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市场规模与结构

信用卡市场规模与结构（精选3篇）

信用卡市场规模与结构 篇1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融资受限以及融资成本高等困境。长期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大多还是以向银行或民间金融机构借款作为主要的融资来源。但由于彼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缺乏信任,且尚未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导致商业银行已有部分研究学者从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完善企业信用评级机制等角度提出缓解企业融资难的对策。但现有的研究大多忽视了企业的另一个融资渠道———商业信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商业信用融资是指企业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利用自身信用,从供应商获得推迟付款的许诺,是供应商给其信任合作企业的一种短期融资。这是一种直接的信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缺陷。特别是在企业面临突发性的资金短缺困难时能及时得到支持,获得短期融资,从而保障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加速了资金的周转速度。国有银行作为信贷市场中的主导力量,会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存在信贷歧视(江伟和曾业勤,2013;李文昌和李雷生,2015)。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抵押资产短缺、会计账目混乱、信用记录虚假等种种诟病,银行担心其信贷资金的安全情况和企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贷出资风险情形(Love等,2007)。正是由于信贷配给不均衡、银行歧视等原因的存在,中国民营企业很难从银行借款等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融资,从而不得不转向利用民间借贷、商业信用等替代方式(Allen等,2005)。特别是那些受到银行严格信用约束的企业会转向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进行融资,即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约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是在政府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期间,商业信用融资对银行信贷的替代性作用更为显著(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商业信用融资对于缓解民营企业资金困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余明桂等,2010)。即使企业不存在银行信贷融资困难,但商业信用融资的融资成本比银行信贷的融资成本低得多,这也是商业信用融资受到青睐的原因之一。除了缓解融资困难和降低融资成本外,民营企业运用商业信用融资,还可以向客户传递出一种自己产品质量过硬、财务状况良好的信息,从而与客户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贸易合作关系,维持甚至是扩大销售量,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及价值(Fisman,2001;Ge和Qiu,2007)。

(二)企业规模对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

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容易获得供应商的信任,从而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为,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而言成立时间相对较长,其经营状况较好、实力较强,具有较强的偿还货款能力,产品知名度较高,在市场中拥有较好的声誉,供应商认为将商业信用提供给这种企业是有保障的。而且,规模较大的企业会计稳健性较好、财务报告也更为规范可信(蔡吉甫,2014;雷宇,2013),供应商对其的信任程度也就越高,拥有更大的融资主动性,从而能获取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另外,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会占据较多的市场份额,其市场地位相对而言也较高,他们可以通过向供应商施加威胁来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而且,规模大的民营企业能凭借自己的市场地位来影响交易双方间的信用条款,要求供应商提供更多的优惠措施(比如延长应付账款账龄等)。Kestens等(2012)研究研究表明,当企业处于经营困难之际,其规模与商业信用的获得相关性更强。综合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民营企业规模越大,越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

(三)市场化进程对企业规模与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关系的调节作用

民营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融资的关键是要得到供应商的信任。而制度环境会对企业间的信任产生重要影响。在制度环境好的社会中,如法律制度比较健全,人与人或组织与组织之间更容易达成交易,履行契约的交易成本更低。同时,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社会中,中介机构发达,大量的交易通过中介机构而非政府部门达成,即交易双方不依赖政府部门的权威裁定也能达到交易,这也说明制度环境越好,企业间的信任程度越高。但市场化进程可能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因为,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的企业,其获得的商业信用与提供的商业信用可能都比较多,因而其获得的有价值的净商业信用可能并不多。但市场化进程可能会对企业规模与商业信用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当市场化进程较高时,大企业更能得到供应商的信任,因而能从供应商获得的商业信用也越多。另外,在市场化进程水平较高的地区,市场化改革会更加深入,企业间的竞争程度也愈加激烈,供应商会将商业信用作为自己的独特竞争手段来吸引客户、提高商品销售量(Brandt和Li,2003)。而且若供应商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情况较好,易于从银行获得资金,其会提供商业信用以争取更多的客源。这种情况也会导致大企业更容易从供应商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在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民营企业规模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7—2013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市场化进程数据来源于樊纲等(2011),由于该数据最新年份仅到2009年,因此,我们将2010-2013年需要的相关数据用2009年的数据替代。除市场化进程数据外,其他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在删除所有者权益为负、ST类公司、金融业类公司以及数据不全的公司后,共得到5621个观测值。本文数据处理和经验分析通过Stata11.2软件进行。

(二)模型建立与研究变量为了检验假设1,设计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2,设计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变量的含义及衡量方法见表1所示。我们主要关注α1和β2大小、符号和显著性。若假设1和假设2成立,则α1和β2均应显著大于零。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民营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融资的现状。应付账款(TC1)的均值是0.081,说明整体上,民营企业利用应付账款这种商业信用融资的规模还比较小。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以及预收账款总额(TC2)的均值是0.154,中位数是0.128,这说明在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中,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比例。从净商业信用(TC3)的描述性统计量来看,其均值和中位数均为负数,说明民营上市公司为其他公司所提供的商业信用大于从其他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而言还是一种较为稀缺的资源。表3报告了按公司规模大小统计的民营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融资现状。在大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的三个变量TC1、TC2、TC3的均值、中位数均大于小企业,并且这种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例如,当商业信用为TC1时,均值差异的t值和中位数差异的z值分别为8.28和7.91。这些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的规模越大,越能显著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

注:*、**、***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10%、5%和1%。

(二)回归分析

(1)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融资影响的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来源于对模型(1)的OLS估计。从表4中可知,无论因变量是TC1、TC2还是TC3时,企业规模(SIZE)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民营企业的规模越大,其所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也越多,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1。(2)市场化进程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表5报告了对模型(2)OLS估计结果。为了检验假设2,我们主要关注交互项SIZE×MSCORE的回归系数。当因变量为TC2或TC3时,交互项SIZE×MSCORE的回归系数为显著为正,这说明,当市场化进程越高时,规模大的企业能获得越多的商业信用以及净商业信用,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2。但当因变量为TC1时,交互项SIZE×MSCORE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仅有微弱证据支持假设2,其原因可能是TC1的值比较小,即民营企业获得应付账款这一种商业信用的规模比较小。整体上,表5的结果支持假设2。

注:括号中的数据为调整异方差后计算的t值;*、**、***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10%、5%和1%。

注:括号中的数据为调整异方差后计算的t值;*、**、***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10%、5%和1%。

(三)稳健性检验

假设民营企业规模越大,其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也越多。但也可能是,由于这些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融资较多,所以才更容易扩张,规模变大。即企业规模与商业信用融资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模型(1)(2)中企业规模(SIZE)是内生的。为了减少内生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采用上一期的企业规模(SIZE_1)作为自变量,然后再对模型(1)(2)进行OLS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在对假设1的检验中,SIZE_1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即考虑企业规模的内生性后,假设1依然得到验证。交互项SIZE_1×MSCORE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当因变量为TC2时,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些结果基本上仍然能验证假设2。

五、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规模大的民营企业比规模小的民营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市场化进程交不直接影响民营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融资,但会对企业规模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即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企业规模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强。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整体上采用商业信用融资的规模还比较小,要使民营企业更多的获得商业信用融资,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提高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使民营企业能在经济活动中与国有企业获得一样的公平地位。此外,政府还必须通过政策扶持使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注:括号中的数据为调整异方差后计算的t值;*、**、***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10%、5%和1%。

参考文献

[1]江伟、曾业勤:《金融发展、产权性质与商业信用的信号传递作用》,《金融研究》2013年第6期。

[2]李文昌、李雷生:《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影响因素研究》,《财会通讯》2015年第2期。

[3]陆正飞、杨德明:《商业信用:替代性融资,还是买方市场?》,《管理世界》2011年第4期。

[4]余明桂、罗娟、汪忻妤:《商业信用的融资性动机研究现状与展望》,《财会通讯》2010年第6期。

[5]蔡吉甫:《财务报告质量与公司商业信用模式选择研究》,《财经论丛》2014年第9期。

[6]闵剑、戈功业:《从利益相关者行为视角构建企业融资风险预警仿真模型》,《财会月刊》2015年第23期。

[7]Love I,Preve L A,Sarria-Allende V.Trade Credit and Bank Credit:Evidence from Recent Financial Crises.Financial Economics,2007.

[8]Kestens K.,Cauwenberge P.V.,Bauwhede H.V.Trade Credit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Dur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Accounting and Finance,2012.

市场结构、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 篇2

1技术创新中竞争与垄断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结构。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的观点,认为在技术创新方面,完全竞争市场要优于其他市场结构。K.Arrow(1962)[3]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讨论与发明相关的资源有效配置问题,认为发明的资源配置与其他产品的资源配置性质相同。然而,现实经济的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非独占性(Inappropriability)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导致资源配置达不到完全竞争时的帕累托最优。但这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错误,而是现实市场结构达不到完全竞争程度的要求。所以,Arrow提出应改善由于上述因素导致的经济系统中某些失效机制(Devices),使市场结构向完全竞争靠拢,从而促进与发明相关资源的有效配置。正是由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参与者获得的创新激励大于垄断者,所以Arrow认为完全竞争市场更有利于技术创新(J.Metcalfe,1995)[4]。

与完全竞争市场极端相对立的是垄断市场。J.Schumpeter(1999)[1]认为大企业有利于技术创新,而其所指的大企业就是市场上只有一个卖主的垄断企业。J.Galbraith(1972)[5]从制度角度也提出了相似观点。竞争性企业由于其内部效率,尤其是技术效率的低下,实际上导致对技术创新机会的浪费;而大规模控制企业已成为经济进步最强有力的机器。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本较高,这必然导致那些有资源且规模相当的企业才能胜任。在现实世界中,大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价格由他们决定,费用由他们支付,他们是管理价格的寡占者,因此他们自定价格,让那些没有自主性的消费者来偿付,同时也迫使消费者的口味去适应它的产品”[6]。

2 “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

M.Kamiem、N.Schwartz(1982)[7]认为,完全竞争和垄断都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而介于两者之间某种程度的市场结构最适合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即“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Scherer,1967[8];Nelson、Winter,1978[9])。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一般情况下规模较小,不具备垄断实力,不能保证技术创新所带来收益的持久性;垄断企业虽然拥有保证创新收益持久性的垄断力量,但其缺乏必要的竞争,难以调动垄断企业的创新积极性Stigler(1956)[10]发现在1899—1955年,美国各产业中人均产出明显增加的行业基本都表现出垄断程度逐渐减弱的趋势,即技术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与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是相关的。Nickell(1996)、Okada(2005)分别基于英国和日本的企业面板数据,在竞争与企业绩效研究中得出竞争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结论[11]。

W.Maclaurin(1949)[12],A.Bright(1949)[13],R.Schlaifer、S.Herson(1950)[14]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已建立企业而言,新企业的诞生对于将一种新技术引入市场是必要的。F.Scherer(1984)[15]认为,在不存在市场进入可能性的情况下,垄断竞争市场比垄断市场具有更强的新产品创新动力;而在允许市场进入的情况下,无论是垄断竞争市场还是垄断市场,该市场上的原有厂商在面对市场进入者和潜在进入者时,具有相同的新产品创新动机,以阻止竞争者进入。刘黎清(2001)[16]认为,在垄断竞争市场中,由于消费者的偏好不断改变,企业为满足市场需求,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必须在产品差别化上下工夫。余东华(2006)[17]认为,技术创新过程对于在位企业是一种“自我替代”过程,不确定性越大,在位企业实现“自我替代”的成本就越高,创新动机就越小。

持“市场竞争有利于技术创新”观点的学者主要从市场竞争带来的企业竞争压力方面进行分析,但是创新主体在进行技术创新时,只存在创新压力是不够的。因此,从技术创新能力方面以及从维持、保护创新收益等方面的分析,导致了“垄断因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观点。

2.2垄断有利于技术创新

C.Freeman(1997)[18]认为,在发明工作的初期以及费用少但更具开创性的创新中,小公司相对而言占有某种优势;而在发明工作的后期以及改进和扩大最初重大成就时,大公司则占优势。W.Maclaurin(1954)[19]认为大企业设置进入障碍对于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使其在降低创新成本和维持或扩大市场占有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W.Cohen(1995)[20]的实证研究认为,大企业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大企业可以在并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上获得用于研发的资金;二是企业的研发工作也存在规模效应;三是大企业有足够的市场销售能力从而可以确保获取更多的创新收益。R.Nelson(1959)[21]引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1953年的调查指出,至少从研发支出上来说,大企业在研究与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375个雇员超过5 000人的大企业实施了占该行业70%的研发活动。E.Mansfield(1963、1964)[22,23]、J.Worley(1961)[24]、W.Fellner(1951)[25]的研究表明,寡头垄断市场对新产品的竞争有极大的促进作用。Y.Brozen(1965)[26]、D.Hamberg(1964)[27]、I.Horowitz(1962)[28]在两位或三位数行业分类基础上定量研究了市场结构与专利发明的关系,认为企业规模和专利发明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一般而言,企业规模越大,越能承受创新的高风险性、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形成创新和生产规模效应的能力越强,并且有实力独占创新收益(Cohen、Klepper,1996)[29]。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惯性理论”(Inertia Theory)也开始起作用(R.Chandy、G.Tellis,2000)[30]。因为随着企业员工数量的增多,官僚机构出现,层层审批的管理制度必然延迟创新项目的选择,这些因素对大企业的创新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

3 SCP框架的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

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出现了以哈佛大学为核心的产业组织学派。其构造了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经济绩效的分析框架(即SCP框架)。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进而决定经济运行绩效。受有效竞争理论的影响,哈佛学派重视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和市场效果的影响,又被称为“结构主义学派”。

以W.Baumol(1982)[31]的可竞争理论和G.Stigler(1983)[32]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对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发起了挑战。可竞争理论认为,只要市场上存在潜在进入压力(ContestBound等(1984)[33]发现,研究开发强度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表现为U型曲线。而F.Scherer(1967)[8]、Aghion(2005)[34]、R.Levin(1985)[35]通过对不同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与创新强度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

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争论触及到本文的核心,即市场结构、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下节利用最优专利保护期模型的分析,本文认为,市场结构、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们是通过“预期利润”因素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而企业创新行为又对市场结构和企业自身规模产生反作用。市场结构、企业规模并非技术创新的动因,而是一种中间因素。

4市场结构、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最优专利保护期”模型分析

市场结构、企业规模方面的争论是基于不同市场结构和企业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而展开的。实际上,从这2个方面进行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对两种力量的地位、作用的不同理解以及两者之间的对比分析进行的,即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机。任何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有原因、有动机的;但只存在动机是不够的,行为主体还需要具备行为能力。只有这2个方面条件同时具备,行为才可能发生。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同样需要有创新的动机和创新的能力。本文利用F.Scherer(1984)[15]提出的最优专利保护期模型(见图1)来表述以上分析的实质。

从市场结构方面进行分析的观点,无论是支持竞争还是赞同垄断,都认为市场结构是因,技术创新是果(哈佛学派观点)。但在文献综述部分已明确指出,无论是J.Schumpeter还是A.Marshall都认同市场结构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芝加哥学派观点)。F.Scherer(1984)的图形分析,也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的。函数B=β(RD)α表示企业从技术创新的R&D支出中获得的每期成本节约,R&D支出是一个总量折现值。α<1,表明R&D支出带来的企业成本节约是递减的;函数Q(B,T)表示由每年的成本节约B和专利保护期T决定的企业技术创新总收益的折现值。假定每年的收益不变,根据专利保护期T的不同,Q(B,T)可以用图1a中的直线表示,T越大(T2>T1),企业的收益也就越大。B(RD) 和Q(B,T)之间的距离表示技术创新的可能收益(图1a中的粗线表示在T1和T2下的最大收益)。随着专利保护期的增加,企业的收益变大。Scherer将曲线B(RD)简化为图1b中的折线,这样做的直观理解是技术创新往往被认为是突破性的,而这种突破带来的收益可以看成是稳定的。

利用最优专利保护期模型具有以下优点:第一,将市场结构分析中关于“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的讨论与“预期利润”统一在一起,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第二,市场结构中垄断力量的强弱可以用专利保护期T间接表示。企业的垄断力量实际上就像获得了一种专利保护,具有排他性,T越大表示垄断性越强。第三,模型中的变量RD、B、T、Q可以很好地描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适合讨论从市场结构方面分析技术创新动因的观点。

Q是B的函数,而B又是RD的函数。结合这2个方面,本节首先从“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与RD支出之间的关系开始分析。RD支出是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实际投入,是代表技术创新程度最合适的变量。市场结构分析中关于上述关系的讨论可以用表1表示。

无论在何种市场结构中,“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对于RD支出都起着相反的作用。因此,市场结构对于RD支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图1b中可以用FG段的移动来表示RD支出,因此,“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使得RD支出存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的力量(如图中箭头所示),因而也就无法准确判断两者较量的结果。RD支出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B(RD)的不确定性,即图1b中GH段移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对于B(RD)整个函数而言,由于RD支出的不确定性,B(RD)的形状也是不确定的,尤其是在关键的F和G两点。

接下来分析函数Q(B,T)。按照本节的设定,T的大小可以代表市场中的垄断强度。因此,市场结构对于T的影响是确定的。随着垄断程度的提高,T值也越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直线Q(B,T)向右旋转。但是因素B对于Q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即便可以确定T对Q影响的方向,但是由于B的存在,使得不同市场结构对于Q的影响作用难以确定。所以,直线Q(B,T)在图1b中的移动方向也是不确定的。因此,从市场结构方面分析的观点仅仅是从实证角度说明市场结构与其技术创新之间所表现出的相关性,而并没有理论分析上的支持。市场结构方面的分析所期望达到的就是图1c所显示的一种底线状态。即从实现预期利润的角度,市场结构中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相互作用,达到A.Marshall所设想的那种规模经济和竞争,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均衡。图1c中的关键点G*由B/RD决定,即当存在预期的利润时,技术创新行为才会发生,或者说当“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使Q(B,T)穿过G*或者在G*的右侧时,技术创新行为才可能发生。

因此,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导致从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两方面讨论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不确定性。由于市场结构方面的分析并没有考虑利润因素,因而,市场结构不是技术创新的动因,只是影响它的中间因素。

5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与预期利润

技术创新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是一种不可完全进行预测的经济活动。从新技术构想的出现到完成商业化应用并被市场所接受,这一过程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也正是由于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才使现实经济中人类行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更好体现。综上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企业规模的讨论,本文的观点介于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间,即市场结构在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中扮演着中间变量的角色。通过最优专利保护期模型分析,市场结构作为连接预期利润和技术创新行为的中间因素,在不确定性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摘要：市场结构中的竞争与垄断因素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通过总结学术界围绕M.Kamiem和N.Schwartz(1982)“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讨论,利用“最优专利保护期”模型,探讨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对SCP框架的争论,提出市场结构是连接技术创新行为与技术创新动因(预期利润)的中间因素。在技术创新不确定性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市场结构对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信用卡市场规模与结构 篇3

一、完善和健全审计市场结构

影响和决定审计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包括:市场集中度、事务所规模、法律法规、市场份额、审计市场进入退出壁垒、审计师的行业专长等。完善和健全审计市场结构是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发展的前提或基础。

(一) 培育高集中度的寡占型审计市场。

垄断型和过度竞争型的市场都不是我国审计市场发展所需要的, 前者不利于公平竞争、审计质量提高, 也不能满足消费需要, 后者则不利于提高审计效率、规模经济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寡占型市场结构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降低成本;缩小上市公司选择事务所的空间, 提高对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的30多年间,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先后经历了恢复重建、规范发展、市场化发展和国际化发展四个阶段, 在数量、质量、规模、人员、经验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在规模化发展上也呈现了以下特征:出现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有限公司、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等几个大所;证券、期货从业资格门槛的不断提高促进了事务所的新一轮合并, 目前业务收入达到1亿元的事务所超过30家。这些为高集中度的寡占型市场奠定了基础。

(二)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应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手段, 引导或推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化发展, 进而形成高集中度的寡占型审计市场。结合我国当前情况主要有:第一, 推动完善和出台独立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法》等相关法律规范, 明晰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职能定位、执业行为、质量标准等, 还要规定从业人员的标准和素质, 提高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等, 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的、长期而标准的法律保障。第二, 继续研究、推动与协调落实《证券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破产法》等有关上市公司审计、合伙企业审计验证、公司法定审计、破产清算管理人等制度安排。加强和推动我国审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接轨, 完善会计制度, 不断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的业务水平。第三, 加大行政、刑事责任处罚力度, 提高违规成本, 弥补民事责任赔偿机制的空白, 增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风险, 约束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行为, 引导其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三) 从监管层面为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提供便利。

对于我国审计市场而言, 合并有助于扩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打破市场分割, 形成寡占结构, 这是形成有效市场结构的最快捷途径。合并是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相互选择的一种市场行为, 监管机构应将精力放在为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创造便利条件上, 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不再要求报送各地财政部门, 同时对合并后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不做具体要求。按市场机制操作, 即确保注册会计师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自主选择合适的合并及重组对象, 而决不能实行政府强制。

(四) 提高市场主体的准入标准。

一是机构准入标准, 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专业机构而非有资本就能准入的, 提高行业的进入门槛, 有利于为会计师事务所树立真正的专业形象。同时, 市场准入资格的提高, 也向社会公众传递审计产品质量高, 审计意见值得信任的信号。另外, 提高审计市场主体的准入资格加大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成本, 减小了会计师事务所的降价空间, 保证了审计的最低成本和审计产品的最低质量。除了从法律法规层面进行设计 (例如提高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低资本金) 外, 在实际审批、执行或监管中要严格进行要求。二是从业人员准入。注册会计师的资格认证政策决定了一个时期内注册会计师的人数, 也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竞争程度。为优化人才竞争状况, 政府或有关行业主管机构可通过对合格分数线的掌握以及提高注册会计师考试的难度, 通过提高标准、严格要求的考试制度, 加大进入会计师事务所门槛的难度, 使选拔出的注册会计师适应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

(五) 鼓励和引导多元化、专业化以及跨区域发展。

多元化应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市场定位的重要选择, 也是其为改善国内审计市场结构、分散经营风险并发挥示范效应的重要体现。多元化服务, 就是要形成执业特色, 与主要竞争对手在服务对象上各有侧重, 形成专门化分工;要调整知识结构, 吸引和培养不同领域的专家型人才。在专业化方面, 要形成一部分有经营特色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一批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由区域市场向更广泛的市场发展, 消除审计活动的地域性尤其是证券审计市场的地域性, 可以避免来自当地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当地企业的种种牵制, 有利于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 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六) 不同规模的市场主体合理配置, 有序竞争。

即大中小型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要有合理的数量配置、行业和区域配置关系, 同时要有合理的竞争关系。在不同客户类型的市场上,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方式、工作绩效和市场定位都不相同。大所的规模优势主要体现在大客户, 中小所的市场定位要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在大客户市场上, 地理位置分散、客户规模大、业务处理复杂, 不是中小所的目标客户。在小客户市场上, 代理成本较低, 客户业务也相对简单, 不存在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要求。也就是说市场需求的多层次性要求大中小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数量上要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 在业务运作中共同存在并形成合理的竞争关系。再进一步, 我国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要以中小型企业审计和相关专业服务为主导, 走适度专业化和多元化的道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要以大型企业审计和综合服务为主导, 走适度专业化、综合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大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是相辅相成和互为补充的, 在鼓励大所走规模化发展道路的同时, 小所也要根据自身便捷、灵活的特性, 开展多样化的服务。

二、规模化发展的原则或价值取向

(一) 执业标准统一。

执业标准是会计师事务所按照相关具体审计质量控制准则与审计准则的要求所制定的, 是在执行审计业务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标准。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 制定和实施的执业标准也许并不完全一致, 这就将导致其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存在着差异。通过合并方式组成的会计师事务所集团是由不同的单个会计师事务所通过签署有关协议组建而成, 由于各自的执业水平与执业经验的不同, 加之执业标准的不统一, 使得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两者一旦合并而组成一个统一的事务所集团, 其为客户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应保持同质性, 这样才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集团品牌和声誉的建立。做到质量控制、执业标准和人员培训的三统一, 而执业标准的统一是基础。

(二) 成本效益兼顾。

规模经济会使企业平均成本随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增加而下降。会计师事务所的日常经营活动中, 会产生内部风险控制成本、管理成本、客户服务的成本、员工的培训成本等各项成本开支, 公司规模化扩展达到一定程度后, 应该时刻注意通过有效的管理, 使这些成本占业务收入的比例降低, 最终实现规模经济, 从而保证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发展能够产生高效益。

(三) 防范规模化风险。

规模化风险是指会计师事务新建、合并或重组等形式的规模扩大过程中, 存在的遭受经济、名誉等风险或损失的可能性。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是一个复杂的组织运用和人员、文化的整合过程, 其涉及因素的多元性、过程的复杂性, 使规模化的实施与规模化经营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从规模化战略的制定、实施到规模化后的经营管理及重整, 其间所伴随的诸多不确定因素, 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此, 在风险控制中推进规模化发展, 一方面, 要对规模化实施前期的风险进行分析, 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和对合并方的情况与自身实力了解不充分, 或因法律、政治、文化等原因, 而导致规模化失败。另一方面, 要对规模化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分析。尤其是通过合并、集团化等方式进行规模化的过程中, 不同人员、组织、业务以及文化的相互重整, 往往因合伙人思维方式、经营理念、不同组织形成的历史渊源、组织文化差异性等原因, 使会计师事务所成长阶段的重整失败, 例如出现执业质量下降, 成本居高不下, 管理失控, 以及组织灵活性变差, 成本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等, 表现出规模的不经济和规模化的不合理。

三、在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中抓好五个方面的有效整合

(一) 自上而下抓好组织机构的合并与重组。

组织机构是整合的基础。首先要整合董事会 (合伙人管理委员会) 。合并后的董事会应考虑其组成结构的合理性。董事会的组成, 应保持合理结构和合理规模, 除了保持知识结构的合理性也要保持地区结构的合理性。董事会应在保留其法人治理性质前提下, 同时以执行合伙人会议的形式来出现, 在执行和经营总负责的层面上, 促进合伙理念的磨合, 在资本纽带上标注上人合的前提, 两方面共重, 以解决公司制和合伙制之间的矛盾, 融合会计师事务所历史环境与发展特性之间的空隙。董事会按其总、分所的经营业绩、区域发展战略与资合比例来调整人员组成, 充分体现跨地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运作特征, 为实现区域统筹发展打下基础。

(二) 有效进行经营战略的重构和企业文化的重建。

一方面, 在统一经营理念基础上, 要针对经营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 结合自身优势与劣势, 提出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实现的新的经营战略。另一方面, 实现不同企业文化的共通融合。企业间的文化整合与并购重组是相伴而生的, 并购企业文化的冲突往往导致核心员工、关键高层管理人员及客户资源的流失, 严重的会导致并购的彻底失败。因此, 要建立以诚信理念为核心的先进文化, 将诚信理念作为核心不仅是一个文化理念, 也应当是行业文化建设的一个方向;坚持正确的文化整合原则, 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要坚持动态创新、优势互补、加强协作和亲情沟通的原则;会计师事务所可根据自己的特点合理选择文化整合的模式;掌握文化整合的操作程序, 文化整合要根据其特点、内容、模式不断实现创新, 动员一切资源, 为改变企业文化, 必须有训练、指示、实例、教导、强化以及对新作风予以支持的配套制度。

(三) 有效整合与使用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会计师事务所最重要的资源。合并使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呈现出人事、组织、政策和规章等方面的变革, 员工可能面临职位调动、工作内容的改变、裁撤及适应新的企业文化等, 可能对其身心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解决人力资源问题必将对会计师事务所提出新的人力资源整合诉求, 建立一套以人为本、覆盖人才的选、育、用、留的科学人力资源开发机制显得极其重要。必须建立制度化、规范化、公正化、科学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从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组织来讲, 人力资源管理应在互补增值, 激励与约束对称, 以人为本, 使用与培养并重, 稳定与动态管理相结合的管理理念指导下, 遵循竞争上岗, 择优聘用, 尾数淘汰的原则来进行。合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除了遵循上述的基本原则之外, 还要强调技能考评、项目调配、专业定级及知识培训等方面的统一性。

(四) 建立统一的审计质量标准。

审计质量是由独立性与专业胜任能力共同决定的。第一, 要培养相同的执业理念。由于区域间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各分支机构的服务领域、服务对象、发展速度等都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导致了执业理念上的差异。统一执业理念, 正体现了全面质量控制方法中的事前控制原则。第二, 要建立统一的专业标准。应当发挥人力资源的规模优势, 建立专业的质量标准研究部门, 博取各家之长, 建立统一的专业标准, 并在实践中从人力和业务资源的规模化优势中汲取执业经验, 并不断加以完善, 从而在知识管理方面形成良性的循环, 获得知识 (技能、执业理念) 上的增值效应。第三, 要建立合理的内部互查制度、专家委员会制度、科学授权制度、技术援助制度和技术交流制度等, 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

(五) 科学进行客户资源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