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工作

译者工作（通用7篇）

译者工作 篇1

政治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突出表现。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 中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因此, 该类政治文献的翻译对于译文的准确性要求极高, 不允许有任何的错误。译者是独立的主体。在翻译政治文献的过程中, 其主体性必然会有所体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恰恰是为了使译文能够更好地忠实于原文, 从而提高译文质量。本文试图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来研究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 着重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具体体现。

一、译者主体性理论概述

传统的翻译思想讲究疑问的“忠实”, 将原文和原作者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要求译文必须“透明”, 译者必须“隐身”。翻译不需要创造性, 只是亦步亦趋地追随原文。译者主动性在这种情况下被完全地抹杀了。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出现使得译入语文化意识列入翻译研究领域。这为译者主动性的研究带来了曙光 (何明明, 2010:432) 。译者主动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细分起来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体现在接受原著过程中的主体性;第二表现在审美在创造过程中的主体性。” (查明建, 田丽, 2003:20) 。两者相互融合并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始终。然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不是没有规定和限制的。译者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其主动性。译者应该在特定文本的指导下, 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和策略。在保证译文质量的前提下, 灵活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作用。

二、译者主体性在语言层面上的体现

1. 省略。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语法、词义、修辞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翻译时无法将原文中的每一个词语都转换成译入语中的另一个词, 因此要做必要的删减。删去了一些译文中虽无其词而已有其意的词汇可以使译文显得简洁, 无累赘感。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中, 诸如此类省略的翻译例子比较多, 这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发挥和重要性。例如:过去五年是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 是……的五年, 是……的去年, ……这段话可以这样翻译:During the past five-year period great strides were made in carrying out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During this time……这段话中“五年”连续出现了好几次。然而译文中“五年”这个字眼只出现了一次, 接着用“during this time”来代替。译者这样翻译是为了避免词汇重复, 显得累赘啰唆, 可以增强连贯性。

2. 增添。

增添就是在原文的基础上添加必要的成分, 使得译文更加符合其语言表达习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 要有选择性地增添词语。例如:三河三湖, the Huai, Hai, Liao rivers, Tai, Chao and Dianchi lakes。政治文献一般言简意赅, 有时候仅用几个字来概括出一段意思。上述例子中, 译者将“三河三湖”的意思用英语具体表达了出来, 使读者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原文内容。译者的主动性在翻译此类句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译者主体性在句法层面上的体现

1. 汉语句宾语变英语句主语。

英汉语在主语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英语是主语显著, 而汉语是主题显著。汉语句子多为无主语句, 尤以政治文献明显。而英语句子多有主语。汉语的这种句式结构要求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 选择合适的主语添加到译文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Rural reforms were deepened across the board。上述这个例子有一个特点, 即:动作的实施者没有明确体现出来。在翻译时, 为了避免译文含糊不清, 译者使用了被动语气, 将中文句子中的宾语转变成英语句子中的主语。

2. 用“we”做主语。

为了避免冗长和累赘, 汉语政治文献中的主语经常被省略。在翻译这种句型时, 译者要充分发挥其主动性, 使不明显的主语“我们”变得明显化。例如: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We made steady progress in improving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上述这个句子充分说明了, 在翻译政治文献时, 译者应该灵活变通。对于某些无主语句, 可以使用“we”做主语, 这样比较符合英语的句法特点。

四、译者主体性在文化层面上的体现

翻译不仅仅是源语言和译入语之间的转换, 更多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政治文献的准确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因此, 讨论译者主体性在文化层面的体现是很有必要的。文化负载词的注释翻译。注释翻译是指对直译过来的译文添加额外的信息, 以方便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在《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本中, 译者利用注释翻译的方法, 清晰地将原文的意思用目的语表达了出来。例如: (1) “十一五”规划: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2006-10) ; (2) 信访制度:the system for handling complaints in the form of letters and visits from the public。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 越来越多的国外友人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政治文献的翻译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由于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显得尤为必要。这篇文章以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为语料, 从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着重细致地讨论了译者主体性在其英译本中的体现, 为政治文献翻译提供了参考和指导。

摘要：时政资料的翻译对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对外传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真正结合翻译理论进行的研究比较少。本文以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为语料, 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入手, 着重探讨译者主体性在该英译本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时政文献,《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

参考文献

[1]张明明.译者主体性的发展历程[J].聊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2) :432-433.

[3]查明建, 田丽.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 2003, (4) :19-24.

[4]吴文子.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语译文中的一些值得商榷的译例[J].上海翻译, 2006, (2) :76-78.

[5]贾毓玲.从《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谈如何克服“中式英语”的倾向[J].上海科技翻译, 2003, (4) :26-28.

译者工作 篇2

政府工作报告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政府的“窗口”,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求准确传达中国声音。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者是“仆人”,“文化转向”的出现,译者受到重视。 斯坦纳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详细论述了翻译四步骤。本文借助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来探索在翻译2015政府工作报告时译者是如何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二、阐释学与译者主体性

(一)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的主体性,指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其中包括“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 审美创造”。(查建明、田雨,2003 :22)译者的主体性通常表现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是读者,需要选择翻译文本以及理解原文真正的意义。译者也是改写者,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同时带有自己的翻译风格。此外,译者将对译作进行修正以达到准确无误。方梦之(2004)指出 :“译者主体性,亦称翻译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体能动地操纵原本(客体),转换原本, 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性。”

(二)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

许钧和穆雷(2009)认为自阐释学出现以来就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斯坦纳将阐释学运用于翻译研究,认为翻译过程是永久的动态过程,提出了翻译四步骤 :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信赖”即选择,译者会选择有意义的文本。第二步是“侵入”,译者要克服语言文化差异等重重障碍, 深入原文的内部,挖掘原文真实意义和汲取精髓。古罗马理论家哲罗姆所比喻的,就好比一个露天煤矿,把矿采光了, 在地上留下一片空荡荡的印记。(谭载喜,1991 :218)“吸收” 即译者把从原文移植过来的意思或形式应用于译入语中,从原文引进的成分在译文中将会进行不同程度的同化,译文语言会得到丰富,但也可能因过分吸收原文语言,而失去译文本色。最后即“补偿”,在前三步骤中,信赖阶段译者倾向于原文,侵入阶段译者汲取原文精髓。吸收阶段即把原文成分引进译文,为使原文和译文达到平衡,“补偿”必不可少。

三、译者主体性在2015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中的体现

1、信赖

2015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性及特殊性激起译者兴趣。 它是由官方组织起草的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威文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政策。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包括对2014年工作的总结,对2015的工作计划及政府自身建设, 属正式文体,语言简明扼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功的翻译将促进国际交流和合作,否则会引起误解甚至是冲突。

2、侵入

理解是一 种不可避 免的攻击 方式( 斯坦纳,2001 : 313)。在2015政府工作报告英译中,译者主体性在“侵入” 阶段主要体现在遣词上。同一词在英语中有不同的译法。汉语“推进”在英文中使用不同的表达。

例1 :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progress was made in developinginfrastructure.

例2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wewillworkharderto modernizeagriculture.

例3 :我们大力推进依法行政,in a major push to advancelaw-basedgovernmentadministration.

例4 :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ensuredthatscientific andtechnologicalresourceswereopenlyshared.“推进” 是动词,翻译时,例1运用转化策略,动词转化为名词,主动转被动,强调的是已作出的进步。例2译为动词短语,使用增词策略,表达对农业现代化的成就的肯定。例3则把原文的动词转化为介词短语。例4则是直译。译者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侵入”原文从而使原文得到准确传达。

3、吸收

译者主体性在吸收阶段主要表现在对原文修辞的英译。译文要贴近原作,又不失异国色彩。在吸收过程中可能完全归化或异化。例4 :“拦路虎”译为“tigersinthe road”,中西文化对“虎”有相同的意象,所以就选择直译。汉语是形象艺术的语言,而英语是科学的语言,汉语中运用修辞的频率高于英语。例5 :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ourcountryisinacrucialperiodduringwhich challengesneedtobeovercomeandproblemsneedto be resolved. 汉语中的“关口”指来往必经地段,其引申意义指起决定作用的时机。若直译为pass, 受众将会感到迷惑。译者把其译为“in a crucial period”。“爬坡过坎”若字对字译即“climb the mountain”。译者通过深入原文,汉语中把“困难和挑战”比作“坡和坎”,故译为 “challengesneedtobeovercomeandproblemsneedto beresolved”,主动译为被动,强调的“需要解决的困难和挑战”。在汉译英时,也会省略一些不必要的意象来达到译文忠实通顺。例6 :我们要努力交出一份为发展加力、让人民受益的改革答卷wemustworkhardtomakesurethat reformboostsdevelopmentandbenefitsourpeople“。改革答卷”在翻译时被省略。

4、补偿

任何翻译中总会有信息缺失。“补偿”将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具有中国特色政治文化词语的英译进行研究。 例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在翻译时分别译为“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ngXiaopingTheory,theimportantthoughtofThree Represents,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译者创造词汇,对中国特色政治文化进行了补偿,且丰富了英语词汇。

四、结语

浅论译者的隐身与译者的主体性 篇3

关键词：异化翻译,译者隐身,译者的主体性

一、引言

意大利裔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是继德里达之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其著作《译者隐身》中阐述了翻译异化和翻译归化策略。他认为英语是强势语言, 而其他语言相对而言是弱势语言, 在弱势语言被翻译成强势语言时, 应该使用异化策略, 译者融入到原作当中, 译作就是透明的玻璃, 译者也就自然“隐身”。

“译者的隐身”这一概念是劳伦斯·韦努蒂在1995年提出的, 用以描述译者的地位和翻译活动。“译者隐身”就是“不可见性”, 是指当代英美文化中, 译者的处境与所从事的活动, 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 译文读者就像在读原文。韦努蒂认为, “不可见性” (invisibility) 是通过以下两个步骤逐渐形成的:一是译者倾向于翻译出可读性强的、地道的译文, 形成“透明的翻译”。二是译入语文化的阅读接受习惯。“透明翻译”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一部作品不仅包括作者深邃的思想, 而且包括他本人的写作风格和习惯, 这在翻译中可谓“忠孝难两全”[1]。

在韦努蒂看来, 翻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种族中心主义的干扰, 外国文本在被翻译的过程中, 总会被不同程度的消解。然而可以采取两种方法来缓解这种状况。一是“译者可以选择与译入语文化格格不入, 或是在译入语文化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原作, 进行翻译, 起到介绍外来文化的作用”。然而在翻译中, 使用可读性强、地道的译入语表达方式, 能够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这种策略便是一种消解。二是“译者可以选择与译入语文化接近的原文, 再用不规范的译入语表达方式来翻译”。以上两种方式很好地做到了抵抗种族中心主义, 同时又保证了译文的可接受性, 不失为可取的翻译策略。其实韦努蒂提出的“隐身论”本身就是相对而言, 既要忠实作者, 又要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

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观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他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上的归化与异化, 而考虑到了文化的因素, 这种相互依存下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只考虑语言的转换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考虑到文化内涵翻译下的种种问题。作为文化的核心, 语言必然处处体现和传播文化。那么, 翻译也必然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异化”的理据是语言文化的开放性和渗透力, 因为语言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具有不可估量的吸纳、包容的能力。译意义、译文化、译出原作者的真情实感绝非易事。形、意、神的传达需要一种境界, 而单纯的隐身, 也许是用心良苦, 也很难得到译文读者的共鸣。所以完全的隐身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韦努蒂倡导异化翻译观的原因是:他倡导异化翻译观, 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 主张异化的翻译, 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 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二、译者主体性

从哲学层面来说, “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 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 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3]根据以上观点, 译者的主体性应当是指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或者说在翻译对象的制约下, 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发挥自己创造性的翻译家既是读者又是作者, 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 而且能决定赋予他们以何种生命, 以及决定如何使他们融入译入语文学中。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参与者, 一方面具有独立性, 在翻译中必须发挥自己的潜能, 充分实施能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 译者主体性受原作者, 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的影响。同时, 不同的语言系统、文化规范会节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再者, 译者自身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化色彩。关于译者主体性比较合理的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从译者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中规定译者的主体性。这种观点认为,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属性。一方面认为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是译者发挥主体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认为译者在对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适应与选择活动中体现其特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译者主题性包含两层含义:第一, 译者主体性的本质是译者的存在、活动以及对世界和自身把握的方式。离开了译者, 就谈不上翻译活动;第二,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特性。

总之,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地域的影响和制约下, 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主观能动性, 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等特点。

译者主体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体现:第一, 译者对翻译对象的主题性选择;第二, 译者作为读者对原文本的解读;第三, 译者作为作者对于译文的创造。原文文本意义的实现需要靠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具体化, 需要靠读者的想象来填补原文作者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这个具体化的理解过程就是译文对原文文本的解读。虽然文本有些词句的意义是固定不变的, 但有一部分却需要参照文本的上下文语境, 甚至是整个社会文化语境来确定其意义。这里就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由于作者和译者之间往往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或差异, 翻译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译者和原文作者的对话、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每位译者的视野都不一样, 所以对原文的解读都是独一无二的。由此可见, 在译者对原文进行解读的时候, 其主体性得到了一定的发扬, 这也就解释了同一原作会出现不同译文版本的原因。

三、结语

隐身或隐形, 说到底, 就是要让译者“不可见”。更准确地说, 译者之隐形, 是与作为仆人的译者“不能独自主张”的观念紧密相连的。译者的隐形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 这就是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经常强调的三点:一是译者不要在翻译中掺入自己的主观色彩;二是译者要在翻译中不表现自己的个性;三是译者要以原文的一切为依归, 唯作者是瞻。“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 透明的让读者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果戈理这句译界所熟悉的名言将透明的不复存在的译者置放在一个理想的位置, 而正是理想的隐形的译者才能使译作中不留任何译者的痕迹, 包括译者的个性、主观色彩等等, 更不用说留下译者的主张了。在翻译中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 在译文中不留痕迹地展现原著的精神与丰韵, 无论对作者来说还是对读者来说, 这都无疑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对这种境界, 钱钟书曾以“化境”两字加以概括:“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4]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 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 (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 , 躯壳换了一个, 而精神风姿依然故我。换句话说, 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 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 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从果戈理的名言到钱钟书这段被反复引用的话中, 我们也许可以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人们都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译者之隐形或译作之透明这一理想境界的。原作经过译者的语言转换, 即从一种文字转变为另一种文字, 得以投胎转世, 以不留译者痕迹的原有风味、以依然故我的精神风姿奉献给读者, 这种臻于化境的翻译当然会受到欢迎。而基于对这一理想的积极理解, 许多翻译家非常向往这一理想的境界, 且以自觉地意识和奉献的精神向这一理想靠近。但是,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 我发现对“译者隐身”的翻译有着不同的理解, 且导致了不同的实践。对有的翻译家来说, 他们理解的“隐身”, 就是翻译中不要留译者的主观色彩, 不要留译者的个性, 因此在翻译中, 他们一切以原文为依归, 试图调动一切手段, 努力把原文的形式价值与精神风韵都“原汁原味”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在理论上, 便有了“异化”说。而对另一些翻译家来说, 他们理解的“隐身”, 着重于译文中不留生硬牵强的痕迹, 让译文读上去不像译文, 换句话说, 就如傅雷所一直强调的:“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而要做到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写作, 译者就不得不“以纯粹的母语”去处理原作中的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 避免翻译腔。[5]于是在理论上, 便导向了译者在语言转换上的创造性。

参考文献

[1]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2]Lawrence Venuti.the Scandal of Translation, 1998.

[3]石永浩.论译者的“隐身”.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9.11.

[4]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译者工作 篇4

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的活动, 译者风格类似于“一种指纹并通过文本中的一系列语言及非语言的个性特征体现出来。” (Olohan, 2004:147) 然而, 译者风格研究如此复杂症结在于:无论是脱离原文本仅对译文做研究或是脱离原作者仅将目标读者作为研究对象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针对以上问题, 更多的学者开始借助语料库研究方法, 以语料分析和数据统计为依据探究译者所特有的语言使用习惯和特殊的句法结构等特点。

为探讨在语料库辅助下对译者风格的研究策略间存在的异同, 文章选取在基于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a.“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Baker, 2000) ;b.“What happened to God and the angels:an exercise in translational stylistics” (Malmkjær, 2003) .本文通过对比研究, 具体将从研究方法应用、研究方法对比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通过上述对比分析, 对语料库辅助下译者风格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论述。

2 关于译者风格的定义

在对翻译文体及译者风格进行研究前, Malmkjær从语义和心理语言学两个方面探讨对译者翻译风格的影响。作者在阐述论述过程之前提出在分析译者风格过程中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以作为文章讨论的重中之重。她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语言的选择不仅受到文章文体和内容的制约, 同时源文本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与之相比, Baker运用House以语言应用及语言应用者为研究对象所提出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对译者风格做出初步的界定。随后, 将译者风格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两者相结合, 最终将译者自身的表达习惯作为影响译者翻译风格的核心因素并将译者风格定义为“留在文本中的一系列语言及非语言的个性特征。” (Baker, 2000:245)

3 研究方法应用

3.1 Malmkjær关于译者风格的研究

首先, 选取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作品英译本为分析对象, 从在1835年至1866年间在丹麦出版的111个童话故事的英文译本中选取六十份文本对翻译文体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由于研究所选用语料的规模较小且仅限于文学文本, 因此仅选取“The travelling companion”和“The wild swan”两则故事中的十个段落, 主要应用了对比分析的研究模式主要包括源文本、注释、评注以及译者翻译文本。其中源文本出自同一位作家且译文由同一位译者完成, 具体模式如下图:

Same ST—TT Same

Author ST—TT Translator

在语料库辅助的基础上, Malmkjær在语篇分析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应用语言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之所以难以界定主要原因在于“其缺少自身独有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以及相应的一套研究和实践方法。” (Dornyei, 2007:35) 尽管翻译研究仅是语言研究的一个分支, 在译者风格研究过程中定性研究仍被广泛应用。Dornyei曾提到“语言习得和应用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受到社会因素, 文化因素以及语言环境的影响, 因此定性研究对于与语境相关的语言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Dornyei, 2007:35) 由此可见, 定性研究不仅可以从语言因素还能够从语言外因素如翻译规范、翻译目的等方面对译者风格进行研究。

在具体论述过程中, 首先引用四段译文并阐述以该文本为译者风格研究对象的原因。通过Dulcken与Howitt的译本对比, 作者认为前者的译文在保持个人风格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和个性。例如译者沿用了Tommelise原文中的词汇“spittoon”和“barleycorn”并没有舍弃原文中包含的不文雅词汇和意向。文章第四部分, 作者从两则故事中选出了十个段落并以“原文—注释—译文”的模式进行对比研究并发现在Dulcken的译文和与文本中宗教语言和宗教氛围具有显著的差异, 译者似乎不愿过多运用类似“God”、“Lord”等特殊名词。译者试图应用特定的象征及隐喻等手法来表述原文意向, 通过具体的例证作者对此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归纳。

3.2 Baker关于译者风格的研究

文章中对译者风格的探讨是在语料库这一新兴的翻译研究方法的辅助下展开的。Lauridsen (1996:67) 认为“研究者可以在两种情况下应用翻译语料库, 即语言分析的目的是对翻译过程作出评估或者是在某个翻译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批评”。翻译语料库的存在将翻译研究转化为实证性研究, 正如Baker提到的“语料库语言学领域技术和研究方法的进步将对翻译研究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 (Baker, 1993:233) 在语料库的辅助下, 文章的分析结构主要如下:

Author a ST→TT Author a

Author b ST→TT translator a Author b translator b

Author c ST→TT Author c

涉及到语料库辅助下的翻译研究方法, 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是收集和分析数据的主要方法。Dornyei曾经提出定量研究过程中的三个步骤:“发现某个现象或某个问题;提出基本的假设;按照特定的步骤收集和分析实证性数据。”Baker在研究过程中以翻译英语语料库中的实证性数据为基础, 运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Baker在文章中主要关注的是在文学翻译中不同译者翻译风格的差异。主要论证Peter Bush和Peter Clark两位译者所展现出的彼此不同的语言表达模式和表达习惯。为此, 作者从翻译英语语料库抽取两位译者的译作, 并且上述译作的原作者不同, 原文本也选自于不同的语言。在翻译文本为语料的基础上, 译者主要从类符—形符比, 平均句长和叙述结构以及词项say为切入点对译者风格进行分析和研究。除此之外, 研究还涉及到例如动词过去时, 以“that”和“say”为统计数据关于直接宾语从句和间接宾语从句的分析。一些其他因素也对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有所影响如“原文本的选取, 译者自身所处的人文环境和语言环境以及相关的文化和文学因素。” (Olohan, 2004:150)

4 研究方法对比

4.1 数据收集

Baker文中所应用的数据主要选自翻译英语语料库并利用其强大的数据检索能力使所得数据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 因此研究者更加倾向于运用定量研究方法, 即应用特定的方法对某些现象进行客观的评估。语料库辅助下的研究方法正是客观准确收集数据的最佳方法并且能够对个别领域的专有词汇作出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与英国国家语料库 (BNC) 和柯林斯英语语料库相同, 翻译英语语料库是以翻译文本为收集对象并以不同文学体裁为标准创建不同的子库, 最终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客观的语料基础。

相比较, Malmkjær在论证中选取了两本童话故事中的十个段落作为例证进行分析。由于研究所选用的语料规模相对较小且通过文本分析进行论证, 因而更加倾向于定性研究。Olohan表明“定性研究的数据可以来自于很多途径, 通常情况下数据会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尽管定性研究的数据会略显庞杂或繁冗, 然而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只会对文本中具有代表性的词汇和句式进行重点剖析论证。

不难看出, Baker以定量研究为依据抽取了相对较为庞大的数据来探析两位译者翻译风格存在的差异。这就对翻译语料库的文本容纳量提出了客观的要求, 正如她所讲“英国国家语料库中收取的是大量的语段, 而翻译英语语料库中包含的是整个语篇。” (Baker, 2004:167)

4.2 数据分析

(1) Malmkjær文章中对文本的分析是以语篇形式尤其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如上所述, 定性研究方法下的分析表述更加倾向于以语言为主要手段。Baker以语料库辅助的研究方法中论证主要基于语料库所提供的数据和较为简洁的文本分析, 通过对词汇、短语以及句法结构的检索对具有代表性的语言现象进行分类和论证。

(2) 从数据分析模式的角度看, Baker采用了直线式的论述结构:选取与研究相关的文学作品译本, 通过翻译英语语料库进行相关检索, 收集、筛选、对比所得数据, 获取最终结果。相比之下, Malmkjær数据分析时采用了曲线结构。基于文章的需求, 作者在论述过程中重复应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数据转换等步骤。此外, 两位学者还在论述过程中对论证内容作出了具体的分类, 如Baker就从四个方面探究翻译语料库检索出的数据包括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叙述结构以及词项“say”。

5 语料库对译者风格研究的影响

(1) 翻译英语语料库作为语料库翻译学领域的先驱为翻译研究尤其是译者翻译风格的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充实的数据基础。“数据库中包含多种语言作品的英文译本, 且依据不同文体如小说、自传、新闻、杂志等进行了系统的分类。” (Kenny, 2001:58) 文章中Baker选用了小说和自传两种文体作为分析模板。

(2) 语料库辅助下的翻译研究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出翻译的广泛特征包括“显化, 简化和泛化” (Baker, 1993:243) 。例如显化意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倾向于运用多种方法忠实完整地将原文呈现给读者, 而不是遗留一些模糊或不准确的信息。因而, 类符—形符比和平均句长可以证实译者的译文是否由于显化的需要而比原文本篇幅复杂。通过比较, 可以清晰地发现Bush在翻译过程中比Clark应用了更多的复杂句式以达到译者期望的效果。

(3) 在语料库辅助下的译者风格研究主要倾向于定量研究的方法, 且通过百分比的形式清晰地对比出不同词汇使用频率的差异。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 这是语料库翻译研究不可比拟的优势之一。例如, 通过语料库的词汇检索和数据统计, 两位译者使用词项“say”的频率即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使用频率显而易见。

6 结语

长期以来翻译被认为是一项非创造性活动, 译者不能有也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翻译风格。然而随着译者风格研究的深入发展, 更多的人意识到与语言特征和表达习惯相同, 译者的确拥有属于自身的翻译风格。本文通过对两篇探析译者风格文章的研究对比, 探讨在语料库辅助下的译者风格研究的具体方法及应用。翻译语料库为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更加客观的平台, 研究者可以从多层面、多维度对不同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和研究, 从而探析译者独有的语言风格和表达习惯。

然而, 语料库辅助下的译者风格研究仍然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例如:语言外因素包括翻译规范、翻译文本目的等内容的缺失以及翻译语料库自身的局限性。但是, 随着译者风格研究的深入和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 该领域将会有深入长远的发展。

摘要：随着译者风格研究的深入, 更多的学者意识到译者拥有属于自己的翻译风格包括语言特征和固有的表达习惯。在此过程中, 语料库辅助下的译者风格研究逐渐受到认可和接纳。翻译语料库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数据并通过多维度多层面的比较使研究结果更加全面和客观。本文主要通过对比两篇译者风格研究的文章探析语料库辅助下的研究方法在译者风格研究中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翻译风格,语料库,普遍特征

参考文献

[1]Baker, Mona.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Target, 2000 (2) .

[2]Boase-Beier, Jean.Styl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Manchester:St.Jerome, 2006.

[3]Dǒrnyei, Zoltán.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and mixed methodologie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3.

[4]Kenny, Dorothy.Lexis and creativity in translation:a corpus-based study[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 2001.

译者的地位 篇5

关键词：译者,仆人,操纵者,创造性叛逆

翻译并不是不同语言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单纯转化, 而是从人到人, 从创造者到创造者的活动。一直以来, 在译论研究中原文作者在读者群中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译者往往成为被大家忽略的对象。传统的翻译观束缚了译者的行为, 使他们只能为忠实地传达原文之意而服务。译者受到原著和原作者的阴影。本文从当代译论所提出的“创造性叛逆者”等方面, 对译者身份的发展与演变进行深刻的探讨与反思。作为一名成功的译者, 在翻译实践中, 应时刻铭记翻译是“二度创作”的理念, 既尊重原著与作者, 又体现译者自身的主体性。

一、作为“仆人”的译者

长期以来, 在翻译活动中, 译者都处于“一仆二主”的卑微地位:他既要完全忠实于原文作者, 又要对译文读者负责。“忠实”成为该译者角色的关键词。为了实现“忠实”, 大部分译者采取直译甚至字字对译的翻译方法。这种翻译中译者没有主体地位, 译者成为原文、原文作者甚至译文读者的“仆人”或“奴隶”。译者的“仆人”角色表明译者是第二位的, 译者不具备任何创造性。

中国古代著名的佛经翻译, 从东汉末年开始经过唐代全盛时期直到北宋末年完全结束, 历时约一千年, 期间造就了不少名垂千古的佛经译者。这些翻译家如安世高、释道安、真谛、玄奘等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翻译主张, 有“五失本, 三不易”, 翻译不可求“文”而失“信”及“五不翻”等原则, 其核心都是强调直译, 忠实原文, 忠实原作者, 同时也是忠实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佛祖。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大戴礼记·小辨》中找到孔子关于翻译的议论:

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乎政, 其可乎?”子曰:“否, 不可!……天自学乐, 辨风, 制礼, 以行政。……如此犹恐不济, 奈何其小辨乎?”

公曰:“不辨, 何以为政?”子曰:“……传言以象, 反舌皆至, 可谓简矣。”

这段话一方面说明孔子认识到翻译能够起到迅速沟通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隔阂的作用, 也反映了他视翻译为“小辨”的轻视态度。清朝末年, 著名译者严复提出的“信、达、雅”, 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 都是要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忠实。上述文人学者分别谈到了自己对翻译的见解, 其核心都是强调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忠实原著和原作者。

在西方翻译史上, 从最早的《圣经》翻译说起, 哲罗姆就曾强调《圣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必须坚持直译的翻译方法。法国18世纪翻译大家夏尔·巴特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事物、思想、用词和风格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不得对原文作任何增减, 不得改变原作的意思。古罗马学者波伊提乌认为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 采取逐词对译。中世纪意大利翻译家利奥纳多·布鲁尼认为应当尽可能模仿原作的风格, 应当被原作风格所吸引而忘掉自我。

二、作为“操纵者”的译者

翻译理论的发展, 为考察译者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解构主义思想开始影响翻译理论并对传统翻译理论形成重大冲击。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 译者是创造的主体, 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译本决定原文文本, 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 原文必须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

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被当今英美理论界奉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鼻祖, 他于1923年所写的《译者的任务》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翻译思想提出了质疑, 认为译文和原文之间本来就无“忠实”可言。翻译本身就不应求同, 而应存异。

解构主义者激进的反传统观念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了冲击, 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美国的韦努蒂指出传统的流畅翻译策略不让译者介入外语文本中, 译者主动地用另一种语言重写原文, 再让译文在另一种文化里流传, 这一过程带来的无疑是译者的自我毁灭, 最终把今日的译者挤到文化边缘, 备受经济剥削。他的《译者的隐身》坚决反对传统的翻译策略, 提倡在译文中要看得见译者。韦努蒂关于异化翻译的观点, 强调了译者传播文学价值, 实现了译者地位的根本性转换:从文化跟随一跃成为文化交流积极推动者。

在解构主义者看来, 所谓原文实际上并不是“原创”的, 它只是一个意念的演绎, 本身也就是翻译。这就从根本上, 解构了翻译与原著的“原创”界线。这样一来, 翻译其实就是“原作”。译者与作者一样是创作的主体、原著的主人。然而, 解构主义否定意义, 否定作者权威, 强调译者的自由, 过分夸大翻译的再创造性, 这些无疑将趋向一种极端的“文本本体论”, 为译者漫无原则的胡译乱译提供借口, 使翻译最终陷入虚无混乱中。

三、“创造性叛逆者”

译者是在进行创作, 其创作活动有特殊性:其创作过程受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原作与读者、译出语与译入语文化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困境, 必然激发译者的反思, 唤醒其求生的本能。

法国著名文论家埃斯卡皮最早提出“创造性叛逆”, 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说翻译是叛逆, 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 (指语言) ;说翻译是创造性的, 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 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 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孙致礼先生指出所谓“创造性叛逆”, 主要是译者在语言层面对译文所做的“脱胎换骨”性的转化处理。创造性的叛逆, 实际上就是通过语言表层意义的某种叛逆, 也就是“形似”上的叛逆, 取得深层内涵意义的对等, 也就是“神似”的效果。

当代美国翻译家道格拉斯·鲁宾逊亦认为翻译应当以译者为中心。他在其代表作《轮到了译者》中强调, 在原作者与目标文本读者的对话链上, 译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中心作用。而在与原作者和目标读者之间的双向对话中, 译者作为中心, 其注意力应从作者向目标读者倾斜, 他应从各个方面去影响目标读者。译者永远不是, 也不应该被迫成为中立的不带个人色彩的转换机器;在目标文本的构建过程中, 译者的个人经历, 包括情感上的、动机上的、态度上的、社会关系上的经历, 不仅是许可的, 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全球化语境下, 译者的文化身份有了不同的定位。译者的地位逐渐从边缘化走向中心化, 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在翻译实践中日益显现出来。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翻译中, 译者当努力提高文化素质, 培养审美意识, 尊重原文的同时充分发挥主体性与创造性, 翻译出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译者的地位 篇6

译者的地位,一是指译者的社会地位,二是指译者的个人地位。关于译者的地位,张国敬探讨了译者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发挥的作用毫不相称的客观和社会原因, 阐释了译者的作用和影响。[1]龙佳红通过探讨传统译论对译者地位的边缘化及当代翻译理论对译者的重视,指出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主体,是原文的读者、 解释者和译文的创造者,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2]简·陈和安迪·郎通过对东南亚十个国家的译员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了译者的地位与翻译市场和国家经济形势的关系。[3]对马来西亚译者的地位进行的问卷调查研究表明,由于业余译员及非专业译员在翻译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导致当地专业译员的专业性遭到质疑,并影响到译员的整体社会地位。[4]综上所述,鲜有学者谈及译者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对译者地位的影响。本文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和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对译者的地位变迁及其原因、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来进行分析, 进而来论证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这两种能力对译者地位的影响,

二、译者社会地位的变迁

传统译学视原文和原文作者为无可争辩的绝对标准, 提倡译者的透明和隐形,讲究原汁原味的传达原文和原作者的主旨和意图,从而使译者的地位处于译学研究的边缘地位;而当代译学则承认并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强调译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译者的地位不再低于原作者,从而使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劳动得到了应有的尊重。[2]译者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劳伦斯·韦努蒂认为,浑然天成的归化和通顺给人以“透明”的错觉,[5]这实际上掩盖了生成译文的种种复杂因素, 尤其是掩盖了译者对原文的关键性干预和复杂的思维过程,从而遮蔽了译者的工作价值,这种翻译策略抹杀了译者的个性,限制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使其地位更加边缘化。笔者认为影响译者地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是不容忽视的。

三、译者语用能力和翻译能力对译者地位的影响

(一)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

语用能力指有效地运用语言知识以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和理解特定场景中话语的能力。[6]巴赫曼从测试学角度对语用能力进行界定与分类,语言能力可以分为组织能力和语用能力两部分:前者由语法能力和篇章能力组成;后者可进一步划分为施为能力和社交语言能力两种。[7]在总结语际语用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语用能力应包括如下层面:1. 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2. 传达与解读非字面意义的能力;3. 实施礼貌功能的能力;4. 实施会话功能的能力;5. 运用文化知识的能力。[8]陈新仁将语用能力界定为在具体语境中运用话语进行得体交际从而实现交际目的(包括行事、人际目标)的能力,并提出从语用语言能力、社交语用能力、语用认知能力和语篇组织能力四个维度对语用能力进行分析。[9]

翻译能力研究是西方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翻译活动来源于信息传递的需求,要求译员不能拘泥于语言结构本身,而要充分考虑交际活动的各项要素:如交际意图、对象、情境等,使译文不仅符合语言规则,而且符合交际要求,从而达到交流目的。[10]上世纪末,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学者就翻译能力建设问题开展了“翻译能力习得过程与评估”(简称PACTE)专项研究。他们认为,所谓的翻译能力就是译者工作时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体系,由双语能力、 语言外能力、转换能力、心理生理能力、工具职业能力和策略能力这六种能力构成,其中转化能力是核心能力。[11]随后PACTE的研究人员又对早期的翻译能力构建模式进行了重新修正,在新的PACTE模型中,翻译能力包含五种成份能力和一系列心理生理因素:1. 双语能力,指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翻译活动时必备的操作知识;2. 语言外能力,针对世界和特定领域的表述知识,包括有关两种文化的知识、百科知识及主题知识;3. 翻译专业知识, 特指与翻译职业和翻译市场有关的表述知识;4. 工具能力,主要为操作知识,包括获得并使用各类资料和信息, 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应用现代技术的能力;5. 策略能力, 是保证翻译过程的效率和解决翻译中所出现问题的操作知识;心理生理因素,专指各种类型的认知因素、态度因素以及心理机制。PACTE翻译能力模式无疑是迄今为止最复杂、最全面的翻译能力模式。[11]

(二)译者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对译者地位的影响

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对译者地位有一定的影响。一个合格的译者应具有各种知识、能力和策略,才能在翻译中运用自如,即翻译应建立在语言和语用的能力之上,这种能力的总和是一种复杂的认知网络,由知识、能力和策略构成。[12]纽马克《翻译探索》中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并对它们进行了区分。他认为, 语义翻译是一门艺术,只能由一个人承担,不能有不准确的翻译,但造成了认知意义和语用意义的走失,以语义翻译得出的译文一般不及原文;他强调交际翻译的语用等值。[13]1964年,奈达在《翻译科技探索》中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关注信息本身,即译语信息应当与源语信息尽可能保持一致,尽可能再现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后者则要遵循“效果对等”,即“译语读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与源语读者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相同的”,它的目的是寻求与原文信息最贴近的、自然的对等语。[14]奈达认为,功能对等应优先于形式对等,要从读者的角度, 而不是从译文的形式看翻译,即要看译文能否为读者所理解,衡量的标准不在于译文中所用词语能否被理解, 句子是否合乎语法规范,而在于整个译文使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奈达的功能对等是等同于纽马克的语用等值的,他们都强调衡量译文的质量要看译文与原文是否语用等值,是否功能对等,即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决定了译文的质量,而译文的质量决定了译者的地位, 所以说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决定了译者的地位。

葛浩文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功臣,他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他在翻译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与纽马克的语用等值和奈达的功能对等是相一致的。 葛浩文先生在翻译中文小说时,非常注意对小说所处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把握。在翻译姜戎的《狼图腾》 时,书中有许多蒙语词汇,他就专门找到来自内蒙古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帮忙。他说:“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 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15]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孟庆澍说:“文学是门语言艺术,如果翻译者的水平低,自然难体现出原作的水准。亚洲很少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作家用的不是英法等语言,作家的作品需要经过翻译才能被其他国家的人阅读。而翻译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外国评委对作家的判断。莫言的大多数作品都由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所译,其精准程度令人信服。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里最大难因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却要花很大力气加以解释。”良好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就要求译者不仅具有基本的双语能力,更要具备语言外能力。葛浩文采取功能对等的翻译方法,使得译文符合译入语国家的文化, 从而奠定了自己在翻译界的地位。

傅雷先生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 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他认为翻译就是要把译者自己理解和领悟了的,用相应的文笔和风格表达出来。[16]理解致力于达意,领悟作用于传神;传神是更高范畴上的达意。半个多世纪以来,傅雷先生以自己显赫的译绩、别树一帜的译论、精益求精的译技、自成一家的翻译风格和堪称楷模的译德,奠定了他法国文学特别是巴尔扎克作品权威翻译家的地位,“傅先生以‘行文流畅、 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见长,因而形成了‘傅雷风格’, 其译文尽量合乎中国固有的语法,善用成语而绝少病句”。[17]“拿傅雷译文与法文原文对照,读到精彩处,原著字里行间的涵义和意趣,在译者笔下颇能曲尽其妙,令人击节赞赏!”[18]傅雷先生出色的翻译能力和语用能力, 是他总是从读者角度出发,关注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讲究语用等值与功能对等奠定了他翻译界的权威地位。

四、如何提高译者地位

译者地位的高低取决于译者的语用能力与翻译能力。 译者只有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才能准确理解原文,恰如其分地表达其语义内涵,既译出原文之“形”又译出原文之“神”,才能被读者或客户所接受,从而逐步提升自身的地位。2011年因在两会记者会现场流利地翻译温总理引用的古诗词而走红的张璐就是对译者地位最好的诠释,她出众的翻译能力奠定了她成为国家领导人首席翻译的地位。

其次,译者应具备一定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傅雷先生这方面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对工作极其热情, “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得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原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他要求自己:“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19]凡有志于翻译工作的人,就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倾注极大的热情,耐得住寂寞,做好长期伏案工作的准备,养成一丝不苟、 严谨认真的好习惯。只有当译者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才能受人尊重,才能获得其应有的译者地位。

五、结语

译者态度与译文处理 篇7

1 审美理想

审美理想, 是译者对翻译结果的美学期待。翻译的过程, 同时也是审美的过程。文学翻译注重美感的表达, 使译文读者尽量与原文读者有同样的美的享受。而译者作为原文的第一读者, 其对原文的解读过程也是他的个人审美体验过程, 有其独特的表现, 所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译者在欣赏原作时, 用自己的标准和情趣理解字里行间的深意, 而译者自身的审美理想最终在他的译文中得以体现。译者所掌握的知识, 所经历的人生体验造就的审美观无时无刻不在促使其以某种掺杂个人风格的方式来翻译。诗歌是最富有艺术美感的文学形式之一, 而就诗歌的翻译策略与风格, 也可谓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应忠于原诗精练的语言、节奏和音韵, 先形后神;有人则更看重原诗意境与神韵的凸显, 先神后形。无论是许渊冲先生的“意美、音美、形美”, 还是辜正坤先生诗歌翻译的“多元互补论”, 皆体现了各自独特的审美理想所引申的翻译策略。林语堂曾在《论翻译》中写道:“翻译的标准问题, 大概包括三方面。我们可依三方面的次序讨论。第一是忠实标准, 第二是通顺标准, 第三是美的标准。”“翻译于用之外, 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 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 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 是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1]审美使人性自然和谐, 而这种对审美重要性的认同也融入到了林语堂的翻译方式。他塑造了通俗翻译文化形式, 以通俗为美, 包涵通俗文化的译本, 严肃刻板尽消, 给人以清新、自然之感。

2 翻译动机

译者的翻译动机直接影响他的翻译策略的选择。[2]翻译动机可能源于外部、客观的因素, 也可能与内部、主观的原因有关。译品可能是译者所处的政治社会大环境背景下的产物, 也可能单纯因为译者个人的兴趣爱好或原文中的某些元素与译者的内心产生了共鸣。

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使得他进行的翻译活动有着明确的政治动机。他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旨在用“西学的新思想唤起民众”。[3]严复虽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且在自己的译作中充分达到了“雅”的标准, 却很难说真正做到了“信”。他在翻译过程中大量使用按语, 借此表达本人见解, 以便宣扬其政治主张。同时, 他采用增删、改写的翻译策略, 有选择地摄取“西学”精髓, 并明确地指出“译文取明深义, 故词句之间, 时有所颠倒附意, 不斤斤于字比句次, 而意义则不倍原文。题曰达旨, 不云笔译, 取便发挥, 实非正法。”[4]

翻译动机同样影响着译者在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上的选择。《红楼梦》的两个著名译本—杨译和霍译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杨译的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 霍译则为“A Dream of Golden Days”。又如杨译将“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而霍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显然, 杨译采用的是异化策略, 把“天”译为“heaven”, 保留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宗教色彩。而霍译则是归化手法, 将“天”译为“God”, 融入了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理念。其原因就在于杨宪益夫妇的翻译动机是希望尽可能地中国文化展现在外国读者的面前;而霍克斯的目的只是译本便于英语读者阅读和理解, 获得娱乐和消遣。[5]

3 文化取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翻译的过程也必然会涉及文化之间的转换。受到不同文化熏陶的译者们会将自己身上独特的文化烙印融入到翻译当中。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 以及其特有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使得长期身处在一定文化环境和氛围中的译者, 定会受到其所属的文化圈子的思维方式、价值尺度和言语习惯的影响和制约, 这也决定了译者对于周身事物的观察、解读、反应方式, 使其形成个人的文化立场与文化取向, 而这必将影响到译者对译文的处理:是偏向于目的语文化的归化翻译, 还是倾向于源语言文化的异化翻译。

文化取向的不同造成翻译风格截然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有鲁迅和林语堂。鲁迅在他的《文化编制论》中就明确提出了创建新文化的理想原则, 建立新文化的重要前提就是要引进世界文化, 而翻译即成为了达成这一前提的有效手段。他希望通过翻译“别求新声于异邦”。因此, 他提倡“拿来主义”, 在翻译方法上运用被称之为“硬译”的方法, 主张“宁信而不顺”, 就是为求译文能完全保持原文的韵味和表达方式, “必须有异国情调”, 也就是所谓的“洋气”。[6]但林语堂反对洋化了的中文, 反对“逐字译”, 提出了:“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原则[7]提倡以“句译”为单位, 以便实现审美的目标。

对于这二位翻译大家背道而驰的翻译态度, 我们不能用孰好孰坏来评判。这皆是两人不同的文化取向在译作处理上的不同表现而已。

4 结束语

审美理想、翻译动机和文化取是译者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译者主观因素的个人差异, 导致译文处理方法的不同和产出的译品的风格差异。正因为如此, 译入语读者才有可能领略到符合自己情趣、风格迥异的译本。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论翻译[C]//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48)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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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佳.译者翻译动机及其制约因素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 201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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