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利益转移

保险利益转移（精选4篇）

保险利益转移 篇1

一、保险利益的含义

保险利益的含义十分广泛, 很难给定一个严格的定义。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每一个与海上运务 (marine adventure) 有利害关系的人都具有保险利益, 特别是那些与海上运务或在海上运务中处于风险下的任何保险财产有法定的或正当利害关系的人;这种利害关系使其因保险财产的安全或及时抵达而获益;也因其灭失、损坏或被扣留而受害或由此产生法律责任, 它提出了具备保险利益的三个特征: 1.被保险人会因保险财产的安全或按时到达而受益, 或因其灭失或损害或被扣押而产生损伤或责任。2.被保险人与海上运务或其中的任何保险利益之间有法律或衡平法上的关系。3.这种受益、受损或产生的责任主要是这种与保险财产或海上运务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

我国的《海商法》也未对保险利益予以规定, 因此对保险利益的确认在我国通常都是参考2002年新修订的《保险法》中的第十二条:“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即认为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或被保险人人身所具有的合法的利益。

由此可见, 保险利益是一种法律上的权益, 它不仅包括财产权利、合同权利, 还包括法律责任。因此, 可以归纳出海上保险利益的要件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 必须拥有合法利益。保险合同属民事法律行为之一, 除有特别规定之外, 必须适用一般有关法律的规定, 因而保险利益不能违反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定, 也不能有悖于公序良俗。如海上走私所运送货物其保险利益就不能成立。第二, 必须拥有经济上的利益。海上保险的保险利益具有经济学特征,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保险利益包括现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 但只有其具有可以计算的金钱价值时才能够构成保险利益。第三, 必须拥有确定的利益。在同一保险标的上, 可以存在数个利益, 其利益可能归属同一个人, 也可能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人。海上保险的复杂性致使多人、多利益归属的现象经常出现。因此, 海上保险的保险利益——被保险人对于海上风险中的财产必须具有法律所认可的或者法律不禁止的确定利益。

二、保险利益转移

(一) 保险利益转移的概念

正是由于海上保险合同具有的复杂性, 使海上保险的保险利益转移问题成为国际贸易中人们关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

保险利益转移, 也称保险利益的变动, 一般是指保险利益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 因被保险人的死亡而发生继承关系、保险标的的易主而发生的转让关系、投保人的破产而发生的破产债权关系, 保险契约关系仍为继承人、受让人、破产管理人的利益而存在。海上保险的保险利益转移问题就是指有关海上保险利益的归属发生变化而带来的问题。

一般来说, 保险标的所有权利益转移, 除保险公司另有规定外, 保险利益随之也同时发生转移。有人认为由于保险合同对人的效力是独一的, 保险利益是不可以随所有权转移而转移的。但笔者认为海上保险合同中保险标的所有权利益转让是在保险合同所订立的保险期限范围内, 是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形式将保险合同效力延至受让人的。这样做不仅经由投保人的同意, 也避免了受让人在转移后立即另行投保的麻烦, 这种保险合同利益的转让也就是人们通常概念中的保单转让。

(二) 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该通知保险人, 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而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 其保险标的是运输中的货物, 具有流动性。货物从起运地到目的地的运输过程中, 买卖易主, 一般很难事先征得保险人的同意, 如在国际贸易买卖中过分强调保险人同意这一原则, 必然会影响货物的正常运转, 给买卖双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 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 保险单同货物所有权同时转移, 不必经保险人同意。

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被保险人如转让货物以其他方式放弃保险标的利益, 他并不因此将其根据保险合同转让与受让人, 除非与受让人之间订有明文的转让保险利益的协议。”根据此规定保险利益的转让应与保险单一同进行, 否则便失去存在的前提。我国的《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对保单的转让也作出了规定:“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可以由被保险人背书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转让, 合同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合同转让时尚未支付保险费的, 被保险人与受让人负连带责任。”我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中的规定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保险单或保险凭证可由投保方背书转让, 无须征得保险方的同意。”因此, 在我国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形, 而且转让又不损害公序良俗, 那么保险合同的转让就是有效的。

国际贸易中, 海上运输保险对海上运输货物保险利益的转移采用国际贸易价格条件决定的风险转移为标准。我国国内现行立法虽然对国际贸易货物风险转移界限尚无明确规定, 但因为我国是《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签署国, 对其具体规定我们应当遵守和优先适用。《公约》第六十七条规定:“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 但卖方没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支付货物, 自货物按照销售合同交付给第一承运人自转交给买方时起, 风险就转移到买方承担……卖方授权保留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 并不影响风险的转移”。《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与海上保险联系最为密切并常见的价格术语FOB、CFR、CIF的解释规定是:买方必须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后灭失和损坏的一切风险。从《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和《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来看, 其规定不仅简便可行, 还避免了许多问题的争论。

(三) 贸易中保险利益转移存在的问题及案例解析

贸易中人们最熟知的与海上保险联系最为密切并且最为常见的价格术语条件是FOB、CFR、CIF。尽管在CIF价格术语条件下, 由于其规定了提单多是和保险单一起转移或转让, 争议似乎要少一些, 但这三个价格术语条件还是会经常出现关于保险利益转移的问题。在实际业务中, 以货物所有权转移为标准界定保险利益看起来似乎最为合理, 谁实际拥有货物的所有权, 谁就拥有与货物相关的一切权力, 也就同时享有该货物的保险利益。但在国际贸易的实际操作中, 将保险利益的转移和所有权的转移相结合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国际货物的买卖通常以单据形式完成, 货物所有权的取得通常是形式上的占有, 并不完全掌控货物。同时, 由于各国的立法有差异, 要确立货物所有权转移的界定标准也很不容易, 即使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贸易中被广泛认可和适用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也只是规定了风险和责任转移的界限, 而没有规定所有权转移的界限, 这就给国际贸易的实际操作带来一些问题。参见以下贸易中的实际案例:

A.FOB货物保险

国内某公司以FOB价格向国外某公司订购了一批货物, 集装箱装运。国内公司以自身为保险人在保险公司为该批货物投保了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一切险。货物到港后, 该公司收货时发现实际到货数量与合同数量不符, 出现短量。经调查得知此批货物系装船前在海外运输公司仓库被盗, 我公司因此请求保险公司赔偿。但保险公司以约定的价格条件是FOB, 货物被盗时风险尚未转移给我公司, 我公司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 拒绝赔偿。并认为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前的风险应由卖方公司承担。

B.CIF 货物保险

某年, 日本一公司以CIF价格向我国一出口公司购买了一批货物。我出口公司作为被保险人在国内某保险公司为该批货物投保了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平安险, 后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遭遇台风而全部灭失。而此时日本买方公司已被日本法院宣告破产, 已无力付款赎单, 我出口公司持保险单并以被保险人身份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 遭到保险公司拒赔。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 在CIF价格术语条件下发生保险责任事故时, 货物灭失的风险已经转移给日本进口公司, 我出口公司没有保险利益, 无权就货物的损失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

上述两例案例中, 拒赔的理由都与保险利益相关。第一个案例, 根据FOB价格条款, 买方应当为合同货物购买海洋货物保险。但是, 由于买方在获得提单之前没有货物所有权, 而且在货物越过船舷之前买方也不必承担货物风险, 因此, 即使买方的保险包含了装船之前期间的风险, 也因此遭受了实际损失 (支付了货款但得不到完好的合同项下的货物) , 但由于其作为被保险人在货物被盗时并不承担风险, 即因其没有可保利益而不能从保险公司得到赔偿, 买方只有期待从卖方获得全部赔偿。而卖方获得全部赔偿的前景取决于司法管辖和卖方是否有财产, 这就使买方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

第二个案例, 在买方破产的情况下, 风险已经转移, 此时买方已无力付款赎单, 虽保单仍在卖方手中, 但由于卖方没有保险利益而无法获赔, 即使卖方将保单进行转让由清算组织向保险人行权, 也会因无优先债权只能等待破产人清偿, 面临最后所得无几的窘境。即使卖方的这种结果属于买卖合同中的交易风险, 但毕竟由卖方直接向保险人索赔, 与由买方向保险人索赔, 对保险人而言并无影响, 但对卖方而言却有着天壤之别。被保险人持有保单, 拥有货权, 因保险风险造成了保险人的货物损失却不能索赔, 的确有失公平。

三、海上保险中保险利益转移的标准

如前所述,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 保险合同通常是伴随着相应的买卖合同的。由买卖双方谁来办理保险的问题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已规定得非常详细, 但其对保险利益转移问题却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在国际货物买卖交易中, 由于买卖双方对货物所拥有的权益是彼此相对的, 即双方不可能在同一时刻拥有货物的所有权。因此, 买卖双方对保险标的物的既得保险利益所有权就具有惟一性。当既得保险利益从其中一方手中转移到另一方手中的时候, 对方也就由此而失去了对该批货物既得保险利益的拥有。关于保险利益转移的确定有以下四种观点:1.保险利益随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2.保险利益随保单的背书转让而转移;3.保险利益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后转移;4.保险利益随风险的转移而转移。

对于第一种观点, 在实际的国际贸易操作中很难做到。即使是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也确定了风险和责任转移的标准和界限, 但也未对所有权的转移作出规定。对于第二、第三种观点, 被保险人背书转让保单的行为可以看作是相关当事人协议行为的一种, 其性质都是基于自愿原则对保单的转让。实际操作中, 如果以当事人的自愿作为保险利益转移的标准, 可能会出现保单转移至不相干的第三人手中, 使其获得保险利益的不合理现象。可见, 以相关当事人的自愿作为转移保险利益的标准也是不可取的。因此, 第四种观点即将风险转移作为保险利益转移的标准是最为合理的。从根本上说, 保险合同的最终目的就是为被保险人弥补因风险给其带来的损失, 没有风险也就没有保险、保险利益可言。同时, 确立保险利益随风险转移的标准, 也解决了国际贸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即当风险转移给被保险人的时候, 被保险人不会因为未取得保险利益而面临保险合同无效的尴尬, 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双方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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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转移 篇2

关键词：股权结构,控制权转移,大股东侵占利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

一、引言

控制权转移是控股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渠道。如何保护小股东在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利益需要学术界对影响控股股东侵害行为的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对此，有些学者已经开展了研究。La Porta等提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导致拥有控制权的股东掠夺小股东的利益。这种掠夺行为会大大降低公司的价值。Johnson和Porta等最早将控制权转移过程中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界定为“利益转移（tunneling）”。Barclay和Holderness最早探索了如何测量控制权私人收益。他们研究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的63项大宗股权交易。研究发现，交易价格在消息宣布后出现20%的溢价。他们认为这种溢价体现了控制权价值。股东一旦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就会带来控制溢价。这是由于控股股东经常利用手中的控制权将上市公司的资源向自己的企业转移。Lee和Xiao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还会通过设计股利政策来侵占小股东利益。Ohlson模型也表明，控股股东的侵害行为会直接影响股权价值。然而，该结论仅适用于股权全流通的市场中。

诸多研究证明，控股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相当严重。我国学者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重点从两个维度进行研究：

一是从侵占方式上进行研究。刘峰、贺建刚（2004）从利益输送角度将我国上市公司向大股东输送利益的方式和手段归为直接与间接占用、通过关联方交易实现资产购销和产品购销、派发高现金股利和其他；张祥建、徐晋（2005）从股权再融资的角度论证了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及利益输送的“隧道”；李增泉、孙铮、王志伟（2004）对并购过程中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分析，发现并购是掏空上市公司的重要途径。

二是从度量侵占程度方法上进行研究。唐宗明和蒋位（2008）采用转让价格溢价测量利益侵占，以199～2001年88家上市公司的90宗控制权转移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程度不均匀，有些大股东对小股东侵害非常严重。施东晖（2010）采用控制权转移和非控制权转移价格的差额作为控制权溢价，结果表明，控制权溢价来源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和“壳”价值。叶康涛（2012）采用相同的测量方法，得出的结果是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溢价是流通股市价的4%，要高于美国等国家的控制权溢价水平。胡旭阳等（2011）揭示了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Chen和Young(2008）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国有股大股东为了政治因素和管理绩效的提高开展跨国并购，损害小股东的利益。Jiang和Peng(2009）分析了金融危机情境中，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较多的大股东能够更好地保护小股东利益。Li和Qian(2012）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所处的地区制度越完善，小股东的利益越能得到保护。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股权集中度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关注的重要变量。股权集中度反映了股权结构的分布是否集中。股权分散的公司意味着小股东较多，而股权集中的公司则拥有更多的大股东。Morck等（2006）认为，大股东与小股东相比更有能力和意愿来监督管理者。当然，大股东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通过董事会控制经理人来损害小股东权益。Zingales(2008）研究发现，当大股东牢牢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时，大股东人侵犯小股东利益的空间变大。

在中国，由于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制度体系还不够健全。大股东不仅对董事会和经理人有较强的控制力，而且会通过董事会控制上市公司的业务及财务资源。更重要的是，由于大股东的股票在流通变现方面存在诸多障碍，股东经常通过并购重组、资金占用的形式来侵害小股东利益。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股权集中度越高，控股股东越会掠夺小股东的利益。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和动机差异是机会主义行为的根源。信息的对称性除了与制度体系完备程度有关，还与企业的社会声誉有关。本文研究认为，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引起社会关注，信息更加透明。这是因为：首先，相对小规模企业而言，大企业在行业中更容易受到竞争对手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会形成竞争对手之间相互监督机制，促使大企业更谨慎决策，避免被竞争对手攻击。其次，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行业分析机构、法律机构以及社会团队的关注，这种社会关注对企业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再次，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的运作方式更加规范，控股股东侵害小股东权益的成本更高、收益更小。因此，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可能性更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企业规模大会降低控股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程度。

与规模相比，股权转移交易本身的特征也会影响小股东利益受损的程度。股权转移的比例越大，越会涉及大股东的股权。这种情境下大股东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控制权，大股东拥有的私有信息更多，此时，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越高，大股东所能得到的控制权收益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股权转让股份比例与转让价格溢价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除了出让方公司及交易股权的特征之外，受让方的特征也会影响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程度。从企业性质方面看，控制权转移的受让方可能是民营企业也可能是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我国民营企业的资源冗余更少。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的股东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制度的执行更容易受到股东的监督。以往的研究证明，股权的受让方如果是民营企业时，所有权转移过程中控股股东侵害小股东的行为将受到更多的制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4：控制权转移交易中受让方为民营企业会降低控股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害的程度。

除了受让方的企业性质之外，股东的身份也会影响控股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害。以往研究多数认为，股权制衡能够有效降低控股股东的侵害行为。如果受让方是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交易更容易形成制衡机制。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会进一步降低。因此当控制权转移交易的股权受让方是公司的股东，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会受到更多监督，侵害的可能性越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5：控制权转移交易中受让方是公司股东会降低控股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害的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2004～2013年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做了如下技术处理：(1)仅选择沪深A股的控制权转移交易；(2)只选取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已经发生转移的公司；(3)如果在2004～2013年间控制权发生了多次转移，则选取最近的一次转移交易作为研究样本。最后选取了452家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选取。

在控制权转移交易中，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很难直接测算。以往研究有学者将大宗股权交易价格与每股净资产之差和每股净资产的比值作为控制权的价格，本文借鉴这种方法，即用大宗交易价格与每股净资产之差来衡量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占。用CP表示控制权的价格，即：CP=PA-PB，其中PA表示引起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每股股权转让价格；PB则为控制权发生转移当期的每股净资产。

2. 自变量选取。

(1）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的测度有多种方法，以往学者多数采用前五或前十大股东的股权总额占总股权的比值来表示，本文沿用该方法，选取前十大股东股权总额占总股权的比值来表示股权集中度。

(2）公司规模：企业总资产、企业利润、员工总人数等变量都可以用来反映公司规模，系公司规模变量。考虑到计量模型中如果同时出现这些变量，可能会导致回归方程中多重共线性的出现，因而本文仅仅选取企业总资产作为公司规模的测量变量。

(3）转让方式：股权转让有多种方式，其中协议转让相较于其他方式更能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因而本文对原始数据的转让方式类型做了二分变量处理，如果转让类型为协议转让，则令其数值为1，否则为0。

(4）股权转让比例：用股权转移的百分比来表示。

(5）企业性质：本文将具体企业的性质做了二分变量处理，令民营企业为1，其余为0。

(6）受让方转让前股东地位：受让前如果受让方为公司股东，则为1，否则为0。

（三）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了股权转让的股权溢价水平，从中可以看出，在引起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股权交易中，相对溢价水平最高时交易价格达到每股净资产的118倍，平均溢价水平也为每股净资产的3.6倍左右，中位数值为0.350，远远小于均值3.282，说明在具体交易过程中，股权溢价水平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且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股权转让会带来不同的溢价水平；绝对溢价的最大值为37.732，说明股权转让过程中，交易价格最高时比每股净资产多出了37.732元，均值为1.561，说明在所有涉及控制权转移的股权交易中，平均每股交易价格比净资产多出1.561元，中位数为0.368，同样反映了控制权转移过程中大股东的侵害行为存在一定的两极分化现象。

从表2列示了主要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在股权集中度一栏中，前十大股东最多的持有公司的股份达到71.52%，最少的为14.8%，持股的均值为45.28%，与中位数45.84%比较接近，说明了股权集中度的总体分布情况比较均匀；涉及的转让金额最大的为115亿元左右，最小的只有大约352万元，平均水平为2.7亿元，说明了控制权转让过程中涉及的具体金额分布也存在一定两极分化现象；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最大为59.28%，最小为4.96%，最大持股比例约为最小持股比例的10倍左右，这说明了虽然同为第一大股东，但是在不同公司中所占的股权比例差异是非常大的，持股比例的中位数为23.76%，公司总资产量最大的约为238亿元，最小的约为0.7亿元，公司总资产量的均值为14.88亿元，说明资产总量存在一定的两极分化现象。

表3列示了样本公司按行业分类的情况，其中：制造业公司数量最多，为273家，占总样本的60.4%；信息技术业公司数量最少，为19家，占总样本的4.2%。

表4列示了样本公司的基本财务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经营状况从总体上来看是亏损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笔者在样本选择时对于经营状况不好的公司包括风险较大的ST公司并没有完全剔除；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经营状况不好的时候，控股股东可能更倾向于进行股权的转让。笔者之所以没有剔除经营不好的公司，是由于这些公司在其控制权转让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问题。

四、回归分析

本文在前述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以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即：

式中：PC表示股权的绝对溢价水平；CR10表示股权集中度，即前十大股东占总股权的比重；asset为公司总资产，表示公司规模的大小；shrperc表示转让的股权占总股权的比重；stocksum表示股权转让交易中涉及的股权总数；prienterise表示受让方的企业性质；buyerposi表示受让方受让前是否为公司股东的二分变量；industry为哑变量，表示企业的行业分类，是一个主要的控制变量；other表示其他的一些控制变量。

表5列示了各变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股权集中度、公司规模和股权转让涉及的股权总数都在0.01的水平上对控制权溢价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受让方的企业性质对控制权溢价的影响也在0.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负，说明控制权的受让方是民营企业有助于保护小股东的利益，换言之，控股股东在将控制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时，所获得的股权溢价相对较少；表示行业类别的二分变量也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中，控制权的溢价水平是不同的。

从表5还可以看出，与非制造业相比，制造业的控制权转移能引起更大程度上的控制权溢价。在回归2中，加上控制权转移次数和董事平均年龄后，主要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回归1结果的稳健性。在回归3中，将行业细分后，表示行业的所有二分变量都是不显著的。然而，在主要自变量中，同回归1相比，表示控制权转让前受让方的地位变得显著了，其参数为-0.119，说明了转让之前，如果受让方是原公司股东，控制权的溢价水平会降低。

注：在回归结果1中，控制变量只有industry,industry是一个表示行业的二分变量，是制造业为1，否则为0；在回归结果2中，控制变量除了行业二分变量，还加上了该公司控制权转移的次数times和公司董事的平均年龄age；在回归结果3中，除了age和times外，则对行业进行了细分。为了消除不同单位的影响，除了二分变量外，笔者对其他变量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具体讲，股权集中度的参数值为1.470，说明了股权集中与控制权溢价向同方向变化，平均而言，前十大股东占公司股份每上升1个单位，会引起控制权溢价上升1.470个单位。在回归3中，总资产参数值为-0.573，说明公司规模越大，控制权溢价水平越低，即公司总资产每上升1个单位，会引起控制权溢价下降0.573个单位；涉及的股权总数参数值显著性水平为0.01，参数为0.697，说明转让中涉及的股权总数越大，控制权溢价越明显，股权总数每增加1个单位，会引起控制权溢价上升0.697个单位；受让方企业性质的显著性为0.1，参数值为-0.240，说明与非民营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作为受让方能够使控制权溢价降低0.240个单位；受让方受让前股东地位同样在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受让方作为公司股东能够有效抑制控制权溢价水平，与非公司股东相比，受让方在交易前就是公司股东能够使控制权溢价降低0.119个单位。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针对控制权转移中大股东侵占利益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股权转让数量越大，控股股东越会掠夺中小股东的利益；而当转让股权的公司规模较大，受让方为民营企业或是公司股东时，控股股东难以侵占小股东利益。为有效制止控股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一要进一步明确控股股东的义务；二要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规范大股东行为；三要合理规范控股股东的股份转让；四要增加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制衡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总之，通过加强和规范各方面监管等方式，有效防止大股东侵占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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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男女保险利益分析 篇3

一、保险利益的定义

关于保险利益的定义, 一种说法认为所谓保险利益, 是指要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存在的一种利害关系;[1]一种说法是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的利益。它体现了投保人与保险标的之间存在的金钱上的利益关系。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予以规定, 只在第十二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二、保险利益的确立条件

(一) 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利益

保险利益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并被常识认可的利益, 如对保险标的的物权、请求权、保护权, 必须是依法或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享有的权利。同时, 不被常识认可的权利或利益也不具有保险利益。如对月亮提出保险的, 当然不具有保险利益。

(二) 保险利益必须是经济利益

保险利益必须是经济上已经确定的利益或者能够确定的利益。对物而言, 无论如何难以估计, 但一定有价;然而俗话说“生命无价”, 但抚养、保养生命是可以有价, 可以衡量。

(三) 保险利益必须是确定的利益

保险利益必须是已经确定或者可以确定的利益, 包括现有利益和期待利益。现有利益简言之, 就是现在存在能够实际控制或承担的利益;虽然现在不能确定, 但在较短时间内能够获得的利益, 即期待利益, 期待着的利益。[2]

三、保险利益原则是不断发展的

保险利益原则, 是保险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原则, 该原则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如2009年修改《保险法》时, 增加了“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如果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自己买保险, 也可视为双方具有保险利益。”

从我国法律规定变化可知, 保险利益的内容也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在发展, 更加尊重意思自治, 这有助于发展我国保险事业及法律制度。

因此, 本条法律规定应当成为恋爱男女人寿保险的尚方宝剑, 保险公司也应当按照与时俱进的原则, 认可该类人群之间有利害关系, 也就有保险利益。

四、扶养、赡养、抚养、家庭成员没有法律专门定义

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 (三) 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除前款规定外,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 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扶养、赡养、抚养包括那些形式固定上门进行家政算不算扶养、赡养和抚养法律没有专门定义;什么是家庭成员, 包括保姆吗或以户籍记载为准呢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定义, 对家庭成员也难以理解, 其次我国现行法律对抚养、赡养或扶养的规定也是没有明确的界定, 其义是从文化用语接纳而来, 没有对此从法律上进行界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法律的一个漏洞。从现在留守家庭、空巢家庭及我国老龄社会步伐的加剧的现实情况而言, 狭隘理解将不利于老龄社会、留守家庭、空巢家庭的和谐和美;或许将来会有很多的志愿者、兼职保姆履行儿女赡养义务、抚养义务, 很多老人会重新组成一个共同生活的大家庭等等多种多样的形式的晚年生活。有抚养、赡养关系的未必是配偶子女孙儿孙女。俗话说:“生娘不如养娘大”, 从事抚养、扶养、赡养事务的, 不一定是有配偶、血缘关系的人。

而且“家庭成员”是相对稳定但也在不断变化中的, 比如婚姻、死亡、户口迁出迁入。如果恋爱中男女朋友有结婚成为一家人的意愿, 应属于家庭成员。

五、配偶之间利益以感情为基础

配偶 (包括恋爱对象) 健康、平安对谁都好, 现在无钱治疗的情形太多了, 买这样的保险, 也很有实际基础。

配偶之间, 扶养关系与感情相比, 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有感情双方才会长久在一起, 才会有相互扶养关系, 如果没有感情双方常常会分居、离婚等。因此配偶之间的利益是因为有感情, 而不是有扶养关系。

既然婚姻期间的配偶被视为有利益, 这些利益是恋爱之中爱情、亲情的延续和发展, 他们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最基本的相同点就是爱情和亲情, 因此恋爱中的男女朋友关系是有利益关系。

如同婚姻关系中, 离婚中的配偶是否一定有利益关系一样, 不能一概而论。例如, 如果男女朋友已经恋爱多年, 而且双方有共同的财产利益, 如共同房产, 大额动产汽车, 共同债务等等, 或恋爱多年者, 或有结婚打算者, 应视为双方有现实的利益和预期利益。

另外, 当今恋爱中男女同居者非常多, 同居者有共同的财产, 共同生活、帮助的义务, 当然有利益关系。

六、结论

由于保险利益是发展着的, 法律规定不太明确, 如果未婚男女有结婚的意愿, 不是把恋爱当作游戏, 为了对方的健康和安全, 为了将来发生意外事件时有保障, 这样的未婚男女是有保险利益的。《非诚勿扰Ⅱ》中秦奋与梁笑笑是有保险利益关系的。

摘要：现实生活中, 像《非诚勿扰Ⅱ》中秦奋与梁笑笑一样, 在谈恋爱时, 为对方购买保险的想法大有人在, 但很多保险公司又不受理这中人寿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许多保险公司又推出各种险种, 并简化购买手续, 如网上购买保险的, 保险公司基本不审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关系。可以推知恋爱中男女是有保险利益的。

关键词：恋爱男女,保险利益,人寿险

参考文献

[1]简荣宗.何谓“保险利益”男女朋友可否互为被保险人[EB/OL].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article_category_id=1518&article_id=24471&job_id=52496&template=article_content, 2012-10-15.

保险利益转移 篇4

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拥有的法律承认的经济利益, 一旦发生保险事故, 被保险人会因此遭到损失。人身保险是以人的身体或寿命为保险标的的一种保险。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存在的前提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身体或生命之间存在利益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是经济关系上的, 可以是血缘上的, 也可以是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

在英美法系中, 以利益主义来判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只要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经济利益, 就认为二者之间具有保险利益。大陆法系在判断保险利益时以被保险人是否同意为标准。其中同意的内容包括对投保人、保险金额、指定和变更受益人、其他保险内容以及转让保险合同等方面。我国是以利益主义为主并辅之以同意主义。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本人;配偶、子女、父母;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 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2 我国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认定的缺陷

2.1 保险利益定义不明确

我国在《保险法》中明确规定的保险利益应当是合法的, 但并不是所有合法的利益都可以作为保险利益。法律承认的合法利益应分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益, 物质上的利益比较容易用金钱进行衡量, 自然可以作为保险利益;但精神上的利益是不能用货币计量的, 不能作为保险利益存在并进行投保。此外, 我国还将一些不违反社会公众道德和习俗、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但未明确被法律认定成立的关系看做不具有保险利益, 这些都是定义不明造成的。

2.2 保险利益主体列举缺失

我国的保险法虽然对人身关系进行了举例, 但是列举并不完善, 只包括了本人、配偶、子女、父母以及有赡养、抚养关系的亲属。这样的规定导致在实务中对保险利益的确定缺乏正确认识, 最终导致寿险公司在承保时思维保守, 对于未明确列举的人身关系不敢轻易承保, 如祖孙关系的储蓄型保险;再如商务关系, 债权人与债务人、合伙人之间;又如用人单位与雇员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公司的重要股东、经理等高级职员与公司之间:由于公司高级职员在公司中发挥重要作用, 掌握公司机密, 具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利, 一旦这些员工发生意外, 可能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决策运转, 甚至造成股票贬值、经营中断等严重后果, 因此他们与公司间存在更明显的利益关系。

2.3 保险人欠缺审查义务

目前, 在保险利益的基础———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问题上, 我国保险公司的做法主要是要求投保人告知, 这样的做法无疑存在一些漏洞。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刻意有所隐瞒, 没有如实说明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保险利益而使合同无效, 这个责任自然要由投保人承担。但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并不是故意隐瞒, 仅仅是因为不了解相关规定误认为自己可以为被保险人投保, 而保险人又因为没有严格审查而予以承保, 那么一旦保险事故发生, 保险人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拒绝赔付, 对于投保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2.4 保险利益存在时点的规定不细致

我国的保险法只简单规定若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没有保险利益, 保险合同无效, 并未明确解释保险利益应当存在的时间点———是订立合同时还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人身保险是有其特殊性的:首先, 保险合同的存续时期较长, 一份合同时效达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是很正常的事, 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 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发生变化, 如离婚, 即宣告保险合同无效的话, 会使保险合同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严重影响人生保险尤其是人寿保险的发展;第二, 很多人身保险都具有储蓄性质, 在长时间的合同履行期中, 投保人很可能缴纳了大量的保费, 如果因为保险利益的变动使投保人遭受巨大损失的话是很不公平的。

2.5 被保险人不明确

在保险业务的实际操作中有时会出现这种现象:订立保险合同时未明确被保险人。这种合同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是无效的, 因为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中, 获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才表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保险利益, 如果被保险人尚未被明确, 就更谈不上同意了, 那么一旦发生保险事故, 赔偿的取得将会很困难。

3 完善我国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认定的建议

3.1 完善人身保险利益的定义

解决人身保险利益定义不清晰的问题, 就需要对人身保险利益的定义加以完善。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哪些利益虽然合法却并不可保, 将其剔除, 以避免在订立合同时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对于那些既没有被肯定也没有被否定的关系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保险法也应该尽快明确, 以法律的形式给予确立。

3.2 补充人身保险利益的主体

由于我国并没有采取单一的同意主义或利益主义原则, 而是同意主义与利益主义相结合, 这种情况下对关系的不完全列举容易造成保险人不敢承保, 那么解决的关键就是尽可能的详细列举各种确定存在保险利益的关系, 扩大保险利益明确的主体范围, 无论是人身关系亦或是商务关系。

3.3 规定保险人的审查义务

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 应该尽职尽责的审查投保人是否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在必要的时候要求投保人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证明与被保险人的关系, 对于确定没有保险利益的合同不予承保, 将防范道德风险的工作落实在最初, 尽量避免出现承保后拒付的情况。若在保险合同订立以后才发现没有保险利益, 也应立刻与投保人取得联系商量相关补救方法, 比如让被保险人补办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证明或与投保人协商解除保险合同, 避免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产生纠纷。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某敬老院员工在未征得敬老院老人同意的情况下为全院的100多位老人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公司在承保时并未认真核实被保险人是否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就与敬老院员工签订了保险合同。最终法院裁定该保险合同无效, 因为投保人未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违反了保险利益原则。在这个案例中。作为专业机构的保险公司在十分清楚保险利益原则的情况下仍然未尽职审核, 草率的签订合同, 最终被裁定无效的合同给保险公司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3.4 细化人身保险利益存在时点的规定

要细化人身保险利益存在的时点规定, 《保险纠纷》为法律的修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订立保险合同时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存在保险利益则保险合同无效, 但若是在合同订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导致保险利益丧失, 一旦保险事故发生, 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不受影响。

3.5 严格按照保险法规定合法订立保险合同

在尚未确定被保险人的情况下, 不能明确保险利益, 应尽量避免订立保险合同。如果一定要订立保险合同, 应在被保险人确定后及时向被保险人介绍保险合同相关条款, 并尽快敦促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上签字表明同意以使保险合同生效, 防止保险事故发生时才发现保险合同因不具有保险利益而无效, 损害投保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并且应当明确合同的受益人使得一旦保险事故发生, 受益人可以得到补偿。

摘要：保险利益作为整个保险活动的核心要点之一, 对保险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学者在人身保险利益的问题上分歧众多, 至今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针对我国在保险利益认定方面存在的缺陷, 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人身保险,同意主义,利益主义

参考文献

[1]马栋.论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J].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报, 2008,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