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驱动力

政府驱动力（精选11篇）

政府驱动力 篇1

摘要：善治业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日益流行的话语, 其普适性和价值性使政府善治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发展壮大对政府善治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推进政府善治必须建立完善的参与型公民社会, 加强公民教育, 健全完善民主政治, 以最终实现我国政府的善治图景。

关键词：政府善治,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公民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不断加强, 善政理念受到了善治理论的挑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 善治日益成为公共管理领域流行话语, 并被视为普适性的新的政治理念和政府运作方式。因此, 厘清我国政府善治的动力所在, 进而寻求实现政府善治的现实路径势在必行。

一、政府善治的内涵

要推动政府善治, 首先必须理清何谓“善治”。“善治”作为公共管理学的一个范畴, 顾名思义即为“良好的治理” (good governance) 。一般而言, 政府善治是以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为基本模式的社会治理过程, 是以最大化地实现社会和人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理想政治管理理念。其本真意义上可谓是“人本位”的管理, 是真正践行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理念的政府运作方式。一言以蔽之,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是现代政府治理的理想状态、最佳图景。它内在地要求公共管理过程的法制化、公开化、透明化, 体现的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对话式、合作式管理, 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协作关系。贯通这一人本化新式公共管理过程始终的基本要素必然是:公益性、法治性、参与性、公正性、合法性、责任性、廉洁性、回应性。

二、政府善治的动力

政府走向善治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赋权于民、还权与民的过程, 亦是公民重塑自我, 公民意识、民主观念日益强化的过程。“政府在其治理过程中应当保证公民的参与, 保持开放性和回应性, 以形成对社区、公民的需求持续回应的互动关系, 使各方共同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唯此, 政府才能从善政的一元得利走向善治的二元双赢。

1、公民社会的内含

对于公民社会, 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从社会学意义层面上讲, 其都被定义为民间组织。只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强调其“公民性”, 社会学意义上则倾向于其“中间性”。综其大意, 公共行政学视阈下的公民社会就是处于国家和政府之间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 它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 “主要由那些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构成”。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 (NGO) 、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利益团体、社区组织以及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 又可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 (the third sector) 。

2、公民社会的作用

与政府、国家组织的强制性、官方性等特性相比, 民间组织具有显著的自愿性、公益性、民办性、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可以说, “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政府善治。”因为, 只有在不断强大的公民社会基础上, 公民通过积极参与民间组织的途径, 才能从政府撤出的领域中接管更多的合法权力, 并汲取权利的合法性来源, 从而为民主化开辟广阔的社会空间。

政府善治的实质在于政府与公民间的良好沟通合作, 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 公民社会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媒介。一方面, 各种民间组织可以充分、及时地把其成员对政府的种种诉求、建议集中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 又可以把政府的方针政策及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成员, 使政府与公民能够达成信息互通、利益交流。正是在这一利益表达和协调过程中, 公民社会推动着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合作, 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善治。另外, “民间组织也是提高政治透明度的重要媒介”。这主要表现在:其一, 各种民间组织通过其团体的力量对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促使政府信息输出, 实现政治公开化, 满足其成员的政治知情权。其二, 一些具有咨询性的研究会、学会等社团本身就是为公民解读政府方针政策的“扬声器”, 同时借助自己的传媒体传播政治信息。

三、政府善治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各种民间组织雨后春笋般诞生, 并在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 我国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过程中还远未定型、成熟, 且具有鲜明的官民双重性。鉴于此, 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我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化进程, 为政府实现善治奠定坚实的基础。

1、完善民主政治

公民对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的参与、管理, 制度是关键。“政府善治, 事实上在于通过法定程序, 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制度化的渠道, 真正实现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协商和合作。”可见, 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是公民社会发展壮大, 日益成熟的制度保障。邓小平讲,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在善治理念下,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言, 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善治。不仅因为“善治理念是在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的体制框架内产生的”, 公民能否有效地参与到政府的合作管理中在很大层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充分的政治管理权力。只有当公民被赋予充分而具体的参与管理、决策、选举及监督权利时, 公民才能通过各种形式行使自己的权责, 与政府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因此, 必须健全完善民主政治, 使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各项权利得到应有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2、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政府善治的基础动力是公民社会, 各种民间组织则是构成公民社会的主体, 因而, 培育成熟的参与型公民社会就要积极发展民间组织。首先, 民间组织自主化。我国目前的民间组织从总体上来说, 是政府主导型的, 对政府机关的依赖性使其缺乏相对的独立性。积极稳妥地推进公民社会组织体制改革, 将原有政府直接统管的权力下放给民间组织, 还权于民, 扩大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管理权, 保证其自主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其次, 民间组织规范化。由于相应制度化、法制化规范的缺位, 各种民间组织鱼龙混杂, 指导民间组织活动的具体法律法规仍处于相当程度的空白状态。所以, 亟需探索出必要的规范条例予以指引民间组织的健康、快速发展。

3、加强公民教育

一个完善的参与型的公民社会, 具有参与精神的公民是不可或缺的。这就需要通过加强公民教育的途径, 建设参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 为政府善治提供基本的伦理道德支持。“参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为底线, 自由、平等、宽容、理性妥协、互惠互利, 以及理性公民内心真实的同意等是其基本内容, 它追求公共的善, 而不是政治权威的价值偏好。”建设参与型的公共行政文化, 有赖于公民的品性和态度。因而, 加强普遍性的公民教育势在必行。针对我国公民的现状, 应把强化公民权利意识、法制观念与民主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 综合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 同时向公民教授切实可行的政治技能, 使其有资格、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中, 能够以民主、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为政府善治的实现培养最基本的参与型公民。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民主与陀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谭功荣.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与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夏晓丽.政府善治与公民参与——基于治理的视角[J].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3) .

[4]何霜梅.善治视野下的公民参与[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2) .

政府驱动力 篇2

2010年09月13日 16时43分18

1主题分类: 劳动人事 农业农村

“农村”

“劳动力”

“就业”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意见

石政发[2010]3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积极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发展壮大劳务经济，是建设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民生、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意见》（冀发[2010]79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劳务经济摆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位置，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坚持市场就业与政府促进相结合、开发就业与劳务输出相结合、扩大就业与提高素质相结合、强化服务与体制创新相结合的原则，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城镇化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相协调，走出一条符合我市实际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路子。

（二）目标任务。逐步健全完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五个体系”，即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工作和组织体系；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体系；城乡统一、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市场引导、政府促进、社会参与的培训体系；覆盖面广、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到2015年底，全市转移农村劳动力达到223万人，比2009年底增加90万人。其中，就地就近和市内转移就业60万人，劳务输出30万人。农村劳务收入达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5%以上。

二、多渠道多层次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三）拓展农村就业空间。坚持“突出特色、做强畜牧、提高菜果”的发展方向，加快实施新一轮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各县（市）、区要根据当地实际，大力发展牛奶、肉类、粮油、蔬菜、果品五大加工业，推进农业产加销一体化。依托区位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加快县域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要发展农村服务业，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商品批发市场，加快农村金融、农林牧渔、综合技术等服务体系建设，合理开发旅游等特色资源。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快发展。通过以上措施，吸纳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四）加快城镇化发展，使之成为集中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载体。各县（市）、区要借助推进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工作，提高县城和中心镇规划建设水平，加快养老服务、社区服务、家政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就业渠道，更好地发挥联结城乡、扩大就业的重要作用。

（五）支持农村中小企业发展，放宽市场准入。按照“非禁即入”原则，凡法律法规未禁入的所有行业和领域，一律对农村中小企业开放。申办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金限制，且无需审验注册资本金。

（六）强化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劳务输出地要主动与劳务输入地加强信息沟通、政策协调和工作配合，抓好劳务基地建设，建立定向招聘、定向培训、定向服务、定向输出的劳务协作机制。把京、津等周边地区作为我市劳务输出的主要市场，扩大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务合作，拓展国际劳务市场。根据人文、历史和已经形成的就业优势等特点，面向主要劳务输入地市场需求，打造一批经得起市场检验、能够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劳务品牌。特别要围绕当前京津用工需求量大的家政、保安、物流等服务型产业，有针对性地培育劳务输出品牌。各县（市）、区力争在两年内培育出1个有自身特色和市场美誉度的省级劳务品牌和2个市级劳务品牌。扩大劳务输出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对组织向市内外、省内外输出劳务的职业中介机构和劳务派遣企业，按照县外省内输出每人100元、省外200元、境外500元的标准给予劳务输出补贴。

（七）鼓励农村劳动力创业和返乡创业。各县（市）、区要为农村劳动力创业提供税费减免、小额贷款、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以及用地、用电、用水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持《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从事个体经营的（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取得营业执照3年内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从事个体经营自有资金不足的，可申请最高不超过5万元（符合条件的妇女8万元）、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的小额担保贷款。农村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当年新招收持《就业失业登记证》人员达到规定比例并签定1年以上

劳动合同的，可申请不超过200万元、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的小额贷款。对于有发展前景、增加就业、还贷及时的，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审核，可适当增加贷款额度或给予二次贷款。各级政府要支持返乡创业人员投资兴办科技型、外向型、农产品加工型等创业项目，将其纳入本地招商引资范围，享受与外地客商同等优惠政策。各地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创业园区建设，为有创业愿望和创业项目的返乡创业人员提供创业扶持。村庄整理节约的土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纳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计划，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内选址，主要用于农村劳动力创业基地建设和产业聚集发展。

（八）改进小额担保贷款工作模式。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统一与经办银行进行协商，根据当地担保基金筹集情况，以协议方式按照不低于担保基金3倍的规模确定小额担保贷款额度。担保机构负责审核贷款人资格条件，对项目可行性和偿还能力进行评估，并承担贷款回收责任；银行负责按协议发放贷款。各县（市）、区要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补充担保基金，市级财政根据小额贷款发放、回收情况对各地担保基金和贴息资金适当给予补助。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要建立小额担保贷款担保基金代偿评估核销机制，定期对担保基金代偿金额进行审核核销。各县（市）、区团委要根据当地实际，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共同做好农村青年就业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工作。

三、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力度

（九）大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民工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各县（市）、区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要，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继续实施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远程教育等现代手段，向农民传授外出就业基本知识。支持用人单位建立稳定的劳务培训基地，发展订单式培训。在培训方式上，坚持以脱产培训为主，采取集中授课、现场指导、系统培训、技能培训等方式，扩大培训覆盖面；在培训对象上，要区分不同群体，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开展实用技能培训、上岗技能提升培训和劳动预备制培训；在培训内容上，坚持面向市场，以实用技术为主，专业设置、课程结构、培训内容、培训方法都要围绕就业目标及时调整；在培训渠道上，在充分利用已有的农村中等职业学校、乡镇成人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基础上，每个县（市）、区要重点培育和扶持至少一个基础好、规模大、有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单位，使之成为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骨干力量。各县（市）、区团委要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共同做好农村青年就业创业培训工作。

（十）认真编制农村劳动力培训中长期规划和规划。各县（市）、区要从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培训资源实际出发，认真编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中长期规划和培训计划。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作为推进党员“双育工程”的重要内容，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凡在法定年龄内有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都要纳入培训范围，使有培训需求的农村劳动力都能得到一次以上的技能培训，掌握一项适应就业需要的实用技能。

（十一）充分利用社会各类培训资源，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规定的条件、程序，通过招投标方式，面向全社会选择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定点培训机构，并向社会发布。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基础好、规模大、有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学校，使之成为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骨干力量。

（十二）统一补贴标准，对尚未就业城乡劳动力开展免费就业培训。就业培训的主要形

式包括技能储备培训、订单定向培训、创业培训、在岗技能培训。培训补贴按全省统一确定的培训补贴标准执行：创业培训补贴标准每人不超过1000元；其它三种培训补贴标准每人每课时4元，补贴数额最高不超过1600元。每人每年只能享受一次就业培训补贴，不能重复享受。培训补贴采取政府购买培训成果与就业挂钩的申领办法。采取个人申领有困难的，可以由定点培训机构与参加培训人员签订协议并垫付培训费，按规定申请培训补贴，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复核后，由财政部门将资金拨付培训机构。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初次通过技能鉴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按规定享受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十三）各县（市）、区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的全程监管。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和转移就业台账，对培训对象实行实名制管理。严格补贴对象审核和资金拨付，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就业培训工作开展情况，接受监察、审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制定农村劳动力培训质量效益评估指标体系，积极探索第三方监督机制，委托有资质的社会中介组织对定点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估。

（十四）扩大城乡技能就业扶助计划实施规模。市财政逐步加大技能就业扶助的资金支持力度，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城乡困难家庭子女免费就读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毕业后推荐就业，实现“就业一人、脱困一户”的目标。

四、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质量

（十五）各县（市）、区要统筹规划，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及相关设施建设，完善职业供求、劳动力价格等信息发布平台，实现网络到乡、信息到村、服务到人的精细化管理，为农村劳动力就近查询用工信息和开展网上职业介绍提供方便。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市财政部门认真抓好国家基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建设试点工作。

（十六）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创业指导中心，积极做好创业咨询、创业指导、项目收集发布、师资培训、创业培训和创业实习等创业服务工作。

（十七）各县（市）、区要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充实人员、落实待遇，确保队伍稳定。按照国家、省和市委、市政府的规定要求，乡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要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落实编制，列为财政基本保证事业单位。各社区聘用劳动保障协理员原则上不少于2人，工资待遇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确定，并逐年适当增长，缴纳社会保险费。乡镇（街道）、社区聘用的劳动保障协理员的人员和工作经费由当地财政安排（具体办法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省财政部门规定执行）。各行政村要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重要工作职责，由村两委主要负责人担任信息员，负责本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动态管理等基础工作。

（十八）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制度，农村进城求职劳动者与城镇失业人员享受同等就业服务。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重点落实好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免费服务制度、专项服务制度以及信息服务制度。要做好岗位信息的收集、整理、发布工作，组织开展招聘洽谈和“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下乡活动，为用人单位和农村劳动力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将每年春节后第二个工作周作为“农村劳动力输出服务周”，结合“春风行动”，统一组织开展劳务输出对接洽谈活动。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开办职

业中介机构，促使其规范运作、合法经营。开展职业中介机构信用等级评定工作，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批“放心职业中介机构”名单。

（十九）做好农村劳动力资源管理基础性工作。统计部门要把农村劳动力的现状、结构等指标纳入统计范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依托现有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对农村劳动力管理实行统一台账、统一报表，建立农村劳动力数据库和劳务输出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切实掌握劳动力资源底数、外出去向和收入报酬等情况。

五、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权益保障工作

（二十）各级各部门不得对农村劳动力就业设置专门的登记项目和职业工种限制，不得设置针对农村劳动力的收费项目。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及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立项、审批和办证手续。

（二十一）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确保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不得在承包期内收回或调整农村转移就业人员的承包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在农户自愿、有偿的前提下依法进行。

（二十二）认真落实《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石政发[2010]13号），进一步放宽城镇落户条件，有序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降低农村居民到市区、县城和小城镇落户门槛。对涉及在我市1+4组团、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县、重点区域及高新区、滹沱新区等地居民的户口迁移政策，要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石家庄市公安局关于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县（市）、区和重点区域三集中拆迁户户口迁移的意见》（石公户发[2010]60号）文件，执行特殊户口迁移、登记制度。以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有序转移到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权力保障和服务。

（二十三）凡是招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为农村劳动力缴纳社会保险费。引导不具备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农村劳动力在户籍所在地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村劳动力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其它农村劳动力根据实际情况，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做好农村劳动力基本医疗保险关系接续、异地就医和费用结算服务工作。重点推动高风险行业、餐饮等服务行业和乡镇企业参加工伤保险。

（二十四）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企业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工资储备金和群体性事件应急工作机制，督促企业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教育部门要将农村转移就业人员子女纳入当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范围，落实以公办学校为主、输入地为主的农村劳动力子女入学相关政策；卫生部门要进一步改善农村劳动力就医条件，加强职业病防治和农民工健康服务；计划生育部门要做好农村外出就业人员及家属的计划生育工作，推动建立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和输入地协调配合的农村外出就业人员计划生育管理体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农村劳动力权益维护工作。

六、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组织领导

（二十五）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促进就业工作的协作机制。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纳入当地就业总体规划，作为政府考核目标，严格进行考核。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履行职能，落实责任，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妇联、共青团、残联等社会团体组织作用，加强协调、统筹推进，形成合力，确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任务和相关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二十六）政府驻外办事机构要承担劳务输出服务的职能，把调查当地劳务信息，加强对农村转移就业人员的管理服务、维护权益作为重要工作，加强与驻地有关单位、企业的交流协作，帮助解决农村转移就业人员的实际困难。

（二十七）各级工会、共青团组织要按照“因地制宜、灵活设置、便于管理”的原则，在劳务输入地建立相应的工会、共青团组织，协助党组织做好农村转移就业人员的思想教育和维权工作。各级工会维权服务机构要将农村转移就业人员纳入维权工作范围，配合驻外劳务服务机构和工会、共青团组织做好维权工作。

（二十八）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表彰奖励制度，市政府每年要对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县级政府、政府部门、培训机构、成人职教学校、职业中介机构、劳务派遣企业、社会团体、各类服务组织及个人和优秀务工人员、贡献大的返乡创业成功者进行表彰奖励。

（二十九）各县（市）、区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方针政策、经验做法和先进单位、优秀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成功者的优秀事迹，将创业致富光荣的思想宣传到村、深入到户，扩大宣传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良好氛围。

声讨日本政府，是我活着的动力 篇3

坐在记者面前的柏西·科维纳斯女士（下文称柏西）说：“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心里当时真的不知有多高兴，美国把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日本终于投降了。因为我一天也不想在日军的集中营呆下去了，我受够了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残暴地痛打我母亲。与其每天在这样的阴森、恐惧中度日，我宁可去死。”

今年76岁的柏西，是一位和蔼、乐观、身体健朗又有活力的老人，但说这些话时，她的目光中充满了复杂的神情。如果不是拿出她1942年在印尼时的照片，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满头白发的荷兰老人，会和远在太平洋上的爪哇岛日军集中营有什么联系。

柏西说，在日军集中营那段记忆，缠绕了她一生，有彻骨之痛。

4岁被押进日军集中营

柏西的父亲名叫卢斯恩·科维纳斯，是一位牧师。在上世纪30年代，他和很多荷兰的公职人员一样，被荷兰政府派往印尼，担任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的牧师。1938年6月，柏西出生在父亲工作的印尼爪哇岛。然而，她们一家人只安稳生活了3年多，就因日军的占领被打乱了。柏西拿出一张东南亚的地图，指给记者看，她说：“早在1940年底，荷兰和英国就讨论太平洋地区的防务问题了，但是没有实质进展。1941年，日军登陆加里曼丹岛，很快将战火烧到了苏门答腊和爪哇岛。”

柏西像个小女孩，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日本兵像灾难一样，突然降临。我记得1942年的一个晚上，有很多日本兵闯进了我家，要把父亲抓走，母亲拽着父亲不放，我和姐姐被吓得一起大哭起来。这时，一个日本兵扑上来，凶狠地打了我母亲几巴掌。父亲后来被关进了万隆附近的日军战俘营。第二天，我、母亲、姐姐被集中起来，和其他邻居们一起也被押送到爪哇岛战俘家属集中营。当时，我才4岁。”

据荷兰统计，二战期间，在印尼共有超过4.2万名荷兰军人被捕，超过10万荷兰人及其家属被抓进日军集中营。他们和其他被日军侵略的国家人民一样，惨遭蹂躏，在集中营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不知道这就是“慰安妇”

“母亲经常被打，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人也都是一样的遭遇，日本兵随时随地就会动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发泄对象。”柏西说，她的母亲很坚强，为了保护孩子们，忍辱负重地在日本人的皮鞭下活着。

“我记得当时每天吃得很少，食物应该就是今天用来糊纸盒的那种浆糊，即使这种浆糊，也从未吃饱过。到后期，集中营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我们很多人挤在一个通铺上，常常是一个母亲带着两三个孩子才有一张小床。房间里热极了。”在柏西的记忆里，大人们有做不完的繁重体力活，很多人抵抗力下降，各种传染病，如痢疾、黄疸、疟疾、霍乱等侵袭着他们。一旦有人患病，日本人就命令把病人强行抬走，病人几乎就没有生的希望。

柏西对记者说，或许因为终日生活在饥饿和恐怖中，她变得十分敏感，注意力专注，记忆力也极强。

有一天，日本兵接到命令，从集中营里带走了50名成年妇女。此后，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相同的命令，每次轮流带走不同的人。一次，所有的人都轮过了，还是差两个人，日本兵就揪出了两个女孩充数。她们才十三四岁，吓得跪在地上直哭。这时，两个“阿姨”站了出来，要求替换她们。第二天，其中一个“阿姨”回来了。她踉踉跄跄地走到床铺边，默默地坐在那里发呆。她眼眶淤青，脸肿得吓人，身上的衣裙都被撕破了，手臂、腿上全是青紫色的伤痕。等日本人不在的时候，大家才敢凑过来，帮她洗脸，扶着她躺下……

“我当时不知道，阿姨们被日本人带走后发生了什么，但我感到了无以名状的恐怖，因为另一个阿姨再也没有回来。我最怕的就是，有一天妈妈也这样被带走再也不会回来。对没回来的阿姨，日本人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人敢问。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她们被叫做‘慰安妇’。”

荷兰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在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揭露，当时几乎婆罗洲的所有白种男性都被枪杀或斩首，而很多人的妻子和女儿被日军轮奸，然后被强迫“征用”为日军的慰安妇，不论荷兰妇女还是当地的印尼妇女。

结束半个多世纪的沉默

“比起那些没能活着出来的人，我们一家算是幸运的。战争结束后，我们终于走出了集中营。”柏西说，离开集中营时，原本身材高大的父母都已是骨瘦如柴。

1953年，柏西被送回荷兰上学。她告诉记者：“我刚回到荷兰时，根本没法融入周围的人。在荷兰的亲戚们，甚至很羡慕我们一家在印尼的生活，说印尼那么暖和，不用挨冻受饿。可事实根本不是那样，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在日军集中营里的经历和煎熬。和他们解释，人们根本不相信，一同回来的许多阿姨，都选择了沉默。”

柏西当时心里很气愤，但又拿不出证据。“所以，我从那时起，就决心搜集证据并把它们保留下来。至今，我还保留着父亲在爪哇岛战俘营关押期间的登记表。”后来，柏西还写了一本回忆集中营生活的传记，并以荷兰文和英文出版。

柏西说：“现在，我能理解母亲那一代人为何选择沉默，不仅仅是羞于启齿，还有战争和日本人的伤害让她们不寒而栗，集中营的经历消磨掉了她们最后一丝尊严和勇敢，她们没有勇气去面对那段不堪的往事，不敢轻易触碰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

几年前，柏西遭遇了一次车祸，当时她被压在车轮下，生命垂危。“突然间，我想到了日本兵毒打我母亲的情景，我似乎一下感觉到母亲当时遭遇的苦痛。我躺在病榻上，非常想念我的母亲……这也更坚定了我揭露那段黑暗历史的决心，我要‘结束沉默’”。

柏西曾多次前往韩国、菲律宾等国，参加缅怀慰安妇的活动。“日本在二战时对战俘及其家属做出惨绝人寰的事，我不能再保持沉默，这段历史要让全世界的民众都知道。”

柏西说，最让她愤慨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不肯承认二战时所做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在欧洲，大家基本上不知道这些情况，日本这样厚颜无耻、毫无人性的做法，更激发了我的斗志。我要写书、整理资料，声讨日本。即使我们这代人都不在世了，还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声讨他们。否则，故去的灵魂无法安息。这也是激励我每天认真活着的动力。”

政府驱动力 篇4

初级阶段, 是我们在采访许多运营商和设备商物联网领域人士时, 其对我国物联网发展阶段的定位。在这样的阶段, 政府的作用固然重要, 而且各级政府确实肩负起了应有的重担, 然而, 一位设备商人士向记者坦言, 我国的物联网产业大多在低价值环节和领域大量投入、重复投资且无序竞争, 如果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 我国的物联网将面临大而不强的困境。

其实, 即便在资本市场, 所谓物联网企业分布的结构性问题也十分突出——在物联网概念股中, 几乎80%的企业与RFID相关, 远望谷、新大陆、上海贝岭等企业都属此类。

在物联网试点城市中, 北京市走得比较靠前。接近北京市经信委决策层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去年, 北京市政府启动了“感知北京”计划, 共组织实现物联网领域新增投资3亿元, 实现直接带动经济效益113亿元, 总计有8个项目已具备规模产业化条件, 相关市场总额达100亿元以上;“感知北京”工程涉及到6大行业的13类应用, 在城市管理、公众安全、智能电网三大领域成效较突出, 北京移动的二维码电子门票项目、北京联通的通信人孔井盖集中远程监控系统都包括在其中。

但他指出, 大多数企业积极参与“感知北京”计划, 缘于政府的资金支持, 这在当前物联网整体环境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理解, 但随着公众对物联网需求的猛增, 加速物联网深层次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的探索, 由政府主导过渡到市场驱动, 成为关键点。

爱立信中国及东北亚区技术部技术经理李娜告诉记者, 当前制约我国物联网大规模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首先, 标准不统一, 没有国家及行业标准, 很多物联网小型应用系统都是自成一体, 采用私有通信协议, 导致不同厂家系统和方案无法互通, 不易扩展;

第二, 物联网应用主要体现在各个不同的垂直行业应用, 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农业、智能家居等, 每个垂直行业应用都需要端到端解决方案, 其中涉及到多个不同的行业及部门, 如业务提供商、业务运营商、通信运营商、政府职能部门、垂直行业主体部门/公司等, 整个产业链的建立以及跨行业合作运营的业务模式还远未成熟;

第三, 物联网的应用种类繁多, 各有各的特点, 但也有很多共性, 如何将这些共性挖掘提炼出来使其服务于不同行业, 将极大降低研发及产品成本, 这些应用一旦大规模实施, 势必会给现有网络带来巨大的影响, 现有网络应如何应对, 如何通过新的技术甚至架构来解决这些新的问题,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以上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只有这样, 物联网才得以大规模、有序、健康的发展。

政府驱动力 篇5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市场对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与服务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资金链融合，加快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协同创新、转化应用和环境建设，全面提升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二)主要目标。到2020年，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比较完善，科技资源和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取得明显成效，科技创新活力大大增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型经济形态基本建成，努力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全面转变，全省主要创新指标达到或超过中等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水平。

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与开发（R&D)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2.8%，技术自给率达78%，每百名R&D人员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0.7件以上，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9件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28%，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6%左右。互联网普及率超过78%，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比例超过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单位GDP能耗降低到0.42吨标煤/万元以下。

二、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三)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健全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和环境监管等政策法规体系。改革技术创新项目的形成机制和支持方式，面向企业技术需求编制项目指南，吸纳来自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专家参与项目评审，遴选有条件的企业牵头组织实施产业导向类科研项目。营造鼓励企业创新的市场基础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和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

(四)强化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实施大中型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行动，到2020年，大型骨干企业普遍建有企业研究开发院，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建有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申报承担省级产业导向类科研项目的企业，原则上应建有省级以上研发机构。引导大型企业完善创新投入制度，牵头申报市级以上产业导向类科研项目的大型企业，原则上应为近3年享受过研发费用税前扣除、高新技术 企业税收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全面落实国有企业研 发投入视同利润的考核措施，各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安排适当比例的资金用于国有企业自主创新并逐年增加。(五)激发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技术创新、工业设计、质量检测、知识产权、信息网络、电子商务、创业孵化、企业融资、人才培训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与全过程的创新服务。重点支持建设一批面向中小微企业的综合性前孵化器、大型孵化器，形成网络化的创新服务体系。积极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参与囯有孵化器建设，探索发展一批混合所有制孵化器。充分发挥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引导作用，通过贷款贴息、研发资助等方式重点支持种子期、初创期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探索实施创新券制度。支持科技型企业研究制定上市路线图，引导企业通过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推动企业做大做强。

三、发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六)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定全省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方案，重点聚焦并力争突破计算与通信集成芯片、移动互联关键技术与器件、云计算与大数据管理技术、新型印制显示材料、可见光通信技术及标准光组件、智能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干细胞与组织工程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抢占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制高点。深入开展主导产业专利态势分析、预警及涉外应对研究。加快制定支柱产业重要技术标准，建立完善标准信息查询服务平台、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应对平台。

(七)以先进技术和新兴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提升发展轨道交通、汽车、石化、航空、轻工设备等先进制造业。鼓励通过技术改造、商业模式创新和兼并重组等多种方式，改造提升陶瓷、家电、服装纺织、建材、家具、食品等传统优势 产业。推动高新技术、网络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向传统产业延伸渗透，发展以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为特征的新兴业态产业。实施一校一镇，一院（所）一镇行动，推动专业镇产业转型升级。

(八)推动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放宽科技服务业对外资和民间资本准入条件，深化和港澳及国际科技服务业的合作。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文化创意、技术交易、科技金融、科技服务外包、科技咨询等科技服务业，推动科技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加快发展电子商务产业，支持广州、深圳、汕头、东莞和揭阳等地创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实施大数据发展战略，支持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云计算电子政务数据平台。

(九)推进农业领域科技创新。坚持科技兴农，加快推进农业、林业、水利、海洋渔业、气象、防震、减灾等领域的科技创新、科技交易和科研平台建设，构建全省农业领域科技创新体系，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科技需求。深化种业体制改革，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利用及多样性保护。发挥现代农业领域各类示范园区和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加大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和农民技术培训力度，推行技术入股等方式，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进程。充分利用我省海洋资源优势，培育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

(十)以科技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环保科技，实施节能减排创新行动，推进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火电、造纸、印染、制革、电镀、建筑等重点领域及锅炉等高耗能特种设备的节能减排。加快实施环境污染联防联控，着力推进全省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发。新建一批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四、健全协同创新机制，提升集成创新能力

(十一)建立多主体协同创新机制。完善我省与科技部工作会商制度，共同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建立部门协同、省市联动的创新协调机制，统筹整合优化全省各类创新资源。充分发挥广州、深圳市在全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龙头带动作用。支持广州、深圳市加快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佛山市顺德区建设省自主创新示范区。鼓励广州、深圳市率先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支持有条件的珠三角城市创建国家创新型域市，启动省级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工作，在粤东西北地区培育若干个省级创新型城市。推进深圳高新区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型产业集群、惠州云计算智能终端创新型产业集群等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建设。建立重大建设项目工程采购制度，通过政府采购或订购、商业合同等方式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倾斜。

(十二)加强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加快广州南沙、深圳 前海、珠海横琴和中新（广州）知识城、中德（揭阳）金属 生态城、中德（佛山）工业服务区、中以（东莞）国际科技合作产业园、东莞两岸生物技术产业合作基地、珠海航空产业园、湛江南方海谷等重大平台建设。实施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覆盖计划，培育一批市场化导向的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中心、产业研究开发院、行业技术中心等新型研发组织。支持大型骨干企业牵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基地，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成果推广运用。制定新型科研机构管理办法，出台扶持新型科研机构发展的政策措施，运用市场化机制新建一批新型科研机构，在项目、人才、资金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十三)创新省部院产学研合作模式。完善我省与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产学研合作工作机制，促进创新主体和创新资源深度融合。支持设立由企业、高等学校、金融机构等组成的产学研协同创新风险基金。深化与驻粤中央企业和中央企业所属科研院所的创新合作，加快引入国防科工系统创新资源。实施国际科技合作提升行动计划，重点加强与美国、欧盟、以色列等创新型国家或地区的合作，建立国际产学研创新联盟。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深入推进粤港科技创新走廊、深港创新圈建设，设立面向香港的国家级科技成果孵化基地。

(十四)提升科技园区建设水平。借鉴北京中关村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经验，推动省级以上高新区加快开展管理 体制机制改革。鼓励高新区按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申请适当扩区。支持条件成熟的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推动珠三角地区与粵东西北地区高新区对口帮扶，实现联动发 展。推广民营科技园土地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融合的建设模式，建设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平台。

(十五)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在国家级高新区设立科技金融服务机构，推动以国家级高新区为主体的产业园区和专业镇开展科技、金融、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试验。支持东莞、揭阳市和佛山市南海区建设科技金融 产业融合创新综合试验区。支持设立科技银行、科技支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或组织，实行专门的客户准入标准、信贷审批和风险控制。支持各地级以上市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建立创业者与投资者对接平台与机制。建立天使投资风险补偿制度，支持创新投资发展，加快推动设立省级种子基金。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贴息扶持政策，支持金融机构扩大质押物范围。

五、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与核心技术突破能力

(十六)完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创新保障机制。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 稳定性与竞争性相结合的支持机制。实施原始创新能力培育计划，建设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平台。扩大省自然科学基金规模，探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广东联合基金“项目群”支持模式。深入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加强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平台、专业性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争取创建高等教育协同创新示范省。深化省属科研机构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推进应用型科研机构转制改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推进工业、农业、社会发 展和科技服务业等四大主体科研机构建设。

(十七)构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共享机制。加快中国（东莞）散裂中子源、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江门中微子实验室、深圳国家基因库等大科学工程建设，加快推动“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应用，推动国家重大基础设施落户，围绕大科学工程引进相关的应用型科研机构，建立全面支撑产业技术创新的大平台。加快制定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逐步实现全省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十八)加快形成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机制。深入实施全省重大人才工程，推进实施珠江人才计划、扬帆计划等重大人才计划。启动实施培养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充分发挥广州留交会、深圳国际人才交流会等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大力引进创新创业团队和领军人才，培养一批素质高、复合型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依托广州大学城等载体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基地，支持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建立粤港澳人才合作机制，打造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创建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六、完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十九)强化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优化专利申请资助政策，重点资助发明专利的授权、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及有效发明专利的维持。加强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引导企业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创建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示范省，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业链条，促进国内外知识产权资源向广东集聚。加快推进专利信息平台和专利数据库建设。建立重大经济和科技活动知识产权审查评议制度。加大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力度，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水平。

(二十)大力发展技术市场。支持民营资本建设新型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发展和规范网上技术交易市场，定期发布 企业技术需求目录、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目录。支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兼并重组、优化整合，健全技术经纪服务体系。积极创建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支持深圳市建设国家技术转移南方中心，培育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完善技术转移和交易服务体系。支持广州、深圳、佛山等市规范发展区域场外交易市场，建立健全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二十一)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快制定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条例。推进科技成果处置权管理制度改革，探索试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公开交易备案管理制度。提高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用于奖励科技人员及团队的比例。建立省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省级财政性资金资助形成的科技成果信息原则上向社会公开。制定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的需求引导政策。建立健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机制。引导民间资本通过贷款风险补偿、绩效奖励等方式参与成果转化。建立健全科技、标 准、专利协同机制，加快推进科研攻关与技术标准研究同步，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标准制定同步，科技成果产业化与技术标准实施同步。

七、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二十二)发挥政府对科技体制改革的统筹引导作用。充分发挥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作用，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会商沟通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综合研究推动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探索采取综合性普惠政策，统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制定科技创新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大力推进科研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省科技部门要切实发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组织协调作用，加强对科技发展优先领域、重点任务、重大项目等的统筹协调。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切实把科技创新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突出重点领域和核心环节，从项目、资金、税收、人才等方面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扎实做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各项任务。

(二十三)深化财政科研资金管理改革。实施省级科技业务管理阳光再造行动，构建分权制衡、功能优化、权责统一、公开透明的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建立健全科研项目审批、执行、评价相对分开、互相监督的运行机制，完善权力分置、相互监督的行政审批流程，实施科研项目全流程痕迹管理和签字背书制度。加强项目、资金等关键环节监管，实行科研项目资金信息公开制度，省级科研项目资金均应在专项资金管理平台公开资金管理办法、申报指南、审批程序、分配方式、分配结果、项目绩效评价、监督检查和审计结果等。规范项目预算编制，及时拨付项目资金。建立财务审计验收、绩效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科技报告制度，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研项目应按规定提交科技报告并作为对项目承担者后续支持的重要依据。建立和完善科技创新调查和统计制度。完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加大创新驱动发展指标的权重。

(二十四)优化创新社会环境。加大对国家和省重大科技政策的宣传力度。制定运用财政后补助措施全面落实企业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普惠性政策实施办法，引导企业广泛开展研究开发活动。深化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完善分类评价标准，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开发主要由市场评价。制定科研信用管理办法，建立全省科研诚信档案和黑名单制度。加强对重大科技成果、杰出科技人物以及创新型企业的宣传。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全面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和创新意识。大力普及科学思想、创新精神，营造热爱科学、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全面优化创新环境。

基本背景：基于四个战略需求

广东省委、省政府谋划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作出相关《决定》，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战略需求：

第一，全面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需求。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我们必须紧紧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积极主动地前瞻部署、优化布局，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力争在日趋激烈的综合竞争中主动变革抢占先机、顺应趋势、赢得主动。

第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系列重大部署的战略需求。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挡期”，步入更多依靠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最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为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结合广东实际，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成为我省贯彻落实中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的具体行动。

第三，着力破解发展瓶颈、增创发展新优势的战略需求。当前，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发达国家创新能力整体优势的竞争压力，又要避免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以来支撑广东经济快速发展的土地、空间、资源、环境等方面已经难以为继，广东迫切需要加快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战略转变。胡春华书记在省委第十一次全会上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科技创新驱动机制，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广东第三次发展重大机遇期，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把市场作为创新导向和动力的作用发挥出来，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

第四，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的战略需求。“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是总书记在2012年末视察广东时提出的殷切期望：广东要努力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实验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是我省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前进方向、行动指南和总目标，它将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与党中央对广东要求的具体化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当前，广东已经没有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优势和市场优势，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的道路，我们必须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市场对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的引导与服务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资金链融合，加快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协同创新、转化应用和环境建设，全面提升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遵循原则：突出五个牢固坚持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核心战略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胡春华书记多次对广东科技创新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科技创新驱动机制，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朱小丹省长也对发挥科技作用，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工作要求。陈云贤副省长亲自组织科技创新专题调研，对文件起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工作部署，省委政研室会同省科技厅牵头起草了《决定》。在起草过程中，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力求使《决定》既充分体现中央精神、又紧密联系广东实际，既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又顺应科技创新的新趋势，做到始终突出五个牢固坚持：

一是牢固坚持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相结合。《决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首次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重要精神，明确提出要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各类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科技创新活动各个环节“说话”。强化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当前要解决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即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问题，《决定》明确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服务作用，把工作重点转到规划引导、政策制定、统筹协调、提供服务上，推动从政府主导创新向政府服务创新转变。

二是牢固坚持体制改革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决定》不仅是广东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决定》始终将“改革”与“创新”作为主线贯穿整个文件，着力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创新措施，如改革技术创新项目的形成机制和支持方式，改革科技成果处置权管理制度，改革科研项目审批制度、科研资金管理、科技评价制度等，提出要加快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协同创新，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发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等。

三是牢固坚持谋划长远和着眼当前相结合。《决定》谋划长远，着眼于全面提升广东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提出了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聚焦突破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发展新型业态产业、培育发展高层次人才、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产业融合发展、优化创新环境等政策措施。《决定》还提出了一系列可检查、可考核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到2020年全省主要创新指标达到或超过中等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水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8%等。《决定》又着眼当前，针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难题、产学研用结合不紧密、科技评价机制不健全、财政科技资源配置不完善等比较突出的关键问题，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协同创新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力发展技术市场、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深化财政科研资金管理改革等政策措施。

四是牢固坚持全面部署和突出重点相结合。《决定》既把握大局、全面部署，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从知识创新到技术创新再到协同创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再到转化应用，从创新主体到创新资源再到创新环境，建立了覆盖自主创新全链条、多主体、全方位的创新驱动发展体系。又突出重点，针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重点从资源配置机制、科技管理体制、科研体制、评价体制等方面重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重点提升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实施省级科技业务管理阳光再造行动等。

五是牢固坚持盘活存量和用好增量相结合。《决定》一方面突出加强资源整合和政策执行落实，盘活和管好用好现有财政科技资金、现有科技创新政策，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发挥科技创新政策杠杆作用，提出要建立部门协同、省市联动的创新协调机制，统筹整合优化全省各类创新资源，加大对国家和省重大科技政策的宣传力度，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税前扣除普惠性政策等。同时，《决定》也提出要从项目、资金、税收、人才等方面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实施原始创新能力培育计划，出台扶持新型科研机构的政策，制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条例，制定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的需求引导政策等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用好增量措施。

谋篇布局：确立六大重点着力领域

《决定》在全面梳理广东科技创新基本情况的基础上，针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要求，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协同创新、产业创新、转化应用、环境建设等6个方面重点推进、精准发力。

一是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创新活力，始终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任务。只有通过市场化创新机制的完善，才能真正破解广东科技创新的瓶颈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为增创创新驱动新优势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决定》强调要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机制，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二是发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总书记多次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决定》明确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的支撑引领作用，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先进技术和新型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科技服务业，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

三是健全协同创新机制，提升集成创新能力。协同创新已成为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这表明市场引导的协同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层面上的重大战略与共识。《决定》中提出要全方位、多角度地健全协同创新机制，如要建立多主体协同创新，加强部门、省部、省市的会商和联动，形成全省多层面、多部门的协同创新；加强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培育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中心、产业研究开发院等；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创新省部产学研合作模式，建立国际产学研创新联盟等；加强协同创新载体建设，促进各级高新区、专业镇等科技园区建设水平等；促进多领域协同创新，推进科技与产业、金融相融合。

四是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与核心技术突破能力。胡春华书记多次强调推进科技创新要扬长补短，要充分发挥广东市场化程度很高、开放意识及国际视野较强等优势，同时，对于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等不足的地方，要努力“补短”。《决定》高度重视基础理论和原始创新，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研发持续推进，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其中明确要完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创新保障机制，实施原始创新能力培养计划和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要构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共享机制，推进重大科技工程和项目建设，形成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到成果转化的链式推进强大效应；要加快形成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机制，解决广东长期高层次人才匮乏的瓶颈问题。

五是完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主要原因包括：受管理体制机制的约束，高校、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许多科技成果束之高阁；对科研成果的考核，重视成果鉴定、论文评奖和职称评定等，忽视了把科研与产业相结合；科技中介机构发展不够完善，缺乏有效体制机制，科技成果转移通道不畅；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等等。广东是全国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必须坚持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国内外创新成果在广东源源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决定》明确强调要强化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发展和规范网上技术交易市场，健全技术经纪服务体系，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进科技成果处置权管理制度改革和科技成果转化立法，建立省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推进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等措施。

六是深化科技管理职能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环境。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是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省力、高效，并且具有基础性、普惠性和长期性特点。广东要在现有优势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环境建设，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力争打造国际化的创新创业高地。《决定》中强调要发挥政府对科技改革的统筹引导作用，综合研究推动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要加快推进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实施省级科技业务管理阳光再造行动，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潜能，让各种创新人才涌现、让各种创新热情迸发、让各种创新梦想成真。

妙招叠出：三个重大、五项改革、八大举措

《决定》具有高度性、深度性和远见性，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妙招叠出，归纳而言，重点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重大、五项改革和八大举措。

三个重大：

1.重大科技专项：谁能在新一轮科技创新中掌握产业重大核心技术，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抢占先机，成为科技竞争新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赛场的重要主导者。《决定》提出要制定全省重大科技专项实施方案，重点聚焦并力争突破计算与通信集成芯片、移动互联关键技术与器件、云计算及大数据管理技术、新型印制显示材料、可见光通信技术及标准光组件、智能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干细胞与组织工程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2.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催生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的“核弹头”，承载着广东重大科技创新的使命。《决定》提出重点推进中国（东莞）散裂中子源、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江门中微子实验室、深圳国家基因库、“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3.重大创新平台：重大创新平台是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引擎。《决定》明确要继续发挥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三个国家级新区的创新带动作用，继续推进中新（广州）知识城、中德（揭阳）金属生态城、中德（佛山）工业服务区、中以（东莞）国际科技合作产业园、东莞两岸生物技术产业合作基地等国际科技合作重大平台，重点支持珠海航空产业园、湛江南方海谷等地方重大创新平台。

五项改革：

1.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改革：当前，如何科学配置创新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十分迫切。《决定》提出改革创新资源的配置方式，发挥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首次正式提出要改革技术创新项目的形成机制和支持方式，面向企业技术需求编制项目指南，吸纳来自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专家参与项目评审，这意味着今后政府支持的技术创新项目将更切合社会需求。

2.科技成果处置权改革：目前，广东省属高校、科研机构有关无形资产处置权限较低，严重制约着我省职务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立法，推进科技成果处置权管理制度改革，探索试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公开交易备案管理制度，提高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用于奖励科技人员及团队的比例。

3.科研机构体制改革：科研机构体制改革是盘活科研机构活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为加快推进科研机构体制改革，《决定》提出要深化省属科研机构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等，推进应用型科研机构转制改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4.财政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革：《决定》提出对科研项目管理、资金管理方式进行全方位改革。在科研项目管理上，通过实施省级科技业务管理阳光再造行动，以分权制衡、权责统一的思想对科研项目管理进行改革。在科研资金管理改革上，提出要实行科研项目资金信息公开制度，规范项目预算编制，建立财务审计验收、绩效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

5.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更好发挥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重点在于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决定》提出要制定科技创新权责清单、负面清单等措施，大力推进科研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强化政府在科技创新规划引导、政策制定、统筹协调和营造创新环境等方面的职责，推动政府从主导创新向服务创新转变。

八大举措：

1.省级科技业务管理阳光再造行动：针对我省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决定》提出全面实施省级科技业务管理阳光再造行动。该行动重点打造一个平台——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实现两个转变——建立科学高效的财政科技投入管理模式，转变财政科技资金投入结构，转变财政科技资金使用方式；强化五个重点——构建项目资金审批管理的权力制衡机制，构建公平、公正、科学、规范的项目评审机制，全面加强项目资金监管，严格落实责任到人和内部问责制度，以及加强科研信用管理。

2.大中型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行动：近年来我省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但仍存在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比例较低、创新能力不足、鼓励政策有待完善等问题。《决定》提出要实施大中型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行动，到2020年大型骨干企业普遍建有企业研究开发院，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建有省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

3.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覆盖计划：广东首创省部产学研合作模式，建立了汇聚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的“三部两院一省”产学研合作体系。为深入推动省部产学研合作，《决定》中提出实施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覆盖计划，培育一批市场化导向的高等学校协同创新中心、产业研究开发院、行业技术中心等新型研发组织，推进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为广东搭建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搭建平台载体。

4.国际科技合作提升行动计划：胡春华书记强调，我省具有市场化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开放意识强、国际视野宽等优势，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挥这些优势。《决定》明确提出实施国际科技合作提升行动计划，重点加强与美国、欧盟、以色列等创新型国家或地区的合作，建立国际产学研创新联盟；要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深入推进粤港科技创新走廊、深港创新圈建设。

5.原始创新能力培育计划：原始创新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源泉。我省长期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等方面的短板，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决定》提出要实施原始创新能力培育计划，建设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平台。加强重大科学前沿和战略高技术研究超前部署，在广东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的领域实现重点突破，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

6.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是继“985工程”、“211工程”之后，国务院在高等教育系统启动的第三项国家工程。与北京、上海等地区相比，广东高校包括在基础研究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决定》中提出深入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加强高校重点实验室、专业性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争取创建高等教育协同创新示范省。

7.培养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既是过去广东实现经济腾飞的制胜法宝，更是未来广东再创新辉煌的根本动力。《决定》提出继续推进实施珠江人才计划、扬帆计划等重大人才计划，启动实施培养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重点引进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加快形成高层次人才集聚机制。

政府驱动力 篇6

关键词：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动力；阻力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068-02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民族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必然趋势和共识。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所以，研究服务型政府的动力和阻力，意义重大。

一、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主要动力分析

1、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民族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外在推动力。

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民族地区不管从经济差距、体制差距、观念差距、社会事业差距、还是生活水平的差距上看，都有被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而这无疑将导致民族问题边缘化日益加剧，这一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并得到有效遏制。因此，民族地区必须实行跨越式发展战略。即依靠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掘和利用，依靠国家的支持和发达地区的帮助，实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跳跃式发展，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政府应更加注重自身的变革和发展，通过练好内功，全面提升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功能，达到使经济社会步入又快又好的轨道上来。

实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只有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才能促进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一方面，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是规划和实施科学发展战略和跨越式发展战略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科学发展目标更明确、政策更科学、步子更坚定。另一方面，政府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倡导者、组织者、推动者和实施者。只有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才能为科学发展和跨越式发展提供组织保证。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是建设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动力。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在强调“稳定”职能的同时，更要突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功能，这样才能实现民族自治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并在发展中实现动态稳定。而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必须尽快实现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和创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在市场主体基本发育完全的新形势下。政府的职能就必须发生变化，政府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履行新的职能。这就是要创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维护市场秩序，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宏观调控。即政府必须通过良好制度的供给、良好的公共政策供给、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为企业的发展服务，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它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些服务，才能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进行政府改革，构建一个服务型政府，从而不仅实现民族自治地区政府管理模式的顺利转型，而且还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民族地区又好又快的发展。

3、克服政府行政弊病是建设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的直接推动力。

由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最激烈、各种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宗教问题最复杂的时期，庞杂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要求较高，以往的政府管理模式面对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显得力不从心。一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行政观念仍然被顽固地遗存下来，并不同程度地支配着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二是在政府运行机制和管理行为上，有些不该政府管的事，政府非要去插手，如对企业事务干预太多。三是在行政作风方面，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现象在一些地方非常严重。四是在政府体制和政府机构设置方面，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已经成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普遍现象。五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较低，从观念到技能，从思想到作风，从学历层次到管理经验都非常欠缺。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以上弊端，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制约、对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都是非常严重的。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能力才能加以解决。

二、民族地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阻力分析

1、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公务员素质阻力。

我国推行公务员制度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公务员队伍构建力度，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但是，民族地区公务员的整体素质还比较低，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一是宗旨观念不牢，群众观念淡薄，高高在上，不能摆正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二是大局意识不强，以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为重，对大局和中心工作不了解、不关心，围绕大局开展工作的主动性不高；三是法规观念淡薄，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本领还不高；四是不思进取，不深入研究思考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五是作风浮躁，工作不实，热衷于表面文章；六是责任心不强，本职业务不精，工作效率不高，工作态度不端正；七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以上这些问题反映了整个公务员队伍的素质与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之间的差距。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势必会严重削弱政府的行政效能，阻碍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进程。

2、为民做主、官本位及犬儒主义思想构成的文化阻力。

我国传统行政文化存在着与服务行政完全冲突的思想和观念，这些观念成为民族地区服务型政府构建的极大阻力。第一，为民做主观念阻碍公务员服务意识的树立。中国的读书人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天下为己任，总想兼济天下，为民做主。如果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不改变为民做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服务型政府就没有构建好的希望。第二，官本位的思想阻碍。官本位观念使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和官僚受到社会持续的尊崇和羡慕，这样会强化公务员的优越感和高高在上的意识，不利于公务员树立以公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因此，在今天发展市场经济和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使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契约签约的角度真正认同，内化服务行政的观念是推进服务型政府构建的思想先导。第三，犬儒主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在几千年传统社会的政治高压与文化灌输的双重作用下，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犬儒主义”的政治态度。即对政治及公共社会的冷漠与回避。而服务型政府需要社会成员以自主性的公民权利意识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这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服务型政府的构建的负面影响是不育而喻的。

3、理论准备不足构成理论指导的阻力。

政府驱动力 篇7

英国政府指出:如果政府投资于技术和科学,如若在宏观经济中经得起检验,须确保以强大的法律框架为依托,支持创业集群,那么市场在利润动机的激励下完成其他事情。本文认为,在创新中,国家需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文中提出的政府的作用,不应仅局限于提供基础设施并制定规则,不只是通过创造‘条件’引发创新,而应该是一个引领创新突破的带头机构,采取特殊的政策,营造特殊的环境,带动公司和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主要讨论政府如何在不同的创新环境下发挥企业家角色来引领创新。政府需要创新思维,主动定义新的技术和新的技术时代(知识经济),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对新技术和新技术的时代做出反应。要理解这些,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企业与政府关系中,政府能够做什么?西方国家政府在创新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所取得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一、政府在不同创新环境下的具体表现

1. 政府在突破性创新方面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关于创新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政府不仅资助风险最大的基础性或应用性研究,而且通常还是最有突破性,最具开创性的创新之源。在这种意义上说,政府在积极的创造而不是约束市场。所谓突破性创新,是指能对经济中各个部门都产生影响的新产品或新工艺,它能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在此方面,政府为创新提供资金、创造条件,建立知识库;从事创新最危险、最不确定的早期研究;设想创新成果的最佳应用领域;发现创新成果实现商业化的途径。事实上,美国创新产业的发展是美国政府在促进足以使整个创造性的各个行业取得坚实成功和全面发展,并且在基础知识领域的发展方面起到关键的带头作用。在美国,1971年到2006年之间,88个最重要的创新中有77个被发现完全依赖联邦政府的支持。

2. 政府在引导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战略决策上发挥决策人角色。

政府在“促进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的新技术发展”战略决策上扮演决策人的角色。在美国,政府成为预见新革命可能发生且具有卓越远见的领导者,其做出不计成败的初始投资,明确建立不同公共角色——大学、国家实验室和政府机构之间明确的分工体系,实现协同创新。通过利用这种协同创新的环境,促使政府在大、小企业、大学和实验室机构之间不断变更的创新机制中起到主导作用。相比之下,私人部门总是在其中处于次要地位,而政府能够发挥企业家角色作用,美国纳米技术的发展是典型案例。美国,一个在政界经常的讨论中作为比欧洲更具“市场”导向的模范国家,其已做的投资类型大大超越了提供基础设施、资助基础研究和制定规章制度等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能。

3. 政府建立以知识分享为基础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引领产业的发展中形成优先领域的技术进步策略。

“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由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弗里曼(Chris·Freeman)于1987年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日本的经验》中首次提出。后来被OECD正式接受,并于1996年在其报告中提出与弗里曼大致相似的定义,即“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改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体系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熊彼特认为,创新凭借着一股“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整体或部分的替代了市场和行业中的劣质创新,同时还创造了新产品和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一替代过程中,创造性毁灭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持行业的活力以及经济的长期增长。政府的作用不仅是创造知识(通过国家实验室和大学),而且能够调动资源使知识和创新扩散到各部门和经济中,这些作用可通过网络等方式实现。一国走在知识的前列比政策制定者了解知识更能带动产业创新。美国政府承担着工业化驱动经济的工作;东亚国家的政府制定技术上和经济上赶超西方的有效的产业政策。

4. 政府在企业、大学和实验室等机构之间不断变化的创新机制中起主导作用。

在美国,政府设立专门的机构实施有组织有纪律的创新,该机构将跨越不同研究和发展地点的思想、资源和人才进行建设性对接。政府人员在推进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他们鼓励研究人员解决特定的问题,培养和培训更多的研究人员以符合人才所需。只有政府,而不是私人个体,才具有战略转移的远景规划,才敢于思考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为新技术的发明创造机会,进行必要的大型投资,使网络中分散的经济参与者有能力进行风险性的研究活动。在此过程中,政府开拓新思维,将科技运用于除传统军事以外的经济和民用领域,在识别和追逐最具前景的创新路径过程中,政府直接与企业、大学和实验室等机构并肩工作。

5. 政府在私营企业不愿涉足和无力涉足的领域扮演重要投资人角色。

创新过程所具有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愿进入创新的初始阶段,它们较少投资于基础研究领域而较多投入应用研究领域。例如在医药行业,从一项研发项目的开始到结束,创新需要17年,每种药物的花费大约4.03亿美元,且失败率相当高:10000种合成物中只有一种能达到市场验收阶段,成功率只有0.01%。当成功通过验收时,通常会出现研究一种产品时又发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的情况。这个过程以机缘巧合而著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创新是基于运气,相反它是基于长期战略和有针对性的投资,但这些投资回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因而不能被理性经济理论所解释,创新过程所具有的高风险和偶然性的特点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较少的投资于基础研究而较多的投入应用研究,因为后者的回报更高更快。基础研究的投入是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例子。市场本身没有能力进行足够的基础研究,因此政府必需介入。在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政府占到57%,而私人部门仅承担18%。

6. 政府通过积极干预推动私人部门创新,引导私人创新成果的商业化,驱使私人部门的创新追求公共政策目标。

在美国,政府通过立法,为私人部门创新提供税收激励、补贴、快速批准以及知识产权和市场营销权利等。政府从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进行干预,奖励创新,并引导资源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投资期内进入前景良好的公司。无论哪种方式,政府不仅建立创造的创新环境,而且积极资助早期基础研究,并建立必要的国家机构和私营部门间的网络,用以引导商业发展。十九世纪德国的崛起恰好说明了国家对其技术教育和培训体系的促进作用。

7. 技术变革的历史证明,在创新中政府的关键作用并非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为新技术积极创造市场。

政府的功能虽然不能代替企业阻止创新风险,但却可以制造避险“工具”,做到“未雨绸缪”,即政府充分利用其特殊地位,通过技术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为企业选择低风险技术创新项目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当前,在美国经济刺激计划包括把预算的11.5%致力于绿色科技的投资,但是在英国这一数据仅为6.9%,远低于中国(34.3%),法国(21%)或者韩国(80.5%)。在历史上,自2000年以来英国一直被看作是在清洁技术方面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一直扮演的是落后者的角色,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研发方面投资的增加是为了兑现政府投资4.05亿英镑来实现截至2020年减少约三分之一碳排放目的的承诺。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清洁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小企业并且学术界似乎也普遍支持风险资本投资该领域的环境。然而,当美国在清洁技术方面的风险投资在2010年间收回的时候,英国的在该领域的风险投资活动却达到了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英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失败的典型案例。绿色科技有引领下一代技术革命的潜力,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推动,想在缺少大规模投资的情况下实现这样的潜力,是不现实的。

二、借鉴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从国外创新驱动的经验可以发现,政府不只提供基础设施并设定规则,而是一个引领创新突破的领导者;政府不只是通过创造“条件”引发创新,而是在商业集群意识到发展潜力之前围绕新的增长点主动进行战略部署的第一人;对于因风险大而私人不愿进入的研究开发性领域,政府率先进行资金支持;为谋求长久发展对创新成果商业化进程进行调控和监督,政府更好地扮演企业家的角色。

要实现未来国家尖端科学的突破,需要比以往更加深刻地理解政府的重要角色,否则就会错失建繁荣未来的机会。当然,政府在制定创新政策前,需要明确以下几点,以防对政策的制定产生误导:

1. 创新政策仅强调研发规模是不够的。

研发的目标是促进增长。如果一项研发未能实现此目标,那么可以认为这项研发投资是一种损失。Demirel和Mazzucato研究发现,美国制药产业只有连续5年获得专利并且形成联盟的公司才会因为它们在研发上的投资而获得增长。

2. 小企业未必从创新政策中受益。

对不同类型的公司而言,创新对其增长影响不同。尽管很多高增长企业规模小,但是很多小企业并不是高增长企业,随着很多建立不久的小企业的倒闭,通过补贴或软信贷政策支持小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一种浪费,因为小企业缺乏很强的生产能力。有迹象表明,那些喜欢小企业的经济体已遭受惩罚,如印度。实际上,最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是那些从不同类型的公共投资中受益的公司。

3. 风险资金不一定偏好风险。

在创新的初始阶段,风险资金不愿意进入,因为在此阶段技术和创新需要的各种条件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事实证明,风险资金倾向于集中在高增长潜力、低技术复杂和少资金投入的部门。在一些生产时间跨度相当长且技术复杂的行业,渴望回报的风险资金对该部门有价值的新产品的生产能力所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破坏而非帮助。

4. 公共主导,私人跟进。

私人企业缺乏创新,当政府将创新中可能遇到的的不同风险规避后,它们才会选择进入该领域,然后赚取经济利益。知识经济并不会自发地由下而上产生,但会被自上向下的隐形的工业政策所驱使。政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政府引导投资者,传播知识,因此我们说,政府是知识经济的创造者。在美国,政府为处于起步阶段的技术公司的投资是私人风险投资的2~8倍,政府不仅在初始研究阶段而且在创新商业化阶段起着领头羊的作用。

三、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政府在创新过程中都是目标明确、积极主动、有创业精神。政府愿意承担风险,能够从中长期的角度出发,建立一个高度网络化的系统,使得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充分利用私人经济为国家谋利益,政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不仅如此,政府在商业集群意识到发展潜力之前就围绕新的经济增长点主动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探究创新型增长中,理解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角色很重要。在创新方面,仅仅关注研发费用、专利及分散的小企业所需的特定资源,就会偏离创新的重点,企图依靠风险投资来推动所有的大项目是不可行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政府发挥企业家角色以培育危机后的经济复苏,释放私人部门的创业和创新力量。

那么,我国政府在面对经济“新常态”现实面前,可以发挥其企业家角色,尽可能多地通过补助金,减税,绿色投资银行领导和激励私人部门创新。

参考文献

[1].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 .胡海波.政府在自主创新体系构建中的角色[J].理论学刊,2012,(12).

[3] .C.Freeman.Technologyand Economic Performance:Lessonsfrom Jap an[M],London,Printer Publishers.1987.

政府驱动力 篇8

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成功模式的典范之一。日本用了20世纪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国情, 制定了总结的劳动力转移策略:

(一) 日本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60年代, 日本政府重点扶持规模较大的自立经营农户, 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 转向非农产业。1971年, 日本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在政府指导下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 并制定了一项国家和地区相结合的指导性的发展计划, 规定从1971～1975年, 在城市郊区建立销售总额为90000亿日元的各类工业区, 吸纳100万人就业, 其中, 60%来自农村。到1975年8月, 全国有813个城镇实施了这项计划, 吸纳了大批劳动力。

(二) 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重视国民教育。

日本在战前的早期发展中, 十分重视节约成本, 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缺乏自然资源, 日本将教育视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民智力的增值。

二、韩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作为一个1960年农业人口占66%的农业国, 韩国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只用了约30年的时间, 速度惊人。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 韩国当时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失业和社会动荡, 失业率反而有所下降, 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韩国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主要体现在:

(一) 政府大量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

韩国是在农业发展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依靠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来支持农业劳动力快速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据统计, 韩国在经济腾飞的60～70年代中, 每年进口的谷物都在1000万吨左右, 占国内总需求量的50%以上。60年代开始, 韩国采取了大量利用外资的政策。据测算, 1962～1982年期间韩国经济年增长率的40%是靠外资引进实现的。在这期间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37.5万人。

(二) 实施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

韩国除了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来缩短资本积累过程外, 关键还在于从60年代初开始实施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体的外向型的工业化战略。使得韩国初步完成了由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向以非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的演变。韩国选择了集中性转移模式, 其农村劳动力主要涌向大城市, 中小城市以及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 造成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

(三) 破除国家对经济的僵化体制, 给中小企业充分发展空间。

韩国当时之所以能够使企业快速的发展起来,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首先成功的进行了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破除了财阀垄断和国家对经济的僵化体制, 使中小企业得到了自由创业与发展的充分空间。再加上韩国采取了经济优先、企业第一的新政策, 更大大促进了企业的新发展。据统计, 韩国从1960年开始到1980年平均每年至少有一万家新的法人企业诞生, 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 每家新企业平均吸纳30人就业, 每年至少也会因此而多吸纳30万人就业。

二、对我国政府的启示

上述日本和韩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 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具体来说, 总结这些经验, 对我国政府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府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是影响转移的关键性因素。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还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是以发展内向型经济为主还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 这些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有重要影响。日本在工业化早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政府在各产业上的投资方向和投资力度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 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主要靠工业的高速发展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 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 主要靠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

(二) 政府发展农业、促进农村非农化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保证。从日本、韩国的实践经验表明,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了城市化, 而且也促进了农村非农化。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 主要体现在农村非农化或农村城市化, 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缩小, 许多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城乡差别。农村劳动力转移, 其本质是高度工业化推进了农业现代化, 这对于限制大量流动人口涌向城市和解决“城市病”具有积极作用。

(三) 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与劳动力转移密不可分。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本教育事业特别是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由于获得了政府的大量拨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70年代中期, 日本已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这使日本农村劳动力对于非农就业机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这也是日本战后农村劳动力得以迅速转移的内在条件。同样, 韩国在战后举行了多次的教育改革, 教育投入节节攀高, 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 教育经费平均每年占GNP的比重高达8.8%, 这使农村劳动力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 为其顺利向城市转移提供了条件。

摘要：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过程。本文总结日本和韩国在劳动力转移中的先进经验, 对这些经验加以分析, 得出对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启示。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政府,农业

参考文献

[1]蒋红奇.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的动态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2) .

[2]李仙娥, 王春艳.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2004 (5) .

[3]梁骞.试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类典型[J].哈滨学院学报.2002 (11) .

政府驱动力 篇9

在美国, 推进大数据是不太难的, 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对于技术主义的推崇是强有力的助推器, 而推进政府的数据开放则是十分困难的, 每前进一步的各种斗争很是曲折, 原因在于政府首脑或者政府部门的观念、意识、既得利益以及资本俘虏政府、党派利益之争等等无时不在阻碍数据开放。深究其背后的真正问题, 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以外,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问题才是核心, 不仅政府如此, 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更是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缺失问题演绎得淋漓尽致, 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无论是次贷危机还是道德风险, 其本质是公众企业的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中, 代理人只有利益没有责任约束带来的。

二、美国联邦政府“数据治国”对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启示

借力于数据开放, 美国政府部门的创新性管理活动给社会大众的生活带去了极大的便利,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

回观国内, 大数据的建立还比较艰难, 政府数据开放则更是难上加难。建立和开放数据难, 一方面在于中国市场经济还处在发育状态, 我们的工业和信息技术还比较落后,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与美国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现代企业制度有着同样的问题, 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问题没有解决, 制造信息不对称是共同的特征。因此,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诸多矛盾, 提出了加快政府职能转型的迫切命题。

在信息化社会, 网络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 而其传递的方式从根本上颠覆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 政府从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向管理和服务并重的角色转变。为有力应对日益复杂、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迫切需要政府加快变革力度。可以说, 信息化发展对政府创新活动提出了强烈诉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结合以上分析, 我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数据治国”对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启示意义不仅在于以数据开放启动政府管理创新活动, 更在于破除官僚主义的既有利益格局。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 不破除利益之争, 难以真正实现政府数据开放, 驱动政府管理创新。

(一) 破除官僚主义的既有利益格局

制约政府管理创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根源就在于官僚主义内部对部门及个人利益的追求, 最终偏离了公共利益。管理创新是对原有利益的重新切分, 甚至会导致原有利益的失去。为此, 各部门为了保存各自的利益, 而不愿意改变现状或者创新。而这种现象的背后, 隐藏着的是政府对自身角色定位的缺失, 即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责任问题。

那么, 如何实现政府人员行政从满足个人利益向实现公共利益的转变呢?责任就是主体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唯有“责任先行”才能解决问题。为了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必须要从切实落实政府作为公众代理人的责任入手, 让政府行政人员有主动搞创新的意识、动力、能力以及行动力。

(二) 以数据开放驱动政府管理创新

以“数据开放”理念引领政府创新活动的开展。政府开放数据, 才能有效落实政府行政职责。当前, 政府部门应当从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着手, 开放数据, 创新政府管理活动。比如, 加快食品安全信息、环境质量信息、交通安全信息公开, 让人们及时地、真实地了解身处的现实环境, 以合理规避不必要的安全、健康风险, 以责任之心服务公众, 这才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应有的行为方式。为此, 我国政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活动:

1. 推广信息技术应用, 以提高政府官员及公务员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要紧紧抓住对政府官员及公务员的理念、素质、能力的培养。因为, 只有抓住“人”的核心要素, 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内在创新动力, 才能真正保证政府创新政策的贯彻执行。

2. 政府机构设置和办事流程需进一步优化, 以应对信息化发展的新要求。

一方面, 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机构设置的层级, 由科层制向扁平化方向转化。科层制由于不能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政治基础、不能满足信息化社会的公共服务范围, 缺乏多元化的应对能力等缺陷, 使得社会要求倒逼科层制政府必须进行改变。信息技术给政府扁平化带来了技术可行的前提, 可以加快政府角色转变, 从而更加突出服务性。同时, 权利下放到最基层, 正是承认责任与权利同在。当基层行政人员能够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时, 就会更努力工作并投入更多的创造性。

3. 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合力推动数据开放。

在我国, 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合作的趋势已初步显现, 加强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力量不容忽视。如同拥有一定公司财产所有权的职工比只是领薪水的职工对公司更尽心尽力, 当社区、社会被授权来解决自身的问题时, 它们可能就比那些依靠外人提供服务的社区、依靠政府提供服务的社会更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 政府应该加强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搜集、提供、开放各类、各种尺度的数据, 以供人们开发利用数据的潜能,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个人发展。

总之, 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需要建立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以数据开放为手段, 驱动政府管理创新活动,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

摘要：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美国联邦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极大提升, 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受到利益集团的频频反对、阻挠, 究其原因就在于官僚主义内部各大集团的利益之争, 阻碍政府开放数据, 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借鉴美国发展的经验, 处于社会各阶层矛盾突出的转型期的中国, 要顺利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型, 必须努力通过制度机制的改革, 破除各利益集团的束缚, 以责任之心行政, 提供良好的公共基本公共服务, 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数据开放,官僚主义,既得利益,委托代理机制

参考文献

[1]涂子沛.大数据[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政府驱动力 篇10

一、政府行为在建筑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为了市场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政府必须坚定其调控理念, 加大调控力度。尤其是对建筑产业化, 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必然无法实现。

(一) 政府对建筑产业化的调控作用

目前, 我国的建筑产业化仍处于初级阶段, 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发挥其调控作用, 对建筑产业化进行集中管理, 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又为集中管理模式提供了便利。当然, 任何一种模式的执行, 必然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 这种高度集中的政府行为管理模式需要特殊的技术和市场环境才能执行。当建筑产业化逐渐步入成熟阶段, 政府应该逐渐放开对其调控和干预, 把它交还给市场, 让其有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 这个时候的政府行为就应该倾向于协调分散化管理模式。

(二) 政府行为对建筑产业化外围性问题的解决

在我国, 产业结构的调整会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发展, 所以政府对产业结构的调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1. 规范产业结构, 制定配套政策。

政府政策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产业结构的政策调整造成影响。我国建筑业的生产方式相对落后, 严重抑制了建筑产业化的快速发展, 要想改变这一现状, 只靠个体行为是不够的, 必须同时加大政府扶持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力度。

2. 保障公共物品供应。

如果单靠市场本身的调节是无法使公共物品达到一个最优化配置的, 这个时候, 只有政府有此能力来承担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需求, 达到一个最优化平衡, 这样不但可以减少由于个人交易引起的成本过高问题, 还可以起到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作用。

(三) 政府行为对建筑产业化个体问题的解决

1. 设立监督认证机构, 明确产业标准。

随着科技的发展, 一些创新技术和理念逐渐走入建筑产业化, 但是大多数不能与传统规范相匹配。在此情况下, 需要及时设立有效认证机构, 对建筑产业化市场进行及时调整, 以便对新政策是否适合新建项目提供理论依据。

2. 进行利益分配调控, 加大优惠政策支持。

在建筑产业化过程中, 由于建筑市场不够完善, 导致出现资金匮乏、可持续发展受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亟需政府出面调控, 制定相关政策来确保建筑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民间动力在建筑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政府行为在建筑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 但其行为是否有效, 还要取决于产业内部本身是否能有效执行, 所以协调政府行为与民间动力之间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一) 建筑市场的劳动力现状

建筑业具有技术要求水平低的特点, 大多数劳动力来自于农村男性, 这类群体由于没有受过专业教育, 所以技术素质普遍偏下。随着消费者对建筑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 建筑业对劳动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逐步出现了技术素养与劳动力水平之间的矛盾。农村劳动力比较散漫, 大多为流动人口, 在管理上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二) 建筑市场中的劳动力素质问题

从国际角度分析, 我国劳动力的职业素养跟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劳动力普遍体力充沛, 欠缺思考能力培养, 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的状况。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 我国开始加大劳动力素质培养的资金投入。要大幅度提高劳动力素质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政府和劳动人员一起努力。

政府分配政策决定了劳动力的发展走向, 当前的环境造成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下, 同时抑制了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 很难形成劳动力的创新机制。劳动力本身作为一种商品, 应该和正常商品同时市场化, 以便进行劳动力优化整合。随着科技发展, 劳动力市场的运转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充分提高普通劳动者素质有利于我国整体人力资源市场的规范。

(三) 劳动力市场的演变

我国是人口大国, 就业压力一直存在, 合理调整就业市场对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就业问题与劳动力市场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劳动力供求问题。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 也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这种现象在建筑产业化过程中同样存在。

我国产业结构的剧烈调整将劳动力演变推向高潮。比如农业市场, 随着机械化的进程, 人力需求逐渐减少, 多余的劳动力只能向其他产业转移。工业领域, 当资金构成速度远远超过再生产速度时, 将会出现资金对劳动力的排斥现象, 劳动力被迫转移。劳动力的转变具有一定规律性, 不同的行业领域其劳动力分配也大不相同。

三、政府行为与民间动力协调发展

(一) 政府调控就业压力, 确保建筑产业化健康发展

建筑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离不开政府与民间动力的相互协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高科技建设成为建筑行业的主导。纯劳动力工作岗位逐渐达到饱和, 这就直接造成了劳动力人群就业问题, 从而阻碍了建筑产业化的发展。政府应该承担起调控作用, 为劳动力人群创造就业机会, 维护社会稳定。在建筑产业化过程中, 只有政府发挥调控作用, 劳动力予以大力支持, 二者结合才能保证建筑产业化市场的稳定发展。

(二) 政府主导建筑产业化发展趋势, 民间动力加以辅助

政府在建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但是由于其自身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 需要民间动力给予一定的支持。单纯的政府调控, 只能控制建筑产业化发展的大方向, 但如其调控力度掌握不当很容易造成建筑产业化市场的紊乱。在此情况下,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肩负起宏观调控的职责, 民间动力加以辅助, 这样才能使得建筑产业化稳步快速发展。

(三) 政府控制机械化进程, 实现建筑产业化“软着陆”

建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 一定要将政府调控和民间动力的双重作用考虑在内, 确保二者协调发展, 以便达到建筑产业化的高效发展。整个建筑产业化过程中, 机械化施工凭借其高效和规范的特性越来越受到企业的认可, 与之相对的就是大量劳动力的淘汰。这种只重视机械化带来的效益而忽视民间动力大量减少所带来消极影响的现象, 严重阻碍了建筑产业化的健康发展。政府必须严格控制建筑产业化过程中机械化进程的冒进作用, 应将高科技与劳动力合理结合, 稳步实现机械化改革, 实现建筑产业化的“软着陆”。只有这样, 才能在保证社会和谐的情况下实现建筑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四、结论

随着建筑业的快速发展, 建筑产业化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建筑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行为和民间动力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在建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对其发展趋势进行监督和宏观调控, 但是政府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在实行调控过程中还需要民间动力的充分配合。民间动力由于其自身组织庞大, 职业素质底下等特性, 在进行建筑活动过程中需要政府相关政策加以扶持和引导。只有二者科学的结合在一起, 才能保证建筑产业化健康迅速发展。

摘要：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就对建筑产业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而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基于建筑产业化的不可移植性, 本文将根据我国基本国情从政府行为和民间动力在建筑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两个方面着手, 采用文献分析法和经验总结法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政府驱动力 篇11

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跨越式发展, 得益于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政府的强力支持、社会的巨大需求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快速发展和培养能力的提高等因素[1]。为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 改善研究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2013年2月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了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 决定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 向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2]。

在新政策下, 完善研究生奖学金制度对于研究生收费改革以及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3]。从近期的视角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本科生招生规模的情况和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是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发展的三个重要变量;从远期的视角来看, 则应该从系统科学的观点出发, 应用系统动力学的原理和方法, 制定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模型[4]。

文献[5]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构建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一专业评估的指标体系;建立了云南省数学类专业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模型, 给出了决策变量与指标权重, 得出了模型结果和相应的整改方案。

文献[6]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研究生教育经费来源的基本状况以及教育成本的现状, 建立了教育部直属高校、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研究生招生规模与教育经费的非线性规划模型, 最终得到了关于研究生招生规模与政府经费投入、学费标准、教育成本、师生比的最优取值, 并分析了研究生培养的适度规模经济效益问题。

文献[7]在适当的假设下, 建立了关于高校招生规模、政府人均经费投入与学费标准之间的三维连续型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并给出了模型平衡点的稳定性条件并对最优招生规模进行了估计, 反映了招生规模的一般规律, 然而在实际中, 招生与经费划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因此离散动力学模型更能反映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演化过程。

本文在考虑研究生的就业能力的条件下, 分析招生规模与政府投入的关系, 建立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二维离散动力学模型。根据映射动力系统理论给出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 为高校管理部门及考研学子提供一定的建议, 同时弥补现有研究的一些不足。

1 模型的建立

用M (t) 表示t时刻的招生规模, N (t) 表示t时刻的政府投入。

1.1 招生规模的动力学方程

政府对教育资源 (包括教育经费、师资力量等) 的投入力度越大, 对该校的教育质量具有促进作用[8]。毕业生就业能力越低, 反映该校的教育质量越低, 因此假设政府投入的相对增长 (N (t+1) -N (t) ) /N (t) 与就业能力成正比;为了限制不理智的扩招风气, 当研究生招生规模过大时, 政府投入的变化率应该减少, 故政府投入的相对增长速度与招生规模负相关, 即。因此

其中β>0为研究生招生在单位规模下政府投入的相对改变量, 反映政府投入对招生规模变化的敏感度。

1.2 政府投入的动力学方程

当政府投入增加时, 招生规模可以适当地扩大, 招生规模与政府投入呈正比;招生规模也与毕业生有关, 如果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过大, 学校则应该降低招生规模, 招生规模的变化与学生毕业时的就业能力成二次负相关[9]。考虑从t时刻到t+1时刻, 招生规模的变化率 (其中α>0为单位政府投入下应增加的招生规模, k>0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

综上所述, 建立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二维离散动力学模型如下:

2 非负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2.1 非负平衡点的存在性

将建立的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二维离散动力学模型 (1) 写成映射动力系统的形式则有:

这里“′”表示时间增加一个单位算子, 在实际中一般表示一个学年。下面求系统 (2) 的平衡点, 根据平衡点的定义, 系统 (2) 的平衡点应满足M′=M, N′=N, 即为如下非线性方程组的解:

由于模型本身的意义, 只需考虑系统的非负平衡点。易知E0= (0, 0) 恒为系统 (2) 的平衡点;当F, N不全k k不为0时, 解得.因此系统 (2) 有两个非βαβ负平衡点:边界平衡点E0= (0, 0) 和正平衡点。

2.2非负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系统 (2) 的Jacobian矩阵

2.2.1边界平衡点的稳定性

在边界平衡点E0= (0, 0) 处,

(3) 有两个正特征根1和1+k>1, 因此E0为非双曲不稳定的平衡点。

2.2.2正平衡点的稳定性

在正平衡点E1处,

(4) 的迹tr (J) =2-2/β, 行列式det (J) =1+k/β-2/β, 因此 (4) 的特征多项式可以表示为

根据Jury条件, 当参数取值使得:

均成立时, 正平衡点E1渐近稳定[10]。

因此关于非负平衡点和正平衡点的稳定性, 我们有如下定理:

定理1:考虑系统 (2) 所反映的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变化规律, 我们有

(1) 无论参数如何变化, 边界平衡点E0= (0, 0) 恒不稳定;

(2) 当参数满足4-4β<k<2时, 正平衡点E1= (~M, ~N) 渐近稳定;

(3) 由于f (1) >0恒成立, 因此系统 (2) 不会在E1处产生Fold分岔;

(4) 当f (-1) =0, 即k=4 (1-β) 时, 系统 (2) 将从E1处产生Flip分岔;

(5) 当1-f (0) =0, 即k=2时, 系统 (2) 将从E1处产生Neimark分岔;

(6) 参数α的取值对平衡点E1的分岔无影响。

由定理1可知, 当4-4β<k<2时, 该系统处于稳定状况, 说明为了维持系统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就业能力并不是越大越好。由于政府投入的相对增长率与就业能力成正比, 而为了维持就业能力的不断增加, 政府投入将会不断增大, 而政府投入的规模是有一定限制的, 故就业能力有一定的限制, 这样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 因此就业能力存在上限, 即k<2;同理, 维持系统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就业能力存在下限, 否则过低的就业能力会影响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从而造成就业难, 引起系统的崩溃, 由定理1可知, 就业能力的下限依赖于政府投入相对于招生规模变化的敏感系数β, 敏感系数越大, 对就业能力k的下限要求越强。

针对上述性质, 将参数的取值定为α=1, β=0.75, 此时可验证正平衡点的稳定性。根据上述性质, 当1<N (t) <2时, 正平衡点E1渐近稳定。

如图1所示, 当1<N (t) <2时, 正平衡点稳定。而且随着政府投入力度的不断增大, 就业能力不断上升, 且大致为线性增长;当N (t) =1时, 正平衡点Flip分岔, 当N (t) <1时, 正平衡点通过Flip分岔失去稳定性, 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二维离散动力系统将出现混沌现象, 与上述性质及描述吻合, 结论成立。

3 数值模拟

为了验证定理1, 首先取参数α=1, β=0.75。由定理1可知, 当就业能力1<k<2时, 平衡点E1渐近稳定, Flip分岔和Neimark分岔分别发生于k=1和k=2。

如图1所示, 当1<k<2时, 随着就业能力k的增长, 系统保持稳定, 且政府投入和招生规模稳步上升, 当k=1时, 系统从平衡点E1处产生Flip分岔, 当k=2时, 系统从平衡点E1处产生Neimark分岔。

然后取参数α=1, β=0.6。由定理1可知, 当就业能力1.6<k<2时, 平衡点E1渐近稳定, Flip分岔和Neimar分岔分别发生于k=1.6和k=2。

这些结论可从图2得到证实, 当1.6<k<2时, 随着就业能力k的增长, 系统保持稳定, 且政府投入和招生规模稳步上升, 当k=1.6时, 系统从平衡点E1处产生Flip分岔, 当k=2时, 系统从平衡点E1处产生Neimark分岔。

图1和图2中, 政府投入用红色表示, 招生规模用蓝色表示。对比图1和图2, 可以发现如下几条性质:

(1) 当k=2时系统在平衡点E1处发生Neimark分岔, 与参数α, β (0.5<β<2) 的选取无关;

(2) Flip分岔发生在4-4β, 与参数α无关, 与β负相关;

(3) 当参数不同时, 招生规模和政府投入的数值不同, 与β负相关;

(4) 在稳定区间内, 招生规模和政府投入的数值成正相关。

4 结语

本文考虑到在研究新收费政策下, 政府投入对研究生招生规模产生的影响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通过建立政府投入与招生规模的离散动力学模型, 对模型进行了相关性质和稳定区间的探索和解释, 给出了招生规模与政府投入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 结果可供相关部门参考。

摘要：本文根据政府投入和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关系, 建立了政府投入与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二维离散动力学模型。然后, 根据Jacobian矩阵和Jury条件判定了模型的稳定性并确定了非负平衡点的稳定性。最终, 应用计算机数值模拟验证了我们的结论。

关键词：政府投入,招生规模,Jacobian矩阵,Jury条件,稳定发展区间

参考文献

[1]李莹, 陈雪飞.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6, 27 (1) :70-75.

[2]网易教育.2014年秋季起研究生全自费, 硕士学费不超过8000[EB/OL].http://edu.163.com/13/0207/09/8N3OKCMC00293OM3_all.html, 2013-11-31.

[3]汤贵玲.浅析全面推行奖学金制度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J].经营管理者.2014, (3) :363.

[4]张亚娟, 王莹.浅谈研究生奖学金制度[J].大学教育, 2013, (19) :11-12.

[5]闰芳, 化存才.研究生教育质量一专业评估的指标体系与线性规划模型[A]//第十一届中国青年信息与管理学者大会论文集[C].2009:60-64.

[6]任丽平, 化存才.研究生招生规模与教育经费的非线性规划模型[A]//第十一届中国青年信息与管理学者大会论文集[C].2009:16-20.

[7]化存才.高校招生规模、政府投入和学费标准的三维动力学模型及政府调控[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34 (6) :657-660.

[8]陈少雄, 王静一, 尹柳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近期和长期发展模型的讨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4, 25 (4) :79-85.

[9]亓晓同, 晏磊, 叶文妙.研究生招生规模、教育质量和就业率的三维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分析[J].数学建模及其应用, 2014, 3 (1) :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