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效应

税制改革效应（精选12篇）

税制改革效应 篇1

“营改增”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是我国当前经济改革中的一项重要税制改革, 也是2013年财税改制的重头戏。它自2012年1月1日率先在上海试点, 相继陆续在12省市“6+1”个行业试点, 逐步在全国范围推开。营改增“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 有效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 完善了税制结构

增值税, 顾名思义是对增值额征税, 它的核心特征是抵扣机制, 即征税基础是货物和劳务的增值额, 在计算应纳税额时, 可以抵扣用于生产投入的外购货物和劳务所负担的增值税款;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征税, 是比较便于征收的税种, 但存在重复征税现象, 只要有流转环节就要征税, 流转环节越多, 重复征税现象越严重。“营改增”后, 增值税替代营业税, 允许抵扣, 将消除重复征税的弊端, 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这是税改的首要效应。

1.1 减轻税负

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7月通报了全国营改增试点情况: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推进两年多来, 超过96%的试点纳税人税负不同程度下降, 减税总规模已达2679亿元。

(1) “营改增”试点使我国现代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的纳税人群体最先受益, 税负大幅度减轻。

“营改增”对于多数行业和多数企业的减负作用明显, 尤其是对那些束缚深重的服务业和急需补血的中小企业感受深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 从12省市的纳税申报情况看, 2013年营改增为企业减税1200亿元, 整体减税面超过90%。其中, 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户减税力度最大, 平均减税幅度达到40%。

(2) 降低了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税改后, 纳税人由征收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下游增值税纳税人也由取得营业税发票不能抵扣改为取得增值税发票可抵扣, 增大了下游企业的进项税抵扣力度, 减轻了纳税人的税负, 避免了重复征税, 进而使原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负大幅降低, 促进了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发展。

(3) “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效果覆盖了所有企业。

“营改增”试点后受益面逐步推广, 抵扣的链条最终将覆盖所有企业, 使所有企业都可以得到增值税发票, 可以得到相应的抵扣。如:集团内部企业间的关联交易将不用再重复缴纳营业税, 使原来交营业税的企业税负明显减轻了;公司购入的固定资产和办公耗材可以根据获得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 公司整体成本有所下降。此外, 原来交增值税的纳税人也享受减税的好处:服务业改征增值税, 也有增值税发票, 购买相关服务可以用增值税发票去抵扣, 增加了下游企业增值税抵扣, 让工商业企业分享了试点改革红利。

自“营改增”试点“落子”上海以来,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上海市政府介绍, 截至2013年2月底, 该市共有16.4万户企业纳入了“营改增”试点范围。从试点至今, 上海区域内合计减税约200亿元。

1.2 完善税制结构

这次的“营改增”, 实际上是对1994年增值税改革的进一步完善。从整个税改过程看这也是改革逐步走向收尾阶段。本阶段着重解决重复征税这一最大问题, 即对服务业逐步取消征收营业税。

“营改增”是我国完善税制的重要举措, 实现从道道征税, 全额征税向道道征税、道道抵扣的转变, 优化了税制结构。增值税的中性化特征, 使税制对市场产生的扭曲性得到适当的缓解。尤其是随着第二、第三产业税制的统一, 消除了给第二、第三产业带来的税制歧视。营改增”不但减轻了服务业增值税负担, 而且通过抵扣传导机制减轻了工商业增值税负担, 实现了结构性减税。

2 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营改增”有利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 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制造业的升级以及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

2.1“营改增”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

当前我国正强调大力发展服务业, 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税改前, 服务业中存在着税收制度障碍, 由于研发设计和物流仓储等在各环节均征收营业税, 而且制造企业向外购买研发设计、物流辅助等服务由于缴纳营业税无法抵扣, 增大企业负担。企业为规避税费, 通过内设研发技术部门、运输车队来降低税负, 出现了大而全、小而全、经营多元化的集团企业。税改后, 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抵扣链条打通, 鼓励制造业购买服务, 尤其是生产性服务, 如技术研发、技术转让和咨询服务等, 制造业购进服务可以抵扣而相应增加其服务需求, 从而吸引更多资源向现代服务业集聚。因此原来的辅业在面对社会其他企业更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下更加专业化, 与主业同步发展。服务业的市场也相应扩大, 使各种新型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兴起, 第三产业规模越大、层次越高, 其所要求的产业分工就越细, 所形成的产业链条就越长, 将更加有利于做大做强研发、设计、物流和营销等高端的现代服务业, 从而促进第三产业整体质量的提升。对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产生深远影响。

2.2“营改增”促使企业逐步向专业化, 技能化方面转型

(1) 大而全、小而全、经营多元化的集团企业实行主辅分离。

受益于“营改增”后重复征税问题的逐步缓解, 改革试点以来, 一些企业陆续实施了主辅分离的经营结构调整, 经营模式由过去“大而全、小而全、经营多元化”逐步转向专业化细分, 结构优化得到进一步完善, 转型升级的动力得以激发, 加速了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分离。企业分工细化, 更加专注于主营业务, 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专业化分工, 有利于制造业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提高, 从而实现其产业效率提升。

(2) 企业创新意识增强。

营改增对企业的经营模式的创新具有激励的作用。企业经营模式创新在全球创新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事关企业生死存亡。营改增”后增值税抵扣范围由购置的机器设备、购买原材料扩大到研发和技术服务、购买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签证咨询等新兴服务行业, 大大鼓励和促进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提高科技信息化的应用水平, 直接刺激某些企业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 同时整体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也逼迫企业在技术改造、创新研发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程度的提升对此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即企业会放弃自我提供服务的“全能模式”, 转向更多选择外购服务的专业化经营模式, 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且有利于生产制造部门在专注于自身核心竞争力培育的同时, 以更低的成本从社会获取更加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支撑, 从而实现其产业效率的提升。2013年,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9%,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营改增对这种结构性变化无疑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 加速产业间融合。

通过第一、第二产业两类产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外购生产性服务所负担的税款能够得到抵扣使生产性服务业由生产部门内部向外部转移,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增值税的中性化特征, 有利于要素在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与重组, 三次产业之间实现了良性互动, 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市场在产业分工与协作中的作用由此增强, 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实施“营改增”使增值税的链条式抵扣机制在三次产业间得以贯通, 重复征税弊端也从制度上得以消除, 促进了第三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3 使中小企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机会

一方面经营多元化的集团企业实行主辅分离促使各类小而专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蓬勃涌现;另一方面大幅度减税效应 (税务部门测算, 2013年营改增中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户平均减税幅度高达到40%。) 促进了中小服务企业的发展。传统的中小型制造企业也买得起专业化服务, 从而提高了这些小企业的竞争能力。

3 有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促进经济增长

3.1“营改增”有利于促进社会劳动就业, 稳定物价

我国是人口大国, 就业一直是头等大事。而就业的最大容纳器是服务业, 特别是那些分工细、链条长的现代服务业。“营改增”有利于那些领域宽、覆盖广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就业也就会随之扩大, 这是最突出的改革效应。同时, 消除社会生产和流通环节重复征税现象, 将直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消费品价格随之降低, 也会对稳定物价产生经济影响。

3.2 助推经济发展

实施营改增, 可以大大降低技术研发及其应用的经济成本, 会促进一些研发、设计、营销等内部服务环节从那些大而全、小而全、经营多元化的集团企业的主业中剥离出来, 形成一批高效的创新型实体, 实现主业更聚焦、辅业更专业。从而推进制造业升级、解决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 促使产业层次从低端走向中高端, 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 促进科技创新, 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产业生产效率提升。同时大量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将有力地刺激新城镇化战略向纵深展开, 特别是依托大型城市的新城镇将首先从中受益, 最终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

4“营改增”试点中面临的问题

营改增试点开始至今经实践表明, 在避免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 调整经济结构, 加快服务业发展, 推动服务经济向纵深发展等已经取得一定的预期效果。但也存在这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如:

(1) 由于增值税、营业税收入分属国税和地税。目前, 营改增的税收收入由国税征收返还地税。这毕竟是一个权宜之计, 从长远看估计会倒逼分税制改革。

(2) “营改增”后每年减免的税额部分会给财政的收入造成很大的缺口, 如何弥补?

(3) “营改增”将最终完全取代营业税, 但对于像金融行业等增值额复杂的行业如何确定增值额是一个繁琐的事情。

(4) 在大规模的减税利益面前, 增值税票造假现象会增加, 如何甄别、查处、赌赛漏洞。

(5) 营改增后, 国税的征收管理工作陡然大增, 税收工作人员的素质、工作能力和纳税人对征纳税变化的解读水平等等都提上了日程。

综上所述, “营改增”试点以来给我国经济效应带来了一系列正能量, 虽然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但它适应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形式, 有利于实现市场经济的繁荣, 实现我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目标, 提高我国的市场竞争能力。

摘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自2012年1月率先在上海启动改革试点, 逐步在地区、行业扩展, 成效显著。结合试点改革的客观实践从结构性减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服务业发展、促进就业等几个重要方面阐述了“营改增”产生的经济效应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营改增,服务业,减税

参考文献

[1]何启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服务业企业的影响[J].财会研究, 2013, (03) .

[2]孙卫.“营改增”税改对财税的影响[J].当代经济, 2012, (19) .

[3]杨卫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问题与建议[J].税务研究, 2013, (1) .

税制改革效应 篇2

为什么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分税制改革方向?

在中国即将启动新一轮经济体制配套改革的关键时期，财税改革再次成为研讨和推进配套改革的切入点。近些年因现实运行中所出现的诸如县乡财政困难、地方隐性负债、土地财政和以专项补助为代表的“跑部钱进”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将分税制的评判问题推向风口浪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分税制改革必须“全覆盖”

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这是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不约而同形成的体制共性与基本实践模式。在举国“迎接三中全会”的当下，我们有必要按照基本分析思路来审视：为什么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分税制改革方向?

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机制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主要定位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弥补市场失灵和不足，因而政府的事权、财权主要定位在公共领域，“生产建设财政”须转型为“公共财政”，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所以制度安排上，必然要求改变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的规则，而走向法治背景的分税分级体制，让企业得以无壁垒地跨隶属关系、跨行政区域兼并重组升级优化而释放潜力活力，充分公平竞争。同时在政府间关系上，也遵循规范与效率原则，由各级政府规范化地分工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将事权与财权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合理划分，配之以财力均衡机制即以资金“自上而下流动”为主的转移支付。

分税制是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简称，其体制内容，包括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支出责任)与财权(广义税基配置);按税种划分收入建立分级筹集资金与管理支出的财政预算;分级的产权管理和举债权管理问题，以及转移支付体系问题。分税制既适应了市场经济下政府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职能定位的内在要求，也迎合了各级政府间规范化地、可预期地分工与合作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公共需要。

一言以蔽之，分税制财政体制内洽于市场经济。在我国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全面配套改革，坚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方向，是切不可动摇的。近些年来地方财政运行中出现的县乡财政困难、隐性负债、土地财政、“跑部钱进”等问题，绝非分税制所造成，恰恰是因为分税制改革在深化中遇阻而尚没有贯彻到位，特别是在省以下还并未成型所引致。还有一种看法，虽未在表述上全盘否定分税制方向，却从强调“因地制宜”切入而提出“中央与省之间搞分税制、省以下不搞分税制”、“非农区域搞分税制、农业区域不搞分税制”的主张。

这一设计思路看似以“实事求是”为取向，要害是未能领会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内在要求而脱离了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基线和现实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属于一种使财政体制格局重回“条块分割”、“多种形式包干”的思维方向，未能把握深化改革的“真问题”。一个统一市场所要求的各种要素无壁垒流动的制度安排，如何能够如此“因地制宜”而横纵皆为切割状态?如果说省以下不搞分税制，那正是“94改革”以来我们看到的因深化改革受阻而业已形成、为人诟病的现实状态。如果说“农业地区不搞分税制”，那么且不说实际操作方案中如何可能合理地将我国具体划分各类大大小小、与非农地区仅一线之分的“农业地区”，只要试想一下，假如处在体制分隔、切割状态，各个区域中的企业如何形成我国目前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各地政府将如何处理各自辖区的企业所得税索取权?

因此，统一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化机制，必然要求分税制“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实施其制度安排的全覆盖。分税制改革的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如此，与之相联系、相呼应的管理系统创新、信息系统创新，也必然都应当“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地全覆盖。

事权与财权相顺应

近期和未来在深化改革中健全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大思路，应是在明确政府改革中职能转变、合理定位的前提下，配合政府层级的扁平化和“大部制”取向下的整合与精简化，按照中央、省、市县三级框架和“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配之以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和地区间横向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内洽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事权与财权相顺应、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根据“94改革”以来分税制深化改革不尽如人意的突出矛盾和真实问题，今后改革的重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中积极、渐进推进省以下分税制的贯彻落实，通过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大面上将我国原来的五个政府层级扁平化为中央、省、市县三个层级(不同地区可有先有后)。

第二，在顶层规划下调整、理顺中央与地方三层级事权划分，进而按照政府事务的属性和逻辑原理，合理和力求清晰地划分政府间支出责任，尽快启动由粗到细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与支出责任明细单的工作，并在其后动态优化和加强绩效考评约束。地方政府应退出一般竞争项目投资领域，经济案件司法审判权应集中于中央层级等。

第三，以税制改革为配合，积极完善以税种配置为主的各级收入划分制度。大力推进资源税改革(以“从价征收”机制覆盖到煤炭为重头戏)和积极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范围;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调整部分税目的消费税征收环节，将部分消费税税目收入划归地方;将车辆购置税划归为地方收入;积极推进“营改增”，将增值税中央增收部分作为中央增加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来源。

第四，按照人口、地理、服务成本、功能区定位等因素优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公式，加强对欠发达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适当降低专项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归并、整合专项中的相似内容或可归并项目;尽量提前其具体信息到达地方层面的时间，并原则上取消其“地方配套资金”要求，以利地方预算的通盘编制与严肃执行;积极探索优化“对口支援”和“生态补偿”等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第五，结合配套改革深化各级预算管理改革，在全口径预算前提下从中央级开始积极试编3-5年中期滚动预算;把单一账户国库集中收付制发展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配之以“金财工程”、“金税工程”式的全套现代化信息系统建设来支持、优化预算体系所代表的全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决策;应加快地方阳光融资的公债、市政债制度建设步伐，逐步置换和替代透明度、规范性不足而风险防范成本高、难度大的地方融资平台等隐性负债;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设也需结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设而积极推进。

第六，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和“建设法治国家”、“强化公众知情与参与”多重约束条件和逻辑取向下，逐步而积极、理性地推进财税法制建设，掌握好服务全局大前提下“在创新、发展中规范”与“在规范中创新、发展”的权衡点，强化优化顶层规划和继续鼓励先行先试，在经济社会转轨历史时期内，不断及时地把可以看准的稳定规则形成立法。

税种 现行情况

纳税人 计税依据 税率 税收归属

增值税 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 增加值(小规为销售额)0、13%、17%(小规为3%)中央地方75：25;进口环节归中央

消费税 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 部分商品销售额、销售数量 比例税率(1%-56%，共14档);定额税率 中央独享

营业税 有偿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 营业额或转让额、销售额 3%、5%和20% 地方独享(部分行业企业除外)

企业所得税 境内的一切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扣除免征额 10%、15%、20%、25% 中央地方60：40;部分央企归中央

个人所得税 居民纳税义务人和非居民纳税义务人 工资、薪金所得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等11项，扣除免征额 工资、薪金5%-45%九级;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5%-35%五级;其余20% 中央地方60：40

资源税 境内开采矿产品或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 原油、天然气的销售额;煤炭、盐等5类矿产品数量 原油天然气销售额5%-10%;其余从量 中央地方共享

城镇土地使用税 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实际实用的土地面积 分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四类 地方独享

房产税 房屋产权所有人 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的房产余值或租金收入 房产余值的1.2%，或租金的12% 地方独享

城市维护建设税 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税额 按城市级别分1%、5%和7%三档 地方独享(部分行业企业除外)

耕地占用税 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占用耕地的面积 5元-50元/平方米 地方独享

土地增值税 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所取得的增值额 40%-60%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地方独享

唐代的税制改革 篇3

不平均的田产

——均田制的弊端

唐代初期，延续北朝和隋代的均田制，把政府控制的田地平均分配给失去土地的农民，当时青壮年男子每人可获得100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所谓永业田就是子孙可以继承下去的田产，而口分田则是田主死亡后，要把其归还给国家。唐初，经过南北朝和隋代多年的战乱，把田平均分配给失地农民，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可是，从一开始，唐代的均田制就是非常不彻底的。首先，政府分配给失地农民的田地只是全国土地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本来就有产权人，政府并未没收之后重新分配，政府只是把因战争等特殊情况而失去原有主人的田地予以分配。其次，王公贵族和官员在土地分配上占有绝对的特权，唐代均田制规定，有军功而获得勋位的人，最多可以获得3000亩土地；而五品以上的官员和贵族最多得永业田1万亩；就连在职的官员，也可获得一种特殊的田地——职分田，最多可达2000亩。

除此之外，中央朝廷所占有的大量专供军队粮食补给的屯田和营田，也没有分配给普通失地农民。可见，唐代均田制的“均田”，只是徒有其表，土地占有的不均现象依然非常严重。而唐代初期的田地税收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均田制”的基础之上的。

唐初，普通农民的税收主要为租、庸、调三种类型。“租”就是均田制下对农民所得土地所征收的田税，当时每一个成年男子都必须每年向国家缴纳两石粮食；“庸”是劳役，每个成年男性要每年义务为国家服务20天；而“调”则是对农民家庭经济作物征税，一般每个成年男性每年要缴纳绢布两丈，丝绵三两，或者以其他丝麻产品替代。

唐初的“租庸调”，不管农民资产的多寡，都统一按照一个标准来纳税。这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因为唐初的农民都因均田制获得了看似平均的土地，而古代农民的资产主要就是土地。但是，唐初的均田制本身水分就很多，这样就造成了田产拥有量相差很大的百姓，也要承担一样的税负，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说白了，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唐初田赋制度，完全是主政者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其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是差强人意。

以人口纳税

——税收的严重不公平

“租庸调”除了使普通百姓之间的税负不平等之外，还有一个更不平等之处，即皇室、贵族、官员等特权阶层，甚至连在各地迁徙的行商，都是免此“租庸调”的。在一个农业国，主要的税收就是田赋，“租庸调”其实就是唐帝国主要的田赋。而田赋的不均，便是唐帝国百姓在经济上最大的不公平。

而且，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王朝到了中后期不可避免的规律，到了唐代中期，土地兼并愈来愈严重，百姓所拥有的田产，差距愈来愈大，愈来愈多的田产都集中到那些不用缴纳田赋的官僚、豪强、大地主手中，但“租庸调”的税制却依然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造成税负不公平的加剧和膨胀。

本来，如果唐代政府能够有效地抑制土地兼并的浪潮，使得普通农户能够拥有均田制下的基本土地，那么“租庸调”的税制还能够保持某种极低水平的“公平”，毕竟特权阶层的免税政策，是古代全世界都有的一种惯例，不会造成太大的抵触情绪。遗憾的是，唐代中前期的执政者未能坚持贯彻其早期制订的均田制，从而使得税制越发成为一种恶的制度。

税负不公还只是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国家田赋总额的不断缩水，因为缴纳“租庸调”的人减少了，很多农民都失去了土地，成为各类大小地主的佃户之后，政府就无法再向他们征收基本的田赋了。而大地主即便土地资产再多，也只须缴纳多年之前就早已定额的“租庸调”。土地的多寡并不决定其拥有者所缴纳的田赋，换言之，财富与资产的多寡并不决定税负的轻重，资产再多的人与资产再少的人纳税差距并不大。

这岂非咄咄怪事？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租庸调”的税收制度与唐代之前中国的纳税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即以丁纳税。“丁”是指成年男性，以丁纳税也就是按照人口纳税。按照人口纳税，而非按照个人或家庭的资产来纳税，一直是古代田赋制度的传统，唐代初期也延续了这种传统。如果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田产和资产是一样的，那么以丁纳税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但现实的情况是，不管是在哪一个朝代，尤其是在朝代的中晚期，个人田产的占有量总存在着巨大的悬殊。

以资产纳税

——两税法的革新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鉴于“租庸调”税制极为严重的弊端，一代财政专家杨炎（当时担任宰相）在唐德宗的支持下，实施了“两税法”改革。所谓的“两税”，并非是指两种税收，而是指田赋在夏、秋两个固定的时间统一征收。而“两税法”实施之前的“租庸调”，往往较为混乱，征税时间过长，效率很低。

“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不管是本地人还外地人，只要在当地拥有田产，就必须按照田产的多寡来缴纳田赋。原本，在均田制的思维中，农业人口是不发生流动的，因为分配到个人名下的田地是固定的。到了“两税法”之后，国家正式承认了均田制的失效，也承认了人口的流动性和个人田产的变化，这不啻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古代中国流动人口较少，社会流动性很差，均田制对农民人身的固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两税法”其实就是把之前以人口来征缴的“租庸调”三种税，还有其他一些杂税全部集中到一起，按照个人和家庭的资产来征税。而且，其征收对象的范围已经扩大到王公贵族在内的所有人。简而言之，只要你有土地、有资产，就必须纳税。王公贵族的资产多，纳税也就多，他们在“租庸调”税制时期是特权阶层，现在却成了纳税大户。如此一来，不仅国家财税增加了，而且纳税不公的社会矛盾也缓和了许多。

再者，“租庸调”完全是以实物来计税，而“两税法”则是以钱计税，然后再换算成实物来缴纳，这对于古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开了以货币计税的历史先河。另外有一类居无定所的特殊人群——行商，之前本不纳税，也很难对其纳税。但“两税法”之后，他们也要与坐商一样，在经商之地缴纳3%左右（三十税一）的税，以此来显示他们对国家的义务。

“两税法”当然也有很多弊端，譬如家庭田产和资产的核定，并未如实登记在册，很多豪强地主从中做了手脚；还有，货币在当时供应量较少，于是钱贵而物贱，造成通货紧缩，纳税人总是要多缴纳实物，才能抵得上固定的税钱。

虽如此，“两税法”实施之后，政府的财政收入立马就比之前翻了一番，也大大延长了唐帝国的生命。同时，“两税法”集各类税种于一体，大大提高了政府的纳税效率，不至于把有限的政府资源白白浪费到效率低下的“租庸调”税制泥潭中。而且，以资产纳税的原则，为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堪为其滥觞。

税制改革效应 篇4

货物和劳务税与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服务关系密切, 其征税范围、课税对象、税率设计等税法要素的设置和调整, 都会对商品经济活动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易于发挥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货物和劳务税在税收总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 我国双主体的税制结构进一步得到明晰, 但是货物和劳务税在我国财税收入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格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维持。

一、本轮货物和劳务税改革的主要内容及政策效应分析

2008年11月, 国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进行了重大修订, 于2009年正式开始实施。

(一) 本轮货物和劳务税改革的主要内容

本轮货物和劳务税改革的重点是以增值税转型和成品油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减税, 主要内容包括:

1、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换。此次修订后的增值税条例允许纳税人抵扣购进生产经营所用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 这是此次增值税改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

2、进一步完善小规模纳税人相关规定, 统一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 并将征收率降低至3%。

3、明确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行为的销售额划分问题。继续维持对混合销售行为处理的一般原则, 鉴于对建筑业的特殊性, 对其混合销售行为采取了划分界限, 分别征收的办法。

4、考虑到营业税各税目的具体征收范围难以列举全面的实际情况, 新条例删除了营业税条例所附的税目税率表中征收范围一栏, 具体范围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5、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 同时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

(二) 本轮货物和劳务税改革的政策效应分析

本轮货物和劳务税制改革, 是继1994年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税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凸显了我国未来的税收政策取向, 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政策效应。

1、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全面变革, 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的装备投入, 加快产业结构性调整。在三种类型的增值税征收模式中, 生产型增值税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固定资产投入所取得的进项税不允许做任何扣除, 因而其税基最大;相反, 消费型增值税则允许全额扣除, 税基最小。对增值税类型的选择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1994年进行税制改革时, 我国的税收收入仅为5 070.8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为48 197.9亿元, 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52%, 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对于大规模组织国家财政收入, 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急速膨胀,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符合当时国情的正确选择。在税制结构巨变后的十余年间, 国民经济水平持续高速增长, 到2008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300 670亿元, 税收总收入达54 223.79亿元, 税收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18.03%。

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逐步显现:对固定投资的消耗存在重复课征, 降低了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束缚了企业为提高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而扩大投资的热情, 从长远来看, 不利于培养税源, 保持税收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从世界各国的税收发展来看,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是大势所趋, 增值税改革势在必行。当前对于中国产业而言, 解决深层次的产业结构性调整, 摆脱依靠低水平重复建设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 大力增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 全面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尤显重要, 消费型增值税的全面实施有利于鼓励企业加大装备投入, 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 形成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竞争力。

2、新的货物和劳务税制将降低增值税宏观税负, 实现结构性减税, 进一步优化税收结构。2008年1-6月、2008年全年及2009年1-6月的货物和劳务税收入情况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 在消费型增值税全面实施后, 国内增值税完成收入9 201.2亿元, 同比下降3%。增值税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上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甚至还略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理论界普遍认为, 从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来看, 尽管由货物和劳务税与所得税构成的双主体复合税制已基本成型, 但是货物和劳务税所占比重过高的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明显改观, 相应带来的问题一是造成中央财政收入对增值税的过多依赖, 二是地方税收收入主体税种不够清晰。因此, 加快税收结构的调整, 不断提高所得税等直接税的比重一直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努力方向, 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也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从表1的数据来看, 似乎增值税比重过大的问题在本轮货物和劳务税改革之后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但实际上应该注意到, 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2009年国内企业的盈利状况同比有深幅下降。比如, 2009年1-7月, 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5 534亿元, 同比降幅高达27%。企业利润的大幅度下挫导致企业所得税迅速下滑, 2009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仅完成6 820.44亿元, 同比下降13.8%。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23.1% (资料来源:财政部) 。增值税转型改革收窄了增值税税基, 而相应扩大企业所得税税基, 今后企业所得税上升势所必然, 只是由于今年企业所得税降幅过大使得短期内的数据不足以反映出这种趋势的转变。

3、成品油费改税充分发挥了税收对消费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2009年1-6月, 国内消费税完成2 196.43亿元, 同比增长63.1%。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也大幅度提升至7.44%。消费税的大幅上升主要得益于成品油费改税。

国内消费税作为一项具有特殊调节作用的税种, 其功能主要是以税收因素来影响某些特定的消费品 (如奢侈品、高能耗消费品等) 的销售成本, 压缩其利润空间, 从而通过价格杠杆的作用影响其市场需求和供给, 达到控制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 因此, 其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出对相关产品及产业的“抑制性”方面。而本轮成品油费改税却是作为推动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拉动国内相关产业全面复苏的重要政策组成部分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产业拉动作用。除费改税之外, 在小排量车型购置税减半、汽车下乡、报废补贴、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汽车消费政策的鼓励下, 今年1-7月, 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了710.09万辆和718.44万辆, 同比增长20.23%和23.38%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 使得中国市场成为本年全球增速最猛的汽车市场。

成品油费改税通过从量计税方式定额加征消费税, 取消过去固定性收费的设计, 不但简化了征收管理, 降低了征收成本, 使得消费者的负担更加公平合理。同时, 通过建立规范的税费体制和完善的价格机制, 促进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结构调整。成品油费改税所取得的成功将为我国今后相关政府收费走向税收化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经验。

4、进一步明确了关于增值税与营业税征收范围的划分问题, 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我国现行货物和劳务税体系中, 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并分别由国税部门和地税部门负责征收管理。1995-2007年, 全国国内增值税收入由2 653.7亿元增长到15 609.91亿元, 占国税收入的比重由60.63%下降到49.34%;营业税收入由869.4亿元增长到6 582.97亿元, 占地税收入的比重由54.45%下降到43.81%, 但依然分别是国税收入和地税收入的主要来源。

“混合销售”和“兼营行为”的辨别及课征在实践中一直困扰着各级税务机关。本次货物和劳务税改革继续维持对混合销售行为处理的一般原则, 即按照纳税人的主营业务统一征收增值税或者营业税。对于纳税人的兼营行为, 原规定是应分别核算销售额和营业额, 不分别核算或不能准确核算的, 应一并征收增值税, 并且是否应一并征收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确定。为防止实际征管中造成增值税和营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 新细则改为由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核定货物、增值税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和营业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同时, 鉴于对建筑业的特殊性, 对其混合销售行为采取了划分界限, 分别征收的办法。

从上述变化来看, 新细则对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划分界限在保持立法一贯性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更加科学的规范, 对兼营行为的细微修改体现了我国税收征管立法人性化思维, 有利于降低广大中小企业的税负。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 要减轻自身的税负, 较好的选择是加强会计核算工作, 准确界定不同税种的应税业务收入, 因此新细则也有利于促使中小企业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

二、货物和劳务税制改革后遇到的问题及分析

(一) 货物税和劳务税二者不统一规范、征税范围限制所引致的缺陷问题

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虽然涵盖了所有货物销售和工业性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但却没有像国外规范的增值税制度那样, 将与货物交易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邮电通信业以及其他劳务服务业等行业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而是另行征收营业税。征税范围偏窄, 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导致增值税货物销售与营业税应税劳务之间抵扣链条的“中断”, 从而削弱了增值税税制通过“环环相扣”的抵扣链条发挥其对各环节的内在制约作用:二是增值税已税货物进入营业税应税劳务的征税环节时, 其已征增值税得不到抵扣, 而按全额课征营业税, 因而重复征税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三是由于增值税与营业税在计税依据、计算方法、税率等方面各不相同, 使得同处在商品流通不同环节的增值税纳税人与营业税纳税人的税负不够公平。

(二) 货物和劳务税征收执行难问题仍未解决

税款抵扣存在问题。一是扣税范围不彻底, 由于对货物和劳务分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使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 导致增值税扣税操作的不规范, 造成重复征税。二是扣税凭证不规范。为保证增值税扣税机制的顺利实施, 现行的增值税制度使用了专门的扣税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 实际操作中的扣税凭证却并不局限于专用发票, 对无法取得专用发票的农产品收购加工企业、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等, 又可以凭收购发票、运输业普通发票等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管理漏洞较大。

两类纳税人划分的标准偏高, 且没有灵活余地。现行增值税制度按年应税销售额将增值税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增值税两类纳税人的划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其一, 使得数量巨大的纳税人无法进入增值税抵扣链条、实行凭发票注明税款扣税的规范化的增值税计税方法, 使我国的增值税税制难以实行彻底的规范化的管理, 改革增值税的意义大打折扣。其二, 小规模纳税人的管理不完善。由于小规模纳税人还没有安装税控装置及小规模纳税人的特点, 使得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额很难控制, 销售额的不准确性, 极易造成少报销售额, 出现偷漏税的现象, 税款流失严重。大量的小规模纳税人不能自行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从而较难与一般纳税人发生正常的经济业务往来, 阻碍了小规模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货物和劳务税制后续改革的思考

就税制结构而言, 当前货物和劳务税制后续改革的基本思路, 核心是要建立健全货物税和劳务税二者统一规范的抵扣机制, 即对纳税人提供货物和提供劳务征税时, 允许其按照规定扣除包含的货物税和劳务税税款, 并按照此要求协调提供货物和提供劳务的适用税率。同时, 改革的内容还应体现时代特征, 具有一定前瞻性, 即将新的生产经营活动内容和方式纳入到货物和劳务税征收范围, 合理调整起征点, 以及体现部分重点政策导向等。

(一) 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货物和劳务税税制的经验

美国和日本的货物和劳务税更近似于我国现行的消费税 (通常由最终的消费者缴纳) , 而德国、法国、台湾地区的货物和劳务税 (主要表现为增值税) 均采取普遍征收的原则, 即征税范围广泛, 对所有的货物和劳务全部纳入征税范围, 这就有效地避免了我国现行税制中增值税和营业税征税范围划分问题, 混合销售、兼营业务处理上的问题, 税款抵扣问题, 重复征税问题等, 对我国的货物劳务税制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二) 货物和劳务税税制后续改革的原则

1、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原则。税收公平原则指具有相等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等的税收, 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凡自政府得到相同利益者应负担相同的税收, 凡自政府所得利益不同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用尽可能少的人力, 物力, 财力消耗取得尽可能多的税收收入, 并通过税收分配促使资源, 合理有效的配置, 使社会从可利用的资源中获得最大利益, 税收分配要有利于经济运行, 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在征税过程中征税主体支出的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要尽可能地小。在货物和劳务税制改革过程中, 要尽可能地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适当的结合点, 实现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 要最大程度上兼顾公平与效率。

2、税收中性原则。税收中性原则以税收不干预经济、平等对待一切纳税人为目标的税收制度准则。即国家征税时, 除了使人民因纳税而负担以外, 最好不要使人民承受其他额外的经济负担和损失。据此原则, 一个好的税收制度, 对人民的生产和消费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市场信号不因征税而扭曲, 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不为征税所干扰, 特别是税收不能超越市场而成为左右经济市场主体经济决策的力量。

3、反避税原则。反避税原则就是在税制改革中, 规范税收征管方式, 最大限度地降低纳税人避税的空间。借鉴国际反避税经验, 我国的货物和劳务税制改革中, 一是建立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反避税法规, 在税制设立时尽可能地规范明晰;二是符合国际惯例, 由于避税、节税与逃税在实践中难以界定, 在处理避税案件时应根据国际惯例, 对节税性质的避税, 征收机关不得调整与处罚, 而应侧重于修正本国税法及有关法律, 倘若符合国家产业经济政策, 则应以予支持鼓励, 对非节税性质的避税, 税务机关应依法合理调整;三是属地管理, 对于总分机构货物和劳务税收存在的税款实现地与缴库地分离所造成的税源与税收相背离, 同时, 也会造成利用总分机构进行避税的问题, 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属地管理。

(三) 货物和劳务税税制后续改革初探

1、逐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对增值税制度的要求, 结合我国税收管理体制以及税务机构改革的实际情况, 综合考虑税收征收管理现状、纳税人的会计核算水平、纳税意识等各方面因素, 循序渐进地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第一步应将交通运输业以及与交通运输联系紧密的仓储保管业、物流业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 解决由于国税局与地税局不协调造成的运费进项税额不能如期抵扣以及“税收漏斗”问题。交通运输业在经营过程中外购的投入物主要是修理用备件、器具和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运输车辆, 而且购进节奏不均衡, 将交通运输业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后, 如果按照17%税率征税, 税收负担将有所提高, 不利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业的要求, 因此, 宜采用13%的税率。第二步是将建筑业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 与此同时, 对建筑业生产的产品——商业用房或住房以及建筑业所必需的劳动对象——土地使用权, 像其他资本性货物一样, 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 (土地使用权出让免税) , 保证建筑业相关产业增值税链条的完整。将房地产转让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后, 土地增值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可以将其取消, 摆脱目前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的尴尬境地。第三步是将与生产经营和人民生活都有一定关联度的行业, 如金融保险、邮政电信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 因为这两个行业具有特殊性, 应考虑适用低税率或比照县以下小水电等行业, 实行由企业自主选择按规定的征收率征税还是按适用税率征税, 或者适用低税率的措施。

2、统一货物和劳务税制度。在分步实施增值税扩大范围后, 可建立起以增值税为主体, 以消费税为补充的货物和劳务税收体系, 将营业税全部并入增值税, 保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 对一些购进项目少, 进项抵扣少的, 可比照县以下小水电等行业, 实行由企业自主选择按规定的征收率征税还是按适用税率征税, 或者适用低税率的措施, 从而彻底解决增值税与营业税范围划分等问题。

3、建立规范、精细、严谨的货物和劳务税税收法律体系。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逐步提升立法层次, 由“行政主导”向“人大主导”转变, 将“补丁”规范性文件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 填补法律设计上的盲点, 建立起以增值税为主体, 以消费税为补充的货物劳务税收体系。在增值税与营业税合并后, 进行统一立法, 以法律形式固定增值税的基本税制要素。同时, 积极推行消费税立法, 将消费税的一些基本原则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而将其税目、税率授权由国务院通过制定条例的形式进行明确, 即提升了法律位阶, 又充分考虑到消费税的特殊性, 以便及时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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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鑫春.浅议增值税税制改革.消费导刊, 2008 (12) .

税制改革四大重点 篇5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近日表示，税制改革将本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从四个方面继续推进。在24日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谢旭人说，今年实施的出口退税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东北老工业基地增值税转型等改革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明年的改革将从以下方面稳步推进。

一是完善出口退税机制。一是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密切关注改革措施的实施情况，全面掌握和研究解决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搞好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依托金税工程和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加强注册香港公司后退税申报审核，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出口退税和免抵调库，同时严防骗税案件的发生。

二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深入细致地做好减征农业税的测算工作，认真核实每户农民减征和应缴的税额，并张榜公布，接受监督。据实核减因征占耕地而减少的农业税计税面积，确保核减的计税面积落实到户。做好农业税灾歉减免工。

三是继续做好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等工作。研究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为以后在全国实施积累经验。积极落实提高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等企业所得税政策和调整部分矿山油田企业资源税税额的策。

四是积极研究有关税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配合，深入研究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实施的方案，研究适当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和税率结构，继续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方案的研究与准备工作，抓紧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改革物业税，在部分省市开展房地产模拟评税试点工作，按照最严格保护耕地的要求完善耕地用税制度。

税制改革，几多税负几许期待 篇6

税赋还是税负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逃脱不掉死亡和税。”一个政府，只有通过税收的办法，才能养活自己并为公民提供服务。税赋对于一个国家存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民众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按一般的征税途径划分，税收可以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其中的直接税，指的就是由公民直接把税交给政府。常见的直接税包括了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车船税等。在相对应的间接税中，缴税的人并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他们能够用提高价格或提高收费标准等方法，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问接税的纳税人多为企业，扮演的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虽然表面上负有纳税义务，但是实际上已将自己的税款加于所销售商品的价格上，由消费者负担或用其他方式转嫁出去了，名义上的纳税人和实际负税人并不一致。常见的间接税有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消费税、土地使用税、资源税等等。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税收是否会转嫁到其他纳税主体，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还是以间接税为主，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在居民财产和财富累积能力都不是很突出的情况下，采取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为主体而非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间接税制，是符合国情的。

法国政治家让·巴蒂斯特·科尔贝说：“税收技巧恰似拔鹅毛，在拔毛的时候不要让鹅叫。”如果仅从征税便捷的角度考虑，政府一般都倾向于征收间接税，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遭到抵制。采用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还有成本优势，因为都是大宗征税，一次就可以拿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个亿，所以，单位税额的征税成本就低。此外，间接税也能减少税源流失，因为对产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征税，就避免了分散零售时税源流失，也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

国家财政部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税收总收入为89720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去年我国内地GDP超47万亿，同比增长9.2％。由此计算，去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19％。而我国2000年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12.8％，此后逐年增加，2008年税收收入比重超过18％，2010年则超过19％。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GDP约为2000年GDP的4.7倍，相比之下，2011年的税收收入则是2000年的7倍。财政部方面分析称，去年税收总体平稳增长是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物价上涨、企业效益较好等因素的综合反映。

从个别广受关注的税种上来看：去年企业所得税实现收入16760.35亿元，同比增长30.5％，比上年增速加快19.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6054.09亿元，同比增长25.2％。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7％。房地产营业税和契税同比分别增长14.9％和12.1％，比上年增速分别回落17.5和3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土地增值税和房产税实现快速增长，去年土地增值税同比增长61.3％。此外，有数据显示，去年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和营业税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分别为27％、7.7％和15.2％。

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的税收收入规模过高，主要表现在我国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相对较高，法定税率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应税种的税率水平也是不低的。比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而且除主体税种以外，我国还有消费税和其他地方税等，使税收负担的名义水平较高。同时，财政性支出在社会福利、转化为居民服务的社会性保障设施增长还不够，这就突出了民众生活中的税负感受。

税改，六大悬念待解

经济学家熊彼特说：所有变化都会在财政上有所反映。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财政上的“风吹草动”也会反馈到经济生活的多个领域。

当前，税制改革步调已与很多经济领域的改革步调保持了基本一致，进入视野的税种改革呈现出的是必须改的迫切性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

直接税破题的困扰、减税呼声的四起等种种迹象让税制改革的进程显得有些扑朔迷离。房产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资源税、环境税……2012，税制改革六大悬念需要解决。

悬念一：房产税下一试点城市在哪?

房产税，近两年税制改革中最热门的话题，其广受关注源于与百姓的密切程度，源于与房地产的密切程度。而对税制而言，房产税试点更多的意义是：作为直接税，房产税的破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现行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力不从心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格局。

预算报告称，将研究制定房产保有、交易环节税收改革方案，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预算报告的表述表明房地产的税收改革将是一个协调的整体改革，“稳步推进”也表明出对这项改革试点的稳妥态度。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明确，2012年，将适当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那么，下一个试点城市在哪里呢?房产税何时会大规模的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悬念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如何深入?

作为2012年结构性减税的重头戏，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目前正在上海进行试点。作为涉及我国两大主体税种的改革，无论是其减少重复征税的内容，还是已经出现的资金更多流向试点地区的事实，都将推动其在2012年提速。

预算报告称，将完善增值税制度、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事实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重要问题就是改征后税收的分配问题，上海成为首个试点地区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国地税是统一管理的，要加快推进这项改革将会涉及解决国地税相互配合的问题。

目前，以北京、江苏为代表的一些省市已经表示在积极进行试点的准备。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指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推进将涉及我国财政体制改革问题，首要问题是增值税如何在中央与地方间分配，分享比例将可能面临调整。

悬念三：资源税改革是否扩大到煤炭?

作为近几年税制改革中少有的增税改革，资源税改革对于整个税制改革的意义在于其作为一个地方税种，可以显著为地方增加财政收入，而国际税制绿化大势以及国内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需求无疑也要求资源税加快改革。

2011年，资源税改革在试点一年多基础上全面实施，石油、天然气税额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然而这项改革没有涉及煤炭。煤炭在我国能源、发电中广泛利用，相比石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和天然气统一定价，煤炭资源税改革无疑将会对资源价格产生更大影响。

预算报告称，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建议，改革推进顺序应依次为：石油和天然气、煤炭、金属矿原矿、非金属原矿、水资源。

悬念四：消费税如何“寓禁于征”?

从税制角度来看，消费税的突出特征是“寓禁于征”。从世界范围来看，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进行灵活的调整，提高消费品价格可以有效起到调节高消费，促进节能减排的作用。

在我国，虽然烟酒等消费税已经在调节消费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就整体而言，消费税的调节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根据财政预算报告，将健全消费税制度，这无疑意味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将在今后被更加重视。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张斌指出：“消费税涉及的消费品有很多，除了烟、酒、鞭炮等种类，还包括高尔夫用品、表、化妆品等，还包括燃油、一次性筷子、木地板等等，消费税的调整往往会对行业以及消费品价格产生很大影响。”

悬念五：环境税如何酝酿?

自英国首先提出征收环境保护税以来，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生态税、绿色环保税等税种来维护生态环境。开征环境保护税不仅是适应国际税收发展的大势，也是目前国内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必须。

根据预算报告，将深化环境保护税费改革。事实上，这与之前各种政策文件提出的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一脉相承。我国环境税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正税清费，目前，理清环境保护范畴的税和费无疑是环境保护税出台的前提。

“开征环境税还存在两大难点，一是如何与其他税种的税制改革相互协调，例如资源税、增值税；再有就是与现在环境方面的收费如何协调，如排污费、矿产开发保护费等。可以说，环境税的开征涉及到财税体制的方方面面。”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

悬念六：城建税改革如何推进?

预算报告称，将推进城市建设维护税改革。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除了已经进入视野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等五项税制改革之外，另一项首次明确要在2012年推进的税制改革。

城市建设维护税，是指国家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就其缴纳的这“三税”的税额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税，城建税的开征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艾洪德表示：“城市维护建设税改革主要在于赋予其正式的税收地位，改变其依附于商品税的状况，直接以纳税人的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保证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源。”

减税，几许期待

从近年来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上看，“减税”一直是主基调。每一项减税政策的力度，都能为企业和居民每年减轻税负上千亿元。也最能让民众体会到税制改革的成果。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再三强调，今年将着力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相对于其他政策，结构性减税既区别于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又不同于以往的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结结构性减税更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相对更为科学。2012年将有四大税改预期：营业税改增值税、资源税、房产税、个税，除了增值税和个税是做税收“减法”之外，其他三项都是做“加法”。因此，今年对结构性减税规模有更大的期盼。

在增值税转型改革方面，2011年国内增值税实现收入24266.64亿元，同比增长15.0％。国内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27％。从2008年起，我国的增值税虽然终于实现了转型，但是增值税税率在国际上来看还是居高不下的17％。此前，我国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步骤之一、被称为“增值税扩围”的营业税转为增值税在上海开闸试点，原因是营业税主要针对第三产业，上海服务业比较发达，在上海试点比较具有典型性。另外，为了避免重复征税，完善整个增值税抵扣链条，选举交通运输业作为试点行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此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时表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

而在各项税种中，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所得税最为引人关注。2011年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6054.09亿元，同比增长25.2％，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7％，高于2010年的6.6％。如此来看，个税减税似乎没有起到效果，但业内专家称，去年全国工资迎来补偿性上涨，平均涨幅大约在13％左右加之个税起征点上调发生在去年四季度，对全年影响相对较少。与此同时，企业所得税实现收入16760.35亿元，同比增长30.5％，比上年增速加快19.2个百分点，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此前许多经济学家分析表示，我国目前企业的税负较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活力。

不过，由于税收的复杂性和税种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使得税收改革带来的减税效果有多大也需要仔细研究。以营业税改增值税为例，上海有12.6万户纳税人进入改革范围。从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在第一届岭南论坛上透露的数据看，改革降低了大部分纳税人的负担。试点的小规模纳税人，税率大都由原来5％降为3％，税负下降幅度超过40％；一般纳税人中，研发技术、租赁服务、75％的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以及80％的文化创意服务纳税人，其税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包括部分原来实行增值税的纳税人，由于扩大了抵扣范围，税负也都普遍降低。但是，由于行业的差异性，交通运输类企业等部分纳税人税负有所增加。

税制改革效应 篇7

美国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税种基本上是以所得税、遗产税、物业税等调节税为主, 旨在增加收入, 重在调节分配。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 税种结构也要随之进行调整, 即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以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为主税种转向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调节税为主税种上来。市场经济条件下, 税收主要承担两个功能:一是增加财政收入, 二是调节分配。要注重发挥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 出台多种调节税, “抽肥补瘦”, 即通过税收“抽肥”, 利用公共财政“补瘦”, 从中实现相对公平。例如, 加大征收个人所得税力度。个人所得税是以高收入者为征税对象, 是典型的调节税, 加大征收力度是调整分配的过程。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真正的个税征收不上来。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申报者只占实际人数的1/10, 这和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法制不健全、收入不公开透明、诚信体制不健全有关。二是个税的征收“变味”了。真正的富人税征收不上来, 往往只盯着公务员、大学老师等工薪阶层收个税, 个税变成了工薪阶层的白领税。这个问题目前正在调整, 例如提高个税起征点为2000元, 今年“两会”期间, 一些代表呼吁提高个税征收点至5000元。总之, 个人所得税不能把工薪阶层当作纳税主体, 而要让真正的富人成为纳税主体。此外, 今后要研究出台遗产税、物业税、资本税等税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征收遗产税, 让富人死后对社会再进行一次回报;经济发展了, 很多富人拥有不动产等物产, 财产性收入很高, 必须相应地征收物业税;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 不少富豪不再办实业, 而是搞资本市场运作, 炒“四市”, 即汇市、期市、股市、房市, 用钱炒钱攒钱。资本运营将成为我国富人收入的主要渠道, 有的富人靠资本一夜暴富, 多纳点资本税是应该的。通过征收遗产税、物业税、资本税等调节税, 才能“抽肥补瘦”, 实现分配上的相对公平, 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二、税收环节要由生产型纳税转向消费型纳税

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磨合及调整, 税收制度已由企业承担的生产型纳税转向消费者承担的消费型纳税。在西方国家购物时, 收费处会同时打印出两张明细单, 一张是商品的价格, 一张是商品的税款, 支付商品价格的同时要支付税款。我国则主要是对生产环节的企业征税, 企业做假账引发了大量的偷税、漏税, 也加大了企业税赋负担, 削弱和侵蚀了税基。现在管理体制上计划经济的旧胎记太重, 政府工作中的计划经济思维惯性太强。例如, 西方国家征收的燃油税是一种消费税, 司机加油的同时纳税, 加多少油纳多少税, 税费合一。而我国的燃油税改革至今仍出不了台, 原因在于触及了一些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如交通部门收养路费, 养了各种收费站人员近三十万人, 全部由这个收费开支, 养路费改成燃油税, 交通部从中作梗而流产。我国是税收进财政, 税外加费形成了大量的预算外收入, 收支两条线, 以补财政拨款之不足。例如, 关于我国企业税赋负担重不重的问题, 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笔者认为, 如果单纯从税收来看, 与其他国家的企业相比不算最重, 但是中国特色税外有费, 税与费的比重几乎是1∶1, 税费相加, 企业的税赋总负担在世界上可能是很高的。所以, 要加快研究费税并轨, 给企业减税。让利于企业, 藏富于民, 才能培养壮大税基, 将来才会有更多的税源。

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做法, 探索终端消费者纳税有三个好处。一是消费与纳税挂钩有利于公平。多消费多纳税, 少消费少纳税, 不消费不纳税。二是有利于培养全民的纳税意识。消费是每个人日常经济行为, 在消费中纳税, 有利于培养全民纳税光荣的意识, 形成全民纳税的氛围。三是消费与纳税同步进行, 能有效防止偷税、漏税。只要买东西, 就要打售货单和税票子, 明细一清二楚, 无法偷税、漏税。所以, 税收环节要由生产型企业纳税为主转向终端消费者纳税为主。只要搞市场经济, 这种转向是迟早要进行的, 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有人担心, 买东西付钱同时纳税是否变相提高物价, 增加消费者负担?实际上我国产品售价中已包含了税款, 只不过是生产企业提前缴纳了。这是价内税, 消费型纳税则是价外税。我国要实行这种办法, 则需要把现物价中先折出税款一起交。商品售价并不提高, 群众还是能接受的。

三、税收作为经济杠杆要向节能减排上倾斜

中央正在研究出台征收资源税和环境税的有关政策, 笔者认为, 资源税和环境税出台之日, 才是中国“两型” (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 社会建成之时。我国这些年资源浪费严重, 一方面是由于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的, 另一方面则是资源无偿和低价使用促成的。我国现在征收资源税还是依照二十年前的按量计取, 例如, 当时一吨煤炭价格是36元, 征收8元资源税, 现在一吨煤炭价格涨到370元, 税款按吨收取, 仍是8元。2008年北京“两会”期间, 与会代表提出资源税征收要按价计取。这样, 才能让生产厂家认识到资源是高价买来的, 不是投机取巧得来的, 才能强化管理, 节约原材料, 下工夫在加工技术、资源深度利用上做文章。有了这样税收政策的良好导向,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浪费的问题。

现在很多企业挣了钱往自己兜里揣, 环境污染了扔给社会和民众。我们应该向企业征收环境税, 重污染者重税收, 用以弥补和整治环境污染, 从中建立起全社会的环保补偿机制, 这样才能遏制企业肆意污染环境的心态和行为。利用资源税和环境税调节, 使那些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因高税负、高成本而自行淘汰, 这要比政府刮环保风暴, 用行政手段强行关闭企业强多了, 更多地让市场这只手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导作用。

四、关于调整分税制的探讨

分税制改革是从1994年开始的, 据说当时是效仿美国的做法。那时中央税收上不来, 于是专门成立国税系统为中央征收“皇粮”。这几年“两个比重”的提高, 国税系统作了很大贡献。凡事有利就有弊, 关于分税制, 现在亦有两派争论。一派认为分税制很好, 应该继续坚持;另一派认为分税制存在弊端, 后遗症太重, 体现在“三个加大”:一是两套税务机关盖大楼、铺摊子、吃税款, 加大了税收成本;二是加大了企业负担, 企业要同时面对两个税务机关, 增加了办事程序和交易成本;三是加大地方负债, 分税制使中央在分成中拿走了太多, 地方税分成太小, 造成事权与财权不对称, 地方政府事多钱少, 普遍负债运营, 发展乏力。今后的分税制到底是用国税、地税两支队伍来区分, 还是用税种区分, 两派意见争论很大。笔者倾向后者, 呼吁抓紧改革调整分税制, 长痛不如短痛, 否则影响地方经济发展。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一。笔者探析今后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取向, 归纳为四句话, 十六个字。一是培养税基。税收为经济发展服务, 扶植企业, 壮大税基, 才能有更多的税源。二是加强征管。依法征收, 加大力度, 该收则收, 防止大量偷税、漏税, 才能保证税收的稳定增长。三是政府要瘦身减肥。我们的政府机关太大, 基本上是吃饭型财政, 60%—70%的财政收入用于发工资养人, 搞公共服务的钱很少。政府必须瘦身减肥, 大力精简机构人员, 减少行政成本, 减少吃饭财政的数量, 节省下的“皇粮”作为公共财政支出惠泽百姓。政府由万能强势型转向精干服务型, 这样才能加大公共财政支出比例, 实现良性循环。四是支出转向。财政支出结构要调整优化, 从目前的以吃饭、开支、搞建设为主转向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暗补穷人为主, 真正从吃饭型财政和建设型财政体制走向公共财政体制, 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规律。我们把这四句话、十六个字讲全了, 真正办到位了, 才是完整的财税体制改革的大思路。

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磨合, 形成了良性的三角形社会结构, 支撑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如图所示:

富人纳税养国家, 国家公共财政补穷人, 抽肥补瘦, 调节分配, 实现相对公平。我国社会的三角结构还没有形成, 富人太富不纳税, 大量偷税、漏税, 穷人太多政府补不起, 眼睁睁看着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因此, 要贯彻《物权法》,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新精神, 大力培育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 让更多的人富起来, 实现共建和谐社会, 共享发展成果, 共同实现富裕。使社会的劳动力和人口结构由目前的中低收入者大底座的“金字塔”型, 变成中产阶级为中间主体的“橄榄球形”, 中间大肚子主体部分真正成为纳税的主体、消费的主体、稳定的主体, 这个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五、营造纳税光荣的社会主流意识, 税收要向鼓励第三次分配倾斜

税收是一种经济行为, 但需要一种社会文化氛围来烘托和支撑。我国在过去旧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家包单位、单位包个人, 收入分配不对称, 个人开工资、涨薪水只会感谢领导人, 不知道感恩纳税人, 既没有纳税人光荣的文化氛围, 更无感谢尊重纳税人的思想意识。要培养税财源, 先要培养税文化, 支持并推动税制改革。

一是要大力宣传纳税人的功劳和贡献, 扩大经济民主, 让纳税人参与财政预、决算的审查, 监督政府税款的使用去向及运营效率。让纳税人拥有更多的民主权利, 调动他们更强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 增强光荣感和成就感, 从民间普遍培育出纳税光荣的社会主流意识,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纳税吃亏意识和偷税、漏税行为。

二是要弘扬尊重感恩纳税人的社会文化。现在财政收入95%靠税收, 某种意义上说是纳税人养政府、养军队, 又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来暗补穷人。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旧观念影响, 很多吃税款的人没有感恩的意识和视纳税人为衣食父母的观念。政府官员缺乏服务企业的行为, 就是这种观念造成的。政府难由管制型变为服务型, 也是这种理念扭曲的一种表现。

三是需要在税收政策上向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上倾斜, 力促社会公平。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即社会的富人运用捐赠、资助慈善事业等行为回报社会, 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收入分配调整。从发达国家来看, 慈善事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慈善事业发达情况下, 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 使得富人的财富, 被直接或间接地回报社会, 转移到穷人的身上实施共享, 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因而被学者称为第三次分配。目前, 我国的慈善捐赠制度不够完善, 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特别通过税收的调节, 支持鼓励企业家回报社会、投身慈善事业, 在减免税收上支持不够。西方发达国家曾规定, 富商捐赠慈善事业的投入, 生前免抵个人所得税, 死后可以免抵遗产税, 这样, 鼓励企业家用捐赠投入回报社会, 为自己买名树碑。避免单纯的把财富留给子女, 误导他们不劳而获, 坐吃山空, 而变成纨绔子弟, 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为自己铸就辉煌, 实现自我价值。我国第三次分配启动较晚, 个人捐赠2005年人均为2元人民币, 而美国则人均为522美元。我国社会捐赠总额只占GDP的1%, 而美国高达10%, 捐赠总额达6000亿美元。美国比尔·盖茨十多年来已经走遍了一百多个国家, 慷慨解囊, 救助疾苦,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他已挽救了61万人的生命。最近, 52岁的成龙也学习比尔·盖茨和巴菲特, 决定把自己家产的一半捐献给慈善事业, 由此获得了福布斯授予的“世界十大乐善明星”的称号。另外, 因拥有188亿资产而首位进入世界富豪排名榜的香港首富李嘉诚, 也捐献给慈善事业10亿元。由此可见, 第三次分配是通过社会捐助慈善活动, 进一步扶贫助困, 最终实现社会公平, 它是通过制度安排和公众自觉行动体现社会的一种慈善文化和捐赠文化。我国倡导和营造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的格局才刚刚破题, 这方面的鼓励政策既不到位, 也不配套, 难以激励富人自觉自愿地投入慈善事业, 为此, 必须加快推出优惠政策和配套的法律法规。尽快研究制定慈善事业法, 颁布《慈善事业条例》, 从法制上统一规范慈善事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以支撑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尽快形成。在去年“两会”上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中第九条规定:企业发出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可见, 我们国家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现在也正在探索和起步之中。

参考文献

[1]常绍荣.研究税制改革的新视野——评《税制改革比较》[J].学术交流, 1999 (1) .

[2]孙飞.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策略选择[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5 (4) .

也谈税制改革 篇8

笔者认为我国的税制改革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流转税改革

(一)增值税

1.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国际上规范的增值税范围为:所有货物销售、生产性加工、进口、修理修配、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建筑安装业、劳务服务业等。我国可把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邮电通信业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这样可解决重复征程问题,利于公平竞争。

2.可加快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过渡。生产型增值税,,即纳税人外购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这会抑制企业投资的增长,不利于技术进步。目前已经在东北八个行业进行试点,但试点的时间不宜过长,否则会造成增值税的征管漏洞。当然,全面推行消费型增值税会减少我国的财政收入,可以分步进行。

3.全面推行消费型增值税后,可适当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

(二)消费税

1.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对于一些非生活必需品如高级皮毛、皮革制品、高档古玩可选择作为扩征对象。

2.对于某些污染环境或资源稀缺性、耗能高的产品如小汽车,可适当提高消费税税率。

(三)营业税

1.营业税在部分项目并入增值税后,连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合并为独立的税种,以企业经营收入为课税对象,中外资企业统一适用。

2.对于娱乐业如歌舞厅、游艺厅、夜总会、保龄球场、高尔夫球场等,适当提高税率。

二、所得税改革

我国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已经合并,只需进一步完善即可。但个人所得税还需改革,使其税负公平、更好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1.提高免征额。虽然目前工资薪金

所得中的免征额已提高到了2000元,但还应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考虑工薪阶层的生计费用、赡养、抚养教育、医疗及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问题适当提高,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负担。

2.转换征税模式,加强征收管理。目标为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乃至发展到完全的综和个人所得税制。

分类所得税制的优点是管理简便,适合于源泉征收,不需要纳税人普遍进行纳税申报。但它的问题很突出,主要是税负不够公平。综合所得税制是纳税人在年终必须进行纳税申报,并与支付人代扣代缴的税款比较后多退少补。它可以克服分类所得税的缺陷,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但综合所得税制要求纳税人具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同时也要求税务机关拥有很高的管理素质和能力。

3.在转换征税模式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先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级距,拓宽综合所得的具体项目。

三、关于新税种的改革

(一)物业税改革

物业税又称“不动产税”或“房地产税”,它是针对不动产,要求所有者或承租者按年缴纳的一种税。它是将现行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及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合并,转化为在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物业税。它的征收有利于规范房地产行为,对于抑制炒楼有一定的作用,市房地产市场的内在稳定器,老百姓期望的房价有可能降下来,但物业税将是一把双刃剑,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平买贵住”,即购房的门槛有可能进一步降低,但在今后的居住过程中,产权所有人每年都要缴纳一定税款,且税款随土地、房产等不动产的升值而逐年提高。因此,物业税的开征须慎行。

(二)燃油税改革

燃油税的开征,一是代替原来的养路费和其他费用,弥补公路融资的缺口;二是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保护环境,节约能源,促进环保型汽车发展。

我国税制改革的探讨 篇9

一30年来税制改革历程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税收制度历经数次改革调整, 走出了一条自计划经济时期的简化税制, 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不断调整完善的改革之路,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93年期间, 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税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适应多种经济形式发展的需要, 逐步恢复和增加一些税种, 确立了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1983年和1984年先后实行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 对搞活国有企业, 进一步理顺和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制定了对外资企业从宽从简的税种和征税办法;对工商税制实施改革, 税种增加到了1993年的32个, 并建立起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制体系, 此次税制改革有较大突破。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 尤其是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 对税制进行了大幅度的结构性调整, 这是一次影响非常深远的改革, 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的税收制度, 我国现行税收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在这次改革中确立的。这次税制改革是按照“统一税法, 公平税负, 简化税制, 合理分权”的指导思想进行的, ①目的是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 促进竞争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实现与国际接轨。具体改革内容包括:一是全面改革流转税。1994年前流转税以产品税为主, 同时有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 呈“三足鼎立、三分天下”之势。1994年税制改革后, 取消了产品税, 流转税含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四个税种, 自此, 确立流转税为我国最大税类, 增值税则为第一大核心税种。二是对内外资企业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所得税成为我国仅次于流转税的重点税类。三是调整、撤并和开征其他一些税种, 将税种减至23个。四是改革税务征管模式, 分税制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 分别由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到现在,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 国家适时对1994年构建的税制体系进行局部修订完善。先后进行了“费改税”、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并调整税率表、资源税由从量计征逐步改为从价计征、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调整消费税税目税率、改革车船使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及烟叶税, 而最为重要的是2012年开始试行至2016年的“营改增”, 是财税体制的一次深刻变革。“营改增”后我国有17个税种, 税制进一步趋于规范合理。

可见, 税制改革的历程曲折多变化, 伴随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么对税制结构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要么对个别税种进行微调, 废止过时的税种, 开征新税种, 或合并税种。税改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如对税种的改革要分步推进, 改革方案的出台需要先期科学设计, 反复论证, 选点试行再推进全面实施。

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设计

1. 税制改革的目标

新一轮税制改革是在我国深化经济改革并在当前启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一个先驱的关键部分。因此, 税制改革必须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战略目标相吻合。我国提出供给侧改革是在供需因错配而失衡, 出现产能相对过剩, 需求结构发生升级变化, 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 以及国内外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 金融风险有所积聚等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背景下开展的。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制度的制定, 促使供给端发力, 让企业提速增效, 加快产品升级换代, 而减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用的一个重要政策手段。除此之外, 还需要进一步改革优化税制, 构建一个统一、公平、调节有力的新税制体系, 既可调整税负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又可培养制度竞争力来激发企业活力, 鼓励创新, 提高经济效益,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实现绿色经济和文明健康生态环境的常态化。

2. 税制改革的思路

(1) 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循序渐进地向纵深拓展。改革并非全盘否定, 1994年确立的税制体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又经过20年来的多次改革完善, 整个税制框架和大部分税种有保留的必要性。仅对不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 有碍税制结构优化的不合理部分进行调整改革。

(2) 既立足国情, 又逐渐与国际接轨。纵观世界各国税制结构, 发达国家多选择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 而发展中国家的税制偏向以流转税为主体。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 并且流转税占较大优势, 所得税比重相对较低, 资源税、财产税和行为税作辅助税种, 下一步改革应适当调整这种比例格局。据相关报道, 我国2016年个人所得税仅占总税收收入的6.8%, 随着经济增长, 应逐步提高个人收入, 强化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管, 一方面可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占比, 另一方面能更好地调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缩小贫富差距。另外, 从国际的宏观税负比较来看, 发达国家的小口径宏观税负 (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平均在30%~35%, 发展中国家在16%~20%, 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在18.5%左右。我国大口径的宏观税负 (即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在33%~35%。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4年和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均为29%左右, 如果计入国有土地出让净收益, 宏观税负分别为30.2%和29.8%, 未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当然, 有专家对我国的测算数据提出异议。笔者认为不论如何, 我国宏观税负已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且各种收费居高不下, 对发挥企业积极性、促进竞争和提速增效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目前, 我国的税制改革应该顺应世界各国普遍减税的潮流, 并非简单减少税收收入, 而是通过设计合理的税制结构, 在给企业减负的同时能够产生刺激作用, 促使企业充分挖掘生产潜力, 不断创新, 降低成本, 提升产品品质, 促进经济发展, 使经济增长速度高于税收增长速度。

(3) 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原则。在设计税制时, 很难做到税收效率与公平的绝对统一。就各税种而言, 调节的方向和侧重点存在差异, 如流转税对生产流通调节的有效性较大, 但有背于量能负担的原则。相反, 所得税具有课征公平的显著特点, 却无法直接调节生产和流通。所以, 如何聚各税种的优势来组成一个合理的税种集合, 构建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优质税制体系, 是新一轮税制策划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当然, 在设计税制时, 应从本国国情出发, 结合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来制定。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经济加快发展时期, 应当重效率, 兼顾公平。据统计, 我国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在70%左右, 而个人所得税占比不到7%。世界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所得税比重远高于流转税比重, 如法国、英国所得税与流转税的比重分别为62%、28%, 56%、31%。②相比之下, 我国流转税比重偏高, 企业无论盈利与否都必须纳税, 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所得税的多少, 影响了税收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效果。下一步应逐步提高所得税比重, 对流转税和所得税相关税种进行改革调整, 即进一步理顺“营改增”, 确保“营改增”到位, 达到预期目标, 启动对消费税的改革, 逐步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

(4) 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财政体制的实质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财政体制, 集权与分权关系始终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适度的集权能保证国家统一, 中央有宏观调控能力, 而分权是确保地方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客观需要。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初步构建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财权划分的基本制度框架, 产生了一系列积极效应。可是, 随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导致地方财力逐渐减少, 支出比重不断加大。这些改革项目主要包括:一是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由最初的50︰50调整到80︰20, 2000年调为中央97%、地方3%, 从2016年开始全部调整为中央收入。二是从2002年开始企业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和地方共享, 共享比例由2002年的各自50%上升至2003年的中央6 0%、地方4 0%。三是2 0 1 2年开始试行至2 0 1 6年的“营改增”, 使本来已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的困难加剧。原来营业税是地方第一大税种, 如今营业税被增值税所取代, 而增值税是共享税种, 中央和地方的分享比例是75%︰25%, “营改增”每年减税5000亿元, 再加之增值税地方分享比例过低, 我国地方税源不足, 地方政府的财力将严重萎缩。所以, 下一步改革势必要调整增值税分享比例, 企业所得税分享比例也应由6︰4改为5︰5, 可以考虑把消费税作为共享税种, 并开征新税种, 培植地方税源, 取消税收返还。这样既满足地方政府实现其职能的资金需要, 又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加强税收征管, 扭转近年来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等非税收途径的现状。

(5) 实施税制改革应当总体合理规划, 选择重点, 突破难点, 择机分步推进。目前应从税制改革的国内外背景入手, 作深入细致的全面调查研究, 建立模型采集经济数据并进行分析, 预测税制改革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构建一个较为合理可行的改革方案, 适时逐步推行。税制改革的核心是科学设计税种, 当前大家热议的主题锁定六大税种改革, 为何由六大税种引领税制改革, 如何改?

第一, 增值税。近几年来试行“营改增”已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 除了减税对企业有激励作用外, 更重要的是征收增值税避免重复征税, 促进专业化协作发展, 致使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得以优化。这种通过优化税制而引导生产方式的转变, 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营改增”后, 增值税制度改革仍有空间。多档增值税税率未来有待简并, 政府工作报告已提出, 政府将简化增值税税率, 由四档税率减为三档。适用于小企业的简易计税方法使得重复征税的问题仍然存在。另外, 需要出台行业细则, 加强税收征管, 进一步完善堵塞制度漏洞。

第二, 消费税。“营改增”全面实施后, 对商品和劳务征税由“三税”并存变为“两税”并存的格局, 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 需要提升消费税的地位, 增强消费税调节功能。可从以下几方面对消费税进行改革:首先, 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这一次消费税的改革始于2014年, 在2014年11月, 财政部连续三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 之后取消酒精、小排量摩托车和汽车轮胎消费税, 2015年初开始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 自5月1 0日起上调卷烟消费税, 把批发环节从价定率计税改为复合计税, 税率由5%提高至11%, 并加征0.005元/支从量税。消费税改革的政策密集出台, 可能使消费税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醒目税种和调整扩围, 可能会将高污染、高耗能和高档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若是这样, 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就会从商品延伸到劳务。其次, 改革消费税征税环节。将消费税从生产、进口环节移至流通环节征收, 这是消费税改革的方向。2016年12月1日起, 对超豪华小汽车, 在生产 (进口) 环节按现行税率征收消费税基础上, 在零售环节加征消费税, 税率为10%。③目的是为了引导合理消费, 促进节能减排。这一举措开启了消费税在零售环节征税的先河, 接下来可能将适合在批发、零售环节征税的商品后移征税。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 会增大计税基数, 据测算至少增加1000亿元到3000亿元税源, 可以抵补一部分“营改增”减少的税收, 但也会使消费品价格提高, 影响消费需求。所以, 要相应地调整消费税税率, 对酒等日常生活品可降低税率, 高档奢侈品的税率要适度, 如果过高可能会导致国内购买力外流。

第三, 个人所得税 (后简称个税) 。个税在此次税改中相对滞后, 个税改革被视为所有税种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因而会成为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看点。本次个税改革的总原则和大方向是:依照“增低、扩中、调高”的总原则,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新税收体制。④以期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使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税负均衡。我国个税原来实行的是分类税制, 即将征税对象划分为11类所得, 分别扣除不同的费用, 按不同的税率征收。改革后将对部分所得实行综合纳税, 即将汇总的诸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和稿酬等部分收入纳入综合所得, 按年汇总计算缴纳, 用综合所得扣除准予扣除的项目金额后的余额来计税。因此, 需要建立基本扣除加专项扣除的机制, 并适当增加专项扣除。从基本扣除标准来看, 工资薪金每月按3500元的标准扣除已执行了6年, 随着物价上调和收入增长, 理应提高这项基本扣除标准。至于专项扣除, 目前倾向于把再教育支出、首套房贷款利息、赡养老人、抚养二孩等家庭支出纳入抵扣的项目, 以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税收负担。这种征收模式的改变是此次个税改革的重点, 至于哪些项目纳入综合课征, 基本扣除和专项扣除标准, 以及专项扣除项目的确定, 是改革的关键和难点, 需深入研究、反复论证。此外, 还需进一步优化税率结构, 可能会调低低档次税率和简并税率, 既使高收入人群税负提高, 又让中等收入群体有获得感。再者, 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实现信息共享, 是实施综合课征必备的重要前提条件, 也是个税改革的难点, 在改革个人所得税时必须先行构建。紧随其后的是强化税收征管。通过上述改革的逐步推进, 可促使我国个人收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第四, 资源税。资源税是近些年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 2015年在对石油、天然气、煤炭进行资源税改革的基础上, 又对稀土、钨、钼实行资源税改革, 并相继出台调减铁矿石资源税政策, 以促进这些资源的合理利用。下一步应该采取下列改革措施:一是扩大征税范围。目前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主要是矿产资源、油气, 为了进一步节约、有效使用自然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决策层考虑将诸如水流、森林、草原等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矿产资源原先只征收补偿费, 现在应当列入资源税征税范围。目前在河北试行的征收水资源税, 已取得初步成效, 有利于促进企业节约使用资源。若要在全国推广试行, 需要进一步作制度设计, 如农业生产用水可以考虑限额内免税, 对生活用水和不同类企业的生产用水, 采取差别比例税率征收, 以体现区别对待的原则。二是逐步全面推行从价计征。在资源税前期改革中, 已先后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稀土、钨、钼6个品目实施从价计征改革, 其他品种目前仍采用从量计征方式, 还需要逐步突破, 最终实现资源税从价计征的全面改革。三是重新合理确定税率。要强化税收在能源生产和消耗环节的调节机制, 能够进一步调节级差收入, 减轻企业不合理负担。因此, 资源税适合使用有幅度的比例税率。

第五, 环保税。近年来, 开征环保税呼声不绝于耳, 现已尘埃落定,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定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此举被称为“绿色税制”改革, 在人们饱尝雾霾笼罩之苦时, 环保税的开征无疑是场及时雨, 对于引导排污单位减少排污量, 优化生态环境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环保税作为一个新税种, 其实质是费改税, 是将征收排污费的单位改为征税, 税负与过去缴费负担基本保持一致。目前主要限于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噪声等重点污染源征税, 个人认为应逐步扩大征税范围, 探讨对其他污染物征税, 在通过可行性研究论证后纳入征税范围, 并实时适度提高环保税征税税率。另外, 加强完善环保税的征收管理是关键, 环境保护税法规定的计税依据是按照污染物排放量折合的污染当量数确定, 污染检测至关重要。税务机关没有相应的污染检测装备和技术, 需要由环保部门进行检测并提供监测数据给税务部门, 因此应构建大数据治税信息共享机制, 实现监测设备的后台与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互联, 以便于税务机关实时获取排污数据, 及时准确计税征税。

第六, 房地产税。自2011年在上海和重庆试点房地产税以来, 房地产税犹如“狼来了”, 频频被人们提起, “快要开征房地产税了, 房价要降啦”, 然而却千呼万唤未出来。那么, 房地产税会开征吗?何时开征?房地产税会是降房价的利器吗?笔者认为房地产税的开征是确定的事件, 但是应该理性看待, 时机尚待成熟。因为房地产税的开征不仅涉及房地产领域, 还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层面, 需要政府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评估。另外, 房地产税的征收技术难度大, 不动产登记等配套措施要跟进。开征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有多大, 仍是一个未知数。我国目前住房的刚性需求还很大, 这是房价难以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还涉及土地制度、投融资制度等, 房地产税的制度设计尚属未知, 但房地产税的开征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可以预见的。

总之, 上述税制改革的帷幕已经拉开, 各热点问题将逐一得到解决, 其后还有社会保障税、遗产税和赠与税需要探讨、论证。相信在新一轮税制改革完成后, 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将会显著提升。

摘要：目前, 我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 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行军”将会加速推进。本文通过回顾30年来的税制改革, 深入分析新形势下税制改革的目标设定, 并重点探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框架设计思路。

关键词：税制,税种,改革,探讨

注释

1 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 张何.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问题与总体改革方向[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9-15

3 财政部.12月1日起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10%消费税[EB/OL].http://finance.qq.com/a/20161130/036236.htm

物流企业增值税制改革设想 篇10

目前对物流行业征收的营业税政策, 税目设置存在对应业务划分不够明确、一体化物流业务营业税税目难以确定、计税依据规定不一致、不同规模物流企业发票管理不一致等问题。

物流企业改征增值税, 既是我国流转税制发展改革的需要, 也是物流企业现行税制调整的必然趋势:符合我国流转税制的发展改革趋势;有利于消除营业税征收存在的弊端。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可行性

随着我国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逐步转变, 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调整时机已日趋成熟, 作为以运输、仓储为主要劳务的物流行业, 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具有可行性。

我国的增值税制度已经走过近14个年头, 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逐步增长的财政收入、不断发展的税收信息化建设为增值税的转型和扩大征收范围提供了政策和环境的支持和技术保障。目前的增值税税制稳定, 征管效率也逐步提高, 为进一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打下良好的基础。

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必须建立在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基础上, 近4年来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为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提供了实践经验, 也使增值税征收范围由生产领域扩大到劳务领域具有更直接的可行性。

2006年全国货运发票的统一印制和抵扣, 规定所列示项目的金额可以在计税依据中抵扣, 取得运输业务并符合条件的运输发票可以抵扣等征管的实质, 已经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的运作方式。运输发票纳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方式表明, 对物流业务的税收征收管理正逐步从营业额的营业税征管方法向发票抵扣的增值税征管方式靠近。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设想

建立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基础之上的调整劳务项目进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是流转税制改革发展趋势, 物流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必将是大势所趋。作为由征收营业税调整为增值税的物流行业, 应执行消费型增值税, 以避免产生由于改征增值税给物流行业带来增加税负的问题。

物流企业纳税人的界定, 主要是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纳税人界定。对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增值税纳税人的界定, 可以参考目前增值税纳税人区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办法, 将从事运输、仓储、装卸、加工、整理、配送等一体化服务的企业, 按照一定的标准界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在确定两类纳税人区分标准时, 除了执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财务核算标准外, 还可以考虑和目前物流行业区分不同发票使用纳税人的标准, 以及企业资质、收入规模、年应纳税额和财务核算等不同标准。如对于从事运输业务为主的物流企业, 可以参照目前对物流企业从事货物运输的营业税纳税人区分为自开票纳税人和代开票纳税人的标准, 将符合自开票纳税人条件的企业界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对于不具备自开票纳税人标准的物流企业, 通常是不具有自备运输工具和自有的仓储场地和设施的货运代理企业, 则界定为小规模纳税人。

在交通运输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基础上, 物流业务的增值税征收范围可以界定为, 现代物流企业提供的运输、仓储、装卸、加工、整理、配送等一体化服务。同时, 由于现代物流企业一般是上述六大业态的复合而不是简单的加总, 所以, 应该以物流企业为单位, 确定其所涉及的物流业务活动为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不具有自备运输工具和自有的仓储场地和设施的货运代理企业, 虽不直接提供运输、仓储、装卸等服务, 作为运输、仓储、装卸等物流业务的中间环节, 也应该纳入物流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并将其界定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其计税依据可以根据目前货运代理行业的营业税计税金额, 为其取得的全部业务收入减除实际代为支付的运输标的直接费用后的余额。

作为以运输、仓储、货代为主要业务的物流行业, 应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项目包括物流企业为提供物流业务而外购的货物、接受的劳务、外购固定资产、自制固定资产而发生的外购材料、劳务所含的进项税额。

从物流成本项目分析, 企业物流成本包括物流功能成本和存货相关成本。物流功能成本指在包装、运输、仓储、装卸搬运、流通加工、物流信息和物流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物流成本。存货相关成本指企业在物流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与存货有关的资金占用成本、物品损耗成本、保险和税收成本。物流企业缴纳增值税可以抵扣的项目, 应该是物流功能成本中所包含的外购项目部分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遵从目前增值税一般规定, 物流业务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抵扣依据的基础,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包括:纳税人购进货物、应税劳务和固定资产, 未按照规定取得并保存增值税完税凭证, 或者增值税扣税凭证尚未按照规定注明增值税额或其他有关事项的;用于非运输、仓储、流通加工、配送等物流业务的购进货物、接受劳务、增加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用于免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接受劳务和增加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接受劳务和增加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非正常损失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

物流行业改征增值税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国民经济生产经营过程增值税链条的完整, 如果单为物流行业设计更低的增值税优惠税率就会失去增值税链条完整的意义。

根据铁路运输业所进行的消费型增值税测算, 按照铁路企业税负, 适宜13.64%~15.54%的增值税税率;根据建筑业所进行的增值税测算, 认为“在建筑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前提下, 13%的低税率档次比较理想”;根据对公路、水路的交通运输业增值税所进行的消费型增值税测算, 建议“对于交通运输业实行13%的消费型增值税, 同时配以合适的优惠税率”, 所以, 本文认为, 物流行业可以参照对水路交通运输业、铁路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的税率测算, 实行13%的优惠税率。对于物流企业因此实际税负超过目前税负的部分, 在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的背景下, 可以通过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 以及实行即征即退等政策加以调整。

对于不具有自备运输工具和自有的仓储场地和设施的货运代理企业, 由于其从事业务主要是代理, 其所允许抵扣的进项中没有直接用于物流服务的固定资产和仓储等相关设施设备, 也就意味着企业很少可以抵扣的进项, 改征增值税会带来增加税负的结果。可以实行的解决办法是, 在纳税人界定中把该类物流企业纳入小规模纳税人, 目前的货运代理企业执行5%的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后, 可以执行适合的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 既保证增值税链条在代理环节不中断, 也可以避免由于实行可抵扣的增值税给企业增加负担的问题。

分税制再改革思辩 篇11

分税制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基本框架，在十余年的运行中发挥出一系列的正面效应，同时也逐渐积累和显露了一些问题。全国财政收入强劲增长，地方财政总收入也不断提高，县乡却叫苦不迭，由此引发出一些诘难和怀疑。

针对分税制的设计和未来的配套改革问题，八月初，《新理财》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分税制遭遇“切分难”

《新理财》：1994年后，全国财政收入强劲增长，地方财政总收入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县乡却叫苦不迭，欠发达地区尤甚，一些人将出现的区域、层级间两极分化的现象归咎于分税制的运行，对此您有何评价?

贾康：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精神实质是增强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相互匹配，并通过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使欠发达地区也大体达到事权与财力的一致，但现实中却没有体现出来。

我认为，随着“事权重心下移、财权重心上移”而来的基层困难和诸多问题，主要是分税制在省以下各级的体制过渡中，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分税制轨道，替而代之的是“分成制”、“包干制”等五花八门、复杂易变的模式。以这些带有强烈的讨价还价特征的分成与包干的模式处理省以下四个层级的体制关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地方高端层级上提财权、下压事权的空间增长，转移支付也做不实，最终苦了县乡基层。

《新理财》：中央政府一直在努力缓解这些困难，但不断增加的转移支付并没有起到特别显著的效果，其中症结何在?

贾康：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基层困难与中央层级转移支付力度一直在努力提高，但还是远远不够有关。

重要的是，在我国，把20多个税种在五个政府层级间按分税制要求切分，本身就是“无解”的。五级财政、五级政府的框架，与分税制在省以下的落实之间，存在不相容性。且不说欠发达地区，即使是在发达区域，省以下四级如何分税?按照现在的基本框架，是看不清方向和找不到摆脱“过渡态”路径的。因此，我认为形成合理的长效机制是目前消解基层财政困难的关键所在。

“投资热”错怪分税制

《新理财》：目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扩张投资和粗放式发展一直颇受诟病，有人认为是分税财政体制导致了地方投资增长过快和经济偏热，您怎么看待?

贾康：事实上，为促使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在1993年设计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时，就已经考虑要减少财政增收与地方投资和发展的关联程度。所以，将增值税的“大头”划归中央，消费税则100％归中央，2002年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也遵循了这个思路。

这种制度设计和分配关系的改进，已经发挥了调整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系列正面效应，但仍然需要与各个相关方面的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造形成更好的配套关系来扩大和巩固其效应。如果按某些指责把分税制财政体制说成是导致投资增长过快和经济偏热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既不能解释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经济发展既出现通胀又出现通缩的现象，也无法解释国外所有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国家无投资过热特征的经济现象。

的确，目前在我国的税制结构和分配格局中，地方财源中对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依赖程度仍然很高，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不规范程度也仍然较高，这些确实与地方政府热衷上项目、加大投资的行为有一定的关联，但绝非分税制财政体制之过。

《新理财》：既然分税制“无罪”，那投资增长过快和经济偏热的根源何在?如何解决?

贾康：可以说，现在仍然有不少地方投资是通过土地一级市场收入等预算外财力和政府出面的“招商引资”来得到支持，并在官员的政绩考核方面得到明显的正向回应，使之成为地方决策层面持续的兴奋点。在对地方官员实际上仍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消解地方政府增加投资和发展制造业的动机，与财政分配体制的改进之间，目前尚未能形成直接对应的因果关系。

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实行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制度、行政决策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推动分税制在省以下得到实质性的贯彻。也就是，分税制的运行需要与各个相关方面的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造形成更好的配套关系，由此，才能巩固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正面效应。

“扁平化”助力分税制

《新理财》：在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中，如何化解基层困难并能够促进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合理化，在具体操作上，您有何建议?

贾康：我认为，应使近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相结合，对症下药，标本兼治，治本为上，积极推行“扁平化”的改革试验，进而为分税制在省以下的贯彻创造配套条件。

从短期到中期看，比较现实的可选择的举措：一是调整与完善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出台县乡最低财政支出保障机制。合理确定县乡财政最低支出需要，并明确省级财政承担保障责任，加大对县乡等基层政府的支持力度，努力缩小省内地区间的财力差异：二是努力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明晰界定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支出责任，争取由粗到细形成各级政府事权明细单，完善与事权相匹配的地方财力保证机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收入上划下转。

从中长期看，需要特别把握好“治本为上”的要领，系统地完善省以下体制安排，并且应该推进财政体制“扁平化”的系统性改造，重点扩大推行“省管县”、“乡财县管”的试点范围。

如果我国在“省管县”和“乡财县管”这两项财政改革上“修成正果”，则有望进一步推进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减少行政层级”的要求，实现中央、省、市县三级架构。三级架构将会有力地促进事权划分的清晰化、合理化，并据此构建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税分级财税体制，明显降低行政体系的运行成本。

我国税制改革概况与分析 篇12

关键词：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增值税

税制即为税收制度, 它包括的是在税收活动中征税方和纳税方所需遵守的行为规范总和, 广义的税制还包括税收管理制度和税收征收管理制度。通常如我们熟知的征税对象、纳税人、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减税免税和违章处理等等都是税制十分具体的内容, 而以上内容又构成了税制的核心——税法。一个国家的政府收入一般都以税收收入作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税收收入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取得的收入, 因此, 其除了作为政府履行公职必要经费的来源, 还逐渐承担起重分配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一、我国税制改革历史概述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税制要从改革开放之后说起。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从涉外税收开始进行税制改革, 1983年, 国务院开始第一步利改税改革, 将建国之后实行了30多年的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制度。1984年10月起, 全国开始实施第二部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 这一时期的全面税制改革, 使我国税制逐步转化为多种税、多环节、多层次的复合税制。我国的旧税制在长期的运行后, 产生了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累计下降问题, 因此, 1994年我国开始分税制改革。分税制的实质表现为按照税种划分税权以分级管理, 在具体措施上, 全国明确划分了国税、地税和共享税, 在中央和省之间实现了分税制框架。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决议, 这不可谓不是时代的进步。

一般而言, 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掩盖许多其他社会问题, 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问题就可能集中爆发。当今社会大众对我国的国有企业过度垄断, 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积累了非常多的不满, 此时, 税制改革作为一种对政策工具的改革必将会在政治改革、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被提出, 事实上在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结构性减税”概念就已被提出。近几年的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已经说明, 支持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 国内消费才是真正值得倚重的部分。因此, 国家政策将会更倾向于扶植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同时会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增大人民的消费能力作为工作重点。很明显可以看出“结构性减税”概念的提出正是中央希望通过税制改变同时达到支持需扶植产业和减轻低收入者税负的意图的体现。

在具体措施上, 我国主要进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和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型。

二、税制改革分析与建议

个人所得税方面, 我国现行的制度是对纳税人的各项收入进行分类, 采取“分别征收、各个清缴”的征管方式取得。然而这种税收制度一方面在客观上产生了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缴税较多, 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阶层缴税较少的问题, 另一方面对个税的所有纳税人实行“一刀切”, 没有考虑到纳税人家庭负担的轻重、家庭支出的多少。个税改革, 应在综合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仅仅调整宽免额对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目的意义不大, 且会出现逆调节。首先,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已不低, 低收入者已无税;其次, 如果目前大幅提高费用扣除标准, 受惠多的会是高收入者, 中等收入者得益少。因而除了对个人不同收入来源采取相应的分类, 还应采用综合个人所得税制, 将其全年的收入纳入计税范围, 并且可以考虑将家庭作为计税主体。

对于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重新明确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纳税人包括中国居民或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人, 同时, 除资本利得外, 所有应税收入纳入综合范围, 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其次, 实行有差别的宽免额制度, 即在基本宽免额基础上, 按照个人具体支出情况, 实行常规化调整;最后, 加强对个人收入的监控。

“营改增”方面, 在我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 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的税种, 剩下的不足30%的税收, 则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的税种。在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 美国168元, 日本186元, 欧盟15国300元。过重的流转税将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低迷, 在所有间接税中, 增值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 由此可知此次增值税制度改革及其完善有助于提高我国税制总体功能。“营改增”可以说是我国税制改革改革再次迈出的关键一步。

对于增值税方面的建议则有如下几点:第一是降低税率, 以增强企业的经营活力, 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是扩大征税范围, 使得增值税的征收链条更为连续, 将会有利于国家对增值税的征收管理;最后便是加强税收征收管理, 主要是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检查与管理和加强纳税人的纳税责任和纳税义务教育这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罗森, 盖亚.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马海涛.中国税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符运彬.浅析中国税制改革.现代商业, 2012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