其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意义也更加重大。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广东同样肩负着光荣而又沉重的历史使命,必须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和气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指导原则,精心谋划,扎实推进,为建设“幸福广东”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为新阶段全国社会建设工作和管理体制改革再创新的经验。

平稳和谐 篇2

安全环保平稳运行。在安全环保工作上，大队通过夯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工作措施、狠抓源头治理来确保安全生产万无一失。一是继续推行领导干部包片制，包片人定期或不定期深入井区和生产重点部位进行隐患排查整治，截止11月份发放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40份，复查整改率100%；二是狠抓制度落实，要求班组和重点生产部位严格执行安全巡回检查制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三是加大安全生产宣教力度，通过在井区醒目位置悬挂横幅和采油班组张贴安全标语来进一步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四是针对油气较大油井的作业和重点施工部位，大队通过制定施工作业应急预案和指派专人全程跟踪监督的办法来确保不发生任何安全事故；五是加强对驾驶员的管理和教育培训，杜绝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六是开展了职工安全警示教育培训，使职工从心里上重视安全工作，逐渐实现了职工由“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思想转变。全年未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件。

环境保护方面：通过井场道路的绿化美化，进一步巩固生态环境建设成果，实现石油工业与生态环境建设和谐发展的目标。我大队抓住春季植树造林的有利时机，绿化新井场8宗，道路5.1公里，压坡面积47.5亩；补植井场51宗，道路46.8公里，压坡面积245.8亩。今年上半年对新投产8宗井场的泥浆池，实行了无害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