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信托（共5篇）
消费信托 篇1
1 研究背景
1.1 中国老龄化困境
长期以来, 出于我国“养儿防老”的文化根基, 家庭养老一直以来都扮演着主要角色, 然而,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问题的显现, 家庭规模逐渐趋于小型化, 加之青年人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剧, 导致家庭养老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要。
与此同时, 伴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膨胀, 财政在养老支出上的巨大压力, 在另一方面造成了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尽合理, 推动政策养老向产业养老转变迫在眉睫。
1.2 消费信托
所谓“消费信托”, 即“理财+消费”, 是为消费而进行的投资理财, 消费信托产品兼具金融属性与消费品属性。信托公司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 以具体的消费权益替代金融产品资金收益, 投资者购买信托产品, 在收回本金基础上获得消费权益, 直接连接投资者和提供消费产品的产业方, 从而将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和消费需求整合起来, 达到促进消费、投资理财的目的。
消费信托自产生以来快速涵盖旅游、珠宝、汽车、家电、影视等诸多领域, 这让我们在“信托”这一金融工具中看到了无限可能, 如今中国陷入老龄化深潭, 我们不禁设想能否通过扩大“消费信托”的覆盖面, 让“消费信托”结合“养老服务”, 为财政养老转向产业养老开辟新的方向。如此, 金融工具就不仅局限于资金的保值增值, 同时也致力于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
1.3 普惠金融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 “普惠金融”第一次正式写入党的决议, 目的是降低投资门槛, 使最为广泛的大众能及时有效的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让我国的金融体系向一个更平等、开放、便利、大众化的方向迈进。
基于这一背景, “养老服务型消费信托”设想的提出, 一方面设计出较低投资门槛的产品;另一方面, 体现出对“普惠金融”的理解不应仅限于低门槛, 更应向金融能够涉猎的范围进行延伸, 关键是“金融工具”能否解决大众正在面临的社会问题。
2 研究内容
2.1 产品理念及模式设计
2.1.1 养老服务型消费信托
“养老服务型消费信托”总体而言涉及三方当事人——养老服务机构、信托机构和投资者。在产品供应方, 由信托机构与服务机构进行合作, 信托机构吸纳投资人资金进行投资, 而这部分投资收益中银行同期利率的部分作为投资收益返还投资者, 而超出银行同期利率部分则作为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报酬以及信托机构的收益;在产品购买方, 投资者购买产品, 获得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 资金到期收回本金和符合同期银行利率的利息。
2.1.2 服务设计
我们团队将消费信托与养老需求相结合, 针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身体状况老人的需求, 对养老服务进行设计, 服务根据不同类型可分为基础型、健康型、高端享受型。基础层面, 受益老人可配套免费或超低折扣养老机构入住权益、家政公司上门服务;健康层面, 受益老人可享受心理咨询师、健康咨询师、营养师咨询服务;高端享受层面, 包含夕阳游、景区度假等权益。
2.1.3 购买者年龄分层
基于资金的时间价值考虑, 我们以60岁作为享受养老服务的年龄起点, 在60岁前和60岁后购买产品享受不同的收益水平, 简单来讲, 投资时间越长, 收益越高, 那么越早购买产品, 享受服务的价值和质量也就越高。 (假设20岁~30岁投资, 享受服务价值M;30岁~40岁投资, 享受服务价值N;40岁~50岁投资, 享受服务价值X;50岁~60岁投资, 产品价值Y。则M>N>X>Y)
2.1.4 互联网平台设计
自2013年起, 互联网就开始与金融领域发生联系, 科技巨头们开始了互联网金融战略的布局, 余额宝、理财通无一不是互联网金融战略的卓越成果, 市场上有关互联网金融的探讨与创新也在不断增加。
在互联网的全民时代, “互联网+金融”已经不是新鲜事。秉持“互联网+”理念, 信托机构可联合养老服务机构开发“养老服务信托平台”, 将其延伸到线上移动终端。拥有独特消费服务需求的投资者线上购买信托产品, 线下享受由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配套养老服务, 如此实现由信托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和投资者共同搭建的互动平台。
2.2 可行性调查
提出方案后, 我们又进一步在养老服务型消费信托的基础上, 进行了项目的可行性调查。针对陕西西安地区、宝鸡地区、商洛地区, 20岁~70岁年龄段不同职业的人群进行了抽样调查, 采用实地调查与互联网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调查了不同人群的理财方式及养老状况。
在基于三百人的调查范围内, 低于60岁中有近75%的调查对象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养老担忧, 反映了现有的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养老需求, 因此在子女养老、退休金、政策补助、养老院之外, 我国产业养老还存在很大程度的空缺。
我们需要大众对养老有具体的规划, 更需要在外部为养老服务提供多元的供给方案, 因而, 养老服务型消费信托的提出对于大众而言未尝不是一个选择。在市场接受度方面, 调查显示有80.65%的人愿意了解和尝试以具体的服务返还代替利息返还的金融产品, 可以发现, 养老服务型消费信托存在一定的可推广性。
3 结语
我们要看到, 养老服务型消费信托提出和推广在我国具有广阔的空间, 需要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们需要让这一解决途径在促进养老从政府层面向产业层面的转型展现其应有的价值。
摘要：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其基数大、发展快的特点成为了当下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之一, 这同时也对我国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 因而, 促进政策养老向产业养老转变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而“消费信托”作为近年来产生的一种新型金融工具, 以其“消费+信托”模式备受瞩目。本文拟融合“消费信托”理念, 提出“养老服务型消费信托”设想, 以养老服务替代具体的“消费品”, 结合金融互联网化的趋势, 提出建设养老服务型消费信托平台的设想, 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型消费信托的影响力。以期希望通过“金融产业+养老产业”的模式, 为政策养老向产业养老提供新方向。
关键词：老龄化,产业养老,养老服务型消费信托,金融互联网化
参考文献
[1]张继胜.“消费信托”的交易结构设想[J].特区经济, 2014 (7) .
[2]周心莲.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消费信托的发展浅析[J].北方经贸, 2015 (8) .
[3]尹龙.把脉中国养老——养老产业的短板之殇[J].经济导刊, 2015 (6) .
[4]董禹, 秦岭.信托产品创新——以消费信托为例[J].武汉金融, 2014 (11) .
[5]尹隆.老龄化挑战下的养老信托职能和发展对策研究[J].西南金融, 2014 (1) .
[6]郑则鹏, 邓慧博.养老信托业务的国际比较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 2012 (10) .
消费信托 篇2
关键词：公益信托,慈善信托,构建
近年来关于“善款不善用”以及“诈捐”之类报道屡见于报端, 人们对于各种慈善类机构的信心下降, 捐赠的积极性降低。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除督促这些慈善机构完善自身体制及加强对其监督外, 我们需要在完善制度方面下功夫, 可以利用信托方式来规范目前的“慈善捐赠”, 从而使其更好的发挥作用。
一、公益信托的界定
我国信托法对于公益信托并没有一个概括性的表述, 而是在第六十条中采取了列举式的阐述。仅说明为七大类目的公共利益的是为信托。定义方面, 我国学者对公益信托也有比较简单的阐述, 即“公益信托就是指为公益目的而设立的信托[1]”。
大陆法系国家中“公益”指那些有利于公众或社区的任何事或任何行为。日本《信托法》对于公益信托的定义较为典型, 日本信托法认为公益信托为“以祭祀、宗教、慈善事业、学术、技艺以及其他以公益为目的的信托”。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中对公益信托的理解与英美法系的慈善信托相对应, 我国很多学者也以信托的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为分类标准, 划分为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两种[2]。也有学者认为, 二者不可混同, 公益信托具更广泛的内涵, 包含了慈善信托与非慈善信托。那么, 何为慈善信托?慈善信托与公益信托是何种关系?
二、慈善信托的界定
慈善信托, 在英美法系其表述为charitable benefit, 在我国很多时候表述为公益信托。美国《信托法重述 (第2版) 》第348条规定“公益信托是涉及财产的一种信赖关系, 这种信赖关系是设立该信托的一种结果, 并且由持有该财产并负有衡平法上义务的人为公益目的而处理该财产。”[1]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 “公益”一词是指有利于公众或社区的任何事或行为。而“慈善”一词却是指对人的关怀、慷慨而富有同情心。由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认为具有公共利益的慈善信托是公益信托的一种。
而在英美法系当中, 为公共利益的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只是慈善信托众多分类中的一种。并不是所有的慈善信托都必须要满足为公众谋利的条件。如在英国和澳大利亚, 解除贫困的信托, 并不需要必须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 在法律上也是公益信托。但在美国, 即使是为解除贫困而设立的信托, 也必须要具备社会公益性的特征。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慈善信托和公益信托何者外延更大, 谁包含了谁的认识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 人们都认为公益信托与慈善信托之间存在着关系。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 “慈善”和“公共”都不是一回事。慈善具内在性, 公益具外在性;人们主观上的“慈善”表现形式多样, “公益”则多为外化了的表现。笔者以为, 这与各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我国规定了公益信托, 《信托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公益信托的范围来看, 其内容均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而结合传统观念中公益与私益的划分, 笔者以为, 在我国单纯将公益信托规定为公益信托是不无道理的。或许我们可将其他的一些具有慈善性质的信托仅仅看作是那些信托的“个性”是“慈善”。
三、公益信托的目的
公益信托的目的, 简单说来就是为了公共利益, 但其也可以具体进行一下阐述和划分。
(一) 信托的目的具有公益性
公益信托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公益性, 因此, 公益是信托的首要目的, 这也是公益信托最基本的特征。要设立有效的公益信托, 其信托目的必须是法律认可的, 在我国可以根据我国《信托法》第六十条推出其范围, 尤其最后一款明确提出“公益”二字。
(二) 必须是为了现实存在的完全的公益目的
公益信托的这一特点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 即:现实存在性和完全性。
所谓现实存在, 是指公益信托的设立必须能够确实造福社会, 它的作用应该是客观存在并且可以感受的到的, 不能仅仅是设立人的主观感觉而已。一项信托若非为客观、实际的公共利益, 即使它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公共利益也不能够认定其为公益信托。
信托的目的的完全公益性, 主要是针对那么目前不止一项的公益信托而言的。即委托人在出资设立公益信托的时候, 如果所指定的目的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则要求其指定的每个目的都必须具有公益性, 否则就不能成立一个公益信托。我国《信托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公益信托的目的, 明确规定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不得用于非公益目的。这就表明公益信托的目的是具有完全公益性的。
四、我国公益信托现状及制度完善建议
我国的信托制度诞生于20世纪初, 但其真正发展开始于改革开放, 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78年, 改革初期, 百废待兴, 许多地区和部门对建设资金产生大量需求, 为适应社会需要, 1979年10月我国第一家顶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诞生了。1980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回复和开办了信托业务。至今信托业经历五次全国性的清理整顿。2001年4月28日颁布的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结束了中国信托行业无法可依的局面。但自从1988年国务院发布《基金会管理办法》以来, 基金会在中国运作的“轰轰烈烈”, 公益信托在我国并未于公益事业舞台上扮演本属于资金的重要角色, 这与公益信托因其独有的制度优势在英国、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普遍应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 是什么造成了如今有法规定却少有实施的局面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 人们对于公益信托的认识不够。由于历史文化的缘故, 当发展公益事业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依赖于政府机关, 即使是自己去做, 也鲜有了解公益信托的, 以至于现在人们大多只知道为了公益事业捐献给各个基金会而不知道寻找公益信托组织并进行公益信托。
其次, 信托法治不够健全。我国的信托法虽然已经颁布多年, 2006年也颁布了《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但对公益信托的规定并不是非常的细致, 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操作办法和相关规定。这种情况也使那些有意以公益信托方式从事公益事业的人们没有开展活动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再次, 目前我国公益信托的受托人社会公信度不够, 流程不透明, 捐助者对于捐款流向不清楚, 对捐款乃至公益信托都缺乏信心。许多人甚至采取自己直接单一资助的方式来保证钱能够到特定人的手中而非被人“截留”。
另外, 我国设立公益信托准入门槛较高。我国采取大陆法系的做法, 明确规定设立公益信托应当经过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批准, 未经批准, 不得以公益信托的名义进行活动。而这样的规定在无形中增加了设立难度, 审批程序也较为繁琐。我国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实际上是指依照规定的职权, 分别负责主管涉及公益目的的事业的政府相应部门, 处于没有统一的审批机关的状态。若一项公益信托涉及了并非一个, 而是多个的公益目的, 就需要分别报请不同的主管部门审批。公益目的越广泛, 设立公益信托就越困难。审批人员的行政行为出现盲动性, 其自由裁量权被无限放大。[3]
找到了公益信托在我国“低调”的原因之后, 我们应当怎样做去让公益信托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
首先自然是先让公众了解公益信托, 加大有关公益信托的宣传。目前人们大多只了解国家慈善救助、民间基金会或慈善机构, 对于公益信托的了解不足, 针对这一点进行宣传, 或许会有些成效。但要想真正让人们采取公益信托, 仅仅靠宣传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 我们需要完善立法, 对于公益信托配套的法律法规尽快加以细化和完善。只有有了制度的保障, 实施起来才更让人放心。
再次, 我国信托法中第六十三到第六十八条虽然对于公益信托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规定, 但是对于监管等力度并不是很强, 需要再进一步明确进行规定。
此外, 对于公益信托的门槛可以适当降低, 程序简化, 专门设立独立的审批机关。有人认为我们应参考英美的登记制度来将审批改为事后。审批仅作为是否给予税收优惠以及认可公益地位方面的手段。笔者认为这样也是可行的, 不仅节约了资源, 简化了程序, 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税收的逃避问题。
自1998年大洪水一些企业“言而无信”行为被曝光以来, 人们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捐款等事项的关注一年比一年多, 也一年比一年细致。2010年到2011年间发生的相关事件也不少。人们对于各种慈善机构的信心下降, 捐赠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相信除了督促这些慈善机构完善自身体制以及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之外, 在完善制度方面, 我们可以考虑公益信托, 从而使公益信托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谭振亭.信托法[M].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2]徐孟洲.信托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赵怡博.我国公益信托法律问题研究[D].北方工业大学, 2008.
消费信托 篇3
未取回信托财产是在信托项目清算后, 受益人、委托人或其法定的继承人无法在清算时取回、暂时由受托人代为保管的财产。信托项目清算结束后, 该项目不再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其会计核算主体消失, 理论上相关账户要全部结清。因此对于未取回的信托财产, 只能在受托人——信托公司自有业务的核算体系中反映。
1 对未取回信托财产核算的基本思路
(1) 如果未取回信托财产为货币资金且受益人为自然人, 信托公司可以在银行以受益人的名义开立定活两便存单, 信托公司对该存单进行登记, 纳入表外业务管理。
(2) 如果未取回信托财产为货币资金且收益人为机构, 由信托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开立专户存储, 纳入表内科目核算, 确认为一项应付款项。银行专户开立的原则是按照不同的信托项目单独开立账户, 以便于明确代管期间资金孽生的利息。
(3) 如果未取回信托财产为非货币资金时, 将该信托财产作为信托公司代保管财产进行管理和表外核算, 不反映在信托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
2 未取回信托财产核算的具体方法
未取回信托财产在表内核算的科目主要有“银行存款”、“其他应付款—未取回信托财产”;表外核算的科目主要有“代保管未取回信托财产—xx信托项目”, 并且设置表外代保管未取回信托财产登记簿。
2.1 未取回财产为货币资金时
(1) 收益人为自然人。
信托公司在银行以受益人名义开立定活两便存单后, 以存单登记表外科目:
收入:代保管未取回信托财产—xx信托项目
将存单交给受益人或其继承人时, 保管部门填制代保管物品领取单, 领取人签字后交付, 同时据领取单记录:
付出:代保管未取回信托财产—xx信托项目
(2) 收益人为机构时。
首先信托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在银行开设专户, 将未取回的信托项目专户上的资金转入, 同时撤销信托项目专户。信托公司自有业务根据资金到帐凭证记账如下: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付款—未取回信托财产 (xx信托项目)
收到账户的孽息时, 根据利息单作分录: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付款—未取回信托财产 (xx信托项目)
最后, 受益人或其继承人领取该财产时, 转出交付该专户资金及利息, 根据资金付出凭证作分录:
借:其他应付款—未取回信托财产 (xx信托项目)
贷:银行存款
同时撤销此银行专户。
2.2 未取回信托财产为非货币资金时
当未取回信托财产为非货币资金时, 信托公司要将该信托财产作为表外代保管业务核算, 其实物与单据的流转如下:
首先, 信托业务部门将未交付的信托财产交客户服务部门保管, 保管部门填制代保管物品收据, 作为物品移交部门交出资产的凭据和财务部门登记表外科目的原始凭证。同时财务部门根据收到的代保管物品收据登记表外科目明细帐:
收入:未取回信托财产——xx信托项目
然后, 受益人、委托人或其继承人领取时, 保管部门填制代保管物品领取单, 收受人签字后, 交付信托财产。同时财务部门依据该领取单登记表外账目:
付出:未取回信托财产——xx信托项目
最后, 保管部门每期期末编制代保管物品库存表, 交财务部门核对表外账。年末, 保管部门和财务部门应共同盘点代保管尚未取回信托财产, 确保账实相符。
3 未取回信托财产的披露
期末, 信托公司要对未取回信托财产状况进行披露。表内核算的未取回信托资金通过资产负债表及其附注对外披露;对于表外核算的未取回信托财产, 期末信托公司通过编制表外业务统计表和报表说明进行反映。
参考文献
[1]戴建兵, 倪馨.信托与租赁[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4, (2) .
消费信托 篇4
一、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缺口
根据2011年“两会”公布的计划, 在“十二五”期间, 未来5年保障房建设计划为3600万套, 其中2011—2013年每年建1000万套保障房, 后3年再建1600万套保障房, 使保障房的覆盖率从“十一五”期末的8%提高到“十二五”末的20%, 每年均将面临6000亿~7000亿元的资金压力。根据2011年投资1.3万亿元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推算, 5年总共3600万套房就需要4.7万亿元的建设资金。
可见, 保障性住房作为国家政策导向支持的项目, 由于地方配套资金投入不足存在巨大的融资需求, 且该类项目的销售对象及回款均较稳定, 故信托业务可以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必要的支持。保障性住房融资可以成为房地产信托业务的新亮点。各类房地产企业在开展房地产信托业务时, 会介入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 这样既贯彻落实了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方针, 有利于树立各信托公司支持民生工程建设的社会责任形象;同时, 又为保障房建设提供及时有效的融通资金供给。
二、保障性住房信托业务的开展模式
(一) 项目的选取
保障房包括几大类房地产建设项目, 宏观政策重点支持与推进的是公共租赁住房、适度发展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住房建设、加快实施各类棚户区改造以及农村危改。作为信托公司, 在支持保障房建设过程中, 既要体现其在经济金融体系发展中的疏通与促进作用, 又要保障公司的稳健经营与盈利发展的宗旨。在项目的选取过程中, 要秉承安全性与盈利性并存的原则, 可以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为重点的支持项目, 兼顾部分棚户区改造项目。特别是对于中央特别支持的、归属为专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 可以给予特别的关注。
此外, 据各大投行的投研报告分析并结合“十二五”规划建议对加快城镇化问题的突出强调以及就经济、城市发展和地产行业发展三方面的相关政策内容可以总结出房地产区域热点板块: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将形成三个“泛区域城市圈”, 区域中心城市消费升级, 主要强调房地产品质, 周边中小城市将进入快速发展期;以武汉、郑州、长沙为核心的中部城市带和以成都、重庆、西安为核心的西部板块在产业西移和铁路建设的推动下将成为未来5年发展最快的区域。
具体到信托公司个案的发展来说, 除关注上述热点房地产发展区域板块外, 还可利用各公司的区位优势, 优先发展与关注所处地区及周边、有战略合作关系房地产公司的相关保障房建设项目。
资料来源:根据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总结。
(二) 合作“对方”的选取
由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 因此在其发展、规划及融资的过程中, 均会有政府的支持及政策的指引。在信托业务合作“对方”的选取时, 可以充分考虑选取有政府背景或是政府直接支持的项目。首先, 可以选取与政府直接合作的项目, 选取原先有过稳定业务合作关系的地方政府展开业务。其次, 更多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会与地方性融资平台直接结合, 故可以积极开拓通过与地方性融资平台合作的保障性住房项目, 与地方性融资平台合作。同时, 此类业务也不归属为房地产信托业务, 这就避免了需要向银监会上报、等待审批等繁琐的程序。最后, 由于房地产业务风险性相对较高, 对于公司开展低风险性业务的需求来说, 可以选取实力雄厚的开发商为合作伙伴。同时, 特别可以考虑选取旗下拥有房地产公司的综合性经营的集团公司作为合作对象。该类公司不以房地产业务为主业, 而是拥有长产业链条的集团公司, 有主业支持房地产业务的发展, 实现了风险的分散化, 同时, 其多业务链条的模式, 也可实现与信托公司建立长期多元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类公司有:招商地产 (招商局集团) 、融科智地 (联想控股) 、海航置业 (海航集团) 、海尔地产 (海尔集团) , 等等。
(三) 业务开展模式的选取
在信托业务开展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资金来源分别开展单一指定信托业务, 以及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具体业务模式可以选取如下方式开展。
1. 模式一:BT回购模式
该模式下, 信托公司兼具开发商与金融机构的双重角色, 既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又承担了开发商的角色, 充分发挥信托公司在资金融通与项目开发方面的综合优势。
具体操作方式为, 信托公司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签订保障性住房BT协议, 由信托公司发行保障性住房BT项目资金信托计划, 募集民间资金专项用于政府指定的保障房项目建设, 工程交由信托公司指定的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由政府回购 (可以分年度回购) 。
本模式解决了信托公司对信托资金监管以及项目建设风险控制问题, 同时减少了地方政府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支付的建设费用, 大大降低了地方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的综合成本。
2. 模式二:商业配套模式
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项目, 以及配套给予信托公司一块周边土地用于对保障性住房的商业配套, 信托公司直接作为开发商带资对保障性住房项目进行投资, 其投资利润来源于地方政府对保障性住房配套的商业地块项目的销售或营业收入。
具体操作方式为, 信托公司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签订保障性住房投资协议, 由信托公司发行保障性住房投资项目资金信托计划, 募集民间资金专项用于政府指定的保障房项目和配套商业项目的开发及建设。工程由信托公司指定的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在该类信托模式的实际操作中, 为了保障信托计划受益人的利益, 可以引入地方政府对信托公司投资资金的保底措施, 即当保障性住房投资项目的净利润小于信托计划受益人的信托本金和保底利息 (以5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基准) 时, 地方政府应对不足部分予以补足, 保障信托计划投资者的本息安全;相对的, 当信托公司从保障性住房投资项目中获得一定的利润时, 因与地方政府利润分成, 实现地方政府、信托公司、信托计划受益人的三方共赢。
3. 模式三:“股权投资基金+财政担保”模式
地方政府、信托公司以及房地产企业签署三方合作协议, 信托公司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保障性住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并由保障房基金将该资金以股本金形式投资到房地产开发公司, 用于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开发建设, 由信托公司对包括所持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在内的信托基金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 以获取信托基金收益。保障房项目由地方政府出具承诺函, 承诺采取必要措施, 确保保障房项目余房销售回款, 保证信托基金实现退出。
4. 保障房LPFs模式
契约型上市房地产基金 (LPFs) , 是房地产信托投资 (REITs) 中的一种。LPFs是以契约型基金形式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可在交易所上市的基金产品, 由基金管理公司、LPFs基金持有人、托管机构组成, 主要投资于可产生稳定租金收入的房地产, 通过基金管理公司的专业管理实现基金单位的增值。保障房作为政策导向的产品, 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如果信托公司通过合法途径对保障房进行融资建设, 这不仅可以解决保障房的来源问题, 而且可以为信托公司在当下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提供一条新的出路。交易所上市的LPFs作为REITs采用的一种解决流动性的安排, 与保障房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具体的操作模式是:第一步, 政府划定地块, 以公开招标的方式, 按一定的回报率委托开发商建设符合要求的保障房。第二步:保障房竣工通过验收后, 指定SPC (属于REITs中的特殊目的信托公司) 管理建成的保障房。第三步:SPC以受让的房产在证券市场公开募集资金, 成立LPFs, 按招标价格支付开发商建设费用, 溢价部分作为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上缴财政。第四步:SPC委托专业物业管理公司对保障房进行管理, 收取廉租房、政策性租赁房的租金和经适房的出售收入, 作为信托权益的利息收入, 按时支付给相关投资者。
在该模式中, 政府是关键, 只需提供土地, 不再有其他投入, 就可以大规模建设保障房, 虽然失去了卖地收入, 但保障房建成后可以获得合理的溢价部分, 并解决民生问题。开发商只负责开发环节, 通过竞标取得开发权, 按约定收取回报, 也避开了当前资金流动性缺乏、贷款难度高、商品房处于风险高危的不利因素。SPC作为专业信托机构设立保障房LPFs募集资金, 依靠经营保障房获取收益回报投资者, 不仅还原了房产最根本的居住功能, 也回归了资产定价本质。这种保障房LPFs模式对于参与者来说都有一定好处, 形成了一种共赢的局面。
三、小结
保障性住房建设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政策, 且在其计划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缺口巨大, 信托业务作为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对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信托公司要积极支持国家的民生工程建设, 结合自身市场化业务发展的战略需要, 选择恰当的业务开展模式, 投入到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的信托业务当中, 既能保持多元化的业务结构, 突破房地产信托业务的发展瓶颈, 又能体现信托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参考文献
[1].李静静杜静.保障性住房融资中运用REITs的探讨.工程管理学报.2011.2
[2].陈一飞田泽.以政府采购保障房建设促进住宅产业创新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11.2
消费信托 篇5
关键词：所有权归属,信托财产独立性,信托公示
信托财产的独立, 功能在于充分保障信托受益人的权利, 赋予受益人权利超越信托关心内外当事人的优先特性。故, “信托制度的实质是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这要求信托制度设计需要以信托财产独立性为要求和目标那么, 信托财产权属是否必须转移才能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之财产相分离呢?信托公示能否实现信托财产独立性之目的, 信托财产独立性又能否充当必须设计信托公示制度足够的理论依据呢?对于这些问题, 中国《信托法》能给予我们怎样的回答与反思呢?本文将以前述问题为主线, 展开探求。
1 出发点: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以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为必要
在信托起源的英国, 信托财产权利移转至受托人, 是信托法律结构的显著特征, 也被认为是信托获得独立性的重要条件。甚至一些学者简单的将信托财产所有权移转是信托最本质、最核心的特征, 非此, 即不成立信托。那么, 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呢?
1.1 英国法上信托财产所有权移转的重新认识
信托起源于英国, 而在英国法上一以贯之地表现出了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的结构与特征, 这难免让引入英国信托制度的国家的学者, 想当然的认为, 所有权移转, 就是信托的本质, 是信托独立性获得的根本, 非移转所有权, 不为信托。同样性质, 例如法人成员的团体性是我们当初认识西方法人制度时总结概括的核心特征, 然而直到一人公司之出现, 我们认为团体性或者仅仅是一种历史性或者地域性的特征。聚焦到信托问题, 笔者同样认为, 英国法传统上将信托财产权转移设计为信托结构, 更多是出于历史性与地域性的因素, 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 并非信托决定性的核心要素与特征。
至于信托究竟真正起源于罗马法上的信托遗赠, 还是“肇始于英国土地法中的一些硬性规定”, 笔者在此不作赘述。那么, 为什么英国人在创设信托时, 总是把信托财产权利直接转移给受让人呢?对此, 有学者认为以下两项重要原则没有去应该得到充分的注意。
第一, 地产保有原则 (Doctrine of Tenure) 。
土地的持有人以其向其领主提供特定的劳役或服务为代价而持有领主土地的权利。在保有制度下, 不存在对土地的绝对所有, 持有人所持有的土地会因其未适当提供劳役或者对领主不忠而被没收;而领主虽然拥有对持有人的各种权利, 但他不能直接占有或利用土地, 也不能转让持有人持有的土地。伴随着法律变迁, 领主收回权逐渐被限制, 但另一方面, 保有人的继承人对土地的继承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
第二, 地产权原则 (Doctrine of Estate) 。
英国法律从来没有将所有权概念适用于土地, 一贯重视占有 (seisin) 而非所有。seisin下发展出来的两个规则, 即根据权利延续时间的长短对地产权进行区分, 以及允许多人同时在同一土地上享有不同地产权的规则, 很好地处理了在保有基础上的各种地产权的关系。
因此, 我们可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英国普通法下的土地制度中的保有原则使得英国人有了创制信托的动机, 而英国普通法下的地产权原则, 尤其是权利和占有密不可分的规则, 使得英国人在创制信托时, 只能将土地在普通法下的权属移转于受托人, 因为受托人一旦占有了土地, 也就成为了土地权利人故, 英国民族性、地域性的特定原因形成了信托财产所有钱需转移的特征。
1.2 大陆法系对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的三种模式
第一, 规定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受益人, 受托人只行使管理权。例如南非的继承信托中, 遗产的所有权属于继承人, 遗产的管理权则属于遗嘱执行人。第二, 德国和列示敦士登把所有权赋予受托人, 但规定了受托人对受益人的义务。我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也采取了这种模式。第三, 规定信托是一个能享有权利及负有债务的法人, 而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归信托本身, 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典。
据此, 引入信托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并没有机械地照搬“信托财产权属移转”的规定, 至少在实证法层面上,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信托制度而言, 信托财产权属移转并非核心或者决定性特征。
1.3 结论:信托财产权属移转并非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必要素
信托法确认信托财产独立性目的“在于通过禁止将财产运用于与信托无关的事务处理来为信托目的, 即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实现提供法律保障。”换言之, 只有当现实交易对信托财产之处分不符合信托目的, 但是又因不欠缺物权法上所有权之依据而不能通过已有的民法制度来禁止时, 才产生了在信托法上特别的设计一套规则, 以特别禁止该种处分, 其中有效的思路就是设立一套将信托财产与其他所未设立信托的财产相区分的信托财产独立性制度, 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财产所有权归属问题与信托财产独立性理论联系在了一起。回到信托财产独立性之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信托财产转为信托目的实现所用这一点, 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甚至更优的实现手段, 例如信托公示制度的良好构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该目标, 并与信托财产归属移转之规定或者争论无涉。
2 落脚点:信托公示制度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基于前述分析, 我们需要在信托财产归属不转移的情况, 探讨实现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制度设计。这是在此, 信托公示制度也进入了讨论视野和必要。笔者认为, 以下三个问题的探讨是有必要的:
第一, 信托公示能否起到对信托独立性的最佳捍卫;第二, 信托独立性是否为信托公示制度最充分的理论基础;第二, 信托公示, 究竟要公示什么?以及究竟应该怎么公示呢?
2.1 信托公示: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必要守护
2.1.1 衡平法上的解答:不存在信托公示制度
其实, 登记公示不是信托的要件, 因为信托属于衡平法, 而登记制度属于普通法。因为, “信托是隐蔽的 (veiled) , 这是英国法一项基本原则。”那么, 信托不需要公示, 如何才能保障交易安全即善意第三人利益, 如何才能优先实现受益人的权利呢?这样的制度设计, 在我们大陆法系国家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因为, 在英国衡平法上认为, 在财产交易中, 人们更加关注财产之本身, 而非财产之主体为谁, 如果设立信托公示制度则会明显增加多项交易成本:信托公示之成本, 交易相对人搜集信息成本、时间成本等等问题。另一方面, 衡平法上之信托, 将“委托人与受托人之信义义务 (fiduciary duty) 作为核心”, 单凭信托当事人之间的信义义务, 已经足以对抗交易中的第三人, 从而优先实现和保障受益人的权利。
2.1.2 大陆法系中的信托公示:普遍做法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作为信托法继受典型的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 对于信托制度, 均涉及了信托登记制度, 而且“公示效力均采对抗要件主义”。当然,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信托法》只对一些特定的信托财产规定二楼公示方法。这类财产主要限于以下三种: (1) 信托财产属于应当登记的财产权, 如土地、房屋、机动车辆、船舶等; (2) 信托财产属于应当注册的财产权, 如矿业权、渔业权和专利权等; (3) 信托财产若为有价证券, 除办理转移手续外, 应于证券上标明其为信托财产。对于金钱、一般动产、普通债权等其他财产设立信托, 这些国家并和地区没有有规定公示方法。
概言之, 在以成文制定法为特色与司法裁判规则的大陆法系国家, 其信托制度多设计了信托公示制度, 是与其物权法定主义之下物权变动模式相适应的一种做法。其公示制度的构造对于我国信托公示制度的完善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2.2 信托财产独立性:信托公示的充分理论依据
信托财产独立性, 是指“信托一旦有效设立, 则信托财产就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固有财产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种独立的财产整体, 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各方的债权人行使债权均不得及于信托财产。”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被一些学者称为“现代信托制度的灵魂和核心”。那么, “信托财产之‘独立性’ (亦即不得为强制执行标的) 是否与信托公示制度具有绝对之必要关系?对此, 学者大概有以下三种见解, 略作介绍:
第一, 肯定说, 即以应登记或注册制财产权为信托者, 非经信托登记, 不得对抗第三人, 若已经登记或注册, 不得对该信托财产为强制执行, 其具有绝对独立性。第二, 否定说, 即无论信托财产是否应该为信托登记, 受托人之债权人原则上均不得追及信托财产以及享有信托利益的收益人, 就信托财产而言, 其地位优于受托人之一般债权人。第三, 区分否定说, 即仅系以“应”经登记或注册之财产权为规范对象, 此类财产若未经登记或注册者, 即无对世效力, 反之, 若以“非经”登记或注册之财产权为信托这, 未经登记, 仍得对抗第三人。
3 回到中国:信托财产独立与信托公示的特殊问题
3.1 对中国《信托法》的实证解读:权属是否转移
我国《信托法》第2条规定, 本法所称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 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 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 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对于信托财产权属是否移转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信托法》却是采用了“春秋笔法”, 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和统一的答案, 究竟是否转移, 当时立法者以及后来各位学者众说纷纭, 可以说人造了信托法上讨论最热闹的一个命题。笔者认为, 可以大致概括为下:
第一种, 肯定说。该说坚定认为, 信托财产权利已经转移给受托人, 为以信托法起草人周小明等为代表学者主张, 其经典的解读与论证就是对“将财产权委托给”的解构:“委托”+“给”, 其中“给”根据汉语文义解释, 当然蕴含着财产权利转移之意。第二种, 否定说。该说坚定认为, 这是我国信托法与其他国家相比最大的创举与特色, 为南京大学张淳教授等学者主张。其最有力的论据自于我国《信托法》将立法草案中“权利转移给”改为“权利委托给。第三种, 区分说, 或者折中说, 他们认为, 有的信托财产权利权属需要移转, 有的则不需要, 为楼建波等学者主张。例如从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实践类型证明, 在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是需要转移信贷资产权属的, 而在REITS实践中往往不转移作为信托财产之物业权属。故, 楼建波等学者认为, 这种两分的、任意性的规定或许更具有优势。也正如江平教授所言:“《信托法》最终通过时, 这种模糊写法, 没准儿会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3.2 对中国《信托法》上信托公示制度的反思
3.2.1 立法规定的实证解读:模糊不清
中国《信托法》第10条第1款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 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第2款规定, “未依照欠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 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登的, 该信托不产生效力。”本条规定, 被学者公认为我国的“信托登记条款”或者“信托公示条款”。但是, 正如诸多学者所批评, 本条规定太过于笼统概括、“似有似无”的立法方式无疑给司法实践与经济交易带来了诸多障碍与不确定性。
第一, 本条规定信托的登记, 但是对于需要登记的财产范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此处所谓“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财产, 是指这些财产之设立、处分还是其他呢?是指物权变动登记生效要件还是对抗要件还是全部的财产范围呢?这些问题都不清楚。
第二, 将登记作为特定财产信托设立的生效要件。首先, 如果未经登记, 此处信托不生效, 那么, 信托合同是否生效, 还是一概的也不生效呢?其次, 登记义务的主体规定不明确。近而, 对于负有登记义务之主体违反登记义务而最终造成信托未能设立的, 应该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还是缔约过失责任呢?
第三, 疏漏了对于非需要登记之财产设立信托的公示方法。是根本不要进行额外公示程序, 还是按照物权法上对于物权公示方法, 尤其是动产设定信托的, 如何公示, 仅仅占有是否能够实现信托财产独立性目标, 达到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之目的呢?另外, 对于其他诸如信托登记机关、信托登记程序、信托登记机构的责任等等问题, 均没有规定。
3.2.2 对于完善我国信托公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