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与比较

认知与比较（精选12篇）

认知与比较 篇1

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 我们可以在语言发展的规律中发现隐喻的作用。隐喻同时又是一种认知现象, 它与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因此, 语言学上对隐喻的研究一般分成两个派别, 一派是功能主义语言学派, 特别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派, 最早提出语法隐喻概念的是系统功能语法的创始人Hallidy (1985) 。后来的系统功能学派的Ravelli, Martin和Goatly等学者发展了这一理论。另一派是认知语言学派, 如Lakoff, Johnson和Langacker等从认知思维的角度研究隐喻, 探讨认知与语言的关系, 将隐喻看作是对新事物和抽象概念进行概念化的方式, 是概念系统中跨认知域的投射。

一、语法隐喻和认知概念隐喻

Halliday在1985年和1994年两个版本的《功能语法入门》中提出了“语法隐喻”的理论。他认为, 在语言形成和发展初期, 现实世界似乎是通过隐喻化过程体现一定的语法形式。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看作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 (a system of systems) , 即语义层、词汇语法层 (lexicogrammar) 、语音层, 而且从下至上是一种体现关系。但词汇语法层对语义层是多元体现关系, 即一种语义可以由多种不同的词汇语法形式来体现, 也就是用一种概念来表达一种或多种概念, 而且需要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根据Halliday的语言元功能理论, 语言形式对语义的体现表现在两个功能方面: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所以, 语法隐喻可分为两种: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他认为, 概念隐喻显示一个过程并可以隐喻为另一个过程。随着过程的转换, 各小句中的功能成分 (如参与者、过程、环境因子等) 可互相隐喻化, 被转换的功能成分在词汇语法层体现时, 又可以从一个形式 (如短语和词类等) 隐喻为另一个形式。

Lakoff是第二代认知语言学即意义学派的代表。他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是认知语义学中的重要内容, 在其专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超越冷静的推理》和《体验哲学》中得到了详细的说明。概念隐喻也叫隐喻性概念, 它是认知模式的基本类型、思维的基本特征, 也是思维和认知的工具。在各种认知能力中, 想象是一个主要和普遍的认知能力。想象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隐喻。而想象的心理过程就是把一些概念投射到另一些概念中去, 即“隐喻映射” (Lakoff, 1989) 。Lakoff (1989) 认为理解涉及两个认知域:源域和靶域。概念隐喻就是以一个认知域的经验来理解另一个认知域的经验, 源域的部分特点被映射到靶域上, 后者因前者而得到部分理解, “隐喻的实质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经验另一种事物”。根据隐喻的构成, Lakof把概念隐喻分为结构性概念隐喻、方位性概念隐喻和实体性概念隐喻三类。

二、语法隐喻和认知概念隐喻比较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来看, 语法隐喻有修辞、语言学、认知和社会等功能 (束定芳, 2000) 。系统功能语法虽然对这种形义之间的非一致式体现称作语法隐喻, 看作是不同语法概念范畴之间的投射和互动, 但这与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是不同的。Halliday (1985/1994) 认为, 隐喻能给语义组合增添语义特征, 因此隐喻与“一致性”的表达形式之间有着某种系统的关系, 但并不完全同义。他还指出, 语言很可能是从“一致性”的表达形式开始逐步进化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隐喻从一开始便是语言的内在性质之一。系统功能语言学从语言元功能 (meta-function) 的角度出发, 研究语法结构对语义的体现关系。

认知语言学家倾向于用普遍的认知机制来解释语言能力, 用语言之外的因素解释语言的内部结构。认知语言学更加注重语法隐喻认知的形成机制、工作机制及其表征模式 (束定芳, 2000) , 也注意到这种不同语言形式的变化, 认为不同语法范畴 (不同句法结构、不同词性、不同语气) 的运用最终反映了人们对同一事物认知方式 (观察角度、凸显方面等) 的不同。

认知语言学认为, 隐喻既是人类认识新事物的需要, 也具有组织人类概念系统和发展人类认知的功能。Lakof和Johnson (1980) 指出:“概念隐喻的主要功能是将推理类型从一个概念域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并认为概念隐喻在思维和语言中无处不在。通过概念隐喻我们可以不断挖掘事物间各种新的联系, 为认知世界提供一种基本方式, 形成组织经验结构和概念系统的基础, 同时还可用来发展理论体系。因此, 隐喻不仅是一种话语的修辞现象, 而且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和结果。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聚焦于隐喻生成机制和隐喻意义的推导机制, 因此它是解释取向的 (郑银芳, 2009) 。

尽管认知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形式、隐喻、认知研究的取向有所不同, 但它们都认为类比和联想是隐喻化产生的基础、前提和关键因素。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认知能力之一是大脑中拥有原型语义构式 (prototypical semantic construction) 的知识体系, 同时还拥有把这种知识类比联想的隐喻化潜力。Langacker的语法框架论和Lakoff的隐喻认知论便清楚地体现了专有名词动词化的语言多层次的认知工作机制, 充分证明了原型语义类比联想在语言认知系统中可有不断变化的不同体现, 反映了人类语言认知的发展脉络 (赵艳芳, 2001) 。

三、结语

日常语言中充满了隐喻, 完全不带隐喻的句子只占极少数。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 不但在语言中, 而且在思想和行为中。我们用来思考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 在本质上也是隐喻性的。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格和一种语言现象, 而且是人们认识新事物, 表达新观念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认知方式, 隐喻已经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

语法隐喻和认知隐喻有着不同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 但我们依然认为二者具有共同的建构主义立场和共同的基本思想, 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在研究的出发点和立场上的不同, 使得语法隐喻和认知概念隐喻在功能观和隐喻运作机制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 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 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和解释隐喻。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Edward Arnold, 1985/1994.

[2]Lakoff, G&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Lakoff, G.&Turner, M.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of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5]郑银芳.隐喻理论及研究[J].外国语文, 2009, (6) .

[6]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7]朱永生, 严世清.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认知与比较 篇2

从认知角度比较英汉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是认知隐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概念隐喻以相似性为映射的基础,通过概念之间的`类比推理,揭示人们的思维机制和对事物的认识.概念隐喻的形成和文化密切相关.不同文化对概念隐喻所表现出来的相似认知现象表明了人类文化认知的共性.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渗透于概念隐喻的形成和表现过程,形成了各民族特有的概念隐喻表达机制,因此概念隐喻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特征.

作 者：刘瑞琴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东营,257061刊 名：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EUM(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年，卷(期)：24(2)分类号：H0-05关键词：概念隐喻 认知本质 共性 差异

认知与比较 篇3

[关键词] 皮亚杰；维果茨基；认知发展理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 B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207-1

一、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的主要理论介绍

皮亚杰（Piaget，1896-1980），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认知学派的创始人。在诸多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中，皮亚杰的理论独树一帜，对世界各国的儿童心理发展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描述儿童心理发展的一般图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皮亚杰的研究重点是儿童智力发展，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有：第一，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富有辩证思想的关于儿童智力发展的理论；第二，描述了个体从出生到青年初期智力发展的路线；第三，第一次将数理逻辑作为刻划儿童逻辑思维发展的工具；第四，构造了发生认识论的理论框架；第五，创造了一套研究儿童智力发展的独特理论。

维果茨基（Vigotsky，1896-1934），前苏联心理学家。在心理的个体发展和种系发展方面，维果茨基做了许多探讨，特别是在关于人类心理的社会起源、儿童心理发展对教育、教学的依赖关系等方面有很独特的论述，他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第一，创立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第二，阐明了人类心理发展的标志和原因；第三，提出了教学与智力发展的关系；第四，提出了儿童智力发展的内化学说。维果茨基虽然很年轻就去世了，但他的理论对全世界有广泛的影响。

二、两种理论研究的本体性差异

（一）两种理论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出发点不同。皮亚杰终生追求的核心事业是认识论，他利用儿童发展的研究探索知识与逻辑的起源和性质，对儿童发展的研究是其完成事业的手段而不是追求的目的。皮亚杰将个体作为基本的关注点，考虑到个体的社会化问题，认为发展开始于无差别的前自我状态，然后逐渐向社会化发展。维果茨基关注的是儿童如何成為高级文化共同体的成员，毕生致力于发展一种新的整体心理学。对于维果茨基来说，个体的发展方向是由原始的、社会的、人际之间的层面向个性化的、人格化层面的转化。维果茨基认为，发展的方向不是走向社会化而是走向社会机能的个性化。

（二）两种理论所持的世界观、哲学观、认识论不同。皮亚杰的理论崇尚自由主义，在研究取向上表现为个体主义，而维果茨基的理论明显倾向于社会主义； 皮亚杰的研究是一种机体主义的、生物学的取向，而维果茨基的方法明显地表现为社会文化取向； 皮亚杰深受哲学家诸如柏拉图、笛卡尔、卢梭尤其是康德的影响，维果茨基则深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影响； 维果茨基采纳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其个体发生观是唯物主义的，而皮亚杰在这些问题上拒绝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维果茨基在哲学观上是一位一元论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并以此统帅其认识论，皮亚杰则是一位多元论者，受到许多哲学观点的影响，他采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三）两种理论对个体发展的最初原因的重视程度不同。皮亚杰没有指出发展的首要动因，维果茨基批评他，“将发展看成一个A 和B 彼此相互影响的川流不息的过程，不存在发展的首要原因”。与此相反，维果茨基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互动是个体知识发展的首要原因，“在儿童的文化发展中，每种机能都是在两个方面两次登台，首先是社会的，作为一种心理间范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心理的，儿童内部的心理内范畴，所有高级心理机能都是社会关系的内化。”两种理论之间的大多数分歧都源自这一简单而重要的差别。

三、两种理论的互动互补

虽然，两种理论在理论其础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却可以把之看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取向，开辟了儿童发展的两条理论线路。皮亚杰是个体主义取向的典型，而维果茨基则是社会文化取向的先驱。两种理论从一开始就沿着不同的线路发展，研究思路和关注中心自然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皮亚杰重点关注个体，而维果茨基则将关注的中心给予了社会文化与历史条件。但事实上两种理论的差异是表面的、非系统的，差异的存在是因为关注重点与关注程度的不同而不是种类的不同，这可以从两种理论的一系列相似中找到证据。我们只有辩证地分析两种理论，才有可能全面的理解儿童的发展过程。两种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不能将两者截然分开，又不能将两者仓促整合，截然分开会割断两者的联系，仓促整合可能会忽略两者的分歧。维果茨基试图从深层解释个体发展的过程，皮亚杰则试图从认识论水平描述个体心理的发生，这一根本出发点的不同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两种理论的原则性差异。显然，将维果茨基强调的社会文化取向与皮亚杰强调的个体生物学取向短时间内实现整合是不现实的，只会带来观点的混乱以及对两种理论所具有的原则性差异的无视，这决不是皮亚杰与维果茨基所期望的结果。今后的实证研究，也许应该通过一种范式与另一种范式的对比从内部拓展每一种理论，用它自己的术语解释曾经明显忽略的现象或过程，真正实现两种范式的互动互补。

参考文献：

[1] Glassman，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iaget and Vygoysky. Develop2mental Review，1995 ，15： 473 - 482.

[2] Feldman，D. H. Piaget ，Vygotsky ，and the Transition Process.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1997 ，15.

作者简介：干静枫（1975-），女，汉族，四川成都人，硕士，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心理语言学，语言哲学。

认知与比较 篇4

人类对隐喻的研究源远流长, 在传统隐喻理论中, 隐喻被看做一种语言现象, 是语言自身的问题, 或存在于词汇、语法层面, 或存在于语义、语用层面, 隐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文学与修辞学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莱考夫和约翰逊 (G.Lakoff & M.Johnson) 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为标志, 诞生了认知隐喻理论, 并引导了当代西方学术界的隐喻研究热潮。认知隐喻研究是从人类认知角度研究隐喻, 是当代认知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韩礼德 (M.A.K.Halliday) 的语法隐喻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显然与这股隐喻热潮密切相关。语法隐喻是功能语言学对隐喻理论的特有贡献。韩礼德从语言表达的多样性入手, 解释语言的“一致式” (congruent) 与“非一致式” (incongruent) 表达, 提出语法隐喻概念。它经历了萌芽、创建和发展三个主要阶段, 不断得到完善, 成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这两种隐喻理论做一个比较性的研究, 进而证明两种理论研究有着多方面的互补性。

2 语法隐喻理论的发展

语法隐喻一词最早是由韩礼德在《功能语法导论》 (1985) 中提出来的, 但该现象自古就有。以Halliday为首的系统功能语法学派认为隐喻现象不仅限于词汇层面, 也发生在语法层面, 即语法形式或者说是语法范畴发生了转换。韩礼德认为, 语法隐喻指用某一语法形式代替另一语法形式, 它包括语法结构的变化, 也包括结构变化所导致的相应词汇变化。语言的隐喻化过程中词 (组) 的意义没有发生变化, 变化的是它们的语法性状, 如动词化为名词, 连词化为动词等。韩礼德的语法隐喻模式由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两大类型构成, 概念语法隐喻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以名词形式表达本应由动词和形容词表达的过程 (process) 或性状 (quality) , 人际语法隐喻主要的语言表现形式则是以小句表达本应由副词表达的语气与情态意义, 即将人际意义以命题形式表达出来。简单地说, 概念隐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语言中的名词化现象 (nominalization) , 人际隐喻的表现形式则是“It seems that...”, “I think...”, “It is likely...”之类的句型。

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韩礼德指出语言操用者习以为常的某些表达方式实际上是经历了一连串的语法隐喻转换 (grammatical metaphorization) 之后的结果, 所以他提出了语法隐喻综合征的概念, 对语法隐喻进行重新归类, 共区分13种语法隐喻。从韩礼德对于语法隐喻的重新归类我们可以看出其语法隐喻理论有以下方面的变化。其一, 仅就其词汇语法表现形态来看, 概念语法隐喻不再仅仅指名词化现象, 同时也包括动词到形容词 (包括分词) , 介词到名词、介词词组或连接词到动词以及其他多种转换。用韩礼德自己的话说, 语法隐喻指的是所有从高级阶的词汇语法表达形式向低级阶的转义使用现象, 既包括低级阶的语法隐喻综合征 (lower rank syndromes) , 即我们所说的名词化现象, 也包括高级阶的语法隐喻综合征 (higherrank syndromes) , 如从表达序列 (sequence) 向句子组合 (clause nexus) 向小句的转换 (简单地说就是, 一段文字从复合句向简单句的转换) 。这一改变无疑大大地拓宽了语法隐喻概念的外延, 使得该理论能够说明更多的语言现象。其二, 在13种语法隐喻中有两种涉及到了时态和情态等成分的隐喻式表达。我们知道,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时态和情态系统体现的是语言的人际功能, 而韩礼德 (1985) 在讨论语法隐喻时也提到了人际隐喻的概念。在这一新的理论模式中韩礼德却将与时态和情态相关的隐喻表达形式与其他语法隐喻现象放在一起讨论。实际上, 这种表面上的相互矛盾的情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韩礼德的疏忽;恰恰相反, 它表明韩礼德试图对原有的语法隐喻理论作根本性的革新:摈弃“人际隐喻”的提法, 将所有“级转移” (rankshift) 现象都归入“语法隐喻”这个概念一并予以考察, 而不再与语言的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纯理功能相对应。其三, 在13种语法隐喻中有三种是与连接成分相关的隐喻, 即连接成分向个体、连接成分向形状和连接成分向过程的转换, 而这些转换与马丁 (Martin, 1992) 所说的语篇隐喻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韩礼德一向不太同意“语篇隐喻”的提法, 而这里的归类再次表明韩礼德对此问题的态度:语法隐喻现象是超越小句范畴之外的隐喻性表达形式 (韩礼德最初提出语法隐喻理论时所使用的章节标题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Beyond the clause: The metaphorical modes of expression, Halliday, 1985: 340) , 虽然与语言的三大纯理功能有一定的联系, 却不呈现为一一对应的关系。语法隐喻理论试图在解析语言与世界的隐喻性关系的基础上探讨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是如何重塑人类经验 (reshaping human experience) 并成为意义产生的源泉即意义潜势 (meaning potential) 的。换言之, 语法隐喻理论不仅仅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韩礼德关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语言哲学命题的观点, 有着十分浓重的语言哲学意味。 (严世清, 2002)

3 认知隐喻理论的发展

从人类认知角度谈论隐喻, 最早可以追溯到雪莱 (1792—1822) , 他认为隐喻不是游离于语言之外的一种装饰品, 而是人类体验世界、思维和生活的一种方式, 是人类语言的关键所在。在隐喻研究领域内, 对隐喻认知特征阐述最早、最明确、最系统的人当属理查兹 (Richards) 。他认为, “当人们使用隐喻时, 就把表示两个不同事物的思想放在一起, 这两个思想活跃地相互作用, 其结果就是隐喻的意义”, 他还指出, 传统修辞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了隐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思想之间的交流 (intercourse) , 是语境之间的互相作用 (transaction) 。人类的思维是隐喻性的, 它通过对比而进行, 语言中的隐喻由此而来。系统论述隐喻认知理论的代表人物当属莱考夫 (G.Lakoff) 和约翰逊 (M.Johnson) 。他们通过对英语中大量隐喻表达的调查和分析认为:语言就其本质来说是隐喻的;我们的概念系统主要是隐喻性的;我们日常所依据的思维和行动的概念系统, 其本质基本上是隐喻性的 (Lakoff & Johnson, 1950) 。

认知隐喻理论认为, 隐喻不是一种语言现象, 而是一种认知现象。它是人类抽象思维的最重要的特征, 也使得人类对大部分抽象思维的解释成为可能。隐喻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1) 隐喻不是一种语言结构, 而是一种概念结构, 隐喻语言只是概念隐喻的表层表现。 (2) 在语言表达上, 隐喻是一种正常表达方式, 而非对正常表达的偏离。 (3) 隐喻表达的不是相似性, 而是跨域映射:隐喻包含两个域——源域 (source domain) 和目标域 ( target domain) 。前者通常是人们较为熟悉的具体的概念, 后者往往是人们不太熟悉的抽象的概念, 通过将源域映射在目标域上, 目标域从而得到理解。 (4) 意义不一定是字面的, 所以隐喻可以有真值。如在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 中, 时间本身不是钱, 也不是资源, 但它通过隐喻被概念化成像钱一样的资源, 可以像钱一样被浪费、节省、理智地花费、进行预算等等。 (5) 隐喻是基于身体经验的, 它是身体、大脑、心智、生活经验的产物, 因此不具有任意性。 (6) 隐喻具有系统性, 这种系统性表现在语言和概念两个层次上。在语言层次上, 由同一概念隐喻派生出的不同的隐喻表达方式具有系统性;在概念层次上, 存在着概念隐喻内部的系统性和概念隐喻之间的系统性。

尽管认知隐喻与语法隐喻有诸多不同, 但是他们都承认隐喻是一种语义现象, 都试图解答隐喻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意义这一核心问题。

4 两种隐喻之理论比较

从上述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 韩礼德与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研究的内容和角度有较大的不同, 但两种理论相互补充, 共同发展了整个隐喻研究。韩礼德认为, 隐喻能给语义组合增添语义特征, 因此隐喻与“一致性”的表达形式之间有着某种系统的关系, 但并不完全同义。他还指出, 语言很可能是从“一致性”的表达形式开始逐步进化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隐喻从一开始便是语言的内在性质之一。韩礼德 (Halliday 1995) 明确指出:语法一方面具有认识世界的功能, 即识别不同现象之间共性的形式 (即结构) , 因此词汇语法范畴 (词项或语法术语) 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事物, 是该事物语码化的结果;另一方面, 语法所做的又是一种强制性的归类:它将某一群现象看做是相似的, 并将它们与其他现象区别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 语法是在重塑人类经验, 反映了语言的社会建构性。人们通过隐喻认识世界以及语言通过隐喻构建人的认知不仅反映在词汇层面, 而且还体现在语法层面上。这一点也说明了语法隐喻理论对整个隐喻研究的补充作用。

认知语言学认为, 隐喻既是人类认识新事物的需要, 也具有组织人类概念系统和发展人类认知的功能。他们指出:“概念隐喻的主要功能是将推理类型从一个概念域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 并认为概念隐喻在思维和语言中无处不在。通过概念隐喻我们可以不断挖掘事物间各种新的联系, 为认知世界提供一种基本方式, 形成组织经验结构和概念系统的基础, 同时还可用来发展理论体系。因此隐喻不仅是一种话语的修辞现象, 而且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和结果。隐喻的认知功能在系统功能语法中被称为“双向的隐喻化过程”。 韩礼德明确指出:语法一方面具有认知世界的功能, 即识别不同现象之间的共性的形式, 因此词汇语法范畴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事物, 是该事物语码化的结果。另一方面, 语法所做的又是一种强制性的归类:将某一群现象看做是相似的, 并将它们与其他现象区分开来。他所说的这几个方面都与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范畴化、家族相似性等概念相呼应。语法重塑了人类经验, 反映了语言的社会建构性, 从这一点我们看出语法隐喻是着眼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可以说, 语法隐喻和认知隐喻是互相补充说明的关系, 语法隐喻理论进一步提示了隐喻的认知价值。

5 结论

虽然认知隐喻与语法隐喻有着不同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 我们依然认为它们在语言认知层面上达成了一致, 即二者具有共同的建构主义立场和共同的基本思想, 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在研究的出发点和立场的不同, 这使得语法隐喻和认知隐喻在功能观和隐喻运作机制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总之, 虽然语法隐喻和认知隐喻两种理论虽各自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基本思想, 二者在隐喻运作机制上的差异恰恰是对各自隐喻研究的互补。 把二者结合起来考察, 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和解释隐喻。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Edward Arnold, 1985.

[2]Lakoff G.&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胡壮麟.语法隐喻[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6, (4) :1-7.

[4]胡壮麟, 朱永生, 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赵艳芳.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 (3) :67-72.

[6]朱永生, 严世清.语法隐喻理论的理据和贡献[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2) :95-102.

认知与比较 篇5

摘 要：高职院校传统的教学方式都是以课堂灌输式为主，主要灌输学生基础科学知识，并辅以考试来衡量学生的掌握程度。往往学生为了考试而学习，死记硬背，能力上没有很大提升。本文就基于高职学生的元认知能力与认知策略提升为基础进行教学设计，改变以往以灌输知识和考试为目的的教学理念，重点赋予学生如何学习的能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广大教师设计教案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元认知；认知策略；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22（2014）04-0019-03

一、传统班组的教学模式分析

目前，高职院校教学由于受到教学目标和课时限制，一般教师基本采用在规定的课时灌输规定的知识为主，以考试检验学生获取的知识多少。这种培养方式存在以下一些不足：

（1）受课程大纲要求限制，课堂以灌输知识为主，教师重点讲解关键的知识点，忽略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

（2）通过考试检验学生获取的知识，导致学生仅为了考试而学习，考试完毕后，学习的行为也就随之结束。

（3）由于课堂知识枯燥，大部分学生对课程提不起兴趣，厌学情绪高，能认真听课的学生不到10%，逃课、课堂睡觉、开小差的学生多。

（4）从就业面试反映的数据看，高职学生理论知识基础差，知识面窄，能力不高。

二、基于元认知能力与认知策略提升的教学设计

（一）元认知理论与认知策略理论

1.元认知概念的提出

1976年，美国心理学家弗拉维尔首次提出了元认知的概念，所谓元认知，简言之就是对认知的认知。实际上，学生对自己学习过程的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认知活动的再认知，再思考及进行积极的监控，就属于元认知的范围，元认知的实质就是人的自我监控。

2.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在认知领域的目标分类学最有影响力的是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1956年布卢姆在《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中把认知领域的目标分为六个亚领域，即知识（knowledge）、领会（comprehension）、运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综合（synthesis）和评价（evaluation）。2001年著名心理学家Mayer，R.E等人修订出版的《布卢姆认知领域目标分类手册》将知识维度分成四大类别：事实性知识（factual）、概念性知识（conceptual）、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和元认知知识（metacognitive），形成完整的教学目标分类表。

3.加涅的学习类型

在《学习的条件》1985年的修订版中，他提出了五类学习结果，即言语信息（verbal information）、智慧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认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动作技能（motor skill）、态度（attitudes）。大大简化了教学计划的制订，每一种类别代表了一种不同的人类表现类型，而每一种类型的有效学习还要求一套不同的教学条件。在教育领域，加涅的分类不如布卢姆等人的分类有名，但加涅的分类对教学设计有诸多优点。

4.元认知与认知策略的区别

加涅认为，认知策略是一种内部控制过程，是学生赖以选择和调整他们的注意、学习、记忆和思维等的内部过程。元认知是一种特殊的认知策略，是“认知的认知”或对认知过程的自我监控，如反思和自我调节就是元认知过程。

弗拉维尔认为，认知策略的主要功能是在学生从事的认知活动中，帮助他们达到认知目标；而元认知的主要功能是向学生提供有关认知活动或活动进展的信息。使用认知策略是为了取得进步，使用元认知是为了监控这种进步。

简单来说，认知策略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习方法，元认知就是对学习方法的监控，以及做出调整。因此，元认知能力与认知策略都是有效运用学习方法的基础或前提，是学生提升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使学生热爱学习的核心成分。

（二）基于元认知与认知策略提升的教学设计意义

高职学校学生已完成基础的知识积累，部分学生自己具有元认知能力，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具备元认知能力，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陈述元认知知识有助于学生在同一平台上公平竞技。

学生能通过学习元认知知识，重新构建自己的知识意义，促进其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举一反三能力的提高，增强学习能力。

元认知还是“潜在课程”，元认知知识明显有助教师在教学中将权威转变成学习的自主决策，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学生自主学习。

三、基于元认知能力与认知策略提升的教学设计策略

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规定学时内赋予学生规定的课程大纲内容，同时要提升学生的元认知能力，主要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设计：

（一）教学目标调整

目前高职教育的教学目标（也就是教师的教学大纲）仅仅规定了相关的知识点。根据加涅的教育目标理论，目前高职的教育目标也就仅仅满足了智慧技能目标，对认知策略及元认知能力没有具体的要求。因此，在制定教学目标时要确立对认知策略及元认知能力的培养目标，例如在数学教学上，要求学生用2种方法进行运算，或在有机化学中让学生通过对不同解题方法进行计时，以让学生知道记忆比其他解题方法更有效，并能够检查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等等。

（二）课堂教学活动调整

在课堂上，教师除了对事实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讲授外，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元认知及认知策略的学习和训练，而不是仅仅对知识进行传授。为此，笔者通过实践介绍以下几种提升学生元认知能力和认知策略的授课方式

1.引导学生回忆自己的认知策略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针对已完成的作业进行以下提问“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问题属于某个类型？”“既然知道属于某个类型，我们又如何知道该运用那条定律来解决这个问题？”

2.认知策略学习

认知策略是调节和控制其他学习过程的内部指向的控制过程，加涅描述了多种认知策略，包括控制注意、编码、提取和问题解决策略。例如，在课堂上如果教师给出足够的时间，大部分人可以记忆一组复杂的分子式，但实践显示有部分人能更快地记住并能保持更长时间，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具有了更有效的编码策略。因此，让学生分享不同的编码策略供其他同学学习，能帮助其他同学更有效地进行记忆。

3.加入反思性提问，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反思型教师能积极地研究课堂中的信息和问题，不断追求更多的知识，更好地施教与管理课堂，给学生带来较大益处。在提升元认知过程中，反思性问题不仅能帮助学生检查自己的认知策略，理解元认知知识，还能帮助学生关注学习任务的成分。如在检查认知策略时，教师可以提问学生：“这种认知方法对我有效吗？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更有效吗？”在理解元认知时教师可以提问：“演绎程序如何能够帮助我们记忆分子式？如何做？”在帮助学生关注学习任务成分时，教师可以问：“这次作业的目标你清楚吗？你能向其他人描述一下你学过的一章内容的要点吗？”等等。

4.认知工具学习

在课堂上，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不同的认知工具对一个知识点进行学习，如《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的教学案例就讲到：在十位数加减法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凑十”、“疯狂数学”、“衣袋事实”、“大加法壁表”、“事实家庭”等认知工具掌握十位数的加减法，并对不同的认知工具进行比较，让学生找到合适自己的认知策略。

5.通过自我提问方式让学生进行自我检查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提供一些表格、问卷等供学生进行自我观察、自我监控、自我评价，不断地促进学生自我反省而提高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可以将学生每两人分为一组，给每个学生一份类似于上述自我提问的表单，要求学生在尝试解决问题的同时根据提问表单相互提问并作出回答。研究表明，相互提问法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思考与竞争，发展元认知。

（三）测评调整

目前，高职教育测评主要有形成性测评和终结性测评，形成性测评主要是监控学生的学习并作出必要的调整，终结性测评是在教学进行一段时间后评定学生的成绩，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总结。

由于元认知以及认知策略是隐性知识，难以用书面试卷的形式测评学生的掌握水平，而对学生的元认知知识水平只能由教师在日常的形成性测试中体现。这一特性也使基于元认知能力提升的教学难以在以分数论英雄的中小学教育中推广，因此，在高职教育中推广元认知能力，培养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有益于学生日后的生活和工作。

四、结束语

元认知及认知策略提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通常要用超过一门课程或一个学期的时间去形成，这需要教师的不断努力和艰辛的付出。本文以各类教学目标分类学理论为基础，提出在教学设计中以反思学习为主，教师的角色变更为导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潜而默化地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赋予学生终生受用的技能。

参考文献：

认知模型和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 篇6

【关键词】认知模型 自洽 隐喻 翻译

一、引言

隐喻的理论已经从一种修辞方法变成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隐喻的理论包括替代论、比较论、互动论、映射论和概念合成理论。后三者是认知的。它们构成了认知隐喻学理论。认知模型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缩影。它以经验哲学和范畴理论作为基础,包括认知模型,理想化认知模型和心理空间或融合理论。理想化认知模型有许多认知模型组成,是被普遍接受的固定系统。心理空间理论注重个体差异,它可以代替可能世界。许多学者用认知模型理论研究语言,如:多义词现象、语篇连接、语篇理解和隐喻。认知模型理论表达普通知识过程系统,该系统描述了信息如何从外界情景存储到永久记忆中。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与认知过程相似。过去30年许多学者将隐喻作为研究的重点。隐喻在哲学,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教育学等领域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主题。而在语言学界,认知隐喻学已经成为了系统的学科。

认知模型理论、认知语言学和SNP阐述了隐喻构建与解读的过程和影响。这三个理论可以表达人们思维的过程和认识世界和语言的过程。隐喻的翻译可以表达受不同认知模型影响的这一过程。翻译的过程也可以是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的过程。翻译必须符合目标语的认知模型。源语言的认知模型与目标语的认知模型应该互相符合。否则,就要找到适合的认知模型。

二、认知模型与隐喻的构建与解读

Lakoff在经验哲学和原型范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认知模型理论,具有体验性、互动性、完形性、内在性、开放性、选择性、关联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包括基本认知模型和复杂认知模型。认知模型(CM)“就是人们在认识事体、理解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相对定型的心智结构,是组织和表征知识的模式,由概念及其间的相对固定的联系构成。”理想化认知模型(ICM)是“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作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这是建立在许多CM之上的一种复杂的、整合的完形结构,是一种具有格式塔性质的复杂认知模型。”CM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后形成简单的概念(concept),ICM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一种CM的集合,是一种复杂的完形结构。CM可以与现实世界相一致,也可能有一些差别。CM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有时还可能相互矛盾,或违背了一些常识。

“metaphor”在古希腊语的意思是“transform”(转化)。根据词源学,“meta”是指“change”(变化),“pherein”是指“contain” or “possess”(拥有)。语言的本质是隐喻的,隐喻的本质是概念化。隐喻的构建与解读是两个空间的映射过程,即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隐喻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媒介与方法,隐喻的构建与解读最大的影响因素来自于人们自身,在隐喻的构建与解读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主体的自洽。隐喻的构建与解读的自洽原则是:“隐喻构建与解读的总体自洽原则:若主体欲构建或解读一个隐喻,他就须要自我核定A与B至少在外在或内在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点具有相容性。若相容性这一条件能得到满足,那么他对这一隐喻的构建或解读便会自我允准,否则,便会自我否定。”隐喻的构建与解读都要经过主体的“冲洗”、“连接”与“合流”阶段。构建隐喻时,主体根据自身具有的知识、经验、记忆与创造,用自己的观点将两个事物的背景知识进行“冲洗”,得到符合隐喻构建的新的CM,找到A、B两事物的相同点、相似性,将这一相同点、相似性“连接”起来进行“合流”得到主体想要表达的隐喻。反之亦是,在解读隐喻时,主体接受到隐喻语言是,首先将自身具有的知识、经验、记忆中的有关两事物的背景知识进行“冲洗”, 如果能得到符合隐喻构建的新的CM,主体能找到A、B两事物的相同点、相似性,则将相同点、相似性“连接”起来进行“合流”达到隐喻的解读;否则,没有找到A、B两事物的相同点、相似性,就无法“连接”从而进行“合流”,这一隐喻将不能被解读。

三、认知模型与隐喻的翻译

隐喻的翻译有两种基本方法,即直译和意译。当源语言的CM对应的目标语的CM,通常使用直译法。当源语言的CM不符合目标语的CM,通常使用意译法。

3.1直译法

人们的认知方式与方法在本质上有这隐喻这一共性,而科技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汉语与英语的CM会有许多的相同之处,这是隐喻的翻译可以用直译法。如:[1] He is a dinosaur, very stubborn.

[2] 他是一个老古董,十分固执。

在[1]中“dinosaur”与[2]的“老古董”都用来指行事处世方式古板、不合时宜的人。在翻译这两个句子的时候可以用直译法,翻译为:“他是一只恐龙,十分固执。”与“He is an antique, very stubborn.”,因为两者的CM有相似性和共同点。两者都是年代久远的,与当今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事物。

3.2 意译法

当英语与汉语的CM不一致时,就要用意译法找到相对应的其他CM来翻译隐喻。如:“dog eat dog”与“狗咬狗”这两个短语。在英语中“dog eat dog”的隐喻意思是表示人们在竞争中互相伤害、争权夺利的情况;而汉语中“狗咬狗”的隐喻意义是描述坏人之间的互相残杀。虽然两者的字母意义相同,但因为在这一短语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导致所用的“狗”的CM的侧重点不同,造成了隐喻意义的不同。

中国以和为贵,认为“狗咬狗”的这种行为是低等人、坏人之间的行为,带有贬义,汉语注重行为主体“狗”的这一低等的动物;而西方提倡物竞天择,认为竞争是人类生存的法则,所以西方人更看重的是“狗咬狗”所体现的这一竞争行为。在翻译时应将“dog eat dog”译为“人吃人”。在汉语中“人吃人”的认知模型与英语“dog eat dog”的认知模型相对应,都表示竞争中互相伤害、争权夺利的情况。

四、结论

本论文的目的是提出一个新的观点,研究人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人类因为有了隐喻这一认知行为可将不同的学科联系起来,从而得到一些新的认识和信息。隐喻连接了语言和认知科学,连接了外部世界的'人类的思维过程。

参考文献:

[1]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王文斌. 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王文斌. 论隐喻构建的主体自洽[J] . 《外语教学》第1期,2007a

[4]王文斌. 受喻者的主体性及主体自洽[J] . 《外国语》第6期,2006d

[5]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6] 王寅. 认知语言学与语篇分析[J] .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2003

[7]Fauconnier.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

认知与比较 篇7

关键词：全凭静脉麻醉,吸入麻醉,认知功能

对于老年患者来说,通常在大手术或者是急诊手术之后会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直接影响到患者的自理能力以及生命质量,而手术麻醉方式的选择可能会与患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存在一定的联系[1]。本次研究通过对比两种不同麻醉方式对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造成的影响,为降低老年患者术后发生认知功能提供基本研究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研究所选86例老年患者为2015年4月～2016年4月期间在我院接受肠、胃等腹部手术者,排除标准:①长期服用大量镇静药物、抗抑郁药物;②存在精神系统疾病；③存在药物依赖史;依据不同的麻醉方法将其分为全凭静脉麻醉组与吸入麻醉组,其中全凭静脉麻醉组患者43例,男28例,女15例,患者平均年龄为70.5±4.7岁,平均体重为56.4±4.2kg;吸人麻醉组患者43例,其中男25例,女18例,患者平均年龄71.1±3.2岁,平均体重57.3±4.5kg;组间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可比(P>0.05)。

1.2 方法

所有患者皆开放外周静脉,行0.2ml/(kg·min)乳酸钠林格液静脉滴注。对患者的血压、心电图、心率、血氧饱和度等情况进行全面监测,予以患者面罩吸氧处理,持续3分钟,静脉注射丙泊酚(1～2mg/kg)、咪达唑化(0.04mg/kg)、维库溴铵(0.1mg/kg)以及芬太尼(2ug/kg),行气管插管处理(在患者肌肉松弛、睫毛反射消失之后),呼吸机持续供氧。

①吸人麻醉组:患者使用持续吸人50%N20以及七氟烷的方法;②全凭静脉麻醉组:使用持续推注芬太尼0.05～0.2ug(kg·min)以及丙泊酚3～6mg(kg·h)的方法。

患者皆于手术过程中使用维库溴铵,以此来确保肌肉松弛。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60min、术后180min、术后360min以及术后1天的MMSE(简易智力状态量表)[2]评分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借助于SPSS19.0进行总汇处理,用x士s来代表计量资料,行t检验;若检验结果为P<0.05,则代表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MMSE评分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术前比较,全凭静脉组患者术后60min评分较低,吸人麻醉组患者术后60min、180min、360min评分皆较低,差异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与吸入麻醉组对比,全凭静脉麻醉组患者术后60min、180min、360minMMSE评分较高(P<0.05);两组患者于术后1天的MMSE评分对比并无统计学差异存在(P>005),详情见下表1。

汪:与术前对比,*P<0.05

3 讨论

当前临床上对于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机制并未明确,与手术麻醉药物或许存在相关性[3]。老年患者由于其本身身体素质就较低,各项器官功能也有所下降,继而肝肾对于麻醉药物的分解、排泄能力也都不高,因此使老年患者对麻醉药物更为敏感,可能会使其出现术后苏醒延迟或者是呼吸状态不佳的问题[4]。基于此,选择合适的麻醉药及麻醉方式可便于降低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

本次研究结果通过对全凭静脉麻醉与吸入麻醉两种方式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全凭静脉组患者于手术之后MMSE分值恢复较快,与吸入麻醉组对比,全凭静脉麻醉组患者术后60min、180min、360minMMSE评分较高(P<0.05);说明全凭麻醉组患者术后恢复效果要比吸入麻醉组患者好。这是因为患者年老之后,其中枢胆碱能系统功能逐渐衰退,如果进行全身麻醉特别是吸入麻醉时,就很容易导致发生认知功能障碍。所以,使用全凭静脉麻醉的方法可有效保护老年术后的认知功能。

总结来说,老年患者行全凭静脉麻醉有利于降低其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很好的保护患者术后认知功能,对提高其生命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杜志文.全凭静脉麻醉与吸入麻醉对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影响的比较[J].北方药学,2014,(3):128-128,129.

[2]郭媛媛.全身麻醉的不同方法对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4,8(1):15-16.

[3]应婷婷.吸入麻醉与全凭静脉麻醉对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分析[J].北方药学,2015,(1):171-171.

认知与比较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选取徐州精神病院2014 年2 月—2015 年2月收治的8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 均符合 “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 ( 第二版) ”[2]修订版中有关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 且患者阴性和阳性症状量表 ( PANSS) 评分均在60 分以上, 无严重心、肝、肺、肾等功能障碍, 无智力障碍, 精神疾病史< 2 年, 学历为初中及其以上, 自愿参加本研究, 首次发作, 未系统应用过抗精神疾病类药物。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氯氮平组和利培酮组, 各41 例。氯氮平组中男23例, 女18 例; 年龄15 ~ 40 岁, 平均 ( 24. 8 ± 3. 7) 岁; 病程5 个月~ 2 年, 平均 ( 0. 7 ± 0. 4) 个月。利培酮组中男27 例, 女14 例; 年龄12 ~ 40 岁, 平均 ( 23. 6 ± 3. 4) 岁; 病程3 个月~ 2 年, 平均 ( 0. 8 ± 0. 2) 个月。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未给予其他抗精神病类疾病, 对有严重失眠和焦虑患者给予苯二氮卓艹类药物。氯氮平组患者给予氯氮平 ( 山东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国药准字H37021530) 治疗, 开始剂量为25mg/d, 根据患者病情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调整剂量, 有效治疗剂量为25 ~ 600mg/d, 平均有效治疗剂量为 ( 268. 4 ± 132. 3) mg/d, 持续使用12周, 平均维持剂量为 ( 137. 3 ± 55. 2) mg/d; 利培酮组患者给予利培酮 (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国药准字H20100106) 治疗, 开始剂量为1mg / d, 根据患者病情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调整剂量, 有效治疗剂量为1 ~ 7mg/d, 平均有效治疗剂量为 ( 4. 5 ± 1. 3) mg/d, 持续使用12 周, 平均维持剂量为 ( 2. 4 ± 1. 0) mg/d。

1. 3评价标准[3]临床疗效评估应用PANSS进行评价, 在患者治疗前、治疗后第21、56、84 天各评价1 次。参照患者PANSS评分的减分率分为痊愈、显著进步、好转和无效, 痊愈: 患者PANSS评分的减分率≥75% ; 显著进步: 患者PANSS评分的减分率为50% ~ 74% ; 好转: 患者PANSS评分的减分率为25% ~ 49% , 无效: 患者PANSS评分的减分率< 25%或临床症状恶化。总有效率= 痊愈率+ 显著进步率+ 好转率。采用简易智力量表 ( MMSE) 评估患者认知功能, 量表内容包括注意力、计算力、记忆、语言以及时间定向等, 满分为30 分, 回答正确得1 分, 错误不得分, 分数越高说明效果越佳。

1. 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8.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表示,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以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ANSS评分比较治疗前后两组患者PANSS阳性和阴性症状及一般病理评分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见表1) 。

2. 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利培酮组患者总有效率与氯氮平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2= 0. 056, P > 0. 05, 见表2) 。

2. 3 两组患者MMSE评分比较治疗前氯氮平组患者MMSE评分为 ( 18. 4 ± 2. 2) 分, 利培酮组为 ( 18. 6 ± 2. 4) 分, 两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t = - 0. 393, P > 0. 05) ; 治疗后利培酮组MMSE评分为 ( 22. 4 ± 3. 0) 分, 氯氮平组为 ( 19. 5 ± 2. 3) 分,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t = 4. 912, P< 0. 05) 。

2. 4 两组患者锥体外系反应发生率比较氯氮平组患者发生锥体外系反应4 例 ( 9. 8% ) , 利培酮组发生锥体外系反应13例 ( 31. 7% ) , 两组患者锥体外系反应发生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5. 236, P < 0. 05) 。

3 讨论

随着医学研究不断发展, 人们对因精神分裂症引发认知功能障碍的认识不断加深。临床学者们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注意力、记忆力和执行功能等方面发生变化, 同时认为认知障碍与颞叶、边缘系统和大脑皮质整合等密切相关[4,5]。精神分裂症患者认识功能受损程度直接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及社会功能的恢复。因此, 重视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治疗可有效促进患者整体功能的快速恢复[6,7,8]。氯氮平和利培酮均属于非典型性的抗精神病药物, 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阳性和阴性症状方面具有较佳的临床效果, 然而两种药物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 引起的不良反应也不相同[9,10,11]。

本研究结果显示,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PANSS阳性和阴性症状及一般病理评分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 治疗前两组患者MMSE评分比较无差异, 治疗后利培酮组MMSE评分高于氯氮平组, 有统计学差异; 锥体外系反应发生率高于氯氮平组, 有统计学差异。

综上所述, 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改善认知功能方面其效果优于氯氮平, 但锥体外系反应发生率较高。

摘要：目的 比较氯氮平与利培酮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徐州精神病院2014年2月—2015年2月收治的82例精神分裂症患者,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氯氮平组和利培酮组, 各41例。氯氮平组患者给予氯氮平治疗, 利培酮组患者给予利培酮治疗, 比较两组患者的阴性和阳性症状量表 (PANSS) 评分、简易智力量表 (MMSE) 评分、临床疗效和锥体外系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PANSS阳性和阴性症状及一般病理评分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前两组患者MMSE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后利培酮组MMSE评分高于氯氮平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利培酮组锥体外系反应发生率高于氯氮平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社会认知功能方面其效果优于氯氮平, 但锥体外系反应发生率较高。

认知与比较 篇9

关键词：精神卫生,游戏疗法,认知疗法,学生,医科

学业自我效能感(academic self-efficacy)是指个体对自身成功完成学业任务所具有能力的判断与自信[1],该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自我效能感衍生而来。沙盘游戏疗法(sandplay therapy)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疗法,在国内也叫箱庭疗法或沙箱疗法(以下统称为“沙盘游戏”)[2],是在一种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中,主要使用沙、沙盘、水以及有关人或物的缩微模型来进行心理治疗与心理辅导的一种方法[3]。认知行为疗法是通过改变思维和行为的方法来改变不良认知,从而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一种心理疗法[4]。有研究报道指出,认知行为疗法与学困生的转化有着密切的联系[5],但效果大小与持久性有待考证。本研究旨在通过比较沙盘游戏疗法与认知行为疗法2种干预方式的效果,探索医学专科生提升学业效能感的新途径。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通过张贴招募广告,在湖南某医学专科学校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已离校实习)自愿报名的60名被试者中,经过面谈并使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以总分低于69分或分量表低于36分作为入组标准,筛选出48名被试者。

将48名被试随机分为团体沙盘游戏组、认知行为组和对照组,每组16人。鉴于团体沙盘游戏一个团队人数一般在4~8人(人数太多会使团体混乱,人数太少则会造成团体动力不足),故将团体沙盘游戏组随机分为2组,每组8人。对团体沙盘游戏组及认知行为治疗组进行每周1次,共7次,每次2 h左右的干预;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干预。

1.2 研究工具

1.2.1 测量工具

采用梁宇颂等[1]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该量表由22个条目组成,包括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简称“学能”)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简称“学行”)2个维度,每个维度各有11个条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者学业自我效能感越好。该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891,2个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903和0.819。

1.2.2 干预工具

(1)整套沙盘游戏技术。2个规格为75 cm×72 cm×7 cm的长方形沙箱,每箱约20 kg沙子,2 000个左右沙具(包括人物、动物、植物、建筑物、交通工具、食物等十几个类别),2台照相机。(2)整套认知行为治疗技术。固定的、有足够空间的咨询室,19把相同的、可以移动的座椅以及活动需要的道具。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使用多个样本的非参数检验,两两比较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各组干预前后比较使用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干预前各组学业效能感得分比较

干预前沙盘游戏组、认知行为组及对照组在学习能力自我效能、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1.238,0.233,0.324,P值均>0.05)。见表1。

注:t1/Z1值为前测与后测的比较,t2/Z2值为前测与追踪后测的比较;P值均<0.05。

2.2 干预1周后各组学业效能感得分比较

由表1可知,干预1周后沙盘游戏组、认知行为组及对照组在学习能力自我效能、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两比较显示,沙盘游戏组、认知行为组与对照组学习能力自我效能、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但沙盘游戏与认知行为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各组前测与后测比较结果显示,沙盘游戏组、认知行为组在学习能力自我效能、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上均有提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但对照组的学业效能感3个维度均没有得到明显改善(P值均>0.05)。

2.3 干预1月后各组学业效能感得分比较

由表1可知,干预1月后沙盘游戏组、认知行为组及对照组在学习能力自我效能、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两比较显示,沙盘游戏组与认知行为组、沙盘游戏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但认知行为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各组前测与追踪后测比较结果显示,沙盘游戏组在学习能力自我效能、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上均有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认知行为组在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总分上有所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但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的学业效能感3个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3 讨论

本次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团体沙盘游戏疗法和团体行为认知疗法都能够有效改善医学专科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干预结束短期内,团体行为认知干预效果优于团体沙盘游戏干预;在效果保持性方面,团体沙盘游戏组干预效果优于团体行为认知组,特别是对学习能力自我效能及总分的干预效果。

团体沙盘游戏有利于医学专科生学业效能感的提升,并且在干预结束1个月后该作用得以保持。考虑可能由于团体沙盘游戏要求咨询师遵守积极关注和非批判性原则,保持“母子一体性”,同时为每一位来访者营造一个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在这种环境里,可以放弃心中的芥蒂、担忧,剔除伪装与修饰,展现最真实的自己,有利于发现自己在学习上的消极、被动、焦虑、悲观、自卑、挫败感等负能量(问题呈现阶段)。同时,来访者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和摆放沙具无意识表达自己,与真实的自己对话,在悦纳与包容的氛围里宣泄负能量(抗争阶段),促进积极、主动、向上、乐观、自信、成就感等正能量的形成,从而重新认识自我,有利于学业效能感的提升。团体沙盘游戏允许来访者移动自己和他人的沙具,通过这种方式让来访者逐渐学会理解他人,更好地探索内心,看清自己问题的症结,强化、丰富正能量;整个过程在非语言交流中进行,让意识与无意识有效整合,对自我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清晰(积极重构阶段)。沙具摆放结束后,在交流分享过程中,来访者会发现自己并不“特别”,其实很多人同自己有一样的感觉,这样会使得来访者降低对自己的消极评价,增强自信心(统合转化阶段)。而自信心的缺乏、自我认识的偏差都是造成学业效能感低的重要原因。

团体认知行为干预对医学专科生学业效能感的提升亦有显著效果,但1个月后对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的干预效果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沙盘游戏是无意识能量的释放过程[6],而认知行为干预是在意识层面的一种交流,通过创造一种信任、安全的氛围来促进各成员之间的体验、观察、学习,从而达到改变不良认知行为的目的。而这种氛围与现实生活存在差异,使得来访者也难以有效地将转变的认知迁移到现实生活的行为中去,故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的干预效果也难以保持[7],与一些学者[8,9]的研究结果一致。

参考文献

[1]梁宇颂.大学生成就目标:归因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0.

[2]桂莉娜.“沙盘游戏疗法”的回顾与展望[J].社会心理科学,2004(4):20-22.

[3]李江雪,申荷永.沙盘游戏疗法的形成与应用[J].社会心理科学,2005(2):52-55.

[4]姚双雁.认知行为疗法在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应用:个案报告[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9):1148-1150.

[5]韦耀阳,秦涛.认知行为疗法在学困生转化中的应用[J].教研园地,2014(11):21-23.

[6]申荷永,陈侃,高岚.沙盘游戏治疗的历史与理论[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21(2):124-128.

[7]王慧,孟婷婷,陈仙.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人际交往影响的效果评价[J].中国学校卫生,2007,28(11):1031-1032.

[8]胡春红.团体心理咨询对有心理问题大学生的效果评价[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11):1365-1366.

认知与比较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2015年1~6月收治的拟行手术治疗患者42例作为研究对象,男性22例,女性20例;年龄范围为19~66岁,平均为(42.4±4.6)岁;体质量52~78 kg,平均为(66.2±13.6)kg。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21例,两组基线资料对照较为均衡(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观察组给予静吸复合麻醉,以丙泊酚、芬太尼和阿曲库铵,静脉推注诱导插管,剂量分别为1.5 mg/kg、2μg/kg、0.1 mg/kg,术中吸入MAC地氟醚维持麻醉;对照组给予TIVA,靶控瑞米芬太尼和丙泊酚,根据患者体质量设置血浆浓度,其中瑞米芬太尼控制在5 ng/m L左右,患者清醒后调整到0.5 ng/m L,丙泊酚开始为5μg/m L,之后调整到4μg/m L,待患者入睡后给予肌松剂阿曲库铵,剂量为0.1 mg/kg,然后插入气管导管[2]。两组患者插入气管后,设置氧气流量,予以2 L/min间断静脉注射阿曲库铵,将呼吸参数ETCO2维持在40 mm Hg左右,持续检测患者MAP、ECG、HR、BIS等,必要时予以血管活性药物,保持血液动力学稳定。

1.3 评价指标:

术毕停药后记录患者自主呼吸恢复时间等观察指标,采用OAA/S评分和MMS测试方法分别对两组患者意识状态和认知功能进行评价,比较两组术后恢复情况。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围术期意识状态和认知功能情况分析:

观察组拔管即刻OAA/S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术前与术后MMS评分比较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术后3 h MMS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分析:

观察组呼吸恢复时间和定向力恢复时间均晚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拔管时间和睁眼时间晚于对照组,但比较差异并不显著(P>0.05)。见表2。

3 讨论

以往在手术过程中尤为重视麻醉效果,常用的麻醉方式有TIVA和静吸复合麻醉,其中靶控输注TIVA可快速达到手术要求的麻醉深度,并能够通过调整效应室靶浓度来达到恒定维持的麻醉效果,静吸复合麻醉则同时具备了静脉麻醉和吸入麻醉的优点,该麻醉方式在全麻中较为常用[3]。近年来,随着人们安全意识的增强,由全麻引发的认知功能障碍问题已经引起了临床的警觉,如何在提高麻醉效果的同时保证麻醉的安全性,成为了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本组研究中,观察组围术期各时间点OAA/S及MMS评分普遍低于对照组,其中观察组拔管即刻OAA/S评分和术后3 h MMS评分分别为(4.7±0.3)分、(29.0±1.1)分,对照组拔管即刻OAA/S评分和术后3 h MMS评分分别为(4.0±0.4)分、(29.6±0.8)分,比较差异显著(P<0.05),提示在短期内静吸复合麻醉对患者术后认知功能影响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靶控输注全凭静脉麻醉和静吸复合麻醉对患者术后认知功能均有短暂影响,静吸复合麻醉表现得相对明显,但并未造成实质性影响,其安全性能够得到有效保证。

摘要：目的 比较和分析靶控输注全凭静脉麻醉与静吸复合麻醉对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42例拟行手术治疗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21例,观察组给予静吸复合麻醉,对照组给予TIVA,比较两组患者围术期意识状态、认知功能及术后恢复情况。结果 观察组拔管即刻OAA/S评分和术后3 h MM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呼吸恢复时间和定向力恢复时间均晚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拔管时间和睁眼时间晚于对照组,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结论 靶控输注全凭静脉麻醉和静吸复合麻醉对患者术后认知功能均有短暂影响,静吸复合麻醉表现得相对明显,但并未造成实质性影响。

关键词：全凭静脉麻醉,静吸复合麻醉,认知功能,影响

参考文献

[1]熊云川,钟涛,廖礼萍,等.靶控输注静脉麻醉与静吸复合麻醉对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影响的比较[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1,17(5):2047-2049.

[2]王沛齐,周恩禄,贾宝森,等.全凭静脉靶控输注麻醉不同镇静深度对妇科腹腔镜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J].北京医学,2014,11(3):944-946.

慢病与认知 篇11

慢病包括哪些病？

慢病首先是一个发病和患病时间长短的概念，医学上把病程超过三个月以上的疾病视为慢性疾病。但是，从疾病分类和防治的角度看，需要把慢病划分为两个范畴，一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二是慢性传染性疾病。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和各种癌症等，如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慢阻肺、哮喘及各种恶性肿瘤；此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还包括运动系统慢性疾病，如颈椎病、腰椎病、骨关节病以及口腔疾病和精神疾病。而慢性传染性疾病则包括结核、乙肝、慢性皮肤病和性传播疾病等。

按疾病分类统计看，我国现有的慢病可能已超过2.6亿人，因为目前我国有2亿高血压患者、1.2亿肥胖和超重者、9700万糖尿病患者。如果把肥胖和超重者都算成病态，那么高血压等几种主要的非传染性慢病的人数就已超过4亿，再加上传染性慢病，患慢病的中国人就更多。而且，慢病的后果非常严重。中国45%的慢病患者死于70岁之前，全国因慢病过早死亡占早死总人数的75%。

近年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方式与病原微生物感染是引发慢病的主要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吸烟、酗酒、暴饮暴食、不吃早餐、不吃蔬菜水果等；长期不锻炼或长期过度不科学锻炼；高强度地工作和身体较长时间地处在高负荷状态，或熬夜不睡觉；环境污染（如空气、水源、室内环境等污染）；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如结核杆菌、病毒等感染。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的加快也成为我国慢病发病率快速上升的诱因。

尽管上述原因都是引发慢病的重要因素，但是，大量研究也证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才是慢病的首要原因。例如，在森林减少、生态破坏、空气污染、水源污染、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等因素中，每一种因素都可以导致慢病的发生。当人类生存的环境遭到全面破坏，生态处于极度恶化之时，慢病的大量出现就不可避免。因此，慢病是环境恶化和生态毁坏后的最直观和最典型的体现。

慢病认识的误区

过去，人们习惯于把慢病归结于不健康或不科学的生活方式，但是，世界卫生组织《预防慢性病，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的全球报告却指出，目前人们对慢病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慢病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引起的。

为了充分理解并进而防治慢病，需要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认识慢病的一些主要误解予以说明。

误解一：慢病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致。慢病固然可以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引起，但即便人们生活方式健康，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致病因素的影响。例如，由于环境污染，尤其是城市糟糕的空气或水污染，使得每个人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从而诱发肺癌、心脑血管病等慢病。所以，准确地说，慢病并非只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引起，而是由许多更为复杂的原因，甚至更多的是人与环境的冲突所引起。

误解二：慢病主要危害发达国家。恰恰相反，慢病目前主要危害的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五分之四的慢病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确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盲目破坏生态和生活方式的不健康，引发大量慢病，但是这些国家采取了更多的保护环境的做法，并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目前慢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这对于中国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误解三：慢病主要危害富人。慢病的现实情况是，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只要违反了健康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作息习惯等行为，都可以引发慢病。而且，一些研究表明，由于受环境恶化的影响和医疗保健的制约，穷人比富人更有可能患慢病，并因此而失去生命，或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也有研究证明，尽管富人有较好的医疗条件，而且吃特供食品，但是，在环境恶化之下，没有谁会幸免于难。因为，污浊的空气是谁也躲避不开的，特供食品也并不意味着就完全安全。

误解四：慢病主要危害老年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世界卫生组织对各国的调查表明，几乎半数慢病死亡发生在70岁以下人群，慢病死亡总数的1/4发生在60岁以下人群。另外，全球现在大约有2200万5岁以下儿童超重和肥胖，超重和肥胖就是主要的慢病，说明慢病是一视同仁地危害所有人。

误解五：慢病主要危害男人。这一误解与“慢病主要危害老年人”的误解是相似的。其实，慢病对男女两性不会有厚此薄彼的现象。例如，心脏病等疾病对女性和男性的危害程度几乎同等，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慢病患者中，女性占47%，男性占53%。

误解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应该先控制传染病，然后对付慢病。这种误解首先在于误认为传染病不属于慢病，但实际上慢病包括了相当多的传染病，如结核、乙肝等。另外，正是由于慢病的发病和病程较长，才需要提前预防。如果不能提前让公众预防慢病，最终会造成患者的终身性危害。而要等待传染病控制之后才对付慢病，则费用更大，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

误解七：慢病无法预防。这是一种因恐惧而产生的误解。由于慢病发病是一个相对慢的过程，而且开初症状并不明显，等到有明显症状，查出来就已经是晚期，如各种癌症。而且，大量晚期癌症的无法挽救和病人的去世，强化了人们对慢病的恐惧，反倒弱化了人们对慢病的警惕。事实证明，只要预防有力，80%的心脏病、卒中、二型糖尿病和40%以上的癌症都是可以避免的。

误解八：慢病的预防与控制费用太贵。这是因为人们患病，尤其是患慢病后治疗费用较高带来的错误认识。实际上，如同所有疾病一样，慢病预防的效果要高于治疗，预防的费用只不过是治疗的1/3，而且在慢病上，这一比例会更低。例如，一些预防心脏病并发症的药物，用较低廉的价钱就可以购买到。而生活方式健康并能活到百岁的人根本就用不着什么防治疾病的费用。

如何预防慢病？

针对慢病，中国卫生部发布了《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计划（2012-2015）》，提出了多项2015年将达到的具体目标。

nlc202309011541

其中包括：慢性病防控核心信息人群知晓率达50%以上，35岁以上成人血压和血糖知晓率分别达到70%和50%；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覆盖全国50%的县（市、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覆盖全国10%以上县（市、区）；全国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下降到9克以下，成年人吸烟率降低到25%以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2%以上，成人肥胖率控制在12%以内，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不超过8%。

另外，对于慢病的防治也有具体的目标。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达到40%；管理人群血压、血糖控制率达到60%；脑卒中发病率上升幅度控制在5%以内，死亡率下降5%；30%的癌症高发地区开展重点癌症早诊早治工作；40岁以上慢性阻塞性肺病患病率控制在8%以内；全人群死因监测覆盖全国90%的县（市、区），慢病及危险因素监测覆盖全国50%的县（市、区），营养状况监测覆盖全国15%的县（市、区）。

能否达到上述慢病防治的目标，关键在于有无合理的和易于落实的预防措施。例如，针对目前中国80%家庭人均食盐和食用油摄入量超标这一生活习惯，需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广泛宣传慢病防治知识，寓慢病预防于日常生活之中，促使人们自觉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

此外，食品生产和加工部门更需要积极开发推广低盐、低脂、低糖、低热量的健康食品，引导生产安全、营养、方便、多样的农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引导并支持食品加工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推动实施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促进健康食品开发和生产；商务部门倡导和鼓励食品销售企业开设健康食品专柜，引导消费者选择健康食品；食品企业、集体供餐和餐饮单位组织业务骨干人员学习掌握合理营养膳食知识并知晓不良饮食危害，逐步推行营养成份标识，提供健康食品和餐饮；教育部门将营养、慢性病和口腔卫生知识纳入中小学健康教育教学内容，监督、管理和保证中小学生校园锻炼的时间和质量。

不过，防治慢病的主要工作还在于个人。每个人首先要纠正对慢病认识的误区。例如，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祖父常吸烟还活到90岁，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一生吸烟，大约抽了3000公斤雪茄，但却活到95岁，因此没有必要改变吸烟的生活方式以预防慢病。

但是，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一般人并没有丘吉尔所特有的抗病和长寿基因，二是今昔环境并不相同。在遗传、环境、体质、心态、食物等因素都可以决定一个人健康的情况下，当今恶化的环境已经让人健康受损，如果还加上人为的吸烟等有害生活方式，就既可能让人易患慢病，更不可能让人长寿。

【责任编辑】张田勘

认知与比较 篇1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民工进城务工, 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 其子女大多数留在农村, 由父母单方或其他的长辈、亲戚、朋友或邻居等人抚养和监管。到目前为止,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确切数量并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 但已有资料和研究显示,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已经超过5800万[1]。

农村留守儿童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完整的家庭结构和正常的亲子关系对于儿童的成长发育很重要”[2], 但正处在成长发育关键时期的留守儿童却缺失了父母的监护、关爱和教育。父母长时间“不在场”带来了监管的缺位以及情感的空白, 因此在无所不在的电视媒介的包围与诱惑下, 留守儿童往往将大量的课余时间交给了形形色色的电视节目。对于这些“孤独”的留守儿童而言, 电视媒介不仅是娱乐和消遣的工具, 而且是情感交流和输出的渠道, 是他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一扇重要窗口。因此, 留守儿童的成长体现出了较明显的“电视化”的特征, 各种良莠难辨的电视节目影响着他们情感的发展以及心理和人格的健康成长, 甚至直接形塑着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种背景下, 留守儿童的电视观看与认知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 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以及电视媒介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等问题也受到关注。但综观既有研究, 尚缺少一种比较视野的审视, 从而难以准确、有效地衡量出“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电视观看与认知的影响程度。因此, 为了考察留守儿童对电视媒介的接触和认知, 我们有必要以同龄的非留守儿童为比较对象, 对两个不同群体的电视观看与认知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探讨在不同家庭结构和情境下,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两个不同群体在电视观看与认知方面的差异性。具体研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电视接触方面的差异性;

2.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电视节目偏好方面的差异性;

3.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电视功能认知与评价方面的差异性;

4.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电视内容认知与评价方面的差异性。

(二) 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编制问卷的方法, 围绕电视接触行为、电视节目偏好、电视功能认知、电视内容认知等四个变量来了解和把握留守、非留守两类儿童的电视观看和认知状况。考虑到问卷调查方法对于质化问题的局限性, 本研究同时辅以必要的个别访谈, 以更深入地探讨两类儿童的电视观看行为和认知。

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 考虑到研究的客观条件, 我们选取广东省揭阳市锡场镇华清村的华清小学作为研究对象。华清村是全国第一大行政村, 大量的村民外出务工, 留守儿童数量较多。华清小学是华清村的唯一一座小学, 在校学生1400多人, 其中留守儿童占30%以上, 且村中基本上每户家庭拥有至少一台电视机。同时, 考虑到小学一、二年级学生难以完成调查问卷, 因此未将他们列入调查对象范围, 而主要以华清小学三、四、五年级的学生为调查对象。

考虑到要尽量减少年级、环境等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以班为单位,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 抽取其中的一个班。对于被抽中的班, 将其全部学生纳入对象范围, 并通过“父母单方或双方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的同学请举手”的提问将学生分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两大类。其中, 留守儿童19人, 非留守儿童32人, 分别占比32.3%和62.7%, 平均年龄为12岁。样本中大部分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务工, 约33%留守儿童是父母双方皆外出务工, 爷爷奶奶充当日常生活的监护人。

在做了充分的说明和示范后, 将问卷发给全部学生, 指导他们现场填写问卷并马上回收和核查。共计投放问卷51份, 收回问卷51份, 有效问卷50份, 有效率超过98%。其中, 留守儿童问卷19份, 非留守儿童样本31份。

三、调查结果的统计与描述

(一) 电视接触行为的比较

两大群体在观看电视的情境、时间、频率等方面是否有区别?缺少父母监管的留守儿童是否更容易沉迷于电视?这是本研究首先要调查的问题。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两类儿童都主要由同龄人陪同观看, 观看的环境以及频率差异不大, 但在观看时长方面有较明显的差异。具体如下:

1. 电视观看情境的比较

为了解两类儿童在电视观看情境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设置了三个选项 (大人陪同观看、同龄人陪同观看以及自己单独观看) 让被调查对象选择。结果显示 (详见图1) , 72.2%的留守儿童在同龄人的陪同之下一起观看电视, 另外约22.2%有大人陪同, 只有6%独自观看。在是否有大人陪同观看这一问题上, 留守儿童的比例稍小于非留守儿童。但总体而言, 两类儿童电视观看的情境差异不大, 都主要是由同龄人陪同观看电视。

2. 电视观看时长/频率的比较

在电视观看的频率方面, 大部分儿童表示每天都看电视。而在电视观看时长方面 (表1) , 25%的非留守儿童平均每天看电视时间在1小时以内, 而留守儿童只有5.6%;在1-3小时的区间, 两类儿童的比率比较接近;但观看时间在3个小时以上的留守儿童其比率是非留守儿童的二倍之多, 达到22.2%。

(二) 电视节目偏好的比较

两类儿童在节目选择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他们各自最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视节目?对于这些问题, 本研究结合问卷调查与小组访谈两种方法, 对两类儿童的节目偏好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半数的儿童最喜欢看《少林寺传奇》、《李小龙》等武打动作片, 《还珠格格》、《宫》、《爱情睡醒了》等言情偶像剧, 以及《团圆》之类的家庭剧。另外, 有38%的儿童最喜欢看卡通片。其中, 留守男生表现了对武打片的明显偏好, 而非留守男生中偏好武打片的比例较小, 但是家庭剧、偶像剧观看的比例高于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中有1/16的人最喜欢看《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等综艺性电视节目, 而留守儿童则没有人表示最喜欢看这些综艺类节目。另外, 在电视新闻节目的偏好方面, 大部分儿童都表示喜欢看民生新闻, 小部分喜欢看经济、体育、娱乐类新闻, 两类儿童普遍对政治新闻不感兴趣。

(三) 电视媒介功能的认知

根据农村学生的特点, 本研究将电视媒介的功能归为三个方面:获取信息、教育和学习、休闲娱乐。根据不定项选择的调查结果 (表2) , 有超过半数儿童认同电视媒介在传播信息和教育学习方面的功能。其中, 留守儿童更多地提到了电视媒介的教育功能, 而较少提及休闲娱乐的功能。与之相比, 非留守儿童则相对更加注重电视媒介休闲娱乐的功能。

(四) 电视节目内容的认知与评价

为考察两类儿童对电视节目的认知和评价, 本研究选择三类电视节目和内容 (暴力电视节目、新闻节目以及电视广告) 作为研究对象, 对两类儿童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结果如下:

1. 暴力电视节目的认知与评价

结果显示, 大多数儿童都看过令人不安或害怕的暴力性电视节目, 只有不到5.6%的留守儿童表示没有看过类似节目, 而非留守儿童中表示没有看过的比例则为15.6%。同时, 留守儿童对于暴力节目的接受程度更高一些, 有更多的留守儿童认为这些暴力节目“只要不太血腥就可以接受”或者是“很好看, 很刺激”。

2. 新闻节目的认知和评价

对于电视新闻节目, 两类儿童基本都认为“有必要, 增长见识”。但在新闻可信度评价的调查中, 有将近一半的留守儿童中认为新闻内容全为真, 而在非留守儿童中, 这一比例为34.3%。另外, 两个群体对新闻类型的认知和理解没有明显的不同。

3. 电视广告的认知与评价

在广告可信度的评价方面, 非留守儿童中选择广告宣传的效果持半信半疑态度, 认为“部分是真的”的比例占多数, 达到65.6%;留守儿童表示“部分是真的”、“完全是假的”的比例相等, 各为44.4%, 留守儿童对于广告效果的评价更倾向于批判性。另外, 两个群体对广告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 大部分人对于观看广告的态度是“一般般, 无所谓”, 但是留守儿童认为广告“很讨厌”的比例比常规儿童要大约10个百分点, 分别为28.9%和18.8%。

通过访谈还发现, 广告对于留守儿童的购买行为虽然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但是在留守儿童实际购物活动中, 起决定作用的是商品质量和价格。如, 某留守儿童便明确表示:“我买日常用品时, 主要看价格, 不会太考虑牌子。”与之相比, 非留守儿童在购物时更容易受到广告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及解释

从以上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出,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作为同一个班的同学, 虽然拥有相似的学习环境和电视观看环境, 在对电视媒介功能的认知方面也较为相似, 但由于所生活家庭环境和结构的不同, 他们对电视媒介的观看和认知还是存在不少差异。主要表现在:

(一) 留守儿童对电视媒介的依赖性强于非留守儿童

如前所示, 虽然两类儿童电视观看的环境差异不大, 但由于缺失父母的监管, 留守儿童每天观看电视的时长明显长于非留守儿童, 表现出对电视媒介更强的依赖性。依照媒介系统依赖理论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 的观点[3], 媒介的传播效果与社会组织的结构和关系有关, 而当人对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感”愈强烈的时候, 他们对媒介的依赖性也就愈强。而根据相关研究, “情感的缺失往往会使得儿童变得比较孤僻、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 更容易表现出自卑、自闭、怨恨等心理问题[4]。因此, 留守儿童观看电视的时间更长这一问题, 除了缺少监督这一缘由之外, 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解释为留守儿童一方面处于亲情饥渴的状态, 一方面又更容易对周围的世界感到紧张和不安全, 从而转而以电视为“情感保姆”, 从电视节目中寻找情感的慰藉以及自我的确认。

(二) 留守儿童更倾向于从电视节目中寻找情感渲泄的渠道

如前所述, 留守儿童对电视的依赖性更强, 观看电视的时间更长。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相关研究, 观看电视的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看的动机。如果动机为寻求陪伴以及信息两者, 则看最多的电视[5]。对于留守儿童观看电视时间更长与其具体动机之间有关联, 由于本研究未对两类儿童的电视观看行为进行专门的动机调查, 暂时难以确定。但结合对留守儿童的访谈可知, 留守儿童观看电视非常重要的动机包括打发时间以及通过电视节目中特定的内容来渲泄自己情感。这种观看动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留守儿童的电视观看行为和偏好。如, 在对电视节目认知和评价的调查中, 留守儿童对暴力节目的接受度更高。而在男学生的对比中, 留守儿童对武打片的偏好也明显强于非留守儿童。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可以解释为什么留守儿童难以与父母进行充分的亲子感情交流, 从而有更多的需要从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寻求刺激, 以渲泄其内心难以排遣的孤独、失落与烦恼。

(三) 留守儿童对新闻节目的批判性更低

调查结果显示, 有将近一半的留守儿童中认为新闻内容全为真,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留守儿童对新闻节目的批判性更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显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结合调查和访谈的实践以及传播学的相关理论, 本研究认为以下两点可以对此作出部分解释:首先, 没有父母陪伴左右的留守儿童在观看电视时难以得到正确、有效的监督和引导, 陪同观看的爷爷、奶奶以及其他的同龄人并不能取代父母;其次, 留守儿童长时间地观看电视, 并且往往缺少其它的信息来源渠道, 也导致他们更加容易信赖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因为依照涵化理论的基本假设, 收看电视时间较长的人 (又称高度收视者, heavy viewers) , 由于长期接收电视节目呈现的讯息与价值, 往往比较倾向相信电视重复呈现的讯息与价值和现实世界相似[6]。

(四) 留守儿童比较不容易被电视广告所劝服

与留守儿童更容易信赖电视新闻相反, 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对于电视广告的抵触心理较强, 并且比较不容易被电视广告所劝服。这两个发现似乎具有矛盾性, 因为既然留守儿童更容易相信电视媒介, 又为何不容易被电视广告所劝服?对于这一矛盾的理解, 首先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电视新闻和电视广告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内容;二是电视广告劝服效果的实现除了与电视媒介的可信度有关, 还与传播方式、观看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 并且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动机需求、人格取向以及心理机制等因素。而根据有关研究, “与父母分离增强了留守儿童的独立性”, 他们的“处事能力要比一般儿童强”[7]。由此可以推断出, 留守儿童可能拥有更多独立消费的经验, 从而形成了更加成熟、更加理性的消费观念, 而对电视广告产生更多的不信任甚至是抵触的心理。但限于本研究的限制, 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也还有待调查研究的进一步考证。

五、余论

电视观看会影响儿童的学习与成长, 这一点已被普遍认同。在传统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弱化甚至缺失的情况下, 电视媒体俨然成为留守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工具, 而留守儿童的情感、人格以及价值观念等的形成也都不可避免地打下了电视的“烙印”。因此, 如何正确了解和评价留守儿童的电视观看行为, 如何科学、有效地对留守儿童的电视观看进行干预和引导, 以及如何提高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 这些问题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命题, 呼唤社会的重视和介入, 也呼唤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

参考文献

[1]全国妇联调查数据.转引自:全国留守儿童近5800万[N].北方新报, 2010-12-23 (13) .[1]全国妇联调查数据.转引自:全国留守儿童近5800万[N].北方新报, 2010-12-23 (13) .

[2]肖富群.留守儿童社会化状况的实证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5) :49-55.[2]肖富群.留守儿童社会化状况的实证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5) :49-55.

[3]涂志豪.大学校园计算机网络之媒介依赖性调查研究——以交通大学与政治大学为例[C].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7年年会论文.[3]涂志豪.大学校园计算机网络之媒介依赖性调查研究——以交通大学与政治大学为例[C].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7年年会论文.

[4]柳翠, 徐艳, 殷飞.留守儿童在12种性格因素上的特征研究——基于对江苏省如皋市林梓小学的调查[EB/OL]. (2012-01-12) [2012-04-25].http://www.doc88.com/p-669164829232.html.[4]柳翠, 徐艳, 殷飞.留守儿童在12种性格因素上的特征研究——基于对江苏省如皋市林梓小学的调查[EB/OL]. (2012-01-12) [2012-04-25].http://www.doc88.com/p-669164829232.html.

[5]R ubin, A.M.An Examination of Television Viewing Moti-vations.Communication R esearch, 8, 141-165.转引自:陈亿宁.电视新闻戏剧化效果研究:由议题设定与收视动机角度来看[J].台湾:新闻学研究, 1981 (109) :77-120.[5]R ubin, A.M.An Examination of Television Viewing Moti-vations.Communication R esearch, 8, 141-165.转引自:陈亿宁.电视新闻戏剧化效果研究:由议题设定与收视动机角度来看[J].台湾:新闻学研究, 1981 (109) :77-120.

[6]王玲宁, 郝燕燕.谁来伴我成长?电视对大陆农村儿童的社会化影响:以河南农村为例[C].台湾:中华传播学会2011年年会论文.[6]王玲宁, 郝燕燕.谁来伴我成长?电视对大陆农村儿童的社会化影响:以河南农村为例[C].台湾:中华传播学会2011年年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