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制度（共12篇）
信托制度 篇1
摘要：对于人们捐赠积极性降低之类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本文从理解公益信托和慈善信托入手, 指出我国公益信托与英美法系所言慈善信托有所不同, 并结合其他国家先进经验, 提出了一些对于完善我国公益信托的建议。
关键词：公益信托,慈善信托,构建
近年来关于“善款不善用”以及“诈捐”之类报道屡见于报端, 人们对于各种慈善类机构的信心下降, 捐赠的积极性降低。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除督促这些慈善机构完善自身体制及加强对其监督外, 我们需要在完善制度方面下功夫, 可以利用信托方式来规范目前的“慈善捐赠”, 从而使其更好的发挥作用。
一、公益信托的界定
我国信托法对于公益信托并没有一个概括性的表述, 而是在第六十条中采取了列举式的阐述。仅说明为七大类目的公共利益的是为信托。定义方面, 我国学者对公益信托也有比较简单的阐述, 即“公益信托就是指为公益目的而设立的信托[1]”。
大陆法系国家中“公益”指那些有利于公众或社区的任何事或任何行为。日本《信托法》对于公益信托的定义较为典型, 日本信托法认为公益信托为“以祭祀、宗教、慈善事业、学术、技艺以及其他以公益为目的的信托”。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中对公益信托的理解与英美法系的慈善信托相对应, 我国很多学者也以信托的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为分类标准, 划分为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两种[2]。也有学者认为, 二者不可混同, 公益信托具更广泛的内涵, 包含了慈善信托与非慈善信托。那么, 何为慈善信托?慈善信托与公益信托是何种关系?
二、慈善信托的界定
慈善信托, 在英美法系其表述为charitable benefit, 在我国很多时候表述为公益信托。美国《信托法重述 (第2版) 》第348条规定“公益信托是涉及财产的一种信赖关系, 这种信赖关系是设立该信托的一种结果, 并且由持有该财产并负有衡平法上义务的人为公益目的而处理该财产。”[1]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 “公益”一词是指有利于公众或社区的任何事或行为。而“慈善”一词却是指对人的关怀、慷慨而富有同情心。由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认为具有公共利益的慈善信托是公益信托的一种。
而在英美法系当中, 为公共利益的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只是慈善信托众多分类中的一种。并不是所有的慈善信托都必须要满足为公众谋利的条件。如在英国和澳大利亚, 解除贫困的信托, 并不需要必须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 在法律上也是公益信托。但在美国, 即使是为解除贫困而设立的信托, 也必须要具备社会公益性的特征。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慈善信托和公益信托何者外延更大, 谁包含了谁的认识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 人们都认为公益信托与慈善信托之间存在着关系。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 “慈善”和“公共”都不是一回事。慈善具内在性, 公益具外在性;人们主观上的“慈善”表现形式多样, “公益”则多为外化了的表现。笔者以为, 这与各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我国规定了公益信托, 《信托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公益信托的范围来看, 其内容均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而结合传统观念中公益与私益的划分, 笔者以为, 在我国单纯将公益信托规定为公益信托是不无道理的。或许我们可将其他的一些具有慈善性质的信托仅仅看作是那些信托的“个性”是“慈善”。
三、公益信托的目的
公益信托的目的, 简单说来就是为了公共利益, 但其也可以具体进行一下阐述和划分。
(一) 信托的目的具有公益性
公益信托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公益性, 因此, 公益是信托的首要目的, 这也是公益信托最基本的特征。要设立有效的公益信托, 其信托目的必须是法律认可的, 在我国可以根据我国《信托法》第六十条推出其范围, 尤其最后一款明确提出“公益”二字。
(二) 必须是为了现实存在的完全的公益目的
公益信托的这一特点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 即:现实存在性和完全性。
所谓现实存在, 是指公益信托的设立必须能够确实造福社会, 它的作用应该是客观存在并且可以感受的到的, 不能仅仅是设立人的主观感觉而已。一项信托若非为客观、实际的公共利益, 即使它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公共利益也不能够认定其为公益信托。
信托的目的的完全公益性, 主要是针对那么目前不止一项的公益信托而言的。即委托人在出资设立公益信托的时候, 如果所指定的目的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则要求其指定的每个目的都必须具有公益性, 否则就不能成立一个公益信托。我国《信托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公益信托的目的, 明确规定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不得用于非公益目的。这就表明公益信托的目的是具有完全公益性的。
四、我国公益信托现状及制度完善建议
我国的信托制度诞生于20世纪初, 但其真正发展开始于改革开放, 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78年, 改革初期, 百废待兴, 许多地区和部门对建设资金产生大量需求, 为适应社会需要, 1979年10月我国第一家顶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诞生了。1980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回复和开办了信托业务。至今信托业经历五次全国性的清理整顿。2001年4月28日颁布的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结束了中国信托行业无法可依的局面。但自从1988年国务院发布《基金会管理办法》以来, 基金会在中国运作的“轰轰烈烈”, 公益信托在我国并未于公益事业舞台上扮演本属于资金的重要角色, 这与公益信托因其独有的制度优势在英国、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普遍应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 是什么造成了如今有法规定却少有实施的局面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 人们对于公益信托的认识不够。由于历史文化的缘故, 当发展公益事业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依赖于政府机关, 即使是自己去做, 也鲜有了解公益信托的, 以至于现在人们大多只知道为了公益事业捐献给各个基金会而不知道寻找公益信托组织并进行公益信托。
其次, 信托法治不够健全。我国的信托法虽然已经颁布多年, 2006年也颁布了《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但对公益信托的规定并不是非常的细致, 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操作办法和相关规定。这种情况也使那些有意以公益信托方式从事公益事业的人们没有开展活动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再次, 目前我国公益信托的受托人社会公信度不够, 流程不透明, 捐助者对于捐款流向不清楚, 对捐款乃至公益信托都缺乏信心。许多人甚至采取自己直接单一资助的方式来保证钱能够到特定人的手中而非被人“截留”。
另外, 我国设立公益信托准入门槛较高。我国采取大陆法系的做法, 明确规定设立公益信托应当经过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批准, 未经批准, 不得以公益信托的名义进行活动。而这样的规定在无形中增加了设立难度, 审批程序也较为繁琐。我国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实际上是指依照规定的职权, 分别负责主管涉及公益目的的事业的政府相应部门, 处于没有统一的审批机关的状态。若一项公益信托涉及了并非一个, 而是多个的公益目的, 就需要分别报请不同的主管部门审批。公益目的越广泛, 设立公益信托就越困难。审批人员的行政行为出现盲动性, 其自由裁量权被无限放大。[3]
找到了公益信托在我国“低调”的原因之后, 我们应当怎样做去让公益信托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
首先自然是先让公众了解公益信托, 加大有关公益信托的宣传。目前人们大多只了解国家慈善救助、民间基金会或慈善机构, 对于公益信托的了解不足, 针对这一点进行宣传, 或许会有些成效。但要想真正让人们采取公益信托, 仅仅靠宣传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 我们需要完善立法, 对于公益信托配套的法律法规尽快加以细化和完善。只有有了制度的保障, 实施起来才更让人放心。
再次, 我国信托法中第六十三到第六十八条虽然对于公益信托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规定, 但是对于监管等力度并不是很强, 需要再进一步明确进行规定。
此外, 对于公益信托的门槛可以适当降低, 程序简化, 专门设立独立的审批机关。有人认为我们应参考英美的登记制度来将审批改为事后。审批仅作为是否给予税收优惠以及认可公益地位方面的手段。笔者认为这样也是可行的, 不仅节约了资源, 简化了程序, 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税收的逃避问题。
自1998年大洪水一些企业“言而无信”行为被曝光以来, 人们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捐款等事项的关注一年比一年多, 也一年比一年细致。2010年到2011年间发生的相关事件也不少。人们对于各种慈善机构的信心下降, 捐赠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相信除了督促这些慈善机构完善自身体制以及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之外, 在完善制度方面, 我们可以考虑公益信托, 从而使公益信托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谭振亭.信托法[M].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2]徐孟洲.信托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赵怡博.我国公益信托法律问题研究[D].北方工业大学, 2008.
[4]蒋珺.公益信托监管制度研究[D].湖南大学, 2009.
信托制度 篇2
［摘 要］ 宣言信托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获得了普遍认可，在大陆法系国家有被立法认可的趋势。我国现有立法并不认可宣言信托。基于宣言信托在民事领域以及商事领域特有的优点，我国应立法认可宣言信托。同时，构建宣言信托制度时应注意其与我国现有信托法律体系的融合，并在不同适用情形下进行区分设置。
［关键词］ 宣言信托；立法认可；制度构建；双重所有权
［中图分类号］ DF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6-0091-04
一、国际上宣言信托的立法认可
宣言信托(Declaration Trust，Trust by Declaration)源于英美法系，是一种委托人将其合法持有的特定财产作为信托财产并宣告自己为受托人，为受益人利益或其他特定目的管理该财产的特殊信托形式。
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托法大多由英美法系国家继受而来，但两个法系对信托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在英美法系，信托先于合同而存在，其对信托关系的理解是“以财产为基础”。而在大陆法系，合同先于信托产生和发展，其对信托关系的理解则是“以契约为基础”。英美法系信托法可以不受契约法的约束；信托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往往要在契约法的框架内运作。因此，宣言信托作为一种特殊信托形式，其融入大陆法系的过程显得尤为曲折。
(一)英美法系的普遍认可
目前，英美法系国家立法普遍认可宣言信托，并有大量的司法实践。宣言信托是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法中一项重要的信托形式。一般来说，在英美法系成立宣言信托须满足两个基本要件：一是合法财产持有人做出成立宣言信托的意思表示；二是信托财产/利益的确定性，即财产所有人必须将宣言信托的信托财产与自有其他财产相分离。由此可见，英美法系对宣言信托并未严格规制，这促进了宣言信托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民商事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
基于历史的原因，英国信托法主要靠衡平法运作，而“衡平法着重实质而不是形式”。宣言信托在实质上与其他信托并无不同，都是普通法下财产权和衡平法下财产权的分离，而在形式上的不同仅限于宣言信托的委托人和受托人是重合的。英国判例对宣言信托持完全认可态度，并且没有过多限制宣言信托的适用。宣言信托不需要有对价，也不需要通知受益人，这是宣言信托在英美法系不受契约法约束的证明之一。除了土地外，宣言信托不需要做出书面通知。在英国判例中，比较有争议的是宣言信托和转让的关系。
在美国，1935年美国《信托法重述》便已认可宣言信托。该法第17条规定：“信托可以通过……财产所有人宣称他作为受托人为其他人持有的方式而设立。”但不同地区的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常做出不同的结论，即使同一法院，在面对使用不同表述方式的宣言信托时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1947年美国《信托法重述》对此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和说明，一方面承认宣言信托的效力，一方面又给予严格限制，即当表述语言不够正式和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控制力仍很强大并违反《遗嘱法》时，宣言信托无效。这就留给了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判断出委托人有规避税费时，则对宣言信托不予承认。
2005年美国《统一信托法典》第401条规定“委托人可以自己特定财产为信托财产宣称自己为受托人设立信托。”可见，《统一信托法典》要求宣言信托财产具有确定性，即财产所有人必须将宣言信托的信托财产与自有其他财产相分离，将信托财产标示“the owner holds identifiable property as trustee”，并要给出信托财产清单。在美国，受托人多是为了营业牟利而接受信托，信托制度以商事信托的形式确立起来。宣言信托在美国可应用在遗嘱和赠与中，但主要是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来操作，诸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商业信托(Massachusetts Business Trusts)以及美国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s)等。这些信托模式在房地产、船舶、飞机等高投入的商业融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大陆法系的逐渐认可
大陆法系国家在引进英美法系信托制度时，不管是出于法律体系统一的考虑还是宣言信托的实际价值，大多并没有对宣言信托认可。但随着宣言信托在商业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在理论界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例如，荷兰奈梅亨大学(University of Nijmegen)商业与法律研究中心在1996年成立了一个国际信托法专家组。这个专家组致力于使欧洲各国的信托法得到统一，并为此编写了《欧洲信托法原则》。《欧洲信托法原则》第二条规定：“委托人可以通过宣告自己成为其所有的某特定财产的受托人而设立信托。”立法认可宣言信托已成为必然趋势。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也已经开始立法认可宣言信托。
2006年12月15日，基于宣言信托在商业领域的应用，《日本信托法(修正稿)》第3条对宣言信托予以承认。修正稿规定了一系列防止宣言信托滥用的措施：1.信托宣言的设立必须采用公证书或者电子记录方式。公证书将确认宣言信托的设立或其他事项发生的时间，可以防止委托人(受托人)采用倒签日期的方式来侵害债权人的权利。2.委托人的债权人可以针对通过简易手续设定的宣言信托财产主张权利。3.根据修正稿附则的规定，该法开始施行的一年内，不适用有关宣言信托的规定。同时，上述制度为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的调整留出了充分的时间。
在我国台湾地区1996年起草《信托法》时，宣言信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最终，台湾《信托法》认可宣言信托，但将其仅适用于公益信托。台湾地区《信托法》第71条规定：“法人为增进公共利益，得经决议对外宣言自为委托人及受托人，并邀公众加入为委托人。”根据该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并不承认自然人设立的宣言信托和法人设立的非公益性宣言信托。
二、我国构建宣言信托的必要性
宣言信托强调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的固有财产。许多学者从分析信托成立的要素来否定宣言信托，即信托的成立须转移财产，而宣言信托并不存在财产的转移。笔者认为，财产转移并非信托成立的必要条件：1.在英美法系，只要委托人对其某特定财产做出信托的意思表示，信托便可成立。即使受托人拒绝，也不会影响信托的效力。2.宣言信托虽不存在信托财产法定所有权的转移，但却存在受益权的转移。3.在商事信托，信托成立强调的是信托财产的确定性和独立性。因此，只要受托人能够证明其将某特定财产纳入了信托，在财务制度上将信托财产独立核算等，便可确认信托财产的确定性和独立性。4.当成立宣言信托时，作为受托人的原委托人应当减小对信托财产的权利，降低对信托财产的控制力。在英美法系，法官通过自由裁量判断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控制力还足够大时，可对其宣言信托不予承认。我国法院在“TMT商标信托”案中已开始认可的拟制信托中同样不存在财产转移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反对者看到了宣言信托中信托财产未转移的事实，却忽略了宣言信托所强调的信托财产的确定性和独立性。信托财产在本质上是从委托人向受益人的转移，宣言信托符合信托的本质。我国立法认可宣言信托的原因更是基于宣言信托在民商事领域的重要作用，现分述如下：
(一)民事领域
宣言信托来源于民事领域，并一直在英美法系国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关系调整功能。在民事领域，宣言信托大多适用于非查验遗嘱(Nonprobate Will)、生前赠与(Inter Vivos Gift)或者解决夫妻或者同居者之间可能产生的财产纠纷。
1.常态信托的过渡机制。宣言信托可以作为成立常态信托的过渡机制。宣言信托是规避税费下的产物，是遗嘱的替代形式。在英美法系的民事领域，宣言信托多以“Dacey Trust”的形式存在，以使财产避免查验而得到继承。甲(委托人)以受托人的身份，宣告为了乙(受益人)的利益，在甲有生之年可自由管理和处分某确定财产，但甲死后该财产的剩余部分将为乙所有。此时，宣言信托的功能在于甲的财产转移到乙时将避免查验，“Dacey Trust”为可撤销信托，在甲有生之年乙享有的只不过是获得财产剩余部分的期待权。这实际上是利用“Dacey Trust”来替代遗嘱，以规避相关机构对遗产收取税费等管理。在甲死后，可将财产的剩余部分转移给第二受托人(Successor Trustee)丙为了乙的利益而管理。此时，宣言信托在甲死后已经终止，接下来的信托是常态信托，宣言信托作为成立常态信托的过渡机制而设立。由此可见，宣言信托丰富了人们管理和处分自己财产的方式，且相对于遗嘱来说，这种方式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可以减少遗嘱纠纷的发生。既然宣言信托有规避税费的功能，因此其成立条件需要严格限制。
2.赠与的补救机制。宣言信托在生前赠与(Inter Vivos Gift)方面具有很大的适用空间，我国台湾地区便认识到这一点，有限度地承认宣言信托在公益信托上的适用。同宣言信托是避免遗嘱法适用一样，宣言信托在这方面的适用是为了补救一些不符合赠与相关程序的捐赠行为。赠与人本具有捐赠意愿，但不符合赠与程序，赠与人为了某种目的可引用宣言信托来支持自己的捐赠行为，或宣言信托可以作为实践中不诚信捐赠行为的补救机制。例如，在公开场合，单位或者个人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宣称其愿意捐赠财产，其后不兑现其承诺时，便可认定他们为受托人，其公开宣称捐赠的财产为信托财产。作为宣言信托的受托人，这些单位或个人如不履行其受托人义务，信托监察人或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
(二)商事领域
随着商事信托的兴起，宣言信托在商事领域也显现出其特有的优势。宣言信托在商事领域主要适用于资产证券化(融资)、商业合作、现有业务重组、开展新业务(高风险行业)和避免使用中介机构的风险等。宣言商事信托是以资产为核心，以信用为基础，以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财产管理制度，具有破产隔离功能、规避税负功能、制度设计灵活和信义义务标准更为宽松等优势。
1.企业融资便利，降低商业交易成本。与常态信托相比，宣言信托省略了受托人的介入，大大降低了委托人的商业交易成本，诸如节省了受托人的报酬和信托财产转移的费用。以采用信托形式的资产证券化为例，发起人(委托人)将其特定资产转移给受托人(通常是信托银行)，并将投资者作为该资产的受益人。为此，委托人则需要采取公司分立或业务转移等措施，这个过程本身需要成本，而且容易造成分立出来的业务价值下降。若采用宣言信托，则不需要信托银行的介入，可避免信托银行的高额服务费，同时避免雇员劳动合同在转移过程中出现纠纷及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泄漏等诸多问题。
2.操作简便，降低风险。采用宣言信托形式可以避免商业合同和债权债务的转让，从而可以避免由此而产生的一些法律风险。除非为了剥离某些不良资产，最好的受托人其实就是委托人自己，因为受托人的参与往往伴随着商业风险。尤其是在会计制度和监管制度不完善的国家，许多企业名不副实。采用宣言信托的形式，既可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回报，也可以降低委托人的商业风险。现在许多债权人往往通过中介机构(代表债权人收取应收款项的实体)来跟债务人接触，采用宣言信托则可以降低委托中介机构的风险。例如，在中介机构将应收款项转交债权人之前，若中介机构破产，债权人便无法收回所有的应收款项。若债权人要求中介机构采用宣言信托，即中介机构将已收回款项或中介机构所有的某些资产进行宣言信托，债权人为受益人，那债权人的应收款项将因为信托的破产隔离功能(中介机构的债权人不能对信托财产进行强制执行程序)得到保障。另外，宣言信托形式还可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以信托在融资融券中的运用为例，信托构造虽在解决证券公司处分权、信托财产独立性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信托关系也面临主体不适格、违背当事人意愿，以及与融资融券实务多处抵牾等问题。如果将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受托人和第二受益人，证券公司为第一受益人，建立自身委托自身受托的宣言信托，那么宣言信托为融资融券担保机制妥当性、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
三、我国宣言信托制度的构建
鉴于宣言信托在民商事领域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我国应该立法认可宣言信托并构建相应制度体系。民事领域和商事领域的宣言信托可区分规制，总体上，民事宣言信托的设立应宽松，商事宣言信托则要结合金融和税费等制度加以合理规制。
(一)民事宣言信托制度的构建
1.适用范围不局限于公益信托。我国台湾地区将宣言信托的适用局限于公益信托，这就大大削弱了宣言信托的社会功能。诚然，宣言信托具有被滥用的可能性，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的优点，针对其劣势可建立相应的防范措施加以消除。宣言信托实质上相当于民事赠与，以特定人为赠与对象的私益宣言信托同样能在个体层面发挥救助和救济作用。在公益信托方面，宣言信托更重要地是作为一种补救机制。因此，为将宣言信托的功能最大化，不应将其适用范围局限于公益信托。
2.民事宣言信托的可撤销性。在英美法系，宣言信托在民事信托中一般为可撤销信托，以充分尊重委托人的权利。笔者认为，我国在构建宣言信托制度时，对其在民事信托中的适用应区分对待。信托法属于私法，应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在私益信托中具有可撤销性，委托人有权撤销、修改、变更宣言信托的内容。而考虑到公益信托的公益性和社会影响力，在公益信托中应严格限制其可撤销性。对可撤销的公益信托可借鉴我国赠与合同的列举式的立法方式和可撤销的具体情形，若宣言信托在不符合列举情形时则不可撤销。
(二)商事宣言信托制度的构建
商事信托财产标的额一般比较大，种类复杂。信托登记可通过电子数据库的形式设立，以方便第三方查阅。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就是指通过登记的办法向社会公开信托事实，并确认信托的成立以及信托财产的产权而建立的管理制度。我国《信托法》虽然规定了设立信托必须要办理信托登记，但并未就信托登记的主管部门或受理机构以及如何办理信托登记做出规定。建立信托登记制度可确定信托财产的范围，监管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保障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和其各自债权人的权益。与此相应，我国的信托登记应变更为登记对抗主义，以促进资产的流通。
虽然宣言信托具有上述优点，但宣言信托如果被滥用也将造成负面效果，主要体现在商事领域。宣言信托可成为企业躲避债务的工具，即滥用宣言信托的破产隔离功能。这也是很多学者否定宣言信托的理由，即减少债权人能够强制执行的财产。但笔者认为，宣言信托可以通过许多辅助制度建设来完善，不能仅因此而彻底否定宣言信托。破产隔离功能是商事信托的基本功能，而非宣言信托独有。即使否定宣言信托，企业也可以通过内部交易，以常态商事信托的方式将信托财产转移出去。我国应借鉴日本认可宣言信托的同时为防止宣言信托滥用而制定的一系列措施。
宣言信托容易被滥用，委托人可借以损害其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强化债权人的撤销权变得很有必要。我国《信托法》第十二条规定：“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即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需要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日本《信托法(修正稿)》规定，在非宣言信托的情况下，委托人的债权人可以根据“信托设定欺诈”的撤销程序撤销信托；而在根据信托宣言设定信托的场合，委托人的债权人可以不经撤销判决，径行对信托财产强制执行。我国在构建宣言信托制度时可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规定。
(三)构建信托制度的建议
1.明确信托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我国《信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由此可见，我国信托法从单一所有权观念出发认为在信托财产上只存在一个所有权并在此基础上确认这一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该规定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参考了德国的授权信托。所谓授权信托，是指信托财产所有权属于委托人，同时赋予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一定管理处分权的信托。但上述信托概念更接近于大陆法系中“间接代理”的概念，离原本的信托概念相差很远。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的原则才能为构建宣言信托制度做好铺垫，作为委托人拥有信托财产和作为受托人拥有信托财产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效力。
2.取消其他组织的受托人主体资格限制。我国《信托法》第24条规定的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范围并不一致，否定了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的受托人资格，如根据《信托法》第8条成立的其他组织是无权设立宣言信托的。笔者认为，这种规定虽然保障了信托的安全，但存在不合理性，尤其是对民事信托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不利于民事信托和公益信托的多样性发展。我国民事信托和公益信托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信托形式多为商业信托。保障信托的安全，关键是要加强制度方面的规划设计，而不是彻底否定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的主体资格。
3.更改信托登记生效主义。我国《信托法》对设立信托采取要式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对于设立宣言信托的形式，英美法系信托法一般并不要求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委托人可以通过遗嘱、契据、合同和行为等方式设立信托。实践中，当事人多以书面形式设立信托。日本对信托登记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也就是信托登记并不影响信托的成立。笔者认为，我国对于信托成立条件要求过于严格，削弱了信托的功能，尤其是民事信托和公益信托。信托是“在实践中，衡平法所发展起来的最重要规则”。如果按照我国对信托成立的现有要求，则上述宣言信托在生前赠与方面的优势便无法发挥出来，不利于遏制不诚信行为的发生。因此，民事信托和公益信托的生效方式应该放宽。商业信托的生效方式应该严格管制，但信托登记还是应该采取登记对抗主义。
4.完善信托监察人制度。在宣言信托中，为保障受益人利益，有必要设立信托监察人制度。公益信托监察人一般由委托人在信托契约中指定或确定选任方法，否则由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指定。我国信托监察人仅适用于公益信托，民事信托和营业信托都没有要求设立信托监察人，范围过窄。而我国信托监察人制度规定过粗，未涉及信托监察人的指定、权利和义务等，我国应该完善相应的立法。针对宣言信托，在受益人不特定、尚不存在、丧失行为能力或根本不存在受益人(目的信托)等情况下，应强制其设立信托监察人。
四、结论
我国有立法认可宣言信托的必要性。同时，在构建宣言信托的制度中应注意其与我国现有信托法律体系的融合，并在不同适用情形下进行区分设置。立法认可并构建宣言信托制度，一方面能够发挥其原本在民商事领域应有的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完善我国信托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我国国有资产信托经营制度探析 篇3
1、国有资产经营信托化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在我国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国家兼有政治权利主体和国有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并行使着行政权与所有权的双重权利。国家作为行政机关的行政意志与其作为所有者的利益要求，相互重叠在一起。因此，导致了国家所有权无论在内在结构还是在行使方式上，都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导致国有资产管理形成了两种主要的委托代理关系：行政代理和经济代理。这两种代理关系交互混合，国有资产的产权条块分割、纵横肢解，造成国有资产的产权缺位和悬空、出现国有资产无人关心、无人负责的局面。鉴于此，各有关部门对国有企业改革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经历了“放权让利”、“效益承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等阶段，先后采取了“放权让利”、“承包”、“租赁”、”股份制改造”、“企业托管”、“产权重组”等措施。也曾一度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局后又并入财政部。现在虽然实行了“特派员”制度，并修改《公司法》，要求国有独资公司依法设立监事会，但这只是在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层面上予以加强，而不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恐怕也难以甚至根本不可能解决终极问题。这就为国有企业经营由行政化、股权化向信托化转化提供了契机。
2、国有资产经营信托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制度创新
我国国有资产经营信托模式的选择，正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把国企改革与信托职能有机结合起来，而进行的一项制度和业务的创新。从国外继受信托制度的国家来看，各国在继受信托制度，发展本国信托业时，都结合了本国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将信托的一般法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有选择地确定信托重点服务领域，突出发挥其某方面的职能，形成有特色的本国信托业。针对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财政周转金因财政信用受到严格限制，国企股份制改造而日益增多的国家股权需要明确的代表来行使并管理，部分国企面临严重亏损等情况，迫切需要通过信托方式加以运作。通过表决权信托，改变国有资产的产权虚位、国有资产流失这一问题；通过经营权信托，可使部分国有企业资产予以重组、盘活，从而改变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亏损状况。
3、国有资产经营信托化是解决政企不分的有效途径
国有资产经营信托化能有效解决资产国有与企业经营之间的现实矛盾——政企不分。在信托制度下，委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后，不再对已转移的信托财产拥有处置权，受托人则成了法律上的财产所有人，可以自主地依法按约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并对委托人和受益人负责。作为委托人的国资委将不能支配信托财产，亦无权干涉受托人经营事务，只能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不是以行政方式）参与活动；而对于受托人，在投资运作中，只需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根据市场需要和效益原则进行，无需听凭他人指手划脚。这样就彻底解决了资产国有与企业经营之间的现实矛盾。同时，由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使得受托的国有资产相对独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财产之外，可免受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债权人的追索。这便使国有资产具有很大的安全性和效益性，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二、国有资产经营信托化的法律设计
依据国有资产管理与信托理论，国有资产信托经营总的基本法律框架应设定为：
1、国家授权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让其代理国家充当委托人和受益人。国有资产在理论上属于全体公民，全体公民是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和最终受益人。全民所有的特点就必然要求国家所有。但鉴于国家的性质和特点，不可能直接充当委托人，应通过行政授权的方式，由国资委来履行出资人职责，代理国家进入民事领域。
2、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信托机构订立信托合同。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信托机构订立的信托合同中，应具体明确三方信托关系人的关系，以确定国有资产财产权的“法律转移”；详尽列举信托财产的内容；明确受托人的权限；订立信托存立的期限；订明信托撤销和信托财产移交的方法；规定受托人报酬的内容；约定损失补偿、补足最低收益和赔偿金条款等。受托管理国有资产的信托机构，应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有符合经国家特许批准设立的资本最低限额要求，具有专家高效理财的素质能力，并能够承担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责任。而且信托机构应全部由私人资本组成，如果仍由国有资本组成，不仅这些国有资产的产权代表和管理又会成为问题，而且以一部分国有资产为另一部分国有资产负责也是不合适的。
3、由信托机构依约履行义务。由信托机构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行使“财产所有权”，严格执行信托合同对自己权限的规定，制定科学合理的营运方案并付诸实施，完成信托合同规定的义务：定期向国资局报告有关处理事务的报表和文件资料，如实向国资委缴付国有资产营运收益。
4、由委托人国资委依约享有监管受益权。在出现信托机构违约、变更、信托结束等情况，由国资委以受益人的身份向信托机构办理有关信托财产索赔、会同其他信托关系人办理交接手续、承认决算等事项。
作为国企改革与信托职能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创新——国有资产经营信托化，对于推进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产权清晰、责权利统一的公司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一制度创新对于拓展我国信托业务空间，走出具有中国特色化发展模式的信托业提供了一种全新模式。
我国宣言信托制度构建刍议 篇4
宣言信托(Declaration Trust,Trust by Declaration)源于英美法系,是一种委托人将其合法持有的特定财产作为信托财产并宣告自己为受托人,为受益人利益或其他特定目的管理该财产的特殊信托形式。
大陆法系国家的信托法大多由英美法系国家继受而来,但两个法系对信托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在英美法系,信托先于合同而存在,其对信托关系的理解是“以财产为基础”。而在大陆法系,合同先于信托产生和发展,其对信托关系的理解则是“以契约为基础”。英美法系信托法可以不受契约法的约束;信托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往往要在契约法的框架内运作。因此,宣言信托作为一种特殊信托形式,其融入大陆法系的过程显得尤为曲折。
(一)英美法系的普遍认可
目前,英美法系国家立法普遍认可宣言信托,并有大量的司法实践。宣言信托是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法中一项重要的信托形式。一般来说,在英美法系成立宣言信托须满足两个基本要件:一是合法财产持有人做出成立宣言信托的意思表示;二是信托财产/利益的确定性,即财产所有人必须将宣言信托的信托财产与自有其他财产相分离。由此可见,英美法系对宣言信托并未严格规制,这促进了宣言信托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民商事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
基于历史的原因,英国信托法主要靠衡平法运作,而“衡平法着重实质而不是形式”。宣言信托在实质上与其他信托并无不同,都是普通法下财产权和衡平法下财产权的分离,而在形式上的不同仅限于宣言信托的委托人和受托人是重合的。英国判例对宣言信托持完全认可态度,并且没有过多限制宣言信托的适用。宣言信托不需要有对价,也不需要通知受益人,这是宣言信托在英美法系不受契约法约束的证明之一。除了土地外,宣言信托不需要做出书面通知。在英国判例中,比较有争议的是宣言信托和转让的关系。
在美国,1935年美国《信托法重述》便已认可宣言信托。该法第17条规定:“信托可以通过……财产所有人宣称他作为受托人为其他人持有的方式而设立。”但不同地区的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常做出不同的结论,即使同一法院,在面对使用不同表述方式的宣言信托时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1947年美国《信托法重述》对此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和说明,一方面承认宣言信托的效力,一方面又给予严格限制,即当表述语言不够正式和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控制力仍很强大并违反《遗嘱法》时,宣言信托无效。这就留给了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判断出委托人有规避税费时,则对宣言信托不予承认。
2005年美国《统一信托法典》第401条规定“委托人可以自己特定财产为信托财产宣称自己为受托人设立信托。”可见,《统一信托法典》要求宣言信托财产具有确定性,即财产所有人必须将宣言信托的信托财产与自有其他财产相分离,将信托财产标示“the owner holds identifiable property as trustee”,并要给出信托财产清单。在美国,受托人多是为了营业牟利而接受信托,信托制度以商事信托的形式确立起来。宣言信托在美国可应用在遗嘱和赠与中,但主要是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来操作,诸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商业信托(Massachusetts Business Trusts)以及美国不动产投资信托(REITs)等。这些信托模式在房地产、船舶、飞机等高投入的商业融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大陆法系的逐渐认可
大陆法系国家在引进英美法系信托制度时,不管是出于法律体系统一的考虑还是宣言信托的实际价值,大多并没有对宣言信托认可。但随着宣言信托在商业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在理论界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例如,荷兰奈梅亨大学(University of Nijmegen)商业与法律研究中心在1996年成立了一个国际信托法专家组。这个专家组致力于使欧洲各国的信托法得到统一,并为此编写了《欧洲信托法原则》。《欧洲信托法原则》第二条规定:“委托人可以通过宣告自己成为其所有的某特定财产的受托人而设立信托。”立法认可宣言信托已成为必然趋势。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也已经开始立法认可宣言信托。
2006年12月15日,基于宣言信托在商业领域的应用,《日本信托法(修正稿)》第3条对宣言信托予以承认。修正稿规定了一系列防止宣言信托滥用的措施:1.信托宣言的设立必须采用公证书或者电子记录方式。公证书将确认宣言信托的设立或其他事项发生的时间,可以防止委托人(受托人)采用倒签日期的方式来侵害债权人的权利。2.委托人的债权人可以针对通过简易手续设定的宣言信托财产主张权利。3.根据修正稿附则的规定,该法开始施行的一年内,不适用有关宣言信托的规定。同时,上述制度为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的调整留出了充分的时间。
在我国台湾地区1996年起草《信托法》时,宣言信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最终,台湾《信托法》认可宣言信托,但将其仅适用于公益信托。台湾地区《信托法》第71条规定:“法人为增进公共利益,得经决议对外宣言自为委托人及受托人,并邀公众加入为委托人。”根据该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并不承认自然人设立的宣言信托和法人设立的非公益性宣言信托。
二、我国构建宣言信托的必要性
宣言信托强调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的固有财产。许多学者从分析信托成立的要素来否定宣言信托,即信托的成立须转移财产,而宣言信托并不存在财产的转移。笔者认为,财产转移并非信托成立的必要条件:1.在英美法系,只要委托人对其某特定财产做出信托的意思表示,信托便可成立。即使受托人拒绝,也不会影响信托的效力。2.宣言信托虽不存在信托财产法定所有权的转移,但却存在受益权的转移。3.在商事信托,信托成立强调的是信托财产的确定性和独立性。因此,只要受托人能够证明其将某特定财产纳入了信托,在财务制度上将信托财产独立核算等,便可确认信托财产的确定性和独立性。4.当成立宣言信托时,作为受托人的原委托人应当减小对信托财产的权利,降低对信托财产的控制力。在英美法系,法官通过自由裁量判断委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控制力还足够大时,可对其宣言信托不予承认。我国法院在“TMT商标信托”案中已开始认可的拟制信托中同样不存在财产转移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反对者看到了宣言信托中信托财产未转移的事实,却忽略了宣言信托所强调的信托财产的确定性和独立性。信托财产在本质上是从委托人向受益人的转移,宣言信托符合信托的本质。我国立法认可宣言信托的原因更是基于宣言信托在民商事领域的重要作用,现分述如下:
(一)民事领域
宣言信托来源于民事领域,并一直在英美法系国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关系调整功能。在民事领域,宣言信托大多适用于非查验遗嘱(Nonprobate Will)、生前赠与(Inter Vivos Gift)或者解决夫妻或者同居者之间可能产生的财产纠纷。
1.常态信托的过渡机制。
宣言信托可以作为成立常态信托的过渡机制。宣言信托是规避税费下的产物,是遗嘱的替代形式。在英美法系的民事领域,宣言信托多以“Dacey Trust”的形式存在,以使财产避免查验而得到继承。甲(委托人)以受托人的身份,宣告为了乙(受益人)的利益,在甲有生之年可自由管理和处分某确定财产,但甲死后该财产的剩余部分将为乙所有。此时,宣言信托的功能在于甲的财产转移到乙时将避免查验,“Dacey Trust”为可撤销信托,在甲有生之年乙享有的只不过是获得财产剩余部分的期待权。这实际上是利用“Dacey Trust”来替代遗嘱,以规避相关机构对遗产收取税费等管理。在甲死后,可将财产的剩余部分转移给第二受托人(Successor Trustee)丙为了乙的利益而管理。此时,宣言信托在甲死后已经终止,接下来的信托是常态信托,宣言信托作为成立常态信托的过渡机制而设立。由此可见,宣言信托丰富了人们管理和处分自己财产的方式,且相对于遗嘱来说,这种方式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可以减少遗嘱纠纷的发生。既然宣言信托有规避税费的功能,因此其成立条件需要严格限制。
2.赠与的补救机制。
宣言信托在生前赠与(Inter Vivos Gift)方面具有很大的适用空间,我国台湾地区便认识到这一点,有限度地承认宣言信托在公益信托上的适用。同宣言信托是避免遗嘱法适用一样,宣言信托在这方面的适用是为了补救一些不符合赠与相关程序的捐赠行为。赠与人本具有捐赠意愿,但不符合赠与程序,赠与人为了某种目的可引用宣言信托来支持自己的捐赠行为,或宣言信托可以作为实践中不诚信捐赠行为的补救机制。例如,在公开场合,单位或者个人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宣称其愿意捐赠财产,其后不兑现其承诺时,便可认定他们为受托人,其公开宣称捐赠的财产为信托财产。作为宣言信托的受托人,这些单位或个人如不履行其受托人义务,信托监察人或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
(二)商事领域
随着商事信托的兴起,宣言信托在商事领域也显现出其特有的优势。宣言信托在商事领域主要适用于资产证券化(融资)、商业合作、现有业务重组、开展新业务(高风险行业)和避免使用中介机构的风险等。宣言商事信托是以资产为核心,以信用为基础,以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财产管理制度,具有破产隔离功能、规避税负功能、制度设计灵活和信义义务标准更为宽松等优势。
1.企业融资便利,降低商业交易成本。
与常态信托相比,宣言信托省略了受托人的介入,大大降低了委托人的商业交易成本,诸如节省了受托人的报酬和信托财产转移的费用。以采用信托形式的资产证券化为例,发起人(委托人)将其特定资产转移给受托人(通常是信托银行),并将投资者作为该资产的受益人。为此,委托人则需要采取公司分立或业务转移等措施,这个过程本身需要成本,而且容易造成分立出来的业务价值下降。若采用宣言信托,则不需要信托银行的介入,可避免信托银行的高额服务费,同时避免雇员劳动合同在转移过程中出现纠纷及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泄漏等诸多问题。
2.操作简便,降低风险。
采用宣言信托形式可以避免商业合同和债权债务的转让,从而可以避免由此而产生的一些法律风险。除非为了剥离某些不良资产,最好的受托人其实就是委托人自己,因为受托人的参与往往伴随着商业风险。尤其是在会计制度和监管制度不完善的国家,许多企业名不副实。采用宣言信托的形式,既可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回报,也可以降低委托人的商业风险。现在许多债权人往往通过中介机构(代表债权人收取应收款项的实体)来跟债务人接触,采用宣言信托则可以降低委托中介机构的风险。例如,在中介机构将应收款项转交债权人之前,若中介机构破产,债权人便无法收回所有的应收款项。若债权人要求中介机构采用宣言信托,即中介机构将已收回款项或中介机构所有的某些资产进行宣言信托,债权人为受益人,那债权人的应收款项将因为信托的破产隔离功能(中介机构的债权人不能对信托财产进行强制执行程序)得到保障。另外,宣言信托形式还可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以信托在融资融券中的运用为例,信托构造虽在解决证券公司处分权、信托财产独立性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信托关系也面临主体不适格、违背当事人意愿,以及与融资融券实务多处抵牾等问题。如果将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受托人和第二受益人,证券公司为第一受益人,建立自身委托自身受托的宣言信托,那么宣言信托为融资融券担保机制妥当性、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
三、我国宣言信托制度的构建
鉴于宣言信托在民商事领域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我国应该立法认可宣言信托并构建相应制度体系。民事领域和商事领域的宣言信托可区分规制,总体上,民事宣言信托的设立应宽松,商事宣言信托则要结合金融和税费等制度加以合理规制。
(一)民事宣言信托制度的构建
1.适用范围不局限于公益信托。
我国台湾地区将宣言信托的适用局限于公益信托,这就大大削弱了宣言信托的社会功能。诚然,宣言信托具有被滥用的可能性,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的优点,针对其劣势可建立相应的防范措施加以消除。宣言信托实质上相当于民事赠与,以特定人为赠与对象的私益宣言信托同样能在个体层面发挥救助和救济作用。在公益信托方面,宣言信托更重要地是作为一种补救机制。因此,为将宣言信托的功能最大化,不应将其适用范围局限于公益信托。
2.民事宣言信托的可撤销性。
在英美法系,宣言信托在民事信托中一般为可撤销信托,以充分尊重委托人的权利。笔者认为,我国在构建宣言信托制度时,对其在民事信托中的适用应区分对待。信托法属于私法,应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在私益信托中具有可撤销性,委托人有权撤销、修改、变更宣言信托的内容。而考虑到公益信托的公益性和社会影响力,在公益信托中应严格限制其可撤销性。对可撤销的公益信托可借鉴我国赠与合同的列举式的立法方式和可撤销的具体情形,若宣言信托在不符合列举情形时则不可撤销。
(二)商事宣言信托制度的构建
商事信托财产标的额一般比较大,种类复杂。信托登记可通过电子数据库的形式设立,以方便第三方查阅。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就是指通过登记的办法向社会公开信托事实,并确认信托的成立以及信托财产的产权而建立的管理制度。我国《信托法》虽然规定了设立信托必须要办理信托登记,但并未就信托登记的主管部门或受理机构以及如何办理信托登记做出规定。建立信托登记制度可确定信托财产的范围,监管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保障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和其各自债权人的权益。与此相应,我国的信托登记应变更为登记对抗主义,以促进资产的流通。
虽然宣言信托具有上述优点,但宣言信托如果被滥用也将造成负面效果,主要体现在商事领域。宣言信托可成为企业躲避债务的工具,即滥用宣言信托的破产隔离功能。这也是很多学者否定宣言信托的理由,即减少债权人能够强制执行的财产。但笔者认为,宣言信托可以通过许多辅助制度建设来完善,不能仅因此而彻底否定宣言信托。破产隔离功能是商事信托的基本功能,而非宣言信托独有。即使否定宣言信托,企业也可以通过内部交易,以常态商事信托的方式将信托财产转移出去。我国应借鉴日本认可宣言信托的同时为防止宣言信托滥用而制定的一系列措施。
宣言信托容易被滥用,委托人可借以损害其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强化债权人的撤销权变得很有必要。我国《信托法》第十二条规定:“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即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需要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日本《信托法(修正稿)》规定,在非宣言信托的情况下,委托人的债权人可以根据“信托设定欺诈”的撤销程序撤销信托;而在根据信托宣言设定信托的场合,委托人的债权人可以不经撤销判决,径行对信托财产强制执行。我国在构建宣言信托制度时可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规定。
(三)构建信托制度的建议
1.明确信托财产所有权的转移。
我国《信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由此可见,我国信托法从单一所有权观念出发认为在信托财产上只存在一个所有权并在此基础上确认这一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该规定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参考了德国的授权信托。所谓授权信托,是指信托财产所有权属于委托人,同时赋予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一定管理处分权的信托。但上述信托概念更接近于大陆法系中“间接代理”的概念,离原本的信托概念相差很远。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的原则才能为构建宣言信托制度做好铺垫,作为委托人拥有信托财产和作为受托人拥有信托财产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效力。
2.取消其他组织的受托人主体资格限制。
我国《信托法》第24条规定的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范围并不一致,否定了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的受托人资格,如根据《信托法》第8条成立的其他组织是无权设立宣言信托的。笔者认为,这种规定虽然保障了信托的安全,但存在不合理性,尤其是对民事信托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不利于民事信托和公益信托的多样性发展。我国民事信托和公益信托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信托形式多为商业信托。保障信托的安全,关键是要加强制度方面的规划设计,而不是彻底否定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的主体资格。
3.更改信托登记生效主义。
我国《信托法》对设立信托采取要式主义和登记生效主义。对于设立宣言信托的形式,英美法系信托法一般并不要求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委托人可以通过遗嘱、契据、合同和行为等方式设立信托。实践中,当事人多以书面形式设立信托。日本对信托登记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也就是信托登记并不影响信托的成立。笔者认为,我国对于信托成立条件要求过于严格,削弱了信托的功能,尤其是民事信托和公益信托。信托是“在实践中,衡平法所发展起来的最重要规则”。如果按照我国对信托成立的现有要求,则上述宣言信托在生前赠与方面的优势便无法发挥出来,不利于遏制不诚信行为的发生。因此,民事信托和公益信托的生效方式应该放宽。商业信托的生效方式应该严格管制,但信托登记还是应该采取登记对抗主义。
4.完善信托监察人制度。
在宣言信托中,为保障受益人利益,有必要设立信托监察人制度。公益信托监察人一般由委托人在信托契约中指定或确定选任方法,否则由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指定。我国信托监察人仅适用于公益信托,民事信托和营业信托都没有要求设立信托监察人,范围过窄。而我国信托监察人制度规定过粗,未涉及信托监察人的指定、权利和义务等,我国应该完善相应的立法。针对宣言信托,在受益人不特定、尚不存在、丧失行为能力或根本不存在受益人(目的信托)等情况下,应强制其设立信托监察人。
四、结论
我国有立法认可宣言信托的必要性。同时,在构建宣言信托的制度中应注意其与我国现有信托法律体系的融合,并在不同适用情形下进行区分设置。立法认可并构建宣言信托制度,一方面能够发挥其原本在民商事领域应有的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完善我国信托法律体系。
摘要：宣言信托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获得了普遍认可,在大陆法系国家有被立法认可的趋势。我国现有立法并不认可宣言信托。基于宣言信托在民事领域以及商事领域特有的优点,我国应立法认可宣言信托。同时,构建宣言信托制度时应注意其与我国现有信托法律体系的融合,并在不同适用情形下进行区分设置。
关键词：宣言信托,立法认可,制度构建,双重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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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托会计业的制度缺陷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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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
为适应我国信托业会计核算的需要，财政部于1月1日颁布实施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规范了我国信托业的会计核算。但笔者认为，在该《会计制度》中，对于信托业务核算的九条规定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一、《制度》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管理不同类别的信托业务，应分别按项目设置信托业务明细账进行核算管理”。根据一般的理解，这项规定的意思就是信托投资公司在管理不同信托业务的时候，只需要设立同一本帐，然后在同一本账簿中的同一个一级会计科目项下设立不同的明细课目进行核算。
显然，在同一套账本中，以不同的明细科目根本无法严格区分众多信托项目项下的资产(包括现金资产和实物资产)以及负债和权益。这就如同将众多企业的资产放在同一套账簿中进行核算一样，难以想象能做到对信托财产的“分别管理、分别核算”。
二、《制度》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对不同信托资产来源和运用，应设置相应会计科目进行核算反映，来源类科目应按其类别、委托人等设置明细账。运用类科目应按其类别、使用人和委托人等设置明细账。信托投资公司对信托货币资金应设置专用银行账户予以反映”。根据这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在资金来源和运用中均应按不同类别和委托人甚至使用人设立明细账，这是对信托业务的一种误解，甚至会造成各项信托业务和信托财产之间的混乱。此外，对于“信托投资公司对信托货币资金应设置专用银行账户予以反映”的规定也很含糊。根据《信托法》的分别管理精神，信托公司应该分别不同的信托项目设立不同的信托资金专用账户，而不能将不同信托项目的信托资金混淆使用。然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并没有明确这一点，只是笼统地要求将信托资金设立信托资金专户反映，甚至按不同信托项目这样的要求也没有。
三、在《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将信托业务中信托资产、信托负债以及委托人和受益人权益的核算确定为信托资产来源、信托资产运用的做法是不对的。任何一项信托业务都有自己的独立的资产、负债和权益项目，而不应该牵强地将其定义为短期来源、长期来源、短期运用、长期运用。这样的分类既没有意义，也有悖于统一规范的会计制度，有悖于会计指标的可比性。同样，在对于未付信托收益的核算中，制度使用了“待分配信托收益”一词，这也是不妥的。对于集合信托业务的未付信托收益，可以使用“待分配信托收益”，但对于单独受益人信托业务中，单独受益人应享有的信托收益，就不能说是“待分配信托收益”了，而应该是“未付信托收益”。因此，对于信托收益的核算，应该统一在委托人及受托人权益项下的“未付信托收益”科目中核算。
四、《制度》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对外提供的信托资产管理会计报表包括：信托资产来源、运用表，信托业务利润表及其附表等”。这项规定对各项信托业务的会计报告显得含混和不足。如果这样做，所有的信托业务都混在一起核算，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份信托资产来源、运用表，各信托项目的委托人、受托人、社会公众和监管机构就不能够解读这些会计报表。笔者认为，作为独立的核算主体，各项信托业务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核算系统和报表系统，准确向各信托项目的委托人、受托人、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公布各信托项目的资产运用和分布状况、负债情况、收益情况以及现金流量情况，这就需要一套完善的核算体系和财务报告体系，需要各项信托业务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项金流量表、费用支出情况表，以及相关的财务事项说明等。
建议
基于上述问题和特点，笔者对信托投资公司的会计核算原则和正确的核算安排理解如下：
一、制订适合信托投资公司自身的会计制度。信托投资公司应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为基础，正确理解相关法规对信托业务的核算要求，在已颁行的各项会计准则的前提下，参照201月1日颁布实施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制定自己的会计核算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第一章第八条规定：“金融企业应当根据有关会计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制度的规定，在不违反本制度的`前提下，结合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于本企业的会计核算办法”。这一规定明确提出了，各金融企业可以在不违反本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订出适合本企业的会计制度。
二、设置和使用适合信托投资公司自己业务需要的会计科目。信托投资公司应制定适合自身业务开展和进行会计核算的会计科目，这也是信托投资公司会计核算中最需要解决和最难解决的地方。财政部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并没有详细列示出信托投资公司所使用的具体会计科目和全部会计科目，只是列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一级会计科目，因而就需要各信托投资公司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和业务特点，在制度框架下制定出适合自身业务的会计科目，包括设置制度中未予列示的一级会计科目，并规范二级和三级等会计科目。
在财政部1月1日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中，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总说明第(二)条规定：“企业应根据本制度的规定，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报表指标汇总，以及对外提供统一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前提下，信托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设、减少或合并某些会计科目”。由于《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会计科目的设置问题未进行具体完善的规范，因此，可以借鉴《企业会计制度》对于规范和设置会计科目的说明和解释精神，规范和设置适合信托投资公司业务的会计科目。至于具体如何设置和选择使用会计科目，由于各企业的经营业务和发展方向存在较大差异，必须要根据各信托投资公司自身的业务情况及发展方向决定。此外，行业协会制订供各信托投资公司参考的参考标准和范式也很重要。
三、根据信托业相关法规的立法精神，参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信托公司的会计核算。信托投资公司在会计核算中的主要难题在于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项目的设置以及信托业务的会计核算。对于信托业务的会计核算，应根据会计法规和信托法规的立法精神设立独立账簿进行会计核算。由于信托业务具有代人理财的特殊性，其资产既不属于信托公司的资产，也不属于信托公司的负债，只是代他人管理和经营的他人财产，因而必须单独建立账簿、单独核算损益。单个信托资产业务的核算既不能与信托投资公司自身的业务核算混淆，也不能与其他信托业务的核算混淆，信托业务之间的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必须严格分开，这是信托业务核算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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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制度 篇6
关键词：遗嘱信托；信托财产
一、建立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必要性
1.克服遗嘱执行人法律地位不明确的缺陷
我国《继承法》第16条只规定了公民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但对遗嘱执行人的法律地位没有规定，也没规定遗嘱执行人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学界对此有不同的学说，其中江平教授、周小明认为遗嘱执行人既非代理人、也不是固有职责而是信托关系的受托人，本文认为这种说法不适用于遗嘱信托制度。因为，如果按这种说法，遗嘱信托的基本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就成了委托人、受益人、遗嘱执行人三方，遗嘱执行人将担任遗嘱信托的受托人。遗嘱信托执行人是独立于信托受托人的第三人。在日本的遗嘱信托中，遗嘱人死亡时继承开始并且遗嘱生效，受委托的委托人收到遗嘱人死亡的通知后，决定是否选任遗嘱执行人，然后再将是否选任遗嘱执行人的情况告知继承人。也就是说委托人拥有是否选任遗嘱执行人的权利。如果选任了遗嘱执行人，遗嘱执行人需按照遗嘱的指示管理处分遗产，在遗嘱信托中，遗嘱执行人应将遗嘱人（委托人）指定的财产转移给接受信托的受托人。遗嘱信托人的地位在遗嘱信托中比较明确，就是独立于受托人、委托人、受益人以外的独立主体，按照遗嘱的要求执行遗嘱人的财产。
2.克服过分强调遗产所有权的转移的不足
现行的《继承法》的设计忽略了如下问题：继承人因年幼或挥霍等原因管理不善，导致财产日益消耗殆尽，不仅不能使家族财产保值升值，也不能很好的地起到家族财富传承的作用。另外，在传统的继承中，继承是一次所有权变动过程，所有权转移完成，继承人就成为了财产新的所有权人，对于遗产的再次处分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不应该继续由继承法调整。但是，遗嘱人希望其遗产的利益能够在时间上分配，即在不同的期间内由不同的人享有遗产利益，这种需求大量存在。而遗嘱信托制度能够弥补上述的弊端。
3.遗嘱继承能发挥遗产整体效用
我国《继承法》规定了可以对遗产进行分割。但如果坚持遗产的分割，会产生如为分割遗产支出的费用，此外，遗产分割前，所有继承人对遗产享有共有权，可能会导致管理权上的纠纷等，这都会对遗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上述弊端可以在遗嘱信托制度中得到克服。第一，遗产在遗嘱人死后交由委托人保管，遗产不需要分割，受益人即可获得收益；第二，在遗嘱信托生效后，遗产由受托人进行管理，可以避免因管理混乱导致的遗产贬值，再经过受托人对于遗产的专业化管理，容易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第三，因为受托人是独立于委托人和受益人之外的专业第三方，因此具有合理处置管理信托财产的能力，也可以有效避免纠纷的发生。
从财产本身的价值来看，某些财产进行分割后，会削弱其经济价值。而在遗嘱信托中，遗嘱信托人能够对遗产作长期、复杂的规划，有利于遗产的长期保值和发挥其整体效用。
二、建立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可行性
1.社會环境
中国经济的快速地发展，使得个人财富的大量积累，具有巨额财富的个人和家族企业越来越多，为遗嘱信托的萌芽提供了基础。分析原因，人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逐渐对信托、基金等新型的理财方式有了了解，对信托制度不再陌生。在一些英美等发达国家，遗嘱信托制度已经实施上百年，其法律制度建设已经比较完备，且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成为了人们在进行遗产继承时主要选择的方式。我国个人私有财富的不断增加，为可供作信托财产的社会财富提供了基础，再加上我国征收遗产税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等等，都为遗嘱信托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法制环境
从法制环境来看，自2001年以来，中国陆续出台了以《信托法》为代表的信托法律法规，为遗嘱信托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信托法》第8条对遗产信托制度作了专门规定，这就为遗嘱信托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而我国继承法上的遗嘱执行人制度可以认为为遗嘱信托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使得人们更加容易理解遗嘱信托的实务设计。
3.文化传统
在我国的运营良好的私营企业中，创业者大多会选择自己的儿女作为事业的接班人。我国信托业在历经了多次的整顿，在2001年后开始正常发展，2001年开始实施的《信托法》为信托提供了充实的制度保障。近几年，国家也颁布了大量的法规、办法，逐步完善我国信托法律体系，加上对信托进行实务和理论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信托的影响力正在扩大。这为将我国的文化传统融入我国实践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彼得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2]彼得·哈伊著：《美国法律概论》，沈宗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2页
[3]董慧凝：《信托财产法律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4]江平，周小明：《建构大陆信托法制的若干问题》，《政法论坛》，第6期，1993年
[5]宋刚：《关于遗嘱信托的几点思考—以继承法修改为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237期，2013年3月
[6]张平华：《遗嘱信托是克服继承法缺陷的工具》，《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2期，2002年4月
作者简介：
吴楠（1990.2～），女，籍贯辽宁省开原市，辽宁大学。
股东表决权信托制度初探 篇7
(一) 股东表决权信托的概念
在最初时期, 何谓表决权信托, 立法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学者依据其各自立场的不同理解, 产生了不同版本的表决权信托概念。美国学者认为:表决权信托是通过正式的表决权契约将股东表决权授予受托人, 诸如股利取得权等。但股东权利仍然被股份受益人享有。日本有学者则认为:所谓表决权信托, 是作为一种获得对股份公司、企业支配权的法律手段, 为了维护委托股东的利益, 统一行使股份的表决权, 通过众多股东 (委托人) 和受托人之间或者每个股东和 (共同) 受托人之间的信托合同, 股东在一定期间将自己拥有的股份信托给受托人, 该受托人为了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利益, 在信托期间信托委托人的股份, 行使股份上的表决权以及另外所有的权利的一种信托制度。我国学者认为:表决权信托是股东将其股份法律上的权利, 在一定期限内, 以不可撤回的方式, 将表决权让与其所指定的表决权受托人, 以谋取表决权统一行使的信托制度。
(二) 股东表决权信托的作用
1. 保持公司管理连续
公司组建阶段, 原始股东为了确保自己在公司发展初期拥有控制权, 直至公司获取利润, 他可以通过不发行有表决权的股份而以受托人身份对外签发表决信托书来实现表决权信托, 原始股东可以获得他人投资, 但不给投资者控制权。这样, 原始股东在获得公司组建所需资金的同时, 又可以保持公司控制权, 直至公司成功运作。在一个已经存续的公司里, 公司管理和政策的连续同样重要, 公司控制权从存在宿怨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会损害公司在商业社会的地位。通过表决权信托, 相关人可以将表决权信托证书交给股东, 自己作为受托人获得股份表决权, 以保证比较理想的管理层不会经常发生变化, 对公司有利的政策可以获得执行。在公司经营不善面临破产或倒闭风险但又有可能通过重组获得新生的情况下, 表决权信托的价值更是明显。通过表决权信托, 可以防止敌意收购, 把企业股权变动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维持公司股权构的相对稳定。
2. 挽救陷入财务危机的公司
当公司经营不善需要资金避免破产时或在公司扩大规模需要新资金注入时, 公司可能要向他人借贷, 为了消除债权人的疑虑, 公司必须通过某种方式给债权人以信心。理论上讲, 公司可以给债权人提供担保, 但此时公司已经陷入财务危机, 不一定有提供担保的能力, 而由第三人提供担保的可行性不大, 普适性也不强。这种情况下, 表决权信托就是一种很好的给予债权人信心的途径。股东可以将公司股份上的表决权信托给债权人或债权人信赖的人, 由其担任受托人, 行使股份上的表决权, 选举公司高管管理公司事务, 直到公司正常运行, 债权人债权得以清偿。对于那些在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人, 他们对公司糟糕的经营状况或许也会有些抱怨, 公司同样可以通过表决权信托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表决权信托使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成为可能, 但分离目的达到以后, 股份控制权依旧回归所有权人。通过表决权信托实现分离的最大好处是, 股东达到挽救公司目的的同时, 不是必须放弃公司一定比例的所有权。
3. 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中小股东股份具有的“小”和“散”等特性, 使其权益具有天然易损性。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上的“股微言轻”和“搭便车”诱惑的存在, 使中小股东对行使表决权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冷漠, 这种“无奈的漠视”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大股东的“掠夺行为”, 增加了管理层的“代理成本”。在我国,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结束和全流通局面的形成, 股权将会越来越分散, 公司所有和控制也会越来越分离, 公司控制权就自然掌握在那些拥有挑选董事会成员 (或大部分董事) 实权的个人或集团手中。中小股东少量和分散的股份在此不会起到太大作用, 但如果将这些分散的股份集中起来, 就会诞生希望。股东通过表决权信托, 将其分散的股份信托给某一个或几个受托人, 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受托人由于集合了大量分散股份, 自然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上对高管选举和公司事务决策拥有较大话语权。
二、我国股东表决权信托的理论研究现状
(一) 表决权代理人说
“表决权代理人说”将股东表决权信托中受托人的本质理解为表决代理人, 认为股东表决权信托是回避表决权代理行使相关法律限制的一种规避法律的手段。即股东表决权信托违反了关于表决代理权存续期间的法律限制, 形成了不能撤回的代理权, 所以不能承认股东表决权信托制度。由于表决权代理行使的委任关系是暂时的, 为了规避这一不便之处, 股东表决权信托在信托的名义下达到让受托人长时间地行使表决权的目的。同意该观点的人认为, 股东表决权信托的受托人实质上是代理委托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代理人, 即所谓的集合代理, 表决权信托是借信托之名规避代理相关的法定限制, 所以, 股东表决权信托在法律政策上是不被认可的。笔者不同意以上说法。笔者认为:该观点错误的关键在于混淆了股东表决权信托与表决权代理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因为表决权信托是股东表决权的信托行使, 属于信托的一种, 股东表决权代理的本质则是委托代理关系。表决权信托中的受托人, 是以股东的身份享有并行使包括表决权在内的股东权。而表决权代理中的代理人则仅仅居于代理人的地位, 其权限也限定在委托股东书面授权的范围内。
(二) 财产永久拘束说
该观点认为股东表决权信托制度构成了财产处分权的停止, 是对股份自由让渡的不法限制, 违反了“财产权永久拘束禁止 (Rule against Perpetui-ties) ”的原则, 因而是无效的。这实际上是认为, 表决权信托在其存续期间内信托股份不能自由转让以及信托期间的长短这两个方面存在问题, 因而造成了股份自由让渡的不法限制。对于前者而言, 在信托期间内, 表决权信托证书的自由让渡是有保障的, 委托股东可以随时自由地转让委托股份上的受益性所有权。通过转让新取得表决权信托证书的取得人, 取代原委托股东的地位成为表决权信托新的委托和受益人, 也可以自由地将该证书转让给第三人。
三、构建我国股东表决权信托制度的必要性
(一) 可以加强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
引入表决权信托制度, 可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当前, 我国上市公司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大股东控制公司侵害中小股东利益, 中小股东股权分散无法影响公司重要决策, 以及上市公司监督治理机制不健全。建立表决权信托制度, 可以集中行使股票表决权, 参与公司重要决策, 进而监督公司运行机制。
(二) 可以实现国有资产市场化
在我国, 国有资产的经营者并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 国有股权的代表本身是代理人, 代表国家具体实现监督职能, 但因其不是所有者, 导致其不具有充分行使监督职能的积极性;国有产权代表是政府派出的官员, 因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 公司的价值和利润可能并不是其所最为关注的。而通过设立国有股权表决权信托, 可以实现是国有股权的管理和运用效益最大化。
四、构建我国表决权信托制度的立法建议
我国2005年修订的新《公司法》中只规定了表决权代理制度, 表决权信托制度尚属空白, 这可谓一大缺陷。笔者在此以国外立法经验为借鉴, 就如何构建我国的表决权信托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一) 应明定表决权信托的期限
表决权是股东基于所持有表决权股份而享有的一项权利, 基于私法自治原则, 股东当然可以将其转让给受托人。但是, 表决权信托一旦成立, 股东在一般情况下便无法控制受托人如何行使表决权。因此, 表决权信托应具有一定的期限, 否则, 即使股东想收回其表决权也不可能, 这对股东权益的维护显然是不利的。如美国《示范公司法修正本》第7.30条b项和大多数州的成文公司法均规定, 表决权信托的有效期限不得超过10年, 这一规定殊值借鉴。当然, 在有效期限届满前, 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 表决权信托的有效期限还可以续展。
(二) 赋予股东表决权信托的撤销权
前已述及, 在国外, 股东在表决权信托存续期限内不得撤销表决权信托。但这种做法在我国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一方面, 在现阶段的中国股市, 股东多从事短期炒作而非长期投资, 对表决权的行使漠不关心;另一方面, 具有良好品质和投资管理能力的受托人在国内并不多见, 这使得股东的权利较之于国外更容易受到受托人的侵害。因此, 国内在设立表决权信托机制时, 应允许股东事先保留撤销信托的权力, 以作为维护自己权利的一道有力屏障。
(三) 禁止受托人选任自己为董事
国外公司法中, 对受托人能否选任自己为董事是有争议的。持赞同意见的人认为, 受托人担任董事, 直接参与公司高层管理, 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可更有效地监督大股东和其他董事的行为, 维护信托人的利益。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 按照公司法的一般理论, 公司董事应该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履行受托人的职责。在受托人同时担任董事的情况下, 他既要维护信托人的利益, 又要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当两者的利益相冲突时, 作为受托人的董事势必陷于两难的困境。笔者认为, 在表决权信托中, 受托人应当以委托人利益至上, 故不宜直接选任自己为公司董事。
参考文献
[1]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2]杨崇森.论表决权信托[J].中兴法学, 1974, (12) :32-33.
[3]张汉槎.香港公司法原理与案例[M].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6:111.
中国公益信托制度若干规定评析 篇8
一、公益信托的设立体制
在英美法国家, 公益信托的设立一般实行注册登记制。例如, 在现代信托制度起源地的英国, 除依法享有登记豁免权的公益信托外, 设立其他公益信托, 受托人有责任在信托成立后, 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公益委员会提交信托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 申请登记。而在美国, 公益信托的监督权主要由州检察长依据《统一公共信托受托人监督法》行使, 其中一项重要职权就是负责公益信托的登记。按照规定, 公益信托的受托人须就检察长规定的事项, 于承受信托财产起六个月内向州检察长登记并附上信托文件的复印本[1]。
需要指出的是, 注册登记在英美法中并非公益信托的成立和生效要件。公益信托未经登记仅构成受托人违背职务, 但不影响公益信托的成立和生效。在英美, 注册登记的主要功能有两个:其一, 确认和证明的效力。一项信托经过公益委员会登记后, 其他有关机构 (主要是税务机关) 必须依法将其作为公益信托对待, 主要是给予税收优惠。未经登记的, 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其二, 向社会公众披露信息。公益信托登记后必须接受公益委员会的监督和管理, 并且每年向委员会提交有关信息资料, 由委员会向社会公开, 以备公众查阅和监督[2]。
日、韩、台湾等大陆法系国家 (地区) 在20世纪引入信托制度时, 就公益信托的设立普遍采取许可制, 未经政府主管部门许可不能成立公益信托。例如, 《日本信托法》第68条规定, 就公益信托的承受, 其受托者须经主管官署批准。台湾“信托法”第70条规定, 公益信托之设立及其受托人, 应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许可。中国《信托法》第62条规定, 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 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未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批准, 不得以公益信托的名义进行活动。由此可见, 中国对公益信托的设立采取的也是许可制, 这符合大陆法系的一般模式。
通常认为, 大陆法系采取许可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1) 与私益信托不同, 公益信托的委托人、受益人难以对受托人的行为进行有力监督; (2) 设立公益信托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其影响不限于当事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3) 为鼓励设立公益信托, 各国通常设置一定的税收优惠, 可能会有人借设立公益信托的名义来逃避税收。因此, 为防止滥设公益信托, 确保社会公共利益, 特赋予相关行政部门以许可权。
然而稍加思考可知, 上述支持许可制的理由其实“似是而非”。首先, 委托人和受益人对受托人的监管弱化不是发生在公益信托的设立阶段, 而是发生在存续阶段中, 以此为由主张设立时采取许可制显然没有道理。而且, 大陆法系信托法规定有信托监察人制度, 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公益信托存续中因受益人不特定导致的监督弱化。其次, 与私益信托相比, 公益信托因与社会公众利益直接相关, 所以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但是, 政府监管可以依赖多种措施和手段, 加强监管有必要并不意味着在公益信托的设立上采取许可制同样有必要。最后, 采取注册登记制即足以防范借设立公益信托逃避税收的现象。
相反, 从以下两个理由可以看到, 许可制在相当程度上不利于公益信托的设立:
第一, 根据目的的不同, 公益信托可以分为一般目的公益信托和特殊目的公益信托。前者并无某种特别具体的公益目的, 而是以一般公益目的为其目的;后者的目的局限于一项或少数特定项目, 如资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显然, 在一般目的公益信托, 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是哪个部门在法律上并不明确, 此时委托人该向谁提出设立申请呢?是承担了救济贫困、救助灾民、扶助残疾人三项职责的民政部门吗?由于批准公益信托设立的机构需要承担对公益信托的后续监管职责, 可以想象, 即使有人向某个部门提出了设立申请, 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该部门也未必乐于受理, 从而导致公益信托设立无门。
第二, 如果委托人分别指定了数项公益目的, 如发展教育事业、发展环保事业, 则公益信托的设立必须分别得到有关教育、环保主管部门的许可。中国多年来的行政许可实践一再表明, 多部门审批必然导致审批效率极其低下, 甚至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由于法律一般不规定各部门审批的先后顺序, 第一个受理的行政部门因害怕担责, 往往要求当事人先取得其他行政部门的许可, 致使当事人长期奔波于数个部门之间而无结果。公益目的越多, 设立公益信托就越困难。
《信托法》第61条明文宣布:“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可是上述分析已经表明, 许可制的实施与这一规定的精神相冲突。诚如台湾学者方嘉麟所言, “纯就立法政策之平衡点加以考量, 私益信托因纯属私益在其成立及生效要件上不妨从严;然公益信托因嘉惠大众自宜使其易于成立而使资源得被用于公益目的。”[3]为推动中国公益信托事业的发展, 中国应在公益信托的设立方面采用注册登记制, 至于公益信托设立后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 完全可以通过加强监管予以防范。
二、公益信托的监管
(一) 监管部门的设置
在公益信托监管部门的设置上,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英美通常奉行单一制, 即只设立一个统一的监管部门, 这个部门在英国是公益委员会, 在美国是州检察长。日、韩等大陆法国家则实行多轨制, 依不同的公益目的而由不同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负责监管。举例而言, 促进学术研究的公益信托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发展体育事业的公益信托则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监管。中国《信托法》采取的也是这种模式。
多轨制与单一制相比较, 优点是各监管部门可以相互交流对公益信托的监管经验, 如果各部门实行不同的监管制度, 则有望出现“制度竞争”的场景, 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 监管者最终可在几种可能的选择中发现最为有效的监管制度。在公益目的并非单一时, 如果某一主管部门有所疏忽, 还可以由其他主管机关加以弥补。
多轨制的缺点则在于, 其不仅造成前述公益信托设立困难, 而且在公益目的并非单一时, 一项公益信托便要同时承受几个不同部门的监管。如果各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不能明确, 监管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 有可能出现有利益时抢着监管、出问题时相互推诿的现象。笔者注意到, 《信托法》对这一分工问题全无涉及。而且, 多头监管常常意味着政出多门, 如果各监管部门在作出监管决定之前不能有效协商和沟通, 容易导致标准不一, 使公益信托的受托人无所适从。此外, 多头监管下受托人须向不同监管部门报送各种文件报告, 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笔者认为, 在现阶段的中国, 多轨制的缺点因具备现实土壤将会放大, 这一点早已为相关领域的实践所证明, 而多轨制的优点则难以显现。理由在于:中国各行政部门之间向来“各自为政”, 相互交流监管经验究竟有多大可能值得怀疑;各行业之间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这不仅会限制经验交流, 而且, 即使某一部门的监管效果要优于另一部门, 也不能证明前者的监管制度就比后者有效, 制度竞争也未必可行。因此, 单一制应当是中国更好的选择。
(二) 监管权限的赋予
根据《信托法》第66条至第69条的规定, 在公益信托存续阶段, 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对于公益信托的监管职权包括:检查受托人处理公益信托事务的情况及信托财产状况;批准受托人关于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产状况的年度报告;在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或者无能力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变更受托人;公益信托设立后, 发生设立信托时不能预见的情形时变更信托文件的有关条款;批准受托人的辞任。上述规定基本上与日、韩和台湾地区的立法一致。
笔者认为, 为更好的对公益信托进行监管, 《信托法》还应赋予监管部门以下两项职权:
第一, 信托撤销权。中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77条规定, “公益信托违反设立许可条件、监督命令或为其他有害公益的行为的,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撤消其许可或为其他必要的处置。其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为活动的, 也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前项处分前, 应通知委托人、信托监察人及受托人于限期内表示意见。但不能通知者, 不在此限。”在这两种情形, 公益信托的继续存在要么危害公益, 要么有名无实, 均不符合设立公益信托的本旨, 因此可由监管部门撤销。中国信托法没有规定这一权力, 一项公益信托的运行即使有违公益信托的目的, 主管机关也无法及时将其撤销, 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第二, 信托事务处置权。为确保公益信托目的的实现, 日、韩和台湾立法均规定, 监管部门有权随时检查信托事务的处理情况, 在必要时 (如受托人有发生损害赔偿、财务危机或其他违反义务的行为且情节严重的) 可进行必要的处置。如台湾“信托法”第72条规定,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随时检查信托事务及财产状况;必要时并得命受托人提供相当之担保或为其他处置。可以说, 处置权赋予监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信托财产遭受损害的权力, 相比事后救济措施更有效率上的优势。对比而言, 中国《信托法》第67条只赋予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检查权, 但没有赋予其处置权, 这在大陆法系立法中也属例外。
三、近似原则的适用
近似原则是公益信托中特有的一项原则。在私益信托中, 当信托目的无法实现时, 信托将宣告终止, 受托人需要将信托财产分配给权利归属人 (受益人或委托人) 。但是, 公益信托是一种服务于公益事业的制度设计, 公益信托的终止对公共利益的实现是不利的。基于此种考虑, 英美立法者通过适用近似原则 (the Cy-Pres Doctrine) , 使公益信托不至于因目的不能实现而终止, 以促进社会公益事业。所谓近似原则, “是指公益信托设定后, 由于社会状况的法律制度发生变动, 致使原设定的公益信托目的消灭或无法达成或造成公益信托的不合法时, 为使该等公益信托得以继续存在所规定的制度, 此一制度于公益目的已达成, 尚有剩余财产时也可适用。”[4]
在英国, 《1960年慈善法》颁布之前, 近似原则仅仅在两种情况下适用:一是在特定的公益目的合理完成后信托财产还有剩余的;二是最初的信托目的是不可能的或者不可行的。《1960年慈善法》实施后, 上述“不可能或不可行”的适用条件得到修改, 拓展了近似原则的适用空间。《1993年慈善法》第13条规定, 在下列情况下, 可以适用近似原则改变慈善赠予的最初目的: (1) 最初目的全部或者部分:1) 已经得到实现;2) 已不能实现, 或者不能按照赠与人的指示或精神实现; (2) 实现最初目的只用了信托财产的一部分 (尚有剩余) ; (3) 信托财产如果与其他可用于相似目的的财产合并运用更加有效, 而且从信托目的出发, 合并运用符合赠与精神; (4) 最初目的已经部分或者全部:1) 通过其他方式充分满足;2) 由于没有什么作用或对社会有害, 或者由于其他原因, 在法律上不再是慈善的;3) 考虑到赠与的精神, 最初目的已经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提供适当和有效的方法来运用赠予的财产[5]。
大陆法国家 (地区) 在引入信托法时, 也一并引入了近似原则。《日本信托法》第73条规定, 当公益信托结束而其信托财产又无归属权利者时, 主管官署可根据其信托之宗旨, 继续其类似目的的信托。《韩国信托法》第72条的规定与日本立法除了语句表述以外没有本质差异。台湾“信托法”第79条规定, 公益信托关系消灭, 而无信托行为所订信托财产归属权利人时,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为类似之目的, 使信托关系存续, 或使信托财产移转于有类似目的之公益法人或公益信托。中国《信托法》第72条也规定, 公益信托终止, 没有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或者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的, 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 受托人应当将信托财产用于与原公益目的近似的目的, 或者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具有近似目的的公益组织或者其他公益信托。
笔者以为, 中国信托法对近似原则的规定要比日、韩和台湾地区的立法更加科学、合理, 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 立法表述更为准确。根据日本、韩国与台湾地区的信托立法, 近似原则适用的情形, 是公益信托“结束”或“消灭”;而近似原则适用的结果, 是信托关系的“继续”或“存续”。然而, 公益信托既已终止, 又怎么可能继续或存续下去呢?实际上, 适用近似原则不是使原信托关系“继续”或“存续”, 而是成立了一个新的信托关系, 因此, 上述“继续”或“存续”的表述是不严谨的。中国信托法没有使用此类表述, 要更为准确。
第二, 适用情形更为广泛。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信托法仅仅为近似原则的适用规定了一种情形, 即公益信托终止后不存在信托财产的权利归属人。中国信托法则还增加了一种适用情形, 即公益信托终止后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的。实务中, 公益信托常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当信托终止后, 若依日、韩和台湾地区立法, 剩余信托财产应返还给委托人, 但这在操作上面临很大的困难。而且, 很多委托人在捐赠财产时便是希望为社会公益尽力, 根本没有将财产收回的意图, 因此适用近似原则也不违背其意愿。鉴于近似原则的宗旨在于挽救公益信托, 适用情形越广泛, 该原则的价值也就越大。
第三, 适用方式更加多样。日本和韩国对近似原则的接受极其有限, 这不仅体现在前述适用情形上, 也体现在适用方式上。根据其信托立法, 近似原则的适用将成立一个新的信托, 即法定信托。而台湾和大陆借鉴美国信托法, 规定了三种适用方式: (1) 将信托财产用于与原公益目的近似的目的 (类似于日、韩的规定) ; (2) 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具有近似目的的公益组织, 用于实现该组织的公益目的; (3) 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具有近似目的的其他公益信托, 用于实现其信托目的。比较而言, 适用方式的单一不利于公益事业的发展。例如, 在剩余信托财产极其有限时, 若只能以这部分财产成立法定信托, 因规模太小积极意义也属有限;相反, 如果将这部分财产交给其他公益信托或公益组织统一管理, 将更有可能产生规模效应。
总的来看, 在英美法系国家, 近似原则的适用范围比较广泛, 除了公益信托终止以外, 还可在其他情形适用近似原则。大陆法系国家则将近似原则的适用前提限定为公益信托的终止。单从理论而言, 英美法的做法更值得赞同, 因为这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公益信托目的的实现。但是法律制度的移植必须考虑本土化的问题。信托制度对于大陆法国家本就是“舶来品”, 而公益信托相对于私益信托发展就更加滞后, 需要适用近似原则的情形还不是很多, 立法时也缺乏实践基础, 就此而言, 大陆法系的这一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正如前文所指出, 将公益信托终止后不存在信托财产的权利归属人作为近似原则的单一适用情形存在缺陷, 当权利归属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时, 近似原则也有适用的必要。就此而言, 中国现行的规定更加符合实际需要。
摘要：在公益信托的设立体制上, 中国信托法应抛弃大陆法系通常实行的许可制, 转而采取英美法中的注册登记制。关于公益信托监管部门的设置, 现行的多轨制存在较大缺陷, 应采取英美法中的单一制。在近似原则的适用方面, 中国现行做法要比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规定更为科学、合理。
关键词：公益信托,设立体制,监管,近似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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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国辉.公益信托与现代福利社会之发展[D].台北:台湾文化大学, 1992:540.
关于表决权信托法律制度的研究 篇9
一、表决权信托制度的特点
表决权信托作为信托形式的一种, 除了具有一般信托的信托财产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信托财产独立性、信托在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中体现了有限责任原则和信托管理的连继性等特征之外, 还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特征。
(一) 表决权信托的标的是股权, 其主要目的是谋求基于股权产生中的表决权统一行使。在表决权信托制度中人们往往容易误解的一个问题是, 认为表决权信托的标的仅仅是股东基于拥有公司股份而产生的股东权的表决权, 因而有学者认为表决权具有人身性, 不能作为信托财产, 实际上这是对表决权信托的一种误解, 或者说是我们在翻译Voting trust这个外来词以及认识这个制度时, 没有深刻理解其本质。关于表决权信托之载体, 有“股权说”和“表决权说”。“表决权说”认为:“股东表决权作为财产权利 (股东权) 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可以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股权说”认为:“所谓的表决权信托, 并非仅以表决权为标的物所设立的信托, 而是以移转股份为手段所设立的信托, 其目的则在于统一行使表决权。”表决权信托之载体究竟为股权抑或为表决权?此问题的解决关乎表决权信托存在与否。
(二) 表决权信托具有不可任意撤销性。表决权信托协议一旦成立, 就不允许一方当事人任意撤销, 除非委托人在表决权信托契约中保留了此项权利或者当事人之间就表决权信托撤销达成一致的意见。
(三) 表决权信托有期限性。按照国外法律的规定, 如美国规定表决权信托协议不得超过10年。正是因为表决权信托协议具有不可撤销性, 这是为了防止表决权信托协议的期限过长而损害作为股东的受益所有人的权利, 尊重作为股东的受益人的意志。当然在表决权信托协议到期之后, 受益所有人可以与表决权受托人延长协议的期限或者订立新的表决权信托协议。而对于财产信托则可以有更长的期限, 也可以由当事人自由约定。
二、表决权信托制度的作用
表决权信托制度在公司, 特别是大型的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运作中能够发挥重要的功能。运用表决权信托会给公司及股东带来以下影响:
(一) 能够确保公司管理的稳定和连续。
董事依公司法或章程几年必须改选一次, 因此, 公司的管理阶层可能经常发生变动, 致使公司的政策易变, 容易导致短视行为, 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而通过成立表决权信托, 由受托人集中行使委托人的表决权, 则可以使得适任的董事连选连任, 从而确保公司政策的稳定, 以形成长期管理计划。此外, 在设立新公司时, 发起人也可以通过成立表决权信托, 控制公司的管理, 直至公司业务步入正轨为止。
(二) 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并协助公司的重整。
在公司财务困难, 面临破产之时, 社会大众与融资机构一般不愿意对公司进行投资, 除非对于该公司的管理与政策, 他们能取得某种控制权。此时, 公司为了实现重整计划, 并确实保障贷放资金与公司的债权人利益, 最理想的方法莫过于成立表决权信托, 即公司股东将股份信托给公司的债权人或者其他可为债权人接受的人, 由其作为受托人行使股份上的表决权, 直至公司业务趋于稳定, 所举债务全部还清为止。这样可以有效防止财务困难的公司管理层, 拿债权人的财产去冒险, 发生道德风险。也可以使得那些业绩较好, 只是短期资金周转不畅的公司, 避免破产的危险。
(三) 防止与本公司相竞争的其他公司获得本公司的控制权。
大型的公司, 其股权分散, 特别是上市公司, 其股份转让方便, 故此给与公司的竞争对手或者其他的一些投机投资者, 将公司作为其收购的对象, 兼并公司或者意图获得收购溢价提供了可能。当竞争公司准备筹措资金, 通过购买目标公司的既有股份或者欲发行的新股, 而获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 从而实现敌意收购时, 目标公司的原有股东可以将自己持有的股份从公开市场上收回, 对它们设立表决权信托选择可靠的人充当受托人, 从而取得表决权的统一行使以对抗竞争公司的敌意收购;或者就欲发行的新股设立表决权信托, 令自己, 即目标公司的原有股东, 成为该信托的受托人, 而使竞争公司只能获得无表决权的信托证书, 而无法获得新股上的控制权, 从而达到阻止敌意收购, 保护自身股东利益和所属公司之利益的目的。
(四) 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在现代, 大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以成千上万计, 有的股东持有极少的公司的股份, 按照公司法中的资本多数决定原则, 公司的事务大多数情况下为大股东把持, 小股东对公司事务难以发挥影响作用, 给大股东极大的方便去大肆侵犯公司小股东的合法权利, 而小股东苦于没有力量与大股东抗衡, 往往选择“用脚投票”。但是小股东可以利用表决权信托, 彼此联合起来, 聚合众人的力量来对抗大股东,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五) 为相关利益团体, 特别是公司外的利益团体, 影响公司的决策提供方便。
公司的发展一方面影响公司的股东的福利, 另一方面因为经济行为的外部性的存在, 公司的存在和运作, 会对相关利益人的权利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 公司的相关利益人, 主要包括公司的员工、公司的供应商、公司的债权人、公司所在的社区的公众等。近年来公司法学界强调的公司的社会责任, 正是试图矫正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相关利益人的权利的现象。与公司利益相关的团体就可以利用表决权信托的机制, 集中公司的表决权, 在公司中表达自身的意志, 影响公司的决策,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比如可以成立一个表决权信托, 反对公司污染所在社区的环境的投资决策, 或者督促公司在投资污染大的项目时, 加大治理的力度, 建立相关的污染防治设施, 防止发生环境污染。
三、建立我国表决权信托制度的思考
我国虽然引进信托制度较晚, 公司法中也没有股东表决权信托行使的规定, 但我们不能以不存在法律的明文规定或惯例就此判定股东表决权信托违法, 也无法阻止现实中人们对这一法律手段的利用, 股东表决权信托的实例日前已经在我国出现。随着股东表决权信托行使方式的大量运用, 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将更多地面对股东表决权信托行为法律效力的现实问题。对表决权信托问题, 应当通过立法方式加以解决。建立我国的表决权信托制度, 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 针对表决权信托的特性, 在特别法中加以规定。例如, 我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并购法”中就对表决权信托作出了明文规定。当然, 这就意味着表决权信托只能应用于企业并购, 造成的副作用是客观上限制了表决权信托的适用范围。其实, 表决权信托不仅仅限于企业并购。其二, 修正现行《信托法》, 把信托法中的信托标的从财产和财产权利扩大到表决权。这有利于克服“私法”自治及法律解释所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其三, 在《公司法》中对表决权信托作出规定。当然, 这几种立法方式加以综合运用是较好的方法。
参考文献
[1]王莉萍, 柳磊.股权委托管理的法律问题[J].证券法律评论,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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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洪涛.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连接点[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 (6) .
信托制度 篇10
关键词：宣言信托,信托法,信任危机
一、宣言信托制度初探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 是英美法系区别于大陆法系的独具特色的法律产物, 随着信托观念和信托制度的推广普及, 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也吸收、借鉴了信托的制度设计, 结合自身法律特点加以改造, 成为本国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信托制度类型的一种, 宣言信托自产生之初即具有了信托所有的基本特征和功能。
最早设立信托的目的和英国国民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中世纪末期英国王室为了限制教会的势力, 规定修道士禁止拥有任何种类和形式的财产, 这可给教会的捐赠者们带来了麻烦。为了摆脱法律的束缚, 信徒们变相地将土地交给教会邻近地区合适的人使用, 并与受托人约定由修道士享有土地的收益。[]那时还没有“信托”这种说法, 这种为第三人利益而为的委托行为被称为“尤斯制” (即英文Use的谐音) 。发展到后来, 土地的所有权人发现, 利用尤斯制还可以使继承之后的土地效用最大化。土地所有人选择合适的受托人之后, 以“转让”的形式将土地交与受托人管理、使用, 并约定收益由原所有人或者其指定的人享有。这种处置土地的做法, 一方面打破了英国当时只能由长子继承土地的制度, 另一方面经过转让的土地名义上已经不在原所有人的财产范围之内, 继承开始之后, 继承人不再需要缴纳高额的土地继承税就能享有土地收益。
尤斯制在英国的广泛应用导致英国王室的封建税收极大减少, 为了充实个人财富, 恢复土地继承税的征收,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迫使英国议会通过了《1535年用益法》。[]《用益法》并未认定尤斯制违法, 只是明确否认尤斯制中的受托人享有土地的法定所有权, 并将这项权利赋予受益人所有。为了能重新启用尤斯制, 实践中的律师和法官们千方百计寻找《用益法》中的漏洞。后来, 经过衡平法院的判例确认, 受托人负有积极义务的财产托管形式, 被认为与原先的尤斯制有所区别而具有法律上的有效性。当代的信托便由此形成并发展下来。
信托自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希望财产效益最大化的需求, 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信托作为理财工具的作用, 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 信托制度产生出了能够更加便利地处分财产的形式, 宣言信托就是其中一种。1676年, 在英国迅速发展的信托出现了现代分类, 宣言信托也就是在此时被明确认定为一种信托设立方式。[]
宣言信托作为一种更为灵活、便利的信托设立方式, 具有与其他信托种类不同的独特之处:
首先, 在宣言信托中, 信托财产的受托人同时也是信托财产的委托人, 两种身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这也是宣言信托区别于其他信托制度的根本特征。
作为受托人管理运用信托财产的委托人, 必须严格将信托财产与其所拥有的固有财产区分开来, 设立了信托的特定化财产不能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相混淆。
其次, 宣言信托的设立在性质上属于单方法律行为, 只要委托人单方表示出设立宣言信托的意思, 这样的财产委托行为即告成立。与其他的信托设立方式相比, 仅凭委托人单方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便可成立的宣言信托具有更加经济、简便的特点。
综合上述两点来看, 在宣言信托中委托人同时兼具受托人的身份, 因此在设立信托时不会发生信托财产从委托人向受托人转移的现象, 节省了法定所有权的交接手续, 进一步印证了宣言信托无可比拟的简易性、高效性的特征。
二、我国信托立法中宣言信托的缺席
我国《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 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 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 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关于设立信托的方式, 法条第八条要求:“设立信托, 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信托合同、遗嘱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等。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 信托合同签订时, 信托成立。采取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 受托人承诺信托时, 信托成立。”
从法条的明文规定来看, 我国《信托法》并未承认宣言信托的合法性, 在实践中采用宣言信托的设立方式也很难受到保护。我国《信托法》不承认宣言信托的合法性, 究其根源, 还是在于两大法系天差地别的财产归属制度。在英美法系中, 受托人在拥有信托财产的管理使用权时, 并不影响受益人享有获取信托收益的权利, 因为通过一系列的判例, 法院承认受托人和受益人分别享有信托财产的普通法所有权和衡平法所有权。[]两种权利的行使和运行不仅不会产生利益冲突, 反而有助于财产的增值, 对财产效用的最大化有促进作用。
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 一方面没有英美那种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分类, 另一方面我国民法体系中的财产归属制度与英美信托的财产属性规定格格不入, 于是就导致了我国《信托法》不能对宣言信托作出具体规定。首先, 按照对我国现有信托立法的理解, 委托人在生前设立信托的行为属于合同行为, 要使信托生效, 设立方式就必须符合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然而宣言信托即使作为一种口头协议, 也不能满足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要求, 所以立法不承认宣言信托的法定地位也是理所应当的。再者, 信托制度的核心是信托财产, 正统的信托理念认为, 信托财产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统一整体, 它区别于委托人的其他固有财产而独立存在。在宣言信托中, 委托人同时也是受托人, 减少了财产移转手续的同时可能也会导致信托财产与委托人的其他固有财产相混淆,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 进而在财产处分行为中产生纠纷。最后, 如何认定委托人是否充分履行了受托义务也是宣言信托设立后的一大难题。当受托人和委托人不为同一主体时, 委托人和受益人和可以共同监督受托人履行义务的情况, 一旦受托人做出有损受益人权益的行为, 委托人和受益人便有权要求选任新的受托人。但当委托人和受托人合二为一, 监守自盗的情况就防不胜防。
三、宣言信托对完善信托制度的重大意义
我国现有的信托制度设计, 是将英美法的信托制度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创造而成的产物, 只有与我国国情相契合、与我国法律制度相适应的“法律舶来品”才能为我所用, 为我国的法律制度服务。信托的本质就是通过合法的法律行为, 灵活实现各种各样的财产用途的理财工具, 宣言信托凭借其独特的设立方式, 可以看作是最能体现信托制度设立初衷的信托类型之一。
在当前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 宣言信托的设置方式正好可以解决在我国选任受托人的障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经发布的《中国社会研究报告》来看, 我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 已经跌破了60分的信任底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进一步加深, 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人不敢相信陌生人;在各个行业中, 人们对商业、企业的信任度最低。随着“红十字会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等严重影响社会信任度的恶性事件频频被爆出,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而从宣言信托的设立特点来看, 不需要选任受托人就意味着信托安全风险的降低, 可以有效地消除用人不当的不利后果, 从而可以鼓励人们向信托制度投以更多的关注, 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实际运用中来。
目前信托业在我国发展程度有限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国社会当前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 陌生人不可相信, 商业企业更是无信用可言, 在这样的观念下, 以信任为核心要件的信托制度自然得不到发展。建立宣言信托制度, 可以有效地避开我国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 一方面拓宽了国民理财增值的渠道, 另一方面对我国信托行业的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宣言信托制度在我国法律环境下有可能遇到的障碍, 都可以制定出相应的解决办法。首先, 即使委托人兼有受托人的身份, 宣言信托中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也可以得到保障, 通过较为安全、可靠的财产公示登记制度, 即使没有发生信托财产的移转, 经过登记公示的信托财产也很容易和委托人的其他财产区分开来, 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信托财产独立性不受影响。其次, 受托义务履行不当并不会因为受托人是由委托人转化而来就变得更加严重, 如果受托人确实存在损害受益人合法权益的财产处分行为, 受益人完全可以自己举证证明并要求更换受托人, 或者我国立法也可以采取设立第三人作为监察机关的制度, 这样对于督促受托人履行职责更加系统化、规范化。
总而言之, 信托是能够充分反映现代商事活动要求的财产管理方法, 而宣言信托作为一种设立方式独特的信托类型, 更能体现信托制度经济、灵活的特点。充分研究宣言信托的独特性, 并早日将其纳入我国修订后的《信托法》中, 不仅有利于我国信托法律制度的完善, 也对我国信托行业的蓬勃发展意义深远, 对我国商事活动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影响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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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制度 篇11
其中，投资者较为关注的集合信托产品预期收益同样保持平稳，平均收益维持在9%左右。但不同信托公司呈现出较大差异，平均预期年收益率最高的北京信托，达到10.35%，和年收益率最低的重庆信托（5.83%）相比，相差4.52个百分点。
预期收益差距悬殊
集合信托直接面对投资者，相对于信托公司其他业务社会影响较大。投资者在关心产品安全性的同时，收益也是其重要考量标准。
用益信托网数据显示，上半年从各信托公司集合产品预期收益率看，呈现较大差异，6家信托公司平均预期收益率超过10%，29家信托公司平均预期收益率在9%～10%之间，17家信托公司平均预期收益率在8%～9%之间，6家信托公司平均预期收益率在8%以下。
其中，收益率最高的是北京信托，今年上半年发行信托产品70个，募集规模达231.21亿元，平均收益率达10.35%。收益率最低的是重庆信托，同期发行产品73个，募集规模达534.09亿元，平均收益率为5.83%，二者之间相差4.52个百分点。
对于收益差距悬殊的原因，帅国让分析，从具体项目来看，北京信托发行的固定收益类产品投向领域大多是房地产、基础产业，期限大致在两年，而重庆信托发行的产品投向是金融领域，期限相对较短，大致在两个月到一年之间。
“不同类型产品的收益不同，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期限，产品期限越长，收益率则越高。”帅国让表示，期限不同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此外，信托公司在项目类型、资金渠道等方面的差异性更多时候是由股东资源禀赋决定的。比如，北京信托前三位股东分别是出资比例34.3%的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19.99%的威益投资有限公司和14.29%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油分公司。股东背景决定其在实业投资领域方面更具优势，集合信托产品也更多地集中在基础建设、房地产等较长期限投资领域。
而去年的业绩“黑马”重庆信托前三位股东分别是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上海淮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另外，重庆信托分别持有重庆三峡银行34.79%的股权，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24.99%的股权，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49%的股权，同时还持股西南证券。对于投资其他金融机构股权的策略，重庆信托在同行业中十分罕见。
深谙资本运作之道，重庆信托在集合信托上自然也是借助上下游资源“另辟蹊径”。恰逢上半年A股市场的有利局面，重庆信托更加热衷发行证券类信托产品。
证券投资类产品成主力
不仅是重庆信托，上半年多数信托公司迎合市场需求，加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等领域的资金投放。
用益信托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集合信托领域，投向金融领域的信托计划成立规模达2289.47亿元，占比为37.49%，其中绝大部分投向证券市场。而投向房地产、工商企业和基础产业的信托规模分别仅为600.13亿元、343.82亿元和802.45亿元。
另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证券投资类集合信托相比去年同期234.63亿元同比增长342%。平均规模1.68亿元，平均年收益率7.47%。
相比证券投资类信托的火爆，曾经风光无限的地产信托就显得有些落寞。Wind统计，截至6月30日，今年共成立165只房地产集合信托产品，规模258.6亿元，占整个集合信托成立规模8%，相比去年同期594.21亿元同比下降56%。平均规模2.04亿元，平均年收益率9.06%。
但随着6月股市进入大幅调整期，目前，证券投资信托融资效率急速下降。证券投资类产品7月13日—17日当周共成立14款产品，募集资金0.5亿元，占比仅为1.05%。
“除权益投资、贷款及其他投资规模占比有一定幅度的变化外，证券投资类规模占比下降显著，表明在近期股市调整下，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发行放缓。”帅国让表示。
下半年或将小幅回落
今年以来，为降低融资成本，央行三次降低基准利率、释放流动性，但是在银行理财、信托融资成本方面并没有呈现显著的政策效果。相比较而言，非证券投资类信托预期收益率依然在8%～10%区间内运行，相比较2008年至2010年的6%～8%的预期收益率，并没有明显的下行态势。
一位信托从业者认为，此前理财产品竞争日趋剧烈，除了股市分流投资资金外，公募基金、P2P等高收益率理财产品对信托的冲击也较大，信托维持自身市场销售地位，仍需要给予投资者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品收益率。
“未来货币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宽松，公募基金、P2P等高收益理财产品将不可长久持续，整个市场的融资成本会有所下降。”该从业者表示，下半年集合产品收益会有一定幅度的下滑，但信托公司对产品在尽职调查、产品设计、风险控制、风险处置方面相对较强，在理财产品领域仍然有较强优势。
信托制度 篇12
一、受托人制度的窘境
(一) 受托人的地位模糊不定
《信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 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 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仔细思考, 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回避受托人地位的一种委婉用语。以此条之规定, 委托人在设立信托之时只是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而非“转移给”或者“处分给”受托人, 因此, 信托设立后受托人是否能够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就成了信托法律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学者普遍观认为, 受托人权利的来源可以借用传统民法的委托代理关系加以论证。诚然, 通过对《合同法》第396规定的委托合同和《信托法》第2条规定的信托进行横向比较, 我们可以推导出, 委托合同是受托人和委托人之间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因, 信托和委托代理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很多情况下从法律关系的外表已经无法识别。
但是,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 信托与代理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性质上来讲, 委托代理来自于被代理人的授权, 本人和代理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 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对方是本人。而在信托关系中, 信托通常是在受托人接受让与人转移的财产, 并且允诺将按照委托人的要求管理信托财产而设立。故而, 受托人和让与人 (委托人) 之间形成合同关系, 受托方的相对方是让与人, 但是受托人却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 也即受托人需要对受益人履行义务, 由于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 一旦受托人未按照要求而为信托行为, 受托人也不会对受益人产生合同法层面的违约责任。
故而, 如上所述, 由于不承认双重所有权制度, 套用传统民法的委托代理理论已无法论证受托人权利来源的正当性, 使得受托人以何种身份去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问题始终无法明确化。
(二) 受托人信义义务具体规定的缺失
学者普遍认为我国信托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等同于英美法中的信义义务, 因为从功能上来讲, 二者都是对法律滞后性的有益补充, 都是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结合为一体, 兼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 都使得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更加具有弹性。
然而, 笔者认为, 诚实信用原则和信义义务在实践中还是存有差异。诚实信用原则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善意诉讼, 是规制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行为的帝王条款;而信义义务则来源于衡平法, 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比, 它的适用范围更窄, 内容较为明确。诚实信用原则既可能是指双方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显失公平标准、善意标准, 是一个富有弹性而有待于依据特定情形予以确定具体含义的概念, 而信义义务除了要求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使权利外, 还要求以最大谨慎作为判断其行为是否符合要求的标准, 故而这种义务应该排除显失公平标准和善意标准。
(三) 受托人资格负面清单制度缺失
对商事主体资格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商事交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信托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这是对受托人积极资格的规定, 但是《信托法》缺乏对受托人消极资格的规定。鉴于信托的独特架构, 信托受托人以所有权人 (或者无权代理人) 的身份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 道德风险更为巨大, 片面规定受托人的消极资格对于削弱受托人道德风险作用不大。
二、受托人角色窘境的完善
如上所述, 我国《信托法》对于受托人制度虽有较为专门规定, 但这些规定仍有缺失, 主要体现为受托人地位的矛盾、受托人信义义务、受托人资格负面清单制度的缺失等方面。笔者认为, 完善受托人制度可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地位
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地位, 可以圆满的解决传统民事委托代理理论无法论证缘何在仅有受托人和委托人的代理合同情况下, 受托人需要对受益人履行义务的问题。
首先, 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和我国《物权法》所规定的一物一权原则丝毫不会产生冲突。从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本质意图来看, 除了自益信托外, 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就是不希望受益人直接享有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而且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所有权效力的关注和一般物权所有权人对物权效力的关注的迥异, 受益人更关注受托人通过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而给受益人带来财产保值增值的空间, 受益人只会在受托人未按照约定而为信托行为之时才会考虑所有权的效力。
次之, 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和受益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最终所有权不会矛盾。笔者认为, 《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在转移给受托人之时, 信托方的设立, 如若承认受托人的所有权主体地位, 则应该将其享有权的内容予以细化, 承认受托人拥有对信托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乍看之下, 受托人拥有的所有权的外在形式和《物权法》规定的所有权的内容完全一致, 但诚非如此。这里承认的是受托人的“收益”而非“受益”, 因为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所得收益可以解释为《物权法》上的孳息, 归于原物所有权人也即受益人享有, 故而此时不会动摇深入人心的受益人单一所有权制度。
最后, 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可以解释受托人对受益人履行义务依据缺失的问题。受益人是信托财产的最终所有人, 享有对受托人的或者其他与信托有关的第三人的救济权, 受托人因为承诺而接受信托财产而成为受托人, 也就负有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行为的义务。
(二) 增设具有可操作性的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规定
鉴于《信托法》第25条第2款规定的忠实义务和谨慎义的规定过于粗陋, 而且即使可以套用诚实信用原则依旧无法具体判定受托人行为的合理性。笔者认为, 可以逐步借鉴英美法中有关受托人是否如实履行信义义务的判断标准, 如显失公平标准、善意标准、被信任者标准等。同时可以根据成文法的特点, 采取正面列举加概括式的形式规定信义义务的具体情形, 如此方能使信义义务发挥评判的实效。
(三) 建立受托人资格的负面清单制度
鉴于信托受托人在实施信托行为之时的道德风险之大, 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的规定, 增设受托人消极资格的规定, 如规定自然人负有较大数额的个人债务且到期未偿还或者法人被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申请破产、有严重违法行为的不得担任受托人, 如此双管齐下, 方能确保在前端对受托人的道德风险予以筛选控制。
三、结语
信托制度中受托人制度关系信托的兴衰成败, 对于受托人的角色而言, 不应该囿于大陆法系一物一权原则的束缚, 本能的认为承认受托人的所有权地位会招致该原则冲突, 窥其内在, 承认受托人的所有权地位是对一物一权原则的有益补充, 可以更加完整的论证受托人权利来源的正当性。此外, 增设受托人的信义义务和受托人消极资格的规定, 也是防范受托人道德风险的的必要举措。
摘要：信托架构和运行的灵活性, 决定了受托人具有天然的信息垄断优势。我国信托法由于采用绝对所有权制度, 使得受托人地位始终无法得到明确, 并且缺乏对受托人消极资格的规定, 受托人的道德风险规制机制缺乏。笔者认为, 破解这一窘境的良策在于有限度的承认双重所有权制度, 同时完善受托人任职资格的负面清单规定, 强化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受托人,信托财产,信义义务,负面清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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