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力模型（通用12篇）
驱动力模型 篇1
1 引言
自2012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中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外国游客数在持续负增长,而这种低迷态势还将延续数年[1]。同时,面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旅游供给侧改革,着力落实“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的转变,这些都使旅游目的地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巨大的挑战。然而,新形势下国际跨境旅游流的结构与行为方式多样,目的地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与城市功能的完善日益复杂,两者既彼此作用,又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具有多重反馈的耦合巨系统[2]。一方面,跨境旅游的发展通过人员流动、经济带动、文化沟通、信息交流等对目的地城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冲击影响;另一方面,目的地城市对入境旅游流的进入产生相对响应,做出主动或被动的城市功能调整,这又进一步影响着后续入境旅游的发展。因此,在这种双重作用反馈机制下,有必要研究基于客源地、入境旅游流与旅游目的地“驱动力—状态—响应”关系的旅游目的地发展,以期为旅游目的地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旅游供给与需求平衡才能保持自身健康的发展[3],因此旅游流的驱动与目的地的有效响应实现了旅游活动的顺利开展,同时也达成了旅游系统的基本构造。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来,国内外诸多文献陆续展开了探讨。①在研究内容方面,大量研究都聚焦于形象耦合[4]、交通耦合[5,6]、旅游流和目的地城市耦合协调度与时空分异等领域[7,8],研究偏重于对单要素的考虑[9],而缺乏将客源地作为变量的探讨。②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内外在对旅游流和旅游需求预测研究时,较多地运用ARIMA模型[10]、时间序列模型[11]、回归模型[12]、面板数据、结构方程模型[13]等方法,而对旅游这样一个涉及甚广的大产业,以系统论的角度进行解读将更为贴切。③在研究视角方面,颇具地理学和社会学特征的“推—拉理论”应用得更为广泛,如Dann[14]、Yuan[15]、Uysal[16]等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理论梳理,但均着眼于客源地和目的地,缺少以状态量为基本切入点的研究,即将旅游流本体作为重要的表征却没得到相应的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驱动力模型中,很多研究将客源地推力和目的地拉力笼统地划为旅游驱动力。笔者认为,驱动力实则更倾向于表征内在动力,即客源地推力;而目的地拉力则表征为对客流的响应。鉴于此,本研究将从宏观视角出发,借鉴国内外文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与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参照可持续发展中的“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式,均衡地探讨客源地、旅游流与目的地之间的关系。
2 评价体系构建
参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出的“驱动力—状态—响应”(DSR)模型[17],本文构建了入境旅游流DSR模型。DSR模型的基本结构为:客源地内部驱动促成游客出游欲望(驱动),游客的出游行为形成旅游流(状态),景区相应的做出反映(响应),响应之后的变化又通过旅游流得以表征体现,完成“驱动力—状态—响应”的模式。
基于上述框架,结合指标选取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数据的可获性原则,本文借鉴相关文献,分别对客源地驱动力、旅游流状态与目的地响应建立了指标体系。
2.1 客源地驱动力指标体系的建立
客源地驱动力具体所指为旅游流的需求侧,目前学界有社会宏观视角与个体微观两种阐释视角[18],出于研究体量匹配考虑,以及传统需求模型的有效性,本文沿用社会宏观视角对入境旅游流的驱动力进行分析。客源地指标主要参考杨兴柱[19]、Ledesma[20]等人的相关指标,选取代表客源地经济能力、需求潜力与人文发展的人均GNI均值、出游率、闲暇时间、人文发展指数等4个指标。其中,人均GNI均值是指人均国民总收入,能反映客源地的居民经济水平;人文发展指数是客源国人文发展成就的总衡量,体现了健康、教育与生活水平,是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带薪假期及公共假期是闲暇时间的重要指标,侧面反应了客源国出游的机会与潜力;出游率则直接体现了整体的旅游出游水平和能力。
2.2 旅游流状态指标体系建立
直接反应旅游流状况的是客流的流质、流量与流速,然而这三者直接制约于客源地的驱动效果与目的地的响应状况。结合相关的文献[7,18],入境旅游流一项选取旅游人次、旅游花费与旅游时间为基本测度指标。其中,入境旅游总人次代表旅游流的流量,主要指入境旅游者和入境“一日游”的游客,既包括外国人又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居民;旅游花费表征了旅游流的流质,反应了旅游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强度,能体现旅游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均衡状态;旅游时间则理解为旅游流的流速,具体是指人均停留天数,可从侧面反应目的地的供给规模、水平和内容的多寡。
2.3 目的地响应指标体系建立
城市在作为旅游目的地提供旅游服务功能的同时,还要兼顾其生产功能、管理功能、协调功能、集散功能和创新功能,这些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因此,本文对目的地城市的响应的考虑,不仅要针对入境旅游识别出目的地城市响应的关键因素,更要将入境旅游流置于目的地城市中进行考量,以期得出目的地针对入境旅游流进行整体性响应的关键要素。
主要是:①城市经济因素。有学者指出,从旅游业中获益最多、发展最快的是那些以庞大多样的经济为基础的城市,这些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是以旅游业为主要经济依靠[21]。这是城市旅游研究中的悖论,恰好从侧面证明目的地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对旅游的影响力。目前,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最直接的标准是GDP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第三产业收入占GDP比、进出口贸易总额、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星级饭店固定资产、专利授权项。②交通区位因素。旅游区位是指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的相关位置与可达性。城市区位条件和可进入性优势突出,可吸引大规模旅游客流,以较低的投资获取较高旅游收益,从而推动城市旅游优先快速发展。由于地理位置是恒定不变的,因此在测量一个城市的交通区位时,本研究主要选取交通总客运量、自然区位交通便利度综合指数与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三个指标。③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环境是由与城市整体互相关联的人文条件(如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人口、民族、行为等基本要素构成)和自然条件(地质、地貌、水文、气候、动植物、土壤等诸要素的总和)综合构成的。因此,为了使代表性与可操作性更强,本文选取城市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可吸入颗粒浓度年平均值、普通本科院校数量、历史文化类场馆数量、城市管理水平、刑事立案数与交通事故发生数为主要评价指标。④旅游资源因素。旅游资源一般包括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国外学者通常将旅游资源称为旅游吸引物,是指旅游地吸引旅游者的所有因素的总和。由于城市所处的地理区位和历史底蕴背景不同,在旅游资源特征和属性上呈现出差异性。本文沿用前人指标,设定3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世界遗产数、资源密度为基本测度内容。⑤服务与设施因素。旅游接待、旅游组织、旅游交通等服务活动与服务设施是旅游活动的支撑系统,也是构成旅游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包括服务质量整体评价水平、三星级以上饭店数、国际旅行社数量、从业人员数、从业人员文化水平等方面。⑥信息与营销因素。信息不对称性、不完全性及其成本会制约市场机制运行及资源配置效率。信息的全面性能让客户在旅游之前就能很好地了解到实地信息,从而刺激他们对旅游地欲望的增长,网络营销减少与客户的直接接触以增强亲和力。研究包括每万人拥有移动电话数、每万人互联网宽带用户数、英文旅游网页信息总量、国内外展会、展览数量。综合上述分析,形成客源地驱动、旅游流状态与目的地响应的指标体系,见表1。
3“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构建
整体旅游流是单个旅游个体行为的最终综合显现,本文兼顾个体微观视角与社会宏观视角,研究“点”(入境旅游流、客源地与目的地城市的接触点)对“面”(目的地城市对入境旅游流整体反应面)的影响。
3.1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考虑到分析数据的可获得性、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选取京津冀区域的北京市、长三角区域的上海市、珠三角的广州市、成渝地区的成都市、西北部的西安市、西南部的昆明市等六大城市为例,对客源地、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之间的“驱动力—状态—响应”动力因子进行量化处理分析。
驱动力因素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的《国际统计年鉴》和2015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其中,入境旅游总人次等9个指标均来源于2015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并依据相关数据直接获得或经过运算得到。主体客源国的人均GNI均值、主体客源国的平均人文发展指数、主体客源国的带薪假期均值与主体客源国的公共假期、主体客源国的游客平均出游率4个指标是依据到访六大目的地城市的外籍游客构成比例与该国相应指标乘积的均值。目的地城市的响应因素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该目的地城市2015年的《城市统计年鉴》。
因子分析是通过降维方式将多个变量归并为少数几个综合变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尽量不损失信息的前提下获取更多信息,简化数据结构,避免主观随意性。鉴于指标体系内数据清晰明了且有统计数据支撑,并能有效呈现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的指标归并,因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评价。
3.2 因子分析结果
我们将上文所构建的因子指标带入SPSS中进行因子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对系统因子进行提取,因子旋转采用最大方差法。由于“旋转因子后载荷值小于0.4或两个因子上的载荷同时大于0.4者予以删除[22]”。经过因子淬炼,该研究在剔除X5、X7、X12、X19、X21和X30后,目的地响应部分剩余指标共提取出4个公因子。其中,X1、X2、X3、X4、X6、X22、X23、X24、X25、X26归并为一个维度,即原指标体系准则层中的城市经济与社会环境可提炼为一个公因子,共同反应了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定义为经济社会动力因子;X8、X9、X10、X16、X17、X18与X20归并为第二个维度,即准则层中的旅游资源与交通区位提炼出一个公因子,反应了区位与交通对旅游流的响应,因此可定义为资源区位动力因子;X11、X13、X14与X15在第三个主因子上占有较高载荷,这些指标属于准则层中的服务与设施维度,因此定义为服务设施动力因子;X27、X28、X29体现了信息与技术对城市旅游发展的主导作用,因此命名为信息技术动力因子(表2)。客源地驱动力系统指标归并为一类,旅游流的状态指标剔除Z7后归为一类。该部分的分析指标结果显示,KMO统计值为0.837,方差近似值为1237.217,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p值=0.000<0.05,所选指标累计解释变量达到了92.227%,解释效果良好,见表2。
3.3“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解析
旅游流是旅游地理学的经典问题,而旅游地理学的研究核心是旅游人地关系[23]。斯宾塞和托马斯指出,自然要素、人口、社会组织和技术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探讨人地关系的主要内容[24]。自然要素指人类生存发展提供的空间与资源,人口指区域内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群体,社会组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而技术主要指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25]。推此即彼,本文所提出的响应模型与上述理论高度吻合:经济社会属于制度文化,主要展现方式是通过社会组织达成;服务设施属于精神文化,直接对象是人,即游客,“客”与所在地“主”的互动要在服务与设施中实现;信息技术则属于物质文化,是目的地实现入境游客青睐的手段,技术发展为目的地提供吸引力保障;资源区位则是旅游形成的基础,是经济社会、服务设施与信息技术的空间承载。与人地关系的模型原理一致,响应要素之间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六对联系带,每对联系带都受到另外两个因素的影响,因此该模型所反映的系统具有复杂的关联。
客源地的驱动力系统与旅游流状态量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具体而言,旅游者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现实和潜在驱动力的有机组合,进入旅游媒介到达目的地,从而促成旅游流流动。借由上述量化分析,可将客源地驱动力、入境旅游流状态与目的地城市的响应模型有效衔接和整合,组成入境旅游流“驱动力—状态—响应”动力系统。因此,本文构建了“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图1)。
3.4 模型计算结果
由于入境旅游流DSR系统主要作用机理是客源地驱动,旅游流直接反应,目的地城市被动响应,对目的地响应系统的分析对城市调控策略尤有价值,因此本文将重点对各城市响应系统进行探讨。可根据公式F=51.787F1+21.223F2+16.149F3+7.785F4计算出6个城市的目的地响应力得分与排序(表3)。式中,F为城市响应力得分,F1为经济社会因子取值,F2为资源区位因子取值,F3为服务设施因子取值,F4为信息技术因子取值。系数为各个公因子解释方差的比重,其中经济社会因子权重最大,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越好,对入境旅游响应就越强;其次是资源区位因素,体现在资源禀赋和交通区位上,占有较大比重;第三是服务设施因素,服务环境越好,越能吸引入境游客;第四是信息技术因子,所占比重较小。
从表3可知,在入境旅游综合响应方面,居于前三位的是北京、广州和上海,而成都、西安与昆明相对较弱。由此可见,一线城市对入境旅游流的吸引力更大,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社会发展对城市应对入境旅游的作用明显,研究结果印证了王璐璐等人关于城市发展与旅游协调度的研究成果。从经济社会因子来看,广州得分最高,说明它与港澳之间的经济往来与社会文化共通成为其入境吸引的巨大推动力;以资源区位来看,北京居首毋庸置疑,政治经济中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入境旅游的首善之区;从服务设施方面来看,成都的旅游吸引力较强,“休闲之都”服务至上,名副其实;从信息技术来看,上海的得分最高,上海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信息和技术的相关因素对旅游业的推动作用最明显。
4“驱动力—状态—响应”系统动力学模拟
在对入境旅游流“驱动力—状态—响应”系统的概念模型构建后,有必要对其进行精细化与具体化操作,了解其运作的内在机理。依据前文的指标体系与概念模型,藉由边界界定和模块分析进行机制解读。
4.1 系统边界
系统的构建是需要有明确边界的,这样才能呈现其内部的信息、物质和能量交换[26]。如前文所述,入境旅游流即所谓的O-D流,即由客源地到目的地的游客流。因此,研究所搭建的系统范围需要囊括客源地驱动力子系统、旅游流状态子系统与目的地响应子系统。其中,响应子系统包括经济社会、交通区位、服务设施与信息技术。所有上述因素在边界之内彼此连接,互相作用,最终编织成了一个复杂的“驱动力—状态—响应”网络。
4.2 系统动力学模型
系统动力学的研究重点在于自反馈机制的系统动力学问题。为了研究系统的反馈结构,首先要分析系统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进而追索因果与相互关系,然后把它们重新联结一起形成回路。因果关系分析是本文开展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的基础,直观明了,因此对系统及其子系统包含的关键因素进行归并后,以定性逻辑进行分析。由于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发生关联的必然中介是旅游流,因此本研究将分别构建客源地与旅游流,旅游流与目的地之间的关系系统,再进行整体系统的整合。
主要是:①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经济社会系统(ITF-ES系统)。在ITF-ES系统中,入境旅游总人次对目的地经济和社会产生现实与潜在驱动力,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使旅游投资总额上涨,在地区旅游接待能力和目的地吸引力方面都有提升,带来更多的入境旅游者,实现旅游外汇收入增多,进一步促进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此外,城市管理水平在地区经济发展下得到提升,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加之城市安全水平为潜在游客到来提供保障,城市旅游需求增加,进一步提升城市旅游接待能力,最终促进地区国民经济发展。②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资源区位系统(ITF-RL系统)。在ITF-RL系统中,旅游资源质量引起入境旅游总人次增长与入境旅游人均停留时间延长,使旅游外汇收入增加,促进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上涨。此外,城市交通区位的优势增涨带来了大量游客,对目的地景区资源产生正负向影响,导致纠偏行为出现。③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服务设施系统(ITF-SF系统)。在ITF-SF系统中,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为旅游投资提供支撑,进一步强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接待水平提高。另外,对旅游科研的扶持使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增强,进而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在整体目的地旅游接待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入境旅游人次增多,正向反馈地区国民生产总值。④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信息技术系统(ITF-IT系统)。在ITF-SF系统中和在目的地城市经济发展推动下,通过对固定资产和旅游业投资,旅游信息化水平与商业环境发展水平得到提升,而城市科研资金投入比重的增加间接或直接促进两者发展,从而吸引入境旅游者到访,增加旅游外汇收入,正向反馈区域国民生产总值。⑤入境旅游流与客源地子系统(ITF-OS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客源地人口的经济收入直接决定了出游能力,人文发展指数很大程度上影响出游需求,这两者决定了潜在游客数,而出游率则直接反应了潜在游客转化为现实游客的比例,多因素共同促成旅游行为发生。
结合分述结果,引入辅助中间变量,以反映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过程,得到“驱动力—状态—响应”动力系统整体的因果关系,见图2。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借鉴国内外文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旅游六大典型城市的统计数据,利用因子分析与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对入境旅游流“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进行了探讨,得到以下几条结论:①建立了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的指标体系。该体系由客源地驱动力、入境旅游流状态与目的地响应三个部分构成。其中,客源地驱动力主要包括消费能力、人文发展指数、闲暇时间与出游率,共计4个指标;旅游流状态量包括旅游人次、旅游花费和旅游时间等,共计9个指标;目的地响应主要包括城市经济、旅游资源、服务与设施、交通区位、社会环境、信息与营销等,共计30个指标。②构建了入境旅游流“驱动力—状态—响应”的概念模型。通过对指标体系进行因子分析,构建了客源地、旅游流和目的地的“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其中,驱动力变量和状态量各归为一个维度,目的地响应则划分为经济社会、资源区位、服务设施与信息技术四个维度;目的地响应模型与“人地关系”模式具有高度的吻合性:经济社会对应社会组织,资源区位对应自然要素,服务设施对应人口,信息技术对应技术。同时,结合六大城市分析发现,指标中经济社会所在权重最大,一线城市响应整体较强,二线城市则相对较弱。③对入境旅游流DSR模型进行了系统动力学模拟。研究通过入境旅游流与经济社会子系统、资源区位子系统、服务设施子系统、信息技术子系统以及客源地驱动力系统的逐一对应,构建了整体动力系统因果回路图。
5.2 讨论
本质上讲,本文所探讨的是旅游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两要素间的相互匹配构成了旅游系统的基本结构[27,28]。以往相关研究过多关注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的关系,而本文则将其转换为旅游流与客源地、目的地关系的范畴之内,三者融于同一平台有效克服了量化研究中对象体量不匹配的问题。此外,“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能较好的阐释旅游流的形成与互动过程,可为我国众多城市面对旅游与城市建设“要么供过于求,资源浪费;要么供不应求,环境超载”等难题提供参考与借鉴。
本研究是基于六大城市统计数据计量分析实现的,尽管得到了有意义的发现,但其代表性与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此外,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入境旅游流,而对—国内旅游占大多数的旅游市场现状,分析国内旅游流与目的地之间的“驱动力—状态—响应”关系,并与本研究结论进行对比具有更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摘要：借鉴国内外旅游流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旅游六大典型城市的统计数据,利用因子分析与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探讨了客源地驱动力、入境旅游流状态与目的地城市响应的模型。研究发现:1所构建的客源地驱动力、旅游流状态与目的地响应指标体系由3个目标层、13个准则层、43个指标构成。2构建了“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具有很强的理论吻合性。3将入境旅游流与客源地驱动力系统、经济社会子系统、资源区位子系统、服务设施子系统和信息技术子系统逐一对应,构建整体动力系统因果回路图,研究体量匹配并对旅游与城市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入境旅游流,客源地,目的地城市,“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系统动力学
驱动力模型 篇2
一、比赛规则
(一)比赛类型：比留空时间
1.学生根据图纸要求，在赛前独立完成装配、调试及放飞。为提高飞行成绩，在不改变模型飞机的几何尺寸和橡筋长度的前提下，参赛学生可以对模型进行任意创新改造。可以在机身上加配重物来调节橡筋飞机，可以在机翼上加固翼缘(主机翼不得改变)。
2.比赛前评委应对模型进行检查，做好标记。选手比赛顺序按秩序册进行，不得更改。三次点名不到场作弃权处理。
3.如果比赛场地风速过大，（场地有测定风速的标准）选手根椐自己的情况可要求评委暂停比赛，也可继续比赛。
4.竞赛放飞时在指定区域进行可以助跑或跳跃，以模型飞机出手开始记时到模型飞机着陆为止。比赛采以留空时间长为优胜，成绩保留到秒后二位。竞赛飞行共进行二轮，以成绩较好的一轮评定名次，如遇成绩相同则以另一轮的成绩评定。
5.裁判发出“预备，放”选手须立刻放飞模型离手，十秒钟内没有放飞则该轮成绩为0分。参赛选手独立完成，其它人不得帮忙。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停止计时或成绩无效： 1．模型上的主体部件掉落停止计时。
2．遇到模型飞出视野或掉落在建筑物体、或其它物体上面，停止计时。3．一人一机，不得借给他用，否则双方成绩均无效。
二、工作人员安排
1．各类比赛裁判
2．现场纪律和卫生维持人员
三、奖励设置
每学段取前10名，发证书，参加学校积分。水火箭30米定点打靶比赛细则
一、提供的材料包括：水火箭发射架，打气筒，橡皮塞。
二、比赛规则：
1、比赛用水火箭须事先制作完成，现场不允许再做调试，最多准备2个火箭。
2、发射顺序栽判协调指挥以提高比赛效率，如有抢发则视为犯规，后果严重如影响他人比赛者取消其比赛成绩。
3、每轮比赛时间为5分钟。5分钟之内由裁判员统一倒计时发令，运动员分批发射模型火箭。水火箭起飞即为正式飞行。未起飞者成绩均记为0环。
4、运动员按照规则要求发射水火箭，起飞线距靶心为0环，水火箭正常降落到以靶心为圆心、半径为3米的圆内（即有效区域）为有效飞行，以水火箭头锥顶部所在位置为该轮比赛成绩，（水火箭落地后如有滑行，则以滑行停止后水火箭的头锥位置为准）单位为环，水火箭解体、或未降落到有效区域以内，均为发射失败，成绩均记为0环。
5、比赛暂定为一轮，成绩环数多者领先。如环数相同，则进行附加赛。
6、如遇特殊情况，栽判将临时将比赛轮次改为一轮。
7、场地设置：见附件
三、工作人员安排
1．各类比赛裁判
2．现场纪律和卫生维持人员
四、奖励方法：
每学段取前10名，发证书，参加学校积分。
五、场地设置：
都匀市城乡小学纸飞机比赛活动方案
1998年，肯·布莱克布恩折叠的纸飞机在空中保持了27.6秒，创手掷飞机在空中飞行时间最长的纪录；1985年，托尼·弗莱特创下飞行距离193英尺(58.82米)的世界纪录，这个数据比莱特兄弟的首次飞行距离（36米）还要长。我们都有聪明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那就一起加入纸飞机爱好者的行列，向世界纪录发起挑战吧!
一、活动目的
丰富校园生活，张扬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提高动手能力，为学生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
二、活动项目
手掷纸飞机留空时间比赛
三、比赛规则
1．由组织者提供A4打印纸一张，各队在5分钟内现场制作一架纸飞机，在每架纸飞机上写上队名，每架飞机只能参加一次比赛。
2．纸张只能折叠，不能撕裂、粘贴、切割、装订、悬挂重物或填装其他物品。制成的纸飞机必须是典型的飞机造型，至少有双翼，是否符合典型飞机造型由裁判确定。
3．选手必须在指定区域内投掷。投掷时，双脚在任何时候不能越线或踩线，且至少要有一只脚没有离地，否则成绩无效。
4．每队在每个类别的比赛中有3次飞行机会，以最好成绩计算。若成绩相同参看其他轮次成绩好坏决定名次，若仍然相同可加赛决定。
5．留空时间比赛从离手开始计时，到飞机着陆止终止计时。如在飞行中碰到了树、线、建筑等其他障碍物，留空记时结束。
6．各队比赛结束后必须做好卫生工作，若乱扔纸飞机或其他废弃物，将取消比赛成绩，并扣班级竞赛分。
四、工作人员安排 1．各类比赛裁判
2．现场纪律和卫生维持人员
五、奖励设置
软件管理模型驱动企业信息化进程 篇3
[关键词] 企业信息化软件管理模型驱动原理
最近几年，企业信息化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管理者们茶前饭后谈论的热门话题，各类行业软件也从几年前的高不可攀到随手可及。信息化已经成为企业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然而，“不上信息化等死，上了信息化找死”，不少企业绕信息化走一圈后，又洒泪离开。信息化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回答：是选型、是实施还是服务？这些原因都有，但我们已经努力了。选型时做足了市场调研，对比再对比，斟酌再斟酌；实施时企业老总出面，公司一切工作为其让路，甚至把学习系统作为员工月度考核的主要内容；至于服务，我们的服务商也热情有加，24小时热线，随叫随到。信息化没有道理再不成功。但结果是一段时间的热闹之后，人人都疲惫不堪，最终不了了之，哪里敢谈什么成功。
原因道理在哪里？我们不仅问自己。
（1)供应商对管理软件的实质理解不够，软件技术人员不是管理专家。
（2)管理的需求变化莫测，而管理软件和开发模式不适合需求的快速变化。
看到以上两点，我们不仅豁然开朗，但如何解决，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1)先进的管理理论与企业实践高度融合。
（2)采用软件管理模型驱动信息化实施的办法。
一、软件管理模型研究
1.管理模型定义
管理模型是人们对现实企业流程的一种模拟、抽象和简化，它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其原型有统一性。企业流程是企业运行机制的反映，体现了构成流程的各元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动态的约束关系。企业流程的行为取决于许多相互关联的变量，通过改变这些变量的值可以改进流程的性能。
软件管理模型是指针对企业实际状况，根据提高管理效率的方法、技巧、经验，通过软件设计，融入到软件中，形成的企业通用的管理模型，同时又可以针对企业进行个性化的编程和个性化设计。
一个没有管理思想的信息化软件，只是一个躯体，没有灵魂，因此也就不会有生命力，更谈不上为企业解决问题，创造收益。软件管理模型的意义也就在它赋予了信息化软件以“灵魂”，为企业解决实际的管理问题，使企业信息化不再只是一个空架子
2.软件管理模型价值分析
软件管理模型作为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的工具，对企业诊断工作流程和进行企业信息化起着重要作用。
（1)软件管理模型具有认识、理解企业流程的作用。软件管理模型就像语言一样，可以把企业流程的内涵完整地展示出来。软件管理模型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和理解流程，另一方面引导人们对流程深入地思考。例如：通过软件管理模型可以了解到：流程中包含哪些活动、各个活动之间的关系、各活动的作用、各个活动消耗什么资源等信息。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地分析：这些活动存在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建立软件管理模型，有助于发现流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到改正的机会和方法。
（2)软件管理模型具有获取流程知识的作用。流程知识包括成本、时间、质量、顾客满意度等性能指标和企业流程内部运作状况。
（3)软件管理模型有助于软件供应商规范、快速地通过现场提问、实地调查、工作组讨论、数据分析等形式快速获得企业信息化需求，并为房地产企业的业务调整提供管理依据。
（4)软件管理模型可以帮助企业对软件供应商的信息化方案进行筛选。企业可以从系统流程的响应时间、流程成本等方面对供应商方案进行评价，从而选择适合自己企业的最佳产品。
二、软件管理模型驱动原理研究
1.模型驱动体系的建立
管理软件:三分技术、七分管理;三分软件、七分服务
软件的开发平台越来越先进，设计和生产的效率越来越高。软件的市场价值转移到管理理念和服务是必然趋势。
软件管理模型作为一个系统的驱动体系。一方面包括企业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各种管理表格、管理规章制度、数据关系等，另一方面包括办公协同平台、业务管理系统等产品结构。
在企业信息化实施过程中，通过建立各种软件管理模型,进而驱动管理信息系统的逐步、全面实现。同时，软件管理模型也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可以帮助企业迅速习惯企业的变化及信息系统的使用。如图1所示。
2.软件管理模型驱动力分析
(1)增强企业(系统)生命力。什么是企业发展？一个企业，无论是初建的，还是业已形成的，它都必须具备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具有生命力。企业和人一样具有生命，也一样有从新生到死亡的过程。但他有不同于人，因为企业还有再生的能力，或者说是“繁殖能力”。企业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才算是真正有了生命。具有生命的企业可以不断发展、不断扩张。维持企业这种生命力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企业制度，另一个是职业经理。软件管理模型与信息系统相结合就是帮助企业建立一整套健全的企业制度，同时为经理人树立行为规范。
（2)帮助企业自动化运作。一个企业依靠个人的威信、人格魅力去管理和影响他人，一个企业依靠强权实行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和管理，都可以成为企业的一种管理方式，但这种管理方式随着威信和魅力的降低，随着强权的瓦解，企业的管理基础将会彻底崩溃，直接导致影响生产、员工流失和损失客户。只有制度是不随个人的因素而影响企业的，他靠科学合理的授权、约束和控制，以及对制度适时的调整，使整个企业有效、健康地发展。软件管理模型可以为企业建立管理平台，让其他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运行于其上。帮助企业建立垂直指挥、横向联络检查和反馈等体系，使企业形成了一个管理的平台，其他的各种管理体系（如计算机信息化管理）可以在此平台上高效地运转。
（3)为企业高速发展做准备。企业通过建立软件管理模型使自身经营管理合理有效地进行，当企业具备扩张实力的时候，企业可以把自己已经成熟的软件管理模型输出到新建企业、兼并企业或者合作企业，在新的企业快速建立起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做到管理能力和企业扩张同步发展。事实上，企业扩张时所表现出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的管理能力严重滞后于企业的扩展速度。
三、房地产企业软件管理模型研究
根据房地产企业运营特殊性，其软件管理应用模型可以简单分为五类：资金收入类管理应用模型、资金类支出管理应用模型、协同办公类管理应用模型、接口类管理应用模型、决策支持类管理应用模型。
同时可以对以上五大类软件管理模型进行进一步深化分解。结合企业人员的3个不同层次，提炼如图2所示管理应用模型：
四、总结
本文只把软件管理模型作为企业信息化的驱动力，作了初步的研究。围绕企业信息化进行企业管理模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其成果不仅可以用于指导软件供应商进行系统功能完善及新产品开发，同时可以为进行信息化的企业提供管理依据，使其以最快的速度来适应信息化对企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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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动力模型探究 篇4
理论回顾
1.创业模型
目前, 大多数经典的创业模型都来源于国外学者。本文大致总结出五大经典创业模型 (见下表) , 这些研究成果被后人多次借鉴和应用, 其典范价值历久弥新。
五大经典模型的内容均是在肯定前期研究结论的基础上, 将创业体系更进一步地完善。其中, 机会、组织、资源作为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始终贯穿于整个创业过程, 这对本文的模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创业动力因素
创业的核心问题在于:为什么个体在不确定风险的情况下仍会选择从事创业活动?其内在动力从何而来?对该问题的讨论可以从企业的微观层面、行业的中观层面和国家的宏观层面展开 (林强、姜彦福、张健, 2011) 。综上, 创业驱动因素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 社会经济因素。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创业水平的基本因素。包括:人力资本, 财务资本, 风险资本, 社会资本, 基础设施, 收入水平等 (Acs et al., 2011, Avdeitchikova, 2009;Naudéet al., 2008) 。Schumpeter (1934) 在其经典之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了创业和社会经济之间的重要关系, 强调创业机会源于经济。Wennekers和Thurik (1999) 通过对创业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经济理论、演化经济学及管理理论等多个领域中相关研究的综合分析, 建立了创业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联系。更多学者认为, 经济发展水平和创业水平之间的关系随具体情况发生改变, 不可一概而论。
(2) 区域因素。研究显示, 区域经济基础、区域文化传统、区域生活条件乃至自然气候, 以及区域的资源禀赋 (Berggren and Dahlstrand 2009) , 都有可能影响当地的创业水平。学者指出, 地域特征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来影响不同地区之间的创业收益:一是作用于创业利润和工资报酬;二是直接作用于公司的创业概率。换句话说, 地区创业水平会受到当地资源流动性约束。
(3) 政策因素。对创业有正面影响的政策支持体系一般包括:创业鼓励措施、清除行政阻碍、提供创业服务等 (Li and Matlay, 2006;Caliendo and Kritikos, 2010) 。各项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行为会影响该地区的创业水平。例如, 提高政府支出会导致税收增加, 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但另一方面, 它也可能刺激社会需求, 从而增加企业收入, 以吸引更多的创业活动。
(4) 产业因素。这里所说的产业因素包括:产业多样性、中小企业所占比重, 以及知识密集程度等 (Aoyama, 2009;Braunerhjelm et al., 2010;Audretsch et al., 2010) 。例如, 一个地区的创业水平和当地小企业的比重息息相关。如某地的小企业占比越大, 则这个区域的创业潜力一般越高。因为小企业往往允许员工直接接触和了解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和各项工作, 为潜在创业者提供经验, 从而降低了创业屏障。此外, 知识溢出理论的研究论证:产业多样性能够对新企业的成立带来正面效应。
创业动力模型
通过对上述研究成果的参考和梳理, 本文进一步探讨创业动力的促发要素和效应机制, 最终构建出创业动力模型 (见下图) 。模型包含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要素, 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力齿轮。具体说, 宏观层面的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创业文化, 一方面会直接影响中观层面的动力要素;另一方面, 也会对微观层面产生效应, 并且通过影响创业活动三要素来影响创业水平;中观层面主要包括创业平台和创业中介这两大动力要素, 它们将上下作用于国家的宏观层次和企业的微观层次, 并动态作用于创业活动三要素;微观层面上的创业动力主要来源于企业所拥有的创业资源, 其本身就是构成创业活动的资源要素和机会要素、组织要素之间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 并同时与宏观、中观层面的动力要素产生循环效应, 协调促进创业, 最终界定为基于微观层面的创业动力构成要素。
1.宏观层面的创业动力
(1) 宏观经济环境。该模型中的经济环境指的是, 外部的社会经济状况, 其在各个方面影响着创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第一, 宏观经济状况直接影响着微观层面的市场需求, 进而导致相关中小企业的创业机会发生变化。例如, 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进而降低了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的需求, 这不仅引发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困境, 也提高了进出口行业的进入门槛, 削减了企业的创业机会, 降低了创业水平。第二, 宏观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创业资源的成本价格, 影响着这些资源的可得性。第三, 宏观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创业活动的组织状态, 包括组织的资本形式、组织结构和制度, 甚至间接作用于组织文化。
(2) 宏观政策环境。第一, 政府为创业者所提供的法律保障和奖励机制, 包括减免税收、社会保障制度、破产法、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这些政策无疑会影响个体的创业决策, 也为其赢得创业机会增强信心。第二, 政府为创业者所提供的资金、信息、教育等方面的支持, 将有助于拓宽创业资源的来源渠道, 从而为创业者排除资金困难, 提供信息服务, 优化技术和管理资源, 与创业者共同承担风险。第三, 通过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成立高新技术园区等政策。一方面, 有助于完善创业组织;另一方面, 对中观层面的行业平台和创业中介机构产生正面影响, 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
(3) 创业文化。积极的文化氛围是成功创业的精神动力, 不仅能够激发个体的创业意向和信心, 激励个体更好的把握创业机会, 引导其充分合理的利用创业资源, 更能作为一种精神助推力, 在潜移默化中帮助提升个体的创业能力, 对企业组织的完善和优化也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2.中观层面的创业动力
(1) 创业平台。由于创业本身所具有的高风险性, 很多企业在起步阶段就已步履维艰, 谈何在市场大浪淘沙中应对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形下, 被誉为“企业孵化器”的创业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 此类创业平台相当于创业过程中的保护伞, 能够为初创企业提供共享性服务, 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大大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具体说, 首先, 在该平台中, 个体之间信息对称、起点相当, 有效保障了个体的创业机会;其次, 创业平台所提供的资源包括硬件设备、技术信息、服务管理等, 将有效降低各企业的创业成本, 尤其惠及中小新兴企业;最后, 创业者在创业初期往往缺乏组织管理能力, 企业孵化器将通过针对性培育和专业化指导来完善初创企业的组织体系和制度结构, 使其少走弯路, 从而减少创业失败的风险。
(2) 中介机构。中介机构相当于企业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承载着资源配置、技术转移和服务置换等一系列重要职能。一方面, 中介机构保证信息渠道的畅通, 为创业企业提供有效服务和有用资源, 如创业中介所提供的咨询业务和代办服务, 为创业者削减创业的尝试风险和时间成本, 更增加了创业者获得创业机会的筹码;另一方面, 中介机构相当于创业资源的储备中心, 提前对各种资源进行统筹管理, 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资源的使用效率。例如, 中介所提供的管理培训经验、技术转让信息和贷款援助, 实现了资本、技术、信息三大创业资源的多元化整合, 降低了资源的搜集成本。
3.微观层面的创业动力
模型中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创业动力, 主要来源于企业的微观层面。在这一层面上, 资源要素扮演着重要角色, 并联结机会要素和组织要素, 共同构成一个的网络整体, 动态作用于整个创业过程。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金融资本、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创业者通过对这三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以有效的组织网络作为载体, 将创业机会转化为创业执行力, 从而推进创业进程, 实现成功创业。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微观层面的创业资源从根本上影响着创业活动的促发动力。
(1) 金融资源。即“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 与创业本身高风险的特点密切相关。美国的创业投资协会将其界定为:对具有社会贡献且发展前景的新兴企业所投入的资源。由此可见, 创业资本的实质就是为创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从而增强创业过程的内在动力。
(2) 技术资源。“技术”这项资源虽然看不见摸不到, 但其作用价值却见于无形、不可小觑。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而言, 技术资源的优劣将对整个创业活动的资源配置方式起到关键性作用。一方面, 它是创业过程中各项工作流程和管理模式的重要保障, 缺乏技术的创业体系必然缺乏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 技术资源具有排他性, 高质量的技术资源相当于行业的进入壁垒, 无疑会成为稳固创业进程的一剂良药。因此, 先进技术掌握的越多, 创业的实力就越大。
(3) 信息资源。包括市场信息、政策信息、技术信息以及竞争者信息等, 其贯穿于创业的全过程, 并且对创业活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价值。首先, 具备准确性和时效性的信息资源, 是创业者识别和掌握创业机会的先决条件, 学者Shane研究发现, 多数有价值的创业机会主要依赖于不同渠道所接触到的信息, 而非对机会的有意识搜寻;其次, 同时具备信度和效度的信息能够帮助个体理智分析和评价其所挖掘到的创业机会, 从而降低决策成本, 规避不必要的创业风险;最后, 一个具备高度信息感知能力的创业者, 能够不断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从而在创业过程中构建学习型组织, 助力于创业绩效的提升。由此可见, 创业企业唯有不断的汲取和更新信息资源,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结论
纵观当前的研究现状, 有关创业动力的系统理论是研究领域的缺失环节。本文通过对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 结合国内外经典理论模型, 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分析创业动力的促发要素及其关联机制, 最终构建出创业动力模型, 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从而实现了该理论体系的动态平衡。在理论上, 该研究结论将创业水平的影响因素纳入到一个层次分明、内容完整的动力系统之中, 以期充实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在实践中, 该模型有助于削减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盲目性, 挖掘准创业者的潜在能量, 因而对提升地区创业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经典创业模型的回顾和梳理, 基于创业影响因素的内涵与特征价值, 构建出影响创业水平的创业动力理论模型。该模型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动力要素, 分别是宏观层面的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创业文化;中观层面的创业平台和创业中介;微观层面的创业资源因素 (包括金融资本、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 。这些动力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共同构成了影响创业活动的支撑体系和作用机制。
关键词：创业,创业动力,动力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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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力模型 篇5
引言
山洪是指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影响面积小，具有突发、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的特点。山洪及其诱发的泥石流、滑坡，常造成人员伤亡、设施毁坏，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日趋严重的山洪灾害已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这对气象部门山洪灾害风险评估业务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山洪灾害风险评估的关键有两点，一是致灾临界雨量的确定，另一个是风险评估。致灾临界雨量的分析计算与确定是山洪灾害研究的重要基础。对于无资料或资料比较缺乏的地方，临界雨量的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内插法、比拟法、山洪灾害事例调查法、灾害与降水频率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多从雨量本身或灾情方面出发，没有考虑水文过程。美国水文研究中心研发的山洪指导(flashfloodguidance,FFG)法基于动态临界雨量的概念，通过水文模型分析计算，反推出流域出口洪峰流量达到预警流量所需的降水量，该方法兼顾了运行效率和水文过程，适用于有水文资料的流域。山洪灾害风险评估的另一个关键点是风险评估，目前的风险评估多为定性的结果，或是基于历史数据得出的“静态”的评估结果，无法“动态”的进行风险评估，利用GIS技术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获取洪水淹没范围，进而结合承灾体属性实现山洪灾害的动态定量评估。
国外学者已尝试将降水预报与水文模型、水力学模型结合应用于洪水预报及早期预警、洪灾风险评估中，国内有学者亦尝试了在较大的流域上建立从降水预报到洪水预报的模型。本文以闽江上游的宁化渔潭境内的一个小流域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流域面雨量和流量率定该流域的`TopModel模型参数，根据实地调查结果确定不同风险等级的临界流量，然后利用已率定的模型参数确定临界流量对应的临界面雨量，同时将临界水位输入FloodArea淹没模型得到淹没水深和面积，并利用GIS平台对不同隐患点进行风险评估。
1方法简介
1.1“TopModel”水文模型
1979年，Beven和Kirkby提出了以地形为基础的TopModel半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TopgraphybasedhydrologicalModel)。Topmodel是以地形为基础的模型，基于DEM推求地形指数来反映流域水文响应特性，模拟变动产流面积，即流域总径流是饱和坡面流和壤中流之和。地形指数的大小和分布是影响模型产汇流计算的重要因子之一，模型中采用Quinn提出的多流向法，将网格单元的地形指数看作是随机变量，经过统计分析得到地形指数的频率密度分布，地形指数相同的网格具有相同的水文响应，用“地形指数—面积分布函数”来描述水文特性的空间不均匀性。Topmodel的汇流计算主要应用坡面径流滞时函数和河道演算函数，汇流计算主要采用单位线的方法，河道演算采用河道平均洪峰波速的方法，常采用简单的常波速洪水演算方法。本文采用兰开斯特大学环境与生物科学研究所开发的TopModel95.02版本，共有7个参数，分别是:Szm为土壤下渗率呈指数衰减的速率;T0为土壤刚达饱和时的传导度;Td为重力排水的时间滞时参数;Srmax为根带最大蓄水能力;Sr0为根带土壤的初始缺水量;RV为地表坡面汇流的有效速度;CHV为主河道汇流的有效速度。
1.2“FloodArea”淹没模型
基于GIS栅格数据，德国Geomer公司开发了内嵌于ArcGIS平台的扩展模块FloodArea，专门用于洪水演进模拟与动态风险制图。FloodArea采用ArcGRID数据格式，基于数字高程模型进行水文—水动力学建模，充分考虑了地形坡度和不同地表覆盖形态下地面糙度对洪水演进形态的影响;洪水以给定水位、给定流量和给定面雨量三种方式进入模型，并可根据水文过程线进行实时调整，可视化表达流向、流速和淹没水深等水文要素的时空物理场，为洪水淹没风险动态制图提供了有效工具。
2典型个例分析
2.1山洪流域基本情况
本文选择的流域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境内，流域内部地势相对平坦，流域周围被高山环绕，整个流域海拔为349～1100m。流域内有水茜溪和东溪两条河流，并在流域西南部出口处汇合。整个流域面积632km2，流域涉及到水茜、泉上、湖村、中沙4个乡镇的部分或全部区域。
2.2资料
2.2.1水位、流量资料
流域内有一个渔潭水文观测站，观测逐日水位、流量，因资料有限，选择2010年5月19～23日、2010年6月13～27日两个过程的资料进行水文模型参数率定，选择2012年5月13日的过程作为验证数据。
2.2.2面雨量资料
2.3临界雨量的计算
2.3.1“TopModel”模型的参数率定
通过2010年5~6月两次暴雨过程的逐时面雨量和流量数据，根据目标函数调整模式的7个参数，使模拟流量尽可能接近输入流量来确定参数大小。通过模式的参数率定，使两次暴雨过程的确定性系数均达到0.94以上。
2.3.2致灾临界雨量确定
根据实地调查，渔潭断面坝高326m，大部分水田位置高出坝高1m。2010年6.18过程，渔潭发生了小洪水，漫沟1.75m并淹没水田，调查得知这次洪水最高水位327.75m，在历史上属中等程度。根据调查结果，分别将漫沟、淹没水田、淹没居民点的水位作为不同风险等级的临界水位，即326m为低风险的临界水位，327m和328m分别为中、高风险的水位。
2.4山洪灾害风险评估
取渔潭流域中落差相对较小且两岸居民相对集中的主河道，对河道进行栅格化，河道高程代表河道基面高度，根据水位过程线的高度进行“河道漫顶式”模拟，得到渔潭流域下游河道两岸不同风险等级的淹没情况。根据得到的淹没情况图，利用GIS的叠置分析功能，即可实现对不同风险等级淹没范围内居民点、道路等承载体影响程度的评估。
2.5效果检验
2012年前汛期期间，渔潭流域发生了一次低风险山洪过程(图5)，发生低风险预警开始时间是13日10时，此时水位正好达到低风险水位326m，预警开始时间准确;12时水位上涨至预先设定的中风险等级而面雨量仍然在低风险级别，可见原先设定的中风险水位偏低，因此在中风险临界雨量不变的情况下，上调中风险水位至328m，高风险水位相应调整为329m，调整结果与实际情况是否符合，尚需进一步验证。
3结论
本文用典型个例分析方法，以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境内的渔潭流域为例研究具备完整水文观测资料的山洪流域灾害风险评估方法。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利用雨量和流量资料率定流域的TopModel模型参数，把根据实地考察结果确定的致灾临界流量和率定的模型参数回代模拟得到各级致灾临界雨量;同时结合FloodArea淹没模型，获取不同临界水位下的淹没范围，结合GIS技术确定淹没范围的影响程度，从而实现山洪灾害风险的动态评估。
通过分析检验，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1)在具有完整水文观测资料的流域，采用水文模型模拟，能够很好地体现山洪灾害发生过程的雨洪关系，并得到不同风险等级下的临界雨量。这对于山洪灾害的防御有着重要作用，只要预报出流域内降水量达到或超过风险临界雨量，就可以发布不同等级的山洪灾害预警。
(2)结合淹没模型，可获取流域不同风险等级下可能淹没范围、淹没水深，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区域进行人员迁移、灾害防御提供指导性建议。
驱动力模型 篇6
关键词动力系统；差分方程；稳定性；投机行为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投机行为在证券市场中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适度的投机可以增强证券市场的流动性，促进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发现以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场风险的合理分担.但过度的投机则会扰乱市场，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并加大资产的泡沫，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严重的会导致金融危机.现代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及金融衍生工具的层出不穷也导致了投机行为加剧及证券价格的异常波动.
关于投机普遍的观点是有别于具体的价值投资行为，认为投机行为是以获取价差而不是以获取股利为目的而进行的交易活动或者买卖行为.该行为更多是将资本投向于能够在短期价格波动中获取利益的领域.但是众所周知，一项投资活动的价值取决于该项投资能产生的未来收益，在实践中要准确的计算投资的价值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投资的收益也会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与初始的测度相背离.而且投资者在具体交易中也会将自身持有的资产交给其他的投资者而规避风险，在这过程中投资者逐步的已经转化为投机者.同时投机者行为的主要依据是证券资产价格差而不是其资产的内在价值，由于证券市场中的供求矛盾和价格波动始终存在使得投机者可以不断地寻找到机会进行投机交易.因此投机行为是证券市场中的普遍现象和正常行为，可以说投机也是投资行为中的一种.本文以投机行为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动力系统分析模型，研究了投机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研究投机的国内外文献更多的是关注证券的内在价值及其因素，而投机理论方面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Friedman认为投机者会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高买低卖的行为会使他们亏损，进而被市场淘汰，因此导致证券市场不稳定的投机行为不可能存在＼[1＼].Galbraith认为，人们的投机动力开始表现为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判断是否买入股票，当投资者存有良好的预期时往往会购买股票.当股价长期连续上涨时，市场参与者的认识能力会发生改变，并且投机情绪的产生是自发的，不需要外界诱导＼[2＼].Harrison和Kreps（1978）则认为如果市场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投资者会要求比较小的风险补偿，因而更倾向于支付较高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市场中的资产价值没有发生变动，但投资者却为此承担了更高昂的成本，经济体中就会有泡沫产生＼[3＼].Shiller（1988）提出了股市投机的“大众模型”理论.Shiller不但认为证券市场中的极端狂热情况是市场投机性的表现，而且认为正常的相对平缓的市场运行中仍然存在投机行为＼[4＼].在其著作《非理性繁荣》中从经济、文化、经济等方面分析了历史上的投机案例并对当时的投机泡沫对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5＼].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中存在诸多的问题，许多学者也对其价格波动的状态及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成思危则对我国股票市场提出了“泡沫论”，认为股票市场作为虚拟经济投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脱离实体经济过多，整体上表现出泡沫的特征，对我国证券市场现状持忧虑态度＼[6＼].张健等通过对比我国与其他国家股票市场的换手率，市盈率和波动性等指标发现，追求买卖价差成为我国股市投资者投资股票的主要目的＼[7＼].2007年中国股市出现大牛市后，很多学者都对中国股市中存在的过度的投机行为感到忧虑.出现了许多以行为金融理论模型为工具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国股市投机程度、成因、是否存在泡沫、抑制股市投机对策等方面，而且这些分析的重心主要在制度层面，认为我国改革中的特殊制度安排导致了股市的过度投机＼[1＼].毋庸置疑，文化、心理、制度等方面的因素会使得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一定时间内继续存在过度投机行为，这种过度投机行为也扰乱了我国证券市场作为重要融资渠道的既有秩序.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证券市场中的投机行为进行客观的评价，识别并进行界定.也就是说既允许一定范围内的投机活动以促进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又能够进行审慎及时的管理防止严重的过度投机行为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动力系统模型以分析研究不同强度的投机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情况.
图4中系统的稳定区域可以发现，当α较小，即价格对超额需求反应不太敏感时，系统稳定区域较大，而投机会使系统变的不稳定；随着α的增大，稳定区域逐渐变小，而当价格对超额需求的反应处于一定数值时，一定投机的存在反而会使系统变的稳定，如图4黑色箭头所示，系统由不稳定区域D进入稳定区域B，而随着投机强度的进一步增大，进入区域C，系统又变得不稳定.可见在一定条件下，投机的存在有可能稳定市场，使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更为有效，关键是控制投机强度，防止投机过度.
4结论
本文以证券市场中的供需均衡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考虑投机行为的价格动态演化模型，并通过稳定性分析研究了不同强度的投机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发现过度的投机行为会使市场价格变的不稳定.当价格对超额需求的敏感程度较低时，系统的稳定区域面积会较大；而随着价格对需求的敏感程度的提升稳定区域会逐渐变小.但当价格对超额需求处于一定数值时，一定程度的投机的存在会使得系统变得稳定.但如果投机强度进一步加大，系统又会变得不稳定.由此可见，投机行为本身并不是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不稳定的原因，甚至一定情况下可以稳定价格的波动.通过该动力系统模型的分析可以促使我们更好的研究并利用投机行为，从而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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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动力煤价格模型 篇7
关键词：港口动力煤价,价格预测,价格模型,影响因素,近因效应,季节分解,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市场煤价
0 引言
中国煤炭市场的发展是政府的价格管制逐渐松动、市场化程度逐渐加强的过程。最近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自2013年起,将取消电煤价格双轨制,发改委不再下达年度跨省区煤炭铁路运力配置意向框架。这是煤炭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同时意味着煤炭价格预测能力将越发重要。政府部门需要预测煤炭价格,以出台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企业需要预测煤炭价格,以合理的制定经营策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然而煤炭的市场价格受到来自供方、需方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尽管一些研究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并通过相关性分析或者专家评判的方法初步确定了这些因素与煤价之间的关联性,但是这些研究缺乏系统性,提出的影响因素繁杂,直接影响因素和间接影响因素不作区别,对煤价的作用机理未能形成统一、清晰的认识;另外,现有研究成果普遍欠缺与中国煤炭市场现实状况的结合,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和指导性[1,2,3,4]。因此,亟待有研究能够辨识出煤价的真正影响因素,并综合各因素的相互关联和变化情况,发掘出各因素背后的更为深刻的市场、行为以及社会特征。
本文将全面归集出煤价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定量分析这些因素对煤价的影响程度,通过将实证结果与行业内多方实践紧密结合,深刻剖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全面揭示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煤炭市场力量演化以及供需双方博弈行为对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一方面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建立研究框架;另一方面为煤炭企业合理预测价格、政府部门能够采取正确措施引导煤炭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借鉴;同时为相关信息系统研发提供模型。
1 模型描述
北方七港下水动力煤离岸价(以下称为港口动力煤价)作为煤炭市场价格的风向标,一直以来受到煤炭行业价格预测研究的重点关注[5,6]。港口动力煤价主要受到来自以下5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替代因素:主要指国际市场煤价和国际市场石油价格。
供给因素:包括煤炭的产量和生产成本。
需求因素:包括火力发电量和水泥产量。电力、水泥、工业锅炉等是影响动力煤需求的最主要行业。其中,火力发电耗煤量占动力煤消耗量的1/3以上。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得到,建材行业的耗煤量占动力煤消耗量的10%左右,可以用水泥耗煤量代表。因此,本文以火力发电量和水泥产量作为需求因素的代表。
库存因素:包括港口库存与电厂库存。港口库存是较直接的煤炭供应来源,由于火力发电消耗动力煤量最大,电厂库存可以代表用煤企业的整体库存状况。
惯性因素:指上月港口动力煤价。这是由于当期港口动力煤价会受到上月港口动力煤价的影响[7],使港口动力煤价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惯性。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模型I——港口动力煤价是火力发电量、水泥产量、煤炭生产成本、国际市场煤价、煤炭产量、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港口煤炭库存、电厂煤炭库存的函数,如图1所示。
对于该模型还需做几点说明。煤炭的消费量不作为影响因素,是因为消费量代表的实际需求是火力发电量、水泥产量等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影响作用可以被这些模型已有因素所解释。另外,铁路运力一直是煤炭行业发展的瓶颈,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依然制约着产煤基地煤炭的外销。但是铁路运力与其他影响因素之间具有较为复杂的关联,很难将其独立作为一个影响因素来考虑。因此,本文将铁路运力的扩张滞后于煤炭需求的增长作为一个背景假设,不再单独设置铁路运力方面的影响变量。
为便于表述,用字母符号表示图1中的变量,对应关系见表1。
模型I可用式(1)来表示:
HbPricet=f(CoalElecAt,Concretet,CoalCostt,CoalQuantityt,CoalWPricet,OilWPricet,HbInvt-1,EtInvAt-1,HbPricet-1) (1)
2008年9月中旬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全世界经济体的发展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我国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应对危机,我国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全面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较大转变,煤炭价格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于是,本文希望分析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图1显示的各个自变量对港口动力煤价的影响作用发生的变化,将考虑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模型记为模型II。
尽管模型中并未具体量化铁路运力的影响,但是铁路运力对煤炭价格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铁路运力在一年之内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即有些月份运力非常紧张,而另外一些月份则相对缓和。基于此,本文希望分析铁路运力处于不同时期(即将铁路运力的瓶颈作用视作调节变量),图1显示的各个自变量对港口动力煤价的影响作用发生的变化,将考虑淡旺季影响的模型记为模型III。
2 数据收集与处理
2.1 数据收集
表2展示了针对每个变量所选取的样本及数据来源,其中有如下几点值得说明:
(1) 港口动力煤价。
选用秦皇岛动力煤(5 500大卡)的平仓价格测量港口动力煤价。秦皇岛港是我国北煤南运的最重要的中转港口,是我国最大的煤炭现货交易市场,它的价格可以代表我国北方七港的煤炭价格。5 500大卡动力煤是火力发电最为普遍的一种煤炭,用该类煤炭的价格作为测量指标具有代表性。
(2) 煤炭生产成本。
煤炭生产成本主要包含原材料、燃料、动力、人工成本,折旧、摊销及税费。本文选用山西省每月煤炭生产成本测量煤炭生产成本。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煤炭调出省份,山西省的煤炭生产水平是我国煤炭生产水平的代表,因此,山西省的煤炭生产成本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 国际市场煤价。
选用澳大利亚纽卡斯尔煤炭价格测量国际市场煤价。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纽卡斯尔港口煤炭现货价格是国际市场煤炭价格的指示灯,先前研究也多以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口价格作为研究对象。
(4) 国际市场石油价格。
选用原油均价测量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原油均价是世界银行按月度公布的数据,是布伦特(Brent)原油价格、迪拜(Dubai)原油价格和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West Texas Intermediate)原油价格的均值,三者均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基准油价。
(5) 港口煤炭库存。
选用北方七港(秦皇岛港、天津港、青岛港、日照港、连云港、京唐港、黄骅港)月末煤炭库存总量测量港口煤炭库存水平。北方七港是我国北煤南运中的重要枢纽,因此,北方七港的煤炭库存水平是我国港口煤炭库存水平的代表。
根据各个变量测量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从2005年1月至2012年6月之间的月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
2.2 数据处理
通货膨胀是阻碍价值类数据反映自身真实水平的重要障碍,因此在进行具体的数据处理之前需要将价值类数据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8]。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是常用的通货膨胀调整因子。本文选取2005年1月作为通货膨胀的调整基期,利用同比和环比数据计算出2005年1月之后各个月相对于2005年1月份的CPI比例,记作CPI调整因子。
文中涉及到的价值类数据包括港口动力煤价、国内生产总值、煤炭生产成本、国际石油价格、国际市场煤价、港口动力煤价、国内生产总值、煤炭生产成本数据均通过除以每月相应的CPI来得到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数据。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煤价和原油均价均以美元计价,因此按照美国的进行通货膨胀调整。
3 研究结果
3.1 模型I——基本模型
采用基本模型时,港口动力煤价对所有自变量的逐步回归结果见表3。为了消除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9]。对回归结果,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进行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诊断,用偏自相关图进行自相关诊断[10],用Breusch-Pagan检验进行异方差诊断[9]。对下面的每个回归结果,都进行类似的回归诊断。
检验结果表明回归方程的结果是有效的。在模型有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各个自变量对港口动力煤价的影响作用。
(1) 上月煤价对当期港口动力煤价显示了较强的解释能力,上月煤价每增加1%,当期港口动力煤价将会提升0.788%。
这种现象本质上反映出一种在行为实验研究中已经被广泛证实的“近因效应”,即决策者的当期决策会较强地受到最近期结果的影响。煤炭供应链上各方会对当期的煤炭价格形成一定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基础除了受到当期经济运行形势影响之外,最近一期的煤价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在煤炭供求关系处于波动状态,市场各方对经济走势无法把握,其中供方在定价中的话语权略高于需方,但煤炭供方尚未出现强有力的领头羊,也未形成供方联盟的情况下,市场各方特别是供方往往更多地以上期价格作为定价参考。现有一些研究甚至将上期价格视为影响煤炭价格的唯一因素。
(2) 在其他4个回归系数显著的自变量中,国际市场煤价对港口动力煤价的影响最强,国际市场煤价每上涨1%,港口动力煤价将上涨0.122%。
伴随着中国煤炭市场逐步开放,国际煤炭直接参与国内煤炭市场竞争,国内动力煤需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有了更多的选择渠道,造成国内煤价受到国际市场煤价的强烈影响。
(3) 港口煤炭库存对港口动力煤价的影响居于其次重要的位置,港口煤炭库存每增加1%,港口动力煤价将会下跌0.117%。
港口库存距离需方较近,能够直接影响煤炭产品的有效供给,并传递供给是否充足的信号,因此是我国以“北煤南运”、“西煤东运”为重要特征的煤炭生产、销售、调运格局下分析煤炭价格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
(4) 煤炭生产成本每增加1%,港口动力煤价将会上涨0.094%。
煤炭市场管制逐渐放松后,煤炭的价格水平会更加充分的反映出全行业平均生产成本水平,因此,煤炭生产成本的提高会带来煤价上涨。
(5) 火力发电量每提高1%,港口动力煤价将会上涨0.080%。
目前,电煤需求在我国煤炭需求中占据最大比例,因此,火力发电量的增加会导致港口动力煤价的提升。
从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出:
(1) 全国煤炭产量波动几乎不影响港口动力煤价,这应与运输瓶颈以及煤炭的产能过剩有关。
(2) 全国水泥产量对港口动力煤价的影响不显著。这并不是说水泥产量对煤价没有影响,而是因为水泥产量与火力发电量呈较强相关性(相关系数0.65),导致火力发电量的煤价风向标的作用压制了水泥产量的影响作用。因此,只要以火力发电量作为需求的代表即可。
(3) 国际石油价格对港口动力煤价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国际煤价与国际石油价格呈强相关性(相关系数0.81),国际煤价抑制了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不需再考虑国际石油价格。
3.2 模型II——考虑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模型
为了检验国际金融危机对自变量作用的影响,对比危机发生前后各个自变量的系数变化。以2008年9月为标志,将所有样本分成两部分:2005年1月—2008年9月为危机之前的样本,记为BC;2008年10月—2012年6月为危机发生之后的样本,记为AC。构建回归方程:
式中:i为BC或AC。
表4和表5分别展示了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和之后的样本数据的逐步回归结果。
表6总结了危机发生前后自变量对港口动力煤价影响程度的变化情况。
对比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发生前后,煤炭市场的影响因素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包括以下方面:
(1) 港口动力煤价已经从向煤炭价值的快速回归转向由供求关系驱动。
金融危机之前,随着煤炭价格管制逐渐放开,港口动力煤价在上涨的过程中对煤炭生产成本的变化非常敏感(煤炭生产成本是除上月港口动力煤价外影响力最强的因素, 煤炭生产成本每上涨1%,港口动力煤价将会增加0.159%)。这是因为2002年至2008年,我国正经历煤炭价格向价值的回归过程,煤炭价格与价值长期背离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与此同时,国家不断提高矿山安全、环保、劳工福利等标准,促使全行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并通过价格向下游转移。此外,由于动力煤是能源产品中的低等品,缺乏替代产品,并且占据需方的购买支出比例较大,具有吉芬商品的特征,即价格越上涨,需求反而越旺盛,而需求越旺盛,煤价也会继续增加,这进一步放大了煤炭生产成本对煤价的正向影响作用。金融危机之后,港口动力煤价已经明显高于煤炭成本,成本的波动几乎不再影响港口动力煤价,电力需求(即火力发电量)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2) 国际煤价的影响逐渐增强。
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煤价对港口动力煤价显示出了强劲的影响力,国际市场煤价每上涨1%,可以拉动港口动力煤价上涨0.139%。这与欧美国家煤炭需求下降导致的国际煤价降低、中国煤炭进口量逐渐增加有关。自2009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煤炭净进口国,且进口量呈逐年上升态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进口煤从只是对东南沿海地区现货煤炭市场的临时补充,逐步成为稳定的供应者,并向内陆延伸,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3) 港口动力煤价对港口库存的敏感性在降低,对电厂库存的敏感性在增加,供给短缺向需求不足转变。
在金融危机之前,港口动力煤价对港口库存量的敏感性较高。即港口库存量较低,下游用户就会非常紧张,而港口库存稍稍增加,下游用户又会过度放松。这种情况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所缓解,港口动力煤价对库存波动的敏感性明显下降,这与煤炭供给紧张的情况有所缓解有关。与此同时,电厂库存的影响程度在金融危机后明显增加。电厂库存与港口库存虽然都是存量,但是性质完全不同。港口库存代表的是供给状况,而电厂库存代表的是需求状况。当下游用户开始关注电厂库存时,一方面表明煤炭需求不足,另一方面表明供应来源多样化,他们不再担心煤炭的短缺。因此,港口库存与电厂库存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煤炭市场正在逐渐从供给短缺向需求不足转变。
(4) 港口动力煤价的变化不再过度依赖上月煤价。
金融危机之前,市场各方常常依赖上月煤价来制定本月煤价,而在金融危机之后,上月煤价对本月煤价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表明在煤炭供应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供需双方的议价能力相当,市场各方能够更加理性的看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需求、供给、替代、库存因素给予更多的关注。
3.3 模型III——考虑淡旺季影响模型
铁路一直是我国北煤南运过程中的瓶颈。考虑到电煤消费具有季节性特征,加之我国煤炭运输量平均占到铁路货运量的52%,铁路货运周转量的季节性变化与动力煤市场的淡旺季基本一致,而且在周转量较高时铁路对煤炭运输的瓶颈作用也更为明显。因此,本文按照铁路货运周转量的波动性将样本分为两组,分别表示淡季和旺季,考察各个自变量在不同季节对港口动力煤价的影响作用。模型II显示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自变量对港口动力煤价的影响作用发生了显著改变,因此,本文还希望考察在危机爆发后,这些自变量在淡旺季的影响作用的变化。
对铁路货运周转量数据进行季节性分解的结果如图2所示[11]。
将周转量的季节成分小于0的样本归为淡季组,而将周转量的季节成分大于0的样本归为旺季组,可见每年的3,4,5,7,8,10,12月是旺季,1,2,6,9,11月是淡季。用上标w和s分别表示整体淡季样本和旺季样本,用上标ACw和ACs分别表示危机发生后的淡季样本和旺季样本。建立回归模型:
式中:i为w, s, Acw或ACs。
表7、表8分别展示了淡季样本、旺季样本的逐步回归结果。
表9、表10分别展示了国际金融危机后淡季样本、旺季样本的逐步回归结果。
针对全样本,对比淡季和旺季各个自变量对港口动力煤价影响程度的变化,结果见表11。
针对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样本,对比淡季和旺季各个自变量对港口动力煤价影响程度的变化,结果见表12。
表11和表12的对比结果表明:
(1) 旺季的动力煤价格与上月实际价格更加紧密相关。
无论是金融危机前,还是金融危机后,在旺季,上月价格对煤价的影响程度均显著增加,说明旺季时需求增加,供应趋紧,供求平衡暂时被打破,供方定价话语权增强,如前所述,供方更倾向于在上个月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微调来定价。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淡旺季本月煤价制定对上月煤价的依存度都有所降低。一方面原因是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放缓,以五大电力公司为代表的港口动力煤需方对煤价高度敏感,且具有较强的联合议价能力;另一方面原因是国内港口动力煤的供应份额越来越向晋陕蒙地区的大型煤炭企业集中,同行之间竞争激烈,煤炭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完全寡头竞争格局,供方更在乎自己的市场份额,因此对主要竞争对手如何出价的判断成为定价时不容忽视的考量,上月价格的参照作用逐步减弱。
(2) 金融危机后,电力需求的影响在淡季也非常显著。
从总体来看,火力发电量只在旺季影响煤价,而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无论淡旺季均对港口动力煤价有显著影响,说明下游电力企业在市场中的力量在增强,煤炭市场正在经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
(3) 金融危机后,生产成本无论淡旺季都不影响煤价。
从总体来看,煤炭生产成本只在淡季影响煤价,而金融危机后,无论淡旺季都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也印证了煤炭价格由成本驱动向需求拉动的转变。由此可见,现阶段煤炭企业应更加注重成本管理,因为成本的上涨已经不能通过煤价转嫁出去。
(4) 金融危机后,国际煤价在旺季对港口动力煤价的影响更强。
从总体来看,国际煤价在旺季对港口动力煤价无显著影响,而在淡季影响较大。这是因为我国在2009年4月之前,一直是动力煤净出口国,在淡季,动力煤出口量相对旺季较高,而我国出口煤的定价主要以日澳年度长协价格作为参考,因此在淡季反映出国际煤价的显著影响。在金融危机后,我国很快成为动力煤净进口国,主要原因是国际煤价大幅下降,进口煤到达南方港口(如广州港)的到岸价比国内北方港到达南方港口的到岸价有明显优势,刺激需方大量进口,尤其是在旺季,需方为了掌握更高的定价话语权,只要进口煤有一定的性价比,就增加进口量来抑制国内煤价上涨。因此,金融危机后,已经成为常规渠道且极具竞争力的进口煤,其价格在旺季对港口动力煤价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5) 港口库存对港口动力煤价的影响始终在旺季更加明显。
在旺季,铁路运力的瓶颈作用造成煤炭供应显得更加紧张,因此煤价对港口库存量的变化更加敏感。然而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无论淡旺季,这种敏感性都出现了下降,尤其淡季下降更为明显,反映出供给短缺已经有所缓解。电厂库存在淡旺季对煤价的影响相当。
4 结论
(1) 通过建立港口动力煤价与其可能影响因素的模型,利用2005年1月至2012年6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量化所有因素对动力煤价的影响程度,得出结论:上月港口动力煤价、国际市场煤价、港口煤炭库存、煤炭生产成本、火力发电量对当月港口动力煤价影响最为显著,影响作用依次降低。
(2) 以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为契点将样本数据分为危机前、危机后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金融危机后当月港口动力煤价对上月煤价的依赖程度在减弱,而国际煤价、电厂煤炭库存的影响作用在逐渐增强。通过深入分析发现煤炭生产成本在金融危机前后对煤价影响程度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而提出:港口动力煤价已经由价值回归驱动转变为供需关系驱动,揭示了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行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煤价影响因素作用程度强弱的重要引擎。
(3) 提出用铁路货运周转量的周期性将样本数据分为淡季、旺季两组的方法,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港口库存和上月煤价都在旺季对当月港口煤价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同时在金融危机后,火力发电量在淡季和国际市场煤价在旺季的影响作用均明显增强。通过深入分析提出:我国煤炭市场正在向买方市场转变,进口煤逐渐成为我国煤炭市场的常规供应渠道,揭示了市场力量的变化及其博弈策略越来越深刻地左右煤价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变化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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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曲率驱动降噪模型 篇8
图像与任何其他携带信息形式的数据一样, 在每张图片的信息可能受到噪声的影响。图像在获取、传输和存储的过程中都有可能混入噪声, 使图像模糊不清, 影响图像的分割、重建等后续处理。特别是在低照度环境下, 光波粒子较少, 不能在图像传感器的所有像素点产生有效的光电效应, 进而导致输出的图像与目标图像差别较大, 噪点较多, 这一点在移动通信设备上尤为明显。由于移动设备体积有限, 光圈进光量不足, 单像素传感器面积小, 导致移动设备对降噪算法依赖极大。
关于图像降噪的算法常见的有:中值滤波法, 均值滤波法, 双边滤波法, 最小均方差滤波等传统的滤波方法, 也有基于傅立叶变换的方法和小波变换方法。偏微分方程 (PDE)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被用于解决传统的计算机视觉问题, 近年来在图像去噪与修复等方向的应用中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曲率驱动与边缘停止相结合的非线性扩散模型
偏微分方程是以运动的视角来处理图像问题, 起源于物理环境中热传导方程初始值问题:
其中表示拉普拉斯算子, 可以用高斯函数与初始图像的卷积来表示:
其中,
x和y方向上的等效宽度均为。
由于梯度算子有各向同性的特性, 而导致其在图像去噪过程中不能很好的保持边缘信息。为了解决由于该梯度算子各向同性所引起的问题, Perona和Malik提出了一种非线性的各向异性扩散的图像去噪模型P-M模型。P-M模型利用一个扩散系数函数替代高斯平滑滤波, 其模型为:
为了克服热方程各项同性模糊图像的问题, 以及达到对图像各区域内部平滑, 而边缘区域增强的各向异性扩散效果。P-M模型采用扩散系数函数用以判断算法在t时刻处理的图像区域为平坦区域还是边界区域。当处理区域为平坦区域时, 设定扩散系数为1, P-M模型退化为热方程, 模型进行平滑处理;当处理区域为边界区域时, 设定扩散系数为0。
随着对图像表征认识的深入, 人们逐渐认识到一阶微分量 (梯度) 并不是唯一的图像局部特征, 而二阶微分量中含有更丰富的局部信息, Alvarez, Lions和Morel提出了一种沿垂直于图像梯度方向的偏微分扩散方程, 模型为:
随后又有人对其作适当变换, 可以得到如下方向扩散模型:
其中表示曲率:
由于图像的任一水平集的曲率可以表达为 (1) 式, 方向扩散模型等价于对图像的所有水平集曲线C作曲率运动。这里的应使时值为0, 值较大时值为1, 即该方法平滑较大的等照度线, 保护较小的等照度线, 同时保护图像的边缘信息, 因此对梯度模值足够大的区域应该加以保护。
改进的曲率模型
弱光环境下采集到的图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暗斑”比较大, 这主要是由于光照不足, 从物体上返回的光波粒子不足以在感光器件上产生足够的电荷, 使得获取的图像与实际物体误差较大, 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 故此有必要适当增强图像的强度弥补光粒子不足产生的偏差。
由上一节知, 曲率驱动与边缘停止相结合的非线性扩散模型对曲率较大的非边缘区域做平滑处理, 对区域边缘或曲率小的区域实施保护不做平滑处理, 但是该模型并没有对光照较弱的区域做强化处理, 于是加入强度补偿因子。
低照度环境的图像强度通常较低, 并且强度越低, 所需补偿越大;强度较大时不需要做补偿, 于是该因子需满足如下两个条件:
曲线如图1所示 (其中) , 由图可见该式满足上述条件。
加入强度补偿因子后得到如下模型:
图2为加入强度因子前后处理结果的直方图分析结果, 上图是引入强度因子前原模型处理后的分析结果, 下图为改进版模型分析结果, 上下两图对比可以看出加入强度因子后低强度像素明显减少。
由照度低引起的强度偏差得到了修正, 即与原图像的偏差被缩小, 因此用该方法降噪比原方法在信噪比的表现上也有一定程度提升。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并比较本文提出的方法, 首先对图片进行了多种强度噪声的干扰。
由于处理的是弱光条件下的噪声, 这里添加的噪声均值和方差均较强, 混入不同强度噪声的噪效果如图3所示。
为了验证本文改进模型的效果, 采用多种降噪方法进行对比, 分别是中值滤波法, 双边滤波法, 和原曲率模型。
对加入µ=-10, σ=50噪声的图像进行降噪处理得到如图4所示结果。
从图4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在暗处对暗斑较少, 而亮处并无明显去斑处理, 符合预期。
为分析几种模型对图像强度分布的影响, 对以上结果进行直方图分析, 如图5所示。
由图5可见, 加入噪声后像素值较低的点大幅增多, 四种滤波方法均可不同程度的提升像素分布, 原模型由于曲率的作用, 对强度分布有较明显拉升, 低强度像素点大为较少, 改进的曲率模型在此基础上又有一定的提高。
下面采用PSNR峰值信噪比对模型降噪性能进行分析。
其中MSE为均方误差
表1是对不同强度噪声下四种处理方法的结果对比, 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处理后PSNR较高。
结语
汽车动力学模型仿真 篇9
随着汽车车速的提高和道路车辆密度的增加, 操控稳定性逐渐成为汽车发展的研究热点[1]。由于汽车存在很多的非线性并且影响车辆运行的参数[2], 传统的操纵稳定性分析一般都是通过实车试验来获得数据[3]。但是在极限工况下, 实车试验存在很大的风险[4]。随着虚拟样机技术的广泛应用, 能够避免时空限制并且极大地降低试验成本的操控稳定性虚拟试验仿真分析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5]。七自由度模型全面考虑了车辆纵向与侧向的运动, 故在理论上可行。
1 七自由度整车模型
采取固结于汽车质心的车身坐标系的七自由度非线性整车模型。车辆纵向、侧向和横摆运动是评价动力学的3个自由度;车轮运动模型作为4个单自由度, 如图1所示。
应用牛顿第二定律可以推出汽车纵向和侧向方向的运动方程:
式中:Vx和Vy分别为车辆纵向和侧向速度;r为车辆横摆角速度;δ为前轮转向角;Fxi和Fyi分别为轮胎纵向力和侧向力;i=fl, fr, rl, rr, 分别对应左前轮、右前轮、左后轮、右后轮;m为整车质量。
基于Z轴做扭矩平衡, 可以得出车辆横摆角速度:
式中:a和b分别是前轴和后轴到车辆质心间的距离;twl和twr分别为前后轴轮距;Iz为整车绕Z轴的转动惯量。
汽车质心侧偏角是纵向与运动方向, 即汽车旋转圆切线之夹角。
对单个车轮取力矩平衡得:
式中:Itw为车轮旋转惯量;ωi为车轮角速度;Tdi和Tbi分别为车轮的驱动和制动力矩。
汽车在运动中会发生载荷转移现象。在忽略汽车侧倾与俯仰运动的情况下, 前轮与后轮的瞬时垂直载荷为:
式中:l为前后轴轴距;hg为质心高度。
根据汽车横摆的影响, 可以得出各轮胎的侧偏角:
车轮轮心在车轮坐标系下的纵向速度的计算可以忽略轮胎侧偏角:
车轮滑移率是在车轮运动中滑动成分所占的比例:
式中, Re为车轮有效滚动半径。
轮胎模型采用Dugoff模型, 轮胎纵向力和侧向力与轮胎刚度和滑移率等参数有关。
式中:Kxi和Cαi分别为轮胎纵向刚度和侧偏刚度;λi为轮胎动态参数;μ为路面摩擦因数。
2 模型仿真的建立
通过上述的理论模型, 在MATLAB/SIMULINK平台建立七自由度汽车操纵稳定性模型, 其系统模型图如图2所示。
3 仿真结果分析
在对模型不加控制的情况下, 给前轮转角一个阶跃信号。图3所示为汽车横摆角速度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前轮转角阶跃输入发生前, 横摆角速度为零;当前轮有恒定的输入后, 横摆角速度能够快速地进入到稳定输出状态, 虽然在稳态输出时有振荡, 但是都保持在较小的范围内。图4所示为汽车质心侧偏角。可以看出在前轮转角阶跃输入发生前, 质心侧偏角为零;在前轮转角有稳定的输入后, 质心侧偏角能一直保持在较小的范围内。图3与图4中的曲线共同说明了汽车在整个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操控稳定性。
4 结论
从设计思路出发, 结合全文的分析, 可知此七自由度车辆动力学模型与仿真符合汽车的运行状态。
具体表现在:1) 横摆角速度有稳定的输出;2) 质心侧偏角始终保持在较小的范围内波动。
摘要：为了模拟汽车的操控稳定性, 在MATLAB/SIMULINK平台上建立了七自由度车辆动力学仿真模型。嵌入某汽车参数后, 对模型进行了前轮转角阶跃输入下的仿真分析。结果表明, 搭建的模型可以真实地反映车辆运动特性的变化。
关键词：动力学模型,七自由度,横摆角速度,质心侧偏角
参考文献
[1]郭天太.基于虚拟现实的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技术[J].机械工程师, 2003 (8)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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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时音, 孙仁云.基于七自由度车辆模型的稳定性仿真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27 (2) :58-60.
[4]罗彦辉, 乔长胜, 纪宏超, 等.基于ADAMS/Car微型观光旅游电动汽车操纵稳定性仿真[J].机械工程师, 2013 (12) :154-156.
高职院校教师变革动力模型研究 篇10
高职院校教师在变革中能否走得更远, 除受教师自身因素影响外, 还受到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动力关系, 高职院校教师变革动力模型正是这些动力关系的总结和深化。变革动力模型包括变革的阶段划分和每个阶段的动力关系两个基本要素。其中, 动力关系是变革动力模型的主线, 而变革阶段划分是对变革动力关系发展时间阶段特性的归纳。构建高职院校教师变革动力模型, 分析教师在不同变革阶段特有的动力关系, 从动力关系出发研究教师变革的发展阶段, 以推进高职教育变革的顺利实施。
一、高职院校教师变革动力模型的阶段划分
高职院校教师动力模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变革准备阶段
变革准备阶段是高职教育变革的初期阶段, 是指教师开始参加培训, 开始获得高职教育变革的相关信息, 与变革促进者和其他人员以及自己的个人经历、价值观念交流与互动, 为开始变革做好材料和自身准备的阶段。这时教师已经开始体验到环境的改变。
2. 变革推行阶段
变革推行阶段是高职教育变革的实施阶段, 是指教师已经开始实施改革, 已经能够将变革例行化的阶段, 这时教师从行为到能力都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
3. 变革拓展阶段
变革拓展阶段是高职教育变革的深化阶段, 是指教师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变革的内容、效果等与相关人员进行互动的阶段。这时教师会在更宽的范围内推动变革的深入。
二、高职院校教师变革动力模型
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 (Kurt·Lewin) 是拓扑心理学的奠基人。他提出的“心理张力系统理论”认为, 心理环境是一种能量场, 个体的行为是能量场中没有矢度的力。在研究拓扑心理的过程中, 勒温提出心理张力系统说。勒温假定个体与他所处的环境之间, 存在着一种平衡状态。当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平衡状态被破坏时, 就会在个体的心理结构中产生一种张力, 从而导致力图恢复平衡的心理移动 (勒温认为是一种力的运动) 。张力——移动——平衡, 在程序上等同于需要——活动——缓和。个体每当感到需要时, 就会引起张力状态, 而个体也总是为了恢复平衡或解除张力状态而积极地活动着。因此, 变革目标的设立, 无论是主观或客观的, 均会对教师个体的心理产生张力状态。张力的释放可以为行动提供动力和能量。同时, 目标也具有吸引力或排斥力, 所以个体的行动是在心理张力与目标引 (斥) 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参考勒温·库尔特 (Kurt·Lewin) 提出的“心理张力系统理论”, 分析教师变革中各要素, 这些要素的状态会导致高职院校教师产生不同的个人目标和倾向, 这个目标与变革之间的关系即教师变革动力模型, 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 变革要素状态会对高职院校教师产生影响而形成其个人目标。不同的变革目标会使教师产生要改进教学模式、摆脱倦怠等个人目标, 该目标使教师个体心理产生张力, 提供驱动力。若变革目标与个人目标一致, 则会帮助教师释放张力, 产生正向驱动力, 促进变革实现。若变革目标与个人目标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 则会阻碍教师释放张力, 产生负向驱动力 (阻力) , 此时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个体放弃原有目标, 采纳改革, 阻力转化为正向驱动力, 促进改革实现;二是个体坚持原有目标, 教师朝原有目标运动而释放张力, 阻力越来越强, 最终拒绝改革;三是个体部分采纳改革、修正个人目标, 教师对变革进行修正, 变革偏离预定轨道, 此时的驱动力成为变形力。因此, 研究高职院校教师变革动力关系, 即研究高职教育变革各要素对教师产生动力的机制, 只需分析各要素与高职教育变革的发展方向是否一致, 若一致将产生正向驱动力, 若不一致则会产生负向驱动力或变形力。
三、高职院校教师变革各阶段动力关系
变革阶段划分和每个阶段动力关系的结合体构成了高职院校教师变革的动力模型。构成动力关系的要素主要有变革动机、教育理念、工作风格、自我效能感、教学实践、领导、同事、社会因素、结构因素、政策因素等。
1. 变革准备阶段的动力关系
教师在变革准备阶段主要面对的是确认变革具有的引拒值以及产生个体的心理张力系统。变革引拒值取决于教师对变革的认同感, 以教师的教育理念作为评价的基础。变革理念与教师理念一致, 产生正向驱动力, 反之产生负向驱动力。变革动机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张力系统, 内在动机形成较强的正向变革驱动力, 外在动机形成较弱的变革驱动力。变革目标与个体需求之间交互作用为变革提供稳定的正向驱动力。变革准备阶段对教师变革主要影响要素以及其状态所形成的不同驱动力如表1所示。
2. 变革推行阶段的动力关系
变革推行阶段对教师变革主要影响要素以及其状态所形成的不同驱动力如表2所示。
3. 变革拓展阶段的动力关系
变革拓展阶段对教师变革主要影响要素以及其状态所形成的不同驱动力如表3所示。
四、高职院校教师变革动力模型对促进变革的思考
高职院校教师变革动力模型以变革发展的阶段性为其重要特征, 强调高职教育变革的动态发展特性。从动力模型各阶段的动力关系分析中可以看出, 高职教育变革动力特性取决于变革各要素及其状态, 并强调不同个体在变革不同阶段的影响要素不尽相同、要素状态更是因人而异。高职院校教师变革动力模型着重于刻画教师个体和环境差异导致的教师变革历程和发展轨迹的多样性, 从而反映了高职教育变革的复杂性。当前, 高职教育变革正处于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 从高职院校教师变革动力模型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 重视变革的复杂性
从动力模型可以看到, 教师受到个体和环境的共同影响, 不同的影响因素由于其状态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驱动力, 形成教师不同的变革发展轨迹从而使教师变革具有复杂性、情境性和独特性。因此, 必须高度重视变革的复杂性, 根据教师不同的发展阶段分析其动力作用关系, 对变革中的教师表现获得充分地理解, 并适时给教师具有针对性的指导。
2. 将变革与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相联系
如果高职院校教师把变革与自己的专业发展联系起来, 将会对变革产生强烈而持续的内在动力, 在变革过程中就会主动推进高职教育变革, 从而推动高职教育变革获得成功。因此, 应该帮助教师找到变革与专业发展的契合点, 从而使高职院校教师保持变革的热情和动力。
3. 帮助教师在变革中体验成功
高职教育变革过程是高职院校教师体验变革的内容、效果的阶段过程。必须为教师提供支持, 尽快帮助教师在变革中体验成功, 这样, 教师会在更宽的范围内推动变革的深入。
4. 帮助教师开展广泛的交流
变革涉及对新事物的学习和理解, 而互动交流则是社会学习的基础。因此, 教师需要有合作交流的机会, 以便交流变革的意义, 促进在变革中形成教师变革共同体, 彼此合作、共同进步。
5. 赢得广泛的支持
鼓励高职院校教师影响变革共同体外的教师群体, 使他们认同变革理念, 可以为高职教育变革赢得良好的环境。若能获得教育改革受益者学生与家长的支持, 可以促进教育改革的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1]吴笑伟.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危机及其干预[J].职教论坛, 2011, (19) .
[2]张德凯.教师变革者角色探析[J].教学与管理, 2004, (8) .
[3]刘江.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关系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 2010, (8) .
[4]迈克.富兰变.革的力量[M].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驱动力模型 篇11
摘要：文章在分析以往国内外学者关于技术创新动力研究基础上，从资本的视角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进行分析，构筑了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源“资本协同”逻辑模型。即：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直接来源是企业所采取的技术战略，而技术战略是来自于企业内源资本和外源资本有机结合；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外源资本是国家政策、科技教育和文化、市场拉引、创新环境、企业间关系等。内源资本则由外层的“技术资本”、中层的“人力资本”和内层的“心理资本”所组成；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本源则是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动力；技术资本；心理资本；技术创新
一、引言
创新是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特征。一个企业只有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赶超甚至领先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并最终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对企业技术创新来源作了探讨，但没有从根源上找到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源。因此，探讨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相关文献综述
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主要来源于企业家为新技术进行的创新投资所带来的技术推动。施穆克勒(J.Schmookler)强调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来自于市场需求，认为市场需求信息是技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它对产品和技术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通过技术创新活动，创造出适合这一需求的适销产品，这样市场需求就会得以满足。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莫厄里(D.Mowcry)和罗森堡(N.Rosenbe-rg)折衷了熊彼特(Schumpeter)和施穆克勒(J.Sehmookler)观点，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的技术创新取决于技术推动和市场需求拉动的双重作用。英国经济学家多斯(G·Dosi)从技术规范和技术轨道的相互关系来探讨企业技术创新动力问题。多斯(G·Dosi)认为，创新会带来某种新的观念。新观念一旦模式化。就形成了技术规范(Technological Paradigm)；技术规范如果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作用，就固化为技术轨道(Technological Traiectories)。技术创新动力就来源于由技术轨道所带来的“惯性”中。日本学者斋藤优提出则从社会需求与资源供应的“瓶颈”的角度来探讨企业技术创新动力问题，即N-R关系作用模式。斋藤优认为技术创新的动因在于社会需求(Need)和社会资源(Resource)间的矛盾或瓶颈；由资源(R)和需求(N)的缺口形成N-R瓶颈将极大促进和推动技术创新的进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企业技术创新动力问题。浙江大学项保华提出了技术创新动力需要分析模式，万泰君教授及其研究生王开明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期望理论，许小东提出了技术创新期望一风险动力论。这些学者持有的共同观点是：需要水平、成功的概率、创新成功的期望成为了左右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关键因素。张钢认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动力：二是来自企业内部的动力。企业内部动力直接作用于企业，外部环境动力通过影响内部环境因素间接发挥作用。王海山提出了技术创新动力的EPNR综合模型，西北大学的安立仁、张建申，西安交大的李垣等都从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角度阐述了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四川联合大学的谢薇提出了技术创新动力的E-E模式，傅家骥将技术创新的动力归因于“激励”，中山大学的张永谦、郭强等在《技术创新的理论与政策》中也论述了激励对技术创新活动所具有的推动和刺激作用。
三、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直接来源和外源资本
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直接来源，指的是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直接产生的土壤。面对技术爆炸、技术发展周期缩短、全球化技术竞争，企业应该怎样才能跟上即将影响其竞争地位的技术发展趋势?企业怎样将一项新技术在被更新、更好的技术取代前，融入新产品中，从而获得商业利益?如何注意来自本土和海外市场的竞争对手，竭力保持自身在全球市场上的商业与技术竞争力等等，都需要技术战略的有力支持。企业所有的技术资源、技术能力及外部环境条件只有通过技术战略整合，才能释放出无穷的动力，才能形成现实的竞争力。因而，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直接来源是企业技术战略。在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技术战略是不同的。对于已经赢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如微软，则一般采取技术领先战略和技术标准战略，所谓一流企业做标准。对于那些有一定的竞争力，但还不足以主导市场的企业，则一般采取技术竞争战略和技术发展战略，通过技术集成。获得产品优势。而对于相对比较落后的企业，则一般采取技术引进战略和技术跨越发展战略，发挥后发优势。总之，当一个企业成功制定并实施一项产生效益的技术战略后，它便进发了技术创新动力，从而赢得竞争优势。每个企业所采取的技术战略应该根据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适时而变。这就引伸出这样一个问题：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是什么?从资本的视角来看，也就是外源资本和内源资本问题。
外源资本是指影响企业技术战略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政策、科技教育和文化、市场拉引、创新环境、企业间关系等。许多学者从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张钢等，本文在此从略。内源资本则是企业内在的技术因素和特性所形成或创造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因素。内源资本影响外源资本适用效果，外源资本反映在内源资本中，他们共同作用。影响企业的技术战略，最终形成了技术创新动力机制。
四、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内源资本
企业技术创新内源资本是企业内在的技术因素和特性所形成或创造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因素。由于技术创新的核心是在产品，服务的研发、设计、制造、生产、管理、销售及售后服务等全生命周期内的各阶段，产生出新的能满足日益个性化的顾客需求、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意或解决问题的原理或方法，所以内源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企业产品／服务的新颖性和独特性上，这种新颖性和独特性是企业在市场上形成的与竞争对手长期经营绩效差异。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形成这种新颖性和独特性的原因，从表层来看是因为企业独具的技术资本。技术资本决定了产品特性。技术资本从哪里来?这是由企业具有的人力资本提供的。人力资本的特性决定了技术资本的特性。最终反映到产品的新颖性和独特性上。人力资本的独特性又是从何而来呢?是企业员工所具备的独特“心理资本”作用的结果。所以。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内源资本中，心理资本居于里层，人力资本居于中层。技术资本居于外层。
1技术资本。“技术”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各种操作方法和技能，在表现形式上为根据科学原理和市场需要创造或改进形成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材料、新能
源、产品质量或功能的改进和生产工具或其他物质装备等，也可以表现为根据科学原理和生产实践经验形成的工艺流程、加工方法、劳动技能、技术诀窍等。
当一个企业以技术作为赢得市场、获取竞争优势的凭借时，技术开始演变成为技术资本。“技术资本”指的是一组在生产、工艺和支持领域可再生产的能力，表现为通过智力劳动将庞杂的散乱信息进行归纳，然后生产出能与一定的物质条件相结合从而产生巨大利益的信息。它对产品，服务有直接的支持作用。从价值增值层面上来看。企业“技术资本”可以不经过流通领域。直接进入生产领域。与货币资本、实物资本、土地资本等相结合产生效益。例如。拥有的技术资本使企业生产出尚未面市的新产品或改进型新产品。在其他厂商尚未掌握这种产品的制造技术时。技术资本可获得一定时期的垄断权。
技术资本物化是一种“创新资本”，其显著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知识产权”。即为法律保护的一种财产形式：其外在表现形式是“组合企业资源的效率”，“效率”为企业带来了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如利用企业技术资本。迅速开发出系列新颖独特的产品族赢得市场，并且源源不断，这样，企业发展就进入了正确的轨道，形成良性循环。总的说来，技术资本是使企业生产出新颖独特产品。有效实现价值增值，促使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力。要注意的是，技术创新对技术资本的依赖越强，越容易陷于“技术轨道锁定陷阱”和“技术创新追赶陷阱”，这样技术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动力作用会大大削弱。
2人力资本。强势的技术资本从何而来?通过上述分析知道，技术资本是通过智力劳动将庞杂的散乱信息进行归纳，然后生产出能与一定的物质条件相结合从而产生巨大利益的信息。技术资本主要靠智力劳动，而智力劳动体现在企业人力资本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因此，技术资本来源于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开发、运用的结果。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指依附人体体力和智力所具有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价值总和，是个体通过接受教育或经验积累而逐步掌握的知识、技能、认知能力或胜任特征等。在这里。人力资本不同平常所说的人力资源，它是一个价值概念。只有从事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生产经营管理等，通过他人利用其发明、革新或被其管理，能创造更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人的劳动力。才能称为人力资本，其作用表现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驱力的大小，也就是推动企业主动适应环境。把握机会，运用一切已知信息产出某种新颖独特而又具有社会价值的物质或精神产品并带来利润的驱力大小，其依靠的是知识、信息和智慧及其合力。可以看到，技术领域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新产品、新服务、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产品质量或功能的改进和生产工具或其他物质装备等的出现。都和企业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密不可分的。每一个成功的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必定有一强大的智力团队，即人力资本作后盾。因此，人力资本的状况决定了技术资本的状况，进而决定了技术创新动力的大小。
3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从哪里来呢?我们知道，企业人力资本是个体通过接受教育或经验积累而逐步掌握的知识、技能、认知能力或胜任特征等来提升的，表现为知识、信息和智慧及其所形成的合力。知识、信息和智慧的积累与合力的形成，则依靠企业员工学习的主动性和实践的自觉性以及对企业的奉献精神和主人翁意识，概括来说，就是依靠企业员工所具备的心理资本。按照Luthans，Youssef和Avolio的观点，心理资本是指“个体的积极心理-发展状态。包括：f1)拥有表现和付出必要努力、成功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的自信(自我效能感)；(2)对当前和将来的成功做积极归因(乐观)；(3)坚持目标，为了取得成功，在必要时能够重新选择实现目标的路线(希望)；(4)当遇到问题和困境时，能够坚持、很快恢复和采取迂回途径来取得成功(坚韧性)”。企业员工拥有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在企业发展中保持乐观的状态并呈现高的希望水平，能在达成企业目标过程中呈现坚强的坚韧性。必然会驱使员工不断加强学习企业需要的某种专门技术知识与技能，主动掌握对企业有用的信息，自觉的通过实践来领悟和掌握该技术知识与技能的真谛。形成知识、信息和智慧的合力，从而提升企业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企业技术能力。因而企业员工的心理资本决定了企业员工不断的学习和实践的自觉性以及对企业的奉献精神和主人翁意识，从而决定了企业人力资本的水平并最终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五、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本源
心理资本状况决定人力资本水平，任何企业都希望员工拥有高水平的心理资本。那么高水平的企业员工心理资本来源于哪里呢?根据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的团体动力学观点，任何主体行为的产生都是主体与环境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即：
B=f(P，E)
其中，B代表行为，P是指行为主体(人)，E代表环境。行为随着人与环境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双函数形成的复杂函数关系。由此可以推出，企业员工拥有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在企业发展中保持乐观的状态并呈现高的希望水平，能在达成企业目标时候有坚强的坚韧性(即心理资本)，正是员工个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行为主体既是个体的存在，更是团体的存在，从企业的层面来看，这种交互作用就表现为企业统一的行为方式和内在追求，实质就是企业文化。因此，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行为主体，其行为受到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之间交互作用影响，企业整体的心理资本也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得到发展和提升，从而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作用，就构成了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本源。
在现实中，有的企业意识到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效应，努力把企业建设成学习型组织。或者让企业员工体验成功，即积累成功经验或实现绩效目标，从而增强员工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而有的企业没有体会到企业文化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企业文化，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最终被淘汰。
六、结论
驱动力模型 篇12
无线内窥镜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携带,操作简单,检查期间不影响患者行走和日常生活,且无任何不适,无操作导致的并发症,不需要住院,可以实现全消化道的检查。对于小肠的检查优于任何传统的检查方式,包括CT、X射线和传统内窥镜,图像资料也可以反复分析[1,2]。但是,由于目前的技术水平限制,它也存在很多的不足,最大的问题是动力系统的问题———运动机械而且单一。这也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主流无线内窥镜的驱动系统纯粹依靠肠道的蠕动来带动无线内窥镜在体内的运动,这种方式是最为常见的驱动形式。这种系统不需要考虑驱动问题,可以把胶囊做得很小,不足的是这种方式较难对准病灶,有时会导致检查失败。另外一种就是胶囊内部有驱动装置可以带动胶囊在体内做前后的螺旋推动运动,常见的就是带螺旋槽圆柱旋转推进器的无线内窥镜[3,4],缺点是运动机械而且单一。
如果用外磁场驱动无线胶囊式内窥镜,就可以使患者吞服的无线肠胃内窥镜在医生的控制下做多自由度的移动,使内窥镜的摄像头直接在可疑区域做有针对性的检查。这样大大增加了检查的成功率,同时也减少了医生的检查时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医生的工作效率。
2 力学假设
我们假设如下力学模型[5]:
(1)带有磁性材料的胶囊在力学上定义为通以一定电流的螺线管。
(2)带有磁性材料的胶囊的磁场分布与螺线管的磁场分布完全相同,并且人体以及其他的装置对于外磁场的分布没有影响。
根据以上的力学假设,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可以模拟带有磁性材料的胶囊在人体内受到外磁场力以及受磁场力影响进而发生动作的真实情况。在这个力学假设之中,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注意:螺线管的受力符合力的合成原则,不需要考虑螺线管的支撑、稳定以及固定的问题。
3 模型建立
如图1所示,建立相关模型[6]。黑色的圆为线圈,线圈采用多匝纯铜线圈。形状为正圆形,有利于产生均匀的磁场,并且磁场分布也较为规律,有利于以后的控制。立方体内充满液体,这样设计是因为人体内也是充满体液的。尽可能地模拟人体内的情况,以达到要求。并且,模型中的液体对于磁场的分布是没有重大影响的。人体处在磁场中时,可能会受到磁场的影响而对处在其中的胶囊内窥镜有所影响,根据已有的资料,这点影响可以不加以考虑。
模型的详细情况如图1所示。
(1)立方体为一个容器,容器中的柱体为螺线管,对螺线管通一定大小、方向的电流,产生磁场B。
(2)螺线管浸泡在一定黏度系数的液体中,这种液体可以模拟人体器官以及体液等对胶囊运动的阻力作用,同样的,这种黏滞力也可以看作是维持胶囊平衡的力。
(3)在立方体容器的3个面上贴有3个大线圈,这3组线圈可以提供外磁场,分别位于立方体的A、B、C等3个面,如图1中的圆所示,产生的磁场分别为B1、B2、B3。
(4)B1、B2、B3等3个磁场可以分别启动,也可以叠加使用,并且B1、B2、B3的磁场在立方体的空间内可以看作是均匀磁场[7]。
(5)B1、B2、B3对螺线管的作用力符合力的合成作用,也就是说螺线管受到B1、B2同时使用时的作用力F合与单独使用B1与B2时的作用力F1与F2的叠加F的效果是完全相同的。
4 模型仿真与实验
在实验室环境中,可以近似地模拟出以上的力学模型,做法如下:使用玻璃缸盛放一定量的黏度系数稳定的液体,这种液体对于螺线管的阻力可以近似地模拟出带磁性材料的胶囊在人体内受到的阻力,使用3组大的线圈分别如图1中的位置放置,通以一定的电流就可以产生类似于B1、B2、B3的均匀磁场。对于浸泡在液体中的螺线管,可以利用细线加以适量的束缚,这对模拟实际情况下的胶囊状态影响不大,因为在人体内,胶囊也是不可能悬浮的,总是会有一个支撑点来支撑胶囊。
线圈A、线圈B、线圈C和螺线管的电流方向如图2所示,产生的磁场方向如图2中所示,线圈A中通以图中电流方向时,产生的磁场方向为X轴负向,令线圈A中的电流方向为正向。线圈B中通以图中电流方向时,产生的磁场方向为Y轴负向,令此时线圈B中的电流方向为正向。线圈C中通以图中电流方向时,产生的磁场方向为Z轴负向,令此时线圈C中的电流方向为正向。当螺线管以竖直或者水平与Y轴放置时,电流方向如图中所示,产生的磁场方向为Z轴正向。
5 可行性分析
根据图2中的电流方向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当线圈A通以正向电流,线圈B和线圈C不通电,螺线管垂直放置,此时,线圈A对螺线管的作用力为X轴负向。
(2)当线圈B通以正向电流,线圈A和线圈C不通电,螺线管垂直放置,此时,线圈B对螺线管的作用力为Y轴负向。
(3)当线圈A、线圈C通以正向电流,线圈B不通电,螺线管不是处于竖直状态,此时,线圈A和线圈C对螺线管的作用力为X轴负向。
(4)当线圈B、线圈C通以正向电流,线圈A不通电,螺线管不是处于竖直状态,此时,线圈B和线圈C对螺线管的作用力为Y轴负向。
(5)当线圈C通以正向电流时,线圈A和线圈B不通电,螺线管处于竖直状态,线圈C对螺线管的作用力为Z轴正向。
(6)当线圈A、线圈B通以正向电流时,线圈C不通电,螺线管处于水平面时,线圈A和线圈B对螺线管的作用力为向Y轴负向的转动力。
以上6种情况是线圈A、线圈B、线圈C、螺线管在假定的正向电流的情况下得出的。根据磁场力的基本原理,很容易就得到线圈A、线圈B、线圈C、螺线管在其他的电流方向的情况下螺线管的受力情况。部分情况如表1所示。
注:●表示通电;○表示不通电
线圈A、线圈B、线圈C可以独立启动操作,因此总共有27种组合方式,这对于处于任何状态的螺线管都可以进行操作。表1列举了其中的8种情况,对于螺线管的其他的电流方向和位置,通过3个线圈的不同电流方向和通断的搭配可以产生出相对应的磁场来改变螺线管周围的磁场,进而使其向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运动。
6 实验验证及结果分析
基于目前国际最新的微型CMOS图像传感器OV7930,对人体无线胶囊内窥镜胶囊进行了设计和实验研究开发了OV7930外围电路PCB,并按设计组装成磁控无线胶囊式内窥镜胶囊。无线内窥镜主要由微处理模块、照明模块、图像采集模块和图像传输模块构成,体外主要有图像接收和处理模块以及控制系统组成。其中,微处理模块主要负责协调“胶囊”各部分的工作、接受指令、控制照明等工作。图像采集模块负责采集图像数据并传送至传输模块,图像传输模块则负责将收集到的图像通过无线的方式传输至体外的接收机上。各个部分都在微处理模块的控制下协同工作,完成体内图像的采集工作。
为了减小“胶囊”的整体体积,采用尺寸比较小的环形天线[8,9],分别使用不同的频率发送和接收信号,一个用于图像信号的传输,一个用于控制信号的接收,如图3所示。
图像传感器完成图像采集之后,将图像传输到图像传输模块并转化为电信号,经过发送电路处理、调制然后经由发射天线发送[10,11]。
如图4所示,控制天线接收到外部发送的控制信号之后,经过放大、调制、解码之后就会对受控设备进行控制,例如控制照明模块的开关、胶囊的动作等。成像试验验证该系统能采集到清晰的图样,证明了该系统设计的可行性。
7 实验改进
在实际应用中,除了3组线圈之外,还可以增加几组线圈,这样或许更容易实现,改进图如图5所示。模型仍然采用正方体来表示,其中一共采用14个线圈组。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1)正方体的6个面每个面都有一个线圈,并且相互对应的面上的2个线圈为一组,由一个控制开关控制,共计3组线圈。
(2)正方体的8个对顶角上,每2个相对的对顶角都有线圈,总共为8个线圈。每2个相对的对顶角上的2个线圈也是一组,并且由一个控制开关控制,共计4组线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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