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缘起

问题缘起（精选9篇）

问题缘起 篇1

2005年以来, 高职院校自主招考的规模越来越大, 试点院校越来越多, 社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逐渐成为一个招考主管部门、高职院校、学生家长多方关注的热门话题。笔者拟在探讨改革缘起的基础上, 分析高职院校自主招考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若干对策和建议。

一、高职院校自主招考的缘起

2001年之后, 全国高中教育和高职教育均呈现加速发展态势。表1显示, 从2001年到2005年普通高中毕业生规模连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2005年的增长率更是超过20%, 达20.96%。从绝对量来看, 4年间全国普通高中毕业生规模接近翻番, 净增321.11万人。在高中毕业生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 高职教育也在迅速发展。表2显示, 从2001年到2005年高职院校数从628所猛增至1091所, 净增463所, 年均增加115.75所;招生规模从34.49万猛增至144.40万, 净增109.91万, 年均增长27.48万。

高中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 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需要合适的出路。高职教育体量的快速增加, 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需要足够的生源。从理论上说, 这种情况应该使高中教育和高职教育的对接变得更加便利, 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高中毕业生依然对学术性高等教育情有独钟, 高职教育的吸引力相当有限。这使得引导高中毕业生向高职教育合理分流成为重要的政策导向。而在“一考定终身、一卷试天下、一分论输赢”的高考模式下, 分流效果却并不理想。一方面, 动手能力较强而理论素质不足的考生在残酷的高考竞争中因为分数表现欠佳而纷纷落榜;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又因录取批次靠后而招不到理想的生源。招考实践中, 有人没学上和有学没人上的现象同时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 通过优选试点院校、精选试点专业, 试行“招考时间提前、录取标准多元”的高职院校自主招考, 成为引导高中毕业生更好地向高职教育分流的必然要求。同时, 教育部对专科层次招考管制的适时松动以及重点大学自主招生良好的社会反响, 也使高职院校自主招考具备了更宽松的政策环境与更有利的舆论氛围。

二、高职院校自主招考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2005年至今, 7年的高职院校自主招考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考分数决定一切”的招生模式, 初步尝试了“学能结合”的评价模式;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得到保障, 办学积极性显著提高;高职教育的社会影响逐渐扩大, 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对高职院校自主招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应有清醒的认识。

(一) 招考有效性问题

1. 效果层面。

效果是目标参照性评价。从总体上看, 高职自主招考确实选拔出了一批综合素质高、动手能力强、适合接受高职教育的优秀生源, 但问题是这样的学生数量实在太少。大部分自主招考选拔的学生与通过高考选拔的学生没有明显差别, 甚至有不少自主招考选拔的学生还不如通过高考选拔的学生素质高。从学习状况的角度看, 自主招考学生的学习基础较弱, 学习自觉性不够, 无形之中使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难度增加。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了高职院校参加自主招考试点的积极性。

2. 效率层面。

效率是成本参照性评价。从效率层面看, 高职院校自主招考有效性的衡量指标是录得一名考生的单位成本是否在合理范围内。高职院校自主招考是具有高考性质的国家级考试, 从招考咨询到面试录取, 从命题保密到监考阅卷都有一套严格的操作程序。确保国家级考试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往往以高昂的招考成本为代价。一般来说, 相较于普通高考, 高职院校通过自主招考选拔考生的成本是通过高考选拔考生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招考成本过大, 已成为进一步深化高职院校自主招考改革的瓶颈问题。

(二) 测评科学性问题

1. 文化基础知识的测评权重过大。

招考实践中, 高职院校还是习惯性地采用笔试作为主要测评手段, 面试和技能测试作为补充。笔试科目依旧是语文、数学、外语, 除了考试难度稍有降低外, 和高考几乎没有区别。从总体上看, 自主招考实践中文化基础知识的测评比重一般在50%以上, 有的学校甚至高达88.5% (1) 。这就等于昭示考生, 要获得高职院校的入学资格必须把更大工夫花在文化基础知识的复习备考上。这既不利于高职院校选拔适需之才, 也不利于高中阶段素质教育的开展。

2. 面试与加分的随意性较强。

面试与加分是最能体现高职院校自主招考方案个性的地方。由于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标准可循, 也是最容易引起科学性质疑的两个环节。面试内容要么是自我介绍、才艺展示, 要么是类似于“对网络购物有何评价”、“会使用搜索引擎吗”等态度性、常识性内容。由于对考生群体的区分度不够, 面试的科学性甚至必要性饱受质疑。

对于加分, 概括起来, 项目主要有4种:身份性加分 (如少数民族、困难群体) 、荣誉性加分 (如省市级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部队荣立三等功) 、获奖性加分 (如技能大赛获奖、体育赛事获奖) 以及资格性加分 (如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中高级证书) 。由于缺乏科学论证, 高职院校对加分项目的赋分依据往往是获得难度而不是该项目对后续育人过程的实际贡献度。如, 省市三好学生分值最高, 通常为20分。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分值较低, 仅为10分。而后者恰恰是更能说明考生具备职业培养潜质的项目。

(三) 高职院校的参与度有限

作为一种为高职教育量身定做的招考形式, 自主招考理应得到所有高职院校的普遍欢迎。但事实上, 高职院校对自主招考的参与度十分有限。一般来说, 公办高职院校的办学实力强于民办高职院校。招考实践中, 比较常见的情况是, 实力相对较强的公办院校往往“领衔不主演”, 民办院校承担了大部分招考任务。以上海市为例, 从总体上看, 尽管公办院校的参与数量逐年增加, 但试点7年来公办院校参与数依然没有过半, 招生规模依然不超过40% (见表3) 。

从院校个案的角度看, 公办院校与民办院校对自主招考的参与度差距表现得更为明显。表4显示, 作为公办院校的上海电机学院和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的自主招考比重分别为7.8%和17.7%, 而作为民办院校的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自主招考比重则超过37%。上海电机学院对高职自主招考的参与度较低, 可能与其已升格为本科院校有关。而同属专科层次的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对自主招考的参与度却比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低了近20个百分点, 公办院校与民办院校对自主招考的参与度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三、对策与建议

1.扩大高职院校自主招考规模。从效果层面看, 扩大高职院校自主招考规模有利于增加高职院校对优秀生源的选择范围, 从而招到更多、更合适的生源。从效率层面看, 扩大高职院校自主招考规模也有利于稀释高职院校不堪重负的招考成本, 把单位考生的录得成本降到合理范围内, 从而增加高职院校参与改革试点的积极性。此外, 扩大高职院校自主招考规模, 还有利于提高育人环节与招考环节的匹配度, 增强选才与育才的内在相关性。通过自主招考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之所以会出现学习状况不佳的局面, 与他们在学生群体中的次要地位不无关系。由于自主招考的规模有限, 高职院校在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时, 参照的是通过普通高考选拔来的生源, 自主招考学生缺乏应有的话语权。事实上, 在入学之初自主招考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明显优于通过普通高考选拔的学生, 但随着人才培养过程的展开, 学习状况才逐渐变得不理想。

增加高职院校自主招考规模, 可以有两种主要途径。第一, 在招考总体方案设计时更加突出测评的技能针对性, 鼓励更多的应届及往届“三校生”报考。第二, 适时扩大跨省招生试点范围, 鼓励生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这既有利于增加招考规模, 也有利于引导高职院校之间的良性竞争。

2.推进招生与考试分离, 提高考试的专门化程度。招考实践中, 测评科学性不足的根源是高职院校自主招考的国家级考试性质与高职院校招生办公室的招考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自主招考对高职院校来说意味着办学自主权的落实, 而对招办来说则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相对于普通高考, 招办只承担了招生任务, 考试由国家组织;而对于自主招考来说, 招办既要管招生, 又要管考试, 既是招考方案的整体设计者又是招考实施的具体组织者, 既要面对考生, 又要面对命题、阅卷与监考教师, 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从某种意义上说, 测评实践中文化基础知识的测评权重过大、面试与加分的随意性较强等问题的存在与高职院校的招考工作压力过大有直接的关系。

推进招生与考试分离, 增强考试的专门化程度, 是解决测评科学性问题的基本方向。具体地说, 可以有两种举措。第一, 尝试联合考试。可以组织一些高职院校组成考试联盟, 变个体自主考试为分组自主考试。由各校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测评小组, 依靠联盟的力量保证测评的科学性。第二, 引入中介机构。省市招考主管部门可以以购买服务的形式请中介机构设计出若干套餐式测评体系, 供考生和高职院校选择。测评完成后只出成绩单, 具体的资格认定结论由高职院校做出。这样可以变目前高职自主招考的全程性自主为选择性自主, 增强测评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3.完善招考管理制度。实力较强的公办院校对高职院校自主招考的参与度有限, 与高职院校自主招考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不足有关。出于保证招考秩序的考虑, 高职院校自主招考规定已录取的考生不得参加高考, 这对部分考生意味着放弃争取更好的就学机会, 因此, 参加高职院校自主招考的热情十分有限。优秀生源的缺乏, 使实力较强的公办院校更愿意选择自主招考之外的其他选拔方式。

完善招考制度, 是增强高职自主招考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 进而增加优质院校对高职自主招考的参与度, 实现两者良性互动的关键。从短期来看, 可以对现行招考制度做适当修订。如, 把高职院校自主招考的实施时间由目前的高考之前改为高考之后;禁止自主招考的招生计划余额转做其他招考形式之用;加大对招生计划完成情况的评估力度, 引导高职院校从招考条件而不是招考需要出发编制招生计划;推动高职院校自主招考由试点转为常态管理。从长远来看, 应深入研究高职教育招考特点, 探索建立高职教育和学术性高等教育的分类考试体系, 逐渐实现高职教育生源选拔与普通高考脱钩, 针对不同类型学生特点采取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等多种录取方式。

参考文献

[1]庞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价值取向[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2008:26.

[2]杨艳.从生源的角度看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考试[J].中国商界, 2009 (10) .

[3]樊本富.高职自主招生:敢问路在何方?[J].教育与职业, 2009 (10) .

[4]王文涛.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 2009 (08) .

[5]陈洁.高职院校自主招生改革刍议[J].教育发展研究, 2008 (01) .

问题缘起 篇2

你还如我记忆中一般，

纯洁、阳光、自信，

如此耀眼。

在那个白短袖纷飞的时光里，

你给予我很多美好的幻想，

隐藏着内心深处的一份悸动。

人总是太过贪婪，

总想着近一点，

再近一点。

但也忘了，太近的距离容易打破之前的美好，

也容易伤着自己。

于是，

庆幸着，得到过;

惋惜着，失去了;

想忘记，却不能。

也许有一天，

当我们再回首往事的时候，

这一切已让内心荡不起一丝涟漪。

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三反运动缘起考 篇3

黑龙江省部分县、区、村的合作社工作中, 由于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 也产生了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据黑龙江省合作总社赴绥化、海伦两县县联社的检查和拜泉、甘南等五县县联社的反映, “七县中因部分合作社干部贪污以及偷盗、火灾、丢失等事件所引起的损失共达十二亿六千三百九十万元 (东北券, 下同) , 未折成现款的物资损失还不在内。贪污现象最严重的是海伦县联社, 七个人贪污了五千六百多万元。管理现金的张鹏万第一次贪污伙食费十二万元, 主任发觉后未加追究, 第二次又贪污七百万元, 也未认真处理。后来因其生活腐化被揭发出来, 他竟带现款二千万元潜逃了”[2]。

面对如此严峻的贪污腐败问题, 1951年8月31日, 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率先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 “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 并号召“要在东北各个机关、各个部门中, 展开反对贪污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要充分发挥民主, 广泛展开检举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运动, 使任何蜕化分子绝无藏身之地”[3], 以保证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顺利进行, 从而拉开了东北地区“三反”运动的序幕。9月6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发表《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 反贪污、反官僚主义活动在东北局正式开展。

为了使反贪污、反官僚主义活动更好地为增产节约运动服务, 10月22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 要求增产节约运动“不仅在工业与生产部门应该开展, 而且在东北所有一切部门, 包括财政、贸易、合作、文教、学校与政府其他各部门都要开展起来”。并且要求“上述所有部门都应学习国营厂矿企业开展这一运动的经验, 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 (目前主要的要结合各机关开展的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 , 制定增产节约与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 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4]。上述要求将东北地区的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官僚主义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10月26日高岗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 将东北地区的增产节约问题与反贪污斗争进一步联系起来, 并且首次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口号[5]。

1951年11月1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向中共中央书面报告, 毛泽东认识到, 解决各级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 已是一个相当迫切的任务。因此, 毛泽东在20日转发此报告的批语中, 首次要求各地“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 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 总结经验, 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6]。这一要求, 首次在全国范围内使增产节约运动与三反运动结合起来。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增产节约是贯串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 “从整个说来, 我们的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家企业的工作人员, 都是空前廉洁和有效能的”。“但是从局部说来, 我们还有不少缺点”。为要纠正错误思想、开展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 我们还必须“对于一切浪费和无效能的现象, 以及贪污腐化的现象, 进行充分的揭露, 并推动这些犯错误的人员进行自我批评”[7]。可以看出, 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仍是增产节约, 党对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情况的估计并不严重, 只是把反贪污、反浪费看做是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一个有效手段。如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反对贪污、浪费是增产节约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因此, 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 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 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8]。对于贪污现象基本原因及严重程度的估计, 人民日报社论认为, 贪污问题主要发生在“承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的旧的军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 “从过去已经发现的贪污案件来看, 他们占了全部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也有一些参加革命较久的人员, 因其政治品质恶劣, 未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彻底克服贪污腐化思想;进入城市后, 又接受了帝国主义者、封建官僚、国民党反动派所遗留的恶习的影响, 于是迅速堕落, 贪赃枉法、营私舞弊, 成为人民革命事业中的害虫”[8]。

但是, 身为高级干部的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二人贪污问题的案件, 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极为震动并感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刘青山和张子善二人利用政治特权和政府负责地位, “擅自盗窃地方粮款二十八亿九千一百五十一万元、防汛水利专款三十亿元 (已还十亿元) 、救灾粮款四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一亿四千万元, 克扣修理机场民工补助粮款五亿四千三百三十万元, 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三亿七千四百七十三万元, 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二十二亿元, 此外并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六十亿元, 从事非法经营。以上共计一百五十五亿四千九百五十四万元”[9]。

1951年11月29日, 中共中央华北局将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上报中央, 第二天毛泽东在报告批语中指出, “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 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 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 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日, 毛泽东在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中, 指出“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 实是全党一件大事”, “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 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 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 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 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从两个批语中的“一场大斗争”、“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可以看出, 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点已从增产节约转移到三反运动的开展。

与此同时, 其他各领域中的贪污腐败现象也不断地被揭露出来, 而且出现了大量的集体贪污案件。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务室主任路星元, 在上海任职的九个月期间, “计盗卖无线电器材和贪污公款达二亿四千七百多万元。1950年9月, 路星元因购买器材关系, 和奸商李德维 (上海电通拍卖行经理, 曾当过伪上海警察局侦探) 结识后, 路即经常应邀赴宴, 出入舞厅, 收受贿赂。当年春天, 路星元在李德维的引诱下, 先后以三千万元的巨款, 租房两处, 分别同贩过毒品的女奸商冯萍和女招待王兰珍姘居”[10]。中国科学院修建科科长黄山立、中国建筑企业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谢遇元、助理工程师徐敦衍及中国建筑企业公司职员马友民等, 在亿丰铁工厂承包甲标工程和健业铁工厂承包乙标工程两项工程中, “总计黄山立从中贪污六千零五十九万元, 谢遇元贪污一千四百四十五万元, 徐敦衍贪污一千一百八十五万元, 马友民贪污一千七百二十五万元”[11]。北京市合作社, “第九区区联社一百三十二个工作人员中, 就发现了三十九个大大小小的贪污分子, 第六区合作社一百五十个工作人员中, 就有三十四人贪污”[12]。山西省祁县税务局城关税务所所长赵山、副所长吴有成等“利用职权贪污公款共二百三十多万元”[13]。

面对如此严峻的贪腐形势, 1951年12月1日, 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 必须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坚决斗争”[14], 并且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 号召坦白和检举, 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 按其情节轻重, 给以程度不同的处理, 从警告、调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14]。尽管这一决定仍把增产节约运动作为全国工作的中心, 但这一决定对三反运动进行的方式、方法和政策作了具体规定。

一段缘起散文 篇4

曾记否，是那一句无意的闲聊，让你走进了我的世界，不知这是缘起还是天意?是你的那一份纯真与善良深深的打动了我，是你负责任勇敢的性格令我陶醉，多少个夜晚我在无眠中想着你的一切，不知何时我的心中已装下了你，再也容不下别人了。这就是喜欢吗?亦或只是欣赏?此时我不能回答你。

时间回到，我还清楚的记得，那不起眼的一个问候让你我联系在一起，直到如今，在这过去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不愉快，但我还是觉得快乐多一点，因为我的笨嘴总是会惹你生气，然后还不知道哄你，与你而言你是多么的心累，不知为我流了多少泪，这一切源于我还在读书，而你已经工作了，面对的是社会的残忍，而我只是个在校生，一切都只是未知数，现实中的我还是懵懵懂懂，是个小孩，而你却已经生活的洗礼，变得坚强与成熟。这就是你感到心累的缘故吧!

你是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女孩，你的身上总焕发出一种朝气，令我着迷，你总说你是一个普通的女孩，配不上我，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却令我可以伤心一晚上，是你的任何情绪皆可影响我，你的不开心足以令我难过，每一次你的动态都会让我紧张与不安，因为你不在我的身边，我想念你却不敢去联系你，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矛盾着与犹豫着，脑袋里可以勾画出你微笑的样子，是那样的甜蜜。可以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你说我不懂你，我听了很难过，却不敢表现出来，甚至你说我们不合适，我瞬间蒙了，这就是一个晴天霹雳，打的我再也听不见声音了。这是多么刺痛人心的话!想你，爱你，与你无关，你忽冷忽热的话语足以让我崩溃，我知道这是你想的多了，因为考虑到了我们的未来，我知道这是你必然会想的，没什么关系，可有时候还是会心凉，会打击自己的热情。是的，我也会害怕，可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藏在心里，独自埋葬。

听，那是海的呼唤，雨的洗涤，风的呐喊，你可知道，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一切，因为你我悲伤过，认真过，勇敢过，放弃了尊严，我卑微着，还记得我说过的爱上一个人的第一感觉是自卑吗?为你我放弃了自卑，我坚信自己会给你幸福的。是你的一丝亦或一句不经意的话令我怀疑自己，我又会回到了自卑中，还记得你父亲动手术的那天，那是个洞彻心底的一个夜晚，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我的心就像是被刀割了一样，一块又一块，血淋淋的掏出来了，而你的.那就趁人之危更是在伤口上撒盐，疼痛难挡，破碎了一地。那次我反思了整个夜晚，这真是我要找的陪伴一生的人吗?这就是我爱的人吗?怎么也没想明白，只得到了心里的回应，这就是你爱的人，你不能放弃，只能坚持下去。我不知道那天怎么熬过来的，时间就像停止了一样，漫长漫长的没有边际。那次我坐下来决定，不再去打扰你，就像我一直暗恋你足以，你只要知道还有一个我会一直爱你就好。可过了几天你的一次微笑又把我打败了，我投降了，我还是放不下你，你在我心中太重，你的微笑足以让我忽略所有的不美好，只留下快乐时光。

你总说我只是把你当成精神上的依赖，可我真的是爱上了你，为你可以付出一切。给不了你安全感，我没有怪你，你一直都在我心上，满满的占据着，你的闺蜜和你一样，都是那么的活跃，我见过的确是棒棒哒。你说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没有共同的话语，我失落了，你说你感觉错了，从一开始就知道错了，这句话说着无意，确足以令我难过与痛苦。然而后面的你还说现在只是不甘心放弃，更令我心痛欲绝，你就这样的理解我吗?我错了，我真的是勉强吗?

如今的你，依旧那样的美，你说你喜欢我，确怕爱上了我，这是多么的高雅!我不知该是开心还是失落?或许又是生活的考验?不解的双方?你是否还在犹豫?还在踌躇不前?我不想问你。你只需要知道我会一直爱你足以，喜欢爱你是我的事，与你无关，至于够不够资格已不重要，你与我是生命的交叠还是陌路，至今已无从定论!有人说风雨中前行，方知彩虹的靓丽!喜欢没有对错，只有珍惜与否，你付出一分真心，我愿还你双倍心意，因为我爱你!

精品酒店:缘起、定位与设计 篇5

何谓精品酒店

精品酒店(Boutique Hotel)中的“Boutique”是个法语词汇,原指专卖时髦服饰的小店。精品酒店没有统一的概念,现在普遍认为第一家精品酒店是1981年在伦敦南肯辛顿创办的那家极具个性的Blake's酒店,由当时知名的演员、国际知名设计师Anouska Hempel小姐设计。她当时为了彰显目标客群的品位,为他们创造出一种更加私密的空间,特意将酒店规模控制在51间客房内。不足大型酒店标准客房数量的1/10,精品酒店的称谓也由此而来。

精品酒店是反标准化的,但不同的精品酒店也共享一些特点:比如它的规模比较小,一般而言不会超过150间客房,基本不提供宴会厅和会议室服务;每一个精品酒店都会表达一个鲜明的主题,有些精品酒店甚至每间客房的主题都不一样,老客户每次来也都能有新体验;装饰环境上,精品酒店尽管绚烂多彩,但都强调“小而精”;在服务方面,多采用管家式服务,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在客群上主要面向的是那些年龄段在20出头至50左右,且重视品味的高收入人群。

精品酒店是个高度细分化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也称小众市场)。按客房数量论,精品酒店只占1%,但收入却占到酒店行业的3%。原因之一是精品酒店的定价较高,但更重要的是,精品酒店的入住率要超过一般的标准酒店,也拥有比一般酒店好得多的住户黏性。因此精品酒店自诞生以来,就凭借良好的市场表现和消费发展趋势,赢得了众多投资者和管理者的青睐。

精品酒店的创意和设计原本大多都来自设计师的私人经历和感悟,是个体化的作品。但商业上的成功让很多传统上的大型酒店集团开始涉足这个领域,像喜达屋(Starwood)和万豪(Marriott)等酒店管理集团都创立了自己的精品酒店品牌(分别是W Hotel和Autograph),在这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这个领域的生态,但充裕的资金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也同时也给这个领域带来了新的创意,丰富和延拓了精品酒店的构思范围和表达样式。

精品酒店在中国的发展

在国内,相对于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来说,精品酒店的运营成本较低,受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小,投资风险也相对较小,因此正受到越来越多房地产业界投资商的关注。近年来,上海等地也出现了不少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精品酒店。

虽然精品酒店在国内刚刚起步,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它的发展态势也相当可观。当然精品酒店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在中国各地均衡发展,和国外一样,中国的精品酒店大多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商业往来频繁、时尚和媒体资源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二是风景秀美的山河湖海旁,如丽江、杭州和三亚等。

由于国内精品酒店的发展时间短,导致其类型较为单一,主要以历史文化类及风景旅游类为主。但近年来随着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中国与外国友人的商贸往来更为频繁紧密,中国元素也被更为自信地运用在各类设计上,这一切都有助于精品酒店的加速发展。同时精品酒店的开发样式也有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如上海东方商旅精品酒店就是以高科技为其设计主题。

就精品酒店的发展前景而言,在中国还是有很大空间的。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多元,这是开发中国精品酒店最有特色和个性、最具内涵和品位的关键所在,也为中国开发精品酒店提供了先天的优越条件。对于国内外的客人,丰富多彩的各地区地域文化、民族特色和独特的建筑风情,可提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独特体验。

各国较为成熟的精品酒店入驻中国市场也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促使国内精品酒店更快、更优发展。国外有影响力的精品酒店集团,如新加坡的悦榕度假酒店集团Banyan Tree Hotels&Resorts、新加坡的阿曼集团AMAN等,以及国际酒店集团如喜来登的W系列、洲际的Indigo系列等,他们的精品酒店进入中国市场,加大了本土精品酒店的竞争压力,但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精品酒店的开发水平,加快了其发展速度。

精品酒店设计要点

主题性是精品酒店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区别于标准化的传统星级酒店,为满足高端消费者对于个性追求的心理需要,精品酒店一般会设计一种主题。这种主题体现在酒店的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上,主题装饰物与灯光和色彩的合理搭配,塑造特定的文化氛围,让顾客获得富有个性的文化感受,同时将服务项目融入主题,以具有主题特色的服务取代普通的服务,让顾客获得别具情趣的感官和情感的体验。

精品酒店既有主题又有个性,它可以有统一的开发集团,可以有连锁的品牌效应,但受其高端的市场定位影响,每一个精品酒店单体必然是独特的,个性是其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砝码。“一个酒店代表一个灵魂”,如由洲联集团设计的精品酒店上海御席公馆,位于上海建国西路,是一个集高端沙龙、餐饮与精品酒店于一身的高端精英会所。该项目四栋别墅通过一个玻璃廊连为一体。由于会所是由英国传教士始建于1926年的古朴典雅的历史保护别墅建筑,五合的设计灵感便结合法国优雅华贵的洛可可装饰风格,和建筑外表皮融为一体,整个建筑充满了独特的高贵气质。

个性化的精品酒店现在越来越强调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性”。比如怎么表现酒店位置和居住体验的浑然天成,如何描绘酒店从构思、设计到建造的惊心动魄和筚路蓝缕,这些都是精品酒店在各种媒体上推介自己最典型、也是最有效的素材。Kimpton酒店集团提出“每个酒店讲述一个故事”的理念,旗下拥有42家“可讲故事”的精品酒店,每家酒店以不同的主题,特色各异的设计风格,演绎不同的故事。也正是这种对个性的追求,成就了精品酒店的精彩和独特魅力。

另外,装饰性是精品酒店设计的另一大特色。酒店是人们在外休憩、休闲的场所,一般均具有一定的装饰性特征。但是,随着酒店等级的不同,其装饰的程度亦有很大区别。精品酒店是酒店业内的高端产品,其装饰无所不在、武装到牙齿。

精品酒店中的装饰可以是各种风格,如装饰主义、新装饰主义、古典装饰、现代装饰以至于未来装饰风格等。但酒店的装饰要与酒店的主题相吻合,在精品酒店设计中,当我们选择古典的设计主题(坐落在自然风景区,要反映典型的地方情愫的精品酒店一般选择这种设计主题)时,我们的装饰相应采用石、砖、木等较厚重、历史感较强的材料,配以古典的、带有历史纹样的雕饰、配件、窗帘布艺、沙发座椅等,营造一种错位时空的身临奇境的独特体验,呈现庞大、厚重的气质和古朴的质感。如英国BLAKES,上海首席公馆等。当我们选择未来感的、前卫的主题(位于繁华都市的商业中心的精品酒店会选择这种设计主题)时,其装饰则利用新技术、新材料及高科技的辅助手段,来营造一种未来的生活模式,塑造一种或是流动的、或是碰撞的空间形态,当人们身在其中时,会发现可能一切与装饰无关,一切又恰恰都是装饰。

安全文化的缘起与演进 篇6

众所周知, 当今全球能源日趋贫乏, 核能逐步受到各国的重视。据统计, 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核发电量超过总发电量的70%。但是人们至今不会忘记1979年3月美国三哩岛核电厂事故和1986年4月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安全地利用核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安全文化及其模式在核电厂成功应用, 则迅速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对安全文化的极大兴趣。

此后安全文化研究在自然科技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都得到了大力发展, 安全文化建设也在其它企业生产和政府报告中得到了重要体现。

在1991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织的INSAG—4报告即“安全文化”出版物中, 给安全文化定义为:“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的种种素质和态度的总和, 它建立一种超出一切之上的概念, 即核电厂的安全问题由于它的重要性要保证得到应有的重视。”

无独有偶, 社会科学界差不多从另外一种角度提出了如何确保安全的问题, 这就是社会学界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问题的研究最早见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核能安全使用问题的思考, 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出版的德文著作《风险社会》 (RiskSociety) 中, 系统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 并且对“风险”的内涵作了更深刻的阐述。“风险社会”概念从一开始在外延上就比“安全文化”概念宽泛, 不仅仅指安全生产领域, 更广泛地指向社会公共领域的安全和风险, 同时打破地域空间的界限而探索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异质性和不安全问题。

我国大部分专家认为:“安全文化是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的文化。”

安全文化是一种社会的、大众的、开放的文化, 在企业中与企业文化融为一体, 成为企业安全文化, 即企业要把实现生产的价值与实现人的价值统一起来, 以实现人的生命价值为制约机制, 以实现生产的社会价值及经济效益动力机制, 建立起企业运行机制。

安全文化是一个由表面到本质, 由形式到内涵结构严谨的系统, 它由器物层次、制度层次、精神智能层次和价值规范层次所构成。

器物层次:包括人类因生产、生活、生存和求知的需要而制造并使用的各种安全及防护、保护人类身心安全与健康的工具。

制度层次:包括劳动保护、劳动安全与卫生、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减灾安全、环保安全等方面的一切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及人的社会关系网络。

精神智能层次:包括安全科学、安全技术、安全哲学、安全文学、安全艺术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安全或安全管理方面的经验和理论。

“四声八病”说的缘起 篇7

“四声八病”说的起源是古代汉族文人, 经过长期的诗歌实践, 发现了汉语中原本就客观存在的声韵调律之美, 并用“四声”“八病”等将其理论化、规律化, 积极用于诗歌创作的结果。永明体的创制者们认为, 此前的诗人虽已注意文学作品语言的音律美, 但多少还是比较盲目地去要求做到音韵流畅, 而不能自觉地人为地运用声韵的规律去创作。而永明年间, 社会政治相对稳定, 经济较为繁荣, 这些都为文人作家们潜心钻研声律和诗歌创作规律提供了保障, 永明体诗人对诗歌语言声音之美的追求, 较之前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汉民族的语言自古就有声韵调律之美

汉民族的语言有声、韵、调之美是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尚书 · 尧典》就记载:“诗言志, 歌咏言, 声依咏, 律和声。”可见汉语早在上古就有声律之概念。《诗大序》中说:“情发于声, 声成文谓之音。”孔颖达疏曰:“情发见于言语之声, 于时虽言哀乐之事, 未有宫商之调, 唯是声耳。至于作诗之时, 则次序清浊, 节奏高下, 使五声为曲, 似五色成文。一人之身则能如此, 据其成文之响, 即是为音。”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作诗时虽没有四声的概念, 但融入了宫商角征羽五声和谐的概念, 并追求清浊节奏成文的规律之美, 而非无声无韵, 无调无律。据清代和现代一些学者研究, 《诗三百》中的诗句有规律地停顿形成节奏, 押脚韵的字不但韵母相同或相近, 而且声调也相同。这表明在《诗经》时代, 人们对声调就已有敏锐的感觉。

二、汉魏六朝人有重视诗歌声律美的风气

诗歌原本合乐, 后来渐渐脱离音乐而仅供诵读。诵读诗时的声音之美, 是颇受汉魏六朝人重视的, 这种在“四声”发现之前对诵诗声美的自然追求, 会逐渐演化成一种人为的规律性追求。汉魏六朝人对诗歌声律的追求的例子有很多, 《后汉书 · 郭泰传》载“ (泰) 善谈论, 美音制。”《三国志 ·魏志 · 崔琰传》载“ (琰) 声姿高畅。”《南史 · 周舍传》载“ (舍) 善诵书, 背文讽说, 音韵清辩。”这期间, 晋代的陆机和南朝宋的范晔提出了文学作品要音声变化和谐的要求, 影响较大, 但还只是停留在自然层面上, 并未人为硬性要求。陆机在《文赋》中说:

其为物也多姿, 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 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 若五色之相宣。

刘勰在《文心雕龙 · 声律》中评说:“……《文赋》亦称知楚不易, 可谓衔灵均之声余, 失黄钟之正响也。”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书》中, 体会到了汉语声调宫商的不同, 若只讲押韵不讲声调也是不行的。古人似乎未完全参透此理。其云:

性别宫商, 识清浊, 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 多不全了此处, 纵有会此者, 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 非为空谈。

凡此种种都说明, 在“四声”发现之前,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要运用音韵声律上的抑扬顿挫来构成文学作品语言的和谐的音乐美。

三、四声的发现与“永明体”“四声八病”说的正式形成

发现四声, 并将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 成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声律, 这是“永明新体”形成的关键。四声本是当时汉语的客观现象, 但一般人都不能辨别四声。据说梁武帝萧衍即不识四声, 他曾问朱异:“何者名为四声?”朱曰:“‘天子万福’, 即是四声。”萧衍曰:“‘天子寿考’为何不是四声。”最早发现四声的应是南朝齐的周颙, 《南齐书 · 周颙传》记载他“音辞辩丽, 出言不穷, 宫商朱紫, 发口成句。”其著有《四声切韵》之作。其次是沈约, 其著有《四声谱》, 称“在昔词人, 累千载而不悟此秘。”但周颙等在作品创作上不如沈约, 故后世提及“永明体”“四声八病”首提沈约。在《宋书 · 谢灵运传论》中, 沈约对声律论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 强调了声调平仄不同, 高低抑扬各异, 方可形成音声之美:

若夫敷衽论心, 商搉前藻, 工拙之数, 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 八音协畅, 由乎玄黄律吕, 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 低昂互节, 若前有浮声, 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 音韵尽殊;两句之中, 轻重悉异。妙达此旨, 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 讽高历赏。……世之知音者, 有以得之, 知此言非谬。如曰不然, 请待来哲。

又据《南齐书 · 陆厥传》引沈尚书的话说:

自灵均以来, 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 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 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欲“宫商相变, 低昂舛节, 若前有浮声, 则后须切响, 一简之内, 音韵尽殊, 两句之中, 轻重悉异。

从中可见, 沈约认为诗歌可以根据字声调的组合变化, 使声调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 以达到铿锵、和谐, 富有音乐美的效果。

最终, 在古代文人长期追求诗歌声音之美的实践下, 在浓厚的研究语言声律美的氛围中, 在音韵学发展的促进下, 伴随着“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 严格强调诗歌声律格律的“永明新体”最终产生。据《南齐书 · 陆厥传》记载:

时盛为文章, 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 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 将平上去入四声, 以此制韵, 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 音韵悉异, 两句之内, 角征不同, 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的主要代表作家是“竟陵八友”。《梁书 · 武帝本纪》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 招文学, 高祖 ( 萧衍) 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 号曰‘八友’。”钟嵘在《诗品序》中说:“王元长创其首, 谢朓、沈约扬其波。……于是士流景慕, 务为精密, 襞积细微, 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 伤其真美。”除了严格的声律规定外, 永明体诗的篇幅已大大缩短, 句式渐趋于定型, 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为主, 这些都很接近以后近体诗的特征。永明体较质朴的古体诗在追求人为的音律美的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并且为后世近体律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结论:

南齐永明年间, 社会较稳定, 经济较繁荣。以沈约为代表的汉族文人抓住历史机遇, 在前人自然追求音韵美, 已似乎对声律有所感悟的基础上, 进一步人为求得之。“永明体”的产生是汉族文人经过长期的作诵诗歌的实践和体会, 领悟到了汉语音声之美, 并积极追求之, 标准定义之的结果。自古以来, 汉语就有声韵调律之美, 汉魏六朝以来, 人们普遍有追求诗歌声律美的风气, 音韵学的发展为八病说的提出打下基础, 伴随“四声”的发现, 最终形成了“永明体”及其“四声八病”说。

参考文献

[1][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 中华书局, 1972.

[2][南朝梁]钟嵘:《诗品》,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3][南朝梁]徐陵:《玉台新咏》,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4][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5][清]张廷玉等:《康熙字典》, 九州岛出版社, 1998.

[6][清]阮元:《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 2009.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8]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茶文化的缘起及其发展 篇8

茶被人发现、种植、制作、饮用、品茗以及由此而生的茶友、茶具和不同的饮茶境界等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包涵了三个层面:一是它的表层, 这是由茶叶的种、采、制、饮茶的器具等构成的物质层面;二是它们的中间层, 这是由种、采、制、饮的茶法所构成的心与物的结合层面;三是它的核心层, 这是由品茗而积淀的文化心态及生活、审美情趣所构成的心理层面。茶成为世界性的饮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一、文化的漫长孕育期

魏晋南北朝是茶走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开端。“荆巴间采叶作饼, 叶老者, 饼成以米膏出之, 欲煮茗, 先炙合赤色, 捣末置瓷器中, 以汤浇覆之, 用葱、姜、桔子之, 其饮醒酒, 令人不眠。”这是现知最早的制煮、饮茶方法, 茶作为一种日常饮料出现了, 但茶饮风气远未普及。茶还没有象充满悲剧意蕴的酒那样成为魏晋士人的精神寄托物, 因为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权力更迭之频繁、上层斗争的残酷, 连门阀士族中的名士也一批批葬身政治旋涡 (如谢灵运等) ;即使一代帝王也难免有“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曹操) , “人迹有言, 忧令人老, 嗟我白发, 生亦何早” (曹丕) 的惋叹。追求长生, 饮酒任气, 高谈老庄, 纵情享乐, 潇洒不群———构成了魏晋士人多面人格特征, 这正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魏晋风度”。此时“茶”的特性不可能适合士大夫这种矛盾的心境, 故魏晋南北朝之世, 茶事虽盛, 但它的内涵仍停留在茶文化的第一、二两个层面, 还没渗入士人的内心世界, 积淀于他们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中, 一句话, 茶文化的端倪已现, 但未真正诞生。

二、茶文化的诞生期:中唐茶文化的真正诞生在中唐。

其一:历史大转折与文人心态的转型。

安史之乱, 兵祸四起, 对于尚沉缅于恢宏豪迈盛唐之音的士大夫们来说,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士人很少象韩愈那样意志坚定, 仍恪守传统的济世人生观, 大多数人在寻求心灵空白的填充剂。此时, 在中国宗教史、思想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不讲究坐禅、苦行, 只讲“顿悟”的惠能派禅宗说迎合了当时士大夫的心意。

“天皇后, 诗人多———寄兴江湖僧寺”在促成茶文化诞生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首先开元中大兴禅教, 茶令人不寐, 利于坐禅;其次, 茶的品行与禅意真髓有深刻的一致, 只要遵从本心, 一切外在清规戒律都是多余, 比以往佛派更追求清静自然的情趣。再看茶的“性格”:茶性寒, 最能解热, 清心脱俗, 清除烦恼。中唐后大量咏茶诗十之八九与禅、僧有关。“诗佛”王维安史之乱后复官, 常以禅颂为事, 茶饮成了士大夫追求禅境的最高寄托。茶文化的三个层面:业茶、饮茶的器具、方式及心理积淀在中唐之时融合了, 茶文化由此真正诞生。

其二:陆羽《茶经》是中国茶文化真正诞生的最好象征。

上元初 (公元760年前后) , 陆羽著《茶经》三卷, 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茶叶专著, 中唐时茶文化真正诞生的具体体现无疑是《茶经》的完成。首先, 它用“茶”这一统一名称取代了以往各时代、各地区对茶的诸多称谓;其次, 《茶经》所说“或云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 或扬令滑, 或煮去沫, 斯沟渠间弃水耳”的饮茶方法, 把茶从药用的渊源及影响中彻底解放出来, 倡导了一种清纯自然的饮茶方法;再次, 《茶经》述茶之源、具、造、器、煮、饮、出、略、图, 不仅详细论证了业茶、饮茶的各方面的程序要求, 而且还强调茶饮是一种高雅而节俭的生活方式, 道明了茶的品性及茶饮所应具有的境界是“精行俭德”, “亦儒亦佛”, “高风味有余”的禅性性格代表了中唐兴起的茶文化的最深层的内蕴, 陆羽堪称中国茶文化的鼻祖。

其三, 饮茶风气的形成。

士大夫在茶中发现失落的自在世界而咏茶, 陆羽倡导一种自然高雅的饮茶方法, 加上交通发达后江淮茶叶的北运, 中唐饮茶风气迅速普及。一方面形成专门的贡茶制度, 中国茶叶生产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 饮茶之风已不再局限于宫廷, 上层士族和少数地区, 而是遍及整个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百姓;再者士大夫普遍饮茶、爱茶, 咏茶诗大量涌现, 其中尤以皎然、皮日休、陆龟蒙等为多, 这是茶文化的宝贵财富;同时, 以赋诗、唱和为主内容的“茶会”、“茶宴”出现, 并为士大夫所热衷。足见茶之于中国文人的生活, 审美情趣之深刻影响。

三、茶文化的繁荣期:宋朝

茶文化的繁盛是宋代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一、宋代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茶文化的繁荣。

宋代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宋代茶文化繁盛的根本原因。市民文化兴起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在宋代尤为突出。经济地位上升的城市工商业者逐渐成为新兴的市民阶层, 他们有独立的审美观念和娱乐爱好。热爱世俗生活, 容易接受形式新颖的文化生活, 茶成为这个新兴阶层喜好的享用品。这个阶层也在较大程度上丰富了宋代茶文化的内涵, 造就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肆文化。

其二、茶肆文化是宋朝茶文化繁荣的代表。

北宋东京的茶肆与前朝相比, 有了较大发展。椐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 北宋时, 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 各类茶坊鳞次栉比。可见, 北宋时的茶肆文化已经诞生于各茶肆之中。

南宋时临安的茶馆融合了南北茶馆甚至其他文化的一些特点, 推动茶肆文化很快地发展起来。

临安茶肆“插四时花, 挂名人字画”, 在店堂内“列花架, 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 装饰门面”, 颇有几分风雅。而茶肆除了卖茶外, 扩大了经营范围。《都城纪胜》有这样的记载:“茶楼, 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 习学乐器, 或唱叫之类, 谓之挂牌儿。……又有一等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 谓之市头。”市民文化的兴起对宋代茶文化的发展, 具有明显而重要的意义。

其三, 推动宋代茶文化繁荣的几股势力。

一是贵族阶层的大力推动;二是文人雅士的推波助澜。

在宋代, 贵族阶层对茶的把玩挥金如土, 对茶文化的推动作用很大。具体主要集中于茶品的创新、赠茶的普及和器具的发展上。

宋朝重文轻武, 士人的社会地位较高, 生活优裕。他们对茶很热爱, 虽在政治影响、经济实力上无法和贵族相比, 但他们以诗词歌赋书画的形式来推动茶文化的发展。宋代诗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所作茶诗内容广泛、数量颇多。至于茶画, 刘松年的《碾茶图》、赵原的《陆羽烹茶图》等流传至今, 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艺术品。文人雅士提高了宋代茶文化的水准, 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正是有了这几股强大的势力做后盾, 才有了茶文化在宋朝的繁荣昌盛。

四、茶文化的衰退及重新兴起期:清朝———现代

清代后期, 我国的茶叶生产随社会经济的衰退而渐衰落, 茶文化也相对处于一段停滞时期。

直至20世纪50年代, 茶叶生产制作才迈出了新的一步, 茶文化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促进了茶文化的再次兴起, 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景象, 尤广东江浙一带, 茶己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广州人从过去只开早茶发展为早、午、晚三个茶市, 几乎所有食肆, 包括宾馆、饭店、酒家、大排档都开设茶市, 茶饮成为广州人特色饮食市场之一。现在, 茶市成为了亲朋相聚、交流思想的主要社交场所, 也是紧张生活节奏的有效缓冲。“一盅二件” (广州人叹茶时泡上一盅香茶, 一口口慢呷, 再配上两件精美的点心细细品尝) , 一份报纸, 坐几个小时, 边吃边看边聊, 多么惬意, 广州人把这样的茶市称为“叹茶”, 现在这种泡茶习惯己从沿海地区慢慢传入内地。

习茶其实是一种生活情趣艺术, 通过习茶, 营造了一种清雅、和谐、谦让、友好的文化氛围。面对现实, 面对人生, 调适心理, 化解矛盾, 淡泊名利, 奉献社会。茶可以洗涤尘烦, 在于使人把心防闲, 涤荡性灵, 保持心境中的一点清纯之气。饮茶的哲学在于使人轻松, 宁静自在, 即可在清香中自得其乐, 亦可与人共同分享, 借清茗做心灵沟通。习茶, 以追求内心的品德修养为宗旨。

税务筹划思想研究:缘起与发展 篇9

一、税务筹划的内涵

从世界范围来看, 税务筹划和对税务筹划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才真正开始的, 而我国税务筹划起步则更晚, 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

(一) 税务筹划的定义

所谓税务筹划, 是指纳税人在既定税制框架内, 合理规划战略、经营、投融资等活动, 旨在实现纳税人价值最大化和涉税风险最小化的谋划、对策与安排。税务筹划的外在表现是纳税最小化和最迟化、筹划收益大于筹划成本, 即实现“经济纳税”。严格意义上的税务筹划, 要求既符合税收立法规定, 又符合税收立法意图。税务筹划不是万能的, 但税务筹划确实是有空间的。

(二) 税务筹划与偷避税的区别

通过历史考察发现:企业为减轻自身税负, 所采用的手段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非法到非违法进而到合法的四个演变发展阶段:偷税、避税、节税与税务筹划。四者之间既有演进的逻辑连续性, 也相互区别。税务筹划是一种合法行为, 具有事前筹划性特点;而偷税是一种违法行为, 通常也是一种事后行为。税务筹划与避税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符合国家税法立法意图、政策导向以及政府所采取的态度, 前者符合国家立法意图, 后者是纳税人钻税法漏洞。虽然在理论上税务筹划与避税有一定区别, 但在实践中, 两者往往难以完全划分清楚。避税是一种逆法意识, 节税是一种顺法意识;避税不违反税法或不直接触犯税法, 而节税则符合税法。税务筹划的重要目的和结果就是获取“节税”收益, 节税是税务筹划的初级阶段, 税务筹划是在节税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二、税务筹划思想的缘起与发展

税务筹划既有助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实现纳税人经济利益最大化、提高企业财会管理水平以及企业竞争力, 又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健全和完善税收法律制度等, 具有合法性、超前性、目的性、普遍性、多变性、专业性以及政策导向性等显著特点。虽然税务筹划方法多种多样, 各具特色, 但是税务筹划中蕴含的根本思想 (理念) 具有普遍性, 对增强税务筹划工作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迄今为止, 系统性的税务筹划思想理论研究仍十分欠缺。

(一) 税务筹划的系统思想企业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种类繁多,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税收问题也多种多样, 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所得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等资源税, 印花税、车船使用税等行为税, 房产税和契税等财产税。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分为供、产、销等流程, 这些大流程又由各种小流程构成。税收与流程密切相关, 税收产生于经济业务, 业务流程决定税收的性质与流量。通过流程再造和优化, 可以相应改变税收的性质与流量。在进行税务筹划方案设计时, 通过形式转化、“口袋转移”和业务期间转换, 充分利用业务流程再造优势来改变税收。流程理念和转化理念服务于系统思想, 系统思想要求从整体和全局出发, 综合权衡各税种的税收负担, 决不能因为对某个税种进行筹划而将税负转嫁到另一个税种, 或者使某一环节税负减轻的同时增加另一环节税负, 进而造成企业总税负的增加, 得不偿失。

(二) 税务筹划的战略思想

迈克尔·波特 (Porter, 1985) 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价值链 (Value Chain) ”理论认为, 一般企业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管理、设计、采购、生产、销售、交货等一系列创造价值的活动所组成的链条式集合体。战略联盟是两个及以上企业通过价值链某项或某几项活动的共享与协调, 达到拓展价值链和增强竞争力目的的活动。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制度许可范围内, 通过对涉税事项的巧妙安排和策划, 以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和涉税风险最小化的财税管理活动。税务筹划与企业的融资、投资和收益分配活动密切相关, 而税收又具有刚性和无偿给付等特征, 因此, 税务筹划可能引致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

税务筹划不仅是一个财务问题, 而且是一种实现企业价值增长与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企业价值链某一环节的改善或优化, 都可能与税务筹划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因此, 站在战略高度, 用战略思想统领税务筹划工作, 结合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将企业价值链与税务筹划有机结合, 对企业未来全部涉税事项进行统筹策划, 最终达到企业整体税负最轻和涉税风险最小化的税务筹划目标。

(三) 税务筹划的契约思想

公司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 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 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从契约角度考虑税收问题, 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公司与税务当局之间, 存在着一种法定的契约关系, 是依靠双方对税法的遵从来维护的, 税法就是一种公共契约;二是公司与各利益相关者 (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职工等) 之间, 存在着复杂的博弈竞争合作关系, 其博弈合作靠契约来维系。对于纳税人来说, 树立契约思想, 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主动地实现统筹规划, 并按签订的契约, 统一安排纳税事宜 (蔡昌, 2007) 。

契约是维持各种社会关系最基本的因素。税务筹划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或者在特定国家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得到税收法律制度的认可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当突破税法的“容忍”限度, 纳税人便无法再借助自由等契约理念的保护, 以形式上的合法性掩盖损公肥私的目的。由于对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动机的驱使、征纳双方的有限理性以及税收法律制度的非完备性, 导致契约理念在税务筹划中被异化, 不仅使税务筹划丧失正当性, 而且使契约理念本身的价值目标和功能遭到践踏。在税务筹划中, 契约自由空间的底限就是税法边界, 税务筹划越接近税法边界, 税法刚性就越强;离税法边界越远, 税务筹划行为越安全。在现实中, 税收契约的非完备性及其执行的不到位, 可能给税务筹划带来空间。因此, 需要促进税务筹划中被异化的契约思想向理性回归, 重塑税务筹划的合法性正当性基础。

(四) 税务筹划的博弈思想

征纳双方需进行持续性的重复博弈, 税收征管者希望在发现避税或节税的路径之后使之越变越窄;而纳税人试图在这条路径最终被封堵之前跨越过去。从博弈论的角度考察, 以政府为主体的征税人和以企业为主体的纳税人, 是矛盾对立统一的双方:政府凭借国家权力希望尽可能多征税;而纳税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会想方设法少缴税。在这场利益博弈中, 国家是税收法律制度制定的主体, 纳税人则受制度的制约并依规纳税。税负过高或过低, 博弈双方都难以达成一定的协议即“纳什均衡”, 很可能造成“双输”的局面。然而, 协议被遵守的前提是遵守协议的收益大于破坏协议的收益,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诱因的驱使下, 博弈双方都有违反协议的动机, 从而使协议的制定成为问题的关键。税收法律制度就是博弈双方的协议, 因而在制定和实施时必须权衡税收法律制度遵守或破坏的收益比较问题。

企业税务筹划就是纳税人在遵守税法这一协议的前提下, 根据税法中的“允许”、“不允许”以及“非不允许”的项目和内容等, 对企业涉税事项进行减轻税负, 有利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谋划、对策和安排 (盖地, 2008) 。进行税务筹划时, 信息是不完全和非对称的。纳税人的税务筹划风险和征管者的查处是相互制约和影响的, 征纳双方都在不断地收集和利用信息来修正预期决策和行动, 使得博弈结果偏离完全信息下的均衡状态, 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和重复的博弈过程。稽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风险使得违规后被查处的概率及处罚具有不确定性。税务筹划者的决策不仅要考虑法律制度规定, 还要根据稽查者对违规惩处的情况, 推测自己被查处的概率和损失, 从而确定税务筹划的可行性与边界。此外, 在税务筹划活动中, 合作博弈能够增进合作双方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 产生合作剩余, 包括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税务机关、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 这种合作并非双方合谋、偷逃骗税, 而是一种正当行为, 很多场合下都可以达到双赢或多赢的效果。企业需要树立博弈思想, 既要协调好与税务机关的关系, 又要充分利用与客户及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 在遵循税收法律制度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税务筹划的空间, 尽最大努力发挥出税务筹划的潜在功效。

(五) 税务筹划的成本效益思想税务筹划的重要性在实践中

并非都能达到预期效果, 其中, 税务筹划方案不符合成本效益思想就是造成税务筹划失败的重要根源。在税收筹划方案设计时, 不能一味地追求税收成本的最低化, 忽略因该筹划方案的实施引发的其他费用增加或收入减少, 而必须综合考虑税务筹划方案是否能给企业带来净收益。

税务筹划作为一种日益流行的财税管理活动, 在获得增量收益的同时, 必然会产生税务筹划成本。最优税务筹划方案是多种备选筹划方案的优化选择, 必须综合考虑, 遵循成本效益思想。税务筹划收益是指纳税人因实施税务筹划而获得的税收利益, 即实施筹划方案前后产生的增量收益, 包括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税务筹划成本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构成。直接成本是指纳税人为开展税务筹划而直接发生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耗费, 包括税务筹划方案的设计成本和实施成本两部分 (李大明, 2008) 。间接成本则是税务筹划的机会成本。通常, 企业规模越大、经营范围越广、业务越复杂, 税务筹划成本也就越高。税务筹划的成本效益思想要求将企业税务筹划方案可能发生的成本与预期收益进行比较。当税务筹划收益显著大于税务筹划成本时, 该筹划方案才是科学合理的、成功的和理性的。此外, 企业税务筹划还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应将企业眼前利益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 使收益流和成本流现值化, 以免造成企业短期行为。

(六) 税务筹划的风险管理思想

在税务筹划过程中, 可能产生税务筹划风险。所谓税务筹划风险, 是指纳税人在进行税务筹划时因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 导致税务筹划结果偏离纳税人预期目标的可能性。税务筹划风险具有客观性、复杂性、潜在性、可度量性以及主观相关性等基本特征 (周宇飞, 2006) , 可细分为政策风险、经营风险和执法风险等 (麻晓艳, 2001) 。税务筹划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税收的本质属性, 直接原因是税务筹划的特点, 主观原因是征纳双方的有限理性, 客观原因是经济活动的复杂多变特性 (李大明, 2008) 。税务筹划风险可能导致纳税人遭受经济损失、法律惩罚以及信誉损失等负面效应。

随着税务筹划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了解和接受, 税务筹划业务在各地迅速发展壮大, 但当前企业税务筹划缺乏风险意识, 企业为了节约税收支出, 而忽略了税务筹划可能潜在的风险, 这将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损失或失去获利的机会, 务必引起高度重视。逃税是税务筹划的禁区, 具有两面性, 税务筹划空间的底限是税法边界。为了防范税务筹划风险, 企业必须总揽全局综合考虑筹划方案, 坚持合理合法开展税务筹划, 树立科学的税务筹划风险观并做好相关预案, 提高筹划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筹划能力, 加强与税务部门的联系与沟通等。只有这样, 才能使企业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 尽可能规避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 提高税务筹划成功的概率和税后收益, 使纳税最小化和最迟化、筹划收益大于筹划成本, 最终有效实现税务筹划目标。

参考文献

[1]蔡昌:《最优纳税方案设计——税收筹划思想与实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2]盖地:《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周宇飞:《税务筹划风险与风险税务筹划》, 天津财经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