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研究（通用8篇）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研究 篇1
西方文化霸权是西方霸权和西方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殖民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就如美国学者赛义德所说:“帝国主义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与策略。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际中的特有形式,在普通文化中徘徊。”(1)
1 西方文化霸权的根源
西方文化霸权之所以能在全球不遗余力地全面扩张,说明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种文化现象,它表现为一种民族特性,以强大的“硬权力”为基础,并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着深刻的根源,具体表现在:
第一,雄厚的物质基础。“硬权力”是实现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保证,主要是指一定国家和社会的军事力量、自然力量和其他有形的物资力量。亨廷顿指出,只有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才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才会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作为“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能成为权力。
第二,独特的民族文化。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特性中孕育的坚定的“国民信仰”是产生“文化霸权”的内在原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深受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往往认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此外,基督教文明内在的扩张性与征服性,使得西方民族天然地具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心理,这种心理导致西方国家一味地追逐世界霸权。
第三,当今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干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转而通过向其他国家推行文化霸权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尤其是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使西方国家看到了利用文化进行“和平演变”的真正力量,同时也加强了他们运用文化手段来“西化”其他非西方国家的信念。
2 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了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不可否认,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有正面的影响,加速了我国与西方各国的文化和科技相互交融。但是,西方霸权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应以负面影响为主。
2.1 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文化主权”
文化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本国文化能够独立自主的发展和创新,并且同本国经济、政治发展保持一致,保护传统文化不受破坏。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雄厚的实力向全世界推行文化霸权,严重侵犯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鼓吹文化的全球化,其危害更严重。在他们看来,西方经济发展水平高,则其文化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因此,经济落后的国家,应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经济制度为标准。“这种‘世界主义’让中国人以‘全人类’的名义去崇拜西方的文化价值,而对自己的国族的文化价值,对自己的‘国族性’或‘国性’不予珍惜,对自己的历史(甚至建国后前30年的历史)轻易否定,导致中国人普遍缺失国族自尊和文化自尊。没有国族自尊,谁还会有‘国族’观念?没有文化自尊,谁还能抵抗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价值观(政治、经济、伦理、艺术……)潮水般的入侵”?(2)西方文化渗透,导致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迷信于西方的文化价值,并逐步丧失自身的“文化主权”,这样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
2.2 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导致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否定与打压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中国更多地是从横向大量“移植”文化,致使对中国自身的民族文化产生怀疑甚至曾被全权否定,结果将会出现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严重局面。
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渗透冲击着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理想信念。当今文化日趋全球化,西方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对我国的道德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念,引导第三世界的青年人生观时尚化、自由化和浅薄化,长此以往,最终会出现意识形态的西方化。
另一方面,西方强势文化对我国的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凝聚力。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蕴含着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如果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性,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当代西方国家将资本主义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生活方式,对我们发生着影响,进而可能扭曲本民族文化,而这种异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族文化受到挑战或者质疑,民族认同的范畴就会出现危机,随之而来的民族凝聚力的涣散。
2.3 西方文化霸权渗透到经济领域,影响中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较大的文化逆差,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优势,附加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促销”,在全球范围内有目的地推行隐含其中的西方意识形态,以此进行不平等的文化侵略。仅拥有“全球第一品牌”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根据著名调查机构AC尼尔森公司在2002年的市场检测结果,“可口可乐系列产品在中国饮料市场的占有率目前已经超过了50%”。(3)在中国各个城市,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有关可口可乐的广告。可以说,可口可乐占据了中国大部分市场,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表面的经济现象,而应看作中国文化被“西化”后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现象。
3 中国积极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对策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和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我们绝不能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漠然视之,而应该站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积极应对并制定相关政策,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好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确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1 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为我国文化繁荣提供物质保障
文化霸权的基础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原因是它们有着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因此,反对西方文化霸权、抵御西方文化霸权的关键在于发展自己。中国应该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心一意谋发展,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全面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
3.2 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1)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诸如对待人类本身修养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待外部环境的“天人合一”等等。但它的劣根性如专制集权、迷信等思想则应该彻底批判和摈弃。因此,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认识,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普及大众,深入人心。
(2)借鉴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分。不管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必然含有人类智慧的结晶。西方文化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今天,说明它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借鉴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分,加强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学习,达到自身文化的不断超越、不断创新的目的。
(3)发展创新中国文化,树立并强化现代意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本内容。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创造出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文化。
3.3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
“面对日益明显的全球化趋势,文化领域和文化产业成为各国保护独特的文化措施中的最敏感的一环。这种做法非常有必要。”(4)因而,我们应不断推进文化机制和机制创新,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将新兴技术与文化发展结合起来,通过采用高新技术提高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及附加值。
总之,“全球化是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全球化有不同的层面,有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决策,更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要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5)
摘要：当今世界处在一个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极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面对这种文化霸权主义,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本文试图在分析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基础上,寻求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
关键词：全球化,西方文化霸权,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①孟健.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影视文化的反弹[J].现代传播,2001(1):6-8.
②河清.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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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吴兴南,林善炜.全球化与未来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26.
⑤房宁.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41.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研究 篇2
浅析西方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影响
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是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共同面对的一种文化殖民现象,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占领别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建立其文化霸权作为谋求世界霸权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这种在新形势下所呈现的被人们称为“软战争”的西方文化霸权之战,我们首先应该对文化霸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全球化语境下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中国应该理性面对文化权的现状,积极着手于文化权的重塑.
作 者：钟晶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政治与社会学学院,四川,成都,610041刊 名：剑南文学英文刊名：JIAN NAN WENXUE年，卷(期)：“”(9)分类号：G04关键词：文化霸权 后殖民主义 萨义德 葛兰西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研究 篇3
关键词：媒介霸权；媒介文化；文化反弹理论
一、西方媒介霸权对中国媒介文化的冲击
西方媒介霸权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技术的优势地位，通过媒介对其他国家推行文化的霸权主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介霸权对中国媒介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会对本国的媒介经营造成危害，而且还会给媒介技术和媒介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带来危机。
（一）媒介实力霸权对中国媒介市场的冲击
西方媒介霸权对中国媒介文化的冲击首先就表现在其实力雄厚的媒介产业对中国媒介市场的抢占。从二十世纪90年代起，西方传媒就形成了高度的垄断。目前，雄踞全球传媒市场顶峰的是不到10家传媒公司，其中6家跨国传媒公司垄断了世界的主要信息流。这些媒介巨无霸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支持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经营，几乎垄断了全球信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进而垄断了整个国际传播领域。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些实力雄厚的跨国传媒集团纷纷在中国设立“中国部”，抢占中国市场。西方电视业更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上空集聚了大量的卫星。国际商业媒介控制着越来越多的传播渠道和媒介信息，不仅抢占了中国媒介市场的份额，还使得中国媒介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媒介信息霸权对中国媒介信息传播的冲击
西方媒介霸权对媒介信息的掌控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内容上。西方通讯社提供了全球约80%的新闻信息，并成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信息源；世界上75%以上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都是由西方国家生产与制作；在新媒体互联网上，70%的信息都是用英语表达，而且由发达国家输出的信息占绝对优势。另外在媒介信息的内容上，以新闻信息为例，西方新闻记者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则倾向于报道负面消息。西方媒介信息形成了强势的话语权，而且对我国的媒介话语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中国媒介在这种强大的声势下显得相对弱小。在美国CNN对2011年日本九级大地震的报道中，一篇题为《CNN：日本地震或引发海啸，恐将波及多国沿海区》的新闻报道在中国广泛转载，引起了中国媒体与民众的广泛关注，引发了震后我国的一轮“海啸”恐慌。
（三）媒介技术霸权对中国媒介技术的冲击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以及智能化技术等高新技术，进行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方面的高科技研究，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手段，以保持在传播技术领域的霸权地位，从而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技术霸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信息弱国”的地位，媒介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相当落后，并不能满足我国对信息的接收与传播，从而使得“数字鸿沟”的出现。
西方国家凭借着已有的国际影响力，在信息传递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国际传播领域逐步形成垄断局面。而中国由于综合国力较弱，国家影响力远不及西方国家，因而本国媒体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一种边缘化的被动地位。
二、文化反弹理论下的中国媒介文化
由法国率先提出的文化反弹理论最初针对的是西方影视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这一现象，但是这一理论同样也可以应用于当今中国媒介文化的发展现状。面对西方媒介霸权的强势入侵，中国媒介文化的反弹已到达它的危机时期，具备了反弹的必要条件。
（一）文化反弹的理论解释
文化反弹理论是法国在应对西方影视文化，特别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全球性扩张潮流所率先提出的。這一理论认为，在跨文化传播中，如果一种外来强势文化侵入另一种弱势文化，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弱势文化就会实施反弹，即对外来强势文化进行修订和对本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与肯定。弱势文化进行反弹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是本国、地区或者民族的经济在跨文化传播中取得一定的成功，自身民族经济的成功增强了本土文化的信心。可以说，文化反弹理论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维护和振兴本国文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理论支撑。
另外，在《传播与文化概论》一书中，作者根据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所提出的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冲击的U形曲线将文化反弹的U形曲线分为了三个阶段：开始阶段、危机阶段和反弹阶段。其中开始阶段便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介入；而危机阶段则是强势文化的入侵达到一个临界点，两种文化呈现出均衡状态；在反弹阶段，弱势文化的人们开始对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进行适应与调节。
（二）中国媒介文化反弹的条件
在全球化时代，大众媒介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且成为经济力量之后世界第二大支配力量，而它自身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样式。可见，面对西方的媒介霸权，保存好本国媒介文化的独立性与完整性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媒介文化反弹的条件则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特别是经济的加速发展。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在9%以上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新的“经济奇迹”。近年来，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再到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从提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到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
现阶段，西方强势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帮衬下，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明显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中，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媒介文化也已达到了文化反弹U形曲线中的危机期，并开始向反弹阶段行进。
三、中国媒介文化的反弹路径
媒介文化的内向性主要依靠传媒的内在整合力来支撑；而外向性则需要传媒的对外传播力来增强。因此，中国媒介文化应对西方媒介霸权的反弹路径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积极组建国际传媒集团，提升中国传媒的整合力；二是全力促成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强化中国传媒的传播力。
（一）组建国际传媒集团，打破西方媒介霸权
西方媒介霸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像新闻集团和维亚康姆这样的跨国传媒集团在全球的扩张与传播。因此，推动中国媒介文化的反弹，首先就必须打造一批主流的、多媒体化的和跨行业的国际传媒集团，增强我国传媒的内在整合力与凝聚力。具体来说：
1. 以中央级新闻媒体为基础，打造主流国际媒体群。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为代表的中央级新闻媒体，作为中国的主流媒体，不仅在资金、技术、人力上占有优势，而且其覆盖面和影响力也是其他媒体所不及的。因此，利用现有的中央新闻媒体，在此基础上进行多语言化、多媒体化和产业集群化的升级，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超级媒体群。
2. 灵活运用非中央媒体企业，组建全媒体集团。随着国家政策的放开与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通过非中央媒体的转企改制，实行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和跨媒介的联合重组，从而形成庞大的传媒集团。总之，中国应整合现有的传播资源，减少目前依然众多的传播主体，实行机构合并，优势互补，推动跨地区、跨领域、跨媒体兼并重组，组建一批实力强大、分工明确的对外传媒集团。
（二）加强中国媒体对外传播，构建中国媒介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主流媒体掌握了世界话语权，中国媒体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还相当有限。这不仅因为西方媒介在国际信息传播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还在于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包括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在内的诸多障碍。因此要使中国媒介的声音对外广泛传播，就必须树立起对外传播的意识，坚持主动性和针对性及多媒体策略。具体来说，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1. 要树立起对外传播意识。“宣传”和“传播”是两种不同的信息流动方式，前者是单向的，后者是双向的。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应该从“对外宣传”转变为“对外传播”。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海外媒体的报道内容中政治新闻、经济成就和新华社评论占了绝大多数。其中《人民日报（海外版）》70%左右的内容、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60%以上的内容和《中国日报》50%左右的内容都是属政治性很强的，它总给人强行灌输的感觉，令人望而生畏。可见，要加大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力度，提高对外传播的能力，就得先树立起“对外传播”的意识，充分利用传播新技术与受众进行及时沟通和互动，改变过去那种说教的口吻，对外传播的方式要更为温和和客观些。
2. 对外传播的信息内容要有针对性。跨文化传播中，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要取得最佳效果，就必须使自己的传播内容具有针对性。一方面，要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定不同的节目，在当地受众调查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节目以迎合受众的口味，最大限度的争取更多的受众，达到有效传播。另一方面，还要有意识的将本國优秀的民族文化巧妙的融入到媒介信息中去，把媒介对外传播的内容制作得更为精当且有针对性，将更有利于我国媒介文化的反弹，从而保持中国媒介文化的独立性与完整性。
3. 利用多重传播渠道，构建立体化传播体系。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不仅需要保持传统媒体的优势，还要积极拓展新媒体领域，从而构建起立体化、全方位的传播渠道。在传统媒体方面，要在海外建立稳定的传播渠道，鼓励卫视落地海外，鼓励报刊出版海外版，在资金和人力上扶持当地华文报刊；在新媒体方面，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移动智能终端”和“云计算”三大技术，开发网络电视、手机广播电视、博客、播客和微博等多种新媒体形式。总之，加快国际传播媒体的“走出去”步伐，把新媒体提升到与传统媒体并重的地位，构建国际领先的现代传播体系，大力提高我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
参考文献：
[1]冯应谦.全球化华文媒体的发展和机遇[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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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研究 篇4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 而且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将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入手, 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1 谈论文化热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 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 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1]。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 首先, 在战后的西方, 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 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 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1]。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1]。这其中, 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外围”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 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 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 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 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 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2]。这表明, 文学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2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
2.1 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 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 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 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 文学参与了历史的过程并对现实的塑造[3]。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 不仅统治者、强者, 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 所以, “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4]。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 在莎士比亚剧作中, 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 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 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 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4]
2.2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从妇女的既是总
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的双重文化身分出发, 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 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4]。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 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文化网络”。[5]
从上述对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 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 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
3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 虽然方法各异, 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3.1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
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 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 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 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 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 没有理论, 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
(1) 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 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 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 (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 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 反等级性) 。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 (2) 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认为, 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 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 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3.2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
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 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 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 由此, 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
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 女性批评理论“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 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 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 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 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
结论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往往是诊断性的。“就象一位内科医生或精神分析医生为确诊一桩病例要快速检查病人身体或心理症状的细节, 以实施急需的治疗, 文化研究的实践者们则也时时飞快地检查作品的明显特征, 抓住其表现出的特殊文化的另一方面, 对其加以诊断。其阅读取向更多地关心的是文化而不是作品本身, 尽管每一文化的相异性原则是被承认的”。这种诊断性必然逻辑地延伸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更关注主题、意义、思想、语境、政治、社会而不是文本的内部事实如语言、结构、修辞等。由此可见,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摘要：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 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本质, 经过论证, 得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结论。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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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徐贲.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J].文艺研究, 2003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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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研究 篇5
西方古典园林深受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最基本的元素是数，数的原则统治宁宙的一切现象。他们的美学观念也是从数的观点出发，认为美的源泉是数的协调，因此提出“黄金分割律”。这种数学的或几何的审美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欧洲艺术界，西方几何规则式园林风格正是在这种唯理主义的美学观念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1.人本主义的影响
与中华民族的自然审美心理不同，西方美学观念深受人本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人与大自然是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种关系折射到美学上形成了人本主义观念，它强调人的地位。受人本主义思想的支配，西方园林追求人工美，欣赏人工化的自然。古罗马科学家老普里尼在《自然史》中说“柏树现在经过修剪造成厚厚的墙，或者收拾的整整齐齐，精精致致”，园丁们甚至用柏树“表现狩猎的场景或者舰队，用它的常绿的细叶幕仿真实的对象。”经过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园林，古希腊、古罗马的造园手法被继承，忽视自然美的审美情趣也一脉相承。黑格尔在阐述西方古典园林时说“最彻底地运用建筑原则干园林艺术的是法国的园林。它们照例接近高大的宫殿，树木是栽成有规律的行列，形成林荫大道，修剪得很整齐，围墙也是用修剪整齐的篱笆来造成的。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为一座露天的广厦。”在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中，人们不欣赏树木花草自然的美，而只把它们当作有各种色彩和质感的材料，用来铺砌成平台的图案，或者修剪成球形、长方、圆锥等绿色的几何体，园林的美不是自然形态之美，而是各种图案和几何体的美即人工美。
2.东方文化的影响
欧洲在13世纪，通过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马黎诺里的《马黎诺里游记》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它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顶峰，摆脱了中世纪地图学的幻想，构成了欧洲思想文化史的重要里程碑，此后并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好奇和热情。具体到造园艺术，“中国热”更在18世纪的英国风景式园林中达到高潮。中国园林中对意境的营造和以少胜多的抽象手法对极简主义景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7、18世纪，西方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英国首先出现了自然风景园，辉煌百年后，19世纪上半叶，不少设计师重新提出在建筑与自然之间最好有几何式的花园作为过渡，至此，园林中的规则式和自然式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二者在交替、并驾中发展上升。19世纪末，在工艺美术运动中，艺术和建筑逐步向简洁的方向发展，园林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也走向了净化的道路，逐步转向注重功能，以人为本的设计。建筑师舍弃繁琐，用宁静的富有哲理的建筑形象打动人，使人们用心灵来感受建筑，而不是被表浅的东西所迷惑。追求建筑的本体，将建筑简化成光线、空间、体量这样的基本元素，剔除琐碎，留下纯净，给繁乱混杂的建筑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极简主义景观设计代表人物彼特·沃克将简洁潜存于复杂之内的哲学精华，在他的园林中独特的细节或宏观的整体中都有所体现，如他所设计的哈佛大学唐纳喷泉(Tanner Fountain)、日本京都高科技中心景观和日本Minato—ku的IBM大楼庭院景观都是极富禅意的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传统日本园林静观和冥想的特点。禅宗园林对他的作品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3.纯净抽象的设计理念
西方极简主义景观手法特征主要体现在对于整体性的把握；对建筑化简约、纯粹空间的追求；对材质的关注和构造的精细；对纯净、抽象形式的运用、对时间与自然造化的体现等。并运用简化和提炼、简洁抽象几何形体、景观要素的系列化等方法来实现纯净抽象的形式。设计通常从基地和功能出发，确定空间的类型，然后用轴线、绿篱、整齐的数列和树阵、方形的水池、树池和平台等景观语言来塑造空间，注重结构的清晰性和空间的连续性。材料的运用简洁而直接，没有装饰性的细节。空间的微妙变化主要体现在气候变化、材料的质感色彩、植物的季相变化和水的灵活运用。这种形式化、模型化、公式化的符号设计被用于不同时代、不同场地，直接而简单有效。极简主义景观追求的是一种“添之一分则多，减之一分则少”的有机，在极简主义作品的元素个体本身是无意义的，它们的意义体现在相互的关系中、结构里。极简主义在装饰问题上走向了一个肯定装饰的、多风格的、多角度的、包容的新阶段，大量的极简主义景观作品在有着简洁的形式、清晰的功能和逻辑关系的同时，往往通过材料的质感、肌理、色彩以及技术构造的细节来增加景观的装饰性和表现力，并且注重时间、自然因素对景观的影响。如在安藤忠雄设计的“水的教堂”中，明净的玻璃后面，一面平静的水面、一个沉默的十字架、一片幽远的原野，人们的灵魂就在这极端简化的景象面前净化，升腾……
自然山水式的中国传统园林在世界园林中独树一帜取得了很高成就，
但是它的布局和意境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园林的使用功能和审美要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开始出现大量具有极简主义风格特征的景观作品，但是很多的设计师没有建立对西方园林文化的深入理解和系统把握，只能作一些表面形式的模仿，甚至有些连外观形式模仿也难以做到准确到位。而且也更谈不上消解外来形式，创作高质量的本土现代景观新形式。况且，景观之美在本质上并不是形式之美或形态之美，而是人文之美、人伦之美。极简主义景观的精髓也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其意境与内涵。对中国来说现代极简主义景观是一种舶来的景观形式，缺乏从根本上推动其产生、发展的原动力，如果仅仅简单地作“拿来主义”对待，便会导致其艺术生命活力的丧失。所以我们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土，博采众长，最终达到建构完善本土景观之目的。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研究 篇6
关键词：霍桑,罪恶,理性,和谐
霍桑所处的时代是西方近代理性文化的成熟期, 或者说是黄金时代, 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在19世纪得到了生动的验证。征服自然、变革社会、掌握规律成为西方世界最有魅力的话题。而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经济蓬勃向上, 南部各州棉花种植业迅速发展, 北部的纺织、制革、机器制造等工业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如火如荼。一定的经济基础必然产生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在西方理性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孕育了美国社会和政治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浪漫主义文学。纳撒尼尔·霍桑就是这个时期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
由于科学理性精神日盛, 人们越来越关注世俗的快乐, 日新月异的生产力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实惠。而相应的人文精神的完善与充实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主导视野。特别是近代的科学理性精神, 因为受资本主义高额利润的驱使, 日益破坏着人类诗意的存在环境, 甚至威胁到人类心灵的充实。在这种情况下, 富有人文思想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反对科学对自然、对生命以及对人所作的机械的解释, 认为自然充溢着生命的搏动, 刻意地表现出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渴望。
在特殊的人生经历、家庭背景及宗教氛围的影响下, 霍桑将理性与罪行同等看待, 他笔下的科学家、医生等理性表达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恶魔, 并以其特有的“黑暗观”鞭笞了理性主义的绝对权威, 揭露了理性主义的发展进程给人类带来的无尽困惑和迷茫。
霍桑黑暗观的形成
纳撒尼尔·霍桑 (1804—1864) 是美国产生的第一位伟大的作家, 是美国19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和心理小说的开创者。霍桑出生于新英格兰的破落贵族世家, 其祖先中, 有两代都是殖民地政教合一的关键人物。霍桑4岁时, 他的父亲因病去世, 于是霍桑和他的两个姐妹随寡母住到了萨莱姆镇上的外公家。自那时起, 他的母亲很少离开她的房间, 几乎总是独自用餐。她的这种孤寂性格对霍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使他从小养成了“可诅咒的孤寂习性”。
他的曾祖父是殖民地地方保安官, 参加过迫害贵格会教徒的行动。霍桑深切地意识到他的祖先们的种种恶行, 这导致他对人性中罪恶的存在有了深刻的认识。在《红字》的“海关”一章中, 霍桑提到了他的两位祖先。一些评论家认为在霍桑的作品中, 如《红字》和《带七尖角阁的房子》等, 都带有为他祖先赎罪的想法。这种人生罪恶之感受似乎一生都萦绕于他的心头。根据霍桑的观点, 要想解决由西方理性主义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一切社会问题, 都需要从“恶”入手, 要从内部进行挖掘。因此, 在他看来, 一切抽象神秘的“恶”都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霍桑作品中的非理性主义观
霍桑的作品里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虽然他生活在理性节节胜利、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19世纪, 但他却将理性与罪行等同看待。他从清教主义善恶观出发, 将理性发展引发的所有问题归之于抽象的“恶”, 依此来表达他的非理性主义观。霍桑在《伊桑·布兰德》里谈到, 理性虽然伟大, 能使一个不识字的体力劳动者的水平提高到有大学问的哲学家也无法企及的地步, 但理性的充分发展将干扰心智平衡, 如果道德本性没有合上理性进步的步伐, 就会破坏理性和感情的平衡关系, 理性将吞没人的正常感情和同情心, 使人情感干涸, 人性泯灭, 将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 把人类当作研究对象或实验工具, 成为冷酷无情的魔鬼。理性更激起人类挑战人与上帝界限的贪欲, 无视甚至超越上帝的绝对权威, “它击败人们之间的兄弟感, 击败对上帝的敬畏感, 只为满足自己的强烈愿望而牺牲一切!这将永久招致极度痛苦的恶”, 同时也招致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惩罚。
霍桑在《红字》里用非理性主义观描述了作为医生的齐灵渥斯用理性帮助他实现其邪恶目的的行径, 在找到与妻子犯下通奸罪的狄姆斯苔尔后, 他利用理性赋予他的丰富的医学知识殚精竭虑、肆意妄为地蹂躏牧师的内心, 由原本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变成了折磨他人的恶魔。
在《拉帕其尼的女儿》里, 霍桑的描写更加尖刻。书中写道:拉帕其尼医生热衷于科学研究, 他创造出的剧毒植物外形生硬造作、肥大凶猛, “其产品已不再是上帝的创造, 而是人们堕落的幻想的可怕产物, 它们所显露出来的知识美丽的邪恶的仿冒”。医生的女儿与植物一起成长, 身体里也有了毒素, 他想改变女儿普通人的禀赋使之成为能战胜一切敌人的强人, 但女儿宁可做弱者也不愿成为无人敢爱的怪物, 医生的科学试验竟然不敌人类最自然的天性——爱情, 这无疑是对他的莫大讽刺!
在《教长的黑面纱》中, 霍桑揭露出每个人内心都有阴暗的一面。一天早晨, 米尔德议事厅的人们很惊奇地发现, 胡珀牧师去讲坛布道时戴起了黑面纱。这面纱在他的额头边裹住, 除去嘴巴和下颚外, 其他部分都严严地遮起来了。“这一次的布道染上了比他平时那种忧郁更加浓黑的色彩”。礼拜结束时, 人们匆匆退场, 并迫不及待地交流他们压抑着的惊奇。那天之后胡珀牧师再也没有摘下面纱, 直至临终。他拒绝未婚妻让其摘下面纱的要求, 并告诉她直到所有人都把他们的面纱摘下时才摘掉自己的面纱。教长从此在孤独和痛苦中度过余生。胡珀牧师黑纱的那种阴暗使他与教民之间的关系疏远了, 但同时赋予了他对“那些受着罪孽折磨的灵魂具有可怕的力量”。霍桑在写这篇短篇小说时, 表明胡珀牧师所戴的面纱具有不同的含义。确实, 那个面纱可以理解成胡珀牧师向人们隐藏的一桩可怕的秘密的象征;也可以当作他对世界上所有罪恶的一种谴责和抗议。正如胡珀牧师临终前所表明的, 黑纱代表了每况愈下的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泯灭。他说道:“你们为什么只对我一个颤抖?你们也互相颤抖吧!——我环顾四周, 看啊, 在每一张脸上都有一个黑色的纱。”这段话形象生动地表明了霍桑的非理性主义观, 即每个人都有罪恶, 罪恶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 罪恶来自人们心中潜在的劣根性。因此他认为改造社会是徒劳的, 必须从改造人心做起。
霍桑非理性观的现实意义
在霍桑眼里, 理性虽引导人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一个个耀眼的成果, 但人们对理性、对人自身也陷入盲目崇拜, 理性开始走向异化。霍桑把他的忧虑写进了寓言式的小说里, 他提醒人们“知汝自己”, 承认人的理解力以及预测能力的有限性, 不要因理性的成就而盲目自信, 也不要沉迷于理性所带来的眼前利益里。霍桑不同于当时主流话语的、对理性前瞻性的反思, 可以说暗合了19世纪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主旨。反观科技理性发达的今天, 人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超越人神界限的事实发生, 太多的负面效应已经逐渐成为危机社会道德准则和人类自身生存的难题。如何在科技日益发达的社会中保持一颗谦和的心, 如何从心理入手来净化人们的心灵, 如何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是整个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 霍桑的非理性主义观对当今社会的和谐建构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具有使命感, 而且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爱默生著:《爱默生散文选》, 姚暨荣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78页。
[2].霍桑著:《红字》, 《霍桑小说全集》 (第二卷) , 胡允桓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10页。
[3].霍桑著:《拉帕其尼的女儿》, 《霍桑集.故事与小品 (下) 》, 姚乃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版, 第1146页。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研究 篇7
关键词：大庆精神,文化差异,价值观,跨文化交际
“宁可少活二十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大庆精神的真实写照。它生动地诠释了中国价值观的爱国主义精神、创业精神、求实精神和奉献精神等东方集体主义之精神。
一、价值观的内涵
在日益广泛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中, 交际双方往往会感受到不同民族间强大的文化冲突, 诸如语言行为、非语言行为等方面会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差异。然而无论是独特的交际模式还是一定的行为规范, 都要受到自身民族的价值观念的制约和束缚, 同时这也真实反映了该民族价值观的本质。正如胡文仲教授 (1993a:1) 所言:“文化的核心价值是观念, 而价值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和文化传统分不开。”
Okabe (1983) 指出, 文化价值观在交际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交际的通畅与否取决于双方文化价值观念差异的大小, 这种鸿沟般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通常是很明显的。价值观是社会心理的重要驱动器, 是作为社会成员个体心理结构构成内容之一, 是对价值主体的选择、认定。价值观决定社会成员个体的行为取向。而人们的价值观念如同大脑支配人的言语行为一样, 导致了各种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因此, 认知不同民族的价值观之差异是弄清各种语言、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必要前提, 最终会为跨文化交际奠定“沟通”的基础。
Michael Prosser对于价值观是这样论述的:“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主要通过文化交际构成的模式。它们是最深层的文化, 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价值观。” (Michael Prosser, 1978)
Geert Hofstede的定义简明扼要:价值观是“喜欢某种事态而不喜欢另一种事态的大致倾向。” (Geert Hofstede, 1980)
总而言之,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一套系统。它告诉人们什么行为是社会所期望的, 什么行为是社会所唾弃的;应该爱什么, 恨什么;什么是美的, 是好的;什么是丑的, 是坏的;什么是正常的, 什么是荒谬的;什么是正义的, 什么是非正义的。学者们把这套系统称之为价值体系, 或价值观念。” (贾玉新, 1997)
二、中方集体主义取向与西方个人主义取向
1. 西方个人主义的含义及其产生与发展
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构成了西方价值观念的思想基础和立足点。个人主义, 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个人主义, 是泛指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随着反封建压迫和神权统治的斗争而形成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狭义的个人主义, 主要是指“个人主义”这一概念出现以后的个人主义思想体系及其理论, 也是西方的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历史中形成的, 它并不完全等同于“自我中心”或者“自私自利”。从哲学意义上讲, 个人主义属于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哲学。其特点是:强调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 政府应当保护个人利益, 防止有人对其利益的干涉或侵犯。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同时, 个人主义也是一种价值体系, 即个人是一切价值的中心, 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和条件, 个人才是最终目的;从道义上讲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任何人都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苏格拉底认为“按照他人的意愿去生活是一种病态”。可以看出, 自由平等既是个人主义的核心内容, 也是西方社会公认的政治原则, 个人主义作为西方价值观念的思想基础, 贯穿于西方价值观念体系的各个方面, 体现了西方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质。
2. 个人主义的体现
语言反映了文化。反映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谚语在英语中俯拾皆是, 如: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人生而平等。) 这句二百多年前的宣言早已成了美国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呐喊。而在中国, 由于受几千年来封建特权观念的影响, 一个人的家庭出生背景、甚至籍贯都有可能左右他的一生, 所以至今仍有不少人觉得自己不能成功, 就是因为生于寒门, 没有靠山。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天助自助者。) 西方则强调人人必须靠自己, 要自力更生。在汉语中, 尽管也有“自力更生”的口号, 但我们更多地是相信集体的力量, 而不是个体的“自力更生”。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 (吱嘎叫的轮子有油吃。) 意为要表达自己的意愿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美国人创造专门的词句来形容那些喜欢打听别人隐私令人讨厌的人, 如:poke one’s nose into other people’s business;meddle in other people’s affairs;keep your big nose out of my business;mind your own business, 尤其是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 它源于英谚语 (My home is my castle.) 。
3. 中国的集体主义的含义与发展
中国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 重家庭和血缘关系, 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 人们对集体或群体怀有很强的归属感, 这样就形成了集体主义。东方文化以整体作为价值基础, 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群体目标的实现和群体利益的维护。因此, 中国传统文化以社会群体作为价值主体, 形成了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系统。社会群体被看作是产生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 以社会群体作为产生文化价值的最终实体。一切个体只有在满足社会群体的要求, 实现社会群体的利益时, 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一切对个体有用的东西, 如果不把它纳入到社会群体的价值系统中, 就得不到价值肯定。个人不但不是独立的价值实体, 也没有衡量、评价价值的独立地位。从而可以看出, 集体主义原则认为集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个性、尊严、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脐带,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 培养群体人格, 于是以天下为归依的“孝”、“忠”便成为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 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中国人看重的是“别人会怎么看”。中国人讲人不重在讲个人, 而重在讲人伦, 人伦是人与人相配搭的关系。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人关系中来确定人的位置。
个体包含在整体之中, 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 保持稳定, 个人才能得到最大利益。东方伦理强调亲属之间、朋友之间, 应为一体, 天下一家。这种集体意识与古代东西地区的农耕文化有直接关系。他们在长期共同地域生活中处于稳定状态, 彼此相互交往、互相帮助, 比较容易形成浓厚的群体观念。天人合一必然导致群体取向, 就如同天人相分势必会导致个人取向一样。
显然, 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就是强调整体利益、鄙弃个人主义。许多学者连续发表文章,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深刻的评述。李宗桂指出:在政治方面具体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三者熔为一体的环链情结;在文化领域则体现出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 以及对共同文化精神和发生渊源的自觉认同;在伦理价值观念上常常显示出以身、家、国、天下利益的递升服从, 以大局为重, 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保护全体利益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GEERT HOFSTEDE.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SAGE Publications, 1980:18.
[2]MICHAEL PROSSER.The Cultural Dialogue: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Houghton Mifflin Co., 197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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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文仲.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评《欧洲文化入门》[J].外语界, 1993 (1) :53.
西方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研究初探 篇8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意义,局限
0 引言
后殖民研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体系, 涉及到多个领域, 如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与硕果累累的的后殖民研究相比, 后殖民翻译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 但其独特视角和犀利的批判性已引起了翻译研究者们的注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迅速发展, 成为翻译理论研究体系中的一支生力军, 并在各国的翻译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使人们对翻译研究有了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
1 后殖民主义理论概述
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是二十世纪80年代末在西方文化界和文化理论界异军突起, 并逐渐走向中心的最新理论思潮之一, 是二十世纪后期影响力较大和发展速度较快的学术流派之一。作为一种理论批评话语, 后殖民理论首次将西方对东方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将研究中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批评上来, 显示了一种新的动向 (张京媛, 1999) 。“后殖民主义”是起源于殖民主义经历及殖民主义终结之后的一种文化状况或文化研究状况;关注反映在语言、文化、法律、教育、政治等等方面与群体身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尤其关注所有类别之间的差异性, 而对在绝对净化的基础上对复杂问题采取简单化的解决方法表示怀疑 (D.Robinson, 1997) 。
从时间上讲, 后殖民主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关涉重心是全球现代化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 因此它崛起和形成的基础,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第一世界中的学术思考, 二是正如罗伯特·扬 (Rovert Young) 指出, 第三世界里反殖民主义的写作, 法农 (Frantz Fanon) 为其公认的代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阐释者包括萨义德 (Edward Said) 、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 和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自二十世纪中叶至今, 后殖民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 以法农 (Frantz Fanon) 1952年出版《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为起点;第二, 以萨义德于1978年出版《东方主义》一书为标志, 后殖民主义广泛引起了东西方学术界的争论和重视;第三, 是进入理论建设阶段, 后殖民主义思想开始渗透到社会学、国际学、比较文学、种族、性别研究、文化人类学、艺术、戏剧等领域 (王宁, 2002) 。
2 传统翻译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2.1 传统翻译与后殖民主意翻译研究的不同。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与影响的真空条件下进行;原语文化与译文文化完全平等;作者与译者完全价值中立;语言透明;意义是通过语言规律设定;所以译文与原文是可以完全可以等值的。而意识形态、价值观、传统文化等这样一些问题从来未纳入我们传统翻译研究者的视野, 就必然使他们走向一个误区:一味地追求“忠实性”和“等值性”。与传统翻译研究相比, 后殖民主义翻译关注更多的是译本产生的外部制约条件, 通过文本翻译来揭示历史与权利的关系、历史与政治的关系, 从而重新书写历史。后殖民翻译研究是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翻译实践的过程, 认为不同的文化间存在着权利差异, 关注隐藏在译本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利斗争和权利运作。
2.2 后殖民主义翻译视角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第一, 归化与异化。后殖民主主义理论家认为, 翻译是帝国主义进行扩张的工具。他们对殖民地作品随意进行增删或篡改, 这种归化式的翻译没有忠实于原文。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翻译作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在翻译题材方面霸权文化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的待译文本往往是传奇或惊险等题材的作品, 这些通俗作品可以引发愉悦却不可以生成批评。而这些译本所引入的英美价值观念会培养出西化的、无视本土文化的读者群, 他们不自觉地经历了思想“被翻译”的过程。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属于解构主义 (王东风, 2002;陈德鸿、张南峰, 2000) , 他将翻译中语言层次的讨论提升到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 (王东风, 2002) 。在1995年的《译者隐身》中, 韦努蒂将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植入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历史等大背景中, 考察从十七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状况, 发现在英美文化中外国文学的译入通常采取归化的策略, 即采用通顺、流畅、自然的英语进行翻译, 译作不见翻译的痕迹, 译文而变得透明。韦努蒂还发现, 对译本的选择则尊崇的是欧美本土的美学标准。第二, 杂合化。“杂合化”指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巴巴反对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中僵化的二元对立 (归化/异化) , 认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当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行交流时, 双方如果不是在一个“第三空间”进行“谈判和翻译”的话, 是不可能获得相互理解的。 (Bhabha, 1994)
3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意义及其局限
3.1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意义
第一,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把翻译活动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 注重蕴涵于翻译文本之中的权利关系和历史语境, 是翻译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进行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流, 也使翻译研究这门学科获得理论深度和发展前景。第二,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启发而产生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出, 原文取决于译文, 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甚至认为:“翻译文本书写我们, 而不是我们书写文本”。即翻译文本不仅是原文内容的再现, 且影响和制约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以及翻译过程, 进而影响译文最终的形成。这种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 借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观对翻译进行研究, 开创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高潮。
3.2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局限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在近年来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 但就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本身而言, 尚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一方面, 后殖民注意翻译理论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虽有些国家如印度或巴西等国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了一定规模, 但因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不同, 因此所构建的翻译理论也很难具有普遍适用性, 无法建立一种统一的翻译理论。另一方面,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权力差异的过分强调容易使第三世界人们产生对西方文化的敌视, 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西方文化强烈的抵制情绪, 进而导致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恋情结, 阻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有益交流, 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
4 结语
中国翻译研究者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镜像中反观本土翻译问题时, 应该充分拓展阅读面, 既不能只看第一世界学者的趾高气扬的高谈阔论, 无意之中沦为文化霸权的同谋。也不能看第三世界学者的愤世嫉俗, 最终走狭隘民族主义的歧路。我们应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 消化西方译论为我所用。对待西方译论不能硬套, 应该吞食掉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 为我们增加生命力, 以一种净化过的、改造过的形式适应当地人的需要。S
参考文献
[1]Bhabha, Home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NewYork:Routledge, 1994.
[2]Robinson D.Translation and Empire[M].Manchester:St Jerome, 1997:13-14, 115.
[3]陈德鸿, 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4]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 2002 (5) .
[5]王宁.文学理论前言[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