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影响度

文献影响度（共12篇）

文献影响度 篇1

纵观国内外对于审计费用的实证研究, 主要围绕审计定价理论展开并逐渐深入的, 也有少量研究关注特定因素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如新的法律法规颁布、事务所变更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从审计定价理论出发, 审计费用包含审计成本、风险溢价和正常利润, 可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审计费用。从审计成本角度出发, 考察被审计单位以及事务所特征对于审计成本的影响, 这些特征包括资产规模、资产结构 (存货、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 、经济业务复杂程度、控制子公司数量、行业类型、事务所规模、品牌溢价等。从风险溢价角度出发, 考察被审计单位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包括被审计单位资产负债率、盈亏状况、盈余管理强度、前年度审计意见、违规处罚事项、公司治理质量、内部控制质量等等。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 如公司所处位置、前年度审计意见、内审情况、非审计业务往来等。

一、审计成本影响因素研究

(一) 被审计单位特征对审计成本的影响

(1) 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关于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研究, 普遍认为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 资产规模越大, 审计成本越高。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通过对我国2001年披露的590家上市公式的审计费用数据, 利用Simunic修正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企业总资产是影响审计费用的主要因素。伍利娜 (2003) 、漆江娜 (2004) 、张继勋 (2005) 、王洪春 (2002) 等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都反映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Simunic (1980) 最早考察了可能影响审计费用的十大因素, 发现资产规模是决定审计费用最关键的因素。Francis (1984) 用修正Simunic模型考察了澳大利亚审计市场, 同样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Firth (1985) 、Taylor&Baker (1981) 、Anderson&Zeghal (1994) 、Krishnagopal&David (2001) 等国外学者的研究都反映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与审计成本正相关。 (2) 控制子公司数量子公司数量关系业务复杂程度, 有关审计费用的实证文章中, 子公司数量常作为解释变量被研究, 得到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 普遍认为被审计单位控制的子公司数量与审计成本正相关, 控制的子公司数量越多, 业务越复杂, 关联方交易和舞弊可能性加大, 增加了审计资源的投入。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的研究发现控股子公司数量与审计费用在显著相关。韩厚生和周生春 (2003) 等国内学者研究都得到控制子公司数量与审计成本正相关的结论。Simunic (1980) 对美国审计市场的研究表明子公司数对审计费用具有显著影响。Francis (1984) 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业务复杂程度 (控股子公司数量) 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Krishnagopal&David (2001) 也在其研究中得到类似结论。但Firth (1985) 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审计费用与子公司数量并不显著相关。 (3) 应收账款水平应收账款是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 通过应收账款的虚构、坏账的计提与转回等方式进行盈余管理。因而, 应收账款的核查是审计的重要工作之一, 需投入较多的审计资源, 应收账款水平越高, 审计成本越大。国内外大量研究结论显示应收账款水平与审计成本正相关。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的研究显示度量经济业务复杂程度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在0.01水平上与审计费用相关。张继勋、陈颖和吴璇 (2005) 在其研究中得到上述结论。Firth (1985) 研究显示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Simunic (1980) 等国外学者在其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上述结论。 (4) 盈余管理水平盈余管理水平与业务复杂程度相关, 还与审计风险相关, 故盈余管理水平既影响审计成本, 也影响审计风险溢价。盈余管理水平越高, 审计所需投入的资源越多, 审计成本也就越高;另外, 盈余管理水平越高, 诉讼风险越大, 也会通过风险溢价影响审计费用, 本文将在审计溢价部分提及盈余管理水平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此处只阐述对于审计成本的影响。由于盈余管理水平本身不容易衡量, 已有研究尚未得到确切的研究结论。刘运国、麦剑青和魏哲妍 (2006) 借鉴Simunic的修正模型对审计费用和盈余管理进行实证分析, 认为一定程度上, 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注册会计师对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审计费用与调减收益的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 与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 但并不显著。而伍利娜 (2003) 在其论文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认为处于“保牌”区间的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负相关, 并从审计双方议价、协商角度加以解释。事实上, 在审计费用研究领域里面, 被审计单位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是最热门的研究, 众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 本文难以详尽地加以归整, 不可避免地会遗漏一些研究成果。另外, 可能是研究方法、样本选取、模型构建方面的差异, 某些方面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可能相反, 尚待更深一步的研究。

(二) 事务所特征对审计成本的影响

(1) 事务所规模事务所规模差异往往代表了审计质量差异, 不同的审计质量要求投入不同的审计资源。因而, 事务所的规模会对审计成本产生影响。实际研究中, 往往将事务所划分为两组———大所和非大所。伍利娜 (2003) 借鉴Simunic等1994年研究所运用的模型进行研究, 发现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费用有明显的影响, “五大”比“非五大”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漆江娜、陈慧霖和张阳 (2004) 用2002年沪深股市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四大”所收取的审计费用比“非四大”高。其他国内学者在进行实证研究中, 也考察了事务所规模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 认为事务所规模越大, 所收取的审计费用往往也越高。国外学者对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费用关系的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 Francis (1984) 用修正过的Simunic模型考察澳大利亚审计市场, 发现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Johnson, Walker和Westergard (1995) 在Firth的基础上研究新西兰审计市场, 发现规模最大的五个事务所较其他事务所多收取24.1%的审计费用, 即事务所的规模越大审计费用越高。Rubin (1988) 、Mark De Fond (2000) 等学者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但是, 也有学者在其研究中未发现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费用的系统性影响, 并从事务所规模报酬、审计行业竞争程度的时期差异等角度加以解释, 例如Simunic (1980) 、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等的研究。 (2) 事务所行业专门化行业专门化是事务所基于对行业知识和行业审计程度的高度重视而采取的一种经营战略和市场竞争策略。行业专门化战略可能为事务所提供总成本领先优势 (Ratna, 2005) , 也有可能为事务所带来产品差异化优势 (Simunic&Stein, 1987) , 这两种优势会对通过事务所行业规模经济与行业专长溢价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行业专门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经验曲线效应 (Taylor, 2000) 等会导致审计成本的下降, 进而影响审计定价, 在不考虑审计双方议价能力的情况下会导致审计费用的下降。另一方面, 行业专门化所导致的产品差异化优势, 这种优势往往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有可能产生审计溢价, 导致审计费用的上升。国内外大量文献对行业专门化和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但是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 多数研究表明行业专门化与审计费用只看存在正相关关系。Craswell (1995) 以1982~1987年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为样本, 发现“八大”审计师中的专长审计师比非专长审计师要多收取34%的审计费用溢价, 并推断行业专长是提供差异化审计服务的基础, 是高质量审计需求的体现。Defond、Francis和Wong (2000) 对香港审计市场进行研究, 发现“六大”事务所中的专长审计师比非专长审计师多收取29%的审计费用。相对于被审计单位特征, 事务所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较少,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事务所特征方面的数据、资料难以获取, 进行实证研究比较困难。已有关于事务所特征方面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事务所规模, 因为事务所的规模数据比较容易获得, 学者往往利用虚拟变量对事务所按照规模大小进行分类研究。但是, 也有少量学者关注到事务所的其他特征进行实证研究, 例如审计师特征、审计师行业专长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数据收集较为困难, 研究成果较少, 本文不对此类影响因素做系统的归整。

二、风险溢价及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一) 风险溢价影响因素研究

(1) 公司治理水平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因能够降低公司的固有风险或控制风险而最终会减少会计师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公司治理结构效率越高, 其对管理层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约束越强, 因而公司的固有风险或控制风险也越低, 因此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降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潘克勤 (2008) 以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公司治理指数作为公司治理质量的替代变量, 研究公式治理质量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发现公司治理质量与审计费用负相关。高水平的公司治理能有效降低审计风险, 减少审计费用的发生。蔡吉甫 (2007) 也在其研究中得到同样的结论。 (2) 违规公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证和上海两个证券交易所 (简称“一会两所”) 对上市公司违规事件处罚公告会产生明显的市场反应。被处罚公司再次发生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较大, 公众关注度较高, 且这类公司再度被监管部门审查的可能性也较大, 这些处罚公告的后续反应会增加事务所的审计风险。事务所对这些公司审计过程中, 往往收取较高的风险溢价, 导致审计费用的增加。朱春艳和伍利娜 (2009) 通过研究2001年至2007年被“一会两所”处罚过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市场反应, 发现处罚当年及以后年度被收取更高审计费用的可能性更大。 (3) 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 未能按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和诉讼仲裁。上市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与事务所审计失败风险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 上市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越大, 事务所的审计风险也随之增加。审计风险增加的直接后果就是事务所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进行补偿。因而, 从理论上讲,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冯延超和梁莱歆 (2010) 以A股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经验数据, 考察诉讼仲裁、违规处分等法律事件对审计市场的影响, 发现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陈小林 (2007) 认为我国不同省份之间的法律环境存在差异, 法律制度完善、执行力度较大的省市, 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更大, 审计定价相对更高。 (4)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往往作为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度量, 反映了企业对于负债的保证程度, 体现企业的偿债能力。从理论上讲, 资产负债率越高, 财务风险越大, 审计市场所要求的风险溢价越多, 审计费用自然越高。但是, 实证研究中, 对于资产负债率和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利用Simunic模型实证研究了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 认为资产负债率对于审计费用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 Simunic (1980) 最早在对美国审计市场的研究中发现资产负债率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 (5) 盈亏状况盈亏状况也是度量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指标,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 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亏损企业的财务风险大于盈利企业的财务风险, 对于事务所而言, 审计亏损企业的风险相对而言更大, 因而可能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带动审计费用的上涨。但是, 实际研究中, 并没有印合理论解释。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借鉴Simunic模型对590家样本公司进行实证分析, 并没有发现盈亏状况对于审计费用的显著影响。

(二) 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1) SOA404条款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Sarbanes—Oxley Acts, 以下简称SOA) 404条款实施初年, 美国审计市场审计价格上升。黄京菁、王禄河 (2005) 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审计费用上升的首要原因是执行SOA404条款的审计成本、风险溢价上升, 次要原因是审计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审计成本上升是因为SOA404条款要求对企业内部控制发表审计意见、要求对审计人员进行新条款培训;SOA404条款要求审计人员作出更多主观判断, 增加了事务所的风险 (将会产生更高的风险溢价) ;新条款的实施也增加了事务所的诉讼风险, 增加了事务所的风险溢价要求。另外, SOA404条款对审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审计服务供求关系产生了影响, 无形之中增加了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SOA404条款的实施, 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审计定价, 导致了审计费用的上涨。 (2) 事务所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事务所变更具有明显的信号效应, 外部观察者对于事务所变更比较敏感, 会猜测各种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原因。国内外学者曾研究事务所变更原因, 认为事务所变更的原因之一是前任审计师与被审计单位未能就审计收费达成一致意见。但是, 事务所变更具有系统性的原因吗?变更前后审计费用会发生变化吗?宋衍蘅和殷德全 (2005) 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发现继任注册会计师对于不同类型公司的审计收费确定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于盈余管理动机强烈的公司, 继任会计师倾向于以盈余管理幅度来衡量审计风险, 并为此要求较高审计费用;对于财务状况恶化的公司, 继任会计师会考虑公司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降低审计费用。李爽、吴溪 (2004) 发现自愿性审计师变更和诱导性审计师变更后的审计定价有所不同, 诱导性审计师变更的审计费用高于自发性审计师变更的审计费用。Lennox (2000) 发现购买审计意见是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主要原因,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和审计收费增加正相关。 (3) 地区经济状况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被审计单位所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不同, 审计市场可能有所区别, 这些差异可能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 导致被审计单位处于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 审计费用方面产生区别。实际研究中, 有学者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对不同地区进行分类, 探讨地区经济差异对于审计市场、审计定价的影响。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 (2003) 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将中国划分成四个区域, 探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 发现不同经济状况的区域之间审计费用存在区别, 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而言审计费用更高。漆江娜、陈慧霖和张阳 (2004) 在其研究中, 根据经济状况划分区域, 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为一类, 其余地区为一类, 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审计收费高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审计收费。 (4) 审计意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非标准审计意见说明财务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 相对标准意见的财务报告来讲, 前者审计风险更大。审计意见的区别, 反映出财务报告质量差异, 这种差异经过传递会在审计定价过程中得到体现, 不同审计意见的审计业务可能收取不同的审计费用。国内外实证研究中, 有学者利用虚拟变量探究审计意见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漆江娜、陈慧霖和张阳 (2004) 利用虚拟变量将审计意见分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和标准审计意见, 研究审计意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发现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审计收费高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 并认为事务所处于审计风险考虑调高审计收费。但是, 伍利娜 (2003) 利用2001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 未发现审计意见对于审计收费的系统性影响, 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并没有系统性差异。Simunic (1980) 在其研究中发现审计费用与保留意见呈正相关关系。

三、结语

经过国内外大量有关审计费用大量实证研究, 积累了众多成果, 理论界对于影响审计费用的因素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审计费用领域已成为最重要、最成熟的审计研究领域。但是, 结合我国审计市场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审计市场审计收费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仍然存在不合理的审计定价。理论是对现实的归纳与提升, 但理论最终仍需回归现实。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 结合我国审计市场实际情况, 为监管者提供切实有效的决策支持, 是当下审计费用研究的重中之重。

文献影响度 篇2

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家法观经济布局中处于重要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仍不能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国内已有的研究基本都是针对整个大农业的角度来分析,较少关注结构的变动,更多的关注投入产出的分析。另外,对农业部门的研究以及内部农林牧渔结构的变动较少关注。将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丰富产业结构研究内容,将研究内容深入到农业行业内部,有利于形成对农业发展的新认识，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正式基于以上考虑,通过对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变动的探讨,为推动中国农业内部结抅升级及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关键字：农业产业结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一、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效益农业，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目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但农业产业结构在调整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乡镇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缺门路。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思想观念火车头为落后。缺培训、少成本。生产规模小，销路不畅。产品加工率低，贮藏保鲜技术滞后。缺龙头，缺中介。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效益农业，关键是产品要有市场，农村普遍存在“不怕生产风险，只怕市场风险”的现象。目前在种植、养殖方面缺乏龙头企业，中介组织也不多，难以形成产业化经营。

张鲁源（2013）《关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中指出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的过程,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适应市场需求、提升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以黑龙江省讷河市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例进行分析,对农业大县如何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进行粗浅的思考与探索,以求与同志们商榷,坚持面向市场、因地制宜、分类发展的原则。

吴晚霞、曹正勇（2013）文中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比较法等方法全面多层次的分析了当前阶段四川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的成效，揭示了农业产业结构从过去单纯产量比例调整转变为农业生产结构、行业结构、品种品质结构、区域布局、农业组织全面调整的新趋向，并分析了当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措施。

李邦熹（2013）《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特征探析》指出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现阶段农业发展的重大模式创新。该文简述了特色农业的内涵与特点，并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分析特色农业在农业发展阶段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对我国现阶段特色农业的发展进行定位。

苏久华（2013）《乡镇如何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乡镇党委政府如何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研究的重要课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农村发展的希望，是农村奔小康的重要手段，抢抓机遇，借鉴成熟经验，继续延续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好势头，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杨立勋、刘媛媛（2013）《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测度及评价》文章根据农业产业结构的内涵和本质，选取了粮经比等十一项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1978_2008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效果进行了测度，并据此得出：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效果呈波动上升趋势；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历经增量调整、非农产业发展、结构优化、追求效益、可持续发展共五个阶段。

郭衍（2013）《庄浪县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开发的思考》中提出了庄浪县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存在的问题，认为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影响我县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开发进展缓慢，存在诸多制约冈素。还提出相关的建议。

二、中国农业产业变化产生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指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刘易斯、费景汉等从研究初始条件及经济制度相似的一组国家来探索经济结构变化和高级化进程。钱纳里、赛尔奎因根据大量数据设计出一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市场占有率模型,用回归方程对样本国家数据进行计算,得到以产值结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为指标的“标准结构”,这些“标准”常被用来衡量某些特定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水平。

（一）中国农业产业变化的影响因素

杨靖(2013)《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大量的实证结果分祈进一步表明,需求结构、要素结构以及制度结构对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确有重要影响,影响最大的是需求结构,其次为制度结构,最后为要素结构。

赵耀东（2013）《优化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基本对策》述了农业产业结构的概念，探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量变与质变，总结了优化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基本对策。

（二）中国农业产业变化产生的影响

1.对农村的影响

陈心颖（2013）《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经济转型升级——福建省的观察数据》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具有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擎肘的关系，根据福建省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整体协同度和三次产业与就业结构的结构偏离度的分析．认为政策性壁垒、资本——劳动力替代过度和劳动力素质偏低是造成福建省当前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主因。因此，破除政策性壁垒、理顺资本与劳动的价格。

张胜达、敬莉（2013）《新疆收入分配、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动态演进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文中试图运用VAR模型对1978年一2010年的相关历史数据进行分析，进而阐释新疆劳动力转移、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动态演化关系。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解释。

杨竹莘（2013）《中国区域就业结构与区域收入差异的实证研究一基基于datapanel一data模模型型》运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data Model)分析了直辖市、东中西部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对区域收入差异的影响，不同区域的就业结构对区域的收入差异影响不同，针对不同区域情况，提出了协调发展产业，调整产业就业结构，促使区域差异缩小的政策建议．

2.对农村的影响

袁文斌、王宏蕊、刘普（2012）《河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关性问题研究》，其指出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就业水平的提高。

陈万明、石丽（2013）《江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关系分析》，本文研究了江苏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关系。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的协同性分析显示，江苏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逐步优化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动态计量方法，建立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互动关系的分析模型，结果显示第三产业产值与就业人数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产值变动是引起就业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刘松颖（2013）《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和节能降耗影响实证分析》，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在农业产业结构方面的有关理论，着眼于中国西部农村整体水平和增长动力两个角度，收集西部十省市1985-2008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衡量农业产业结构、能源效率指标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探析西部农村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以及和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农村地区农业内部层次的结构优化对农民增收、节能降耗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效应。

刘淑兰《调整庄浪县农村产业和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对庄浪县经济结构调整的几点不成熟建议》过对庄浪县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以及当前全国经济形势的分析，粗浅地从十个方面提出庄浪县农民增收的几条重要渠道，从而提出了如何调整庄浪县农村产业结构，如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四、小结

综上所述，农村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农业靠天吃饭，广种薄收，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下；二是工业基础薄弱，农村富裕劳动力不能就近转移就业；三是农业布局不合理，品种单一，种植、养殖、加工没有形成规模，集约化程度不高：四是城镇化水平低下，严重制约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民收入主要靠第一产业。五是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无一技之长，外出务工收入低。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上升,国内市场需求相应发生变化,导致更加偏向于养殖业产品需求,从而带动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外需角度来说,由于我国种植业产品相对于养殖业产品不具备比较优势,因而在国际贸易方面,养殖业产品的外需上升速度更快,更加带动养殖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农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革。在要素供给结构方面,分别从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四个方面来论述,土地资源的限制、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资本相对于土地的易获得性以及技术的进步导致养殖业的相对较快发展。在制度结构方面,土地流转的逐步放松、农产品流通制度的变革以及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对养殖业的促进作用到高于对种植业的促进作用,导致了农业产业结抅的进一步变化。

对产业结构整体分析，大多数学者是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来研究产业结构。结论认为，在2002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制度改革和第三产业拉动，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近几年来，学者对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而从最近一两年来最新的研究可以看出，农村小额贷款对于产业结构影响显著，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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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影响度 篇3

关键词：口头语言；测量；因素

中图分类号：G62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09)26-0091-02

为了研究口头语言测量的方法，我们在阅读相应文献基础上作出以下综述。所选文献为1999年-2004年之间发表在Language Testing期刊上的7篇文章。所涉文章涵盖了测试难度，例如Elder(2002)，Fulcher和Reiter(2003)等；影响测试难度和表现的因素，例如Jennings(1999)，Kormos(1999)，O’Loughlin(2002)，O’Sullivan(2002)和Vermeer(2000)等。为便于比较，表1总结了这些文章探讨的话题。

1影响测试题目难度的因素

设计测试时，无论是为了研究还是一般教学而进行的测试，我们都需要关注其难度。Fuleher(2003)和Elder(2002)为研究测试任务的难度提供了参考。

Fuleher(2003)评析了当前人们对测试任务难度的认识。Fulcher(2002)称，尽管Bachman(1990)提出了一套测试方法体系，但是并没有被用于研究任务难度。Skehan(1998，cited inFuleher 2003)也提出了影响测试表现的种种语言心理学范畴。Fuleher(2003)则提出了从测试任务的语用学特征和说话人的母语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测试难度的方法。Fuleher(2003)发现社会权力和强加感(imposition)两个因素在某些母语文化背景的语言学生中间产生明显的影响。从设计测试任务的角度，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如社会地位悬殊时或明显存在强加感的时候，相应的测试任务难度就会加大。所以在设计测试任务时，应该避免这类极端条件，减少社会权力差异或强加感对口语发挥的影响。

与Fuleher(2003)不同，Elder(2002)研究不同的口语测试环境对人们感觉到的测试难度有什么影口向。Eldeff2002)引用了Robinson(2001)提出的两类影响测试难度的因素。

有趣的是Elder(2002)也讨论过Skehan(1998)的观点，引用了Skehan(1998)提出的认知复杂性理论(cognitive complexityframework)。尽管Elder(2002)试图运用Skehan(1998)的理论，但是其研究结果并不支持Skehan(1998)。Elder(2002)发现，人们往往认为不同的测试方法会有不同的难度，但是研究结果表明，测试参加者对任务难度的理解和设计人员对相应条件下任务难度的设想往往不吻合。也就是说，设计测试任务时完全可以设计多种任务，并且能够保证难度均匀。

从以上两项研究看，测试任务的难度似乎是个不可捉摸的东西，可以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已知的影响因素往往在实验中并没有明显的表现，而且难以求得它们各自的权重。将来的数据搜集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测试难度的问题，并须从中确定主要的影响因素，尽量减小其影响。正如Elder(2002)总结：“难度受多个复杂而不稳定的因素影响，既包括测试任务的种种特性，又包括测试参加者各自的特点。”

2影响测试表现的因素

2.1 Jennings(1 999)开篇就提到了测试的话题对于测试参加者的影响

该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是“确定测试话题可选与否对口语测试表现有无影响”。Jennings(1999)文中，这两种测试环境并没有发现明显的不同；然而，可选话题一组的测试者平均分高于参照组。该研究针对测试参加者的调查问卷也显示，参加者认为提供可选话题与否是一项重要的因素。

基于测试参加者的书面反馈，Jennings(1999)提出，测试参加者们能否选出最适合发挥自己水平的题目。也就是说，设计测试任务时须认识到，一方面，提供可选题目能够减少话题效应，另一方面，还应该考虑到测试参加者能否作出最有利的选择。

2.2Kormos(1999)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比较了角色扮演和访谈两种测试方法

该研究比较两种测试环境下测试参加者和测试人员提出和认可的话题数目，以及他们各自的开始会话、结束会话等会话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在角色扮演测试环境下，如果测试参加者和测试员提出几乎相同数目的话题，也就是说，角色扮演测试环境比访谈更像日常对话；同时，在角色扮演中，测试参加者能更有效地打断对方，也能更有效地掌握话轮。

Kormos(1999)认为，在访谈型测试中，测试参加者和测试员的地位并不平等；而在角色扮演测试中，测试与被测人员双方的地位则相对平等，而且交流也更平衡，有利于测量测试参加者的会话能力。

我们设计二语习得的口语测量工具时可以参考Kormos(1999)：尽量将测试和被测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减少地位差别或悬殊对口语测试的影响。Kormos(1999)中还揭示了，在为了测量某些因素而进行的访谈中，参加者如果意识到测试的目的，可能取悦测试人员(mtbjeot expectancy)等人为因素。

2.3 关于性别差异对语言产出和测评可能产生的影响。O’Loughlin(2002)进行了研究

O'Loughlin(2002)发现先前的研究都认为：性别差异在话语交谈中有明显的表现。人们认为，典型的女性会话风格是合作、趋同、话语双方地位平等；而男性的会话风格是控制欲，话语双方地位不平等。然而，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些的传统观念，O’Loughlin(2002)认为性别可能与说话人的社会地位、角色以及交谈的环境共同起作用。

O’Loughlin(2002)在结论部分说因性别而产生的产出和测评差别并非不可避免。这也就是说，我们设计测试时能够并且应该尽量减少因性别产生的影响。

O’Loughlln(2002)的数据搜集活动中，无论是测试参加者还是测试人员，他们在开始测试前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各自放松，正常发挥：测试要求他们做自我介绍，交流各自兴趣；另外，测试参加者还可以选择测试题目的话题。这种组织方式尽量减少了测试参加人员的情感因素。

2.4 O’Sullivan(2002)研究口语小组测试中的熟人因素

在实验中，O’Sullivan(2002)相应地将32名日本学生分别进行了3项测试，个人信息交流、故事简述、商讨决策等。这3项测试都是先分别与自己的朋友成对完成，然后与陌生人成对完成。所有的表现都有录像记录，由有经验的测试员打分，最后转写为文字以便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与朋友成对完成任务的测试参加者得分较高。然而，分析了他们的语言产出后作者发现语言的语法复杂程度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另外，研究还发现性别也会影响测试的表现。

该研究中作者使用了多种测试任务，如Skehan(1998)称，不同的测试任务可能产生不同的测试表现，因而作者认为3项不同的测试任务获得的数据要比单纯依赖一种测试任务更有说服力。

2.5 Vermeer(2000)研究的是自发口语产出(spontaneousspeech)中的词汇丰富性问题

该文章对型符比(Type／Token Ratio，简写作TTR)用于测量词汇丰富性的效度和信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到型符比(TrR)是广泛运用于第一、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研究手段(Vermeer，2000)。作者的研究发现在语言习得的初期，型符比(TTR)能够较好地测量学习者口语词汇的丰富性；但在语言习得的后期，型符比(TTR)就不再能够反映学习者知道懂得哪些词汇了，型符比(ITR)只是一个比率。

相反，Vermeer(2002)指出我们可以用学习者口语输出词汇的难度来衡量他们语言的词汇丰富性。口语输出词汇的难度可以用这些词汇在学习者口语语料库中的频率来计算。Vermeer的观点对于我们测量学习者的口语产出水平，特别是二语习得研究中口语数据搜集，有参考意义：可以求得其口语词汇的丰富性。并据此区分学习者的目标语学能力。

3结论

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篇4

股利政策是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不仅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 而且也向投资者传达了企业发展状况的信息, 从而对公司良好形象的树立及长期稳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 国内外学者对于股利政策尤其是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从未中断, 并不断的发展创新, 以期能找到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主要因素。

二、国外现金股利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股利政策理论, 采取实证研究和问卷调查的方法, 提出现金股利政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股东因素、公司内部因素以及法律环境、宏观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

(一) 股东因素

股东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一方面是股东个人避税的需求, 如Farra和Selw yn (1967) 使用局部均衡分析法, 假设股东试图最大化自己的税后收入, 得出只要资本所得税税率低于个人所得税税率, 股东都会选择资本利得而不是股利, 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另一方面是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问题, 如Faccio等 (2001) 将西欧和东亚国家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东亚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低于西欧公司, 而且在东亚公司, 多个控股股东的存在时, 他们将合谋损害小股东的利益, 西欧国家则正相反, 多个控股股东存在会限制第一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 因此当控股股东较多时, 东亚公司的股利支付率相对于西欧公司就更低。

(二) 公司内部因素

公司因素主要包括公司盈利能力和盈余水平、投资需求和融资能力、公司规模大小以及其所处的行业等等。许多学者从这些角度出发, 研究公司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C rutchley和H ansen (1989) 通过实证研究公司特性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结果显示公司规模越大, 盈余越多, 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越高;Lintner (1956) 在美国上市公司中选取不同行业的28家公司进行了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发现大多数公司不会轻易改变现有的股利政策, 并尽量使现金股利与企业长期可持续的盈利水平保持一致, 管理层只有在确信企业的盈利能力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时才会考虑改变已有的现金股利政策。H iggins (1972) 假定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并采用剩余股利政策, 建立了股利发放模型, 发现股利是利润和投资的函数, 即不同期间的股利差异是由于利润和投资需求不同造成的。Fam a和French (2001) 的研究中也指出投资机会和公司规模是影响股利政策的主要因素。

(三) 外部环境因素

Laporta等人 (2000) 首先将投资者法律保护这一宏观变量引入股利政策研究领域, 将代理理论与股东权益保护结合起来分析股利政策, 认为由于在不同国家对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程度不同, 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不同, 在股东保护较差的国家, 公司的所有权较为集中, 股利支付率较低;在股东保护较好的国家, 股利支付率较高。另外, T obias B asse等人 (2011) 引入宏观经济变量即通货膨胀因素, 对美国上市公司1980年至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意愿与通货膨胀呈现限制的正相关关系。

三、国内现金股利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 我国在2005年开始了股权分置改革, 并预期股改能解决我国“一股独大”的问题, 进而改善公司的股利政策, 我国学者也针对股改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 因此, 国内的文献研究可分为股权分置改革前和股权分置改革后两个时间段。

(一) 股权分置改革前主要研究成果

股权分置改革前, 我国学者主要借鉴国外股利理论与研究方法, 同时也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因素。吕长江和王克敏 (1999) 用Lintner模型对1997、1998年度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影响每股现金股利的因素主要有公司规模、股东权益、盈利能力、流动能力、代理成本、国有及法人控股程度、负债水平;张鸣、朱光龙 (2003) 以1997~2000年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影响现金股利的主要因素有公司股价、盈利能力和公司成长性, 前两个因素与现金股利呈正相关, 而公司成长性与现金股利呈负相关。

(二) 股权分置改革后主要研究成果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一段时间内, 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股改是否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如党红 (2008) 以2005年底前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2005~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 对我国股改前后影响现金股利水平的变量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虽然股改矫正了现金股利与增长机会之间的关系, 使股改后当存在增长机会时, 公司会减少现金股利的发放, 但是股改后的现金股利政策并没有解决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问题, 主要表现在股改前后股权结构变量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并未发生变化, 股改前后都存在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显著正相关、而流通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况玉书在2011年的研究中同样发现, 股改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股权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也均不显著。

最近, 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 刘圆圆 (2012) 年以2003~201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用留存收益权益比R E/T E作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特征变量, 并建立了Logit模型, 实证结果表明, 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现金股利支付行为有显著影响;然而, 赵全山 (2013) 则认为我国股利分配方式的选择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没有特定对应的股利分配政策。

四、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国外学者对股利政策的研究较早, 且研究的较为全面, 例如从公司的内外部因素出发, 研究其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及影响, 为我国研究股利政策提供了参考价值。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 目前在国内对股利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运用国外的模型和方法, 并结合了国内证券市场的特点, 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国内对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仍缺乏系统的理论, 不难发现由于研究期间、选取样本的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甚至相反, 因此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现金股利政策受到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其影响因素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本文分别对国内外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分析, 并进行了相应的评述。

关键词：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综述

参考文献

[1]Fama E, French K R.Disappearing Dividends:Changing Firm Characteristics or Lower Propensity to Pay?[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es, 2001 (60) :3-43.

[2]吕长江, 王克敏.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 1999 (12) :23-31.

[3]党红.关于股改前后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 2008 (06) :63-71.

[4]况玉书.股改前后对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2005年、2007年年度数据[J].会计之友, 2011 (4) , 81-86.

文献影响度 篇5

组长：胡庆江

组员：夏雷孟德、占莹、骆林华、魏元春、陈泳麟、黄佳、杨子豪

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有很深刻的指导意义。将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青春的企业管理联系起来，是有趣而有益的课题。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企业管理影响的利弊，并找到其中实际的解决方法有很大的价值。现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企业管理影响的利弊做一文献综述，并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以便读者了解相关的现状，对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措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企业管理;文献综述；

文化在企业管理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全球经济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日益增多，文化对企业管理就更具特殊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就越发凸现。企业管理（Business Management），是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职能的总称。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有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

（一）传统文化与企业战略管理的文献综述

“三年发展靠机遇，十年发展靠战略”，一个只想赚一些钱的企业只要抓出一次好的机遇就足够了，但是对于一个想在十年时间内连续取得成功的企业，没有正确的战略指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对于想谋求长远发展的企业，战略管理非常重要。若要制定合理且有效的企业战略管理，传统文化的指导作用不可忽视。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企业管理学结合，以制定出较符合现实社会需求及企业发展的战略计划是许多企业家和研究学者们所关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法、道、中庸思想、孙子兵法等等名家名言都为现代中国企业提供了不少启示。为此，本文将总结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期望以此确定往后的研究方向。

从各学者已进行的研究看来，在西方管理体系下，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影响（主要是从管理体系、企业文化、企业法规、管理人素质这几方面着手分析）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一、传统文化对企业战略管理的积极影响

韦公卓（2010）认为制定一个符合企业良好发展的战略计划需要同时从西方吸取管理方法的精华，同时巧妙运用东方智慧。首先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以服务企业战略管理（从儒、释、道三方面谈伦理型管理模式）；其次提升领导者的自身文化修养（从中庸之道学诚信，从孔子之说学德才、仁政，从道家之学习按规律办事）；再之以文化主元素构造企业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最后通过学习传统文化进行战略管理模式的转变。此外，赵桂娟（2006）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分析企业间的文化差异来评定战略的有用性。她客观分析了中外文化用于企业管理的可行性，结合易经、道家、“和”、孙子兵法等中国智慧，较合理地分析传统文化对企业战略制定的利与弊。宗红宝（2011）宏观上分析了传统文化带给企业战略管理的积极影响，主要从中庸之道的诚信，道教的顺应自然规律，以“和”的思想创造企业文化这三方面进行。欧雁群、方玉聘（2010）则着重探讨孙子兵法对企业战略管理的影响。从管理体系、企业文化、管理之“人”、管理之“法”等方面，结合孙子兵法的“五事”“道”“天” “地”“将”“法”分析。

二、传统文化对企业战略管理的消极影响

郑朝华（2006）认为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战略的实施。首先，由于中庸之道的深入人心，使许多中国企业过于保守，不敢承担风险，对发展不利；另外，人治大于法治的思想影响组织功能的发挥，不方便管理；最后西方的管理学说与东方的传统文化有着根本性的矛盾，要解决矛盾很难。宗红宝（2011）亦认为传统文化会影响战略的制定，削弱战略的执行能力，同时导致人才流失。

通过以往的研究成果可发现少有学者进行非常详尽的分析，多是触及浅层表观现象，而普遍忽视了研究传统文化影响现代企业管理战略的根本原因，未能深层且系统的分析这种影响的原因。

（二）传统文化对人力资源的的文献综述

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简称HR）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劳动年龄、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和。或者表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减去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后的人口。人力资源也指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企业所用，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等的总称。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博采了道、佛、法、兵、墨等各家之言，最终形成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家法制、家族制为背景，以儒教伦理为中心，包容各家所言的多元型传统文化。把人力称为资源，其实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观念中，就一直存在。故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说。人是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在天地之间，首先应该是以人为中心。以民为本，重视道德伦理，履行义务，对维系社会正常运转、人际和谐和提高人生修养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家族)轻个体的倾向的消极因素。文化管理必须牢牢树立“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的管理思想；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变化之意即与文化管理中通过培养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增强他们对企业“家”的归宿感和主人翁精神，从而实现员工的自我管理是异曲同工的；和谐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团队精神，通过加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合作精神，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团结、和谐、统一的知识团体，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化管理正是通过企业文化对这种团队精神的强化，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既有积极意义亦有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积极影响

肖军（2007）认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上司适度授权、运用德才互助的用人原则、采用合理的情感激励及和而不同的沟通策略均体现了中庸之道。

孙孝花（2011）认为管理者采用适中、适度的管理办法协调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体现了中庸之道；重视员工需求给予员工应有的尊重体现了以人为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部门和员工的管理方案体现了因材施教；营造和谐工作环境注重团队建设体现了以和为贵。

杜国岗（2010）认为依靠管理者的良好形象，有效影响被管理者 的心理和行为，使员工乐意为企业效忠体现了董仲舒的“为政以德”及“中和之情”的思想。

邵爱国、朱永新（2005）认为在儒家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庸之道运用于人力资源管理时，主要以顺道管理、和谐管理、整体管理、适度管理、权变管理五种管理方式来体现其“过犹不及”的适度原则、“执两用中”的整体原则、“经权损益”的权变原则、“和而不同”的和谐原则。

二、儒家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消极影响

李洁（2006）认为儒家管人思想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具体表现在：第一重德治而轻法制的偏向容易导致企业员工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其次，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容易导致个体对集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阻碍创新。再次，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容易使管理者更愿意采用已有的方法和制度，而不愿意思考、改革。

曾捷英（2009）从正反两面说明了儒家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就消极影响而言主要有：首先重人情会增加企业内耗；其次，重权威而轻民主，影响企业成长；再次，片面的群众观念影响了个体才智的发挥。而通过贯彻“经权达变，持中守衡，整体和谐”的中庸原则，人才的潜能及其创造性能得到最大发挥，而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也必然能得到最大提升，这是儒家文化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好处。

段波、周银珍（2001）认为虽然儒家思想有不少观念对人力资源 有促进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它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传统儒家思想的世界观如“人性善”强调伦理道德的感化而忽视制度法律的约束，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其次，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如重“民本”轻“人本”的价值观无法对个体进行有效的激励；再次，传统儒家思想的方法论如“中庸之道”强调明哲保身，不利于创新开拓型人才的培养。

中国是一个比较注重感情的社会，即偏重于感性，所以一个人的个人修养、品德、价值观决定了他的行为，所以管理者必须要求有比较高尚的情操与修养，这样才能管理好人力这种特殊的资源，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用到人力管理上，比如“以人为本”、“和为贵”、“持中原则”等文化观念要充分发挥与宣扬，而“人情至上”原则、“劣胜优汰”无为等原则则要给予清除。

（三）传统文化对财务管理的文献综述

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投资），资本的融通（筹资）和经营中现金流量（营运资金），以及利润分配的管理。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根据财经法规制度，按照财务管理的原则，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简单的说，财务管理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

财务控制和财务预算有密切联系，预算是控制的重要依据，控制是执行预算的手段，它们组成了企业财务管理循环。

耿惠芬（2008）从消极和积极两个角度来阐述儒家思想对会计职 业道德建设的影响：（1）儒家思想与会计职业道德的协同性：a.儒家思想的诚信观与会计职业道德 b.儒家的义利观与会计职业道德 c.儒家的素质观与会计职业道德 d.儒家的仁爱敬业观与传统职业道德。（2）儒家思想文化在会计职业道德中的不适应性：a.儒家思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忽视个体作用 b.儒家思想强调“中庸之道”，不利于工作创新 c.儒家思想提倡“为政以德”，忽视法治。

刘中华（2003）认为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对于财务管理的现实意义有以下几点:（1）儒家“义利观”的现实意义（2）实现人本主义、任何精神与集体主义、群体意识的结合，以限制集权思想与大权威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3）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等优秀思想，能增强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提高财务人员的从业素质（4）“天人合一”与“中庸之道”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启示。并且从企业财务管理自身来研究传统文化对财务管理内涵的影响：(1)传统文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影响(2)传统文化对企业财务管理内容的影（包括a.传统文化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 b.传统文化对企业筹资决策的影响 c.传统文化对分配决策的影响）(3)传统文化对财务管理方法的影响.他还以改革开放为分割点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a.改革开放前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企业财务管理理念 b.改革开放之后所形成的财务理念 c.传统文化对企业财务管理意识的影响。

田颖骊(2010)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精华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一是讲道义，二是讲修养，三是讲和谐。指出对外应当追求“人和”，协调好与有关各方的 利益关系，使企业外部财务关系保持一种和谐持久的良好状态，以便充分利用企业外部资源，使企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统一起来；对内则通过内部财务制度的制订和实施，逐步完善企业的财务文化建设。如在筹资时既要计算筹资成本．更要考虑筹资行为的合法合规；投资时既要考虑企业的投资报酬与风险，更要考虑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企业在运营中既要注意增收节支，多创利润，更要注意保护员工的身心健康和消费者的根本利益。通过平等和谐的财务文化环境使财务和谐理念得到全体员工的认同，给全体员工创造安居乐业的生存空间，让员工自觉为企业努力工作，使企业财务一标与投资者、经营者、企业员工的目标相一致，从而促进企业的协调健康发展。

（四）传统文化对企业组织的影响综述

企业组织是指为实现企业的目标及执行企业的战略策略,对企业的人力资源进行调配所建立的社会机构。企业组织行为策划主要通过组织设计,制定目标,确定组织结构、劳动分工和责权范围。而这一组织无疑受到基于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企业文化的影响，以下为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组织方面影响的综述：

傅明华（2004）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家族企业组织有着深远的影响。华人家族企业之所以采取家族制的治理模式,从经济原因看是组织运营的成本低、效率高, 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条件下的唯一选择, 但从深层原因看, 还是由传统文化背景下家族主义伦理观所决定的。文化因素作为融化到人类个体血液中的深层因素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家庭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拥有和管理企业的影响, 诸如在组织行为、竞争策略、项目融资、产品销售及财务管理等经营管理中的核心内容。家族企业在产生和发展初期, 由于家族成员具有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 较注重长远利益, 具有向心力和互助精神, 因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一致所导致的决策目标的一致及效率, 决定了其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具有明显的经营优势。但随着它的发展壮大, 往往会出现家族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的冲突: 任人唯亲和家族成员间的冲突, 身兼家长和企业最高管理者双重身份的家族成员的独裁和武断等问题,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刘兆明等(1996)研究台湾企业所获得的实证结果显示, 即使在位于工业化都市的大企业中, 即使员工有97% 以上为大专毕业(20% 以上有硕士学位), 公司之内仍然是遵循一些传统性文化价值, 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更是如此。他们以不同企业(皆非家族企业)的企业文化为主题从事研究, 发现台湾的企业文化包括以下现象:(1)组织领导者有意无意都会形成家长式的权威, 并且将这种权威建立在道德或伦理基础之上;(2)组织内强调家庭气氛, 特别重视和谐, 鼓励团队精神, 形成组织是个大家庭或大家都是一家人的一体感;(3)组织内形成类似家庭伦理中的长幼辈份,并建立私人感情以维系此种特殊伦理关系;(4)依关系亲疏形成组织内的不同地位, 进而导致以组织领导者为中心的内团体, 使组织内的层级化更为明显;(5)组织内强调“以实为本”的经营理念与文化内涵,重视刻苦耐劳、脚踏实地、勤俭朴实及任劳任怨等价值观念及行为表现。林峰认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企业组织制度存在着矛盾。在企业组织中拥有财产权的未必有充分的信息掌握权，而有信息掌握权的人才能做出最有效最正确的决定，这样一来，在企业管理中实行“分权化”是个比较理智的选择。然而在我国的宗法制度下形成的集权意识已经根深蒂固，这就形成了企业制度“分权”与“集权”的矛盾。

罗珉, 孙晓岭（2004）发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组织文化基本假设的影响，他们认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管理问题可能做出的不同抉择说明了文化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较有影响的是儒、道、释三家, 其中影响最广、最深的要属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强调克己复礼, 强调秩序, 其精华体现在五种基本秩序上, 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关

系。儒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讲仁义和中庸, 提倡天下归仁、义以为上, 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利思义、见危受命。儒家的讲秩序、重等级、重关系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我们认为, 在当前我国的组织文化中, 主要反映在“面子”、“关系”、“家”和“有限自利性”等四个基本的假设上。

（五）传统文化对企业研发的影响综述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中研发的积极影响

王渝生（2012）在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是最早重视和开展科学教育的国家。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儒学的开门祖师孔子，是开创‘私学’的大教育家，他以‘有教无类’ 和培养‘博学通才之士’为方针和目标，对学生进行礼、乐、书、数、御、射‘六艺’教育。其中数即数学，乐和声学有关，御和力学有关，射和机械有关。”

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为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亲笔书写了十字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十个字源自孔子之孙孔伋的《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这就完全符合科学的认知和研究的方法，即获取信息，提出问题，逻辑推理，检验结果，躬身实践。

杨振宁于1995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向学生谈治学经验中，强调了《孟子》对他的巨大影响。他认为，《孟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一本书。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把民本思想和民主精神应用到科学研究上，那就要求真、求故。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强调的是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

此外，王渝生还认为中国很多传统经典，如《大学》在现在的科学研究中都很具有积极的意义。他在演讲中指出：作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的《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本来是古代知识分子中家喻户晓的话，可惜后人多引 后半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忽略了前半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前半段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后半段是知行观的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研发是始与本，需要这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精神，就是对工作与专业的规范、要求、品质化程序等的执著专一。在《大学》“经”之“传”中，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引《康诰》曰：“做新民。”引《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真是充满了创新精神!王五一(2007)认为：传统文化是多流派、多文化的集合。从儒家讲就是仁、义、礼、智、信。最根本的是伦理和道德的核心基础，就是人性，从人的发展，人的自我修养的完善、实践使自己提高, 到使自己的理论和道德伦理达到非常高尚的水平、境界，这就是传统文化的核心。

科学家的责任有三: 探索、坚持和宣传真理。因为科学家群体对真理的认识是先知先觉的，所以首先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相、有责任感。从传统文化来讲，就要使自身不断地达到最高的境界。坚持真理是指不受他人观念的影响，行动上不受其他利益和权威的影响, 同时要宣传自己所认为的真理。更重要的, 首先要揭示真相, 然后发现真理,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他坚信：中国有最先进的文化传统, 制度的建设如果能比较好地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最有可能使我们在科学与技术创新方面取得突破。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中研发的消极影响

郎咸平认为，中西方文化理念的不同阻碍了中国企业科技研发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中国人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也就是说失败是理所当然的。而在西方理念中，就不这么看，失败必然是决策或管理失误，是要负责任的。

（2）我们崇尚“杀鸡不用牛刀”、“以少胜多”、“四两拔千斤”。在研发中，形成了喜欢少花钱多办事的思维，多花钱就代表没水平。但西方理念崇尚遵守规律，如活动遵守规律，过程受控制。

（3）中国文化过度的追求完美，认为发生错误时没有水平的表现；而西方则更容易接受错误，他们认为，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是成功的必然保证。

（4）我们的研发工作一般提倡“内行领导内行，而西方则更重视“外行领导内行”。所带来的好处是：研发人员就必须写很好的报告，做出很好的模型，他还要对产品进行一遍一遍的测试，拿出数据，来告诉这位“外行”领导我的产品有多好。

（5）中国文化相信奇迹，崇拜奇迹；而西方文化重视规律，讲究制度。

（6）东方文化崇尚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以，一鸣惊人”、“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而西方文化崇尚现实目标。如“相对优势”、“阶段目标”、“综合指标”。

王铮（2007）(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认为：从科学 角度来看,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一个是分类的思想, 另一个是格物致理。而可惜的是中国的分类思想走到类型分类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提倡提倡格物致理不是格物致用；以及盲目地追求和模仿都限制了研发上面的成就。

杜德斌（2007）(华东师范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认为：中国文化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有影响的, 很多海外华人在科技界取得很大成就, 这是一个事实。但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官本位的思想。他从以下4个方面论述了官本位的思想对于我国企业研发的弊端：

（1）首先是精神文化。几乎所有人都是在追求官本位, 以官为荣, 以官为争, 以官为位的价值体系。

（2）其次, 精神文化会影响行为文化。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在竞争中以官为主, 以官为先。

（3）学术评价在如此的思想指导下, 还是以官为主, 所以我们的社会评价是以官方制定的诸多标准, 例如发表论文、科研数量等，但这些指标往往又很容易弄虚作假。

（4）科学体制还是官为主,创新体制也还是以官方为主, 中国科学院、高校、企业都是非常薄弱的。

李平（2007）(商务印书馆)认为：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中, “中庸之道”是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个共同的价值观,会通过个人来影响群体, 从而影响科学家共同体, 最终势必会影响个人的行为, 从而对科学发展产生影响。其具体影响表现在企业研发部门很少有批评和质疑，大家更愿意做和事佬，以和为 贵。

周尚意（2007）(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认为：中国文化中不存在精深创作的快乐，不存在在创造中享受乐趣，少有贡献精神。所以要推动企业研发创新，第一位当然还是制度，但第二位就是社会要建立的道德和价值观，就是一个人所崇尚的东西。

李秀彬（2007）(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认为：中国企业研发之所以会落后主要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独立主义，西方自由独立的大学文化在中国是欠缺的。而我们更多的是重视民主主义，所谓修身治国平天下，我们的学术正是在这种高责任心的重压下形成的学术，却缺乏了自由主义和独立精神。

通过对文献的整合与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性、创新性，责任感等很多方面对于企业管理中的研发都是有很积极的指导意义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于企业研发管理的一些弊端。上述的很多文献资料都是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来得出结论的，所以我认为现代企业应当扬长避短，在弊端方面不盲目的追求西方的文化，但却要做到一定的结合。如果现在的企业科研方面的运作管理能够很好的结合现在的制度与传统文化，并兼容一些西方文化的优秀理念，那么我们相信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六）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综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 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一、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积极影响

冯炜（2001年）认为“以和为贵”的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求管理者把和的思想纳入管理中，以创造公司和谐的人际关系；二是和是形成企业内部合作关系的基础；同时冯炜也认为精忠报国的思想对企业文化也有很大的影响，许多企业把“产业报国，振兴民族工业”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观念，以追求卓越，致力于创造高效益和精品服务于社会和人民，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对于增加企业凝聚力和激励员工为社会为人民多做贡献，有着重大的作用。此外，王新华（2004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极具生命力的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的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的相同之处，是传统文化为企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企业是有人组成的，企业的发展目的最终也是为了人，认识企业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人在企业的发展中具有决定的意义。

二、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消极影响

冯炜（2001年）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分钟注重伦理关系，这是因为中国人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伦理的核心是小辈尊长辈，虽然这种思想在某些方面是一种美德，但在企业管理中是弊大于利，首先它表现在职工对领导的服从多，参与意识差。领导也以长官自居，不尊重职工的民主权利，甚至独断专行。其次这种思想倾向于保守。长此以往，变成了“老年一定比青年强”则走向极端，由于什么事情都论资排辈，青年人不思进取，没有了创造力，是企业职工普遍缺少创新意识，企业没有了生气；冯炜还认为“中庸之道”是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背道而驰的，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优胜劣汰，鼓励“出头”的。此外，王新华（2004年）认为传统文化“重义轻利”，“义”、“利”割裂的观念束缚着企业家的手脚。这种观念几千年来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进取方向，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群体意识，忽视对人的个性的认可与培养，不利于企业员工个体意识的发挥。这种思想意识的长期影响，使人们难以坚持个人的看法，企业家不敢大胆实施自己的改革方案，不愿显示个人的力量，这对企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通过以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需要怎么样在既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又能使得传统文化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七）文献综述简评

企业管理在当今特别是我国这个飞速发展的经济时代是个重要话题，如何管理好一个企业，现在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在。如何融入我国传统的文化更是特别重要。我们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儒、佛、道、法、兵等各家文化）对企业管理影响的八个重要方面进行了综述，即：战略、人力、财务、组织、营销、研发、企业文化。

想要发展、繁荣适合中国的企业管理方法，一方面要吸收国内外企业文化的优秀部分，另一方面要把我国好的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在融合的过程中创新。由于东西方文化的背景不同，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差异。比如中国更强调“人性”的管理，级人际关系、资历、群体艺术、忠诚、合作等；二西方则更重视制度。个对于上述的两种文化，我们不应一味的摒弃其中一种而一味追求另一种，而应在中国企业管理的探索道路中，吧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与西方文化所代表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互融合、研究来不断的促进管理方式的改变。

通过以上综述使我们更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以及企业管理在融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后的高效运行，同时我们一发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带给中国企业管理的益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可以给政府和个人提供重要的企业管 理方面的知识经验和借鉴，相信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定可以促进企业更和谐高效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田颖骊.试论企业幼务支化.[J].公共论坛.2010(8).[2] 王棣华,程九刚.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财务管理.[J].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2003.第17卷第2期.[3] 王棣华.中国传统文化与财务管理.[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第24卷116期

[4]肖军.基于中庸之道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J].现代商贸工业，2009（7）：63-64 [5]白萍.孔孟之道与人力资源管理[J]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20-22 [6]颜爱民，刘媛，张敬军.儒家文化蕴涵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及其现实影响.[J].湖南大学学报，2007（6）：122-125 [7]黄静.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济南大学学报 2002 第十二卷增刊

[8]郑维权.论传统榜样文化[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二期：230转253.[9] 徐珺.浅析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11年8月2日.[10]王凤彬.西方企业管理组织变革及其启示[J].经济学动态，1994年，2卷（期）：56-60.[11]林峰.中国企业文化研究[D]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8年.[12]王新华.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J].经济论坛，2004（2）：1-2 [13]冯炜.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J].工业技术经济，2001（5）:47-50 [14] 王渝生.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演讲.[J].光明网-《光明日报》，2012-05-14 04:38:14 [15]郎咸平.郎咸平说.[J].百度文库

[16] 王铮，杜德斌，李平，周尚意，王五一，李秀彬.科技导报.[J].科技导报2007 年第25 卷第15 期(总第237 期)：82-83 [17]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王新华 百度文库 [18]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 冯炜（工业技术经济）2001年 第5期 百度文库

[19] 黎敏.从传统文化看关系营销 百度文库

文献影响度 篇6

摘要：自2003年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明显扩大。该现象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兴趣，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也不断增多。本文主要将这些文献划分为母国或东道国单方面影响因素的角度、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多元距离影响因素的角度以及第三国“示范效应”的角度，对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各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梳理。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多元距离；影响因素

一、引言

自2003年中国政府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急剧扩大，发展速度也十分迅猛。截止201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已达1078.4 亿美元，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6%，并且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中国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迅猛发展，致使近年来广大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的各种特征。本篇文章主要对近年来研究有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决定因素的文献进行大致梳理。

二、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单方面的因素

（一）经济因素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

学者们对中国OFDI流向的决定因素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对母国或者是东道国单方面的研究经济因素方面。首先Xiaoxi Zhang分析推动中国OFDI迅速增长的经济因素时发现，中国的OFDI与中国与一国的国际贸易关系，一国的市场规模、经济增长、开放程度以及该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呈正相关关系。同时，东道国经济开放度和自然资源禀赋会推动中国OFDI（Xiaoxi Zhang 2011）。Kuang-Hann Chou等的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的市场机会、两国的经济联合程度和东道国的国家政治风险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Kuang-Hann Chou， 2011）。

（二）心理因素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

首先，基于制度视角下的中国 OFDI区位选择单方面影响因素的研究涉及到了两个主要来源，即东道国制度以及母国制度。在下列现有文献中，学者们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 OFDI 的影响。Buckley，P.J.等的研究发现 中国的OFDI主要流向那些制度缺失的东道国，而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丰裕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Buckley，P.J.， Clegg，L.J. 2007）。

祁春凌，邹超在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指标，发现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祁春凌，邹超2013）。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一概而论，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这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张中元的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的 OFDI 的影响有明显的区制差异：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使得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以及中、小规模 OFDI 存量国家更能吸引中国OFDI；双边投资协议的签署促进中国 OFDI 流向大规模 OFDI 存量国家（张中元2013）。

就母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方面，Yadong Luo等探究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致力于推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文章研究表明本国政府的政策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直接的影响，讨论了中国政府的OFDI政策的演进变化，并且讨论了当前的政策措施对推动中国跨国企业扩大全球市场的积极作用（Yadong Luo， Binjie Han2010）。

三、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两国间的多元距离因素

事实上，仅仅分析母国或东道国区位因素不足以解释当前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因为任何关于OFDI区位决定因素的分析都必须考虑到投资母国因素与东道国因素的共同作用。例如，Rian Drogendijk等从三个重要层面来划分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家距离，即社会经济发展距离、文化和历史距离以及物理距离。本文结果显示国家距离与中国OFDI的负相关关系仅仅通过文化和历史距离显现出来，其余两个层面的距离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文章进一步引申出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和历史距离则能够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Rian Drogendijk， 2014）。

从实证研究成果来看，已有研究分别从各个差异维度来分析距离对OFDI的影响。Kuang-Hann Chou等从中国与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即市场规模距离大小来分析，认为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越相似，即两国的市场规模距离越小，那么就会对中国的OFDI产生越有利的影响 （Kuang-Hann Chou， Chien-Hsun Chen，2011）。

祁春凌和邹超的研究就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那些经济和法治制度较为完备的国家，并且制度距离越大，表现为东道国制度越是优于我国，就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 （祁春凌，邹超2013）。

同时，也有文献基于文化距离视角来分析。其中大多数都认为文化距离阻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但是，綦建红和杨丽对文化距离进行分组检验时验证了门槛效应的存在，即当文化距离增大时，文化距离对OFDI的影响愈不明显（綦建红和杨丽 2012）。殷华方和鲁明泓认为文化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表现在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两个效应之和上，认为两者的叠加作用将会使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之间表现出 S型曲线关系（殷华方 鲁明泓 2011）。由此看出东道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归纳两者之间存在一般的线性关系。还有一些相关文献通过将文化距离作为中间变量来研究其他因素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产生的间接影响。人口流动就是其中之一，人口双向流动的明显特征是扩大了移民规模并提高了移民质量，移民质量的提高促进知识和信息流动，从而缩短两国的文化距离。Lan Gao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以人口双向流动方式进行移民的中国高学历的学者都对中国的OFDI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Lan Gao， Huan Zou 2013）。

四、第三国“示范效应”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

上述研究都是基于母国和东道国单方面或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差距的角度展开的，然而当前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研究除母国与东道国以外的第三国作用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研究成果有2011年Kuang-Hann Chou等探索第三国的“示范效应”和经济联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其结果显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是不存“示范效应”的复杂的投资模式（Kuang-Hann Chou， 2011）。（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Xiaoxi Zhang， Kevin Daly.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12（12） ：389-398.

[2]Ivar Kolstad， Arne Wiig.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47）： 26-34.

[3]祁春凌，邹超.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J].当代财经 ，2013（7）：77

[4]綦建红，杨丽.中国O FD I的区位决定因素—基于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检验[J].经济地理，2012（12）：32

文献影响度 篇7

1 产业集群理论的演化与形成

1.1 思想渊源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区位理论最早奠定了产业集群的思想基础。马歇尔的区位理论作为第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产业集群现象的理论, 从古典经济学角度出发, 研究证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群。他认为, 外部规模经济会导致产业集群, 很多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区域时, 会产生很多专业化的服务型行业, 出现熟练的劳动市场和其他相关产业。

韦伯在其《区位工业论》中提出了集聚因素理论。韦伯认为, 集聚的形成源于工厂追求集聚的利益而往特定区域迁移, 其增加的运费少于集聚后而节约的成本。韦伯认为四个因素影响了产业集群 :一是技术设备相互依存;二是劳动力组织的专业化;三是市场化的大批量购买;四是基层设施的共用。企业为了追求这些好处而自发地集中形成, 从这点来看, 韦伯认为集群的形成是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力量作用下的产物。

20世纪50年代的巴罗 (Barro) 的增长极理论提出经济空间的成长总是围绕着某一极进行, 经济增长不是出现在所有地方, 而是以不同强度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 然后以各种方式向外扩散, 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巴罗认为特定的企业支配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对大企业的投资扩大, 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 开辟新的市场, 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 从而促进创新。可见, 增长极理论强度政府对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作用。

1.2 初步形成

波特 (Poter) 和克鲁格曼的产业集群理论的产生, 是产业集群理论形成的标志。波特通过对德国、英国美国等十个国家的的实证考察, 得出结论: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生产要素条件、需要条件、相关支撑产业厂商的竞争结构。四个方面的因素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 构成“钻石”结构。波特认为国家竞争力优势关键在于产业的竞争, 而产业的发展往往是在国内几个区域内形成的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克鲁格曼的产业集聚理论把空间问题引入到经济的分析之中, 把区位问题、规模经济、竞争、均衡等问题结合在意研究产业集群。克鲁格曼认为, 企业和产业倾向于在特定的区位空间集聚, 不同群体和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聚在不同的地方, 空间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专业化有关, 经济活动的集聚能够导致收益递增。克鲁格曼通过设计一个模型, 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递增的特点, 而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在一个区域内, 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集聚。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 阐明了环境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对产业集聚空间格局的影响。

2 国外产业集聚文献回顾

2.1 竞争与合作: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

波特从传统的新古典理论观点出发讨论了竞争产业结构, 认为很多公司在同一产业领域竞争强化了技术进步、降低了成本并促进了创新。他认为企业间的合作竞争促进了创新和发展, 产业集群具有合作与竞争的灵魂。地理上集中在一个特定区域的生产组织和提供具有类似产品和服务的企业, 竞争可能更为激烈。竞争领域的扩大, 在同一区域的公司不仅是消费者竞争, 而是劳动力、资本、公司形象等方面的竞争, 在竞争的作用下就会形成集群, 并促进集群的扩大。

库克 (Kucer, 1998) 从企业间的相互合作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库克认为:从企业角度看, 许多企业通过相互分包或加强同大型企业的联系等方式, 建立起密切的生产网络, 并将其作为主要的竞争战略。对企业而言, 合作就是在同竞争者提供有价值的专用信息;而对政策制定者而言, 就是在支持合作和激励竞之间的权衡问题。库克认为, 企业间的既竞争又合作, 成了产业集群模式的核心保证。

总之, 合作竞争学派从合作竞争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 强度合作中的竞争, 在竞争中寻找合作的思路和方法。

2.2 创新环境:集群的推力

创新环境指本土化的网络结构, 是一种能够使各主体间功能和信息方面密切而稳定结合的关系。佩林 (1989) 认为, 创新网络通过行为主体的多边交易中的学习和创新学习系统的不断累积而得到发展。Lundvall认为, 创新与学习不只局限于R&D的尝试, “用中学”、“干中学”等方式应该受到重视。总之, 环境是创新赖以进行的一个重要意境, 是产业集群形成的社会支持系统, 环境为创新提供了条件, 创新过程的结果就会形成产业集群。

20世纪90年代很多学者提出了“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 他们把分散研究的区域技术集聚体、大型“技术型城市”等内容聚合在一起, 并把特定地区相互联系的营业网络、技术转移、职业培训等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内容来研究。德沃特的研究认为外资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况指出, 经济合作日趋全球化, 而在特定的产业集群中企业间的核心作用日趋区域化。

库克 (1998) 对区域创新体系的类型进行了分类:一是基层创新体系。技术转移在小城镇层次上进行, 融资分散, 专业技术水平低, 与区域外合作能力弱。二是网络型创新体系。技术转移多层次, 融资渠道多, 专业化柔性很强。三是控制性创新体系。技术转移受上一级机构驱动, 经济活动由中央政府政策驱动, 融资中央集中决策, 并且技术多为最基本的基础性技术。

2.3 经济增长:产业集群的效应

产业集群理论的新增长学派是在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一理论从知识内生和知识扩散的角度安静了产业的集群。新增长理论强调只是累积对增加回报的重要性, 该理论以内生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和知识累积来解释经济增长, 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可以扩展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边界, 从而形成总体规模报酬递增。Philippe Martin和Aianmarco综合了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罗默的新增长理论, 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的自我强化模型, 证明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 从而刺激了经济的增长, 反过来, 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了空间集聚。

3 国内产业集群文献综述

3.1 合作、竞争及其他: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

我国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仇保兴 (1999) 从合作与竞争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他认为, 从竞争来看, 企业集群是在特定区域里由众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中小企业根据专业分工和协作原理建立起来的, 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或社会化及生产专业化而产生的, 是市场竞争中经济组织演进的结果。从合作的角度来看, 企业集群的出现源于克服各种专用性的存在而导致交易替代成本过高的需要。任根寿 (2004) 研究了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 认为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制度因素有关, 从制度分割的视角解释了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戴卫明 (2005) 等认为, 产业集群的兴起是区域效应和集聚效应博弈的结果。陈雪梅 (2001) 等通过实证研究, 从内生和外生两个角度解析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因素。内生的因素有:区域地理环境、资源要素禀赋、历史文化传统等;外生因素主要指外在的制度条件、经济机遇和外商投资等。李海舰 (2007) 认为随着现代产业分工的精细化与企业间关系的网络化发展, 产品之间的竞争已经由单个企业与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企业簇群与企业簇群之间的竞争。

魏剑锋 (2010) 对河南大周有色金属企业集群进行了实证研究, 分析了集群的产业条件和市场条件。他认为, 形成中小企业集群的条件有:行业特征, 集群的行业集中性与其本身的组织结构特性密切相关;产品生产特征, 产品生产技术上的可分性被认为是集群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市场条件, 集群形成不仅需要高度分工的小规模企业条件和众多的企业数量条件, 而且需要规模市场条件;区位选择, 把原材料、产品市场纬度和原材料、产品品种纬度进行不同组合, 可以产生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 而不同组织在区域选址目标和行为上呈现差别指向;地方政府和区域经济, 在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中, 地方政府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2 创新环境:产业集群的内在要求

王辑慈 (2001) 较为系统的研究了产业集群与创新体系。他指出, 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集群, 营造区域竞争环境, 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国力的关键。石碧化 (2002) 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 他认为产业集群理论是继梯度推移、增长极和地域生产综合理论之后的新型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盖文启 (2002) 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多是依赖于区域环境的建设, 特别是区域内不断创新的软环境已成为区域发展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他系统地阐述了区域创新环境的含义及框架内容构成, 并结合现实指出,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过程中需营造区域创新环境的内容。

集聚经济效应是产业集群的内在依据。邱国栋 (2007) 认为, 企业处在单点经济阶段, 主要是追求规模节省或规模效益, 但发展到多点经济阶段, 能否实现范围节省或范围效益将关系到它的成败, 他认为协同效应是一个企业的一体化和多角化战略设计, 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间合作所必然追求的一个目标。

3.3 区域经济增长: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独特的产业组织形式, 在区域经济增长中举足轻重。周兵 (2003) 等以索罗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 结合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原因, 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来解释我国一些地区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发现产业集群通过发挥集群经济和竞争优势降低了产业集群的平均成本和产业集群中单个企业的评价成本。沈正平 (2004) 运用区域乘数对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揭示了区域经济中某个部门在收入、就业生产等方面的增长对区域经济活动其他部门扩展的影响。一种是前者通过对实际生产投入需求的增加而直接产生的;另一种则是由于前者劳动就业人数的增加或工人工资的增加而间接产生的。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 前者都将产生乘数效应使后者得以扩张。泮策 (2010) 通过对浙江诸暨大唐袜业集群的分析, 分析了分析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主要包括:一是网络效应。在集群中, 相互临近的企业很容易找到上下游的企业, 并在长期的交往中, 企业之间形成固定的交易关系。二是效率的提高。高效率便意味着高产出, 高产出就会带来规模效应, 从而降低成本, 增加收益。三是洼地效应。在集群发展起来后, 由于高效的运作体系, 会使该区域像一个洼地一样, 将附近甚至全球的资本、人才、资源都会流到该区域。四是制度优势。集群成长起来后, 地方政府的收入也会随之增加, 理智的政府为了使自己的收益长期存在, 便会制定各种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的政策。

4 对国内外产业集群文献的评述

国外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 包括竞争与合作, 产业集群的创新环境, 增长极理论对经济的增长作用, 国外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 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展。但研究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出现, 多偏重于实证研究分析与归纳, 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理论研究上仍落后于实践。

国内的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产业集群的具体情况, 从产业集群形成原因、创新环境、等角度对我国中小企业集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产业集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思路, 对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与国外的研究相比, 我国的产业集群的研究相对滞后, 多以介绍性研究为主, 缺少对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形成机理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分析;我国的产业集群研究缺少对产业集群的定量研究, 总体来看是理论多而实践少;对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主要局限于东部沿海的少数发达地区,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通过产业集群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研究尚不够;产业集群的针对性不强, 尤其在对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及产业集群的区域经济效应涉及很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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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rugman P1991a.Geography and Trade.Cambridge.MA:MIT press;1991b.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18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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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卫明, 陈晓红, 肖光华.产业集群的起源:基于区域效应和聚集效应的博弈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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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盖文启.论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创新环境[J].学术研究, 2002, (1) .

[9]邱国栋, 白景坤.价值生成分析:一个协同效应的理论框架[J].中国工业经济, 2007, (6) .

[10]魏剑锋.国中小企业集群形成的初始条件及耦合方式——以河南省大周有色金属企业集群为例[J].经济地理, 2010, (1) .

[11]泮策.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浙江诸暨大唐袜业集群的分析[J].现代营销, 2010, (3) .

文献影响度 篇8

一、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 客户规模方面。

国外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开始于1980年, 当时Simunic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 结合1977年美国审计市场数据, 首次建立了审计收费定价模型:E (C) =c*q+E (d) *E (θ) , 该模型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审计资源成本和风险溢价。通过数据的多元实证回归分析, 他得到了十个可能会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的变量, 这其中资产规模的影响最为显著。1984年Francis通过修正过的Simunic回归模型对澳大利亚审计市场进行了研究, 同样得出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控股子公司个数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收费显著影响审计价格。1999年Houston将Simunic回归模型中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分开考察, 将其分解为审计风险和非审计风险, 两者合称审计企业风险, 修正后的模型为:E (C) =c*q+[E (d) *E (γ) ]+[E (f) *E (p) ]。之后的2005年Houston又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非审计风险细分为剩余诉讼风险和非诉讼风险, 最终得出的模型为:

2. 审计业务复杂程度方面。

Simunic (1980) 、Francis (1984) 、Anderson与Zeghal (1994) 利用控股子公司个数作为审计业务复杂程度的代理变量, 对各自国家或地区的审计市场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得出, 被审单位控股子公司个数显著影响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 并且显著性很高。而Low、Tcn与Koh (1990) 则有完全相反的结论, 通过新西兰和新加坡市场数据分析后认为控股子公司个数对审计收费无显著影响。

3. 公司治理结构方面。

Sullivan (1999) 通过分析1995年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公布的184家最大的上市公司的数据, 在控制了上市公司规模、经济业务的复杂程度和财务风险等因素的影响下, 发现董事会结构和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审计费用不产生显著影响。Abbott等 (2003) 以2001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492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在控制了公司规模、经济业务的复杂性和会计师事务所所披露的审计意见等因素的影响下, 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若全是独立董事并且其中至少有一名拥有财务专业的专家, 这样的审计委员会对审计费用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 但是对于审计委员会一年内集会的次数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4. 从事务所规模方面。

Firth (1985) 利用新西兰上市公司所披露的数据得出结论, 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收费不具有显著影响。这与Simunic (1980) 所得出的结论相反, 对于差异产生的原因, Francis和Stokes (1986) 认为这是由于二者运用了不同的分类标准将被审对象的规模进行了分类。为了进一步解释差距产生的原因, 他们运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1983年96家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并配合另一组96家上市公司为参照组, 重新对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他们认为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不同类型的客户收取的费用不尽相同, 当被审单位为小规模上市公司时, 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远高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当被审单位为大规模上市公司时, 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相当, 这种情况下的回归结果显示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费用无显著影响。Gul (1999) 在对比分析了Francis和Stokes (1986) 的研究结论后发现, 他们的研究假设中存在一个缺陷。由于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市场中地位和公信力较高, 其发表的审计意见更能被公众接受, 也能提高被审单位公司价值, 所以在审计收费相同的情况下, 一个小规模的上市公司会倾向于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而不是小规模事务所。之后, Gul (1999) 以香港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回归结果表明, 对于所有的被审计上市公司而言, 大型的会计事务所相比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二、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2001年以前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直到2001年12月24日中国证监会开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审计费用, 并对其内容和形式做了具体规定。同年, 证监会又进一步要求中国上市公司不但要披露审计费用, 还要披露所提供审计服务的年限。至此, 国内学者便有了可以参考的数据, 审计收费的实证研究也就陆续展开了。

1. 事务所规模和审计业务复杂程度方面。

朱小平、余谦 (2004) 利用2002年870家公布年报的上市公司数据, 将资产总额、上市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数量的算术平方根分别作为公司规模和审计业务的复杂程度的替代变量, 建立模型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 发现, 公司规模、审计业务的复杂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王小华 (2005) 利用上交所2001—2003年的数据并结合中国审计市场的特点, 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用被审单位总资产的对数来替代被审单位规模、用公司投资比例超过20%的公司的数量的平方根来替代审计业务的复杂程度, 回归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规模、审计业务复杂程度显著影响审计费用。

2. 从审计风险方面。

伍利娜 (2003) 利用修正的Simunic模型对2001年282家披露了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做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存在盈余管理的公司其ROE处于“保资格”区间与年度审计费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刘运国等 (2006) 在Simunic基本模型的基础上, 利用中国沪深两市2003年1 183家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 实证分析了中国现行监管体系下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计费用, 但并不显著。由此可发现盈余管理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张继勋、吴璇等 (2005) 以2003年中国沪市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为基础, 用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额、应收账款的比率和存货占总资产的比率作为被审单位风险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表明, 对外担保额、应收账款比率对审计收费的有显著影响, 而存货占总资产比率对审计收费的回归结果却不显著。毛钟红 (2008) 认为大部分审计风险是政府的监管政策所产生的, 而并非企业偿债能力等指标, 因此他认为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代理变量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不显著。但焦莹芳 (2007) 利用2005年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 并采用净资产收益率、现金流量比率等指标衡量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发现资产负债率和现金流量比率显著影响审计定价。

3. 公司治理结构方面。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国内上市公司大多是国有控股的性质, 这与国外的私有制不同, 这个不同对审计收费研究领域做了一定的补充, 国内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得出了各自的结论。王小华 (2005) 从审计市场上需求方角度研究发现, 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导致的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对审计市场需求不足, 公司向会计师事务所支付的审计费用较低;相反民营企业一般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现象, 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代理冲突, 因此所支付的审计费用较高。但蔡吉普 (2007) 运用上市公司2004年沪深两市1 339家A股上市公司横截面数据, 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审计意见等因素的影响下, 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较大的公司被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 而董事长两职合一或管理层适度持股的非国有控股公司则审计收费相对较低。这说明审计收费的确定要结合公司控制权的性质并考虑公司治理结构对审计风险的影响。他还认为如果一个公司能保持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 就能对管理者进行约束, 一方面可以减少管理层对利润的操作行为。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会计报表的公信力, 降低会计师事务的的审计风险。

4.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方面。

高品牌的会计师事务所更能被公众所接受, 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具有相当的公信力, “四大”的高收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漆江娜 (2004) 用2002年沪深A股1 191家上市公司建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四大”审计收费显著高于其他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王小华 (2005) 和钱华 (2006) 采用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费用成正比关系。陈平、戴志燕 (2008) 选取2005年100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国内外事务所的审计费用数据, 通过比较发现国外事务所, 尤其是“四大”的收费远高于国内的事务所。吴应宇等 (2008) 以2001—2004年沪市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 结合修正的Simunic模型对不同规模的客户支付给国内“五大”的收费溢价进行实证研究分析, 结果表明大规模的上市公司需要向国内“五大”支付审计费用溢价, 而小规模被审单位则不用支付。这说明大型的事务所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审计人员素质较高, 使得审计成本也较高, 即使审计失败, 也可以得到足够的赔偿, 投资者不会受到较大的损失, 因此, 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对以上的文献与研究加以分析和总结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与国外对于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相比, 中国国内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在已提高的基础上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相比, 中国在审计收费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 现在也仍处于一个初步发展时期。这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建立较晚, 尚不具备实现市场半强式有效的条件。众多西方国家, 其资本市场发展成熟, 经过长时间历史的演练, 资本市场已经基本实现半强式有效, 能有大量的数据与市场信息供给到学者的实证研究之中, 而会计实证研究的基石就是有效市场假说。在国内, 还未出台有关审计收费支付报酬的统一性具体规定, 导致各上市公司在披露时有的按实际支付的报酬加以披露, 而有的是按年度汇总加以披露。这些不利因素都会导致在中国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不高, 且质量与国外相比略显逊色。其次, 从实证研究模型的选择来看, 针对中国国内的研究并没有跳出或者超越国外学者的已成型的研究成果, 只是考虑了市场因素对于审计收费服务定价的影响, 而作为在国内另一个很重要的政府因素却没有被大多数论文作者所考虑在内。政府因素作为审计质量的保证, 相对于市场因素对发挥审计收费的激励机制的有利作用而言, 其也是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影响变量进行合理化的因素, 在实证研究中有必要纳入审计服务定价模型之中。除了模型的选择和变量的参考因素以外, 中国学者所建立的针对审计费用的模型, 可能是由于不够完善, 遗漏了某些重要变量, 而导致其可决系数较低, 模型的解释力度不强。另外, 更多的学者在衡量审计质量的高低时, 由于没有明确的替代变量, 通常倾向于选择是否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来作为衡量的依据, 虽然审计市场与经济学理论中影响价格的重要因素是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的高低相一致, 但是就事务所审计质量来说, 中国国内的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是否真的低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并没有合理性定论, 所以在变量的选择上, 没有切实的参考依据。

四、未来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 在现有的关于审计收费问题的研究中, 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步, 但是与国外同类文献研究相比, 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且在某些问题上中国还处于研究的空白。故而, 我们今后的研究可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考虑。

在业务需求方面, 随着企业管理内容与方向的日趋改进, 事务所在对企业进行业务服务的事项中, 如管理咨询等非审计业务所占比重有所提升, 审计费用被非审计业务影响也随之加深, 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可以加入审计收费与非审计业务与事务所、企业之间的关系等因素进行研究。在企业等被审计单位的内部管理方面,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内部完善程度是发展不均的, 内部控制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会有很大的分化, 我们的关键在于寻找其替代变量, 全面反映被审计单位的内部管理情况, 寻找对审计费用影响的关键点, 开辟新的研究道路。

摘要：近年来, 随着中国审计市场的逐渐成熟, 关于审计收费相关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多。审计费用作为审计领域的核心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以往的研究不但有利于监管者进一步加强对本国审计市场的了解, 进一步规范审计市场的相关政策, 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审计收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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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综述 篇9

自熊彼特提出技术创新的相关概念后,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丰富了技术创新的概念, 但是时至今日, 依然没有一个能够被被普遍认可的技术创新概念。我们将国内外学者给出的不同定义进行了归纳、整理, 总结了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

1. 技术创新的理论源起

技术创新的思想可以上溯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 (J·A·Schumpeter) 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中定义了五种创新。可以将这五种创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开发新产品, 改造老产品, 使用新的生产方式, 获得新的供给来源和使用新材料技术创新, 可以归纳为技术创新;第二类是扩大原市场及开辟新市场, 归纳为市场创新;第三类是变革原组织及建立新组织, 归纳为组织创新。但熊彼特并没有针对技术创新给出一个狭义的定义。

2. 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

随着技术创新在发展的同时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 在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上, 索罗 (S.C.Solow) 、伊诺思 (J.L.Enos) 、弗里曼 (C.Freeman) 、曼斯费尔德 (M.Mansfield) 、林恩 (G.Lynn) 、缪尔赛 (R.Mueser) 以及我国学者傅家骥从不同角度赋予技术创新新的内涵, 如下表所示。

鉴于概念的出发点与侧重点不同, 并从技术创新的一般影响因素的方面考虑, 本文选用傅家骥先生的定义作为分析基础。

二、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现有的文献基础, 国内外对内部影响因素的划分各不相同, 本文选取国内文献提及率较高的三点进行文献综述, 即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及企业家影响。同样的, 大致分为社会文化因素、政府政策影响、制度影响、市场影响进行综述。

1. 内部因素

(1) 技术能力影响

关于技术能力的定义, Tyler认为企业的技术能力包括人力的、技术的、物质的或组织的资源资产, 以及能够使组织执行企业活动的实践知识。以此为基础, Kuen-Hung Tsai在其研究中, 将企业技术能力作为企业在行业中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资源, 并认为企业的创新绩效与技术能力正相关。在前人的基础上, Bresehi、Malerba和orsenigo (2000) 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聚焦于技术本身, 将技术体制定义为创新独占性、知识的积累、技术机会和基础知识属性的综合,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框架来解释创新活动的模式。

(2) 组织结构影响

技术创新发展到现在, 早已被普遍认为是整个组织的任务。一般将技术创新分为两种, 即渐进式和突破性。渐进式相应的组织结构为机械式组织结构, 而突破性相应的组织结构为有机式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 Burns和Stalker, Damanpou通过研究, 得出了机械式组织结构不利于技术创新, 有机式组织结构有利于创新的结论。Ahmed又从多学科交叉、相互交流、信息传递、运行效率、决策效率、组织开放性和柔性等方面, 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并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总结出有机式组织结构如何有利于创新以、机械式组织结构如何阻碍创新, 及它们的作用特征。Tushman认为技术创新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 而是一个管理过程, 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人员根据每种类型技术创新的不同条件引入有利于进行技术创新的组织结构。国内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则更深入一些。陈建勋、凌媛媛和王涛 (2011)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以中国企业为样本, 着重分析了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并用实证证明了组织结构与渐进性技术创新正相关, 有机式组织结构与突破性技术创新正相关。郭非寒 (2013) 则以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而板数据作为样本, 从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科研成果市场化”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实证研究了科技金融主体在不同阶段对技术创新有不同作用。

(3) 企业家影响

Hekkert等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创新系统良好运行的首要因素, 企业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主要作用表现为能够现存和潜在的知识、网络及市场, 转化为创造、利用新的商机的具体行为。Claver E., etc (1998) 认为企业家是启动组织中创新因素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外部因素

(1) 社会文化影响

Elenkov (2002) 认为与社会文化有关的情境因素会对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Khazanchi等进一步提出, 创新支持型文化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组织价值对于技术创新实现的特殊作用, 得出组织文化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的结论。毛忞歆 (2008) 以不同的组织氛围视角进行分析, 认为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组织创新气氛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周群 (2009) 认为决策者或管理者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方式会受到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控制系统的影响, 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又会作用于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控制系统, 从而间接影响了创新决策和技术创新。冯运科 (2013) 以环境为出发点, 运用了演化博弈理论的方法, 分析了对称企业和非对称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行为, 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政府行为对企业实施环境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 为企业指出, 可以通过实施环境技术创新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2) 政策制度影响

在实际的创新活动或某些关键领域的发展中, 在单独一个企业没有能力与资金进行投资, 而市场也不鼓励企业投资的情况下, 如政府采取措施来支持基础研究活动, 并采用某些经济手段使企业与社会的创新收益达到均衡, 就会鼓励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如Stephen Martin和John T.Scott (2000) 的研究, 他们通过对技术创新中由于经济部门的不同而导致的私人投入不足, 政策制订或分配公共资源时采取的不同形式, 以及政府支持促进的手段与技术创新市场失灵的匹配问题, 得出创新市场失灵的普遍存在和技术投入不足给公共支持私人技术创新提供了合法的证明, 要求提供支持的政策随市场失灵的情况作相应的变化。周群 (2009) 认为社会制度环境在三个方面影响着高新技术企业技术的创新, 即资金筹集、用于创新的成本控制、创新成果的实现途径。总之, 政府可以对一些关键资源拥有强制的渠道与分配权, 从而对技术创新有着重要的影响。周汨 (2011) 和李伟 (2013)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将鼓励对非竞争性技术的获取进而影响技术选择和技术进步方向的内在机理。并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投入、FDI、出口、技术引进这五大因素通过协同作用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3) 市场影响

最早认为市场结构会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是熊彼特 ( (Schumpeter, 1942) , 他提出的一个著名假说是垄断的市场机构会对创新产生机理作用。Scherer (1982) 对熊彼特的技术创新推动假设进行了再研究, 他认为市场的需求拉动是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严海宁 (2009) 从竞争程度和企业规模两个方面对市场影响进行了细分, 分别从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对我国的企业技术创新进行了分析, 从而得出竞争不足和过度竞争都不利于技术创新的结论。

三、展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以及人们对技术创新要求的提高, 关于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理论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但为了能更好的指导技术创新过程, 以下几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1)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缺乏一套相对严密的对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种类、作用机理及因素间相互关系等内容做全面研究的理论体系, 应在后续研究中尽可能的建立并完善理论体系, 并进一步发展出一个操作性强的分析框架。使得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分析有一套科学的程序。 (2) 在影响技术创新因素的识别与评价方面, 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一套全面、科学的指标体系。不应只局限于静态评价, 而应将因素影响的动态性纳入评价研究。 (3) 对于如何应用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对企业进行分析, 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 还有待于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赵红梅.能源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 2010.

[2]闫振宇.技术创新扩散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 2007.

文献影响度 篇10

1985 年以前,我国猪肉价格一直被列入计划管理,实行国家定价,市场机制基本上没有起作用,猪肉价格相对比较稳定。其后,我国猪肉计划流通体制开始向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自由流通体制过渡,国家放开生猪和猪肉购销价格管制,生猪和猪肉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国家只规定指导价格水平或对猪粮比价水平进行引导,生猪和猪肉价格问题开始出现并一直困扰我国猪肉市场。

我国猪肉价格的波动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6年下半年至1998年上半年的恢复性发展期;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5月到2003年上半年维持在盈亏平衡点附近的小幅震荡期;第三阶段是从2003年7月至2006年上半年,因2003年7月“非典”疫情刚过,全国猪肉价格开始持续高涨两年半左右,于2004年10月因供过于求开始小幅回落,直到2006年上半年跌入谷底;第四阶段是从2006年下半年到2008年5月由缓慢至加速上升期;第五阶段是从2008年6月至今的一路走低。

2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对生猪和猪肉的价格形成已经进行过一些研究,如田维明(1991)等。但将生猪和猪肉或者是其他某个具体农产品价格形成进行单独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一些观点散见于对农产品价格形成的研究和对猪肉供需的研究。国内学者现已基本认同目前生猪和猪肉价格基本上实现了由政府定价体制向市场定价体制的转变,价格形成于市场供给与需求(孔礼照和章泽生,1990;姚今观和纪良纲,1995;董全海,1996;张卓元,1996;潘耀国,1998)。

2.1 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文献综述

殷传麟、周兵兵将生猪(猪肉)价格波动划分为季节性波动、市场性波动和比例性波动三种类型。俞家宝,柯柄生(1992)认为高度分散的农户饲养方式是生猪和猪肉价格波动的原因。而殷传麟和周兵兵(1997)则认为流通中的中间需求往往会形成虚假需求,是造成猪价暴涨暴跌的主要原因。史照林和张存根(1998)认为生猪和猪肉形成取决于生产和流通领域。张磊、王娜、谭向勇(2008)通过对猪肉产业链各环节相关主体的深入调查与剖析,认为影响猪肉价格涨跌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生殖养殖环节。

对于 2007 年猪肉价格的上涨原因,白暴力、梁泳梅(2007)认为,猪肉的市场需求和供给的特征决定了猪肉市场价格必然会产生周期性波动上涨,并最终导致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郝昭远、周伟、李福成、刘成银(2008)则认为这是个综合性的因素,最根本的是出现了求大与供的矛盾;徐雪高(2008)指出,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供给减少引起的。邵光兴(2008)、吴迎新等(2008)也都持有相同的观点[1]。张宏文(2008)则更进一步指出,这次猪肉价格飙升除受传统的供求失衡影响外,还包括饲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动物疫情严重影响等客观因素,同时主观上也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对生猪行业的调查研究、分析和引导不到位,缺乏信息服务和预警机制,养猪生产处于无序状态;另一方面是重视支持力度不够,多年来,从政策到资金对生猪生产缺乏强有力的支持。

2.2 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文献综述

在对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做出了许多很好的研究成果。辛贤和谭向勇(1999)曾通过估算猪肉需求价格弹性、生猪生产价格弹性和营销企业的替代弹性,测定多种不同因素对生猪和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程度[2]。马雄威、朱再清(2008)针对猪肉价格波动的特点,利用灰色神经网络模型(CGNN)对猪肉价格进行预测。冀德刚、周静、李春兰(2008)在对2005～2007年河北唐山市猪肉价格的预测分析中,运用了时间序列分析。刘云、王阳(2008)运用数学方法分析了“蛛网理论”的特征,并用蛛网理论深入分析了我国2007年5月以来猪肉价格过高的真正原因,指出现行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导致猪肉供求难以实现稳定均衡。曙光、乔光华(2008)分别运用季节测定法和长期价格波动周期测定法,估计生猪价格影响猪肉价格系数和每公斤猪肉分摊生猪屠宰与猪肉流通成本,分析了2007年猪肉价格上涨和生猪屠宰收益情况;2007年下半年每头生猪屠宰后总收益大幅增加,生猪饲养环节和生猪屠宰环节收益增幅接近。刺香美(2008)还对猪肉价格进行了博弈分析,说明单纯的依靠市场自我调节不但不会抑制波动,反而会加剧波动;必须引进政府的作用,通过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建立猪肉价格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储备制度;加大金融支持规模养殖力度,增强养殖户抗风险能力;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和计划等有效措施,对猪肉这类生活必需品加强宏观管理,保证养猪业均衡平稳发展。

3 结束语

通过对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

第一,目前对猪肉市场的研究比较分散,特别是关于猪肉价格变动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有待于进一步系统化研究。

第二,现阶段的对猪肉市场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生猪的进出口贸易和生猪的存栏、补栏、出栏以及生猪流通体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上,专门针对猪肉价格波动的系统研究较少。

第三,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生猪和猪肉价格形成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或一定程度的定量分析,运用计量分析方法的研究并不多见。对于畜产品生产量和需求量发展趋势的预测也是主要以定性分析预测为主,因而也导致了预测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弹性,缺乏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研究[3]。

参考文献

[1]徐雪高:《猪肉价格高位大涨的原因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08(3):4-9。

[2]辛贤、谭向勇:《中国生猪和猪肉价格波动因素测定》[J];《中国农村经济》1999(5):28-34。

文献影响度 篇11

摘要：本文从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储蓄率效应、劳动生产力效应等方面梳理了近年来国外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通过梳理发现，由于模型设定、假设条件和参数值的大小不同，结论也大相径庭。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市场效应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 储蓄率效应 经济增长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并延续至今的新增长理论，人口因素始终是一个相对而言获得较少重视的问题。毫无疑问，将人口老龄化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意义重大。就研究成果来看，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几个途径的相互交织，主要包括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储蓄率效应、劳动生产率效应和资本市场效应等，但由于假设条件、模型设定等不同，结论也不同。

一、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研究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人口老龄化直接减少了劳动力供给，使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力减少，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Cutler，Poterba & Sheiner发现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美国劳动力供给在2010—2060年间将出现下降，投资率也将下降3%—4%，但劳动力供给减少并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因为老龄化在发生时间和速度上的国际性差异引起的资本跨国流动将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Borsch-Supan对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Borsch-Supan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平均年龄提高，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劳动参与率会上升。他发现相比于劳动力供给对生产力的不利影响，年龄结构对生产力的负面效应似乎更小。同时，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可能会导致资本替代，单位工人的资本密集度提高，并且如果能在2030年实现向完全基金积累制转型，那么单位工人的资本密集度将更高，劳动生产率也将提高的更多。

Ilmakunnas & Maliranta、 Borsch -Supan、 Vodopivec & Arunatilake、Marchiori， Pierrard & Sneessens和Ludwig， Schelkle & Vogel等考虑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和工资刚性对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的复杂影响。Ilmakunnas和Maliranta用工资刚性理论解释了年龄—工资的不对称性。他们认为由于延期付款合同、就业保护以及内部人—外部人力量的不均衡性导致老年人工资一般要高于其边际生产力。Borsch-Supan认为在老龄化冲击下，如果欧洲劳动力市场不能迅速调整，那么这种不完全性将放大老龄化的负面效应， 使欧洲就业趋势加速恶化， 不利于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Marchiori， Pierrard & Sneessens在研究人口结构变动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时，考虑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性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存在巨大的就业调整成本，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会导致比在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下规模更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宏观经济波动风险，不利于经济增长。Ludwig， Schelkle & Vogel认为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人口老龄化会导致资本——劳动比率提高，资本报酬率降低，工资上涨，加剧代际福利分配的不公平性，但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能内生调整，将有效降低不公平性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完全，那么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调整将受到抑制，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教育以及就业培训的支持力度，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外生激励。Blondal & Scarpetta发现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对老年人退休决策有很大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可能会促使老年人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1]。

二、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人力资本的内生调整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Bloom & Canning发现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大影响：平均寿命延长会提高储蓄率和资本存量，增加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2]。Ferguson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效应。他认为由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投资的“溢出效应”以及储蓄率和资本存量的提高，寿命延长在短期内能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但长期内储蓄率的下降会抑制人力资本积累，且教育投资私有化以及政府对医疗保健投资支持的下降会使人力资本积累加速恶化，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3]。

Fougère & Mérette以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降低了物质资本需求，但却提高了人力资本积累激励，使父母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这对经济增长有长期正向效应。Kemnitz & Wigger 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为切入点，认为设计恰当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能将人力资本积累的外溢性内生化，实现经济的帕累托改进和更高的增长速度。Zhang & Zhang在生育和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越是依赖于个人收入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越是能起到减少生育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相反，Docquier & Paddison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认为，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使物质资本积累减少引起利率上升，未来工资收入现值下降，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Thφgersen在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也证明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基金制能通过强化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Cerda在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内生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的假设下，证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本身的不可持续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引入老年人对政治决策的政治影响力时，Samadi & Esfahani et al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随着老年人数量逐渐增多，老年人投票者与日俱增，这促使政府减少教育投资，降低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endprint

综上所述，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引入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后，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相反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提供激励，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三、人口老龄化的储蓄率效应研究

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供给减少，年轻人税收负担加重，储蓄率下降并导致资本积累减速，向老年人的转移支付增加，挤出公共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Shimasawa和Hosoyama运用带有OLG结构的CGE模型研究了亚洲四国（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及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他们指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社会保障缴费率和工薪税率将不断提高，从而压低国民储蓄率，降低资本存量，但由于老龄化的劳动力短缺效应大于资本积累减速效应，导致资本密集度提高，资本收益率下降。Gonzalez-Eiras和Niepelt认为老龄化通过储蓄率、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密集度等直接效应以及税率变化、政府支出结构和退休年龄等间接效应影响经济增长[4]。在一个由资本积累和生产力进步驱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他们认为，一方面，老龄化将使家庭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储蓄率，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老年人政治力量提升，加强了老年人对公共投资的政治支持。然而Futagami & Nakajima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在以生命周期储蓄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通过四种效应影响经济增长：首先，随着寿命的延长，为退休积累的动机逐渐增强，从而家庭每期选择更少的消费；其次，储蓄率上升导致资本积累加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再次，加速的产出增长反过来又导致储蓄率的进一步上升；最后，退休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又压低了储蓄率。与Auerbach & Kotlikoff、Shimasawa & Hosoyama等强调老龄化降低储蓄率不同，Ki Tang & Wong同时考虑了老龄化和寿命预期对储蓄率的影响，肯定了老龄化加剧会降低储蓄率的传统观点，但又认为寿命延长也可能会提高储蓄率，二者对私人储蓄率的净效应取决于其相对速度。

四、人口老龄化的劳动生产率效应研究

Skirbekk认为由于老年人劳动生产率较低，而老年劳动力越多，对经济增长率和财政可持续性越不利。同时，他发现加速的技术进步增强了学习以及工作方式动态调整的重要性，从而使工作经验的重要性边缘化。

Van Ours和Stoeldraijer研究了年龄结构、工资率和生产力的关系。他们认识到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很难判断：首先，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能的运用方式、组织结构、工人之间的相互配合以及企业的技术水平；其次，由于企业用工环境的改变和经济主体行为特征的代际差异，技术进步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而增加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再次，年龄结构的生产力效应内生于劳动力市场。Ilmakunnas & Maliranta指出了在老龄化冲击下，企业和政府最优选择的对立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使企业老年劳动力增多，生产力水平降低，此时解雇老年工人，重新雇佣年轻工人将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在财政可持续和养老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下，政府延长了退休年龄，并努力提高老年工人的劳动参与率，从而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平均劳动生产率，不利于经济增长。Alders在内生增长年的OLG模型中考察了外生低生育率冲击、人力资本积累与折旧以及老年人就业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并通过“数量—质量替换效应”加速了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技术进步，却导致老年人人力资本的退化，生产效率降低，从而失业率上升。

虽然大部分经济学家支持老年人生产率较低的观点，但Lundberg发现可能存在Horndal效应。基于此，Malmberg，Lindh & Halvarsson运用瑞典1985—1996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对老年工人的生产力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他们认为拥有众多老年工人的企业表现出的低生产力并不是由于老年工人生产力低引起的，而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没有及时更新。同时，Malmberg等强调了老年工人和年轻工人相互影响对提升企业生产力的重要性。

最后，Backes-Gellner & Veen认为现有研究过分强调老龄化对个人生产力的负面冲击，而忽视了老龄化和年龄结构差异对企业组织生产力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年龄结构和工作类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效的年龄结构组合还能提升组织生产力水平，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已经形成了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框架。笔者发现，由于研究者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假设条件和参数值大小等的差异，研究结论往往也不同，如人力资本的内生或外生假定、经济体开放与封闭的差异等。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时，对模型假设、变量选择和参数设置等应极为慎重，如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乡人口迁移和经济二元性都有可能对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再次，就研究方法来看，国际上运用OLG模型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非常盛行，但OLG模型的原理和应用在中国的老龄化研究中还没有得到重视。最后，虽然大部分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灾难性影响，但也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本的内生调整以及技术进步的加速足以弥补老龄化的负面效应，但老龄化冲击下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实际上是制度设计问题，有效的制度设计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Blondal. S & S. Scarpetta. Falling Participation Rates among Older Workers in OECD Countries： the Role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OECD Economic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1998

[2]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 & Jaypee Sevilla.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NBER Working Paper.No.8685.2001.

[3]D.Chris Ferguson.Human

Capital Investment，Longevity，He-

alth Care， and Growth.[J].2011

[4]Martin Gonzalez-Eiras &

DirkNiepelt. Ageing， government budgets， retirement， and growth.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2（56）97—115.

员工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综述 篇12

随着经济全球化、员工价值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员工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员工已成为企业的核心资源, 如何提高员工满意度也是企业现今面临的一大问题。对员工满意度的研究从1927年开始至今,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其概念、影响因素、发展趋势都有了不同视角的研究与延伸。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员工满意度展开综述。

1 工作满意度的概念

不同的学者对工作满意度的看法有所不同。员工满意度的概念最先是由Hoppock (1935) 在《job satisfaction》一书中提出。他认为, 满意度是指“员工对其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及工作环境的一种心理及生理上的满意感受与看法”。这是一种从心理角度来描述员工满意度的定义。Frederick Herzberg (1959) 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也从心理角度探讨员工满意的概念。他认为, 员工满意是指“员工所从事的工作本身能够获得一些与工作相关的激励因素, 如成就、承认、工作本身”等等。此时, Herzberg就已具体提出对员工满意有明显激励效果的因素。Locke (1976) 则认为, 员工满意度是指“来源于组织成员对其工作或工作经历的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 同时也来源于员工的工作价值被他人肯定”。当员工的工作价值被肯定时, 员工的愉悦心理状态即为员工满意度。同时, Locke也发表了一篇关于员工满意度维度的研究总结, 提出了与员工满意度有密切关系的多种维度。Hackman and Oldham (1980) 认为, 当员工感觉到他们即将从组织获得的回报, 包括报酬、晋升、认可、发展空间、有意义的工作岗位等能达到或超出他们的期望时, 员工就能获得满意。Schultz (1982) 指出, 员工满意度是“人们对其工作的心理感受———有关许多态度和感觉相关的因素”。Hellriegel (1999) 认为, 员工满意度是指“员工从其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 也就是说员工是否乐于工作, 是否觉得他们的工作有意义等感受的体现。由Richard Hackman和Greg Oldham提出的工作特征模型JCM (job characteristics model) 理论从五个核心维度对一项职位进行描述, 让员工产生三种心理状态, 从而影响员工满意度。

国内学者对于员工满意度的概念也不尽相同。郑力文 (2001) 将员工满意度与绩效水平挂钩, 认为员工满意度特指“个体作为职业人的满意程度”, 因此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员工的满意度越高, 其工作绩效也越高。马明、陈方英、孟华、周知一等 (2005) 认为, 员工满意度是指“员工感觉到工作本身可以满足或者有助于自己的工作价值观需要, 而产生的一种愉悦的感觉程度”。而黄桂 (2007) 认为, 员工满意度是“员工个人对工作及其环境的一种情感态度或倾向”。员工满意度体现了员工对企业的真实感觉与员工期望感觉的差值, 若为正, 则员工感觉满意;若为负, 则员工感觉不满意。这反映了员工对企业的满意程度, 也反映了员工自身的真实感受。潘纶、张贝斌、刘艳立 (2009) 等人从员工心理差值着手, 指出员工满意度是“员工在企业的经历满足员工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 是员工所期望的回报与实际获得的回报之间存在的差额”。

通过以上各位学者的定义可知, 员工满意度是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与工作相关的心理感受。目前, 众多学者普遍将员工满意度视为一种反映员工心理态度的内容。

2 员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学者从各自理论角度出发, 结合现实案例, 对于影响员工满意度的因素提出自己的观点。

2.1 各自理论中并无针对特定范围而提出的对员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一些学者并未针对特定对象或假设前提, 对员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研究, 而是较为具体的将影响员工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划分。Locke (1986) 对员工满意度的研究做了详细地综述, 认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工作本身、报酬、晋升、认可、工作条件、福利、自我、管理者、同事和组织外成员十个方面。Frederick Herzberg在双因素激励理论中, 认为与工作满意的因素有:成就、承认、工作本身、责任、晋升、成就六个因素, 与工作不满意的因素有:监督、公司政策、与监督者的关系、工作条件、工资、同事关系、个人生活、与下属的关系、地位、保障十个因素。Amold和Feldman则提出员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工作本身、上司、经济报酬、晋升、工作环境和工作团队六个方面。Tony Siman、Vickie Su认为影响员工满意度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依次为:职业发展机会、对员工的忠诚感和良好的工资报酬。国内学者潘纶、张斌贝、刘艳立等 (2009) 则明确指出, 影响员工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是工作本身、薪酬体系、管理者风格。

2.2 因研究对象不同, 使影响员工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不同

国内外一些学者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 比如较多的针对医院护士、饭店员工等其他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进行研究, 从而对影响员工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具体详细地分类研究。俞文钊 (1996) 对128名合资企业的员工满意度进行研究, 发现影响合资企业员工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个人因素、领导水平、工作特性、工作条件、福利待遇、工资报酬和同事关系。同时, 研究还发现员工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务级别、任职年限等人口和职业变量对员工满意度也有显著影响。黄桂 (2005) 根据对广东省交通集团一家企业的员工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得出影响员工满意度的九大因素: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业务流程、工作和生活质量、岗位匹配度、薪酬福利、绩效考核、培训开发。马明、陈方英、孟华、周知一等 (2005) 针对饭店员工的实证分析研究将影响员工满意度的因素主要归结为:工作本身、管理制度、人际关系、职业发展、领导水平、薪酬福利、工作生活环境、参与管理、信息沟通等。在影响饭店员工满意度方面, 麦克非林等人认为员工最重视的三个因素是:充足的培训、管理人员的管理技巧以及饭店的组织结构和政策。而辜应康、曾学慧、汪彦 (2011) 也曾针对酒店员工满意度进行调查, 发现对员工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有:薪资福利、个人发展、工作本身、上级领导、人际关系管理体系及工作环境六个方面, 且不同类型的员工对于各因素的感知也存在差异。

2.3 因研究目的不同, 使影响员工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不同

也有较多的国内外学者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 比如研究员工满意度与某些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 (如培训、绩效等等) , 对影响员工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划分。Keng Boon Ooi、Nooh Abu Bakar、Veeri Arumugam、Lorraine Vellapan and Alex Kim Yin Loke (2007) 在研究全面质量管理对员工满意度的影响中, 列举了对员工满意度影响较大的因素:组织信任感、顾客聚集率、回报与认同感、团队、组织文化。Khawaja Fawad Latif (2012) 根据对培训与员工满意度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 影响员工满意度主要是培训者 (即领导) 、培训环境 (即工作环境) 、培训内容 (即工作内容) 。袁声莉、马士华 (2002) 根据个人因素、工作因素及企业因素对影响员工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分类研究, 得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是:岗位、年龄、企龄、岗龄、教育背景、员工收入、工作特质认知、员工知识与技术和工作的匹配度、企业发展前景及企业类别十个方面。

2.4 因研究假设不同, 使影响员工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不同

同样, 也有部分国内外学者因为研究假设的不同, 比如说在基于领导风格的不同前提下, 或是一些基本的定理的假设下, 对影响员工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区别。Derya Kara、Muzaffer Uysal and Vincent P.Magnini (2012) 从不同学历角度出发, 以五星级酒店为例, 对员工工作满意度进行研究, 其中将员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四个:管理条件、个人成就、在工作中能力的使用及工作条件。Ali Mohammad Mosadegh Rad (2006) 在假设领导风格具有工作导向型、员工导向型、参与型的前提下, 对医院的员工满意度进行实证研究, 得出导致员工不满意的因素有:薪酬、福利、工作条件、晋升与沟通;而导致员工满意的因素有:工作本身、同事与领导的风格。黄桂 (2007) 基于满意度遵从边际效应递减原则、限定因素原则及成本效益原则的假设前提下, 将员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具体划分为:组织的情景因素、员工的因素 (包括有关个人特质和人口统计特征的所有因素) 及组织与员工相互作用的因素。

根据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可知, 影响员工的满意度主要是工作本身、工作条件、领导水平、人际关系、薪酬水平这五个关键因素。

3 结束语

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 员工满意度会极大的影响顾客满意度, 每当员工满意度上升5%, 顾客满意度就会上升11.9%, 而企业的效益也会上升2.5%。由此可见, 员工满意度不仅对员工自身有极大的影响力, 对顾客、企业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增强员工满意度是企业长久发展、获取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而员工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即是研究关键所在, 如何提升员工满意度, 可以从影响因素着手, 各个提升, 最终达到员工满意度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