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数字

2024-06-18

汉字数字（共9篇）

汉字数字篇1

1. 数字作为词素构成定型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句, 应使用汉字。例如:二倍体、一氧化碳、十一五规划、十二指肠等。

2. 邻近的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时, 应使用汉字, 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加标点, 如七八公里、五十二三岁、两三家医院等。

3. 我国清朝以前 (含清朝) 以及非公历的历史纪年要用汉字。例如:清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八月十五中秋节等。

4. 部队医院编号有“第”字者, 其编号用汉字。例如:解放军第三0四医院。

5. 不定数词一律用汉字。例如:任何一个患者、这是一种免疫反应、无一例死亡。

汉字数字篇2

[大] [中] [小]发布人：圣才学习网

发布日期：2011-08-31 16:33 共88人浏览

上周五的徐汇区兴武居委书法班上，77岁的教师白宝钧认真讲解，台下15名7岁至12岁的孩子都很沉默，有些孩子东张西望，坐不住了。（由兴武居委提供）

“提笔忘字”之惑

“邮箱”的“箱”怎么写？“拍黄瓜”的“拍”竟然也忘了？„„这许许多多童年学过并曾无数次书写的汉字，是否越来越经常地，在你执笔对纸时突然呈现一个尴尬的停顿——提笔忘字。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该报道还引用了《中国青年报》今年4月的一项调查结果：2072名受访者中的83%承认写字有困难。

传统汉字正在遭遇现代化的侵袭？提笔忘字已成新一代中国人的困扰？一场文化危机甚至开始悄然萌生？追寻答案的调查，从一个小小的暑期书法兴趣班开始„„

“奇怪，这么简单的字居然会忘”

提笔，你忘字了吗

77岁的白宝钧激情四溢，他从笔画中最基本的“点”讲起，引申到汉字的博大精深。原定1个小时的课程延长到1个半小时，台下15名7岁至12岁的孩子，东张西望有些坐不住了。

“现在的孩子急慌慌，写字不用心。”湖南社区兴武居委书法班教师白宝钧叹了一口气。从6岁开始习字的他，几乎天天临古帖练字；而15名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乔凡庭，却称自己字不够好看，是因为“平时实在没时间练习”。

不仅仅是孩子。记者日前对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7级新闻班做了一项调查，全班26名学生，仅有4人说平时没有提笔忘字的情况，约占总人数的15%。而让这4人手写“钥匙”、“寒暄”、“喷嚏”、“邋遢”、“暧昧”这5个词语时，还是有两个人卡了壳。

同学们认为，造成自己提笔忘字的两大“祸首”，是电脑打字和手机短信。如今，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打字全部使用拼音输入法，有人甚至从小学起就成了网民。

“经常不写字，偶尔会大脑短路，前几天就忘记“邮箱”的“箱”怎么写了。自己想想都奇怪，这么简单的字居然会忘。”大学生薛墨瑶说，对提笔忘字的尴尬大家都有“小窍门”，每当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用手机拼音输入法先打出来查一查。

“上周和同事出去吃饭，饭店太忙，要我们自己写菜单，我竟连“拍黄瓜”的“拍”都忘记怎么写了。”28岁的方辉是名广告人，无纸化办公也无形中养成了他提笔忘字的毛病。他无奈地玩笑道：“我现在这个汉字水平真是混口饭吃都难。”

在数字化大大提高效率的今天，在科技进步带来文字记录方式变革的当下，人们似乎越来越缺少机会一笔一画地书写汉字。

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理事于茂宏说，当他在《语言文字报》编辑部工作时，许多读者来信上的寄信人名字，全编辑部就愣没有人能认出。认不出来怎么回信？亏得他“灵机一动”，把信封上的寄信人名字剪下、贴上、再寄回。

和提笔忘字一样，字迹潦草难辨和错别字连篇，也是现代人的书写短板。在沪上一大学机械系任教的董老师，收藏着学生们让他“哭笑不得”的请假条：“董老师”变身“黄”老师；“辛苦”写成“亲苦”；还有人估计是口渴了，想请假“喝一周”（而不是“歇一周”）。董老师很不解，“虽然是理科专业，但大学生基本的汉字素养还是应该具备的吧？”

“现在实在太忙”

你的时间耗在哪里了

白宝钧说，在他那个年代，受过教育者基本上人人写得一手好字。有件事给他留下至深印象——60多年前，年长他9岁的兄长大学毕业，亲友介绍了份文具店的工作，“那时人人都用毛笔填履历卡，年龄、性别、籍贯等，哥哥写得特别认真。他说如果写得不好，就会直接被人扔进废纸篓，即使再“硬”的关系也没用。”

以前，写得一手好字的确讨巧：不但备受尊重，甚至能以此谋生。“仔细想想，这和孩子们重视英语也没什么两样，都是出于现实需要。”白宝钧说。

在记者走访暑期书法兴趣班当天，15名学生中有2名迟到了近半小时。对于白宝钧的提问，围坐在由乒乓球案子临时充当的大课桌周围的孩子们，也都保持沉默。兴武居委负责人告知，学校要求孩子暑期参加社区活动，学生报名上书法班，居委会给他们盖章开证明。或许这是孩子们出现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这个书法班是我自己选的，因为下课后可以留下打一会儿乒乓球，我喜欢乒乓球。”暑期后升读5年级的徐汇区世界小学学生熊忻旖说，妈妈也支持她学书法，“妈妈说考试时字不写清楚点，老师看不懂。”

熊忻旖的暑假特别忙。最初两周，忙于暑期作业；之后每周都忙于英语口语课、英语笔试课和数学课。以周二上午为例，9点英语口语班，11点下课；紧接着数学课，12点半才下课回家，““小时候”我还学过小提琴，现在实在太忙就放弃了。我知道，爸爸妈妈对我寄予了很高期望。”

不得不承认，相对于母语的“没时间”，越来越多人对英语的重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不少人将精通英语的人戏称为“精英”。想找好工作吗？想加薪升职吗？各种学费不菲的英语培训广告铺天盖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几个孩子能听得进白宝钧所说的“汉字是中华文化之根”，能体会到已连续3年开办书法兴趣班的兴武居委的良苦用心？

或许，人们能利用的工具越多，对自身的改变就越少。电脑、手机，以及同样是认识世界的一门工具的外语等等，让人们告别了传统年代，也似乎与传统渐行渐远。

“一笔一画都是细腻的心思”

你不觉得汉字很美吗

白宝钧在社区学校教了四五年书法课。除了居委文教干部，除了老人和小孩，他的学生中仅有一名在读大学生，“因此我特意问过他为什么来上课，他说现在有时间了，就想把字练得更美些。”

书写，其实是件很美好的事。在上海的中山公园、东昌路地铁口等地，时不时会看到手执“水笔”在铺着大块方砖的地面上挥毫泼“水”的书法爱好者。他们大多年龄较长，心无旁骛，刚刚写好的字在阳光下消逝后，又气定神闲地从头再来。

48岁的张女士拿出一叠略微泛黄的书信，这是新婚两年后分隔异地的夫妻6年的“鸿雁传情”。“我很怀念当初晚上哄孩子睡着后在灯下给他写信的时光。一笔一画都是细腻的心思。”张女士说，“读他的信时，经常会发现涂改的痕迹。他平时画图测量做实验，写字机会不多。读信时可以想象他翻查字典的样子，想象他的用心。”

华东师范大学新闻系大一学生小陈说，上学期末她收到一份来自新闻写作课翟老师的特殊“礼物”。“他给每一位同学都用毛笔字写了一份试卷批语，字写得刚劲有力，很美。收到这样一份批语，心里会有莫名的感动。”小陈说，以前师范院校的学生要天天练钢笔字、粉笔字、毛笔字，执教后为人师表，能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可惜现在书法课在更“重要”的课程面前，只成了选修课；大学几乎全用多媒体教学，一些条件好的中小学也部分实现多媒体教学，老师的亲笔字都难得一见了。

身为电脑工程师的市民老陈，由于理科出身又电脑化办公，从前一直被家人笑称“错别字大王”。自从在报刊亭发现了《咬文嚼字》杂志后，觉得很有意思，此后一直订阅，“现在不但摘掉了自己“错别字大王”的帽子，平时和家人看新闻时发现错别字，还会“专业”评点一番，这样生活中平添了项乐趣。”

有个数字也许可以说明一些东西。2009年夏天，“迎世博咬文嚼字大赛”吸引了整整20万民众参与，上至年过九旬的老人，下至不满十岁的小学生。《咬文嚼字》杂志主编郝铭鉴感慨：“群众心底对汉语的热情让我们感动，让人看到了母语意识的回归。”

“越来越多亚洲人在练中国书法”

你愿当“新文盲”吗？

在上海老字号“周虎臣”买笔时，白宝钧曾亲见一名日本教师买了几百支毛笔要带回日本给学生。十几年过去了，这幕场景还一直印在他脑海里。

其实，外媒对国人提笔忘字现象的关注并非首次。加拿大《环球华报》曾以《频繁使用电脑中国许多年轻人开始忘记汉字写法》为题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也聚焦过汉字因久不书写而陷入被遗忘的困境。而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这则报道还格外指出，“在日本或在韩国，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练习写中国的书法。”

目前在复旦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攻读硕士的日本留学生长井由花说，日本的中小学都开设书法课，她读过的公立小学一、二年级有钢笔课，三年级后是毛笔课，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因为书法课每周只有一节，所以半数以上的同学都在课后去“书法教室”。这不是迫于家长压力，也不是为了证书考级，而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正在日本当交换生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学生王磊说：“提笔忘字的尴尬，其实日本也有。很多日本人习惯用片假名（类似拼音的功能）书写，不过考试时老师会强调有汉字的词汇要写汉字。而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政府推广汉字能力测试，规定公务员和教师等必须通过一定级别的考试，许多企业用人也参考这一考试结果，这就是日本大学生毕业前基本都得过的考试——“汉检”。”

“在韩国，汉字不是必须掌握的，但现在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很多公司都要看应聘者有没有汉字资格证。”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韩国留学生吴锡文说，“这足以看出韩国对中国汉字的重视。”

实际上，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东西方文化交融，或许都只能被称作汉字书写能力退化的“借口”。作家王蒙曾疾呼：“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这并非危言耸听。

在中国文化中，恐怕没有任何其他事物比汉字更能体现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幸而，这一现象已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就在今年5月，“第二届全国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拉开帷幕；山东青岛也首次开办写字节，10万学生摹帖习字„„

汉字数字篇3

［关键词］大写数字；吐鲁番文书；契约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2-0054-02

汉字用数字有小写与大写之别：小写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大写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宋王观国《学林》卷九“奉万”下云：“古之字画少者易于讹改故以字画多而同音者代之。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则以壹贰叁肆伍陸柒捌玖拾代之；百千则以伯仟代之；尺则以赤代之；疋则以匹代之；是以万以萬代之也。所代之字初无意义惟取字画之多耳。”今天，人们在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同时，当订立合同、出具凭证、记录账目或数字合计时，常常使用大写数字。

大写数字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解决它，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小写数字的繁化。所谓繁化是指以笔画多的同音、近音字来借指小写数字的过程；其二，是大写数字的系统化。所谓系统化是指经过繁化的大写数字逐渐固定，形成系统的过程。经过这两个过程之后，大写数字才能最终成为习见之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

吐鲁番汉文文书的大量出土与整理，使我们看到了晋唐时代吐鲁番地区的计账、契约等类文书。这些文书中有大量使用大写数字的实例，为我们更加科学地理解数字从繁化到系统化的演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笔者对《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数字使用情况进行了搜索与摘录。经过分析发现，大写数字的字形和使用存在着一个从不固定到固定、从不系统到系统化的过程。举例来说：

壹意为专一。吐鲁番阿斯塔那308号墓出土有一件纪年文书《高昌延昌二十八年（公元588年）赵显曹夏田券》，文书中有“赵显曹从范阿六边常田壹亩半（略）各不得反悔，悔者壹罚”。

贰、弍贰，意为副，简写作弍。阿斯塔那1号墓所出《罚毯文书》，有“罚毯贰拾贰张入官”。根据同墓所出多件西凉建初年间的文书可知，此件文书也极有可能是西凉时期的。

吐鲁番阿斯塔那364号墓所出《高昌延昌二十八年（公元588年）某人从□□崇边夏镇家菜园券》中有“罚银钱弍文”。

叁大写数字“叁”最早见于西凉时期的文书中，即阿斯塔那1号墓所出《西凉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严福愿赁蚕桑券》“严福愿从阚佥得赁叁簿蚕桑”。券，是对唐以前的契约文书的专称。这件纪年文书表明，在早期的契约中，已经出现了大写数字。

肆喀喇和卓91号墓出土《奴婢月廪麦账》记有“合给肆斛贰斗”。此件文书没有纪年，据同墓所出《北凉玄始十一年（公元422年）马受条呈为出酒事》可知，此件亦极有可能是北凉时期的。

伍、仵喀喇和卓5号墓出土《高昌和婆居罗等田租簿》记有“□孝叙一半，七月廿三日，肆斛伍兜”。喀喇和卓91号墓所出《阿成等麦酒账》中有“阿成□麦贰斛仵斗”。

吐鲁番喀喇和卓99号墓所出《高昌延昌二十二年（公元582年）康长寿从道人孟忠边岁出券》中有“岁出价，要得麦伍拾斛，麦贰拾仵，贰拾伍，平斗中取，使净好”。此契约值得特别注意，文书中在写到糜麦斛斗时，既有“伍”，又有“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它们都是小写数字“五”繁化后的代替字。它们同时出现在一件契约中，直接反映出“伍”在高昌延昌时期还并未固定为“五”的大写。这种情况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因为阿斯塔那320号墓所出《高昌延和十年（公元611年）田相保等八人举大小麦券》中又出现了“范养祐取大麦仵斛”。高昌延和十年之后，“伍”固定代替“五”，大量出现在契券账单之中。

陆喀喇和卓91号墓所出《祠吏翟某呈为食麦事》记有“□食麦八升，合陆斗四升”。据前文分析，此件文书的年代应是北凉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合计食麦斛斗时，既有大写数字，亦兼用小写数字。

柒柒本作桼，即漆。“七”的繁化较早，《墨子》中即用“漆”代“七”。吐鲁番文书中，早在北凉时期，“柒”已经出现。喀喇和卓91号墓所出《北凉玄始十一年（公元422年）马受条呈为出酒事》记有“合用酒柒斛（下残）”。

拔、捌捌是古代一种平整土地的农具，无齿为捌，有齿为耙。从目前所见吐鲁番文书来看，“捌”最早出现在高昌国时期的文书中。阿斯塔那520号墓所出《高昌付官、将、兵人粮食帐》记有“肆斛捌兜”。

在吐鲁番文书中，比“捌”出现时代早、用来代替“八”的多笔画字是“拔”。喀喇和卓91号墓所出《奴婢月廪麦帐》中有“都合柒斛拔斗，请记识”。前文论述此件属北凉时期。为了防止篡改，在总计廪麦斛斗数时，通常都使用大写数字，这也是大写数字的普遍用法。“柒斛拔斗”中的“拔”显然是代替“八”的多笔画字。“捌”固定成为“八”的大写之前，曾一度使用“拔”来代替。必须说明的是，“拔”的出现并非偶然，同墓所出《祠吏翟某呈为食麦事》中也有“都合十久斛拔斗四升，请纪识”。这显然是有意而为的。可见，从“八”到“拔”、“捌”经过了繁化和固定化两个过程。

久、究、玖人们使用同音多笔画字“久”代替数字“九”年代较早，从文书来看，都在北凉时期。上文提及的《祠吏翟某呈为食麦事》中“都合十久斛拔斗四升，请纪识”，即是一例。此外，与上件同墓所出的《残、粟、酒帐》中也有“□□□久升，除出用九升三□□□□”。显然，此处“久”与“九”同时出现，也说明它们之间是大写与小写的关系。

在吐鲁番文书中，更多的用来代替“九”的繁化字是其近音多笔画字“究”。由十件文书中可见，它们都属于高昌国时期。相比而言，“究”比“久”更不易篡改。因此“究”才会在“玖”固定充当“九”的大写之前多次出现，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必须强调的是，在151号墓所出《高昌延和八年（公元609年）七月至延和九年（公元610年）六月钱粮账》文书中，记有“钱究拾肆文半。麦伍斛捌升，以案在藏，案除对额在民逋钱柒迁陆佰柒拾陆文半，中半，麦肆斛伍兜□升”。除壹、贰、叁未见，其他肆、伍、陆、柒、捌、拾、佰等字都是固定化后的大写数字。这时大写数字已经普遍被用于契券账单之中，而“九”依然是用“究”来代替。这说明直至高昌延和时期，后世系统化的大写数字还未形成。

玖是一种似玉的黑色石。吐鲁番文书中“玖”出现较晚，见于唐代文书。阿斯塔那103号墓所出《唐侯菜园子等户佃田簿》中有“户主侯菜园子年五十，合佃常田拾捌亩半玖拾步，部田拾壹亩，壹丁合得常田肆亩，部田贰亩”。此件无纪年，据同墓所出纪年文书《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西州高昌县武城等乡户口账》推断，此件文书应该也是唐代文书。

拾吐鲁番文书中“拾”出现较早，见于北凉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59号墓所出《北凉神玺三年（公元399年）仓曹贷粮文书》中有“□□□□拾斛，秋熟还等斛”。

从以上十个大写数字在文书中出现年代参差不齐来看，“贰”、“叁”、“肆”、“陆”、“柒”最早出现在高昌郡时期的文书中；“壹”、“伍”、“捌”则最早见于高昌国时期的文书中；“玖”出现最晚，见于唐代文书中。十个数字没有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时代，而是有先后顺序，这说明古代吐鲁番居民在使用大写数字的过程中，是逐步用这十个字来相应代替小写的十个数字的。从整体来看，在高昌郡时期的文书中，虽然小写数字大量存在，但居民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使用大写数字来记账目、立契约。到高昌国时期，立约、记账时用大写数字的情况进一步普及。唐以后，大写数字系统完全形成并被广泛使用。大写数字的推广，与武则天时期的改制有密切关系。清顾炎武《求古录》“博城县令诗”条云：“凡数字作壹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正像张涌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公元4世纪前后（约当东晋末年）人们已开始有意识地在券契中使用大写数字，到了公元5世纪、6世纪，这种用法进一步得到普及。唐武后时大量使用大写数字，只不过是承袭了祖宗的成法而已。”

［参考文献］

［1］宋·王观国.学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990.

［3］清·顾炎武.求古录[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