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通用10篇）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篇1

一、一个性善的人———儒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中关于“人性”的比较

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上不崇教、下不拜物, 而这也正是影响西方哲学思潮的关键之所在。在欧洲漫长的宗教统治时期, 理想的人格是全智全能、尽善尽美的基督耶稣, 这个完美的典型人格是对现实的人的价值和现实生活的意义的一种否定, 它把人的完善置于世界的彼岸, 带着原罪出身的人只能通过积善才能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和对生命的救赎。人们耗尽一生的精力也不过是跪在上帝面前的罪人。因此, 在文艺复兴时期, 一些哲学家面对现实的困惑, 想寻求另外一种力量探索人性和世界, 他们从东方文明, 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找到了“人本思想”, 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中国儒家思想对西方哲学思潮的又一次影响出现在现代工业革命之后, 以美国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出现了一系列的精神危机, 如道德堕落、精神空虚、极度拜物等, 严重威胁社会的发展, 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再次从中国儒家文化中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美国的人本主义可能也深受此影响。不可否认的是,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中国儒家文化关于人性的探讨很多都不谋而合。

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 孔子是其创立者, 创建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 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 理论取向是现实的人文关怀[1]。人本心理学家也非常重视人性的研究, 把人性置于心理学研究的核心, 关心人自身的价值和自我实现。马斯洛鲜明地指出人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诞生的两种思想存在许多的差异, 但是他们同时又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我们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说明二者的相似之处。

(一) 和谐的人

儒家文化非常强调和谐, 比如“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德者寿”的身心和谐。强调人际和谐是儒家最重要的文化内涵之一。如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为人际关系的范;以“仁、义、理、智、信”五常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以“仁者爱人, 推己及人”、“己所不欲, 务施于人”为处理人际冲突的方法。儒家将“和”伦理道德化, 使之具有价值评判的意义。

马斯洛提出“协和社会”的观点, 并强调自我实现的人很少会发生自我冲突。他对人与人的爱充满信心, 强调人类之爱是马斯洛心理学的一个特征。

(二) 性善的人

孔子倾向性善, 主张“仁者, 人也”、“我欲仁, 斯仁至矣”。时孟子也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 “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 我固有”, “人皆可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不是肯定每一个人都有现实的善, 而是强调每个人都具有可能善的本性。同样, 马斯洛认为人的无意识的动机是善的、美的, 不是邪恶的, 人类所以有不良的行为, 不是由本性所驱使, 而是因为本性受挫或恶劣的环境条件扭曲了本性。

(三) 理想的人

儒家学者富有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 具有“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的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牺牲精神, 他们以道德为人的根本, 为人最大的善, 追求人的道德完满, 因此, 他们设计理想的人格入世, 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抱负, 体现儒家人格, 追求终极价值目标。马斯洛认为,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可以通过科学地探索价值观来解决几个世纪来一直折磨人类的问题。他说:“似乎有一个人类终极价值, 一个全人类努力争取的目标。”[2]在他看来, 一个人若为了某种理想和价值而全身心地投入时, 就能体验一种内在的幸福感和极大的欢欣, 即所谓的高峰体验。这两种对理想人的认识意味着人需要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探索。

儒家理想人格设计由一个从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层次的系统:君子人格—豪杰人格—圣人人格。马斯洛根据需要的不同的层次, 即由低到高, 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也形成了一个由低到高层次的人格结构。在他看来, 由本性需要驱动人格的实现, 处在需要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满足是实现理想、健康人格的途径。

儒家推崇的人生范型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人。孟子曰:“圣人, 百世之师也, 伯夷柳下惠是也。”马斯洛选择“不断发展的一小部人”, 即在各领域有杰出成就的、自我实现的人, 如爱因斯坦、林肯、罗斯福等作为研究对象。

儒家认为具备理想人格是现实可行的。孟子曰:“服尧之服, 诵尧之言, 行尧之行, 是尧而矣。”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入世进取、建功立业的, 具体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斯洛认为人的活动是主观能动的, 是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通行自我实现的。与马斯洛一样, 罗杰斯假定人有一种朝向自我实现的内在驱动力, 如果人们把这个实现倾向作为生活的参考框架, 他们将很有可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发挥出全部潜能。[3]从这我们可以看出, 是儒家文化和人本主义都认为人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和完善可以达到理想和现实统一。

综上所述, 儒家文化和人本主义心理学都是从人的整体对人进行认识, 具有相同的价值评判标准, 以及相近的理想人格。

二、关系中的自我———儒学和社会建构心理学中关于“自我”的比较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是在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 对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实证主义心理学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心理学理论。主体和客体、分离和对立是现代心理学哲学的基础, 在这样一种对世界的假设前提下, 现代心理学被看成是研究心理和行为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 其研究目的主要是对人的行为和规律的描述、揭示、预测、控制。现代心理学极其推崇理性, 主张个人主义。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则超越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 恢复被现代心理学对象化的“客体”或“他者”的主体身份, 变主客体为“互主体”, 以互主体共同参与的对意义的社会构建过程取代主题对客体的反应过程, 因而研究目的也转为:解放、解释、理解、和谐。[4]因此, 在社会构建论心理学中具有独特结构、自我存在的客观主义的自我观点转变成关系中的自我的建构观, 强调在社会互动构建自我, 以及在不同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列维那斯提出了“超在”的概念, 对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的“自我”观念进行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超在不是简单指存在者对自我的存在的超越, 而是指存在者通过放弃或摆脱自我存在而达到面对他人的境地, 这种放弃和摆脱或分离, 本身指向他人, 就是对异于自我存在的承认和蕴含。[5]

这种和强调主客二分西方传统的“自我”观念相背离的社会构建论心理学的“自我”观在很多方面和中国儒学中的“自我”观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明显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 更多的是强调是一种整体性思维, 把人和自然看成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 同时人的意义和价值也置身于人际关系中来评判和建构。可以说, 中国儒家文化中没有单独的自我, “我”的存在只能从关系中找到各种意义。汪凤炎、郑红在其研究指出, 中国人多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入手来指称“我”, 且任何一个人都只有和另一个人所组成的关系中才能定位。[6]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文化中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原则无不体现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中的解释、理解、和谐与关系主义思维模式。当然, 它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具体地表现在“解放”这一目的性上。建构主义心理学把解放思想放在最基础的地位上,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要求人具有开放性, 能够把所有的知识、理论或者经验当作一种观点对待, 给予平等对话与参与协商的权利。[7]这就需要人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而儒家文化中“关系中的自我”是有条件性和范围设置的。从维系封建伦理建构的五伦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不难看出, 在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建构中价值和道德主要是强调和“我”有关的“熟悉的人”, 而陌生人则不在此列。这也衍生了中国人对待陌生人比较冷漠的传统。而且在这五伦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封建思想正是后现代主义需要批判和解构的话语霸权主义、文化的父权主义。

燕良轼老师指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是有其独特价值的。正是这些独特价值构成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8]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儒家文化对人和自我认识是放置在人际互动中的, 非常重视他者重要的作用。但同时这种自我观和社会建构心理学中那些在不同语境下支离破碎的自我或者是拼盘式的自我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 它是具有自我一致性的、连续的存在, 表现为:和谐的人、性善的人和理想的人。它既克服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中人的个人主义倾向, 又克服了社会建构心理学中人被分裂成碎片的倾向。

中国现代心理学是以西方心理学, 特别是实证主义心理为参照而建立起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心理学。许多心理学者对实证心理学达到迷信和崇拜的地步, 使得偏人文方向心理学被边缘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们要使心理学中国化, 无疑是困难重重。面对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现代心理学危机, 我们应该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心理学, 对中国当代主流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应该进行反思。无疑, 儒学展现的心理学思想为这种反思提供了依据。当然, 这并不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盲目崇信。儒家文化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是可以和当代西方哲学思想进行对话的。西方心理学可以从东方文化中吸取精华, 以克服某些弊端, 像凤凰涅磐一样获得再生。[9]同样, 我们也可从异己文化中吸取精华, 克服我们自己文化的弊端。当然, 这里的异己文化是多元的, 而不是只有实证主义这一种。

摘要：中国传统儒学强调人的能动性, 追求一种理想人格, 重视人际关系中他人的重要性, 体现了人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而这些关怀和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和西方当代两大心理学派——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社会构建论心理学所提出的对人的看法相吻合。本文对此三者关于“人”的认识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儒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人性,自我

参考文献

[1]唐凯麟, 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意义的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马斯洛.动机与人格 (第三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B.R.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四版.

[4][7]杨丽萍.社会构建论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2006.

[5]江怡.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6]汪凤炎, 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5.

[8]燕良轼.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必要性阐释[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1, (09) .

[9]郭斯萍.中国化——我国心理学的挑战与机遇[J].心理学新探索, 2000, (4) .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篇2

黎眩

（兰州大学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不同时期阐述的国家思想进行发挥和完善、在与各种资产阶级国家和权力学说的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思想争论中提出了一系列更具有国际视野的国家观。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对马克思在不同时期阐述的国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概述

从20 世纪50 年代后期以来,在欧洲和美国,国家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在卡诺伊看来,有两个主要原因促成了这种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出现了新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50 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针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社会经济出现的问题对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如何理解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丰富多彩的。从客观上看,这是由于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从理论者主观上说,个人的理论出发点、使用的方法和关注的领域不同,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归纳出国家理论的几个流派。从对国家作用的判断可以区分出“工具主义”国家论、“结构主义”国家论、“调节者”国家论和“制度平台”国家论四类。

“工具主义”国家论是在马克思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观点上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米利班德。他认为国家并不是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间的中立的裁判者,而是一个深深介入其中的不可避免的偏袒者,是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结构主义”国家论是以20 世纪60 年代在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为分析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阿尔都塞和希腊学者普兰查斯。它认为要理解资本主义应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结构而不是人上。只有生产关系即社会阶级才是历史的主体。结构的存在和变化决定了个人的选择和历史的方向。可以区分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种结构,虽然经济结构有最终决定性,但是其他两种结构在一定时期也能成为特定生产方式的支配结构。“调节者”国家论把国家视为调节阶级矛盾、应对社会经济危机的主体,保持相对的自主性,通过缓和各阶级关系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维护了现有的社会结构。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奥菲。“制度平台”国家论在一定程度上与“结构主义”有相似之处,带有明显的制度主义色彩,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杰索普。他认为国家是一系列制度的集合体,为社会各阶层和力量提供了活动和斗争的制度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从关注的领域可以划分为经济学、政治学、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四种国家理论。

比较而言,前三者强调的是从各自关注的领域来理解和解释国家。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与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关系。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理论强调的是国家的阶级本质、统治的方法以及霸权的形成。而第四种理论强调从整体上把握国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复杂的、自我再生产的制度,其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有自己明确的角色,社会关系不仅是阶级关系也是生产关系。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与马克思国家思想的历史渊源

马克思在其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论及国家,即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前后一致的国家理论,因此为不同的理解提供了起点。尽管如此,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依然形成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它有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 国家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不是产生于人类心灵或意志;第二，国家虽然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形象出现的,但不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是生产过程中阶级结构的政治表现;第三，国家是阶级镇压的工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说:“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国家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借助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已经渗透或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和领域。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其著作中已经注意到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作用和前途,并为二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立场、方法和概念,构成了这些理论的基础和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一样,都源于深厚的哲学根基,并从马克思的国家思想中汲取了营养,使其丰富和完善的。例如，就国家的定义来说,马克思不同时期著作所侧重的国家的不同维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成为他们根据具体历史条件定义国家的基础。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基本观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的各个流派,把国家的阶级性质、国家的相对自主、意识形态领导权、国家极权主义统治与顺从的根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矛盾和危机、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体系等问题作为集中探讨的问题,在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中汲取营养,在与各种资产阶级国家和权力学说的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思想争论中发展出了工具主义、结构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理论。

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工具主义的国家观坚持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是资本家进行控制的机器。它集中分析阶级、统治阶级的特点和变化,研究国家政策与统治阶级、国家机构的控制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他的代表是密里本德,他认为资本家、国家官僚、政治领导人、权力精英有共同的政治来源、相同的生活风格和价值观,构成了一个紧密结合的群体,控制着统一的国家政策,利用国家干预支持国内资本在国外的竞争来保证资本家的利益。议会和立法并不掌握真正的权力,政治权力集中于行政机关手中。欧洲共产主义理论本质上也持有工具主义国家观,它认为通过议会斗争获得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征服国家这一工具。

其二，结构主义的国家观集中分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国家机器的关系。普兰查斯结合阶级分化和斗争的问题进一步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性,他强调这种国家的作用并非直接代表阶级利益,而是在政治上维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统一,统治阶级与管理国家权力的阶级不一定是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协调是通过政治机构或管理行政事务实现的,这种协调作用并不直接体现协调者自身的利益,国家通过宪政和组织安排实现了与资产阶级的制度化的分离,保证不同类型资本的共同利益,国家必须中立,这意味着国家内部存在着阶级斗争,并且决定着国家的形式。国家是社会关系的复合体,是阶级斗争力量的凝聚,它相对自主、中立又具有内聚力,其根源在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政治上的无能。普兰查斯从国家相对自主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普遍性和战后自由民主制度内部中央集权主义上升的趋势。

其三，国家极权主义的国家观致力于研究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内在关系,在统治与顺从的框架内来分析法西斯极权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趋向。这一分析是从意识形态的不同角度进行的,具有较大的跨度,展示了国家问题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联系。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多数人都持这种观点,他们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称为国家极权主义。

其四，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克劳、穆菲和吉登斯。拉克劳和穆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宏观政治研究,放弃国家概念。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之间有着很多相同之处,可以将后结构主义思想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反思和改造,以克服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还原论倾向,重建马克思主义,以对当代社会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偶然性作出回答。他们借鉴了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政治思想,把理论视野转移到微观权力领域,以替代以往马克思主义对宏观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和国家问题的关注。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社会领域,存在的只是充满分歧的整个领域,当代的斗争模式已经不能指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去革命愿望的工人阶级了,应该结合来自各个阶层、各种团体和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利益,深化和拓展历史上曾经有着巨大影响的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目标,认同多元反抗,致力于地方化和局部的权力斗争。

四、结论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西方经验和现实为轴心,引入现代西方思想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解释,展开了对西方社会的全面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认识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更生动地展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的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一度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屏弃了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或阶级斗争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二是他们对国家的重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一度抛弃国家概念的西方学术主流,使国家概念重新回到社会科学领域,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而他们对国家的阶级属性的研究也凸显出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肤浅,揭露了社会政治、经济运行中更根本性的问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手段和国家的经济机构并不是中立的,而是不同利益冲突的场所,因而在确保资本积累的条件下具有内在的局限性,并且必然受到阶级斗争和大众民主斗争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研究简述 篇3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拉克福学派；国家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06.059

1法拉克福学派

长久以来法兰克福学派都是学者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例如马尔库塞、阿多诺、霍克海默及哈贝马斯等人的学术成果。为了与做出区分，“晚期资本主义”被法兰克福学派用来指代“自由资本主义”。在其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当中，产生了某些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他们声称应该从根本上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意识形态、阶级意识还有劳动价值这些理论进行修正，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应该开展深入批判。主动进行心理革命，解放人的本能和欲望。确切的说，法兰克福学派并非实际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而是一个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机构。这是因为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所蕴含着一致的理论倾向不同，它的理论体系不尽相同，其代表人物相互间的主张也缺乏彻底性和一贯性。

近年来，依然有许多的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做出极大的关注。其中学者张亮就从“历史”这一角度，对阿多诺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起源做出了细致的梳理，并以这点为基并且础，对他批判的思想开展了重新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至今依旧是学界研究关注的重点。伴随研究的持续深入，哈贝马斯的一些思想，例如有关静神分析理论和他的批判理论、还有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也已经引发国内学者的重视，并在很大程度上能成为将来关注的热点对象。除此之外，在现有的多部关于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上，我们又看到了与哈贝马斯相关的以另一个视角为出发点的著作。即《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书中从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所为何，他怎样重建，以及他重建得如何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了哈贝马斯有关于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和不足。

最近几年，学术界探讨的重点从第二代转移到了第三代，例如维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我们应该看到，第三代学者面对的是有别于早期霍克海默等人的理论环境和社会背景的。要注意的是语言学方向的改变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萌发、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贫乏的消逝、消费社会的到来，还有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制度的不断变化，无一不对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代学者们展现了更大的理论挑战。即便维默尔和霍耐特两人同是哈贝马斯的学生，但他们所继承的哈贝马斯的思想却并不等同。相较而论，霍耐特尝试着自立门户，造就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即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其有着较多的关注。而维默尔则是受到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的更多传承。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依然是他思想的核心目标，依然遵从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总体来说，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在我国国内还只是个开始，需要更深入去探索。我们可以发现，学术界对维默尔的思想目前已有所关注和研究。但对同为第三代的学者霍耐特的思想研究尚还不足。不过因为他的承认理论也已引起了不少关注，相信这一状况有望在较短期间得到改观。

2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它的研究将有重大的意义。时代在不断变化，尤其上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在结构和功能上也因此发生了巨变。在这里必须提到以R·米利班德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们，针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功能和性质展开长期的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针对这一领域做出的有意义的探讨我们有目共睹。因此，对国内学术界而言，加强对“国家理论”的追踪和深入研究刻不容缓。纵观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刚刚起步，仍需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中，南丽军和尹树广对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分析总结，可以看作国内学界对西马“国家理论”的重要代表。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产生的一个影响较大流派之一，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相关领域论文的查阅，我们可以知道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也渐渐兴起。自上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尤其是二战后，随着世界各地经济的飞速发展，伴随而来的生态问题，也已经成为困扰着人们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对生态的关注，时至今日，一定意义上其实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国外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影响最大的学者莫过于奥康纳和福斯特。值得一提的是奥康纳认为自然也同样是生产力。他指出自然不单能够把森林、土地肥力生产出来，还能够使人的感觉的周期地生产出来。我们人类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不能超过自然的周期去进行过度的开发。这样一种观点，不单只适应当时，在此刻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4马克思主义在英国

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必须探讨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英国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中叶，其左翼与右翼争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然而自从阿尔杜塞的解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传人英国以来，争论的问题又多了一部分，既结构主义同历史主义还有其中的一些派别争论。从近年来国内的一切学术研究的情况来看，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充分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是由乔瑞金，师文兵二人所写。这是一篇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英国，其中的发展情况做的梳理与研究。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后涌现了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由此也组成了不同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这些学派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学派因为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上的差异，经常发生争执，最突出的便是汤普森与安德森二人的争执长期不败。导致这种局面是由于，汤普森延续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安德森则是特别注重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式和法国的结构主义方式，而且他将这两种研究方式贯穿到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中。乔瑞金和师文兵二人的出发点在于以上两派差别的学术传统和不同的方法。积极全面的研究两派所争论的关键、本质和目标，也对历史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二者的区别和特点进行对比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二者在其研究领域中都有其独有的侧重点，只是没有排斥相互汲取与参考。英国的历史主义学派不只是只有历史主义方式，同样，在结构主义学派中也不只是只有结构主义方式。总的来说，二者是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只是差别在于他们的关注点不一样。

5结语

如何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 篇4

一、深入发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珍贵的思想遗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不少人比较尊重历史, 重视对思想遗产的深入发掘和对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

本世纪20年代初, 当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结合本国革命实践从事理论探讨时, 第二国际的一些思想家们仍在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 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某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他们蔑视辩证法, 抛弃黑格尔。但是, 德国古典哲学, 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来源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一批代表人物, 为了总结欧洲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遭受挫折的原因, 针对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错误倾向, 就十分重视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入手, 试图恢复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 要求弘扬人的主体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在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 除了继续发掘黑格尔的思想遗产之外, 从更为深远或广泛的角度追溯和探讨了康德、费希特、歌德、孟德斯鸠、卢梭、斯宾诺莎、伽利略、亚里士多德等人对马克思的影响, 侧重于辩证法、人、主体性以及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等方面, 同时涉足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文艺等领域。这就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向度, 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而言, 他们着重发掘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遗产, 特别是那些被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或淡忘了的部分。他们主要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为依据, 要求恢复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辩证法的革命本质, 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原来包含的精华部分, 后来被遗忘和淹没了。因此, 他们要求正本清源, 尽力发掘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本义和内蕴。他们重新提炼和概括了一些重要范畴和方法论原则, 是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研究的。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问题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转型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它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和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索, 形成了它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其基本特点是反对立足于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立场解释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 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的科学实证论解释, 反对用现代西方哲学融合、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和产生的革命意义,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功能。具体而言: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质与独创性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的断裂, 这种断裂体现在哲学思维方式、哲学形态、哲学研究对象、哲学的功能等方面,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这种断裂及其后果。尽管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各异, 但是其共同点则是要求将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建立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 这又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和形态的根本变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和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并非是近代意义的体系哲学, 而应该是超越近代知识论哲学的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他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其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是一个生成过程, 而非理论家单纯逻辑建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哲学史、文化史, 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它生成于对以往的哲学史、文化史的批判, 对现实日常生活的政治批判、经济批判和文化道德价值批判, 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应该充满历史的内容, 同时又离不开和现实的关联。其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具体划分为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人的价值和意义为目的的实践本体论, 和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两个方面的内容。哲学形态和哲学理论体系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哲学研究对象和哲学功能的变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主题和功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 作为现代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但是它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 社会历史地看待和研究自然,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在于历史唯物主义, 相对于近代哲学, 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它的主题是探寻实现人的价值、解放和自由的现实之路。围绕这个主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维度尤为重要。西马主要人物的一系列理论强调的都是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 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之间保持平衡和张力的问题。

面对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结论, 也没有固守某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 结合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西方哲学文化传统, 提出了一系列关乎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 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与时代之间的关联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与理论体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与主题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也正是当前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问题,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问题的论述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 认真思考人类的发展趋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一种开放的体系。他们不受某种固定结构、范畴框架的束缚, 在面向现实、注视科学发展、吸取当代西方哲学成果的同时, 往往以敏锐的眼光展望未来。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些派别就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性的问题, 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问题”等等。运用总体性思想, 他们进一步要求把本国、本民族的现实生活问题与人类全球性的问题、人类未来的问题联系起来探究。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大动向是逐渐恢复了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也表现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关注, 促进了本世纪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卢卡奇在1971年出版的《社会存在本体论》, 意味着一种新的开端。这部著作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相比较, 有很大的转变, 比如肯定了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但其中的基本思想, 仍然是试图回到早年马克思的传统和道路上去, 以社会实践, 特别是以劳动为基础, 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本体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造和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先声。

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的思想, 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 他曾经对卢卡奇的思想发生过重大影响。布洛赫的思想富于思辨和独创性, 也许可以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学的一位开创者。布洛赫主张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主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 把主、客体的辩证同一看做一个向前敞开的动态过程, 从而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一种“开放体系”, 它的特点就是把未来作为思考的基础和中心, 而不是像传统哲学那样一味地“回忆”过去或拘泥于现在。他还在哲学中引入“希望” (hope) 的概念。他所主张的开放的体系, 正是建立在对未来的希望的基础上的。他的理论探讨, 正是要求以“开放体系”的新哲学为出发点, 来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伦理学、美学以及宗教学说。显然, 布洛赫所设想的这种哲学体系, 是一种向各方面敞开、积极地展望未来、并且充满着希望的哲学, 它是一种善于吸取人类知识的各种有益成果、具有生机与活力、永远向前发展的哲学。布洛赫的观点和主张, 尽管包含某些空想甚至神秘的色彩和成分, 但就其基本倾向看, 他的开创性的思考和探究, 可以说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望未来的积极思考, 对于我们当前理论体系中某些僵化孤立的结构和观念, 对于我们社会实践中的某些急功近利的思考和政策, 应当是有冲击作用的;对于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和理论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台北:台湾光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99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篇5

李新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篇6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佩里·安德森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世代特点”和“地区特点”两个方面来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此,所谓“世代特点”,是指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人物继承的历史性,他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继承人;列宁、卢森堡、西法亭、托洛茨基、鲍威尔、普列奥勃任拉斯基、布哈林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第二代继承人;卢卡奇、科尔什、葛兰西、毫克海默尔、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勒肥弗尔、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等人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代人。其中第一、第二代理论继承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所谓的“地区特点”是指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家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紧接着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之后接连出现的两代理论家中,所有重要人物实际上都来自东欧或者中东欧,即使在德意志帝国内部,也是维也纳和布拉格而不是柏林为第二国际输送了主要的杰出人物”;而在第三代人中,除卢卡奇和他的学生戈德曼以外都来自更远的西部。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佩里·安德森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代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根本的特点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佩里·安德森在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时,首先就指出了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他认为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转变的历史是长期而复杂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就已经开始,并与早期的传统的衰落交织在一起”。

佩里安德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划分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尽管“在大战前几十年间,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比前一期实现了更为紧密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是当时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他们本国政党的实践相结合,并没有使他们地方化或者使他们相互隔离”,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战前居于统治地位的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内部(而不是这些队伍之间)迅速出现分裂”。

尽管列宁根据新的形势创立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并最终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然而在1924年初,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内取得胜利,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托洛斯基、梁赞诺夫、布哈林、普列奥勃任拉斯基等或被驱逐或遭暗杀,斯大林主义兴起。因此,佩里安德森说,“在世界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方面最先进的这个国家,曾经以其理论家的为数众多和充满活力而超越整个欧洲,在十年之内却以沦为半开化的一潭死水,令人生畏的只是其势力巨大的检查制度和生硬无比的宣传而已”。

在这个灾难性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欧地带的命运如何呢?李维汉指出,“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刚在俄国以外的地方得到传播,就被第三国际的斯大林化所瘫痪,第三国际不断使得它下属各党的政策服从于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第三国际以外的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政党自然也不会为应用或推广列宁主义作任何贡献。因此,在这一地区群众性工人阶级组织的范围内,两次大战之间实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限于经济分析,它遵循的路线之间来自战前的大辩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主义吞没了整个欧洲,欧洲大陆上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时代才宣告结束。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内外因分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邮寄统一,他们在各自所属的东欧和中欧党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祈祷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但从1918年到1868年这半个世纪里,理论与实践越来越脱离”,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理论与实践才最终脱离。而该理论与实践的割裂是在巨大的历史压力下缓慢发生的,主要表现在:

1、第三代理论家与政治实践相脱离

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代理论家中,卢卡奇、科尔什、葛兰西本身都是各自党内主要的政治领导人,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可以说他们的理论是和当时的革命背景紧密相联的。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在西方共产党内推行斯大林化运动,这使得卢卡奇不断地作自我批评,最终流亡于苏联;科尔施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而被开除出党,并流亡于美国;葛兰西被意大利法西斯关进监狱并最终病逝,这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群众运动的联系中断,而不得不用一种密码式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而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则完全同政治相脱离,而成为一个专门致力于工人运动传统问题研究的学术中心。

在法国,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有了较大的影响,由于法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化运动保持着一致,致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著作受到了严格的政治限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党内的知识分子开始营造新的理论,阿尔都塞是其中著名的代表。当时的理论家和他们的党达成了一个默契:只要不怎么触动他们的理论著作,他们就不对政治问题发表评论。

在意大利,一方面由于意大利具有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因此,斯大林化运动所造成的文化压制在意共受到了更大程度的抵制,因此在意共党内允许有某些思想自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对葛兰西的理论遗产加以神圣化,使之变成党内正统思想的偶像,而他的实际著作却被篡改或被忽略,以至战后二十年意共都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葛兰西的认真评论,这种把自拉布里奥拉到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教条化、神话的结果是出现了德拉·奥尔佩学派的“科学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们的理论与意共流行的正统观念相违背,这导致了意共对该学派的批判,该学派的年轻一代科莱蒂由此脱离了意共。

2、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盛行

在纳粹主义取胜以前,德国是在俄国以外拥有一个强大共产党的唯一的主要欧洲国家,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这个深刻的变化最初是在德国表现出来的,地点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佩里安德森指出,像这样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成立一个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中心,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及其继承人在组织机构和政治实践上的脱离。尽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格林贝格在就任该所所长的演说中特别告诫它不能变成达官贵人的学院,但是1930年豪克海默尔在继任该所所长时的就职演讲中,表示不再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来考虑,而转向以经验调查作补充来发展“社会哲学”。纳粹主义在德国取胜以后,该所被迫迁往美国,隶属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这就使得它“转移到一个连形式上从事社会主义事业或具有任何实质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巨大工人阶级运动也不复存在的政治环境”,为了适应当地的学术氛围或集体感情,该研究所在实际上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

在欧洲,由于法西斯主义的盛行,卢卡奇和科尔什都被迫流亡国外,而葛兰西也被墨索里尼下令逮捕,在监狱中度过了可怕的九年之后溘然长逝;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也因为纳粹主义的取胜而被迫流亡美国;在法国直到1928年才出现了第一批对马克思主义真正感兴趣的青年知识分子,如尼藏、勒菲弗尔、波利策、古特曼和弗里德曼等,他们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是由于从一开始他们的理论著作就受到严格的政治限制,所以在这个时期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在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做的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等方面非常有限,新的理论著作因党内控制严格而收到极大的压制,加之在二战结束以后,冷战期间法共深受苏联日丹诺主义的影响,最终法国党内达成了一个默契:“只要不怎么触动他们的理论著作,他们就对政治问题不加评论”。

因此,佩里安德森指出,正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联合侵袭,破坏了与西方无产阶级群众实践相结合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的潜在力量。葛兰西在意大利的与世隔绝和逝世、科尔什和卢卡奇在美国和苏联的隔离和流亡生活,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告结束。然而,法西斯主义的后果或战后共产主义的强制所造成的组织封锁,绝不是造成西欧舞台内部这些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枯燥乏味的唯一原因。

四、结论

1、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佩里安得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都是产生于政治上的孤立和失望的环境之中,同时也由于第三国际在各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除了葛兰西以外,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阶级斗争相结合。在这种环境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只能有以下三种抉择:一是理论家(如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加入共产党并遵守其严格的纪律,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同国内工人阶级的生活保持某种名义上的接触,获得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利,但代价是对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保持缄默;二是作为一名自由的知识分子置身于任何一个党组织之外,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萨特和马尔库塞)获得自由表达政治见解的权利,但是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却没有自己的立足点;三是既不参加党,也完全不谈政治,如阿尔多诺在战后西德所采取的态度。而这种绝境所造成的结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须的阶级斗争战略。

2、西方马克思主义较之经典马克思主义无任何创新

佩里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代理论家们由于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不得不选择和政治实践想脱离,这也就造成了他们的著作从一开始就受到严格的限制,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分析都被当作有保留的领域。如勒菲弗尔在二三十年代的主要著作,大体上都带有哲学的特性,其抽象化程度正好控制在党的纪律所允许的范围以内;萨特尽管写下了论述法国、匈牙利、阿尔及利亚、古巴、刚果、越南、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论著,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却没有任何深切的了解,对本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也毫无影响。理论工作的活动余地缩小到或者是服从组织,或者是个人陷于孤立,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丧失了建立有利联系的可能性,排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主题的直接发展。即使如科莱蒂,这个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资格有机会论述战后时期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论家,其所作的贡献也仅限于对经典论战的历史记载做出论述,而不是像这些贡献所应当具备的那种实质性的创新。最后,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有创建的论述经济或政治理论方面、在创作这两个领域的重要著作方面所表现的学术成果,实际上是一片空白”。

参考文献

立体主义绘画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 篇7

艺术与建筑之间向来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曾经有人这样来形容建筑与音乐的关系:“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1]。这样的评价充分说明了建筑与艺术有如双生子般的特质。在中世纪建筑与绘画有着紧密甚至互为载体的关系。作为中世纪绘画的代表,彩色的拜占庭镶嵌画一般来说都是以建筑物的特殊表皮而出现的。宏伟的教堂、透露天光的彩色玻璃镶嵌、生动而富有神秘感的人物造型与宁静的神态共同为建筑与绘画艺术生成了一个时代不可复制的艺术景观。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三杰”中的米开朗基罗与达·芬奇更是兼具画家与建筑师的双重身份。绘制于教堂与宫殿的天顶画、壁画和美感与动态十足的各种雕塑,赋予建筑更加完整的瑰丽与华美。如,米开朗基罗绘制于西斯庭教堂天顶的《创世纪》与建筑本身共同营造着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建筑的神话与不朽。在此之后,壮观华丽的巴洛克与精致优雅的洛可可也在建筑与绘画两个领域中散发着相似的气质与风格。

在这里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我想着重谈谈现代主义绘画中的立体主义与现代主义建筑之间的某些共同的特征。现代主义绘画兴起于1 9世纪末法国工业革命的顶峰时期。快速的工业发展和城市的迅速膨胀给人们的生活、工作、意识形态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段时期对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来说起着非常大的促动作用。艺术家们不惮于用最热情洋溢的画笔与语言来讴歌与赞赏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甚至有些流派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诸如未来主义等。这是继文艺复兴后西方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高潮,流派纷呈、成就惊人。同时工业革命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剧增,对居住数量的要求使得柯布西耶提出“居住机器”这样与时具进却惊人的话语,建筑与艺术革命摆在当时人们的面前。

作为对文艺复兴或者古典主义的一种反弹,尤其是照相机的出现,艺术家不再满足于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描绘,而是更加关注对内心世界真情实感的抽象体验。在继承并发展了塞尚的形式主义美学理念后,立体主义打破了西方传统的建立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有立体感的静态观察,焦点透视的绘画空间,而采用动态观察、散点透视的方法来达成视点自由的联系结构。形成了多透视点的全景同存突破,不通过对象的客观描绘而实现了对对象本质的揭示,从而实现了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在此多说一句,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理念的核心内容,是追求作者主观体验的表达,不以形似而求意胜的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是为什么毕加索和马蒂斯听说中国人想跟他们学画面感到万分惊讶的原因。

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产生于1 9世纪后期,成熟于20世纪20年代,在50～60年代风行全世界。1919年,德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担任包豪斯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包豪斯在20年代成为欧洲最激进的艺术和建筑中心之一,推动了建筑革新运动。德国建筑师密斯·范德罗也在2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新观点,用示意图展示未来建筑的风貌。“少即是多”的建筑理念影响了几十年间的建筑界及艺术界。20年代中期,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密斯·范德罗等人设计和建造了一些具有新风格的建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校舍、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密斯·范德罗的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等。从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密斯,范德罗等人的言论和实际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提倡的“现代主义建筑”是强调建筑要随时代而发展,现代建筑应同工业化社会相适应;强调建筑师要研究和解决建筑的实用功能和经济问题主张积极采用新材料、新结构,在建筑设计中发挥新材料、新结构的特性:主张坚决摆脱过时的建筑样式的束缚,放手创造新的建筑风格:主张发展新的建筑美学,创造建筑新风格。

建筑与艺术观念在这场划时代的变革中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毋庸置疑绘画中的明暗、形状、体积、空间、光线和质感等等对于建筑来说也是重要的基本要素。Hitchcock著于1948年的《从绘画到建筑》就现代绘画等造型艺术对建筑的发展起到的重大作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与论述。而与现代西方建筑具有最亲密血缘关系的艺术莫过于立体主义绘画了。立体主义绘画与现代建筑无论是在表现形式和思想内涵上都有着较较类似的共同点。这在现代建筑大师柯布西耶身上有着完美的体现,作为立体主义画家和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很好地跨越了建筑与绘画的分界线。在萨沃伊别墅建成后毕加索曾经参观该建筑,这位立体主义的大师笑着对科布西耶说:“现在你就是建筑界里的毕加索了”。这种建筑师与艺术家的亲密交往使得他们在建筑与艺术理念上获得了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并且在他们的作品中得以实现。在近十几年建筑师与艺术家的合作频率大大加强,比如建筑界的结构主义大师盖里与雕塑家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在形式感和内涵上立体主义与现代建筑都有着区别于以往的高度形式感,几何形体与简约的风格是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特征。在赛尚提出世间万物都可以用几何形体来概括后,这一思想影响了绘画艺术家的同时在建筑领域也大放异彩。当艺术家和建筑师摆脱了对于细枝末节的追求,对华丽、繁琐的描述性手段的厌弃,剩下的就成了他们最能表现其心灵实质的东西。简约,质朴、独特的流动视角成就着艺术家与建筑师对客观世界的最新体验。立体主义对绘画的最大贡献在于就是实现了二维艺术的空间革命,摆脱了焦点透视的束缚,对客观物象高度几何抽象,采取分割,拼贴、重组等多种手法形成鲜明的具有张力的画面,如毕加索的《静物》系列。立体主义所崇尚的艺术理念体现在现代主义建筑上则更具有理性精神和现实性。作为艺术家和建筑师的柯布西耶认为,“理性是人类永恒的天性,没有它就不成其为人类。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来说,它可以调整和修正变幻莫测的感觉步伐;正是在它的指导之下允许艺术家戴着脚镣跳舞。”[2]在此思想引领之下使得现代主义建筑洋溢着一种精致的浪漫情怀,而最终在外化形式中显露出建筑师的理性精神甚至有那么一点克制的冷漠,犹如密斯的范斯沃斯住宅。此建筑有着明确的几何形体外形,通体透明的玻璃幕墙和白色的钢框架共同营造了一座漂浮在树林深处的水晶宫:而建筑师种种看似冷酷的抉择倒也恰恰暴露了其内心感性的一面。立体主义与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的相同之处使得这两朵奇葩在20世纪的艺术花园中靠得异常接近。

综上所述,建筑与艺术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一名建筑师应该注重培养自己的艺术修养及品位以提高其作品的艺术高度。今天,我国的建筑市场和艺术市场都有着难得一见的红火场景,但尴尬的是优秀的作品和杰出的人才却似乎与之不太协调。艺术与建筑其根本都是心灵的产物,正所谓万物唯心造。20世纪建筑与艺术的辉煌也正是艺术家不断追求纯净心灵的产物。可遗憾的是生活在物质丰富的21世纪的人类共同面对的是日益干涸的道德文化的心灵沙漠。试问缺乏真,善、美的心灵如何能创造出真正的优秀作品呢?没有文化内涵的作品必将是苍白无力的。为了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我们更应该关注心灵的精神层面,关注作品中人文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长久之道,从而才不愧于如此宝贵的天赋人生。

参考文献

[1]王宏建.美术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316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篇8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概况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成功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要解决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 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 并同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围绕中国革命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 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二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科学回答,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先河, 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如何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四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围绕中国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 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

2007年,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做出最新概括:在党的八十多年历史中, 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两大理论成果。一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毛泽东思想。二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2012年,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十八大以后,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推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重大决策, 形成治党治国治军的一系列最新成果, 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总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引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获得成功,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面貌, 并将长期影响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它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 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2.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概况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种反对列宁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处于思潮。20世纪20年代, 一些欧洲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 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各国不同命运的原因。共产党人卢卡奇和科尔施发表著作, 强调人的主体性和阶级意识能动性的人本主义倾向, 被共产国际批驳为修正主义。1923年, 卢卡奇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同年,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立,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被西方社会科学界视为“新马克思主义”。

1930年, 科尔施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强调, 存在一种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渊源, 辩证法的批判性和倡导主观意识革命。此后,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又形成了各种流派, 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苏联社会主义集权弊端的暴露, 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超越传统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视野, 从文化层面分析人的现代困境和未来解放, 探索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性。主张革新马克思主义, 重点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 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弥补马克思主义使其实现现代化。20世纪50-70年代中期的20多年,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名家名著倍出的鼎盛时期, 形成一股影响广泛并波及整个西方的理论思潮。1963年, 德国创办了《马克思主义杂志》。1955-1968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学生造反运动、1965-1975年美国反战运动,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理论用于实践的尝试。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理论研究, 结合生态、女权和争取参与民主三个社会运动, 进行跨学科研究, 拓展研究领域, 不断涌现新论著, 学术活动频繁, 关注现实问题, 并创办一些刊物。1987年法国创办《今日马克思》, 1988年美国创办《重思马克思主义》, 1990年德国创办《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 试图寻找现代人摆脱普遍的异化或物化的文化困境, 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新途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分析

1. 思想体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合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毛泽东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思想政治和文化工作理论以及党建理论。它的基本原理包括:实事求是是党的根本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独立自主是党的根本政治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理论、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理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的和依靠力量理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理论。这些都是围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展开论述的系统理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 又具有与时俱进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二者都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 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 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 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 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统一完整的思想体系。

相比之下, 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各异的学术流派众多, 分散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不同人物不同影响的众多著作中, 有黑格尔主义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学派、实证主义学派、存在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分析主义学派、生态主义学派、女权主义学派和后马克思主义学派, 让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一种万花筒般的迷人色彩, 却无法形成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人们即使能全面掌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 也找不到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2.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的个别早期负责人曾犯过教条主义错误, 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伤害。由于不断在学习和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慢慢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创造性地提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与此不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汇集而成的学术思潮, 缺乏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 影响力显然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指责或否定马克思主义, 一致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这些做法割裂了马克思主义, 注定了它的创新有局限性, 不能为现代西方社会指出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不过,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也给我们一些启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 可以大胆多视角地深入分析和加以创新;工业和科技文明需要辩证分析, 建设和发展需要创新;学术研究可提供多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和选项给执政党做参考, 发挥思想智库的作用。

为什么中国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国家发展处在不同阶段, 各自追求的首要目标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已完成现代化建设, 能更多强调和追求个人利益和自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大国责任首要是稳定社会秩序和集中力量谋发展, 强调整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是必然选择。做一个稳定发展的大国, 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最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根本指导思想,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把二者写入宪法, 上升到国家意志, 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有效干预社会思潮的影响, 推广主流意识形态, 集中精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3. 对社会主义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波兰开始, 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 纷纷改旗易帜, 重新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1991年底, 苏联这个曾经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为15个民族国家。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思社会主义的命运。哈贝马斯在《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中说:“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 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即官僚社会主义。在21世纪, 社会主义仍有着广阔的前景。”这种观点非常中肯。社会主义在一国的失败实践并不能说明在别国不能成功。不同的国家只能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才能走出一条成功的发展之路。

世界是丰富多样性的统一, 没有一条发展道路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国家和人民都要根据实际国情选择发展道路。1840年, 中英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社会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重压下的水深火热中痛苦挣扎。从此, 救国救民成为许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的崇高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斗, 终于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实践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不够, 中国国情的极其复杂性, 和主要领导人有急于求成心态,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也犯过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纠错能力, 经过拨乱反正, 很快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战略,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几十年发展和积累, 中国迅速崛起, 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强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和文化大国。实践再一次证明,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内部结构性矛盾是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不管如何调整以解决日益激化的矛盾, 都无法改变灭亡的命运。然而, 几十年过去了, 10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健在。各种学术流派自由理性发声, 让资本主义国家避免了犯灾难性的大错。当今西方社会, 随着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纠错能力的增强,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依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这种变化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关注和分析研究, 学习和借鉴一些现代国家治理的宝贵经验。比如, 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 建立纠错机制, 增强纠错能力, 鼓励学术自由深度创新研究, 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宝贵的建设性科研成果。

摘要：在查阅大量文献和简介理论概况基础上, 本文运用比较法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后认为, 社会主义在一国的失败并不代表在别国不能成功。不同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 才能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社会主义的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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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概述[J].科教导刊, 2011 (9) .

[3]庄福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4]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篇9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的理论倾向和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统一学说。它是色彩斑斓、内容庞杂的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总称,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理论倾向和特征。即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弊端、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缺陷,跟随社会发展步伐,考察并回答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所产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追溯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并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相结合,重新诠释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寻找西方国家人们实现解放的道路。这种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限”。②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传统”,其实是“批判性”学术传统。它始终不渝地反对教条主义,从现实出发,“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尤其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变化无法给予有力的解读,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在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中,允许从黑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立场解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思想学说与某种西方哲学学说结合成西马思潮中盛行的一种理论思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往往把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对立起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列宁对立起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独特性,使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性。在早期的理论形态上有别于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哲学上它接受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观点,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新成就补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结合。它攻击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结合,使其新康德主义化,同时批评恩格斯、列宁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结合在一起,同时用人本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政治理论加以修正,以便重新分析与估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道路与目标作出新的构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阿尔都塞之前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批判为主,关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构,将唤醒西欧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政治意识与文化自觉作为西欧发达国家批判的重点。③他们强调人的主体性与意识的能动性,企图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主导权。阿尔都塞之后的理论批判主要以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批判为主。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许多新变化,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已不能照搬。尤其是苏联剧变和解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是否会很快灭亡,发达国家能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即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才是追求目标?为什么要追求它,其优于资本主义的地方在哪里?同时,全球化带来一系列全球问题,其根源在于主导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治理全球危机需要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对其加以批判。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长达80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但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倾向或思潮:一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二是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如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并研究了某些重大的理论或现实问题,所研究的范围非常广,变化也非常大。但总起来说,也有一些共同关心的热点和某些共同的研究主题,主要是:

第一,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卢卡奇等人,主要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学说的关系等问题。这个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点始终放在哲学上,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一种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把历史辩证法的本质理解为总体性,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大都采取否定态度。同时,反对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的片面做法,认为社会现实的总体主要是由经济关系、国家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三大部分组成的。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意识形态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例如,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根源的揭示,强调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学说的内在连续性。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则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批判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哲学解释,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马尔库塞等人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性,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不等于说他们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部分。事实上,柯尔施等人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都有精深的研究。但不论研究什么问题,他们都要求用一种历史哲学的眼光看问题。

第二,在20世纪30-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繁荣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文化工业、科技进步与工业文明、人的生存状况等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反思。所以,这个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批判,而且焦点集中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比如,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批判理论,认为批判理论的主要功能就是对现存秩序进行批判,并从科学技术消极作用的角度来论述社会异化的主题,把科学技术理解为意识形态——新的控制方式,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把人学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强调人的重新发现和回归;弗洛姆主要是从性格压抑机制角度提出异化问题,把意识形态研究与无意识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深化了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科莱蒂、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则把社会生产关系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当作他们思考其他问题的出发点,同样表现出对异化问题的关注。

第三,世纪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哈贝马斯等人,开始思考资本主义合法化、生态、人权、生活质量、人的自由和发展等问题。这个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危机意识被稳定意识所取代,批判的锋芒越来越钝,基本上返回到改良主义甚至保守主义之中去。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迪和借鉴

总体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影响较为广泛的理论思潮。随着深入了解这一思潮,就会发现,它对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某些批评、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批判的分析,都有不少合理之处。它通过对当代世界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在理论上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为我们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关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和品质,比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另一方面,又纷纷以“补充者”“革新者”自居,要求重新“发现”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使之现代化。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内容上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甚至有些论点近似荒谬,但是,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和观点确实为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内容。比如,他们提出要吸收和利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成果,重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到忽视或者偏离的问题,以及试图引进现象学、生存主义、语言学、生态学、精神分析等20世纪的理论发展作为研究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思想工具等,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研究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尤其是他们敢于挑战“正统”的理论勇气,激活了我们沉寂多年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使我们在开阔视野的基础上增强了学术反思能力,从而反观自身之不足与缺陷,明确未来学术研究的路向与方法,使得我们能够在新的起点上“回归马克思”和“推进马克思”并将二者统一起来。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批判,为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克服现代性弊端提供借鉴。虽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是与世界现代化潮流必然存在一定的同质性。现代性建构在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存在其自身的弊病。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克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弊端与困境,已经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大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有深刻的认识。某种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应对现代性弊病的产物。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都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新兴的理论克服启蒙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批判,借鉴其从理论的高度把握实践中的困境与难题,可以增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克服现代性弊端的能力,为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镜子。

第三,全球化背景下,有助于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阐释全球化的理论效力。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如何应对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各国的重大政治议题。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他们大多以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参照,力图打破“意识形态性”的体系建构,重新解释、补充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此指导当时东欧或西欧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所谓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尝试中,始终跟随当代社会的发展步伐,不断调整思路和方法,提出并回答了全球化时代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的产生与发展,与全球化趋势下不断凸显的现实问题密切相联,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尤其是二战以后,世界冷战格局形成,全球化趋势明确彰显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还是对新形势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都明显带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印迹。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逐渐融入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无疑是一项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理论工程,有助于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阐释全球化的理论效力。

不可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其局限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缺乏一定的社会实践基础,虽然他们一再强调要做西方社会的代言人,但其相关理论与社会大众存在很大的距离,因而无法提出具体的行动纲领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事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激进分子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逐渐传播的。他们不愿采取列宁主义的实践途径,宁愿倾向于走激进的政治自由主义道路。后来的实践表明,他们的激进的政治自由主义道路几乎是失败的。然而必须承认,相对于其所取得的成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是瑕不掩瑜的。更重要的是,它的局限性也给我们以必要的警示和教训。我们应引以为戒,避免重蹈它的覆辙,如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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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西方战略管理学研究述评 篇10

一、早期战略管理理论、流派

(一)战略管理理论1960年至1980年,学者们提出决定企业经营业绩的要素是成功的战略(Rumelt,Schendel & Teece,1994);成功的战略来自企业的决策(Ansoff,1985)如选择各种多元化战略(Rumelt,1974)和战略实施如设计匹配的组织结构(Chandler,1962);决策和实施的依据是企业的内在特有竞争力(Selznick,1957)、企业发展的历史(Penrose,1957)和资源(Andrew,1971)。这些早期理论认为在同一产业内,不同战略可以导致不同业绩。企业利润率差异的根本因素是管理者战略决策能力和企业实施能力。钱德勒(1962)定义战略为“制定企业的基本长远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步骤和资源分配过程”。战略管理的目的是通过改变战略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以实现长久的生存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战略选择的内容是决定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产品结构(Ansoff,1965),为此管理者应不断分析外部环境,发现机遇和挑战。战略实施的途径是合理分配资源以发展竞争优势抓住机遇或避开挑战(Andrew,1971)。在这些早期理论及后来迈克尔·波特的战略设计理论中(Porter,1985),战略被描述为“计划”或“设计规划”。战略管理实践应围绕有目的地制定和实施计划。这种战略管理思维的基本思想是:企业战略制定总是遵循规范的决策过程。战略是规范的决策过程的产物,在决策中规划师的分析能力形成完美的战略方案;企业组织结构总是服从于企业战略;战略实施总是在战略计划之后,企业未来的战略不受当前结构的影响。这三个基本思想代表了后来被明茨伯格称为的“设计学派”(Mintzberg,1990;Mintzberg,Ahlstrand & Lampel,1998)。他认为设计学派的基本假设与现实有差异,指出:(1)战略管理者不是超人,其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所有的未来;(2)战略并不总是由战略家规划的,企业可在学习中形成其战略;(3)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并不总是分离,可能同时进行;(4)组织结构并不总是跟随战略,未来战略有可能受当前组织结构的制约。明茨伯格吸取了早期行政决策理论决策过程的思想(Lindblom,1959),认为战略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设计学派把其描述得过于简单化。现实的战略过程是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循环渐进,在学习和适应中形成。明茨伯格和沃特世(Waters)(1985)提出了学习型战略管理模式,指出战略管理的方式是多样化的,从严格正式的计划到完全无组织计划的适应都有可能。明茨伯格及其同事的思想被学界称为战略管理的“学习学派”。

(二)战略管理流派战略管理设计学派和学习学派间的争议实际上反映了管理理论的差异。早期理论研究的对象包括战略家、战略决策过程及外部环境。理论基础是20世纪60年代初流行的行为管理学派(Cyert & March,1963)、组织理论中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Thompson,1967;Lawrence & Lorsch,1967;Burns &Stalker,1961)。行为管理学派(Cyert &March,1967;Simon,1957)认为传统经济学决策模型的假设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决策者面临的环境是不确定的,实现最优决策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决策受决策者认识能力和个人目标的限制。在现实决策环境下,战略决策只能遵循最优化原则而不能追求产出最大化。行为管理学派对决策环境的认识是学习学派的基础。而设计学派从传统管理科学和控制论(Taylor,1911)出发,承认企业是开发系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企业可通过战略管理对外部环境进行调控,应遵循权变理论和配置理论根据企业规模、技术、战略、组织机构、企业文化等进行协调。随着战略管理学界对行为学派的逐步接纳和认知科学的传播,20世纪90年代后学习学派的思想被学者所接受,学界开始对战略管理过程感兴趣,而不是仅限于研究战略内容。其对后来更新的战略理论如战略领袖理论和知识管理,都有一定的影响和启发。但在通常的战略管理教材中,因“设计”的概念较规范和简要,设计学派的模式仍在教育和咨询业占主导地位。

(三)战略管理争论早期战略管理学者对于从战略角度回答企业业绩差异并没有争议。学术界和咨询界逐步认可战略是影响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战略与组织结构相关。这两种观点是理查德·鲁梅尔特(Richard Rumelt)于1974年博士论文提出。他用统计模型证明企业多元化经营和业绩相关;适度的多元化能提高企业业绩;企业战略和结构相关。根据Google提供的论文引用情况,该论文已被引用近2000次。此外,1994年阿姆伯戈(Amburgey)和达欣(Dacin)对战略和结构进行了专题研究,发现战略确实和结构相关,并相互影响,但战略对结构的影响更显著。然而,2000年帕里奇(Palich)、卡迪纳尔(Cardinal)和米勒(Miller)对过去30年内55篇实证研究进行了整合分析(Mata-analysis),结论是企业业绩和多元化战略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二、中期产业和外部决定论

(一)波特竞争战略理论早期理论认为公司业绩的决定因素是战略家、战略和以组织结构为代表的组织因素,这种观点基本是内部决定业绩理论(Hoskisson et al.,1999)。20世纪80年代初,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把研究产业组织效率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引入战略管理,其两部著作《竞争战略》(Porter,1980)和《竞争优势》(Porter,1985)奠定了现代战略管理理论的基础。在这两部著作中他详细描述了他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影响企业战略的外部力量理论(Porter,1979),认为企业业绩主要由五种决定产业结构的力量决定: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五种力量决定了企业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从而对企业业绩有根本影响。这五种竞争力分析模型简称“五力模型”。企业决策者可通过产业竞争结构分析估算产业利润水平,而对进入和退出某产业进行决策。由于实用性该模型已成为战略管理基本分析模型。波特还指出企业要想赢得额外利润,必须具备两大基本优势之一:成本优势或差异化优势。成本优势指企业通过更低的成本来赢得顾客,实现薄利多销,从总体上获得更大回报。差异化优势指企业产品或服务具某些独特功能。该功能可使企业在和五种力量竞争时,削弱客户的谈判力量,从而提高产品价格,获取比市场平均水平更高的回报。在这两大基本优势基础上,结合早期战略管理理论业务范围选择思想,波特总结了在竞争中企业可选择四种基本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集中性战略(集中成本领先和集中差异化)和复合战略。《竞争战略》是继《战略和结构》后另一里程碑式著作。波特的五力模型为研究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外部环境分析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从而弥补了早期战略管理理论在外部环境分析中产业环境分析的不足。此外,五力模型发展了公司级战略理论,尤其对企业多元化战略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波特提出的两种基本战略优势从市场和外部环境分析企业内部资源,进一步延伸了企业如何利用竞争优势获取超额回报理论,为他的战略分类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依据。因此,波特的另一突出贡献是提出了系统的业务级战略系统。此外,在《竞争优势》中,波特描述了企业内部价值产生过程。波特把企业活动分为两类:基本活动和支持活动。这些活动相互联系,形成内部价值创造系统,称为价值链。在他看来,企业竞争优势产生于内部价值链上的各项活动。尽管价值链对解释企业业绩的另一基本问题———企业如何产生价值———有所贡献,但从战略分析角度价值链类似SWOT中的内部分析。另外,价值链对企业内部资源的认识不如内部资源论详尽和深刻,因此价值链理论不如五力模型和竞争战略更能引起学者重视。然而,价值链为企业内部资源分配提供了有效工具。波特的战略竞争力理论借鉴产业经济学中的多点竞争理论和价格理论。波特成功地把产业经济学中市场壁垒、市场份额、多头垄断力量、战略对峙和产品线竞争力度等概念引入战略管理领域,对个体企业进行分析(Hoskisson et al.,1999;Rumelt et al.,1994)。根据战略竞争力理论,战略决策主要决定企业应选择的产业和在该产业中的定位。企业业绩差异主要源于所在产业利润率和在该产业内所属的战略群体,也即“外部市场定位决定企业命运”。这些思想和经济学有密切联系,波特的理论被认为是经济学对战略管理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些思想侧重于外部力量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波特的理论也被认为是外部决定论的主要代表。明茨伯格把波特的战略思想称为战略管理的“定位学派”。可以看出,外部决定论和早期内部决定论间有根本分歧。外部决定论基本忽视了企业内部战略家和内部资源对业绩的影响。从决策的角度讲,战略家和战略制定过程似乎并不重要。这和早期战略管理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引起了战略管理学界研究企业如何控制自己命运的学者的反驳(Nelson,1991)。以鲁梅尔特为代表的学者通过误差分析发现企业战略和业务本身对业绩有影响,甚至其影响大于公司所在行业对公司业绩的影响(Rumelt,1991;Brush,Bromiley & Hendrickx,1999)。近年来大部分实证研究和鲁梅尔特报告的结果一致。另外,一些学者对波特的战略群体理论提出质疑,认为企业在产业内的群体不一定存在;且战略群体未必能解释行业内企业之间的业绩区别(Barney & Hoskissson,1990)。近年来实证研究还没有形成对这一命题的定论。

(二)交易成本理论不可否认,经济学思想为丰富战略管理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除了波特对产业经济学的引进,战略研究还引入另外三种非常主要的经济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篇幅所限,只介绍前两种理论。在1975年和1985年的两部著作中,奥利弗·威廉姆斯在科斯(1937)提出交易成本概念的基础上,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者在有交易需求时,会选择两种交易方式中的一种:市场买卖方式和自我生产方式。交易者在现代化工业时代大部分是工商企业。在价格理论成立的情况下,正常的交易双方会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因市场价格能完全反映交易产品的价值。但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现实情况可能存在卖方投机行为和交易者有限理性导致市场交易失败,从而促使交易者考虑自我生产来满足需求。市场交易风险导致买方在直接购买和自我生产中进行选择。卖方投机行为最可能发生在不确定因素多和资产专用性情况下。所有不确定因素和资产专用性企业会考虑自我生产所需产品来降低交易方的可能投机行为。自我生产虽能最大限度降低投机行为,但交易者应考虑建立企业的行政成本、对产品需求的频度和开发专用资产的风险。故交易方会在两类成本和风险间进行选择。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经营范围和组织结构设置从成本角度进行了近乎完美的解释,尤其丰富了早期战略学创始人钱德勒的业务型组织结构理论,所以被研究公司级战略的学者广泛采用。它还被誉为经济学思想、战略管理思想和组织理论的完美结合(Rumelt,Schendel & Teece,1994)。在过去30年中,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多元化、一体化、合作、并购、资产分离等战略领域。在日益加快的企业国际化进程和科技进步对交易风险和资产专用性影响越来越大情况下,交易成本尤其成为研究国际化战略中合作方式的主导理论。

(三)代理理论与交易成本、产业组织理论解释企业业绩差异的视角不同,代理理论Jensen & Meckling(1976);Eisenhardt(1989)认为,业绩由管理者决定。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造成潜在管理层和所有者利益冲突。代理理论基本思想最早由简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1976)提出,后来被艾森哈特Eisenhardt(1989a)改进。代理理论认为在现代企业中,管理者和所有者的关系是基本的代理和被代理关系。代理人是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具有自私性和投机性(Eisenhardt,1989)。因信息不对称,管理者可能会利用掌握的内部信息,通过企业经营追求自身利益而牺牲股东利益。如果企业能制定合理的监管方式约束和引导管理者,使其按股东目标进行决策,企业就可实现较好的经营业绩。可以看出,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都基于类似假设,但代理理论更强调对决策者的管理,且更适合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公司中应用。代理理论对提高经营业绩的基本思路是设计合理的代理合同,通过对代理即管理层建立合理的报酬系统和惩罚系统,来约束和减少投机行为,以实现股东目的。代理理论认为,代理的私人利益包括追求个人声望、权利、降低经营风险和被强行收购的风险,从而降低被解雇的风险(Hoskinson etal.,1999)。这些利益会影响经营决策的质量,因此,在研究企业重大战略决策时就需要考虑代理的投机行为,代理理论也就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视角。代理理论应用较成功的三个战略管理研究课题是多元化战略、公司治理结构和创新。在多元化战略研究中,代理理论认为管理层为了降低经营风险,会盲目追求多元化而牺牲企业业绩。因管理层的管理经验和自身价值被所在企业的特殊性所限制,而没法通过别的有效方式来降低管理经验专用性的风险。最有效的方式似乎是加大多元化力度尤其是非相关多元化。另外,多元化也能有效地扩大企业规模,从而增加管理层控制市场的力量。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证明企业规模和管理层的薪酬显著相关(Tosi & Gomez-Meija,1989),更支持了代理理论的观点。此外,研究创新的学者认为,创新的高风险也会让倾向于回避风险的管理层降低对研发的投入,从而降低股东获取更大未来回报的可能性(Hoskinson,Hitt & Hill,1993)。为了防止高层管理者这些潜在的不利于增大股东回报的行为,代理理论建议通过合理地设计公司治理结构来鼓励管理层增加研发投入,减少不必要的扩张和防范投机的经营行为。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重点是通过设计股东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报酬方式来减少管理层和股东的利害差异。

三、成熟期战略管理理论

(一)资源基础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似乎把战略管理研究重点从波特倡导的外部环境控制论导向企业内部,因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都强调战略家的有限理性、企业内部资产的专用性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基于此,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一系列对企业内部资源的再认识。认为企业资源具备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Rumelt,1984);不同企业能力不同导致相同的战略资源创造价值的潜力在不同企业中不同(Barney,1986)。企业内部资源能够提供核心竞争力(Parahalad &Hamel,1990),可为企业提供持续和可延伸的优势;特定的办公常规(routines)难以被其他企业模仿,从而成为企业的竞争力(Nelson &Winter,1982)。从企业资源视角认识企业竞争的思想在1984年被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称为企业内部资源论。1991年杰伊·巴尼(Jay Barney)系统地综合了这一认识,发展为可从内部分析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理论。巴尼认为企业内部资源应具备四个特征才能产生持续性竞争优势。一是企业资源能创造价值;二是企业资源具备稀缺性;三是企业资源不能被竞争对手完全复制;四是企业资源不能被外部资源所替代。这四个特征使企业能发展战略能力,以产生可持续竞争优势和超额回报。除了以上四点,巴尼还指出波特的战略群体对企业资源认识的缺陷,认为企业资源和能力不尽相同,战略资源在企业间不能随意流动。企业内部资源的互补性和特异性限制了竞争对手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复制。战略资源的发展通常具备特定的历史条件、资源产生具备复杂性和因果关系模糊性,因此战略资源难以被竞争对手在短时期内复制。内部资源论实际上回答了企业竞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企业能获得更多回报?为什么有些企业能持续性地获得更多回报?内部资源论的解释是超额回报。稀缺资源能发展稀缺能力,从而造成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具备超额回报。而不可复制和替代性解释了可持续性问题。由此,战略管理的核心内容似乎有了更完善的解释。因此,从巴尼的文章始,内部资源论占据了研究主导地位,战略管理课题也相应地从探讨竞争要素转向讨论持续竞争力和企业价值创造。

(二)企业知识理论内部决定论还有两个有影响力的理论:企业知识理论和战略领导力理论。企业知识理论是研究企业如何创造价值和创新的主导理论之一。企业知识理论最早由研究企业合作的科格特(Kogut)和詹德(Zander)(1992)提出。科格特和詹德在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967)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基础上,认为企业的存在在于共享和创造知识,知识是价值创造的源泉。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内容不同,所以共享知识就能增加价值创造的机会。显性知识是可记录和易于传播的知识,隐性知识只能通过社交和沟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传播。科格特和詹德(1992)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们能够制定比一般社交更高层次和更深刻的流程,在企业内部能最大限度地共享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并能挖掘知识在价值创造中的潜力。企业知识理论直接揭示了价值产生和价值创造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和波特的价值链思想相关,但也有区别。知识理论假定知识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具备战略资源的不可复制性。其依附于人力资源,具备黏性。掌握知识能为企业发展可持续竞争力和提供超额回报。由于知识的特性,知识管理思想被学者发展为系统的知识管理理论(Grant,1996a;1996b),被广泛用于研究企业合作战略和职能级创新战略。然而,学者对知识理论并不是没有争议。知识理论倡导放弃个人自私性假设,认为即使人不自私,也不能共享所有他知道的知识。这种见解动摇了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尤其引起交易成本理论学者的反驳。科格特和詹德(1996)试图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但福斯(Foss)(1996)指出知识理论难以解释企业成立的原因,尤其为什么企业有目的地占有资产。交易成本理论和知识理论间的争议是除内部资源理论和以产业经济学为基础的竞争战略理论间争议外的另一个焦点。

(三)战略领导力理论1984年汉布瑞克(Hambrick)和梅森(Mason)倡导系统地对企业战略领导力进行研究。其专注于企业高层和董事会。建立在认识论和行为科学的基础上,战略领导力认为企业各项活动反映了企业高层管理者个人和团队的能力、兴趣、价值观和利益(Hambrick &Mason,1984;Finkelstein & Hambrick,1996)等,企业的经营业绩和企业高层领导的特征息息相关。企业领导力从心理学、认知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角度研究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战略决策过程、首席执行官的任命、高层团队合作等内容。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企业高层领导团队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影响。战略领导力研究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故它也可纳入战略管理内部决定论的范畴。但其注重探讨高层管理者特征如何影响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研究发现企业高层领导和董事会能通过外部关系网络、个人和团队决策能力、高层团队合作和融合精神等影响企业业绩。战略领导力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试图解决以往理论对战略影响企业业绩的争议(如Liberson & O’Connor,1972;Child,1972)。汉布瑞克和芬克尔斯坦(Finkelstein)(1987)提出企业管理层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取决于管理层的审慎能力(discretion)。在审慎能力高的情况下,对业绩的影响大。反之对业绩的影响微乎其微。同时管理层的审慎能力受竞争环境、组织环境和个人背景的限制(Hambrick & Finkelstein,1987)。

(四) 对内部资源论的反驳近20年来内部资源论成为解释战略管理核心思想———竞争优势及其可持续性———的一个关键理论。然而内部资源论并不完美。战略管理学者提出其思想有几个漏洞:一是潜在的循环论证(tautology)问题。学者们指出内部资源论解释形成竞争优势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企业应拥有产生价值的资源,而该理论对竞争优势的定义也是建立在企业创造价值的基础上,这实际上说a造成了b因为a=b(Preim & Butler,2001;Bromiley & Fleming,2000)。这样就导致该理论不能被否定,从而违反了理论的科学性。二是内部资源论关于价值创造没有考虑外部环境特别是客户需求(Preim & Butler,2001)。如果考虑客户需求,形成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应是不固定的,这样就造成竞争优势不可能是持续性的(Bromiley &Fleming,2000)。三是产生竞争优势的内部资源是无限的,这样就造成理论上永远无法发现产生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Bromiley & Fleming,2000)和实证研究中难以有标准可以解释应变量的变化。尽管巴尼(2001)著文回应这些学者,但内部资源论的缺陷很难从其现有理论假设上得到弥补。

四、结论

综上,早期战略管理学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把该领域的研究问题定义为:企业如何行动?为什么企业和企业有所不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公司总部的设置有何必要性?但后来,由于战略管理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学者对战略管理的研究侧重于探讨造成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原因。对经营业绩的探讨不可避免地导向对企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研究。因此,战略管理研究的问题随着时间和研究的深入稍有变迁,但总体上还是围绕企业成败的原因这个核心命题。企业成败的命题实际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企业能产生经济回报而其他企业不能?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带来更高回报?为什么有些企业能持续产生回报而有的企业只是昙花一现?早期的战略管理学科和学术研究关注第一个问题(1960—1980年);中期和当代研究更关注后两个问题(1980年至今)。尤其1991年后随着内部资源论的广泛流行成为研究重点。未来发展方向。一是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企业知识相辅相成,从外部认识企业如何创新,从而补充了知识网络理论从内部对创新的认识。由于具备较成熟的理论思想和实证研究方法,发展非常迅速。发展方向主要是解决理论内部的争议和扩大其应用性。二是动态竞争力理论。基于对内部资源论缺陷的认识,学者们继续寻找企业能产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原因,把动态竞争力和功能性能力区分开来,这种区分解决了理论上造成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内部能力可能是无限的,从而弥补了内部资源论的缺陷。该理论还不完善,近期有学者提出企业最多只能拥有暂时竞争优势。暂时竞争优势的产生和影响正成为战略管理学者的研究热点。三是客户价值理论,也是针对内部资源论的缺陷。学者指出企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或价值占有过程应把客户需求和消费过程结合起来。其观点还有待实证研究。由于价值创造在战略管理中占核心地位,对客户在价值创造中的研究和相应理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展方向。该理论可能是一个研究热点,因为理论和实证都还处于初步阶段。

摘要：本文对西方战略管理学主要理论、流派、观点、研究视角和贡献进行了述评,早期战略管理理论、流派和争议,中期的产业和外部决定论以及成熟期的战略管理理论。以期为我国战略管理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