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译者的认知语境

2024-10-03

翻译中译者的认知语境(共7篇)

翻译中译者的认知语境 篇1

1 认知语境产生的背景

1.1 认知心理学背景

心理学上对认知的理解是多样的, 美国心理学家霍斯顿等人把其归纳为五种观点:“一、认知是信息加工;二、认知是心理上的符号运算;三、认知是问题解决;四、认知是思维;五、认知是一组相关的活动, 如知觉、记忆、思维、判断、推理、问题解决、学习、想象、概念形成、语言使用等。”[1]虽然观点不同, 但认知心理学旨在揭示人们认知过程的内部心理机制, 倡导信息加工的观点是没有争议的。

1.2 哲学背景

“体验哲学”的大潮向传统经典的客观主义观点提出挑战, Lakoff认为, 心智是体验的, 思维大多是无意识的。这种哲学观与传统哲学观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强调了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基于身体的体验在整个认知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 意义是通过人的身体经验和想象并根据人在世界中的行为方式而获得的, 而客观主义者则排除了意义中涉及的主观心智和一般认知机制的可能性。

1.3 认知语言学背景

“认知语言学是在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后而形成的新的认知观基础上建立的, 是批判地继承和创新的结果。”[2]它提出的语言认知观从微观上影响了认知语境的研究, 认知语言学是基于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对世界的感知并形成概念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一门学科, 它是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 同样, 认知语用学所提出的认知语境观也是如此。

2 认知语境的概念

一般认为, 最早从认知角度去研究语境的是Sperper和Wilson, 他们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提出了认知环境 (cognitive environment) 的概念:一个人总的认知环境是他所明白的一系列能感知并推断的事实构成的集合, 这所有的事实对于他来说是显明的, 一个人的总的认知环境是由他的认知能力和其所处的物理环境所决定的。他们突破了传统的语境概念, 提出了一个新的语境观: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 是听者关于世界假设的子集, 正是这些假设, 而非实际的客观世界, 制约了话语的解释。客观语境不能自动地在交际过程中产生作用, 只有通过交际主体的认知努力才能成为活的东西, 才能进入到认知语境的范畴, 进而成为话语理解的依据, 因此多种因素使得认知语境具有差异性, 人们不能建构同样的心理表征, 因为所处的物理环境不同, 认知能力也不同, 人们说不同的语言, 掌握了不同的概念, 人们能够建构不同的心理表征并做出不同的推理。人们也有不同的记忆, 不同的推测以不同的方式与人们的经验相关。

言语交际是发生在说者和听者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 语境是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存在于双方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 这些假设是各自正确理解话语的前提, 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要的语境前提是不同的, 听者要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为每一个话语建构新的语境, 也正是因为存在着不同的语境前提, 导致了语境效果的不同, 在交际过程中, 语境是作为一个变量存在的。

国内学者对认知语境的研究也始于语用学和关联理论的框架之内, 沈家煊是国内最早介绍关联理论的人, 1988年他提出“在语言理解过程中人们不可能运用全部语境, 而是选取一个特定语境。”“人们不是先确定语境然后判定相关度, 而是先设定有待处理的新信息是相关的, 然后选择适当的语境来证实这种假设, 相关是不变项、已知项, 语境才是变项和未知项。”[3]这是国内学者最早对语境是变项的论述。曲卫国在论述关联理论时认为, 关联理论的语境不是静止的参数, 而是一系列处于发展和变化中的命题, 不同的个体根据各自的认知环境对语境进行不同的推演。人们在探讨关联理论的同时, 逐渐意识到“关联是一个依赖语境的概念”, 尽管那时对认知语境的讨论还比较朦胧, 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 但他们的引进和介绍为后来对认知语境的本体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 熊学亮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认知语用学》一书中给出了认知语境的定义:“认知语境是人对语言使用的有关知识, 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已经概念化或图示化了的知识结构状态。”[4]其他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但就目前来讲, 这个定义的影响是最大的, 诸多学者在研究认知语境时借鉴了这一定义, 这个定义强调了语用者有关语用的知识化、概念化与图示化, 即“语用者对语言的信息超载部分的推导, 并不一定要依赖具体的语境, 因为语用者通过经验已经把有关的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

3 认知语境的构成

有关认知语境的构成研究, Sperber&Wilson把储存在记忆中的信息分为三种:逻辑信息 (logical information) 、百科信息 (encyclopaedic information) 和词汇信息 (lexical information) 。何自然认同他们的观点, 认为交际中每一个人的认知环境都由这三种信息组成。赵艳芳也认同此观点:“既然语言交际是一种认知活动, 它是在交际者共处的认知环境中进行的, 这个环境不仅包括交际双方在某时、某地, 关于某事、某人事实的了解, 而且还包括三种信息:词语信息、关于世界的百科信息和逻辑信息。”

熊学亮则提出“认知语境包括语言使用涉及的情景知识 (具体场合) 、语言上下文知识 (工作记忆) 和背景知识 (知识结构) 三个语用范畴, 也包含社会团体所共有的集体意识, 即社会文化团体‘办事、思维或信仰的方法’, 集体意识以‘社会表征 (social representation) ’的方式, 储存在个人的知识结构里, 使个人的语言行为适合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他根据这三部分知识构成建立了一个单向语境推导模式, 这种结构成分的分析为众多学者对认知语境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样, 本文就是在这个认知语境模式的基础上论述了认知推理模式及其在翻译中的应用。

4 认知语境在翻译中的功能

4.1 挖掘文化内涵

文化是“特定社会中成员所拥有的信仰、思想方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和社会习惯等的总和。”[5]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是不同国家的人, 由于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 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环境, 所以对同一信息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 译者的任务就是在两种认知图式中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这就意味着译者首先要具备原语者那样的认知环境。当译语读者接受到词语信息后, 其认知心理可立即指向对世界知识的记忆, 搜寻头脑中相同的事实抽象, 来补足语言意义的空缺, 如果译者不具备语言外的文化图式, 他就无法挖掘文化内涵, 找不到意义上的关联, 或者他虽然觉察到了话语中的某种文化内涵, 而没有去适应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 就会导致翻译的失败。

4.2 逻辑推理

话语前后含有逻辑关系, 话语才能相关, 才会产生意义, 而逻辑关系并非是原语所带来的, 因为意义的相关性并不一定依靠逻辑语言作为连接纽带, 而是取决于目标语者能否把原语反映的客观世界与他所熟知的世界联系起来, 由于两种文化造成的认知上的差异, 原语言需要用语汇手段来确定与语句、语段及语篇相关的话语, 而目标语言并不一定采用此种手段, 反之亦然。如果某一交际事件没有产生其中的某个语境, 译者的认知语境中的百科知识不允许他做出异常的推理, 只能按照常理来推知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 接收到词语信息后, 译者的认知语境激活了其中的长期记忆知识, 这样译者就推知到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 并在译文中言明。如果不依赖译者的认知环境, 依照原文作形式对等处理, 就没有说明逻辑关系, 意义关联不明确。

4.3 推导暗含

话语不能看作是静止的语言标本, 而是作者利用语汇来表达的某种意图, 译者需要如同原文读者那样理解这种意图, 然后创造性地为另一文化的读者再现整个意图。Sperber&Wilson“从认知的角度对明示推理交际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认为语言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交际, 在交际过程中, 人们不需遵循合作原则, 但以关联为取向。”话语行为是一种明示行为, 这种行为须在受话人的认知环境里得到映现, 话语才能得到理解, 在翻译中, 译者先是换位到原语听话人的立场上来接受明示行为, 明示能否得到映现, 依赖译者的认知环境, 在此基础上进行语用推理, 得出话语的暗含意义, 用适当的译语来构建这些信息后再传递给读者。

由上面论述看来, 挖掘文化内涵、逻辑推理和推导暗含是认知语境在翻译中的三大功能。

参考文献

[1]朱智贤.心理学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359-362.

[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15-21.

[3]沈家煊.讯递和认知的相关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8, (3) :65.

[4]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115.

[5]管燕红.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117.

认知语境的心理依据与翻译 篇2

传统的语境研究基本上是以一种静止的观点来看待语境。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撰文发表看法,认为“不能把语境要素看作静止、孤立的单一体”,因为“对语境的静态研究不能有效地起到解释并且指导交际的作用”。[1]人们对语境的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关于动态语境研究最著名的是Sperber和Wilson用关联理论分析的“认知语境”。

关联理论对于语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关联理论将语境看作是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而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要的语境因素是不同的。因此,听话人要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为每一个话语构建新的语境。关联理论还认为,意义的推导离不开语境因素,但不一定要依赖于具体语境,因为语言使用者经过经验或思维已把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熊学亮的“暗室实验”[2]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这种语境内在化、认知化的结果就是大脑中的认知语境,人们在交际中所依赖的往往就是这种认知语境。Sperber和Wilson认为交际中的语境是动态的,它被看作是一个变项,包含一系列变化中的命题,只有关联性才是一个常项,一种必然。因此,关联理论的语境观不同于人们对语境的传统认识:语境被看作一个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由一系列假设构成;理解话语的过程就是在语境假设与新信息之间所做的推理过程;语境假设的选择、调整与证实始终受关联原则的支配。Verschueren (1999)也说过“语境是在话语中生成”[3]的话,道理是一样的。

认知语境虽也考虑与交际者有关的外部环境因素,但更加关注的是交际者对现实世界种种假设的那一部分。它更倾向于把种种具体的语境因素放到一边,而研究在语言使用中起作用的大脑知识结构和控制若干知识结构排列组合的规律和规则。

与认知语境相关的心理因素有:认知模型和文化模型。

三、认知语境的心理依据与翻译

(一)认知模型

认知语言学把认知语境定义为心理概念相互作用的认知表征。Ungerer和Schmid[4]认为认知语境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心理经历,而是至少有两种方式与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知识快速联系。一方面,与这一类别相关的特定语境知识可以提取到,另一方面,当前的语境唤起了与其相关的长期记忆中的其他语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经历并储存了大量相互关联的语境。认知语境不仅依赖它所嵌入的语境,而且与大量与之相关的语境相联系。因此,有必要有一个术语能够涵盖特定领域内所储存的所有认知表征。Ungerer和Schmid[4]把这个术语叫做“认知模型”。

认知模型是储存在我们头脑中的关于特定认知对象的所有认知表征,[4]它具有开放性及网络构建倾向性的特征。所谓开放性是指对某一特定概念范畴的认知描述尽管具有高度选择性,但人类的认知能力在逐步提高而认知手段亦不断丰富,因此相关的概念范畴在结构上甚至在内容上都有可能改变。所谓认知模型的网络构建倾向性指的是认知模型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形成一张认知模型的网络。Lakoff (1987:68)[7]认为,人们通过所谓的“理想化的认知模型”(ICMs)来组织我们的经验和知识,而范畴结构以及范畴所表现的“原形效应”(prototype effects)只不过是该组织方式的副产品而已。同时,一个概念范畴可在其认知的模型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对应成分。用Langacker (1987)[8]话说,概念范畴来源于对认知模型中的某种构型(configuration)以特定的方式勾勒出来的侧面(profile)。因此,每个ICMs便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感知整体(perceived whole)即完形(gestalt)。

认知模型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它的无所不在性。因为在每一个范畴化行为中,我们会使用一个甚至几个我们贮存在意识中的认知模型。即使在我们遇到一个陌生的情景与不熟悉的对象时也是如此。通过唤醒相似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形成一个认知模型。正因为认知模型无所不在,我们永远不能避免它的影响,所以它们总是存在于那里随时提供帮助。即使在某些人工条件下,认知模型也在起作用。因此,不可能有发生在非语境化真空中的实验,同样不存在没有认知模型的语言。

在每个范畴化行为中,我们会或多或少联系到所贮存的一个或几个认知模型。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我们遇到完全陌生的对象或情景时没有精确的与此相关的认知模型出现。即便如此,我们也会忆起一些较为相似的经历直接形成一种认知模型。比如一位土生土长、从未来过中国的美国人,可能没有任何关于中国春节的概念,因为庆祝春节不是他自己的文化,他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因而自然就没有关于中国人如何庆祝春节的认知模型。但是,当他与中国人交流,试着理解中国的春节时,他可能会运用类似的、比如有关圣诞节的庆祝的认知模型。

(二)认知模型与翻译

由于各人的认知模型并不相同,翻译时,译者应尽力将原文作者的意图清晰地呈现给译入语文本读者。应用认知模型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准确的译文。例如:

打起黄莺儿, 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金昌绪《春怨》)

Version I:Drive the orioles away, All their music from the tree...When she dreamed that she went to Liao-hsi.To join him there, they awake her. (translated by Bai En) Version II:Drive orioles off the tree, For their songs awake me.From dreaming of my dear, Far off on the frontier. (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 [9]

从认知模型的角度看,译文二优于译文一。因为在译文二中,译者将“辽西”译为“frontier",从而使原文作者的意图清晰地再现给译入语文本读者。

(三)文化模型

与认知模型紧密相关的是文化模型。文化模型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所有成员所共有的认知模型”[9]。人们的认知状态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因此对于认知模型的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大量理想化的成分。换句话说,对认知模型的描述是建立在人们有着大致相同的认知模型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认知模型是不能通用的,而是依赖于个人成长与生活的文化背景的。为了形成一种认知模型,文化提供了我们所必须经历的事件的背景。如一个中国人与一个英国人形成的关于龙的认知模型不会相同,这是由于所处国家的文化不同。所以,特定领域的认知模型最终依赖于该领域的文化模型。反过来,文化模型可以看作同一个社会团体中的人们所共享的认知模型。认知模型与文化模型可以看作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认知模型这一面上,这些认知实体的心理本质得到了强调,允许存在个体间的差异。在另一面文化模型上,许多人共享的集体特征得到了强调。虽然前者与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相联系,后者却属于社会语言学与人文语言学,但这些领域内的研究者应充分意识到这一研究对象的双方面(认知模型与文化模型)。

文化模型不是静态的,而是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文化模型是基于社会中人们的集体经历的。日常生活中,普通人需要的不是科学上正确的模型,而是功能上有效的模型。这表明只要一种模型与我们的感知一致而且能使我们作出功能上正确的预测,它就能为人们广泛接受。认知模型不是共享的,而是依赖于人们成长和生活的文化,文化模型决定认知模型。文化模型可以归结为一种集体共享的认知模型。总而言之,语境模型是社会中人们所共享的一系列认知文化语境。

(四)文化模型与翻译

文化模型不但使我们很容易理解源语文本的给定信息, 而且有助于我们找到合适的译文。例如:The river had been dry for a long time.Everyone attended the funeral.[10]

当使用话语构建信息时,作者设想他的目标语读者应该有这样的信息:“河流干涸了,河神死了,在他们的认知语境中当河神死了时应该有一次葬礼。”所以,虽然这两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不相关的,但当源语读者接受到话语的信息时,他们的认知心理学立即指向与此相关的世界知识,在大脑中搜寻相同的事实抽象,补足话语表达的空缺,从而正确地理解话语。假如译者不具备并不包含在话语中的文化模式就不能挖掘出其文化内涵,不能找到意义之间的关联。就有可能译出以下的译文:

Version I:这条河干涸很久了,每个人都参加了葬礼。

这样的译文使译入语文本的读者找不到关联,文化暗涵尽失。如果译者能与原文读者有相同的背景知识,即“这是非洲加纳人的一种习俗。如果河流干涸很久,河神就死了。河神死了的时候,人们会举行一次葬礼。河流已经干涸很久了”。这样译者就可挖掘其内涵,正确地理解,从而以合适的文本构建源语信息。

Version II:河流干涸很久了,河神死了,每个人都参加了河神的葬礼。

以上译文补充了字面意义,填补了译入语文本读者认知模式的空白,成功地再现了关联。

四、结语

近年来翻译的认知研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翻译是一个包含大脑机制的认知过程,是一种语言的交际行为。它是一种语际与语内的明示———推理行为,不仅涉及语言代码的转换,而且动态的推理依据动态的认知语境。这是在关联理论框架内对翻译研究的探讨,与以往的翻译理论有极大的不同,因为以往的翻译理论不太关注译者的认知心理研究。

摘要:本文在Sperber与Wilson关联理论的基础上, 应用与认知语境相关的心理基础:认知模型和文化模型, 将其应用于翻译实践有助于译者得到更为精确的译文。

关键词:认知语境,心理依据,翻译,认知模型,文化模型

参考文献

[1]何兆熊, 蒋艳梅.语境的动态研究[J].外国语, 1997, (6) .

[2]熊学亮, 语用学和认知语境[J].外语学刊, 1996, (3) .

[3]Verschueren, Jef.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London:Amold, 1999.

[4][5][6]Ungerer.F, H.J.Schmid.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7]Lakoff, G., 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8]Langacker, R.W.Foundations of Cognitve Grammar, Vol.I: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California:Stand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9]许渊冲译.唐宋词一百五十首[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翻译中译者的认知语境 篇3

一、认知心理学的内涵

认知心理学是指主要进行信息加工的心理学科。认知, 就是使用和获得知识。认知中的“获得”就是指在记忆中如何贮存这些知识的内容;“使用”是指如何处理这些获得的知识的过程。获得注重的是“心理结构”,“使用”重在“心理历程”,认知加工就是把“获得”和“使用”相结合。著名的心理学家洛舍认为,认知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认知加工等同于信息加工,就是说输入、接受、转变、简化、加工、修饰、存贮、使用信息的过程。正因为此,信息加工还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功能,就是筛选、接受、使用信息,来解决问题的过程。心理学家在研究认知加工的时候,把人脑比作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中央处理器。因为,在信息认知过程中, 人类的主观动能性在发挥作用,接受信息、思考和储存记忆的一切功能就像是自动化的信息处理器。因此,认知心理学也叫做“信息加工心理学”。

二、翻译过程的认知心理学理论基础的发展

1.翻译的单位与编码程序理论。翻译单位的讨论一直处于语言学的范畴上,包括音素、词素、短语、句子和语篇。翻译单位是指全部符号结合紧密不能分开翻译的最小的话语片段。在翻译认知的研究中,专家学者以信息加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翻译单位的概念,把翻译单位称为“注意力单位”,是指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的行为由于外界不可避免的因素的干扰,导致注意力的转移。中断语句,把中断的部分语句称为“注意力单位”。这样体现了翻译单位具有动态性。

2.翻译策略理论。翻译策略就是指对翻译者解决问题的心理过程的详细记录,可以反映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翻译策略包括以下三种:基本结构、扩展结构、复杂结构,基本结构一共有五种不同的类型。扩展结构是指在基本结构上加了一个及以上的扩展;复杂结构是由一些基本结构或者扩展结构组合而来的。翻译策略理论能够真实记录出译者的认知心里过程,展现了翻译者在认知过程中的具体做法。

3.翻译过程的加工理论。翻译过程的加工理论包括两点:一是自下而上加工和自上而下加工,二是平行分布式加工。自下而上的加工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观点,它具有刺激的特性,又叫做数据驱动加工。自上而下的加工观点主要依靠知识经验、期待、文化背景以及在语言中的角色扮演,叫做概念驱动加工。有这样一种说法,自下而上加工与自上而下加工的交换过程就是翻译的过程。两种翻译的用法体现在不同的使用情景,对词素的刺激输入就需要自下而上加工,对已经有经验的解码就需要自上而下的加工。平行分布加工的假定:在人脑巨大的神经网络中,信息是被平行分布加工的,大量的单元相互作用,每个单元都会接到其他单元发送的激活或者抑制的信号。从纵向看平行分布加工,单元发送的激活是从上向下传递的;从横向来看,各个单元都是平行激活的。把平行分布式加工模型引用到翻译认知的过程中,可以具体的描述认知活动中单元的内部结构。

三、构建译者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模型

1.原语的接收、解码与记忆。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加工的过程。在加工的过程中,原语文本中的词汇、句子、语篇是信息加工的主要内容来源,在这过程中也会出现激活记忆中的信息。翻译者曾经的记忆为原语的解码提供了丰富经验和知识,使得信息提取和加工的过程非常之快,所以可以成为自动化。当然译者长期记忆中也不是万能的,在翻译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生词,根据以往的知识经验,对其进行加工。

2.译者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译者控制加工和自动化加工主要是指记忆系统的分工与合作进入感觉记忆后,在长时记忆中搜寻有关的信息,再找不到信息的时候,将信息进行加工。在词汇上和结构上的加工是译者自动化,在翻译词汇、句子、语篇方面属于控制加工。自动化加工属于直觉性加工,控制加工是译者运用翻译策略进行翻译的过程,自动化加工是控制加工的基础, 起着辅助的作用,控制化加工是对自动化加工进行补充,是质量的保证。提高自动化加工和控制加工的准确性,保证翻译的质量。

四、结语

本文是在翻译认知的视角下,对译者控制加工和自动化加工进行探讨。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学科理论基础,了解译者翻译的认知加工的过程,为翻译学科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为我国的翻译事业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陈罗霞.翻译认知过程视角下译者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研究[D].湖南大学.2013.

从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角度看翻译 篇4

翻译理论在西方国家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 从时间角度看, 分古典译论期 (古代到第四世纪末) , 古代译论期 (欧洲的中世纪到18世纪) , 近代译论期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 和现代译论期 (19世纪至今) 。

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弗雷塞·泰特勒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认为, 翻译有三个原则:一是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二是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三是译文应和原文同样流畅。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兼文学批评家马休·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是近代译论期的代表, 他认为不能把传达原著的风格排斥在”信实“的概念之外。

英国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是前苏联翻译理论界语言学派的代表, 他主张在研究原文和译文语言规律的基础上, 要明确两种语言相互对比的规律。

尤金·A·奈达 (Eugene A.Nida)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 当代翻译理论的主要奠基人, 他认为:“首先, 他把信息论引进了翻译理论, 认为‘信息’概念的外延远远大于‘语义’概念的外延;其次, 他把乔姆斯基的第一期转换语法和现代语义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翻译理论中来;第三, 他非常重视读者的反应, 在翻译思想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原则纳入到翻译标准中来。” (1)

皮特·纽马克 (Peter Newmark) 是英国当代翻译教育家和翻译理论家, 他把交际翻译和语义当成翻译理论的核心。

我国对翻译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 严复的“信”、“达”、“雅”对我国翻译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鲁迅极力主张用直译的方法, 提出“宁信而不顺”。矛盾认为, 保持其神韵更重要。钱钟书认为, 文字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即“化境”。

2 从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角度看翻译

从20世纪80年代起认知科学一直是受世人瞩目的前沿学科, 认知科学进入语言学领域产生了认知语言学, 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中, 语言功能的认知研究, 特别是语言在交际中的认知研究是当前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内容, 于是出现了认知语用学, 其理论基础便是Sperber&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的专著中提出的与交际及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 它是近年来给西方语用学界带来较大影响的认知语用学理论, 他们所提出的关联理论将语用学的重点移到了认知理论上, 关联理论是一种认知理论, 也是一种交际理论, 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 也是一种交际活动, 因此两者是兼容的, 在此基础上, 翻译是受它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 关联理论不是翻译理论, 但它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理论, 指导翻译活动, 奠定翻译方法论的基础。在关联理论对翻译所做的阐释中, 认知语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关联理论的背景下将其中重要的概念即认知语境结合并运用到翻译这一重要的语言交际认知过程的理论和实践之中。

传统译论认为,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 其中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译文中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文信息, 翻译被看成是通过语码转换实现意义传递的一种手段, 此种译论的预设和认同的交际理论其实是交际的代码模式, 即信息发出者 (sender) 首先将想传递的意图进行编码, 然后发送给信息接收者 (receiver) , 该信息的接收者收到信息后通过解码过程还原交际者的交际意图, 从而完成这一轮交际活动。这一交际模式认为, 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具有完全相同的语符系统及认知语境, 两者的解码能力完全一致, 而由于各人在生存环境、教育、职业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必然会有不同的认知环境, 从而导致交际双方认知环境和认知能力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Sperber&Wilson认为交际有两种模式, 一是代码模式 (code model) , 二是推理模式 (inferential model) , 关联理论是一个有关语言交际的理论, 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 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 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 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认定一种唯一可行的理解, 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 因此, 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 (2) 交际的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交际双方的互明 (manifestness) , 二是最佳的认知模式, 即关联性。要确定交际者的暗含意义, 受体就要寻找话语和语境之间最佳关联, 也就是说, 要找到对方话语同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语境假设就是认知假设, 受体在交际者明说的基础上凭借其认知语境中的三种信息, 即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汇信息形成语境假设, 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暗含, 最终取得语境效果, 达到交际的成功。语境效果好, 推理时所付出的努力就小, 关联性随之就强, 语境效果差, 推理时所付出的努力就大, 关联性随之就弱, 用公式表示即:关联性=语境效果/推理努力。

关联理论认为, 通过获得最佳关联来选取正确的语境信息是话语理解的前提, 交际的目的是求得最佳关联, 获得交际者意图的语境效果。听话人对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的推理和理解, 即对话语关联性的搜索, 必须满足推理所得结论既不耗费不必要的努力, 又能够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既然翻译也是一种交际行为, 也研究语言理解和表达的过程, 那么便可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明示-推理性质的交际行为, 翻译行为包含两个明示-推理过程, 翻译的全过程事实上涉及到三个交际者, 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在第一个示意-推理过程中, 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 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语言刺激 (话语) 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是听话人。完成该交际过程后, 译者进入第二个示意-推理交际过程, 这时译者的身份是发话人, 他根据原语篇、自己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的理解和把握、译文语言环境和他对译文读者的期待的估计, 向译文读者示意信息, 而译文读者则对他示意的信息进行推理解释。因此, 翻译活动涉及两个交际者和两个接受者, 其中译者兼有交际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双示意-推理的交际过程可如图1所示。

3 结论

这种翻译模式对翻译活动的启示是, 作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或中介的译者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和促进前两者之间交际的成功。为了保证交际的成功, 译者可以采用各种翻译策略以帮助译文读者找到原文与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 达到最佳交际效果。这样, 译者便有了较大的自由度, 他可以并且有权利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的评估和判断选择适合于读者的表达方式来示意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因此, 翻译变成了一种根据认知语境进行推理的动态过程, 而不是简单的编码-转换-解码的过程, 认知语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摘要:在关联理论对翻译所做的阐释中, 认知语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关联理论的背景下将其中重要的概念即认知语境结合并运用到翻译这一重要的语言交际认知过程的理论和实践之中, 从而使翻译变成了一种根据认知语境进行推理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关联,认知语境,翻译,模式

参考文献

①张今.文学翻译原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204-212.

翻译批评中译者的首要地位 篇5

随着翻译研究和翻译活动的蓬勃发展, 翻译理论体系以及翻译批评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日趋显现其重要性。翻译批评理论对翻译活动的发展起着监督和推动的重要作用。翻译批评是由英文translation criticism翻译而来的。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 “批评”的解释为: (1) 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 (2) 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在牛津高阶词典中, criticism的解释为:1.the act of expressing disapproval of sb/sth and opinions about their faults or bad qualities;a statement showing disapproval;2.The good and bad qualities of sb/sth, especially books, music, etc.在英文解释中并没有提到汉语中的第二点, 即给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

我国对翻译批评定义是:应当是在一定有关语言、文本分析和翻译的理论指导之下, 历史地、客观地、系统地关照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之后修改为:翻译批评是依据一定理论, 采用相关方法, 对译者、翻译过程、译作质量与价值及其影响进行分析与评价。很多相关学者例如胡德香、熊秋香、温秀颖等由此出发、扩大了翻译批评的研究对象等内容, 认为翻译批评不仅是历史现实的描述、解释和评价, 而且包括翻译研究的主体、行为、过程和结果。

目前, 国内外对于翻译批评主体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西方众多翻译家、学者如Arnold, Newmark, Wilss, Reisse, Bassnet等人都阐述了对于翻译批评主体的一些认识。而在国内, 近代早期的翻译家如陈西滢, 鲁迅、陈康等对翻译批评有了一些朦胧的理解,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至今, 很多学者和专家例如董秋斯、焦菊隐、刘重德、桂乾元、杨晓荣、穆雷、许均、王宏印、刘宓庆等均撰写论文表达自己对于翻译批评主体的认识和观点。他们对于翻译批评主体的认识, 各个侧重点不同。但是, 总体而言, 双语专家占据翻译批评的主体地位是主流观点。杨晓蓉最先提出翻译批评的主体的问题, 让广大学者关注的到翻译批评的主体的及其之间的关系。随后赵冬梅关注到了翻译批评的主体的多样性的内容以及他们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样, 在朱芳的文章中, 也体现了对于翻译批评主体的多样性的关注。类似的文章层出不穷。这些文章都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即翻译批评的主体是多样性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变化。但是, 对于翻译批评的主体的论述甚少提到翻译批评主体的层次性, 即在众多主体中哪一个才是最主要的核心主体。鉴于此, 该文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将阐明译者是翻译批评主体的核心, 在翻译批评主体中占据首要地位。

2 译者是翻译批评主体的核心

杨晓蓉将翻译批评的主体进行了分类, 她认为有一下这三种批评的类型:双语专家式;读者反应式;译者互评式。笔者认为, 这三种模式都与译者的翻译批评活动有关。不论是双语专家还是读者反应, 这两种批评模式只是一个过程和环节, 而真正落到实处的确实译者接受批评这一结果。而译者互评,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译者自评, 这一过程也是译者进行以第三者的视角对自己的译文进行批评。因此, 这一模式很大程度上也与译者自身有关。

杨晓蓉的观点是专家、译者、读者都是翻译批评的主体。对此,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翻译批评者的角度是多变的。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批评的对象, 站在读者、译者或者两者同时兼顾的视角上进行翻译批评;译者和读者是作为翻译产出和接受过程中主要参与者, 都可以批评者的身份出现来进行批评, 甚至是隐身于原作背后的原作者。这些主体都能成为翻译批评的主体。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译者自身的翻译过程也是一种批评的过程。[1]

要阐明翻译批评中的译者权限, 首先要确定翻译批评的主体——译者。笔者在此将译者的整个翻译行为分为翻译前, 翻译中和翻译后。传统观念中, 译者没有自我, 完全充当原作者或原语文本的工具, 起到连接原作, 作者和读者的功能。然而并非如此, 翻译是通过译者进行的文化交际活动, 而任何行为都需要有一个主体来实施, 因此, 从翻译行为的视角来解读翻译实践的话, 其中, 译者就是翻译行为的主体。并且在翻译行为主体内部, 译者是核心, 占据首要地位,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译前和译中译者对原作进行能动地解读;而对于译作而言, 译者的能动翻译实践也非常关键。[2]译者在能动的解读和能动的翻译实践这两个环节中其实都出现了翻译批评的行为。译者解读的过程中是选择一种偏好的模式来帮助自己进行下一步的内容。期间出现了译者的选择行为, 同时也是一个否定其他, 肯定一种翻译趋势的行为。因此, 在这个部分中, 译者是在进行翻译批评。译者进行翻译实践的过程也与之相同。译者在自己的大脑中进行翻译标准的选择, 排出其他翻译标准, 认准一个翻译标准进行翻译实践, 实际上这样一种过程就是翻译批评。所以, 在翻译行为发生的时候, 译者已经不自觉的进行了两次翻译批评的行为了。笔者称之为“无意识的自我翻译批评”。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对于原文的解读目的非常直接, 是用另一种语言工具, 把另一种文化背景的受众作为接受主体的一种实践活动。译者的翻译实践必须扎根于其对原作的理解, 这就意味着译者的翻译实践肯定要受原作的限制, 不能随兴演绎。因此, 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实际上是通过翻译规范的约束, 实现了第一次的翻译批评, 即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就是一种翻译批评的内容。

译者在完成翻译实践之后, 看似从这一次的翻译行为中脱离出来了。然而, 译者仍然要考虑其译文的接受情况。因此, 在这个阶段, 译者的身份发生了改变。译者不再是从一个翻译操纵者的角度, 而是从一个旁边者的角度看译文, 从而能够客观的进行第二次翻译批评。笔者在这里称之为“有意识的翻译批评”。这里的“有意识”指的是译者脱离出译文, 能够以第三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译文, 以一种新视角来进行翻译批评。

在上文提到了翻译批评的三个主要主体, 他们之间虽然是多元的对话关系, 但是在其他两者 (双语专家和读者) 进行翻译批评的时候, 需要译者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译者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因此, 双语专家和读者反应模式批评的只是一种形式, 而非最后落实的结果。归根结底, 所有的这些形式最终要归到译者的接受批评的程度上来。在这一层面上, 译者也是出于核心地位的。

整个翻译所有环节下来, 不难发现, 译者在其中已经进行了多于一次的翻译批评。相对于其他批评的主体的几乎一次性行为, 译者在翻译批评环节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3 译者出于翻译批评主体中的核心地位的原因

由上文的论述, 我们已经能够区分出翻译批评的主体的地位不同, 译者是出于绝对的核心地位的。那么下面我们将探究其原因。

1) 译者是翻译行为的操纵者, 他才清楚自己想要按照怎样的方式去翻译, 他对这个翻译研究甚多。其他主体如双语专家虽然在翻译造诣上超过译者, 但是并不能代表他一定了解这个翻译的背景等内容;而读者反应批评模式, 读者只是看到了译文, 也就是结果, 并不了解翻译整个过程。

2) 译文是译者经过多次思考得出的翻译成果。具有说服力。其他主体, 最好是对译者给出建议。

3) 译者在整个翻译批评过程具有连贯性。由上文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译者在自始至终都在进行翻译批评。而这一点是其他翻译批评主体所没有的绝对优势。

综上所述, 专家倡导翻译批评主体之间的平等, 打破“中心”论的局限, 倾听并协调翻译批评主体各自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 让“众多地位平等”。虽然这对于翻译批评的长足发展绝对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在翻译批评的主体当中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绝对的平等的。译者一定是处于绝对优势的核心地位和首要地位的。

4 结束语

翻译批评不同主体具有各自不同的优缺点, 但任何主体单独都不可能成为译作的唯一的真正的理想读者, 不可能有一种主体能独揽翻译批评的各个方面。虽然我们认识到了翻译批评三大主体之间相互引导, 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 然而, 我们同样应该完全认识到, 这三大主体之间的完全平等的不可能性, 译者是处于翻译批评主体的核心地位。因此, 在以后翻译批评的过程中, 要更加注重和发挥译者的首要核心作用。对于翻译批评主体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必将为翻译批评的多角度展开以及完善翻译批评体系做出有力推动。

参考文献

[1]Newmark Peter.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 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ess, 2001.

[2]Gang, Zhu.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ess, 2001.

[3]Reiss, Katharina.Translation and Criticism:The Potentials&Limitations[C]//Trans.Erroll F.Rhodes.Shanghai:Shanghai For 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ess, 1999.

[4]Wilss, Wolfram.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 od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ess, 2001.

[5]薄振杰, 孙迎春, 赵巍.关于当前中国翻译批评研究的思考[J].外语教学, 2008 (3) .

[6]王恩冕.论我国的翻译批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 1999 (4) .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探究 篇6

一、译者的读者身份

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尧斯认为: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

也没有生命力, 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翻译活动就像一根红线, 始终维系着原作者, 原作, 译本, 译文作者及读者。对于原作者往往只求对作品有大致了解和把握, 而不像译者那样为达到特定的目标而对作品理解得那么深刻。译者要承担着对原作进行传达的责任, 因此译者的难度往往大于一般读者。译者不仅需要精通两种语言, 两种文化, 对作者作品所属时代的社会, 历史, 文化乃至风尚习俗等, 都要尽可能广泛地了解和把握, 而且还需要对作者的生活观念, 艺术观点, 艺术特色和语言风格等惊醒尽可能深入的研究。只有通过这样, 翻译出来的作品风格才能符合原作, 准确地传达原作者的意思。

由此可见, 具有读者身份的译者, 阅读的时候在保全原作完整性的前提下, 会想方设法挖掘和传达作品中的潜在意义。这种阅读就其本质而言, 是一种解读, 对原作认真的解读。

二、译者的作者身份

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 而且还是原作生命的外延形式——译文的作者。这时的译者, 必须放弃自己的想发, 服从原作作者的意愿, 与原作者的思想完全融合, 是传达原作者声音的传声筒。此外, 译者还需要有作家的文学涵养, 语言感知, 文字表达和书写能力, 敏锐的洞察力和形象的思维能力。只有通过这样, 才能深刻的理解原作品, 把握原作的核心思想, 把原作内容与形式完整准确的传到出来。正如我国文学大师茅盾所说:“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星变易, 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形的语言外形, 深刻地体会原作者的艺术过程, 把握原作的精神, 在自己的思想, 情感, 生活体验中找到最适合的印证, 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的文学语言, 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疑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过程, 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二为一, 好像原作者用另外一国的文字写自己的作品。”

三、译者的创作者身份

译者不仅仅是原作者的传声筒, 因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 而是两种文化的转换, 其中蕴含着译者富有创造性的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讲, 译者的这种创造性劳动并不亚于原作者的创造性劳动, 甚至还高于原作者的劳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原作者只是按自己的写作手法写作, 按自己的口味选择素材, 只拥有自己的世界观, 自己的风格。译者为了要竭力将原文的思想传达出来, 尽量缩短与原作者的距离, 在思想上与原作保持一致, 要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程度, 把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和感受进行再创作, 使其成为译语的一部分, 为译入语读者所接受。

四、译者的研究者身份

除了以上三种身份以外, 译者的研究者身份也不容忽视。文学翻译离不开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是文学翻译的前提。译者即使具有很强的双语能力, 但若不对原作者及原作品进行研究, 不了解所译作品的材料和题材有关的事物, 不研究作品所描写的生活, 就无法透彻理解原作品。在翻译之前及翻译过程中, 译者如果不下足功夫弄清楚元文本背后的文化及社会背景, 很难保证翻译质量。

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把握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原作语言含义的理解, 二是对原作文字以外知识的掌握。一般来说, 一个称职的译者应该尽可能多得掌握丰富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风尚习俗乃至音乐、美术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 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

译者的读者身份, 作者身份, 创作者身份, 研究者身份在翻译过程中是一个互相交融, 完整的统一体。它们之间彼此联系, 不可分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兼顾这四种不同的身份, 始终明确自己的多重身份, 只有如此, 才能保证翻译的质量和品质。

摘要:任何一种翻译活动, 都离不开在翻译主体中其决定作用的译者, 都离不开译者对原作者所认识的事物的再认识与再表达。一部好的翻译作品, 不仅是这种再认识与再表达的结晶, 更是译者独具特色的身份证明。本文将讨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身份问题。

关键词:翻译活动,译者,身份

参考文献

[1]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3]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 2004 (3)

[4]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 篇7

一、译者最初的地位

在西方的翻译史上, 译者最初处于一种隐身的地位, 即要求译者在翻译中一切唯原作马首是瞻, 亦步亦趋, 不得违背, 并且还要不着痕迹地再现原著的精神实质和风格韵味, 做到字面和内在的对等和忠实。这一观点在西方传统译论上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廖晶、朱献珑在《论译者的身份》一文中逐步分析了西方翻译史中译者的状况。公元前三世纪《圣经》即《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中, 艾蒂安·多雷主张译者应该有适当自由, 不必字字对译, 但是最后却被处以绞刑, 可见译者地位的卑贱。罗马帝国时代又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 即译者将原文的思想内容视为囚徒, 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入自己的语言之中, 这时的译者是以剥削、掠夺者的形象出现的。17世纪时, 德莱顿认为译者是原作的奴隶, 不能逾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 也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或删减。

在中国漫长的翻译史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译者“隐身”的情况在传统译论中根深蒂固。支歉认为翻译过程中要做到“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东晋高僧道安则提出“五失本, 三不易”, 反对佛经翻译删繁从简, 随意增减, 而主张“案本而传, 不令有损言游字”;彦琮的“宁贵朴而近理, 不用巧而背源”, 也是这一主张的体现;玄奘主张“既须求真, 又须喻俗”即认为翻译既要易懂也要忠实;马建忠提出的“善译”, 要求译文与原文“无毫发出入其间”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到了近代, 严复提出了“信、达、雅”, 傅雷提出了“神似”, 钱钟书“化境”说, 以及刘重德的“信、达、切”也都坚持了忠实第一的观点。他们虽然所处历史环境迥异, 却都不约而同地遵守了这一原则, 那就是译者要想达到好的翻译效果, 必须想法设法让自己隐藏起来, 做到不损原意, 不离原意, 似乎只有这样的忠实才能体现翻译的价值和意义。

二、译者地位的变化

到了20世纪下半叶时, 翻译发生了语言和文化转向。众多的流派都表明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翻译研究派的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个译者作出抉择的过程;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译者摆布文本的过程;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应强调译者的存在和译者对原文的占有和摆布的主导地位, 翻译是双性的;后殖民主义译论认为原作与译者处于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之中, 真正的翻译不是对原作亦步亦趋的复制或模仿, 而是主动地把握和占有原文。

随着众多理论的引进和介绍, 中国的众多学者也开始就译者的身份进行了探讨。田德蓓 (2000) 认为翻译活动中译者有多重身份:一, 译者以读者的身份研读原作;二, 译者以作者的身份再现原作;三, 译者以创作者的身份来传达原作;四, 译者以研究者的身份来理解原作。这种观念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待译者的身份变化, 把译者的身份和地位阶段化、具体化、多样化了, 不再仅拘泥、局限在一个范围之内进行评估和探究。

关于翻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我们也可以从解构主义获得有益的启示。“解构的要义就是要进行‘破坏’、‘毁灭’, 而其中却深刻合理地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并非主观任意的‘胡译’与‘超越’, 又似乎不可否认人的主体性作用, 但是他却绝无规律性” (黄振定, 2005) 。德里达认定, 翻译恰如有人早就指出过的, 就是通过转化原文来赋予原文以生命;翻译的使命就是通过使语言延伸 (“延异”或“撒播”) 来保证语言“活下去”, “活得更好”, 活得超出原作者之外。其实, “延异”本身暗藏人之主体。翻译的崇高地位, 本应该就在于翻译主体, 译者的创造性使得语言活下去, 活得更好, 但其实德里达是坚决否认人的因素的, 一切都只有语言自身的“游戏”、“撒播”、“延异”, 其中绝无译者的作用。所谓翻译活动类似于“背负重物”, “艰难行进”, 既不是什么形式载有内容和意义, 也完全是语言自身的事情而与译者无关。译者在他提到时, 纯粹在使用隐喻。但是“延异”的过程之中, 又暗藏了人之主体性, 即译者的主体性。

但是刘全福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在《当“信”与“化境”被消解时》 (2005.4) 一文中就指出了解构所带来的一些消极的影响。它强调原文意义的相对性, 提倡译者诠释的主体性, 这些就会造成种种曲解, 妄解现象的泛滥。它认为每一个文本均与其他文本构成了“互文性”, 任何企图确定文本意义的努力都将主观地割断诸如此类的联系。具体到翻译中, 既然文本的原始意义不可企及, 译者就只有时刻游离于文本意义的边缘, 从而阻止原文文本或作者意图的显现, 而一旦译者在译文中表达了原文的某种意义, 他随即就陷入了解构主义所谓的意义不可确定的圈套。这样一来, 译者的地位将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陈大亮以当前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角度也对译者地位作出了一些探讨。他认为翻译大致经历了三种范式的历史演进及其相应的主体性表现, 即作者中心论的翻译范式、文本中心论的翻译范式和译者中心论的翻译范式。显而易见, 他认为我们目前正处于译者中心论的翻译范式的阶段。主体间性的理论, 在他看来有助于建立翻译主体间正常的伦理关系, 可以用以指导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即从几个主体转向共同主体。主体间性理论认为, 翻译研究之中真正主体只存在于主体间的平等交际关系中, 即在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时才能存在。主体间性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 即从认识论转向理解论。“理解”作为翻译的方法论, 绝非局限于语言文字层面, 不是追求语言知识的客观性真理, 也不是重建作者的意愿。作为译者, 他总是比作者能更好地理解作者自己。可以说文本的意义总是超越它的作者的。主体间性理论超越了翻译研究中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 它力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把握主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主张的是一种亦此亦彼、同时共存的关系。互文性取消了原文和译文的划分, 因此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不是传统翻译理论所主张的主次关系, 而是平等互补的关系。我们可以以此类推, 译者与作者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平等互补的“共生”关系, 反对把译者的地位提高到作者之上。

对于如何看待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如何认识与把握并协调翻译活动中作者、译者与读者这三个主体间的关系, 许钧认为各种关系的和谐是保证涉及翻译的各种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在这里, 他提到了“视界融合”这一概念, “所谓视界融合, 指解释者的历史理解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 他对过去的理解总是包含着自己对当前情况的理解。然而, 解释者的视界又不是凝固不变, 而是动态开放的, 当前的视界可以扩大到包容过去的视界。这样便构成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视界” (周宪, 1997:25) 。这就要求译者务必走出自身好恶, 而是要设法融合文本所提供的历史语境中, 在肯定自我为一种必然存在的同时, 又时时打破自我的禁锢, 走出自身, 融入他人, 重新塑造一个融合过去和现在, 他人与自我视界的更大视野, 真正做到随心所欲不逾规, 让原文的血脉在译文中得到继承, 让异域文本在新的文化译境中获得再生。这样充分肯定了译者的主观性的必要性, 译者主体性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强调和阐述。

三、结语

本文对译者主体在翻译活动的角色变迁进行了梳理。一般认为:传统译论下译者的隐身观忽视了语言主体的主体性, 使译者长期处于一种从属和亦步亦趋的境地;译者显形则逐步承认了译者的主体性, 凸显了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 恢复了译者应有的地位;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 其地位从开始的泯灭、隐藏, 到后来的肯定和重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由最初原作的奴仆走到了舞台的前沿, 它与作者、原作由以前的矛盾对立, 也趋于目前的融合和共生。这种趋势将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不断延续下去。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译者主体和主体间性的研究在今后必将是翻译界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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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天振.论译学观念的现代化[J]中国翻译, 2004.1.

[3]廖晶.朱献珑, 论译者身份[J]中国翻译, 2005.1.

[4]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J]中国翻译, 2000.6.

[5]黄振定.结构主义的翻译创造性与主体性[J]中国翻译, 2005.1.

[6]刘全福.当“信”与“化境”被消解时——解构主义翻译观质疑[J].中国翻译, 2005.4.

[7]陈大亮.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J].中国翻译, 200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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