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研究员（精选12篇）
首席研究员 篇1
0 引言
首席信息官 (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是信息时代的一个新词汇。与CEO和CFO一样, CIO也是组织中高层管理者之一。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临, 组织对信息技术 (IT) 的依赖程度迅速提高, 由IT采办、管理和应用而引起的计算机混乱现象日渐突出, IT项目投资风险加大等问题亟待解决。CIO制度应运而生。
1 CIO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CIO制度起源于美国, 经历了从企业到政府和军队的发展过程。
1.1 企业CIO
80年代初期, 美国一些大中型企业开始尝试设立CIO职位, 赋予CIO在较高层次上协调管理信息的选择和流通, 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管理的职责, 以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CIO机制的运行实践表明, 由于CIO参与企业高层管理与决策, 全面负责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 减少了IT项目的投资风险, 提高了投资回报, 使IT成为推进企业信息化发展的核心能力。企业的信息资源利用率大为提高, 竞争力得到提升, 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远远超过其它企业。
于是, 各企业竞相效仿, 这种制度在美国得以快速普及。接着, 英、法、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也相继建立CIO制度。到1988年, 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近40%设立了CIO职位。
1.2 政府CIO
CIO制度在企业获得成功后, 很快被引入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
1984年, 美国政府几乎所有的部门都设立了CIO, 政府部门的CIO机制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管理决策能力, 有效地促进了政府使命的达成。
1996年, 美国政府和国会颁布了《克林格-科恩法案》, 规定了CIO应当具备的核心能力。政府、院校和产业界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培养相关能力的知识体系, 并编写教材, 整理典型案例和最佳实践, 组织培训, 保证CIO的能力能够完成规定的岗位职责。
2 CIO的核心能力
作为组织的高层管理者, CIO的使命是为组织贡献技术远见和领导能力, 通过指导对IT的应用来支持组织的目标, 在持续变化和激烈竞争中创建并保持组织的领导地位。为履行职责, 完成使命, CIO应具有以下核心能力。
2.1 CIO——Chief Integration Officer
首席信息官要能够站在组织的高度, 全局性地对组织中各个业务部门的IT需求进行权衡, 对流程进行分析诊断和改进甚至再造, 从业务的层面而不是技术层面对IT进行集成。这就需要CIO对IT、对业务有深刻的认识。因此, 首席信息官首先应是首席集成官CIO (Chief integration officer) 。美军首席信息官办公室就已经设置了首席集成官办公室。
2.2 CIO——Chief Identity Officer
首席信息官要有对信息流进行识别和优化的能力, 以正确的方式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为正确的对象提供正确的信息达到正确的效果, 通过Right6来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因此, 首席信息官应是首席识别官CIO (Chief identity officer) 。
2.3 CIO——Chief Inoculation Officer
随着信息化的推进, 信息系统的安全性成为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首席信息官要负责IT系统的安全, 具备管理风险的能力。因此, 首席信息官应是首席接种官CIO (Chief Inoculation Officer) , 或者叫首席安全官CSO (Chief Security Officer) 。
2.4 CIO——Chief Investigative Officer
首席信息官要对新的IT技术和新的业务非常敏感, 千万不要因为知识或者观点的陈旧妨碍信息化的推进。因此, 首席信息官是首席研究官CIO (Chief Investigative Officer) , 而不要变成一个首席妨碍官CIO (Chief Impediment Officer) 。
2.5 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是首席信息官而不是信息技术官。CIO既要从技术的角度提供信息获取分析管理和分发的手段, 又要从业务角度提供理解消化信息内容的手段。这样才能实现信息的价值。
2.6 CIO——Chief Innovation Officer
首席信息官要富于想象, 勇于创新, 是首席创新官 (Chie Innovation Officer) 和首席想象官 (Chief Imagination Officer) 。许多组织都设立了首席创新官和首席想象官职位, 专门负责创新战略。
2.7 CIO——Chief International Officer
首席信息官要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管理业务及其技术架构, 是首席国际官CIO (Chief international officer) 。
2.8 CIO——Chief Irritation Officer
首席信息官要充满激情, 不要惯性思维。勇于挑战现状, 打破平衡, 不断寻求新的IT应用。因此, 首席信息官应是首席愤怒官CIO (Chief Irritation Officer) , 而不是首席惯性官CIO (Chie Inertia Officer) 。
由此可见, 首席信息官要做一个全才, 就是CEO (Chie Everything Officer) , 而不要变成“Career Is Over”这样的CIO。
3 CIO机制的意义
CIO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一个与IT和管理有关的职位, 更重要的是, CIO是一种牵引组织进行IT治理实施信息化的机制。机制包括很多内容, 比如决策和运作方式、资金投入方向、机构设置方法、人力资源培养政策、考核评估指标体系等诸多方面。它的出现标志着:信息能力已经成为一个组织的核心能力, 信息资源已经成为一种与资本、人力和自然资源等价的战略资源, 信息部门已经成为决定一个组织兴衰存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信息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对它的任何不正确的理解都将导致对加快信息化进程的妨碍。
参考文献
[1]The Clinger/Cohen Act,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Information Man-agement/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IT) , Policy Framework.
[2]Army Knowledge Management Guidance Memorandum Number1, 8August, 2001.
[3]Army Knowledge Management Guidance Memorandum Number2, 19June, 2002.
[4]Jeff Wacker, CIO2.0:The Next Dimension, 2006.
首席研究员 篇2
2012年8月21日至8月22日，中国移动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第六届移动互联网国际研讨会”，聚焦于云、管、端、“台”，更广泛、更深入地探索构建合作共赢的产业新生态，打造移动互联新生活。以下为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首席工程师单志广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速记：
单志广：尊敬的各位嘉宾，下午好！非常荣幸借助无线分论坛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智慧城市方面的相关工作，我是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我们是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事业单位，而且我们想讲的只是个人研究的一些看法而已。
我汇报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包括现在我们国家智慧城市发展的现状，我们开展的相关工作，因为我们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联合成立了智慧城市发展中心，有一系列的工作。还有一些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有我们参与的配合国家发改委智慧城市策略方面的工作，还有我们在武汉市2011年做的概念设计等工作。
大家知道，虽然智慧城市的概念是从08年11月底IBM提出智慧地球之后，在国内引起非常大的反响。随着我们信息化的发展，整个智能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技术发展潮流。全球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已经有很多城市启动了智慧城市相关的建设，特别是包括很多无线城市等等。而且随着我们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新技术的发展，我们看到现在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目前有一种统计，在国外在建智慧城市有200多个，特别是欧盟和东亚地方的发展比较快。我国在今年2月底之前有一个统计，说是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总量已经达到150个左右，总体的计划投资规模超过了1万亿元，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在“十二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计划有40多个，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城市。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好、信息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普遍把智慧城市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有35个城市的人均GDP在4000美元以上，超过8000美元的有十几个城市，所以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和信息化发展非常好的城市对于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
现在很多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在着力推进这个智慧城市的建设，这里包括科技部门，像发展改革部门，工业信息化部门，还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等等。在去年，国家发改委和八个城市发改委也联合启动了智慧城市重要问题的研究，我担任联合研究项目的指导专家，主要目的是在国家层面上为未来我们国家的智慧城市发展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有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做一些前期研究。这里看到相关的子课题就变成了我们整个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方方面面，包括需求、分析、设计，包括基础设施的提升、包括城市的管理、市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产业的发展、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社会服务发展机制、建设运营的创新模式等等。另外，国家发改委前期也起草了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的相关情况报告，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目前也正在着手来起草关于我们国家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还有就是开展一些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一些前期工作。科技部大家都知道，在2011年初专门成立了智慧城市一期863专项，今年6月份又评审了智慧城市的二期。科技部主要是从智慧城市的关键技术、支撑技术、基础平台来做的支持工作。
我们国家信息中心是国家发改委下属的研究型事业单位，前期主要的工作是配合发改委做一些国家信息化的规划，也包括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和指导意见中的相关信息化部分。我们也参与了前期刚刚发布的“十二五”政府工作规划研究的起草，另外我们前期在信息化战略规划和发展政策里也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课题，这是很多地方做了一些研究项目，也配合发改委做了智慧城市方面的政策研究工作。另外，在08年以后，我们也跟踪智慧地球、云计算、互联网的发展有很多研究的基础。在2011年初，我作为负责人，我们作为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个团队，参加了武汉智慧城市概念设计的招标，最后也是在17个投标商里面我们成为第一中标人承担这个项目。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它的发展和城市的功能是衔接的，包括载体功能、经济功能等等，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着城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应该说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处理的难度在全球来说是少有的，因此我们国家城镇化的建设也必须依靠智慧这样一个发展才能够确保未来实现整个经济社会战略、模式和机制的转变，也就是我们传统的城市格局应该以从经济规模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战略向生态文明来转变。我们传统的模式应该从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向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和智能产业为主体的发展模式进行转变，而且我们城市的治理模式也应该按照整个发展潮流，从原有的粗放、经验型和公共参与很少的模式向未来的信息化、智能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智慧城市和我们原来讲的数字城市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我们国家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已经有至少20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我国的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电信运营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城市是否真的能够称得上智慧？举几个小例子，像这种司空见惯的路面塌陷，修理的时候往往会遇到棘手的问题，就是因为路面塌陷很多相关的水电煤气等等，现在分属于不同的相关部门，很难在第一时间实现信息的整合和共享，大家对于7·21北京暴雨印象应该还是比较深刻的，突发的灾难之后，我们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会变得非常脆弱，不仅和城市的建设有关系，还和城市的管理有密切的联合。比如说旅游，由于相关信息的不衔接，造成了很多的痛苦和无奈，还有社会公共问题的出现，还有在医疗问题方面。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相关硬件条件，但是我们的城市还远远达不到智慧，也就是说我们来看智慧和数字的区别来讲，就是数字化它能够推动智能化的发展，但是数字化发展程度很高，并不能够代表智能化的出现。
智慧城市面临的挑战还是传统的信息化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信息是不同的类别，而且关联性也是被割裂的，比如说像一个人的信息、一个地点的信息、一个时空的信息，信息化在利用的时候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里面既有技术障碍，也有体制的弊端。大家经常讲的公共权利的部门化、部门权利的利益化和部门利益的合法化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整个信息化实效发挥的挑战。
城市不智慧的主要约束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是技术障碍，网融合水平低，城市管理柔性差，基础软件开发能力弱等等。另外，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体制弊端，由于部门的分割导致了信息的封闭和壁垒，互连互通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国家的“十二五”中央的建议和国务院的纲要都把促进网络的互连互通还有信息共享作为“十二五”整个信息化发展，特别是政务信息化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另外，我们的人才、我们的观念还不到位。所以我们自己理解智慧城市的话，是传统的实体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向融合的智能设施作为基础，以我们包括无线宽带、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在经济社会中充分应用作为主线，而且要充分的展现我们智慧城市的建模、分析、集成和处理。我们要以最大限度地开发、整合、融合共享和利用各类城市信息资源，构建城市运行的综合信息化管理体系为核心。以为居民、企业和社会提高及时、互动、高效的信息服务为手段。智慧城市的本质上还是要实现城市范围内不同部门、行业、群体系统之间的融合、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它本质上来讲，是用中国人的智慧来规划发展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应该说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体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
关于智慧城市，现在的观点有很多，我们列举几点，第一是广义性，智慧城市和我们原来提到的城市信息化还是有区别的。智慧城市除了信息化含义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要素，比如说以人为基础，以土地为载体，第三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还有，我们在搞智慧城市的规划也好、模式也好，要尊重城市现有的需求和个性，不可能说为所有的城市打造同一个面孔，这就是我们智慧城市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还有，智慧城市应该体现服务于特定的某一个特殊的城市自己的发展战略，这是很重要的，要实现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城市规定设计科学化、城市运营管理惊异华、城市公共服务普惠化和产业发展现代化。未来如果智慧城市发展好的话，会带来新的机会。
我们看到，现在智慧城市建设从我们目前国内来看，还有很多问题和误区。这里我们有几个归纳，第一就是现在概念口号和轻行动配套比较明显，很多地方大家的热情非常高，但是往往缺乏可操作的总体规划，缺乏有效的方法措施，还有执行方面的组织保障，缺乏基本的要素资源和支撑。第二个误区是比较重视建设投入，但是比较重视绩效提升，现在很多地方还是在建独立的支撑体系的系统。另外，缺乏对真实需求的判断，往往出现我们把简单各部门的细化项目打包，贴上智慧城市的标签，搞智慧城市建设，这样的话，效果是不可预期的。另外还有就是重设备技术，轻制度建设，包括我们政府配套的法律法规、支撑环境，如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等等。还有就是重建设发展，轻安全风险，这些都会造成比较重要的安全隐患。
我们来研究国外做的比较好的智慧城市的话，有比较好的经验，第一是因地制宜和注重实际，比如说欧盟是从低碳环境的特点来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像日本、韩国是比较注重泛在网络、无线平台的建设，来推进公共服务。像新加坡是比较注重高技术产业发展，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视稳步推进和试点先行。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很多城市并没有出现整个城市大规模的智慧城市建设，很多还都是在一个比较窄的领域，或者说一个行业做试点。还有一个就是创新机制和开放共享，国外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时候，比较重视来推进一些机制方面的创新，比如说政府开放数据资源，然后进行增值服务等等。还有一个是比较重视政企合作，国内的智慧城市建设，现在政府主导的地位还是比较浓的，但是政府的资源比较是有限的，要真正推进好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要把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我们看到国外很多城市都有很好的政企合作的模式，像荷兰阿姆斯特丹。
所以，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处于起步探索的阶段，而且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国外客观上来讲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客观上来讲，国外的经验我们只能够借鉴，但是从全球来讲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范例或者说成功的经验直接移植到国内使用，所以说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还是基于自己的需求探索我们自己发展的道路。
目前，我们也是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提了一些重要的发展策略，比如说要加强国家层面总体的指导。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十二五”的规划纲要，中央的“十二五”建议里面，对云计算、对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有了明确的阐述，但是对于智慧城市发展应该说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所以我们现在从国家层面来讲，也是希望能够推进这项工作，特别是发改委希望能够联合相关部门比如说提出智慧城市的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指导意见，来明确我们国家支持发展的路径、原则、目标以及安全保障等要求。第二个，我们看到，现在要做好智慧城市建设的话，必须要下决心打破各部门各自为战的格局。加快建立智慧城市发展统筹协调和协同推进机制，调整和优化各部门工作重点和职责，统筹衔接国家各主管部门的政策资源，强化政策措施的集成。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很多部门都是在推进自己的政策，相互之间的衔接度还是不够的。第三个，要开展智慧城市的试点示范。另外，要重视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原来我们的纵向系统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要想发挥好智慧城市的整体作用，必须要重视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的作用，应该从任务、关键技术、系统集成等等来理清我们建设的可行性、必要性、需求分析和整个建设的框架体系等等。另外，我们国家还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标准体系，推动建立长效的运营和管理体制，包括第三方参与运营的市场化、专业化的模式。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前期参与做的武汉智慧城市这个概念设计的情况。武汉智慧城市概念设计也是从科技部拿的863一期，我们总体是从战略规划角度入手，智慧城市武汉为什么要做，他应该考虑哪些方面，基本建设路径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应该说这个工作是定位在控制的层面，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引入了相关的信息化规划的方法和体系。我们提出来智慧城市建模整体方法论的模型，给出了智慧城市建设绩效参照的模型。给出了从认知域、物理域和信息域的框架模型，给出了智慧城市建设的通用模型，涵盖了总体的框架、应用体系、技术架构、运营管理、绩效评价和规划实施等等，我们给了四横四纵的框架体系。结合武汉的特点，我们提出了246的概念模型，2就是武汉智慧城市建设的主体内容和支撑环境。4是针对武汉市智慧城市建设提出的4个关键性的要素，这里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数据融合的智慧应用、无壁垒的资源共享和可操作的法律标准制度保障。所谓6就是结合武汉市自己的特征，我们给出6个重要发展目标，这里包括产业强市、平安城市、畅通城市。我们对武汉市智慧城市总体架构给出了设计，这里实际上跟我们今天会议主题有很多相关的，从感知到通信的话，实际上有很多都是今天会议非常重要的主题，包括宽带的接入、网络互联的技术、泛在的技术等等，还有数据层的总体设计，包括应用端的设计，包括我们智慧城市云服务的平台，还有整体的安全保障体系。另外，我们也结合武汉市的现实需求，规划了四大类一共是十几类智慧城市的重点建设项目，在市政设施类，我们主要是提出了智慧交通、智慧信息管理、智慧节能项目。公共服务方面，我们提出了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社会管理类，包括智慧社区、智慧公共安全、智慧环保，产业发展包括智慧产业、智慧物流、电子商务等等。每一个应用就从总体的目标、建设内容和技术的框架等等方面来进行总体的设计。最后，我们结合整个建设内容给出了武汉市搞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的整体考虑，包括运营模式的分析以及未来整个发展的路线图，建设的阶段性，也对它的整个智慧城市未来的效益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进行了预期和预测。
首席红娘龚海燕 篇3
“我从来没想过能走这么远。”在龚海燕的概念里，早年的创业不是和世纪佳缘联系在一起的，即使网站已经有了很大影响力。龚海燕也没明确的打算，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实践”，但当世纪佳缘的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单身男女们认可，龚海燕才决定把世纪佳缘当做一个终身的事业来做。
创业灵感源于自身渴望爱情
人们更习惯称呼她的网名——小龙女，此人与金庸笔下容颜绝世、清丽脱俗与杨过几经生死浩劫、深深相爱的小龙女毫无关联。龚海燕是名草根创业者，一个人亲手创办了国内目前最大的婚恋网——世纪佳缘。
“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这是世纪佳缘CEO龚海燕微博简介中的一句话。浏览她的微博，你甚至很难将之与一家上市公司CEO联系在一起，她谈论的大多是情感、婚姻话题，鲜有涉及企业经营管理。对此，龚海燕的解释有二：其一，自己在情感方面的感悟确实比较多，也希望自己的微博有特色；其二，她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创业者，在经营管理上不比其他人有优势。
但是，不论是经营模式的探索，还是未来巨大的市场空间，龚海燕和她的世纪佳缘都在一点点地成长，2011年，世纪佳缘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DATE，龚海燕成为中国境外上市公司中惟一一位女性创始人。她的个人身价随之一跃高达4.5亿元人民币，被人称之为中国最富有的红娘。
这是当年创业时，龚海燕难以想像的情景。
龚海燕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家境并不富裕的她，每逢假期都会靠卖冰棍赚取学费、补贴家用，这样的经历让她跟同龄的孩子比起来要安静很多，她的童年却因此失去了本该有的童真和自由。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正值流行南下打工潮，龚海燕怀着自己的青春和梦想跟着这股潮流来到了珠海。很快她就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日资企业里当一名车间操作工。但是在打工的那段时间，龚海燕无时无刻不在为当初的辍学感到后悔，虽然那时候她在厂里的表现赢得厂领导的认可，工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她还是做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有点荒唐的决定，她要回到校园，重新开始读书。
在刚回到学校不久的一次联考中，她的成绩除了语文勉强及格外其余全是一团糟，在班里排到了50多名。离开了3年，她的成绩又如何能补得回来呢，她已经21岁了，她还能安静地坐下来学习吗，那个时候学校和家里都在怀疑她的选择，而龚海燕自己却早已做好了计划。
经过两年努力，高考时她以600分的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在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她又被保送到了上海复旦大学读研究生。龚海燕用行动来还击曾经给予她的种种质疑，在别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她做到了。她说：“这个世界没有奇迹，汗水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利器。”
在研究生二年级时，龚海燕开始社会实践，最初她想创办一本针对og06岁儿童的杂志，但是经过调研发现门槛很高，通过网友她无意了解到，做网站的门槛相对较低，当时她自己又是单身，身处异乡为异客，像她那样有着同样感受的人在城市的角落里忍受着孤独，渴望爱情，可是一连几次网上相亲的不愉快经历点亮了她的创业灵感。她要办一个婚恋网站，为更多的人提供相亲交流的平台以及空间，也可顺便解决自己的老大难问题，结果真的如她所愿。
就这样在2003年10月8日，连如何注册域名都不懂的她，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世纪佳缘”上线了。世纪佳缘所做的定位就是严肃征婚的网站，鼓励用户用实名验证的方式加入，并且所有的信息交流都要保证是最真实的信息，这样严格区别于同类网站的诞生，谁都想不到在未来却成为了一个行业的领跑者。
网站成立的初期，龚海燕到处游说自己的同学、朋友来注册，足足1000个用户都是龚海燕一个人一点点累积的，通过熟人的口口相传，世纪佳缘在高校、科研院所等人群中渐渐地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最初，龚海燕并未设想将其打造为盈利性的公司，只是作为“公益性”的社会实践，因此网站从一开始即为免费模式，从开始运营所需的费用都是龚海燕自己的积蓄在投入，渐渐地她自己也山穷水尽了。同时，2005年的龚海燕面临着就业，但是几乎所有的面试机构都提出：关掉网站。也有机构的人说“与其让别人去做，你干嘛不自己做呢?”
而时至今日网站依然不太赚钱，更何况在2005年?就在这个时候，龚海燕收到一封大洋彼岸來的邮件，一对美国夫妇想用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世纪佳缘。如今回想起来这仍然是个非常大的诱惑，尽管500万即使在当时的上海也不过是好地段一套100来平方米的房子。龚海燕甚至不敢答应对方当面谈，“我直接把邮件拉进了黑名单。如果无法抵制诱惑，那就远离它，不要让自己有犯错的机会。”
而在拒绝收购之后不久，龚海燕就碰见了钱永强。钱永强关注到这家创立不足3年的公司，是因为其发现世纪佳缘在上海的一次活动，“排队长得让他惊讶”。而在上海金茂约见龚海燕之前，他在世纪佳缘上注册了一个用户名，对其流量以及效果进行了测试。“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不久一笔200万的投资就打到了龚海燕的账上，当时他们之间甚至没有一纸协议。“钱永强是新东方的老师，我总觉得这样的人比较靠谱。”
拿到首笔资金后，龚海燕在上海徐汇区租下办公室，成立美工、技术、客服、市场等部门，开始正规的公司运营扩张。在之后的2007年4月，世纪佳缘获得新东方钱永强另外两位同事的4000万元的天使投资；同年6月，世纪佳缘又获得美国启明创投1000万美金机构投资。两轮巨额投资后，世纪佳缘开始渐渐步入正轨，当时的龚海燕也从未想到过在4年后自己能走进美国纳斯达克。公司成功上市后，她没有表现得很兴奋，也没有流泪，只是像往常一样的平静，所有的辛酸或许正在她的心理不停地翻滚。一个坚毅又倔强的女人，用她的表现，赢得了众人的掌声。
创业8年的她，依然素面朝天，不戴耳环、不化妆、不穿高跟鞋，连自己的婚礼也没有彩礼。在龚海燕的观念里，精神远远比形式重要，朴素是她的人生本色。
她每天上班都背一个深蓝色的双肩包，“背双肩包方便，还对肩有好处。”而在她的员工眼里，龚海燕的这种风格有个奇怪的名字，“我们都管这叫背背佳”。没买房的龚海燕也没有买车，她每次外出办公都是坐出租车，周末和家人出门一般都坐地铁和公交车。这并不是因为她没有驾照，“买车没有必要”，她觉得北京的公共交通很发达，用不着自己买车。在这个贷款买车成风的城市里，龚海燕却不赞成提前消费。
“龚总经常加班，上周末我还见她
在公司。”员工杨艺对龚海燕的工作态度很是佩服：“很少见到对工作这么投入的人。”
“我基本上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工作的人，闲不住，有事情做会让我觉得充实。”龚海燕认为拼搏的精神很重要，工作让她感觉到充实和快乐。
如今，龚海燕创立的世纪佳缘俨然变成众多单身男女寻找恋人的一个有效途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用网络演绎着他们所需要的爱情。龚海燕认为，世纪佳缘这种婚恋网站最大的存在意义，就在于改变了过去“恋爱自由、选择不自由”的社交特性。“在小地方，到了结婚年龄，身边可供挑选的对象就那么几个，大学是最好的恋爱场所，可一旦走入社会，可供选择的空间又非常小，”龚海燕说，“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很大程度是一开始选择范围就很小，随着社交圈子的扩大，又认识更合适的了，不出现问题才怪。世纪佳缘要解决的，就是在你第一次选择的时候就保证了足够的选择余地，效率大大提高。”
婚恋网：巨大市场空间与盈利模式难题
世纪佳缘、百合网、珍爱网3家独大，目前占据了国内婚恋网站70％的市场份额。世纪佳缘的用户在4000万，百合的用户在3000万，珍爱网成立的最早，由交友网后期转型做婚恋网，现在的用户也已达2600万。
这3家婚恋网站，世纪佳缘已登陆纳斯达克，其余的两家公司也已获得风险投资，在资本风行的时代接下来也不排除上市的可能。龚海燕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城市化的进程当中，经过高等教育、人才流动等方式，很多人从农村或者小城镇进入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在这类环境下，没有父母、亲戚为他们张罗对象，同事之间又由于竞争，不太愿意去过问别人的私事。这使得婚恋网站具有了很大的市场空间。”在目前国内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恰逢80后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传统的婚姻观已备受考验。被人称为第五次单身潮的来袭，越来越多单身男女在这个时代用最流行的方式寻找着自己的爱情。3家网站的用户量，就代表了一代人的特定需求，在强烈的精神世界需求面前，他们往往只能窥探却不敢去触碰，通过网络找寻原来的本真也只是出于无奈。
根据Alexa的流量统计，目前世纪佳缘网站浏览量仅次于全球最大的交友网站match.com。“风险投资总是希望你有偿地为人民服务，来获得回报，所以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要有经济效益，这是我的目标。”龚海燕说。
但是怎么样才能既切实体现出网站的服务特色又能真正达到盈利，是现阶段国内所有交友网站面临的一个难题。
全球最大的交友网Match.com2006年营业收入超过20亿元人民币，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收取入会费。而国内由于网民习惯免费，目前包括世纪佳缘在内的几乎所有婚恋交友网站都在为网民免费服务，寻找合理有效的盈利模式已经成为婚恋网站全行业面临的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龚海燕开始着手建立独立的婚庆网站，利用手中686万会员的庞大资源向婚恋行业的下游发展，开发更多的增值收费项目。除了网站，世纪佳缘还开发了诺基亚、掌讯等手机合作伙伴。
等待中国人习惯网上婚恋服务收费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之前，婚恋网站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新战场：无线互联网
如果说当年进入在线婚恋交友市场是无心插柳、误打误撞，进军无线互联网交友市场，是龚海燕目标非常明确的一个新战场。
最新财报显示，截至2011年第四季度末，世纪佳缘的无线注册用户已达200万。而在创业之初的3年里，世纪佳缘在PC端总共才积累了100万用户。
毫无疑问，移动互联网已成为各互联网商家的必争之地。3G手机的迅速发展甚至引发了一批基于移动互联网终端的创业潮和相应的投资潮。
在交友领域，除了世纪佳缘、百合网、珍爱网等基于PC的婚恋网站开始向移动互联网延伸，还出现了诸如友加、陌陌等基于移动终端的交友平台，而且发展迅猛。公开信息称，友加的注册用户已达200万，而陌陌也超过了100万。
新加入者势必会对人群造成分流，在新的领域，世纪佳缘需要打的是一场有准备之战。而龚海燕也表示，世纪佳缘会员中仅有9％的用户为付费用户，尽管“100％的用户都愿意为了受到异性的关注而付费”，但事实上仅有这9％的用户为其在线的增值服务提供了实质性的收入。但从“看信就要买邮票”等等增值服务的提出，又把世纪佳缘一定程度上放在了用户的对立面，“只想从中赚钱而已”。这种尴尬的现状，使得世纪佳缘尽管已经运作了将近9年，依然只是收支平衡。而利用无线互联网的新战场，开辟新业务或许是世纪佳缘盈利的出路。
早在2011年初，世紀佳缘就成立了专门的事业部，涉足无线领域。2011年7月，其无线产品全面推出。
在PC端和手机端，世纪佳缘共用了同一个数据库，即世纪佳缘移动终端用户不仅可以从移动用户中搜索合适的目标，也可以从PC端用户中搜索。目前，世纪佳缘PC端的注册用户有4000多万。
龚海燕认为，共用数据库可以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给移动终端的用户提供更多选择；其二，鉴于移动终端的技术门槛，现阶段男性用户多于女性，甚至比例失衡，PC端用户的加入可以改善这一现状。
龚海燕透露，目前世纪佳缘PC端用户的男女比例约为3：2。报道称，AdMob早期的数据显示，Android使用者中，男女比例为78％、22％。
在最近一次的分析师电话会上，龚海燕也明确表示，今年世纪佳缘一个很大的战略，就是会加大无线互联网方面的投入。
作为cEO，龚海燕在公司主要负责产品、市场和公关等方面的工作。诸如是否要进入无线领域，这种方向性的决策，就取决于她的判断。
2010年，在拜访过全球最大的婚恋交友网站match.com之后，龚海燕看到一篇英文报道，大意是这样的：match.com虽然在PC端位居第一，但因在无线互联网发力滞后，导致其在这个领域的排名降至第六。
“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别人已经做起来了，我们再去发力就比较被动了”，龚海燕说，她对无线互联网领域的判断正是吸取了match.com的教训。
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领域，城头变换大王旗的速度越来越快，雅虎、诺基亚的例子足以印证这一点。
未来，龚海燕需要做的方向性判断还有很多。挑战在于，作为一个非技术出身的女性创业者，如何持续的做出正确的方向判断?龚海燕说，她也有这样的危机感，感到每天都“如履薄冰”。
不断学习，关注科技动态新闻是她日常工作的必选项。
首席研究员 篇4
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为什么花了那么多的力气换回的却是那么少的回报。不平也好,心痛也好,仔细想来,我们确实存在差距。
如果说,19 8 8年时我最大的梦想是想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戴上放心合格的眼镜,那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实现眼镜强国之梦。
——王莉茹
王莉茹,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视觉健康与安全防护重点研究领域负责人,全国眼科光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眼面部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172/SC7/WG10镜片光度测量仪器工作组召集人,ISO 9342-2,ISO 8598-1和ISO 8598-2国际标准的主笔人。她称自己是“多年来始终奋战在眼科光学标准与计量研究第一线的一个老科技工作者”,是“中国技术监督系统第一个敲开眼镜行业大门的人”,被同行们称为我国眼科光学计量和标准化的学科带头人。
无论是谁,担负这样的角色、头顶如此众多的光环都会感到自豪和荣耀,但在王莉茹身上,让人感到更多的她背负重任的压力……
看不见的技术
留学时从事光学系统成像质量评价技术研究的王莉茹肯定不会想到,自己会与普普通通的眼镜结下一生之缘,她经常说“当时没有人看得起这个行业,没人干,我就给逼出来了。”
1988年,就职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王莉茹接待了一个来访者,那是一位20多岁从事税务工作的年轻人,事情很简单,小伙子买了一副当时还很稀有的被称为是高折射率的眼镜片,花了他100多元,100多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字,小伙子希望测试一下是真是假。王莉茹很为难:既没有相关标准,又没有测量仪器,怎么测?于是只能实话实说:测不了。小伙子非常失望:连你们计量院都测不了我还能找谁啊?
王莉茹心头猛地一震。
不久以后,在“把科研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感召下,王莉茹申请了5,000元经费,对北京市场眼镜质量状况进行了调查(这也是全国第一次眼镜市场质量抽查),抽查的上千付眼镜按照英国BSI标准进行了测试(当时国内没有眼镜标准),结果出来后王莉茹吓了一跳:合格率不到10%!北京晚报随即披露了这条消息,使北京戴眼镜的消费者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
得知了这个消息,中国现代光学的奠基人王大珩先生感慨:“中国的卫星能上天,可是眼镜却做不好,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王莉茹被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就是搞光学的,又是从事质检工作的,这也是作为一名光学科研人员的耻辱,而且我要不知道也就算了,可又是我先把这事折腾出来的,我当时就是一种责任感,不干的话就好像对不起谁似的。”
随着对行业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事例撞击着王莉茹的心。
一位外地患者长期头疼,自认为长了脑瘤,去了很多医院却什么都查不出来。后来他到了北京协和医院,一位有经验的眼科大夫在为他分析病情时无意发现患者随身带的一个小黑包,里面装了20多副眼镜,她突然心中一动:要不你去验验光吧。验光结果是400度的散光,却一直戴着400度的单光近视镜,结果就是换了一副眼镜,病全好了,那位患者兴奋地请全眼科的大夫吃饭……
东来顺的师傅说戴了眼镜后切肉老切手……
计量院同事的孩子就要考大学了,每天放学后却根本不想看书,都是因为劣质眼镜害的眼睛疼……
王莉茹说,听到和看到这些,逼着我必须要进入这个领域,而且是从“零”开始。因为是搞计量的,所以先从计量科研入手,把与眼镜测量仪器有关的计量标准一点点建起来,从焦度计,到电脑验光机,再到隐形眼镜,还有测量处方眼镜透射比的装置以及瞳距仪等,总之,能想到的,我那时能干的,都一点点地做起来……
然而,王莉茹的追求并非一开始就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大院大所干大学科搞高精尖的惯性思维让很多人看不起小小的眼镜。但是,王莉茹就是从最少的经费和最“袖珍”的团队开始干了起来。
王莉茹当年获得发明专利的“验光机用模拟眼”的课题经费只有2万元。她至今仍认为,正是当年的窘迫激发了她的科研潜力和思维方式,那就是用最少的钱和最简单的办法争取得到最高的效率。
1995年,王莉茹第一次参加ISO国际会议,美国光学硅谷的一位知名专家找到她,希望她提供关于验光机用模拟眼的技术资料。王莉茹突然意识到这项技术的价值。
在中国推广使用王莉茹等发明的模拟眼,对市场上的各类验光机进行强制计量检定之前,日本验光机生产商习惯于将一流产品出口欧美,二三流产品出口中国,而在这之后,凡是销往中国的验光机都要经过严格的出厂检验,出口欧美的则低于出口中国的。
ISO 10342验光机国际标准最早是由美国人撰写的,后经日本专家提议,并经各国实验室比对之后,王莉茹等发明的中国验光机模拟眼被ISO 10342:2001版的验光机国际标准直接引用,成为全球认可的检测方法。
2005年11月,由王莉茹主导制定的ISO 9342-2《角膜接触镜用焦度计的校验镜片》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再次直接引用了中国技术。
中国技术监督部门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使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焦度计校验镜片、验光机用模拟眼和角膜接触镜专用校验镜片等计量标准器具,对焦度计、验光机、验光镜片箱等眼镜行业的主要测量仪器实施强制检定,推动了我国眼镜行业的技术进步,保证了几亿消费者的视力健康。
王莉茹一下子出名了,她主持的光学工程研究领域被人称为计量院的“朝阳”,然而还没等这颗朝阳冉冉升起,由于机构变动,研究室面临裁撤,王莉茹怀着委屈和无奈离开了那个让她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的事业和工作了20多年的熟悉环境,加之在国际上还要孤身一人不停地与老外打嘴仗,王莉茹的身心既疲惫又低沉,她想打退堂鼓了。
2006年春节,王莉茹去看望她崇拜和尊敬的王大衍先生。王老看着她慢慢地说道:“我还有一个遗憾,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测量折射率,我希望你替我实现这个愿望……”听了王老的话,王莉茹泪流满面,她哽咽着说:“我已经不在计量院了,我做不了了”。但王大衍先生好像没有听见,仍然坚持说,我希望你帮我完成这个心愿……
回想这一段经历时王莉茹说: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又似乎是巧合。正是王大衍先生当时的希望,使她最终没有离开她热爱的科研事业。几番周折,王莉茹于2006年8月来到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在随后的岁月中,由于长期压抑以及对环境改变的不适应,王莉茹曾多次出现思想波动,甚至产生抽身而退的念头。
2009年春节,王莉茹去301医院看望躺在病榻上的王大衍先生,王老由于眼底黄斑已经无法看东西,但神智却很清醒。王莉茹握着老人的手报上自己的名字,王老静静地想了一会,然后说:“你是第一个把中国技术写入国际标准的中国人”。王莉茹的眼泪顿时奔涌而出:王老竟然还记着自己8年前主笔起草ISO 9342-2国际标准时的艰难,可见把中国技术推向国际在老人心中所占的份量。王莉茹后来说:我不能不干,我要不干下去就对不起他老人家……
就在几个月前,王莉茹听一位老同志转达了王老几年前曾说过的一段话:“过去我们都把眼镜看简单了,其实,一个小小的眼镜片浓缩了材料、设计、加工和镀膜等与光学有关的所有关键技术,最后还要让消费者戴得舒服,这个行业所需要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应该专门为它设一个光学分会。”王老的这段话后来得到另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确认。
不久前,国际著名眼镜片制造商法国依视路集团公司代表团一行6人到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访问,该公司全球质量副总裁在介绍镜片研发技术时把其称为“看不见的技术——Technology Invisible”,王莉茹当场兴奋地回应道:“你说得太好了,与我国光学泰斗王大衍先生几年前说过的话如出一辙。”
埋藏在王莉茹心中多年的疑问终于释然,但愿她不会再为曲高和寡而困惑。
标准是做出来的
也许因为出身于计量系统,王莉茹对测量方法及实验研究情有独钟,也奠定了王莉茹在全球眼科光学界的地位。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当年国内眼镜市场的乱象,以及贸易全球化以来各国产品检测方法之间出现的事实性技术壁垒逼得王莉茹不得不坚持这种研究方式——而国外反而缺乏相应的方法和数据的积累。
王莉茹说,我们当时之所以能有突破,就是因为国际上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资料和技术,标准镜片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模拟眼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并都成为了专利,其后又研究出了一系列的检测设备和标准器具,而国际上却没有人做这些,于是中国就领先了。
王莉茹总结道:很多国际标准都是在争执中确定的,但你不能空口无凭地跟人去争,也不能毫无原则地就做出妥协,外国专家尊重事实,你只要把做出的理论分析和实验数据拿出来,他们就不说话了。
王莉茹注意到,中国每年大量出口眼镜产品,国外一些第三方检测实验室对产品往往只出具合格或不合格的评价,却不做任何解释,害得我国许多企业花了很多钱却一头雾水,要知道国外测试费用动辄是国内的十几倍。
ISO/TC94/SC6自2003年起开始研究制定太阳镜国际标准。太阳镜片的一项重要指标是镜片光度均匀性。如果镜片做得好,无论在哪一点得到的测试数据都应该是一样的;如果镜片质量差,不同测试点就会得到不同的屈光度。这项指标如果用我国通用的焦度计法来测会非常简单,而用欧洲大力推荐的“望远镜法”却难以完成。2010年上海会议时,王莉茹问:这个指标你们用“望远镜法”怎么测?老外:我们测不了。王莉茹:测不了为什么还要写在国际标准里?老外:一直都这样写的呀……王莉茹:为什么不能修改?老外:……
还有一项参数,就是太阳镜片的广角散射。如果镜片材料不均匀,或者染色效果不好,就会在镜片表面形成很多杂乱无章的散射,直接影响佩戴者的视力。在上海会议之前,国际标准草案一直要求用漫反射法测量广角散射,而世界各国却又没有统一的漫反射测量装置,经过王莉茹等中外专家的多次提议,最新一版的国际标准将其改成了雾度计法。雾度计在中国眼镜业应用十分普遍,设备价格也较低,对中国企业和检测实验室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作为太阳镜的制造、使用和进出口大国,王莉茹带领全国眼面部防护分委会的全体专家们领先于ISO完成了《一般用途太阳镜》国家标准的制定,该标准没有照搬现有的国际标准草案,而是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国情和技术,目前已经通过审定并上报国家标准委。
为了切实消除太阳镜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为太阳镜检测方法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的制定提供第一手资料,王莉茹于今年初开始组织国际比对。比对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共有包括中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在内的7家知名实验室参加。这是历史上首次组织太阳镜国际比对,受到广泛关注。
2005年,国际计量大会在中国召开,大会组织参会的各国计量院的院长,包括国际计量局的局长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参观,走到王莉茹的光学工程实验室时,国际计量局局长说:我在你这里看到了一片新天地。
王莉茹来到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以后,再次组建了视觉健康与安全防护实验室。其后陆续接待了外国专家的参观,专家们几乎众口一词:这是你们的成功。王莉茹说,这不是我们的成功,是各级领导对标准化工作的理解升级了。
这绝不是王莉茹的阿谀之语,多年的实践让王莉茹认识到,标准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翻译出来的,标准是做出来的,尤其是技术标准必须要通过实验验证。“要想把标准做好,理论研究得有,实验研究也得搞,特别是面向企业和市场服务的技术标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做标准的人尤其需要具有专业和实践功底。就如同到市场上去卖东西,东西不好谁买啊,再便宜别人也不会要,这是同样的道理。”王莉茹说。
理论研究-实验验证-标准制定,这是王莉茹追求的标准化科研的创新模式,她把这个思路写进了视觉健康与安全防护标准化研究的工作规划中。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王莉茹的实验室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昌平实验基地落成,地方虽然不太大,只有几十平方米,但王莉茹却视若珍宝。
怒其不争
去年,ISO/TC172/SC7眼科光学和仪器技术委员会的秘书长曾致信王莉茹,极力邀请她在方便的时候去欧洲参加关于眼镜架镍析出量标准方面的沟通工作。她在信中指出:尽管是欧盟在出面组织关于眼镜架镍析出量测量方法的国际比对和标准修订,但并非与中国毫无关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眼镜生产、出口和消费大国,欧洲市场上大量的中低端眼镜架来自中国;而且,中国自己也有几亿的消费者。SC7秘书长诚挚地希望中国同行能够早日介入,并在这个领域做出相应的贡献。
王莉茹很清楚这封信的言外之意:皮肤间接长时间接触金属和合金部分的镍析出量,会引起皮肤过敏甚至致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欧盟标准化组织(CEN),就在标准中对金属眼镜架的镍析出量及检测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中国目前与眼镜产品相关的各项标准,特别是国家标准《GB/T 14214眼镜架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对此尚未涉足。如果对镍析出量的指标进行严格限定,国内大部分中低端生产企业都将面临设备和工艺的改造和升级的挑战,生产成本将有大幅度上扬,习惯以低成本占领低端消费市场的很多中国企业,既无法割舍固有低成本逐利心态,也没有能力去搞升级换代,这类企业只能被逐出市场。
相对于王莉茹在国际ISO眼科光学界所表现的强势,中国眼镜行业的现状和水平有时却会让她无语。
“中国是眼镜大国,但不是强国。”王莉茹说:“中国产眼镜片占到国际市场的60%,都是低端的,你只要看到标价几十块钱的肯定是中国产品。眼镜架也是低端的,而在隐形眼镜领域,中国市场上的80%的产品是国外生产的。世界上先进的渐变多焦点镜片,在国际市场上已经达到50%的占有率,在中国却连5%都不到,这是巨大的反差。”
低端的产品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用低端的心态来应付消费者。
曾有一位领导找到王莉茹,希望尽快配一副染色太阳镜,王莉茹找到广州的一家日本公司,对方说至少要两到三天时间,王莉茹问为什么,对方说:你告诉我度数我下单后,镜片的整个染色工序需要36个小时,一分钟都不能少,然后我再给你包装,以最快的速度发给你进行配装和检测,前后加起来至少要两到三天。王莉茹问时间上还能不能商量,对方很不解:加工程序怎么能商量呢?
江苏丹阳是中国最大的眼镜生产基地之一,每到周末,周边无锡、苏州、南京的人们就会开车过来配眼镜。为了宣传中国的眼镜产业,王莉茹曾专程陪一个外国专家到丹阳眼镜市场进行参观,走着走着,老外不见了,找到时发现老外正对着一口大锅拍照片——一个工人夹着镜片在锅里染色,王莉茹觉得羞愧不堪。
“但老百姓根本就不懂”,王莉茹说:“很多人问我,去批发市场配一副眼镜只要几十块钱,那些名牌眼镜店怎么卖那么贵?”
“一级品进一线城市,二级品、三级品进二三线城市,而不合格的镜片却要排队才能买得到。这已经是眼镜行业公开的秘密,很多大企业的残次品被成箱流通到市场上,再在眼镜大卖场被低价销售,消费者吃亏上当却不自知。”
“材料技术是眼镜的核心技术之一,而中国企业由于自身缺乏研发能力而习惯于长期购买国外现成的材料。其次是镜片设计和加工技术,购买的都是人家换代淘汰下来的技术和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模具;加工设备是国外的,一些高端的检测设备也是外国的;中国到最后就剩下劳动力的廉价优势了。而在劳动力价格上涨后,这唯一的优势也失去了,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有领导问过王莉茹,眼镜行业到底是不是暴利行业?王莉茹回答:暴利指的是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企业,但绝对不是指正规的专业眼镜企业。正规企业在原材料、厂房和人力成本等重负之下生存都难以为继,而那些无良企业却在赚昧心钱,长此以往,中国眼镜行业……
中国眼镜行业目前急需产业升级和更新换代,尤其是自由曲面技术问世后,在中国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快速发展。每台售价在280万～340万之间的数字化自由曲面加工设备,国内已经进口了五六十台,使用这种设备每加工一副镜片还要再为软件额外付费。眼镜行业所呈现的这种对国外技术和进口设备的过度依赖,成为王莉茹等面临的一个更严峻的挑战。
王莉茹正在积极争取国内外的支持,解决金属镜架的镍析出量问题,解决自由曲面眼镜片的规范化发展问题,以此推动和引导我国眼镜行业的升级。
关键是软件,是人
最近王莉茹听到了一条好消息:有关部门已经有意重点扶持视觉健康与安全防护领域,“举全国之力推出一个团队”。
王莉茹一直很怀念当年在计量院时组建的班底,从1988～2006年,整整18年的时间里,王莉茹带出了10余名学生,每个人各有所长,涉及眼科光学和成像光学领域内的镜片、角膜接触镜、眼科仪器、测量技术、折射率和光学传递函数等不同的需求。她很惋惜,如果再多给她两年时间,这个团队就会很成熟。
王莉茹多次强调,设备再先进,人的水平上不去有什么用?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但也养成了某些人对国外设备的高度依赖。钱多了,人的能力却下降了。“有的人能从数据里看出问题,但更多的人看不出问题。比如:雾度计、焦度计都是经过计量检定合格的,但还是会对相同的产品测出不同的数据来。目前,全国除台湾和西藏以外,都开展了眼镜质检和眼科仪器强制检定工作,有那么多的计量和质检人员,又有那么多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可以参考,但很少有人去探究深层次的技术问题。如果问到眼镜片和太阳镜片的屈光度测试,99%的检测人员都很熟悉,但为什么市场上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不同城市之间、不同检测实验室之间,经常会对同一个企业的同一个产品给出不同的测试结果,使企业无所适从。
王莉茹说,我常常跟年轻人讲,不求你知识面有多宽,哪怕你把雾度这一件事搞清楚了,你在国际上就能有话语权,你今天把雾度弄明白,明天把屈光度弄明白,后天又把透射比弄明白,那你就是专家,这个行业缺技术人员,你只要努力下去你就能成为专家。
可喜的是,去年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科研领域划分时,视觉健康与安全防护被确定为重点研究领域,王莉茹被聘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去年底,院里又专门成立了视觉健康与防护标准化研究所,让王莉茹有了驰骋的空间。
临别前,王莉茹给了记者一张列表,名为“今年应完成的项目”,其中:
国家标准制定包括:“个体防护装备-太阳镜:太阳镜与相关眼镜产品的技术规范与测量方法”、“个体防护装备-运动眼面部防护:滑雪镜”、“个体防护装备:名词术语”、“个体眼面部防护-职业防护:基础要求”、“个体眼面部防护-职业防护:测量方法”、“个体眼面部防护-职业防护:激光防护镜”;
国际标准制定包括:“ISO8598-1一般用途焦度计”、“ISO8598-2焦度计校验镜片”、“ISO8598-3特殊用途仪器”;
还有主办ISO/TC172/SC7/WG10国际会议;召开自由曲面国际研讨会;组织太阳镜国际比对和广角散射国内比对;代表中国参加ISO/TC94/SC6和ISO/TC94/SC6/WG9国际会议;实验室工作等……
个体眼面部防护是王莉茹到标准院后开辟的新领域,需要填补国内的空白;而3个国际标准项目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争论热点。
首席财务官谜团 篇5
2、他们痛恨市场工作。首席财务官们实际上痛恨的是没有章法或者和收入以及业务无关的市场工作。作为一名市场工作人员，我总是能够和我的首席财务官保持良好的关系。
3、他们都是控制狂。正相反，他们最终需要负责的是财务，而对支出控制甚少，他们实际上表现的正好相反，否则他们会发疯的，
4、他们对财务状况负责。商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而商业模式通常是由首席执行官决定的，并得到董事会的批准。首席财务官只是负责管理财务，但并不真正对这些数字负责。
5、他们对业务毫无影响。很多首席财务官们在并购、重组甚至是制定策略的环节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对于公司的业务都产生了直接的、实质性的影响。虽然他们总是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却也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6、他们经常应该为假账负责。你总是能够找到安然(Enron)或者世界电信(WorldCom)这样的例子，但是现在，随着企业监管的加强，首席财务官们必须更加谨慎，因为一旦公司的财务出了问题，他们是第一个需要去坐牢的人。
7、他们总是站在首席执行官的背后。在一些运营情况不正常的企业里，这也许是真的，但是在彼此的口中，也许他们双方都是如此。我认识一些首席财务官对他们的老板惟命是从，甚至对首席执行官亦步亦趋。
8、他们的工作很轻松。在我认识的执行官中，首席财务官们是最勤奋工作的一群。他们通常瘦得让人难以置信，并且为公司里其他的人树立了一个敬业的榜样。
9、他们毫无管理深度。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了优秀的总裁、首席运营官或者是首席执行官。无论你相信与否，我认识的一些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首席执行官后来甚至自己开了公司。
10、他们毫无个性。他们和你我一样性格外向、喜欢有趣的东西，性格也同样有趣。不过他们的幽默感可能会稍逊一筹。不过我不确定为什么会这样。
“首席教师”周信达 篇6
说句老实话，像这样要求写序言的事情实在太多，一口回绝又于心不忍，只能先拖拖再说。我回答：正在全力以赴准备新教育年会的主报告，暂时没有时间。
没有想到，周校长参加了我们在山东临淄举行的新教育年会。会议期间，他特地对我说：朱老师，不要忘记给我写序言啊！
年会以后，仍然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写序言的事情又忘记了。
没有想到，周校长搬来了“救兵”，请我在苏州大学的朋友帮忙，提醒我答应他的序言。并且告诉我，就等着序言下厂印刷了。
我问：是哪家出版社？他告诉我，是吴法源策划的源创教育系列，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吴法源兄是我敬重的出版家。他策划推动的“大夏书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图书品牌。他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敏锐地发现了许多一线教师的优秀作品，许多人的第一本书，是由他出版的。我们也有过很好的合作，《教育的解放》《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等书，就是在他的鼓动下出版的。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黄旭社长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合作的《新教育文库》和教师阅读研究中心，为推动教师阅读做了一些颇有成效的工作。为他们出版的书写序，我无法推辞。
当然，更重要的是，周信达校长与新教育有缘。周校长是浙江边远山区农村小学的校长，而且是教美术的“小学科”的校长。但是他的名头却不小，是年轻的特级教师，是浙江省第21届“春蚕奖”的获得者，他的名字经常见于《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学刊》《中小学管理》《中国美术教育》等报刊，学术专著《透析基础美术教育》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与周校长的缘，不在于他参加了今年的新教育年会，而在于他的学校是按照新教育的理念行动的。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是“新教育实验”的忠实追随者，您的《我的教育理想》一书给了我丰富的精神养分。您提出的“新教育实验”六大行动在我校富有成效地实践着，我们通过“阅读之星”评比来“营造书香校园”；通过“讲师生自己的故事”来实践“师生共写随笔”；通过“开放式教育”来“聆听窗外声音”；通过开设“课程超市”和倡导教师“特色发展”来“构筑理想课堂”；通过数字化校园的创建来“建设数码社区”；通过“十有社团”来“培养卓越口才”。您的教育思想，在我的《校长6年》这本拙稿中有着很好的落实。
读了《校长6年》以后，我知道，他不是为了取悦我才这样说的，而是实实在在地按照新教育的理念去做的。这本书共七章，内容涉及名人教育、特色发展、正视差异、课程超市、经典阅读、活力校园、守望理想。其中关于阅读与理想的许多论述与实践，与新教育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
新教育人是一群守望理想的追梦人。周校长的这本书也是用“守望理想”作为最后一章的名称。他写道：“教育是育人的事业，需要用理想来引导；教育是百年大计，需要用理想来坚守；教育是崇高的使命，需要用理想来奠基。心有多远，脚步就有多远。教育需要有一颗开放、包容、书写着大爱的心。守望教育的理想，践行理想的教育，怀揣美好的憧憬，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我相信，这是他的教育心语。为理想而活着，是我们共同的尺码。
我特别欣赏周校长把自己当作教师一员的态度。他一直认为，校长的管理阵地在学校，管理的对象是全体师生。但校长首先是教师中的一员，是学校名副其实的“首席”教师。如果中小学的校长不能够把自己的根扎在课堂，不能够成为汇聚美好事物的中心，是很难有真正的凝聚力的。周校长之所以能够把一所普通的农村学校带上一条追求卓越的道路，之所以能够把一个小学科做出大文章，与他厚实的教师基本功是分不开的。
希望有更多的“首席教师”校长出现在我们的校园。
首席研究员 篇7
2010年10月18日《丘陵山地小型农机具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首席专家、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梁建研究员到四川指导工作, 考察了项目子课题的四川示范基地:金堂福兴水稻基地和中江苍山旱作基地。
梁建研究员在示范基地现场听取了项目执行专家组成员谢祖琪、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院作物研究所专家郑家国的工作汇报和金堂县福丰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建的情况介绍, 十分关心示范基地的组织形式、人员构成、种植模式、服务内容与收费、劳动力价格、经营效益等情况。他充分肯定了子课题项目组开展的工作, 就农机农艺结合提出了要求, 明确指出了下一步工作。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张萌, 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熊昌国、庹洪章、应婧, 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院作物研究所刘定辉、姜心禄等陪同考察。
首席研究员 篇8
为科研, 他上下求索
出生于历史悠久的安徽省砀山的席北斗博士, 继承了祖先勇于开拓、刻苦钻研的精神, 2002年他获得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博士学位, 2002年8月赴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做高级访问博士后。期间, 他主要从事有机固体废物高效菌种培育及堆肥资源化、石油污染场地和地下水高效工程菌生态修复工作。2003年他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工作环境, 毅然回到祖国, 被聘为固体废物创新基地副研究员, 并于当年到2008年间, 先后担任刘鸿亮院士助手、科技处副处长、总工办副主任。目前, 他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地下水与环境系统工程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国家中组部“万人计划”第一批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并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主要从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地下水污染模拟与过程控制的研究开发工作, 并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多年来, 席北斗研究员以创新为基点, 从环境系统工程理论出发, 坚持城乡统筹、水陆统筹、技术管理统筹, 从2008年开始, 主持或负责国家“973”计划课题、国家自然基金和国际合作等20余项科研课题, 围绕有机废弃物生物强化处理处置和二次污染控制, 深入开展了生物反应器系统微生物作用过程及优化调控理论、技术和装备研究;提出了有机废物生物强化多阶段接种分质资源化理论;发明了动态返混-自动反馈控制腐殖化技术与装备;揭示了生物反应器填埋场碳氮同步快速转化和二次污染协同控制机理;开发了渗滤液等高浓度有机废水深度处理专利技术。他研发的废物处置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控制技术装备与绿色修复材料, 实现填埋场碳氮同步快速转化、有效控制渗滤液对土壤地下水的二次污染, 关键技术与装备实现规模化工程应用, 为我们共同的美丽“中国梦”贡献了不竭的动力。
此外, 席北斗研究员还从事了多项工程技术服务方面的工作, 在北京、上海、河北、宁夏等10多个省市建立示范工程, 为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多年的科研创新, 让席北斗研究员取得了诸多科研成果, 形成了以阐明污染代谢过程和环境效应—提出防治原理—攻克关键技术—支撑科学决策的科研思路, 及固体废物资源化、地下水污染模拟与修复、村镇地下水环境系统工程相结合的研究方向。此外, 他紧密结合发展方向, 开展环境技术服务, 重点加强环境系统规划、规划评估以及地下水专题评价, 并与地方结合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治理的技术规范、标准和指南的编制工作。
综合整治, 科技为民
随着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加快, 村镇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为此,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了《村镇环境综合整治重大科技工程》项目, 席北斗研究员担任项目负责人。该项目意在通过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共性技术和装备研发、技术集成和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典型村镇的综合示范, 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村镇环境综合整治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工程支撑能力, 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改善村镇环境质量, 保障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席北斗研究员及其科研团队对我国北方寒冷地区进行了针对性研究, 形成阶段性成果并开展了技术适用性评估。
形成村镇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 系统整治, 优化管理。
针对高油脂、高盐分的餐厨垃圾, 科研团队开展了餐厨废弃物制备多肽菌体蛋白饲料关键技术、餐厨废弃物湿热水解预处理与厌氧发酵能源化关键技术研究;针对高纤维素垃圾开展了菌源、物料预处理技术优选与厌氧联产能源化利用技术研究;针对混杂垃圾提出了前分选与连续进出料的转筒仓式沼气干发酵技术、多阶段接种堆肥腐殖化技术。建立了以元蛋白质组学方法为基础的总蛋白提取、蛋白功能的质谱鉴定、序列引导分离、工程菌剂制备的技术方法, 筛选获得了高效功能菌剂。同时针对我国不同区域村镇环境整治技术进行系统集成, 关键技术进行了研发优化。
形成村镇生活污水处理、耐低温沼气池、生活垃圾处理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 系统整治, 优化管理。
针对生活污水处理, 科研团队开展了污水高效预处理技术、微创深开挖土壤渗滤技术、生活污水达标回用处理技术、复合分子筛 (MCM-41-A) 去除污染物等关键技术研究;针对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 进行了冬季保温技术、低温强化脱氮除磷实用技术研究;针对耐低温沼气池, 开展了冬季保温产沼气菌剂技术、北方沼气池低成本越冬技术、秸秆原料沼气技术研究;针对生活垃圾, 开展了有机生活垃圾混合物料干发酵技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能源化利用技术研究, 建立了成本低、效率高的新型有机废弃物处理系统。同时针对北方寒冷缺水型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和资源化循环利用技术进行了系统集成, 关键技术进行了研发优化, 并在宁夏、山东省进行了工程示范和产业化推广。
该项目是一项利国利民, 且符合国家目前推崇的环保政策的好项目, 适用于目前众多正在进行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且没有很好的污染治理技术的村镇, 因此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席北斗研究员介绍说, 该项目针对快速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的村镇环境问题, 通过三类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共性技术和装备研发, “三低一易”型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的集成创新, 形成了五大典型区域村镇环境综合整治模式, 并开展综合示范区建设, 并筹建成立了村镇领域首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村镇环境综合整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硕果累累, 继续攀登
凭借着在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和环境治理领域取得的成绩, 席北斗研究员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相关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项 (排名第一、第三) , 省部级环境保护科技奖一等奖3项 (2项排名第一) 、二等奖2项, 国家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建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地下水污染模拟与控制重点实验室;将科研成果系统集成, 建立科技示范工程6项, 技术在我国北京、上海、河北、宁夏、贵州等10多个省市推广应用, 完成各类工程、规划咨询项目20多项。他个人先后获“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科技工作先进个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六届青年科技奖、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创新青年奖”等荣誉称号。
作为博士生导师, 席北斗研究员已经为祖国培养和联合培养了10名硕士生、8名博士和2名博士后, 为国家输送了多位高新人才。另外, 他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SCI论文150篇, 出版学术著作7部;获授权发明专利30多项 (其中国际发明专利4项) , 主持完成国家与行业环境保护标准、规范9项。
首席研究员 篇9
德国物流研究院是欧洲最大的物流应用研究机构。针对库存优化,在研发方面每年都有很大的投入。德国物流研究院每年为世界范围内的客户,尤其是欧洲和中国客户提供大量咨询服务。
作为德国物流研究院中国首席代表、北京帝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房殿军博士自1985年以来一直投身于物流应用研究,是中国最早从事物流研究的专家之一,参与并负责了多项欧洲及中国的大型物流项目。记者
记者 德国物流研究院目前在库存优化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房殿军:目前,德国物流研究院在库存优化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第一,德国国家科研项目“大型物流网络建模SFB 559”的研究。该项目主要基于供应链网络复杂性的物流方案和管理方法研究。
第二,基于OTD(Order To Delivery)的库存优化研究。比如,OTD-SIM研究成果曾经获2003年弗劳恩霍夫科研大奖。目前的研究是OTD-NET,通过网络建模,仿真分析,确定库存优化对供应链能力的影响。
第三,侧重产品分类方法的研究,关注的是如何清晰界定不同类别产品的范围。例如,更科学、合理地处理ABC和XZY等的分析,对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法。从库存优化的角度来看,产品分类是解决库存问题的最基本点。
第四,对传统库存管理和优化方法的继续和深入研究。
记者 库存优化的需求是如何产生的?
房殿军:库存优化的需求来自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企业自身的需求,一是来自供应链整体优化的要求。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我们强调“用信息取代库存”。信息的透明是科学解决库存问题,实现库存优化的前提条件。
库存的降低不是单个企业的工作,只有供应链协同运作才能真正有效地优化库存。目前,很多企业专注于降低自己的库存水平,行业龙头企业将库存问题转移到上游供应商,同时也将库存风险和压力转移给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企业自身库存水平的减少,但实际上,从供应链角度来看,羊毛出在羊身上,供应商必然会将库存产生成本向下游转移。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从供应链角度,协同供应链参与者共同解决供应链库存问题,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库存优化的。
作为供应链管理的先行行业,许多汽车企业已经与其主要供应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通过“滚动计划”等方法和手段实现需求信息的共享。只有协调供应链成员一起面对库存问题,才能在保证物料可获得性的前提条件下,有效降低库存。
记者 不同行业的企业通常会对库存优化提出哪些不同的要求?
房殿军:由于企业增值链的价值分布不同,库存优化工作的迫切性也因此存在差异。比如,化工行业的库存优化问题通常是其成品的库存问题。因为化工行业的原材料价值相对较低(精细化工除外),原材料的库存优化不是最迫切的工作。而其成品价值却相当高,因此,实现成品的库存优化能为企业带来显著效果。但这不是说原材料的库存问题就不用解决,我们首先要分析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先后顺序是怎样的。在电子通讯行业,由于其原材料通常是芯片等高价值产品,它们的采购成本高达总成本的60%之多,所以对于电子通讯行业的企业来讲,原材料库存优化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比如,汽车行业会关注整个供应链的库存优化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库存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要充分考虑客户需求的变化和企业产品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库存问题,定期开展库存优化工作。
记者 在进行物流中心项目的规划设计时,如何对库存优化进行考虑?
房殿军:物流中心的规划考虑两方面内容,一个是它的静态储量,另一个是物流中心的动态能力。
物流中心的规模确定是物流中心规划的重要方面,它影响到物流中心的建设成本和运作成本。在规划物流中心时,必须通过科学产品分类,在企业业务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未来仓库容量进行合理评估预测,确定物流中心的合理规模。
物流中心的规划不仅涉及到静态储量问题,更重要是物流中心动态能力的问题。未来业务的发展带来的物流中心操作模式的变化是进行物流中心规划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举个例子,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通过提高订单频次来降低库存,导致订单微型化的趋势,从而彻底改变了物流中心的操作模式。物流中心整托盘出入库的模式已无法满足客户需求,必须引入单件出入库的模式。如果设计时不考虑这些因素,物流中心就会出现“进得去,出不来”的大问题。这个特点在烟草、电子、汽车和医药等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
记者 在进行库存优化方案设计时,需要关注哪些因素?
房殿军:我认为库存优化方案的设计需要关注四个主要因素:
第一,流程因素。对现有流程的梳理和优化是首先要开展的工作,流程时间的长短会直接影响库存水平。合理顺畅的流程,是后续库存优化工作的保障。为此,帝欧公司在开展此类工作时,会先采用德国物流研究院研发的LogiChain软件对企业相关流程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再开展后续工作。
第二,产品因素。也是库存优化设计时需重点考虑的方面。重点是产品的科学分类。符合企业自身发展要求的产品分类是实现库存优化的最根本途径。针对不同产品类别科学设定库存水平,系统制定补货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考虑最优订货(生产)批量的问题。
第三,市场风险和政策环境因素。因为市场风险的存在以及政策环境因素的影响,企业就要充分考虑战略库存因素。
第四,产品的生命周期。比如汽车行业的备品备件库存问题。
记者 库存优化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实现?其效果如何衡量?
房殿军:概括起来说,库存优化的实现途径是“两个角度、两类方法、一个补充”。
正如前面提到的,库存优化的需求是由两方面引起的。总体上看,它的解决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从企业自身的角度,通过ABC、XZY等分析,对不同的产品种类采用不同的库存策略和补货策略。比如采用VMI或consignment的方法。另一个角度就是从供应链的层面来看,通过供应链信息同步和供应链的协同运作,实现供应链的整体库存优化。
“两类方法”指的是按需求供货的库存策略和按消耗供货的库存策略。前者包括JIT、JIS等,后者包括看板管理等策略,这些策略可以有效优化库存。
“一个补充”是通过优化预测模型,提高预测的可靠度,降低库存水平。
当然,这些角度和方法并不是独立存在的,通常需要企业学会综合应用,打一套库存优化的“组合拳”。
一般来讲,衡量库存优化效果往往要看几个数字,一个是库存占用资金大小,二是存销比,即库存与销售的比例,此外还有ITO (库存周转率)、物料的可获得性等KPI。
记者 请结合具体项目,谈谈帝欧在库存优化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房殿军: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欧洲和中国开展过不少库存优化方面的项目。比如,德国Bayer公司,通过对产品的分类、对供货方式的优化,以及各部门之间责任界限的划分,有效降低了成品和半成品库存,库存水平降低高达10亿欧元。
还有一个案例是卡瓦(KAVO)。卡瓦是一家牙科治疗器械生产商。我们通过流程分析和产品结构分析,帮助其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以及美国的库存进行了优化,其物料的可获得性从原来的92%上升到97%,同时库存水平下降了15%。
另一个案例是德国最大的煤矿集团RAG,为了优化生产资料库存,我们通过多维产品种类分析,使物料的可获得性提高了13%,库存水平降低超过20%。
在中国,我们为一家电子通讯生产企业提供了全新的预测方法,帮助该企业降低库存30%之多。
首席研究员 篇10
FOBTV目标是通过跨区域的技术协同,共同推进未来数字电视系统技术的研发。这项技术合作计划涵盖了当前全球广播电视行业共同关注的很多内容:共同开发包括商业、技术和监管环境在内的地面数字电视未来生态系统模型;共同确定下一代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系统的业务需求;共同促进全球数字电视开发实验室之间的协同创新;共同推荐未来全球数字电视新标准的技术基础,配合标准机构对选定的技术进行标准化。
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张文军教授,对下一代网络的发展进行了解析。
记者:在内容与网络的耦合方面,只有满足用户需求才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您认为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哪些问题?
张文军: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三点。第一,内容与网络的耦合还仅在单一的网络里有所发展,比如在互联网中的DASH标准,还没有更多地考虑内容与多个网络的耦合(例如广播网、蜂窝网、家庭接入等)。第二,内容在与网络耦合后带来的问题是全网同步,这也是在互联网中用户观看直播节目时会碰到的问题,现在没有技术手段保证从蜂窝网、接入网和广播网看到的直播内容是同步的,可能A用户看到进球了,B用户还只看到射门前的时候,这对于多用户多网络体验的时候是有问题的。第三,目前内容与网络的耦合层次还比较低,最多考虑到大屏要高清内容小屏要标清内容,网络好了传高质量内容,网络差了传低质量内容,我们可以考虑更多针对用户需求的耦合,例如广播传输的是针对大众用户编辑的内容,而同一内容不同摄像头拍摄的情景,或是更多的花絮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传输,而且两者之间要保持同步。另外还要让用户看广播电视节目时,感觉像在看一个本地的DVD一样,可以根据用户的个人需要,选择不同的伴音语言。
记者:脱离内容和用户需求,只谈提升网络能力,这是比较片面的,请谈谈怎样才能使两者达到高度的耦合状态?
张文军:从用户使用行为数据中分析出用户需求,从这个需求分析得到制作内容的指导,大众感兴趣的内容通过广播下发(直播或PUSH),个性化内容通过互联网络的传输(同样包括点播内容和直播内容),通过双向网,再得到用户的反馈,从而得到用户数据。如此形成一个闭环,这样是比较理想的情况。我们应该寻找一条“内容驱动网络,网络感知内容”,“推-拉”结合的技术路线。从网络容量说,仅靠用户端对网络容量的判断来“拉”相应音视频质量的内容,很容易引起网络堵塞或网络浪费(大家都觉得现在网络空,都去拉高质量音视频,马上网络就堵塞),应该是“推-拉”结合,要有传送(广播)中心端也参与判断现在网络的整体情况,要做网络预测并辅以热点内容数据分流。
记者:目前,全球数字媒体变革对传输网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您看来,未来媒体网络应该是什么样的?为达到这样的目标,现在正在做和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张文军:未来的媒体网络应该是个大的异构网络,内容、网络、终端形态与用户分析应该实现紧密耦合。在物理层传输上可以是各种各样的网络(单向的、双向的),但在基于IP的传送层上应该做到播存一致的文件格式、全网同步的时钟信息、流服务与文件服务一致的打包切片方式、增加媒体内容的标签和定义。我们为此已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提出了未来媒体网络的协议堆栈和演进路线,要在传统广播上建立基于IP的数据分发协议,要在通信网上改进原有RTP、DASH、HLS等协议的缺点,形成一个基于IP上的针对异构网络统一的媒体封装和分发标准。这一标准我们会实现和示范,目前正在参与ATSC3.0标准竞争,也将在国内NGB-W标准中实现。
记者:去年下半年,美国数字电视标准组织(ATSC)在华盛顿召开了ATSC3.0物理层工作组会议,审议各地提交的标准提案。您所带领的课题组也参加了这一轮竞标,提案受到了全球数字电视技术研究同行的高度关注,听说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会颁布ATSC3.0,请问我们国家的提案是否有哪些部分被ATSC3.0采纳,请介绍一下我们提案的设计思路和亮点,现在的情况如何?
张文军:按照ATSC的时间标准,今年年底只是物理层标准的草案形成,我们在BICM (编码交织调制映射)、帧结构、信令系统、MIMO技术、上行系统上全面参与竞争,对手无疑是强大的,主要包括了高通、三星、SONY、LG和DVB等,从初步的交锋来看,我们并未被甩开,原有的11提案方已经主要变成了高通、三星、SONY、LG、DVB、韩国的ETRI以及我们这7家的竞争。我们也有望在BICM、P1帧头设计、部分信令、分布式MIMO和上行链路上,将我们的技术方案植入到ATSC新标准之中。
记者:全球未来广播电视合作研究计划(FOBTV)是全球范围内首个专门针对未来广播电视技术、广播运营及产业趋势研讨交流合作研究组织,你认为,FOBTV对制定全球数字电视标准有什么作用和贡献?
首席教师制 篇11
现今学校教师队伍数量越加庞大，但是，如何提升教师自身的积极性，让教师身处一个人人争优的氛围里面，不懈怠，是让很多学校费心的一件事。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的“首席教师”也许可以为各校长提供一个模式的借鉴。
华东师大二附中作为一所久负盛名的学校，2000年率先在上海推出“首席教师制”，目前已经先后组织了三轮评选。评选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按照学校拟定的评选条件，在上海市本学科中具有一定影响，同时在师德方面表现突出的教师可以自己申报；然后由教研组评议推荐、校务会进行初选；推出的候选人再由华东师大的教育专家、上海的学科教育专家组成的校外专家团进行评审，最后由校长聘任。除语文、数学等学科外，还可以聘任德育工作以及竞赛指导等方面的首席岗位。
学校目前有10名特级教师，有的学科有3名特级教师，但只有一人可当选首席教师，可见是优中选优。学校还规定必须严格标准，不达标准宁肯空缺，因此至今有的学科还没有首席教师。
学科将才
如今，首席教师已经成为学校执掌各门学科的将才，他们同时担任各学科教研组的组长，承担整个学科团队的组织建设任务。这些教师要及时掌握国内外教育发展动态，要坚持在一线满负荷工作，积极开展科研工作，不但要成为先进理念的贯彻者，还要是学术上的领导者。既要在教育教学方面起示范作用，还要承担指导中青年教师成长的任务。
学校规定，首席教师不是终身的，目前是三年一聘。而且每学年要向全体教师述职，学生和教师还要对他们的工作情况进行评议。不努力的结果不仅是届满就可能要让位，而且每年评议合格率不满50%还会被提前解聘。
多制并行促成长
据了解，在推出“首席教师制”的基础上，该校还启动了“骨干教师建设工程”和“优秀青年教师选拔工程”。
该校的规划是造就一批占全校教师总数10%左右的首席教师和特级教师；评选40%左右的骨干教师；针对3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评选优秀青年教师，为他们优先提供培训的机会并指派专门导师给予指导。这样，学校形成了首席教师、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优秀青年教师、一般教师这样的金字塔型的队伍梯次。学校还要求，这些教师每个人都要制订个人的三年发展计划和科研课题设计，这样每一层次的教师都有了自己向上攀登的明确目标，最终使个人发展和学校发展融为一体。
“鸟巢”的首席电工 篇12
1980年, 谭双剑出生于河北的一个普通农家。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 让弟弟、妹妹安心上学, 初一没读完, 他便含泪放下课本, 拿起了锄头。
16岁那年, 谭双剑不顾家人劝阻, 独自登上前往上海的火车。他每天天不亮便从桥洞里“起床”, 开始找工作。三天后, 谭双剑一路小跑来到一家电子厂。排了几个小时队后, 终于轮到他面试了, “学历?”“上过一年初中。”对方白了他一眼:“上完初中再来吧!”谭双剑立即被后面的人推搡开了。他又找了多家工厂面试, 均因学历被挡在了门外。
终于, 谭双剑在码头找到了一份扛大包的工作。一上肩就是近百斤, 不到两天后颈便磨起了血泡, 甩甩胳膊像脱臼了似的。坚持了两个多月, 领了两百多元工资, 谭双剑辞工回到了老家。
不服输的谭双剑决定再到外面闯一闯, 他来到北京, 与在上海时完全一样, 接连奔走了十多天也没有找到一份活儿。就在用身上仅有的五毛钱乘公交车前往郊区找活儿时, 谭双剑透过窗户看到路边有几处在建楼房, 赶紧下车。包工头看在老乡的分儿上, 留他在工地做小工。
一次在顶楼干活儿, 谭双剑注意到几位电工正在楼顶上安装一根粗大的“天线杆”, 十分好奇。工友告诉他:“这叫避雷针, 城市里每幢楼房都有。”他暗自揣摩起来:如果能掌握一点儿技术, 至少比当小工有前途啊!
谭双剑开始有意识地留意起这门“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有时电工中午赶活儿, 他顾不上吃午饭, 戴上安全帽就跑去看人家怎么操作, 一来二去成了朋友, 不时得到一些指点。
到了年底, 许多工人都回老家过年去了, 电工尤为紧缺, 初步掌握电工技术的谭双剑主动请缨。经过几天的时间, 他能独立操作了, 工资也比原来高出两倍。
谭双剑并不满足, 向同事借来电工进修专业教材, 又从书店买回电工书籍, 一边自学, 一边在实践中摸索。1999年, 谭双剑考取了行业认证的高级电工证书。这年冬天, 一家安装公司承接了国家气象局的一项弱电工程。刚去不久, 就听说另外一个组安装的配电柜出了故障, 谭双剑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让我试试吧。”经理有些迟疑:“你行吗?”他从源头排查起, 顺藤摸瓜找到了故障所在, 接着又连夜维修起来……20个小时后, 故障终于排除, 避免了数万元的误工损失!发工资时, 经理额外拿出2000元作为奖励, 谭双剑却坚持只收下自己的工资, 多一分也不要。经理拍拍他的肩:“这个呼机你拿着, 等我呼你。”
半个多月后, 呼机响了, 谭双剑一回电话, 果然是经理找他:“小谭, 有个大活儿, 交工时间很紧, 你能不能凑点儿人?”谭双剑迅速凑齐一个30人的队伍, 每天天不亮就开工, 夜里11点才收工, 最终抢上了工期。
谭双剑报了夜大学习班。晚上工友都早已入睡, 他却还捧着书本研习工程管理方面的知识。两年多时间, 谭双剑陆续拿到了建筑行业中的项目经理证、工长证、工程师证等证书。
2002年, 谭双剑组建了自己的施工队伍, 专门承接电路电气工程。员工越来越多, 工程也越接越大, 现代城、东方广场、励骏大酒店、友谊医院、商务部、外交部等, 都留下了谭双剑的身影, 一些工程还得了优质奖。
2005年初, 经过层层筛选, 谭双剑率领他的团队开始奋战在“鸟巢”现场。每次到施工现场, 谭双剑都要先关掉手机, 像特工一样“扫描”着现场的每一个细节。工程建设关键阶段, 他每天忙得连洗头都顾不上。
2007年底, 承揽的弱电工程胜利完工。作为一名建设功臣, 他的名字被刻在了纪念柱上, 并于8月8日应邀到“鸟巢”现场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