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评估若干问题

专利权评估若干问题（共6篇）

专利权评估若干问题 篇1

21世纪是知识高度发展的时代。科技创新显然已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体现, 而科技创新体现的途径之一是自主研发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目前, 我国关于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问题已然成为焦点。现行《专利法》对发明人权利的保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不利于发明人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直接影响着我国技术创新机制的有效进行。

一、我国法律关于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的法律规定及现状

我国《专利法》第6条规定,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 该单位为专利权人。由上可以看出, 我国的职务发明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二是主要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但该规定并没有平衡好单位与发明人的利益。在实践中, 往往由于单位与雇员约定不明确, 雇员处于一种不利状态, 而单位依然可以依此法规定取得该专利权的申请权利。雇员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 也无法得到应有的报酬, 大大影响了发明人创新的积极性, 不利于科技的发展。

有关资料显示, 近些年中国职务发明专利申请的比例在不断地攀升, 但是对比西方国家, 我国职务发明所占的比重严重偏低。职务发明的申请量和实施率偏低, 表明中国职务发明专利权属制度需要深度改革。专利法对职务发明范围的界定事项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对职务发明的归属问题需要进一步合理化, 对职务发明人奖励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同时也需要增加对发明人权益保护的救济方式, 保障发明人的合理权益。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6条规定,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发明创造专利实施后, 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 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的报酬。《专利法实施细则》虽然规定了职务发明的奖酬制度, 但是该细则对于职务发明专利权的申报制度并没有明确, 缺乏对职务发明奖酬合同的相关约定事项。在实践中, 单位往往能够在支付发明人报酬的问题上找到漏洞, 无法保障发明人的合理利益, 发明人的奖励得不到落实, 缺乏职务发明报酬支付的司法干预程序。

二、三种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模式比较

现行国内外对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模式有多种说法, 笔者拟采用最普遍接受的一种说法, 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模式可分为雇主优先模式、约定优先模式、发明人优先模式。

雇主优先模式是指无论有无约定, 职务发明的专属权利归雇主所有, 发明人享有知识产权获得报酬的权利。我国《专利法》第6条规定, “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 该单位为专利权人”。根据该规定可知, 我国采用的是类似的“单位优先”, 把职务发明专利权的归属于单位, 发明人仅仅享有署名权。发明人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雇主的权利放大了, 单位和发明人的意识自治无法充分体现, 严重影响发明人的积极性, 不利于职务发明的创造。约定优先模式是指事前有合同、有约定的, 按照合同、约定的规定执行。从当事人的民事权利的立场出发, 确定当事人对专利申请权、专利权的自由处分权, 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妨碍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单位和发明人、设计人的合同和约定就会受到专利法的保护。对其发明专利权充分处分, 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得干预。这种模式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识自治, 其归属的合同可以是劳动合同, 也可以是针对发明完成特定发明作出的约定, 该约定在法律上具有优先效力。

事实上, 关于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的模式除上述两类主要模式以外, 国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发明人优先模式”又称“雇员优先模式”, 是指只有发明人或者雇员才有权申请专利权, 即无论单位与发明人是否约定, 专利申请权归发明人所有。突出保障发明人的权利和单位, 发明人直接控制专利权的归属, 雇主对其归属无申请权利, 如雇主使用其专利应当给予发明人补偿, 雇主享有优先购买权, 当发明人有意转让依劳动合同或者约定法定受让的职务发明成果时, 雇主享有优先购买此项发明成果的权利, 这种模式保有了发明人应有的转让权及职务发明申请权, 与发明人的切身利益相贴近, 将有助于发明人对发明的积极性, 对发明的创新也会不断提升。

前面已经提到的我国关于职务发明权利归属问题的相关规定和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影响, 我国的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模式采用以“雇主优先”相类似的“单位优先”为主, “约定优先”为辅, 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无论是否存在约定, 职务发明的申请权和专利权都归属于雇主;二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对职务发明专利权的归属可以事先约定其归属, 在无约定的情况下其专利权归属于雇主。这种模式扩大了职务发明的范围, 将雇员在单位工作以后利用单位资源的新发明成果也归于单位所有, 损害了雇员的利益, 影响其对职务发明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在我国激励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情形下, 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的价值追求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述: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 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 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其辩证统一性主要表现为:第一, 效率是公平的体现。从生产力发展上看, 当效率提升到某一高度时, 就会出现剩余生产物, 同时产生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的原始社会, 创造物质财富水平有限, 物资匮乏, 公平也只是低含义的公平。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当生产力日益发展, 剩余生产物逐步增加, 公平的意义也在提升。从中可以看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 效率的提高, 公平的含义也在逐步提高, 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生产力效率发展到达到极大高度, 全社会也将达到最大的公平, 效率也将是公平最大的体现。第二, 公平反作用于效率。社会财富分配是否公平, 对生产力效率具有反作用力, 公平合理地分配物质资源可以促进生产者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可以促使社会繁荣稳定地发展, 经济效率也将稳步提高。反之, 极不公平的分配, 财富收入严重不均,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生产者对于劳动的积极性也将大大降低, 导致社会动荡, 生产效率将受到严重影响。马克思指出:法是国家的产物, 是维护国家统治, 促进相应社会形态与具体国体政体相适应的产物。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 各国的法律都是以维护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生产效率为其立法目的或者称之为法律价值之所在。同样, 专利法在近现代于各国先后确立之中, 与其他法律制度相同, 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其价值目标。首先, 它合理地协调和平衡了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次, 它动态地协调和平衡着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利益。同时, 专利法又促进着发明创造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专利制度演进的历史长河中, 也坚持着提高效益为其主要的价值目标之一。由此可知, 专利制度所追求的既非单纯的公平又非单纯的效率, 而是整体价值的最大化。

四、对我国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的若干提议

在我国主张知识产权自主研发和职务发明在技术创新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下, 对于我国职务发明归属出现的一些问题, 笔者拟提出若干建议。

一是缩小职务发明归属的认定标准, 增加发明人的权利。我国《专利法》第6条对于职务发明归属的范围过于宽泛, 职务发明的申请权及产生的其他权利均属于单位, 显然这对于发明人的创新热情是一种挫伤。借鉴国外对职务发明归属的做法和成效, 缩小单位的权利, 赋予发明人更大的权利, 已是大势所向。基于发明人的创造能力在职务发明中的决定性作用, 平衡单位和发明人的利益, 增加发明人内容, 这不仅激发发明人对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也使得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下, 能够更好地吸引优秀人才, 给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研发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更快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二是健全职务发明奖励制度, 加大公权力干预的力度。我国虽然确立了职务发明奖励制度, 但在具体实施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 因发明人本身条件所决定, 发明人在与单位的关系中往往处于劣势, 其合理利益容易受到侵犯。由此,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明确的奖励制度并在发明人利益受到侵犯时得到及时的公权力救济方式及程序, 让发明人觉得自己的合理利益可以得到实现, 这有利于发明人对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将促进我国职务发明质与量的提升, 同时也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在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问题上, 应当要合理协调和平衡权利人之间的利益, 注重保障公平和效率, 健全利益保障机制, 提高发明人的创新能力和积极性, 将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 从而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不败之地。

摘要：职务发明的利权归属问题一直以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现行国内外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有三种典型模式:雇主优先模式、约定优先模式和发明人优先模式。专利制度以公平正义为其追求的价值目标, 但其所追求的既非单纯的公平又非单纯的效率, 而是整体价值的最大化。文章提议缩小职务发明归属的认定标准, 增加发明人的权利;健全职务发明奖励制度, 加大公权力干预的力度。

关键词：职务发明,专利权,权利归属

参考文献

[1]李银霞.我国职务发明专利权归属模式探析[J].群文天地, 2011 (09) .

[2]余斌, 樊志.从《资本论》看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J].晋阳学刊, 2006 (06) .

专利权评估若干问题 篇2

若干问题浅析

杨子江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23801)

【摘要】近年来，路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频繁发生，一些照明企业由于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淡薄，应对不力，给企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本文对一起路灯灯头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中涉及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一番分析探讨。

【关键词】保护范围 侵权判定 设计要部 赔偿数额

案情摘要

广州市A灯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于2003年9月18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提出自行研制的蝴蝶形路灯灯头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并于2004年6月6日获得授权。2005年4月12日，南京市B照明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按中标价与江苏省S市建设局签署XXX路路灯工程合同，合同约定：B公司生产88组10米双臂路灯，灯头为蝴蝶形，施工地点在S市的XXX路，合同价共86万元。2005年8月28日，A公司发现B公司未经本公司专利许可情况下，生产使用其蝴蝶形路灯灯头，并在S市的XXX路安装88组共176个。后A公司与B公司就路灯灯头外观设计侵权一事进行协商未果，A公司遂将B公司告上法庭。请求：

1、确认B 公司侵犯了A公司的蝴蝶形灯头外观设计专利；

2、判令B公司停止侵犯A公司的专利产品，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该专利灯头；3判令B公司赔偿A公司遭受的54万元损失；

4、B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相关费用。

B 公司答辩：

1、蝴蝶形灯头是本公司从其他厂家采购后提供给S市建设局的，而且本公司不知它是侵权产品；

2、S市的XXX路安装蝴蝶形灯头与A公司专利产品存在外观设计差异；

3、蝴蝶形灯头外观设计侵权与本公司无关，不存在侵权问题，请求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另外，B公司在答辩期间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对涉案专利无效宣告的申请，请求人民法院中止诉讼。

本案涉及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证据保全、侵权判定、诉讼中止、损失赔偿等诸多法律问题，笔者将结合上述案例逐一分析。

一、外观设计的概念 外观设计，又称工业品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合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路灯的外观设计主要有灯杆的造型，挑臂的弧型设计，灯具外壳整体的形状、各面弯曲的弧线形，灯罩的形状等，但在侵权纠纷中应以设计要部作为侵权判定的重点来认定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了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

本案中，B公司侵犯了A公司的灯具外壳整体形状的外观设计专利，即蝴蝶形路灯灯头。

A公司的蝴蝶形灯头外观设计专利产品，是经国家专利局授予专利，并在其专利有效期限内交纳了专利年费，故该专利有效，A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

二、专利侵权行为

专利侵权行为是指在专利权保护期或有效期内，行为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也没有取得法律的特别授权，擅自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专利行为。

构成专利侵权行为具备的条件：

1、实施的专利是有效的；

2、有特定的实施行为；

3、以生产经营为目的；

4、未经专利权人许可；

5、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

本案中，B公司未经A公司许可，生产、销售并在XXX路安装了侵犯涉案外观设计的专利产品，应承担侵权责任。A公司要求B公司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B公司称其没有生产和使用A公司产品，只是从其他厂家购买来安装，不构成对外观设计侵权，但其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来说明，故对B 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纳。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1、专利权人制造、进口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进口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该产品的；

2、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

3、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工具，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为运输工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装臵和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的；

4、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

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外观设计保护范围

专利权是一种独占垄断权，权利保护范围过窄，对于权利人不利，权利保护范围过宽，可能造成权利人滥用权利，而对公众不利，所以说，对其权利范围进行限定非常重要。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文件只有该外观设计的图片或照片，没有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也就是说，图片或照片可以确定权利要求的内容。我国专利法第59条第2款对外观设 计的保护范围作了这样的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

本案中要保护的就是A公司设计的，外观形状为蝴蝶形的路灯灯头。

四、外观设计证据保全

在执行诉前停止侵犯专利行为的措施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将来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同时进行证据保全，当然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A公司的申请，到S市建设局和招标采购中心进行证据保全，取得调查笔录、购销合同、中标通知书、灯具样品等证据。S市招标采购中心提供了一个B公司在XXX路上安装的路灯样品（此样品为B公司在装灯之初提供给S市招标采购中心的），人民法院对该样品拍下照片。同时对XXX路两侧的路灯进行拍照取证，发现在灯杆底部的手孔门上标有“B公司制造”、“合格证”字样，且留有地址和联系电话。

五、外观设计侵权判定

根据我国司法实践，判定外观设计侵权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中，首先审查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产品是否是同类产品，不属于同类产品的，不构成外观设计侵权。是否属于同类产品，应当参照外观设计分类表《洛迦诺协定》（《建立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分类的洛迦诺协定》）。

2、以普通消费者为侵权判定的主体，人民法院在审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判断时，应以普通消费者的眼光去衡量比对对象的异同。

3、对被控产品与专利产品的外观设计进行比对，应进行整体观察和综合判断，对比的重点放在产品中最能引起普通购买者和使用者观察和注意的主要视觉部位。

由于路灯的特殊性，本案中，将涉案产品与本案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蝴蝶形灯头进行要部特征对比和设计整体综合判断，应以过路行人的审美观察能力为标准，结果发现，涉案产品与本案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蝴蝶形灯头整体近似。

B公司提出的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处理的外观设计存在差异，即涉案产品的上盖表面有两条规则的线条，而A公司的专利产品没有。我们认为，最能引起过路行人注意的主要部位，不是上盖表有无两条规则的线条，而是灯头的整体外形。因此，B公司产品外观设计的细微差异并不影响两者的整体近似。

六、外观设计诉讼中止

人民法院审理的侵犯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被告在答辩期间请求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但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中止诉讼：

1、原告出具的检索报告未发现导致实用新型专利丧失新颖性、创造性的技术文献的；

2、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使用的技术已经公知的；

3、被告请求宣告该项专利权无效所提供的证据或者依据的理由明显不充分的；

4、人民法院认为不应当中止诉讼的其他 情形。

本案中，虽然B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对涉案专利无效宣告申请，但B公司未具体说明无效宣告理由也未递交充分证据证明涉案专利不具备专利条件。B公司故意拖延案件审判时间，将给A公司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B公司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的请求不予采纳。

七、外观设计赔偿额度

人民法院依照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的请求，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数额。

1、以侵权所获得的全部利润所得作为损失的赔偿

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2、以专利权人因侵权遭的实际损失作为赔偿

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因侵权所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权利人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可以视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

3、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别、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数额、该专利许可的性质、范围、时间等因素，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1至3倍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参照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别、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一般在人民币5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

人民法院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可以将权利人因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计算在赔偿数额范围之内。

专利权评估若干问题 篇3

专利许可合同，是指专利权人或者其授权的人作为许可人（让与人），许可被许可人（受让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实施其专利，被许可人向许可人支付约定的使用费所订立的合同。专利权是一项独占权，法律允许专利权人在一定期限内对该项技术享有独占的权利以换取专利权人公开技术方案，使公众能够在该专利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保护专利权人利益的同时又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但是，专利权人的独占权，并非要求专利权人亲自实施专利。专利权人有权通过签订许可合同的方式将专利技术许可给第三人实施。专利许可合同不仅是规范许可人与被许可人之间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亦是判断第三人实施专利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的前提。 专利许可合同内容复杂，不仅涉及法律、技术、经济问题，而且有时候在专利之外，还涉及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其他知识产权问题，所以专利许可合同的订立，应该非常严谨，必须认真应对。以下从专利权人的角度，结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试用）文本及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于专利许可合同中容易对专利权人的权利产生关键影响的若干问题作下探讨。 一、许可人应确保对许可的专利享有处分权 专利许可合同是专利权人或其授权的人作为许可人与被许可人签订的合同。对于许可人而言，一般是专利权人，通常情况下由专利证书登记的专利权人作为许可人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但是，专利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既有民事权利的共性，亦有专利权的特殊性。共性表现在专利权可以共有，即使共有人没有作为专利权人之一登记在专利证书中，但有协议或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共有人的，法院也会认定其系专利权的共有人。特殊性表现在一是专利有职务发明创造和非职务发明创造之分，因此专利证书中登记的专利权人有可能在权属纠纷中被法院推翻；二是有些单位为了能够减免专利申请费用，将单位的职务发明创造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自然人作为专利权人申请专利，当单位与名义上的专利权人出现利益冲突，则有可能会影响到专利许可合同的效力。 专利法第15条规定：“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共有人对权利的行使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共有人可以单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的，收取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分配。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应当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在王兴华诉黑龙江无线电一厂，第三人王振中、吕文富、梅明宇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提审案的（2006）民三提字第2号民事判决中揭示了如下裁判要旨：原一审和原再审判决均认为，由于在签订专利许可合同时王兴华是专利证书记载的唯一的专利权人，虽然还代表王振中等其他人，但其签订终止合同协议有效，然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专利权人与其他非专利权人共同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与他人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且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其他非专利权人的权利义务的，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应当受到合同的约束，非经其他非专利权人同意，专利权人无权独自解除该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因此，在专利权共有的情况下，部分共有人的权利是受到限制的。 如专利权存在着职务发明创造与非职务发明创造争议的情况下，作为专利证书登记的专利权人，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确权的专利权人，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但其他利害关系人就该专利权提起权属纠纷后，若法院认定专利证书登记的专利权人是将非职务发明创造作为职务发明创造或将职务发明创造作为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可以将该专利权确权给提起权属纠纷的真正的发明创造人。于此情形下，专利证书登记的专利权人作为许可人签订的专利许可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如未得到真正的专利权人的追认，则该专利许可合同无效。如专利许可合同无效，不仅许可人要将收取的专利许可费返还给被许可人，并赔偿被许可人遭到的损失，而且真正的专利权人还可以追究专利许可合同的许可人和被许可人的专利侵权责任。 在单位为了能够减免专利申请费用，将单位的职务发明创造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自然人的名义申请专利，并由单位实际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情况下，有些单位以自己的名义作为许可人签订专利许可合同；也有些单位仍以专利证书上登记的自然人作为许可人签订专利许可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在厦门大洋工艺品有限公司诉厦门市黄河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上诉案的（2003）民三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中认为：“本案诉争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第三条写明了涉案专利的申请日、专利申请号、专利号、专利有效期、专利证书号等涉及该专利技术的有关真实信息。该合同签订时，被上诉人黄河公司（其前身为厦门市黄河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达新即为石材切压成型机实用新型专利权人。黄河公司作为本案讼争合同的许可方，并没有实施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侵权行为，其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亦为合同许可方的签字人即专利权人，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也未侵害专利权人或他人合法权益。所以认为该合同系被上诉人欺诈而订立的理由不足。作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方，在合同中已经写明涉及专利相关信息的情况下，也有义务审查合同内容的真实性，避免不必要的商业风险。根据现有的证据，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亦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上诉人大洋公司认为被上诉人黄河公司的欺诈行为导致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高法院对于黄河公司作为许可人将专利证书上登记的专利权人为其法定代表人吴达新的专利许可给大洋公司的合同认定为有效，这是基于黄河公司与吴达新的利益一致，且吴达新作为许可方的法定代表人在许可合同上签字，已得到吴达新的认可。如果该许可合同上吴达新没有签字，且吴达新与单位的利益出现冲突，则许可合同的效力依赖于权属纠纷的处理结果。 因此，作为专利许可合同的许可人，应该确保自己有权利处分该专利权。如存在共有人的，应该让所有的共有人均作为许可人签订专利许可合同，共同行使许可人的权利，共同承担许可人的义务；如其他共有人不同意许可，则同意许可的共有人可以作为许可人与被许可人签订普通许可方式的专利许可合同，于此情形下，也不必将其他共有人列为合同当事人。如存在职务发明创造与非职务发明创造争议的，应该在申请专利时让利害关系人作出书面承诺，确保其为真正的专利权人；如需要以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自然人名义申请专利的，应该让该名义专利权人出具书面承诺该专利权的真正权利人为单位。 二、合同用语应确定，易理解，尽量不用容易产生歧义的词句 合同的内容是约束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是合同中最关键的部分。对于合同条款所用的句子，通常而言，简单的句子容易理解，主体省略或多用主体指代词的长句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对于词语而言，法律规定、辞典有明确定义的术语，概念，其含义确定，不易产生歧义，而一些生活用语、简称、翻译词语由于缺乏严谨性，其含义不确定，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在专利权人A诉B公司、C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由于二审法院在合同条款的理解上与一审法院不同，认定B公司、C公司实施专利的行为是得到A的许可的，不构成侵权，撤销一审判决，驳回A的诉讼请求。 该案的简要案情为：2005年，专利权人A携带其发明专利加盟B公司，同年8月22日，A作为许可方（甲方）与B公司作为被许可方（乙方）签订《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一份，采用的是原中国专利局的示范文本。该合同的第一条“定义与术语”条款中约定专利产品指乙方使用本合同提供的专利技术制造的移动插座、转换器产品；第二条“专利许可方式、范围及期限”条款中约定许可方式为移动插座、转换器产品的独占性独家实施许可，许可范围为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其专利制造专利产品，并对外进行销售（包括出口销售），许可期限至专利保护期届满，甲方同意乙方在许可期限与产品范围内将专利技术许可给第三方以OEM、ODM委托加工的方式使用，乙方应及时将第三方使用的情况告知甲方；第五条“使用费及支付方式、专利年费的缴纳”条款中约定年销售额300万以下的，按2%提成，如果2008年年销售额未达到300万的，独占性独家实施许可改为一般实施许可。专利许可合同签订后，因B公司没有生产基地，由B公司委托其全资子公司D公司贴牌生产专利产品。专利产品标注B公司的商标、企业名称，并由B公司统一对外销售。2008年1月30日，A与B公司的劳动合同到期，离开了B公司。2008年B公司销量没有达到300万，改为普通许可方式。2010年，A从市场上购买了三款插座产品，标注的是C公司的商标、企业名称、地址、电话，没有B公司和D公司的标识。于是，A以C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起诉到一审法院，C公司认为被诉侵权产品是B公司生产、销售的，其只是授权品牌，B公司生产被控侵权产品是得到A许可的，不构成侵权。一审法院追加B公司为被告，经审理认为A同意B公司在许可期限与产品范围内将专利技术许可给第三方以OEM、ODM委托加工的方式使用等，上述约定的许可对象是B公司，其制造、销售的产品亦对应的是B公司自己的产品而非其他公司产品，协议约定的OEM、ODM亦是B公司委托第三方加工的方式，显然并不包含本案C公司委托B公司定牌生产这种ODM关系。依据专利法的规定，被许可人无权允许实施许可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该专利。故C公司通过B公司定牌生产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并未获得专利权人的许可，已构成侵权。B公司、C公司不服上诉到二审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约定B公司可以许可第三方以OEM、ODM委托加工的方式使用专利技术，从该条款的字面意思看，并没有对第三方作限定，也没有限定OEM或ODM委托加工的定作方只能是B公司，同时合同第一条对“专利产品定义为B公司使用专利技术制造的移动插座、转换器产品，也未限定必须是使用B公司商标的专利产品，且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专利产品系由D公司进行生产，对这一事实作为当时B公司员工的A是知晓并在一审中予以认可的。因此，B公司在获得C公司的授权后仍许可D公司作为加工方，接受C公司的委托，使用被许可的专利技术，以ODM方式生产标注C公司商标的专利产品，且在该产品上标注了涉案专利号，该行为符合B公司将专利技术许可D公司以OEM、ODM委托加工方式生产专利产品的约定，应当属于双方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认可的许可方式，判决撤销原判，驳回A的诉讼请求。 上述案例中的专利许可合同虽然采用了示范文本，合同条款也非常完备，但是由于合同所用的词句产生歧义。一审法院的解释对专利权人有利，而二审法院的解释对被许可人有利。虽然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但毕竟解释的权利属于法院，以法官的理解力来判断，处于一种主观的不确定状态，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均是一种风险。因此，在专利许可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在前言部分和定义部分应该严格明确许可合同的目的，对于法律条文和辞典没有明确定义的术语，应该严格按照许可方式确定的被许可人的权限进行定义。专利许可方式、范围及期限作为专利许可合同的核心条款，是确定被许可人权利的依据。从专利权人而言，是要尽量限制被许可人的权利，尤其是向第三人颁发分许可的权利；从被许可人而言，是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利，尤其是拥有分许可的权利，排除专利法对被许可人不得擅自分许可的限制。因此，在被许可人系贸易公司，没有实施专利的条件，确需向第三人颁发分许可以制造专利产品时，如专利权人同意被许可人享有部分分许可权利的，则必须在许可合同中明确第三人的名称、制造主体、销售主体、专利产品的商标、条形码、型号。在通常的专利许可合同中，由于合同法、专利法对许可方式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已经有约定，所以在专利许可合同中可以直接选择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普通许可方式，而不必对许可方式中具体权限再进行细化。因为，有时候越细化越会产生问题，上述案件就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例子。 三、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的归属与利用的约定应该基于对等原则 合同法第35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按照互利的原则，在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的分享办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一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其他各方无权分享。在专利许可合同的签订中，有些专利权人会要求被许可人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专利权人；在被许可人要求其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属于被许可人时，专利权人会要求无偿使用由被许可人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这些约定有可能会因违背互利原则而被宣告无效。通常情况下，不管是被许可人还是许可人，都有可能对许可的专利技术进行后续的改进，于此情形，应该是交叉许可符合互利原则，各方均可无偿或优惠或优先利用对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如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在技术开发能力上具有明显差距时，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约定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的归属和利用方式。 四、在侵权处理上应该保持主导地位 在专利许可合同的履行中，有可能会出现第三人起诉被许可人实施的专利侵害其权利，也有可能出现第三人侵害专利许可合同约定的专利权。在涉嫌侵害第三人权利的情形，可以在许可合同中约定由许可人委托律师代理被许可人应诉、参与处理。在第三人侵害专利许可合同约定的专利权的情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独占许可被许可人有权单独提起诉讼，排他许可的被许可人在许可人不起诉的情况下有权提起诉讼。因此，在排他许可和普通许可的情况下，制止侵权的诉权属于专利权人，所以，对于制止侵权的费用以及获得的赔偿在许可人与被许可人之间如何分配也应该作出约定。 五、在以提成方式计算使用费时应约定保底使用费并要求被许可人提供专利产品的销售记录 在专利使用费的计算方式上，通常有一次总算、分期付款、入门费加销售额提成或利润提成、使用费折合成股权，以上各种方式有单独采用的，也有组合采用的。销售额提成或利润提成容易产生纠纷，虽然一般合同约定许可人有权利查阅被许可人销售专利产品的帐册，但由于我国大多企业的财务制度并不规范，对公帐、内部帐各种帐册很多，不开具发票销售的也很普遍，真假难辨。因此，采用利润提成对于许可人而言风险最大，销售额提成次之，在被许可人提供了形式上合法的销售记录和利润报表的情况下，如许可人有异议的，还必须由许可人申请司法审计。这样不仅浪费精力、财力，而且也不一定能审计出真实的结果。所以，如果专利许可合同约定以提成方式计算使用费的，应该约定每年的使用费保底数额，另外也要约定被许可人将每一年度专利产品的详细销售记录或利润表复制给许可人，并由被许可人签字确认。如果许可人日后发现被许可人有隐瞒的情形，也便于追究违约责任。 专利许可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既有专利的特殊性，专利的垄断性、地域性、行政性、无形性、技术性问题会出现在专利许可合同中，又有民事合同的共性，普通合同纠纷中的问题同样也会在专利许可合同中出现。因此，专利许可合同的签订应该慎重、严谨，不仅需要技术专家对该专利的效果进行把关，更重要的是需要精通专利诉讼和合同诉讼的律师的指导。

专利许可合同内容复杂，不仅涉及法律、技术、经济问题，而且有时候在专利之外，还涉及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其他知识产权问题，所以专利许可合同的订立，应该非常严谨，必须认真应对。

在专利许可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在前言部分和定义部分应该严格明确许可合同的目的，对于法律条文和辞典没有明确定义的术语，应该严格按照许可方式确定的被许可人的权限进行定义。

专利权评估若干问题 篇4

(一) 权利要求的重要地位

在侵权诉讼中, 权利要求处于中心的地位, 是用来划定专利保护范围的唯一标准。由于每一项权利要求都是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 所以《解释》第一条规定既可以用独立权利要求, 也可以用从属权利要求来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关于独立权利要求与从属权利要求,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CAFC) 法官瑞契 (giles S R i c h) 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最强的也是最弱的, 最弱的也是最强的。”意思就是, 从保护范围来看, 独立权利要求是最大的, 所以最强大;但从专利的稳定性来看, 独立权利要求被无效的可能性也最大, 所以最脆弱。从属权利要求则刚好相反, 因为其保护范围小, 所以很容易被避开, 有时用处不大;但它维持有效的可能性比独立权利要求大, 所以有很强的稳定性。当权利人觉得用独立权利要求来起诉没有信心, 而用从属权利要求来起诉比较有胜算时, 允许权利人做出选择, 也是其行使诉讼的一个表现。

(二) 权利要求的建构

由于专利权利要求是一种语言描述, 所以要确定任何专利的保护范围, 都要结合专利权利要求、专利说明书和附图, 建构出一个个具体的技术方案, 只有通过这种阐明性的建构过程, 与诉讼相关的技术方案才会重新浮现出来, 这就是专利权利要求的建构 (claim construction)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一旦一项专利申请被授权, 它就独立于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而存在。所以, 《解释》第二条规定, 在侵权诉讼中建构权利要求时, 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理解为准的。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是一个法律上拟制的人, “假定他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 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 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 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采用这样的标准, 是试图把专利授权与专利诉讼中对专利的保护范围统一起来, 尽可能排除法官的主观判断, 目的是客观化。可以说, 每一个专利诉讼都要涉及到权利要求的建构问题。

(三) 权利要求的解释

如果仅凭权利要求本身就能界定技术方案, 这就是一种最理想的情况。可事实上, 这常常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语言本身的特质所造成的。因为语言常常是多义的、模糊的, 即使一个最简单的词, 也会有多种含义。语言的这种丰富性有利于人类对事物和情感的表达, 但用在专利的权利要求上, 却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充满争议。在专利诉讼中, 原被告双方针对权利要求中的概念、术语会有很多争议, 为了穿过这层迷雾, 使“真正”的专利技术方案, 亦即专利的保护范围得以确定, 法院就必须对权利要求中有争议的地方进行阐述, 作出判断, 这个过程就是权利要求的解释 (claim interpretation) , 几乎在绝大部分专利诉讼中, 都会经历这个程序。权利要求的解释对双方的利益影响极大, 一旦权利要求解释完毕, 诉讼的胜负已初见端倪。所以, 双方都会力图穷尽材料、方法和技术, 来说服法官, 以便作出对其有利的决定。

《解释》第三条规定, 可以通过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来解释权利要求。所谓内部证据 (i n t r i n s i c e v i d e n c e) , 是指专利文献本身, 包括专利说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这些证据是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形成的, 与专利的授权最为相关, 可以用来“发现”专利的真实面目, 以界定专利的保护范围。由于专利技术往往是最为前沿的技术领域, 在专利申请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术语来表达其技术方案, 或者有必要用一个现有的词来赋予新的特别涵义。根据“发明人是其术语的词典编纂者”的原则, 说明书对术语的特别界定, 可以获得不同于其普通涵义的特别涵义, 这既是消除各方争议的一个手段, 也是对专利保护范围的一个有力限制。

只有当内部证据不足以解释权利要求时, 才可以把眼光投向外部, 寻求外部证据的支持。所谓外部证据 (extrinsic evidence) , 是指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相对于内部证据, 这些证据离专利技术更远, 更为间接, 只是一种对内部证据的补充, 是对内部证据不足以解释权利要求时的弥补, 如果内部证据足够清晰界定权利要求的涵义, 就不允许使用外部证据。

(四) 由功能或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

《解释》第四条规定了由功能或者效果界定的技术特征。对于某些技术方案, 由于其结构描述很困难, 或者申请人想维持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 采用功能或者效果来表述技术特征。由于是采用上位的概念来界定下位的概念, 会导致保护范围超越于专利文献披露的范围, 影响到公众的利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在侵权判定时, 对于专利的保护范围就不能单纯以该上位的功能或者效果特征来界定, 还要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来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只有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其等同实施方式中披露的技术方案, 才能成为专利的保护范围, 没有披露的技术方案, 即使符合权利要求中对该上位功能或者效果的描述, 也不能成为专利的保护范围。所以, 用功能或效果来表述技术特征, 对于专利申请人或者权利人来说, 是把双刃剑, 需要在披露与保密之间作出适当的平衡, 如果披露不全面, 就会导致不能得到专利授权, 或者在专利诉讼中得不到法院的保护。

二、专利侵权判定原则

(一) 全面覆盖原则

《解释》第七条规定了全面覆盖原则 (all elements rule) , 这是专利侵权判定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在侵权判定过程中, 要把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困难之处在于, 要比对的双方在表现形态上往往差异很大。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体现为实际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实际使用的方法, 而专利技术方案却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描述, 有点类似于“纸上谈兵”。所以, 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 应该考虑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如果经过比对, 这些技术特征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都有相应的技术特征与之相同或者等同, 则侵权成立。相反, 只要这些技术特征中的一个以上在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没有相对应的技术特征, 或者即使有相对应的技术特征, 但是它们并不相同或者等同, 则侵权不成立。全面覆盖原则是相同侵权和等同侵权的基础, 只有满足了全面覆盖原则, 才可以进一步判断有没有构成相同侵权或者等同侵权。如果不满足全面覆盖原则, 则相同侵权或者等同侵权都无从说起。

全面覆盖原则是对多余指定原则的否定。所谓“多余指定原则”, 是指在侵权判定过程中, 当法院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缺少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特征时, 却认为缺少的技术特征对于专利技术方案来说不是必要的技术特征, 在侵权判定中可以不考虑这些技术特征, 从而判定侵权成立。多余指定原则在中国《专利法》实践的早期, 是有积极作用的, 因为当时中国专利从业人员的水平还不是很高, 在撰写专利文献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法院同情权利人, 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适用多余指定原则, 从而弥补了权利人在申请专利过程中产生的瑕疵, 但这却把风险转移给了公众, 所以多余指定原则破坏了专利的“公示” (notice) 功能, 使公众的边界不稳定, 会使公众无所适从。在中国专利制度走过二十多年后, 《解释》对多余指定原则的废除, 是有积极作用的。一方面, 可以把专利限定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回归到专利权利要求的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专利申请人提高专利文献撰写质量, 平衡专利权人和公众的利益。

全面覆盖原则也是对“变劣发明”构成侵权的否定。所谓“变劣发明”是指, 被控侵权人把专利技术方案中的某些特征省略, 形成新的技术方案, 相比于专利中的技术方案, 性能“更差”。根据全面覆盖原则, 这样的技术方案并不构成侵权。表面上看, 这样对专利的权利人不公平, 但是根据专利法的精神, 所谓技术方案的“优劣”是相对的, 好与坏应该由市场来进行判断并作出选择, 在专利法中, 只有“不同”的技术方案, 并不存在“优劣”的技术方案。专利局在授权时, 只能对技术方案相同与否作出判断, 而不对其优劣进行判断。

(二) 禁止反悔原则

《解释》第六条规定了禁止反悔原则。该原则适用于两种情况:一、在专利申请审查过程中, 专利申请人为了获得专利授权, 不得不对权利要求、说明书进行修改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或者通过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就明确排除在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之外, 在后来发生的侵权诉讼中, 不得通过等同原则纳入专利保护范围。否则, 会不当地扩大专利的保护范围, 相应地损害到公众的利益。二、同理, 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 专利权人为了维持其一部分专利的有效, 不得不对权利要求、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者通过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 在后来发生的侵权诉讼中, 也不得通过等同原则纳入专利保护范围。该原则的优点是, 可以通过专利的授权和无效程序, 缩小并优化专利的保护范围, 使专利权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匹配。该原则对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风险在于, 在他们放弃某技术方案时, 必须要考虑到对将来可能出现的诉讼的不利影响。

(三) 等同原则

《解释》虽然没有直接规定等同原则, 但却间接地涉及到了等同原则, 如禁止反悔原则就是对等同原则的限制。等同原则的扩张和禁止反悔原则的限制是一对矛盾, 目的是为了平衡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另外, 《解释》第七条也是对等同原则的修正。等同原则第一次在中国的确立, 是2001年的司法解释, 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十七条。但该条的规定是与《专利法》不吻合的。当时的《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应该理解为既包括独立权利要求, 也包括从属权利要求。而《规定》第十七条则的内容却是“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 也包括与该必要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 把专利的保护范围仅仅限于“必要技术特征”, 排除了“附加技术特征”。而我们知道, 必要技术特征是在独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 而附加技术特征是在从属权利要求中记载的。《规定》把从属权利要求排除在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外, 既与专利法不符, 也与司法实践不符。此次《解释》第七条规定, “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 是把所有相关的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都包括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而不仅仅限于必要技术特征。

(四) 捐献原则

《解释》第五条规定了捐献原则。所谓“捐献原则”, 是指如果一项技术方案在说明书或附图中有描述, 但是并没有写入权利要求书中, 就认为该技术方案已经捐献给了社会, 而不再为专利申请人所私有, 不管这种情况是由于申请人有意还是无意所造成的。既已捐献给了社会, 则在侵权诉讼中, 专利权人就不能对该技术方案再主张权利。该原则是为了保证权利要求在界定专利保护范围中的核心作用。该原则有利的地方在于, 社会公众能够比较容易划定专利保护的边界, 避免侵权之虞。不利的地方在于, 这会促使专利申请人不愿公开更多的技术内容。在撰写专利文献时, 既要保证能够获得专利授权, 又要不公开过多的内容, 对专利文献的撰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捐献原则不应该成为对等同原则的限制。对于在说明书和附图中公开的一些特征, 如果与权利要求中记载的特征是等同的, 也在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 就不应该排除在专利保护范围之外。因为这些披露是为了使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是专利法所鼓励的。只有那些在说明书和附图中进行了披露, 而在权利要求中既没有相同的特征也没有等同的特征与其对应时, 才能认为这些特征是捐献了。这样, 才能使专利权人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得到平衡。

三、侵权抗辩

《解释》还细化了先用权抗辩和现有技术抗辩, 而“现有技术抗辩”是2008年《专利法》确立的制度。《专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如果被控侵权人能够证明其实施的技术属于现有技术, 则不侵权。这对被控侵权人来说, 是强有力的抗辩武器, 尤其是在专利质量不高的时候, 更为有力, 更能起到平衡效果。而《专利法》第二十二条对“现有技术”作了定义, 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范围相当广泛。

现有技术本是在专利授权时候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以据此决定专利申请的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 作出授权与否的决定。一项技术是否为“现有技术”, 要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来定。以前, 在侵权诉讼中, 法院不用涉及到现有技术。法院只是对被诉技术方案与专利技术方案作出比对, 作出两者相同、等同或者不同的决定, 从而作出侵权与否的判决。一旦被诉讼侵权人提出无效宣告, 对现有技术的判定, 从而导致对专利权利有效与否的判定就转入行政程序,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

以前制度的有利之处在于, 把对技术的判定交给行政机关, 把对法律的判定交给法院, 充分发挥了国家机关的专业职能。不利的地方是容易造成诉累。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发现, 被诉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同或者等同, 按专利法的本质, 授权专利本来是不该授权的, 被诉侵权人却不得不启动耗时耗力的专利无效程序。这既是被诉侵权人的沉重负担, 也是对国家行政、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 此次《专利法》, 赋予法院有判定现有技术的权力, 同时又不触及到专利的效力问题;既不与行政权力相冲突, 又解决了问题。

碳资产评估若干问题探讨 篇5

一、碳资产评估研究现状

碳资产可以理解为由过去交易行为或项目产生的、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能持续发挥作用并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可用于排放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或减排量额度,是碳交易市场的客体,比如碳排放权、相关衍生产品等。碳资产评估是根据碳资产的相关标准,通过一定的评估技术与方法,对包括碳排放权、碳金融衍生产品等碳资产进行的估值。

在我国,碳资产交易市场正处于发展的初期,关于碳资产评估理论研究还不多见,缺乏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碳资产评估基本属于全新的领域。由于国内碳交易市场发展起步较晚,市场并不活跃,所以有关碳资产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等问题的处理和运用期权定价模型确定碳排放权的定价问题上。碳排放权主要是通过政府无偿分配和碳交易取得,对于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1,一种是认为碳排放权是某类特定的资产,如郑玲、周志方(2010)2,邹武平(2010)3,朱玫琳、耿泽涵(2011)4认为碳排放权基本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曾锴、王小波、陈程(2010)5认为碳排放权是对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所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一个代称,核证减排量符合持有的目的是为了出售这一基本特征,应当确认为存货;王艳、李亚培(2008)6认为企业取得碳排放权的目的是为了近期出售或回购,具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特点,应确认为金融资产。另一种观点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碳排放权分别确认为不同的资产,如王艳龙、孙启明(2010)7根据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不同目的将其确认为无形资产和金融资产。

我国关于碳排放权定价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运用期权定价模型来进行,如张宗友(2007)8构建了实物期权定价模型,并对碳排放权进行定价;陈晓红、王陟昀(2012)通过构建价格模型,研究欧洲排放交易体系中碳交易价格的形成机制,并以此进行价格的估计9,由于我国尚未全面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缺少相关的交易信息及数据,所以我国对于碳排放权交易运用期权定价进行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评估模型以及运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等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将碳排放权与无形资产进行对比分析之后,碳排放权符合无形资产的特征,应确认为无形资产。一是碳排放权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其不具有实物形态。若企业取得碳排放权可以使其获得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需要,从而使企业获得相关的收益。如果企业拥有多余的碳排放权,还可以将此部分碳排放权进行转让,可以在碳交易市场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二是企业持有碳排放权的首要目的是进行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并且在不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的前提下,如果没有拥有足够的排放权,企业则不能够生产足够数量的产品或提供相应的服务,从而影响企业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经营。三是碳排放权是一项非货币性的长期资产。限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提出碳排放权的目的是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使用,调整产业结构,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这个方面来说,如果人类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转变,碳排放权存在的意义就会消失,但这一过程尚需较长的时间,故碳排放权还将长期存在,属于一项长期资产。四是碳排放权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碳排放权是获得排放相应数量温室气体的权利,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如果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及能源结构,碳排放权的需求量减少,则其对于企业的价值就会很大程度上下降,故碳排放权就不再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其次,碳排放权在碳交易市场上的价格波动较大,进行碳交易所获得的收益也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可以借鉴及利用无形资产的计量及评估方法,对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及评估问题进行探究分析。

二、碳资产评估的应用现状

(一)碳交易

1992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经过谈判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1997 年,日本京都通过了该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为《京都议定书》,在该议定书中引入了市场机制,这为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指引了新的方向,把二氧化碳排放权视作一种稀缺的有价商品进行交易。碳交易是为了促进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减排所采取的一种市场手段,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和减排目标的约束之下,以市场交易为基础,是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管理与控制的一种经济手段。

碳交易的主要特点是对各个排放单位下发排放配额,各个排放单位要在约束的排放目标下进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若排放单位的排放量低于配额,排放单位则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将碳排放权有偿转让给排放量超过配额的排放主体。由于气候变暖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在碳排放量及减排成本等方面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应根据情况灵活设置碳交易机制。目前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分为两种类型10,一种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JI)是最主要的交易形式,是由发达国家的企业购买额外减排的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用购买的这部分减排量抵消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两者都是基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合作的机制,两者的不同之处是清洁发展机制(CDM) 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而联合履约(JI)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另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碳交易,碳排放配额由相关的政府部门下发,用来限定碳排放权持有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所允许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若在该时期内,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下发的配额数量,则剩余的碳排放权可以在碳交易市场上进行出售,而那些实际碳排放数量高于下发的配额数量的企业则需要购买相应的碳排放权。

2011 年10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湖北及广东开展碳交易的试点,从目前各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碳交易市场的交易以政府主导的配额交易为主,企业间参与项目交易的程度较低,并且市场不够活跃,成交价格普遍偏低11。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交易发展较为迅速,但存在碳交易成交价格低于国际碳交易市场价格的情况。我国正在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并结合企业的自身特点,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项目,大力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并计划于2015 年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

(二)碳会计

Stewart Jones教授最早在2008 年就提出碳会计这一概念,将碳交易及鉴证等会计问题称为碳会计12。随着碳交易活动的不断发展,碳会计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根据现代会计的定义,并结合碳会计的特征,可以将碳会计定义为:以能源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货币、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表达的形式对企业履行低碳责任,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进行确认、计量、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利用率,披露企业自然资本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科学13。可以将评估的技术和手段引入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处理中,将资产评估的技术手段与方法引入碳资产的会计计量等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可以为碳资产的会计处理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提高碳资产的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碳会计的市场化。

因此,应将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结合另一种无形资产———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特征,通过对比分析两者具有同质性。第一,二者所有权的拥有者具有一致性。国有土地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同样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容量资源也归国家所有。第二,二者的取得方式具有相似性。国有土地使用权通过行政划拨、出让等方式下发给土地使用者,而碳排放权也可以通过国家免费分配、出售等方式取得。第三,二者在享有的权利方面也具有相似性,土地使用者依法享有使用、处置和取得收益的权利,同样的碳排放权使用者也享有类似的权利,如可以将碳排放权出售从而获得收益。第四,二者都具有稀缺性,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国家限定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是有限的;另外二者都是有期限的及它们的价值实现方式也是相似。经过分析认为,可以借鉴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计量处理方法来探究碳排放权的计量问题,应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来进行计量处理,公允价值就是资产评估与会计的连接点,公允价值的取得需要借助评估的技术方法,这就需要引进评估的技术和手段。对于通过免费分配取得的碳排放权的初始计量参照行政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以评估后的碳排放权价值计量,以公允价值来确定其入账价值。利用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建立相应的评估模型来确定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对于碳排放权的后续计量,为保证碳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需要引入评估的技术手段,定期对碳排放权进行评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针对碳排放权这一种新型的无形资产,提出以公允价值原则为指导14,引入评估的技术手段及方法,将资产评估服务于碳资产的会计处理,来探究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问题。

三、碳资产评估方法

(一)传统资产评估方法对碳资产评估的适用性分析

1.市场法。该方法是利用市场上同类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应用该方法过程中的评估资料来源于市场,且评估结果也可以接受市场的检验,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容易被交易双方所接受。市场法是资产评估中最直接、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

应用市场法要满足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需要有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二是参照物资产与被评估资产之间要具有可比性,且公开市场上要有足够多的可比资产及交易实例。故应用该方法的关键是找到可比的交易实例,但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并不活跃,成交价格普遍偏低,可选择的交易案例较少,且案例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缺乏可比性。比如,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碳资产交易价格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就会存在交易价格偏低的情况,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企业来说碳资产对企业价值贡献的程度较小,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较晚,对环境尚未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温室气体环境容量资源较大15,这些因素会使得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碳资产交易价格偏低。

在某些发达国家,市场法会在成熟的碳交易市场上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而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起步较晚,市场尚不活跃,碳资产的交易数量和交易价格偏低,缺少足够的可比交易实例,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市场法在实务操作中应用较少。

2.收益法。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进而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以预期收益原则为基础,将被评估资产带来的预期收益以折现或资本化的方式来确定其价值。

运用该方法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能够预测并以货币形式进行量化;二是资产所有者为获取未来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测算,并能够以货币形态进行量化;三是被评估资产获取未来收益的时间能够预测。

采用收益法需要合理地预测碳资产所带来的预期收益,不仅包括碳资产进行交易所带来的收益,还应包括碳资产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科学合理地衡量碳资产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带来的的价值贡献是一个关键问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碳资产对价值的贡献程度是不同的,确定其对价值的贡献程度较为困难。我国碳交易市场尚不活跃,市场交易体系不完善,碳资产交易风险较大,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使得合理确定碳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及收益期限比较复杂。运用收益法对碳资产的价值进行科学合理地评估较为复杂困难。

3.成本法。成本法是指在评估资产时根据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扣除各种损耗以确定其评估价值的一种方法。

成本法的运用需要满足三个基本前提:第一,该方法以持续使用假设为基本前提,要求被评估资产处在继续使用过程中或假定处于继续使用过程当中;第二,成本法要求必须具备可以利用的历史资料;第三,应用成本法还要求被评估资产的预期收益能够支持其重置及其投入价值。应用成本法的关键是合理确定被评估资产的重置成本及各种损耗,若要应用成本法来评估碳资产的价值,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判断碳资产的形成是否需要特定的投入,并且还要判断该投入能否以货币的形式进行可靠的计量,以此来确定碳资产的重置成本,如果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应用成本法来确定碳资产的价值。但在实务操作中,由于碳资产的自身特点以及其重置成本及各项损耗的确定过程较为复杂,风险较大,故应用也较为困难。

(二)碳排放权的实物期权定价方法

实物期权的概念最初是由Stewart Myers(1977)在MIT时所提出的,实物期权是关于价值评估和战略决策的重要思想方法。碳排放权给企业带来了一个实物期权,因为它给企业带来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选择某项具有潜在收益活动的权利。

1.B—S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是由布莱克与斯克尔斯在20世纪70 年代提出的。碳排放权可以看作是无红利支付的实物期权,影响其价值的因素有标的资产价格、期权的执行价格、资产收益波动率,到期期限和无风险利率16。

在上述假设下,设x为标的资产当前的市场价值,k为期权的执行价格,T为期权的到期日,t为当前定价日,r为按连续复利计算的无风险利率,σ 为标的资产收益波动率,定价模型如下:

其中N(d)是标准累积正态分布函数,对于给定变量d,服从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 的标准正态分布N(0,1)的概率。

碳排放权的标的资产是基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可以用处理单位碳排放量的平均成本来衡量;在理论上,碳排放权的执行价格应为单位碳排放的成本,由于碳排放权是以权利形式给企业的排污补偿,实际上,执行价格为零;碳排放权的到期期限是由相关政府部门来确定的;无风险利率一般则为相应期限的国债利率。

2. 二叉树定价模型。用二叉树定价模型可以计算碳排放权的价值,具体方法是利用无套利的思想,从第n期节点处的期权价值计算出倒数第二列节点的期权价值,依次类推直到计算出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价值17。假定,对企业来说每份碳排放权配额都是无差异的,并且碳排放权作为期权来说,其执行价格为零。假定每一节点的上升概率为q,下降概率为1-q,无风险利率为r,则二项式单期期权定价公式如下:

其中:C0———碳排放权初始分配价格;Cu———上行时期权的到期日价值;

Cd———下行时期权的到期日价值;U———标的资产的上行乘数;

d———标的资产的下行乘数;s0———初始单位碳排放收益。

根据无套利的思想,可计算出每一节点的上升概率,因为执行价格x为零,Cu(n)=UnS,Cu(n-1)d=Un-1d S,可得出Cu(n-1)=Un-1S,依照此方法推算到初始时期,即可得到C0=S0,在执行价格为零时,碳排放权配额的价值应为企业平均单位碳排放收益。

(三)碳排放权定价的影子价格模型

影子价格理论来源于线性规划问题的研究,是荷兰经济学家詹恩·丁伯根在20 世纪30 年代末首次提出来的。在当前倡导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下,碳排放权是一种稀缺资源,可以将碳排放权的影子价格定义为:某一国家或地区或企业在碳排放交易中对其最优利用前提下的价格估计18。可以利用影子价格理论建立估价模型来确定碳排放权的价值。

为了构建碳排放权的影子价格模型首先明确两条假设条件,即假设条件一:由于减排目标等因素的约束,确定当年地区碳排放总量为X,地区内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企业一共有N家,各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初始配额为Xi(i=1,2,3…N);假设条件二:这N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单位生产规模的平均利润为,每年产值分别为Yi(i=1,2,3…N)。一般来说,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单位生产规模与化石燃料使用数量成正比,故可以假设其生产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成正比,设平均比例系数为r,排放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Qi=Yi×r。

进行碳排放权交易是为了通过增加碳排放成本提高减排意识,减少碳排放。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碳交易的初始配置中,政府与企业的立场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政府是希望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注意减少碳排放。因此在构建模型时可以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和有偿配置下的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将碳排放权视为一种生产资料,将碳排放量作为约束条件来构建模型。如下:

运用拉格朗日乘数法进行求解,可得以下方程:

经计算,可得拉格朗日乘数

该乘数即为单位碳排放权的影子价格,表示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下实现其最优利用的单位碳排放权估价。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碳排放权的初始价值与企业单位生产规模的平均利润()成正比,与企业单位产值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比例系数(r)成反比。运用影子价格模型确定碳排放权的价值时,由于各个地区的统计指标数据会有不同,故在实务操作中可以用相近指标数据进行替代。上述定价模型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适用于我国目前企业整体生产水平不高且碳排放量较大的现状。

四、碳资产评估发展建议

随着我国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以及碳市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对碳资产评估业务的需求程度日益增加,在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下,碳资产将成为企业非常重视的一种新型资产,碳资产评估工作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碳资产评估既有一般资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及企业价值评估的某些共性,但在评估对象范围的确定、评估方法的选择、评估参数的确定等方面具有特殊性19。目前我国处于碳市场及碳资产评估发展的初期,还缺乏比较成熟的理论与实践,碳资产评估工作中还面临着一些困难。

(一)碳资产评估面临的挑战

1.碳资产评估工作基础薄弱,缺乏专业人才。我国资产评估工作发展较晚,是随着经济体制深入改革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而发展起来的。资产评估体系建设时间不长,碳资产评估才刚起步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研究上都还不成熟,基础薄弱,缺乏经验,2013 年正式发布的《碳资产评估理论与实践初探》是国内关于碳资产评估的第一部著作。并且国内碳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较为匮乏,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行业专家较少,高质量的专业人才也难以适应中国碳市场快速发展的诸多新要求,缺乏系统的人才教育培训,人才建设的滞后性使中国碳资产评估等工作产生阻碍。

2. 我国缺乏成熟活跃的碳交易市场,碳交易制度有待完善。虽然我国已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先后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多数集中于CDM项目,对于其他类型碳资产的交易涉及较少。对交易试点地区的碳资产交易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所进行的交易规模较小,交易数量不大,交易范围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交易价格波动较大。而且相较于欧盟等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交易制度还不完善,交易细则缺乏较为明确的规定,企业参与碳交易的意识不强,参与度低,市场不活跃,这会影响市场信息数据的选取、风险的判断等工作的进行,制约了碳资产评估工作的发展。

3.有关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需要完善。我国在2002 年批准《京都议定书》后便开始积极着手进行议定书要求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与完善。2004 年,我国颁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在2005 年通过该办法对CDM项目加以规制。但大都是关于CDM项目的相关规定,所涉及的范围较为狭窄,且都属于规章层面。碳资产交易活动越来越广泛,碳交易市场也在不断发展,而我国对于交易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交易准则等问题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缺乏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的引领,这势必会影响碳资产评估的正常发展。

4. 碳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欠缺。目前我国对碳资产会计信息的披露倾向于在三大财务报表中列示,即表内披露,然而碳资产自身具有的风险、不确定性及复杂性使得仅在表内披露是不充分的,不能将碳资产的取得方式、使用期限及计量属性等大量信息充分反映出来,这会使得在搜集碳资产评估工作所需要的相关信息难度较大,影响评估工作的正常进行。就保证碳资产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的角度来说,碳会计信息披露需要建立多维度、多层次的表外披露制度,是对碳资产信息披露的有效补充,不仅要包括传统会计报表所要求披露的碳资产的相关信息,还应该要包括其取得方式、使用期限等方面的信息,这样可以使得评估人员得到较为充分的信息,保证碳资产评估工作的进行。此外,应该充分发挥碳审计的监督作用,以保证碳资产会计信息的质量。

另外,中国建立完善的碳资产评估体系还要面临经济发展现状、产业结构、生产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等问题的限制。要建立起较为有效的碳资产评估体系将是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漫长过程,既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及特点总结发展,还要善于学习吸收国外经验。

(二)相关建议

1. 加快建立和完善碳交易市场及交易制度。为促进我国碳交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在国内构建全国性以及地区性的碳交易市场非常必要,积极发展我国的碳资产交易。可以学习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等国外较为先进的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碳资产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我国碳资产交易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基础,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促进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良性发展。要不断建立发展我国自主的交易平台,形成全国统一交易市场,逐步与国际碳资产交易市场接轨。

2. 建立以会计准则为核心的碳资产信息披露制度。进行碳资产的评估需要与被评估资产相关的信息数据,因此碳资产的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对碳资产的评估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将碳资产评估服务于碳会计需要会计准则的规范与完善,建立以会计准则为核心的碳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可以保证碳信息的基本质量,从而保证碳资产评估工作的顺利推进。在制定相关会计准则时,应该考虑将环境问题纳入准则的制定之中,并且相关的碳排放企业以及外部的碳交易市场都应建立系统完善的碳资产信息披露制度。

3.不断加强对碳资产评估人员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培养。随着碳交易品种类型的不断增加,对碳期货等相关衍生金融产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碳资产评估市场日益活跃,对评估人员的专业要求也不断提高,我国应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注重将相关知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规范化,建立人才认证制度,加强对人员的后续培养,以适应碳资产评估工作的新要求。

无形资产评估的若干问题思考 篇6

关键词：无形资产,现状,改革措施

无形资产, 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无形资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进行产权交易, 组建企业公司, 进行技术贸易以及确定侵权赔偿等活动每天都在发生, 这些活动无一不对无形资产的评估产生需求。然而, 目前资产评估事业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 面对无形资产的评估理论研究更是薄弱环节。所以, 对无形资产评估的有关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无形资产评估的现状

无形资产在国外经济发达国家非常重视, 像美国、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 不少企业无形资产在资产总量中的比重往往超过50%, 有的甚至超过几倍、几十倍, 美国可口可乐、万宝路这些名牌产品, 其品牌价值都在300亿美元以上, 日本的经济发展也主要是有三菱、松下等名牌企业。因此, 如何对待无形资产,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成熟程度的尺度。但是, 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产评估事业在我国处于刚起步阶段, 资产评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也开始较晚, 资产的价值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目前, 不少有识之士已开始对无形资产的评估工作进行实质性的探索, 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无形资产评估机构, 逐步将无形资产评估纳入规范化轨道。如上海友联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大众出租”商标商誉进行了评估, 价值高达7388万元, 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二、企业无形资产评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无形资产评估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评估的对象和范围把握不准。

很多人对无形资产概念、评估方面有关知识基本不了解。据统计, 我国有90%的合资企业在合资初始, 未将其商标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一些企业即使对无形资产作价计股往往也只限于商标、专利等易于评估的无形资产, 而对那些评估难度较大的无形资产则忽略不计。

2. 评估标准不统一计算误差大。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 对无形资产评估制度有统一的标准。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英等发达国家和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相继建立了本国的资产评估准则体系, 而我国至今没有建立资产评估准则体系, 指导无形资产评估的只是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的《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 (试行) 》。

3. 无形资产评估中存在道德失范。

近几年资产评估业务需求的激增, 资产评估机构的数量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增加, 资产评估从业人员也随之增加, 少数评估人员在评估中无视国家法规和职业道德, 对于无形资产评估结果的确定不是根据科学方法和客观事实, 而是按照被评估单位的某种需要去做, 导致评估结果严重失实。

4. 无形资产评估机构和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在我国, 现行资产评估管理体制是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为最高统一领导者, 以地方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评估机构的行政主管部门、评估客体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为分级管理者, 以评估协会与自律性管理为辅助, 以各类从事资产评估业务的评估机构为管理对象, 以资产评估资格、过程与结果为管理的主要内容。在这种体制下, 严重影响了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三、加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的措施

无形资产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然而, 在实践中, 无形资产的流失已经不容忽视。为了加强对无形资产的评估, 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无形资产评估管理体系, 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建立健全无形资产评估管理体制和无形资产评估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 企业对诸如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商誉等无形资产越来越重视。然而, 由于我国至今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一整套关于无形资产形成、占有、使用、交易及其保值增值的法规制度, 造成无形资产的宏观管理混乱, 缺乏一个统一的行政归口管理部门, 影响了无形资产的合理流动和有效利用。为此, 应尽快建立健全无形资产评估管理体制和无形资产评估制度。

2. 改革现行无形资产评估管理体制, 加强行业管理与行业自律。

借鉴国际经验, 结合我国具体实际, 今后资产评估业的取向应该是政府监督下的行业自律与行业自我管理模式。

3. 加强无形资产评估人员的培训。

无形资产评估是一门综合性科学, 要搞好无形资产评估工作, 在评估队伍的专业结构上, 要求多学科、多门类, 在无形资产评估队伍建设中, 人员配置需注意财会专业与技术专业人员的配合。

4. 实现无形资产评估行业与国际接轨。

处于起步阶段的无形资产评估业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 更不用说与国际惯例接轨。所以, 迫切需要对无形资产评估从业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建立起规范的技术评估师资格认证制度, 为无形资产评估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董连德.谈无形资产评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审计月刊, 2003, 8。

[2]郭民生.谈我国无形资产评估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经济经纬, 2005, 5。

[3]黄印能.当前开展无形资产评估亟需解决的问题.广东审计, 2006,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