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重要时期

四个重要时期（共6篇）

四个重要时期 篇1

我国广播电视教育的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自1923年至1949年, 为萌芽时期;1949年至1976年, 为曲折发展时期;1976年至1992年, 为初步形成时期;1992年至今, 为繁荣发展时期。

一、萌芽时期的广播电视教育

我国广播电视教育[1]最早是在一些无线电培训学校进行的。学校开设的课程中, 就有关于无线电广播原理方面的课程或内容。1905年秋, 袁世凯在天津开办无线电培训班, 培养无线电报务人员。[2]1909年, 清政府交通部开办了铁路管理传习所, 培养铁路管理人才。1910年改称交通传习所。1913年, 该所招收了无线电速成班, 学制半年, 开设了无线电学原理、电律、无线电收发、有线电收发、数学、英文等十门课程。在无线电学原理课程中, 讲授了无线电调幅波传播声音的原理。[3]

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 随着我国境内广播电台数量的不断增加, 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 广播教育呈现繁荣之势。1925年10月8日《申报》“本埠新闻”栏目刊登了题为“中国无线电话函授学社之发达”的新闻[4],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广播教育的发达状况。“中国幅员广阔, 消息传达, 自以无线电话播送, 最为切要, 比年来此项事业, 举国重视”, “设立中国无线电话函授部以来, 学员极形踊跃, 各省人士均有。”“该社所制无线电话收音机, 计分普通、袖珍、最远三种, 代价极廉, 构造精良, 驾泊来品之上……”1936年, 杜锡桓也曾在文章中提到:“由于无线电报和广播事业的发达, 国人研究无线电的人日益加多, 无线电学校也很风行, 一般不以无线电为职业的业余同志, 往往有惊人的成绩表现出来……”[5]

1928年,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之初, 为扩大该台影响, 国民党当局拨给全国各省、各特别市党部一台收音机。[6]但由于收音人才缺乏, 自1929年起着手开办收音员训练班培训收音人才。此后,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管理处、教育部都开办了收音员培训班。在这些培训班开设的课程中, 就有无线电大意、无线电学、收音实习、播音训练等与广播有关的课程。[7]收音人员培训结束后, 便携带收音机分赴各地担任广播及收音工作。

广播开始成为高等院校教学和研究的内容。1935年, 刚成立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8]开设有“无线电学”课程。[9]抗战爆发后, 该校迁到重庆, 1943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院。同年10月, 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四地刊登招生广告。学制一年半, 第一年学习, 另半年实习, 实习后毕业。1944年10月, 招收的学生学习结束, 从1944年10月至1945年4月, 实习了半年。其中有部分同学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实习。[10]1941年5月, 顾执中在缅甸开办了民治新专短训班。1943年春,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正式迁回重庆上课。当时该校开设有广播学课程, 由彭乐善任教。[11]1944年4月, 搬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发起募捐修建新闻馆。募得大批款项后, 在嘉陵江畔建成了一座400平方米的“新闻馆”, 馆内设有广播收音室。[12]

此外, 一些工科大学的机电系或电信工程系也培养了一批无线电广播技术人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播事业于1940年诞生后, 1947年3月便开办了广播教育。当时设在齐齐哈尔的西满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编播和技术两个培训班, 集中几个月的时间培训了一批广播业务人员。[13]

二、曲折发展时期的广播电视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 广播电视教育便应运而生。此时的广播电视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 为创办阶段;第二阶段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 为受挫阶段。广播电视教育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正规的院校教育, 一是由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及主管部门开办的短训班。为了满足实践需要, 广电教育主要以操作性、职业性教育为主体内容。

1952年9月, 党中央规定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任务时, 明确将培养和训练广播事业干部当作其四大任务之一。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 (专业) 都曾开设过广播业务课程。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视部门为了提高干部的水平, 经常举办各类培训班。1954年3月, 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首次开办了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 开始培训中级广播技术人员。学员部分来自本系统部分来自社会上的初中生。先后开办六期, 学习期限半年到两年不等, 共培训技术人员922人。与此同时, 中央广播事业局还举办过四期播音员训练班和一期收音员训练班。学员均从社会招收, 其中播音员160人, 收音员40多人, 经培训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广播电台工作。[14]此外, 广播系统还曾委托北京电影学院培养业务骨干。1959年8月3日我国第一批电视摄影干部共70多人在北京电影学院正式结业。

1958年至1961年, 广播电视教育曾一度有较大的发展。1958年9月2日, 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原培训班的基础上开办了北京广播专科学校, 设有发送、传音、电视三个工科专业, 学制两年, 共有学员300人。同年11月, 为了培养对外广播的专门人才, 该校还开办了波斯语和西班牙语本科班, 招收本科生11人。[15]1958年9月, 湖南广播事业局创办湖南省广播技术学校, 这是我国第一所广播中等专业学校。同年, 福建、甘肃广播学校先后成立。

1959年, 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开办高等本科广播电视教育, 培养编辑、记者、播音员、翻译、工程技术等广播电视方面的高级人才。同年9月7日, 北京广播学院成立, 设有新闻系、无线电系和外语系三个系, 共招收学生444名, 加上原专科学校学生329名, 共773名。新闻系设有编采专业、播音专业、文艺专业、电视摄影专业;无线电系设有发送专业、传音专业、电视专业。

此后, 太原、呼和浩特、沈阳、济南、南宁、贵阳等地也新建了一批广播中专学校, 为所在地区培养中专层次的广播人才。

20世纪六十年代初, 北京广播学院外语专业以非通用语为主, 大都聘请外国专家任教。学院本科的文科 (包括外语) 学制为四年, 工科学制为五年。另招收的大专生, 学制为二到三年。到1966年初, 北京广播学院三个系20个专业已有学生993人, 初具规模和特色。[16]

文革开始后, 广播电视教育遭受冲击。北京广播学院1966年停止招生、1969年停办, 此前开办的一批中专广播技术学校相继被撤销。

三、初步形成时期的广播电视教育

“四人帮”粉碎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 广播系统内部深感广播电视人才的缺乏, 因此, 对广播电视教育日益重视。1980年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办好北京广播学院。1983年在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 吴冷西部长提出了加强广播电视人才培养和培训的三条措施:首先重点办好北京广播学院, 并筹办第二所高等广播电视院校;其次, 普遍开办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最后, 要争取有更多的大专院校增设与广播电视业务对口的专业。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 我国的广播电视教育迅速发展, 逐渐形成本科专科和中专多层次、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相结合、系统内和系统外相结合的格局。

广播电视系统内, 为加强广播电视教育, 1990年, 广电部设立了教育司。其职责为:参与制定行业的中长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负责管理和指导部属大中专院校, 负责干部出国进修、培训工作。

北京广播学院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办学规模逐步扩大, 办学层次不逐步提高。1977年至1992年间共计招收了本科生4749人、大专生113人。自1979年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1981年成为首批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4年, 学院开办广播电视高等函授教育, 先后设立新闻学和广播电视工程专业, 培养广播电视系统内的大专学历的在职干部。1986年, 又建立了广播电影电视部培训中心, 担负短期培训国内外广播影视人才的任务。[17]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广电部在杭州开办了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 在山西和河南先后开办了华北广播电视学校和郑州广播电视学校两所中等专业学校。一些省市的广电厅也开办了广播电视中等学校。

在广电系统外, 从1985年起,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的新闻院系陆续开设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九十年代初期, 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杭州大学等新闻系的新闻学专业又先后开设广播电视专业方向。一些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和电影戏剧专门院校开设了播音主持艺术、影视文化、广播电视编导等专业或专业方向。[18]

四、繁荣发展时期的广播电视教育

市场经济改革浪潮极大地推动了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地位开始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1992年11月, 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把“广播与电视”列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范围之内的二级学科, 其中包括“广播电视史”、“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业务” (包括广播电视采访、写作、编辑等) 、“广播电视播音”和“广播电视其他学科”等三级学科;同时在“艺术学”学科范围内将“广播电视艺术”与戏剧、戏曲、电影等并列为三级学科。[19]1997年3月出版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 其中《新闻学》章节论及广播电视研究时称:“九十年代以来, 广播电视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研究进展迅速, 但由于起步较晚, 理论方面还比较薄弱。”[20]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 将广播电视艺术学列为艺术学下的二级学科。1998年教育部颁布修订后的本科专业目录中, 新闻传播学升为一级学科, 并将原来的8个专业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4个专业。在艺术类本科专业中, 设立了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录音艺术、动画、摄影、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戏剧影视文学、导演八个与广播电视有关的专业。

广播电视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办学规模扩大。全国高等院校广播电视教育规模呈加速度方式发展, 仅以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点为例, 1985年到1999年增设了17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点, 而2000年一年就增设了13个点, 2001年则猛增18个点。[21]到2002年, 全国高校共开设了9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点。[22]据教育部高教司2005年统计,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点增加到146个。[23]到2006年, 全国高校开设有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院校则高达158所。[24]

与此同时, 广播电视中专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也在发展。1992年以后, 全国开办广播电视中专学校的省份也越来越多, 广播电视新闻函授、新闻自学考试、夜大学、干部进修以及成人教育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 广播电视教育规模日益扩大。

二是办学层次提高。1979年北京广播学院在招收首届硕士研究生时, 就曾经将中国广播史和电视新闻列入了招生简章。[25]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 越来越多的院校在新闻学、传播学或艺术学硕士点、博士点下开设了广播电视新闻或广播电视艺术等研究方向。2002年, 复旦大学在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置了广播电视学专业, 中国传媒大学在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下设置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

三是广播电视系统人员在职培训工作的快速发展。这个时期, 广播电视系统从业人员的培养, 形成了“政府管理、行政指导、单位自主、院校服务”的社会分工。在培训时, 签订培训合同, 保证单位在教育培训上的投入不致流失, 并通过建立新的资格证书制度保证个人的培训得到社会的承认。[26]据统计, 广播电视系统的20余所广播电视中专学校, 改革开放20年来就培训了在职人员40000多人。[27]中国传媒大学成立50年来, 培训在职人员5万多人次。[28]

目前, 高等院校广播电视教育的办学模式大致有三种。一是综合性大学新闻院系的办学模式, 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一批综合性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代表。借助多学科并存的优势, 立足于著名大学的品牌优势和良好的生源基础, 积极探索广电教育的新路子。二是传统广播电视专业院校的办学模式, 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代表。悠久的办学历史、雄厚的师资实力、完善的教材、良好的教学设施条件、在广电系统内较高的声誉和威望是其优势。这些院校在全国广播电视教育中起带头与示范作用, 他们的办学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三是专业院校的办学模式, 如师范、财经、体育、政法、理工类院校创办的广播电视专业, 以学科交叉、文理渗透、追求特色的新型办学思路引人注目。这类专业点有着师资交叉易于思维拓展、院系课程设置有特色等优点, 但总体上还有待于提高和充实。[29]

但是, 广播电视教育在发展的同时, 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广播电视教育网点建设速度太快, 布局和内部结构不合理。许多院校的广播电视专业点, 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欠缺。多数广播电视专业点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二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和封闭式教学的倾向。师资队伍中, 具有实践经验和经历的人数不多, 近亲繁殖现象严重。三是教学内容上存在着信息量不足、多学科知识渗透交叉不够的弊端。[30]

五、小结

我国的广播电视教育最早始于广播教育, 广播教育又是随着广播事业的诞生而兴起的, 并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广播电视教育在上述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点。

萌芽时期的广播电视教育以广播教育为主。广播教育从内容上看, 以广播技术教育为主, 广播业务教育为辅。广播业务教育又以采编、播音教育为主, 理论教育为辅。从形式上看, 有广播函授教育、短训班、正规学校开设的广播课程三种形式。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 广播教育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只是开设零星的课程, 独立的专业学科意义上的广播教育还没有诞生, 广播教育被纳入新闻教育的框架中进行, 缺乏独立性。

曲折发展时期的广播电视教育以1966年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发展较快, 第二个阶段遭受重大挫折。为了满足实践需要, 广播电视教育主要以操作性、职业性教育为主体内容。教育形式由单一的短训班迅速发展为中专教育、大专教育、本科教育、综合性大学广播电视课程教育多种形式并存。广播电视教育已经开始脱离新闻学教育的框架, 初步具有了独立性。此时的广播电视教育主要以广播电视系统举办的广播电视教育为主, 其他系统举办的为辅。

初步形成时期的广播电视教育发展迅速。层次上, 逐渐形成硕士研究生、本科、专科和中专教育多层次并存的格局;形式上, 学历教育、在职培训、自学考试和函授等多种形式相结合;举办力量上, 广电系统内部加强了对广电教育的领导和投入, 系统外举办广播电视教育的热情高涨, 纷纷开办广播电视教育。

繁荣发展时期的广播电视教育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学科建制上, 广播电视相关学科专业已经成熟, 不仅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也得到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 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办学层次不断提高, 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设立了广播电视方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教学内容上, 由当初的以编采、播音业务培训为主, 发展到涉及广播电视新闻、艺术、管理、动画、文化、文学、广告、历史、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办学模式上, 已经突破“广电系统部门办学”模式, 发展成为“全社会办学模式”。

四个重要时期 篇2

业余学习钢琴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一、入门阶段

入门阶段的定义：入门阶段指进入《车尔尼》之前的学习阶段。

入门阶段的教学目的是：调动兴趣，学会识谱，掌握正确的弹奏方法，能够身心放松地进行演奏，养成正确的读谱与练琴习惯，其核心问题是识谱。

入门阶段的教材：入门时期必须采取中央C入门的教材。《汤普森浅易钢琴教程》是目前我国使用最多的启蒙教材。此教材识谱路子好，从中央C出发，高低音谱表同时学习，学生不走弯路，学得快。教材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很受儿童喜欢。目前还有很多入门教材，包括以中国作品为主的教材，如李斐岚，董钢锐编著的《幼儿钢琴教程》等，这些可以作为补充，个人以为都还不宜代替《小汤》。

《小汤》的学习目的是：通过对中央C附近的音符进行反复认音练习，掌握五线谱基础知识，并将线谱与键盘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数拍子，培养正确的节奏感。为下一步的学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小汤》之后进入《拜厄》的学习。

《拜厄》的学习目的是：在《小汤》认谱的基础上扩展认音音域，重点加深中、高音区的认谱记忆，进行初步的以连奏为主的流畅练习，为《车尔尼》的学习打基础。

注意事项：入门时期虽然只相当于业余考级的1—2级，但是相当重要。以后的学习能否顺利进步，关键看入门时期是否开了好头。提请注意：

1、在前几节课必须调动学生的兴趣，必须重视认谱，学习正确的弹奏方法，使学生有一个良好的状态进行钢琴学习。

2、入门阶段上课周期不宜太长，可考虑每周上两次课，上一次课者要重视和加强陪练；

3、入门阶段进度不能太慢；如果5岁多开始学琴，入门时期的学习最好在一年之内结束，时间过长，容易把学生拖疲。

4、入门时期必须有扎实的基础，才能进入下一个时期。

二、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含义：进入《车尔尼》599的学习之后，钢琴学习进入初级阶段，其程度大约相当于业余考级的2—8级，学习时间大约需要2—4年。

初级阶段主要教学目的：在巩固弹奏方法与识谱的基础上进行手指基本功训练和声部训练，能够理解与表现音乐、懂得一些作者、作品等方面的知识等，其核心问题是手指训练。

主要教材：《车尔尼》599、849、718、748，《莱蒙》、巴赫《初级钢琴曲集》、《小前奏曲与赋格》、《小奏鸣曲》、《哈农练指法》以及各类中外乐曲等，也可以包括299前部或者大部。

注意事项：在本阶段的教学中，我们仍然应该以《车尔尼》教材为主线，适当补充复调

等其它内容。目前还没有其它教材能够代替《车尔尼》。学习《车尔尼》最明显的感觉是不容易弹熟，弹熟的过程就是手指工夫提高的过程。加之《车尔尼》教材音乐形象较为单调，容易影响学生的兴趣，中途辍学者很多发生在这个时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建议：

1、重视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始终有一个良好的状态；

2、重视音阶、琶音等基本练习的学习与训练。音阶和琶音是很重要的基本练习，很多正确的弹奏方法是在这些基本练习中掌握的；

3：《巴赫》作品不要上太早，避免复调的难度与《车尔尼》的难度迭加。上《巴赫》时，学生应该感到不难，才能喜欢巴赫，才容易学好。

4、重视记谱。视奏与记谱是一对矛盾，单纯重视某一方面都是不对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钢琴教学重视视奏忽视记谱，正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的许多考级和比赛都要求背谱。学生在回课时已经会背了，并不是坏事。

5、同时学习的教材不宜过多，每次回课1—3本书就够了，如果太多容易分散注意力，进步并不顺利。

6、关注学生练琴情况，指导练琴方法，努力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练琴习惯。

三、中级阶段

中级阶段与初级阶段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初级阶段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之后，逐渐进入中级阶段的学习，程度大约相当于业余考级的7—10级或者更高些。

这时期的教学目的是巩固前一时期的手指训练与声部训练，了解音乐史，欣赏更多的作品，学习一定的和声知识，背奏、精练一定量的作品。

主要教材有： 《 车尔尼》299，《克拉莫练习曲》，《车尔尼》740，《莫斯柯夫斯基练习曲》，《巴赫二、三部创意曲集》以及其它中级程度作品；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的相应程度作品；肖邦、苏伯特、门德尔松等的作品以及印象派，民族乐派的作品等。

四、高级阶段

构建和谐教育四个重要关系 篇3

构建和谐教育，就是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和发展的思路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在教育发展目标上必须做出理性而现实的选择。现阶段，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任务都很繁重，要逐步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要认真处理好普及与提高、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数量与质量、发展与改革等几个重要关系，这样教育才能较好地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普及与提高，二者不可偏废。我们的目标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九年义务教育，要在普及中提高，在提高中巩固，不仅使每个孩子获得均等的教育机会，而且要在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中，让更多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2000年，我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这一年，全国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此基础上，又经过5年努力，到2005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超过95％。至此，全国只有5％的人口地区尚未普九。

面对5％，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5％全部集中在西部，攻坚任务相当繁重；这5％事关西部的孩子能否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中央决定，把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证范围，分项目、按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分担，2006年、2007年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并对家庭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寄宿生活补助。“十一五”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确保农村每个适龄儿童都接受义务教育。这是我国迈向免费义务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根本改变农村义务教育不义务的尴尬局面。

目前，投入不足已成为西部地区普九攻坚的一个重大制约因素。在西部，不少地方把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用于发放教师工资，学校没有公用经费，无法正常运转。东部一些地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河北省沧州市所属各县2004年实际拨付公用教育经费1551万元，仅占应拨付的42.9％，2005年实际拨付占应拨付的62％，有的县甚至分文未拨。黑龙江省拜泉县是个国家级贫困县，2005年该县财政收人仅为1316万元，教育系统人员工资7463万元，只有依靠国家补贴，4334万平方米校舍危房和120万元“普九”欠账无力修缮和偿还。调研中，很多地方教育部门的同志谈到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都很振奋，他们赞同改变了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体制，经费由省级政府统筹，希望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的要求尽快得到落实。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二者应互为补充、协调发展。在我国，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这几年，我们一方面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困扰，一方面又面临高技能人才奇缺的尴尬局面。据统计，我国高级技工仅占职工总数的5％，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十一五”期间，仅广东省高技能人才缺口就达500万人。应该看到，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推动力，职业教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职业教育，说到底是一种就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其目的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当前发展职业教育，我们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要引导城市广大学生和家长克服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确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观念，不要千军万马都去挤普通教育的独木桥；二是搞好农民工的培训。现在，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已达1.4亿人，还有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切实提高这些农民工的素质，职业教育责无旁贷。在东海之滨的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所见所闻，令人欣喜。几年来，该院坚持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新路子，在创新中形成企业生产实践与学校理论学习相互交替的学工交替、把企业资源引入学校的项目化教学以及根据企业需要进行安排的订单培养等鲜明办学特色，实现了学生与就业岗位的零距离对接，毕业生深受企业欢迎，近年来平均每个学生都有3个以上岗位可供挑选，就业率接近100％。前不久，在教育部主办的2006中国高校——大型企业合作论坛上，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唯一一所职业学院，与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一同人选中国大型企业合作人才培养十大案例。该院被誉为职业教育的宁波模式。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职业教育只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面向市场，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大有作为的。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坚持面向农村，为提高广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和转移就业能力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智力支撑，前景十分广阔。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在校生只有16万人，1998年达到640万人，1998年扩招后驶入快车道，2005年在学总人数超过2300万人，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目前，我国有大学文化者达到6800万人，名列世界第二。显然，高等教育的发展，数量已不是最突出的问题。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高校要适当控制招生幅度，稳定现有规模，切实把重点转到提高质量上来。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建设高水平大学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

毋庸讳言，很多高校在发展中仍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扰，但一些高校的主要矛盾已不是缺少大楼，而是缺少学术大师和领军人物。美国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但诺贝尔奖得主却占全球获奖总人数的70％以上，截至2004年美国共有27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30％来自10所研究型大学。我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里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学者自身的问题。有的教授带几十个研究生，根本没时间做学问；有的教授急功近利，热衷于发文章；还有的教授耐不住寂寞，频频在媒体“亮相”。10年前，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教授回国鼓励高校学者研究“庞加莱猜想”。遗憾的是，很多年纪较大的学者不愿意为此花很多时间，他们更愿意很快发文章，不想去做这个艰苦而有意义的一流工作。无奈，丘成桐去南方，找到中山大学的朱熹平教授。朱熹平教授和曹怀东教授整整奋斗3年，破解了这

个伟大的数学猜想。这件事带给我们深刻而有益的启示：一个学者要做出成绩，必须经受住时间和种种困难的考验。

我们的人才培养不能先是把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扼杀掉，再要求他们把创新能力开发出来。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讲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2008年高考，中国科技大学在某省录取了一名高分考生，但这个考生却放弃了，原因是他所在的高中学校要他复读一年再考北大、清华，学校承诺补偿他10万元。朱清时沉重地说，现在不仅学生在应试，社会也在应试，考生的成绩甚至与校长的政绩、地方政府的政绩挂起了钩。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后，面对大学长期形成的灌输式教育，继续无缘于创新能力的发掘。因此，我们的人才培养必须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名教授要走上教学第一线，用全部热情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教给他们学习方法，让他们学会自学，绝对不能摧残青年学生的创造兴趣。

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教育发展最终取决于人才培养的质量。拔尖创新人才匮乏，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2005中国人才报告称，我国人才综合指数为0.35，在被调查的48个国家中居第37位。解决拔尖创新人才奇缺的问题，必须把人才培养切实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论高等教育质量的四个发展时期 篇4

近年来, 在世界范围内, 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了学习和借鉴企业内部质量管理的方法和理论的热潮, 以期突破高等教育某些领域的困境, 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20世纪80年代, 全面质量管理在被广泛应用于众多企业并取得显著成效后, 在西方逐渐被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 且发展迅速。1990年, 美国有78所高校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两年后这一数字激增到两百多所。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 学术界一时对这一管理理论普遍持乐观态度, 希望借助这一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质量管理方面有所突破,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然而,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 这一理论模式在高等教育管理中收效甚微, 并逐渐淡出这一领域。在高校, 全面质量管理模式一般只用于管理学校的边缘问题, 几乎没有学校或学员使用这一理论模式去管理核心过程。美国学术界得出的结论是, 全面质量管理仅是一种可以采纳的方法而已。

全面质量管理模式在我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推广的。这一模式更多地被用于后勤管理、宿舍管理等边缘领域, 用于教学等领域的实践比较少见, 且困难重重。本文拟从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发展历程入手, 通过对分别以自身评价、标准测量、综合评估、系统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四个时期的综合分析, 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总结每一阶段的管理方法和特点, 试图梳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的演变与发展趋势, 总结适用于当前发展阶段的新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理论与方法。

一、“自身评价”质量管理时期

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自诞生之日起, 就拥有一套符合学校自身发展的机制, 以确保教育质量。这种体制更依赖于个人的自觉和自发行为, 与现代质量管理存在显著的差别。早期的西方大学拥有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很大幅度的自治权, 宗教或当地政府无权干涉, 大学与社会之间联系较少。由于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传播“知识”, 强调运用纯粹的科学和学术的方法探索真理, 而不关注其成果转换后的经济价值, 因此, 当时大学的质量管理完全限定在大学的内部, 与社会无关。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成了大学的一种内在规则和行为方式, 也确立了一种不受外界影响、不需要外界评判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标准。早期大学知识相对匮乏, 积累不足, 部分标准并未得到一致的衡量评判, 所以, 对学生的评价基本上依赖于教师的经验。

中世纪后期, 文艺复兴使传统大学的经验主义哲学受到冲击, 自然科学逐渐登上了大学的舞台, 大学“自身评价”这种单一维度的质量管理方式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宗教改革使大学逐渐世俗化, 与社会的联系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 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也逐渐加强, 大学自身的权威开始削弱, 日益受到世俗势力的影响。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高校挤满了热衷大学训练的上层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 一些中产阶级为了子女的前途, 也逐渐注意到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大学世俗化程度日益严重。知识开始沦为权力的工具。此外, 大量专门学院, 如行政学校、商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等专门教授某一方面专业知识的专业院校, 更加强调知识的实用性, 而不再“为知识而知识”。传统大学在自然科学的大举进攻下, 有的逐渐衰落, 有的则步入改革者的行列。德国柏林大学洪堡“研究教学合一”的思想传递至欧美各地, 诸多大学纷纷效仿。

随着大学世俗化的加深, 外界对大学的要求和控制日益增多, 大学的质量不再仅仅局限于自身单方面的评价, 教授的权威受到冲击。到了19世纪, 大学规模逐渐扩大, 原有的经验式的考试方式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也不科学, 同时各类教育机构纷纷产生并迅速发展。这一切都对大学原有的“自我评价”的质量管理模式带来了冲击。

二、“标准测量”质量管理时期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 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处于“标准测量”时期。在此时期, 考试改革运动在英美的一些高校开始盛行。1845年, 美国教育家梅恩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文法学院采取统一试卷测验的形式衡量学生的成绩, 以学生测试成绩为依据评价该校的教育质量。后续各类有关标准化测试的研究在学术界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响应。部分院校采取“统一入学考试制度”, 通过大规模统一的标准化测验来测试学生的学力, 并密切关注测验结果。19世纪90年代, 在学者们的努力之下, “学院入学考试委员会”诞生。

20世纪开始的“教育测验运动”将“标准化测试”推向了顶峰。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 探索客观化、标准化的测验方法, 产生了一系列的测量理论和实验。教育评价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学生的测量, 对学校的质量评价也被囊括进来。在美国, 一些教育协会开始制定对学校管理的一系列标准, 并对所属学校进行鉴定。质量的内涵得到了延伸。教育质量管理通过测量得出结论, 判断教学质量的优劣, 并采取相应措施改进。统一的、科学的标准逐渐形成。

大学财政来源的变化, 使政府开始关注并实际参与大学的管理, 工商业界的理念也开始引入高等教育管理, 为大学的质量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随着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 社会各阶层人员均有涉及, 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 同时, 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也不断增加。社会对大学的质量提出了要求, 外部标准开始涉入。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使得教授的权威有所减弱。

20世纪初期, 以系统化、标准化、效率为主要导向和目的的科学管理运动蓬勃发展, 这种观念在极大地影响了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 教育评价理论诞生。随着标准化测量运用的发展, 人们逐渐意识到, 存在一些无法或者很难测验到的指标, 尤其是对人的测量。随着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发展, 测量标准变得更加复杂, 社会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这些都对标准测量质量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标准化测试忽略了很多非理性的因素, 如人格、心理等, 把人等同于产品, 其不合理的地方开始为人所关注。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使得人才标准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统一的入学考试显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而标准化的测试在实际应用中也同样因为标准问题逐渐出现许多问题和争议, 其准确性和科学性受到质疑。同时心理测量技术和人格测量技术的发展也对之前的标准化测试产生了冲击。人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简单的测量方法, 开始增加一些新的测量方法。美国的“统一入学考试”开始实施针对学生信息收集、思想传达、智力判断以及表达独立见解的勇气的测试, 后来又增加了有关潜在能力的测试。可以说, 心理测量技术、人格测量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丰富标准测量内容的同时, 也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三、“综合评估”质量管理时期

20世纪30年代初期, 对教育测量的评判日益高涨。在对教育测量反思批判的基础上, 正式提出了对教育的社会价值进行判断的综合评估的概念, 试图通过多方面的评估获得教育质量管理的真实情况, 从而发现问题, 不断改进。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下, 俄亥俄大学成立了以泰勒为首的评价委员会, 创立了行为目标模式这一较为完善的教育评价模式。这一模式主张根据教育目标实施教育活动, 同时根据目标评估实施效果, 然后根据评估结果改进教育实施过程。泰勒认为, 除了测试, 还应采取观察、调查、评定等方法。泰勒的研究使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进入“综合评估”时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 各种评估实践纷至沓来, 并出现了很多模式和流派, 教育评价理论、技术和方法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其焦点开始往社会需求方面靠拢。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估模式有斯塔夫尔比姆的CIPP模式、斯克里芬的目的游离模式、斯塔科的应答模式、欧文斯的反对者模式等。评价的功能得到延伸, 由单纯的“鉴定”发展为“鉴定”与“诊断”并存。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开始关注多元化的价值, 这个变化与社会对大学多元化的需求密不可分, 大学由社会的边缘向中心过渡。生源的飞速增长改变了原来精英教育时期的价值观, 社会上关注和参与大学管理的相关群体也逐渐增多, 对质量评价标准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进入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领域。

“综合评估”模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发展, 使其进一步成熟与完善。然而, “综合评估”质量管理模式在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响下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过于注重“技术化”、“模式化”和“理想化”, 忽略了人的作用和非理性的因素, 难以解决实质性的教育问题。多元化的评估模式虽然百花齐放, 但在实际操作性方面有所欠缺, 缺少具体的指标和指导措施, 因此, 在实践中并未呈现显著的成效。众多的质量评估模式也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与政府和社会的期望值还有一定差距。

四、“系统管理”质量管理时期

20世纪80年代, 提高质量成为各国、各地区高等教育的中心目标。据第六次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大会的信息, 当时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质量保证机构, 质量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和高校的普遍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 工商业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发展, 许多高校开始制定质量标准, 应用于教学实践, 并取得了一些成效。欧洲一些国家以及日本等国开始注重自我评估与外部机构的结合, 形成混合的质量保障体系, 评估也开始由结果逐渐追溯到过程管理。我国有学者提出, 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基本要素是质量目标、主体和过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有机的整体。

由于系统管理理论主要来源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因此, 更加注重过程系统化, 强调多方协作、全员参与。系统管理的质量管理理论强调多元化的标准和教育质量观, 尊重利益相关者对教育质量的需求, 在协商和认同的基础上共同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质量评价注重过程的改进与提高, 是一种发展性的评价, 高等教育从一维的质量评估走向体系化的质量管理。

这种质量管理理论的盛行与高等教育日趋大众化的趋势有直接的关系, 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高等教育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并使更多人认识到了教育质量的重要性。经济全球化带动了教育全球化, 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也不仅仅是单个国家的事情。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日益显现, 推动高校深化质量管理, 保障教育质量, 从而获得外部的信任与支持, 获得更多的资源。西方各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主张权力下放、院校自治, 政府通过外部监控对其进行监督和检查。

纵观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四个历史发展时期, 不难看出, 前三个阶段更加注重对结果的评判, 而只有“系统管理”模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质量管理。虽然“质量管理”理论是从工商业引进的概念, 但在某些方法和角度方面给高等教育领域的质量管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可根据教育的特点进行有效的转换和延伸。“系统管理”模式不仅仅是结果的判断, 更注重结果对未来发展的参考价值, 为后续决策提供依据。而质量管理也由阶段性的评估转为常态化的管理和体系化的运行, 强调其形成性、发展性, 鼓励高校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探索适合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质量管理理论, 构建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特质的质量保障体系。

摘要：“质量管理”理论在工商业成功运用后, 被广大学者引入到教育领域,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 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文章着眼于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 分别以“自身评价”、“标准测量”、“综合评估”和“系统管理”作为四个时期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其历史背景、思想基础、突破点与历史局限性等方面的分析, 梳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 为当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系统管理

参考文献

[1]陈玉琨, 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25-28.

[2]张会敏.基于指数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46-48.

审查购销合同四个重要问题 篇5

一、审查买方(maifang)的主体资格。双方在签订购销合同前，卖方应仔细核实买方(maifang)的营业执照资料或身份证明，查看买方企业的性质、是否已注销、营业执照及身份证明与合同上的当事人名称是否一致等。此外，还需核实买方负责签约的人是否有签约权限。通过审查上述资料，卖方可以对签约对象有一个大致了解，进一步评估与其签约的风险。

二、货款支付。作为卖方，最关心的问题无疑是怎样保障收回货款。在审查货款支付的合同条款时，如果不是现款现货买卖的，应尽量对买方的付款期限做出约定，并规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以促使买方按时履行付款义务。同时，还应明确买方的付款方式，避免含糊不清。

三、质量异议。在实践中，质量问题往往成为买方逾期不付货款或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如果购销合同的质量异议条款不完善，买方很容易在此问题上纠缠不清。

因此，卖方可在质量异议条款里约定："买方认为质量不符时，必须在下列期限内提出质量异议：

1、货物的外观、数量、品种、型号或规格不符合同约定的，买方应在收货时提出。

2、货物的内在质量、性能不符本合同约定的，买方应于提货之日起30天内向卖方提出书面异议，如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书面质量异议的，视为所交付的设备质量合格和安装调试完毕。

当买方提出书面质量异议时，卖方认为不属实或不应由卖方负责，卖方在收到质量异议后在48小时内向买方提出书面回复，当卖方作出书面回复给买方，买方不在48小时内作出书面答复，视买方提出的书面质量异议为无效异议，即视为卖方所交付的设备质量合格和安装调试完毕。当买方再作答复、且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时，必须委托某第三方权威机构质量鉴定，此鉴定为最终鉴定，鉴定费由责任方承担。

四个重要时期 篇6

【关键词】广西高职高专

学生党建工作“四个注重”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9C-0071-03

学生党建工作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服务学校中心工作、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使命，其工作成效如何对于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党建工作，夯实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向全国高等教育战线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我们既要看到广西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党建工作取得的成绩，但更要注意广西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不适应、不协调问题。为此，应深刻认识新时期广西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四个注重”为抓手，深入推进学生党建工作，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

一、注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高校是教育培养青年人才的摇篮，也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青年的重要思想阵地。让大学生深刻地理解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地认同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也是我们党在高等教育机构设置党组织、实行党委领导教育事业的目的所在。要深刻认识广西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党建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到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积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推动学生党建工作。

面对当今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更加频繁的新形势，广西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党建工作必须以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自觉、自信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生党建工作的全过程，着眼于提高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思想政治素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体学生党员、教育广大入党积极分子，使他们坚定理想和信念，深刻领悟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创新成果，用以指导自己的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充分发挥学生党建工作贴近学生、贴近社会、贴近实际的特点和优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和凝聚全体学生党员和广大入党积极分子，为培养和造就大批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提供思想政治保证。在学生党员和广大入党积极分子中大力倡导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激励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校园文化新风尚，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培育和提升学生党员和广大入党积极分子的德育素养，使他们能够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率先垂范，在同学中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使校园内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二、注重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契机

广西高职高专院校作为知识传播、创新和文化传承的重要阵营，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理应率先垂范。要积极抓住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这一有利的契机，以提高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养为根本，努力做到五个“突出”。

（一）突出思想政治导向优势。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武装全体学生党员、教育广大入党积极分子，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大力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坚持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深入推进理论武装工作，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重点学习内容，使全体学生党员做到真信、真学、真懂、真用，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和坚定性。

（二）突出组织优势。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不仅强调学习是党员个人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还突出强调党组织的团队学习。团队学习既有利于党员的平等交流，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又有利于集中党员的集体智慧，形成团队战斗力，是提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关键。要通过营造平等和谐良好的团队学习氛围，强化学生党员在团队学习中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产生的集合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整个团队的创造力和战斗力，使团队学习达到整体提高的目的。同时又要积极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学生党组织学习的规律和特点，通过改进学习形式，学习载体，激发学生党员的学习热情，增强团队学习的整体效果。

（三）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在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在学风问题上应当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学风直接关系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目标取向、价值追求和最终效果。端正学风，才能保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稳步持续推进。要大力弘扬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将其作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指导原则、主要方法和根本标准。突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培育求真务实的学风，切实端正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根本态度，做到学以致用；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防止本本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功利主义和理论脱离实践等不良学风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侵扰。

（四）突出创新优势。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要在学习理念、学习方式方法创新方面多下工夫，以新理念、新方法、新载体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坚持把提高思想政治素养、增强本领作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创新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紧贴学生党员的思想实际、学习情况，紧贴社会发展的实际来创新学习内容，既充实学生党员的理论知识储备，又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力求使学生党员达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的目标。

（五）突出制度优势。制度是否符合实际、行之有效，是衡量一个党组织是不是学习型党组织的重要标志。从学习型党组织运行规律看，它是一种以持续学习推动持续变革的组织，这需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用制度保障学习的常态化。积极探索和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管用的党员学习制度，推动党员学习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使全体学生党员能够认清自己的责任，把学习当成一种精神追求、一种信仰、一种修养、一种习惯和一种时尚，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和氛围。

三、注重以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

党的十七大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巩固和拓展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经常性工作。广西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党建工作要积极利用好创先争优活动这一有效载体，使创先争优活动形成长效机制，确保学生党建工作的实效性。

（一）增强学生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高职高专院校是集聚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阵地，把大批优秀青年学生吸收到党的事业和队伍中来是我们党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的必然要求。学生基层党组织担负着联系同学、号召同学、组织同学和团结同学的重要职责。要适应2012年基层组织建设年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把握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活动目标和内容。紧密结合广西高职高专院校基层学生党建工作的实际，积极探索符合学生基层实际的党组织工作制度，创新党务公开形式，建立健全责任明确、领导有力、运转有序、保障到位的学生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和机制，学生基层党组织要努力做到支部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同学反映好，确保学生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凝聚力和号召力。

（二）保持学生党员思想的纯洁性。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的根本保证。为确保学生党员思想的纯洁性，广西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党建工作首先要贯彻和落实党十七大提出的“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严把入口、疏通出口。科学制定发展党员工作规划，切实加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全面推行发展党员公示制、票决制，把好入口关，防止徒有其名的党员“混”进党内，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建立和完善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重视思想上入党，重视党员质量，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把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其次，积极开展学生党员思想境界教育。对一个政党来说，能不能在思想上不断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关系事业兴衰成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要在学生党员中加强思想境界教育，使学生党员自觉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始终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重视学生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共产党员是党的基本细胞和争优活动主体，要积极探索和丰富学生党员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模范带头作用的路径和方式，使学生党员努力做到带头提高学习、带头争创佳绩、带头服务同学、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弘扬正气。一是加强正面宣传。通过校园广播、网站、橱窗等各种载体，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我们党在各个阶段所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事迹，开展以弘扬先进文化、体现时代精神为主题的各种校园文化活动，不断优化校园的育人环境，烘托党的先进性主旋律。二是树立模范典型。要通过典型引路形成学有榜样、比有对象、赶有目标的良好局面。注意在学生党员中发现综合素质好、事迹突出的典型，加以重点宣扬，带动一批党员。使学生党员能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以身作则，扎扎实实为同学办实事、做好事，提高学生党员在同学心目中的形象，增加学生党员在同学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把广大同学紧紧团结在学生基层党组织的周围。

四、注重以学生党支部建设为重心

学生党支部是党在高校中的最基层组织，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发挥着团结和凝聚广大青年学生的作用，是党在大学生中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广西高职高专院校要注重以学生党支部建设为重心，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狠抓支部班子建设、健全支部工作制度，明确支部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学生党支部在学生党建工作中的龙头作用。

（一）抓好支部班子建设。学生党支部班子是学生党建工作的基层领导者和组织者，学生党建工作成效如何，关键在支部班子。抓好学生支部班子建设，首要工作是选好、搭好学生党支部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学生党支部领导班子的人选问题。首先，在人选问题上既要吸收党性强、作风正派、业务水平较高的辅导员或专业教师党员参与到学生基层党支部领导班子工作，又要坚持把党性强、作风正、受拥护、懂管理、会学习的优秀学生党员选拔到学生党支部领导班子。其次，在领导班子成员的分工搭配上，既要做到大胆放权，用好用活支部班子成员，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又要统筹协调好分工与合作问题，使支部领导班子的团队工作优势最大化。再次，定期举办支部班子成员培训班，切实提高学生党支部书记、支部班子成员的工作能力。结合学生党支部不同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内容，通过成立中心学习组、党员学习小组和党员学习报告会等方式，让支部书记和支委委员熟悉党支部的工作内容，掌握党支部的工作规律，提高驾驭党支部建设和党员教育工作的能力。最后，加强管理和监督。对于学生支部班子成员的管理，既要从党组织方面对他们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要从个体党员方面要求他们不断加强自身党性修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对于已经不合适岗位工作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作出调整和补充，保证支部的正常良性运转。

（二）健全支部工作制度。提高学生党支部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健全完善党支部工作制度，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完善一个好制度，促使学生党建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有利于增强党员的组织观念，有利于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支部建设，使学生党支部建设处于一种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状态，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要紧密结合高校学生党支部自身实际，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和完善发展党员制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党员谈心和思想汇报制度、党支部工作督促检查制度和支部及党员目标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党支部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同时，要防止把制度说在嘴上、贴在墙上，落实不到行动上的尴尬，狠抓落实这一关键环节，确保科学合理、务实管用的规章制度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