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融资（精选12篇）
高等教育融资 篇1
一、我国高等教育融资的制度变迁
我国高等教育融资机制经历了二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国公立高等教育融资机制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时期。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一直是实行财政独家拨款。建国伊始,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就依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国家包办的单一体制和模式,大包大揽式的免费高等教育,遵循政府计划、政府举办、公共财政出资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社会精英。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统一,各项事业投资都由中央集中掌握,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诞生的高等教育融资机制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融资渠道单一,相继实行中央财政统一拨款、“条块”结合,以“块块”为主等拨款方式。1979年以前,财政拨款的模式是“基数加发展”,即当年各高等院校的投资额是以其前一年的实际支出结果为基数,考虑当年的各种变化因素而确定。这种高等教育制度的主要缺陷是规模小、有失公平。
第二个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是我国高等教育融资机制的改革与探索时期。为了改变高等教育规模不足这种局面,国家就必须扩大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同时开拓新的教育融资渠道。1980年,国家发布《高等学校建立学校基金和奖励制度试行办法》,批准建立高校基金制度,学校对基金具有自主支配权。同时,允许招收自费生和代培生等方式筹措教育经费。1985年,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模式由“基数加发展”改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这种模式中的综合定额是根据高校在校生人数乘以生均标准来确定,专项补贴则主要根据高校的特殊需要确定,实行专款专用。这种拨款模式虽然在生均标准上有一些缺陷,但其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1989年,国家发布《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明确规定学杂费和住宿费作为财政性资金转入学校基金。现在,学杂费已经是中国高等学校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我国教育体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单一的政府大包大揽的办学格局逐步转向融资的多元化,逐步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分级管理、分级负责,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资金为辅的公立高等教育融资新体制。
由上图1-1、1-2可以看出,随着新的高等教育融资新模式的确定,在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方面,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逐年减少,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逐年增加,这说明我国在不断地拓宽高等教育的融资来源渠道,逐步形成了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投资为辅的局面。在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方面2000年至2006年间,事业性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在79.84%—81.72%之间变动,基建经费所占比重在18.28%—20.16%之间变动。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在校生规模的扩大导致学校规模的扩大,各高校加紧学校建设,包括学校校舍、办公用房的建设,从而增大了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中基建经费支出的比例。
1997年,全国高校并轨完成,所有新生都缴费上学。至此,中国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即对教育成本的私人补偿。从90年代中期,学费就开始成为除政府财政投入外的第二大经费来源,而且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03年起已高居30%以上。在实行成本补偿、收取学费的同时,为了确保向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教育资助,以“奖、助、贷、勤、减、补”为主要内容的资助体系开始建立与逐步完善。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把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为辅的高等教育融资方式写入法律,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历史性跨越。
20世纪80年代开始高等教育融资体制改革所面临重重挑战:政府财政性拨款总量不足、结构不够合理;学费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明显受到抑制;中央专项的转移支付比例过高,人为影响过大,非制度化决策极易导致“寻租”行为;除财政、学费贷款三大主要渠道外的其他经费来源渠道拓展空间有限,最终导致很多高校,主要是地方高校出现债务危机,并且其影响加剧,已经成为威胁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隐患。
高等教育融资体制从单一的经费筹措渠道向多渠道转型,改善了社会资源分布的公平,改变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布,这为高等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高等教育融资机制的建立完善,拓宽了教育融资渠道,也调动了社会各界投资办学的积极性,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在经费的管理和使用上,虽然已经形成多渠道的融资格局,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还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拨款方式,资源利用效率仍旧不高。其次,从对我国近几年的高等教育资金来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虽然近几年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的比例有所增加,但政府投资仍占有重要比重,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还未充分调动。第三,对教育融资行为的监管力度不够,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教育融资行为的监管力度不够。
高等教育融资体制改革中政府投资作用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各级政府的责任和权力的划分,而且还体现在投资的数量和结构以及转变对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等方面。1985年以前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原则,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法采用了“基数加发展”的旧模式,这种经费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基数的确定主观性因素极大。高等学校不仅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积极性。1985年以后高等学校的经费使用实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的原则,赋予了高等学校在资金使用方面的自主权,形成促进学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向“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模式转变,促进了教育经费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高等学校安排经费的主动性、自主性以及经费管理的责任,提高了拨款的透明度和公正性。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特别明确提出进一步确立中央与省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也正式宣布将“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作为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融资体制,即公立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机制,体现了中央进一步简政放权的意图。当前中央应该进一步简政放权,不断下放对地方政府办学和投资的责任,促进公立高等教育办学地方化、社会化,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公立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增加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责任;推进公立高等学校的布局的逐步下移,使地级城市兴办公立高等学校成为现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着实增强公立高等教育供给能力。
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融资对策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实现这个目标财政缺口有几千亿。目前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仍呈紧张状态,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达GDP的4%已经是多方博弈的结果。但程方平等专家认为不论学前教育还是义务教育抑或高等教育都需要大量投入,仅仅4%根本不够用,世界上的教育强国的投入都在7%-8%之间。今天中国教育第一位的问题,是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要动员更多的资源投向教育。
1、确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合理的增长速度
据上文教育经费投入的国际比较分析,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之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额的比例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9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例为87.15%,1995年下降为75.16%,而2000年该指标只有66.58%。可见,我国各级政府在落实教育法规、政策等有关教育投资目标和要求上,还是有拖欠、不到位的地方。国家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国家应该承担起教育投入的主要责任。一般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大小,既可以反映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大小和对教育“努力程度”,又能较准确地反映出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从1998年开始,我国中央政府决定每年增加教育经费2个百分点,并由此带动了部分省区也决定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为实现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但是,这个比例基本上处于一个静态,如果考虑物价上涨指数和新增入学增长速度,那么力度就仍显不够,同时责任仍然不清,教育投入有时还仍然得不到保障。同时我国政府在教育投资上大力倾向高等教育,势必挤占对其他教育类别的投入,尤其是使基础教育资金更加短缺,所以,唯一理性的选择是通过提高教育经费投入的整体水平来强化教育财政的主体地位。所以,政府要探索完善多渠道的财政拨款机制,切实加大教育的投入,力争使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
目前,在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经历了持续至今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幅显著高于GDP增幅的财政扩展期。据财政部的数据,受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1.7%,财政支出增幅高达21.2%;在危机影响尚未消融的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幅跃升至21.3%,财政支出同比增幅达17.4%,两者都远远高于GDP增幅,目前预算内的财政支出规模接近9万亿元。政府是整个教育融资的最后供给者和调节者,这些问题市场是不能解决的,学校更是无能为力,必须依赖于国家的控制和干预才能解决。因为只有国家可以利用税收、赤字、货币发行等高效的资源动员手段,大规模动员各种社会资源,确保战略重点建设所需的物质保证。而学校、企业、市场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却不具备这种能力;只有国家才能统筹兼顾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确保教育适度的超前发展;只有国家才能运用其教育拨款手段直接调节教育发展格局,通过教育投资方面的倾斜政策,根据社会总体需求和国家战略的整体要求,有选择地扩大或限制某类高校和某类专业的招生。因此,中央财政收入能力不能过低,否则用于教育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能力就会受到制约;财政收入要合理快速增长,这对于促进公平分配,确保公共支出的利益不无裨益,最终也将提高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力。当然财政超速走得太远,对经济结构、经济竞争力、财富分配格局都将形成挑战,创建确保对公共利益的考虑压倒对社会私利考虑的制度和程序也很重要。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一比例为20%左右,一般欧洲国家为40%左右。所以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适当高于GDP增速,稳定在20%-25%左右的水平,是比较合适的。
2、合理规避高校贷款的融资风险
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发展历程,我国教育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目前单靠国家教育财政拨款已经无法满足其发展的资金需求,最终导致学校规模的迅速膨胀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矛盾。因此,我国教育从此就走上了依靠国家财政拨款与银行贷款的发展道路。首先,银行有放贷的强烈动机。银行的考虑是:学校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组织,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学校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其活动关系着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有国家作为其强有力的后盾,具有良好的信誉。其次,学校有贷款的现实压力。受社会需求的刺激,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教育都有迫切的扩张冲动,其扩张是在政府投入不足的现实困境中推进的,适当地从银行贷款,解决教育发展资金短缺之需。基于以上原因,教育机构可以实施贷款融资,但是要把握好一个“度”。过量的贷款是对学校发展不利的,多数学校的贷款数额相当巨大,给未来发展埋下了多方面的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和经济风险,从而可能引发学校财务危机。
近年来政府化解教育债务工作备受社会关注,其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目前九年义务教育化解资金已经逐步落实,据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698亿元,完成化债目标任务的67%,有200多万农村债权人受益;高等教育债务化解也已在全国各省份逐步启动,这无疑是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福音。要规避贷款融资风险,当务之急就是要化解教育债务危机,首先,各级政府要强化和完善教育财政的保障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为促进区域教育的协调发展,中央政府应该引导和鼓励各地切实加大地方教育财政投入,这一政策必须加以细化和落实。从2010年起,中央财政建立“以奖代补”机制,对于高等教育生均拨款水平已经达到12000元的省份,在生均拨款水平没有下降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每年给予定额奖励,这一机制应该加大力度;其次,国家要规划政策性银行进入教育贷款融资领域的渠道和方法,通过置换商业银行部分短期贷款的方式,优化学校贷款结构,以此防范贷款风险;第三,学校科学审定发展规划,统筹协调校内教育资源,加强自有资金管理,减少贷款依赖,走科学、内涵发展之路,严格控制新增贷款规模。
3、稳步推进BOT融资
随着高等教育建设进程的加快,为了满足全社会对高等教育日益旺盛的需求,许多高等学校都带有通过建设新校区来拓宽办学空间,增强竞争能力的冲动,但是面临的资金困难是非常大的,对此,BOT(即建设-经营-转让)不失为一种新的有效融资方式。采用BOT模式融资,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其可行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弥补国家教育财政投资的不足问题,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积极引入非官方资本进入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2)高等学校不承担任何风险,投资者承担所有费用,风险由投资者承担,最终学校的固定资产得到增加;(3)投资者可以利用资金获取丰厚利润;(4)高校基础设施项目风险比较小,市场也比较稳定,学生大部分都是现金消费,不会产生呆帐、坏帐及死帐,现金流比较稳定。这些都足以说明在高等教育中运用BOT融资方式是合理的、可行的。
根据BOT方式内涵,其主要优点有:高校扩大资金来源,缓解了国家教育财政的投资压力;高校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以及引进先进教育经验与管理技术,可以促使管理效率与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快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步伐;再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可以把BOT融资模式应用到高校的教学设施、行政设施、教学辅助设施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中来,缓解资金压力,所以,BOT融资方式也将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项目融资的有效途径之一。
4、建立和完善“资本投资式”的助学贷款机制
我国助学贷款机制虽然在不断完善,但是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问题仍然是国家助学贷款推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效控制贷款风险关系到国家助学贷款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不管这种助学贷款风险先由商业银行独自承担,还是后由国家和高校分担的做法都不利于我国助学贷款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国家助学贷款的风险究竟由谁来承担合适呢?当前我们需要在制度层面重新加以规划,形成学生、学校、政府、经办银行等各方共同承担利益与风险的责任格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密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学生毕业后收入的差别很大,因此,以固定金额的贷款资助上大学的青年是有缺陷的,他提出了一项对高等教育进行“资本投资式的”资助计划,主张对学生的资助就是对一个有风险的企业进行投资。对助学贷款设计来讲,就是“买进”某人未来收入的一部分;换言之,如果某人同意在未来的工资中拿出规定的一部分还给政府,政府就可以预付给他上学所需要的资金。风险投资的最基本功能就是风险分散功能,最终风险投资体系提供了助学贷款风险的社会化承担机制。根据教育部统计结果显示:2004-2005学年全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1350万人,其中贫困学生约263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9%,特别困难学生约122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9%,由此可见,我国的助学贷款需求市场足够大,这就确保了进行风险投资的数理基数。
风险投资体系提供了助学贷款的风险社会化承担的机制,它一方面减少了银行所承担的风险程度,提高了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效防止了助学贷款发放过程中的风险向国家过度集中,同时将风险投资引入助学贷款也提高了银行机构助学贷款的积极性,促进贫困大学生的借款动机,从而增进了助学贷款体系的稳健性。当然,在将风险投资引入助学贷款的同时,建立健全国家助学贷款学生个人信息查询系统和个人信用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高校在这一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职责。高校承担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部分与该校毕业学生的还款情况挂钩,高校也应积极协助银行催收贷款责任得到明确,加强了对助学贷款工作的管理,培养了学生诚信意识,新助学贷款政策对违约学生进行了有效的约束,致使学生违约成本加大。国家助学贷款是事关国家培养人才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化解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与教育的财政经费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鉴于我国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同,就业质量不一,继而造成借贷学生还贷能力大小各异这一客观事实,积极稳妥地将风险投资引入我国的助学贷款制度,让从资助还贷能力较强的学生获得的部分利润来弥补因资助还贷能力差的学生所受到的部分亏损,既可大大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也能扩大助学贷款规模,从而实现助学贷款自身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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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融资 篇2
“碎片化时代”下的移动教育
“未来在移动式平台上利用零碎时间学习、情境式和高实时互动性将会是这个领域诉求的重点。”
教育行业是被公认的“钱景”领域，国内权威机构的调查统计表明，全国家庭教育服务方面的消费需求每年至少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粉笔网市场总监帅科表示，教育领域创业的市场机会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教育服务属于刚性需求，是个反经济周期行业，不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越是经济低迷的时候，教育培训行业反而越火爆;其次，这是个长尾市场，整个行业产值很大，有很大的区域性和拓展性。
从理论上看，巨大的用户群与稳定支出使教育行业成为一个金矿。但在教育领域，获得成功上市的大都是线下传统教育巨头，如新东方、学大教育等，纯粹在线互联网教育类公司很少在资本市场上有成就。
VIPABC集团CEO杨正大表示，以前在线教育的模式只是单纯地把线下学习模式下的课表、教材搬上互联网，对所有的学习者进行毫无差异性的单向填鸭式教学，这样的服务在互联网上很容易大量复制，几乎没有门槛。此类型的免费服务不胜枚举，因此，在线教育类的企业很难构建稳定的盈利模式。
移动互联网的到来，让资本开始对移动教育寄予希望。首先是智能化移动终端快速普及，截至底，中国智能手机的保有量为1.3亿部，平板电脑 (PAD)的保有量为3000万台。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称，预计到20底，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将超过5.2亿人次。
从用户需求和行为模式角度看，职业培训需求大增，但人们时间碎片化趋势明显。“未来在移动式平台上的在线学习，利用零碎时间学习、情境式和高实时互动性将会是这个领域诉求的重点。”杨正大告诉记者。
移动教育应用给传统培训教育行业崭新的发展机会。类似英孚教育这样的培训机构，开始将移动应用市场发展成为一条新的产品输出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英孚教育首席技术官EnioOhmaye博士表示：“未来学习的创新将在移动领域。”
移动教育产品尚在摸索期
以社交平台为基础或以单个应用为切入点，沿学习需求链扩展服务的模式是主要产品路径。
目前国内做移动教育类应用的厂商分为三类。一是原本做纸质教材、教辅产品的传统出版社和教育内容策划机构，比如人教社、外研社等等;二是原来在PC 机上做教育培训或儿童教育类软件开发的企业，如VIPABC教育集团、洪恩教育，移动互联网给它们创造了新的机会;三是一些纯互联网背景的工程师团队，他们有技术实力，但在传统教育内容开发方面缺乏经验，比如创新工场投资的乐豚科技等等，
当然，还有很多势单力薄的个人开发者。
从产品形态看，出现了以社交平台为基础的资源对接模式，或以单个应用为切入点逐一沿学习需求链扩展的服务的产品路径。
以“粉笔网”为例，提供的是一个教育培训者和学习者的线上交流平台，推出移动客户端，以类似微博的形式，做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平台，“未来希望学生打开手机客户端就能找到在身边的老师。”帅科告诉记者。
实际上在教育领域，教师资源除了所在的培训学校一直缺乏真正的市场推广渠道，教学水平与风格仅靠口碑传播，这就造成教师与学生信息的不对称。粉笔网的目的就是让老师能得到推广，让学生能找到自己满意的老师。据了解，粉笔网上线后吸引了考研、考公务员、司法考试、出国考试等50多个学科的老师甚至包括新东方的一批名师。
从 PC端教育培训的延伸来看，VIPABC移动化战略则是将真人式互动教学延伸到移动终端。杨正大介绍，在VIPABC在移动式平台上e-Learning的产品策略之一是向碎片式学习的方向发展，并与PC平台上预约式、长时段的课程做区隔并相辅相成。
传统的PC学习行为的各个阶段，包括“预习”“学习”“练习”“复习”等，都有相对应的移动应用程序。每堂10分钟随选即上的短时段课程、个人化且情境式的教材内容推荐，体现了“碎片式学习”的机动性。
除此之外，单一应用的开发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开发者和创业者加入，“云词”“拓词”“百词斩”，以及“深练英语”都从英文单词学习上入手成为用户的辅助学习工具。
盈利难题
在国内市场，用户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应用下载付费习惯。因此，在AppStore上做教育内容开发不挣钱。
虽然“移动互联网生态”是未来趋势，但并未成型，这为当下教育应用产品的开发设置了很多障碍和不确定因素。
杨正大认为，目前看,移动应用的功能都只是在填补主流教育空缺，用户这种移动平台通常做到的是看课，而不是听课。而从基础设施上看，要实现在线移动学习还需要无线带宽、及时互动技术上的完善。
教育类应用尽管在AppStore上获得了大量用户，真正愿意付费的用户却并不多。尤其是在国内市场，用户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应用下载付费习惯。因此，在AppStore上做教育内容开发不挣钱，这是困扰所有开发者的问题。
规模化也是一个挑战，这类应用虽然用户有需求，但是教育应用面对的是跟线下传统教育抢用户，跟线上诸多娱乐应用抢时间的双重挑战。创新意识低，一旦有一个热门应用上线，立刻会有一大批后来者进行模仿，行业初现产品的同质化问题。同质化导致难以规模化，教育应用的生命周期非常短。
利用债券为职业教育融资的思考 篇3
【关键词】债券 融资 准公共产品 职业教育
一、职业教育利用债券融资的现状
债券是一种直接融资工具，债券市场更是是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基石，债券市场为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机构提供筹措资金的便利渠道，更为社会投资者提供低风险的投资工具。从我国2014年债券发行情况来看，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增长最为突出，同比增加38.9%，增长助力直接融资创下历史新高，企业债券融资成本显著降低。{1}
近年来职业教育利用债券融资的规模相对较小，主要是依托政府债券融资，从债券资金的用途看，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12年广东省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券86亿，其中有10亿用于省级职业技术教育示范基地建设，还有财政部代理地方政府发债，资金转贷地方政府，再拨付给职业院校使用，如2009年福建省从债券资金中安排1亿元支持县级职教中心主体学校学生宿舍建设，2010年云南省从75亿债券资金中安排了5.31亿元债券资金用于改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购置相应的教育实训设备，支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2012年，海南省也专门从国债资金中拿出1000万元用于高等职业教育。
2014年，国家出台了关于现代职业教育的两个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我国职业教育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目标，其中指出引导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向职业教育转型，在专业硕士已获得学生与市场的广泛认同的情况下，逐渐构建与调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文件中还指出中央财政的财政转移支付责任与地方政府对当地职业教育体系结构调整与财政投入的责任，也指出社会资本投入职业教育的相关财税优惠政策，以及鼓励发展实习实训设备融资租赁业务，支持营利性职业教育机构通过金融手段和资本市场融资。职业教育多元化经费来源的趋势一目了然，其中以利用金融手段和资本市场融资的经费来源最为缺失，除地方政府以外的其他责任主体未能直接利用债券市场为职业教育融资，在鼓励职业教育利用金融手段与资本市场融资的政策导向下，需要进一步发挥利用债券为职业教育融资的作用。
二、教育债券相关研究概述
（一）国外教育债券融资的情况
发行债券为教育筹资在发达国家已屡见不鲜，其中又以美国最早以及大规模地利用债券为教育融资。《教育大词典》解释：“学校债券，加拿大和美国的某些地区的学校向学生的父母和其他人士筹集贷款来资助学校基本建设费用的债券。在美国此项债券由校务委员会或地方选举人核准发行。”（孟钟剑，2008），主要有：（1）地方政府发行的市政债券通常涵盖教育项目，其一般责任债券（General Obligation Bonds，GOs）可为其管辖的学区筹资。（2）地方政府收入债券为政府拥有的公用事业和准公用事业如专科学校与大学等融资，其收益通常包括宿舍费、学费等，有时也包含了大学院校里一般性资产的筹措，此类债券通常被称为大学债券（College and University Revenue Bonds）。（3）如加州教育设施管理局这样的机构为当地的高校发行债券（Pooled College，University Bonds），此类债券评级视乎资产业务的收入有高有低（Webster， Keeley，2014）。（4）高等学校或高校系统自行发行债券，如Nevada University and Community College System lease revenues bonds，此类债券有资产抵押，保险保障，租赁收入来自于联邦政府在高校内设立研究机构而租用校内建筑与设施，通常信用评级较高（Business Wire，2013）。美国的教育债券有普通债券与免税债券之分，高等教育债券资金主要用于资金周转、偿还当前的其他债务或用于学校大型项目的建设，债券期限通常较长，有20～30年的中长期债券与长期债券，甚至有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耶鲁大学于1996年发行的为期100年的跨世纪债券（石钧，2009）。发达而完善的金融市场是美国的教育机构得以利用债券融资的基础，其债券评级机构如FitchRating已有多年的国内及国际公共财政金融的服务经验，能够对政府、教育机构乃至于非营利性机构发行免税债券进行有效的信用评级以及跟踪评级。
英国高校也有举债融资的举措，兰卡斯特大学曾在1995年为建设体育中心发行了债券，而著名的公立大学剑桥大学在2012年才开始发行债券，发行了价值3.5亿英镑的40年期债券，为新成立的干细胞研究实验室和研究生宿舍提供资金，剑桥债券一发行立刻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国际评级公司穆迪也给出了3A评级。澳洲的两所历史最为悠久的高校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是在2014年才开始进入资本市场，前者通过7年期债券募得2.5亿澳元，后者通过出售4.75%收益的类似债券募得2亿澳元。
（二）我国教育债券融资的理论与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发展主要依靠财政经费，在进行分税制改革后，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尤其是基础建设投资不足，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承受范围之内发行专项教育债券可以缓解经费不足之难题（谢胜强，2003）。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教育被视为具有外溢性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是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有代际效应，发行教育债券更符合公共财政下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与公共产品时期收益原则。教育债券在市场中也符合投资者的社会价值趋向。省级政府应为教育债券的发行主体，在发行的结构、规模、期限等方面，应顾及地方教育的结构与“教育成功”的周期，各地政府应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优化教育债券资金在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例，其中用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和初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的教育债券应设为长期债券，还款年限应为10～20年。而用于高等教育及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债券，期限则可以稍短一些，一般在10年内为宜（程立军，2011）。
随着高校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高等教育债券被许多学者认为是高校融资的新选择。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总体而言不足，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高校的拨款差别巨大，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部分地方高校的发展，而其他的经费来源如银行贷款、学费收入在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弊端（刘新荣，罗毅，2010）。高校利用债券融资的尝试主要在政府债券，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债再进行分配，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显性与隐性的交易成本较高，若高校可以直接发行债券，此两类债券的产品差异性及对投资的要求都有区别：
由有实力的高校或高校联盟自主发债的主要节点被认为是如何对高校进行信用评级，以及债券市场对高校的信息披露与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等要求，这会促使高校与政府、市场的关系进行调整，对高校的治理能力尤其是专业理财能力是较大的挑战，进而自主发行债券的利率、期限结构、资金用途等方面的制度构建才可以与高校的发展需求相符。通过债券融资必须考量风险及其控制，杨继瑞，孟显芮认为发行高等教育债券所面临的风险是债券发行、流通、及偿还等一系列过程中，因为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产生的债券实际收益率降低或债权无法偿还等方面的问题，主要有系统风险如政策风险、购买力风险、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以及非系统风险如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财务风险，通过构建风险控制模型，其结果显示在系统性风险中，利率风险、政策风险的重要度最高，而在非系统性风险中，信用风险、财务风险的重要度最高。另外，国家开发银行已涉足国家助学贷款并以支持创业、就业等方式保障助学贷款业务，尚未在政策性金融债券融资上开展与发展教育基础建设的相关项目。
综上所述，由于教育产品的混合属性，不同层次的教育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有所区别，通过政府债券融资的理论与实践都较为完善，而在高等教育（目前包括了高等职业教育与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段，利用债券融资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存在许多问题，在职业教育进行调整与改革的过程中就需要考虑与市场接轨，无论是人力资源市场还是资本（债券）市场。
三、利用债券为职业教育融资的思考
职业教育经费来源多元，政府、学校、企业、行业、个人通过财政拨款、自筹经费、校企合作、捐赠与缴纳学费等方式投入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开放合作、因地制宜以及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从资金需求来看，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学生资助以及培养培训经费，着力于职业教育服务产业转型与升级、教育公平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职业教育混合产品的属性，其不同的举办与承办主体如政府、学校、职业教育集团等资金需求方在进入债券市场筹资时，部分可以享受政策优惠如财政贴息、补贴或担保乃至于利率优惠、税收减免，可在发行主体的信用基础之上对投资者增加一定的吸引力。
（一）提高政府债券融资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
职业教育有作为地方性公共产品，促进当地的社会发展的作用，通过地方政府债券融资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符合地方政府的支出公平与效率原则，债券市场也能够及时暴露和释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直接或间接对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也形成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根据地方的实际，在当地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适度提高政府债券融资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以政府投入带动职业教育形成良性发展的状态。
（二）扩大职业教育从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中的受益面
如前文所述，我国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可视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已经部分从政策性银行通过发行金融债券融资中收益。政策性银行一般服务于那些对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且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经济效益低、资金回收慢的项目领域，如农业开发、重要基础设施建设、进出口贸易、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开发等领域。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过程中，若产生符合国家政策又在政策性银行项目领域之内的项目，政策性银行丰富的金融债券发行经验以及项目贷款管理经验能让职业教育扩大在金融债券的受益范围。政策性银行具有依托国家信用的优势，项目贷款管理有较强的约束力，也便于接受政策性的财政贴息、补贴、担保等，有利用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保持与政府和市场的合理的关系。
（三）发挥公司（企业）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为职业院校及职业教育集团融资的作用
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在2012年才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试点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为未上市中小微型企业以非公开方式发行的公司债券，要求发行利率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3倍，并且期限在一年（含）以上。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采取备案制发行，交易所在接受备案材料的10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综合平台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交易。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简化了发行流程，不受企业净资产规模的限制，融资规模相对较小，发行周期灵活，对发行的营利要求也较低，因此吸引了民间资本的参与。2014年5月，融资规模仅为200万元的“秦岭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债券”登陆私募债券市场，此举可为同样具有一定产业性质的职业教育吸引社会资本以及把职业教育与金融对接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对于民办职业院校与教育集团而言，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在股权融资与银行信贷之外增加了新的融资方式，对于公办的职业院校与公私合糅的职业教育集团而言，在职业教育集团内部化的市场内形成符合利用中小企业债券融资的实际经营的内核，借助金融纽带促进职业教育集团多元主体之间的战略合作。由于职业教育可以对社会产生正向的外部性影响，的无论是何种性质的职业院校或职业教育集团，都有可能提供带公益性质的职业教育，因而也会受到利率与税收方面的政策影响，起到以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引导资本进入职业教育的机制的积极作用。因此，在职业院校或职业教育集团在发展到一定阶段适时与资本市场接轨，并加强担保增信、信息披露等风险控制机制。
注释
{1}去年我国人民币债券共发行11万亿元.网易新闻.http：//news. 163.com/15/0121/15/AGGASC5E00014AED.htm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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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融资渠道初探 篇4
关键词：高等教育,融资渠道,准公共品,学生贷款
教育是立国之本,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教育。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技术不断发展, 越来越需要高层次的人才。高等教育为我国各行业的建设发展输送人才。中国人向来重视教育, 多数家庭仍以子女能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为梦想。人们普遍认为, 高等教育会为受教育者带来更高薪酬。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品, 对社会对个人都有益, 尤其对个人有益。因此, 不应当只由政府出资, 而应当由各受益方共同出资。
一、高等教育的准公共品性质
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定义是:“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 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纯粹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严格符合萨缪尔森公共产品定义的产品很少, 很多产品只具备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 或者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完全, 这种产品被称为准公共品。
高等教育在学生人数较少的情况下, 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 然而, 高等教育资源是有限的, 当大学学生人数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拥挤, 在这种情况下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大部分大学都实行收费制度, 学生需缴纳学费方可入学, 因而具有排他性。
高等教育既具有公共品的属性, 又具有私人物品的属性, 因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公共品, 而是一种准公共品。总体来说, 高等教育私人物品的属性更为显著, 因而是一种更接近于私人物品的准公共品。
此外, 从外部性的角度来看, 高等教育对个人对社会都有益, 普遍的观点是个人收益大于社会受益。在英国, Dutta等人 (1999) , Greenaway和Haynes (2000) 根据年龄-收入资料, 计算出大学毕业生平均一生要比非大学毕业生多挣41万英镑 (3590142) 。Dutta等人 (1999) 根据1995年收入调查报告分析, 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估计达到17%。
高等教育对社会有很多积极的作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通常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 有更强的自控能力。发展高等教育还有利于减少犯罪, 保持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从经济角度来看, 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非大学毕业生多, 这意味着他们缴纳的税金通常也更多。他们往往更加重视健康, 这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Steel和Sausman (1997) 根据1989-1995年的数据计算出, 在英国, 全体大学毕业生平均起来, 本科学位的回报率为11%。Layard等人 (2002) 采用1997和1998年的劳动力调查估计出职业和学术方面的社会回报率, 认为本科学位的社会回报率为9%。 (David Greenaway and Michelle Haynes:Fund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UK:The Role of Fees and Loans)
二、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
(一) 扩招制度
自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 中国的高等教育繁荣发展。高等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 而逐步向大众型高等教育发展。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30余年, 特别是在1999年以来的10年里, 我国的高等教育迅猛发展。1977年, 高考报考人数570万, 录取27万, 录取比例为29:1。2007年, 计划招生567万人, 录取比例为2:1。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市录取比例为1:0.8。2006年, 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超过2300万, 毛入学率为21%。
1978～2005年, 我国人口规模增长了0.4倍, 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增长了11.5～17.0倍。2006年5月, 教育部发布的《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我国高等学校的入学率从1987年的2%上升到2005年的毛入学率21%, 提前实现预定的发展计划, 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从在校生人数来看, 1978～2005年, 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直线上升, 增长了17倍以上。2005年, 我国每10万人口高校平均在校生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613。
以上的数据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社会需要更多的高级商务人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社会需要更多的科研人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需要更多的管理人才。高等教育受教育者人数的增加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的进步。
(二) 收费制度
在学费制度上, 我国的高等教育最初试行公费制, 后转向公费自费并存的“双轨制”, 进而“并轨”, 实行自费制。
1989年开始的大学收费制度规定每学年的学费一律200元。1994年以前, 高校对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 毕业后统一分配。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本由政府教育经费承担。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 一律提高学费。高校每学年的学费逐年显著增加, 超过2000元。1997年“全面并轨”后, 大学学费一直在每年3000元上下浮动。1999年以后, 高校又连续三年扩招, 平均每年学费由1999年的3000元到2000年猛涨为4200元, 并继续不断攀升。
(三) 高等教育的不足之处
1. 高等教育供给不足
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已有较大发展, 但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加拿大、芬兰、韩国等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50%, 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80%。从每10万人口大学生数来看, 1990年加拿大为7195, 美国为5485, 法国为2839, 均高于我国2005年每10万人口高校 (包括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 平均在校生数1613的水平。
我国居民对教育机会渴求也非常强烈。在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对北京、天津、广州的1000名学生家长进行的问卷调查中, 71%的家长表示大学学费再高也愿意让子女上大学。我国高等教育目前的供给仍无法满足广大家长和学生的需求。
我国高校师资缺乏。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我国高等教育生师比由1995年的8.90:1连续上升到2002年的19.0:1 (2002年后略有下降, 2003年为17.0:1, 2004年为16.2:1, 2005年为16.85:1) 。生师比在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4.0:1, 在发展中国家为13.5:1, 世界平均水平为13.8:1。与此相比, 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师比非常高, 这大大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
这些数据表明目前高等教育的供给还没有满足受教育者和社会的需求。因此, 政府应当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 并鼓励私人投资高等教育, 增加高等教育的供给, 为学生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教育机会。
2. 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不合理
高等教育的第二个不足是供给结构不合理。高等教育在本专科比例方面和学科设置方面都不够合理, 在层次、科类专业和提供机会与数量等方面比例关系也不协调。
我国高等教育的本、专科结构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甚吻合。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专科层次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 但专科生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1995年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比例为34.49:65.51, 而在1999年则变为44.63:55.37, 专科在校生的比重下降了10.14%。2005年专科在校生的比重比1995年下降了19.96%。本科毕业生的数量不断增加, 而他们的就业机会却变得越来越少, 导致了许多大学生毕业就面临着失业的困扰, 甚至有些大学本科毕业生在毕业之后为了就业又开始学习专科课程。
在学科设置方面, 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与社会的需求也不吻合。我国高等教育目前的情况是农学、法学、经济学、力学、医学、哲学等学科的在校生比重总体偏低, 而一些热门专业的学生人数过多。据《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 2009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是工学, 最低的是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等;本科最热门10个专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半年后的失业人数竟占本科毕业生总失业数的1/3。结果是社会需要的人才短缺, 而供过于求的专业的毕业生会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这导致了我国人才结构性失调, 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 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此外, 我国高等教育中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管理成本过高, 学校管理体制缺乏活力, 行政管理人员过多造成低效率;部分高校规模仍然偏小, 影响办学的整体效益;办学模式缺乏创新, 难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类型人员对教育的需求, 特别是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网络教育方面发展缓慢。
综上所述, 我国高等教育目前的情况是, 随着扩招的进行, 高等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方向发展。虽然学生和家长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仍然高于供给能力, 但是就目前的大学生就业情况而言, 当务之急不是继续扩招, 而是调整专业设置, 提高教育质量。此外, 扩招造成高等学校生师比不断提高, 学校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因此, 一方面需要采取适当的融资政策, 扩大融资渠道, 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就目前的可用资本而言, 应当充分利用这部分资金, 提高资金利用率。我国高等教育另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学费高涨。如何使学生和家长, 特别是贫困生能够承受高昂的学费是一个难题。
三、可供采取的融资方案
要确定融资方案, 必须首先确定这些方案政策要达到何种目标。宏观效率目标研究的是投入高等教育的资源总量, 即高等学校的规模。微观效率研究的是高等教育资源总量如何在教学和科研之间分配, 如何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之间分配, 研究产出的质量和三个主要参与者的需求:学生、企业和政府。
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了大众化阶段, 从宏观来看, 高等学校的规模并不急需扩大。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帮助家境贫困的学生支付高昂的学费, 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 以及如何扩大融资渠道, 获得私人资金投入。
高等教育对社会 (政府) 、学生都是有益的, 根据“谁受益, 谁付款”的原则, 高等教育的成本应当由政府和学生两者进行分摊。
就社会而言, 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外部性, 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因此政府应当出资。就学生而言, 高等教育对私人的益处大于对社会的益处, 是比较倾向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 学生更是应当承担一部分成本。
来自政府的融资方式包括政府直接拨款、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发放教育券和以其他方式提供资助。学校获得的资金除了学生的学费, 还包括学校科研项目、校办企业等获得的资金。学生通过支付学费的方式提供资金。除此之外, 还应当扩大高等教育的私人融资, 鼓励私人购买教育债券或投资兴办教育机构。
(一) 政府直接拨款
在这种模式下, 资源通常是将税款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支付给高等学校, 学生只交很少的学费或者免费就学。这是欧洲大陆普遍采取的模式。我国曾经采取这种模式, 但随着连年扩招, 政府已经无力支付巨额的高等教育开支。但目前政府拨款仍是高等教育收入的重要部分。由于高等教育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政府仍然应当继续扶持高等教育, 尤其是一些社会需要而学生不愿报考的学科专业。
(二) 教育券
教育券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55年提出的。最简单的模式是, 政府将税款以教育券的形式发给学生, 学生将教育券支付给自己选择的学校, 这样就把税款支持和学校自负盈亏结合起来, 而无须中央计划。学生人数多的学校得到的资金就会相应地多些, 这些学校的发展就会更快。反之, 吸引学生人数少的学校得到的资金就会少些, 这些学校的发展就会比较缓慢, 甚至破产。这种方式既不增加政府和学生的经济负担, 又能促进学校间的竞争, 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但另一方面, 教育券引起的学校间的竞争可能会造成大学生考试成绩的虚高, 还有一部分国计民生不可或缺但又缺乏就业前景的学校和专业 (如考古类) 因为无人问津而面临破产的危险。
根据教育券的接受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冯晓霞教授将教育券分为“无排富性”和“排富性”两种。前一种是向受教育者提供同等面额的教育券, 无论其贫富;后一种是只向低收入者提供教育券形式的补助。“排富性”教育券扶助弱势群体, 同时又将有限的政府资金用于迫切希望接受高等教育而无力支付的人群, 有利于社会福利。
根据教育券的接受学校, 还可将教育券分为“非导向型”和“导向型”两种。“非导向型”教育券是无论学科专业, 向学生提供同等面额的教育券。而“导向型”教育券则根据学科专业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以及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 将教育券分为不同面额, 重点扶持社会不可或缺而学生不愿报考的学校和专业。这样既有利于推进竞争机制, 提高教学质量, 又有利于扶持一些学校和专业。
教育券可以有各种分配形式, 适当的限制条件可以调节竞争的程度, 并可以根据学科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异。虽然教育券有其弱点, 但若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善加利用, 仍不失为解决我国高等教育资金利用效率低这一问题的良策。
(三) 政府提供的学生贷款
如果得不到补助的话, 学生还可以进行贷款。有一种补助性贷款同时具备贷款和隐性补助的性质:资助的款项一部分来自学生自身, 另一部分来自纳税人 (如果是政府支付补助的话) 。事实上, 大多数国家的贷款都有补助, 有时补助额度还相当大。
1. 贷款方式
理想的公共贷款应当对所有学生开放, 因而可以使更多学生受益。具体的还贷方式包括:固定月还款额和按收入比例还款。固定月还款额是在固定的期限内, 每期偿还固定金额。其优点是管理成本低。可是, 申请贷款的学生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这会减少学生申请贷款的热情, 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按收入比例还款是借款人按照未来年收入的一定比例还款, 这就使得还款期具有弹性。以这种方式还款, 即使借款人未来的工资收入很低, 他们也不必为了偿还贷款而发愁, 因为他们可以延长还款期。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借款申请人的风险。不足之处是虽然将资金贷出很容易, 但回收资金会耗费巨额的管理成本, 而且一些隐性收入无法核查。
2. 贷款利率
在贷款利率方面, 各国的做法各不相同。在英国, 学生贷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相等, 即学生贷款的实际利率为零。而政府借款时, 却要支付正的实际利率。这样一来, 政府每提供100元的学生贷款, 就要给学生补贴30～35元, 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1999年新西兰对所有在校大学生实行名义利率为零的学生贷款制度。结果是政府每提供100元的学生贷款, 只能收回77元。这一贷款制度导致获取贷款的学生人数增加, 有些学生甚至还利用学生贷款套利, 以获取私人利益。政府的贷款制度并没有有效地利用政府资源。荷兰、瑞典和匈牙利的学生贷款按实际利率收取利息。因为这种贷款制度是按照收入比例还贷的, 所以较高的利率并不会增加学生毕业后的月还款金额, 只会使还款期限延长。这种贷款政策不会给政府带来大量财政压力。这种方法值得我国借鉴。
3. 还款拖欠问题
学生贷款在很多国家都是通过税收渠道收回的。然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性很高, 对于移民到国外的劳动力无法通过征税的方式收回贷款, 这样会造成移民贷款的拖欠问题。而在英国, 即使贷款人离开英国国境也不能免除还贷义务, 移民贷款的拖欠问题就不严重。为了使贷款制度切实有效, 就必须有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和明晰的管辖权。具体的贷款制度如下。
确定借款人。一旦借款人 (学生) 获得贷款, 就必须建立起身份确认记录。借款人需要提供与贷款相关的信息, 如其就读学校, 其父母的收入情况的信息。相关部门应当对其提供的信息进行核实, 确保信息真实可靠。在借款人毕业之后, 对其地址和其他相关情况进行追踪。记录贷款具体内容, 收取还款。确认借款人可以获取的贷款规模, 记录贷款金额等信息。向借款人收取还款, 必要时与税务局联络。向身在国外的借款人收取还款。追缴拖欠款项。记录已还款情况, 计算未清偿余额, 当贷款还清后停止收取还款。
(四) 私人部门提供的学生贷款
完全的私人贷款虽然可以使一部分家庭没有支付能力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但是私人贷款要求学生有家长的担保, 并提供房产等有价值的物品作为抵押。家庭非常贫困的学生很难利用这种贷款方式。为了确保贷款能迅速偿还, 每一期的还款额就会非常大;而在借款人收入较低的情况下, 就需要建立延迟还款的制度。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家庭资金紧张的状况, 但是仍然给学生和家长带来沉重的还贷负担。
(五) 奖学金和助学金
奖学金是对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给予的奖励。助学金是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的补助。这两种资助形式既可以由政府拨款, 也可以由私人部门支付。企业或组织通过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六) 其他各种以物代款的资助方式
比如通过资助食、住、行来减少日常开销。住宿费可以通过学生住在自己家里而节省下来, 或者由政府或学校提供优惠待遇。
四、结论
综上所述, 可供采纳的高等教育融资渠道包括:政府直接拨款、教育券、政府提供的学生贷款、私人部门提供的学生贷款、奖学金和助学金、以及其他各种以物代款的资助方式。由于具体情况的复杂性, 单一的融资渠道并不能解决问题, 而应当将这些融资渠道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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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融资 篇5
网产品趋势
未来互联网的更多机会会在“互联网+”的产业升级和融合上，只有充分竞争后的产业新物种，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颠覆者。
最近K12在线教育平台三好网正式宣布完成本年度第二次融资，此次A轮融资由清科资本领投，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更亲自出任三好网董事，青桐资本担任本轮融资的独家财务顾问。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3月份三好网刚刚完成7500万人民币Pre-A轮融资。此次A轮融资，前期的投资人全部跟投。
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
在线教育浪潮退后真正的“剩者”
关于在线教育领域，子超在两年前并不看好，并在2014年的8月写了《杨子超：中国互联网的在线教育格局》，随后又在2015年的1月写了《中国的在线教育是一个伪命题》。其实那段时间正是在线教育和K12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大街小巷的创投圈都在谈在线教育。两年过去了，貌似在线教育领域安静了许多，而三好网的一年两次融资，让K12在线教育又重新回归了大家的视野。
互联网的世界，每三个月就会诞生一个新的概念，当概念诞生之后，会有一大批创业者涌入这个领域，其中不乏大公司的进入和资本的助推。有泡沫的地方说明了这个领域确实火爆，泡沫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泡沫破了之后即市场充分竞争之后，会留下两到三家成为这个行业的垄断者，这就是大部分投资机构赌的事情，谁都希望成为最后的两到三家之一。
而K12的在线教育就是这样的，两年的时间，梯子网的创始人小龙女也早早地退出了这个领域。同一时期，O2O领域白热化的还有外卖市场，BAT里选择送外卖的都不想干了，更别说他们对在线教育的耐心了。这两年的时间，K12在线教育也经历了O2O、“互联网+”、万物互联和直播等一个又一个概念的洗礼。很多互联网的淘金者迷失了方向，消失在大众创业之中。当潮水退去，很多人都喜欢看谁在裸泳，因为这些更有爆料。而子超认为真正的剩者，真正生存下来的模式才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三好网脱颖而出的几大核心要素
不管是马云在云栖大会上倡导的“新零售”还是“互联网+”的产业融合都在传达一个声音，就是线上要回归线下。很多拥有丰富的互联网经验的团队总是觉得自己代表最先进的变革力，并不重视传统产业的核心服务，最终也因为无法切入到核心服务而导致商业模式的崩盘。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三好网为什么能够在K12在线教育领域中脱颖而出？
1、三好网的创始人及核心团队出身于教育行业
三好网创始人何强
三好网的创始人何强长期耕耘教育产业，在传统教育领域做到巨人教育集团副总裁的职位，对教育行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知。比如当你经过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何强的脑海里会下意识地计算出，如果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教育培训机构，每天会有多少学生来上课，整月流水会是多少，是否可以抵消掉当月的人员开销等问题，这是他做教育十多年所养成的行业直觉。
另外团队的核心成员也都是出身于教育行业，在执行层面也没有存在认知的偏差，整体上对教育的各个节点的本质理解和服务都有一套完整的标准。例如，三好网针对加入自己平台的老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师资历认证体系。子超认为一个专业的团队组成可以让一个公司少走很多弯路，也会给竞争对手树立起一道很难逾越的壁垒。
2、产品通过互联网最大还原了1V1教育的场景 三好网通过“软硬结合”的直播平台，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人们在线下真实的1V1教育场景。这种场景基本上通过直播的表达方式完成，而直播是最有效的让学生、家长和老师三方都满意的交流方式。让学生和老师能够真正地面对面交流，对于学生和老师而言，有效的降低了时间和线下资源的浪费，对于家长来说，整个教学过程全程透明，也省去了家长对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顾虑和接送成本。
子超经常讲互联网产品的诞生一定要满足人们生活的场景，场景不能再造，一定是人们生活习惯的补充和延续，产品如果能够优化和改进人们现有的生活场景，那么也就是一款真正的成功的产品。最初的一批做在线教育的，基本上就是简单地把学校的课本复制，但却不考虑虽然把课本搬到了线上或者手机APP，但真实的场景下学生用什么工具看书都是一样的，有了手机也许还会花时间玩游戏和上网呢。
3、极其重视课程的服务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在三好网的平台上教师的筛选分为多个纬度，人气、评论数、价格和智能排序，而且还有特色推荐。每一位教师的价位都是不一样的，不仅解决了家长和学生对老师的个性化筛选，也让老师对自己的教学服务有了更多的平台监督和激励标准。老师和学生的相互打分，也更加促进了老师教学的生动性和学生听课的互动性，也进一步拉近了老师和学生的距离，当成为朋友，上课的效果会更加高效。
其实让子超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三好网在产品的技术层面的投入也非常重视，特别是致力于P.G.O.T（个性化目标导学保障学习系统）自适应学习引擎的深度研发，获得了教育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可。学生在平台上可以对自己进行学习的评估测试，通过测试后三好网可以初步掌握了学生自身的知识结构、经验和能力。三好网通过学生的需求，用大数据算法智能匹配出符合学生的老师。另外，在此基础上三好网建立了“七维一体”深度服务保障体系，多重保障学生的在线听课效果。
4、拥有自建优质教师社群与自营自媒体矩阵
何强认为由于传统教育产业有先天的结构性缺陷，而互联网的很多属性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结构性缺陷。比如三好网的教师帮俱乐部，现在已经感召了几十万的教师加入了。每周线下有很多教师邦俱乐部的各种形式的教研，帮助更多的教师自己开课，自己当校长，同时每一个老师还有自己的三好合伙人计划，把推广费用最大化的分给每一个老师。子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共享经济呀，最近的自行车共享经济都弱爆了。除了自建社群和合伙人计划，三好网还自营了自己的自媒体矩阵。在三好网建立之初，市场部只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运营自媒体。而且三好网60%的用户是来自自营的自媒体矩阵。通过自媒体矩阵，三好网获取用户的的成本只有几百块钱，是同行业的五分之一，基本上是线上和线下教育最低的，没有之一。其实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三好网是通过大屏授课，小屏是碎片化的，可以更好地做一些有价值的自媒体营销。
三好网留给创业者们的启发和思路
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一个好的场景刚需，再加上创始人对行业的理解和强执行力的销售团队，这就是三好网的核心竞争力。其实这一句话的总结，对于很多创业公司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九死一生的。“互联网+”垂直产业的核心在于当互联网进入这个产业，随后将这个领域的资源、地域和用户进行深度的优化和匹配，让企业能够达到指数级别的增长，而非传统企业的线性增长。那么三好网给创业者们带来了哪些启发和思路？
1、三好网的在线教育市场仅仅切入了K12领域
三好网的产品形态和盈利模式标志着在线教育领域的发展模式逐渐成熟，目前三好网切入的是K12领域，随后还有更多的垂直教育细分市场可以切入。整体上教育产业是一块大蛋糕，一旦有成功且成熟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出现，相信随后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这个行业将彻底被洗牌。子超认为要想切入在线教育的细分领域，首先需要拥有像何强这样在教育一线的创始人才行，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好网会沉淀出更多的用户数据，本身用户也会伴随着成长而成为更有消费能力的群体，这也是三好网平台的价值所在。
2、三好网产品场景的本质是1V1的场景表达
三好网创始人何强认为目前K12是最符合1V1在线教育的领域，这个领域用户也更容易付费。子超认为三好网1V1场景表达的产品也可以用在更多的领域。私密但需要复杂的交流的场景，除了见面交流，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是VR和AR，这些目前短期内根本无法普及。最深度的交流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如果这套产品K12在线教育可以使用，相信可以满足更深度的学习和交流。比如，应用到心理医生的咨询领域，当然也可以说心理咨询本质上也是一种教育。
3、三好网的软硬产品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直播领域
《王者荣耀》同时在线突破4000万
今年的直播非常火爆，而且在年初出现了千播大战，这样的大战本身还是依托直播的本质，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让随时直播成为了一种可能性，而制约随时直播的因素也只剩下流量的限制了，前不久腾讯的实时竞技手游《王者荣耀》同时在线突破4000万人，很多人随时随地一有时间就会玩一局。相信只要内容不错，大家还是愿意为流量付费的。
而三好网软硬结合的产品打破了人们对手机直播APP的认知束缚，原来直播还有更广阔的硬件载体。万物互联时代，三好网的软硬结合也许只是直播形态跨出的第一步，但却是万物互联的一次真正跨界融合。
4、做“互联网+”垂直产业未来的门槛会更高
子超在文章《“互联网+”取代O2O将成为2016最大风口》中提到未来的“互联网+”将是70%在线下，30%在线上，“互联网+”将会更加垂直下沉。而三好网真正诠释了传统教育出身的团队也依然可以做出更有跨界性的产品，而且这些互联网部分的产品与技术真正做到了互联网化，而非简单的搭建一个平台这么简单。所以子超觉得未来做“互联网+”垂直产业的门槛将会越来越高，也许未来真的是五五开，即50%在线下，50%在线上，而且对于“互联网+”传统的深度融合，才是未来真正的机遇。
三好网产品场景的打造值得直播、VR和AI借鉴
前些日子周鸿祎谈了对人工智能的一些看法，子超认为本质上表达了不管是AI还是什么高科技，一定要落地，一定要结合人们的生活场景。在子超看来不管是直播、VR、还是AI，只是一种全新的表达形式，只是有些是互动性真实性更强，有些是沉浸式全景式更强，有些在智能化算法上更接近于人们想得到的表达而已。如果这些新的表达能够结合人们的生活场景，也就是需要找一个真正的刚需产品落地，否则这些新的表达方式依然没有卵用。子超其实一直是推荐微创新的，通过现有的已验证的产品，融入进直播、VR和AI等新的表达方式，最起码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产品。
三好网的产品场景的打造，从本质上更加诠释了周鸿祎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三好网把直播、智能硬件、手机、大数据等互联网的部分和教育、社群、共享经济等线下部分完美地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物种，这种结合才是更高的产品境界。
高等教育融资 篇6
10月26日，在2016中国高等教育创新大会上，慧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方业昌博士正式宣布完成C轮融资，慧科集团估值超过50亿元人民币；同时成立教育生态创投平台“慧科资本”，其管理的首期基金规模为5亿元人民币，由慧科和华软金宏等知名教育投资机构共同出资成立。该基金将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帮扶并汇集一批专注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具有良好成长性和发展前景的优质企业，为高校、大学生及在职从业人员持续提供全方位、多维度、分层次的优质综合教育服务。
慧科一直致力于培育共享教育生态所发挥的旺盛生命力。慧科从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体系建设出发，以中国高等教育作为切入点，以职业教育作为导向，打通了从教育入口到出口的全链条，在夯实线下教育服务的同时又积极布局线上教育，实现全国1500所高校的覆盖，构建出被充分验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教育O2O生态系统。慧科创业前三年的1.0阶段，践行共享经济模式，夯实线下教育基础；自2013年起布局在线教育，探索多维模式，并完成了2000万美金的A轮融资，成就“自主创业、创新驱动、资本助力”的慧科2.0阶段；自2015年五周年获得3亿人民币B轮融资到C轮融资的这一年，慧科则完成通过“创并合一、双轮驱动”战略并购布局职业教育的3.0阶段。在过去的一年中，慧科连续并购了“无限互联”、“莱茵教育”、“美好学院”等优秀职业教育培训企业，并在互联网从业者学习平台“开课吧”的资源统筹下完善了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双轮驱动的全产业链教育生态。在并购的基础上，慧科还通过战略投资完成了对光合派、天麦文化、面包求职、轻课等为大学生提供服务的平台的投资来满足大学生创业、就业辅导以及英语学习的需求；而对于大学毕业后的职场人尤其是互联网从业者的再学习需求，则通过投资极客邦科技（InfoQ中国）、馒头商学院等专注技术和产品、新媒体营销的社群和在线教育平台来实现；作为教育生态链的支撑，慧科还完成了对专注教育行业的视频直播服务商“布卡互动”的投资以及基于PPT录制工具的知识分享平台“自由坊”的并购，两者与慧科旗下数字在线教育内容制作服务商“课工厂”以及联合HTC、学堂在线合资组建的VR教育公司“威爱教育”优势互补，将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全产业链提供完整的信息化支撑和源源不断的精品数字内容进而构建“人人为师、人人为生”的知识共享平台。
慧科完成C轮融资特别是“慧科资本”的成立，以及首期5亿元人民币教育生态基金的发布，标志着慧科正式进入了“创并投三位一体、三驾马车并进”的共享教育生态的4.0阶段。依靠慧科旗下慧科教育、高校邦、开课吧、课工厂等主体业务，通过“慧科资本”的资本杠杆，慧科将聚合生态成员企业在管理、技术、教学运营上的经验与专长，在师资、教研、课程内容、在线平台开发、线上线下综合教学运营以及营销推广等层面共享资源，协同上下游产业链生态资源创造新的价值链，打造共生性开放生态平台，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营造更为健康和可持续的共享教育生态，为学习者开启立体化学习新时代。
作为2016中国高等教育创新大会的主办方，方业昌表示，从打造涵盖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开放共享、生机繁荣的慧科教育共享生态，到ULOOP平台的开放所彰显出的强大的连横合纵能力及规模聚集效应，再到“慧科资本”及其基金的成立，慧科一直在秉承教育的情怀与使命，不断在“互联网+”带来大变革、大发展、大融合下的结构调整过程中，探索共享经济模式，汇聚教育资源，助力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创新在中国生长出内生力量，逐步实现教育大繁荣。
我国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的创新 篇7
一、高校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
1.高校财政拨款未达法定标准。
目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 世界平均为7%, 其中发达国家为9%, 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但我国2002年是3.41%, 2003年3.28%, 2004年2.79%, 2005年2.82%[1] , 从来没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在2000年达到4%”的标准。2003年尽管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总量比上年有所增长, 但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却比上年分别下降了0.08和0.04个百分点。高校财政拨款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大多数高校办学经费不足。
2.政府扩招但未匹配投资。
1999年, 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其中提出到2010年,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3%, 即2005年到2010年的6年时间内, 平均每年增加在校生约100万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 (试行) 》关于综合性院校的合格标准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5000元、生均教学行政用房14平方米、生均宿舍6.5平方米、生均图书100册、百名学生配备教学用计算机10台、百名学生配备多媒体教室和语音教室7个座位等。对照这些要求, 每增招一个学生就需要增加投入近2.5万元。因此, 每年增加在校生100万人所对应的投入, 最少也需250亿元。在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并未随招生规模的扩大而同比例增加的情况下, 高校背负了巨额债务。
3.财政拨款生均教育经费下滑。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9年~2005年) 的数据计算, 我国普通高校的学生规模增加了2.3倍, 而同期财政拨款仅增加了1.4倍, 高校的总收入也仅增加了1.8倍, 生均教育经费下滑。其中, 生均财政经费由1998年的10492元降至2003年的7586元, 生均总教育经费由16157元降至15833元。
4.财政性教育经费事权与财权分离。
具体体现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教育事业, 财政部门负责教育事业经费拨款, 政府计划部门负责教育基建投资。目前, 教育事业费属于“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类”中的“款”级, 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属于“基本建设费类”中的文教费“款”级。国家预算首先在“类”级支出中分配, 然后依次在“款”“项”“目”级中进行再分配, 教育经费是国家预算第二次分配。由于教育经费预算等级较低, 教育的事权属教育部门, 教育的财权属财政与计划部门, 教育的事权与财权相分离, 导致高校事业越发展、资金越紧张。
5.高校筹资渠道单一。
目前, 尽管我国高校在多渠道筹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相对于实际需要规模仍然偏小。例如, 在吸引社会捐赠方面, 虽然在很多高校诸如英东楼、逸夫馆等已赫然耸立, 但数量不多, 而且绝大部分是由港澳富商捐赠。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 真正由内地企业家捐赠的较少。另外, 对于本校历届毕业生, 我国众多高校也缺乏长期联系, 从而丧失了大部分极具潜力的捐赠主体。
二、创新我国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的对策
社会产品按其受益范围来看, 分为公共产品、混合产品和私人产品。高等教育属于混合产品。因为它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非竞争性, 或者由于它的竞争性不完全, 因而由市场提供受到制约。另外, 受教育者通过接受高等教育, 一方面满足了自身的一种高层次精神消费, 另一方面学到了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是一种内部效益, 为受教育者个人所拥有。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短缺, 上大学竞争之激烈, 在所有消费产品和服务中都较为突出。从这个角度分析, 高等教育产品又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高等教育属于混合产品的性质, 因而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采用公共提供与市场提供相结合的方式, 决定其经费供给应该依照混合产品的规律来满足[2] 。据此, 可以从以下方面创新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融资体制:
1.提高拨款比例, 改革拨款体制。
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中具有重要作用, 主要体现在政府既不能“越位”, 也不能“缺位”。就提高拨款比例而言:一是继续贯彻“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方案, 二是政府承诺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三是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的60%由政府拨款承担。就改革拨款体制而言:一是成立国家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二是按照每年高校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 分地区核定拨款标准;三是实行中央、省、市三级财政负担机制。
2.实行加权学费制。
高等教育首先是一种个人投资行为, 这种投资有着明显的回报率。英国学者研究的结果是:大学投资回报率约为14%[3] 。既然大学教育有如此之高的回报率, 大学生本人理应承担部分教育成本。应承担多少学费标准, 我们认为学费标准过低违背公平原则, 学费过高又超过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支付能力。因此, 要根据“利益获得”和“能力支付”原则, 在科学测定高等教育成本的基础上, 建立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不同高校性质的学费收费标准, 实行加权学费制。同时, 政府的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应具有一定的弹性, 给予高校根据市场原则适当调增、调减的自主权, 并加强政府对各高校收费标准监控力度。
3.发行教育债券。
根据我国的现实, 政府应该制定各种激励政策吸引和鼓励民间资本投向高等教育。据统计, 截至2007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72534亿元, 有着巨大的发掘空间。债券融资是指学校按照法定程序发行债券并承诺于指定日期还本付息的一种筹资方式。首先, 债券融资有利于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因为一般情况下, 债券的持有人只有按期收取本息的权利而无参与管理的权利。其次, 债券的利息是从公司税前利润中支付的, 具有税盾效应, 因此债券筹资方式成本相对较低。1999年国家安排国债资金14.7亿元, 为承担扩招任务的普通高校改善了办学条件。在美国, 1995年发行债券的高等院校已经达到160所, 债券总额达26.7亿美元。1996年, 发行债券的学校又增加到189所, 债券总额达到41.4亿美元。债券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债券;一种是免税债券。债券偿还期分中长期和长期两种。中长期在25~30年间, 利息在5%~6%之间。基于我国政府的实践, 借鉴美国政府的经验, 政府应鼓励高校发行教育债券, 解决高校在发展中的经费紧张问题。
4.试行股票融资。
高等教育可按教育有限公司和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进行股份制探索。通过教育有限公司和教育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进行融资。试行股票融资, 为学校募集教育发展资金。在当前情况下, 这一方式还存在种种困难, 例如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民间对教育股票的反应等。但是, 综观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历程以及我国教育市场的发展现状, 走教育集团化之路并公开发行股票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高校也可以尝试注册成立一项基金, 然后选定特定的看涨项目作为融资项目到资本市场募集基金, 并参与证券一级市场的申购和配售。
5.开放政策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是在政府支持下实施特定的政策并在特定范围内所进行的融资活动, 不以营利为目的, 旨在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其运行机制中, 既有资金来源方面财政无偿拨付的性质, 又有资金运用方面银行有偿借贷的性质。高等教育显然会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并起着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因而政策性金融机构有理由予以支持。具体支持的方式是, 将各个地方高校的商业银行贷款转为财政性借款, 由财政接管, 并将现有高校贷款按照各个高校的偿还能力, 确定8~20年的还款期, 制订一个奖罚分明的还款办法, 以便给地方高校一个喘息机会、储备发展的后劲。
6.成立教育银行。
我国在1994相继成立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我国建立政策性银行的目的是: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 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 并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构建奠定良好的框架。成立教育银行可以集中现有高等教育机构的资金, 以现有高校的数量与资金规模完全可以实现良性运作。另外, 教育银行对高校的贷款申请、资金使用制订更加严格的程序和更加广泛的评审标准, 对高校资产进行更加科学的管理。
7.谋划多元化策略。
一是校企联合。校企联合指利用高校的科技优势和企业的资金实力开展校企合作。具体有三种形式: (1) 企业提供资金委托高校培养人才和进行科研开发等, 高校依靠自身教学与科研优势为企业提供服务; (2) 双方共同出资, 风险和利益共担; (3) 合作建设大学科技园区, 依托高校科研、人才密集的优势, 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以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二是BOT融资。BOT即“建设—经营—移交”的简称。具体实施步骤为:高校提供土地, 与项目公司签订基础设施建设合同;由项目公司融资建设学生公寓、食堂等经营性设施;投资方通过经营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 回收投资;合同期满, 高校收回设施所有权。三是TOT融资。TOT是“移交—经营—移交”的简称。这作为一种引入社会资金的方式有非常好的前景, 具体做法是:双方在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后, 把已经投产运行的基础设施项目移交给对方经营若干年, 一次性融得一笔资金, 用于建设新的基础设施项目;特许经营期满后, 合作方再把该设施无偿移交给高校。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 积极采用BOT、TOT方式发展直接融资, 对加快高等教育发展尤为必要。
8.吸纳社会捐赠。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 辅之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但目前我国高校社会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少数高校设立了董事会、校友会、基金会, 但接受社会捐赠面窄量少。社会捐赠尤其是校友捐赠已成为促进西方各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富裕, 国民素质提高,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 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必将成为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应切实做好社会捐赠工作。一是树立向社会募捐集资的意识, 并主动设立诸如“优秀学业金”、“爱心扶贫金”、“创业资助金”、“就业录用金”、“公司奖学金”等项目吸引社会捐赠。二是高校应开拓思路, 建立受社会各界欢迎的各种形式的董事会、校友会、家长会、基金会, 结识一批社会贤达人士。三是高校应建立专门机构, 加强宣传与管理, 充分发挥社会捐资助学的作用。
9.改革助学贷款。
随着大学收费制度的改革, 学费拖欠问题日益凸显, 中西部一些地方性高校尤为严重, 沿海地区高校来自中西部的学生欠费现象也很普遍, 有的欠费率达30%。为了贫困生有机会上学, 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应改革目前的助学贷款制度。一是借鉴日本的做法, 不断创建各种助学贷款制度。日本奖学金制度多种多样, 有政府和民间团体设置的, 也有地方和全国性组织团体设立的, 其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 且有政府出资实施的育英奖学金制度是构成日本高等教育助学贷款制度的主流。二是借鉴英国的“按收入比例还款的助学贷款”制度。该制度规定, 从2006年起, 大学毕业生在年收入超过15000英镑后, 开始还助学贷款的本息, 每年还款的金额相当于年收入的9%。如果毕业生失业或年收入经常低于15000英镑, 到65岁时, 政府将为他核销所欠贷款。
10.实施公办民助。
实施公办民助是指利用民间资本参与学校建设,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高校办学的积极性。这类模式的典型是建立公办民助的二级学院。这类学院在投资建设方面要求必须由社会力量投入, 执行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 但在管理方面如师资、课程设置以及文凭发放上都要依托母体高校。这种模式有利于解决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来源问题 , 借社会资本举办高等教育可以促进高教大发展。同时, 由于公立高校在教学方面比较规范, 也有利于帮助二级学院提升教学质量。从各国高校融资改革的实践看, 尽管改革起点、力度和内容不尽相同, 但依照高等教育产业特点实行法人治理, 并将高校由单纯的政府投资转变为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多渠道投资办学的发展模式, 已成为世界各国高校融资体制发展的共同趋势。
参考文献
[1]我国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十几年从未达标.先锋教育网, 2007-10-23.
[2]张仿松·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改革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J].广东社会科学, 2008, (2) .
教育债券——高校融资新选择 篇8
一、高校现有资金来源方式及其局限性
1. 政府拨款。
政府的财政拨款一直以来占高校经费来源的主导地位, 其绝对数每年都不断增长, 但其在高校总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 政府拨款的生均高等教育经费也在逐年减少。研究显示:2006年中国高校总经费中, 政府投入仅占42.6%, 非政府投入占57.4%;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 政府投入占79%, 非政府投入为21%;部分非OECD国家, 政府投入占64%, 非政府投入占36%。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政府拨款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总体教育经费的投入始终不足, 教育支出占GDP比重2000年为2.61%、2005年为2.79%、2007年为3.32%, 4%的目标始终未能如期实现, 高等教育经费更显紧张。
2. 学费收入。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免费教育阶段 (1949~1977年) 、收费“双轨制”形成阶段 (1978~1992年) 以及高等教育全面收费、实行成本补偿阶段 (1992年至今) , 学费收入已经成为高校除财政拨款外的第二大资金来源。但华师大心理应用中心对高等教育收费现状进行的调查显示, 占总数71.6%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收费太贵;许多学者和媒体也纷纷发表意见, 声讨高等教育收费。而且根据《大学周刊》的调查, 目前多数高校的学生欠费率超过20%, 个别高校老生的欠费率甚至超过50%。同时根据200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的规定, 在今后五年, 各级各类学校的收费标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 一律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 即五年内高等学校的学费、住宿费都不能调整。由此可见, 现阶段很难通过进一步提高普通高等教育收费来扩大高校资金来源。
3. 银行贷款。
伴随高校扩招后在校生规模的急剧增长, 有限的国家财政预算拨款增量和学费增量无法满足高校的资金需求, 特别是基本设施建设等刚性需求, 向银行借贷就成为我国各高校的必然选择。但是, 银行贷款在帮助高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高校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 2007年下半年的金融紧缩政策更是让各高校一直很容易操作的“借新还旧”变得困难起来, 特别是不属于国家“211工程”系列的地方高校首当其冲, 一方面生源竞争逐步显现, 另一方面银行出于风险控制考虑严控对非国家重点高校的贷款。此时, 各高校利用短期贷款建设长期项目的弊端显露无遗, 利用银行贷款征地扩建的校区、体育馆、学生公寓等基础设施刚刚投入使用, 付息都很勉强, 根本无法还本。一旦银行不续贷, 很多高校的资金链就会断裂, 高校破产将不再是传说。
4. 高校其他社会化融资。
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获得的捐赠、公益性教育基金、股权投入等社会资金非常少, 主要原因是缺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相比而言, 国外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社会化融资极为重视。以美国为例:在1999~2000年两个财政年度, 其公立大学捐赠和基金收入超过5%, 而私立大学更是超过14%。美国的捐赠除了文化传统等因素外, 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实行了鼓励捐赠的政策。美国联邦所得税法规定, 个人捐赠不仅可以从所得中扣除, 还可以实行一定的免税, 如短期收益所得捐赠免税金额以个人所得的5%为限, 长期收益所得捐赠免税金额以当年所得的30%为限, 当年捐赠超过限额部分可以在未来5年内递延申报, 将财产捐赠给学校免征遗产税等。因此, 我国高等教育在吸纳社会投资、捐赠、为社会服务等方面有很大提升空间, 目前亟须完善鼓励企业和公民的教育捐赠方面的税收政策, 以及发布扶持公益性教育基金和信托基金发展的政策, 同时鼓励股权投入、联合办学、捐助等社会资本更好进入高等教育领域, 以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多元化投入。
二、教育债券融资优势
相对于“银行贷款”这一高校目前最主要的社会化融资方式而言, 债券融资具有以下优势:
1. 融资成本较低。
一般而言, 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债券利率会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根据财政部公告, 2009年6月17日, 我国在银行间市场招标发行了280亿元10年期国债, 最终中标利率为3.09%, 而同期银行5年以上贷款利率5.94%;同时2009年我国还发行了1 000多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 其中甘肃省政府债券实际发行面值65亿元, 山西省政府债券实际发行面值53亿元, 这两期债券期限3年, 经投标确定的票面年利率为1.76%, 而相对应的三年期银行贷款利率为5.4%。由此可见, 以政府信用为担保, 采用发行债券方式进行高等教育的社会化融资, 其成本优势明显。
2. 融资规模可控。
目前, 政府很难大幅增加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或对学生收费, 而高校又确实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满足扩招后的刚性建设需求, 因此申请银行贷款成为高校融资的最便捷选择。但目前各商业银行各自的风险评价、业绩考核体系等存在差异, 对各高校贷款需求的审批标准也不尽相同, 造成高校整体贷款规模控制处于无序状态。而利用债券融资方式可以从源头上控制高等教育债券的发行规模, 确保目前高等教育投入不因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整而改变。今后随着人口高峰的转移, 也可以通过调整高等教育债券的发行规模来控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水平。
3. 融资期限可控。
我国高校目前急需大量资金进行基本建设, 其建设周期长, 收益期一般都延续几十年。而银行从风险控制考虑很少办理三年以上中长期贷款, 由此形成了高校以短期贷款建设长期项目的普遍现状, 对银行贷款有极大依赖性。而通过发行中长期教育债券可以有效满足高校中长期项目的资金需求。以美国为例, 其长期教育债券一般期限为25~30年, 而耶鲁大学甚至在1996年发行“跨世纪债券”, 为一百年到期的教育债券。
4. 融资风险较小。
银行作为高校贷款的提供者, 在市场流动性充裕、国家实行较宽松货币政策时, 往往不顾高校实际需求, 鼓励高校多贷款或给予高校极高的授信额度, 造成高校资金流动的虚假繁荣, 一旦市场流动性偏紧、国家宏观调控从严时, 银行往往立刻收紧对高校的贷款额度, 极易造成高校资金链断裂。相反, 根据高校建设项目实际需求发行教育债券可以很好地控制流动性风险。
另外,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 高等教育债券具备收益率高、风险小的特点, 适应社会民众和机构的投资需求, 会对社会民众和机构产生较大的吸引力。而且, 教育事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的提升, 都将使投资者对高等教育债券有较强信任感, 从而提高投资的积极性。
三、高等教育债券融资的模式选择
1. 国家高等教育专项国债。
实际上近年来国家也从财政发行国债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相当于发行了高等教育债券, 只不过没有专门运作。1999年中央直接安排国债切块资金14.7亿元, 另外地方财政安排配套资金37.7亿元, 为承担扩招任务的普通高校改善了办学条件。国债项目的建设, 有效地缓解了高校办学条件的紧张局面, 推进了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进程, 为扩大招生创造了条件。针对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 从2000年起, 国家还开始用国债资金支持西部地区每省重点建设一所大学。项目覆盖了西部12省 (区、市) 以及新疆兵团、湘西、恩施、延边三州的25所地方和中央部属高校, 累计投入国债资金13.66亿元 (含高校扩招国债资金6 600万元) 。但由于在发行国债时并没有明确国债的用途, 其用于高等教育的比例难以得到充分保证。因此, 国家应该通过发行高等教育专项国债来缓解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长期不足的矛盾。
2. 地方高等教育专项债券。
地方政府债券也被称为市政债券, 其收入列入地方政府预算, 由地方政府安排调度。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出现财政赤字, 亦不允许发行债券。但中央政府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规划要求地方财政投入资金配合。至2009年1月, 地方政府公布配套投资计划总额已经高达18万亿元, 财政压力突显。2009年中央财政将代发2 000亿元左右的地方政府债券, 以增强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和扩大政府投资的能力。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券中还没有专门划定教育支出, 但我国绝大部分高校属于地方高校, 其投入主要靠地方财政承担, 和教育部直属高校相比资金更为匮乏。因此, 有必要利用当前中央代发“地方政府债券”的契机, 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发行地方高等教育专项债券, 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3. 特色高校独立发行债券。
国外的高等教育债券发展已相当成熟, 而且规模呈上升趋势。美国1993年发行高等教育债券总额13.8亿美元;1995年发行债券的高校约160所, 发行规模26.7亿元;1996年发行债券的高校增加到189所, 发债规模达到41.4亿美元;1998年, 美国高等教育债券规模为155亿美元;2001年, 美国教育债券总额更是达到187亿美元。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发行教育债券的做法, 允许某些有条件的高校在债券市场上自行发行教育债券, 为学校的长期发展筹集资金。这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而且有助于激励高校的管理者更加有效、合理地使用所筹集到的资金, 改善学校的内部财务管理, 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综上所述, 当今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 随着我国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 其资金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因此不能仅仅依靠财政拨款、学费收入和银行信贷资金。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发行高等教育债券将能够有效缓解高校目前的资金压力, 分散融资风险, 使我国高等教育获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注】本文系省财政课题“国库集中收付下高等教育财务管理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分析了高校现有资金来源方式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教育债券具有的融资优势, 并对我国高等教育债券融资的模式选择作了探讨。
关键词：高校融资,教育债券,资金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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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市场融资渠道探讨 篇9
1 寻求政府财政以外的筹资渠道
我国高等教育已迈入大众化阶段, 就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来看, 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公共资金, 还需要发展私立教育部门, 推动私立高校的建立和发展。发行债券是市场经济中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社会经济组织筹措资金的有效形式。
(1) 国际经验表明, 除通过一般性财政收入支持教育外, 各国政府还通过教育类税和教育非税收入等其他渠道专门为教育筹集资金。教育类税包括政府专门开征的教育税, 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开征的财产税和销售税。非税收入包括:土地及其他资源收益、债券、彩票等。此外, 私人捐赠不仅仅为教育事业提供资金支持, 还起着促进体制和机制改革, 引导公共资金流向的作用, 为教育提供更加稳定的财政支持。统筹使用土地及其他资源类收益等非税收入, 并在适当时机将非税收入纳入国家一般性财政收入, 进而为教育提供更为充足的财政资金。发行教育债券, 解决教育资本性支出。建立更加规范的教育彩票制度。鼓励私人捐赠。
(2) 设立专门的教育税。在我国新的收支分类中, 教育税包括专项收入和政府基金, 专项收入主要是教育费附加收入和地方教育附加收入。教育附加是在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的基础上“附加”征收的。值得注意的是, 2009年, 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 会导致教育附加收入的减少。可以考虑加强法律性和约束性, 将教育附加直接命名为“教育税”, 设定适当的税率, 加大征收力度, 使其专门用于公共教育支出的税种的地位更加巩固。发行教育债券。在物质资本投资里头可以采用债券的方式融资, 而在公共教育支出方面尽可能少用债券收入。在我国发行教育债券面临三个难题:从国际上来看, 教育债券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发行;修改的预算法如果允许地方发行教育债券, 那么如果地方依赖中央政府买单, 是否会出现债务规模迅速扩大的局面。如果由地方政府发行教育债券, 在“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现实政策情境下, 如何保障教育债券收入用于教育领域, 而不被挪作他用。
2 发行高等教育产业投资基金
高等教育产业是国家重点扶持、优先发展的基础产业, 而且高等教育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确实非常突出, 产业投资基金为高等教育产业融资提供了一个新型工具。而且, 高等教育产业投资周期长、经营相对稳定、市场前景广阔、经营风险较小, 也比较适合作为基金的投资对象。高等教育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行可以从基金的种类、组织形式、发行方式、收益分配及退出机制等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1) 基金的种类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风险投资型基金, 另一种是教育发展基金。高等院校的校办产业, 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 风险比较大, 收益率也比较高, 属于风险型投资。而投资于高等学校本身的基金属于一种稳健型的投资, 比较适合于稳健型的投资者参与。对校办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与一般的风险投资没有明显的差别, 因此, 可由一般风险投资基金来承担投资任务。而作为专门服务于教育发展的产业投资基金, 通过建立教育发展基金 (或称为教育投资基金) 的形式即可。
(2) 教育产业基金宜采取公司型、封闭式组织形式。
教育投资基金组应建成公司型是为了能够以法人资本的形式加入被投资学校的所有者行列, 参与这些学校的经营管理。教育投资基金应组建成封闭式基金主要是因为学校办学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而封闭式基金恰恰具有比较稳定的特点。考虑到学校的投资回收期一般较长, 有可能达到10年左右, 所以, 可以把封闭期定位在15-20年, 以保证学校的运行和发展。在发行方式选择上, 教育投资基金可采用公募与私募相结合的方式。公募部分主要针对社会上的个人投资者, 私募部分主要针对养老基金、企业等机构投资者。教育投资基金定位于稳健的产业投资基金, 它以低风险吸引投资者。
(3) 基金收益分配和基金退出机制。
基金封闭期内, 由所投资的学校在每年的办学结余中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提取资金作为基金收益进行分配。为了能够吸引投资者, 用作基金收益的结余提取比例必须事先进行详细测算, 可将总收益率在控制于略高于国债收益率的水平上。基金退出机制是教育产业投资基金融资运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和难点所在。教育投资基金必须建立完善的退出通道, 保障投资者进出自由。为此, 需要创造基金融资的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 建立基金的发行、管理、交易中心, 建设与之配套的交易市场, 使基金的退出通道更加顺畅。如果不能实现及时退出, 将影响继续投资。 高等教育债券利率的确定, 不能低于物价上涨率, 低于物价上涨率将使债券实际利率变成负值, 从而会失去购买者。同时, 高等教育债券利率要高于银行存款利率, 如果低于银行存款利率, 投资者就会进行储蓄, 而不购买债券。教育资产证券化融资渠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资产证券化特点的会计和税收制度, 不利于资产证券化的实际操作和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督。同时, 运作中缺乏权威的中介机构, 如资产评估机构, 也难以满足发行资产证券的需要。教育投资基金融资渠道在运行过程中要求学校必须进行盈利核算, 而盈利的多少必须按照权责发生制会计原则进行核算。但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会计核算执行的是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采用收付实现制, 所形成的事实负债也不在总帐中反映。因此, 发展教育投资基金要求高等院校会计模式进行转换。
3 提倡建立高校捐赠基金
与会者普遍赞成社会捐赠是一种需要给予政策扶持的、大有作为的教育筹资方式, 应当加强研究和实践, 使之有效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会者重点就高校基金会的筹资能力和设立捐赠配比基金进行了探讨, 并有法学专家就完善捐赠法律法规进行了专门分析。
目前, 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模式中, 政府财政资金起主导作用, 学生和家庭缴费是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 学校和教师通过科研、培训等方式创收也发挥重要作用。教育捐赠作为另一种教育筹资方式, 有利于减轻高等教育对公共资金的过度依赖, 缓解学生和家庭的学费压力, 促进高等教育筹资多元化和高等教育发展。虽然我国高校教育捐赠与发达国家相比数量较少、比重较小、地位较低, 但是教育捐赠的出现已带来了我国高校筹资的新格局, 初显在高校建设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中的重要补充作用。
实际上, 现今公私之间界限日益模糊, 纯粹的公营学校和纯粹的私营学校都较少。常见的情形是:一方面, 公立学校中有私营的成份, 包括自负盈亏课程、成人教育分部、私营的二级学院、在外国开办的离岸分校以及附属产业部门、一些竞争性拨款的项目、日常运营本身的一些商业行为等;另一方面, 私立学校同样拥有公共资金支持的项目, 包括私立学校可以争取公共部门的科研经费, 其学生可以获得公共资金提供的助学金等。除了发展私立高校, 私营部门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方式还包括学生家长为学生支付的学费、项目赞助、委托项目、研究成果出售、服务创收、捐赠和赞助等。另外,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筹资方式, 比如债券、彩票、招股等。从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转变和其发展的资源策略来看, 公共资金只是教育所需社会资源中的较小部分, 只有调动起能够支持教育发展的所有资源, 包括公共资金和私营部门资金, 才能共同支撑起一个规模庞大的、由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共同构成的高等教育体系。
摘要：随着高等院校扩招对资金需求的不断增加, 国家财政拨款占高等教育经费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 使得普通高等院校的资金日趋紧张。实践表明,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教育体制的不断深化, 我国高等院校必将主动参与市场融资, 拓宽融资渠道, 为高校自身的持续发展筹集所需资金。
关键词：高等院校,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1]许志昂.略谈高校融资渠道的优化[J].财会月刊, 2006, (10) .
高等教育融资 篇10
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活动的本质特征,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技能型人才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培养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校企合作教育被各国教育界和经济界所推崇。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探索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全面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从此可以看出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重视。
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有机结合,双方对合作办学的参与程度事关校企合作的成败。尽管有学者从企业角度出发对参与校企合作进行了战略意义层面的分析,也有学者从高等职业院校出发对校企合作的成功模式及其经验进行了诠释,但却很少有从投融资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校企合作培养技能型人才的目标是明确的,但针对校企合作尚需出台明确的政策规定,让企业能够真正参与到高等职业教育中来。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的尴尬局面,导致这种状况内在的原因在于教师教科研水平有待提高、办学条件的局限等;外在的原因在于企业(集团)在讲求效益和回报的现实情况下,企业(集团)的决策和投资在未知的或得不偿失的项目上非常谨慎[1]。企业的两个显著特征是自主经营和追求利润,这两个特征决定了企业的选择只应是缘于自身现实的利益需要。从短期来看,企业更多的是将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长期来看,会将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因此,要想解决这种尴尬局面,首要解决的是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短期利益问题,利益解决一方面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需要高等职业院校积极利用学校的现有资源给参与合作的企业的实际利益,让出自身的短期利益,而寻求高等职业教育的长期发展。从投融资视角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问题,有利于解决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所寻求的短期利益,进而能够形成企业积极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良好局面。
1 国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综述
1.1 德国的“双元制”模式
德国职业教育中最具特色并成为其核心部分的是“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指的是企业(通常是私营的)与非全日制职业学校(通常是公立的)合作进行的职业教育的模式[2]。主要特点有:企业在校企合作中承担主要作用;学生具有双重身份;教师由学校专职教师和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共同组成;学生参加两种考试获取多种证书等。
德国的企业普遍热衷于参加校企合作,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企业普遍认为参与校企合作是一项回报丰厚的对企业未来的投资;第二,能够取得职业培训资格是企业实力和能力的体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形象;第三,德国的法律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有强制规定,并提供相应的支持;第四,德国有重视教育投资和技能人才的文化和历史[3]。
1.2 美国的校企合作
美国的合作教育是一种以学校为主的合作教育,其目的在于通过把课堂学习和相关领域中生产性的工作经验结合起来,发展学生的职业能力、社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特点有:合作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战略得到学校的正式确认,在校企合作中,学校发挥主导作用;美国的校企合作多是以工作项目的方式开展,校企合作部的项目协调人发挥主要作用;全面的管理和服务;实施方式多样等[3]。美国政府为了推动校企合作,一方面制定了很多相关的法律,完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成立专门的合作教育委员会,降低校企之间联络沟通的困难。
1.3 英国的“三明治”模式
英国的“三明治”模式将中学毕业生招进企业,然后采取企业实际技能训练与各类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交替进行的方式,为企业和社会培训合格的技术工人,即用一种工读交替的所谓“三明治课程”或“三明治计划”来密切企业与职业学院的合作[4]。英国的校企合作能得以顺利实施,一方面有政府的财政和政策的积极支持,企业全程参与,有完善的法规和合作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建立工业训练协会,使企业与学院的合作规范化和统一化。
1.4 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
这是一种由澳大利亚政府直接经营和管理,提供全国性的职业技术进行教育和培训的教育体系。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制定全国统一的TAFE标准,推行国家能力标准体系,TAFE每年提供上百种课程,这些课程以就业市场为导向,不只是理论的学习,更注重实践操作技能,使学生毕业时就能上岗位就业[5]。主要特点有:行业与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密切合作,全程参与;结合学生实际,开展教学活动,注重实践教学;拥有深厚专业背景的“双师型”师资队伍等。成功源于政行企校的共同努力。政府明确自身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一是观念定位,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而不是作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二是注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资源整合,三是选择合适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行业和企业将提高劳动者技能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政府激励下,积极参与校企合作;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找准定位,办出特色,吸引行业企业共同培养技能型人才。
2 目前国内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根据具体的培养方式来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高教学会产学研合作教育分会主编的《必由之路———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操作指南》一书收录了我国高职院校九种产学合作教育的模式: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2+l”模式、“学工交替”模式、全方位合作教育模式、“实训-科研-就业”模式、双定生模式、校企双向介入模式、结合地方经济全面合作模式、以企业为主的合作办学模式。每一种模式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在此不做一一分析,以下从政府、企业和高等职业院校三个主体来分析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2.1 政府深知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重要性,但配套政策不够
虽然我国政府和高职院校都高度重视高职教育的校企合作,从国务院、教育部乃至地方教育部门,都积极引导高职院校开展校企合作,但还没有制定相关配套政策[6]。从国家和地方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可以看出,校企合作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式的目标是明确的,校企合作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是不可缺少的,需要大力发展的。从政府层面来看,解决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途径主要有:强制性的制度改革,利用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必须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诱致性的制度改革,利用相应的利益激励,吸引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不论是强制性还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其结果都会导致企业真正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从而形成高等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局面。然而目前这两方面的制度改革都不够具体,首先,目前的《职业教育法》关于校企合作在以下方面是缺乏的,主要有参与主体及其法律关系、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校企合作的保障措施和行业协会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规定等。其次,缺少校企合作专门法律来界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内涵、明确校企合作的具体形式、明确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主体资格和明确校企双方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等。再者,缺少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对于校企合作方面实施好的企业缺少利益补偿机制,为了给于合理的利益补偿,在此还得构建合理评价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指标体系等。
2.2 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热情不高
企业的两个显著特征是自主经营和追求利润,这两个特征决定了企业的选择只应是缘于自身现实的利益需要。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可能获得的利益主要有:一是技术,包括处于技术前沿的突破性、领先的技术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二是人才,包括高等学校的研究力量和优秀的毕业生;三是声誉,通过校企合作,一方面在学生和老师中获得不错的好评,另一方面引起政府对其重视和宣传;四是政策优惠,如用地优惠、信贷发放、税收减免等。
为了获得技术和人才,企业更愿意和一流高校合作,它们有更好的资源和研究力量,能够为其提供所需的技术。我国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下,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如果在没有特色情况下,确实难以引起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趣。企业在与高等职业院校这种浅层合作中,基本上是一种生产性投入,市场驱动下的人才高流动性使企业参与的行为没有实现预期的价值,且付出的生产成本、管理成本难以得到有效补偿,社会声誉也没有实质性的提高[7]。这种利益回报的落差,势必导致校企合作中的“学校热、企业冷”的尴尬局面。
2.3 高等职业院校迫于压力积极开拓校企合作新模式,但换位思考不够
高等职业院校参与校企合作的利益通常表现为:一是促进毕业生就业;二是得到企业的经费赞助,如科研费、咨询费、劳务费、助学金等;三是表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立场,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四是为学校课题申报、教学评估、升格评优、项目检查等,准备和累积支撑材料等[8]。从此可以看出,高等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多数是迫于学生就业、教学评估等压力而实施的,合作形式多是和企业之间签署没有多少约束力的校企合作框架协议,能不能真正合作下去,很大程度上依靠组织者与企业领导之间的私人感情及人脉关系。合作形式也限于组成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对专业建设提供咨询建议,接收学生顶岗实习,捐赠实习设备等,企业没有真正融入办学主体。开展校企合作办学的思路不够开阔。主要表现为:一是合作企业选择上,主要是原有行业企业圈子中,偏好大中型企业,忽略庞大的小企业,因为与小企业合作成本高;二是以自我为中心,从功利的角度审视对方,视对方为实现自身利益的一个适用工具,对企业方考虑不够;三是制度革新不够,更多的教学形式、教学制度属于因循守旧,例如教学学期安排不够灵活,只有部分专业做到适合企业发展规律,采用“旺进淡出”模式;四是没有充分利用好校内的经营资源,更多的经营资源是承包给个人,没有能将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引入到校园中来,因为这些资源可以给学校带来一定收入,然而正是这部分资源对于企业来说才是现实的利益,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完成,符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3 基于投融资视角的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构建
国外成功的校企合作模式所基于的条件是企业有足够动力参与,而在我国现行情况下,基于劳动力过剩前提下,要想让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必须要让其获得现实利益,否则,难以真正解决校企合作。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实施必然是一个渐进式的,不可能一纸文件就能将所有问题解决,当前校企合作阶段应该属于利益驱动型的,既然是利益驱动型,那就得寻找校企双赢点,共同获取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己方利益,企业与学校双方只有将对方视为影响自身利益的重要合作伙伴,就能全方位地、深入地考虑对方的需要。那么什么可以作为纽带来连接学校和企业,既能让企业获益,又能让学校受益,从目前来看,资本应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从高等职业院校来看,办学需要投入,需要去筹集资金;从企业角度来看,有一定的闲置资金或投资资金可以用于投入高等职业教育,并实现自己投资的合理回报。以下来分析如何通过投融资来实现利益驱动型的校企合作。
3.1 BOT模式
BOT模式是指授予项目投资方建设新项目的特许权,由项目投资方负责项目的融资、建造和运营,整个特许期内投资方通过项目运营获得利润,偿还债务。特许期满后,项目将无偿地移交给授权方。
教育服务业具有可竞争性。基于可竞争性理论,高等职业院校可以选用不同的融资模式,借以降低财务成本。高等职业院校在新校区建设或者涉及经营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学术交流中心、招待所、医院、体育场馆、科技园区的建设在难以筹集到建设资金的情况下等均可采用BOT模式来建设。在新校区建设中,有成功的案例借鉴。南开大学在深圳建金融工程学院即采用了BOT项目融资方式。
3.2 TOT模式
TOT模式是指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将建设好的项目的一定期限的产权或经营权,有偿转让给投资人,由其进行运营管理,投资人在约定的期限内通过经营收回全部投资并得到合理的回报,双方合约期满之后,投资人再将该项目交还政府部门或原企业的一种融资方式。在此,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借鉴该模式来对已经建成的具有经营性质的项目,例如学生公寓、超市、食堂等转让给企业,由企业来进行运营,合约期满之后,企业再将该项目交还高等职业院校。从目前来看,高等职业院校具有经营性质的项目,一部分是自己来管理,另一部分是承包给个人,这样从管理理念、模式、水平等方面都比较欠缺,而应通过TOT模式引入具有先进管理理念和较高管理水平的企业。TOT模式对企业可能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是以现存的基础设施项目基础,使企业与项目的建设完全割裂开来。避免了建设期间的风险,降低了企业资本的进入壁垒。
3.3 金融租赁模式
金融租赁模式是指与租赁资产所有权相关的风险与收益在租赁业务发生时,由出租方转移至承租方的一种租赁方式。金融租赁作为一种新型的借贷资本形式,是将融资与融物合为一体,成为一种既包涵商品信贷又提供资金信贷的独特的信用方式。通俗讲,金融租赁即是“不求物归我所有,只求物归我所用”。通常的做法是先由出租人(租赁公司)按照承租人的要求去购买指定的设备,承租人租入设备,从事生产经营,创造出新的产品,取得货币收入后,承租人再以租金的形式向出租人偿还租金和利息。
金融租赁基本形式有:直接租赁、转租赁、售后回租、杠杆租赁和厂商租赁等。金融租赁是学校解决教学、实验实训设备不足的有效途径。
总体来看,利用上述投融资模式对于高等职业院校发展能具有如下的优势:一是有利于校企合作的深度开展,在上述模式中引入企业时,就得事先明确校企合作是实现这些模式的前提,企业在获得现实利益前提下,会注重和高等职业院校将校企合作向更深方向发展,以期获得双赢;二是为高等职业院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一条思路;三是为高等职业院校筹集发展资金增加一条路径,有利于存量资产的盘活等。
4 结论
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道路,是企业发展壮大的现实诉求,也是实现校企双赢的有效途径。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中的突出问题,亟待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深化认识,为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改革路径应是渐进式的,利益驱动型是校企合作的初始形态,是一种表层合作;智慧互补型是校企合作的过渡形态,是一种中层合作;而价值认同型则是校企合作的高级形态,是一种深层合作[8]。只有初始形态合作解决之后,才能进一步进行中层和深层合作。这也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政府、企业、高等职业院校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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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做融资的也很难 篇11
国家颁发了“36条”之后，去年又出台了“新36条”。民营经济可以冲破融资、资本市场的禁区，为什么政策不能落实到底？政府不是一直呼吁社会各界一起来解决、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吗？周汉笑笑说，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已是尽人所知。殊不知，我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免费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更难，难在连自己企业的经营业务都不能公开亮出，好不尴尬!
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周汉说，“融道网·中国融资渠道”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门从事金融信息服务业的互联网企业，主要致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信息类服务，在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搭建精准便捷的融资对接沟通平台。其实，周汉在同济大学攻读的是建筑材料与工程专业。在十几年的融资经历中，他发现，解决了中国50％的税收、60％的GDP、75％的城镇人口就业的中小企业，在融资市场上却处于一个绝对弱势的地位。他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中小企业信用差、抗风险能力弱，而是信息不对称，银行与企业间的对接渠道不通畅。所以他和他的伙伴们就创设了这样一个平台，希望凭自己的努力，助推中小企业的发展。
那么，怎样才能为这些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周汉分析认为，一方面，对金融机构来说，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大客户、大项目的业务拓展渠道不同，他们具有地域上的分散性和贷款“短、小、频、急”的特点。另一方面，针对金融机构某一具体的业务人员，他可能熟悉或擅长某几个行业、业态和信贷产品，但由于其业务渠道有限和营销方式单一，他们无法大量地推广和规模化地开展自己熟悉的业务。通俗地说，也就是金融机构缺乏便利的、低成本的、高效率的、能够批量获得自己目标客户的渠道，这直接影响了金融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再回到中小企业这边说，他们急需融资，但他们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全面了解具体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难以有针对性地找到真正了解其行业特点和融资需求的金融机构业务人员，这就造成了融资过程成本极高、成功率极低的状况，也就是“融资难”。因此，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畅通融资渠道是关键因素之一。
谈到什么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矛盾时，周汉说，企业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及其日益增长的融资贷款需求，与企业和金融机构两者之间落后的融资沟通渠道，这是其中的主要矛盾。企业与金融机构从开始接洽，到沟通、考察、谈判再到放贷，这个过程的对接不精准，周期太长，成本过高，成功率非常低。这就是融资难的具体表现。
针对传统融资渠道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融道网”利用互联网这一平台，搭建了一个融资供求信息高效率、低成本的平台，沟通了银企对接的渠道。截至2011年6月底，已经有100多家银行在“融道网”注册，其中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等五大行，以及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渣打、花旗等外资银行。此外，小贷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在“融道网”注册并发布信贷信息。注册会员总共超过11000人，其中银行信贷员达4200多人。大量融资机构及其业务人员入驻“融道网”，这就使中小企业不必再一家一家地去跑银行，他们只要上网键入关键字搜索，就可以精准地筛选出最符合自己需求的银行贷款产品和服务人员，并对贷款金额、利率、担保条件等进行比较，优中选优。中小企业还可以在第一时间拨打“融道网”提供的400热线电话，直接联系熟悉自己所属行业的银行信贷员，找到“最懂你的人”，从而大大减少了“跑贷款”的时间和精力成本。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融道网”是靠向金融机构收取广告费、信息服务费等维持自己的运营，而中小企业获得“融道网”的服务，却是完全免费的。
促进金融业服务提升
周汉说，除了便捷中小企业之外，对于银行来说，“融道网”则提供了一个高效、低成本、批量化的业务渠道。同样的，银行的信贷员也无需像以前那样盲无目的地“跑街”找客户，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中小企业在“融道网”发布自己的融资需求，银行信贷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大批量开拓自己所熟悉的业务，提高业务的成功率。“融道网”的出现，将传统的“金融机构挑客户”转变为“客户挑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面对的不再是金融机构，而是金融机构业务人员。这改变了中小企业在金融机构面前所处的传统弱势地位。这种状况的改变，使被中小企业选中的银行业务人员更了解那些企业或行业，因此他们可以写出高质量的贷审报告，由此也使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另一方面，如果某一信贷员服务水平欠佳，他们有可能随时被中小企业炒鱿鱼换掉。
周汉告诉我，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信贷员在服务中小企业的过程中也发现，虽然中小企业规模小，融资额度较小，然而对他们来说，银行具有议价能力较强（贷款利率较高）、衍生业务多、客户群庞大、客户忠诚度高的特点，即使在最容易被人诟病的风险问题上，坏账率也并不高。尤其是在目前银行准备金率创下了21.5％纪录，银行贷款额度减少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业务更是银行提高利润率和业绩水平的最好途径。
可以说，“融道网”在客观上还推动了金融业内部的竞争和市场化进程，改变了银行的信贷结构，促进了金融业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社会总融资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提升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业水平、另外，“融道网”立足上海，但服务的是全国的中小企业，这也大大增强了上海金融服务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公益平台获得社会认可
左手牵着中小企业，右手拉着金融机构，就像同时托着两个朋友，“融道网”让银企双赢。“融道网”自2010年6月正式上线以来，短时间内就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2010年8月6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会长王新奎莅临”融道网“参观指导，对“融道网”“融资渠道创新”、“破解融资难”给予高度肯定，称“融道网”是典型的“服务提供方式创新”。
2010年9月，市政府办公厅对“融道网”进行了调研。调研报告称，“融道网创新融资平台有助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融道网融资平台有助于提升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业水平”，“融道网融资平台有助于增强上海金融辐射力和影响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
周汉说，由于我们这个平台的公益性和对中小企业服务融资的直接促进性，“融道网”已经成为上海市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各项实事的主力合作伙伴，成为上海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中唯一的中小企业融资公共服务平台、上海市小企业（贸易发展）服务中心“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指定网络平台、浦东新区团委青年创业合作平台、“奉贤金融网”合作融资信息平台、宝山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网唯一合作伙伴等。“融道网”还承办了2010年上海市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解读暨服务机构交流会”，主办了2011 “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业企业家高峰论坛”，并参与浦东金融局、上海银行银政合作项目（投入2亿资金，建立银政风险共担机制，引导中小企业融资新增50亿元），还参与编写了上海市经信委主编的《2011上海中小企业融资指引》。
我们获悉，作为“融道网”的CEO，周汉不仅在第一财经电视《谁来一起午餐》中获胜，他的论文《融资B2C（BANK TO CUSTOMER）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还在《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渣打银行主办的“2010 预言与奇迹—中国最具成长性新锐企业奖评选”活动中获最佳征文奖，并当选上海市信息服务行业协会金融信息服务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浦东青联委员。
融资难，
免费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更难
周汉和他的伙伴们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使银企双赢，并获得社会认可，应该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他忽然感慨：“融资难，免费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更难。”此话怎讲？原来，这样大好的事情还面临着“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局面。
周汉说，首先是公司名称上不能出现“金融”、“融资”、“贷款”等字样，这样一来，公司“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性质就难以充分体现，业务开拓受到很大限制。其次是营业执照上不能写明真正的营业范围。“融道网”的业务就是搭建融资贷款信息服务平台，但这种业务范围却不能在营业执照上用文字表述。他们到《新闻晨报》等媒体去刊登广告，媒体要他们拿出写有“金融”、“融资”、“贷款”等字样的营业执照，没有这样的执照，就无法在媒体上投放广告。
作为媒体记者，我完全理解周汉的心情。这种兼具公益性和社会性的平台，如果不能广而告之，就意味着无法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了解和使用，也就难以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融资困难。国家的政策“新36条”说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在真正落实的时候显得那样软弱？为什么许多事情都在大张旗鼓地行使，而某些部门还是要用“一字一纸”去管卡？这实在是一种悲哀。我们不禁要大声呐喊：“融道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谁来解决“融道网”的名正言顺问题？
高等级公路投融资体制的几点建议 篇12
一、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对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主要是收费公路、收费站点过多,增加了运输成本。到2003年底我国共建成收费公路14.5万公里,是公路总里程的8.1%,占全世界收费公路总量的70%以上对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各级政府财力不足是根本原因,但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对公路经济学属性认识偏差的问题。
1、公路是基础产业,“交通圈就是经济圈”,从本质上讲是交通产业也是公共产品,绝大部分公路应由政府无偿提供。公路建设资金需求巨大,政府财力无法满足,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公路发展要求迫切,各地运用“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形成了较大数量的收费公路。这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公路发展中出现的情况。
2、从经济规律看,由于存在道路级差效益,适度建设收费公路是符合公路经济规律和公平原则的。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收费公路。但发达国家在修建收费公路时,一般比较重视道路的级差效益,主张要提供与收费公路平行的不收费公路供公路用户选择,使用者可选择是以支付公路通行费为代价来换取增加运输量、降低运行成本、缩短运距、节约时间、减少交通拥挤等道路使用效益,还是以忍受不便为代价来换取在公路上免费通行的权利。
3、随着公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高等级公路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公路严重匮乏,技术等级普遍偏低,很多地方为建成一条二级公路而欢欣鼓舞,人们把二级路收费视为理所当然。现在高速公路纵横交错,高速公路作为体现道路级差效益的高等级公路收费,人们从心理上是能够接受的,但很多二级路在人们心目中已不再是当年的高等级公路,对其仍然收费就产生了质疑。
二、拓宽高等级公路融资渠道、完善高等级公路投融资体制。
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高等级公路建设中的问题,必须在借鉴国外高等级公路收费与融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和现阶段的需要与可能,为高等级公路开辟新的融资方式,探索适应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地区实际的高等级公路融资方式。要加大中央财政对国道高等级公路的“基本等级投资”资金投入,建立发达地区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公路投入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高等级公路投资体制改革和融资方式创新、形成规范有序的多元化公路建设投资格局,建立以中央财政投资倾斜、发达地区转移支付以及公路发展政策优惠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地区高等级公路建设的资金支持体系。
1、进一步改革和规范高等级公路投资体制。高等级公路建设难以完全按市场化运行以收回投资并获得预期回报,也无法单靠地方的力量投资兴建,需要中央、地方、私人共同参与,形成中央、地方和私人企业共同参与,政府和市场资源合理配置的规范有序的多元化、互补性的公路建设投资格局。根据公路项目的性质,可以划分为全国公益性项目、地区公益性项目和市场化项目。全国公益性项目主要包括国道主干线、边境公路线、国防公路线、民族团结线(通往民族地区地州公路)和省际连接线。地区公益性项目包括区内国道、省道和乡村公路建设。市场化项目主要包括与普通公路平行竞争的收费公路、通往旅游景点的收费公路等可自负盈亏或在政府补贴下基本达到收支平衡的公路。全国公益性项目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资建设,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地区公益性项目由地方财政投资建设,必要时由中央财政提供一定补贴;市场化项目中央财政一般不提供财政资金或补贴,或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建设,并进行收费经营;或由地方财政提供适当补贴,促使其达到可市场化的临界点,进行市场化经营。
2、切实加大各级财政对高等级公路的“基本等级”资金投入。对高等级公路无论是一级还是高速公路建设,中央只提供按照基本等级即一级公路建设标准核定的“基本等级投资”而不是全部建设投资的一定比例的资金,地方财政可以根据需要与可能决定道路的等级标准、并提供配套性投资和升级投资。根据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中央分别提供相当基本等级投资的50%、60%和70%的财政性资金作为“基本等级投资”。为此,中央财政应在国债资金投资、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政策性贷款、车辆购置附加费专项资金等方面,加大对全国公益性项目的中央财政投资和地区公益性项目的中央财政补贴。“十五”后期到“十一五”期间,全国公益性项目的中央财政投资的平均比例应该从“九五”后期的15%逐步提高到“基本等级”投资的40%——60%。地区公益性项目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到“基本等级”投资的15%——25%。各级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于地方公益性道路建设的资本金投入。
3、继续规范利用国内外银行贷款建设高等级公路。由于地方财力相对有限,中央财政投入短期内难以有比较大的改变,因此,高等级公路建设仍然需要国内外银行贷款发挥一定甚至比较大的作用。为了改善高等级公路融资结构,控制债务规模,防范银行金融风险,必须探索利用国内外银行贷款加快高等级公路建设的规范化途径。可以考虑通过延长贷款期限。发展银团贷款等方式优化贷款结构,规避债务风险,保证高等级公路健康、稳定、规范发展。
4、积极探索发行公路建设债券。由于债券融资具有规模大、期限长、成本低等特点,因此,发展债券是国外道路建设的重要融资手段。“十一五”时期将是我国债券市场大发展的时期,对高等级公路探索债券融资十分有利。为了拓宽和完善公路投融资方式,应该允许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公司发行公路建设债券。
5、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全与发展,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直接融资的方式已成为企业融资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我国目前的A股市场上,已有东北高速、山东高速、粤高速等上市公司超过20家,融资的规模均以几十亿计算。股票市场的融资不仅可解决公路建设庞大资金的需求,同时可有效解决居民的投资取向,防止流动性过剩。高速公路经营及收益的相对稳定,其年收益率较高,平均市盈率在20倍左右,可有效的促进居民的投资热情。
参考文献
[1]、刘瑞波．我国高速公路融资方式的局限性及其创新[J]．财经问题研究，2005
[2]、杨雄，曾祥记，沈君玉，卢迎春，．高速公路建设投融资体系研究与风险防范对策．交通财会，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