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心理

译者心理（精选7篇）

译者心理 篇1

摘要：翻译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 将译者心理活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 使翻译学的研究更加人性化。要揭示译者心理活动规律, 翻译心理学势必要研究译者的翻译动机。本文将译者心理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将内部心理动机分为认知动机、自我实现的动机和审美动机。内部心理动机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引用相关名家译例阐明翻译内部动机对译者翻译实践的影响, 以验证译者内部心理动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性。

关键词：译者,内部心理动机,翻译实践,介入

翻译学是一门介于多学科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吕俊在其著作《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是这么给翻译学定位的:“翻译学很明显属于人文科学, 因为它的客体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客观表达”, 即文本。但翻译活动是跨语言、跨文化的涉及不同语言的社会性交流与传播的社会性的活动, 要受到社会习俗的制约, 所以翻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综上, 翻译属于综合学科。”翻译学涉及心理学, 与心理学结合有其必然性。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受多种心理机制的作用, 译者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译作的产生。翻译学要寻找内在心理机制和内部规律, 就必须与心理学的研究相结合。20世纪初傅斯年先生提出了“翻译心理学”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 国内学者开始了对翻译心理学的专门研究。颜林海认为, “翻译心理学是研究译者从接受原作 (理解原作到再现原作过程中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要揭示译者心理活动规律, 翻译心理学势必要研究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动机, 即“为什么翻译”的问题是一个必须要解答的根本性问题, 因为它影响译者的翻译方向和翻译态度, 决定译者选择何种文本进行翻译、用何种语言进行翻译以及采取何种文化立场及翻译策略, 最终决定翻译质量。

心理学认为, 在个体强烈需要, 又有外在诱因的条件下, 就能引起个体强烈的动机, 并决定他的行为。心理学大词典给出的“动机”的定义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内在力量, 激发和维持个体进行活动, 并导致该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倾向或动力”。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本文将译者心理动机分为外部动机和内在动机。鉴于篇幅有限, 本文只讨论译者内部心理动机。文章首先将内部动机分为认知动机、自我实现的动机和审美动机三类, 通过介绍一些著名翻译家的译文, 从以上三方面剖析翻译内部动机对译者翻译实践的介入。

一、译者内部心理动机对翻译实践的介入

1. 认知动机

译者的翻译动机首要是认知动机。认知是指人获得知识或学习的过程。当语言障碍影响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互相了解、互相学习时, 为了获得更加丰富的知识, 翻译活动便产生了。翻译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 是沟通各族人们的思想, 是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中国历史上佛经翻译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玄奘因感各派学说分歧, 决心西行求法以释疑惑, 往返17年, 行程5万里, 他作为一名译者, 具有强烈的认知动机, 不得真经, 誓不回还, 最终携回梵文经典650余部。回国后又组织译经, 其译经质量前所未有。中国洋务运动时期, 设立译馆大量译介西方科学著作, 都是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2. 自我实现的动机

方梦之将译者的工作心理分为完善自我、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每一个优秀的作品都承载着翻译人员的智慧和心血。余光中在谈到翻译者的条件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译者未必有学者的权威, 或是作家的声誉, 但其影响未必较小, 甚或更大。译者日与伟大的心灵为伍, 见贤思圣, 当其意会笔到, 每能超凡入圣, 成为神之巫师, 天才之代言人。此乃寂寞之译者独享之特权。”

翻译出完美的作品是译者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译者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坚强的意志力, 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不顾一切地要“实现自我”。正是译者的这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才会使他们孜孜不倦地伏案工作, 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 这是译者自我实现动机的写照。著名翻译家朱生豪一生中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作品, 他短暂的一生全都投入到了这项伟大的翻译工程之中。他尽其一生翻译莎士比亚就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

3. 审美动机

李泽厚认为审美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感性的、直观的、非功利的;另一方面又是超感性的、理性的、社会的、具有功利性。”审美主体对审美意向深层次的心理需求, 构成了审美主体的审美动机。《哲学大辞典》给出的审美动机的定义是:“指人对审美对象和审美活动的态度。”翻译的过程是审美的过程, 因为译者的翻译动机不乏对美的追求。刘炳善说:“译者倘能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精力、修养、才思、感情都倾注到自己的翻译工作中去, 他将会感到一种艺术创造的快乐——这, 我想, 也就是一个翻译工作者的最大幸福了吧!”林语堂在谈及翻译时曾讲到:“翻译于用之外, 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 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 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 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

北京大学许渊冲教授在唐诗翻译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主张以诗体译诗。他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尤其翻译诗歌时, 译者要力保原文的美学特质, 要领会诗人的思想感情和言外之意, 在传达原作的意境上下点工夫。逐字逐句对号入座的翻译无艺术感染力可言。许教授在译唐诗时, 很讲究句数、押韵和对仗, 提倡诗歌翻译要做到意美、音美和形美。在这种美学取向的翻译原则指导下, 许教授翻译了不少精彩的文学译作, 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用杨振宁先生的话来说, 他在用韵文翻译诗词时“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 跳得灵活自如, 令人惊奇”。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内涵深刻, 具有很强的美学价值, 具有不可译性, 是对译者极大的挑战。中文译本的译者韩少功先生深受原作艺术魅力的感染, 他没有因原作晦涩难懂就改变自己的审美态度, 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成就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优秀的中文译本。对于新时代的译者而言, 审美追求不应只局限于文学作品, 非文学领域的作品也具有美学价值, 也不应放弃翻译。例如, 科技英语在遣词造句上也有美感和美感再现的问题。商标翻译作为特殊的科技翻译, 也是一种艺术美的创造过程。是译者在深谙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特点、出口国或地区和进口国或地区的传统和文化、跨文化交际知识、广告学知识、心理学知识等的前提下, 对商标进行的审美提炼和艺术加工。翻译者不仅扮演译员的角色, 还担纲艺术家的角色。在翻译商标时也应该做到音、形、意的完美统一。

二、结语

本文从翻译心理学的实证角度出发, 以验证译者心理动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性为目标, 从译者内部心理动机的三个方面探讨了动机对翻译实践的介入。认识译者动机和翻译实践的关系, 一方面可以帮助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翻译出更为出色的作品, 另一方面可以指导人们更好地进行翻译批评与鉴赏。通过对翻译过程中译者心理动机的研究, 有利于构建翻译心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前景, 扩大翻译心理学的研究空间, 实现翻译学与心理学的真正意义的结合, 丰富翻译学的外延和内涵。

参考文献

[1]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2]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论译者主体性——译者身份的变化 篇2

一、传统翻译观

在传统的翻译观中, 译者常被看成是原作的仆人、媒婆, 甚至只是隐形人, 译者很难受到重视, 译作的地位低于原作的地位。如果译文译得好, 那是因为原作写得好, 但是如果译得不好, 那就是译者的问题, 译者并不能发挥主体性。译者甚至是隐形的, 人们在读译文的时候, 感觉文章是流畅的, 这种流畅的翻译使人无法察觉到这是翻译的文章, 译者也随之成为了隐形人。

在一些翻译家的观点中, 译者有不同的形象, 译者像仆人一样, 甚至只是原文作者的奴隶。在巴特看来, 原作者和译者的关系就像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一样。原作者就是主人, 对自己写的作品可以进行任何的修改, 可以搜集各种各样的素材放进自己的文章中,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思路对原作进行随意的添加或减少, 对原作有绝对的修改和创作的权利, 但是译者不行, 译者是原作和原作者的仆人, 他们必须要完全服从于原作, 服从于原作者。在德莱顿的观点中, 译者只是奴隶, 译者就像是奴隶一样在主人的庄园里劳动, 但是最终收获的成果全部归属于主人。原文的作者能够对文章进行随意的更改、调整, 使原文变得更好, 但是译者不行, 他们必须受到原作思想的制约。

从上面的这些传统的观点可以看出, 译者地位是很低的, 译者要完全服从于原作者, 不能对文章进行改写, 也不能对文章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创作, 译者只能在笼罩在原作者的光环下。译作的地位只是从属于原作的, 更谈不上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 或者译作是原作的来世。

但是现在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 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也纷纷出现, 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变得更加丰富, 翻译领域的研究也有可能与文学、语言学、人种学、人类学、社会科学等学科有更多的合作。译者的身份也随之开始转变, 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彰显。

二、译者主体性的涵义

关于译者主体性的涵义, 查明建进行了界定, 即“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的主观能动性, 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查明建, 田雨, 2003)

译者的主体性与翻译的主体性有所联系, 关于翻译主体性, 许钧认为“‘翻译的主体性’应该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 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 (许钧, 2003)

译者主体性在勒菲弗尔的操纵论、德国功能派弗米尔的目的论、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译作的地位也有改变, 成为了原作的来世、原作的第二次生命, 译者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三、操纵论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翻译学派对翻译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 把翻译与文化联系起来, 这也使对原文的改写和操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翻译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翻译, 译者由于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制约, 会将原文进行改写。勒菲弗尔也在他的著作中列举了大量对原文进行改写的例子。译者从以前仆人的身份进行了转变, 变成了“操纵者”。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体现。

“勒菲弗尔把翻译看成是折射而不是反射, 与以前把翻译看成是对原作的一面镜子相比, 提供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模板。” (Bassnett, 2010) 勒菲弗尔认为“改写包括翻译、编史、编撰选集、批评、编辑。很明显其它的改写形式有对电视、电影的改编等, 但是也有专业领域外的改写。翻译是最明显也是最易接受的改写形式, 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因为能够让作者和作品超越文化的界限。” (Lefevere, 2010)

勒菲弗尔认为, “翻译当然就是对原文的改写。不管意图是什么, 所有的改写就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操纵着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发生作用。改写就是操纵, 为权力服务, 从积极的方面看, 就是可以帮助文学与社会的进化。改写能够引入一些新的概念, 新的体裁, 新的方法。翻译的历史就是文学创新的历史, 翻译的历史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权力塑造的历史。但是改写也抑制创新, 在各种各样操纵存在的时代里, 对文学的操纵, 例如翻译,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 (Bassnett, Susan& Andre Lefevere, 2010)

翻译的文化转向让人们不仅仅只是从语言转换的角度来看翻译, 而是更多地把文章放在文化的背景中看。翻译决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而是一个复杂的行为。

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主要是影响翻译的因素。勒菲弗尔将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考虑到翻译中, 翻译还与其它很多学科有关联。译者的译文与周围的环境与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译者在翻译文章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文化背景因素。

除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以外, 赞助人对翻译也有影响, 专业人士会比较关注诗学形态, 掌握权力和资金的赞助人则会对意识形态比较关注。这样一来, 赞助人对译者的翻译进行了限制, 译者需要考虑到翻译时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从而对原文会进行修改。

勒菲弗尔还强调了改写及译者的创造性, 在历史和文化的领域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改写包括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改写、编撰选集、批评、编辑等。译者对原文进行改写, 对原文增加或减少内容, 对原文进行一些编辑和编撰, 以适应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由于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原作中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有不一样的地方, 通常会被改写, 重新编撰, 编辑等, 或者对原文进行增减, 以此来使译文符合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主流意识形态也会有所改变, 所以会出现译本变迁的情况, 各国的翻译不一致, 出现不同译本, 文学作品不受新的时代接受, 或者很多作品再经过好多年以后才被发现的情况。意识形态会发生改变, 但是诗学形态相比下来就相对比较稳定, 不易改变, 但也因为诗学形态的不同和意识形态的不同, 很多作品的翻译会采用归化的手法, 也可能不被接受。所以翻译的原文选材也受到限制。几种改写方法, 以及翻译就是改写这个概念, 对翻译和改写都起了一定作用, 也使译者在翻译文章时对文章进行了改写, 以适合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并对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进行反映。

翻译研究的操纵论使译者成为了翻译过程中的“操纵者”。翻译的改写概念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 翻译也不再只是语言间的转换, 而是从更深的领域中来考虑, 文化层面、现实的背景都成为了翻译中需要注意的因素, 勒菲弗尔提到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限制着译者和译文, 以及原作者和原文的许多方面, 也随之出现了一些为了适应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改写现象。这样的改写也使作品得到更多的接受和认可。译者成为了“操纵者”, 对原文进行了一定适应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改写, 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彰显。

四、目的论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目的论中对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体现。弗米尔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 是一种目的性行为。弗米尔认为翻译不是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 译者根据目的要求选择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弗米尔认为目的是决定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

翻译目的论的定义是在目的语背景下, 为目的语的目的, 和目的语环境读者, 生产一个文本。“目的论将翻译的焦点又对原语文本的再现转移到更富挑战性的译语文本的创作, 提升了译者这一翻译主体的主动参与性, 树立了译文和译者的‘中心’地位。使原文的语言和文体特点不再被视为翻译的唯一标准。” (李波, 张晶, 2010)

目的论中, 翻译标准、译者的地位、原文和译作的地位都有所改变。目的论的翻译标准比较多元化, “对等只是适合翻译目的的一种形式” (李波, 张晶, 2010) 。目的论中, 译者的身份角色多样, 是翻译的参与者、实施者、接受者、诠释者、创作者。译者可以根据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对原文进行一定的删改。这样的删改也使译者成为了译作的创造者, 译者的角色也进行了一定的转变, 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彰显。译者与原作者的角色也可以看成是平等合作的, 译者的身份得到了改变。目的论中, 译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编辑、再创造, 译者参与到创作中, 这也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发挥的作用和功能也有所显现。在目的论中, 译作和译者成为了中心, 处在了中心地位。

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对原文进行再创造, 对文章进行增减, 以实现其目的。译者和译作也不再处于从属地位, 译者对译作的创作起了作用, 译者也发挥了其主体性, 从原作的束缚中得以释放甚至是解放以实现其预期达到的目的。

五、本雅明思想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 本雅明的翻译思想显得也越来越重要。本雅明的思想与哲学有着一定的联系, 他的翻译思想中有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内容。本雅明曾写过《译者的任务》, 这篇文章中就描写了译者的任务, 即“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 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为了纯语言的缘故, 译者打破了他自己语言中的中的种种腐朽的障碍。” (本雅明, 2000)

在本雅明看来, 译作永远晚于原作, 译作让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 使译作具有新的生命。译作也被看成是原作的来世。译作使语言得到不断更新, 使语言得以成长。译作不会使原作黯然失色, 反而会使原作得到加强, 突显出纯语言。译作作为原作的来世也使原文得以继续存活下去。本雅明认为译作并不是为了读者理解文章的意思而存在。本雅明也将原作比作生命之花, 由于译作而使这朵花盛放, 也使原作得以保持年轻。本雅明认为译作并不是为了向原作看齐, 它有所改变和更新。翻译不仅不会遮住原作的光芒, 而且还会使原作得到加强, 生命得以继续。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用了很多种比喻, 例如果实和果皮, 语言密林, 瓶子和碎片, 圆和切线。花瓶的碎片可以重新拼接, 用胶水把它重新黏合成为一个更大的瓶子, 翻译也可以看成碎片形成更完整、更完善的语言。译作和原作的关系就像圆和切线的关系一样:“一个圆的切线只在一点上同圆轻轻接触, 由此便按照其既定方向向前无限延伸。同样, 译作只是在意味这个无限小的点上轻轻触及原作, 随即便在语言之流的自由王国中, 按照忠实性的法则开始自己的行程。” (本雅明, 2000) 所以译作和原作没有多少关系, 只是在一个点上轻轻触碰而已。

在本雅明的观点中, 译作和原作的关系, 不再是以前的译作服从于原作的关系, 译作是原作的新的生命, 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 译作的身份和地位有所改变, 而译者则成为了使原作生命延续的人。

六、创造性叛逆与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埃斯卡皮在他的作品中, 提出了“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对译者角色, 翻译研究有了进一步的贡献。在他看来译者的身份角色就像是创造性叛逆者一样, 译者成为了叛逆者, 有着自己的创造性, 能够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在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 他对创造性叛逆 (即创造性背叛) 进行了这样的解释:“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背叛这一说法的话, 那末, 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说翻译是背叛, 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考体系 (指语言) 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 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副崭新的面貌, 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字交流, 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 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埃斯卡皮, 1987) 在这一段文字中, 可以看出埃斯卡皮和本雅明的观点是有一定相似处的, 他也认为译作是对原作生命的延续, 使原作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埃斯卡皮还认为“翻译和背叛并不是空洞的形式, 而是对某种必不可少的现实的证明。凡翻译就是背叛, 不过, 当这种背叛能够使能指表明一些意思, 即使原初的所指已变得毫无意义时, 它就有可能是创造性的。” (埃斯卡皮, 1987)

在中国, 谢天振先生对创造性叛逆这一个概念有了一定的研究, 并在他的著作《译介学》中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一定的描述, 对创造性叛逆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发展。译者需要运用许多语言方式, 使读者对译文产生与读原作时一样的感受和艺术效果, 这样看来, 原作和译作就像是同样的艺术品。谢天振先生认为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 而是更深层次, 更高要求的改写或创造过程, 文学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译者在翻译时候的情况, 不仅要受到原文的限制, 还要使译文变得优美。

文学翻译具有创造性, “它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但是, 与原作的创造性性质相比, 翻译的创造性性质还是有所不同, 它属于二度创造, 即再创造。” (谢天振, 1999) 其实译者的担任的角色, 也不仅是读者了, 还担任了创作者的角色, 译者的身份角色也随之有所改变。但是也要注意到的是, 译作的创作则来源于原作和原作者所描写出的现实。译者需要体会和把握好原作的人物的感情、思想等, 需要把这一切都表现出来, 这其实就是一种再创造。在很多时候, 译作可以经过再创造, 高于原作, 甚至比原作写得更好。

埃斯卡皮认为翻译的创造性使原文有了新的面貌, 与读者进行了新的交流, 使原作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表现为两种类型: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表现可分为四种: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值得注意的是, 文学翻译中的改编不仅仅是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 还有语言、文字转换改编的叛逆。创造性叛逆的观点赋予了译者更多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的身份和地位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译者从仆人也成为了“创造性叛逆者”, 译者具有了更多的主观能动性, 使译者能够对译文进行再创造, 而且译者也对原作生命的延续作了贡献, 使原作有了第二次生命, 有的译作甚至比原作更好。

七、结语

本文在上面讨论了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和译者身份的变化。传统翻译观中, 译者的地位以及译文的地位都是很低的, 都是从属于原作者和原作的, 译文就只是原作的复制品。在传统翻译观中, 译者只是仆人、隐形人甚至是奴隶, 原作者和译者的关系就是主仆关系。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各种翻译研究的学派、各种理论纷纷出现, 为翻译研究都作出了贡献。翻译也不再只是语言间的转换,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活动。翻译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对译者的身份和角色开始了重新定位, 译者也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性, 从原作的束缚中得到解放。译者的主体性也开始得到发挥和彰显, 译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勒菲弗尔的操纵论认为翻译就是改写, 译者也成为了“操纵者”, 对文章进行一定的修改, 使之符合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要求。目的论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 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而选择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目的论中译者具有了多重身份。本雅明认为译作是原作的来世, 使原作获得了新的生命, 译作和原作只是切线的关系, 与原作的关系不大, 从本雅明的观点中可以看出, 译者成为了“使原作生命延续的人”。埃斯卡皮也认为翻译就是叛逆, 翻译延长了作品的生命, 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译者成为了“创造性叛逆者”。译者主体性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译者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摘要：本文旨在简要地分析译者的主体性和译者身份的变化。在传统翻译观中, 译者被看成是原作的仆人、隐形人甚至是奴隶, 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就像是主仆关系。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以及翻译研究在许多领域中取得新进展, 译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彰显。

译者心理 篇3

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的活动, 译者风格类似于“一种指纹并通过文本中的一系列语言及非语言的个性特征体现出来。” (Olohan, 2004:147) 然而, 译者风格研究如此复杂症结在于:无论是脱离原文本仅对译文做研究或是脱离原作者仅将目标读者作为研究对象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针对以上问题, 更多的学者开始借助语料库研究方法, 以语料分析和数据统计为依据探究译者所特有的语言使用习惯和特殊的句法结构等特点。

为探讨在语料库辅助下对译者风格的研究策略间存在的异同, 文章选取在基于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a.“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Baker, 2000) ;b.“What happened to God and the angels:an exercise in translational stylistics” (Malmkjær, 2003) .本文通过对比研究, 具体将从研究方法应用、研究方法对比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通过上述对比分析, 对语料库辅助下译者风格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论述。

2 关于译者风格的定义

在对翻译文体及译者风格进行研究前, Malmkjær从语义和心理语言学两个方面探讨对译者翻译风格的影响。作者在阐述论述过程之前提出在分析译者风格过程中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以作为文章讨论的重中之重。她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语言的选择不仅受到文章文体和内容的制约, 同时源文本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与之相比, Baker运用House以语言应用及语言应用者为研究对象所提出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对译者风格做出初步的界定。随后, 将译者风格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两者相结合, 最终将译者自身的表达习惯作为影响译者翻译风格的核心因素并将译者风格定义为“留在文本中的一系列语言及非语言的个性特征。” (Baker, 2000:245)

3 研究方法应用

3.1 Malmkjær关于译者风格的研究

首先, 选取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作品英译本为分析对象, 从在1835年至1866年间在丹麦出版的111个童话故事的英文译本中选取六十份文本对翻译文体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由于研究所选用语料的规模较小且仅限于文学文本, 因此仅选取“The travelling companion”和“The wild swan”两则故事中的十个段落, 主要应用了对比分析的研究模式主要包括源文本、注释、评注以及译者翻译文本。其中源文本出自同一位作家且译文由同一位译者完成, 具体模式如下图:

Same ST—TT Same

Author ST—TT Translator

在语料库辅助的基础上, Malmkjær在语篇分析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应用语言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之所以难以界定主要原因在于“其缺少自身独有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以及相应的一套研究和实践方法。” (Dornyei, 2007:35) 尽管翻译研究仅是语言研究的一个分支, 在译者风格研究过程中定性研究仍被广泛应用。Dornyei曾提到“语言习得和应用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受到社会因素, 文化因素以及语言环境的影响, 因此定性研究对于与语境相关的语言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Dornyei, 2007:35) 由此可见, 定性研究不仅可以从语言因素还能够从语言外因素如翻译规范、翻译目的等方面对译者风格进行研究。

在具体论述过程中, 首先引用四段译文并阐述以该文本为译者风格研究对象的原因。通过Dulcken与Howitt的译本对比, 作者认为前者的译文在保持个人风格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和个性。例如译者沿用了Tommelise原文中的词汇“spittoon”和“barleycorn”并没有舍弃原文中包含的不文雅词汇和意向。文章第四部分, 作者从两则故事中选出了十个段落并以“原文—注释—译文”的模式进行对比研究并发现在Dulcken的译文和与文本中宗教语言和宗教氛围具有显著的差异, 译者似乎不愿过多运用类似“God”、“Lord”等特殊名词。译者试图应用特定的象征及隐喻等手法来表述原文意向, 通过具体的例证作者对此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归纳。

3.2 Baker关于译者风格的研究

文章中对译者风格的探讨是在语料库这一新兴的翻译研究方法的辅助下展开的。Lauridsen (1996:67) 认为“研究者可以在两种情况下应用翻译语料库, 即语言分析的目的是对翻译过程作出评估或者是在某个翻译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批评”。翻译语料库的存在将翻译研究转化为实证性研究, 正如Baker提到的“语料库语言学领域技术和研究方法的进步将对翻译研究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 (Baker, 1993:233) 在语料库的辅助下, 文章的分析结构主要如下:

Author a ST→TT Author a

Author b ST→TT translator a Author b translator b

Author c ST→TT Author c

涉及到语料库辅助下的翻译研究方法, 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是收集和分析数据的主要方法。Dornyei曾经提出定量研究过程中的三个步骤:“发现某个现象或某个问题;提出基本的假设;按照特定的步骤收集和分析实证性数据。”Baker在研究过程中以翻译英语语料库中的实证性数据为基础, 运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Baker在文章中主要关注的是在文学翻译中不同译者翻译风格的差异。主要论证Peter Bush和Peter Clark两位译者所展现出的彼此不同的语言表达模式和表达习惯。为此, 作者从翻译英语语料库抽取两位译者的译作, 并且上述译作的原作者不同, 原文本也选自于不同的语言。在翻译文本为语料的基础上, 译者主要从类符—形符比, 平均句长和叙述结构以及词项say为切入点对译者风格进行分析和研究。除此之外, 研究还涉及到例如动词过去时, 以“that”和“say”为统计数据关于直接宾语从句和间接宾语从句的分析。一些其他因素也对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有所影响如“原文本的选取, 译者自身所处的人文环境和语言环境以及相关的文化和文学因素。” (Olohan, 2004:150)

4 研究方法对比

4.1 数据收集

Baker文中所应用的数据主要选自翻译英语语料库并利用其强大的数据检索能力使所得数据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 因此研究者更加倾向于运用定量研究方法, 即应用特定的方法对某些现象进行客观的评估。语料库辅助下的研究方法正是客观准确收集数据的最佳方法并且能够对个别领域的专有词汇作出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与英国国家语料库 (BNC) 和柯林斯英语语料库相同, 翻译英语语料库是以翻译文本为收集对象并以不同文学体裁为标准创建不同的子库, 最终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客观的语料基础。

相比较, Malmkjær在论证中选取了两本童话故事中的十个段落作为例证进行分析。由于研究所选用的语料规模相对较小且通过文本分析进行论证, 因而更加倾向于定性研究。Olohan表明“定性研究的数据可以来自于很多途径, 通常情况下数据会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尽管定性研究的数据会略显庞杂或繁冗, 然而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只会对文本中具有代表性的词汇和句式进行重点剖析论证。

不难看出, Baker以定量研究为依据抽取了相对较为庞大的数据来探析两位译者翻译风格存在的差异。这就对翻译语料库的文本容纳量提出了客观的要求, 正如她所讲“英国国家语料库中收取的是大量的语段, 而翻译英语语料库中包含的是整个语篇。” (Baker, 2004:167)

4.2 数据分析

(1) Malmkjær文章中对文本的分析是以语篇形式尤其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如上所述, 定性研究方法下的分析表述更加倾向于以语言为主要手段。Baker以语料库辅助的研究方法中论证主要基于语料库所提供的数据和较为简洁的文本分析, 通过对词汇、短语以及句法结构的检索对具有代表性的语言现象进行分类和论证。

(2) 从数据分析模式的角度看, Baker采用了直线式的论述结构:选取与研究相关的文学作品译本, 通过翻译英语语料库进行相关检索, 收集、筛选、对比所得数据, 获取最终结果。相比之下, Malmkjær数据分析时采用了曲线结构。基于文章的需求, 作者在论述过程中重复应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数据转换等步骤。此外, 两位学者还在论述过程中对论证内容作出了具体的分类, 如Baker就从四个方面探究翻译语料库检索出的数据包括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叙述结构以及词项“say”。

5 语料库对译者风格研究的影响

(1) 翻译英语语料库作为语料库翻译学领域的先驱为翻译研究尤其是译者翻译风格的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充实的数据基础。“数据库中包含多种语言作品的英文译本, 且依据不同文体如小说、自传、新闻、杂志等进行了系统的分类。” (Kenny, 2001:58) 文章中Baker选用了小说和自传两种文体作为分析模板。

(2) 语料库辅助下的翻译研究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出翻译的广泛特征包括“显化, 简化和泛化” (Baker, 1993:243) 。例如显化意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倾向于运用多种方法忠实完整地将原文呈现给读者, 而不是遗留一些模糊或不准确的信息。因而, 类符—形符比和平均句长可以证实译者的译文是否由于显化的需要而比原文本篇幅复杂。通过比较, 可以清晰地发现Bush在翻译过程中比Clark应用了更多的复杂句式以达到译者期望的效果。

(3) 在语料库辅助下的译者风格研究主要倾向于定量研究的方法, 且通过百分比的形式清晰地对比出不同词汇使用频率的差异。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 这是语料库翻译研究不可比拟的优势之一。例如, 通过语料库的词汇检索和数据统计, 两位译者使用词项“say”的频率即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使用频率显而易见。

6 结语

长期以来翻译被认为是一项非创造性活动, 译者不能有也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翻译风格。然而随着译者风格研究的深入发展, 更多的人意识到与语言特征和表达习惯相同, 译者的确拥有属于自身的翻译风格。本文通过对两篇探析译者风格文章的研究对比, 探讨在语料库辅助下的译者风格研究的具体方法及应用。翻译语料库为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更加客观的平台, 研究者可以从多层面、多维度对不同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和研究, 从而探析译者独有的语言风格和表达习惯。

然而, 语料库辅助下的译者风格研究仍然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例如:语言外因素包括翻译规范、翻译文本目的等内容的缺失以及翻译语料库自身的局限性。但是, 随着译者风格研究的深入和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 该领域将会有深入长远的发展。

摘要：随着译者风格研究的深入, 更多的学者意识到译者拥有属于自己的翻译风格包括语言特征和固有的表达习惯。在此过程中, 语料库辅助下的译者风格研究逐渐受到认可和接纳。翻译语料库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数据并通过多维度多层面的比较使研究结果更加全面和客观。本文主要通过对比两篇译者风格研究的文章探析语料库辅助下的研究方法在译者风格研究中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翻译风格,语料库,普遍特征

参考文献

[1]Baker, Mona.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Target, 2000 (2) .

[2]Boase-Beier, Jean.Styl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Manchester:St.Jerome, 2006.

[3]Dǒrnyei, Zoltán.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and mixed methodologie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3.

[4]Kenny, Dorothy.Lexis and creativity in translation:a corpus-based study[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 2001.

译者心理 篇4

关键词：翻译本质,翻译目的,忠实原则,自由原则

在《译者的任务》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1923) 一文中, 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从哲学的层面对翻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 并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翻译的本质, 在文中提出的诸多翻译观点是对传统翻译观的背叛。本雅明对译者任务的解读主要针对文学翻译的范畴, 他认为翻译不是为了不懂得原文的读者而做的, 正如“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的过程中, 观赏者的因素从未带给人什么收获, 然而艺术作品却从未关注过人对它的回应”[1] (陈德鸿、张南峰, 2000) 。

如果翻译不是为了不懂得原文的读者而作, 那么翻译的目的何在?本雅明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翻译的本质, 提出“纯语言”的概念, 认为译者的任务是在翻译中通过再创作释放束缚在原作中的纯语言。由于“纯语言”隐藏在原作中, 在翻译实践中很难把握, 于是翻译便陷入不忠或不可译的窘境。本文从探究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入手, 重新审视翻译的目的与功能, 以揭示翻译的本质。在此基础上, 译者的任务被解构为语言和语用两个层面, 从而突破了本雅明从“纯语言”层面对译者任务的单一解读, 无疑对翻译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一、原文和译文的关系

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原作赖以存在的温床, 脱离了那个特定的环境, 原作的生命便宣告终结。一部作品如果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得以流传, 就要归功于翻译。“翻译是一个脱胎换骨, 灵魂转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语言的转换, 原语言的土壤变了, 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寂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2] (许钧、韩少功, 2003:203) 。正是由于原作所处的“文化语境”在译文中得以“重新构建”, 从而原作在新的文化土壤中获得全新的理解, 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得以延续。正如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所说:“正如生命的各种显示与生命的现象紧密关联而对生命没有意义一样, 译文源自原文。与其说源自其生命, 毋宁说源自其来世的生命……在译文中, 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 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3] (陈永国, 2005)

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 原文和译文地位的高低之争从来就没有定论。当一部译作获得了来世的生命, 译文在译入语读者中与原文在原文读者中达到的效果相同, 那么这部译作便跟原作一样成功。但是, “如果我们认为一部译作很成功, 它难道不是已经成为原文的他者?”[4] (Marilyn Gaddis Rose, 1997:5) 翻译的论题通常在“忠实”观念的支配下展开, 译者始终致力于寻找实现“忠实”的途径 (如“神似”和“形似”、“异化”和“归化”) , 却对“忠实”和原文的“意义”这些概念本身鲜有质疑, 导致译者的角色不停地变换, 从最初对原文的“愚忠”到后来的“背叛”, 再到后来寻求原文和译文地位的平衡 (“形神兼似”) , 因而译文在对原文的忠实与背叛之间摇摆不定。尽管如此, 在原文后来的生命里, 其形式和意义都在不断转变。

二、翻译的目的和本质

1. 翻译的目的

本雅明认为, 译者的任务是“在翻译的语言里找出可以在原作内唤出回响的意向”。译者不但要从原文中找出两种语言的内在联系, 而且要在译入语中表达出来, 因而, 翻译的终极目的是“表达语言内在联系”, 即源语 (source language) 与目的语 (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的内在联系。本雅明从“纯语言”的哲学层面来看待翻译, 认为翻译是在纯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复制与创作活动。这与道格拉斯·罗宾逊 (Douglas Robinson) 的观点不谋而合:“翻译如同招魂/通灵 (translation as channeling) , 即借助中介 (译者) 实现生者 (译入语读者) 与死者 (原作者) 的对话。”[5] (卢玉铃, 2004:57)

但是, 如果译者完全忽视译文的受众, 即译文预期的接收者, 则可能造成读者读不懂译文的情况, 原作者与译作读者的对话便无法实现, 翻译就失去了意义。因此, 对翻译目的的解读应该在上升到语意的层面, 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之后, 最后落实到语用的层面, 充分考虑译作在译作读者中的可接受程度。弗米尔指出:“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受众———译文预期的接收者。因此, 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篇。”[6] (诺德, 2006:15)

2. 翻译的本质

“对翻译性质本身的认识会决定翻译方法的取向”[7] (崔永禄, 2001:3) 。只有揭开翻译的本质, 译者才能明确任务, 进而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 准确地译出原文。“翻译把作品置于一个崭新的面貌, 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 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8] (罗贝尔·埃斯卡皮, 1987:139) 。本雅明也把译文看作是原作的“来世再生”, 从而使译文享有和原作一样的地位。他从文学作品翻译的角度分析翻译的功能与特点, 认为翻译“并不是陈述事实或发布信息”[2] (陈永国, 2005:65) , 因为以传播信息为目的的翻译会陷入迎合读者的误区, 以致无法传递原文的本质内容, 产生拙劣的译文。

好的译文源于对原文的准确理解。从翻译的过程来看, 翻译从对原文本的分析出发, 终于文本的再造。阅读必须从作品本文开始, 其目的既然是对作品进行诠释, 自然要受到文本的制约。[9] (艾柯, 1997:27) 由于存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 在目的语中不存在原文中对应的表达方式, 两种不同语言的等值转换便难以实现。不仅如此, 雅各布森所指出, 尽管各种语言都有同等的表达能力, 但是, 如果语言形式也表达意义, 如诗歌和双关语, 可译性就受到了限制 (《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s As-

pect of Translation, 1959) 。

原文的可译性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用某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是否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完全、确切地再现出来。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 指的乃是某些感情和艺术色彩, 以及文化特色比较浓厚的作品, 在传译时由于语言的差别而所能达到的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10]。原文的不可译性是导致翻译的忠实与自由二者矛盾的根源。

三、翻译的忠实与自由原则

1. 忠实原则

“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 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 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因此, 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 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12] (钱钟书) 。正是由于原文和译文的语言具有本质的差异, 译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语言风格的把握都可能出现偏差, 译者忠实于原作的努力最终却会带来不忠的结果, 忠实便成为翻译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境界。

实现原文到译文的转化不是在译文中机械地复制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而是在译文的语言里塑造原文的指意方式, 因为“原文毕竟提供了一个空间, 提供了某种客观性和实在性”[11] (许钧, 2002:25) 。尽管不可能实现对原文的绝对忠实, 但译者不应放弃忠实于原文的努力, 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 而且要忠实于原作的形式, 因为形式有时也表达意义, 在诗歌翻译中, 这一点尤为重要。

2. 自由原则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 又是译作的作者。在翻译过程中, 对原作进行阐释、再创作, 将原作转换成译文, 都离不开译者的主体性作用。正如鲁宾逊所说:“译者永远不是, 也不应该被迫成为不带个人色彩的转换机器……翻译应当从人出发, 特别是从译者的感受出发。”[13] (谭载喜, 2004:24) 因此, 即使是针对同一文本, 不同的译者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甚至作出截然相反的阐释, 由此产生不同的译文。

然而, 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并不是以译者为中心, 也不是否定忠实原则。译者只需改变以原文作者为中心、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传统做法, 充分考虑与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相关的社会、语言、文化因素, 对原文作出尽可能忠实的解读, 从而在译文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中准确地再现原文。

四、结语

尽管本雅明把译文看作原文来世的生命, 打破了译文从属于原文的传统观念, 从而让译文享有和原文平等的地位, 但他从纯语言的角度阐释翻译的本质, 并抽象地谈论翻译的忠实与自由, 完全忽略译文读者的存在, 否定了翻译的交际功能, 这种观点在翻译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此外, 由于纯语言难以把握, 从纯语言的角度来理解翻译便让译者陷入窘境。在翻译实践中, 再高明的译者也无法彻底解决不可译和忠实的矛盾, 因此, 本雅明所提出的理论只是翻译的理想境界。

译者的地位 篇5

译者的地位,一是指译者的社会地位,二是指译者的个人地位。关于译者的地位,张国敬探讨了译者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发挥的作用毫不相称的客观和社会原因, 阐释了译者的作用和影响。[1]龙佳红通过探讨传统译论对译者地位的边缘化及当代翻译理论对译者的重视,指出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主体,是原文的读者、 解释者和译文的创造者,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2]简·陈和安迪·郎通过对东南亚十个国家的译员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了译者的地位与翻译市场和国家经济形势的关系。[3]对马来西亚译者的地位进行的问卷调查研究表明,由于业余译员及非专业译员在翻译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导致当地专业译员的专业性遭到质疑,并影响到译员的整体社会地位。[4]综上所述,鲜有学者谈及译者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对译者地位的影响。本文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和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对译者的地位变迁及其原因、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来进行分析, 进而来论证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这两种能力对译者地位的影响,

二、译者社会地位的变迁

传统译学视原文和原文作者为无可争辩的绝对标准, 提倡译者的透明和隐形,讲究原汁原味的传达原文和原作者的主旨和意图,从而使译者的地位处于译学研究的边缘地位;而当代译学则承认并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强调译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译者的地位不再低于原作者,从而使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劳动得到了应有的尊重。[2]译者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劳伦斯·韦努蒂认为,浑然天成的归化和通顺给人以“透明”的错觉,[5]这实际上掩盖了生成译文的种种复杂因素, 尤其是掩盖了译者对原文的关键性干预和复杂的思维过程,从而遮蔽了译者的工作价值,这种翻译策略抹杀了译者的个性,限制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使其地位更加边缘化。笔者认为影响译者地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是不容忽视的。

三、译者语用能力和翻译能力对译者地位的影响

(一)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

语用能力指有效地运用语言知识以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和理解特定场景中话语的能力。[6]巴赫曼从测试学角度对语用能力进行界定与分类,语言能力可以分为组织能力和语用能力两部分:前者由语法能力和篇章能力组成;后者可进一步划分为施为能力和社交语言能力两种。[7]在总结语际语用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语用能力应包括如下层面:1. 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2. 传达与解读非字面意义的能力;3. 实施礼貌功能的能力;4. 实施会话功能的能力;5. 运用文化知识的能力。[8]陈新仁将语用能力界定为在具体语境中运用话语进行得体交际从而实现交际目的(包括行事、人际目标)的能力,并提出从语用语言能力、社交语用能力、语用认知能力和语篇组织能力四个维度对语用能力进行分析。[9]

翻译能力研究是西方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翻译活动来源于信息传递的需求,要求译员不能拘泥于语言结构本身,而要充分考虑交际活动的各项要素:如交际意图、对象、情境等,使译文不仅符合语言规则,而且符合交际要求,从而达到交流目的。[10]上世纪末,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学者就翻译能力建设问题开展了“翻译能力习得过程与评估”(简称PACTE)专项研究。他们认为,所谓的翻译能力就是译者工作时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体系,由双语能力、 语言外能力、转换能力、心理生理能力、工具职业能力和策略能力这六种能力构成,其中转化能力是核心能力。[11]随后PACTE的研究人员又对早期的翻译能力构建模式进行了重新修正,在新的PACTE模型中,翻译能力包含五种成份能力和一系列心理生理因素:1. 双语能力,指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翻译活动时必备的操作知识;2. 语言外能力,针对世界和特定领域的表述知识,包括有关两种文化的知识、百科知识及主题知识;3. 翻译专业知识, 特指与翻译职业和翻译市场有关的表述知识;4. 工具能力,主要为操作知识,包括获得并使用各类资料和信息, 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应用现代技术的能力;5. 策略能力, 是保证翻译过程的效率和解决翻译中所出现问题的操作知识;心理生理因素,专指各种类型的认知因素、态度因素以及心理机制。PACTE翻译能力模式无疑是迄今为止最复杂、最全面的翻译能力模式。[11]

(二)译者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对译者地位的影响

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对译者地位有一定的影响。一个合格的译者应具有各种知识、能力和策略,才能在翻译中运用自如,即翻译应建立在语言和语用的能力之上,这种能力的总和是一种复杂的认知网络,由知识、能力和策略构成。[12]纽马克《翻译探索》中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并对它们进行了区分。他认为, 语义翻译是一门艺术,只能由一个人承担,不能有不准确的翻译,但造成了认知意义和语用意义的走失,以语义翻译得出的译文一般不及原文;他强调交际翻译的语用等值。[13]1964年,奈达在《翻译科技探索》中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关注信息本身,即译语信息应当与源语信息尽可能保持一致,尽可能再现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后者则要遵循“效果对等”,即“译语读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与源语读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相同的”,它的目的是寻求与原文信息最贴近的、自然的对等语。[14]奈达认为,功能对等应优先于形式对等,要从读者的角度, 而不是从译文的形式看翻译,即要看译文能否为读者所理解,衡量的标准不在于译文中所用词语能否被理解, 句子是否合乎语法规范,而在于整个译文使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奈达的功能对等是等同于纽马克的语用等值的,他们都强调衡量译文的质量要看译文与原文是否语用等值,是否功能对等,即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决定了译文的质量,而译文的质量决定了译者的地位, 所以说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决定了译者的地位。

葛浩文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功臣,他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他在翻译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与纽马克的语用等值和奈达的功能对等是相一致的。 葛浩文先生在翻译中文小说时,非常注意对小说所处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把握。在翻译姜戎的《狼图腾》 时,书中有许多蒙语词汇,他就专门找到来自内蒙古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帮忙。他说:“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 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15]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孟庆澍说:“文学是门语言艺术,如果翻译者的水平低,自然难体现出原作的水准。亚洲很少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作家用的不是英法等语言,作家的作品需要经过翻译才能被其他国家的人阅读。而翻译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外国评委对作家的判断。莫言的大多数作品都由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所译,其精准程度令人信服。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里最大难因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花很大力气加以解释。”良好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就要求译者不仅具有基本的双语能力,更要具备语言外能力。葛浩文采取功能对等的翻译方法,使得译文符合译入语国家的文化, 从而奠定了自己在翻译界的地位。

傅雷先生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 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他认为翻译就是要把译者自己理解和领悟了的,用相应的文笔和风格表达出来。[16]理解致力于达意,领悟作用于传神;传神是更高范畴上的达意。半个多世纪以来,傅雷先生以自己显赫的译绩、别树一帜的译论、精益求精的译技、自成一家的翻译风格和堪称楷模的译德,奠定了他法国文学特别是巴尔扎克作品权威翻译家的地位,“傅先生以‘行文流畅、 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见长,因而形成了‘傅雷风格’, 其译文尽量合乎中国固有的语法,善用成语而绝少病句”。[17]“拿傅雷译文与法文原文对照,读到精彩处,原著字里行间的涵义和意趣,在译者笔下颇能曲尽其妙,令人击节赞赏!”[18]傅雷先生出色的翻译能力和语用能力, 是他总是从读者角度出发,关注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讲究语用等值与功能对等奠定了他翻译界的权威地位。

四、如何提高译者地位

译者地位的高低取决于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 译者只有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才能准确理解原文,恰如其分地表达其语义内涵,既译出原文之“形”又译出原文之“神”,才能被读者或客户所接受,从而逐步提升自身的地位。2011年因在两会记者会现场流利地翻译温总理引用的古诗词而走红的张璐就是对译者地位最好的诠释,她出众的翻译能力奠定了她成为国家领导人首席翻译的地位。

其次,译者应具备一定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傅雷先生这方面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对工作极其热情, “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得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原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他要求自己:“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19]凡有志于翻译工作的人,就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倾注极大的热情,耐得住寂寞,做好长期伏案工作的准备,养成一丝不苟、 严谨认真的好习惯。只有当译者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才能受人尊重,才能获得其应有的译者地位。

五、结语

论译者的素养 篇6

翻译 (Translation) 是不同民族、语种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转换形式, 它“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 (话语) , 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 (巴尔胡达罗夫著:《语言与翻译》 (蔡毅等著)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895年版, 第一页) 。从翻译的定义可以看出, 翻译是一种不同文化的交流, 而在这种交流中却要原汁原味地保留纯种文化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种原汁原味的保留比创作更艰难, 这就要求译者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素养。

2. 双语能力

双语能力包括拥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 熟悉翻译理论及常用方法和技巧。

一是对译出语有较好的掌握能力, 这样才能正确弄清词义、理解习语、分析清语言结构和句子结构、理顺逻辑关系等, 这是做好翻译的基础。如:Last evening I went to a do held by our China Study Group.“do”表示集会娱乐宴聚;猫哭老鼠———洒鳄鱼泪 (shed crocodile tears) ;He bough a picture of house which many people thought to be a replica. (他买一张那房子的画, 很多人认为那张是件复制品。) 。

二是对译入语有良好的驾驭能力。在翻译过程中,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是行不通的, 译者只有把自己理解的内容用符合译出语的规范的语句表达出来才算完成了翻译的过程, 使译文读者在读译文时, 和原文读者在读原文时有着大体相同的感受。如:Unless you’ve an ace up your sleeve, we are dished. (除非你袖中藏有王牌&除非你有锦囊妙计, 否则我们是输定了。) 。

同时译者要熟悉一定的翻译理论和常用技巧, 以便在具体的翻译中得心应手。如直译:“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 要能表达原作的精神;意译: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重在保存原文的思想内容;直译、意译兼顾;音译;归化法和异化法。如:Don’t cross the bridge till you get to it. (不必过早地担心。) ;High buildings and large mansions are springing up like mushrooms in Beijing. (在北京, 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

3. 专业条件和百科知识

专业条件体现在不同的文体翻译, 各种文体有着它自己的专业内容和行话, 译者要对所翻译文体基本内容和行话的运用有所了解。文学翻译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和其他文学作品的翻译, 着重情感内容、修辞特征及文体风格的传达。实用翻译有科技资料、公文、商务或其他资料的翻译, 强调实际内容的表达 (英国, 萨瓦里《把文学翻译比作绘画, 把科技翻译比作摄影》) 。如:文学体Years may wrinkle the skin, but to give up enthusiasm wrinkles the soul.Worry, fear, self-distrust bows the heart and turns the spirit back to dust. (岁月能在脸上刻上痕迹, 但倘若抛弃热情, 衰却的则是心灵。忧愁, 恐慌, 妄自菲薄都会给我们的心灵和精神蒙上尘土。或岁月悠悠, 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 颓唐必至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 定使心灵扭曲, 意气如灰。) ;实用文体You are requested to submit your respect as the date of meeting is approaching. (由于会议日期临近, 谨请提交报告。) 。

翻译不只是一种文化的复制, 也不只是语言的转换, 更不只是字典上一词一句的对应的蹩脚翻译。一本原著或是一个人说的一句话都可能包含着更深刻的内涵。确实, 一国的区别不只是语言上的差异, 思维方式、宗教习惯、还有深厚的文化历史上的不同都注定着译者需要更多地揣摩更深层次的意思。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说过, “……了解原文的第三道关, 就是字典不能帮忙的那些东西:上自天文, 下至地理, 人情风俗, 俚语方言, 历史上的事件, 小说里的人物, 五花八门, 无以名之, 名之曰‘杂学’” (转自李运兴, 1998:9) 。这种工作性质就决定着译者必须博览群书, 见解独到, 知识渊博且视野宽阔。要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 熟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诸如历史、宗教、政治、地理、军事、外交、经济、文艺、科学、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方面的社会文化。这有助于正确理解原文, 完美地表达原作所要传达的思想内容。“文化陷阱”是翻译中常见的问题, 譬如将turtle-neck (一种服装样式) 译成汉语时, 我们会很自然地避开“乌龟”“甲鱼”之类的字眼, 而译为“高领上装”。

熟悉各种工具书。即使是记忆力再好、有多博览群书的译者, 他的记忆力和知识面终归也是有限的, 因此遇到问题就应该知道怎样去查找正确的答案, 从哪本书中去寻找。尤其是当今知识和信息泛滥、网络成为交流主流工具的时代, 熟悉查找途径是译者必不能缺的能力。

4. 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在各色各样的工作中, 不同的岗位需要不同道德需求, 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 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翻译工作更是这样, 不管你是笔译还是口译, 不管你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人还是铺天盖地的纸, 你都要正视自己的道德, 还原于话语真实。不可贪图安逸和轻松。鲁迅曾就翻译说过这样一番话:“极平常的预想, 也往往会给实践打破。我说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 因为至少无须构思。但真正地搞翻译, 就会遇到困难, 譬如:某一个名词或动词, 写不出来时, 创作的时候可以回避, 翻译上却不成, 也还得想, 一直弄到头昏眼花, 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要开箱的钥匙一样。” (摘自EnglishABC.com) 既然翻译是如此的精益求精, 更需要译者在细小处监督自我, 认真致学。

此外, 翻译人员要了解受译双方的全部交谈过程和业务活动。为受译单位保密, 不利用与外商的关系与之贸易或把外商介绍给他人, 是译员应有的职业德德。否则, 就可能侵犯厂方利益, 甚至泄漏商业或技术秘密而造成犯罪。

5. 结语

在飞速发展的社会, 各种信息处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 新词更是层出不穷, 人们的思维和文化意识及信念信仰都会发生变化, 这就要求译者要与时代同步, 了解社会方方面面的动态, 并在这些变化中加强自身的翻译素养和能力, 适应新时期的翻译任务和要求。

摘要：本文从翻译的定义出发, 引出翻译的任务和要求, 重点探讨了译者要合格完成翻译任务所要具备的三大素养。

关键词：翻译,译者,素养

参考文献

[1]杨全红.高级翻译十二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2]朱植德.情报所英语口译人员必备的素养[J].情报探索, 2002, (4) .

浅析译者的双重身份 篇7

一、译者的读者身份

在履行翻译任务的过程中, 译者首先应该充分理解原作。也就是说, 译者首先是一个读者。译者须对原作进行分析而后将其信息传送至目的语。译者有别于一般的读者, 他承担着对原作进行传达的责任和义务。普通的读者只需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原文, 并从中获得阅读的快乐。而译者的阅读远不只这些。他的阅读过程必须遵循专为译者给定的有形或无形的准则。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也就是译者同文本进行对话, 调动自己的情感、意志、审美、想象力等能力, 达到与原作者视界的融合, 体会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写作目的及当时的情景, 达到身临其境的过程。但是, 由于所处的时代、民族风俗、历史文化不同, 译者的视界不可能与原作者的视界完全融合, 也即译者毕竟不是原作者, 不可能完全体会原作者的意图, 因此对原作的理解也就有偏颇之处。他不仅要读懂, 而且要读透文字背后的蕴意, 对原文的语言特征、文化内涵、艺术特征、时代背景、作者等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了然于胸, 然后进一步从读者身份转变为研究者身份。

1. 对原文的语言特征进行研究

细读原文, 研究原文的用词倾向、句法特征、修辞方式是译者翻译的前提, 也是决定译文质量的关键。译者在阅读原文时要注意原文的言内特征, 尽可能在译文中再现其言内意义。译者应对文本的涵义、词法特征、句法特征及语篇构建有深入的研究。奈达 (Nida) 在《语言文化与翻译》中说“如果译者确实理解了原文的涵义, 又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译语, 那么翻译就是一个驾轻就熟的过程” (If a translator really understands the meaning of the source text and has adequate competenc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ranslating appears to be a completely natural and an almost automatic process) 。由此可见对文本的真正涵义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译者应努力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扩大知识面, 勤查资料和字典, 以防对原文产生曲解。

2. 对原文的文化内涵的研读

奈达在论译者应具备的能力时说“一般认为, 译者至少要通晓两种语言, 但这远远不够, 要成为一名称职的译者, 还必须谙熟两种文化, 这样才能意会‘弦外之音’” (It is al-ways assumed that translators are at least bilingual, but this is really not enough.To be a fully competent translator one also needs to be bicultural in order to“read between the lines”) (《语言文化与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翻译活动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由于不同文化团体有各自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 不同的宗教信仰、道德观念, 译者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 认识发现潜在的文化交流障碍, 并在翻译过程之中运用恰当的手段, 克服文化差异引起的障碍, 为译入语与原语的沟通架起一座桥梁。翻译中的很多困难都来源于文化上的特殊意义。一篇只反映某一特定独立文化的许多观念和语言标准的文本, 常常含有在明显不同的语言文化中难以理解也难以翻译的内容。作为译者, 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两种语言, 而是两大类文化, 只满足文字的对应而不求文化的沟通是注定要失败的。

3. 对原作文字以外知识的掌握与研究

一般来讲, 译者在翻译一部文学作品之前, 需要通读所译作家的主要作品, 并研究其特点及作家的传记等。同时一个称职的译者也应该尽可能地掌握丰富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史、风尚习俗及音乐、美术等方面的知识, 否则便会在翻译中功亏一篑。只有这样译者才能真正读有所获, 才能准确把握原文的语言、文化、社会环境特征, 为译文表达铺平道路。只有这样, 译者方能将原作的精髓传达给读者。

二、译者的作者身份

继读者之后, 译者便充当了作者的角色。作为一种文化内与跨文化交际行为, 翻译担负起使一个文学作品生存和再生的重任。他不能像普通作者那样, 处于一种相对坦然舒服的境地。作家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思想和观点。他们可以决定用不同的体裁, 采用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展现希望传达给读者的内容, 没有人会对他们指手画脚。可对于一个译者而言, 他受制于各种各样的标准和规定, 这些标准和规定往往使译者置于一种尴尬的和两难的处境。作为译者的作者事实上是一个忠实的叛逆者。他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作者, 就像带上了脚镣手铐的舞蹈者, 处处受到原文的制约。他同时还要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接受。作为译者的作者是忠实的, 是因为他必须忠实于原作。他必须“因循本旨”, 忠实、通顺地用译入语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 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形式, 并最大限度地体现原文风格。

1. 忠实于原作的作者

译者要最大限度地用译入语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风格特征。翻译不同于创作, 它是对创作的再现, 并体现译者的创造性。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一种自主活动, 其活动要受到译者自身的认识水平、审美情趣、道德倾向、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制约, 要达到完全与原作的对等是不可能的。但是, 译者在写作的时候也须遵循一系列的规定和标准。译者须在意义、语言及文体方面忠实于原文。这一点体现在对等效应原则上。翻译是一门艺术, 是凝聚了译者创造力的艺术活动。译者在再现原文时, 要尽量求“似”而非“是”。朱光潜先生在《谈翻译》中强调:“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 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 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 事实上很不易做到。”

2. 译作要为读者所接受

译文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理解, 才能最终达到翻译的目的。译者在翻译一篇文章时, 心目中始终有一群读者, 这群读者有其自身的特点, 包括文化素养、宗教、道德、审美特征。鲁迅曾提出可以翻译多种译本以适应不同阶层的读者。读者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奈达翻译观的核心是功能对等, 他对读者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他的“读者反应论”上。他认为评价译本的优劣要看读者的反应是否与源语读者的反应大致相同, 翻译就是交际, 翻译归根结底是为读者服务的, 因而翻译应以译文读者为中心。也就是说评判一篇译文的好坏, 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 判断译文的效用不宜拘泥于相应的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对比, 重要的是要考察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语文本的程度。

综上所述,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跨文化交际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给原作以新的生命的同时, 译者充当了作者。译者对原作进行改写和再创作而传递信息与文化。无论理论家们怎样就翻译的标准进行争论, 译者都在尽职责, 即不一定完全忠实于原文, 但忠实于翻译事业, 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要充分认识译者的双重身份, 正视译者地位, 在翻译工作中更好地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

摘要：在翻译这个跨文化交际过程中, 译者在翻译的不同阶段承担了不同的角色,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翻译成败的关键, 是联系不同文化、跨越语言障碍的纽带。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以读者的身份研读原作, 又以作者的身份再现原作, 译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译者的核心主体地位。

关键词：译者,双重身份,读者身份,作者身份

参考文献

[1]Nida.E.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 1964.

[2]本雅明.译者的任务[A].陈德鸿, 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1.

[3]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4]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