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管理学发展

西方管理学发展（精选12篇）

西方管理学发展 篇1

摘要：本文分析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的三个渊源,即现代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由此明确了人本管理的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现为劳动者占有劳动成果并自主决策。西方管理实践从纯粹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历程,明示了管理不断人本化的趋向。

关键词：人本管理,哲学渊源,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本管理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内容,用“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取代历史上的“以物为本”和“以资为本”的管理方式,这是人类历史进步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以人为本不是用人艺术,而是哲学理念,考察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我们明晰人本管理的实质,弄清人本管理实施的制度前提,找准实现人本管理的正确途径。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并非直接来源于哲学上的人本主义,哲学上的人本主义(Anthropology)更强调人的“生物性”,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因素。现代人本管理思想的哲学渊源是Humanism,即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价值和个性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潮。Humanism最早由古罗马思想家M·T西塞罗提出,指的是一种能够促使个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教育制度,因此,人本管理的实质在于人的发展。

从古希腊开始,Humanism一直如星星之火传承下来,新兴资产阶级曾利用Humanism反对封建教会专制,要求发展人的个性。20世纪60年代,现代人本主义在哲学界再次突起,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广为流行,这些学说宣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关注人作为人的前途、特点和利益,以提高人的地位为使命。这种思潮带动了人本经济学的发展。人本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发展和需要,而不是对金钱和财富的占有,它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序列论”为人性假设,认为人的精神需求本质上是社会需要,不能以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满足。按照人本主义的逻辑,企业就是在企业里工作的人,企业应该由工作者来管理,参与工作的每一个人应当公平地共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成果,缺席的资本所有者除了租借费(利息)之外不应当占有任何产品。美国人本主义经济学家大卫·埃德曼提出:人与生俱来就具有内在的价值或尊严,而不是作为顺手的工具以劳动得到实惠或工资。在典型的现代企业——股份公司中,企业雇员没有任何决策权,这完全违背了民主的原则,“就好像一国人民(股东)加入一个共同的契约联盟(股份公司),选举一个政府(公司管理层)来管理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公司雇员)。第二国的人民(雇员)又同意订立另一份契约——一份表示向管理者俯首称臣的契约(雇用合同)。这不过是政治版的资本主义企业。”人本企业的组织形式应该为合作社,劳动者以联合劳动为基础,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租借资本,但是决不允许“任何以外部资本提供人或出借人的资格来享受董事职位或企业管理经营决策的投票权的行为,以及其他或直接或间接插手企业决策的行为。”劳动者实行民主管理,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平等的决策权,这是建立在人权而不是产权基础上的。企业员工将其决策权明确地委托给管理方,管理方以被管理者的名义和利益来运用其决策权,这是与政治领域“民有、民治、民享”类似的经济民主。人本主义乐观地认为通过教育和社会改良,依靠立法的力量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人本社会来实现人的发展,可以说这是一种充满热情的浪漫主义改良思想。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建立在对于劳动者的需要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矛盾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关键不在于其自然属性,而在于社会属性。人们在劳动中形成了共同活动和相互交往,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本质。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生存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享受需要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得到生活乐趣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是人表现自己和发挥生命价值的需要,发展是人固有的本质力量,体现为创造性的活动。这些需要都是在劳动中,或者以劳动为手段得到满足的。但是“以资为本”的社会制度却否定了劳动者作为人的需要,把劳动者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毁。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它不是满足劳动的需要,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在资本私有制之外,劳动分工也助长了对工人的异化。在细致分工的流水线上,每个人日复一日单调地重复着简单的动作,生产的节奏完全受机器的控制,个人基本没有能力影响和控制生产的内容和进度,甚至无法在生产过程中控制属于他自己的那部分工作,个人的能力得不到承认或凸现,丧失了从工作中得到自豪感和成就感的机会,更失去了创造性。“工人要么逃避劳动,要么就是在劳动中希望消除异化,即由人来支配物。他们希望能够参与企业生产过程的决定,希望成为机器的主人,缩小因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同管理阶层之间的差距,获得人格的尊重。”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应该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因此,其实质是人本主义社会。人本社会是以高度的科学技术武装起来,并得到自觉的科学管理和控制的劳动,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从而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为养成和发挥每个人的智力、体魄、品德和个性所需要的各种活动。

通过对人本管理思想渊源的追溯,我们可以明确,人本管理并不是单纯的关心员工、理解员工、尊重员工,它不是从“用人”出发,而是从“发展人”出发,让员工从“手段人”变成“目的人”,从被管制者变成享有决策权的人。无论是人本主义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都还远未实现,但是,它们共同预示了人类社会以及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人权与物权的对比和较量中,人权的力量不断增强,在管理中表现为从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最终实现完善的、彻底的人本管理。

西方国家管理实践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物本管理与人本管理。在物本管理阶段中,根据人与物在管理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纯粹物本管理阶段、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和人力资本管理阶段。截至目前,人本管理不过刚刚萌芽。

在纯粹物本管理阶段,企业中的劳动者普遍被看成是“机器人”、“工具人”,他们与机器设备唯一的区别是会说话,这一阶段在管理上的特点是完全依赖外在的强制和监督。在管理者的眼中,人的特点就在于人是“有生命的机器”,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无视工人的任何需求,甚至是生理需求。在他们眼中,工人都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满身恶习的穷鬼,对这些人必须严加看管,多加处罚,否则他们就会偷懒、怠工甚至闹事和破坏。直到今天,在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中,监督以防止员工偷懒仍是管理存在的首要原因。在这一阶段,管理者对工人随意处置,最大限度地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克扣工资,雇佣童工和女工,对稍有懈怠的工人施以严厉的惩罚。

20世纪50年代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称,但自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在管理实践上即进入了人力资源管理阶段。从科学管理开始,管理者开始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人的特殊性上,认识到了人是不同于物的主动性资源,不发掘人的潜力就无法实现对物质资源的充分利用。在此后近100年间,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管理人”、“文化人”等等,管理者对于人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早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无论是泰罗的科学管理还是行为科学管理,都是以一种机械化的思维在寻求某种最佳工作方法,以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而到了人力资源管理阶段的后期,管理者认识到了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管理方式和工作效率之间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对应关系,不同特性的人力资源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来提高工作效率,因此,管理的重点转向开发弹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多样化的管理方式,以个性化管理为特征。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学者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货币形态逐步转化为知识形态,导致资本对人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人的能力,尤其是智力开始作为资本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出现了人力资本,那些拥有高超素质技能的人可以据此成为“知本家”。当“知本家”出现后,企业不再是资本所有者统治作为臣民的雇佣劳动者的“封建庄园”,而成为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所有者联合行使所有权的契约,资本家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知本家”(核心技术创新者和掌握者以及职业经理人)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知本家”可以将自己的人力资本转化为股票,和资本家一起享有对企业的治理权。人力资本的出现似乎使企业雇员和资本所有者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因此,有人将人力资本管理即视为人本管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首先,人力资本管理仍然把人与其他物质资源并列在一起,把人的知识、技能看成是另一种资本形态,劳动者以这种资本所有者的身份获得收益,而不是以劳动者的身份占有创造出的价值,因此,这不过是要素分配论的变形而已;第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只有高级管理者和创新技术人才可以成为“知本家”,普通员工由于人力资本太低,只能作为人力资源存在,而不能上升为人力资本与资本家平起平坐。因此“人力资本论仅是对人在经济动力中贡献的物质的、量化的因而是简单的描述而已,是一种便于做经济分析的人格的物化。……即使是约翰·穆勒,也为了避免将人当作资本品甚至比资本品低贱的难堪,提出‘人民不应当作财富,因为财富正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然而,人力资本管理毕竟在资本私有的制度框架内将物本管理发展到了极致,即利用将人异化为资本而与资本对抗,因此,也将物本管理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是对物本管理的否定,即以人本管理取代物本管理。

在西方国家的管理实践中,最能体现出管理人本化趋势的是德国的参与管理。德国1920年~1989年间陆续通过并实施的《工厂委员会法》、《共同决策法》、《工人共同决策法》和《工厂制度法》等一系列法律,保证了企业雇员可以通过工厂委员会和共同决策制享有参与权和决策权。工厂委员会由所有雇员选举代表组成(不包括管理阶层),委员会每月与雇主举行一次联合会议。委员会有权了解任何会对雇员造成重大影响的生产经营方面的决策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如果委员会发现劳动条件的改变损害了工人的人性化需要,可以要求雇主予以改变或补偿。共同决策制规定,劳资双方在董事会中占有同等的席位,双方再共同选举一位中立代表,中立代表只有在双方投票平局的情况下才进行表决。尽管受到管理能力、信息获知等方面的限制,真正的劳资双方对等共决很难实现,资方在决策中仍居主导地位,但是在德国的参与决策模式中,雇佣劳动者不需要借助于资本、知识等条件即可参与企业决策,参与权直接建立在劳动力所有权上,这不能不说是对“以资为本”的突破,是“以人为本”的开端。

从人本管理的历史渊源可以看出,其思想萌芽由来已久,贯穿着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并成为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人本因素在管理思想和实践中不断闪现,从纯粹的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历程,便是人本管理因素在量上不断积累和增加的体现。由于私有企业制度限制了从物本管理到人本管理的质变,因此,只有企业制度转变为合作制或公有制之后,人本管理才具备了实施的制度基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企业管理水平还相当落后的国家来说,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企业为人本管理提供了制度前提,我们应当承继西方企业管理积累的经验与成果,顺应社会进步和管理趋势的发展,用人本管理提升我国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克·A·卢兹肯尼思·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2]Ellerman,David.“The Employment Contract and Liberal Thought”[J].Review of Social Economy,44:1(April1986),pp14～15

[3]马克·A·卢兹肯尼思·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0页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3～94页

[5]陆雄文:民主管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

[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49页

[7]芮明杰杜锦根:人本管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

西方管理学发展 篇2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解释学对人文科学心理学、存在心理学以及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解释学视人的心理和行为为待解释的文本,使对意义和价值的理解进入心理学,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并使人文科学心理学知识的合法性得到确立.然而,解释学并非完善,这造成了其在西方心理学中运用的局限性.

作 者：丁道群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刊 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1(2) 分类号：B84 关键词：解释学   西方心理学   方法论   文本   意义   理解  

西方管理学发展 篇3

关键词：学校；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一、西方当代主要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对于西方教育管理主要理论流派的类型，大多数学者是按照教育管理理论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来加以分类的。在分析教育管理理论时一般是先介绍一般的行政理论或管理理论，然后再分析这些理论在教育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查阅教育管理类相关书籍文献，笔者发现也有学者将西方教育管理的理论流派分为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和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这三大理论流派。

（一）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科学教育管理理论是受科学主义的管理理论特别是西蒙的科学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产生的。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伴随着著名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而成长起来的一个主导性理论流派。该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丹尼尔·格林菲斯、哈尔平、坎贝尔、霍伊和密斯科尔等人。科学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认为教育管理也应该是一门科学，它应该具有物理学那样的严谨性和规律性，该流派对管理有其独到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是该流派认为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它重视人的理性和组织的结构在管理和决策中的作用，并主张通过培训，帮助社会管理人员来掌握科学的管理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对事物的不确定性进行不懈追求的一种精神理念，使人们面对未知的世界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勇于探索其中的规律，而不是被动地甘受外在世界的摆布。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有学者指出，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与1927年-1932年美国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的试验以及在这一实验基础上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学说有着内在的联系。研究者通过研究霍桑试验的实验结果，发现工人的积极性更多的与人的精神因素相关。这一发现促使人们对管理中人的精神需要等非认知理性因素加以重视，而人际关系学说就是对这一发现所进行的理论概括。霍桑试验及人际关系学说使社会科学家对研究管理中人的因素产生了积极的兴趣。直至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与科学主义教育管理流派相对立的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流派。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流派关注组织中的人，关注人的非理性方面，比如人的意志和情感等，至于理性方面，则更关注价值理性和伦理理性。

对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管理流派，有学者指出主要包括格林菲尔德的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霍金森的教育管理价值理论、福斯特等人的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萨乔万尼等人的教育管理文化理论以及麦克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等。第一，主观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该理论表现出了对人的因素的特别关注，认为管理理论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人的意志、情感和动机。第二，教育管理价值理论。霍金森认为教育管理研究应该特别关注“价值”及其在管理活动、管理理论特别是管理哲学中的地位，这促进了人们对教育管理中道德和伦理问题的关注。第三，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将自己的宗旨定位为“为人的自由而管理”，它批判了阻碍人的自由的社会制度，表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提出领导必须具有批判性、必须具有变革能力、必须具有教育性、必须是道德的等观点对教育管理者或领导者的实践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第四，教育管理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想要理解和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包括教育组织，仅仅批判社会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研究人的主观性表达，如语言、信仰、组织等文化。第五，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这一理论大致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于之前提到的理论，该理论的研究仍略显不成熟，该理论主张将整个个体置于管理的视野，关注人的内在状态，强调管理需要用心而不是单凭理性或理智的说服。

（三）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自然连贯主义的教育管理流派是一种企图建立一门新型的管理科学的理论流派。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大致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澳大利亚的两位教育管理学家——科林·依维斯和盖伯利乐·拉克姆斯基。该理论流派以自然科学中神经系统科学的发展为依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管理理论体系，为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在如何吸收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开拓了教育管理者的眼界。它的决策模型和培训模式能够给予当今教育管理研究者有关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启示。然而，自然连贯主义只看到了人类认识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几乎完全忽视无论是认识的主体、认识的客体还是认识的中介系统都受到了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极大影响。

总之，西方近一个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大多是围绕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观点而展开的，从而也就形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以及为调和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教育管理理论而形成的自然连贯主义教育管理理论流派。

二、对高校教育管理的反思

在收集整理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的过程中，笔者了解了一些教育管理学家对教育管理的思想观点，并得到了相关启发，由此对高校的教育管理做了一些反思。

（一）加强家校联系。高校中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异地求学，离开了父母的照顾，对于新环境、新学习和新人际都需要适应期，而部分学生可能会在此过程中因适应能力差或缺乏人际交往技巧而出现不适应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而当前高校中因人际交往障碍、环境适应性差而引发的大学生心理事件越来越多，在学校进行心理矫治的过程中加强学校和家庭的联系沟通，可以进一步了解问题学生的成长环境及性格特点，进而加强心理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真正帮助有困惑的学生解决问题，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与人际观，更好地适应新生活。

（二）注重学校教育。健全人格是学生走向社会必需的一种素质，高校应该将教学管理的重点放在青年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上，多维度地为青年学生群体的健康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

第一，加强教师的自身道德修养。学识渊博、德操高尚的教师往往具有独特的榜样示范作用。教师应充分尊重和信任学生，要注意保护学生自尊心，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对于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学生，要及时发现并充分肯定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表现的欲望、被人重视的需求。在批评学生的时候不能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要以理服人；对人格有缺陷的学生要注重对他们的心理辅导和训练，给予他们特殊的关怀和指导，促进那些不良人格品质向良好方向发展，直至逐渐形成健全人格。

第二，丰富校园文化。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是学校的灵魂，也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核心。现代大学生群体由高中紧张的学习进入到大学相对轻松的学习生活中，往往会存在进取心不足的情况。所以，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组织有针对性的文化活动，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中都能找到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激励和推动他们去获得成功，使他们在获得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同时，逐渐克服和消除他们人格当中自卑、懦弱以及懒散、懈怠的面，以形成健全人格。当然健全人格的培养离不开社会交往。因此学校要积极组织各类丰富多彩的交往活动，拓宽学生的心理交往空间。比如可以充分利用节假日组织文娱联欢，开展体育竞赛、社会调查、志愿者活动等，从中增强他们主动交往的意识、培养他们的社交习惯，锻炼其社交能力，为形成健全人格奠定基础。

第三，实现学生参与管理的多元化。在当前的高校管理制度中，除了班干部制度，存在权威主义伦理学色彩的还有高校学生会制度。这些制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一部分人而否定另一部分人；利用一些人来管理一些人，分而治之，这样可能会与培养学生自信心、提高学生自我发展能力的初衷背道而驰。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培养学生的自尊、自信和自爱，发展他们的自我潜能。高校学生工作者应转变管理观念，创新管理模式，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发展中来，可以指导和鼓励具有管理组织能力的学生组建社团以丰富校园文化，也可以通过轮流任职的方式进行班干部管理，还可以通过管理意见征集等方式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集体合作意。

第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当代大学生受严峻的社会就业形势的影响，往往更具有竞争意识和为就业提早做准备的意识。然而，也有部分学生在校园生活中出现功利化的倾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谄媚虚伪甚至弄虚作假，为了综测而费尽心思只为毕业时简历上能多一些奖项而增加自身竞争力。尽管争取各类奖项也是青年学生进取心强的表现，但在激烈的竞争中靠真才实学获得所需才是正当的，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往往失掉了基本的道德，这样的“人才”进入职场往往会污化职场风气。此外也有部分学生因就业压力而产生心理焦虑等症状，甚至引发因就业问题而导致宿舍关系闹僵等极端事例，这对于健全人格的形成也是不利的。因此，高校应注重对学生职业规划的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及创业观，缓解就业压力。

总之，教育管理是长期发展的过程，需要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形成有效的教育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黄志成：现代教育管理理论[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2]吴志宏、冯大鸣、魏志春：新编教育管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萧宗六：学校管理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

[4]孙绵涛、罗建河：西方当代教育管理理论流派[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

[5]张东娇、徐志勇、赵树贤：教育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陈如平：教育管理理论运动[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

西方管理学发展 篇4

(一) 社会管理的概念

社会管理, 一般是指政府和行政机关凭借其所掌握的行政权力, 以颁布和执行公共政策和行政法规的方式, 对社会的各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 其目的是整合社会利益诉求, 对社会财富和生活资料进行合理分配, 规避社会矛盾和冲突, 使社会整体进入安定团结、和谐有序的良性发展模式, 最大程度地增进社会成员全体的幸福感。

在内涵方面, 社会管理大致可以分为政府对社会进行的直接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两大部分。其一, 政府社会管理是指人们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那种由政府主导的,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直接参与到相关社会事务中, 对公共事务进行统筹领导, 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分配, 整合社会利益诉求, 规范社会秩序;其二, 社会自我管理是指在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 近些年才在我国开始实践的基层和区域公民组织的自治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具有节省政府财政支出、提高公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和政治参与热情、挖掘社会潜在力量和便于人民权益的伸张等优点, 更能体现出大众的公意。

(二) 社会管理的特点

1. 社会管理具有综合性

社会管理要求我们必须将社会视为一个拥有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有机整体, 而非单纯封闭的独立个体, 它拥有多个层次、多种结构所组成的社会网络架构。在处理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时刻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后果, 不能片面地追求某一领域的最有发展, 而要放眼整个社会的全局利益, 以综合性的视角来处理问题, 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社会管理具有计划性

由于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 具有综合性的特征, 因此, 想要实现对其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 就一定要做到制定政策前进行详细完善的的调查研究, 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综合利益, 以及社会管理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多做事前计划, 力求在执行前设计出最能够符合人民利益的最佳方案。

二、西方国家社会管理模式分类

从政府与社区关系角度来分析, 我们一般把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模式分成三种, 也就是常常说的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由社区公民自治的管理模式和混合社会管理模式。

(一) 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的最突出标志是政府和相关行政机构对社区事务采取直接管理的方式, 也就是说政府与社区之间存在着非常明确的垂直领导关系。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层级分明, 任务分工明确, 政策执行速度快, 社会管理效率高;但缺点是这种政府和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全面直接接管会导致公民只能被动地服从命令, 缺少了伸张自我意志的机会, 容易造成公民的消极参政。政府主导模式的经典范例是新加坡, 其社会管理的高度组织化和效率化世界闻名。我国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也是采用了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 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所转变, 但至今我国依然在实行以政府主导模式为主, 以社会自治模式为辅的管理模式。

(二) 社区自治模式

社区自治模式原本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 改革开放后才在我国开始展开尝试性实践, 其最鲜明的特色是依靠强大的市民社会建立区域性、行业性或是某个领域的公民自治组织进行将政府和行政机关排除在外的公民自我治理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管理模式。其优点是将社区治理的权力从政府这个高高在上的国家统治处夺回人民的手中, 使公民能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更好地支配自己的生活, 以团体的力量更好地行使权力、维护权利、争取共同权益发出更具号召力的政治声音, 极大地提高人们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管理的热情。但在另一方面, 过分的社区自治会使人们更多地追求本区域和本领域的利益而忽视了社会整体的综合利益, 其极端会走向无政府状态。美国是社区自治模式的代表国家, 每个社区都可以自主地决定其特色;而与此相对的, 常见于美国街头的示威游行次数于此大多成正比, 这也算是社区自治模式正反两面的真实写照了。

(三) 混合管理模式

混合管理模式是政府主导模式和社会自治模式相互融合的产物,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政府的行政权力与公民社会力量的妥协的产物。混合管理模式是指政府为社区提供资金支持和专业技术层面的指导, 采取间接的方式帮助社区进行良性治理规划和建设;而具体的日常社区管理则交给公民委员会全权负责实行自我管理。这种模式在规避了前两种管理模式的弊端同时对其优点进行完全吸收, 呈现出一种中庸和谐的治理态势:一方面, 提高了公民的参政意识和参政意识, 使人们拥有一种“我们的社区”的意识, 更乐于投身社区建设;另一方面政府的适当间接指导规避了过分民主的无政府化危险。日本是混合管理模式的典范国家, 政府起间接指导作用, 由本地居民和社会团体共同对社区进行自治管理。

社会管理模式的产生与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渊源、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民主化程度息息相关, 密不可分, 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其背后又有着不同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和政府与社会关系作支撑。三种社会管理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显示出不同的民主发展水平, 但在实际选择上必须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 符合他国的社会管理模式不一定符合我国的现实需要, 因此必须立足本国的国情做出不一定要最优但一定要最合理最实用的管理模式, 切不可照搬照抄。

三、当代西方社会管理特点分析

虽然各个国家基于各自国情的不同, 采取的社会管理体制上多有差异, 但这些成功范例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

(一) 社会管理的法制化

社会管理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撑和规范, 美国国会颁布过《国家和社区服务合作条例》;日本也先后颁布了诸如《地方自治法》和《地方分权一览法》等百余项社区自治法令, 细化到各个等级项目的开支额度和各种专业设备支持的费用标准, 从而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社区自治法律体系;德国采用了以立法的方式将社会管理的每个程序环节做出详细规定, 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必须严格照章办事, 使社会管理变得及其透明, 增进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二) 社会管理的分权与自治

权力下放和分权于民是新时期全球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要求, 也是西方国家社会管理的突出特征。二战后普遍变得过于庞大臃肿的国家机器必须提高其灵活性和应变速度, 为了回应民众的一致期待, 各国相继出台了有关分权于民的政策。如西班牙在1981的《自治区条例》中明确划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区政府的权利与责任, 将一部分的社会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团体组织;日本则是在1998年实行了“分权推进计划”, 并且在第二年为此计划对600余部法律进行了细致的修改。

(三) 社会管理方式市场化

20世纪80年代, 社会管理市场化、企业化这种在封建时期被视为天方夜谭的理论在民主时代逐渐被许多发达国家所接受并付之实践, 其效率化之高令人惊叹。英国在撒切尔时期开始推进自然垄断行业的民营化, 政府将邮政、电子通讯、航空、火车运输甚至石油、电力等领域作为招标项目, 拍卖给个人和民间资本, 以市场经营的方式进行管理。美国也很早就开始在多个领域放松或废止政府的直接干预, 推崇“成本——效益”原则, 使政府的社会管理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

(四) 社会管理的公众参与

由于西方国家推崇民主和自由, 各国政府对政治生活的公众参与程度都很重视, 在社会管理领域当然也不能例外。资本主义发展传统为西方发达国家造就了强大的市民社会, 为公民的自我管理提供了坚实而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力量基础;在英国, 区域范围内的重大事件都要经过“公众评议”, 使其结果能够最大程度地符合本地民情需求。在法国, 《城市规划法》中明确要求政府的市政规划必须征得本地公民的同意方可实施;在瑞典, 任何一位公民都有权在政府的社会管理中发言, 确保稀缺资源能够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合理利用。

四、对我国社会管理模式发展的启示

(一) 提高法制化程度, 建设法治化国家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 我国的法制化程度一直偏低, 虽然已经开始编纂, 但至今我们也没能拥有一部像样的《民法典》, 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近千万平方公里领土面积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这是很不相称的。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留给我们太多的“人治”色彩, 而这种“人治”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了。西方国家的法制化给了我们很好的借鉴:政府包揽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想要灵活机变地实现国家的良性治理, 就必须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的建设。让法律作为评价是非对错的天平, 社会中的各种事件都能够依法处理, 那么社会管理就必然能够收获好的结果。

(二) 建设集权主导下的适度分权制度

我国的国情有别于西方国家,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过30余年, 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市场化基础仍然不够深厚, 涉及民生和国家命脉的核心产业仍然不能放权, 但是在其他领域应该适当分权, 如中央分给地方一些权力、地方就能分给下属行政机构一些权力, 权力多了一些, 处理问题时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就强一些, 就能为人民多办一些事情, 同时也能减轻中央政府的工作压力和行政负担。因此,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推动政府与社会的协作治理, 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分权不但符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更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

(三) 坚持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

政府的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 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 为了给人民提供更大的便利, 更好地服务于民。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我国的中央集权属性和历史原因, 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总是给人以强制的印象, 这是与政府存在的目的所不一致的。作为政府, 必须牢记自己的“公仆”身份, 坚持以人为本, 绝对不能为了政绩丢了公共服务的本分, 要加大以往一直被忽视的基础设施建设, 让人民充分感受到国家富强的实际变化, 享受到服务型政府带来的幸福感。

(四) 鼓励公民的政治参与, 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优势

一直以来, 我国的社会治理与西方国家相比最大的欠缺就是公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一直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在社会管理层面上会有越来越多的职能从政府转移到社会组织。因此, 必须提高对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扶植力度, 信任人民、依赖人民、帮助人民建立起能够真正代表大众利益、为政府分忧的社会自治组织。

结论

在社会管理方面, 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为我们做了良好的参照, 也使我们充分地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无论是政府主导的社会模式、公民社区自治管理模式和混合社会管理模式, 只有符合本国国情的才是真正的好模式。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 我们必须勇于直面阻碍, 虚心学习, 善于借鉴, 勇于创新, 才能走出属于我国的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 实现社会管理的良性循环, 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冷熙亮.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与启示社区建设[J].社会, 2001 (3) .

[2]李建国.日本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J].城市问题, 2000 (3) .

[3]谢守红, 谢双喜.国外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比较与借鉴[J].社会科学家, 2004 (1) .

[4]刘志鹏.城市社区自治立法:域外比较与借鉴[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2 (3) .

西方管理学发展 篇5

对柏来图来说，本质与形式有关，它独立于自然界而存在，只有通过忽略感觉经验，把思维转向内部(即通过内省)才能获得。柏来图以回忆说阐述灵魂的形成过程。这是欧洲心理学实验史上关于天赋观念和内省法最原始的表达方式[4]。

3.2 奥古斯丁的《论灵魂》。

奥古斯丁认为心理是主观自生的内部经验，无法为他人直接认识，灵魂只有通过内省才能接近，并以自我报告的形式陈述出来为人所了解。因此心灵就是通过自己认识自己的。在欧洲历史上人们把奥古斯丁看作是心理学上第一个内省主义者[5]。

3.3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不承认感觉经验的真实性，只承认理性思维的真实性。笛卡尔正是用内省开思考真理的，或者说正是用内省来思考和探究人的心理现象的。

3.4 经验主义者用内省研究观念和联想。

经验主义者就是强调经验在知识获得过程中得重要性的一种哲学[6]。这三种观念的形成，都是以人的联想为链条和中介。也就是说，这些观念都是由一同出现的有关观念联结或者集合成一个东西的结果。

3.5 冯特—实验内省法

“实验内省”德文词是Experimentelle Selbstteobachtung。就冯特本人来讲，他得实验内省指的是利用实验技术，如反应的测量、词语的联想以及对刺激的辨别反应等对心理过程所用的科学研究。

3.6 构造主义的内省法

铁钦纳采用的内省法在运用上区别与冯特的实验内省。首先，在应用范围上，铁钦纳把实验内省应用于复杂的、高级的心理现象，如记忆、思维等上，打破了冯特的限制。其次，铁钦纳实验程序要求更加严格。铁钦纳对实验内省方法的使用比冯特更加复杂，被试必须寻找到他们经验中的元素成分，他们的工作是描述产生复杂认知经验的、基本的、最初的元素经验[7]。

3.7 式塔学派的直接观察法—不破坏自然经验的内省法

格式塔心理学家即以直接经验为研究的对象，而直接经验是自然而然观察到的完整的现象，因此他们主张采取自然的观察法，而主张观察是离不开直接经验的，因此他们并不否认内省法，只是反对人为的分析的内省法。比如对缪勒-莱耶错觉(箭形错觉)的分析上， ab两线由于附加了两种不同方向的箭头，各自组成了一个格式塔，他们之间又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把他们看成是一长一短，才是真实的自然经验[8]。因此他们极力的反对传统的内省法。

3.8 行为主义的言语报告法

尽管古典主义心理学家摒弃主观意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反对使用内省法，但还是采用了内省法，只不过是换了名字—言语报告法而已。以致有人说：“他(华生)把内省法从前门赶出去，又以语言报告法把它从后门迎进来”[9]。

3.9 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

自由联想技术是弗洛伊德由催眠术的启发所创造的，相对于实验内省和言语报告法更加自由、灵活，它所反映的内容完全是患者的主观思想，导致一些人批评他得研究结论主观臆断不准确。

3.10 罗杰斯(人本主义)的以人为中心疗法与认知心理学的自我观察法

由于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和认知心理学派对心理现象的研究都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内省法只体现在其中的某一种上。首先，罗杰斯倡导现象学方法，把它作为对意识经验的一种直观描述法。其次认知心理学家采用自我观察法，即在解决问题时让被试者口头思考，把他们在进行各种运作活动时的想法。

3.11 科学心理学的心理测验法

比如智力测验、成就测验、人格测验、态度测验等等。这些测验所用材料都是经过预先标准化的，被试根据指导语按自己主观思考来完成。完成心理测验的过程也就是被试进行内省的过程，较之以前的内省法更加科学有效。

4 小结

从本文第三大部分，即内省法在西方心理学史上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这样一些规律：

4.1 内省法从最初的主观思辨发展到现在的心理测验，在心理学发展史上始终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尽管用了不同的称谓。4.2 内省法应用条件不断得到改进，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心理学家们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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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史的发展 篇6

关键词：政治史；兰克学派；年鉴学派

政治史，在历史中一段时间的地位让所有的历史分科羡慕不已。无论古代的西方或东方，政治史均被各国历代统治者奉为上宾，唯恐其于史书中遗臭万年。那么政治史在西方是如何发展？笔者将试着探讨政治史的发展历程。

政治之定义很难界定。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认为：“政治史经济的最集中地表现，受到经济结构的制约。”毛泽东认为：“政治史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但是更多的人说，政治史它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西方政治史其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段。

一、古典史学，即古代希腊罗马史学时期

古典史学开始于神话和史诗前的希罗多德，到公元五世纪算是“古典世界”的终结。西方文明源于古代希腊与罗马，最初的史学也是源于这两个区域的国家。在古代的希腊与罗马，由于社会的生存性质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必定是艰辛的。在这种艰辛的背景下，统治者们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了生存与扩大自己地盘上，对待历史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个时段的历史记录多半是史学家们自己的兴趣使然。史学家们在他们史书上所记录的不是他们身边的人民吃什么、怎么出行。他们更多的把自己记录焦点放到了国王们征战了哪些国家，或者哪个国家又侵略了自己的国家。所以从历史学这个学科的产生之初，它就深深地烙上了国家之间政治的印记。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蒂托·李维的《罗马史、》塔、西佗的《罗马史》等等。这些古典史学巨作大多记录的都是国家的战争、皇宫、民族等一系列跟政治相关的内容。这个时间段的史学可以说就是政治史的范畴。在这段时间形成的政治史的优良写作传统对后世西方史学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二、中世纪政治史学

公元五世纪开始，西方的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基督教神学观介入了史学。提到欧洲的中世纪，通常都会加上类似“黑暗的”的形容词。在黑暗的中世纪，教会不仅仅是把普通的百姓置于黑暗统治之下，甚至各国的君主也受到罗马教会的摆布。直到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人们才开始摆脱教会的长期的统治，在这段长达将近十个世纪的黑暗时光中，历史学无法避免的受到教会的侵扰与束缚。

在中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可以说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实际意义。历史在教会的统治下最大的功用就是用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时符合上帝旨意，现实生活中任何东西它都是上帝意志在人间的体现。史学家们的工作被严重束缚，思想也缺少了自己应有的创作观念。在这段时间，历史学相对来说发展地及其缓慢。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史的发展也是无从谈起的。欧洲各国的君主在这段时间，受缚与教会的威慑，也是在极大的压制历史学的发展。第一位基督教史学家利比亚人阿非加努斯，著有《编年史》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个年代，古典的史学家如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等人由于把自己的写作视角放在世俗的事情上，所以反倒受到了中世纪史学家们的猛烈抨击；他们的作品受到鄙视，甚至是破坏。这不得不说是历史学发展史上的曲折过程。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这段时间的欧洲历史，在一些的作品中，如被誉为“蛮族的希罗多德”的格雷戈里，在他的代表作《法兰克人史》中，记录了大量的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状况；这些记录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起着极大的作用。

三、近代政治史学

十四世纪时期到十六世纪，发生了一件对日后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思想运动---文艺复兴。欧洲的史学在这段时间加快了其进程。文艺复兴渐渐地解开了教会对人们精神的束缚，薄伽丘、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是他们中的先驱与杰出代表。史学界在教会长达数个世纪的压迫下，文艺复兴让各种史学流派如雨后春笋，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等相继发展起来。历史学就是在这段时间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政治史在此期间亦获得了极大地发展，政治史在历史学中地位也是空前的。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十九世紀末在德国形成的兰克学派。兰克学派统治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史学界，它的影响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的史学界仍不缺少兰克学派的拥护者。政治史也正是在兰克学派的倡导下达到了其发展史上的巅峰时刻。兰克学派提倡写史应当“如实直书”、客观公平同样也应当是无色彩的。在兰克本人提出的史学观念值得称道，被誉为“科学史之父”也是恰如其分的。兰克本人之所把更多的焦点放在政治史上，原因有二：一、传统的历史写作习惯使然。正如上文所说，在古典史学中，政治史一直是史学家们的记录核心；这种传统的创作习惯，尽管在中世纪有过数个世纪的中断，但是这一点都妨碍，解放思想后的欧洲。更何况这个时候的欧洲已经经历了“启蒙运动”，思想可以说是二次解放，古典史学的一些史学写作传统在解放中得到重生。二、兰克本人就有参与过政治运动（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对政治感兴趣）。这一点让兰克在史学研究中，不自觉的把眼光聚集到政治史上。

随着兰克学派门人对兰克学派的继承与发展，一些东西在改变。其实就兰克本人来说，他过分的强调档案史料的作用，让社会文化史学家相比之下，只像是个半个业余史学爱好者。这种强调必然，限制自身学派的眼界。实际上，兰克倒是相对来说没有其后他继承者们，那么狭隘，他也曾从事过宗教改革与反宗教的讨论，他也不排斥社会、艺术、文学或者科学的历史。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就没有如此的心胸了，兰克学派的追捧者们认为，似乎除了政治史外，再也没有什么是纯粹的史学了，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不值得写到史书上。在随后的时光中，非政治被排除在了史学之外。在那个年代，如果你告诉别人你不是从事政治史研究学习的史学家，或许你会被你所在的学校扫地出门。这似乎让政治史占尽光芒，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实际上不光是其它门类史学的灾难，对于政治史来说这也是一种另类的灾难。因为，越是辉煌的东西，在倒塌之后就会有越多的人来踩踏。

四、现代史学

从二十世纪新史学的萌芽产生的时刻起，就日益冲击者传统史学的地位。大体上来说，现代西方史学史等同于二十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与演变，这是西方新史学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年鉴学派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年鉴学派就是为批判兰克学派而产生的。兰克学派过分极端的把视角放在政治史上，但是年鉴学派却要倡导史学研究的跨学科性。我们不妨从年鉴学派的发展来看。年鉴学派第一代，代表费弗尔和布洛赫，他们提倡跨学科的研究历史，比如社会学、心理学等被大量提及。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中提及了总体史的概念。这些都是对传统史学强有力地挑战。第二阶段，也就是二战后，其中布罗代尔是其代表；他在其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把历史事件分成三个时段，而布罗代尔对长时段尤其的注重，形成了一种经典的历史写作范式；与此同同时，他还把政治事件直接规划到了段时段中去，这样的划分，以为着，政治事件的发生成为了转瞬即逝的、对人类历史影响极小的历史部分。政治史的地位受到了空前的打击。虽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写作背景是以政治事件为背景，但是文章阐述了大量的地中海及周边的自然地理环境，要知道这些地理因素都被布罗代尔规划到长时段范围的，而且对于政治的描写则是要凸显它影响的微不足道。第三代即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年鉴学派，似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年鉴学派了；史学家们把目光从宏观史学转向了微观史学，心态史、计量史等新的历史分支走上了历史舞台。历史研究范围空前扩大。而政治史在历史学中遭遇长期冷遇后，则再被提及。

西方管理学发展 篇7

关键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价值取向,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

一、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1. 边界解读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即存在于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 是指在公共部门中履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所有工作人员的总和。他们为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劳动, 为公众提供公共管理与服务, 同时, 他们本身也是公共组织发展的目的, 即组织的存在与发展除了政治上服务于公众利益之外, 还必须为其内部的人力资源提供各种发展、完善的机会, 使他们的工作成为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基础。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的概念实质上是来源于私人部门的人力资源但又与之不同, 与私人部门的根本差别也在于其所处的环境是公共部门, 因而就决定了两部门间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环节、内容的差异。在这之中, 根本差异在于两部门间价值取向的不同, 因为公共部门面向社会公众, 与之相比, 私人部门仅仅面向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群;公共部门的工作目标是复杂多样的, 而私人部门的工作目标是单一的, 两者之间价值取向无法一致, 也就决定了两部门之间人力资源管理的诸多不同。

2. 与私人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比较

⑴价值取向不同。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所处理的均是公共事务, 并且很多时候是没有规定并且也无法工作程序的, 因而在处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与私人部门以利益衡量工作绩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不同, 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公共事务的处理结果也并非完全可衡量的, 因而人力资源管理无法以经济效益来衡量, 否则可能会造成比经济损失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 与私人部门仅仅追求最大化的利益不同, 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要认同公共伦理价值观, 树立天下为公、执政为民的伦理责任理念, 在处理社会利益、本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等利益冲突时, 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在价值取向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前者以公共利益为先, 后者以私人利益为重。

⑵人力资源管理环节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 也决定了两者在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以及各个环节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例如招聘、录用、培训、考核、薪酬激励等具体环节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在招聘方面,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公务员法》出台之后, 公务人员的招聘更为公平公正, 但是在私人部门的招聘, 各种类型的歧视依旧以各种或隐蔽的或歪曲的形式存在着。在考核方面, 不会按照私人部门完全的绩效来考核其行为, 因为一项政策或者是其它公共部门的各种活动的成效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显现的。并且考核的指标也与私人部门不同, 不能完全按经济效益指标来进行考核, 因为一项政策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社会效益可能是负面的, 例如减少汽车购置税或不限排。也有可能一项政策带来的经济效益是负面的, 但是社会效益是正面的, 例如环保政策等。在薪酬激励方面, 私人部门的激励较为直接且物质性激励较多, 但是公共部门更多的则为荣誉性的激励。因为薪酬激励方面的差别, 也必然决定了两者在权益保障方面的区别。相对私人部门而言, 公共部门在权力义务, 工资待遇, 养老医疗等保障以及离退休管理等方面有更为详细的规定。

各个环节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不同。在私人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激励以及培训员工合法地追求本部门利益最大化, 以此来换取最大化的私人利益。在公共部门, 因为需要维护公共利益, 对于公务人员的伦理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库伯所言, 在后现代社会中, 行政人员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 这时必须注重伦理关怀与伦理建设。与之相比较而言, 私人部门很少有伦理以及道德方面的培养。

⑶两者共同点。两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虽然在价值取向、目标、环节以及方式上均存在差别, 但是也存在共同点, 但是它们对工作绩效同样关注, 尽管绩效的衡量标准不一样。此外, 两者都需要吸引人才以及留住人才, 因而对本部门内人力资源的发展提供关注, 为本部门内人员提供发展以及培训的机会。最后, 两者所处的环境都是变化的, 都要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持续关注人力资源的适用以及他们的绩效等。

二、西方相关理论中的人力资源管理价值取向

1. 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视角

⑴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观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官僚制理论、科学管理等理论之上。古德诺认为, 政治即国家意志的表达, 行政即这种意志的执行;官僚制理论强调严格的分层, 职位有严格的等级;科学管理是为工作制定最节约时间、最能提高效率的标准程序, 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按这些程序来进行工作。

⑵价值取向——效率。基于这些理论, 可以看到公共的人力资源管理也是基于效率这样一个价值取向, 要求按标准、按程序、最快最好地执行。政治与行政二分, 即政治与行政是分离的, 公务员与政务官也是分离的, 要求行政人员不受政治的影响, 在西方而言, 即不受党派的影响。这就决定了行政人员自由裁量权的非常有限性。官僚制理论提供了一种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 马克思韦伯在层级制度、公务人员的职位安排、薪酬、奖惩、晋升等方面均有详细的表述。但总体而言, 在组织内部, 实行严格的官僚科层制, 对内部人员强调控制, 一切以任务为中心, 以求得命令的上行下达和高效率。

⑶一些批判。虽然这一时期韦伯的官僚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人力资源管理, 但是在这种官僚制以及政治行政二分制度下, 行政人员仅仅理性地执行很多时候是重复的工作, 大大的压制了组织内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以及人才质量的提高。官僚制度的设计是服务于效率的, 但是这种标准化的程序并没有带来绝对的高效, 反而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官僚部门中层级繁多, 易造成信息传输不及时, 从而行政处于低效率的状态。总的来说, 传统公共行政注重执行以及效率, 不主张对人力资源价值的探究, 也不注重人力资本的开发。

2. 新公共管理的视角

正是基于上述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 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已发生了转变。基于政府机构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逐渐走向灵活并且基于市场的 (新) 公共管理。这种变化是政府行为的重大变化。新公共管理的采纳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中新范式的出现。

⑴新公共管理的基本观点。对于新公共管理,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各个学者对新公共管理的主张选取也不尽相同, 在含义、特征、原则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共识, 但在局部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新公共管理倡导的是企业即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 都主张职业化的管理以及实行与私人部门相似的绩效标准和绩效评估方式。此外, 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 强调顾客导向, 对消费者而非公民的需要保持敏感, 强调公共服务的针对性而非普遍性。新公共管理认同对公共官僚机构的改变, 主张将公共官僚机构分解各种建立在使用者付费基础上的处理事务的机构;准市场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竞争。经合组织 (OECD) 1995年度公共管理发展报告《转变中的治理》中也给出了类似的定义。休斯从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考核标准、政府机构的转变、公共服务提供的依据等方面也提供了理解新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旨。总而言之, 新公共管理是政府为实现经济 (economy) 、效率 (efficiency) 和效能 (effectiveness) 的“3E”做出的决定性努力。

总结以上学者的观点, 首先, 新公共管理注重市场的运用, 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 主张将私人部门的管理理念、方式、方法运用到公共部门, 非常推崇私人部门的行为方式。其次, 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 因为以市场为导向, 因而将政府看做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 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 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 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最后, 与传统公共行政非常僵化的工作程序相区别的是, 新公共管理强调授权, 即授予执行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通过授权来改善公共部门的工作, 这里的授权包括三个方面:组织授权、个人授权以及社区授权。通过授权的方式, 让组织、个人以及基层社区有一定的灵活处置权、决策权来处理公共事务。

⑵价值取向——市场化与公共性。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相比, 新公共管理倡导新的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强调公共价值取向同时也推崇市场价值取向, 即强调政府组织的公共性, 主张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和政治责任;同时也从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吸取经验。因而, 新公共管理强调公共利益、公共服务以及民主行政。同时也强调市场化的方式。

⑶关注行政人员。其次, 新公共管理关注行政人员, 并且这种关注已经存在于组织体制之中。新公共管理在体制上的创新表现为通过绩效管理以及监督等各种方式注重组织的效率, 相应的也就要求组织人员改变之前的行为方式。例如政府要分权, 让公务人员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官僚制政府的管理层级, 主张减少政府职能来提高效率;公务人员要灵活地适应环境, 灵活地处理公共事务。正如之前所述, 通过组织体制以及组织行为的改变, 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面发生了大的改变, 政府已经注重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审视自己的行为, 改变自己的行为并让社会来评价自己的行为。而并不是之前的管理体制中的内部审视以及内部改变。

新公共管理注重公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行政伦理与道德建设。新公共管理认为, 个体公务员的行政判断力比政府制定的各种规则更重要, 因为政府和公务员正处在一个环境变化很快、行政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不断扩大的时期, 好的行政道德必须是由公务员将行政价值观与一定的情势结合而产生。

⑷公共服务。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 根据“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张, 政府在公共服务的问题上应该更有针对性, 即政府应该在社会对公共服务做出评价并提出意见的基础上来改进公共服务, 而非根据其自身的主观建构来改善服务。形象的说法就是, 政府把公众当作“顾客”, 让“顾客”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对政府作出评价, 去决定政府是否需要改进以及如何改进自己的公共服务。

3. 新公共服务的视角

⑴新公共服务的核心观点。任何一个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新公共管理也存在缺陷, 人们质疑其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质疑过分市场化的价值追求, 同时也质疑其公共性的丧失等。在新公共管理的基础上, 新公共服务逐渐发展起来。

新公共服务的核心理念是, 在人民主权的前提下, 作为最主要公共管理主体的政府, 其基本职能是服务于公共利益, 既非亲自“划桨”又非代替公民来“掌舵”。新公共服务是登哈特首先提出来的,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主要有7条基本观点。总结其主要观点, 可以看到, 新公共服务以公共利益为先, 注重服务且服务于公民, 并且以上都是公务人员的责任, 强调公务人员应该承担多样化的责任。并且, 新公共服务注重人, 注重公民, 也注重公务人员。可见, 新公共服务的最大努力是要“颠覆”新公共管理的价值优先性。

⑵价值取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新公共管理中受到质疑声最多的就是对其公共性丧失的质疑, 因而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辩证否定中诞生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就强调了政府职能所追寻的目标在于公众的利益, 确保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本身及其产生的过程都符合正义、公正和公平的民主规范。同时倡导公共官员在行事的时候要以公共利益为先, 秉承着公平、正义的原则。因而应当将公务人员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是否站在公众的立场, 无论是在处理过程中还是在处理结果上是否维护了公众利益作为一个考察的基本点。当然, 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 任何个人都是“经济人”, 都会追求自身利益, 因而在公共利益得以保证的情况下, 对于公务人员可给予以一定的荣誉激励或物质激励, 以此来保证公共利益得到保护。

⑶注重民主参与。新公共服务认为, 公民不是工具, 不是被动的接受者。相反, 公民参与被视为民主政体中政策执行恰当且必要的组成部分。新公共服务非常注重公民的参与, 鼓励公民参与, 在公共部门中强调一种民主的氛围。这种氛围的创造鼓励了公民的参与, 增强了组织工作的透明度, 也会使得公民对于公共部门的工作更为理解, 支持度也会增加。此外, 这种民主的氛围也可以对组织内部的成员的参与愿望产生激励。

⑷强调公共责任。与新公共管理不同, 新公共服务强调行政人员应该承担行政责任, 它将公共利益视为行政人员的责任, 也将法律等视为行政人员的责任, 也将其它公共机构、非盈利机构等视为行政人员的责任。这是行政人员必须要做的, 行政人员承担的责任是多方面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政府所秉持的理念, 应该说新公共服务的这一观点为现在的政府责任提供了理论基础。

⑸重视人。与新公共管理一样, 新公共服务也主张通过授权来赋予行政人员的自主权, 使之在其工作中更好地处理行政事务, 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 充分发挥行政人员主观能动性。并且这种授权是逐级授权, 逐级赋予自由裁量权, 也约束了公务人员的行政行为。但是相对于新公共管理而言, 新公共服务更为关注人的价值, 倡导以人为本, 注重开发人力资源。

环境是不断变化的, 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也是不断变化的。相比较而言, 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都注重效率, 但是传统的公共行政将效率作为其唯一的追求, 也就导致了其对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完全以效率为先, 不注重人的培养也不注重人的价值, 同时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视角下, 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所关注的也仅仅是执行, 并且还强调科学化的执行标准, 缺少自主性的发挥。而新公共管理着重于市场化的取向, 即将政府看做负责任的企业, 行政人员要关注效率, 同时也要关注作为“顾客”的公民, 依据“顾客”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行政行为, 同时也注重发挥公务人员的自主性。新公共服务在新公共管理的基础上更为公共服务, 相对而言, 新公共服务有更为强烈的为社会做贡献、为公众承担责任的愿望。要求公务人员公共利益优先, 承担公共责任, 但是这仅仅是理论上的要求。相对于新公共管理有明确的执行方式而言, 新公共服务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方式并不是很清晰, 新公共服务只是提出了一些要求而非具体的执行方式。当然, 这种对政府的愿景也是现在政府行政的出发点, 将政府建设成为服务型的政府。

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还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人力资源管理价值取向, 都是在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 不能一味地完全借鉴。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也存在差异, 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思考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取向也存在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孟华.中国呼唤公共人力资源管理[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1 (5) .

[2]段华洽, 苏立宁.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区别与互动[J].中国行政管理, 2006 (6) .

[3][美]库珀, 张秀琴译.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03:143.

[4]韩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向度探析[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5) .

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综述 篇8

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在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各自著作中都提出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 、亚当· (AdamSmith) 等人的自由思想是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Schumpeter) 。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 (1912年出版) 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试用新技术以求发展，纯粹企业家需要信贷，“他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

格利(john Gurley)和肖 (Edward Shaw) 1960认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方面，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Hugh Patrick (1966)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使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 (R.W.Goldsmith) 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他的理论主要包括：其一，首先提出并系统分析了金融结构概念，分析并提出金融结构衡量指标及金融结构类型。其二，研究并揭示金融深化的内在路径和规律。这些规律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三，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方向。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特别强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金融发展中的明显区别。

麦金农(Mckinnon) 1973和肖(Shaw) 1973建立了一个分析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重点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放弃了以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为研究对象, 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 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麦金农 (1973) 放弃了传统金融理论中货币与资本相互替代的假设, 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 而是依靠内部融资;并且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指标—M2/GDP (金融深化指标) 。虽然这两人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 没有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他们认识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 因此人们依然把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看作是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

其后Kapur (1976)和Galbis (1977)等仍以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更加严格的数学模型推导和论证补充建立了开放条件下的模型旨在证明和修补Mckinno n和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

二、最新的理论进展

1.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有关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相关文献很多, 在这里不一一罗列, 我们借用Pagano1993的简易框架, 通过一个模型来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正如Pagano的模型所揭示的一样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写作：

式中g为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A为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s为私人储蓄率。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A)，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 (S) 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性。Denizer、Iyigun和Owen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纳了King and Levine (1993)提出的四项金融中介体发展指标，即LLY、BANK、PRIVATE、PRIVY。基于这些指标和所创建的模型，结合70多个国家的1956年～1998年的年度有关数据，得出如下结论：所有金融发展指标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且金融越发达的国家经济波动越小，说明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

第三，银行股票、市场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2. 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Greenwood and Jovanovic (1990)、Levine (1993) 和Greenwood and Smith (1997)在各自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固定交易费用和固定交易成本，说明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只有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出现，即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实现。说明了金融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此外Santomero和Seater还从经济规模与资本市场规模资、本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得出结论：全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同样使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大。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促进了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三、结论

现代西方激励理论及其发展 篇9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发展, 如何提高企业效率, 如何研究企业的激励问题更是成为管理学家挥之不去的情结, 激励问题和激励机制的设计也就成了企业制度安排的永恒主题, 激励机制便成为决定企业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 国有企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冲击, 与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一起参与到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去。如何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将是未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德鲁克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中指出:“人员是企业最大的资产, 一个组织同另一个组织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人员的成绩不同。人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资源, 它要求使用它的人有独特的品质。”可见, 如何合理地使用人力资源, 有效地激励员工并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 已成为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环境中, 凡是重视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企业, 都建立了富有效率的激励机制, 把企业的长期发展与员工个人发展联系起来, 取得了不俗的经营业绩和长期的发展动力。反之亦然。

通过对西方激励理论的研究, 对于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促进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对激发企业活力, 保持竞争优势, 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现代西方激励理论的产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 组织对员工的心理认识不断加深, 提出了不同的人性假设, 进而设计出提高管理水平的激励机制, 形成了不同的激励理论。在传统管理阶段, 基本上不关注人, 西方企业对员工的激励手段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科学, 是以20世纪初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为标志。该理论把人假设为“经济人”, 认为工作就是为了取得报酬, 提出激励员工的计件工资制, 强调可以通过金钱等物质刺激来满足人对经济物质的需求, 从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20世纪20年代前后, 美国梅奥在霍桑实验中发现“社会人”的假设, 认为激励不能只局限在金钱利益, 而是应该放在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上, 要重视人在组织中的作用, 让员工能参与管理。自此, 管理科学开始关注人的心理需求。到20世纪40年代末, 西方盛行“自我实现”的假设, 其核心思想认为人都有一种充分发挥自己潜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愿望。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沙因提出了“复杂人”的假设, 认为人的需要和潜在的欲望都是各种各样的, 并随着年龄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所扮演角色的变化及所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的。因此, 不能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 而是要根据不同的人及人所处的不同阶段采取适宜的激励方法。在同一时期, 西蒙提出“决策人”的假设, 决策理论提醒管理者必须重视员工的比较决策思维, 探索人在认知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这些理论都认为激励因素的有效性都是通过人的认知态度来决定的, 因此可以通过改变人的认知状态来调整人的行为, 从而影响激励的有效性。这一时期的激励理论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1. 内容型激励理论。

内容型激励理论或称需要型激励理论, 属认知派激励论。即从人的动机、行为之源头———人的需要出发, 试图阐释引起、维持并指导某种行为去实现目标的人的种种内在因素, 这是动态研究中的静态分析。内容型激励理论主要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阿尔德弗的ERG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以及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其中尤以马斯洛和赫茨伯格的理论为代表。它们是当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激励理论, 不仅指导着个人激励手段的创新和实践, 同时也涉及到了组织激励的多个方面;不仅包括物质激励, 也涵盖了精神激励的层面。

2. 过程型激励理论。

过程型激励理论用动态的、系统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激励机制。它着重研究从动机的产生到采取行动的心理过程, 是一种以“外在的目标”去激励员工的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主要包括弗洛姆的期望理论、洛克的目标理论和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3. 状态型激励理论。

状态型激励理论侧重于研究过程结束后是否公平、是否有挫折, 以及由此产生对人行为的影响, 旨在采取有效的措施消除不公平或挫折对人的行为的负面影响, 以保证人的积极性继续得到充分发挥。状态型激励理论主要包括公平理论、挫折理论。

二、现代西方激励理论的新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 1996年出版的经济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爱德华·拉齐尔 (EdwardP.Lazear) 的《人事管理经济学》, 创造了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管理学理论之先河, 并对人力资源管理学科进行了全新整合, 开辟了管理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的全新领域。Lazear的论文构筑了职业生涯 (Worklife) 激励理论, 随后又与罗森 (Rosen, 1981) 发表了关于锦标赛模型的论文。此后20年, 从职业生涯激励理论和锦标赛理论衍生出了大量文献。其中对经济理论贡献较大、得到了实证检验的相关理论有:职业生涯激励理论, 其核心思想是以延期报酬 (Delayed Payments或Deferred Compensations) 作为激励手段, 这个理论旨在说明倘若企业在开始的时候支付员工以低于其价值的工资, 而在工作的末期支付高于其价值的工资, 就可能起到积极激励效果;锦标赛理论 (Lazear和Rosen, l981) , 认为与晋升相联系的工资增长幅度, 会影响到位于该工作等级以下的员工的积极性, 该理论主张企业通过晋升激励员工。

从激励理论的发展状况看, 随着多学科的介入、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不断丰富, 各学者的研究视野也得到大大的延伸和扩充, 方法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三、现代西方激励理论的发展趋势

这些年来,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 激励理论的应用在管理领域越来越广泛, 形式也日益多样化。数量分析、博弈论等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管理理论与实践。现代激励理论出现以下趋势:

1. 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使激

励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应用范围也有所扩展。激励理论通过与其他学科交叉, 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 形成创新。两要素理论、专门投资理论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些为员工持股等激励手段奠定了理论基础。

2. 激励理论向数量分析倾斜,

数量分析能更有力地证明哪种方式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通过数量分析人们能最直接地找到答案, 例如通过收入分享、锦标竞赛、目标激励、加强监督四种不同激励方式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 通过数量分析, 锦标竞赛是较好的一种激励方法。通过博弈论分析有效证明了在团队工作有搭便车的现象, 用最优效用分析法探讨年薪制和现代代理制激励哪种方式更好, 使用何种方式能激励代理人在各方面都能尽最大努力。

3. 长期激励计划特别是股票期权成为热点关注问题。

20世纪80年代, 自美国推行股票期权计划以来, 各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都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目前, 全球排名前500强的企业, 有89%的企业对高层管理人员都实施了股票期权计划。可见, 对于对产权制度改革所形成的产权激励, 不仅在理论上得到关注, 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很好和广泛的应用, 这是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后激励理论又一轮创新与发展。

4. 群体激励和跨文化激励成为激励理论的另一热点问题。

随着企业组织架构趋于扁平化、虚拟化、组织边界模糊化, 我们需要建立符合时代发展步伐、符合企业发展模式的激励方式。因此, 激励理论中跨文化激励成为了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5. 薪酬激励研究成为激励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薪酬这一概念与工资发生很大不同, 薪酬主要研究企业中人力资本的经济, 而不是简单的劳动工资, 揭示经理报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对应关系。

6. 约束机制的研究成为激励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西方技术资本理论发展评述 篇10

1912年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理论,把创新定义为 “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分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市场创新以及组织创新,其中技术创新最重要。后来,Solow[3]首次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从此技术开始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被广泛关注。Romer[4]建立有关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标志着技术资本理论研究开始转向微观领域。2000年后信息技术的空前发展促进了技术资本理论的研究进程。Ellen等[5,6]开始采用 “技术资本” 一词构建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框架。 可见,伴随着经济发展,对技术资本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接下来,本文将围绕技术资本相关概念、技术资本生成、技术资本财务运营、技术资本贡献对国外技术资本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文献作一评述,并进一步构建技术资本的整合研究框架,对进一步的发展作一展望。

1技术资本的相关概念

对于技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学者理解各异。 有人将技术定义为一个过程,企业通过该过程可以将劳动、材料、资本、能量与信息转换成更有价值的产出[7]。该定义未反映出技术的本质特征,如专利技术很显然不是过程。也有人认为技术是理论与实践的知识、技巧、技艺,能够被用来开发产品和服务以及生产运输系统,可以体现在人、材料、认知过程、工厂、设备和工具[8]。Romer[4]将技术作为一种商品,它有别于普通竞争性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非竞争性指企业或个人对某个技术的使用并不能阻止其他人对该技术的应用,技术具有很强的复制性,且复制成本很低甚至为零; 部分排他性则有助于技术主体从技术投资中获取收益。按照存在的载体不同,技术可划分为4大类, 即物质技术、人力技术、知识技术与组织技术。按照存在形式不同,技术分为版权、专利、商业秘密与商标。2009年麦克格雷坦、普雷斯科特首次提出技术资本是企业通过研究开发形成的技术诀窍、商标以及一些其他重要组织,具体指各项专利、专有技术、商标以及研发中心,这与国内学者的理解已比较接近[1]。

2技术资本的生成机理

资本形成理论要解释一个组织如何积累资本, 即资源如何才能不断拥有生产潜能。技术资本理论首先要解决技术资本的生成问题。技术资本的生成要具备3个条件: 技术来源、登记产权以及技术应用。其中,技术来源是基础,而登记产权和技术应用是技术转化为技术资本的两个条件,前者是前提, 后者是转化路径,如图1所示。

2.1技术来源

认识到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管理学者们已经分析了便于技术跨越组织边界转移的各项机制。企业可通过购买或并购、内部R&D、联盟等方式获取技术。若仅考虑应用的紧迫性和市场压力, 并购是首选; 如再考虑行业不确定性,联盟往往优于其他方式; 当然,与外部获取相比,内部技术创新让企业更具竞争优势[9],这也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泉。若企业内部技术能力较弱,从外部寻求、 获取并内化有用的技术知识,能够补充或拓展内部的技术能力,并重新组织和调整企业的内部研发活动[10]。企业间的结合效果依技术新颖度和相关度而定,企业间技术差距越大,结合效果越明显。

2.2登记技术产权

技术的开发成本非常高,所有权确认非常重要; 而且任何资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如果没有在一种正规所有权体制下固定下来,就很难在市场上运转。 财产只有被赋予所有权,才能转化为活跃的资本。 资本通过文字表述的形式而产生,这些表述形式包括所有权凭证、有价证券、协议和合同以及其他类似记录。技术要转化为技术资本,必须要确认所有权。所有权表述的是资产产生潜在价值的隐形特性, 是可以通过抵押及其他契约方式为财产赋予多种用途的能力,可以让资产充分显示出蕴藏的生产性潜能。如果所有权未得到很好保护,会导致企业技术资产效率下降并很快落后于竞争对手。确认所有权的方式有公开申请专利与内部权利注册。如果技术创新者缺乏在制造与市场方面的互补资产并偏爱权利保护,建议进行专利注册[10]。Williamson[11]也曾探讨过专利注册的重要性,认为潜在的专利购买者在付款前很自然地希望发明的质量得到证实。考虑到发明公开后不用担心被复制,专利注册既保护技术产权,又能够促进资产互补企业的权利许可,若不想公开技术,企业也可在内部明确界定技术权利。 只有技术产权清晰,才有可能被应用; 而且,产权界定的合理性也影响着技术资本潜能的发挥。

2.3技术应用

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形成技术资本必须要先将技术投入应用。最初对技术应用的研究主要通过设计模型探讨最佳的应用时机[12]。技术要转化为技术资本,还需投入生产过程,,这是技术资本生成的第3个条件。技术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也是技术被企业采用的过程。经济学家并不关心技术的物理及工程结构,而是寻求对技术生成、应用与改进的相关行为模式加以解释。其中技术的生成与改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教育与研究机构完成的,而技术的应用则通过经济组织实施。某种资源之所以称为资本, 是因为它的经济功能,以及市场和企业达成共识将其看作具有产生收益的能力[1,2]。新制度学派是技术资本理论的拥护者,他们将技术资本看作适用于自然规律的人类专有技能及可操作的科学知识。一个组织的技术水平通过生产所需材料、技能和设备的结合来体现,技术资本积累通过改变当前的生产标准、提高员工技术掌握能力和组织的技术服务效率来完成,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当前或更高的技术,才能够实现技术资本积累。

3技术资本的财务运营

企业获取的技术确认产权并投入应用后即成为技术资本,作为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一起参与企业的财务运营以创造价值。先进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在市场、产品、竞争方面都发生了深层的变化,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与威胁,具体体现在收益、成本与风险3个方面。在收益方面,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利用技术许可权获取收益,即经营者从专利组合中获取价值,将专利组合视为企业增长的发动机,而将与技术有关的产品的制造业务转移到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企业,甚至考虑到许可的预期获益,许多大型企业也会将技术许可给产品市场上的潜在竞争对手使用[13]。如IBM一年的技术许可收入超过一个亿美元,专利已被看作企业的重要资产管理。而且更多企业开始考虑将未使用的技术专利作为长期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其中, 价值较高的专利适用于初创企业与伙伴企业; 中等价值的专利适用于技术许可; 低价值的专利适于捐赠; 对于价值最低的专利,可考虑废弃以节省专利维护费。这样一来,与保守秘密维持差异化优势相比,许多企业有更多的技术许可优势[9]。可见,专利已成为企业盈利及维护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各种技术交易方式 ( 许可、交叉许可、抵押) 被企业频繁采用,各种实体、网络技术交易市场也相继出现。毫无疑问,利用技术资本获取收益已经成为与新经济相关联的一部分,这种对外的技术转移反映了一个开放创新的趋势,它包括所有的技术资产,而不仅仅是闲置部分。

企业在利用技术资本创造大量收益的同时,相关的应用成本也随之而来。技术资本的应用成本有固定与变动、直接与间接成本之分。以信息技术资产为例,直接成本包括各种硬件与软件成本、以及保护网络设施环境有关的成本; 间接成本主要是终极用户在学习硬软件、解决技术问题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一些重要却难以测量的成本。技术资本的成本直接影响到其为企业带来的净收益,也使得传统的成本决策模型应用受到一定限制,基于此,决策的相关成本通常应是完全成本,且与技术比例可变的规模收益之间有函数关系[14]。此外还有一些变动比例的技术模型被用来反映真实的生产过程[15]。可见,技术资产的成本是与决策相关的。

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技术产品的公共性以及不确定性,在利用技术资本获取收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各种风险,使得技术资本的风险问题也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运营效果。技术资本的风险管理包括事前、事中与事后的风险管理。事前的风险管理主要指技术资本的风险投资决策。传统的资本预算模型已不适用于技术资本投资决策。技术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新技术资本投资成功的概率很难估计,风险较高,常常需要使用较高的折现率来估计这种内在的高风险,致使管理人员倾向于支持那些在战略上与新技术相比不太理想的投资。为了解决该问题,可考虑构建一个三维风险分析框架增加风险评估内容[16]。技术资本的事中风险管理主要是制定一系列影响技术许可效果的风险控制措施, 评估标准并设计风险管理战略以降低风险,如通过在技术许可协议中授予许可方监督权,以及设置最低的绩效水平等均可降低许可风险。此外,在事后风险管理方面,利用知识产权利用状况审计是一个有效途径,可以及时了解公司的技术合约、知识产权、各种专利、商标及其他无形财产的使用状况。

4技术资本的贡献

在宏观方面,Romer[4]提出基于技术与人力的内生增长模型,构建了内生技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函数关系,指出人力资本与技术对经济增长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异质性技术进步对货币循环与商业循环周期都有影响,无论是货币模型还是商业模型,异质性需求的变化会导致生产率、雇佣及产出的变化。2009年麦克格雷坦、普雷斯科特将开放性、技术资本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研究,将技术资本引入增长模型,构建了一个有关企业生产技术的理论框架,并推导出国家总生产函数用来估计开放、FDI带来的收益。这个总生产函数前两个输入变量是劳动与有形资本,第3个是技术资本,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2010年他们又建立一个包括无形资本在内的多国一般均衡模型,对一些尚未计量的无形投资的重要性进行估计,再一次验证了技术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5,6]。在农业方面,Evenson等[17]测量了技术资本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影响关系,构建了2个技术资本指数, 一个用来衡量发明或创造新技术的能力,另一个衡量掌握新技术的能力 ( 农业推广与技术教育) ,结果显示TFP的增长与技术资本的增长相关,并建议提高技术研发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

微观方面,技术资本对企业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产出贡献、价值贡献以及竞争优势3个方面。大量研究文献表明,技术资本对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内在及市场价值的提升,以及竞争力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体现在: 在促进生产率增长方面,总体结论趋于一致,技术资本显著提高生产率。其中,技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比人力资本更大,且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趋势,这也说明了技术资本的创值能力超过人力资本。Matt等[18]认为企业生产率的变动方向取决于企业的固定成本与市场规模之间的关系。 其次,企业当前的技术选择会影响企业价值,大量文献以信息技术资本为例展开研究。Bruce等[19]通过建立企业价值模型分析了影响企业价值的所有因子,发现信息技 术与价值 的正向相 关关系; 但Greenwood等[20]谨慎地认为技术创新要增加股票市场价值还是需要时间。在很多行业,技术资产在维持企业竞争力方面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几位作者已经提出模型。Roge[21]分析了技术资产在维持企业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并指出要培育竞争优势,管理人员不能仅考虑那些代表硬技术的传统技术研发, 还必须要融合信息技术,它们对企业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战略地位的变化,不同技术资产的竞争优势也发生变化。

5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西方技术资本理论作了全面回顾。众多文献分别从不同视角研究了技术资本的概念、技术资本的生成、技术资本的财务运营、技术资本对经济增长及企业的贡献,主要结论有: 技术要转化为技术资本,必须要登记产权及投入应用; 技术资本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企业发展,不仅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也促进价值及竞争优势的提升; 技术资本的贡献通过其财务运营过程发挥,企业在利用技术资本获取技术收益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成本与风险,需要全面权衡。基于以上分析及进一步有待涉足的领域,一个完整的技术资本框架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如图2所示。

注: 虚线代表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以上整合框架中有些关键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部分:

( 1) 技术资本运营框架需进一步完善。虽然有不少文献探讨了技术资本的收益、成本与风险问题, 但对于技术许可权的作用还有待深入。许可权不仅是获取收益的方式,也是重要的融资方式,如何恰当地发挥其投资与融资功能是个重要问题。此外, 对于技术资本的成本、风险研究还不够细致,其中对成本的分析以信息资本居多,对其他技术资本的成本问题关注较少,主要是成本的分类与界定,对于每一种成本如何管理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 财务运营战略对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应给予关注, 主要涉及技术资本的筹资战略、投资战略、成本战略以及价值提升战略。

( 2) 技术资本与价值链的影响关系。价值链是近年来企业管理的一个研究热点,而技术资本运营的状况除了受到生产类型、企业规模、消费客户的需求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价值链管理水平的影响, 企业的竞争力也会随着它的技术能力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而提高。有关技术资本与价值链之间的影响目前关注还较少,个别学者实证分析了两者之间关系,对企业的技术能力及价值链的影响因素发现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但未建立技术资本与价值链之间的更为确切的影响关系,对于内部的相互影响机理以及对于如何基于价值链条选择恰当的技术资本类型、实现技术资本的成功运营及价值创造都有待进一步研究[22]。

( 3) 技术资本的定价问题。作为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技术资本的定价对科学评估一个企业的价值有重要影响。很多企业有大量的自主技术,但由于缺乏公允的定价机制,会计报告难以纳入其中, 致使企业价值无法正确衡量,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的筹资、投资等问题。定价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持。技术资本的定价是影响技术资本交易、技术产权估价、技术投资评估以及技术资产会计进程的主要障碍。尽管至现在还未出现相关文献,但已有学者开始探索技术资本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构建一个简单均衡模型分析了整个技术采用周期资产定价行为的特征[23]。 如何建立融入技术资本的定价模型是技术资本进一步研究的难点与重点,对此理论的突破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技术资本其它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

关于西方财务理论发展的综述 篇11

第一个阶段是财务理论发展的初期，主要是净利理论、营业净利理论、传统理论和莫雷利安尼和米勒等人发展的资本结构理论。

净利理论强调负债筹资的优越性，认为负债筹资资金成本较低，主张使用几乎100%的债务资本。营业净利理论认为，无论财务杠杆如何变动，综合资金成本和企业价值都是固定的，因此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传统理论认为，当负债筹资在一定范围不断增加时，综合资金成本不断降低，但当负债超过一定范围时，财务风险增加，综合资金成本增加，所以最佳资本结构在中间某一点。在此点，不仅企业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位于最低点，而且企业的总价值位于它的最高点。

1958年莫雷利安尼和米勒提出了一种新的资本结构理论，即(MM)理论，这对财务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MM理论认为。公司的总价值取决于它的基本获利能力和风险，所以，无论企业的资本结构如何在债务、权益和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如何划分，企业价值都保持不变。

第二个阶段是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证券市场为导向，研究投资组合的风险报酬，出现了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代表的新的财务理论，推动了财务理论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一阶段的主要理论有投资组合理论、有效市场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

1952年3月，马克维茨在《财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组合选择”的长篇论文，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的基本原则。文章中主要运用了统计分析方法，其中“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合理投资组合设计的核心。

1964年12月，夏普在《财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资本资产定价：风险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理论”一文，首次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一种描述风险与期望（必要）收益率之间关系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某种证券的期（必要）收益率就是无风险收益率加上这种证券的系统险溢价。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表示第j种证券的必要收益率;表示无风险收益率，通常以政府债券利率表示；表示第j种证券的β系数;表市场证券组合必要收益率;表示市场证券风险溢价；表示第j种证券的风险溢价。

1972年5月，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在《财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期权定价与市场有效性检验”文章，提出了股票期权的定价模型。莫顿在1973年也发表了一篇理论文章，提出了不同类型期权定价的基本规则。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提供了期权定价的简单方法，即在买入和卖出期权定价时只需考虑五个可观察的变量，包括期权的履约价格、公司股票的现行价格、期权合约的剩余有效期、股票收益的风险程度，以及无风险利息率。以前的模型一般都需要有关投资者的平均效用函数或者市场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或者两者都需要。自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的文章发表以来，西方在财务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期权热”。

第三个阶段是财务理论继续发展，出现了统一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财务理论出现了合并和统一的趋势。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各种财务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和发展。1992年，莱兰德和鲁宾斯坦将选择权套期应用于投资组合管理，开发了一种新的金融衍生资产，即证券保险，进一步促进了财务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鞅概念被用于描述套利资产定价和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特布尔和米尔纳在鲁宾斯坦推导布莱克-斯科尔思期权定价模型运动的均衡方法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用于金融资产衍生套利保值的均衡模型。该模型为鞅资产定价能够通过均衡或套利获得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且，在这种分析框架下，鞅资产定价可以通过若干可观可变量的函数来计量。同时，罗尔和罗斯采用实际数据测试了套利定价理论，结果表明，在解释资产定价方面，至少有3个或4个基础因素是重要的。罗斯（1983）发现，套利定价模型给出了关于电力公用事业行业权益成本更精确的估计。陈（1983）认为，统称为规模效应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不规则性可以利用套利定价模型予以修复，套利定价模型能够解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遗留问题。但是，反之则不然。此外，非对称信息理论用于资本结构的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迈耶斯和梅杰佛指出，公司在为新项目融资时，应首先考虑内部融资，其次是举债，最后才是发行新股。布瑞理和迈耶斯（1984）指出，从1965到1982年，在美国非金融企业筹资总量中，平均内部积累筹资占61%，债券筹资占23%，新股发行筹资占2.7%，显然，迈耶斯和梅杰佛的融资次序理论和美国企业的经验统计相一致。

纵观西方财务理论的发展进程，我们发现，研究方法对理论研究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对财务理论研究更是如此。西方学者重视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和实地研究的运用，而且，对每一时期财务理论的研究，都注重分析该理论所处的市场环境，以及该理论成立依赖的条件和前提。人们首先在一定的基本假设条件下，建立基本的财务理论框架，然后，逐步研究资本假设不成立的环境下财务理论的走向，进而发展财务理论。

参考文献：

[1]斯蒂芬．A罗斯,伦道夫．W韦斯特菲尔德．公司理财基础[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卡普兰:公司财务理论及政策[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3]吴明礼:西方财务理论的发展与借鉴[J].财贸研究,1997（2）

[4]成都李树辉:现代财务理论面临的挑战及最新发展[J]．财会月刊，2001（4）

西方美学意象发展历史研究 篇12

康德首次从理论上阐明了审美意象的主体性、超越性和非理性的特征。在《判断力批判》的第49节里, 康德将审美意象界定为构成艺术天才的某种独特的“心意能力”。康德说, 艺术天才就是“表达审美意象的功能”, “我所说的审美意象是指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 它能引人想到很多的东西, 却又不可能由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把它充分表达出来, 因此也没有语言能完全适合它, 把它变成可以理解的。”[1]在康德看来, 审美意象乃是“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表象, “它是理性的观念的一个对立物”, 联系于“不可名状的感情, ”体现着“一个主体在他的认识诸机能的自由运用里表现着他的天赋才能的典范式的独创性”。所以在审美意象里, 形象的内蕴往往大于我们所能确切说明的部分, “以致于在一个表象里的思想, 大大多过于在这表象里所能把握和明白理解的。”[2]

意象理论是克罗齐直觉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克罗齐站在直觉主义立场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关于审美意象的主体性、超越性和非理性的观点。克罗齐的意象理论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将审美意象的非理性特征推演到极端, 批评了康德企图用美学“弥合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裂口”的做法。克罗齐说:“据说在艺术的意象里可以见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这种意象表现出一种理念。但是‘理性’、‘理念’这些词只能指概念”, 这样一来, 又把艺术附庸于哲学, 把想象归结为逻辑, 于是“故意造成了二元性, 因为在这种并列之中, 思想仍是思想, 意象仍是意象, 两者之间毫无联系。”[3]克罗齐在这里不仅是对康德美学的批评, 而且是对黑格尔美学的批评。德国古典美学虽然敏锐而深刻地发现审美意象内在的感性因索与理性因素的矛盾, 并且千方百计地企图协调统一这种矛盾, 但由于缺乏心理科学的实证材料, 他们设想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始终带有空泛的思辨与猜想的性质, 所以受到克罗齐的批评。克罗齐将审美意象列入纯粹感性范畴, 特别强调它的非理性的直觉特征。他说:“意象性这个特征把直觉和概念区别开来, 把艺术和哲学、历史区别开来, 也把艺术同对一般的肯定及对所发生的事情的知觉或叙述区别开来。意象性是艺术固有的优点, 意象性中刚一产生出思考和判断, 艺术就消散, 就死去。”[3]二是直觉力而非想象力赋予了审美意象的整体。克罗齐认为, 纷繁杂沓的感觉印象在审美过程中汇聚融合为一个具有共同中心的“综合的意象整体”, 这是审美意象区别于一般表象活动的根本特征。但审美意象的整体性的获得, 不是凭想象, 更不是凭理智, 而是凭直觉。他说:“直觉当然产生意象, 但并不是由回忆先前的意象而得来的一大堆支离破碎的意象, ”“直觉确实是艺术的, 但只有当直觉具有能使它生气蓬勃的一个有力原则, 靠这个原则把直觉变成一个整体时, 它才确实是直觉。”[3]所以克罗齐反复强调, 只有当直觉与意象相融相合“构成一个有机体”时, 真正的艺术才能产生。三是审美意象与审美情感在直觉中的先验综合构成艺术的本质。克罗齐比前人更深入地考察了意象与情感的关系。他说:“艺术是直觉中的情感与意象的真正审美的先验综合, 对此可以重复一句:没有意象的情感是盲目的情感, 没有情感的意象是空洞的意象。”[3]康德和克罗齐分别从先验主体论和非理性直觉论的角度奠定了近、现代西方美学审美意象理论的基础。

情感与形式的辩证, 历来是审美意象的核心问题。科林伍德作为克罗齐的追随者, 同样重视情感的表现。他认为情感是通过有意识的想象性活动而得以表现。日常粗糙的、生理性的情感经由想象, 变成了“理想化的情感”, 即审美情感。这种情感不是直接表露的, 而是在想象过程中与感觉材料、思维熔为一炉, 形成受意识统辖的“想象性经验”, 即审美意象。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 审美意象起源于由感知而得来的表象, 表象诉之于想象, 经过再造, 成为“浸透着情感的表象”, 即意象。在审美意象中, 情感是形式化了的情感, 形式是情感自身的形式, 两者合二为一, 无可分割。意象作为表现情感的形式, 即是直接可感的, 又具有幻象的性质。审美意象来自生活的表象。对艺术品的欣赏, 同样是通过审美意象实现的。[4]从这一点来看, 西方的审美意象学说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观点可谓是殊途同归, 不谋而合。

审美意象既不同于普通表象, 它已经经过出于审美需要的初步加工, 具有鲜明的形象与情思相交融的特征;又不同于完成了的艺术形象, 因为它尚未付诸物态化与符号化, 仍是孕育于脑海中的无确定媒介、非实体、不定形的想象性形象。然而, 审美意象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 包含着从变形趋向定形, 从不确定媒介到固定媒介, 从非物化到物态化和符号化的许多演变的层次。对于审美意象本身内在运动规律的研究, 是20世纪兴起的审美心理学的中心课题。

现代审美心理学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审美意象特征与成因。弗洛伊德从精神动力学的角度解释了审美意象的下意识深层心理的动因, 韦特海默从知觉完形的角度为审美意象的综合创造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漂亮的假说, 威廉·詹姆斯从意识流的角度启迪人们将审美意象作为心理整体的一部分来掌握, 皮亚杰从心理建构的角度设计了一个解释主客体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在现代各派心理学中, 直接以审美意象为研究对象并取得显著进展, 影响较大的学说, 是荣格的“原型意象”说。

荣格在《我与弗洛伊德之异同》一文里说:“主体本身其实也就是一种客观事实, 仍然是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凡是自主体源生出来的, 亦是从大地生出的。”[5]弗洛伊德单纯从主体, 从个人的心理经验, 而且往往是个人病态心理经验的角度来描述意象 (梦境与幻想) 与无意识深层心理的关系, 特别强调意象的无意识的情感动因与本能动因;而荣格则换了一个新的角度, 着重从客体、从历史的积淀, 从集体心理经验的角度来研究意象的生成与发展, 探索经验与本能、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转化关系与转化条件,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原型意象”说 (或译作“原始意象”说) 。因此, 从某种意义看, 荣格的“原型意象”说弥补了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之不足, 包含了比弗洛伊德更深更广的客观意义与社会历史内容。

“原型意象”范畴的内涵是复杂的。从生理心理层面看, 荣格将“原型意象”规定为可以“通过脑组织由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某种经验积淀而成的深层心理印迹。荣格认为, 原型意象可以设想为一种记忆埋藏, 一种印记或记忆痕迹, 它源自同类体验的无数过程的凝聚。从哲学层面看, 荣格的原型意象理论深受康德关于精神“先验综合”的假说的影响, 原型意象被荣格界定为“人类表象的潜能”, 是某种具有先验综合潜能的精神模式。从社会学与人类学层面看, 原型意象又是人类漫长的历史进化进程中社会集体经验在无意识深层心理积淀的产物, 即经验转化为本能, 理性积淀于感性, 意识潜化为无意识的结果。荣格说;“原始意象是最深、最古老和最普遍的人类思想。”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我们祖先的历史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与悲哀的残迹, 打着人类命运的印记, 因而“这个意象便这样印入人脑已有千万年时间, 现成地存在于每个人的无意识之中。”[6]

荣格的“原型意象”理论虽然具有明显的先验性与猜测性, 但荣格将意象放到比前人广阔得多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背景中研究, 并且用独创的“心理积淀”假说着重阐明了原型意象产生的原因以及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心理转化机制。这无疑是富有独创性和启发性的理论尝试, 对西方现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克罗齐.美学原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2]胡经之.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3]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北京:工人出版社, 1988.

[4]西方心理学家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5]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