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记忆与创新产业(精选8篇)
城市的记忆与创新产业 篇1
摘要:文章通过国外几个典型的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案例, 指出产业创新的重要意义, 接着提出我国构建创新型城市在产业创新方面采取的对策。
关键词:创新型城市,产业,产业创新
一、引言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 努力构建创新型城市, 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包含着城市系统诸多因素的创新, 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服务创新等内容。但一个区域乃至城市的发展, 归根结底离不开产业的发展与创新。离开了产业谈发展, 犹如空中楼阁一般没有任何根基, 更谈不上区域经济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而, 产业创新是保持和增长城市活力的重要保证, 是构建创新型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二、国外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实践与启示
1. 韩国大田:以科学城创建亚洲新硅谷
上世纪70年代, 韩国政府为了摆脱经济过分依赖加工型行业的状况, 从根本上提高国家竞争力, 投入15亿美元在大田市开发建设大德科学城。在起步的头十几年, 大德科学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1990年经过整合的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 在政府的主导下, 由汉城迁入大德科学城, 才使大德科学城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动力。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支持了大德科学城的成功。它按市场需求和市场规律办学, 迅速集聚人才和各类资金, 科学成果直接面向创业企业。由于教育、科研、产业自然连接, 大德科学城在短短10年里迅速崛起, 成为大田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原动力。形成了总体规模现代、科研设施先进、人文精英荟萃的专业化科研基地, 同时它又是科研与成果转化融为一体、科研与产业密切结合的高科技企业孵化基地, 促进了相关产业和相关区域的经济发展。
韩国大田本是个土地贫瘠、资源匮乏、面积不大的小城市。但该市成功推行以科学城带动城市创新的政策, 成为支撑韩国实现经济腾飞的成功典范。
2. 新加坡:全球文化和设计业的中心
长期以来, 制造业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但是, 制造业产值始终处于波动之中, 就业人数处于持续减少的趋势中。在一定程度上, 新加坡作为一个制造业基地已经不具备竞争力。因此, 新加坡政府适时提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 大力发展创意产业, 并将创意产业定为21世纪的战略产业, 努力使新加坡成为“新亚洲创意中心”、“一个文艺复兴的城市”、“全球文化和设计业的中心”, 通过创意产业与传统制造业并举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全力打造创新型城市。从2000年开始, 新加坡实施了以创意产业建设创新城市的政策并取得了空前成功。目前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创意枢纽, 极大提升了城市创新能力。
3. 日本东京:亚洲活力城市
东京在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之所以成为亚洲地区经济较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创新型城市政策。东京从2000年起, 根据《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税制》, 对高新技术企业采取多种减免税收政策, 免征计算机物产税, 固定资产税, 购置电子设备减缴7%所得税, 并允许当年进行30%的特别折扣;对信息产业增加25%的科研税务贷款、设立软件研发免税储备金、意外损失储备金制度, 免征技术开发资产税7%;建立了振兴地方技术的特别贷款制度, 高新技术企业可使用低息长期贷款, 贷款年限可长达25年, 利息优惠10%;东京还专门成立了小企业金融公库, 对高新技术小企业发放年息仅2.7%的特别贷款。此外, 政府在选择支持项目时, 有严格的选审标准, 并倾向日本原来薄弱的基础性原创领域;国家资助高校研究者“共同”开发的成果, 个人可得专利收入50-80%;政府还鼓励产业界与高校建立“共同研究中心”, 由科技厅专款补贴。通过多项政策支持和鼓励科技企业的发展。
4. 国外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启示
从国外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经验来看, 构建创新型城市, 首先要科学定位城市功能, 根据区域资源及区位特征制定创新发展战略规划。其次是要适时进行产业创新。如新加坡, 虽面积不大, 但定位准确, 以“新亚洲创意中心”为目标, 实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 据2005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表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新加坡的全球竞争力排名第二。在韩国大田, 面积狭小、资源匮乏, 但根据自身的资源特点明确定位, 实施以科学城带动城市创新的政策也取得了成功。在日本, 重视科技的力量, 在财政政策和融资等方面为科技、信息企业提供支持, 增加了城市的活力。对于我国来说, 各个城市由于区位、资源禀赋、人文环境等各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 因而要实施不同的战略步骤构建创新型城市,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必须发展各地区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 并且进行产业创新, 这将成为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城市的重要基础。
三、以产业创新为基础构建创新型城市
1. 继续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
每个区域或城市都有自身的发展历史和背景, 因而各个区域或城市产业发展的特点、程度及产业政策是各不相同的。对此, 各个区域、城市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力争制定适合本地区自己特色的产业政策用以指导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很多城市并没有深刻认识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的目的和方法, 甚至找不准“突破口”, 只是为调整而调整, 多年来效果不大, 收不到应有的成效。其实, 产业结构的变化, 不是目的, 而是结果。每个城市已有的产业, 实际存在的各种条件往往都是形成一定结构的基础, 不改变客观的条件, 不进行创新, 产业结构是不可能自行得到调整的。
2. 积极促进产业集群升级, 提升产业集群整合力
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 它们同处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 是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具有创新性的集聚形式。它不同于单个的企业, 实践证明它能产生远高于单个企业之和的效益和竞争力, 而且是大规模就业的“吸收器”。改革开放以来, 产业集群集中的城市, 如东莞、苏州、绍兴等, 经济增长年均都在20%左右。然而, 国内的产业集群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如对服务业产业集群化认识不足;制造业企业根植性弱, 各开发区内“只有企业没有产业”的现象比较严重, 企业多是单兵作战, 还没有形成产业的整体力量。因此, 政府要在宏观环境、政策方面给予一定的引导, 同时要加强法制建设, 既为产业集群发挥良好的协调作用提供支持, 又要健全法律法规, 使产业集群效应变成其内生的力量, 发挥出其扩散效应, 进一步吸引产业的集聚。更为重要的是, 要提高产业集群的整合能力及集成创新能力。只有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产业集群的升级, 提升城市经济的竞争力。
3. 适时开发新兴产业
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 城市化的发展, 人口、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经济规模的扩大, 各种需求的变化, 城市各种新兴产业的出现是长期以来一种全球性的现象。
城市对新兴产业的选择, 其基本原则还是应该依据城市本身的区位和客观条件, 以及在国家和区域中的层次和地位, 实事求是地发展。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 在国外有很多著名的案例, 以高新技术和旅游娱乐产业等带动相关产业和城市发展, 如美国的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 拉斯维加斯、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日本关西地区。我国也有以文化休闲、娱乐或会展为主的新型产业, 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引点。其中, 效果较好的如上海新天地、深圳华侨城的4个主题公园, 海南博鳌以会展产业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新城镇, 天津滨海泰达产业群形成的新城区, 以及西安的大唐芙蓉园等。还有文化创意产业, 作为城市经济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载体, 在北京、上海都有新的进展, 文化创意产业往往是在制造业充分发展、服务业不断壮大基础上形成的, 是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果。尤其是通过2008北京奥运会和2010上海世博会这样的国际盛会, 文化创意产业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更好地推动创新型城市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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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记忆与创新产业 篇2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而健康财政为其提供了有力的保证。通过与深圳市的发展经验比较,对武汉市产业结构、城市创新能力和财政健康状况进行分析评价,运用Moore结构变动值、ADF检验、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对深圳和武汉的产业结构、城市创新与财政健康进行研究,从产业结构、城市创新能力、财政制度安排三个角度为武汉市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城市创新;财政健康;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07.004
1 绪论
目前,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阶段。2015年11月22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会(2015-2016)”发布的报告预计,2016年GDP增速为6.6%,将比2015年下滑O.3个百分点。经过各类“稳增长”政策的作用,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状况依然疲软,加快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必然趋势。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武汉市以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为目标,以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构建新兴创新驱动产业为两大主线,推动城市转型跨越式发展。深圳市对武汉市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2008年开始,深圳市产业转型和升级效果明显,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综合创新生态体系不断得到完善,体现了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依赖。以“深圳质量”为发展理念的地方政府,其债务风险较小。相比之下,作为全国交通枢纽的武汉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大,发挥地方政府债务的积极作用,防控债务风险,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本文把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地方政府债务和经济增长放在同一系统中,考虑政府投入及资金来源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定量比较深圳市和武汉市在地方政府债务、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异同点,考察武汉市2004-2014年间地方政府债务、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变化轨迹,定量分析他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对武汉市的转型跨越性发展提出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2 武汉市与深圳市基本情况对比
我们将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财政健康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深圳市和武汉市进行对比分析。
2.1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反映了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构成,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周振华副所长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一个国家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变的过程;其次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实现总产值的增加。本文将从这两个角度对深圳市和武汉市的产业结构做出评价。
2.1.1 国民产业总体发展状况
表1是对武汉市2004-2014年国民生产总值(GDP)汇总,期间GDP呈阶梯式增长。其中,2004年至2007年经济增速缓慢上升,2008年至2014年经济增速逐渐减缓,其中2010年增速有短暂回升但又加速下降,经济较不稳定。从三产业占GDP比重来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基本保持稳定。而深圳市1998年之前,第一产业产值总量稳步上升,1998年之后第一产业产值总量逐步下降而其比例从1979年开始逐年下降,1979年-2013年第二、三产业年产值总量及其比例逐步上升。
2.1.2 产业结构高度化情况
1979年-2013年间第一产业在深圳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产业结构不断高度化。2013年第三产业产值占深圳市总产值比例已超过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意味着深圳的经济增长更加依靠第三产业,增长方式更加依赖城市创新,经济转型逐步加深。
相比之下,武汉市虽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经济发展主力,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几乎相等,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没有明显的区分,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仍存在进步的空间。
2.1.3 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武汉市第二、三产业产值增长率以2008年为界,2008年前基本保持平稳,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在此过程中,第二产业年增长率一直高于第三产业年增长率,这反映出第二产业在武汉市经济发展中具有较大影响力,而高新技术、金融、通信等第三产业还未真正起到领头羊的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而1979年-2013年深圳市三大产业带来的总收益不断增加,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深圳市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
2.2 城市创新
深圳市政府2007年-2013年全市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始终在3%以上,并在2013年达到4%。从专利申请数量来看,平均每月有6721项新的发明产生。从具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创造的市场价值来看,七年时间增长了373%,年均增长53.3%。
深圳市初步形成了稳定的创新投入机制,创新投入逐年增加且增速逐步增大。新产品带来的收入也不断增加且为经费投入的数万倍,收益的增加速度明显高于经费支出的增速。由此可见,深圳市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这两个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所作的贡献越来越大,其在不同产业的配置程度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并通过连带效应促进其他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从而带来区域经济的整体提升。
武汉市虽然2007-2014年间政府对R&D经费支出逐年增加,专利申请和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逐年增长,但是仍然存在着R&D经费支出占全市总产值偏低、高新技术产品所创造的市场价值增速缓慢、城市创新潜力不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武汉市的创新投入缺乏效率,城市创新能力有待加强。
2.3 财政收入健康水平
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具有稳定性,但是非税收入不稳定,如果非税收入占比过高,会对财政造成不利影响。债务收入是非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嘉图认为“公债是延迟的税收”,债务比例过高会对未来财政支出以及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债务评价指标主要有财政举债能力指标和国民经济应债能力指标,分别用债务依存度和债务负担率表示。
从债务负担率来看,深圳市政府虽然债务负担率逐年上升,但是比重很小。从债务依存度来看,深圳市债务依存度非常低,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过大的负面影响。武汉市的财政收支具有特殊性,财政部驻湖北专员办调查报告《适度举债促跨越发展防范风险保稳定增长——对湖北省武汉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调查与思考》显示,武汉市处于加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城市建设历史欠账问题导致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巨大,同时,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程度高,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大部分通过举债的方式弥补,以上原因造成了武汉市巨大的债务规模。巨额的负债水平严重影响了武汉政府财政收支健康水平。
武汉市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以及其他途径形成了大量的政府债务,2009-2014年武汉市债务负担率始终在20%以上,2009年和2010年债务负担率为29%,达到警戒线水平。同时武汉市债务依存度在100%左右变动,以国民可承受的公债负担率40%-50%衡量,也已远超过武汉市经济可承受的水平。从债务偿还情况来看,武汉市的债务偿还压力主要集中于2016年-2020年,偿还金额达到405.34亿元,占到了债务总额的28.79%,这对政府财政构成了较大的压力,而且可能由债务诱发的金融风险,将直接威胁经济的健康发展。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选择
收集深圳市和武汉市2004-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武汉市与深圳市的GDP作为经济增长的被解释变量,以R&D费用RD、专利申请数量ZLSQ作为技术创新方面的指标,以产业结构变动速率Moore值的夹角θ作为产业升级的指标为解释变量,采用ADF检验、单一方程的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
3.2 实证检验结果
首先分别对深圳市和武汉市的时间序列经济增长指标GDP、技术创新指标RD、技术创新产出指标ZLSQ、产业结构变动率夹角进行平稳性检验。武汉市数据检验结果显示A0、A2GDP、A2RD、A2ZLSQ、A20具有良好的平稳性。然后分别对ZLSQ与GDP、θ与GDP做协整检验,发现2004-2013年间武汉市与深圳市的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在长期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通过这两项检验后,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
3.2.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检验
根据武汉市和深圳市2004-2013年间R&D指标、ZLSQ指标、GDP指标的数据,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我们选择1-2期的滞后期,由表可以看出,在滞后期为1-2期时,武汉市GDP与RD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GDP是RD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但是科技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而深圳市结论恰好与之相反。
武汉市RD与ZLSQ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ZLSQ是RD的格兰杰原因,深圳市检验结果显示R&D经费的增加会鼓励更多的专利申请数量,两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两市检验结果均为ZLSQ与GDP不存在因果关系,即专利申请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作用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武汉市经济增长会有74%的可能性影响专利的申请数量,而专利申请数量相比之下对实际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3.2.2 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格兰杰检验
在10%的置信水平下,武汉市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产业结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GDP的增大并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而深圳市检验显示两者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和GDP增长互相影响。
3.3 结论
根据以上对武汉市和深圳市数据的检验,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在产业技术创新方面,武汉市R&D经费的投入对经济增长虽有影响,但是相比深圳市而言影响极小,经济形势的好转会使R&D经费增加,这显示出武汉市经济增长对于科技创新的驱动力尚足,产业技术创新还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随着经济的稳定增长,创新性发展成为必然趋势。虽然专利申请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但是根据显著性的大小可以判断,专利申请数量能够从侧面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能力。
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由于深圳市率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产业结构将会向更优方向发展。相比而言,武汉市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年限较短,效果尚不显著,经济增长在反馈机制不成熟的条件下,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驱动力不大。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处于成长期的产业结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武汉市应全面整合资源,优化各产业间的资源配置,尽快步入成熟期,促进区域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
4 政策建议
4.1 构建有效的财政制度安排,化解债务风险
武汉市的财政收入过度依赖于政府债务,政府债务规模过于庞大,债务管理不透明,容易导致资金浪费以及潜在金融风险,威胁武汉经济健康发展。因此武汉市在构建有效的财政制度安排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债务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促进投融资平台的转型发展,建立一套符合自身状况的规范、系统的财政风险预警机制;科学运用地方债务资金,充分发挥地方债的积极效应,减轻财政负担;建立政府偿债保障基金,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可通过年度预算、财政结余调剂以及债务投资项目的效益按一定比例进行划转,专项用于债务偿还;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监督,科学合理安排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转型问题,将债务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充分发挥同级人大的监督作用,提高人大代表的专职性,加强债务审计管理。
4.2 提高城市创新能力
制定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形成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和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制定并落实改善创新环境和鼓励创新的政策和规划;设置创新基金,建立创新失败风险防范机制;加大对基础研究以及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提高R&D经费比重;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形成有效持续的创新激励机制;促进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向生产力的转化,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制度安排,提升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4.3 优化产业结构
城市的记忆与创新产业 篇3
自然地貌形式是古都起源的摇篮和赖以发展的基本骨骼, 是构成一个城市景观格局的基础, 也是体现城市特色的关键所在[1]。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 城市逐渐侵蚀着周围及其内部的山河水系, 在城市面貌逐渐改变的同时, 过去上千年保留着的城市与自然环境密切的关系正在消失。如何在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同时保持和延续历史城市自然风貌格局, 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城市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反映, 同时也为城市中生活的市民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以及共同的文化氛围。而自然地理环境先于城市存在, 是形成城市景观格局的客观基础条件。对于城市中长期生活的市民来说, 越来越陌生和千篇一律, 越来越与他们的记忆无关。当变化成为城市建设的最高准则以及唯一取向, 城市中不变的究竟还剩什么?破坏了城市的自然格局, 在进行城市建设时只会是呈现一种千篇一律、毫无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笔者从城市生态景观要素分析确定昆明自然山水格局的现状及更新, 对于现在新昆明城市快速发展和城市特色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自然山水格局对城市格局形成的作用
城市中的河流、湖泊、山脉等景观要素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城市中的自然山水与城市形成过程的关系紧密, 因此对城市更新与发展时, 首先需要梳理和恢复城市历史景观格局脉络, 从特定的城市自然历史出发, 分析其发展演变规律, 在此基础上有效地开发、利用、保护这些自然资源要素, 形成城市特色和城市更新的策略。城市的文化特色是一座城市在长期的发展建设中依托城市自然山水基础上形成的历史的、文化的、特有的地域景观氛围和环境, 是一种自然演变与文化的沉淀。昆明是建城2000多年的历史城市, 从建城初始城市形态就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历史时期的昆明城市都是顺延“三山一水”格局发展和演化, 逐渐形成了“城—山—水”相互渗透、特色鲜明的空间格局。
2 昆明历史山水格局演进过程分析
昆明城始于公元前277年庄跷入滇, 历经2400多年成为云南省省会、特大城市。主城区面积由最初的3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近300平方公里, 形成了“三山一湖”的模式, 大体变化经过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图1)
2.1 古代时期 (公元765-1382)
唐代南诏凤伽异公元765年建拓东城———昆明城池由大理国段素兴、元代赛典赤、明代沐英先后修建, 其中以明代云南府城最著名。明朝洪武十五年 (公元1382年) 沐英等人平定云南后, 在元中庆路基础上修建云南府城, 城有六门, 城墙夯土砌砖, 城门上有城楼, 城外有护城河, 城内还有街道区划, 建为形势大、规模完备的省会城市, 且明城经过周密规划, 形成近于方形的龟城, 具有“三面湖光抱城廓, 四面山势锁烟霞”。在城市发展之初, “三山一水”的城市形态是对自然地形的顺应。
2.2 近代“内拓与外溢”时期 (1905-1980)
昆明自1905年商埠开放, 城市空间经历了“块状集聚式发展时期”到“组团式跳跃发展时期”到“放射式组团时期”, 改革开放后, 城市空间形成“一主八片”形态, 以放射组团状的结构为主。主城区空间聚集性明显, 同时伴随着城市经济高速发展与用地规模的扩大, 呈现不断向外扩散的状态。主城区沿道路交通向外拓展形成放射状延伸的结构, 城市在高原峡谷的坝子中逐渐扩大到山地周边。
2.3 现代高速发展时期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阶段, 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用地扩张, 昆明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成为主城、呈贡新区、空港经济区为核心的“网—轴—带”模式。由于昆明市中心城空间拓展受自然地形的限制, 东西向的城市蔓延被山体阻隔, 只能沿滇池东岸坝区展开发展。1996-2005年, 主城区建设用地从109平方公里增加到250km2, 城市空间发展已突破了主城区外围的建设控制线, 趋于饱和状态[2]。可见, 地表形态始终影响城市用地的选择及空间布局。城市昆明主城的空间拓展, 虽然始终受制于“三山一湖”的限制, 可利用自然地理格局进行绿地景观的发掘出城市的特色条件所在。
3 城市山水景观格局的确定
昆明是典型的高原型山水城市, 总体地形北高南低, 中部隆起, 东西两侧较低, 以湖盆岩溶高原地貌形态为主的山间盆地特征, 三面环山, 南临滇池。 (图2)
3.1 廊道
山脉及水系均是城市景观廊道。昆明是典型的“青山半入城, 六脉皆通海”的山水城市风貌。城市的东、西、北三面由金马山、碧鸡山、长虫山环绕, 与城内五华山、圆通山、云大山遥相呼应;纵贯城区的盘龙江、大观河等六条河河向南注入滇池, 形成相互呼应的基础山水格局。其中蛇山进入城区, 便是主城区内隆起的五华山、圆通山地形。明洪武昆明建筑砖城, 城址北移, 将五华、圆通、祖遍山三山与翠湖纳入城中形成“三山、四海、六河、九坡”格局[3]。由此, 长虫山系为城市主城区自然山水格局的重要依托, 北有长虫山依靠, 南有滇池濒临, 城东城西各有群山与碧水夹峙、环绕。现代城市中轴线以五华山为中轴线布局, 由北到南由此而形成昆明市中轴线, 成为了主城区内的历史景观基础。
3.2 自然河流水系
水源历来就是城市选址及建设发展的重要依据。昆明河流湖泊水系较为丰富。其中昆明拥有云南最大, 全国第六大的淡水湖泊—滇池, 蓄水量约为15.7亿立方米。此外, 昆明市还有盘龙江、玉带河、西白沙河、运粮河、大观河、西坝河、船房河、采莲河、明通河、金汁河、宝象河等11条河流。其中滇池水位当时较高约1892米, 城内水网密布, 以滇池为中心, 与普渡河、盘龙江等河流互相沟通, 形成“瓜连藤, 藤串瓜”的独特风貌[4]。滇池流域河流水系发育大多源近流短, 主城区主要靠滇池入海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水运水系网络。
3.3 斑块
斑块是点状分布在城市内的具有一定面积的块状景观, 昆明自古城中山水条件较好, 城中各公园都是具有深远历史文化形成。元代王升作《滇池赋》中昆明八景包括了五华山、盘龙江等名胜, 明清两代至近代逐渐在名胜处建造庙宇楼阁赋予自然风景以人文底蕴, 近代又在此基础上修建一批公园, 点状散布城中。经过80年代以后昆明兴建了大批城郊风景公园、城市公园以及若干小游园, 昆明城市绿地斑块系统已逐步已形成“珠落玉盘”之势, 2001年后大小公园新建了近40个, 斑块数量上具有一定的增长。城市公园绿地规划应当顺应城市山脉水系骨架结构, 增大城区自然空间的连续性。
4 昆明城市景观格局更新策略研究
通过依顺自然山水系统脉络分析得到历史城市风貌特征的山水格局, 确定3条自然山脉及几条水系为城市山水骨架轴线。保持山体轮廓连续性, 河流水网的完整性和相互贯通。以滇池———盘龙江水系及相关连的几条河流水系为城市的绿色廊道, 扩大带状以大面积绿地作为基质以缓解城市集中布局形态, 城市绿地开放空间为斑块分散于城市当中, 并由廊道串联均匀分布。确定山、水、城的关系, 形成昆明“山环于城、水含于城”的城市与自然山水和谐共生的格局。以指状形态绿地深入到原有城市集中紧凑布局结构当中, 溶解城市的紧凑布局, 在各组团之间形成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交错融合的指“显山露水”是加强对水系和山系的保护, 突出景观视廊的效果, 还原城市山水本色。确定和保护关键性的自然要素如山体轮廓线、水面、二环、三环边界线等, 重新形成昆明城市特色景观格局。
5 结论
在当今城市高速发展和变化的背景下, 探讨城市创新与发展就应当从城市原有的城市历史景观演变出发, 对新的城市发展脉络和方向做到传承有序, 从而使得城市的发展兼具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性, 景观文化的多样性, 最终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城市。城市发展的自然空间格局是城市空间演变和发展的景观骨架, 因此从城市地理景观格局研究出发, 将城市历史风貌格局的基础和现状与现代城市空间演化趋势进行对照分析, 得出对于城市的历史空间的保护和规划, 应当保护和延续自然河流水系以及山脉等格局, 使现代化的城市能够在这些自然的历史底蕴中延续生长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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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昆明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昆明市志[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13-24.
城市的记忆与创新产业 篇4
1创新型城市产业政策的亮点
1.1支持产业技术联盟发展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他组织机构,以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的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1]。 通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将创新资源优化组合,形成合力,联合开展协同创新,有力地促进了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专利、人才培养、产业链形成和发展。许多创新型城市都将产业技术联盟建设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政策上加以大力支持和鼓励。
在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产业技术联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组建成立。如上海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北京半导体照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山东省的农业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为支持和鼓励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尤其是鼓励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良性发展,北京市海淀区还鼓励重点产业技术研究院引入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对成果转化项目进行股权投资,这将有利于产业技术联盟的多元化、市场化发展。杭州市在《关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拓宽民间投资领域,除国家明令禁止的外,所有领域一律对民间资本开放。唐山市也要求:引导民营资本通过兼并重组、技术改造、项目投资等多种渠道投向装备制造行业,推动传统装备制造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
1.2重点产业发展定位有特色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石,各创新型试点城市在创建过程中都瞄准战略新兴产业,制定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力争把握先机,从而使各自在新兴重点产业领域都能占有一席之地。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深入, 各创新型试点城市的产业定位思路越来越清晰,紧紧围绕着战略新兴产业,结合自身的优势和产业基础, 寻求突破。这不仅能使本地区的产业发展异军突起, 各具特色,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形成了多产业并驾齐驱的发展态势。如南京的北斗产业、西安的电子信息产业、青岛的蓝色海洋产业、深圳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天津滨海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等都能结合业已形成的优势,开拓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做大做强。
2011年初,南京市委市政府就确定将国家级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确定为南京市北斗产业发展主要载体,成立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南京)产业基地。围绕产业组织体系、北斗基地建设、重大项目引进、创新主体组建、示范应用推广、公共平台打造和实施整体宣传七个方面,南京全面启动北斗产业推进工作。2013年4月25日,总参测绘导航局、江苏省经信委、南京市政府三方签署《军民融合共推北斗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以南京高新区北斗产业基地为主要载体,以军民融合、军民共享方式共建国家卫星导航应用(江苏)产业基地,共推北斗应用和产业化进程,标志着南京正式成为国家重点布局的北斗产业基地。
深圳市凭借着自身在信息产业方面的优势,紧扣信息时代的脉搏,不断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向前沿和高端迈进。2012年,深圳全市的研发投入超过490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81%,其中IT领域的研发投入占70%以上,华为、中兴拥有的LTE基本专利占全球的1/5,新一代技术产业的产值达到了7 825亿元,超过全国的1/6。“十二五”期间,深圳投入60亿专项基金扶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启动建设9个相关领域产业基地和集聚区,组建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北斗卫星导航等产学研知的联网,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
以上只是创新型城市重点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和代表,创新型城市的产业发展特色正在逐渐显现, 将为创新型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3引入社会资本推进产业发展
社会资本进入重点产业发展领域,不但能为产业发展注入资金,更重要的是为产业发展带来活力,有助于产业发展朝市场化方向健康发展。如北京海淀区鼓励重点产业技术研究院引入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对成果转化项目进行股权投资。深圳市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逐步形成政府资金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资金广泛参与的投融资体系。杭州市设立40亿元的杭州市产业发展投资资金,引导社会资金重点投向杭州市十大产业。杭州市在《关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拓宽民间投资领域,除国家明令禁止的外,所有领域一律对民间资本开放。唐山市在《关于加快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中也要求:引导民营资本通过兼并重组、技术改造、项目投资等多种渠道投向装备制造行业,推动传统装备制造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营资本进入重点产业的门槛在逐渐破除,产业发展的市场化进程已悄然开启,值得我们期待。
1.4从支持创新产品商业化的角度支持产业发展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一方面,产业的发展需要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创新要素的支持,需要产业发展环境的支持。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只有运用在生产实践中并通过产品形式在市场上实现,才能实现其价值,也才能称其为创新。一项技术从研发成功到产品实现还只是完成了创新链条的一部分,必须要实现商业化、产业化才能真正实现创新的成功。而在这一过程中,创新从研究、开发到商业化、产业化,要面临着技术的风险、市场的风险、资金及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风险。过去创新政策都比较关注于创新链条的前端,对研发和成果转化支持的政策较多,力度也比较大,而对创新链的后端政策支持甚少,基本上都留给了市场。新出台的一些促进产业创新的政策已开始注重通过促进创新产品商业化,带动和促进创新,这是一个变化。如创新政策在创新产品商业化环节除了加大政府采购政策外,还有对创新产品的首购、首用进行风险补贴政策。
广州市在2012年9月出台的《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实施产品推广应用项目计划,以应用促发展,引导消费需求,培育市场,拉动产业发展。深圳市在《深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振兴发展政策》中也明确规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安排不低于500万元,用于支持深圳企业参加电子信息、通信等领域国际知名展会和会议,支持在深圳举办高水平、国际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会议,以拓展信息技术产品市场。
2创新型城市产业政策值得关注的问题
2.1将传统产业改造与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相结合
创新型城市建设本质是产业的转型与升级,难点是处理好新旧产业的接续关系。培育战略先导产业, 是创新发展的题中之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和放弃传统产业。相反,对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正是创新的 “重头戏”,通过产业转型升级,谋求产业的“涅槃新生”。在这方面,美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一是区别对待旧产业,一方面要下决心淘汰落后、污染重、无前景的产业,另一方面是对有市场竞争力、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产业进行资源整合,利用高新技术进行升级改造,提高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率;二是立足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在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分工体系中确定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有重点扶持新兴产业,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重点引进产业的高端环节和发展高端的新兴产业,以新兴产业引领,作为创新发展的引擎和构建新型产业体系的先导[2]。
国务院近期发布的《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明确提出将通过积极支持云计算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融合发展, 培育壮大新业态、新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成长,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这对传统产业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在 “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产业应主动适应新常态,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再造。
2.2从创新要素的结合中寻求新的产业机会
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要特别重视资源结构、文化积淀、科技要素和高新技术等各种发展要素的有机再组合。如好莱坞、迪斯尼作为主题文化消费与高科技组合成的新兴文化产业;又如新加坡,虽面积不大, 但定位准确,以“新亚洲创意中心”为目标,实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提升了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文化产业优势,拓展了区域型城市向国际性城市的转型,这种产业转型展现了城市创新发展的超凡功能, 善于把单一的高新科技作为要素嫁接在主题文化魂魄之上,拓展出“形与神”的新优势[3]。这种智慧与高新技术溢出效应和辐射功能显著的特质,吸引与拉动了庞大的人流型消费,不断地拓展着城市文化主题的发展。因而,城市产业转型中,重视和善于选择这种具有门户拉动效应的主题文化产业,将是城市产业转型的经典选择与重要参考。
在上海,创新要素的结合催生了———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且发展迅速,支持“四新”发展, 正成为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目前,上海市重要的“四新”企业主要有三类:“从制造到智造” 的新技术模式,如智能机器人、新型显示、3D打印等; 还有“从制造到制造+服务”的制造业服务业相融合的新业态,如卫星导航、车联网、智慧医疗等,以及“从服务到服务”的跨界融合服务新形态,包括互联网金融、云计算、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等。
2.3积极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升级
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 是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具有创新性的集聚形式,也是一种网络化结构的协同创新体。产业集群通过三种方式影响竞争。首先,通过提高立足该领域的公司生产力来施加影响;其次,通过加快创新步伐, 为未来生产力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再次,通过鼓励新企业的形成,扩大并增强产业集群本身来影响竞争[4]。产业集群为创新提供了许多容易捕捉的机会,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能更方便地用实践证明产业集聚具有溢出效应、扩散效应,它能产生远高于单个企业之和的效益和 竞争力,而且是大 规模就业 的 “吸收器”。因此,政府要在宏观环境、政策方面给予一定的引导,推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为产业集群发挥良好的协调作用提供支持,发挥产业集群的扩散效应,进一步吸引产业的集聚。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产业集群的整合能力及集成创新能力,通过促进知识流动与协同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来整合创新资源,形成创新资源集成化、创新主体协同化、创新活动整合化的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模式[5]。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产业集群的升级,提升城市经济的竞争力。
尽管各创新型城市都建立了产业园区,但受企业入驻园区的条件及园区发展规划等方面的限制,很难形成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网络化的、协同创新的产业集群。因此,在引导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中,应更多的运用市场化的方式,通过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促进知识的流动和创新资源的协同,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2.4重视文化教育产业发展
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文化产业或者创意产业都是以智力作为其基础的,如果没有哈佛,很难想象硅谷会是怎样发展起来;如果没有多元、发达的文化作为基础,相信好莱坞也很难发展成为美国电影工业的代名词;如果没有文化和高度的文明做后盾,新加坡也恐难成为创意之都。
教育、文化等精神层面的力量,对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创新思维的能力植根于文化,形成于教育,是一个人性格和人生观的反映,也是社会普遍推崇的价值观的产物。一个社会能否培养出大批的创新人才,社会的观念、文化、教育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由、宽松、鼓励创新、敢于冒险、勇于探索、包容各种奇思妙想、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创新人才的乐土,他们可以在这里放飞思想、大胆设想、科学求证,创新突破。创新型城市产业的发展更需要文化和教育软实力的支撑,它也是创新型城市建设持续和不懈的动力源泉。因此,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创新文化的发展,是创新型城市产业发展的基石和保障。
2.5政府应致力于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从国外典型创新型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政府特别重视市场经济的边界,在指定和推行产业政策的时候,推行“匹配赢家”的原则,即它为新兴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氛围,而不是直接指定哪些企业作为特权企业而享有一些优惠政策[6]。在政府把一个良好的环境营造好了以后,剩下的事情就让市场经济去自由选择。如洛杉矶政府,当它发现电力供应日益体现出公共物品的性质并且和节能环保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有效的实行了电网公司利润和售电量脱钩的政策,这样既保证了电力供应和环境保护,也兼顾到企业的利益。
城市与记忆 篇5
游人们来来往往, 仿佛织出一张交错的渔网, 亦如用肩膀搭建起一座迷宫。我走着走着, 渐渐偏离了人群聚集的地方, 一股浓郁却显得优雅、静谧中倍含张力的气息迎面扑来。
阳光透过老树的空隙投下, 在地面上形成斑驳的光影。一个造型独特的建筑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它拥有西式的廊柱和中式的回廊。我分不清那是罗马柱还是希腊柱, 也弄不明这是模仿着北方的庭院还是江南的园林。通向大门的阶梯上整齐地摆放着盛开的牡丹, 墙壁上攀着藤蔓, 匾上写着:仁济医院。用手机上网搜索才知:辛亥革命时这里曾经救治民军;1931 年武汉水灾时这里作为武昌赈灾指挥机构;不仅如此, 这里还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医学人才。看着面前的建筑, 虽然经过多次重修, 依然透露着肃穆, 经过多年, 它还矗立在这里, 在我眼里, 它不禁变得庄严起来。然而它又那么美, 我想我要是能把它画下来就好了, 可惜我并不擅长, 只好拿出相机拍了些照片。
越往无人的深处走, 景色越让人着迷。不管是原汁原味的老房屋, 还是各具特色的纪念馆, 都散发出古老又迷人的气味。近代教育在这里兴起, 武昌起义的火种在这里孕育, 这里是令人无限神往的“源头之处”。在老街隐蔽处的小巷里踯躅, 看着古老的青瓦房屋, 抚摸着布满青苔的红砖墙, 触摸着微凉的岩石。这里也曾繁华, 时间流逝, 剩下的只是寂静和待我们缅怀的记忆。
有多少气壮山河的丰功伟业在历史的冲刷下灰飞烟灭, 又有多少荡气回肠的帝王基业在历史的碾压下土崩瓦解。商业街嘈杂、老街冷清, 时代的脚步走得太匆忙, 而这些经过岁月积淀的艺术品却被遗忘在世界的角落, 鲜有人问津。老街的丢失恰巧反映出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人类的现代文明可以创造出曼哈顿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 面对这样的崇高, 我们会由衷感叹现代化的繁华;但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以前, 还有无数的瑰宝被尘封于记忆, 有了这些记忆, 人类的发展轨迹才能完整。
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策略研究 篇6
一、资源型城市通过产业创新转型的经验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第一个系统研究了产业创新, 他认为产业创新主要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 系统因素是产业创新的成功决定因素。产业创新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 宏观的产业创新就是一个国家产业结构转换的能力, 微观层面的产业创新就是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对国家竞争力起决定作用的产业创新通常衡量的指标即是产业转型能力[1]。Gereffi较早地认识到了产业创新的层次问题, 他认为产业创新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在产品层次上的创新, 即同类型产品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二是在经济活动层次上的创新, 包括不断提升的设计、生产和营销能力;三是在部门内层次上的创新, 如从最终环节的制造到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 也包括供应链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四是在部门间层次上的创新, 即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2]。
矿区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资源型城市发展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这是各国资源型城市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赫瓦特于1929年提出矿业城镇的五阶段发展理论, 其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区域矿产资源的加工利用程度。卢卡斯于1971年提出了单一工业城镇发展的四阶段理论 (建设阶段、雇佣人员阶段、过渡阶段、成熟阶段) 。布拉德伯里认为还存在第五阶段, 即衰退阶段, 这一时期有可能导致矿山或工厂的关闭, 他进一步提出一个城镇的完全废弃应是第六阶段[3]。然而德国鲁尔区、法国洛林、日本九洲、美国休斯敦等, 通过产业创新成功的实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采煤和钢铁工业一直是鲁尔区发展的两大支柱,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由于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科技革命的冲击, 原有的以采煤、钢铁、煤化工、重型机械为主的单一的重型工业经济结构日益显露弊端, 逐步陷入结构性的危机之中。为了逐步培育新的替代产业, 鲁尔区首先将企业实行集中化管理, 把采煤集中到机械化程度高、盈利多的大矿井, 钢铁工业也从20世纪60年代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加强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专业化与协作化。同时鼓励新兴工业迁入鲁尔区, 1985-1988年间鲁尔区新建企业数量增加41%, 非煤、钢工业的就业人数从50年代初的32%上升到90年代初的54%, 这使鲁尔区经济结构得到了调整和提升。为加强创新能力, 鲁尔区从多特蒙德经过波鸿、埃森、哈根直到杜伊斯堡建立一条横贯全区的“技术之路”, 把区内经济中心和研究中心联系起来, 以加快科研成果的应用, 并建立“鲁尔区风险资本基金会”和新技术服务公司, 为新技术企业提供资金和咨询。1989年联邦德国慕尼黑经济发展研究所对欧洲共同体11 00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 鲁尔区是欧洲产业区位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4]。
洛林曾是法国以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为主的老工业城市, 当传统产业面临衰退局面时, 放弃了高成本、在市场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 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大力发展新产业, 经过30年的努力转变为以高新技术产业、复合技术产业为主, 环境优美的新兴工业区。休斯顿在20世纪60年代石油开采业出现整体下滑趋势时, 按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 注重进行了石油科研的开发, 并带动了为其服务的电力、机械、钢铁、水泥、交通运输等多种产业的发展, 同时在休斯顿建立了宇航中心, 带动了为其服务的众多高新技术企业, 从而使休斯顿的城市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5]。日本的九州地区, 原为传统的煤炭产区, 现已成为日本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区。日本的煤炭工业的转型是通过政府政策推动的, 早在1955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煤炭工业合理化临时措置法”, 从1963-1992年制定了九次煤炭政策, 其核心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60年代制定的煤炭政策就提出了发展多元化经济, 1987年第八次实施的煤炭政策则明确提出调整产业结构, 并在第九次煤炭政策中确定90年代最终完成产业结构调整[6]。
二、产业对资源型城市发展影响的综合评价
(一) 数据包络分析简介
数据包络分析 (DEA) 是一种评价相对有效性的线性规划方法, 在投入产出效率分析中被广泛应用, 尤其适用于具有多输入、多输出以及评价对象具有多元性特征的评价。其中CCR模型是由Charnes, Cooper和Rhodes在1978年首先提出[7]。CCR模型假设在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技术条件下, 计算出各个决策单元的综合相对效率值, CCR模型可以表示为式 (1) 。
其中y0和x0分别为DMU的产出和投入要素的数量, u和v分别为DMU的s种产出指标和m投入指标的权重。由式 (1) 可以根据DMU的投入和产出向量的数值计算出各个DMU的效率。分式规划式 (1) 可以转化成线性规划 (2) 和对偶规划 (3) 。
对偶模型 (3) 中引入了新的变量:θ、s和s。目标值θ表示DMU0需要将投入要素降低的比例, 从而使DMU0向有效前沿面靠近。设规划问题 (DCCR) 的最优解为:λ*、s+*、s-*和θ*, 则有:
(1) 若θ*=1, 则DMU0为弱DEA有效。
(2) 若θ*=1, 且s+*=0, s-*=0, 则DMU0为DEA有效。
(3) 若θ*<1, 则DMU0为非DEA有效。
(二) 资源型城市产业产出效率的比较
根据DEA算法的要求, 并结合资源型城市产业的特征, 从人力资源、资金、科技等几方面选取城市产业发展的投入指标, 具体输入指标为城市采掘业单位从业人员数;国有及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城市第三产业单位从业人员数;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城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科学支出。其中采掘业单位从业人员数、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第三产业单位从业人员数反映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投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反映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科学支出反映产业发展的科技投入。输出指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评价样本为地级以上的资源型城市, 数据来源为《200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所有数据为不含市辖县的市区数据。具体资源型城市包括河北的唐山、邯郸、邢台, 山西的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 内蒙古的包头、乌海, 辽宁的鞍山、抚顺、本溪、阜新、盘锦, 黑龙江省的鹤岗、鸡西、双鸭山、七台河、大庆, 安徽的淮南、马鞍山、淮北、铜陵、安庆, 江西的萍乡、新余, 山东的枣庄、莱芜, 河南的平顶山、焦作、鹤壁、濮阳, 湖北的黄石, 四川的攀枝花, 贵州的六盘水, 陕西的铜川, 甘肃的白银, 新疆的克拉玛依。
根据表1中DEA模型的分析结果可将效率值分为四类, 分别为效率为1、0.99-0.80、0.79-0.60和0.60以下。产业产出效率最高的资源型城市分别为大庆、长治、鞍山、鸡西、铜陵等11个城市, 包括石油、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综合等主要的资源型城市类型, 其中黑色、有色金属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占45%, 石油型城市占27%, 其后为综合型城市, 煤炭型城市所占比例最小;效率在0.99-0.80的资源型城市有莱芜、鹤岗、唐山等8个城市, 其中煤炭型城市占到50%;效率在0.79-0.60的资源型城市有阜新、盘锦、铜川、新余等11个城市, 其中煤炭型城市占55%;产业效率0.60以下的有濮阳、邢台、淮北等9个城市, 煤炭型城市占78%。可见煤炭型城市总体产出效率偏低, 而我国资源型城市有一半左右是属于煤炭型城市, 因此在制定产业创新政策时应对煤炭城市有所侧重。
(三) 产业投入要素对城市发展影响的比较
在资源型城市产业投入产出的DEA模型中, 产出表现为资源城市的发展状况, 为了比较不同投入要素对产出的影响程度, 可利用公式 (4) 计算去掉某一投入要素时产出效率的变化, 其中Sj (i) 数值越大则表明该决策单元在利用第i个指标方面相对于其它单元具有优势[8]。表2为39个资源型城市去掉不同投入要素的计算值。
Sj (i) ———去掉j指标对于效率的影响程度
Dj (θ) ———j指标的效率值
Dj (θi) ———去掉j指标的效率值
从表2可以看出, 产业投入要素对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影响各不相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指标对唐山、邯郸、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抚顺、本溪、阜新、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淮南、淮北、枣庄、平顶山、鹤壁、焦作、濮阳、攀枝花、六盘水、铜川、白银等城市发展影响较大;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科学支出指标对大同、鸡西、鹤岗、淮南、莱芜、铜川、白银等城市发展影响较大;城市第三产业单位从业人员数指标对唐山、邯郸、抚顺、本溪、枣庄、焦作、攀枝花、六盘水等城市发展影响较大;采掘业单位从业人员数指标对鞍山和新余城市发展影响较大。
通过对39个资源型城市产业投入指标的Sj (i) 合计可以看出, 在所有产业投入要素中,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产出效率影响最大, 其主要原因在于资源型城市是依矿而建, 城市布局比较分散, 城市的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效应并不明显, 城市仍以粗放式发展方式为主;城市第三产业人力投入和科学支出的影响明显高于国有工业企业和采掘业的人力投入, 说明工业虽然是资源型城市的主要支柱, 并且国有企业占有较大比例, 但由于企业还没有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经营方式和运作机制, 使工业对城市发展的推动效率明显低于第三产业, 城市科学支出在投入要素影响中名列第三, 说明科技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影响较大, 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重开采轻加工, 当城市所开采的资源出现枯竭时, 一方面工业产值总量减少, 另一方面作为城市发展推动效率较高的第三产业规模偏小, 科技创新较少, 是我国部分资源型城市难于维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由表2可知, 采掘业人力投入对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影响较低, 说明单一的资源开采对资源型城市整体发展难以形成主要的推动作用。以上分析表明, 对于资源型城市应注重发展第三产业, 通过产业创新逐步改变城市单一的产业结构, 提高科技在城市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提高主体资源利用效率, 改变粗放式的增长方式。
(四) 资源型城市的Malmqusit指数变动状况分析
Fare通过运用DEA模型将投入产出指标融入Malmquist生产率指数[9]。其中在CRS技术条件下,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以表示为 (5) :
记M (·) =M (xt+1, yt+1, xt, yt) , 则有M (·) >1表示生产率进步;M (·) =1表示生产率不变;M (·) <1表示生产率退步。Fare将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一步分解[10]。
上述公式括号内两个比率的几何平均数表示在时期t和t+1内的技术变动, 即评价技术变动TC, TC>1表示技术进步;TC<1表示技术退步;括号外的部分表示现有投入与最优 (最小) 投入之间的距离, 即评价相对技术效率变动EC, EC>1表示技术效率改进;EC<1表示技术效率下降。
依据开发资源的不同, 可将我国资源城市分为煤炭、石油、金属加工、综合等类型。由于自2004年以来资源产品价格上涨使资源城市的总体的经济状况得以好转, 通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对2003-2005年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可以看出我国资源型城市在此期间总体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连续两年都大于1, 平均发展速度依次为石油、综合、金属加工、煤炭城市。但2003-2004年技术进步总体偏低, 只有综合型城市技术进步增长大于2%;2004-2005年各类型资源城市的TC>1, 并且增长率都超过18%, 成为全要素生产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 这说明技术进步正逐步成为我国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的动力。
三、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策略
(一) 确定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的主要方向
明确产业创新方向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前提, 其产业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提升传统产业水平, 可利用支持资源型城市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优惠政策, 通过争取国债资金、开展民间融资、招商引资等方式,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技术和装备, 形成新的发展优势;带动下游产业, 带动主导产业的下游产业, 是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源产业发展的方向, 其主要做法就是改变资源型企业的产品结构, 将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 改变资源型城市长期存在的单一产业结构, 提高经济的外向度和关联度;发展相关产业,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少资源型企业集聚了一定的产业优势, 可以此为基础发展相关产业, 如对煤城可以煤化工、纺织和建筑业为主导形成新的产业优势链, 对生产要素进行有效转移和整合重组;培育新兴产业, 依靠科技进步, 将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 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机, 选择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加以培育, 以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许多资源型城市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可利用科技、资本、人才等社会资源, 促进经济增长由资源型向技术型转变,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 从而形成新的替代产业。
(二) 在产业创新的不同阶段选择适合的战略
在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的初期, 其主要稀缺资源是资本, 若实行多方面的投资, 则资本稀缺这一瓶颈无法突破, 应采用辛格和艾伯特·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产业创新应以不均衡的形式推进, 因此产业创新政策的不是取消而是要维护新的不均衡产业结构;在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中期则可采用佩鲁的理论, 促进增长极中的具有推动能力的产业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中起支配作用, 当产业创新产生新的投资机会时, 通过加强投入产出关联使其对其他产业产生乘数效应, 从而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全面发展;在产业创新使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得以优化之后, 资源型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不需要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的资金, 同时为了避免极化作用的过度发展和扩大市场的需求, 应采用经济学家拉格那·纳克斯提出的平衡增长理论, 有利于出现市场的全面扩大, 从而提高需求弹性, 创造出良好的投资氛围, 使转型后的资源型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
(三) 建立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系统
产业创新是以市场为导向, 对产业技术能力、市场份额、产业组织的整体改变, 因此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即包括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同时又包括与产业相关的产业集群形成、产业布局优化等方面。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创新应建立城市产业创新规划的联合机构, 打破行政管理的界限, 实现产业之间的创新分工与合作, 依托矿产资源的产业优势, 改善矿区部门结构, 实现由单一主导型结构向多元主导型结构转变, 从资源利用、城镇布局、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 以增强城市发展后劲和活力;通过建立技术创新信息中心、政府帮助企业拟定革新计划等措施, 促进新技术对传统工业的改造;结合中小企业具有灵活应用新技术的特点, 优先向中小企业转让技术,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的过程;把高等院校的教育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接受企业委托研发新产品, 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科研机构参与、政府宏观调控的产业创新模式;促进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创新合作, 实现技术互补或进入彼此所在的技术领域, 通过技术转让与模仿, 减少学习与交流的交易费用, 使技术创新较容易地在集群内扩散;把特色工业园区建设作为产业创新突破点, 通过建立具有一定产业规模和创新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 从而带动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形成新的产业链和产业群。
(四) 改善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环境
由于新建企业以及资源型城市住宅区较分散的特点, 会出现边缘地区和核心地区交通相脱节的局面, 应有计划地对城市交通进行改造, 发展和完善交通运输网;为了使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趋向多元化, 应完善产业创新金融扶持体系, 建立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适应集群企业发展趋势, 应加大资本市场融资创新, 为企业提供并购咨询、融资安排等中介服务;鼓励私募技术产业基金, 拓宽创业风险投资退出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在产业结构调整中, 国家应当在项目审批上放宽政策条件, 减少审批环节, 按照“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 向资源型城市倾斜;建立与完善资源型城市的技术创新人才保障体系, 将整合和利用现有人才资源与引进相结合;应建立国家衰退产业退出援助机制, 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人员安置、再就业培训;为吸引外来投资, 应制定用地优惠、融资和税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摘要:在总结产业创新使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经验的基础上, 选取39个资源型城市的统计数据, 通过DEA模型分析不同产业投入要素对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影响, 产业创新是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应明确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方向, 实施合理的产业创新步骤, 建立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系统, 改善产业创新环境。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产业创新,产业创新系统,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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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记忆与创新产业 篇7
关键词:石墨,重点发展产业,对策及建议
一、石墨作为鹤岗重点发展产业的优势
1.石墨资源得天独厚。从自然状况看鹤岗石墨资源的优势明显, 一是石墨资源储量丰富。当前已经探明石墨资源的含量达6.36亿吨, 在9平方公里范围内共发现25条矿体, 是亚洲最大晶质石墨矿床, 储量为亚洲第一。二是石墨资源品位高。石墨入选品位可达16%~18%, 平均地质品位10.2%, 这种高品位的石墨矿国内也少有。三是赋存条件好, 矿体易采选。目前鹤岗的石墨主要是露天开采, 用物理方法可一次性直接生产出含碳量98%以上的石墨精粉, 可选性极强。
2.石墨发展潜力巨大。石墨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已经被国家列为重点支持和发展新材料和高档特种建材产品, 它不仅普遍应用于电极、电池、染料、墨粉等一般工业和消费领域, 还被广泛用于航空航天、电极、中子减速剂等诸特殊的领域。当前, 一克石墨烯市场价能卖到5 000元, 超过黄金价格的15倍以上, 巨大的市场空间, 是石墨产业绝佳的发展契机。
3.鹤岗石墨产业已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鹤岗石墨产业发展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 这为进一步做强做大石墨产业奠定了较扎实的基础。由于鹤岗石墨资源具有国际战略资源的地位, 鹤岗市将石墨产业列入全市三大主导产业强力推进。从2003年开始鹤岗开始着手建设石墨产业园区, 目前园区已初聚集了一大批企业集群, 鹤岗石墨产业园区从2011开始就已经成为全省仅有的两个省级特色园区之一, 享受省级开发区政策, 全省县域经济重点园区、国家产业集聚区项目实施基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实施基地、省级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现已被国家列入“十二五”建材产业发展规划, 承载石墨产业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形成了集聚发展的优势。
4.石墨科技研发能力有所增强。多年来为了解决销售石墨初级产品的问题, 一是在招商引资上重点向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倾斜。二是致力于科技创新, 对多项石墨共性技术难题进行攻关。深入推进院县、院企合作, 并与黑科技大学合作建成了国内唯一的升级石墨科技创新平台, 初级产品的深加工转化率由过去的“零”提升到21.7%。目前已经有5项成果申报了石墨散热板、锂电池两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和能力得到全面提高。
5.服务管理水平大幅提升。推动石墨产业的发展, 离不开优质的服务的推动。为了更好服务于石墨产业, 鹤岗很早就组建了石墨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有效落实了“三强化”服务机制, 即强化项目全程领办、代办;强化县级领导包企包项目责任制;强化金融、医疗、警务、石油等后勤保障制。从而保证了服务及时有效, 提高了服务水平和聚合力, 同时鹤岗还实行“集中开采, 统一供矿”管理模式, 这在在全行业中也是首创。
二、鹤岗石墨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石墨之都”的城市品牌已被鸡西率先抢占。鹤岗市委曾经在2012年提出要打造“中国石墨之都”, 但是同期鸡西也提出要打造“中国石墨之都”, 鸡西在运作中领先一步, 已被中国矿业联合会授予“中国石墨之都”称号, 成为国家第十一个矿业名城。这个称号与其说是一种荣誉, 不如说是一张响亮的城市品牌, 对于招商引资, 技术引进和人才的集聚都有很强的品牌优势。我们在石墨产业竞争中已经失去了这一品牌效应, 无疑会给石墨产业发展形成一定的压力。
2.园区石墨企业开工不足。当前, 鹤岗石墨园区的企业还没有满负荷生产, 有些园区项目企业从建成后就没开过工, 不少建成开工的老企业也未满负荷生产, 十个月生产期, 有六个月闲置, 即使是生产四个月仍然会出现库存积压, 导致货款回笼缓慢, 资金周转压力明显增加。其原因, 一是石墨铁精粉面临市场低谷期, 80%的石墨精粉都是供应炼钢企业生产炼钢所用的耐火材料。近几年国内房地产市场低迷, 钢铁销量的减少, 这些都导致了石墨市场价格下滑, 成交量锐减。价格已经由2011年6 300元一吨跌到现在2 900左右每吨。二是由于前几年市场看好, 盲目跟风投资, 造成产能过剩。由于2011年市场好, 一吨精粉能赚到4 000多元, 形成了投资热潮, 盲目上一批项目, 近几年市场持续走低, 好多已经建成的企业至今未开工。
3.石墨产业发展仍处起步阶段。鹤岗当前石墨深加工上受技术研发能力的限制, 仍处于起步阶段。石墨产业深加工的链条应该有三个方向, 即细做 (即纳米化) 、提纯、变性 (改变性能) 。鹤岗市石墨产业是以生产精粉和球形石墨这种低水平的粗加工为主, 产品的附加值低。在变性这一环节上还做不了, 因为要做到变性还必须经过提纯工艺环节, 当前尽管个别企业与哈工大联手在研发, 但还是没有应用。由于鹤岗市企业清洁高效提纯技术还未过关, 制约了石墨向深加工发展。
三、做强鹤岗石墨产业的对策及建议
1.明确产业定位。科学而准确的产业定位, 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前鹤岗石墨产业, 应确定为建设新材料上。长期产业定位在把萝北云山石墨开发区建设成世界知名、中国一流的高端石墨材料制造中心和研发基地。近期定位在生产球型石墨的基础上, 提高深加工水平, 使石墨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努力打造“中国石墨新材料产业”之都。
2.培育高端产品。随着钢铁市场的下滑, 对石墨低端产品需要锐减, 而高端产品市场潜力巨大。要想摆脱市场下滑的影响, 就必须走培育高端产品的路径,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培育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石墨系列产品和其他传统天然石墨产品。此外还要加大对石墨尾矿沙成分的分析研究, 一是在尾矿沙中提纯其他金属产品。二是以尾矿沙为原料开发烧结空心砖、陶瓷滤料、石墨增碳剂等产品,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 增加经济效益,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3.创新人才引进和培养方式。做强石墨产业, 培育高端产品, 没有高端人才支撑, 就是无源之水。鹤岗地处偏远, 经济欠发达, 对人才的吸引不足, 高级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上都应该在创新上下功夫。在人才引进上, 一是通过引项目, 带动人才引进, 必须对开发资质严格把关, 提高资源准入条件, 没有原始创新和高端介入实力, 只用资本炒作资源严格控制。二是高级人才引进以引“智”为主。在人才培养上, 不仅积要极探索与省内大专院校合作定向培育人才, 更要立足本市积极筹建石墨专业学校, 为石墨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4.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当前在加快园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建设, 提高园区服务水平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其中最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尽快完成大型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为了解决石墨提纯问题, 除了要加大石墨清洁高效的提纯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 还要大面积应用低成本见效快的酸碱提纯法解决提纯问题, 酸碱提纯法污染严重, 必须配套建设大型污水处理厂对石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当前政府必须克服财政紧张的现状, 加大政策倾斜力度, 尽快解决大型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问题。
城市记忆——名城保护与旧城改造 篇8
我的家乡是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是河南省的省会,也是全国重要交通枢纽之一,京广、陇海铁路交汇于此。郑州是近现代才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在旧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上很有典型性:是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地处黄河南岸、嵩山之东,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它东邻七朝古都开封,西依九朝古都洛阳,南靠曹魏都城许昌,北面黄河,与新乡隔河相望,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都市之一,也是1954年后才成立的最年轻的省会城市之一。郑州市还是著名的商贸城,它是全国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是中国重要的内陆开放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是新崛起的现代化商贸城市。
在旧城改造方面,郑州还有很多的欠缺,希望能从一些特色城市的旧城改造中寻找到很好的帮助。
一、旧城改造方面的特色城市
1. 桂林:环境决定一切。
城市发展,环境是关键,而旧城改造则是城市综合发展的关键所在。
桂林是我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桂林的山水独特,是我国乃至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瑰宝,其资源的价值是无法替代的,其旅游优势也是他者难以企及的。桂林自秦始皇33年设郡、汉代建城以来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文物古迹是桂林名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桂林的“两顶桂冠”。
虽然经历了风雨沧桑,桂林也进行了数度城市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桂林的原有独特风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害:城市布局不尽合理,工厂与生活区互相交错,街区环境繁杂无序;桂林独有的城市形态日益模糊,山水城的内在特色正逐步失去魅力。许多游客说,落后的城建与美丽的山水太不协调了。我曾带学生去阳朔写生,游完山水后,真的不愿意住在城里。城里城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所以桂林再不改造,旅游上台阶只能是句空话。
桂林拥有2100多年的历史和厚重的人文景观。然而,长期以来文化积淀和人文情怀被隐没在山水之间。对整体老居住区的改造规划,应该在获取当地居民的意见和进行细致调研后,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找出最适合这个居住区的更新方式。而一旦这个方案确定后,就要求从上到下地贯彻实行。
在桂林市政府、各级单位和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下,桂林旧城改造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城市形象明显改观,城市空间逐步拓展,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日趋完善,城市发展的潜力不断增强;自然山水景观和人文景观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城市面貌与山水环境日渐协调,旅游景观、旅游城市的特色和优势日益明显,赢得了市民和各国游人的赞叹。
2. 成都:旧城改造,关乎民生。
旧城改造是一项系统的拆迁工程,关乎国计民生。如何在改造进程中顺利实施拆迁,做到拆迁各方都能够和谐,值得现代城市建设者研究和分析。
土地是城市最宝贵的资源,是城市发展的依托,珍贵无比。在改造过程中,成都市牢把土地一级市场管理关,并净化土地市场环境、规范土地招投标工作。政府通过公开招标投标,对土地进行拍卖:一是能够加快资金回收,使拆迁人能够尽快得到回报;二是能够让更多的经济实体都有获得参与改造建设的机会,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到改造工程中去;三是能为改造工程按期完成提供保证。
成都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成都模式”,通过系统改造建设,人们看到了成都这座“花重锦官城”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彰显了其集休闲、娱乐、和谐、包容于一体的城市魅力。
3. 北京:名城保护与发展规划。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地上地下文物保存非常丰富,有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十三陵、万里长城和周口店猿人遗址等。
1984年北京市政府制定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明确要求根据保护文物古迹的格局、安全、环境和景观的需要,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北京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56项,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800项。至今已划定了四批共202项国家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另有历史文化保护区25项,博物馆73座。1985年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北京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的决定》,确定了北京城区从皇城向外的平房、9米、12米、18米、30米和45米高度区,对旧城外提出了一般不超过60米的控制高度。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北京不仅要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要保护好具有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民族地方特色的建筑群和街区。同时从城市格局、城市设计和宏观环境上对城市建设提出从整体上保护名城的10条措施:要保护和发展传统城市中轴线;保持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市平面;保护与北京城市沿革密切相关的河湖水系;基本保护旧城原有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注意吸取传统民居和城市色彩的特点;以故宫、皇城为中心由内向外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保护各景点之间以及市区遥观西山的城区景观线;保护街道对景;增辟城市广场;保护古树名木,增加城市绿地。北京市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二、郑州的现状
城市居民需要生活在充满记忆的环境中,规划范围内的商城遗址、城隍庙及各时代遗留的典型建筑共同构成了郑州城市历史的时间刻度,它们的存在可以帮助居民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并由此产生一种文化认同感。
我们通常认为,旧城改造的重点是改善人居环境和交通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事实上,在旧城改造中,尤其应注重整合旧城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增强城市魅力,即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城市品位,提高城市的凝聚力,进而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这才是旧城改造的核心问题。
作为中原城市的郑州,其真正特色不是水域靓城,而是3600余年的灿烂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城市竞争力最终还是文化竞争。郑州市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在全国203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45位,这与文化竞争力不高有很大关系。因而旧城改造的重中之重应为发掘历史文化价值,弘扬中原文化。
对于郑州的旧城改造定位,我们应该将旧城区定位为:郑州市历史文化窗口,郑州市城市风貌缩影,郑州市休闲服务中心、承载中华古都文明与商城美誉的文化旅游胜地。保护商城历史文化遗产,振兴文化产业,弘扬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旧城改造不仅在建筑风格、色彩、形式等方面应贯彻中式,避免出现欧式、现代、幕墙等形式,在民风民俗、制造业、服务业等方面也应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
以历史文化街区为承载文化的载体实施城市的再开发。重塑历史街区是延续历史文脉,突出城市特色风貌,增强地域感和保证时空延续性的最佳手段。郑州沿城墙保存有书院街、唐子巷等历史街区,具有传统城市格局特征和风貌,但建筑破旧,环境恶劣,面临灭失的境地,可借鉴北京的798工厂,充分利用传统建筑、街道空间格局及内部空间,建设文化研究室、画室、艺术创作室、展览馆、茶社、高档酒吧、影院等设施,经营旅游服务等文化商业活动,增加旅游的空间载体和内涵。
三、结语
最有历史的北京,最具现代感的上海,即使发展得再迅速,在它们的城市中间,历史的遗留,以及殖民地留下的特色建筑,也都完好地保存着。它们非但没有破坏城市的环境,反而在政府的保护下,成了一道风景线,成了新的商机。人们不用去博物馆,从城市的建筑、街道和广场上,就能清晰地看到这座城市从古至今的历史和文化脉络。而且,这种历史、文化的脉络和痕迹,不是几个点,也不是几小片,而是整座城市。可见,挖掘历史文化价值,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才是旧城改造中最重要的。
城市的生长过程,应如树木的年轮,能记录下城市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征。城市决策者、城市经营人员、地产开发者、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者,都应牢记这一点,不能以牺牲环境、割断历史为代价建设城市,让我们的城市失去文脉。
摘要:本文选择了桂林、成都、北京这几个在“旧城改造”上具有一定特色的城市进行分析, 对目前旧城改造中的居住文化破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 并从中吸取了经验, 指出了在当前背景下, 旧城改造应当采取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的改造方式, 以保护居住文化, 旨在帮助郑州更好地规划和改造旧城。
关键词:郑州,旧城改造,特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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