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策略

译者的策略（共7篇）

译者的策略 篇1

1 引言

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的活动, 译者风格类似于“一种指纹并通过文本中的一系列语言及非语言的个性特征体现出来。” (Olohan, 2004:147) 然而, 译者风格研究如此复杂症结在于:无论是脱离原文本仅对译文做研究或是脱离原作者仅将目标读者作为研究对象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针对以上问题, 更多的学者开始借助语料库研究方法, 以语料分析和数据统计为依据探究译者所特有的语言使用习惯和特殊的句法结构等特点。

为探讨在语料库辅助下对译者风格的研究策略间存在的异同, 文章选取在基于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a.“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Baker, 2000) ;b.“What happened to God and the angels:an exercise in translational stylistics” (Malmkjær, 2003) .本文通过对比研究, 具体将从研究方法应用、研究方法对比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通过上述对比分析, 对语料库辅助下译者风格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论述。

2 关于译者风格的定义

在对翻译文体及译者风格进行研究前, Malmkjær从语义和心理语言学两个方面探讨对译者翻译风格的影响。作者在阐述论述过程之前提出在分析译者风格过程中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以作为文章讨论的重中之重。她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语言的选择不仅受到文章文体和内容的制约, 同时源文本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与之相比, Baker运用House以语言应用及语言应用者为研究对象所提出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对译者风格做出初步的界定。随后, 将译者风格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两者相结合, 最终将译者自身的表达习惯作为影响译者翻译风格的核心因素并将译者风格定义为“留在文本中的一系列语言及非语言的个性特征。” (Baker, 2000:245)

3 研究方法应用

3.1 Malmkjær关于译者风格的研究

首先, 选取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作品英译本为分析对象, 从在1835年至1866年间在丹麦出版的111个童话故事的英文译本中选取六十份文本对翻译文体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由于研究所选用语料的规模较小且仅限于文学文本, 因此仅选取“The travelling companion”和“The wild swan”两则故事中的十个段落, 主要应用了对比分析的研究模式主要包括源文本、注释、评注以及译者翻译文本。其中源文本出自同一位作家且译文由同一位译者完成, 具体模式如下图:

Same ST—TT Same

Author ST—TT Translator

在语料库辅助的基础上, Malmkjær在语篇分析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应用语言学中的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之所以难以界定主要原因在于“其缺少自身独有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以及相应的一套研究和实践方法。” (Dornyei, 2007:35) 尽管翻译研究仅是语言研究的一个分支, 在译者风格研究过程中定性研究仍被广泛应用。Dornyei曾提到“语言习得和应用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受到社会因素, 文化因素以及语言环境的影响, 因此定性研究对于与语境相关的语言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Dornyei, 2007:35) 由此可见, 定性研究不仅可以从语言因素还能够从语言外因素如翻译规范、翻译目的等方面对译者风格进行研究。

在具体论述过程中, 首先引用四段译文并阐述以该文本为译者风格研究对象的原因。通过Dulcken与Howitt的译本对比, 作者认为前者的译文在保持个人风格方面具有鲜明的特征和个性。例如译者沿用了Tommelise原文中的词汇“spittoon”和“barleycorn”并没有舍弃原文中包含的不文雅词汇和意向。文章第四部分, 作者从两则故事中选出了十个段落并以“原文—注释—译文”的模式进行对比研究并发现在Dulcken的译文和与文本中宗教语言和宗教氛围具有显著的差异, 译者似乎不愿过多运用类似“God”、“Lord”等特殊名词。译者试图应用特定的象征及隐喻等手法来表述原文意向, 通过具体的例证作者对此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归纳。

3.2 Baker关于译者风格的研究

文章中对译者风格的探讨是在语料库这一新兴的翻译研究方法的辅助下展开的。Lauridsen (1996:67) 认为“研究者可以在两种情况下应用翻译语料库, 即语言分析的目的是对翻译过程作出评估或者是在某个翻译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批评”。翻译语料库的存在将翻译研究转化为实证性研究, 正如Baker提到的“语料库语言学领域技术和研究方法的进步将对翻译研究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 (Baker, 1993:233) 在语料库的辅助下, 文章的分析结构主要如下:

Author a ST→TT Author a

Author b ST→TT translator a Author b translator b

Author c ST→TT Author c

涉及到语料库辅助下的翻译研究方法, 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是收集和分析数据的主要方法。Dornyei曾经提出定量研究过程中的三个步骤:“发现某个现象或某个问题;提出基本的假设;按照特定的步骤收集和分析实证性数据。”Baker在研究过程中以翻译英语语料库中的实证性数据为基础, 运用定量研究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Baker在文章中主要关注的是在文学翻译中不同译者翻译风格的差异。主要论证Peter Bush和Peter Clark两位译者所展现出的彼此不同的语言表达模式和表达习惯。为此, 作者从翻译英语语料库抽取两位译者的译作, 并且上述译作的原作者不同, 原文本也选自于不同的语言。在翻译文本为语料的基础上, 译者主要从类符—形符比, 平均句长和叙述结构以及词项say为切入点对译者风格进行分析和研究。除此之外, 研究还涉及到例如动词过去时, 以“that”和“say”为统计数据关于直接宾语从句和间接宾语从句的分析。一些其他因素也对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有所影响如“原文本的选取, 译者自身所处的人文环境和语言环境以及相关的文化和文学因素。” (Olohan, 2004:150)

4 研究方法对比

4.1 数据收集

Baker文中所应用的数据主要选自翻译英语语料库并利用其强大的数据检索能力使所得数据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 因此研究者更加倾向于运用定量研究方法, 即应用特定的方法对某些现象进行客观的评估。语料库辅助下的研究方法正是客观准确收集数据的最佳方法并且能够对个别领域的专有词汇作出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与英国国家语料库 (BNC) 和柯林斯英语语料库相同, 翻译英语语料库是以翻译文本为收集对象并以不同文学体裁为标准创建不同的子库, 最终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客观的语料基础。

相比较, Malmkjær在论证中选取了两本童话故事中的十个段落作为例证进行分析。由于研究所选用的语料规模相对较小且通过文本分析进行论证, 因而更加倾向于定性研究。Olohan表明“定性研究的数据可以来自于很多途径, 通常情况下数据会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尽管定性研究的数据会略显庞杂或繁冗, 然而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只会对文本中具有代表性的词汇和句式进行重点剖析论证。

不难看出, Baker以定量研究为依据抽取了相对较为庞大的数据来探析两位译者翻译风格存在的差异。这就对翻译语料库的文本容纳量提出了客观的要求, 正如她所讲“英国国家语料库中收取的是大量的语段, 而翻译英语语料库中包含的是整个语篇。” (Baker, 2004:167)

4.2 数据分析

(1) Malmkjær文章中对文本的分析是以语篇形式尤其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如上所述, 定性研究方法下的分析表述更加倾向于以语言为主要手段。Baker以语料库辅助的研究方法中论证主要基于语料库所提供的数据和较为简洁的文本分析, 通过对词汇、短语以及句法结构的检索对具有代表性的语言现象进行分类和论证。

(2) 从数据分析模式的角度看, Baker采用了直线式的论述结构:选取与研究相关的文学作品译本, 通过翻译英语语料库进行相关检索, 收集、筛选、对比所得数据, 获取最终结果。相比之下, Malmkjær数据分析时采用了曲线结构。基于文章的需求, 作者在论述过程中重复应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数据转换等步骤。此外, 两位学者还在论述过程中对论证内容作出了具体的分类, 如Baker就从四个方面探究翻译语料库检索出的数据包括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叙述结构以及词项“say”。

5 语料库对译者风格研究的影响

(1) 翻译英语语料库作为语料库翻译学领域的先驱为翻译研究尤其是译者翻译风格的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充实的数据基础。“数据库中包含多种语言作品的英文译本, 且依据不同文体如小说、自传、新闻、杂志等进行了系统的分类。” (Kenny, 2001:58) 文章中Baker选用了小说和自传两种文体作为分析模板。

(2) 语料库辅助下的翻译研究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出翻译的广泛特征包括“显化, 简化和泛化” (Baker, 1993:243) 。例如显化意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倾向于运用多种方法忠实完整地将原文呈现给读者, 而不是遗留一些模糊或不准确的信息。因而, 类符—形符比和平均句长可以证实译者的译文是否由于显化的需要而比原文本篇幅复杂。通过比较, 可以清晰地发现Bush在翻译过程中比Clark应用了更多的复杂句式以达到译者期望的效果。

(3) 在语料库辅助下的译者风格研究主要倾向于定量研究的方法, 且通过百分比的形式清晰地对比出不同词汇使用频率的差异。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 这是语料库翻译研究不可比拟的优势之一。例如, 通过语料库的词汇检索和数据统计, 两位译者使用词项“say”的频率即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使用频率显而易见。

6 结语

长期以来翻译被认为是一项非创造性活动, 译者不能有也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翻译风格。然而随着译者风格研究的深入发展, 更多的人意识到与语言特征和表达习惯相同, 译者的确拥有属于自身的翻译风格。本文通过对两篇探析译者风格文章的研究对比, 探讨在语料库辅助下的译者风格研究的具体方法及应用。翻译语料库为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更加客观的平台, 研究者可以从多层面、多维度对不同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和研究, 从而探析译者独有的语言风格和表达习惯。

然而, 语料库辅助下的译者风格研究仍然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例如:语言外因素包括翻译规范、翻译文本目的等内容的缺失以及翻译语料库自身的局限性。但是, 随着译者风格研究的深入和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 该领域将会有深入长远的发展。

摘要：随着译者风格研究的深入, 更多的学者意识到译者拥有属于自己的翻译风格包括语言特征和固有的表达习惯。在此过程中, 语料库辅助下的译者风格研究逐渐受到认可和接纳。翻译语料库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数据并通过多维度多层面的比较使研究结果更加全面和客观。本文主要通过对比两篇译者风格研究的文章探析语料库辅助下的研究方法在译者风格研究中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翻译风格,语料库,普遍特征

参考文献

[1]Baker, Mona.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Target, 2000 (2) .

[2]Boase-Beier, Jean.Styl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Manchester:St.Jerome, 2006.

[3]Dǒrnyei, Zoltán.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and mixed methodologie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3.

[4]Kenny, Dorothy.Lexis and creativity in translation:a corpus-based study[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 2001.

[5]Olohan, Maeve.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Routledge, 2004.

以译者为主体论翻译的标准及策略 篇2

在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面世之前, 我国语言学家马建忠在1894年呈奏清廷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过“善译”。所谓“善译”, 即“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译文要与原文相当。而如何才能做到这个“相当”, 马建忠用了200余言加以详论, 其中强调了译者必须查文字之渊源、辨实义之相当、思意旨之所在。简而言之, 只有善查、善辨、善思方可有“善译”。在西方的世界, 丹麦语言学家英格和卡伦就“善译”提出了新的见解, 即迎合读者的文本才算值得推崇的佳作, 自翻译外国作品之始, 译者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 还要密切注视文体的差异。对于这个问题, 作者也作了一些思考, 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 但又不是一项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 它还牵涉到各种非语言因素, 因为语言作为文体的载体, 往往带有一定的文化色彩。

这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因翻译目的, 文本类型, 作者意图和译文读者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马建忠是趋向于源语国的思维方式, 力求保留原文的语言及文化特色, 以丰富译文读者对译文的需求;英格和卡伦趋向于译文读者的思维, 力求译文符合译入语语言及文化的规范, 较好地满足译文读者较少异味地阅读需求。马建忠追求最大程度的等值, 而卡伦追求最大程度的等效。而两者又有殊途同归的指导意义, 即不论选择何种策略, 都应着眼于读者和社会的需要。

在翻译过程中, 作者也提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马建忠的“善译”要求译者能使读者从译文中获取原文读者从原文中得到的尽可能相同的感受, 这实质上提出了译文应与原文“形似, 意似, 神似”的理论问题, “意旨”“神情”“语气”“心悟神解”这十个字可以说是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理解和表达的全部。

译者必须比较翻译中所用两种语言在语音, 语用, 文体, 语义等方面的异同并充分调动译者的能动性来把握原文的思想, 风格和语气, 然后将它们重现在译文中。这实质上是强调译者平日对本国语言文字和对象国语言文字必须有很高的修养, 对语法学、词源学、文体学、修辞学等学科有很深的研究, 这是对译者的素养提出的最要求, 应当说, 这是译者毕生追求的目标。

而在英格和卡伦的文章中强调译文应与原文所谓“等效”的翻译理论, 没有丝毫的出入应该是译者的最高追求。这实质上提出了译文应与原文达到所谓“等效”翻译的效果。因为“等效翻译”的最大特点, 就是重视信息的“接受者”, 即要求译文在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应与原作相同, 这就是翻译的最高理想境界。下面从不同的层面逐一列举出文章作者对于翻译的原则:

在语言的层面上, 特别是专有名词的翻译中, 马建忠提出了3条统一译名的措施, 即翻译时如中文已有现成名称则用中文名称;斟酌、推敲、考证新的中文名称;对于所确定的中文名称, 编制中西名目对照。而在英格和卡伦的文章中指出, 字面的直译, 字对字的翻译和不惯用的表达方法在语言的层面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对译文的质量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药品说明书的翻译是具有即时性、通俗性等特点的文化。在这类文本的翻译中处理时, 等效的目的尤为重要。

从文体的层面上来看, 马建忠呼吁借鉴西人语言文字、政令法规、文化典籍, 所译西书分为3类:第1类为对外交涉书籍, 这类书刊由于时效性强, 译者必须随到随译;第2类为各类科学书籍, 即涉及自然、社会、人文、历史、军事、法律、经济等西方政令治教的;译者需要对其进行分类, 再逐一翻译;第3类为西方教科书, 包括算学、热学、光学、声学、电学、动植物学、金石之学、性理、格致等近代科学, 译者需要通晓这类文化的背景知识, 良好的语言功底, 方能教化民众。而在卡伦和英格的文章中, 作者针对药品说明书这一特殊文体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认为译者准确的对源语概括总结是翻译的第一要义, 再用本国语言地道地达意才尽到了一个译者的义务。

从译者能力的层面上看, 马建忠认为译者首先必须通晓汉语和外语, 因为任何通汉语而不达外语, 或达外语而不通汉语者都不可能在翻译中准确传递原文的神韵。有了一定的外语基础和对外国文化的了解, 对于他文化所体现出的差异性, 译者不能视而不见, 更不能因为认为“他者”难以理解和接受, 便试图用本国文化去同化之, 而是要尽可能地在翻译中将其保留。而在英格和卡伦的文章中指出译者需要先对原文全面深刻的了解, 然后对译文字斟句酌的表达, 使读者轻而易举就能领会其中的要旨。总之, 一名成功的译员必须是掌握语言文字、熟悉专业知识、了解翻译理论和技巧的人才。

从翻译的目的这个层面上来看, 马建忠谙熟西方社会政治思想, 科学与文化。甲午战争后, 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 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提倡变法自强。欲知己知彼就必须全力发展翻译事业。一言以蔽之, 把西学的“精髓”译介到中国来, 维新自强, 启迪民智, 共赴救亡图存大业, 他将翻译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促成了翻译外国典籍的出现, 实现洋为中用的目的, 一些原汁原味的外来语就进入了中国的文化当中。在英格和卡伦的写作中可以发现, 为响应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发起的简洁语言运动, 卡伦和英格就西方进口药品这一现象联想到了药品说明书的翻译问题, 更进一步探讨了本国市场上的英语类药品说明书的翻译, 更有具体事例的列举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以达到这种指示性文本的效用和更好地与患者沟通的目的。

“善译”理论所标举的读者, 使得从文本中心论走向读者中心论, 使得中国传统翻译论在文本, 语言, 译者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读者这一重要的一维, 从而便多了几分交流的平台和共建的基点。但近年来国内懂外语的读者群不断扩大。有了一定的外语基础和对外国文化的了解, 他们就不会只满足于通过顺畅的译文对原文大意的了解。对不同文化的好奇使他们想通过译文了解更多的异域风情, 并从中有所借鉴。译者应该尽量地满足读者的这个期待, 而不是用主观的, 略带学究气的标准把这一愿望扼杀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的策略 篇3

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解构主义语言学, 再到如今的多元化, 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 研究的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作为一个客体的译文文本, 还开始关注具有主体性的译者的翻译行为。纵观这些理论, 在是什么决定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上, 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是社会、文化、政治等客观因素。但事实是, 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 无论这些客观的制约因素多么强大和一致, 面对同一文本, 同一社会制约条件下的不同译者仍会做出不同选择, 于是同一文本在同一历史时期会出现多个风格迥异的译本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 影响译者选择的不可能仅仅是这些客观的外部因素,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译者内部寻找呢?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实践论被引入翻译研究中, 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习性”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视角。

二、Habitus译者思维习性与规范的区别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的核心概念是场域、习性和资本。布迪厄提出社会实践理论, 试图消除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二元对立, 在他看来, 主观和客观是可以相互渗透的, 途径就是“思维习性”。习性Habitus源自于希腊语Hexis, 意思是生活方式或习俗, 后又衍生出了“定势和品位”等含义。布迪厄借用了这一概念, 将其定义为“构成体系的定势” (Bourdieu 1991:18) , 强调作为客体的社会与作为主体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构造关系。这种定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外部结构内化的结果, 因此“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了习得过程中的社会环境条件” (邢杰, 2007) 。布迪厄将其形象地比喻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的“生成语法”, 人们在相同的语法制约下可以产生不同的语言风格, 各自的语言风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个人或某一群体的语言风格反过来也会对语法规则起到建构作用。因此, 习性不是被动、消极的, 它使得个体在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的情况下能发挥主观能动性, 表现出“创新, 挑战现有法则的一面” (邢杰, 2007) 。

在翻译研究中, 绝大多数翻译现象均能以描写翻译学中的“规范”加以解释, 但是在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还未形成时或者少数译者不顾主流“规范”, 对原文进行操纵和改写的情况下, “规范”的解释力还远远不够, 因为规范往往聚焦于某一时期大多数人普遍的行为模式。而习性则不同, 习性既可以用来分析某一群体的行为动机, 又适用于分析个体的翻译行为。

三、思维习性与译者的选择

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译者在受到各种外部因素制约下的自主选择过程, 小到遣词造句, 大到文体风格、翻译对象及翻译策略的选择,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主客观的融合, 译者思维习性也贯穿始终。这一概念对五四前后中国的西方戏剧翻译现象有着较强的解释力。清末民初, 即使严复提出了“信达雅”, 当时也并没有在译界产生太大影响, 更何况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并未践行自己提出来的原则。“社会规范”还未形成, 这时的翻译行为体现了译者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鲜明的个人轨迹, 即“思维习性”。

五四前后涉足西方戏剧翻译的主要有两类人:第一种是知识分子、文人, 他们主张直译, 翻译目的主要是供大众阅读;第二种是接受过戏剧方面的教育或者有舞台表演经历的人, 他们主张翻译应适当改写, 以适于在中国的舞台演出。不同的社会轨迹造就了译者不同的思维习性, 进而影响了他们的翻译策略。

新文化运动倡导“新文化”, 反对“旧文化”, 新文人们意识到建设新文化的一个捷径就是尽可能多地翻译国外的作品。为了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等译介到中国, 翻译时就必须尽量保持原文的形式和内容, 不能对原文进行随意删改。《新青年》从第一期起就要求译者投稿时附上原文, 后其他文学期刊也纷纷效仿。

这一阶段由于五四新文人极力推崇西方文学, 甚至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 翻译更多的是为了引进西方的艺术手法, 从而建立“新的文学”。以鲁迅为例, 他坚持认为中国的文字及文学是极其落后的,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采取直译, 将西方的思想内容、写作手法, 甚至遣词造句、句法都介绍到中国。鲁迅对于直译的过度推崇, 也为后人所诟病, 批评其翻译为“死译”。以下是鲁迅于1920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由日语翻译成中文的《一个青年的梦》的节选:

鬼魂:并且也像在本国国民间禁止奴隶制度一般, 对於属国国民用那对付人间以下的态度, 也应该改过的。我们很怕人类的运命的进行, 取了现在这般国家主义的进路。 (鲁迅, 1920)

不识者:你看着我就是了。我的覆面, 连我自己也取不下, ———是不许取下的。单是谁有力量, 便感着我的正体。 (ibid)

这一段译文的原文为日文, 虽没有对照, 但从译文我们可以看出, 作为译者的鲁迅采取了直译, 译文保留了原文的用词和句法, 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内容及形式, 但翻译效果不甚理想。

然而, 对于那些接受过戏剧方面的教育或者有过舞台表演经验的人来说, 不同的个人实践造就了他们与上述文人不同的思维习性。尽管直译的推崇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戏剧翻译的质量, 但戏剧家们很快发现大多数直译的戏剧不适合舞台表演。郑正铎指出, 从1918年到1921年, 戏剧翻译的最大问题是太难读懂 (黄会林, 2009:45) , 未经改编的翻译剧舞台表演效果均不尽如人意。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以后, 这些戏剧家们意识到, 要想将西方戏剧搬上中国舞台并产生预期的影响, 就必须对戏剧翻译策略做出调整, 以适应中国人的语言使用习惯及审美。正是这些与戏剧表演相关的个人体验决定了他们的思维习性, 他们在翻译时摒弃完全的直译, 而是以舞台为出发点做出相应调整。

以洪深为例, 他是中国杰出的戏剧家, 在美国留学期间专攻戏剧, 接受了现代戏剧的系统训练, 回国后开创了中国的现代戏剧———话剧。这种社会轨迹与当时的许多戏剧表演家都颇为相似, 如欧阳予倩和陆静若。留学的经历, 对中国社会及观众期待的了解, 以及对外语的掌握, 共同造就了他们的译者习性, 即在不改变原作意思和思想的基础上, 以舞台为导向进行适当改写。

洪深将奥斯卡·王尔德代表作之一的Lady Windermere’s Fan改编为《少奶奶的扇子》并搬上舞台,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之前, 此作已经有不少翻译版本, 但舞台效果都远不如洪深的版本。由下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译者思维习性对其翻译策略的影响:

Lady Windermere:You think I am a Puritan, I suppose?Well, I have something of the Puritan in me.I was brought up like that...she was stern to me, but she taught me what the world is forgetting, the difference that there is between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SHE allowed of no compromise.I allow of none. (Lady Windermere’s Fan)

少奶奶:伯英, 你心里总以为我是一个旧道学, 所以古板得厉害。我呢, 倒也有点是旧道学……那学堂管教得很严, 我从一岁到十七岁, 耳朵所听见的, 眼睛所看见的, 无非教我们做高尚有道德的人;那世故人情, 我或许比别人见识得少。可是我还知道好跟坏有个分别, 规矩跟不规矩有个分别。我们学堂里, 是不容有一点苟且马虎的事体的, 我也是不容有一点苟且马虎的事体的。 (洪深译, 1957)

对于西方戏剧的翻译, 具有丰富舞台经验的洪深提出了三个准则:第一, 原文意义, 不可错误遗漏;第二, 声调格局, 应与原文相似;第三, 字句尤当如原文之流利 (张殷, 2008:67) 。在这段译文里, 洪深充分考虑到了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 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第一, 对原文中具有典型的西方语言及文化色彩的词语都进行了归化处理, 如:少奶奶、伯英;再如:将“puritan”译为“旧道学”;第二, 为了使译文更符合舞台语言的特点, 洪深将原文的“compromise”译为“一点苟且马虎的事体的”, 在“好跟坏有个分别”后增添了“规矩跟不规矩有个分别”, 这些都使语言更具备口语意味, 更适合舞台表演。

四、结语

五四前后中国的社会危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国文人的生活经历及社会轨迹, 这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思维习性, 或以搬上书架为目的, 或以搬上舞台为初衷。这些不同的思维习性决定了他们在翻译策略及翻译对象上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在同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由于思维习性的差异, 新文学并没有在主流诗学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变得千篇一律, 而是具备多样性, 百花齐放。

参考文献

[1]Bourdieu, Pierre.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洪深 (改编) .少奶奶的扇子[Z].洪深文集 (一) [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3]黄会林.中国百年话剧史稿 (现代卷)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2009.

[4]鲁迅 (译) .一个青年的梦[J].新青年, 1920 (7) , 2.

[5]邢杰.译者“思维习惯”——描述翻译学研究新视角[J].中国翻译, 2007 (5) :10-15.

译者的策略 篇4

目前, 国内外针对外宣翻译的研究数量可观, 而外宣口译及外宣口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尚缺乏深入的整体性研究和理论上的探讨。

外宣翻译在国内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 (1) 侧重研究外宣翻译的原则, 提出外宣翻译工作者需要熟知并运用“外宣三贴近” (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 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 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的原则。译者在三贴近原则的指导下, 一要充分考虑文化差异, 努力跨越文化鸿沟;二要熟知外国语言习俗, 防止落入文字陷阱。 (2) 侧重研究外宣翻译的策略, 认为外宣翻译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构建译入语读者的认同。该类研究指出, 如果我们的外宣翻译缺乏内外有别的意识, 没有考虑国外受众的思维共性、心理习惯、信息需求和言语表达方式等因素, 会造成受众对外宣内容缺乏认同, 导致宣传失败。这就要求翻译工作者在了解本国传统的基础上, 了解什么样的话语符合外国受众的期望, 在他们的价值尺度下中听在理, 自然得体, 了解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传递信息、阐明事实才容易被他们接受, 而不是逐字照搬国内宣传语气和行文模式。因此, 为建立译入语读者的认同, 译者需要采取诸如改写、编译、解释等翻译策略。 (3) 侧重研究外宣翻译的译者素质, 指出译者只有不断增强全球意识和主体意识、文化自觉意识、翻译的功能目的意识、正确的读者意识以及技能意识等, 才能做到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从外宣翻译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 目前外宣翻译的研究较注重外部研究, 包括外宣翻译的标准、原则、策略及对译者的要求, 而没有从译者本身的角度出发进行内部研究, 而针对外宣口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更是缺乏深入的整体性研究和理论上的探讨。

在国外, 对译者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 西方翻译界出现了面向译者和译入语文化的研究取向, 译者和译入语读者的作用和位置渐渐得到重视。以诺德 (Christiane Nord) 为代表的德国功能学派 (functionalist approach or skopos theory) 视翻译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 并认为这种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译文接受者和译入语文化, 而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了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以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赫曼斯 (Theo Hermans) 为代表的操纵学派则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 (a rewriting of an original text) , 而改写即是运用权力进行操纵 (manipulation) 。美国翻译研究协会副主席安吉莱莉提出译员的显身性意识, 认为“显身性是指译员为了帮助双方跨越交际鸿沟而超越了传统及行规所赋予的语言符号转换者的角色, 即不只是对讲话人话语意义的解码和编码, 而是积极参与到交际过程中的中介身份来协调交际进程的特性”。所有这些都指明了译员要从“幕后”走向“台前”, 由“隐身”走向“显身”, 需积极发挥其主体性的作用。

在国内, 任文 (2010) 教授认为“译员的主体性意识是译者作为口译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对于自身身处其中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 是译员在了解了当事双方的交际目的, 并了解到口译活动的当下性和瞬时性后, 充分发挥其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内在欲求, 具有主动性和自主性特点”。这种主体性指出译者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作用早已超过了只对两种语言的转换, 绝不仅仅是传递语言的工具, 不是透明或隐身的, 而是积极参与到对话和交际过程中的, 是谈话的参与者、构建者和协调者, 既为当事人提供服务, 又在交际过程中实施一定的控制, 通过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推动交际的顺利开展。

二记者招待会外宣口译中的模糊语言及对口译主体的要求

“模糊” (亦译为“勿晰”) 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电机工程系和电子学研究实验室的查德教授1965年最先在《信息和控制》杂志上的一篇题为《模糊集》的文章中提出来的。文中指出, 在现实物质世界中所遇到的客体, 经常没有精确规定的界限。如动物包括狗、马、鸟等, 这是很明显的, 但是细菌是否属于动物类, 却是模糊的。查德还指出, “高个儿”不是经典数学中的那种集合。“这种不能精确划定范围的‘类别’, 在人的思维中, 特别是在模式识别、信息传递和抽象中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Hellen Kwamboka和Ondari Martha (2012) 在《模糊语言在Ekegusi中的语用功能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Vague Language in Ekegusii) 一文中指出, 一些语言学家都偏向于人类语言中的模糊性, 如Stubbs认为精确的语言并不一定比模糊语言更加有效, Williamson指出模糊性是人类语言的积极特征, 而Channell认为语言中的模糊性不完全都是好, 但也不是完全不好, 关键在于是否能合理运用语言。

模糊语言作为语言学的一个课题, 在我国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蒋平在《国内模糊语言研究:现状与目标》一文中指出, 模糊语言学在我国的发展至今已有30多年, 并且国内30多年来关于模糊语言的研究在内容和数量上均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理论推介方面, 从以形式化为主的理论介绍发展到对多种理论的引介;在研究、探索与应用方面, 呈现出多理论、多角度和多方面的研究。联系语义、指称、体裁、翻译与交际目的进行的研究占多数。

所谓模糊语言, 并不是指含混不清、模棱两可, 使人产生误解的语言。恰恰相反, 它利用语义的模糊性准确地反映出生活中的模糊概念。在翻译中, 精确性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模糊性则是绝对的、普遍存在的。无论在具体的翻译操作还是抽象的翻译理论中, 模糊性都是一种绝对存在的属性, 这在记者招待会外宣口译中也不例外。孙炳文、方圆指出, 与其他口译比起来, 官方记者招待会的口译内容较特殊。第一, 它总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相关, 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名誉、利益以及国际关系。所以, 译员不仅要精通语言, 更要会运用语言。第二, 政治内容较敏感甚至机密。译员在口译时, 只能译出听到的部分, 不能附带更多的信息。官方记者招待会中的语言都是正式的、简短的, 甚至出于外交策略而需要措辞模糊。这对口译主体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对于这样的语言和场合, 译者发挥主体性是受到限制的, 但又恰恰是这种场合, 鉴于记者招待会的目的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对国际事务的立场, 在这个前提下, 译员更需要发挥其主体作用对模糊语言采取适当的口译策略。

三案例分析:记者招待会模糊语言口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和口译策略

由于模糊语言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它能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惊人妙语。余富斌曾讨论了模糊语言与翻译的关系: (1) 以虚对实, 以模糊语言翻译原文的准确语言。 (2) 以虚对虚, 以模糊语言翻译原文中的模糊语言。 (3) 以实对虚, 以精确语言翻译原文中的模糊语言。那么, 根据这三种关系, 译者该如何发挥主体性, 采取适当的口译策略呢?刘和平指出, 译员的显形角色是客观存在的, 译员要现身做适当的调整或采取如“明喻补充、纠错、兼顾不同听众的反应”的方式调整。汝明丽通过实证研究指出, “译员有一定的自我权衡空间, 如原语有明显错误时可适当更改, 原语零碎松为针对模糊语言, 译者要发挥口译主体作用, 基于记者招待会原语发布主体的意图和接收主体的理解能力, 对模糊语言进行适当的意译 (包括明喻补充、简化) 以及运用直译等口译策略。来看以下例子:

例1:“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来源: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译文:“This is a trend no one can reverse, as described in a classical Chinese poem:A thousand sails pass by the wrecked ship;ten thousand saplings shoot up beyond the withered tree.” (译者:张璐)

这句古诗的意思是沉船的旁边正有千帆驶过, 病树的前头却是万木争春, 总理以此表达出社会的发展必将更好, 这是一个必然的前进趋势。鉴于记者招待会中外国听众这一接收主体可能对这两句诗的理解不够到位, 因此译者进行适当的明喻补充, 添加了“This is a trend no one can reverse”对诗句含义进行概括。

例2:“鼓励他们茁壮成长” (来源同上)

译文:“wishing them all the best.” (译者:张璐)

熟悉中文的人都理解, “茁壮成长”通常是指植物在阳光的照耀下成长, 在这里总理是希望青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译者采用简化的方式, 以西方人固有的方式来表达总理的愿望, 巧妙地将这层意思翻译成“wishing them all the best”, 很全面, 但简单明了。

例3:“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来源同上)

译文:“While water can carry a boat, it can also overturn it.” (译者:张璐)

这句话译者采用直译的策略, 因为诗意明了, 将其直接译出, 保留原语的形式和意象, 维持模糊语言这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强大魅力。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例子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充分领悟了原语发布主体的意图和接收主体的理解能力, 译者才能正确发挥主体作用, 采用合适的策略对记者招待会中的模糊语言进行有效处理, 真正达到外宣的效果。

摘要：本文从宏观层面的译者主体性入手, 通过回顾外宣翻译及译者主体性研究现状, 并分析记者招待会中译者对模糊语言的处理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指出只有充分领悟原语发布主体的意图和接收主体的理解能力, 译者才能正确发挥主体作用, 从而达到外宣效果。

关键词：外宣口译,记者招待会,译者主体性,模糊语言

参考文献

[1]任文.联络口译过程中译员的主体性意识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2]蒋平.国内模糊语言研究:现状与目标[J].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 2013 (5) :43~49

论译者主体性——译者身份的变化 篇5

一、传统翻译观

在传统的翻译观中, 译者常被看成是原作的仆人、媒婆, 甚至只是隐形人, 译者很难受到重视, 译作的地位低于原作的地位。如果译文译得好, 那是因为原作写得好, 但是如果译得不好, 那就是译者的问题, 译者并不能发挥主体性。译者甚至是隐形的, 人们在读译文的时候, 感觉文章是流畅的, 这种流畅的翻译使人无法察觉到这是翻译的文章, 译者也随之成为了隐形人。

在一些翻译家的观点中, 译者有不同的形象, 译者像仆人一样, 甚至只是原文作者的奴隶。在巴特看来, 原作者和译者的关系就像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一样。原作者就是主人, 对自己写的作品可以进行任何的修改, 可以搜集各种各样的素材放进自己的文章中,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思路对原作进行随意的添加或减少, 对原作有绝对的修改和创作的权利, 但是译者不行, 译者是原作和原作者的仆人, 他们必须要完全服从于原作, 服从于原作者。在德莱顿的观点中, 译者只是奴隶, 译者就像是奴隶一样在主人的庄园里劳动, 但是最终收获的成果全部归属于主人。原文的作者能够对文章进行随意的更改、调整, 使原文变得更好, 但是译者不行, 他们必须受到原作思想的制约。

从上面的这些传统的观点可以看出, 译者地位是很低的, 译者要完全服从于原作者, 不能对文章进行改写, 也不能对文章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创作, 译者只能在笼罩在原作者的光环下。译作的地位只是从属于原作的, 更谈不上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 或者译作是原作的来世。

但是现在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 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也纷纷出现, 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变得更加丰富, 翻译领域的研究也有可能与文学、语言学、人种学、人类学、社会科学等学科有更多的合作。译者的身份也随之开始转变, 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彰显。

二、译者主体性的涵义

关于译者主体性的涵义, 查明建进行了界定, 即“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的主观能动性, 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查明建, 田雨, 2003)

译者的主体性与翻译的主体性有所联系, 关于翻译主体性, 许钧认为“‘翻译的主体性’应该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 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 (许钧, 2003)

译者主体性在勒菲弗尔的操纵论、德国功能派弗米尔的目的论、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 译作的地位也有改变, 成为了原作的来世、原作的第二次生命, 译者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三、操纵论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翻译学派对翻译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 把翻译与文化联系起来, 这也使对原文的改写和操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翻译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翻译, 译者由于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制约, 会将原文进行改写。勒菲弗尔也在他的著作中列举了大量对原文进行改写的例子。译者从以前仆人的身份进行了转变, 变成了“操纵者”。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体现。

“勒菲弗尔把翻译看成是折射而不是反射, 与以前把翻译看成是对原作的一面镜子相比, 提供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模板。” (Bassnett, 2010) 勒菲弗尔认为“改写包括翻译、编史、编撰选集、批评、编辑。很明显其它的改写形式有对电视、电影的改编等, 但是也有专业领域外的改写。翻译是最明显也是最易接受的改写形式, 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因为能够让作者和作品超越文化的界限。” (Lefevere, 2010)

勒菲弗尔认为, “翻译当然就是对原文的改写。不管意图是什么, 所有的改写就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操纵着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发生作用。改写就是操纵, 为权力服务, 从积极的方面看, 就是可以帮助文学与社会的进化。改写能够引入一些新的概念, 新的体裁, 新的方法。翻译的历史就是文学创新的历史, 翻译的历史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权力塑造的历史。但是改写也抑制创新, 在各种各样操纵存在的时代里, 对文学的操纵, 例如翻译,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 (Bassnett, Susan& Andre Lefevere, 2010)

翻译的文化转向让人们不仅仅只是从语言转换的角度来看翻译, 而是更多地把文章放在文化的背景中看。翻译决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而是一个复杂的行为。

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主要是影响翻译的因素。勒菲弗尔将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考虑到翻译中, 翻译还与其它很多学科有关联。译者的译文与周围的环境与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译者在翻译文章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文化背景因素。

除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以外, 赞助人对翻译也有影响, 专业人士会比较关注诗学形态, 掌握权力和资金的赞助人则会对意识形态比较关注。这样一来, 赞助人对译者的翻译进行了限制, 译者需要考虑到翻译时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从而对原文会进行修改。

勒菲弗尔还强调了改写及译者的创造性, 在历史和文化的领域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改写包括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改写、编撰选集、批评、编辑等。译者对原文进行改写, 对原文增加或减少内容, 对原文进行一些编辑和编撰, 以适应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由于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原作中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有不一样的地方, 通常会被改写, 重新编撰, 编辑等, 或者对原文进行增减, 以此来使译文符合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主流意识形态也会有所改变, 所以会出现译本变迁的情况, 各国的翻译不一致, 出现不同译本, 文学作品不受新的时代接受, 或者很多作品再经过好多年以后才被发现的情况。意识形态会发生改变, 但是诗学形态相比下来就相对比较稳定, 不易改变, 但也因为诗学形态的不同和意识形态的不同, 很多作品的翻译会采用归化的手法, 也可能不被接受。所以翻译的原文选材也受到限制。几种改写方法, 以及翻译就是改写这个概念, 对翻译和改写都起了一定作用, 也使译者在翻译文章时对文章进行了改写, 以适合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并对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进行反映。

翻译研究的操纵论使译者成为了翻译过程中的“操纵者”。翻译的改写概念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 翻译也不再只是语言间的转换, 而是从更深的领域中来考虑, 文化层面、现实的背景都成为了翻译中需要注意的因素, 勒菲弗尔提到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限制着译者和译文, 以及原作者和原文的许多方面, 也随之出现了一些为了适应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改写现象。这样的改写也使作品得到更多的接受和认可。译者成为了“操纵者”, 对原文进行了一定适应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改写, 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彰显。

四、目的论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目的论中对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体现。弗米尔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 是一种目的性行为。弗米尔认为翻译不是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 译者根据目的要求选择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弗米尔认为目的是决定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

翻译目的论的定义是在目的语背景下, 为目的语的目的, 和目的语环境读者, 生产一个文本。“目的论将翻译的焦点又对原语文本的再现转移到更富挑战性的译语文本的创作, 提升了译者这一翻译主体的主动参与性, 树立了译文和译者的‘中心’地位。使原文的语言和文体特点不再被视为翻译的唯一标准。” (李波, 张晶, 2010)

目的论中, 翻译标准、译者的地位、原文和译作的地位都有所改变。目的论的翻译标准比较多元化, “对等只是适合翻译目的的一种形式” (李波, 张晶, 2010) 。目的论中, 译者的身份角色多样, 是翻译的参与者、实施者、接受者、诠释者、创作者。译者可以根据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对原文进行一定的删改。这样的删改也使译者成为了译作的创造者, 译者的角色也进行了一定的转变, 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彰显。译者与原作者的角色也可以看成是平等合作的, 译者的身份得到了改变。目的论中, 译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编辑、再创造, 译者参与到创作中, 这也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发挥的作用和功能也有所显现。在目的论中, 译作和译者成为了中心, 处在了中心地位。

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对原文进行再创造, 对文章进行增减, 以实现其目的。译者和译作也不再处于从属地位, 译者对译作的创作起了作用, 译者也发挥了其主体性, 从原作的束缚中得以释放甚至是解放以实现其预期达到的目的。

五、本雅明思想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 本雅明的翻译思想显得也越来越重要。本雅明的思想与哲学有着一定的联系, 他的翻译思想中有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内容。本雅明曾写过《译者的任务》, 这篇文章中就描写了译者的任务, 即“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 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为了纯语言的缘故, 译者打破了他自己语言中的中的种种腐朽的障碍。” (本雅明, 2000)

在本雅明看来, 译作永远晚于原作, 译作让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 使译作具有新的生命。译作也被看成是原作的来世。译作使语言得到不断更新, 使语言得以成长。译作不会使原作黯然失色, 反而会使原作得到加强, 突显出纯语言。译作作为原作的来世也使原文得以继续存活下去。本雅明认为译作并不是为了读者理解文章的意思而存在。本雅明也将原作比作生命之花, 由于译作而使这朵花盛放, 也使原作得以保持年轻。本雅明认为译作并不是为了向原作看齐, 它有所改变和更新。翻译不仅不会遮住原作的光芒, 而且还会使原作得到加强, 生命得以继续。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用了很多种比喻, 例如果实和果皮, 语言密林, 瓶子和碎片, 圆和切线。花瓶的碎片可以重新拼接, 用胶水把它重新黏合成为一个更大的瓶子, 翻译也可以看成碎片形成更完整、更完善的语言。译作和原作的关系就像圆和切线的关系一样:“一个圆的切线只在一点上同圆轻轻接触, 由此便按照其既定方向向前无限延伸。同样, 译作只是在意味这个无限小的点上轻轻触及原作, 随即便在语言之流的自由王国中, 按照忠实性的法则开始自己的行程。” (本雅明, 2000) 所以译作和原作没有多少关系, 只是在一个点上轻轻触碰而已。

在本雅明的观点中, 译作和原作的关系, 不再是以前的译作服从于原作的关系, 译作是原作的新的生命, 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 译作的身份和地位有所改变, 而译者则成为了使原作生命延续的人。

六、创造性叛逆与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埃斯卡皮在他的作品中, 提出了“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对译者角色, 翻译研究有了进一步的贡献。在他看来译者的身份角色就像是创造性叛逆者一样, 译者成为了叛逆者, 有着自己的创造性, 能够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在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 他对创造性叛逆 (即创造性背叛) 进行了这样的解释:“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背叛这一说法的话, 那末, 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说翻译是背叛, 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考体系 (指语言) 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 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副崭新的面貌, 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字交流, 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 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埃斯卡皮, 1987) 在这一段文字中, 可以看出埃斯卡皮和本雅明的观点是有一定相似处的, 他也认为译作是对原作生命的延续, 使原作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埃斯卡皮还认为“翻译和背叛并不是空洞的形式, 而是对某种必不可少的现实的证明。凡翻译就是背叛, 不过, 当这种背叛能够使能指表明一些意思, 即使原初的所指已变得毫无意义时, 它就有可能是创造性的。” (埃斯卡皮, 1987)

在中国, 谢天振先生对创造性叛逆这一个概念有了一定的研究, 并在他的著作《译介学》中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一定的描述, 对创造性叛逆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发展。译者需要运用许多语言方式, 使读者对译文产生与读原作时一样的感受和艺术效果, 这样看来, 原作和译作就像是同样的艺术品。谢天振先生认为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 而是更深层次, 更高要求的改写或创造过程, 文学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译者在翻译时候的情况, 不仅要受到原文的限制, 还要使译文变得优美。

文学翻译具有创造性, “它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但是, 与原作的创造性性质相比, 翻译的创造性性质还是有所不同, 它属于二度创造, 即再创造。” (谢天振, 1999) 其实译者的担任的角色, 也不仅是读者了, 还担任了创作者的角色, 译者的身份角色也随之有所改变。但是也要注意到的是, 译作的创作则来源于原作和原作者所描写出的现实。译者需要体会和把握好原作的人物的感情、思想等, 需要把这一切都表现出来, 这其实就是一种再创造。在很多时候, 译作可以经过再创造, 高于原作, 甚至比原作写得更好。

埃斯卡皮认为翻译的创造性使原文有了新的面貌, 与读者进行了新的交流, 使原作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表现为两种类型: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表现可分为四种: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值得注意的是, 文学翻译中的改编不仅仅是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 还有语言、文字转换改编的叛逆。创造性叛逆的观点赋予了译者更多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的身份和地位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译者从仆人也成为了“创造性叛逆者”, 译者具有了更多的主观能动性, 使译者能够对译文进行再创造, 而且译者也对原作生命的延续作了贡献, 使原作有了第二次生命, 有的译作甚至比原作更好。

七、结语

本文在上面讨论了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和译者身份的变化。传统翻译观中, 译者的地位以及译文的地位都是很低的, 都是从属于原作者和原作的, 译文就只是原作的复制品。在传统翻译观中, 译者只是仆人、隐形人甚至是奴隶, 原作者和译者的关系就是主仆关系。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各种翻译研究的学派、各种理论纷纷出现, 为翻译研究都作出了贡献。翻译也不再只是语言间的转换,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活动。翻译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对译者的身份和角色开始了重新定位, 译者也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性, 从原作的束缚中得到解放。译者的主体性也开始得到发挥和彰显, 译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勒菲弗尔的操纵论认为翻译就是改写, 译者也成为了“操纵者”, 对文章进行一定的修改, 使之符合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要求。目的论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 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而选择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目的论中译者具有了多重身份。本雅明认为译作是原作的来世, 使原作获得了新的生命, 译作和原作只是切线的关系, 与原作的关系不大, 从本雅明的观点中可以看出, 译者成为了“使原作生命延续的人”。埃斯卡皮也认为翻译就是叛逆, 翻译延长了作品的生命, 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译者成为了“创造性叛逆者”。译者主体性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译者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摘要：本文旨在简要地分析译者的主体性和译者身份的变化。在传统翻译观中, 译者被看成是原作的仆人、隐形人甚至是奴隶, 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就像是主仆关系。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以及翻译研究在许多领域中取得新进展, 译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了彰显。

浅论译者的隐身与译者的主体性 篇6

关键词：异化翻译,译者隐身,译者的主体性

一、引言

意大利裔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是继德里达之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其著作《译者隐身》中阐述了翻译异化和翻译归化策略。他认为英语是强势语言, 而其他语言相对而言是弱势语言, 在弱势语言被翻译成强势语言时, 应该使用异化策略, 译者融入到原作当中, 译作就是透明的玻璃, 译者也就自然“隐身”。

“译者的隐身”这一概念是劳伦斯·韦努蒂在1995年提出的, 用以描述译者的地位和翻译活动。“译者隐身”就是“不可见性”, 是指当代英美文化中, 译者的处境与所从事的活动, 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 译文读者就像在读原文。韦努蒂认为, “不可见性” (invisibility) 是通过以下两个步骤逐渐形成的:一是译者倾向于翻译出可读性强的、地道的译文, 形成“透明的翻译”。二是译入语文化的阅读接受习惯。“透明翻译”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一部作品不仅包括作者深邃的思想, 而且包括他本人的写作风格和习惯, 这在翻译中可谓“忠孝难两全”[1]。

在韦努蒂看来, 翻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种族中心主义的干扰, 外国文本在被翻译的过程中, 总会被不同程度的消解。然而可以采取两种方法来缓解这种状况。一是“译者可以选择与译入语文化格格不入, 或是在译入语文化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原作, 进行翻译, 起到介绍外来文化的作用”。然而在翻译中, 使用可读性强、地道的译入语表达方式, 能够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这种策略便是一种消解。二是“译者可以选择与译入语文化接近的原文, 再用不规范的译入语表达方式来翻译”。以上两种方式很好地做到了抵抗种族中心主义, 同时又保证了译文的可接受性, 不失为可取的翻译策略。其实韦努蒂提出的“隐身论”本身就是相对而言, 既要忠实作者, 又要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

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观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他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上的归化与异化, 而考虑到了文化的因素, 这种相互依存下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只考虑语言的转换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考虑到文化内涵翻译下的种种问题。作为文化的核心, 语言必然处处体现和传播文化。那么, 翻译也必然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异化”的理据是语言文化的开放性和渗透力, 因为语言文化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具有不可估量的吸纳、包容的能力。译意义、译文化、译出原作者的真情实感绝非易事。形、意、神的传达需要一种境界, 而单纯的隐身, 也许是用心良苦, 也很难得到译文读者的共鸣。所以完全的隐身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韦努蒂倡导异化翻译观的原因是:他倡导异化翻译观, 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 主张异化的翻译, 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 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二、译者主体性

从哲学层面来说, “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 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 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3]根据以上观点, 译者的主体性应当是指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或者说在翻译对象的制约下, 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发挥自己创造性的翻译家既是读者又是作者, 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 而且能决定赋予他们以何种生命, 以及决定如何使他们融入译入语文学中。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参与者, 一方面具有独立性, 在翻译中必须发挥自己的潜能, 充分实施能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 译者主体性受原作者, 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的影响。同时, 不同的语言系统、文化规范会节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再者, 译者自身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化色彩。关于译者主体性比较合理的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从译者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中规定译者的主体性。这种观点认为,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属性。一方面认为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是译者发挥主体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认为译者在对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适应与选择活动中体现其特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译者主题性包含两层含义:第一, 译者主体性的本质是译者的存在、活动以及对世界和自身把握的方式。离开了译者, 就谈不上翻译活动;第二, 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特性。

总之,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地域的影响和制约下, 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主观能动性, 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等特点。

译者主体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体现:第一, 译者对翻译对象的主题性选择;第二, 译者作为读者对原文本的解读;第三, 译者作为作者对于译文的创造。原文文本意义的实现需要靠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具体化, 需要靠读者的想象来填补原文作者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空白。这个具体化的理解过程就是译文对原文文本的解读。虽然文本有些词句的意义是固定不变的, 但有一部分却需要参照文本的上下文语境, 甚至是整个社会文化语境来确定其意义。这里就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的发挥。由于作者和译者之间往往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或差异, 翻译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译者和原文作者的对话、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每位译者的视野都不一样, 所以对原文的解读都是独一无二的。由此可见, 在译者对原文进行解读的时候, 其主体性得到了一定的发扬, 这也就解释了同一原作会出现不同译文版本的原因。

三、结语

隐身或隐形, 说到底, 就是要让译者“不可见”。更准确地说, 译者之隐形, 是与作为仆人的译者“不能独自主张”的观念紧密相连的。译者的隐形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 这就是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经常强调的三点:一是译者不要在翻译中掺入自己的主观色彩;二是译者要在翻译中不表现自己的个性;三是译者要以原文的一切为依归, 唯作者是瞻。“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 透明的让读者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果戈理这句译界所熟悉的名言将透明的不复存在的译者置放在一个理想的位置, 而正是理想的隐形的译者才能使译作中不留任何译者的痕迹, 包括译者的个性、主观色彩等等, 更不用说留下译者的主张了。在翻译中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 在译文中不留痕迹地展现原著的精神与丰韵, 无论对作者来说还是对读者来说, 这都无疑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对这种境界, 钱钟书曾以“化境”两字加以概括:“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 那就算得入于‘化境’。”[4]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 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 (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 , 躯壳换了一个, 而精神风姿依然故我。换句话说, 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 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 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从果戈理的名言到钱钟书这段被反复引用的话中, 我们也许可以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人们都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译者之隐形或译作之透明这一理想境界的。原作经过译者的语言转换, 即从一种文字转变为另一种文字, 得以投胎转世, 以不留译者痕迹的原有风味、以依然故我的精神风姿奉献给读者, 这种臻于化境的翻译当然会受到欢迎。而基于对这一理想的积极理解, 许多翻译家非常向往这一理想的境界, 且以自觉地意识和奉献的精神向这一理想靠近。但是,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 我发现对“译者隐身”的翻译有着不同的理解, 且导致了不同的实践。对有的翻译家来说, 他们理解的“隐身”, 就是翻译中不要留译者的主观色彩, 不要留译者的个性, 因此在翻译中, 他们一切以原文为依归, 试图调动一切手段, 努力把原文的形式价值与精神风韵都“原汁原味”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在理论上, 便有了“异化”说。而对另一些翻译家来说, 他们理解的“隐身”, 着重于译文中不留生硬牵强的痕迹, 让译文读上去不像译文, 换句话说, 就如傅雷所一直强调的:“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而要做到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写作, 译者就不得不“以纯粹的母语”去处理原作中的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 避免翻译腔。[5]于是在理论上, 便导向了译者在语言转换上的创造性。

参考文献

[1]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2]Lawrence Venuti.the Scandal of Translation, 1998.

[3]石永浩.论译者的“隐身”.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9.11.

[4]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译者的地位 篇7

关键词：译者,仆人,操纵者,创造性叛逆

翻译并不是不同语言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单纯转化, 而是从人到人, 从创造者到创造者的活动。一直以来, 在译论研究中原文作者在读者群中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译者往往成为被大家忽略的对象。传统的翻译观束缚了译者的行为, 使他们只能为忠实地传达原文之意而服务。译者受到原著和原作者的阴影。本文从当代译论所提出的“创造性叛逆者”等方面, 对译者身份的发展与演变进行深刻的探讨与反思。作为一名成功的译者, 在翻译实践中, 应时刻铭记翻译是“二度创作”的理念, 既尊重原著与作者, 又体现译者自身的主体性。

一、作为“仆人”的译者

长期以来, 在翻译活动中, 译者都处于“一仆二主”的卑微地位:他既要完全忠实于原文作者, 又要对译文读者负责。“忠实”成为该译者角色的关键词。为了实现“忠实”, 大部分译者采取直译甚至字字对译的翻译方法。这种翻译中译者没有主体地位, 译者成为原文、原文作者甚至译文读者的“仆人”或“奴隶”。译者的“仆人”角色表明译者是第二位的, 译者不具备任何创造性。

中国古代著名的佛经翻译, 从东汉末年开始经过唐代全盛时期直到北宋末年完全结束, 历时约一千年, 期间造就了不少名垂千古的佛经译者。这些翻译家如安世高、释道安、真谛、玄奘等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翻译主张, 有“五失本, 三不易”, 翻译不可求“文”而失“信”及“五不翻”等原则, 其核心都是强调直译, 忠实原文, 忠实原作者, 同时也是忠实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佛祖。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大戴礼记·小辨》中找到孔子关于翻译的议论:

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乎政, 其可乎?”子曰:“否, 不可!……天自学乐, 辨风, 制礼, 以行政。……如此犹恐不济, 奈何其小辨乎?”

公曰:“不辨, 何以为政?”子曰:“……传言以象, 反舌皆至, 可谓简矣。”

这段话一方面说明孔子认识到翻译能够起到迅速沟通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隔阂的作用, 也反映了他视翻译为“小辨”的轻视态度。清朝末年, 著名译者严复提出的“信、达、雅”, 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 都是要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忠实。上述文人学者分别谈到了自己对翻译的见解, 其核心都是强调译者的首要任务是忠实原著和原作者。

在西方翻译史上, 从最早的《圣经》翻译说起, 哲罗姆就曾强调《圣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必须坚持直译的翻译方法。法国18世纪翻译大家夏尔·巴特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事物、思想、用词和风格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不得对原文作任何增减, 不得改变原作的意思。古罗马学者波伊提乌认为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 采取逐词对译。中世纪意大利翻译家利奥纳多·布鲁尼认为应当尽可能模仿原作的风格, 应当被原作风格所吸引而忘掉自我。

二、作为“操纵者”的译者

翻译理论的发展, 为考察译者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解构主义思想开始影响翻译理论并对传统翻译理论形成重大冲击。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 译者是创造的主体, 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译本决定原文文本, 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 原文必须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

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被当今英美理论界奉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鼻祖, 他于1923年所写的《译者的任务》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翻译思想提出了质疑, 认为译文和原文之间本来就无“忠实”可言。翻译本身就不应求同, 而应存异。

解构主义者激进的反传统观念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了冲击, 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美国的韦努蒂指出传统的流畅翻译策略不让译者介入外语文本中, 译者主动地用另一种语言重写原文, 再让译文在另一种文化里流传, 这一过程带来的无疑是译者的自我毁灭, 最终把今日的译者挤到文化边缘, 备受经济剥削。他的《译者的隐身》坚决反对传统的翻译策略, 提倡在译文中要看得见译者。韦努蒂关于异化翻译的观点, 强调了译者传播文学价值, 实现了译者地位的根本性转换:从文化跟随一跃成为文化交流积极推动者。

在解构主义者看来, 所谓原文实际上并不是“原创”的, 它只是一个意念的演绎, 本身也就是翻译。这就从根本上, 解构了翻译与原著的“原创”界线。这样一来, 翻译其实就是“原作”。译者与作者一样是创作的主体、原著的主人。然而, 解构主义否定意义, 否定作者权威, 强调译者的自由, 过分夸大翻译的再创造性, 这些无疑将趋向一种极端的“文本本体论”, 为译者漫无原则的胡译乱译提供借口, 使翻译最终陷入虚无混乱中。

三、“创造性叛逆者”

译者是在进行创作, 其创作活动有特殊性:其创作过程受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原作与读者、译出语与译入语文化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困境, 必然激发译者的反思, 唤醒其求生的本能。

法国著名文论家埃斯卡皮最早提出“创造性叛逆”, 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说翻译是叛逆, 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 (指语言) ;说翻译是创造性的, 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 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 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孙致礼先生指出所谓“创造性叛逆”, 主要是译者在语言层面对译文所做的“脱胎换骨”性的转化处理。创造性的叛逆, 实际上就是通过语言表层意义的某种叛逆, 也就是“形似”上的叛逆, 取得深层内涵意义的对等, 也就是“神似”的效果。

当代美国翻译家道格拉斯·鲁宾逊亦认为翻译应当以译者为中心。他在其代表作《轮到了译者》中强调, 在原作者与目标文本读者的对话链上, 译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中心作用。而在与原作者和目标读者之间的双向对话中, 译者作为中心, 其注意力应从作者向目标读者倾斜, 他应从各个方面去影响目标读者。译者永远不是, 也不应该被迫成为中立的不带个人色彩的转换机器;在目标文本的构建过程中, 译者的个人经历, 包括情感上的、动机上的、态度上的、社会关系上的经历, 不仅是许可的, 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全球化语境下, 译者的文化身份有了不同的定位。译者的地位逐渐从边缘化走向中心化, 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在翻译实践中日益显现出来。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翻译中, 译者当努力提高文化素质, 培养审美意识, 尊重原文的同时充分发挥主体性与创造性, 翻译出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