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明（精选3篇）
汉字文明 篇1
黄德宽教授新近出版发行的《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一书, 囊括了他30多年文字学研究中各个阶段的重要成果。全书有条有理、层次分明地阐释了中华文明进程的另一面——汉字的文化意义及其价值所在, 这就是汉字不仅折射出民族凝聚向心强盛之象, 也展示了民族性格中“刚性”元素的文字情结, 并依据充分地交代了象形文字的起源和形声结构的演进, 尤其对于汉字的文化考辨与阐释, 更加彰显了民族灵魂及文化内蕴。黄德宽教授几十年如一“牛”的汉字研究现象及其成果证明, 汉字研究大有作为, 汉字的生命力天长地久, 这也意味着中华民族长盛不衰,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宏愿也并非遥不可及。
一、汉字阐释———彰显民族灵魂及其文化内蕴
打开《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一书, 就如同打开黄德宽教授此前独著或与人合著的《汉语文字学史》、《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汉字理论丛稿》、《新出楚简文字考》、《古文字谱系疏证》等著述的压缩本, 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汉字研究成果, 一一呈示出其不同的民族文化意味及其立国之内蕴。由黄德宽、陈秉新合著的《汉语文字学史》一书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两个向度去梳理、整合文字学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关联, 不仅厘清了文字学科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 而且也厘清了汉字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 正如文字学家姚孝遂先生在序言中所说:“关于汉字史的研究, 文字学史的研究, 应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研究古汉语, 就是通过历代的有关文字记载来进行的, 离开了文字形体的研究, 就不可能从事古代汉语的研究。尤其汉字形体结构的复杂性, 及其发展变化的复杂性, 更加使得汉语文字学在整个汉语言学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1]倘若没有这个文字学史研究的前提, 那么“打开中华文明”的“管钥”, 就未必能那么坚实、那么刚性、那么文化地呈示了民族文明进程的另一面。
1. 象形与形声———汉字演变的源泉及主体
《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 (以下简称《管钥》) 的确可视为中国文字学长卷的缩本, 全书分为上篇、中篇、下篇三部分。上篇注重表述汉字的构形与演进, 尤其注重汉字的主体———形声结构的表述, 包括对形声起源的探索、形声结构的类型、形声结构的形符、形声结构的声符以及形声结构的组合关系及其动态分析等等, 都给予了有条有理、层次分明且根据充分的交代或语言密度极高的理性描述。这一部分前面对于汉字的构形与演进的交代较之后面对于汉字形声结构起源的交代, 从逻辑关系上考察, 显然具有一定的联系性和谋篇布局上的衔接性。前面在交代汉字构形方式时, 有这样一段文字:“汉字构形方式是一个随着汉字体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动态演进的系统。在汉字发展的不同历史层面, 构形方式系统也有着相应的发展和调整。这种发展反映在汉字体系中, 即是不同结构类型的汉字分布情况的消长变化。”[2]接下来在交代形声结构起源时又说:“我们可以肯定, 在汉字形成体系前, 具有产生形声结构的可能。从纳西象形文字看, 它虽然还没有摆脱原始状态, 成为成熟的文字体系, 但已经出现了形声结构。可以表明, 在纳西象形文字中, 不仅出现了形声字, 而且具有丰富的构形方式。”[3]这两段文字分别表述的是汉字构形方式及形声结构的起源, 尽管中间相隔几十页码的篇幅, 却并没有妨碍我们从以上两段文字中感受到一种逻辑关系, 学术有时候离不开探索甚或推测, 前面对于汉字构形方式的交代, 似乎还保留一些空间, 让后面的文字加以填补, 使之表述更加完整而且有前后观照意味。有关汉字构形方式及形声结构的起源, 是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现象, 并不是每个环节都具有现成的考证文献, 有的时候就需要研究者在理性检测的基础上加以推测和探讨, 去填补某些空白点, 否则, 学术就难以为继。
须知, 对于汉字构形方式及形声结构起源的探索与表述, 是文字学研究中最为关乎研究成果质量、也最为动人心魄的环节。万丈高楼平地起。倘若对以上两个有关汉字形成命题挖掘不深、考证不力、表述不全, 后面的“高屋”就很难“建瓴”以成立。《管钥》一书以一种敢于探新、勇于突破之姿向我们表述了我国纳西族象形文字与汉字形成的内在联系。作者固然没有强调纳西族象形文字就是汉字形声结构发源头, 但作者以纳西族象形文字现象的“小”去读解汉字形声结构形成的“大”, 是完全符合学术规范的一种阐释方式。以“小”见“大”是一切文化抑或学术活动的良性学术行为, 也是一种可取的思维方法。
至于汉字形声结构发生的源头, 《管钥》一书也给出了应答, 随着象形、象意文学的衰歇, 而形声文字继而兴起, 书中指出:“这种变动至迟起于殷初, 或许更可推上几百年。而形声文字的发轫, 至迟在3500年前, 这种假定, 决不是夸饰。”[4]学术之为学术, 就是在一种理性推断中进行的, 不能轻易地给出确定的答案, 随意就能确定的东西, 那就不是学术了。黄德宽教授在解读汉字构形方式及其形声起源的原理中, 学术姿态十分严谨, 也十分内敛, 字里行间演绎着一种客观、科学、得体而又优美的释读与探索风采。我们由汉字构形就会联想到汉字象形, 由形声结构又会联想到汉字的“六书”。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到黄德宽的《管钥》也含其他一些文字学大师们的学术成果, 都先后加以确定的一个共识是:象形文字是最为原始也最为古老的造字方法。中国殷墟甲骨文所呈示的象形文字“日”与“月”乃至“龟”等, 就是依据表义对象外形特征并用图形模式创造出来的。由此可见, 象形文字是汉字的根本, 后来“六书”的发展与繁丰, 恐怕决不能与象形元素绝缘。可以说, 如无象形的起源, 也就不会有“六书”的发展与繁丰。而“六书”中的形声结构显然是汉字演进中的创举, 它突破了象形、会意、指事的局限性, 一举成为汉字的主力军, 据有关文献,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具有连续性使用的汉字中, 形声字占有85%以上的比例, 其形符与声符的和谐匹配, 自然构成一种造型上的完美与刚性, 尤其形符又存在一定的表义的空间或范围, 它与象形文字的渊源不言而喻。这也正是汉字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背景所在。
汉字的形体结构不仅是汉字演进的立字之本, 而且也是民族文化结构乃至民族心理结构的重要符号。从远古的图腾文化到文明传播之初的象形文字抑或图画文字, 是文字行为, 也是艺术行为, 更是文化行为, 长盛不衰的汉字书法艺术也正是汉字形体美的极致的表现形式。象形文字字字重如千钧, 其演变发展的每一个过程哪怕每一个细节, 都烙印着民族成长及其文明进程的斑斑血痕与脉动, 中华民族的文明与刚性特征, 不单表现在外在的前进与飞跃, 而且也表现在内在的坚韧与不屈———比如汉字之形体, 演进到今天, 仍然张扬着一种鲜活与刚性, 可见,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宏愿指日可待。
2. 考辨与阐释———彰显民族灵魂与文化内涵
《管钥》一书的中篇注重汉字的“考辨与阐释”, 这一部分是全书的主体, 内容更为厚重, 其学术价值也更高。诸如古文字考辨的方法, 甲骨文“ (S) 惠OV”句式的探踪以及汉字的文化阐释, 都从不同角度或向度向我们展示了汉字开启中华文明之演进的种种着落与细节。
古文字考辨的方法, 作者强调的是唯物辩证法和对具体汉字形音义的发生、发展以及丰富的纵横关系的把握与实践。对于古文字与有关文献的考索, 作者详尽地交待了何谓“ (S) 惠OV”句式及其特点;后来又为何在后代的典籍中消失了。对于曾姬无恤壶铭文的新释, 作者的阐释让人耳目一新。当然, 更让笔者关注并痴情的还是对于汉字文化传统的阐释:“中国文化是依赖于中华各民族运用符号的能力而形成的超有机体的存在。……即使从商朝算起, 汉字的发生、发展也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我们认为汉字的价值不是后人主观随意的‘给定’, 而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固有内涵。它主要表现在形成完整符号系统的汉字感知形式以及作为文化传统合规律发展的结果。”[5]由此接着生发开去, 以浓墨重彩的笔意去阐释汉字历史性的原则、汉字构形功能的确定性、汉字形音义关系的疏离与弥合以及儒家学说在汉字系统里的稳定性等等, 算是把中华文明进程的细部都给予无微不至的阐释与读解。
在谈到儒家学说与汉字系统的稳定性时, 作者掷地有声地说:“中国文明的持久性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汉字系统的稳定性是保持中国文明持久性的重要基础。著名学者饶宗颐认为, 汉字的稳定性是‘最令人注目的不容易理解的问题’, 并称之为‘汉字图形化持续使用之谜。’”[6]此外, 有关儒家学说经典化确定了汉字的神圣地位、促成了“小学”的创立和汉字的规范、强化了汉字的稳定性等, 这就从深层结构揭示了儒家文化经典对于汉字的意义、对于民族文明进程的意义、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意义。同时这也证明, 儒家文化经典尽管在民族文明的进程中屡遭重创, 但其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长期占据的中心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或许, 儒家文化经典就渗透在每一个汉字里, 也渗透在本土文化的每一根血脉之中, 儒家文化与汉字相互依存的关系, 直到今天乃至未来仍然不可分割。
对于汉字的阐释, 由来已久, 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汉字阐释的先河。阐释之于汉字, 是极其重要的, 只有先阐释汉字, 然后才能真正认识并应用汉字。关于这一前提, 黄德宽教授也用功在先。早在1995年, 当时正在东北大学读博士学位的黄德宽与其弟子常森合著并出版了《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一书, 在文字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书由文字阐释而引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考察与阐释, 它以《说文解字》为研究对象, 赋予了“文字阐释”以全新的意义, 这是一种对汉字形音义来龙去脉的理性追究并兼顾与文化传统相关联为主体的阐释。有关阐释这一观念, 作者是这样阐释的:“阐释对象、阐释主体与阐释过程构成汉字阐释的三个基本要素。本书重点研究汉字阐释过程中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问题。另外, 本书对《说文》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内部各个方面, 从一个新的角度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7]每一个汉字抑或古文字, 其诞生、发展、应用的前前后后都是社会文化的凝结点, 与各种文化都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诸如图腾遗风、古代民俗、儒家经典、阴阳五行以及日常经验背景等等, 它是动态的、立体的, 并不断变化着的, 所以说汉字阐释没有止境。
汉字的发生与发展终究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与归宿。完全可以说汉字阐释与文化研究也包含了“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儒家文化之要义。联系杨振宁先生的“汉字统国论”之微言大义, 我们又不妨这样推断:汉字研究也与文章经国之大业一样, 也有其安邦济世、稳定社会并增强其凝聚力的作用。《管钥》一书中对于汉字文化意味的释读, 无疑就是对于《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这本专著的再思考、再梳理、再升华, 所以才情有独钟地表述了汉字与儒家文化的诸多关联。这显然是全书极其大气的点睛之笔。
有人说文字是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的灵魂, 那么汉字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国之灵魂, 就在于它能够全面体现或揭示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以及民族成长的脉络, 比如从甲骨文象形文字的“刚性”质地说开来, 篆书的古朴典雅、隶书的静中有动、草书的风驰电掣、楷书的工整秀丽、行书的流畅实用等等, 无不渗透了民族的文化元素和性格元素, 不难判断, 汉字的演进史, 既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史, 也是民族性格的日臻成熟史;文化是国之魂, 也是国之内涵;国之为国, 文化为上;假如抽掉了文字之擎天柱, 那么家国还赖何而立?所以作为天下炎黄子孙, 永远坚持并懂得应用母语去思考问题并进行各种财富的创新, 无疑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文化责任抑或文化使命。
二、中华文明进程中———汉字文化的这一面
《管钥》一书的下篇主述汉字规范与语文生活、汉字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内容涉及语文政策的调整、对汉字规范化问题的几点看法、理论探索和体系的建构以及文字学教学方法的改进与加强等等,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黄德宽教授对于汉字研究的展望与预言, 他认为未来的文字学研究大有作为, 预言二十一世纪文字学研究将会取得重大的突破与创新, “在过去积累的基础上, 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对汉字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探索, 努力构建符合汉语实际的科学理论体系, 并以汉字研究的理论创新成果, 丰富和完善世界语言文字学理论, 从而为语言文字学的进步奉献更多的智慧。”[8]这也正是汉字文化的无限张力、魅力之所在也。
的确, 汉字研究大有作为, 由字读国, 内刚外强, 固若金汤。难怪无数华夏文化精英动辄振臂宣言:汉字是打不倒的文字!由此类推, 汉民族也是一个打不倒的民族!再回首学术, 汉字研究也自然是一项不衰的学术活动。从汉字起源迄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世界上与汉字同龄或近龄的文字差不多都已经陆续销声匿迹, 而唯有汉字延续至今并还在继续高效使用, 这是汉字立国奇迹!汉字何以能如此恒久不衰?前者似已交代, 这就在于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符号系统, 是民族灵魂的“护身符”。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之文明史, 都渗透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汉字里面, 所以汉字经过数千年历史的铸炼和积淀, 蕴含了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如“文化”之“文”字, 就是象形字, 俨然人立正之姿。“在语源学意义上, ‘文’就是‘人文学’, 也是‘人文教’, 其中前者意味着先民以人为认知价值中心, 并通过象形构拟与象形喻示的方式, 对天地间一切事物审美感知、理性思辨、行为仿拟和学理创造;后者则意味着文与文体、与笔体的国家政教关联。”[9]单单一个“文”字就拥有如此丰富的内涵, 那么集所有汉字于一体, 其民族的文化力量就有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正如黄德宽教授在一次专访中所言:“改变国家命运是从文字改革开始, 西方人的文化侵略始自语言, 要毁中华文明, 先毁汉字。为什么中华民族有这么大的向心力?汉字的功劳很大。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承载, 也是中华文明的开始, 打开中华文明的宝库要通过汉字这把钥匙, 并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0]与其说这是汉字研究, 还不如说是民族文化乃至民族灵魂本质特征的研究, 可以说, 在思考、探索、寻找汉字源头的过程中, 也就意味着在追寻民族最原始最炎黄甚至还隐约可见种种胎盘印记的生命之“鸟巢”, 那可是本民族最为清醒的皈依方向。
综上所述, 中华文明的另一面, 不在别处, 就在汉字研究这一面, 这一面实在太厚重、太辉煌!在《管钥》一书出版之前, 黄德宽教授的另一部皇皇巨著《古汉字谱系疏证》的面世与发行, 也正好验证了黄德宽教授与他的学术团队历经数年研究实践才打磨出来的学术成果。这部被誉之为古文字修“家谱”的集体智慧结晶, 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黄德宽教授在文字学研究中既耐得住寂寞、又富有一种“炼狱”之姿乃至“十年磨一剑”的韧劲, 也唯有如此, 才能从汉字研究中寻找到真正的民族灵魂所在。
参考文献
[1]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序言 (姚孝遂) ,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2][3][4][5][6][8]黄德宽《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第3—4页, 57—58页, 57页, 244—245页, 287页, 370页, 北师大出版集团, 2011
[7]黄德宽、常森《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第8页 (前言) , 中国科大出版社, 1995
[9]唐辉《三教本圆融, 妙识赋文心》, 加拿大学术季刊《文化中国》2000年第1期 (总第56期) , 72—73页
[10]《一个学科的崛起—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 2009年10月28日
汉字文明 篇2
东关小学 邱敦美
汉字是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但承载了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而且也是从古到今人们进行沟通的重要手段。所以，汉字和汉语是中华民族应该首要保护的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个汉字都像一块活化石。汉字及其书法艺术作为一个文化系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是祖先智慧的结晶。放弃汉字，或者失去了汉字，那就很可能彻底断绝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特别指出：“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美术课中要加强写字教学”，再次强调了写字教学的重要性。为此，我们东关小学针对存在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遵循学生学习规律，从学生兴趣入手，加强引导，科学训练，有效规范学生书写习惯，加强写字实践，提高学生写字教学效率。开展了“三个一”课题研究活动。即：“写一手规范的钢笔字，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一口纯正的英语”这是一项为学生一生的成长奠基的工程。我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特别注重了学生的书写。
一、激发学生写好字的欲望。
托尔斯泰曾指出：“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入门的向导。写字教学也是如此。因此在开学之初，我给学生讲写好字的重要性，“字如其人。”一笔好字是人的第二身份。还有“字品如人品，因为字从心因而出，心正则字正，心术不正，字则不正。”我还给学生讲了这句话的来历。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朱熹的父亲要求他抄写唐诗《赠汪伦》，其中有“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句。当时朱熹很小，也很调皮，心不在焉，寻思着：桃花盛开，我还在这里写桃花干嘛，还不如出去看看桃花呢？心里一急，就把桃花的桃写成了“挑”字。写完后请父亲检查。父亲发现了错字，没有直说。而是十分严肃地告诉他：“心正则字正，心不正则字不正”。朱熹非常羞愧，赶紧把“桃“字重新抄写了一千遍。此时雷声大作，风雨交加，把满院的桃花都打落在地，而朱熹专心致志地写字，丝毫不没有察觉外面的大风大雨。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朱熹写“桃”字的故事，可见古人对写字有多么的看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生通过故事从心里明白了写好字的重要性，人人跃跃欲试，果然形成了“提笔就是练字”的书写态度，书写认真了许多。
二、让学生爱上汉字。
每一个方方正正的汉字，都静静散发着文化的气息和生命的芬芳，都代表着无穷无尽的寓意，包含着现实的哲理，可谓“一笔一故事，一字一世界”。“戏拆汉字”，就是利用汉字独特的结构、内涵，抒写人生，思索汉字，让我们的学生爱上汉字，学生对汉字有了感情，才能不自觉的写好汉字。如我给学生解读“仁”字，心中有他人，这样才叫仁；“德”心中不仅有他人，还要一条心，才叫有德；“美”羊大为美；“蚕”天下最大的虫。“人”：“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
“穷”：“力”被困在“穴”里，怎能不“穷”。“出”：翻过两座“山”，总会找到“出”路。
“旧”：新的东西过了“一日”，就变成“旧”的了。
“厌”：可“庆贺”的事情偏差一点点，就会令人“讨厌”。
“闻”：“门”内有“耳”方为“闻”，可见没有不透风的墙。
“恩”：无论施“恩”还是报“恩”，都“因”有颗真诚的“心”。“ 哲”：从“口”里说出来的话只有大打“折扣”后才能成为“哲理”。
“谄”：一看就知道，这是别有用心者用“语言”精心设置的一口“陷阱”。
“理”：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真理”永远掌握在“王”者手“里”。
“否”：“不同意”别人“口”里讲出来的话就是“否定”。
“财”：“财”的真正意义是凭着自己的“才能”去赚得相应的财富（“贝”）。
“骗”：一旦被人看穿，“马”上就会被人看“扁”。
“绩”：不光是“锦绣”其外的包装，更重要的是看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品”：所谓的“人品”，指的是这个人要经得起众“口”的议论。
“体”：以“人”为“本”，才能真正体现一个领导者的风格。
“誓”：对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不怕因此把自己也“折”进去。这样的话，才配称“誓”。这样通过趣解汉字，增加了学生对汉字的感情，因此，写好汉字就会水到渠成。三：科学指导，让学生有章可循：
学习写好规范的汉字，必定有一些方法和捷径。我们只要细致研究、勤奋练习，就会把握要领，触类旁通，写出一笔好字。一个字有多条横的，其中一条横为主笔，要伸长。如：里、事。一个字有两条以上的竖，右边的竖起笔要高。如：业、曲。一个字有多个点，不仅每个点的大小、方向都不相同，而且要呼应连贯。如：杰、兴。
一个字中无论有多少条捺，只能有一条捺收笔出锋，其余都要变成点。左右结构的字，末捺出锋。上下结构的字，属天覆型的，首捺出锋；属地载型的，末捺出锋。如：林、楚、食。横多竖多，间距相等。撇捺舒展，捺重撇轻。左捺变点，让右高风，左边有竖，撇不露锋。
经常有人把“食”、“奏”字下端那个捺写的很长，这是不规范的。汉字的结构书写有一个特点，就是基本上每个字不出现两笔“捺”。“食”字因为上面的“人”有了一“捺”，故下面的“良”的一“捺”应写成长点。“述”字因为走之旁的末笔是捺，“术”的捺只好变成“点”。类似的字还有“类”“迷”“逐”“林”等很多很多。在汉字中也还包含着做人的道理，如谦让精神。“我当时在写‘仁’字的时候突然觉得，中国汉字在书写的时候其实正好能体现出一种谦让精神。‘人’字变成偏旁的时候要瘦下去很多，因为它要为右边的部分让出足够的位置去书写，同样右边的‘二’，正常书写的时候两个横是很长的，而放在‘仁’字里他便要短很多，而且上下的距离也要缩短。目的很明显，不再是自己单独成字，想多大就多大，而要给左边的偏旁留出空间。有了这份相互的谦让，最终组合成的字才能够得体，才能够大方美观，如果两个都你争我挤，‘仁’字便会奇丑无比。这不正是现在社会上需要的一种谦让精神吗！”中国汉字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每个字都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谦让精神，每个字都可以用谦让法来书写。我对学生说，中国的汉字就蕴含着这种精神，比方说‘跑’字。”我认真地在黑板上写下这个字，“你看，‘足’字旁的撇、捺分别变成‘竖、提’，目的是什么？”有些孩子不太确定地说：“给右边的偏旁让位。”我提高声音肯定地重复道：“对！就是给右边让位。这不就是一种谦让精神吗？我们每天都在练习书写汉字，每天都在感受着‘谦让’精神，我教学中合理挖掘文字、汉语教学中潜在资源，发挥它们对学生价值观（如合作、自由、诚实、谦逊、爱心、尊重、责任、简朴、容忍、团结等）的导向作用。孔子就提出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从自己丰富的教育经验出发，认为：“学习有了兴趣，就肯用全副精神去做事，学与乐不可分。”浓厚的兴趣是学习、创造的泉源和动力。
在汉字中读懂中华文明 篇3
汉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艺术表现形式。汉字书法不仅培养艺术情趣，更反映中国人的价值理念。先秦时期，贵族子弟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作为人生必修课，其中，“书”就是汉字书写。科举制时代，书写考卷需要规矩的字体，选拔官员仍然要考虑包括写字在内的“身言书判”四要素，所以，对书法艺术的要求很高，涌现出大量杰出的书法家，形成众多的书法流派。风尚所在，少年儿童开蒙，也要从描红开始，就是希望通过对标准楷书的临摹，理解汉字的结构和文字的精神，在打好写字基础的同时，也领会“横平竖直写字，方方正正做人”的内在理念。
著名诗人余光中在《听听那冷雨》中说：“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磁石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说法。事实上，汉字不仅仅是中国人交流信息的符号，更承载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象。手写汉字，更是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着一个人的文化水准，审美教养和性情品格，可以说，一个个汉字，就是一个个微缩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