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特征（精选4篇）
机会特征 篇1
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时代, 人力资本投资者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将长期存在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国在“新常态”下, 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 新技术的应用必然淘汰一些过时的产业;另外高等教育体系与企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错位, 导致大学生“就业难”、企业“招工难”, 促成大学生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大学生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及其发展制约着我国经济升级和产业转型的顺利实施, 也严重损害人力资本投资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甚至在不少农村地区造成因学返贫, “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既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又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探索化解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思路和对策, 深入分析并掌握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特征, 无疑对我国新常态下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布局和实施,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研究回顾
关于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 笔者在《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概念界定、研究背景及意义》一文中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所谓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 是指人力资本投资者为了获得最大化人力资本综合收益, 在市场上所面临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的不确定性。”在《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成因分析与化解思路》一文中对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形成的原因, 也进行了剖析;在《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含义浅析》一文中对其丰富内涵, 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在《浅析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分类》一文中, 笔者对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类型也做了初步分析。从前述的研究中不难看出, 像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这样的复杂事物往往具有多个方面的特征。
三、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特征分析
(一)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具有必然性
风险的基本含义是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 以及利益的损失。对于人力资本投资者而言,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无法完全回避。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的有无、大小、好坏既与人力资本供给方有关, 又与人力资本需求方有关。事实上, 人力资本供求都处于经常变动之中, 退一步来讲, 即便人力资本供给方实行严格的投资计划, 从而使人力资本供给具有确定性, 但搜各种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
(二)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具有多因性
笔者在《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成因分析与化解思路》一文中就诱发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多种原因进行了专门探讨。诱发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因素主要包括:知识创新加速所诱发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职业生涯变迁所诱发的人力资本交易风险、由产业升级政策调整所诱发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由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所诱发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由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期普遍存在的就业竞争的不公平性所诱发的弱势群体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由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积累的长期性和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所导致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人力资本载体和其家庭原因带来的人力资本交易风险、学校和培训机构带来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
(三)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具有复杂性
导致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因素除了影响交易机会的传统性因素外, 许多影响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因素是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所特有的新因素, 如知识更新使旧知识过时, 因而相应的人力资本就会贬值, 可能因此二丧失原来的交易机会。许多人对这些因素及其起作用的方式感到新颖和陌生, 对许多因素导致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感到迷茫困惑。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的变化并非无规律可循, 但因其复杂性的缘故很难对其准确预测, 因而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总是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最终仍使人力资本交易机会具有不确定性。人力资本交易机会的有无、大小和优劣总是处在变动之中, 换言之, 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
(四)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具有独立性和叠加性
各种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诱发因素分别按照自己独特的规律, 独立地诱发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 各种诱发因素所诱发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在同一人力资本所有者身上可以同时存在, 作用效果可以相互叠加。人力资本交易机会总风险等于各种因素所导致风险相互叠加的结果。
(五)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具有易变性特征
我们已经步入职业生涯易变的时代。就业周期有缩短趋势, 为了获取人力资本交易机会, 人力资本所有者一生要多次变换工作地点和岗位。一方面影响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各种因素都无一例外地处于不断变化中, 同一时刻各种因素导致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大小不一, 另一方面不同时刻总风险大小也往往不同。
(六)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具有结构性特征
由于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不同因素起作用的轻重主次缓急不同, 因而不同因素所引致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权重导致不同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构成要素及其组合比例不同, 级别、层次不同。
(七)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具有可预测性特征
不同因素所导致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各种类型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产生和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并可以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的。人力资本投资者一旦认识这些客观规律, 就可以预测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变化趋势和特征, 从而自觉设法规避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或者化解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
(八)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具有递增性特征
即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愈演愈烈存在不断增加的趋势。知识更新和技术进步都在加速, 新旧行业和岗位新陈代谢在加速, 大数据时代, 信息爆炸, 信息过度传播, 动态复杂环境下人们的人力资本定位决策, 人力资本投资积累决策的风险都存在增加趋势。这些往往导致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具有递增。
四、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规避的启示
上述关于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特征分析, 有利于准确判断和把握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 有利于增强防范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针对性。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必然性, 要求我们在防范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时必须积极应对, 严阵以待而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多因性和复杂性, 要求在防范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时应引入系统性思考, 注意全面分析, 不能顾此失彼;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独立性和叠加性, 启示我们既要关注每一种因素所独立引发的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 又要注意防范多个方面人的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可能相互叠加, 产生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累积效应;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易变性特征要求防范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时要有应变意识, 应当制定因变应变的思路对策;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结构性特征, 启示我们应关注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级别、层次和不同因素所产生得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权重, 应该抓住重点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 重视制定组合策略增强防范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针对性;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递增性特征, 要求人力资本所有者在规避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时应重视观念创新, 理论创新, 应重视从战略层面上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反馈机制, 建立一种不但治标更要能够治本的既长效又强效的机制。
由上述分析可知, 规避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种种启示是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种种特征内在决定的, 不是主观臆想的, 反映了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内在要求。
摘要：人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付出的成本是确定的, 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本交易机会却是不确定的, 常常使人力资本投资者的收益遭受损失, 从而给人力资本投资者造成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随着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趋势的不断发展, 尤其是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 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常态化, 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 而且存在愈演愈烈的趋势。文章在回顾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概念界定、含义分析、成因分析和类型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交易机会环境, 进一步分析并揭示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的八个主要特征, 有利于准确把握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并依据这些特征为规避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探析相应对策启示, 为有效规避大学生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奠定基础。
关键词：人力资本,交易机会,风险特征,风险规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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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特征 篇2
1创业机会的界定
在现有的研究中, 对创业机会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Schumpeter认为机会是作为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而出现的, 企业家不能发现机会;相反, 他们能够利用技术变化, 经济中出现的创新来创造机会。一方面, Schumpeter强调创业机会源于经济, 是一个自我变革过程的结果, 驱动要素是一个创新型的“企业家英雄”。另一方面, Schumpeter强调企业家个人特质和动机的重要性。总体而言, Schumpeter关于机会识别的观点认为机会是创造出来而非发现的。
Kirzner认为创业机会是一系列的市场不完全, 与Schumpeter相反, Kirzner强调创业敏感性和机会发现的理论, 关注于了解某些个体如何基于人们在市场中的知识和信息缺陷而获得利润。Kirzner认为企业家通过在市场中扮演获利之人或价格调整者发现机会, 在知识或信息不对称基础上获得资本。
Casson等对创业机会的定义是:“那些新产品、服务、原材料和管理能够被应用或出售而获得高于其成本的情况”。Timmons 认为一个创业机会“其特征是具有吸引力、持久性和适时性, 并且伴随着可以为购买者或者使用者创造或增加使用价值的产品或服务”。Hulber等认为机会实际上是一种亟待满足的市场需求;Ardichvili等认为, 从获取预期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机会事实上意味着创业者探寻到的潜在价值。
应该讲, Schumpeter认识到了创业机会的存在, 但是他更多地强调企业家个人特质的重要性, 强调机会更容易被企业家创造出来, 而不是被企业家发现, 也就是说Schumpeter忽略了机会的客观存在性;Kirzner更多地从市场本身的角度来考虑创业机会;而其他一些学者主要从创业机会自身的属性以及创业机会存在及其意义角度来进行阐述。综合上述几种观点, 我们认为创业机会是客观存在的, 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 创业者的自身条件在机会发现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创业机会的特征
2.1风险性与盈利性并存
由我们对创业机会的界定得知, 其主要特征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风险性和盈利性, 两者并存。创业机会的风险性是由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的, 而盈利性则是创业机会存在的根本前提, 只有当机会存在的盈利性大于风险性时, 创业者针对创业机会所采取的活动才会有意义, 创业者才会利用手中的资源去开发创业机会。实际上, 这也是创业者在创业之前进行可行性分析的原因所在, 任何创业活动, 创业者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伴随着盈利的风险性的大小, 这样才能够提高创业的成功可能性。
2.2顾客依赖性
创业机会在被创业者发现的同时, 它必须能够吸引顾客, 也就是说创业者针对该种创业机会所采取的行动必须能够满足顾客的某种潜在需求。这也是创业机会产生的根源, 即在于满足那些没有被满足的市场需求。马云在开创阿里巴巴时, 就是深刻地认识到了将来互联网在电子商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认识到了B2B网站在贸易中广泛的市场基础, 他才毅然决然地进入这个行业并最终取得成功的。
2.3环境适应性
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创业者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 创业者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并准确预测环境的变化, 并且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换句话讲, 创业者所面临的环境必须能够满足创业机会变成现实的所有条件, 能够使创业者在该环境中获得预期的收益, 只有当创业机会所面临的环境和创业者的战略相吻合时, 创业者的创业活动才有可能延续下去。
2.4时间有效性
所谓的时间有效性是指创业机会必须在机会之窗存续的时间内被发现并利用。而机会之窗则是指商业想法推广到市场上所花费的时间, 若竞争对手已经有了同样的思想, 并已把产品推向市场, 那么机会之窗也就关闭了。也就是说, 越早发现创业机会并采取措施将机会付诸实施, 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2.5资源可获得性
创业者必须有充足的资源 (人、财、物、信息和时间) , 才能利用创业机会并迅速盈利。这是由创业者个人的特质所决定的。当创业机会的客观因素——市场、环境、时间等都具备时, 还必须要考虑到创业者自身的条件这一主观因素, 主要从创业团队、创业所必需的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加以考虑。
在识别创业机会时, 以上几种特征缺一不可。其中风险性和盈利性是从机会存在的意义以及开发创业机会的目的等方面来考虑的, 强调了机会存在的根本;顾客依赖性、环境适应性以及时间的有限性主要从客观方面来对创业机会进行限定, 强调了创业机会存在的客观环境;而资源的可获得性则是从创业者自身的主观方面来界定创业机会的, 尤其是强调了创业者作为机会发现的主体, 其必须具备的一些特质。只有当上述几种特征全部具备时, 创业者才能识别出创业机会并将机会转化成现实。
3创业机会识别模型
通过上述对创业机会的界定和对创业机会特征的分析, 我们认识到了合适的创业机会必须要以市场为基础, 以产品或服务为依托, 以创业者的个人特质为实现机会的必然条件;只有当市场、产品/服务、创业者个人的特质三者协调一致时, 才能够将机会转化成现实。因此, 我们在对创业机会所存在的市场环境、创业者针对机会所推出的产品/服务以及创业者自身的特质等主要方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构建如下机会识别模型 (见图1) :
3.1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因素属于创业机会的自然属性, 它不依赖于创业者或创业机会的其它特征而存在。创业者在最初选择创业机会时必须敏锐的洞察到市场结构的变化, 充分考虑当前市场的竞争态势以及对未来市场成长的预期, 并以财务指标的形式来反映市场预期收益;创立新企业后还要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随时调整经营战略。
作为机会识别模型的一种自然属性, 市场环境因素在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尤为重要的是, 市场环境是客观存在的, 不依赖于创业者的主观判断而存在, 所以在识别创业机会的过程中, 创业者首先要考虑到这一因素。在市场环境因素中, 对市场结构变化及市场竞争状况的判断, 可以直接决定创业者对创业机会存在与否的判断;而对市场预期成长及预期收益的判断, 则可以直接决定创业者对机会的取舍。因此, 正确分析市场环境因素对机会的识别以及后续工作的开展极其重要。
3.2产品/服务属性
所谓产品/服务属性就是创业者将机会转化成现实的一种载体。创业者在针对创业机会推出产品或服务时, 要考虑到产品或者服务是否有一定的创新性, 是否能满足一定的市场需求, 是否具有独特的价值等;另外, 创业者还要根据市场环境来分析该种产品或服务被顾客接受的可能性大小。创业者只有在所推出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恰如其分地满足市场需求时, 创业机会才能转化成现实。
3.3创业者
创业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所有的事物都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 必须通过组建分工明确的创业团队来完成;然后这个创业团队还必须有足够的创业资源, 包括人、财、物和信息等来完成创业活动;还有就是创业模式的选择, 一个好的创业模式可以使创业者的创业活动迅速产生利润。
以上的各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其中市场环境决定了创业者所要推出的产品或服务的属性, 而产品属性又可以潜在地影响市场环境;创业者的特质也可以作用于产品或服务的选择;创业者不但可以被市场环境所吸引, 最重要的是创业者可以反作用于市场环境, 创业者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改变现有的市场环境, 甚至创造新的市场环境。
成立于2001年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创业经历就很好地验证了我们所提出的创业机会识别模型。2001年, 国内的太阳能光伏市场还处于萌芽状态之时, 尚德董事长施正荣博士就清醒地认识到了该行业未来发展的潜力, 并在创业初期克服种种困难, 积极争取到无锡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创造了民营高科技企业短时间内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奇迹。尚德之所以创业成功, 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好的创业者利用自身所能获得的最大资源推出了一个新兴市场所需要的产品, 这和我们的机会识别模型中提到的市场、产品以及创业者等核心要素之间的关联是一致的。
4结语
在创业机会的识别过程中, 我们着重考虑了市场、产品/服务以及创业者等核心要素, 以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机会的识别模型。创业机会识别模型的构建可以帮助创业者认清创业机会的核心要素, 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正确地识别创业机会, 并利用手中的创业资源将机会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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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特征 篇3
一、相关概念分析
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新创企业中机会识别与企业高管, 对于两者关系的研究我们有必要对新创企业概念、机会识别概念以及新创企业高管特征现状进行论述。
1.新创企业高管的内涵与类别
首先我们介绍新创企业的相关概念。对于企业的建立来讲, 一般分为初创期、成长期、繁荣期和消退期, 而新创企业正是出于初创期的企业, 新创企业阶段, 包括了创业者创立企业、带动公司员工完善企业管理、促进企业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在对新创企业的界定中可以以企业创立的年限来决定。
企业高管又称TMT, 指的是承担决策职责的高层管理者所组成的团队, TMT团队决定了企业的组织发展, 企业高层的战略决策往往影响了企业的整体发展。本文将新创企业高管团队按照职能的不同分为了三大类, 即产出型职能、生产型职能和外围型职能。其中产出型高管团队负责的是销售和研发, 其主要职责是通过提升自身的研发水平, 提高自己企业占据市场的能力。生产型高管团队主要负责生产管理、设备维护、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事物, 其目的是尽可能的扩大企业的生产, 提高工作效率。而外围型高管团队则指的是企业在融资、经营法律等方面对企业提供支持的团队。其中产出型高管团队因为其经常与市场深入接触, 在面对市场环境变化和不确定因素引发的事情中有较快的反应能力。产出型高管一般会在市场研发和广告投入上比较热情。生产型高管注重产品质量和技术能力, 他们会将企业的重点放在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上。外围型高管团队旨在控制企业的法律风险, 保证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由于新创企业处于初级阶段, 资源和能力都较为缺乏, 生产型高管团队和产出型高管团队将是企业继续的高管人才。随着世界经济的不但发展, 海外背景和政府背景的高管人才也会逐渐增多。
2.机会识别概念
机会识别的核心概念包括了机会开发、机会感知和机会评价。机会开发是一个持续的和预先行动的过程, 机会开发的过程就是在对一个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准备工作, 其结果不是单纯的产生某一个产品, 而是产生一个企业。机会感知指的是对机会的察觉、发现和创造, 在机会感知的过程中, 首先察觉到某一市场需求, 或者是发现一种未被使用的资源, 其次将发现到的东西和资源整合起来, 最后以商业概念将需求和资源建立起联系, 这个过程称之为机会感知。机会评价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机会的一种判断, 即这个机会是否会被应用到创业的下一个阶段。
二、新创企业高管的特征
1.企业高管学历问题
通过对我国新创企业高管调查研究可以发现, 我国新创企业高管团队的年龄分布在31 到50 岁的较多, 其中四十岁以上的高管占据了一半以上, 对其受教育情况的研究表明新创企业高管大多数为本科以上学历, 本科以下的高管大多集中在年级较大的部分, 这些高管是受到了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 其受教育的水平较低, 这导致这些高层在企业竞争中并不具备优势。新创企业是以创新为根本动力的, 在新创企业的竞争中, 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是企业竞争的关键所在。
2.家族式管理现象明显
现阶段我国新创企业家族史管理现象十分明显, 由于新创企业一般是民营企业, 通过对我国新创企业的研究可以发现, 控股股东拥有者绝对的决策权, 整个企业呈现家族式管理。这种现象在企业建立初期弊端尚不明显, 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 高管之间滥用权力, 任人唯亲, 使得企业内部出现自己人和外人的差别, 非常容易造成企业内讧, 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
3.高管股份激励制度变化性大
高管股份激励制度是控股股东对高层管理者的一种激励机制, 这种激励机制能极大程度的环节企业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关系, 然而通过对我国新创企业高管持股研究可以发现, 企业高管总体持股量较少, 持股比例较低的现象十分明显, 企业的股权一般都是高度集中, 很多高官的持股水平都低于平均持股水平。这种现状导致新创企业高管知识股东的和企业决策的执行者。这种情况导致公司高管工作积极性不高, 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创新发展。
三、新创企业机会
1.创业机会的概念及特点
创业机会指的是创新的对资源进行整合, 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能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 可以说创业机会是一个过程。对于新创企业来讲, 创业机会处于开始阶段。创业机会来源于新的想法, 进而转化为创业机会。创业机会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能够收到消费者的认可, 其二是商业机会要能符合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环境。其三是在符合市场需求时能够将创业机会付诸实践。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创业机会需要各种资源, 其中人才、技术、金钱最为关键, 只有有了这些资源, 才能见机会转化为企业。
2.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的起点, 创业机会识别以后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就称之为创业。创业机会出现的形式多种多样, 像产品市场、新的生产要素等, 创业机会的识别需要创业者以自然经济为主要元素, 找到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并且能适应现阶段市场的要素。此外, 还有一些潜在的创业机会等待人们识别, 其中新科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随着人们生活需求的多样化, 人类对生活追求的永不满足让创业者能够从人们的生活需求中找到创业机会。最后一点就是创业者需要对创业环境有较好的认识, 创业环境包括了国家政策、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内容, 创业环境能支持创业者有创业意愿, 进而去识别创业机会。
四、高管特征与机会识别的关系
1.高管特征与机会识别的影响关系
一般来讲, 新创企业的创业机会的识别一般来源于技术机会、市场机会和政策机会。企业高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企业的发展。通过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因素主要与企业高管的特质有直接影响关系, 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其一是创业警觉, 又称创业意识。这一点因素来源于企业高管对于企业发展过程中相关的事物、时间和环境有及时的关注, 也能对企业的产品于消费者产生的问题、以及新型资源组合的感知力等, 这一要素让企业高管能够更加快速的发现创业机会。其二是先进知识因素。通过调查可以发现, 人们往往比较关注已知信息相关的信息, 而一旦企业高管有了先进知识的意识后就会找到创业机会。先进知识包括了市场知识、顾客问题知识和服务市场知识。
2.高管经验知识与机会识别的影响关系
高官的经验知识与机会识别有着直接关系, 据创业研究发现, 一个创业机会的存在时间是十分短暂的, 这就需要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把握。新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发现机会, 创造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的高管通过对经济发展的趋势来发现新的机会, 如果企业高官的自身知识水平较高, 那么企业的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就是具有创造力的, 可以这么说, 企业高管拥有某一行业越多的知识和信息, 就越能发现和创造机会。对于机会本身来讲, 其出现和消失的时间很短, 需要企业的决策者能够及时的发现并且付诸实践, 这就需要企业高管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能够对机会进行系统的识别, 让这些资源的特定组合能够发挥足够的商业价值。
3.高管社会人际关系与机会识别的影响关系
新创企业高管的社会人际关系与机会是别的影响关系可以通过机会感知这一因素来说明。根据弱关系理论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的信息源必定存在于我们的熟悉的人群当中, 也可能存在于弱关系人群当中, 其中偶然认识的弱关系人群更可能提供一些独特的信息, 能够影响企业高管的感知力和创造力, 这就显示出了企业高管的社会人际关系与机会识别的关系, 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找到很多不一样的看法, 在人际关系中进行资源搜索、交谈思考和资源评价, 能够帮助高管找到一些不易发现的机会。
五、总结
新创企业不同于已经成熟的大企业, 其发展需要从其自身的特点出发。本文系统的讲述了新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机会识别的相关概念, 并提出了企业高管与机会识别之间关系的研究, 通过研究发现企业高管与机会识别之间的紧密联系, 也从侧面体现了新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但增强企业高管的整体素质, 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 不断发展机会, 为新创企业的发展找对方向。
摘要：新创企业指的是创业者利用自己发现的商业机会, 通过自己整合资源、配置资源而形成的企业, 通过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取利益, 创造价值。在新创企业发展过程中, 机会识别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新创企业机会识别中, 中高管特征与机会识别的关系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对象。笔者通过研究发现, 新创企业中高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知识有限的情况, 在商业环境中发现机会的能力和效率低下, 新创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 很容易受到法律、政策环境的影响, 中高管只有提升自己知识时, 才能促进企业机会的识别和获取。新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经常面临着习惯性的缺陷, 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不能及时的作出调整, 使得机会识别变得困难重重。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的研究提出了新创企业中高管特征与机会识别关系的研究, 希望能对新创企业的经营做出指导, 帮助企业成长。
关键词：新创企业,高管,特征,机会识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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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特征 篇4
西方研究表明,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具有优化集团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 (Williamson, 1985;Hubbard and Palia, 1999) 。国内不少研究却直接或间接地证明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部分具有机会主义特征, 即大股东利用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掠夺上市公司利益, 并导致上市公司其他投资者利益遭受损失 (万良勇, 2005;曾亚敏、张俊生, 2005;万良勇、魏明海, 2006;邵军、刘志远, 2007;万良勇、魏明海, 2009) 。这部分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非但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反而造成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尽管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关联交易的政策, 期望能够降低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虽然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内部资本市场的机会主义运作并没有真正得到有效遏制, 而更多的是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 如在2003年清欠行动后, 大股东直接占用资金的现象有了明显的下降, 但许多上市公司大股东开始通过要求上市公司收购大股东资产、股权的形式变相攫取利益。本文将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机会主义特征的成因进行深度剖析, 供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参考。
二、公司治理因素:所有权集中与金字塔组织
(一) 大股东控制代理
大股东控制以及金字塔型组织结构导致的代理问题是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具有机会主义特征的重要原因。大股东的存在既可能是解决小股东搭便车难题的治理机制, 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严重的代理问题。大股东作为自利人本身只关注自身利益, 而不需要与其他投资者、或雇员、管理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在行使控制权以达到自身福利最大化目标时, 大股东也在以有效或无效的方式从其他利益相关者那里重新分配财富 (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Johnson et al. (2000) 认为, 股权过于集中会导致大股东与小股东间的代理问题, 大股东将倾向于利用手中的控制权, 通过各种地下通道 (Tunneling) 的方式从上市公司中转移资产获利润, 从而给中小股东造成损害, 这种地下通道的方式包括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从上市公司中转移资源, 具体包括资产销售、转移定价、借款担保、剥夺公司机会, 甚至是直接的偷盗;还有就是大股东在不转移任何资产的情况下增加控股股东的份额, 如内部人交易、秘密并购等。大股东的代理问题将由于金字塔结构的存在变得更为严重。Johnson et al. (2000) 指出, 由于金字塔结构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 终极控制人倾向于采用合法与非法的手段侵占小股东利益。虽然多数研究大股东代理问题的文献并没有明确提及内部资本市场, 但实际上利益输送绝大多数都是依靠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来实现的。Khanna (2000) 则明确指出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为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这种较为隐秘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提供了可能。
(二) 大股东控制金字塔型组织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大股东控制与金字塔型组织结构, 再加上较弱的投资者保护环境, 这些因素成为导致机会主义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重要激励与条件。由于维护国有股权控股地位的政治考虑以及重组上市的制度安排,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集中。唐宗明、蒋位 (2002) 较早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害中小股东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控制权的价格与大股东可能从控制权中获得的私有收益成正相关关系, 平均控制权溢价近30%, 横向的国际比较表明,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程度远高于英、美等国家, 低于泰国、菲律宾, 与印尼国家相近。李增泉等 (2004) 、刘峰等 (2004) 以及其他诸多文献分别从不同角度验证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普遍存在。而利益输送的主要实现途径就是对内部资本市场进行机会主义操纵。万良勇、魏明海 (2006) 对三九集团的案例研究表明, 过度集中的控股权导致三九集团通过内部资本市场的机会主义运作从下属上市公司三九医药攫取了巨额资金, 直接导致了三九医药的财务危机发生。此后还有诸多研究均表明, 失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导致内部资本市场呈现机会主义特征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市场因素:隐形补贴与金融抑制
(一) 体制内增长与国有企业的隐性金融补贴
中国采取的改革策略基本上属于双轨渐进式改革路径。在计划经济时代, 国有企业的资本来源主要是国家的财政支持, 即预算资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 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直接财政支持力度逐渐减小, 但国有银行提供的金融支持却逐年增加。张杰 (2003) 指出体制内增长在改革重的维持是基于政府的配额约束, 其中信贷配额所占份额越来越大, 如国有企业 (体制内) 的平均负债率接近80%, 其中80%的国有企业负债率达90%以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 银行注入国有企业净资金流量高达GDP的7%-8%。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国有金融系统承担了大部分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资本需求。通常将这种国有金融系统给予国有企业的资本支持称为金融补贴 (张杰, 1998) 。地方政府争相采取各种方式从国有金融系统获取这种“免费午餐”。但这种金融补贴却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双重预算软约束已经导致国有银行部门积累了大量的呆坏账, 也意味着积聚了大量的金融风险。随着国有银行市场化的推进, 信贷制度也逐渐发生变化。国有企业从国有金融部门获取金融补贴的难度逐渐增大。商业银行自身的考核目标与经营机制的改善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在这种背景下, 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都在寻求替代的给养机会。如果说当时国家是把原本由国家财政承担的负担转嫁给了国有金融系统, 是变财政补贴为金融补贴, 那么当金融系统的风险已经积聚到接近危险的阀值时, 寻找替代的补贴渠道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不少学者认为, 我国的上市公司主要都是由国有企业剥离重组而来, 而原有国有企业上市前普遍存在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虽然为了符合上市要求, 母公司需把一些不良资产及非经营性资产剥离, 由母公司承担。但这其中的产权联系及人事联系并没有就此彻底划断。即使新成立的上市公司能够正常获利, 但其母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 由于在上市过程中承担了几乎所有社会性负担, 母公司的经营状况应该是更糟糕。母公司所以愿意为上市子公司承担社会性负担, 并花费大量的资金为其包装上市, 目的不只在于按股权比例分配上市公司的盈利, 而更重要的是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因此, 母公司大量非法挪用上市子公司在股市上融来的资金和经营收益, 或是干脆将上市子公司作为母公司在股市融资的手段, 也就不足为奇 (林毅夫, 2004) 。这就意味着人们所讲的机会主义内部资本市场某种程度上是充当了国有企业的替代性补贴来源。
(二) 金融抑制与民营企业“歧视性”待遇
金融抑制环境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远甚于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民营企业对内部资本市场的机会主义操控某种程度上成为应对金融抑制环境, 间接获取稀缺金融资源的渠道。中国的银行信贷体系具有显著的抑制特征, 表现为贷款利率远低于市场的实际利率, 信贷市场存在信贷配给现象。由于政治以及维护体制内增长的原因, 国有企业成为配给的主要对象。四大国有银行在银行业中一直占据垄断地位, 它们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金融压抑和低效率的国有银行垄断造成银行业严重的信贷歧视, 非国有经济受到不公正待遇。虽然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很大, 但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很少, 大部分都流向了国有部门 (卢峰、姚洋, 2004) 。我国的证券市场也是一个典型的受到抑制的市场, 这体现在国家对证券市场融资的严格的管制措施。政府对于股市的抑制主要体现在数量配给 (包括上市公司数量和发行额度两方面) 与价格抑制 (超低价发行政策) (周业安, 2005) 。我国证券市场九十年代基本上实行的是审批制与额度控制相结合的管制政策。IPO发行中的抑制政策导致上市公司数量较少, 融资数量也非常有限, 根本无法满足广大企业希望通过股市直接融资的需求。一方面是由于市场抑制导致的股票的有限供给, 另一方面却是居民收入提高带来的投资股票的强烈需求。这种供不应求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发行股票将带来额外的资本性收益, 上市公司因此也具有了中国特色的“壳”价值。长期以来, 上市资格某种意义上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权力, 民营企业无从问津。即使到目前为止, 真正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也只占很小比例, 不少都是靠“买壳”间接上市。根据市场人士的估算, 一个壳的价值大约为3000-5000万元 (张春蔚、胡惠民, 2004) 。一旦买壳成功, 民营企业将不遗余力地“充分利用”上市公司这个代价不菲的融资平台。巴曙松等 (2005) 对“德隆系”等系族企业的考察表明, 我国系族企业成长于直接融资渠道不畅, 民营企业可以得到的融资支持力度较小的现状和背景下。融资途径的短缺极大制约了包括系族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 而被迫寻求其他的融资方式, 比较典型的如“德隆”以高度控制复杂金融机构的方式, “格林柯尔”以资本市场、银行体系和收购目标共同构成的“收购三角”的方式, 都是对制约其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的应对性策略体现。金融抑制环境间接导致了民营企业控制上市公司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机会主义地利用内部资本市场获取稀缺资金。
四、政府治理因素:金融资源争夺与集团扩张战略
(一) 地方政府治理与金融资源间接争夺
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体制。1994年分税制后带来的财政的某种联邦化趋势, 地方政府从一个毫无法律人格地位也不被承认享有独立利益的“车间”开始向一个由中央控股的, 拥有合法独立地位和利益并可以此与中央及其他地区进行合理利益博弈的“子公司”演变。加上全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和政府对于经济领域改革的主导作用, 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相互竞争也开始浮出水面 (李扬等, 2005) 。这种经济联邦化趋势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其中最显著的是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引发了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严重的干预行为。在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以前, 中央政府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例一度呈现显著的下滑趋势, 到1993年只剩20%, 中央预算能控制的资源只占GDP的3%。但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分享体制发生了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变化, 其中最主要的增值税确定为共享税后, 中央政府控制了大部分的税收。相对而言, 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比例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的开支却有增无减。中央政府只占总预算开支的30%, 其余的70%在四级地方政府之间分配。中央政府所占份额如此至少,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很多公共服务都是由地方政府负担, 把养老金、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险的责任交给地方政府事实上也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黄佩华, 2005) 。不仅如此, 改革带来的就业与社会稳定问题以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都成为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在这种冲突背景下, 地方政府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扩大收入来源。证券市场设立之后, 不少地方政府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视为一条获取金融资源的“捷径”。政府的“掠夺之手”通过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伸向了上市公司, 实质上是伸向了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与债权人, 这构成了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的机会主义属性的重要政治背景。在我国股市建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 管理当局认为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为企业首先是为国有企业融资, 采取了证券市场要为国企服务的方针 (吴敬琏, 2004) 。我国的证券市场实际上承担了转移国有银行风险、减轻国家财政压力、为国有企业融资、充实资本金并为国有企业脱困、解决就业问题等政治任务。在这种政治性目标导向下, 形成了一系列的相匹配的制度安排:国有股一股独大、股价双轨制、审批制、机构投资者的国有与准国有化、政策市等 (张建伟, 2005) 。在证券市场起步和发展的前10年 (1990年至2000) , 上市资格几乎全部被国有企业独享, 中国的上市公司是一种特殊的国有企业形态 (曾庆生, 2004)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剥离、重组而来。但是在1994年以前, 基本上都是未经改制的整体上市, 这一阶段的上市是一种未经任何剥离的整体上市, 因此大量的不良资产以及非经营性资产都进入了上市公司, 以至于上市公司仍然如国有企业一样承担了大量的“企业办社会”的工作, 造成效益低下。在认识到改制不彻底的整体上市的不良后果之后, 1994年后监管部门采取上市额度管理办法控制公司上市的规模, 平衡各地各部门的利益 (黄湘源, 2004) 。1996年以前的额度管理实行的是“总量控制、切块下达”的管理方式, 指将股票首次发行额度总量划分到各地方和各部委, 地方政府和部委在额度内自行确定上市公司家数。从1996年开始改为“总量控制, 限报家数”, 指由国家计委、证券委共同制定股票发行总规模, 证监会在确定的总规模内, 根据市场情况向各地、各部门下达发行企业个数。地方政府及各部委为争取有限的融资限额争相把下辖的企业剥离、捆绑、包装上市。政府对国有企业上市的额度控制导致企业的部分资产改制上市成为主流, 有些上市公司甚至是控股公司的一条生产线。许多企业集团将优质资产剥离重组成为上市公司, 剩下的都是“烂摊子”。上市前同为一个集团, 上市后上市部分与非上市部分似乎一下有了天壤之别, 效益差距极大。从某种角度看, 国有企业的剥离上市本身就是一种内部资本市场行为, 只不过在这过程中政府 (尤其是地方政府) 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既然上市公司从一开始就担负了为国有企业融资的使命, 那么上市之后, 或明或暗的向控股的集团公司转移资金就成为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了。这也是为何尽管上市公司利益输送的现象早已为人们共识, 监管层却迟迟未采取任何措施的合理解释。曾庆生 (2004) 对洞庭水殖捆绑上市与MBO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主导捆绑上市, 不仅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 而且导致公司的治理缺陷。作为大股东的地方政府听任第二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而其自身则在搭便车的过程中实现了国有资产增值目标。该文得出结论认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或大股东侵害外部投资者的行为, 看似公司治理问题, 但其根源很可能是政府治理问题。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不能减少对国有公司的干预, 那么公司治理将无从谈起。罗培新 (2005) 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的股票市场是“公有股市”, 公有股市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股市的同质性, 国有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资机构、证券商与执行法律监管职能的证监会实质上仍然受制于统一的控制主体——政府的意志。在这种“同体监督”的证券市场结构图谱下, 利益合谋、惩戒措施弱化几乎是一种宿命。在政府一元利益主导下, 证券市场“融资”功能被一再强化, 而为提升融资效率, 市场公平性被一再搁置。与此同时, 社会法人大股东、公司内部控制人得以充分利用这一制度平台, 来享受这一道“合法”而丰盛的“免费午餐”。
(二) 政府治理与集团扩张战略
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及扩张非常大程度上是政府治理的结果。站在整体宏观经济的角度考虑, 政府发展企业集团的思路并非空穴来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渐加速, 国内外商投资也大幅增加。如何应对国际化及外资企业的竞争所带来的挑战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发展大规模的企业集团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大型化、外向型、多元化等成为这一时期企业界、政府部门和经济界最流行的语言之一 (江小娟, 2000) 。但这却带来了预想不到的问题。江小娟 (2000) 的研究表明,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通过建立企业集团明显增强了竞争力的只是少数, 多数企业认为大型企业建成后, 内部各方需要相互适应、磨合,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 还有一些企业认为组建企业集团后企业的竞争能力并没有上升, 有些企业还有一些削弱, 大而不强成为这些企业集团的通弊。集团化过程中出现的低效率使得原本就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陷入新一轮困境中。为了维持这么庞大的集团规模, 大量的资金需求仅仅靠银行信贷已经无法解决, 上市公司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企业集团的“取款机”。尽管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盲目扩张可能存在的危害, 但是政府治理所蕴涵的内在机制却仍然迫使许多企业集团“执迷不悟”。原因就在于在我国目前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中, 经营者管理的企业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着其身份、地位以及薪酬。许多企业集团吹响了进军“世界500强”的号角, 跨国兼并成为许多企业集团的重要战略。上市公司的“免费”资金再次成为跨国兼并的主要资金后盾。朱红军等 (2005) 通过对第一百货吸收合并华联商厦的案例研究发现此次大股东完全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并没有实现合并的协同效应, 而是将流通股股东的财富转移到了大股东手中。当地政府充当了大股东角色时, 这种财务转移不仅反映了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 更体现了政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本次合并不过是上海市政府对中央提出的做大、做强上市公司、国有资产证券化的积极响应, 因此实质上可视为一次政府行为。而且作为大股东的政府在贯彻中央政策、完成政绩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通过合并过程获得巨额的控制权收益。
五、结论
本文从公司治理及制度层面分析了内部资本市场机会主义特征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 过度集中的控股权和金字塔型组织结构, 国有企业获取隐形补贴和金融抑制环境, 以及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和政府推动下的集团扩张战略共同构成了部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呈现出机会主义特征的内在根源。以往监管机构倾向于将大股东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归因为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并期望通过加强对大股东的监管进行制约。这种监管思路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仍显片面, 因为公司治理结构失衡仅仅是“病根”之一, 金融市场和政府治理的缺陷是背后更为重要的制度性根源。而只有通过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和改善政府治理效能, 机会主义性质的内部资本配置行为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有效遏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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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亚敏、张俊生:《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收购动因研究——构建内部资本市场抑或滥用自由现金流》, 《世界经济》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