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律制度研究(共12篇)
行政法律制度研究 篇1
西周时期国家的政治思想是“以德配天, 明德慎罚”, 因此在西周时期, 统治者不再像夏商那样自命王权天定, 而是宣扬“以德配天”, 帝王的道德水准要达到上天的要求才能称职。这样西周时期的统治者就开始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 俯身关心民众生活, 促进了西周时期民事法律的初步发展。为了达到“以德配天, 明德慎罚”的要求, 统治者不仅依靠残酷的刑罚来进行统治, 还用外表更加柔和的“礼”来作为统治的工具, 在婚姻制度方面“礼”更是作为国家法律和道德习俗的双重身份出现, 在婚姻缔结和解除的条件和程序上进行规范。
一、西周时期国家对婚姻的管理
夏商时期奴隶的民事行为包括婚姻嫁娶都由奴隶主指定的, 奴隶没有决定权, 在西周奴隶获得部分权利和自由以后, 在婚姻方面奴隶主也无法干预了, 此时婚姻国家进行管理。西周专门设立了媒官和媒官府, 媒官是专门管理婚姻嫁娶的官员, 媒官府是进行婚姻管理的行政机构, 行使着相当于今天的婚姻介绍所的职能, 只是当时的媒官府是国家机构而已。《周礼》当中对媒官府的记载:“媒氏, 下士二人, 史二人, 徒十人”, 可见媒官府也是一个不小的行政机构。《周礼·地官》当中的记载, 媒官对个人婚姻管理的工作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 一直到结婚方终止。按照周朝的法律, 小孩出生在三个月以内就必须到媒官那里登记生日、姓名和性别, 孩子长大成人结婚了也要到媒官那里报告予以注销[1], 这样媒官就对每个地方的适婚男女情况就非常清楚了。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法定的适婚年龄为男子30岁, 女子20岁 (这一数字在《周礼》当中有所记载, 但是与其他很多地方的记载不完全一致, 笔者认为这个年龄应该是最晚的要求) , 到这个年龄还不结婚父母和媒官就要组织婚姻介绍了。在《礼记·月令》中记载, 每年春天, 在媒官的组织下还仲春二月男女相会, 就是为青年男女提供恋爱的机会。可见, 周朝国家对人民婚姻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
二、西周时期婚姻的缔结原则与程序
1. 婚姻缔结的原则。
西周是一个以宗法等级制度构建的社会, 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在社会制度的管理上都努力维护这种宗法的等级制度。在婚姻制度上, 就要求一夫一妻制和同姓不婚制。一夫一妻和同姓不婚是西周婚姻缔结的两个最为核心的基本原则。一夫一妻制, 是指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正妻, 允许有多个妾, 但妻与妾的法律地位完全不同, 妻与妾产下的子女的地位也非常悬殊。西周的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 是因为在西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 一个家族的财产往往是经过多代积累下来的, 这些家族既是经济体又是政治体, 维护着周朝的政治经济的稳定。如果允许多妻制, 那么一个男子的具有继承权的子嗣就有很多, 这样不仅不利于家族财产的积累还会使原来已经积累的财产因为继承而分散, 从而影响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同姓不婚是为了保证产下的后代能够更加健壮, 西周时期科学还不发达, 但是人们对生活经验非常注意总结, 人们认为同姓同家族之间的婚姻后代往往孱弱多病, 影响人口的兴旺, 因此西周法律就明文规定同姓不得婚配。同姓不婚的要求也使得各个家族之间加强联系, 通过婚姻血亲巩固社会的稳定, 进而加强周族的优势力量[2]。
2. 婚姻缔结程序。
(1) 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在婚姻缔结上, 无论是“中春之月令会男女”还是“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都是在媒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婚姻通过“媒”, 是当时多数男女结合的必由之路[1]。西周时期的婚姻除了极少数的私“奔”成婚的以外, 都是要通过明媒正娶的。在《诗经·氓》当中, 女子在埋怨男子的时候就有“匪我想期, 子无良媒”。西周的婚姻非常重视形式, 婚礼举行的也非常繁琐, 这样是为了向世人表明这对夫妻已经结婚。在《诗经》当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描写男子抛弃妻子的故事, 可见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的, 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里要想保证夫妻间的亲密长久就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同时隆重繁琐的仪式也会让婚姻双方都能够对婚姻重视和忠诚。按照上文所述, 绝大多数婚姻都要经过“媒妁之言”, 这既是礼的要求, 也是国家法律的直接规定。
与媒妁之言同等重要的还有父母之命, 同样是婚姻缔结的前提。父母之命就是说婚姻的缔结要经过父母双方的同意。西周的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根源在于西周国家统治的基础, 即家国一体的宗法等级制度。中国奴隶制国家的形成, 以一个家族掌握政权而统治众多家族为其特点。掌握政权家族的家长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因此中国国家形成伊始即具有“家国相通”的特色[3]。在西周时的观念上, 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 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是两个家族的结合。西周的统治基础是宗法等级制度, 就是说周天子就是一个国家的大家长, 在他的统治之下不是一个个零散的国民, 而是一家家结构完整, 家规严格的家族, 家、国、天下在本质上只是量的变化。西周的统治者格外重视家族关系的管理, 这是他们进行统治的基础。如果在婚姻缔结时双方父母不同意, 不但不能加强家族之间的关系, 还可能会造成社会矛盾, 进而引起更大的纠纷, 影响国家安定。因此, 西周婚姻缔结时就要求要经过父母的同意。
(2) 六礼。在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后, 双方家庭就开始着手操办婚姻, 从双方父母同意以后一直到婚礼的举行结束要经过六个基本程序, 在西周时这六个基本程序就叫做六礼。六礼分别为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彩, 就是指男方向女方赠送彩礼。婚姻送彩礼自古就有, 这也是在中国古代的夫权制度之下, 女子嫁到男方家就成为了男方的家人, 从此开始侍奉男子及其父母。男方向女方家长送彩礼一方面是女方父母对女儿的养育之恩, 另外也是为了向女方父母表达求婚之意。六礼之二为问名, 问名就是男方向女方问清楚姓名。西周的婚姻观受古代天命观的影响, 认为婚姻也是由天定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命运, 如果两个命运相冲的人在一起就会带来灾难, 而命运相合的人则会带来幸福, 因此缔结婚姻都要经过占卜, 而占卜的依据就是双方的姓名, 问名就是为了占卜吉凶。六礼之三是纳吉, 纳吉就是报喜。在问名之后男方要拿着女方姓名去进行占卜, 如果占卜结果为吉就可以结为连理, 这个时候男方就可以拿着占卜结果向女方报喜, 以示有结亲之意。纳吉以后就进入第四个程序纳征, 纳征就是男方拿着彩礼到女方家, 双方家长见面定下婚约, 这时的彩礼一般比较贵重也比纳彩之时更加贵重。这个环节就是订婚。六礼之五为请期。在订婚之后, 男方就选择完婚吉日, 选定吉日以后征求女方家的意见, 这个过程就是请期。六礼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亲迎, 也就是婚礼, 男方把女方接到家中完成婚礼仪式。
(3) 祭祖。六礼完成以后, 婚礼完毕, 但此时女方只是取得了男方配偶的对外宣示资格, 要想在家庭内部得到承认还有很多程序。首先要在婚礼举行完毕的第二天, 女方盛装沐浴, 向男方父母处请安, 得到男方父母承认其在家庭的地位。最为重要的一步是祭祖, 祭祖就是婚礼举行完毕三个月后, 新妇要在家庙中祭拜祖先, 取得祖先的默认, 至此新妇才算正式加入夫宗, 成为夫家家族中的一员, 并获得相应地位[2]。此时, 婚姻缔结完备, 女方正式成为男方家族的一员。
三、西周婚姻解除的法律程序及其条件
西周婚姻缔结要经过严格的程序, 才能合法有效, 婚姻的解除亦有严格的限制。在宗法制度下, 家庭稳定是国家稳定的保障, 因此, 国家严格限制婚姻的解除, 婚姻解除的条件非常苛刻, 甚至有些婚姻是不能够解除的。西周对婚姻解除的规范为“七出”和“三不去”。“七出”就是其中可以解除婚姻的事由, “三不去”是对七种解除事由的限制。具体地说, “七出”包括“妇有七去, 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大戴礼记·本命篇》对“七出”有详细的解释:“不顺父母, 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 为其乱族也;妒, 为其乱家也;有恶疾, 为其不可与集盛也;口多言, 为其离亲也;盗窃, 为其反义也”。可见, 七出的理由都是破坏家庭和睦以及纲常伦理的, 也都是对女方的要求, 没有对男方的要求。因此说这些规定也体现了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现状。
“三不去”就是三种不得休妻的情形。《大戴礼记·本命篇》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妇有三不去, 有所取, 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意思就是说如果在结婚的时候女方娘家还有人, 但是在提出休妻的时候女方娘家已经没有人了, 这种情况女方就没有地方去, 因此男方不得休妻;第二种情况是, 女方同男方一起为男方家守过三年的丧孝就不可以被休;最后一种是之前夫妻生活很困难, 后来发达了也不得休妻。
从“七出”与“三不去”的标准可以看出, 一方面体现了夫权主义和对宗法制度的维护,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统治者的伦理道德的维护。我们知道宗法制度和道德伦理是西周时期两个统治基础, 一个是有形制度, 另外一个是无形的价值体系。西周的婚姻解除制度体现的也并非是对妇女权益的保护而是对统治者的统治地位的维护。
西周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 在制度上体现了过渡特征。西周国家以宗法等级制度和道德礼仪为统治基础, 因此在婚姻的管理上也充分体现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和道德伦理的特征。
摘要:西周的婚姻制度一方面国家有专门机关和专门制度进行管理, 同时国家制定的规范和礼仪调整着西周的婚姻关系, 在婚姻缔结和婚姻解除上都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和条件要求。
关键词:西周婚姻制度,缔结,解除,宗法制度,礼仪
参考文献
[1]刘祥成.周朝的婚姻制度[J].四川师大学报, 1981 (4) .
[2]孙平.西周婚姻法制考[J].河北大学学报, 1999, 24 (4) .
[3]从希斌.从《易径》看西周婚姻家庭制度[J].读书札记, 1994 (9) .
行政法律制度研究 篇2
行政听证制度研究
关键字:听证制度 权利
选题原因:
行政听证制度已经在我国生根发芽,但是,与国外成熟的听证制度相比,我国的听证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规范方面,还是在具体的程序操作和实际取得的效果方面均存在着问题和不足。笔者拟在对行政听证制度基本理论阐释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规范性分析,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并针对这些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以期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不断完善有所裨益。
选题研究现状:
听证的基本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法理基础源于英美法上“自然公正原则”的第二规则,即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他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
国外研究现状:德国行政程序法第28条规定“在颁布影响参与人权利的行政行为之前,应给参与人陈述对有关决定为重要的事实的机会”。日本行政程序法第三章第三届第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为不利益处分时„„应实施听证”。韩国行政程序法22条规定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为课以义务或限制权益之处分时„„应向当事人等提供提出意见之机会”,如此等等。我国研究现状:我国听证制度起步较晚但越来越多的法律文本也能关注这一事物。最早规范行政听证制度的是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其第五章“行政处罚的决定”第三节中专门规定了听证程序。它的颁布实施弥补了我国行政处罚领域内听证法律制度的空白。时隔两年, 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将听证制度又引入行政决策领域,其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用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随后原国家计委相继发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关于公布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进一步将政府价格决策的听证规则得以具体化。200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再次将行政听证制度引入我国行政立法领域,其第58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进一步设定了听证制度的具体内容,这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的行政立法要求。2002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也吸收了听证制度作为环境影响评价,为行政机关依法规划,保护环境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在第四章“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中规定“听证”一节,进一步扩大了行政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同时也细化了行政程序。2005年8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98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
证;违法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同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更是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行政行为决策,应当实行听证。《纲要》的出台,明示了今后将听证作为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加以要求和规制。
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理论价值:
行政听证制度尊重了相对人人格尊严。评价法律程序正当性的主要标准是它使人的尊严获得维护的程度,这种体现于法律程序本身的价值是以人类的普遍人性为基础而提出的。行政听证制度为行政相对人基本尊严的保护提供了制度的平台,为相对人尊严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预期。行政听证制度能够确保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机关对其做出不利决定前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在形式上为相对人提供了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也使其人格尊严得到了行政机关的充分尊重。另外,行政听证制度能保障行政相对人参与权。以往的行政以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作为决定性因素,以其单方性、强制性为显著特征。行政听证制度作为现代行政的重要制度能够在相对人表达自身意见和与行政主体互相询问证人的过程中充分保障相对人参与权,在听证过程中将相对人想法充分与行政主体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自然有助于化解双方的对立情绪,有助于实现行政目标。
现实意义:
行政听证制度有利于行政机关查清案件事实。行政听证制度源于司法听证,具有准司法的性质,主持人居中主持,双方各自发表意见,询问证人,在交叉质询的环节可以使行政机关更清楚的查清案件事实,提高行政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行政听证制度能提高行政机关行政的透明度,保障相对人知情权。听证的过程本身就是行政机关将行政行为的依据、证据向相对方展示的过程,同时,听证过程中允许社会公众进行旁听,更能够提高行政机关行政的透明度,保障相对人的知情权。
选题的研究思路:
1.首先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基本理论制度进行梳理,通过与国外听证制度的简单对比,明确研究行政听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分析我国行政听证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3.撰写本文可采用文献调查法概念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
选题的研究内容:
一、行政听证制度基本理论阐释。该内容中笔者对行政听证的概念进行了诠释;对行政听证制度的理论渊源进行了介绍;对行政听证的分类、功能和意义进行了区分和阐述;并在最后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三项基本原则作了归纳。
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分析和问题所在。该内容中笔者首先对我国的行政正式听证制度作了规范性分析,介绍了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各项相关的法律法规中的具体规定情况,并根据该规范性分析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其次提出了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构想。该内容中,针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完善立法规定、适当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完善行政听证主持人制度、完善行政听证笔录制度、建立对听证的监督救济机制、完善公民的行政程序理念这六个方面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进行了完善构想。
结语 部分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并对其未来发展表示了期望。
选题的资料准备:
专著:
1.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年版。
2.宋雅芳: 《行政程序法专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3.杨惠基: 《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页。
4.应松年主编: 《当代中国行政法》(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年版。
5.张树义主编: 《行政程序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6.[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 《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7.姜明安主编: 《行政程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8.吴大英、任允正、李林: 《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社 1992版。
9.章剑生: 《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10.杨建顺: 《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年版。
11.皮纯协: 《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2.赵文洪: 《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3.蒋勇等: 《行政听证程序研究与适用》,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期刊:
1.丁煌: 《论行政听证制度的民主底蕴》,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l期。
2.张新佳: 《公益行政听证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完善》,载《江苏党校报》,06 年 9 月 15
3.熊秋红: 《刑事辩护制度之诉讼价值分析》,载《法学研究》,1997年6月。
4.李小勇: 《行政听证制度的价值分析》,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1期。
5.杨海坤: 《关于行政听证制度若干问题的研讨》,载于《江苏社会科学》1998 年第1期。
6.杨海坤: 《行政听证程序---中国行政程序制度的重要突破》,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 3 期。
7.马怀德: 《论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载《政法论坛》1998 年第2期。
8.宋炉安、张越: 《试论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
财产申报制度法律概念研究 篇3
关键词:财产申报制度;法律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一、财产申报制度概念的研究背景
财产申报起源于240多年前瑞典的“阳光法案”,一直凭借其独有的反腐作用被世界许多国家所借鉴,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财产申报制度。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今天,我国建立和完善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提升政府合法性的需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在法治中国建设的今天,对财产申报制度的相关法律概念的系统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不同国家对于财产申报制度的概念的定义不同,本文主要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着眼,对比西方视角下的财产申报制度,研究中国财产申报制度法律概念,为进一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财产申报制度提供支持。
二、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概念
1.财产申报的主体
财产申报的主体定义,主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讲,财产申报的主体是指进行财产申报活动的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具体包括了具有财产申报必要的公职人员及其近亲属;单位指有必要进行财产申报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狭义来说,财产申报主体主要指官员。其他国家的申报主体也是范围较广。考虑到财产申报制度阻隔权钱交易预防腐败的重要作用,便于对财产申报主体不依法履行申报义务进行法律制裁,定义财产申报制度的主体我们汲取了法律上的概念。财产申报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
2.财产申报的客体
财产申报的客体也称财产申报的范围,是指负有财产申报义务的申报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向财产申报负责机关提交的个人及近亲属的财产情况,也就是财产申报主体的财产。《联合国反腐条约 》中也明确了“财产”的定义“系指各种财产,不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动产还是不动产,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以及证明这种资产的产权或者权益法律文件或者文书。”
《说文解字》解释财产为“人所宝也”。其原因在于财产的公开与公民隐私的保护二者之间的界限难以明确,财产申报的范围就难以确定。本文把财产申报的客体界定为:申报义务人的各种财产。由于申报主体的限定,申报义务人的个人隐私问题可以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加以避免,因此其他学者为了研究方便而缩小财产申报客体的做法本文将不采用。在确定财产申报的相关概念时,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我国法律中对个人财产的定义。
3.财产申报的流程
财产申报的流程是指负有财产申报义务的申报主体进行财产申报时所采取的次序或顺序的布置和安排。分析财产申报制度确立的美国、新加坡等国家,不难发现一个设计严密的一般财产申报流程应当包含四个环节,即申报、公开、监督和问责。“四者是前后的因果决定关系,没有申报,就没办法公开;不公开,专门机关监督也好,群众舆论监督也好,就不可能起作用;没有有效的监督,不能识别出腐败与廉洁,就难以跟进处理措施,也就是“问责”;不问责,贪官得不到惩治,廉官得不到保护褒奖,反腐败就等于是句空话,财产申报制度的效果也就无从谈起了。”[9]从财产的申报到最后的问责环节构成了财产申报的完整流程,通过法律的方式进行严格限定,把每一环节做到真实、客观、严格,进而保证财产申报内容的质量,推动财产申报制度的确立。
我们可以考虑不同的因素对财产申报流程进一步划分。例如:按照时间顺序,对于申报、公开、监督和问责四个环节,可划分为申报前、申报时和申报后三大部分;依照环节的属性,可将申报公开两个划归与一个部门,将监督与问责划归于一个部门;根据权利分立与制衡理论分,四个环节应当各归一部门,彼此制衡以杜绝财产申报腐败;为了追求财产申报的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四个环节可以并为一个,由一个专门部门进行统筹。对财产申报制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海外可资借鉴的相关制度进行了详细梳理,对当前财产申报制度实施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对各种流行的不同观念进行了深刻透视,在此基础上,对财产申报制度进行了立法构思和草案设计。
参考文献:
[1]邱晓成.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4,3-5.
[2]林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立法研究述评[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03:122-128.
[3]张斐然.中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研究[D].东华大学,2014.19-20.
[4]赵秉志等,联合国反腐公约--暨相关重要文献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45-146.
作者简介:
李成,男,(1993.06 ~) 山东莱芜人 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清洁生产法律制度研究 篇4
(一) 清洁生产的含义
清洁生产是指我国将综合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地应用于工业企业原材料的选择、产品的设计、各种资源的利用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等, 并且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率, 最后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排放并且降低其危害社会环境的作用, 从而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性。
(二) 清洁生产的有关特点
(1) 可持续性
我国的清洁生产是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最佳经济生产形式, 是一种实现节能减排提高资源利用率的良好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清洁生产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内在要求规则, 这是一种良好的最佳可持续选择。
(2) 综合性
实施清洁生产还需要一种综合的战略技术, 这包括科技的综合效应、管理的综合效应以及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技术的进步不仅仅是指清洁生产制度的一个方面, 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及环境管理系统的完善健全才是清洁生产制度的最终目标。
2我国清洁生产立法中的相关缺陷与不足
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自从实行开始, 在一定程度上对推行我国清洁生产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积极作用。但是其本身也凸显出许多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该法可操作性不强
清洁生产制度, 既涉及到企业的义务, 又涉及到政府的责任, 同时一定程度上关涉到公众的参与。其法律条文的规定大部分是原则性及政策性的规定, 却很少涉及到对于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制定。法律的立法制定太过于原则、抽象和简略, 从而使得该法的实际操作性并不强, 只是起到宏观层面的指导作用。
(二) 对清洁生产的管理权限配置不当
根据《清洁生产促进法》中第五条有关的条列规定, 由于清洁生产的主要规制对象是企业这一群体, 而经济贸易行政相关的主管部门是主管全国的经济生产和发展, 同时其针对的主要对象是该领域内的企业组织等。这种状况对清洁生产的管理有一定程度上的便利性。但是这样的权限设置并没有突显出清洁生产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 也没有考虑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应的冲突。
3对于我国清洁生产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 完善健全《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
首先应该完善细化其法规的制定, 并且增强其操作性。一定程度上注重立法的与时俱进或者适当超前性原则, 同时协调好制度的衔接作用。对于现今来说做好清洁生产法律制度的相关建设, 着重应该协调好当前突出的主要矛盾:首先是集中治理与分散治理之间的冲突矛盾。其次是总量控制与浓度控制之间的冲突矛盾。
(二) 建立绿色消费的法律制度
我国目前未能全面建立绿色消费这一法律制度, 并且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 对于消费者的回收利用的义务规定以及责任的规定比较少。其中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对绿色消费内容虽然有一部分的涉及规定, 但是大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在今后立法规范中我国法律法规应当加强消费者的义务以及责任的相关认定, 并且同时引导消费者购买相应的清洁产品等, 并对于其中的产品产生的废弃物要回收利用,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 细化《清洁生产促进法》相关条款规定
加快制定与该立法规范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 针对我国清洁生产法律制度的主要方面等, 在这其中包括政府的管理职责, 企业的权利与义务等予以相应的具体规定, 以增强该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各地方权力机关以及各地方政府等应结合本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的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措施规定。
摘要:清洁生产是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现今清洁生产逐步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新趋势, 众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对清洁生产进行立法确定, 并将其作为防治污染的环保工作中主要内容。目前对于我国针来说, 对污染的防治大多侧重于末端处理思想和达标排放等相关的政策, 未能把清洁生产技术真正地应用到企业的生产之中。所以要加强实现环境的良好可持续发展必定要转变我国的环保观念, 将其通过不断的完善逐步转变成重视污染预防的态势, 因此需要完善健全我国的清洁生产法律制度, 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来源等。因此要对清洁生产制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清洁生产,环境资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明远.清洁生产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杨作精.我国推行清洁生产的现状及若干问题的探讨[J].环境保护, 1995 (9)
[3]方莎.试评我国首部《清洁生产促进法》[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1) .
[4]吴珊, 王先平.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出台的若干问题浅析[J].内蒙古环境保护, 2003 (12) .
合作社法律制度研究 篇5
内容简介编辑
本书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章,合作社的法律界定。主要探讨合作社的概念和特征、合作社的法律性质和地位、合作社分类和形态、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的比较等。第二章,合作社制度的思想源流与制度发展。主要阐述合作社的思想源流与制度形成、中国合作社制度的发展及问题、合作社立法的历史沿革、合作社本身固有的缺陷.及发展趋势等。第三章,合作社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第四章,合作社的财产和责任。重点研究合作社的财产来源和性质、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合作社的责任制度等。第五章,合作社的社员。包括合作社社员资格、合作社社员的人社、合作社社员的出社、合作社社员的权利和义务等。第六章,合作社的组织机构。着重研讨了合作社的意思机关――社员大会、合作社的执行机关――理事会、合作社的监督机关――监事会。第七、八、九、十、十一章分别研究了农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住宅合作社的具体问题。最后在附论中对股份合作企业法律制度做了探讨。希望我们的这个引导式的初步研究对我国合作社的立法和实践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图书目录编辑
第一章合作社的法律界定
第一节合作社的概念和特征
一、合作社的概念
二、合作社的特征
第二节合作社的经济地位与法律地位
一、合作社的经济地位
二、合作社的法律地位
(一)合作社的法人地位
(二)有限责任制度与法人的关系
(三)合作社隶属的法人类别
第三节合作社的分类和形态
一、合作社的`分类
二、现代各国合作社的存在形态
(一)现代西方各国合作社的存在形态
(二)我国现阶段合作社的存在形态
第四节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的比较
一、合作社与合伙企业的比较
(一)合作社与合伙企业的相同点
(二)合作社与合伙企业的区别
二、合作社与公司的比较
(一)合作社与公司的相同点
(二)合作社与公司的区别
三、合作联社与关联企业的比较
第二章 合作社的思想源流与制度发展
第一节合作社的思想源流
一、合作经济思想的萌芽与成长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思想
第二节合作社的形成与发展
一、西方合作社的形成与发展
二、中国早期合作思想与合作社制度
三、新中国建立后合作社发展的曲折经历
第三节合作社立法的历史与现实问题
一、合作社法的性质
二、国外合作社立法的沿革
三、中国合作社立法的历史
四、我国合作社立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四节合作社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一、合作社制度面临的问题
二、合作社的发展趋势
第三章合作社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一节合作社的设立
一、引 言
二、合作社的设立原则
……
第四章合作社的财产和责任
第五章合作社的社员
第六章合作社的组织机构
第七章农业全作社
第八章供销合作社
第九章信用合作社
第十章消费合作社
第十一章住宅合作社
附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制度研究
附录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研究 篇6
关键词:十八届三中全会;土地流转;改革及完善
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立法现状
法律用词“农村土地流转”是指的土地所有权的转让,还有基于所有权之上的用益物权在民事主体之间权利的让渡和移转,在日常生活中,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都主要是存在于国家和集体这两个民事主体之间,并以征收为主要方式来进行。
土地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需要一套制度来规范其所有和流转。笔者认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指在占有、使用、收益、分配等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分散得表现在我国相关法律文件中,重要的如《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认定土地性质和土地流转方式的法律法规。
另外,从1992年开始,土地流转问题频频出现在中共中央报告、文件中。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有“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允许继承土地开发性生产项目的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的规定。1994年,农业部首先提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标的,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成败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存在问题
1.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制度的固有缺陷
土地私有化确实是现今世界大国采取的应对土地问题的主流手段,我国是否也是采取这一手段来推进城市化进程呢?但是笔者认为这显然与我们《宪法》规定的“土地公有化”原则相抵触,也不符合我国现今国情,并且,近年来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得改变集体所有的性质”。退一步谈,通过土地私有化能否就解决了我国的土地问题呢?能否使三农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无法使问题得到根本地解决。
但是,要想促进我们土地流转顺畅,清晰土地产权是必须的。有学者提出,关于“集体”的规定模糊可推行土地国有化,笔者认为这在几十年前集体所有制建立之初便已被否定。另外,虽然这样做操作简单,状态简洁,但是我们应当考虑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在农村已经有了根基,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愿望并没有减轻半分,这一设想操作性不强。
笔者认为在现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上的改革才是我们下步工作重点。笔者设想将农村现有的、模糊不清的“三级制度”取消,提升村民委员会的位置和职责,完善村民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使农民真正地自己管理自己。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优点在于容易为广大农民所接受,也同样可以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如果实行国家所有,反而可能引起农民的误解。但是,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的是,“农村集体”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是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这一固有缺陷,在现实中我们常可以看到农村干部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的事例。
2.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存在冲突、缺陷且操作性不强
由于我国现实情况、立法的多层次状态,整个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呈现出的是一个层次不清、界限不明的状态,这甚至体现在农村土地承办经营权的法律性质认定这一重大问题上。我国《农业法》规定:“在承办期内,经发包方同意,承办方可以转包所承包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山、滩涂、水面,也可以将农业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者。”这明显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认定为了债权。而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这又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认定为了一种物权。笔者认为这一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必然导致现实生活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的混乱。
对于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的规定存在法律模糊性一问题。对于流转方式到底有哪些,基本参照的是《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倒包、赠与、反租等到底是否属于这里的“等”当中,各地出现了不同的处理方式甚至判例。近期,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是致力于“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对于如何赋予当代农民土地可抵押权、买卖权仍然有待具体制度的出台。
三、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的改革及完善
1.清晰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促进土地流转顺畅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学者纷纷猜测这是否是我国土地私有化的第一步?土地私有化确实是现今世界大国采取的应对土地问题的主流手段,我国是否也是采取这一手段来推进城市化进程呢?但是笔者认为这显然与我们《宪法》规定的“土地公有化”原则相抵触,也不符合我国现今国情,并且,近年来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得改变集体所有的性质”。退一步谈,通过土地私有化能否就解决了我国的土地问题呢?能否使三农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无法使问题得到根本地解决。
但是,要想促进我们土地流转顺畅,清晰土地产权是必须的。有学者提出,关于“集体”的规定模糊,那么我们可否推行土地国有化呢,笔者认为这在几十年前集体所有制建立之初便已被否定。另外,虽然这样做操作简单,状态简洁,但是我们应当考虑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在农村已经有了根基,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愿望并没有减轻半分,这一设想操作性不强,农民被剥夺土地也是不利于国家的稳定的。
“私有化”和“国有化”的设想都被否定,笔者认为在现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上的改革才是我们下步工作重点。笔者设想将农村现有的、模糊不清的“三级制度”取消,提升村民委员会的位置和职责,完善村民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使农民真正地自己管理自己。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由村民委员会来行使,村民议事、民主决策、财务公开,使村民委员会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村民自治组织。
2.加强土地流转程序立法,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
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当前,我国土地流转的程序立法缺乏或者说并不完善,这无疑是不符合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当前,不论是在根本大法,还是部门法中,原则性的规定总是占多数,具体的程序性规定较少且其中还存在着冲突。
笔者认为每一种土地流转的方式都有自身特点,中国地大物博但情况错综复杂,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采取适合的土地流转方式,相对应地,我国也应建立健全可应对性的具体规范。完善土地流转法律制度也需要国家统一些详细的规范,首当其冲的便是制定出统一的土地流转合同和登记制度,笔者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完全可以采用互联网登记备案制,使得土地流转公开,有利于公众进行监督,有利于减少腐败的滋生,有利于社会公平。
海上搜救法律制度研究 篇7
一、海上搜救法律制度的考虑因素
对海上搜救法律要素的设定, 必须从整体上对海上搜救工作有充分全面的认识。在大多数情况下, 海上搜救都是一种具有服务性质的工作, 也是一种公共安全行为, 需要应急管理知识理论的支撑, 还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性质[1]。但在相关的法律内容上, 更多的要从技术层面考虑, 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包括《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 此外还有其他相关的国际公约等技术性文件, 使人们对海上搜救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了海上搜救法律的设计。首先, 法律制度必须在现实的基础上展开, 不能与我国当前的实际国情相脱离, 确保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例如制度必须建立资源服务属性, 但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 要为现实情况的处理预留空间。在我国的海上搜救法律制度中, 应该充分考虑到制度组织和规范的发挥、引导以及惩戒, 比如考虑如何保障搜救的经费, 参照其他国家提及的“拓宽筹集渠道”的措施实现。另外, 海上搜救法律制度的设计, 还要从搜救的技术层面考虑, 因其本身的技术性特征, 只有强抓技术要求, 才能加大对技术细节的关注与投入, 具体到法律上, 就要设计有关终止搜救行为的准则, 规范并调整一些不可避免的突发状况的应急,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有关《条例》中海上搜救法律制度设计的实践
我国有关海上搜救行动在《条例》中有相关的制度设计, 这是基于海上搜救本身属性的基本认识而设定。在整个海上搜救的行动上, 有很多必经的环节与过程, 需要尽可能完善的科学制度, 形成制度体系。在《条例》中的制度包括预案制定制度、组织管理制度、信息采集制度、现场指挥制度、险情报告制度等等, 本文对部分制度进行探讨。
海上搜救工作的组织与管理包括建立与运行, 在《条例》的第六、八、九条中都有一定的指导, 如县级以上的医疗机构等都要配合海上搜救工作, 政府要对搜救机构的职能做出要求, 并具体落实到海事部门中, 这都是有关组织管理的问题。在险情报告的有关内容上, 《条例》第十一、十二、十三条均做出了规定, 如具体规定险情报告的内容、解除的要求以及相关的单位与个人关于险情误报后的处理。有关值班制度的, 在《条例》第二十六条有明确的规定, 包括哪些单位承担了海上搜救的具体职责、哪些专门部门负责海上搜救工作等, 值班在海上搜救工作中是基础工作, 因此要求比较具体, 包括参与值班的单位与部门要保证配套设施在施救过程中运行良好, 有符合要求的专业人士值班, 同时注意各种情况的通报, 要求值班的工作人员全面并及时地掌握所有的情况, 严格按照值班制度执行。
三、关于海上搜救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 法律制度的可行性与科学性
有关海上搜救法律制度的可行性与科学性在其规范与执行作用中非常重要, 这是根据海上搜救的实际存在而存在。从整体上看, 要从机构的建设开始考虑, 一直到完成每次的搜救行动为暂时终止, 这些过程都对搜救行动有很强制性的要求。而法律制度可行性的问题则要考虑法律的执行, 由于海上搜救在组织工作上涉及到很多部门与单位, 在技术层面则具备了复杂性, 另外还会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 所以可行性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比如搜救行动的中止, 制度的终止等很多都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还有一种考虑的情况是恶劣自然环境下人生存的可能性因素。
(二) 具体化法律制度的设计
在《条例》中, 有一些制度说明已经较为细致, 但还存在一些简单表述的情况, 可操作性并不强, 这些都需要进行更具体的解释与衔接, 才能使得《条例》更具备法律效应。比如第二十九条中关于各级人民政府保障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的问题, 政府可以通过多渠道筹集, 这其中包含了国家到地方财政问题, 又暗含了财政监督管理问题, 此外还有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问题, 于是产生模糊不清、跨度较大的矛盾[2]。
(三) 法律制度要有必要的技术提供论证支持
举个例子, 如关于搜救力量的法律, 那么就要对当地管辖区域的责任区进行全面的了解并具体划分, 还要交代现有的搜救力量、具体的险情种类以及不同险情同时发生的概率, 这些都涉及到技术、概率甚至匹配的问题。而在《条例》第十四条中出现了“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情况下”, 针对这一种情况技术论证支持就十分必要。
(四) 确保法律制度的执行有一定的效力
在长期的实践中, 我国海上搜救的法律制度取得了一些成效, 也保证了大部分海上搜救行动的有序开展, 但法律必须有一定的效力, 高于普通的规章制度, 在今后设计提出和法律完善的过程中, 必须确保法律制度的生效, 将其落实到具体的海上搜救行动中, 才能使其发挥真正的价值与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毅龙.南海搜救合作法律机制研究[D].海南大学, 2012, 3 (01) :48-49.
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研究 篇8
一、研究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意义
我国十分注重法制化和社会化的发展, 并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 依法治国、执政为民思想理念为基础, 悉心开展调查研究用于指导政府机关行政管理工作。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的延伸和社会化的不断进步, “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方式必将成为主流。政府会将更多的权利下放社会行业组织。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 其重要性彰显无遗。
只有充分利用法律法规以及法理的相关规定和法律精神, 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并传承我国社会优秀美德的社区管理制度, 才能够使我国的社会发展更加健康迅速;只有将严谨的法律制度加入到社区管理中去, 才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为我国依法治国的国策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如何制定
(一) 详细分析以往社区管理制度的利弊
1.以往社区的定位。社区是政府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的下级部门, 职责是对特定区域内的基层社会成员实施管理。根据《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街道办事处的任务是:办理市、市辖区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 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 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社区的定位等同于居民委员会, 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条例》任务是: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 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守法律, 领导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工作, 调节居民间的纠纷等。因此, 社区就是代替政府下属的街道办事处对基层社区居民行使行政权力的载体, 以行使行政管理权力为主, 但是性质属于群众组织。2.以往社区干部及工作人员的组成。以往的社区干部的产生以主管机关指定为主, 同时存在下派、选拔、选调、和居民自选等方式, 但后几种方式产生的干部所占的比例极少。如此产生的干部优点是政治理论水平较高, 善于掌握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各个要素。缺点是缺少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意识, 自我定位于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3.以往社区行使管理权的特点。社区作为群众组织, 行使的确是类似与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权。工作的职责是贯彻落实街道办事处下派的硬性任务。优点是和主管机关即街道办事处保持一致, 可以参照机关的相关管理制度进行量化考核、评估、奖惩以及问责。缺点是形式主义严重, 不能很好的反映广大社区居民的诉求。4.以往的社区管理的规章制度。以往的社区管理制度以行政管理为主, 十分硬性僵化。就拿考勤制度来讲, 社区规章制度所规定是照搬政府机关, 早上八点半上班, 中午十一点半至一点午休, 晚上四点半下班。遇到病假需要事先请示, 如无请示按旷工处理。主管机关不定期巡检, 对于无法达到规章制度要求的工作人员给予处分或是问责。社区干部应该体会群众的劳苦, 扎根需要帮助群众的周围, 在办公室的时间应该不会很多。以政府机关的考评方式去规范管理难免会造成偏失。
(二) 用法律思想和创新的方式研究制度
1.社区工作人员的组成。法律精神提倡以人为本, 和我国的治国方针是相同的。社区是群众性组织应该由群众选举中诞生;应该能够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 反映广大群众的诉求。社区工作人员应由该社区居民组成, 社区干部则可以打破地域界限, 采取公开招聘、选拔选调等形式, 经过民主程序产生, 可以提高社区干部队伍的素质。2.社区工作职责。社区的工作职责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 传递亲情、友谊提供社区居民间沟通的平台, 并用法律手段保障社区居民的权力。社区工作者应树立, 恒心、耐心、信心意识, 以为群众服务为宗旨从事!从而带动社区居民间的融洽相处, 促进社区和谐。3.创新管理制度引入“幸福指数”概念。社区的量化考核、评估、奖惩以及问责等相关管理制度应该以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高低来衡量, 社区干部和工作人员作为社会最基层组织的一员, 应时刻为群众着想, 扎根需要帮助群众的周围, 带给需要帮助群众以人文关怀。可想而知真正为群众服务的干部, 在办公室的时间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 换句话说总在办公室里的干部, 为群众办事的时间会少很多。所以以往的量化考核、评估、奖惩以及问责等相关管理制度不再适用。社会应该为民众建立“幸福指数档案”来体现幸福, 只有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物价稳定、生活水平提高、权利得到保障、居有定所、衣食无忧、老有所养、幼有所教。才能够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只有群众满意并感到幸福, 才说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称职;才能说明我们社区工作开展的出色;才能说明社区民众关系的融洽;才能以点带面促进社会的和谐。
强化共驻共建。通过社区居委会和驻区单位之间的双向服务, 建立共驻共建机制, 以吸引社区单位和居民参与社区建设, 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资源的共享, 互利互惠。
财务制度, 公开、透明。利用社区内公共设施赚取的费用, 应该用之于民, 甚至以现金形式还利与民!
(三) 依据法律法规结合社区实际与时俱进的制定管理制度
据统计我国涉及社区方面的法律法规多达200种以上, 其中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再不断的更新, 所以制定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要随着法律法规的更新不断修正。
自《物权法》颁布以来, 商品房小区业主共同所有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保护问题提上了社区治理的议事日程, 业主所拥有的物权具有“对世性”的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任何行政组织或者非业主自治组织都不具有对该物权的干预权。这就更使原有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难以适应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要求。
先进的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出台要充分以法律法规为依托。结合本区域实际, 通过广大居民的民主意见, 进行制定。随着制定时间的延续, 存在法律变更补充的问题, 管理制度也要不断的与时俱进修改更新, 力求更好的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保障。
三、如何保障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实施
(一) 编制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实施方案
明确社区服务的范围和对象, 按照“以人为本, 求实创新, 与时俱进、学用结合”的原则, 结合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确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翔实的制定实施计划, 认真组织实施, 确保方案能够落实贯彻。
(二) 强化保障机制的理论研究
加强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 可以为更好的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加快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规范化发展, 促进社区和谐融洽的氛围。更好的为制定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工作全面深入开展提供理论支撑。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加入WTO, 对于社会发展和治理的环境、条件等发生了很大变化, 理论研究必须要紧跟形势需要。因此, 在制定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期间, 要动员一切有志于研究社区服务的法学界人士, 以及基层社区工作者, 献计献策并以与时俱进的精神, 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 形成一套科学指导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伟的理论体系, 使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三) 保障机制需要监督激励
检查监督是落实社区管理的法律体系工作任务的一项重要措施。要建立健全包括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新闻监督和群众监督等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机制。同时, 认真开展执法检查, 对查处的违法问题, 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厉处理, 并提出整改意见, 限期纠正, 以保证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落实。
凡是优秀的社区和社区管理优秀工作人员政府机关应给予奖励。在政策制定上和硬件上应给予支持。提供资金去改善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的硬件设施, 能够更好的使社区工作人员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四) 认真做好年度考试, 强化考核评估保障机制
1.幸福感考核。在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下, 对于社区工作人员的考核评估机制和以往应有不同, 社区工作人员的勤勉应体现在为社区居民做了多少实事, 提供了多少服务上。时间上应该应社区居民的具体需求来定, 不能再以朝九晚五固定时间考勤。应该以社区居民感受到的幸福程度的高低来作为考核制度。2.管理法律制度条文。坚持“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考核体系”, 保障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 需要有高素质的社区干部执行。社区工作人员需要对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的条文熟悉, 并能够活学活用, 用以帮助和服务于社区居民。
四、结语
行政法律制度研究 篇9
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许多学者都探究、讨论过。基于不同的视角,各个学者给出的制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就是人对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一种本能的思维或心理反应。诺斯则从人自利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制度是人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缔结的契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制度这一概念,其实我们都可以说制度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产物。所以马克思认为,制度源于人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制度的不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客观的,随着历史车轮的向前推进新制度必然取代旧制度。
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最优状态。随着时间、空间的转变,制度也必然的发生变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主体是影响制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其决定着新制度的性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以及新制度产生的力量。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的矛盾推动了制度的变迁。当然,制度在受内因推动向前进步时,也必然受到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所以,制度的变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有时呈现出逐渐推进的渐进式变化,也有时表现为突发的激进型改变。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二、集体林权法律制度的变迁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在制度变迁的每个时期相应的集体林权法律制度也会随之变化。在1949—1952年的土地改革时期,国家逐渐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了与当时的土地政策相适应,我国于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按照法律规定分得了林地,并形成了“四权”统一的林地个人所有制。
从1953年开始中央倡导发展农业合作社并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所以当时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一般以户为单位,自愿组合成林业生产互助组。但山林所有权基本稳定不变,直至1956年《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的颁布。其中明确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农民土地的处分权基本被剥夺。人民公社拥有了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山林由个人所有过渡到集体所有。
虽说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并且国务院在1963年发布了《森林保护条例》,196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但面对这种所有制度转变,相关配套的法律并没有起到保护森林的作用,以致随后林业发展建设受到重创。林权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导致各地哄抢山林,随意砍伐林木的现象层出不穷,使我国林业资源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改变林业发展面临的困境,1981—1991年的10年间我国开始逐渐将原本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权制度转为集体、个人混合所有,并于1981年颁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确定了林业“三定”政策,农民对部分林地拥有了经营权。但得到林地经营权的农民并未对政策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急于将分到手的林地变为私有,于是对林地上的林木进行了大规模的砍伐。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中央出台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林权的市场化运行提供了政策保障。为顺应这个趋势1998年我国对森林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森林法为深化林权改革,建立林权林地流转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全国各地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通过“确权到户”获得了属于自身的林权,这进一步促进了集体林权自由转让。
通常制度的变迁模式有两种分别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通常是由政府引入实施的自上而下的变化。而诱致性则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自发的从下而上的变化。从我国集体林权法律制度的变迁历程中可以看出,每一阶段的变化均是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变迁。改革的整体脉络就是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参加到改革过程中。而且在每次林权的变化过程中农民都是由政府主导,其行为只能受制于政府的导向。
稳定的林权制度能够为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对其产生激励机制。而回顾我国的林权改革过程林权的所有者处于一种反复的、变化的状态。从农民所有到集体所有然后又回到农民所有。制度的频繁变化使得原本就不够清晰的林权变得更加模糊。农民的林权总是处于变化的过程中,缺少稳定性导致其缺乏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不愿意也不敢冒险将精力和资金投入到长期的林业生产中,于是只能谋取短期的既得利益。而短期的经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森林资源,不利于森林整体功能的实现。
但在林权改革的整体进程中,林业三定政策还是为现在进行的林权改革搭建了基础框架。在自留山的经营中,保持林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林木归个人所有。此时,林农就对林木享有了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而股份制合作经营则为林业生产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方面的投入。农户以及其他经营主体可以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按份入股,并且按股分红。这为拥有林地却无法经营的农民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林权的交易流转也充分盘活了林业经营。在林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林地的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分离,分属于不同的主体。通过这些权利的快速流转,可以盘活林业资源、扩大林业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入,最终使林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目前集体林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制度若要达到最优的状态就必须要考虑制度间的依存性。既要考虑单一制度中不同功能的相互依存性,也要注意整体制度结构中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依存性。有效的制度变迁一定是所有的因素和制度全部合理的归于一个框架内,且充分考虑了配套制度与主要制度的功能协调和逻辑统一,以发挥整体的最优功能。基于此理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整体改革,若要达到目标也需要内部各个因素的协调统一。但目前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仍存在很多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环节,需要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来配合整体的改革。
首先林权主体在确权后仍不明确。农民通过确权这一过程获得了抽象化的林权,但同时却对拥有的资产无法进行经营和保护,由此也不会关心林地的生产和发展。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个人和集体拥有的都是部分的林权,这就导致林权的流转存在难度。流转过程涉及到的程序和主体过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使流转主体丧失信心。从而使新的林业生产主体无法进入林业生产活动中,造成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缺失。现有税收法律制度规定的税费过重,也是降低农民受益和从事林业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由于林业产品收益率低,投资者就不愿意将资金投入生产周期长且风险较大的林业,长此以往势必会阻碍林权的流转。
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拉动林业生产积极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森林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种效益。这些效益决定着林业经营具有利他性和外部性。也就是说,林业主体拥有的各种权利在行使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约束和国家的干预,经营主体不可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实现利益最大化。其中林木的采伐限额管理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制度的产生有其合理、必然的原因,但事实证明其已经不适应现有的林业生产。现阶段,林农收入的多元化结构决定了其不再只依靠砍伐林木获得经济收入。而且林农也清楚林木只有在最佳采伐期时进行采伐,才能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所以放宽对林木采伐的限制,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就迫在眉切。
应该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种类来分别进行管理。对于商品林地采伐就可以根据农民的意愿随申随批。对已经成熟或过熟的人工用材林可以优先采伐。根据市场的变化来随时调整年度采伐量。对商品林放松采伐管控的同时却要加强生态公益林的采伐管理。特别对生态极为脆弱的地区要实行禁伐。但对林地环境较好的公益林可以准许有计划的采伐,但要以促进森林生态功能和自我补偿能力为目的。
另一需要关注并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是林业税费制度。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使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背负了过重的税费负担。除正常的税费负担之外,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也被强加在了林农身上。林业税费有其合理的存在原因。因森林具有的外部性特点,国家才对林木的采伐实施采伐管理制度。而林业税费也正是对因采伐而丧失的森林外部性的补偿。于是林业税费制度和采伐管理制度形成了互补。但林权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农民的收入能够提高,所以必须将不合理的税费去除。
所以,要规范整理林业税目,取消对林农不合理的税费。除国家规定的涉林税费之外,各地自行设立的一律取消,继续稳步推进对林业税收的减免政策的实施。对现有的林业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降低林业的运行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林业单位为林业生产经营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人是推进改革的主要力量,所以,最后还应从人员入手,提高林地管理者的法制意识和对林业法律法规认知程度,减少地方政府对林地管控的行政干预,避免为了地方引进招商项目而对林地的破坏。健全征占用林地管理制度,建立林地征用预审制度,使林业部门参与到工程建设用林地计划的编制和审批活动中。在立法和执法上不断完善林地的保护与管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队[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3]何得桂.关于深化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J].林业经济,2013,(6).
[4]曹子坚,颜海刚.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J].淮阴工学院学报,2013,(5).
[5]张忠潮,童静.我国林权制度变迁中的可持续性研究[J].农村经济与利技,2010,(10).
[6]谭世明.制度变迁视角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5).
[7]贾治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我们的几点启示[J].林业经济,2006,(6).
行政法律制度研究 篇10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集体林权,集体林权法律制度
一、制度变迁理论
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许多学者都探究、讨论过。基于不同的视角,各个学者给出的制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就是人对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一种本能思维或心理反应。诺斯则从人自利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制度是人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缔结的契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制度这一概念,其实我们都可以说制度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产物。
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最优状态。随着时间、空间的转变,制度也必然的发生变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主体是影响制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其决定着新制度的性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以及新制度产生的力量。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的矛盾推动了制度的变迁。当然,制度在受内因推动向前进步时,也必然受到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所以,制度的变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有时呈现出逐渐推进的渐进式变化,也有时表现为突发的激进型改变。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二、集体林权法律制度的变迁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在制度变迁的每个时期相应的集体林权法律制度也会随之变化。在1949—1952 年的土地改革时期,国家逐渐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了与当时的土地政策相适应,我国于1950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按照法律规定分得了林地,并形成了“四权”统一的林地个人所有制。
从1953 年开始中央倡导发展农业合作社,并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所以,当时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一般以户为单位,自愿组合成林业生产互助组,但山林所有权基本稳定不变。直至1956 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中明确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农民土地的处分权基本被剥夺。人民公社拥有了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山林由个人所有过渡到集体所有。虽说1961 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并且国务院在1963 年颁布了《森林保护条例》,196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但面对这种所有制度转变,相关配套的法律并没有起到保护森林的作用,以致随后林业发展建设受到重创。林权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导致各地哄抢山林,随意砍伐林木的现象层出不穷,使我国林业资源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改变林业发展面临的困境,1981—1991 年的10 年间我国开始逐渐将原本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权制度转为集体、个人混合所有,并于1981 年颁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确定了林业“三定”政策,农民对部分林地拥有了经营权。但得到林地经营权的农民并未对政策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急于将分到手的林地变为私有,之后对林地上的林木进行了大规模的砍伐。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中央出台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林权的市场化运行提供了政策保障。为顺应这个趋势,1998 年我国对森林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森林法为深化林权改革,建立林权林地流转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全国各地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通过“确权到户”获得了属于自身的林权,这进一步促进了集体林权自由转让。
稳定的林权制度能够为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对其产生激励机制。而回顾我国的林权改革过程,林权的所有者始终处于一种反复的、变化的状态,从农民所有到集体所有然后又回到农民所有。制度的频繁变化使得原本就不够清晰的林权变得更加模糊。农民的林权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缺少稳定性,导致其缺乏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不愿意也不敢冒险将精力和资金投入到长期的林业生产中,于是只能谋取短期的既得利益。而短期的经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森林资源,不利于森林整体功能的实现。
但在林权改革的整体进程中,林业“三定政策”还是为现在进行的林权改革搭建了基础框架。在自留山的经营中,保持林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林木归个人所有。此时林农就对林木享有了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而股份制合作经营则为林业生产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方面的投入。农户以及其他经营主体可以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按份入股,并且按股分红。这为拥有林地却无法经营的农民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林权的交易流转也充分盘活了林业经营。在林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林地的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分离,分属于不同的主体。通过这些权利的快速流转可以盘活林业资源、扩大林业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入,最终使林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目前集体林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制度若要达到最优的状态就必须要考虑制度间的依存性。既要考虑单一制度中不同功能的相互依存性,也要注意整体制度结构中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依存性。有效的制度变迁一定是所有的因素和制度全部合理的归于一个框架内,且充分考虑了配套制度与主要制度的功能协调和逻辑统一,以发挥整体的最优功能。基于此理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整体改革,若要达到目标也需要内部各个因素的协调统一。但目前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仍存在很多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环节,需要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来配合整体的改革。
首先,林权主体在确权后仍不明确。农民通过确权这一过程获得了抽象化的林权,但同时却对拥有的资产无法进行经营和保护,由此也不会关心林地的生产和发展。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个人和集体拥有的都是部分的林权,这就导致林权的流转存在难度。流转过程涉及到的程序和主体过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使流转主体丧失信心,从而使新的林业生产主体无法进入林业生产活动中,造成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缺失。现有税收法律制度规定的税费过重,也是降低农民受益和从事林业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由于林业产品收益率低,投资者就不愿意将资金投入生产周期长且风险较大的林业,长此以往势必会阻碍林权的流转。
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拉动林业生产积极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森林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种效益。这些效益决定着林业经营具有利他性和外部性。也就是说,林业主体拥有的各种权利在行使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约束和国家的干预,经营主体不可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实现利益最大化。其中林木的采伐限额管理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制度的产生有其合理、必然的原因,但事实证明其已经不适应现有的林业生产。现阶段,林农收入的多元化结构决定了其不再只依靠砍伐林木获得经济收入。而且林农也清楚林木只有在最佳采伐期时进行采伐,才能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所以,放宽对林木采伐的限制,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就迫在眉切。
应该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种类来分别进行管理。对于商品林地采伐就可以根据农民的意愿随申随批。对已经成熟或过熟的人工用材林可以优先采伐。根据市场的变化来随时调整年度采伐量。对商品林放松采伐管控的同时却要加强生态公益林的采伐管理,特别对生态极为脆弱的地区要实行禁伐。但对林地环境较好的公益林可以准许有计划的采伐,但要以促进森林生态功能和自我补偿能力为目的。
另一需要关注并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是林业税费制度。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既有的税费制度使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背负了过重的税费负担。除正常的税费负担之外,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也被强加在了林农身上。林业税费有其合理的存在原因。因森林具有的外部性特点,国家才对林木的采伐实施采伐管理制度,而林业税费也正是对因采伐而丧失的森林外部性的补偿。于是林业税费制度和采伐管理制度形成了互补。但林权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农民的收入能够提高,所以必须将不合理的税费去除。
所以,要规范整理林业税目,取消对林农不合理的税费。除国家规定的涉林税费之外,各地自行设立的一律取消,继续稳步推进对林业税收的减免政策的实施。对现有的林业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降低林业的运行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林业单位为林业生产经营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人是推进改革的主要力量,所以最后还应从人员入手提高林地管理者的法制意识和对林业法律法规认知程度。减少地方政府对林地管控的行政干预,避免为了地方引进招商项目而对林地的破坏。健全征占用林地管理制度,建立林地征用预审制度,使林业部门参与到工程建设用林地计划的编制和审批活动中。同时,在立法和执法上不断完善林地的保护与管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3]何得桂.关于深化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J].林业经济,2013,(6).
[4]曹子坚,颜海刚.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J].淮阴工学院学报,2013,(5).
[5]张忠潮,童静.我国林权制度变迁中的可持续性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10).
[6]谭世明.制度变迁视角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5).
[7]贾治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我们的几点启示[J].林业经济,2006,(6).
公司发起人法律制度研究 篇11
关键词:发起人;法律地位;责任制度
一、公司发起人法律概念的界定
(一)我国关于公司发起人概念的相关立法
我国相关法律对“公司发起人”概念的界定,最早见于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1992年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其第10条规定:“公司发起人,是指按照本规范订立发起人协议,提出设立公司申请,认购公司股份,并对公司设立承担责任者。公司发起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法人(不含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作为发起人时不能超过发起人人数的三分之一。自然人不得充当发起人。”我國新旧《公司法》均未对“公司发起人”概念做出明确定义,也未明确成为公司发起人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性条款,但规定了诸多“发起人应该做什么”,如发起人要履行对公司出资的义务,发起人要负责制定公司章程,发起人要承担筹办公司的各项事务等等。
(二)发起人的认定
对于发起人这一概念是仅存在于股份有限公司,还是将发起人理解为从事设立公司行为的人的统称,即存在于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等所有公司类型中,各国立法规定并不一致,理论上也存在争议。英美法系国家倾向于后者,认为发起人存在于所有公司类型之中,是公司的共有概念,即只要是为成立公司的目的而参与公司的设立即是发起人,而不论是设立何种类型的公司;而在大陆法系,多认为发起人为股份公司的特有概念。在理论界,学者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由于我国《公司法》第2条将我国的公司类型限定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因此,具体到我国,发起人这一概念应是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概念。《公司法解释三》第1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该条对发起人进行了必要的扩张解释,不仅实现了概念的精确与统一,更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在法律适用上,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规制规则,同样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
二、公司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及责任制度的不足
(一)关于发起人地位的学说
发起人的法律地位,是指发起人与设立中的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设立后公司的关系。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关系到确认公司发起人的法律职责以及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讨论发起人的法律地位一直为理论界所重视。当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①无因管理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公司的发起人和公司之间是一种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关系"在公司成立之后,按照无因管理的规定,发起人设立行为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都一律归属于成立之后的公司来承担。②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说,该学说把发起人将要设立的公司看作是第三人,公司发起人在设立公司的程中与其他相对人订立的合同就是为了第三人(公司)的利益而为之的,公司要对发起人订立的合同承担义务。③当然继承说,此说认为,公司发起人在设立公司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在公司成立的当时,依据当事人的意思或者法律的规定当然由公司来继承。④合伙人说,该说认为公司发起人是为设立公司而结合在一起的合伙组织,设立公司的行为是发起人的共同行为,发起人之间的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合伙协议。
(二)我国公司发起人责任制度规定的不足
目前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发起人责任制度的规定尚有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从法学理论上来说,公司法是属于私法的范畴,但是在目前公司发起人的责任体系中,却明显存在着“重行政和刑事,轻民事”的现象。其次,法律责任制度规定具有不对称性,与之前的旧公司法相比,虽然现行公司法有重大修改和突破,但是对股份有限公司中发起人民事责任的规定这部分的修改仍然有质疑。
三、对我国公司发起人法律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公司发起人概念立法规定的完善
1.明确区分“发起人”与“股东”概念
我国《公司法》在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条款中对发起人与股东予以了区分,而在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条款中却将二者混为一谈,笼统称为“股东”,如第23条规定:“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第2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虽然发起人与股东在身份上大多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公司成立后发起人身份将自动转化为股东身份,但这仍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概念。
2.放宽对发起人人数的限制
《公司法》第79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二人以上二百人以下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在公司法越来越放松对公司管制的大背景下,应不排除一人通过募集设立方式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建议进一步放宽设立公司的准入门槛,允许一人通过募集方式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二)完善公司发起人对公司的责任制度
公司发起人的责任制度毫无疑问是发起人制度的核心和关键,鉴于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中对公司发起人多是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为重,忽略了公司法是私法的本质属性,所以在此有必要对发起人的资本充实责任、出资违约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等进行深一步完善。对发起人资本充实责任的圆满规制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完善我国的公司立法来实现;公司法中必须要明确规定在发起人未按规定出资的情况下,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建议为了保障成立后公司健全的人格,对公司发起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进行具体规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1]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制度设计》,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顾功耘著:《公司法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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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石油资源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篇12
1 美国石油资源法律制度概述
石油资源法律制度是指在调整石油勘探、开采以及生产过程中对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称。美国石油资源法律体系由联邦和各州的成文法、普通法和美国宪法中的若干条款构成。经过上百年的完善, 美国石油资源管理已形成以法律法规为指导, 国家战略利益为核心, 部门管理为基础, 公众利益为导向的资源管理机制[1]。
美国石油资源法律制度呈现以下特点:①立法体系健全, 法律制度较完整, 对不同专业领域进行了分别立法。联邦政府出台了《矿藏租赁法》 (1920年) 、《外陆架土地法》 (1953年) 等专门法律来调整政府所有石油资源的开采租赁活动;各州政府通过州立法对私人所有的石油资源勘探开采问题予以规制。针对石油活动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美国政府出台了《国家环境政策法》 (1969年) 、《清洁空气法案》 (1970年) 、《石油污染法》 (1990年) 等法规来实现石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目标。此外, 基于美国财产法中的“捕获规则”, 石油天然气资源的“获取规则”成了美国石油法律制度中迥别于他国的一项所有权取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些立法, 美国建立了一个包含资源权属、勘探开采许可、环境保护、综合管理为主的多层次法律体系。②可操作性强, 各项制度都有系列配套的条款, 特别是目标尽可能量化、管理程序以和奖惩都很具体。③法律制度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
2 中美石油资源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2.1 中美石油资源所有权制度比较研究
美国石油资源的所有权制度:①美国陆地石油资源所有权制度。美国陆地面积930万km2, 土地分别为联邦、州、印第安部落和私人所有。其中, 联邦政府拥有公共土地283万km2, 各州拥有141万km2公共土地, 印第安部落拥有36万km2, 其余为私人土地[2]。1920年《矿藏租赁法》将美国油气资源定性为可租赁的资源, 明确联邦政府负责对公共土地下的油气资源进行租赁, 由美国土地管理局负责管理。各州政府负责管理州属土地资源和私人土地资源, 私人地表下的石油资源所有权归地表资源所有人所有。该原则源于 “Del Monte Mining & Milling Co.v.Last Chance Mining & Milling Co."一案所确立的普通法财产所有权原则。同时, 因为石油资源具有液态性的特征, 因此依据“Barnard v.Monongahela Gas Co."和“Kelly v.Ohio Oil Co.”案件所确立的“获取规则”, 油井的经营者在合法获得的土地上可开采另一土地所有人拥有的地下石油资源而不用承担任何侵权责任。然而, 随着“获取规则”的广泛适用, 美国石油开采业出现了过度开采现象, “相邻原则”成为防止过度开采行为的补充规则, 即储油区地表的土地所有者有权获取公平开采的份额。②美国海洋油气资源所有权制度。随着1940年代近海石油的大幅度开采生产活动, 近海石油资源的所有权和管辖权成为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利益争夺的焦点。联邦政府最终出台《下沉陆地法》 (1953年) 明确了近海油气资源的所有权与管辖权问题。该法明确规定了除墨西哥湾区域内的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外, 各州对浅海土地的所有权和管辖权始于海岸低水位线, 终于海洋内3英里处, 墨西哥湾区域内的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对墨西哥湾内的浅海土地所有权与管辖权始于海岸低水位线, 终于海洋内9英里处;而联邦政府则享有其余部分海洋油气资源的所有权与管辖权。而在《外陆架土地法》 (1953年) 中将浅海土地界限以外的所有外陆架海底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均归属联邦政府。
中国石油资源所有权制度:根据《矿产资源法》的规定, 矿产资源是指“由地质作用形成的, 具有利用价值的, 呈固态、液态、气态的自然资源”。我国实行矿产资源单一所有制, 即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地表或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 不因其所依附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2.2 中美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美国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法律制度:①联邦所有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制度。1920年《矿藏租赁法》确立了联邦陆上石油资源的租赁体系, 该法后经多次修订。该法规定:一是任何美国公民、企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勘查属于联邦土地上的石油资源, 由土地管理局审批, 并颁发租赁许可。二是将已探明地质结构的油田划分出若干不超过640英亩的招标区块, 招标区块必须采用招标、拍卖的市场竞争方式进行出让。三是租期为5年, 如出租土地在5年内没有商业性宣布, 则租赁合同结束;若有商业性宣布, 可适当展期。四是其他未探明地质结构的油田不必采用竞争方式出让;每个租赁区块不超过2560英亩, 租期10年;若有商业性宣布, 可适当展期。五是联邦政府实行探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探矿权人需缴纳权利金、矿业权租金和探矿补贴。权利金按油气资源销售收入的12.5% 缴纳;矿业权租金为2美元/英亩, 逐年缴纳;探矿补贴费在获得租赁许可时一次性缴纳。 《外陆架土地法修正案》 (1978年) 规定了美国海洋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制度。该法规定勘探、开采美国外陆架上的油气资源由内政部 (1943—1977年) 、能源部 (1977年8月4日至今) 负责审批, 并颁发租赁许可。审核条件包括:一是任何海洋石油资源的勘探与开采活动都必须获得租赁许可;二是租赁区块不超过5760英亩, 但能源部认为合理的情况除外;租赁期限一般为5年, 但能源部认为延长期限有利于鼓励开采和生产的情况除外, 展期不超过10年 (第一个5年租赁计划开始于1980年, 结束于1985年。目前的5年租赁计划始于2007年, 将于今年结束) 。三是能源部有权决定暂停或取消租赁许可。四是一旦在租赁许可区域内发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租赁人应当将原油或液态天然气产品的20%分配给美国联邦政府。五是海洋油气资源的租赁只能采用招标、拍卖的市场竞争方式出让。投标方式可采用6种组合模式:探矿补贴投标加固定费率权利金组合, 在此模式中, 权利金的固定费率为油气资源销售收入的12.5%;浮动费率权利金加固定探矿补贴组合;探矿补贴投标加固定产品净利润分红组合, 固定产品净利润分红不得低于30%, 具体分红比例根据租赁区块的不同由能源部具体规定;固定探矿补贴加浮动产品净利润分红组合;探矿补贴投标加固定费率权利金和固定产品净利润分红组合, 其中权利金的固定费率为油气资源销售收入的12.5%, 固定产品净利润分红不得低于30%, 具体分红比例根据租赁区块的不同由能源部具体规定;其他由能源部认可的组合模式。矿产管理局负责日常监管工作, 管理位于美国外陆架上的矿产资源;对在联邦外陆架、陆上土地和印第安人土地上开展矿产勘查与开发活动进行征税, 并负责划拨这些税收。②州属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制度。美国州属石油资源和私人石油资源的勘探与开采制度由各州制定。美国各州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制度的立法历经了从松散监管到有效干预的发展过程。在石油资源开采初期, 美国各州并没有针对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做出具体的制度安排, 这种松散监管导致了对石油资源的严重浪费, 因此各州开始通过制定石油资源保护法禁止浪费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措施:一是定义“浪费”。所谓“浪费”包括浪费油气储量、任何减少油气开采量的不当油井钻探地理位置、任何减少油气开采量的开采行为等不当勘探开采活动。二是设立各州的自然资源保护监管机关并授予资源保护特派员通过联营、按比例限产、限定油井间距、划分最优开采区块等措施以实现油气资源的可持续生产。三是当油气产品供不应求时, 将采取“最大有效开采率”制度以避免过度开采给储油层带来的损害。反之, 当油气产品供过于求时, 将采取限制开采政策[3]。
我国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法律制度:我国先后出台了《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矿产资源法》、《石油及天然气勘查、开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章, 对探矿权和采矿权的申请、登记、费用, 探矿权、采矿人的权利和义务等进行了较完整的规定。
我国对石油资源实行统一的区块登记管理制度。勘查、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 必须依法向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申请探矿或采矿登记, 取得勘查或开采许可证。在我国, 只有具有国土部门颁发的勘查单位资质证书的、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石油公司或同意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查的中国企业法人才有资格申请探矿权和采矿权。探矿权申请人应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探矿权或采矿权。我国实行石油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探矿权人应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缴纳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和探矿权登记费。探矿权人根据《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享有法定权利, 承担法定义务。采矿权人应根据《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缴纳采矿权使用费, 采矿权价款。同时,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探矿权与采矿权的有偿取得制度, 国土资源部于2003年6月制定并颁布了《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 (试行) 》, 规定了必须实行招标、拍卖和挂牌等市场竞争方式出让的油气资源区块的范围以及“招拍挂”的实施细则。
我国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法律制度的缺陷:我国石油资源勘探与开采法律制度相较于美国仍存在一些不足:①我国尚未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从根本上讲,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具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确保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的经济实现, 二是以经济手段促进矿产资源的高效开发和利用[4]。美国以市场竞争方式作为获得探矿权与采矿权的唯一途径, 而我国仍存在至少三种取得石油探矿权和采矿权的方式:申请无偿取得。协议出让取得和市场竞争方式取得, 三轨并行的结果客观上将造成我国石油勘探开采市场秩序的混乱, 从法律制度层面也使我国石油资源有偿使用这一基本原则难以真正实现。②相较于美国开放的市场准入条件, 我国相关法律制定了严格的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准入门槛, 人为形成了垄断现象, 严重影响了资源的有效生产与利用。
2.3 中美石油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美国石油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1960—1970年, 美国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原油泄漏事故, 催生了美国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出台。目前, 所有油气资源的勘探、开采和生产活动都在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当地机关的严格管理监督下进行。《国家环境政策法》 (1969年) 明确规定, 任何油气资源勘探开采活动都必须要制作环境影响声明书。内政部下属矿产管理局针对所提交的环境影响声明书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和环境评估排他检查, 即确定被正常排他的行为是否会造成环境影响[4]。《清洁空气法案》 (1970年) 规定, 油气资源勘探开采活动中的所有大气排放行为都必须达到排放标准。1990修订案又进一步将海洋区域空气质量的管理权分别赋予了矿产资源管理局和环保局, 矿产资源管理局负责管理监督墨西哥湾的中部、西部区域, 其余海洋区域的大气质量由环保局进行监督管理[5]。《沿海综合管理法》 (1972年) 建立了一项全国范围的海岸带管理计划制度, “一致性条款”是管理计划的核心条款。所谓“一致性条款”是指当联邦政府做出了与所批准的海岸管理计划不相符的管理行为时, 沿海各州有权反对联邦政府的行为。即根据“一致性条款”, 各州政府对联邦政府的行为具有审查的权利, 商务部负责协助各州进行海岸带管理计划的实施、审查、批准与监督。《年濒危物种法》 (1973年) 将濒危物种置于优先保护地位, 该法明确规定任何可能威胁、伤害到濒危物种的油气探勘开采行为都将被视为违法行为。此外, 该法还规定了“潜在濒危物种”的法律认定程序。《清洁水法》 (1977年) 是美国管理水体污染问题的一部专门性法规。国家环保局要求任何向水体 (海体) 的排污行为必须得到美国国家污染物排放削减许可证。该法针对油气资源在勘探、开采与生产过程中对水体的直接排污行为制定了严格标准:如对生产设备的更新时限以及要求油气公司每5年申请一次污染物排放削减许可证, 否则将面临环保局的行政处罚。《可持续渔业法》 (1984年) 是为保护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专门性法律。该法建立了著名的“废气钻井平台变为人工暗礁制度”, 出于安全原因, 钻井平台达到使用年限后必须废弃, 常用方法是将其沉入海底或拆解。而该法却规定了将废弃的钻井平台改造为人工暗礁, 既保护了海洋生态环境, 又促进了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石油污染法》 (1990年) 的主要内容包括:规定责任方的“损害赔偿责任”, 主要涵盖“清除费用”和“损害”两个方面。其中, “清除费用”包括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印第安部落依法支出的油污清除成本和任何人根据国家应急预案支出的油污清除成本。“损害”涵盖6个方面:自然资源损害、不动产或个人财产损害、生计损失、税费损失、利润和营利能力损失、公共服务支出[6]。
中国石油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我国现行法律中涉及调整石油天然气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包括《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综合性和专门性法律, 构建了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制度。根据《矿产资源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建立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制度。为了使开发与环保并重, 提高利用率, 实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制度, 对矿山开发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矿山开发利用的“三废”处理、矿山土地复垦与土地保护利用、矿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进行统筹规划并保障实施[7]。《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 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法》确立了“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 建立了“三同时”制度和排污费制度。
我国石油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缺陷:相比美国在油气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完善立法, 我国相关立法呈现出以下不足:①我国尚缺乏专门针对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的相关立法。尽管《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对油气资源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但专门性法律的缺失使政府的规制行为从效力和权力上都受到了掣缚。②我国资源环境保护的立法思路仍更多地停留在“亡羊补牢”阶段。回顾美国油气资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政策变迁路径, 不难看出其相关立法都站在了生态性的高度, 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作为立法的最高目的。所以尽管美国相关立法中并无一部综合性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环境保护法, 但由于围绕油气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立法都非常重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因此借助于各项单行法律, 通过对大气质量、水体质量、海洋环境、鱼类栖息环境的保护, 最终实现了在油气勘探开采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而我国的相关立法却很少有能反映出生态优先的原则, 即使在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环境保护法》都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作为了立法的宗旨, 这种“二元论”的立法理念直接导致了我国相关立法难以实现有效运作。
3 完善我国油气资源法律制度的建议
我国石油行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到“双轨制”, 再到市场经济时期的演变, 政府对石油行业的规制也经历了由限制性转向激励性, 由政府完全控制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嬗变[8]。但由于石油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 因此相对于一般社会性规制, 对石油行业的法律规制还具有更多特性, 具体包括:①权力初始配置的特殊性。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机构除了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外, 还必须有基本法律明确赋予的规制权力。②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权的内容广泛于一般社会性规制权。①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权的行使与信息的公开透明密切相关, 但在自然垄断产业, 信息不对称是长久存在的症结之一[9]。因此, 基于以上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权的特征, 建议首先通过出台专门性规制立法《石油天然气法》。目前我国油气资源相关规制呈现出以行政规章为主的规制状态, 即存在大量职权立法。而在目前我国缺乏有效立法监督的条件下, 职权立法使规制决策权受制于行政权力之下, 再加上中国政企同盟的特征, 职权立法更大程度上变成了企业的立法寻租, 弱化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 切断了立法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委托代理链条。鉴于此, 建议我国在石油天然气产业领域应紧收立法权, 取消大量职权立法, 强化最高立法机关对规制决策的完整控制权。只有通过统一的立法途径, 才能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将切实落实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原则, 才能在全国范围内促进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健康发展。其次, 就石油天然气法律制度安排而言, 我国目前亟待改进的制度包括:市场准入制度和资源环境保护制度。针对油气行业市场准入制度的完善, 应引入合理的竞争机制, 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油气勘探与开发领域。尽管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规定了民营资本可以进入石油行业, 但由于缺乏立法层面的支持, 该意见在我国的现实处境困难。因此, 建议我国通过立法放弃国有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 明确赋予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石油企业享有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的权利。针对资源环境保护制度的完善, 建议首先应增加公众参与程序的制度刚性:通过听证会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的配套搭建一个与民众及时互动对话的平台;同时, 应建立相关法律保障制度“确保公众意见能准确及时地反馈到环境影响评价项目审批部门, 当有公众对规划或项目持反对意见且申报项目的确存在问题时, 必须要求申报单位及时提出修改和补充方案。若修改后补充方案仍为大多数公众反对, 应
规定采用其他的替代方案或不予批准。”[10]其次, 建议尽快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我国目前的现有规定只能通过税费的形式体现固有资源的利用价值, 资源的生态环境价值仍然被忽视。此外, 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 过于笼统, 缺乏可操作性。因此, 建立对资源区的生态补偿制度既可将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 抑制环境污染破坏行为, 又可将外部经济性内部化, 鼓励生态环境保护行为, 消除可能产生的“公共地的悲剧”[11]。
参考文献
[1]张志强.美国资源管理体制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 2010, (26) :34-42 (60) .
[2]郭进平.英国、美国、委内瑞拉石油立法情况初探[J].石油规划设计, 1994, (1) :23-25.
[3]Bernard Taverne.Petroleum, Industry and Governments:An Introduction toPetroleum Regulation, Economic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M].KluwerLaw, 1999:184.
[4]张秋明.国外海洋资源管理经验:美国外陆架环境政策[J].国土资源情报, 2008, (3) :9-12.
[5]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Oil and Gas.Overview of US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Affecting Offshore Natural Gas and Oil Activity[R].2005-9.网址:http://www.eia.gov/pub/oi-l gas/natura-l gas/fea-ture-articles/2005/offshore/offshore.pdf.
[6]王小刚.中美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及渤海湾溢油损害赔偿[J].环境保护, 2011, (5) :21-23.
[7]吕忠梅.环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182.
[8]张雄化, 邓翔.论我国石油石化行业的政府规制[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0, (8) :66-67.
[9]郭洁.中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权法律控制绩效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47.
[10]吕忠梅.环境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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