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文学创作

2024-09-01

巴金文学创作（共4篇）

巴金文学创作篇1

巴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封建大家庭, 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涉猎了大量书籍。在转职于无政府主义研究的同时也兼顾文学创作。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巧合”, 最终让巴金成为了中国文坛的巨匠。因此无政府主义文学思潮对巴金的创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极端表现。无政府主义强调自由, 他们认为权威和自由是相对的, 他们崇尚自由, 反对权威, 致力于废除国家和政权, 实现个人的充分自由。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们企图消灭政府和国家, 希望在社会中建立没有国界, 没有政权, 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世界。

在中国的文化界, 陶渊明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的先祖, 他对中国的政治失望, 希望建立“男耕女织不相失”的桃花源般的人间仙境。由于在作品中寄托了很多人类共同的美好的理想, 因此创作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二、巴金作品中的所体现的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潮

巴金在其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 可以把他的创作分为前后期, 其无政府主义主要体现在其前期的文学创作中。其前期的文学创作主要有诗集《被虐待者的哭声》;短篇小说集《将军》、《光明》、《电椅》、《抹布》、《沉默》、《沉落》、《神、鬼、人》;中篇小说《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雪》等;长篇小说《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家》等;以及散文集《海行杂记》、《旅途随笔》、《忆》等。在这些作品中, 题材广泛, 有小说、诗歌和散文, 体现了现代文学初期的文体格局;从内容上看, 有描写青年爱情的, 有反映青年革命者的以及人民悲苦生活现状的, 体现了现代文学题材多样化的特征。总体来看, 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潮。

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于革命家来说是他们终生奋斗的理想, 而对于巴金这个文学家来说则是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核心。下面我将从诗歌、小说、散文三个方面对巴金作品中所体现的无政府主义文化思潮进行分析。

在他的诗集《被虐待者的哭声》中, 有对亡母的怀念之情, 有对黑暗生活的不满之情, 也有对革命的狂热之情。巴金作为封建大家庭的一员能够体会到被虐者的悲苦生活, 我们不难看出其无政府主义中所体现的“仁爱”之心。以他的诗歌《疯人》[1]为例:

假若有一个极富有的人,

将他所有的金钱

散与一切的贫民,

这时一般人一定说他是个疯人了。

但是现在社会正需要这样一个疯人啊!

在这首诗歌中表现出了无政府主义中财产平均的思想。作品中作者渴望存在一个没有贫穷的乌托邦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需要一个“疯人”, 这难道不是作者对革命热烈的呼唤吗?

他的散文《海行杂记》, 是巴金在去法国学习无政府主义的旅途中所写的所见所闻。

在作品中作者描写了自己离开祖国到巴黎的种种心理感受, 小到日常生活, 大道自己的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青年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愤懑和渴望战斗的激情。这体现了无政府主义中建立大同社会的乌托邦式的理想。

在巴金前期的文学创作中, 最有影响的还是其小说的创作。在其小说创作中主要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两种思想, 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中的人文关怀, 一个是人道主义。在巴金早期的小说中渗透了人文精神, 比如说在《繁星》中, 作者对繁星的描写, 通过拟人手法的运用, 展开了丰富的联想, 将思想之情, 寄予在景物中, 表现出对故乡深深地眷恋之情。这时对人性主义的一种思想表达。在巴金的作品《灭亡》中则体现出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巴金创作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人道主义与安娜其主义。《灭亡》这部作品反映的是一九二六年黑暗的军阀统治下上海的生活。作品中的杜大心与作者有着相同的经历, 似乎就是巴金的化身。在创作这部作品时, 作者已经看到了无政府主义在现实中的无奈, 想要挣脱却有不愿挣脱的矛盾心理。作品中杜大心这一人物形象恰恰表现了巴金那一段时间的思想。杜大心最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身, 表现了人道主义中“爱”的信仰。

综上所述, 我们看到巴金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构建并诠释着自己的信仰, 但他很清楚文学和信仰不是等同的, 但他却要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自己的梦想。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版

[2]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北京三联书社, 2010年版

[3]陈思和周立民《解读巴金》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年版

[4]周立民《在信仰与文学之间—有“信仰”解读巴金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7年第三期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巴金文学创作篇2

论文摘要：创作思想是作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其作品中的审美体现,它影响和决定着作家的创作成就。本文考察了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渊源,探讨了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在《急流三部曲》中的渗透形式,为人们进一步理解《急流三部曲》开拓了新视野。

一、巴金人道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渊源

1.巴金受母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巴金童年生活在一个有着浓厚封建宗法色彩的大家庭里,父母的爱,骨肉的爱,别人家的爱使巴金生活在爱的世界里。巴金曾说过:“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她使我知道了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叫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奴婢,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巴金母亲这颗仁爱之心和浓厚的家庭文化环境，使幼小的巴金具有了仁爱和博爱之心,从而造就了巴金宽广而又博大的人道情怀。

文学大师巴金的翻译思想篇3

关键词：巴金,翻译,思想

巴金是近现代中国著名文学家, 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最杰出的文学大师与文坛巨匠。与巴金的文学家身份相比, 他的翻译家身份却很少有人提及, 但事实上, 巴金精通英语、德语、俄语、法语、日语等多种语言, 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生涯中为后世留下了多达十卷的译文全集, 译文总字数超过三百万字。可以说, 巴金是一位十分高产的翻译家, 他不仅用自己手中的笔创作了大量抨击封建旧社会、涤荡人们灵魂的优秀文学作品, 还通过孜孜不倦的翻译实践向人们译介西方文学名著, 为人们提供反抗旧社会的精神食粮和武器, 同时他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总结出了不少有益的原则与方法[1]45。

一、宅心仁厚以爱为师, 醉心英语力求上进

巴金是四川成都人, 原本姓李, 1904年11月25日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李尧棠。巴金是他后来创作其成名之作《灭亡》时所用的笔名。巴金常回忆说:“我的母亲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 她以博爱宽仁之心教导我入世, 希望我能爱所有人、帮助所有人, 无论他人是贫是富、出身是高是低, 都不能认为自己在他们面前高人一等。”巴金的父亲是清朝末年四川广元县的知县, 幼年时在县衙府中生活的巴金经常看到堂下的犯人向高高坐在堂上的父亲磕头, 就连连感叹世间的不平等。幸而父母都是宅心仁厚之人, 对巴金的教育也比较开明, 巴金如果与“下人”来往, 父母从不反对, 反而鼓励他从所有人身上学习朴素、诚实、正直、忠诚等各种长处。所以巴金从小是在充满人世关爱的环境中长大的, 他曾说:“我曾自问道, 养育我长大的究竟是什么?我头脑里闪出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爱', 父母之爱, 人世之爱将我养育成人。”

13岁时的巴金与表哥濮季云生活在一起。濮季云就读于成都外国语学校, 专攻英语, 巴金在耳濡目染之下, 对学习英语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虽然没有就读于该校, 但经常与表哥一起复习功课。第二年, 巴金独自到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开办的补习学校学习英语。但没过多久就因为身染重病回家治疗安养。养病期间, 巴金总也舍不下自己的英语功课, 只要有精力就自学英语。濮季云见这位表弟如此好学, 也深受感动, 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中几乎每天都会到巴金家, 为他义务补习英语。1919年, 巴金的病情基本好转, 英语学习也大有精进, 而此时也正值五四运动卷携着各种新思想涌入巴蜀之际。巴金与他的诸多亲朋好友们如饥似渴地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北大学生周刊》等进步报刊上吸收新思想。按照巴金自己的说法:“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点着蜡烛轮流阅读那些好不容易得来的书报, 书报上的每一个字我们都不放过。”[2]72从这些报刊上, 巴金接触到了对他后来开启翻译事业征程影响深远的三部译著, 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册《高少年》、法国戏剧家利奥波德的戏剧《夜未央》和以无政府主义为主要论述对象的系列评论集《实社自由录》。

二、涉足翻译视其利器, 不惜精力重译经典

在上述三部译著的影响和鼓舞下, 已经基本掌握英语的巴金于1922年正式开始翻译工作。他的第一部译著是小说《信号》。这部小说由俄国小说家迦尔洵所创作。当时巴金对俄语还比较陌生, 他所翻译的版本是英语转译过来的。当谈到为何涉足翻译事业时, 巴金提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亟需各种社会改良工具和武器, 而已经落后西方近百年的中国要自己生产这些工具和武器并非一朝一夕, 各种反动势力亦会极力阻挠, 所以将别人的文学作品通过翻译转变成中国人需要的工具和武器是不错的尝试。巴金的翻译对象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西方无政府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撰写的回忆录、评论集和文学作品, 第二类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两类作品都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 深刻反映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困苦。巴金以它们为主要翻译对象也说明了他对民主革命思想的追求。巴金之所以对民主革命思想追求不懈, 是源于他早年留学欧洲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他在留学法国期间意识到, 在西方诸多革命文学作品中, 苏联文学是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得最为紧密的文学[3]8。所以他一生所翻译作品中苏联文学作品是最多的。即便在翻译早期俄语还不熟练, 他也能够用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转译苏联文学作品。

屠格涅夫是巴金最为欣赏的文学家之一, 他对屠格涅夫作品的翻译也让他成为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屠氏作品汉译者之一。巴金对屠格涅夫作品的情有独钟, 一方面是他与屠格涅夫的人生经历有诸多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是屠格涅夫的作品的确给巴金带来了诸多精神上的共鸣。从1935年翻译《屠氏散文诗集》到1978年翻译出版《处女地》, 巴金仅在翻译屠格涅夫作品上所跨时间长度就达43年, 共翻译了两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和五十余篇散文诗歌。其中两篇长篇小说《处女地》与《父与子》, 巴金还不惜精力在晚年又重新翻译了一次。后世不少文学评论家发现, 在巴金自己的文学作品中, 无论是写作技巧还是艺术风格, 抑或是文字中透露出来的深深的爱国情怀, 无不具有屠格涅夫的影子。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对屠格涅夫作品的翻译深刻影响了巴金的文学创作。

三、快乐王子唯美实践, 生动比喻考验译才

巴金成长在一个封建家庭, 尽管家庭教育比较开明, 但始终逃离不了封建的大环境, 加上国之山河长期处于动荡之中, 这些都让巴金的内心深处不断聚集着革命的动因。近现代大多数文学家都以文学创作为主要工作, 但巴金除了创作, 翻译热情同样极高。在他看来, 翻译与社会意识形态是密不可分的, 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社会效应。当然作为文学创作者, 巴金同样视翻译为文学创作灵感的一大源泉。他对英国戏剧家奥斯卡·王尔德作品《快乐王子》的翻译, 就是一种以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审视翻译的一次极好实践。

王尔德是西方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他一生创作过九篇童话, 分为《石榴之家》和《快乐王子》两卷。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就主要表现在这九篇童话之中。与一般的童话文学不同, 王尔德只是在形式上借用了儿童文学, 但在内容上彻底打破了人们所习惯的儿童文学的美妙与虚构, 而是毁灭所有美好的事物, 让读者从中体验到成人世界的情感。所以, 王尔德的童话作品也被称为成年人的童话。这种独具风格的文学创作使文本本身更加艰涩难懂, 即便在叙事风格上也很难让人把握。但巴金在翻译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时却能够出神入化、不留丝毫痕迹地处理好每一处文字细节。正是巴金的努力翻译, 才让中国的读者们得以领略王尔德这位世界级文学艺术大师的创作风采, 不仅看到儿童眼中变幻多姿的童话世界, 更看到成人世界中的复杂多变。

王尔德用优美的辞藻、和谐的音韵、生动的比喻创作的《快乐王子》, 在巴金看来, 是他一直无法企及的文学高度。他在翻译时常常感叹道:“那无比完整的文体、极富韵律的词调, 实在让我陶醉, 但又苦于无法用最忠实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王尔德的辞藻是如此丰富, 而我的词汇却是如此贫瘠。”[4]144巴金还不止一次与人提到:阅读王尔德的《快乐王子》, 自己的思绪就像插上了翅膀, 身体也随之在天空自由翱翔, 但在思绪与身体翱翔之际, 仿佛眼前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将自己置身于神奇的未知世界。《快乐王子》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 主要在于其中大量使用了形象又新奇的比喻。如果译者要准确把握这些比喻并用另一种语言文字生动表达出来, 是十分考验翻译能力的。

巴金完全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他的译文“他的脖子上系着一串翡翠链子, 但他的手却像干枯的落叶一般”、“正午时在河边成群饮水的狮子, 发出的吼叫声堪比远方的瀑布”、“他的嘴唇如石榴一般红”、“在严冬之中的街道就像是用银子建成的”等等, 不仅契合了原文唯美的叙事风格, 而且准确把握住了原文生动丰富的比喻手法。更进一步说, 巴金的翻译在语言层面上丝毫不比原文逊色。所以绝大多数文学评论家和译评人都一致认为:巴金的翻译从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 而是大胆突破原文的词句结构和顺序, 根据整部作品的需要和原文的发展走向将原文词句进行重新组织安排, 再按照中文的语言习惯有条不紊、生动流畅地将原文内容与风格再现出来。

对于词句, 巴金推崇的是信与顺相融合的翻译标准, 而对于原文的整部篇章, 巴金的翻译处理也堪称一流。他绝不完全对原文进行照抄照搬, 但也绝不丢弃原文想要表达的任何一点意思, 同时又符合中国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例如对屠格涅夫作品《木木》的一段翻译:塔基亚娜几乎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洗衣房, 她只是先哭了一阵, 后来又擦干泪水继续工作。……卡皮统在酒馆里坐着直到深夜, 身边还有一位脸色阴郁的家伙。《木木》的原文是将塔基亚娜与卡皮统放在一整段文字中进行描写, 但两人无论是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言行举止都没有关联性。所以巴金当机立断打破原文结构, 将整段文字分为两段来翻译, 使整部作品的层次感更加清晰。总之, 巴金在词句、篇章的翻译上都自觉融入了忠实原文与通俗易懂的标准, 同时也是他自己文学修养再创造、再表现的过程, 体现了一位翻译家的完美气质。

参考文献

[1]王友贵.中国六位翻译家[M].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2]郭著章.翻译名家研究[M].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3]姜德明.巴金书话[M].北京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