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比较（共12篇）
相关比较 篇1
古今学者运用各种分析方法, 产生了一系列阐释汉字结构划分的理论, 如六书说、三书说等。这些理论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 通过比较分析, 我们看到汉字结构理论在批判、创新中不断地发展、完善。
一、六书说及其同异
六书说主要有:第一家郑众, 《周礼·地官·保氏》注中引了郑众的话:“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第二家班固, 《汉书·艺文志》中说:“教之六书, 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造字之本也。”第三家许慎, 《说文解字·叙》中说:“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 指事者, 视而可识, 察而见意, 上下是也;二曰象形, 象形者, 画成其物, 随体诘曲, 日月是也;三曰形声, 形声者, 以事为名, 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四曰会意, 会意者, 比类合谊, 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 转注者, 建类一首, 同意相受, 考老是也;六曰假借, 假借者, 本无其字, 依声托事, 令长是也。”
三家相同之处:1.郑众、班固、许慎均为汉代人, 由此可见, 汉代是研究六书的鼎盛时期;2.三家都把汉字结构归为六类, 他们对六书所做的分类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三家相异之处:1.三家对六书所做的分类在内容上一致, 但具体名称不同。郑众分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班固分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许慎分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2.郑众、班固、许慎对于六书的次序排列, 没有一个统一。3.郑众、班固都没对六书的内容做进一步的解释, 而许慎为“六书”逐一下了定义, 所以说许慎是最早为六书的名目定下界说的。同时他在《说文解字》中运用六书全面分析了汉字的结构, 因而我们说, 许慎在三人中, 甚至在中国文字学历史上, 是最具贡献的一家。
传统六书说是我国最早论述汉字结构原理的理论, 对人们认识和研究汉字的形义关系、构形的发展等具有很大价值。但由于时代的局限, 六书说还是有不少缺陷的, 它把造字法和用字法混为一谈, 同一种造字法被分成象形、指事、会意三类且界限模糊, 有些汉字无法找到合适的类等, 这些也都被后代的文字学家关注到了。
二、三书说及其同异
许慎后, 出现了很多对汉字结构划分的文字学家。戴震提出了“四体二用说”, 将具备自身结构特点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同不具备自身特点的转注、假借加以区分, 这对汉字的研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书说, 则是对许慎六书说的一大革新, 破除了传统说在文字学史上长期的垄断地位。
“三书说”是唐兰首先提出的, 他批评六书说中象形与指事、指事与会意、象形与会意界线交叉, 在分析时常出现模糊不清的现象, 他把汉字结构分为象形、象意、形声。他认为:“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 不归于形, 必归于意, 不归于意, 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 我们用三书来分类, 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后来陈梦家指出唐氏三书说具有缺陷, 提出把汉字结构划分为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指出陈氏三书说是基本合理的, 但他把象形改成了表意。
唐氏三书说、陈氏三书说和裘锡圭对三书的看法也有同异。相同之处:1.唐氏、陈氏、裘锡圭三书说均产生于20世纪, 是汉字结构类型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2.文字学家们对六书说均产生了怀疑, 破除了六书说在文字学发展史上的统治性地位, 他们都认为汉字结构应该分为三种而不是六种;3.三家的学说中均有一些类型混淆不清, 难以划分。相异之处:1.三类名称不同, 唐兰的是象形、象意、形声;陈梦家的是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的是表意、假借、形声。2.唐兰把假借排除在了汉字基本类型之外, 陈梦家与裘锡圭的分类相对来说更合逻辑。
新旧“三书说”从汉字的形体及语言的音、义联系等方面出发, 分析汉字构造方式, 使汉字结构理论更趋于细致、严密, 但新旧三书说虽然认识到了“六书”的不足, 却仍未从根本上打破“六书”的格局, 很多汉字无处归类, 这就说明新旧三书说还不能概括全部汉字的结构, 还不是十分科学、完善的理论, 至今还无法取代六书说的地位, 但我们可以看到汉字结构理论正在批判、继承中不断地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中华书局,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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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伟.汉字结构类型古今研究综述[J].深圳教育学院学报, 2002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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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桂光.汉字学简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8月.
相关比较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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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相关论文代发表篇1 浅谈“天人合一”与“人天合一”的文明相通性
异质性包括文明原生性、独立性，只有明确意识到这种特征的存在，东西方对华才能得以进行，东西方文学才能实现互补。作为东西方不通文化代表的老庄学说“天人合一”同希腊神话中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的“人天合一”同样具有相通的跨文明异质性，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在坚持传统老庄学说中的同时还能不断接受西方文明中的合理成分。然而，虽然这两种精神具有异质性而同时他们又是各自独立的。
一、“天人合一”中的“天”与“人天合一”中的“天”
老庄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天”。“天”的概念最早出自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盘古开天地”和“女娲补天”，《千字文》开宗名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时的“天”是一个浑沌不清的大园筒，先民们把“天”看成一种绝对的力量来崇拜;到了周朝，对“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周文王作《易经》卦一：“乾。元享，利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天”是一个相当于河图、洛书的天园地方的宇宙，相当于“太极”阴阳两极相抱旋转的球，是一个造生万物的主体“一”。
所以古人造字的时候，把“天”写作’天’就是一人头顶“一”，“一”就是“天”，“天，颠也。至高无上”;老子庄子则把它与“人”联系起来，多指是人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老庄的“天”多指与人类共存的自然，按造字会意拆字讲“天”字可有二种理解：(1)“一大”就是“天”最大;(2)“一人一”就是“天人合一”之意。“人”，按文字学看它由一撇一捺组成。按《易经》的观点这一撇一捺就是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的相互支撑与相互抵抗，它是阴阳相斗相和的产物。按现在观点讲人是自然界中有智慧有意志的高级主体。在老子、庄子思想中“人”是相对于“天”的一个概念，还有很多新的意义，《庄子·逍遥游》提出了道家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就有“人”意义的延伸。
按现代的理解则是，老庄中的“天”是至高无上的代表，人应该顺应而存在，自然万物皆是一样，要按自然规定的天命运转。
然而，与老庄不同的是，在希腊神话中，“天”并不是最至高无上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人”与“天”有着同等的地位。希腊神话精神强调“人天合一”，强调人本主义，认为人即是神，而神即是代表天，神拥有非常高的地位，主宰着一切生灵的地位与命运。希腊神话体现了一种尚武的精神,崇尚力量，它更加侧重以自我为中心，鼓吹冒险、占有、自我满足的思想，所赞扬的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以及人天合一的本位主义。原始幻想中最有力者是希腊的天神，是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能者。希腊崇拜力量和知识的精神最初表现为崇拜最有力的天神，希腊神话是以利作为推动历史的杠杆的。天并不代表一切，也并不是天主宰人，人与天地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忍有时还能控制天。
二、关于“人”的地位
老子庄子认为，在天、地、人的相互关系上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自然，杜绝人们自以为是，和“不知常，妄作凶”的行为。反对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人，更反对那些将政治强人与圣贤将主张、教条强加于社会与自然的主张。这是老庄“无为而治”、“ 大道自然”的“天人合一”。人应该要顺应自然而发展，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都同时要遵循天的规则。不存在任何人比别人低也不存在任何人比别人高一等，每个人都是顺应天命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是地位一样的不同个体，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
也许仅从字面意思就能看到，老庄强调的是“天人合一”，是将“天”放在首位的，天就是一切，人必须要顺应天命。而在希腊神话所体现出来的“人天合一”精神则是将“人”凸现出来的，“人“与”天“同等重要，甚至超越了”天“而存在，它是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的。
希腊神话充分肯定个人的权利、利益和个人的价值，理解人的自然性和自由性，甚至认为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为了个人尊严，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甚至走极端的做法。古希腊神话，因为它的肯定人欲，所以就非常注意个体的独立，个体的利益，所以就非常多的宣扬个体性。希腊神话就向一出正在上演的社会剧，活灵活现，有立体的真实感，如对宙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等行为描写的欣赏笔调;如赫拉克勒斯完成了12件大事，最后被宙斯接纳成了永在的天神，终于成就了辉煌的人生业绩。
正因如此，赫拉克勒斯在西方文化中成了个人奋斗的典型。而在《奥德修记》中，更加侧重对冒险、征服和占有的赞美，充满了来自金钱、美女、奇珍异宝的诱惑，这类故事在希腊神话中大有文化原型的意义，如阿伽门农率众从遥远的希腊千里迢迢奔赴特洛伊，除了复仇和征服，更重要的目标则是珠宝财富和俘虏，以及能带来更大财富的东方贸易市场。借助神的形象,表达“人定胜天”的思想。
总之，在希腊神话中，回荡着一个由奋斗指向占有的主旋律，那就是对自我中心的推崇，对冒险占有的肯定，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这可能也是西方社会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最早根源。
这也许就是老庄学说和希腊神话各自所代表的东西方文明差异最大的一点。
三、文化相通性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东西方文明有着千差万别的差异，而她们同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就是比较文学中常说的跨文明的异质性。
首先在于对人的价值的认同上。老庄学说虽然是把“天命”看得高于一切，但他同时也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利益。比如他们的“无为而治”。老庄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人。希腊神话所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更是对人的利益的维护。只是两者维护人的利益的程度不同而已。
其次在于对天的权利的肯定上。老庄哲学主张顺应自然变化，人不能试图去强行改变自然，而是应该在自然所赋予的权利下生活，天道自然才是一切。希腊神话中，将天的权利赋予到了神的神上，而神具有着不可亵渎的权利，其实他也只是天的权利的一种变异而已。
四、总结
无论是老庄学说中的“天人合一”还是希腊神话体现的“人天合一”的人本主义都具有着不可否认的长处与有点。我们应该在遵循天道自然的同时，充分保护个人的合理利益。在坚持老庄“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辩证地学习希腊神话中对人的价值的肯定精神。“天人合一”与“人天合一”有着相通的跨文明的异质性，只是双方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我们应该学会将东西方文化实现互补，辩证吸收精髓，这样才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比较文学相关论文代发表篇2 浅析比较文学的变异学
摘要:毛姆的许多作品里都刻画了民国时期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毛姆虽然游历过中国，并且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但是由于文化的“异质”性，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是发生“变异”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存在着许多的误读和想象。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角度，将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异性”。
关键词:毛姆;民国时期;小说;中国人;变异学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纪英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无论是小说、剧本、随笔、游记还是回忆录，都广受好评。毛姆一生爱好旅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国游历，并把能激起他兴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而这50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美犀利的文笔，描述了他在中国游历时见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另外，涉及到中国或是以中国为背景的还有作品《面纱》、《刀锋》以及《苏伊士以东》。毛姆用文字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对于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观点认为“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停留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停留在中国的汉唐时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现的是傲慢与偏见、鄙夷和不屑”。[1]还有一些学者用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来解读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因此难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绪的发泄和自我辩护，而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本文将基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范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误读的角度来对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能获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2]31“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3]50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
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2]127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5]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三、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6]《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
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7]94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7]130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
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8]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
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9]50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9]90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
“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9]50-51“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9]91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
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9]49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
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
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10]40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11]171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
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
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9]35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9]35-36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
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9]35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9]36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
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12]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13]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
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14]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9]107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10]99“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10]86“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
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
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
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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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比较 篇3
关键词： 跨境高等教育 中外合作办学 非本地课程 私立高等教育 法规比较
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跨境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地发展很快。作为亚洲主要的跨境高等教育输入国（地区），中国大陆、香港与马来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颁布国内（地区）规范本土跨境高等教育的专门法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香港的“非本地课程”与马来西亚的“私立高等教育”已经发展成为香港与马来西亚开展本土跨境高等教育的国际名片，中国内地的“中外合作办学”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办学属性界定相互矛盾”[1]、“引进的高等教育资源质量良莠不齐”[2]、“审批方式单一，审批效率低下”[3]和“重审批，轻监管”[4]等问题。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加强教育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是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必然要求[5]。本文从中国大陆、香港与马来西亚在本土开展跨境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比较三者各自的相关法规，以期为中国内地的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法规建设提供借鉴。
1.相关概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颁布的《保障跨国界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指导方针（中文版）》，将“跨国界高等教育”即本文所指的“跨境高等教育”定义为：“在教师、学生、课程、机构/办学者跨越国家管辖边界情况下开展的高等教育。跨国界高等教育可包括公共/私立以及非营利和营利性办学者开办的高等教育。其模式多种多样，既包括面对面的学习（也有多种形式，如学生出国留学和校园设在国外），也包括远程学习（采用多种技术，包括电子学习）。”[6]“本土跨境高等教育”就是指在本国（地区）疆域内开展的跨境高等教育。
20世纪90年代，在本土跨境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大陆、香港与马来西亚立足规范和保证本土跨境高等教育的秩序和质量，几乎同时出台了包含规范本土跨境高等教育的性质、设立、审批、质量评估等条款的法律法规。中国大陆于1995年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后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中外合作办学”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7]。香港于1996年颁布了《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以下简称《（规管）条例》），条例中涉及的“非本地课程”是指于香港进行的令学员获颁授非本地资格的高等及专业教育课程[8]。马来西亚于1996年颁布了《私立高等教育法》和《国家认证委员会法》，“私立高等教育”是指并非由政府建立或维持的教育机构（包括《私立高等教育法》认可和注册的大学、大学学院或大学分校）提供的高等教育或远程教育[9]。
2.本土跨境高等教育相关法规的比较
2.1办学属性的比较
香港在加入WTO时承诺全面开放教育服务贸易，同时在制定本土法时将“非本地课程”认定为商业存在。《（规管）条例》中明确规定，制定本条例的目的是要防止未符合注册准则的非本地课程在香港开办，以保障香港消费者的权益。马来西亚虽然在加入WTO时没有承诺开放教育服务贸易，但是马来西亚的本土跨境高等教育在实际运行中却是按照商业属性进行管理。马来西亚《私立高等教育法》规定，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在马来西亚开展跨境高等教育，必须在当地注册一家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建立私立院校。
相比香港与马来西亚从相关法规层面明确跨境高等教育办学的商业属性，中国内地的合作办学相关法规却明显表现为两对矛盾：一方面，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相互矛盾。《办学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中国大陆在加入WTO时已经部分承诺开放教育服务贸易，中外合作办学理应属于一种商业存在。另一方面，国内相关法规之间相互矛盾。《实施办法》第28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同时《实施办法》第31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者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这种相互矛盾的规定阻碍了中国大陆合作办学的进一步发展。
2.2准入门槛的比较
香港《（规管）条例》在准入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境外教育机构开展的课程在其本土应该是得到承认的；二是在香港开设的非本地课程需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和其在本土开设的相应课程水平一致。香港教育局在官网上指出，要保障香港消费者免受低于标准的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欺骗。马来西亚《私立高等教育法》也规定，要想获得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申请的成功批准，申请人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能够提供充足的教育设施、适当而有效的管理并且保障教育标准。所有私立院校只有达到权威机构规定的最低标准，才可获得证书、文凭和学位。
相比于香港与马来西亚在准入门槛方面强调的“最低标准”，中国大陆合作办学相关法规却反复强调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笔者对“优质教育资源”存在两点疑问：一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判断标准是什么？然而，相关法规却没有给出优质教育资源的可操作化的定义，这导致了中外合作办学理论上引进的是优质教育资源，实际上引进的却多为非优质甚至劣质教育资源。二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判断主体是谁？显然，判断主体不能完全是政府，受教育者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参与者和消费者，理应享有教育资源的一次选择权，对于那些质量低下的和水准不够的办学项目，应该通过受教育者的判断予以淘汰。
2.3审批权力的比较
香港《（规管）条例》规定，非本地课程注册处专门负责非香港地区高等及专业教育、培训课程的登记注册及日常管理事宜。香港学术评审局应注册处处长的要求提供专家评估意见，帮助处长决定是否批准注册或豁免注册。马来西亚于2007年成立马来西亚资质管理局，负责集中审批境外高等教育的注册申请。根据马来西亚资质管理局的法案，对于办学成熟的高等教育机构，如果申请机构审核通过，在新设课程项目方面就将享有较大自主权，可以直接获得资质管理局的自动认证。
相比于香港与马来西亚在跨境高等教育审批上强调统一监管，中国大陆合作办学的审批却表现为权力分散、政出多门，并直接导致行政效率偏低，追究责任困难。根据《办学条例》的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审批涉及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和地方劳动行政部门。而统一的监管审批便于掌握标准，增加审批的可比性和公平性，避免政出多头、标准不一、部门界限不清、责任不明等问题的产生[10]。此外，香港开设的豁免课程与马来西亚实施的自动认证也为中国大陆合作办学的海量审批提供了启示：再强大的审批机构也难以承担全国数千所高校不断增长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审批工作，设计类似的豁免审批或自动认证既体现了尊重高校办学的自主权，又避免了不必要的行政资源浪费。
2.4质量评估的比较
香港《（规管）条例》规定，注册课程和豁免课程举办者必须在每一学年结束后的6个月内，或在课程注册处处长容许的较长期间内，向处长送交该学年或12个月期间的周年报告。香港学术评审局必要时可向课程主办者及境外院校详细了解课程运作情况并负责审核课程的周年报告，所有材料可供市民查阅。马来西亚于2007年成立资质管理局后，统一负责公立高校和私立院校的外部质量评估。质量评估的一个重要方法是项目持续审核，通过对学校实地考察走访，确认其信息的准确性并形成最终报告，保证已评审的项目可以持续提高质量，并规定所有材料可供市民查阅。
相比于香港与马来西亚注重审批之后的持续性质量改进和全民监督评估报告和结果，中国大陆却表现为“重审批、轻监管”、评估信息不够透明等问题。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更多地体现在入口时的审批许可，相对轻视市场准入后的过程监控和效果监管，特别是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质量保证及证书的认证工作等监管力度不够，使得中外合作办学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关注和解决。另外，中国大陆有资质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评估的社会中介机构还为数不多，现有的中央与地方的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大多还未将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评估纳入业务范围[11]。
3.对中国大陆合作办学相关法规建设的启示
通过相关法规的对比发现，中国大陆现行的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法规存在办学属性界定不清晰、准入门槛设置不明细、审批权力划分过于分散、质量评估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借鉴香港与马来西亚的做法，中国内地的合作办学相关法规的建设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将中外合作办学属性划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根据世界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普遍做法，营利性办学机构按照商业组织性质处理，非营利性办学机构按照慈善机构或相关组织规定对待。香港和马来西亚将跨境高等教育都归为商业存在，即营利性办学机构或项目。至于具体采取何种运作方式，自主权掌握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主体手中，他们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办学特点、性质、目的，选择合适的运作方式。
二是引进境外高等教育资源时，确立分类管理的思路，同时设置最低准入标准。对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强调和鼓励与高水平大学的强强联合；对高校内的非法人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鼓励和支持双方发挥学科优势，促进我方高校学科建设；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则应进一步突出专业优势和课程设置方面的合作[12]。在引进合作院校、学科、课程等境外高等教育资源时，应该设置相应的最低准入标准，防止低层次、非优质的教育资源进入我国。
三是整合目前合作办学的审批权，既集中一部分审批权到专职部门，又下放一部分审批权给各高校。结合我国国情并参考马来西亚和香港两地的做法，教育部也可以设立专门的中外合作办学审批部门，统一归口负责合作办学的各项事宜。同时，赋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和相应的内部管控中外合作办学的权利，对与我国高水平大学合作举办的、纳入全国招生计划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实行审批豁免程序[13]。
四是建立由政府部门、办学机构和社会组织形成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首先，政府层面形成合力，明确宏观管理职责，着力于法规的完善及标准的制定。其次，院校层面应着力于构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侧重对项目、课程、师资和教学过程加以保障。最后，社会层面通过专业中介机构及社会参与，发挥社会监督与管理的第三方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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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香港律政司.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第493章）[EB/OL].[2014-10-10].http：//translate.legislation.gov.hk/gb/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 94825755E0033E532/DFF2D85B7E33BF80482575EF000 F344B？ Open Document&bt=0.
[9]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Private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ct 1996[EB/OL].[2014-10-10].http：//www.moe.gov.my/v/peruntukan-undang-un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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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林金辉，刘梦今.论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建设[J].教育研究，2013（10）.
新旧存货准则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 篇4
存货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一种重要资产,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 如直接购入, 投资者投入, 通过债务重组或非货币性交易取得, 但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按存货管理的资产都适用新准则。例如, 对于消耗性生物资产和通过建造合同归集的存货成本, 应分别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确定;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和企业合并取得的存货成本, 应分别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确定。
二、新旧存货准则的比较分析
(一) 总体评价
1. 结构层次更为简洁和明晰
将原来本属于计量范畴的内容 (包括:初始计量、采购成本、加工成本等) 单列并入"计量"一章进行阐述, 相对于旧准则, 新准则各部分间关系更为明晰紧凑, 且在其中强调依据基本准则制定存货准则, 突出了基本准则的核心地位。
2. 内容体现出与国际会计准则的高度趋同
这包括修正了存货的定义、不再将商品流通企业的存货成本计算单列、改革了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等。
3. 语言使用上更加精练、规范, 剔除了不必要的赘语
这包括存货的定义中“正常生产”改为使用“日常生产”、不再使用“会计核算”, 改称为“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对存货内容不再使用列举法, 概以“存货”、将“费用”称为“损益”等。
(二) 具体比较
1. 框架比较
旧准则包括引言、定义、确认、初始计量、披露、附则等13项。新准则只包括总则、确认、计量、和披露四章。较之于旧的会计准则, 层次更为简洁明了。主要变化在于将关于存货成本计量的内容 (包括:初始计量、采购成本、加工成本等) 统一归入并入“计量”一章进行阐述, 这一结构上的调整, 使新准则整体框架更为紧凑明了。
2. 关于准则适用范围
旧准则排除了四项不适用存货准则的内容: (1) 因建造合同而形成的在建工程; (2) 农业企业收获的农产品和采掘企业开采的矿产品; (3) 牲畜等与农业活动有关的生物资产; (4)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存货的初始计量。新准则只排除了消耗性生物资产和在建工程两项内容, 新准则适用范围更广。《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明确表示收获的农产品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 新存货准则规范的存货范围更为广泛。
3. 主要变化内容
基本上新准则只对旧准则进行内容和结构上的调整和梳理, 在确认、计量和披露方面一些主要大的变化有:
(1) 新准则对存货成本的初始计量
新存货准则中取消了对商品流通企业存货采购成本内容的规定与说明。购入存货的成本是采购成本, 通常包括购买价款, 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采购成本的费用。在工业企业会计存货的核算中这一部分始终作为存货的成本在进行核算, 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流通企业存货核算中往往将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包装费、包储费、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等计入当期损益 (营业费用) , 而且旧准则是认可这一会计处理的。新准则取消这一规定, 意味着商品流通企业的存货成本构成不能再搞特殊化, 并且一些企业跨行业经营, 自身具有庞大的物流、销售网络和业务, 已经难从业务来区分流通企业和制造业的差别。
(2) 新存货准则中增加了对借款费用计入存货成本的具体规定, 允许将用于存货生产的借款费用资本化, 使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扩大到了存货中 (而不再只限于使用专门借款购建的固定资产) 。因此, 使得一些需要通过取得专门借款才能达到可销售状态的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将导致使存货处于长时间生产周期中的企业损益表中当期的财务费用减少, 利润增加;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资产额和权益额也相应增加。从而使那些专门为出售而生产大型机器设备、船舶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企业所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由于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扩大到某些存货项目, 这使得部分需要通过取得专门借款, 以保证使存货经过相当长实践的生产活动才能够达到可销售状态的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它将导致仍使存货处于长时间生产周期中的企业损益表中当期的财务费用减少, 利润增加;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资产额和权益额也相应增加。新准则在此处改动更加客观、有效地反映存货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并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证。
(3) 新存货准则规定, 投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 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 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即应当按照公允价值来确定投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 而公允价值的确定是本次新修定会计准则的一个亮点, 而旧存货准则规定, 投资者投入的存货成本, 应当按照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确定。所以旧存货准则对投资者投入存货的成本, 人为可操纵性很大, 容易造成存货资产的不实, 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除了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以外, 新准则还针对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情况做出了例外性规定, 这时应按公允价值确定存货的成本, 符合新修订的《公司法》关于“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做价, 核实财产, 不得高估或者低估做价”的规定。
(4) 新存货准则中取消了旧存货准则中关于发出存货成本的后进先出法。
由于新准则取消了确定发出存货成本的后进先出法, 在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 对采用上述方法确定发出存货成本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在物价持续上升时, 采用后进先出法确定存货成本的企业, 其发出存货的成本偏高, 期末存货价值偏低, 损益表中当期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资产额和权益额均相应减少;而物价持续下降时, 损益表中当期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资产额和权益均相应增加。因此新准则取消后进先出法对相关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影响, 取决于市场价格的走向。
所谓后进先出法, 即企业在核算成本时, 参考的是最近购入的原材料存货的价格, 而先进先出法, 则是参考最早购入的原材料存货价格, 在原材料价格一路下跌时, 采用后进先出法, 显然扩大了公司的利润率, 而用先进先出法则缩小了公司的利润率, 原材料价格上升时则反之。可以说, 先进先出法更侧重于反映公司长期的经营情况。比如采用后进先出法的家电公司, 由于显像管价格不断下跌, 如果改为先进先出法, 将导致成本上升, 利润下降, 而那些以有色金属为原料的公司, 由于有色金属的价格不断上涨, 如果把后进先出法改为先进先出法, 将会增加利润。新准则此点改革意在减少存货计价方法的可选择性, 降低依据存货计价方法调节利润的弹性。这一核算方法的变动, 使所有企业的当期存货耗费用, 反映的都是实际的历史成本, 而没有人为的调节因素, 便于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行分析和比较, 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
(5) 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摊销方面规定不同。
新准则规定, 企业只能采用一次转销法或五五摊销法两种方法对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进行摊销, 记入相关资产的成本货当期损益。原准则规定, 企业应当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对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进行摊销, 记入成本费用。可选用的方法有一次转销法或五五摊销法等。新旧准则的变化防止了利用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摊销方法的变化, 多计提或少计提费用, 减少了人为操纵利润的空间。
(6) 新存货准则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出了进一步的修定:
1.新存货准则强调应当披露各类存货的期初和期末账面价值, 对其总额的披露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而旧存货准则强调不但应当披露其期初和期末账面价值, 而且应当披露其总额。
2.新存货准则强调应当披露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和转回的有关情况, 而旧存货准则没有具体的规定。
3.新存货准则对存货取得的方式、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以及当期确认为费用的存货成本, 如主营业务成本等没有要求进行披露。
4. 因为新存货准则删除了存货发出成本的后进先出法,
所以在新存货准则的信息披露中也相应地删除了旧存货准则中"应当披露采用后进先出法确定的发出存货的成本与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加权平均法确定的发出存货的成本的差异"的内容。
从新存货准则与旧存货准则的上述比较分析中不难发现, 变动较大的是新存货准则的使用范围和存货的计量。新准则体系的构建, 将以前未明确规范的收获的农产品和企业合并取得的存货纳入准则核算, 进一步填补了原有的空白。对商品流通企业的存货成本构成做出了大的调整, 采用与工业企业的存货成本相同的规范。发出存货的成本计算方法由原来的五种方法调整到四种方法, 减小了企业利用发出存货成本计算方法操纵利润的空间, 一定程度上能提高报表的质量。
三、新准则与国际准则的趋同
(一) 存货的范围以及确认
《国际会计准则2号--存货》明确指出, 存货不包括在建工程、金融工具、牲畜、农林产品、矿产品。我国只排除了在建工程、消耗性生物资产, 将收获的农产品、金融工具 (期货、自营证券等) 均包括存货准则规制范围内, 排除范围较窄。在存货的确认标准上, 我国明确规定了两条: (1) 该存货包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 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这两点更多地可视之为对定义理论上的一个缺陷的补充。这两条标准实际上是在强调存货的资产特性。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中并没有规定存货的确认条件, 主要是因为准则在定义段已经说明存货属于一项资产, 而国际会计准则在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已经规定了符合要素资产负债定义的标准, 所以没有在另行规定存货的确认条件。
(二) 存货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我国新存货会计准则将存货分为初始计量和期末计量。规定初始计量应以历史成本入账, 期末应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入账。国际会计准则并没有这样区分只是规定以成本与可实现净值两者之中较低者入账。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只有在期末存货价值下降到历史成本以下时才能以可变现净值记账, 同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这样规定可以防止期末虚增利润, 是稳健性原则的体现。对于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的比较, 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和我国新会计准则都明确指出:一般应采用逐项比较法,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类似和相关项目合并处理。但是国际会计准则指出按存货的类别来减记存货价值是不恰当的, 我国存货会计准则规定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也可以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可否将存货成本的成本总额与可变现净值总额进行比较, 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均没有明确的规定。
(三) 存货的初始成本
我国新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分别都说明了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但不同的是, 国际会计准则将由于最近购置以外币计价的存货而产生的外币汇兑差额包括在采购成本中, 我国会计准则并没有将其考虑在内。另外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对采购成本中的买价定义为扣除商业折扣现金折扣和补贴后的价格, 即采用净价法。而我国会计准则采用总价法, 即采购成本为扣除商业折扣但包括现金折扣的价格, 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是考虑我国企业目前现金折扣并不普遍和操作简便。关于借款费用第2号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在有限的情况下借款费用应包括在成本中, 而我国新会计准则规定, 企业借款购建或者生产的存货中, 符合借款费用资本化条件的, 应当将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予以资本化, 计入存货成本。对于加工成本, 我国存货会计准则规定包括直接人工和按一定方法分配的制造费用。国际会计准则对于加工成本的规定与我国会计准则基本一致, 既包括与单位产品直接相关的成本如直接人工。还包括将材料转化为产成品过程中的固定和变动间接费用。同时, 国际会计准则也规定了哪些固定和变动间接费用不包括在加工成本中。
(四) 存货的披露
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对存货在财务报表中的披露作了三方面的规定:一是一般情况下, 应披露计量存货采用的会计政策存货的账面总金额、各类存货的账面金额、以可变现净值反映的账面金额、当期确认为收益的存货减计的转回额、导致存货减计转回的情况和事项、作为债务担保的存货的账面价值;二是当期确认为费用的存货成本和与收入相对应的当期的经营成本;三是对本期确认为费用的存货成本的内涵做出了规定。我国的存货准则除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的规定外还要求披露存货的期初账面价值和总额存货的取得方式, 以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的依据。
四、结束语
通过上述比较, 我们发现较之于旧的存货准则, 新准则明确规范了存货的相关会计处理, 变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于存货的初始计量和领用核算方面。改进后的存货准则更能符合实际经济业务处理的需要, 更为科学, 更符合对存货确认、计量和报告披露的要求。
通过新存货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比较, 我们也可以发现, 虽然新的会计准则表现出与国际趋同的态势。但会计准则的发展自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我国的存货准则在向国际趋同接轨的同时, 除吸收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外, 还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 使我国的会计准则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1.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6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期
[3]林升平, 杨国祥.解读《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J].当代经理人, 2006, (10) .
[4]吴剑南, 张振霞.新旧《企业会计准则--存货》的比较与分析[J].财会研究, 2006, (7) .
相关比较 篇5
金融0912戴宇萌 200943004
4通过对商品关系的深刻分析，马克思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性及其变化规律，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起源、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及其作用，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相比，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扬弃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为剩余价值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相同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已经认识到商品的二因素，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这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是相同的。两者都认为：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马克思也曾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
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与统一体现在：
对立：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互相排斥的，二者不可兼得。要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必须放弃商品的价值。要得到商品的价值，起使用价值就不能得到。例如：商品的生产折者只能将商品的使用价值让渡给购买者，才能获取价值。
统一：作为商品，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寓于使用价值之中。一种物品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就是无用之物；一种物品尽管具有使用价值，但如果不是劳动产品，也没有价值。
不同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劳动的二重性的认识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中的相关认识是有所差异的。
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认为：
商品是劳动产品，生产商品的劳动可以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集体劳动是指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形式，马克思称之为有用劳动；抽象劳动是指撇开一切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及人的体力及脑力消耗。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实体。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种规定。任何一种劳动，一方面是特殊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这就是劳动的二重性。正是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
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也是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两种劳动或者两次劳动，他们在时间上和空间啥是统一的，是商品生产者的统一劳动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另一方面，具体劳动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劳动的自然属性，而抽象劳动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它是劳动的社会属性。
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大卫.李嘉图已经认识到了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生产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量。但是由于他没有区分劳动的二重性，所以不能回答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不能明确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不是从生产商品中所耗费的劳动来解释价值，而是从该商品所换来的另外一种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解释商品的价值；不理解社会必要劳动量是如何决定的。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价值的形式、什么是价值的本质、什么是价值的源泉和价值量是如何决定等问题上混淆不清。
相关比较 篇6
【关键词】生产安全事故;概念;特征
近年来，重特大事故频发，“生产安全事故”这一词汇经常跃入大众的视野，但是生产安全事故的具体概念是什么，生产安全事故具有哪些特征，哪些事故属于生产安全事故，现在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1]。本文将对生产安全事故的概念、特征进行初步探讨，并对生产安全事故和工伤、职业病、道路交通事故等事故的联系和区别进行分析。
1.生产安全事故的概念
生产安全事故作为安全生产的对立概念，最早出现在《安全生产法》中，之前，我国对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发生的事故表述为“职工伤亡事故”。但是，《安全生产法》没有对生产安全事故给予明确的定义，仅能从《安全生产法》的立法目的“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和适用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的安全生产”，推理出生产安全事故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危害人的生命和财产的事故”。2007年国务院颁布《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该条例适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从条例分析，生产安全事故是指“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根据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有学者认为“生产安全事故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员伤亡（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经济损失的事故。”[2]
笔者认为以上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定义，没有体现出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征,也没有体现出生产安全事故的法律事实属性。生产安全事故是事故的一种，应具备事故的基本特征。学者普遍认为，事故的基本特征是意外，法律事实属性是事件[3]。笔者认为生产安全事故的概念应简单明确，并反应出事故的基本特征。生产安全事故可以定义为：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突然发生的，造成人员伤亡(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或经济损失，导致原生产经营活动中止或终止的意外事件。
2.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征
从生产安全事故的概念进行分析，生产安全事故主要有五个特征：
一是主体的特定性，仅限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发生的事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主要包括工矿商贸领域的公司、企业、合伙人、个体户等生产经营单元。
二是地域范围的延展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地域范围是不固定的，又是限定在有限范围内的。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地点不局限于生产经营单位所在的地域范围，是发生在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范围内的事故，如航空事故、海上交通事故等，事故大都不在生产经营单位所在的地域范围内，但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又发生在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地域范围内，因此属于生产安全事故。
三是破坏性，生产安全事故对人员或生产经营单位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造成了人员伤亡（包括急性中毒）或者给生产经营单位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影响了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四是突发性，生产安全事故是短时间内突然发生的，不同于在某种危害因素长期影响下发生的其他损害事件，如职业病。
五是过失性，生产安全事故主要是人的过失造成的事故，同洪水、泥石流等不可抗力造成的灾害有本质的区别，如因违章作业、冒险作业等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工作环境不良、设备隐患等原因造成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也应归为过失行为，是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员在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存在过失行为，没有立即纠正、排除不良作业因素，放任不良因素继续存在致使发生事故。
分析、掌握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征，对于认定事故是生产安全事故还是工伤、自然灾害，或是故意侵权行为等非常重要，不同的事故适用不同的调查处理程序，受害人的权利救济途径也不相同，分清事故类型对于事故相关方具有重要的意义。
3.生产安全事故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3.1生产安全事故与工伤、职业病的比较
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常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工伤、职业病这三种对职工造成人身伤亡，或对生产经营单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事件，这三种事件对职工和企业造成的损失是类似的，但三者之间存在很多差异，下面从生产安全事故、工伤、职业病的概念出發对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分析。
工伤，顾名思义是指因工而伤，是劳动者在工作或与工作有关的活动中，因意外导致人身伤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用列举式方法，将下列情形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根据以上规定，工伤认定中的第（一）（二）种情况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定义，可以认定为生产安全事故；生产安全事故中造成事故单位的职工人身伤害（或急性工业中毒）的情况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可以认定为工伤。由此可见生产安全事故和工伤是两个存在交集又不相同的概念。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职业病是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与所从事工作有关的有害物质的作用引起的疾病，一类是有害物质长期影响的后果，另一类是有害物质超过一定限量后短时间内引起的后果。由此可见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是两个存在交集又不同概念。
3.2生产安全事故与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的比较
现实工作中，对于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是不是生产安全事故存在诸多争议。笔者是这样认为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道路交通事故的定义未对车辆的性质作出特别说明，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范围广，包括生产经营单位处于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车辆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非生产经营单位车辆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也包括生产经营单位处于非生产经（下转第61页）（上接第54页）营活动中的车辆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生产经营单位处于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车辆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特征，但是所有的这类事故都是生产安全事故吗？如果发生事故的原因是第三方造成的，发生事故的车辆驾驶员、生产经营单位不负任何责任，生产经营单位的车辆是完全受害者，很显然，这样的道路交通事故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因此，生产经营单位处于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车辆发生的、生产经营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道路交通事故属于生产安全事故。
火灾事故与道路交通事故有类似的地点，发生的地点、发生的单位有多种，哪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比照对道路交通事故的分析，可以认为：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且生产经营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火灾事故，是生产安全事故。■
【参考文献】
［１］王歆效.什么是“生产安全事故”［J］.现代职业安全，2009，(4):68.
［２］胡建屏.生产安全事故概念及分类简介［J］.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2008，26(1):9.
对外投资相关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 篇7
一、新会计准则中对外投资的主要分类及定义
新会计准则对企业对外投资进行了重新分类和定义,主要分类为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一)金融资产的相关定义。
金融资产是一切可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具有现实价格和未来估价的金融工具的总称。根据金融资产的经济性质可以将金融资产分为: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贷款、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债权投资、股权投资、衍生工具形成的资产等。在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中根据对金融资产投资交易的持有意图的不同,将金融资产分为: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2.持有至到期的投资;3.贷款和应收款项;4.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含义。
长期股权投资是指企业投出的期限在1年以上(不含1年)的各种股权性质的投资,包括购入的股票和其他股权投资等。
(三)二者区别。
第一,持有的期限不同,长期股权投资着眼于长期。第二,目的不同,长期股权投资着眼于控制或重大影响,金融资产着眼于出售获利。第三,长期股权投资除存在活跃市场价格外还包括没有活跃市场价格的权益投资,金融资产均为存在活跃市场价格或相对固定报价。从长期股权投资与金融资产的转换来看,长期股权投资只能转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以转为长期股权投资。
二、对外投资相关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比较
我国对外投资的会计处理在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和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两个准则中进行了规范。而国际上相应的会计准则为:《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联营中的投资》(以下简称IAS28)、《国际会计准则第31号——合营中的权益》(以下简称IAS31)、《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IAS39)。
(一)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与国际相关会计准则的区别。
我国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基本实现了与IAS28及IAS31的趋同,但在损益确认、减值准备计提后是否能转回、权益法终止应用的前提条件、合并报表方法及关联交易等方面的规定还是有不同之处,主要包括:
1. 损益确认。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规定:权益法按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当年净损益的份额确认当期投资损益;成本法按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确认当期投资收益。国际会计准则规定:采用成本法时,所确认的收益仅限于所收到的被投资者自投资日后产生的累计净利润的分配额。
2. 减值准备转回。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规定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而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可以转回。
3. 权益法终止使用的规定。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规定企业因减少投资等原因对被投资单位不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中止采用权益法,改用成本法。国际会计准则规定投资者对联营企业丧失了重大影响,停止权益法,改按IAS39计量成本。
4. 合并方法的应用。
我国会计准则规定联营企业、合营企业采用权益法对子公司进行合并,取消了比例合并法,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合营企业采用比例合并法。
(二)我国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准则与相关国际会计准则的区别。
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主要是IASC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FASB发布的会计准则。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基本上实现了与IAS39的趋同,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1. 内容和形式方面大大简化。
IAS39包括准则正文和两个附录(实施指南和对其他文告的修改),一起发布的还有结论基础、示例和应用指南等内容。附录构成准则的组成部分,结论基础、示例和应用指南等内容虽然不构成准则的组成部分,但对于理解、应用准则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我国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IAS39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简化,基本上只和IAS39的正文部分和部分实施指南趋同。虽然剩余部分内容,包括实施指南、结论基础、示例和应用指南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部分涉及,但这几个部分的内容都是相对独立的,且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2. 公允价值选择权方面的差异。
IAS39允许主体在初始确认时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并在损益中确认公允价值变动。而我国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却明确规定,只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才可以在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首先,该指定可以消除或明显减少由于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计量基础不同所导致的相关利得或损失在确认或计量方面不一致的情况;其次,企业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的正式书面文件已载明,该金融资产组合、该金融负债组合或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管理、评价并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相对于IAS39,我国对于公允价值应用条件作了较大的限制,这对于规避金融风险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对外投资会计准则对企业的影响
(一)企业利润的地位和内涵发生变化。
首先,新会计准则突出了资产负债表观,强调企业净资产而不是强调利润,利润表成为资产负债表的附属产物。执行新会计准则后,股东权益的变化并不主要来自于当期利润,资本公积来源的多样化和公允价值的波动都将影响股东权益总额。其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后,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无论是否售出,都必须按照公允价值或者摊余成本计量。而依据旧准则,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在销售之后才能确认收益,没有销售之前必须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不能确认任何收益。这样,对于已经销售的金融资产确认当期投资收益,对于未销售的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或者摊余成本计量确认当期损益和调整期末留存收益。
(二)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更为客观的反映。
相关比较 篇8
我国科普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 国家、社会和公众对科普均有强烈需求, 这为科普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1]但科普产业的发展仍需要各方面、多层次的政策规范:科普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市场准入制度、科普产品和服务的标准规范等。[2]当前科普产业还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生产和服务体系, 整个产业仍处于“幼稚”阶段[3], 现行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公益性科普事业, 缺少针对经营性科普产业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 而相关法律法规散见于针对文化产业、高新科技产业等与科普产业相关性较高的产业政策法规之中。这导致了我国针对科普产业的税收政策存在重点不明确、支持力度不足、涵盖范围不全面的问题。[4]
二、中美两国科普相关产业税收政策
在中国, 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以及全国统一的地方税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 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5]而美国是税收分权模式的典型代表, 实行联邦、州和地方 (郡、县) 三级征税制度[6], 三级政府各自行使属于本级政府的税收立法权、征收权。[7]中美两国在科普相关产业税收政策方面, 都主要是从法规建设和优惠安排方面进行的。本文通过对科普相关产业——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鉴于美国没有独立的科普产业这一概念, 与之高度相关的主要是上述两个产业) ——分别从法规建设和优惠安排两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普产业税收政策的一些建议。
在税收法规政策方面, 中国现行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制定、发布、实施的支持我国科普相关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法规。美国秉承自由竞争的原则, 对营利性企业的生产经营较少干涉, 税收支持范围和力度都非常有限, 但对非营利部门有较多的税收支持政策。在行业差异化税收政策方面, 联邦政府所制定的税法对科普相关产业几乎一视同仁;在企业差异化税收政策方面, 美国政府主要鼓励对中小文化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 其风险投资总额的60%可免所得税;美国更加重视对中小科技企业的扶持, 特别是研发型的中小科技企业, 大多因美国的“研发支出增量税收抵免”政策而受益;在区域差异化税收政策方面, 由于地方政府有制定税法的自主权, 几乎每个地区的文化产业政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8]
中美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 都实施间接优惠与直接优惠相结合的税收优惠制度。[9]下面针对科普相关产业——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分别从直接优惠措施和间接优惠措施两方面进行分析, 具体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0]~[17]归纳整理)
三、中美科普相关产业税收政策经验分析
1.税收政策要与税权制度保持一致
从中美政策来看, 产业税收政策一般与其税权制度保持一致, 而税权制度受其国家结构形式影响。在国际上, 税权制度一般被分为集权、分权和分权与集权兼顾三种模式。[18]集权模式强调税权要高度集中于中央政权, 而分权模式则强调应按照分权的原则, 将税权在各级政权之间分配。[19]税权制度与税收政策的关联性会给产业税收政策制定带来相应的优势和劣势。保持税收政策与税权制度的一脉相承是必要的, 这将弥补国家结构形式所带来的税收政策的固有缺陷, 也是产业税收政策制定的重要目的。
2.直接优惠要与间接优惠有机结合
中美两国的科普相关产业税收政策, 支持产业遵循市场发展为主的同时, 政府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间接税收优惠政策具有扶持产业持久性、目标明确性和有效性的特点, 这种形式允许企业在规定的年限内分期缴纳或延迟缴纳税款, 减低产业发展风险, 保障税收收入。[20]而直接税收优惠政策侧重于对产业的税后优惠, 主要针对企业的经营结果基于减免税优惠, 扶持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性倾斜、补偿企业损失方面。[15]
3.注重对税收政策的差异化设计
美国的税收政策在设计上有行业差异, 行业差异主要是指不同行业在发展程度、发展速度以及国民经济地位上的差异。要调节这种差异, 可能的办法是对不同的行业设置不同的税率[21];对税种结构差异较大的行业, 可以通过对相关税种的差异化征税来均衡产业发展。差异化的税收政策有利于减小收入差距, 对平衡经济发展有重大助益。
四、对中国科普产业税收政策的启示
纵观我国现行科普产业税收政策, 尽管这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普工作的迅速开展, 但扶持和鼓励科普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比较零散、不完整、不成体系, 临时性税收扶持政策多[22], 延续性税收支持政策少, 优惠目标也不明确, 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通过上文对中美科普相关产业税收政策的比较研究,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要确立独立完整的科普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我国目前支持科普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零散、没有统一的整合, 并且税收条例混杂在其他产业行业法规之中, 因此针对这个问题, 首先, 该归整科普工作相关的所有税收政策条例, 然后将这些整合成纲领性文件, 最后针对整合好的现有条例进行修改制定, 形成明确完整的科普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2.要为营利性科普产业提供税收政策优惠
在我国, 科普通常被认为是政府的事业而非社会性产业, 政府对营利性科普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当今社会大众对于科普产业的需要与以政府为主导的非营利性科普产业的有限供给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科普产业健康发展的一大问题。因此政府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 应充分考虑如何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加入到营利性科普产业建设中来, 针对营利性科普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刻不容缓。
3.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企业的差异性在税收政策上有所区别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存在, 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经济发展较快[23], 而西北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慢, 总体上各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发展均不相同。又由于不同企业规模大小的差异, 企业发展速度各不相同。所以为了整体性地提升我国科普产业的发展水平, 就需要对不同经济发展区域、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具体分析, 采取有针对性的、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政策, 以此来保障各区域不同规模的企业能够积极健康地发展, 从而促进我国科普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摘要：近年来, 科普产业蓬勃发展、市场需求强烈。但在政策规范上仍有不足,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科普相关产业税收政策, 总结其经验, 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科普产业税收政策的三个启示:确立独立完整的科普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为营利性科普产业提供税收政策优惠以及对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企业的税收政策差异对待。
相关比较 篇9
(一) 会计目标的界定
“会计目标”是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 会计实践主体作用于会计实践客体所期望达到的结果或要求, 它决定着整个财务会计运行系统的方向和方式, 是财务会计管理活动过程的定向机制。它又是会计系统所应达到的境地的抽象范畴, 是沟通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的桥梁, 是连接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纽带。会计系统围绕会计目标发挥作用, 会计目标引导会计系统运行。因而, 会计目标理论研究是会计理论研究与会计实务发展中的重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首先由西方学者率先开始对会计目标进行研究, 20世纪70年代起, 会计目标成为各国会计理论界研究的热点, 基本上形成了“决策有用学派”和“受托责任学派”两大流派。
(二) 会计目标的本质
会计目标的本质就是为满足经济实体生产经营的需要, 在经济活动管理过程中的会计实践主体与会计实践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作用与联系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 即会计活动结果的一种内在规定性。会计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相统一, 就构成了财务会计的基本规律。会计目标具有导向性、客观性、相对稳定性、多元性、层次性和国际性等特征。
二、会计目标定位的国际比较与分析
(一) 会计目标的国际比较
针对会计目标的不同模式, 将其分为三类国家进行比较:第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采用决策有用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称之为“英美模式”;第二类是主要采用受托责任观的欧陆国家及日本, 我们称之为“法德模式”;第三类是俄罗斯等经济转轨国家, 我们称之为“转轨模式”。
由此, 我们对主要国家的会计目标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并归纳出了这三类模式之间存在的共性和差异, 如下表所示。
(二) 国内外会计目标研究的差异分析
1、会计目标研究主体的差异。
美国等国家主要由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主导会计目标研究, 而我国主要是由学者以独立的个人身份参与会计目标的研究。相对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雄厚的科研和资金实力, 我国的会计学者显得势单力薄。
2、会计目标研究目的的差异。
由于美国等国家对会计目标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 所以更好地指导了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早期对会计目标在会计理论体系中的作用认识不足, 没有重视对会计目标的研究。近年来, 这种现象已经有所改善, 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已开始重视会计目标在会计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会计准则体系构建中的作用, 并在发布的会计准则中明确了我国的会计目标。
3、对影响会计目标界定的相关法律环境研究的差异。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早期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以保障公民的产权不受侵犯, 因此在西方国家的一些关于会计目标研究的文献中很少论及关于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而我国学者对制度环境和会计目标的定位以及会计准则体系的实施效果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研究。另外,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 相关制度安排还不是很健全, 对信息使用者的产权保护力度不够, 司法机构的执法效率低下。而且, 我国也缺乏一支独立的、执业水平较高的注册会计师队伍。因此, 我们必须对那些影响会计目标的定位以及会计准则实施效果的法律制度环境进行深入研究。
(三) 会计目标的国际趋同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会计目标国际趋同的趋势愈加推进。2006年FASB与IASB发布的联合趋同框架将财务报告的目标定位为决策有用性, 但也已注意到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同样希望评估主体管理当局履行的经管责任, 并对资源配置决策的信息表示关切。评价管理当局履行经管责任要求的信息通常也是资源配置决策需要的信息。因此, 决策有用性包括了受托责任观, 这样就没有必要专门将受托责任作为财务报告的目标。联合趋同将分阶段完成研究项目, 这表明国际会计之间新的动向和概念框架可能发展的趋势, 也应当关注这一动向。
三、影响会计目标定位的因素
会计目标会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教育等环境的影响, 并随会计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会计环境的不同是会计目标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分析会计目标产生差异的原因, 认清会计目标和会计环境之间的逻辑关系, 有助于制定有效的会计目标。
(一) 政治因素
在众多影响会计目标的环境因素中, 政治因素对会计目标存在的影响是最大的。会计目标定位于“决策有用观”国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 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少, 政府对会计工作的管理是间接的, 由民间会计职业团体组织和管理会计工作, 会计规范强调灵活性和权威性, 并强调职业判断;定位于“受托责任观”的国家对经济进行计划调控, 会计实行集权管制, 会计被作为国家宏观管理的工具, 而且会计规定非常详细, 会计目标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国家。
(二) 经济因素
会计目标定位于“决策有用观”的国家从经济环境上看, 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公有化程度较小, 证券市场十分发达, “职业投资者”十分普遍。定位于“受托责任观”的国家, 国有经济在多方面占主导地位, 在资源配置方面都实行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商品经济发达但证券市场不够发达, 政府仍然是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者, 企业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上的“职业投资人”的局面并没有形成。
(三) 法律因素
会计目标定位于“决策有用观”的国家成文的法律较少, 许多行为规则表现为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 并依靠民间力量不断发展。法律只是间接地对会计施加影响, 真正规范会计实务的则是不具备法律性质的公认会计准则。定位于“受托责任观”的国家, 强调成文法的作用。这些国家的会计目标或缺位或没有严密性的描述, 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出现, 并具有强制性。
(四) 文化因素
一般地讲, 发达的会计职业界和非高度统一的会计制度体系都有利于建立合理的会计目标, 而弱小的会计职业界、高度统一的会计制度体系都不利于建立合理的会计目标。
(五) 教育因素
英、美、法、德等国家国民一般教育水平和会计及相关专业人员的专业水平相差不大。东欧国家和我国属于转轨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及发展中国家, 国民的普遍教育素质不太高, 如果会计目标定位过于复杂, 则会影响会计目标的最终实现。
四、对我国会计目标定位的现实思考
从新准则对会计目标的科学定位可以看出,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目标应该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并行。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 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范围不断拓展, 不同时期对会计目标定位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
(一) 我国现阶段会计目标的定位
由于我国当前资本市场尚不成熟, 因此, 我国近期会计目标的定位应是:以受托责任观为主, 决策有用观为辅。即在真实的反映会计主体受托经营责任履行情况以及经营效果的基础上, 通过多种形式向现存的或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关于企业的资产状况、盈利能力以及偿债能力、现金流量的数量及分布等会计信息。也就是以受托责任观为基础的信息经过加工后使其转化为适应特定决策者需要的有用信息。
目前, 我国财务会计信息应当采用有差别的披露。对于国有企业及非上市公司而言, 应以受托责任作为目标。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使用者较少, 所以应主要考虑受托责任。而对于上市公司, 由于其信息的使用者较多, 所以应以决策有用作为最终目标。这样, 既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公允性, 又能满足特定信息需求者的需要, 基本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二) 我国未来会计目标定位的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体制的完善, 经济业务日趋复杂, 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范围不断拓宽, 不久的将来, 随着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与完善, 必将确立决策有用观的主导地位。“决策有用性”是指对信息使用者有用, 而信息使用者包括投资人、债权人以及委托人等相关各方。因此, 决策有用观实际涵盖了受托责任观。随着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遇会大大增加, “决策有用性”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总之, 会计目标是不断发展的, 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受社会经济环镜、企业目标及会计本质属性的制约。在不同的时期, 会计目标是不同的, 要根据具体的国情而定。因此, 就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国会计目标的选择必须考虑会计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尤其是市场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 结合我国近、远期的经济环境, 才能切实解决好我国会计目标的定位问题。
摘要：会计目标历来是会计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会计目标的内涵入手, 对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主要会计目标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研究环境因素对会计目标定位的影响, 有利于对我国会计目标定位的模式和未来会计目标定位的发展趋势做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会计目标,会计环境,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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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比较 篇10
关键词：合营安排,比较,评述
一、引言
当前国际上通用的IFRS 11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于2011年5月发布的, 它取代了之前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1号 (IAS 31) 和解释公告第13号 (SIC 13) , 是关于合营安排的一项单独会计准则。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合营安排的单独会计准则, 只是将相关内容放在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应用指南和相关讲解中予以规范。2001年1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投资》只是在长期投资中区分了控制与重大影响, 要求分别使用成本法与权益法予以核算, 但并没有涉及合营安排的定义、分类及其会计处理。2006年2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虽然明确了合营企业、联营企业适用于本准则, 也在应用指南中含有“共同控制经营和共同控制资产”的单独内容, 但规定仍较为简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合营安排日益增多, 实务界、监管部门等在企业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需要一套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单独制定的会计准则以规范合营安排各参与方的会计处理。另一方面, IFRS 11也在2011年5月份发布, 为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 也需要对合营安排单独制定一项会计准则。在此背景下, 我国财政部于2012年11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号———合营安排 (征求意见稿) 》及其起草说明, 并在广泛征求相关意见之后, 于2014年2月份正式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CAS 40) 。
二、CAS 40与征求意见稿的比较
CAS 40与2012年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 没有太大的变动。主要有以下变化:
(一) 解释性定义的增加或减少。
这里所说的解释性定义是指在某些条款中出现的, 需要对其进行解释以便使用者阅读和理解的用语。与征求意见稿相比, CAS 40中的解释条款有所改变: (1) 增加了“集体控制安排”的定义。 (2) 删除了对“保护性权利”的解释说明。个别解释性定义的增加或者减少不会导致根本性的变化, 但有了解释性条款之后, 方便使用者理解相关条款, 有助于其更好地利用该条款指导实务工作。
(二) 个别用词的不同。
在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之后, CAS 40的用词趋向于更加准确精炼。例如, CAS 40将“与合营安排中权益相关”改为“与共同经营中利益份额相关”。权益与利益份额指代的范围不同, 权益是指权力和利益, 范围比利益份额广一些。所以之前可以确认的资产和负债, 也许之后就不再可以确认了。
(三) 个别要素核算范围的改变。
CAS 40第十六条“合营方向共同经营投出或出售资产等 (该资产构成业务的除外) ”, 其中的资产为不构成业务的资产, 而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表述为“子公司除外”。“构成业务”与“子公司”在范围上不一致, 该区别会导致相关业务的实务处理不一样。
(四) 其他考虑因素的增多。
一些因素在征求意见稿中未曾出现, 但在CAS 40中被考虑进去, 如第十条增加了“对权利和义务进行评价时应当考虑该安排的结构、法律形式以及合同条款等因素”, 这使得对权利和义务进行评价时所要考虑的因素得已明确。
三、CAS 40与IFRS 11的比较
(一) 从结构上看, 两准则存在差异, 各部分涵盖的内容也不一样。
CAS 40分为6章23条, 包括总则、合营安排的认定和分类、共同经营参与方的会计处理、合营企业参与方的会计处理、衔接方法和附则。IFRS 11除了引言和附录之外, 正文分为7个部分27段, 包括目标、范围、合营安排、共同控制、合营安排的类型、合营安排参与方的财务报表与单独财务报表。IFRS11的目标单独构成一部分 (目标) , 而CAS 40第一章则包括准则制定的目标、合营安排的定义及其特征、合营安排参与方的范围, 以及合营方权益披露使用的会计准则。IFRS 11第二部分 (范围) 单独列出, CAS 40并没有单独列出来。CAS 40第五章 (衔接方法) , IFRS 11不存在此部分。其余的一些部分, 则是由于排放顺序不同所导致的结构上的差异。例如, IFRS 11第三部分 (合营安排) 的第四、五段的内容, CAS 40则是放在了第一章 (总则) 。
(二) 从内容上看, 两准则存在许多异同。
本文以IFRS 11的7个部分为框架基础, 将IFRS 11与CAS 40进行比较。从目标来看, 两个准则的侧重点不一致, IFRS 11侧重财务报表的编制, CAS 40侧重会计处理。IFRS 11有单独财务报表部分, 给出了共同经营者或合营者以及参与合营安排但未对合营安排形成共同控制的参与方在单独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处理, CAS 40没有这部分内容。其余的4个部分, 具体比较结果如下:
1. 合营安排 (主要对应部分:
CAS 40第一章第2条) 。IFRS 11规定, 合营安排是由两方或多方共同控制的一项协议。其特征为: (1) 参与方由合同性协议予以约束。 (2) 合同性协议授予两方或多方共同控制该项安排。对于一项共同控制安排, 没有任何单一的一方能够独自地控制该安排, 任一参与方均能控制阻止其他方或一组参与方控制该安排。CAS 40规定, 合营安排是指一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安排。具有下列特征: (1) 各参与方均受到该安排的约束。 (2)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对该安排实施共同控制。任何一个参与方都不能够单独控制该安排, 对该安排具有共同控制的任何一个参与方均能够阻止其他参与方或参与方组合单独控制该安排。可见, 两个准则中合营安排的定义和特征基本相同, 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控制, IFRS 11定义合营安排是“一项协议”, 而CAS 40则是“安排”。
2. 共同控制 (主要对应部分:
CAS 40第二章5-8条) 。在此方面, 两个准则的异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 对于共同控制的定义, 两个准则基本相同, 都是通过合同对一项安排的协议性共享控制, 而且仅在相关活动的决策需要共享控制的各方一致同意时存在。 (2) 当所有参与方或一组参与方必须一致行动才能决定某项安排的相关活动时, IFRS 11将其定义为协同控制该安排, CAS 40将其定义为集体控制该安排。 (3) 对于判断是否存在共同控制, 两个准则的步骤及条件基本一致。 (4) 两个准则中的合营安排的参与方都分为存在共同控制和不存在共同控制的情况分类, IFRS 11因为具有“主体必须通过判断来评估所有主体或一组主体是否控制该安排, 在主体评估时, 必须考虑所有的事实和情况, 发生变化时, 主体应重新评估是否依然共同控制一项安排”而表述得更加具体。
3. 合营安排的类型 (主要对应部分:
CAS 40第二章9-14条) 。两个准则都将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 除此之外两者还存在以下异同: (1) IFRS 11将合营安排参与方分成了共同经营者和合营者, 而CAS 40将其统称为合营方。 (2) 关于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的定义基本一致。 (3) 当参与方受到框架协议约束时的内容, IFRS 11表述更加详细清晰, 而CAS 40引入“单独主体”部分划分共同经营或合营企业的部分, IFRS 11未曾涉及到。 (4) 当事实和情况发生改变时, 两者都会对合营安排的分类进行重新评估, CAS40的表述更为具体准确, 涉及到了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4. 合营安排参与方的财务报表 (主要对应部分:
CAS 40第三、第四章) 。IFRS 11分共同经营与合营企业分别介绍了参与方的财务报表处理方法。具体比较结果见表1。
四、评述
CAS 40与其征求意见稿相比, 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只是做了局部的修改, 完善了我国的合营安排准则。我国的经济日益发展, 合营安排不断增多, 所以有一项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来指导合营安排的会计处理就显得十分重要。另外, 准则修改之后与国际会计准则更加趋同, 例如, “对权利和义务进行评价时应当考虑该安排的结构、法律形式以及合同条款等因素”在征求意见稿中不存在, 但出现在修改之后的CAS 40中, 与IFRS 11一致。
CAS 40与IFRS 11相比, 存在着不足之处, 但也有长处,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 在IFRS 11中, “合营安排的定义及其特征”、“共同控制”是单独列出来的, 而CAS 40则将前者放在了第一章 (总则) , 将后者放在第二章 (合营安排的认定和分类) 。笔者认为, 在该准则中, 合营安排、共同控制等的定义和内容是比较关键的, 可以单独列出来。我国的合营安排准则中没有“单独财务报表”部分, 但是单独财务报表与合并财务报表的使用者不同, 对信息的要求也不同, CAS 40未对单独财务报表做出合营安排的规范, 应当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补充, 增加我国会计准则的可操作性。 (2) IFRS 11将合营安排分类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 并把各自的参与各方分别称为“共同经营者”和“合营者”。在“合营安排参与方的财务报表”中, 就分为了共同经营者和合营者分别讨论如何确定各自的权益。这样的分类使得结构更加合理, 易于读者的阅读。CAS 40虽然在合营安排的分类上和前者保持一致, 但是将参与各方统称为合营方, 这将增加阅读者的难度, 当出现合营方时, 其还要区分是共同经营的参与方还是合营企业的参与方。所以在参与各方的分类上不如IFRS 11合理化。 (3) CAS 40也有其相对更合理的部分。比如, 我国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相关规定, 引入了“单独主体”的概念, 并将其作为某合营安排划分为合营企业的必要非充分条件。IFRS 11中也涉及“单独主体”, 但只是在附录中提及, 不能很好地指导实际工作。又如, 我国会计准则的第五章为衔接规定, 该部分主要规定了首次采用本准则的企业以及合营企业重新分类为共同经营时, 合营安排的会计处理方法。合营安排之前并没有正式的准则, 所以在正式准则颁布之后, 很多企业可能要按照新规定进行重新评估, 之前的分类可能有所改变。所以这个部分对实际工作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但是IFRS 11并没有单独涉及此方面的内容, 在其他部分中也很少提及, 在指导实践工作时可能会存在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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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比较 篇11
关键词：发达国家 职业教育 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5（a）-0208-01
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尤其是在职业教育体系方面缺乏系统科学的管理体制，因此，很难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相媲美。目前，我国的教育部门和其他国家职能部门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各职能体系之间相互独立，缺乏资源交换的形式，使得教育资源分散，大大阻碍了职业教育管理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我国需要借鉴国外职业教育管理的先进经验，完善体制创新，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1 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1.1 终身学习的思想认识
在国外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中，终身学习是一种已经深入人心的教育指导思想，并成为许多国家教育部门共同追求的目标。从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当中就提出了“学习化社会”的概念，发达国家将终身学习的概念深入地灌输到了职业教育当中，其概念本身就超越了学校的正规教育理念。在概念中，强调“满足每个人在学校与工作中不断学习之需要的唯一出路就是学会学习”。因此，在国外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职业准备教育—就业培训—岗位培训—晋级、专业、再就业培训的全程学习模式，也就是今天所鼓励的“大职业教育观”。
1.2 政府的高度重视
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一个逐渐规范的过程，也是国家对职业教育的一个管理过程。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会在教育部或者劳工部下设立职业教育局或者职业教育培训局来对职业教育进行全面管理，还有的国家在以上机构的基础上，再设置单独的专职培训机构。其中，英国早在1992年就将教育部和科学部合二为一，称为“教育与科学部”，并且长期以来，英国是将教育和科学联合在一起强抓管理的。后来，英国政府发现本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相比缺少了教育活力，因此在原来的基础上，将学生的教育与就业直接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在一段时间内使教育与就业达到一种有机平衡，也就在同年将教育与科学部更名为“教育就业部”，并将原本两个部门的人才培养系统融为一体，通过政府的力量全面推行NVQ（国家资格证书）和GNVQ（普通国家资格证书），从而大大提升了英国的职业教育水平。到2001年，英国又发现就业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太过复杂，一个部门也很难进行高效的操作，因此，将原本学生进入社会的一次性联结调整为教育和学生终生学习、工作、生活的深远联结，从而将教育就业部再次更名为“教育技能部”。通过这几次改善，如今的英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已经趋于完善，且培养出来的管理学术型人才以及管理非学术型人才（包括技能型人才）都能够满足各个岗位工作的需要。
1.3 重视职业教育的立法
法律能够保障职业教育的规范性，决定职业教育的相关职责。虽然每个国家的国情与教育机制都有所不同，但都可以通过立法的手段来促进职业教育体制的完善。发达国家往往会颁布专门的职业教育法律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管理力度，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
1.4 企业与职业教育的联系紧密
在职业教育领域，企业既是职业教育市场，也是职业学校产品的消费者。在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将企业融入进了职业教育当中。一方面，企业对职业学校的质量和学生素质都有明确的要求；另一方面，学校也要求企业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样一来，不仅加强了企业与学校的合作，还从本质上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英国政府颁布的白皮书中明确要求，在中央一级的国家职业教育管理机构中，要让工商企业界领袖占2/3的比例，在地方一级建立的机构中，要让地方企业家的比例占到2/3，这样不仅加强了企业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联系，还削弱了工会和学校机构在职业教育管理中的作用。
2 对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启示
2.1 加快建立职业教育法规
国家管理职业教育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立法，国家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法规，使职业教育的管理能够有法可依，有据可行。虽然我国在已有的《教育法》基础上已经颁布了《职业教育法》《就业准入制度》《继续教育条例》等诸多法令，但仍然存在法律体系不够完备，法律执行力度不严的問题。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更加明确的细则处理办法，使各项工作能真正落到实处。地方政府要根据当地现状，对职业教育进行细化管理，从而才能提高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
2.2 灵活办学形式
在这一点上可以参考澳大利亚的一校多制的方式，也就是在一个学校中实施多种制度。在我国，职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是独立的两个部分，职业技术教育往往不包括社会上的职业培训。而在澳大利亚的职业技术学校中，既有职前教育，又有职后教育，既有全日制教育，又有社会业余培训的形式。这样办学，不仅可以扩大生源，还有利于学校的未来发展。
3 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支持，要加强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保证政府、企业、学校、学生四者能够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我国的职业教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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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家哺，彭蝶飞，屈中正等.发达国家地区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比较研究及启示[J].高等农业教育，2006，2（2）：78-85.
相关比较 篇12
国际物流是指当生产和消费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或地区) 时, 组织货物在国际间的合理流动, 即发生在不同国家间的物流活动。保税是指货物进口后、保持一种暂不交纳相应关税的状态, 保税制度是指经海关批准的境内企业所进口的货物, 在海关监管下, 在境内指定的场所储存、加工、装配, 并暂缓缴纳各种进口税费的一种海关监管业务制度。保税物流可定义为:货物在进出口过程中处于保税状态, 在海关的监管下进行的运输、存储、加工等物流活动。
保税物流与一般的物流系统没有本质区别, 追求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作效率与反应速度。但海关为了保证进出口货物的合法性, 防止企业可能的偷税、逃税、漏税, 需要制定一系列严密、规范的程序来保证保税制度的执行, 海关监管追求系统的可控性、严格性。正是由于保税物流是在物流的基础上叠加了海关监管与保税制度, 而海关监管的严格性与物流运作的效率性存在“二律背反”, 加大了保税物流的管理难度。
近年来, 我国加工贸易持续增长, 占我国GDP总值近一半。但与之相配套的海关监管资源增长有限, 因此产生了与加工贸易、国际采购、国际中转等业务相关的保税物流瓶颈问题。本文针对我国目前加工贸易的保税监管有关政策, 结合欧盟目前的政策体系进行比较研究。
2. 我国保税监管中的关键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后, 我国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加工贸易在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开始发展。加工贸易发展初期主要依靠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为主, 珠三角地区的交通便利、制造成本等区域优势, 同时配合国家陆续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 为境外投资人提供了加工贸易的盈利模式, 珠三角地区陆续成功地吸引了众多全球性跨国公司的投资。
优惠政策和保税制度是加工贸易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优惠政策能够有效吸引国外加工贸易投放我国, 是初期吸引外资的有效策略。早期的加工贸易所要求的保税物流政策相对较为简单, 但随着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的成熟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生产规模、质量、技术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较,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制造业已经从单纯的成品组装, 逐步形成了包括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及下游的分销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已经形成。目前国际500强企业已经有420家在我国建立生产基地, 一些跨国企业甚至把全球的研发、营销、采购等核心部门移迁到珠三角地区。这种具有核心技术、资本密集的现代化制造模式, 对保税物流政策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免关税待遇是加工贸易企业经营运作中的关键问题。加工贸易企业享受国家优惠政策, 进出口原材料和成品受海关监管和保税, 加工成品出口时予以核销的管理机制。但传统的海关监管机制视我国为“加工区”, 且不具备国内供应与分销的功能, 规定成品必须出口才能核消。若加工贸易企业在国内采购、交易的原材料则视为内销 (国内销售) , 进口原材料则不享受免关税政策, 加工贸易企业必须缴纳视同进口的关税和增值税费。目前企业多采用“境外一日游”的方式来规避这一制度带来的不便, 即加工贸易企业的上下游交易只能把原材料或半成品出口到香港 (视为境外) , 经过海关核销出口手续后, 再原封不动地运输至企业。虽然“一日游”模式可让企业享受免税优惠又满足海关监管条件, 但也直接加大了企业的运作成本。
随着我国进口关税将逐步降低, 区域间的优惠政策趋于一致, 产品价格将逐步走向国际化。在产业集群和全球供应链运作模式下, 要求我国加工区环境演变为具有国际化特征的“自由区”。虽然我国的保税制度已经广泛应用到监管、税收、结汇、信用、交易、电子化等领域, 但目前的监管机制出现滞后, 致使加工贸易企业的原材料采购与供应难以满足敏捷供应链运作的需求, 其关键问题在于海关监管必须在政策、管理、运作模式、技术等方面进行创新。例如, 为解决“一日游”问题, 海关总署于2005年颁布了《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跨关区深加工结转的管理办法》, “一日游”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3. 欧盟相关政策分析
欧盟是一个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 (欧洲联盟的简称) 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 目前共有27个成员国, 总面积约为397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4.6亿, 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0.8万亿欧元, 居世界首位。在海关监管方式上, 欧盟视海关为经济机构, 海关的主要职责包括:以企业利益为主导, 负责监督实施和保障正当贸易, 对特定商品征收间接税 (主要针对石油类产品) ;对进口的不正常低价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对某些危机时采用保障条款来保证欧盟签署的协议和执行等。
欧盟积极推行视联盟为一个统一大市场的自由贸易化原则, 实行“共同关税税则”、共同优惠和共同财政的政策, 使商品生产和流通均衡发展。海关对纳税的主体、纳税环节、纳税地点等方式均有清晰界定, 商品流通不视为进口或出口, 称之为输入和输出, 并由运输主体按月、季度形式申报。企业无需在货物入关时缴纳进口增值税, 只需定期进行申报。只有与非欧盟之外的国家进行商品贸易才视作进口和出口, 商品进口须办理《国际进口证明》, 出口商需向外贸许可证局申请《出口许可证》。欧盟海关对进出口到欧盟统一大市场的第三国商品征收两大类税赋, 即关税和增值税。纳税的主体为消费商 (者) , 纳税设在最终交易环节 (中途买卖不纳盈利税范围) 、纳税地点则设在最终地, 这也是商品流通不视为进口或出口征税的理由。
欧盟海关以服务于企业为主要目标, 为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进出口外贸数据和信息, 如EICs、CORDIS、BC-NET、BRE等组织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其中欧洲信息中心 (EICs) 作为中小企业的“首选信息服务窗口”, 现已形成了覆盖整个欧洲经济息的价值具有较高的认同, 其统计数据以申报单及在内部交易申报单为依据, 并按不同形式分别以月度、季度及年度发表。
欧盟贸易促进会建立起合作伙伴搜寻活动和系统网络服务, 该活动网络遍布75个国家、拥有500多名通讯员和300名技术顾问, 为欧盟成员国及内部企业之间建立联盟, 为内部企业创造与国外公司合作机遇。委员会年均举办两次活动, 并对可能达成的合作项目进行讨论和谈判, 现已成功吸引70多个国家参加了欧洲伙伴计划, 每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500~2000家公司参与会谈。欧盟还设有多种类似机构, 组织企业的技术开发合作、项目合作和生产销售等, 促进企业之间既合作又竞争。
4.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欧盟与我国目前的加工贸易及保税制度方面区别主要在于: (1) 欧盟非常重视市场信息资源的建立, 主动提供贸易信息的收集与发布, 而我国目前主要依靠个人收集和公共互联网方式; (2) 欧盟采用单一的税管机制, 而我国则采用多个环节的税收管理, 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 (3) 欧盟的纳税对象为最终消费者 (商) , 中间交易人不需纳税, 而我国则买卖交易中的各个买卖商 (者) 均需要纳税; (4) 欧盟对货物的监管较为简单, 承运人可以采用普通运输工具, 而我国海关则要求货物载体以密封的方式来接受监管。通过比较可见, 欧盟的贸易政策及监管体系已经相对成熟阶段, 而我国则处在建设阶段和摸索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