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银行立法（共8篇）
政策性银行立法 篇1
在保障房的制度设计上, 可以借鉴国外保障性住房的严明监管体制。在住房保障方面, 美国是通过立法保障来实施各项措施的最具特色的国家, 为了解决低收入居民住房和贫民窟问题, 美国政府早在20世纪30年代, 就颁布实施了《住房法》, 并先后通过了《城市重建法》《国民住宅法》《住宅与城市发展法》等, 对住房保障的准入标准和保障水平等均作了较详细的定, 为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制度保证。
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 也公布并实施了《新加坡建屋与发展法令》, 明确了政府发展住房的目标、方针、政策, 确立了专门的法定机构行使政府组屋建设、分配和管理的职能。同时, 新加坡政府还颁布了《建屋居住法》《特别物产法》等相关条例, 规定只有月收入不超过800新元的家庭, 才有资格租用公共组屋, 若家庭收入超过其规定标准将适时退出。这些通过立法所确定的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大政方针, 为新加坡政府“居者有其屋”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石。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 为了缓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住宅短缺问题, 先后制定了《住宅金融公库法》、《公营住宅法》、《日本住宅公团法》以及“住宅消费保障”等一系列相关法规, 其中规定, 享受公营住宅租金优惠的租户, 当收入超过基准时, 连续居住3年以上要累进计租;连续居住5年以上, 就必须买下该住宅。这些规定不同程度满足了不同阶层的住房需要, 使日本住房保障制度逐步走向正轨。
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的法律法规, 为公共住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住房保障标准的层次性, 一方面可以令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享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保障, 体现了公平性;另一方面促使了住房保障手段多元化, 政府可以针对住房保障的不同对象, 提供多种不同方式的保障手段。为保证这种层次性的实现, 许多国家建立了严格的收入划分标准和资格审查制度, 规定不同收入标准所能享受到的住房保障待遇, 并严格执行住房保障对象的进入、退出标准。当保障对象的收入发生变化后, 保障标准会随之改变, 保障措施也会及时调整。这种经济、合理、分层次的住房保障措施, 不仅有利于减轻政府住房保障负担及成本, 同时有效控制不同保障水平和手段的适用对象、范围, 避免了保障对象在家庭收入改变后仍享受福利待遇的现象发生, 让更多低收入居民体验政府的保障待遇。许多国家对保障房做了动态监管。一是依法签订住房保障租赁合同, 合同期满要求续保的必须要经过重新审核, 只有符合条件者方准予续签;二是严格审核住房保障的准入和退出对象, 当住房保障对象收入水平超过当年最低收入标准时, 将让其按期腾退保障性住房或停发住房租金补贴;三是住房保障及管理情况适时向公众公示。我国在保障房立法方面也已经开始做出尝试, 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后期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每个公租房小区至少配备2名房屋租赁管理人员, 每年必须对入住家庭入户检查1次, 除了查看房屋管线设施是否完好等外, 还要检查是否有转租、转借、闲置等违法行为。而公租房承租家庭如果有将房屋转租、转借, 连续3个月以上在承租住房内居住不满30日, 累计3个月未按照合同约定交纳租金等7种违规行为, 产权单位可以解除合同, 并收回房屋。
政策性银行立法 篇2
浅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完善
作者：张凯慧
来源：《现代交际》2010年第03期
[摘要]近年来，中央高度关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试点工作纷纷铺展开来。然而，与此同时，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又面临着严重的立法缺失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对构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体系提出了建议，以期规范、协调政府、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立法缺陷 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2.2
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549(2010)05－0095－0
2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内涵及立法本质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国家在财政、税收等政策上给予支持，对种植业、养殖业等在生产中遭受特定事故或动物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补偿的保险活动。农业保险是为国家某特定社会、经济方针政策的经济保障制度提供服务的保险，是市场化的农业救济或农业保护手段。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本质是为协调保险主体间的利益冲突，进行价值平衡和选择，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依赖性很强，其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完善，其立法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商业性保险立法。
二、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缺失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现状
200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修正案》46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2009年10月施行的新《保险法》186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在国家积极推进政策试点的今天，我国至今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农业保险经营一直无法可依，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的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缺失的原因
1.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性质认识不足
对农业保险政策性质的认识是影响其立法进程的关键因素，很多人认为农业保险和普通商业保险没什么不同，有规范商业性保险的《保险法》即可，从而否认制定单行的农业保险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质是农业保险从一般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单独立法的重要根据。
2.农村法制建设落后的影响
法律是法治的基本依据。目前，我国有关“三农”的立法虽然也在逐步完善，但各项法律制度还不太健全。我国有关农业方面的立法更是严重滞后，农业法律分布不均匀，农业立法极其薄弱，农业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在整个“三农”立法滞后的时代背景下，开展农业保险立法是大势所趋。
3.对农业保险立法先行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许多人认为农业保险在实践中还有太多现实问题未解决，现在为其立法尚早，但农业保险政策扶持的缺失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及时明确政府的政策扶持，农业保险将很难得到发展，在实践中摸索解决更无从谈起。从国外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和农业保险制度变迁考察，农业保险立法的意义比一般的商业性保险立法的意义更为深远。实践证明，农业保险立法先行是其发展的关键。
通过以上几方面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缺失及原因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我们进行立法构建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及其在国家农业保护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同时还要切实提高农民的农业保险意识和正确的法制观念，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农业保险立法奠定初步的基础。
三、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的基本构想
农业保险立法问题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及农业保险对法律保障的需求，初步设计了农业保险法的主要内容。在确定农业保险立法目的的前提下，具体从农业保险的组织经营、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及农业保险的法律责任等主要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立法目的和原则
根据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状况及实际生产水平，农业保险立法目的宜确定为：规范农业保险活动，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维护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农业保险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笔者归纳出如下三点：
1.政府扶持原则
国家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主导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及相关制度，对农业保险在经济与行政上给予适度支持。
2.多种保险机制相结合原则
在立法中，需建立和运用商业保险机制、国有保险机制和互助合作保险机制，并使其相互配合，协同发展。
3.不同主体利益统筹兼顾原则
农业保险计划承载着农业保险组织、农业生产者和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利益。三者利益在根本上一致，但又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制定和推行农业保险计划必须统筹兼顾三方利益。
(二)建构农业保险的组织经营体系
农业保险的组织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等。各部应各司其职，并相互支持和配合，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内在的统一于组织管理体系之中。农业保险要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主辅结合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三)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
将农业保险管理机构、经营者和投保人之间的关系法制化，明确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农业保险立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政府的权利和责任
农业保险是政府支持农业的战略性政策工具，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在法律等多方面的支持。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该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体系构建中的责任，如制定保费补贴的标准、制定法定强制保险的标准、特大灾害发生时的特别救助措施等。同时政府作为股东，在农业保险中由国资管理或经营部门承担出资人职能，及作为给付补贴者审核保单的职能，包括审核补贴标准和补贴使用情况等。
2.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
保险人义务：在总体保险业务中农业保险必须达到相当的比例；专业保险公司要在贯彻微利或基本弥补经营费用的原则下设计农业保险产品；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保险人权利：经营农业保险的专业性保险公司有权得到政府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在特大灾害发生时有权得到特别救助。
3.投保人的权利和义务
投保人责任：农民依法购买强制性农业保险的责任。在引进新技术、新品种或享受政府补贴等方面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获得政府补贴贷款时须购买农业保险。投保人的权利：投保人在因保险风险受损时可获得相应保险金补偿；投保人在购买农业保险时，根据所购买产品的内容可享受政府补贴。
(四)规范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
我国应尽快建立独立的农业保险监督管理体系。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各司其职、负责有关农业保险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相互配合支持，建立协调沟通机制。
(五)法律责任
论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立法 篇3
關键词:稳健 财政政策 立法
Discusses the steady financial policy and legislation
Li Fuliang
Abstract:The steady financial policy both is advantageous to the financial requirements management,and is advantageous to the financial demand supplies.The steady financial policy is a country fundamental,long-term,basic,but is not conservative or the stagnant financial policy.According to the steady financial policy request,must speed up the financial law the formulation,the revision step.The steady financial policy is a series or the system financial mechanism,it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is the combined earnings,therefore requests the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legislation to have to consummate,the financial legal system environment must fine.According to needs with possible,completes three stratification planes emphatically the finance and taxation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work.
Keywords:The steadyFinancial policyLegislation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5-0124-02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有利于财政的需求管理,又有利于财政的需求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核心和内容都是围绕激励需求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消费需求不旺,还包括供给需求结构不合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克服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代那种以国债投资为主的单一的财政支付手段。而稳健的财政政策能够采取综合性的财政手段,如:财政补贴与政府性基金,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资产转让、保值、增值、财政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税收、国债、行政事业性收费、税式支出等。
1.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控制财政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这四项内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包括财政收支供给与需求总量的调控平衡,而且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匀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称之为“中性”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适应,具体解决的是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个全局性的财政政策问题。
2.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提升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令夕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步伐。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列或系统的财政机制,它注重的是综合效益,因此要求相应的财政立法必须完善,财政法制环境必须优良。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远不如稳健的财政政策更为重要。而公共财政体制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与稳健的财政政策一拍即合。公共财政既能完整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又能全面体现政府的职能,还能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运作,因而更有利于依法治税、民主理财;更有利于调节国家与社会分配,构建和谐社会;更有利于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获得良性循环发展。
3.按照需要与可能,着重做好三个层面的财税立法执法工作
全国性的财税法律的修订和制定。①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这是WTO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所在;②制定《反洗钱法》必须安排。进行反洗钱斗争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伟大形象的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洗钱体系,使我国反洗钱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就必须制定《反洗钱法》;③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完备法律程序,为统一城乡税制作好调查研究和立法准备。从2006年起在全国内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无税赋,取消后的农业税改为对农业、农民征收商品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也就是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商品流转税。
全国性的财税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订。①进一步改革流转税并实现增、消、营税收条例的正规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后,现行流转税类的三大主体税种。从今年起,增值税要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即对购进机器设备进行抵扣)。消费税要扩大征税范围,调节税目和税率。营业税要稳定和完善;②深化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必须制定统一的出口退税条例。国务院于2003年10月13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充分肯定出口退税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指出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是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税问题十分严重。据估计,全国拖欠企业退税额达2500亿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同时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效益;③改革房地产税、制定《物业税条例》。用物业税代替房地产税制的改革,虽然属于地方税收体制的改革,但必须由国务院统一制定物业税行政法规。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和政府规定,直接涉及房地产业的税费达)种以上。如内资企业及个人的房产税和外资企业及个人的城市房地产税(或房租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农村耕地占用税;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房屋的买卖、赠与、典当、交换时订立契约的契税、涉及房屋产权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印花税、营业税中的销售不动产税、个人所得税中的房屋租赁收入税等。还有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也涉及房地产税内容。房地产税还涉及尚未但可能要开征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均涉及房地产的问题,目前的土地出让金费用也不低。如果把房地产税视为财产税,还包括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等。总之,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或财产税存在税费不分,内外资税负不公平、不统一,税种繁多,重复征税情况普遍,负担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要求等弊病。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物业税,并应以此为契机,系统建立我国房地产业或财产业税收体系和征管体系,加强研究,适当提高房地产业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地方财税立法和执法。按照集中税权、适当分权的原则,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适当放权的情况下,扩大地方立法权限和增强地方自主性是十分必要的。其内容主要包括:①注意地方的财权和税权以及地方财税体系制度的建设。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限以及全国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完善地方税种;②注意地方税收与土地资源管理的关系。地方税收制度与土地资源管理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地方税收制度中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农村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农牧业税等税种的纳税对象或者说征税客体是土地,没有土地资源及其收入,我们就没有征税的对象和客体了,也就很难有这些税种的存在了。二是这些相关税种的开征,其目的和土地资源管理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管理得愈好,相关的税种就愈有前途,愈重要,愈能发挥作用;税收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参与土地资源的管理,也起着保护土地资源和调控土地资源的特殊作用。三是相关的地方税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又能更好地支持和保护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建设;③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财税工作的重点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执法。按照我国的财政体制,中央集权、地方适当分权的原则,立法权和财力分配权集中在中央,对地方来说,重点在对法律的执行和对财力的使用。
加大银行监管 完善立法体系 篇4
WTO中没有单独的附件规定银行的“游戏规则”, 其内容体现在“金融服务协议”中。《全球金融服务贸易总协定》主要内容包括: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运行;外国公司享受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市场的权利;取消跨边界服务限制;允许外国资本项目中所占比例超过50%。
对中国的金融市场来说, 加入WTO意味着市场逐渐开放。加入WTO两年, 外资银行可向国内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 五年后可向国内个人提供人民币服务, 并在五年内取消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国有银行在金融市场中占有垄断地位是中国金融业发展五十年来形成的最重要的特征, 虽然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和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但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使四大国有银行占有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份额, 这种垄断地位给国有银行的影响是双重的, 从目前来看, 可能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影响。从长期利益来看, 加入 WTO对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银行业来说显然是“痛苦”的, 但又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因为这意味着垄断地位势必以更快的速度被打破, 市场份额将逐渐被瓜分, 体制转换的“阵痛”将加大。
二、 加入WTO后, 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和挑战
外资银行拥入中国银行业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外资银行在中国二十几年的发展不仅吸引大量资金, 改善了外商投资环境, 还促进金融业的创新、金融业的竞争、 金融业的国际化和金融体制改革。显然, 在华的外资银行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另一方面, 国内银行业在面临逐步取消外资银行的限制的情况下, 外资银行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的银行的市场份额下降, 优良客户减少, 业务人才流失, 各种金融风险加剧。 外资银行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面临外资银行的全面的挑战。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的竞争上遇到强大的压力。
以人为本是一个普遍的经营理念。近几年来, 一些新成立的外资股份制银行, 以其诱人的高薪, 吸引国有银行的各类人才, 导致国有银行人才大量外流。加入WTO后, 随着外资银行机构业务规模不断的扩大, 外资银行在华的雇员迅速增加。外资银行主要吸引人才的手段是:采用高薪激励机制、境外培训等措施。
2.金融监管和立法面临挑战。
从监管方面看, 加入WTO后, 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的地理限制和业务限制被逐步取消。大批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 他们可以利用网上银行转移利润, 增加我国关于银行金融监管的复杂性;从金融立法上来看, 目前的《商业银行法》、《人民银行法》都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 我国的《外资银行经营管理条例》还不完善。外资银行有很多法律上的漏洞可以钻。我国的金融监管措施还很不完善, 执法力度有限。
三、加入WTO后, 中国银行业获得的机遇
有利于中国银行拓展海外业务。根据WTO的互惠的原则, 中国在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的同时, 无条件的享受其他成员国的最惠国待遇。这样中国银行将会受到较少的市场准入限制, 过去中国银行去海外开分支机构所遇到的政策障碍和不平等的竞争待遇会大大的减少。中国银行享有这些权利, 为国内银行拓展海外生存空间创造了条件, 中国银行业为海外的跨国公司能提供更为快捷的服务。
四、 采取应对对策, 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不言而喻, 随着银行业的对外开放, 我国银行业在加入WTO后直接面对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 这对中国国内银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银行业在加入WTO后也将面临国际贸易量巨增和走出国门的机遇, 但与外资银行比较, 我国国内银行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来说有很多的问题。国内银行应该采取下列应对的措施来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加入WTO后, 我国须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在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和业务经营方面实行有限度的保护原则和有条件的对等互惠原则。同时在外资银行获准经营的业务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对目前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的做法予以撤消。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原则的完善。我国现有的手段过于行政化指令化, 应该在熟悉外资银行的业务、产品、风险管理系统后进行风险评估。利用各种比例和数额着重限制外资银行经营本币业务, 个人零售业务, 对外资银行的经营方式也有应对的政策, 包括立法、规则、道义劝告、税收等监管工具, 将现场检查和书面稽查相结合。在中国境内设立两家及两家以上分行的外国银行, 应指定主报告行, 负责其在中国境内各分行的并表工作。《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的地域范围和服务对象, 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 制定本细则。本细则在2002年2月1日起施行。
1.对外资银行的设立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制。
在《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规定:申请设立分行, 应具备条件, 如:在中国境内开业三年以上, 提出申请前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 资产质量良好。
2.我国对与外资银行开放的业务服务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
获准经营《条例》第17条或第18条规定业务范围内的, 对各类客户的全面外汇业务, 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驻华机构, 香港、澳门、台湾在内地代表机构, 外国人及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非外商投资企业全部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 应分别符合相应的条件。我国严格限制获得这些业务的外资银行的条件, 我国逐渐开放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业务服务。
3.加强自身的竞争力度 (金融创新) , 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我国国内银行面对外来银行的竞争, 我们只利用GATS的“特殊待遇”是不够的, 我们还得完善自己的银行法律制度, 增强竞争能力。我国现行的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没有做明确的规定, 有必要在立法中加以完善。我国国内银行要进行金融创新, 积极推进跨国银行。加入WTO后, 通过发展跨国银行, 使得在国外的金融市场享有国民待遇和最惠待遇带来的利益。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 以现有的业务和经营范围为基础,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积极拓展海外的市场。中国银行加强和外资银行的合作。通过市场互补, 从而繁荣中国的金融市场, 为我国的金融业与国际接轨打下了基础。
4.禁止外资银行以不正当竞争手段进行经营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目前中国国内银行面临的困境是大量的业务骨干流失到外资银行, 截至1995年, 外资银行的雇员三千多人, 其中中方的雇员就有两千多人。 他们中大部分是外资银行以非常优厚的工资、福利从国内银行挖过去的。我们必须对相关的专门法的相关的法律规定作扩充性司法解释。如中国《商业银行法》第53条规定,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不得泄密其在职期间知悉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对这里的“商业银行工作人员”, 有权机关可以将其扩充解释为包括原商业银行的离职员工。而“商业秘密”, 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已将其范围扩大到经营秘密, 规定经营者不得“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 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掌握的商业秘密。”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 应当有了更为可靠的严密的法律依据。完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措施, 加大处罚力度, 增加处罚性条款。
综上所述, 中国银行业开放的市场背景和许多的发展中国家都一样, 是在银行业整体改革和过渡阶段中推进的。虽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但是正面影响是更为重要的, 中国可以在开放市场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总之,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银行业的优势和劣势, 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 争取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摘要：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入世贸组织我国银行业要抓住机遇和迎接挑战, 必须对外资银行的设立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制;对外资银行开放的业务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对内资银行要加强自身的竞争力度, 完善内部管理机制;禁止外资银行的不正当竞争。
关键词：WTO,中国银行业,外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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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银行立法 篇5
立法质量与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 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其基础性、前提性的工程，是要有相当数量的良法。而所谓良法，要言之，就是立法上的数量和质量的较好的统一。立法质量通常可以看成同立法数量相对应的概念，但又不仅仅是与数量相对应的概念。立法质量问题远不仅存在于立法运作技术和立法形式方面，看不到这一点，对立法质量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就可能失之于表层化。实际上，立法观念、立法制度、立法技术、立法内容、立法形式等等方面，都有立法质量问题。现在提出提高立法质量，更加主要的，是要把这个问题同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联系起来。提高立法质量，主要就是实现立法观念、制度、技术、内容、形式等等的科学化、现代化，就是解决立法观念、制度、技术、内容、形式等一系列方面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
借鉴国外境外立法质量立法经验 解决诸如立法观念、制度、技术、内容、形式等一系列方面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的成果如果被法定化，被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准则，则对于提高立法质量更见成效。在今日世界，差不多各国都有详略不等、程度不同的关于立法观念、制度、技术以及立法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立法规定。研究这些规定，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借鉴这些规定，对提高中国立法质量，无可置疑是深具现实意义的。在中国立法经过的较快发展并需要向现代化方向进取的情形下，一方面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使其成为提高中国立法质量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又注意研究和借鉴国外、境外的经验，从中汲取有用的成分，而不是拘泥于本土资源，无论如何都是大有益的。
立法质量立法的类别和本文的任务 关于立法质量的立法，大体可分两类。一是与立法质量直接相关的立法。这种立法专门地或在相当程度上设定了关于立法质量的法定制度，或是设定了与立法质量直接相关的法定制度。中国大陆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法规规章备案规定》、《关于地方性法规备案工作的通知》，便是在相当程度上设定了与立法质量直接相关的制度的规范性法文件;台湾的《中央法规标准法》、《行政机关法制作业应注意事项》，前罗马尼亚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的制定和系统化的立法技术总方法》，美国统一州法典委员会的《统一和标准法起草规则》，也都是专门设定与立法质量直接相关的制度的立法表现形式。二是与立法质量间接相关的立法。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各国议会的议事规则、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与立法质量有这样那样关系的规定。研究和借鉴国外、境外关于立法质量的立法成果，需要注意这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这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涉及到的立法观念、制度、技术以及立法内容和形式方面的问题是非常之多的，可以说，一切有关立法的观念、制度、技术以及立法内容和形式方面的问题，都与立法质量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从立法实践和各国实际的立法规定看，有些环节与立法质量关联更为紧密。本文的任务，便是研究这些环节或方面的国外、境外立法的某些规定，以图从中提炼若干对提高中国立法质量或可有益的成分。
关于立法原则的立法
立法原则对立法质量的作用 立法一般总是在一定的原则的作用或支配下开展的。立法原则是立法主体据以开展立法活动的重要准绳，它反映立法主体在立法过程中特别注重什么。立法原则对于立法质量的作用主要在于，坚持一定的立法原则，有助于使立法在经过选择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沿着立法主体确定的方向或代表的基本倾向发展;有助于立法主体既注重从大局上把握立法，将整个立法作为一盘棋来运作，又注意集中地、突出地、强调地体现立法主体的某些重要意志;有助于立法主体统一立法的主旨和精神，使各种立法活动以及立法与它的调整对象之间，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在发挥作用;也有助于实现立法的科学化，使立法活动按规律进行。
制度形态：立法原则作用于立法的一种基本方式 立法原则对立法发生作用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通过对立法者或立法参与者的立法思维发生作用而对立法实践发生作用。二是作为一种制度形态，通过直接对立法者或立法参与者的行为
政策性银行立法 篇6
一、法律层面分析
2002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是我国第一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门性法律，在中小企业立法方面起了良好的开端，被誉为是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立法的领域中的里程碑。该法属于产业政策法，也是我国最高层次的中小企业鼓励法。其目的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推动城乡就业。该法从资金支持创业扶持、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社会服务五个方面对如何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规范。此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化、制度化。在《中小企业促进法》：”资金支持”一章，它以一整章的篇幅规定了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体系。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集中于前半章，主要规定了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规定中央财政预算应当设立中小企业科目，安排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地方人民政府也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专项资金，国家利用中小企业专项发展基金建立改善信贷管理，国家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各商业银行和信用社改善信贷管理，开发适用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立。
二、行政法规层面分析
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原国家经贸委《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59号）。其中第三点“加大财税政策的扶持力度”中提出：各级政府要根据财力情况，安排一定的资金投入，重点用于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和创业资助、科技成果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贴息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200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是第一部全面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文件。其中第二部分“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中提到：要加大财税支持力度。逐步扩大国家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省级人民政府及有条件的市、县应在本级财政预算中设立相应的专项资金。加快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进一步加快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步伐。其中第三部分“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扶持力度”继续提出：要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逐步扩大中央财政预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规模，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开拓市场、扩大就业，以及改善对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加快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支持。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并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法律依据。该意见就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指导，提出解决的途径，包括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支持增加多中小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构建，充分体现了政策性金融支持对中小企业发展。
2012年4月19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中表示中小中小微企业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财税金融扶持政策，取得积极的成效。
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表示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稳定增长、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繁荣市场和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加强中小微企业政策性金融服务，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稳定就业、鼓励创业的重要内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意见还表示要积极发展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政府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第一条第二款提出实行对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扶持政策。在技术、服务等指标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下，政府采购应当优先选择区内中小企业的产品。鼓励符合资质条件的中小企业依法组成联合体参与政府采购投标。金融机构和专业担保机构应当优先为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三、部门规章层面分析
自1994年以来，我国出台的关于中小企业的部门规章百余部，设计法规范中小企业的各个方面，涉及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的部门规章也很多，比如2012年5月25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修订实施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为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性资金支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评估管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等一系列部门规章都设计到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1]孙允婷：《我国政策性银行立法的探讨》载《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2期
[2]胡延玲：《中小微企业政策性金融法制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政策性银行立法 篇7
进入新世纪以来, 全球能源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亚太国家成为世界能源消费重心。国际供求关系总体偏紧。在新的经济和能源背景下, 美国政府陆续颁布了《国家能源政策》、《能源政策法》、《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通过对几部法案的分析不难发现, 美国能源政策在一贯稳定的基础上, 随国内外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变化。总体来看, 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实施能源供给和使用多元化战略, 保障能源供给充分, 逐渐减少对外依存度;推动能源技术进步、发展可再生能源, 开发节能及能源安全技术, 逐步减少能源使用对经济、社会、环境的负面效应, 最终过渡到清洁能源和绿色经济, 逐步实现能源、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李岩, 2007) 。其能源政策的变化主要经历了由增加能源供给, 到节能提效, 再到发展新能源和环境保护三个重要阶段。
一、开源增产, 保障供给
2001年, 美国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能源短缺。供给短缺造成能源成本大幅上涨, 电力供给频繁中断, 减产和失业情况严重。油价上涨导致交通成本骤增, 普通家庭能源平均支出同比增长了2~3倍。能源系统供给和需求的失衡, 促使美国政府积极寻求制订新的全面而平衡的能源政策, 并通过政策的实施, 帮助私有部门及州和地方政府“促进未来可靠、经济、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能源生产和分配” (美国国家能源政策研究组, 2011) 。
在此背景下, 布什政府于2001年5月公布了《国家能源政策》。政策包括105项建议, 内容涵盖国内和国际能源战略两个主要部分, 形成具体的战略举措包括:首先, 就国内战略而言, 加强国内石油勘探和开发, 主要针对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 (NPR) 和美国西部石油天然气资源。其次, 大力发展核能, 继续发挥煤电的主导作用, 以解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第三, 加强和改善能源基础设施, 新建或修缮全国输油管道和输气管道, 满足全国对油气的需求。增加政府战略石油储备, 作为应对石油供给中断的重要工具。在国际能源战略方面, 进一步加强同加拿大、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等主要石油出口国的贸易关系, 加紧开发、争夺远东石油资源的同时, 着力于实现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 (美国国家能源政策研究组, 2011;江红, 2001) 。
《国家能源政策》报告作为一项长期的能源安全远景规划, 一直指导着美国的能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难发现, 这一阶段其能源政策的重点仍是通过开辟多种渠道, 以保障其能源安全及竞争力。尽管在报告中指出“能源安全并非仅是为了保障短期供应;获得可靠、经济、清洁和高效的能源服务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但其政策的核心仍是增加石油、天然气、煤和电的产量。这与当时美国所处的国内外能源形式是密切相关的。
从2002—2005年, 国际原油需求强劲增长, 国际价格居高不下 (见下页图1) 。高油价导致的成本上升给石油消费国保持供应带来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 如何扩大供应、提高石油使用效率, 以及寻求替代能源成为各国面临的新问题。
美国作为第一大石油消费国, 油价上涨不仅持续影响经济增长, 同时带来了很高的风险溢价。在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基础上, 美国于2005年8月通过了《2005年能源政策法》, 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传统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及利用;能源效率;能源技术研发;能源管理及税收政策;能源的使用对环境的影响等政策和法规。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 加快开发国内油气, 增加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加快技术进步, 寻找洁净、低廉、可靠的替代能源, 力争在2025年前实现中东石油进口量减少75% (王北星, 2010) 。第二, 制定新的节能和能效标准。如在联邦建筑执行标准中规定未来联邦建筑必须达到一定的能效指标, 做到节能和节水方面的可循环和低成本;且将年度联邦建筑及其达到能效标准的情况写入年度政府报告中。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资金援助, 以帮助其提高居民住所的能源利用效率。另外, 法案还对高能耗工业产品和消费品制订新的强制性国家能耗标准。第三, 增加能源科研投入。主要包括洁净煤技术、煤气化技术、洁净空气燃煤技术、火电设备的污染控制技术以及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及相关尖端科技研发等。总投资约为100亿美元左右。第四, 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 鼓励利用地热能、提高水电站发电效率、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和太阳能热水系统、扩大生物质能发电规模。鼓励投资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 规定政府每年购买一定比例的新能源, 并逐年提高该比率, 由2007年的3%, 到2013年将达到7.5%。实施可再生燃料标准, 要求炼油厂、进口商、零售商加大可再生燃料比重, 如生物柴油或乙醇, 从2006年的40亿加仑生物燃料, 之后以每年17.5%的速度递增, 2012年增加生物燃料达到75亿加仑。此后, 可再生燃料增长速度不得低于同年汽油生产增长率。第五, 为可再生燃料标准制定灵活的策略, 如信用交易, 当汽油供应商对可再生燃料使用量超过最低标准时, 赋予供应商一定级数的信用。而对于难以达到标准的供应商, 则通过购买信用, 以使用少于标准规定最低限的可再生燃料 (宋玉春, 2006) 。
数据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June, 2011。
《2005年能源政策法》标志着美国正式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长期能源政策, 成为美国能源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樊瑛、樊慧, 2008) 。法案的核心是节约能源, 加快能效技术研究,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扩大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使用, 以期缓减长期供给紧张和能源价格上行压力。该法案的基本目标仍是确保安全、稳定、清洁的能源供给。尽管该法案对美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能源供需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美国国内能源尤其是石油供需的方向。
二、节能减排, 发展新能源
2000年后世界原油价格的飙升带动了成品油和生物燃料价格的上涨。2007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拉开了美国能源改革的序幕。不同于《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 该法案更加注重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推广, 对美国国内的节能技术研发和生产投入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林文荣&杨京, 2010) 。法案共包括八个部分, 节能减排是整个法案的核心内容之一, 这一点从新出台的燃油标准和可再生燃料推广均可以得到体现。美国是世界上汽车保有量最多的国家, 汽车节能是实现节能目标的关键环节。新法案出台的汽车能耗标准规定到2020年, 美国汽车工业必须使汽车油耗比目前降低40%, 这也是1975年以来美国国会首次通过立法提高汽车油耗标准 (樊瑛、樊慧, 2008) 。新法案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推广可再生能源, 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法案提出了非常激进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目标“20in10”, 既通过发展生物乙醇, 用十年的时间将美国汽油消费降低20%。法案确定了可再生燃料标准 (RFS) , 要求美国可再生燃料生产将从2008年90亿加仑/年增加到2022年360亿加仑/年。按照RFS要求, 先进生物燃料的投资在四年内必须达到110亿美元, 在十年内增加到460亿美元, 在十五年内增加到1 050亿美元。预计到2012年, 先进生物燃料将达到所生产的全部可再生燃料的13.2%, 到2017年增加到37.5%, 2022年达58.3% (钱伯章, 2008) 。
美国希望新能源法案有效提高国内能源效率并实现节能目标, 并通过节能提效, 以及可再生能源推广来保持美国能源独立性, 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樊瑛、樊慧, 2008) 。在环境保护方面, 新法案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提出了加快“碳捕捉”和“碳封存”技术研发, 及推广清洁环保新能源, 有利于实现“向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清洁能源”的战略目标。
三、推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并迅速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率大幅放慢, 石油价格大幅震荡。加之能源需求增长加快, 石油价格波动频发, 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等因素的推动, 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再次成为各国能源战略考量的重点。面对保持经济增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 美国政府重新思考其能源发展战略。其中, 发展新能源成为政府促进经济复苏和增加能源供给的重要举措。2009年6月,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 (ACESA) 》提出了以发展新能源为核心, 进一步推动节能和提高能效的能源战略框架 (李刚, 2009) 。该法案明确阐述了其立法的目标, 即“创造数百万新的就业机会来推动美国的经济复苏, 减少对国外石油的依存度来实现美国的能源独立, 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 最后过渡到清洁的能源经济” (周涛, 2009) 。
ACESA其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 清洁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发电标准、碳捕获与碳封存、清洁交通、发展智能电网等内容。法案要求电力供应商每年必须按照一定比例供给可再生能源电力, 到2020年电力供应中15%以上须来自可再生能源, 5%以上来自节能。第二, 能源效率。进一步提高了建筑能效标准、照明和电器能效标准、交通能效标准, 及公共部门的能效等。建筑标准要求新建的商用和民用建筑能效提高30%。到2020年, 电力零售商通过实施新的能效标准达到累计节能15%的目标。第三, 减少全球变暖污染。建立温室气体排放限额和交易体系, 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具体目标为:相对于2005年的排放水平, 到2020年削减17%, 到2050年削减83%。第四, 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 制定有约束力。主要措施包括:确保工业部门实现真正的减排, 对消费者实施援助, 出口清洁技术等 (国家电监会研究室课题组, 2009) 。为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作出贡献。
过去的十年中,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 美国通过能源立法顺利实现了能源战略转型,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其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的重心主要经历了三个方面的转变:首先, 前期的能源政策着力于石油进口渠道的多样化和确保运输通道的顺畅, 后期则把重心放在了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方面, 从根本上降低对石化能源的过度依赖。第二, 能源政策前期重视提高传统能源的能效, 而后期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实现全社会节能, 同时也更加关注环境问题;第三, 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 从布什政府的消极应对, 再到奥巴马政府积极承诺减排义务,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后期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倡导者, 美国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四、对中国的启示
1. 加快推进能源法律体系建设, 依法保障能源政策实施的信度和效度。
完善的能源法律体系是推动国家能源政策合理高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是能源战略规划、能源结构调整等一些列能源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英国在2003年出台的《可持续能源》法案中指出建立该法的目的是发展和推动可持续能源政策。美国于2005年通过了《国家能源政策法案》, 目前, 虽然中国已颁布了《电力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等重要能源单行法, 但相关法律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同法律之间关联性差, 管理体制不匹配, 相应的和监管关系不协调, 互相掣肘等矛盾突出, 政策实施效果和预定目标经常出现较大偏离。为了保障中国能源目标的实现, 应加快完善作为综合性、基础性法律的《能源法》, 规定能源单行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快相关能源法律的立法和修订工作。转变依靠政策性文件或临时批示实施的工作方式, 从源头上解决能源工作“无法可依”及“行政干预过度”的问题, 提高能源政策实施的信度和效度。
2. 从增加总量和优化结构两方面布局未来国家能源安全战略。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在能源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高速增长的市场环境下, 美国本着“开源节流”的思想, 确立了改变传统能源使用方式、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新能源发展战略。近年来, 美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逐渐降低, 能源结构显著改善。2011年能耗总量中石油、煤炭、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分别为:35.3%、19.9%、24.9%和9.1%。作为其主导能源的石油资源, 供给渠道日趋多样化, 21.7%来源于稳定的盟友加拿大, 非洲的占比为19%, 中东地区占比为14.9%, 有效规避了地缘政治因素对能源供给的影响。目前, 中国煤炭和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90%, 石油进口依存度持续升高, 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作用日益显著。借鉴美国的能源政策实践经验, 中国应积极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 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重, 进一步增加天然气消费比重, 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
3. 坚持节约发展和绿色发展, 增强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
近十年来, 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背景下, 各国能源立法和能源政策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上, 特别注意能源在开发、利用和储备各个环节的节约发展和绿色发展。美国在《2005年能源政策法》中明确指出保护环境的立法宗旨, 在能源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重视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及发展新能源。目前,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重转轨的重要历史时期, 能源供求的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能源全球化竞争加剧, 获取能源的成本提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愈加显著。未来的能源发展战略必须着力于解决能源瓶颈约束, 破解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两难困局, 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 坚持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通过能源立法及合理规划能源战略, 进一步增强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 走节能发展和绿色发展的能源之路。
4.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美国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再到“倡导者”的变化, 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国际压力, 维护了美国的大国形象, 同时也增加了美国在国际气候环境谈判上的话语权。近年来, 中国通过制定政策法规、调整产业结构、倡导节能环保等方式推动节能减排。尽管如此, 在国际减排责任分配上, 由于受能源消费大国形象影响, 一直受到发达国家垢病, 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与缺乏国际沟通合作不无关系。中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 在承担自身责任的同时, 应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 充分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李岩.美国确保能源安全的启示[J].瞭望, 2007, (8-9)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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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文荣, 杨京.美国2007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对相关产业的影响[N].粮油市场报, 201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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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银行立法 篇8
一、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立法模式选择
由于各国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各异, 使得其证券化法律调整呈现不同模式。综观全球证券化立法发展, 主要有两种模式。 (1) 分散调整模式。此种模式为美英所用。因为美英属判例法系, 且其证券法应时而改, 弹性空间大, 能包容将来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创新发展。其体系灵活, 可扩展性强, 对金融创新只需通过判例宣示或监管当局确认便可确立法律效力。 (2) 集中调整模式。此种模式多为日韩、菲律宾和台湾地区等具成文法传统的法域采用。其通过立法程序变更并充实相应条款, 但不如出台专门法简便易行。
在立法模式的选择方面, 我国受大陆法系传统影响, 重成文法而轻判例法。如果直接修改现行法律, 并补充法律空白, 涉及面广, 推进难度大, 立法成本高。根据我国历次立法应对金融创新的经验, 通过专项立法调整, 既经济可行又极具可操作性。因此, 我国宜选择集中调整模式更为有利。
在立法层次的选择方面, 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立法层次要高, 须定位于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知识产权证券化重大的、原则性规定的制定, 具体事项可授权国务院制定实施或试行条例, 从而从法律位阶上提升法律效力。
二、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立法建议
知识产权证券化是一种结构性融资开发的市场行为, 其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支持与制度供给。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刚起步, 应通过引导性政策及保障性立法, 建立高效安全的市场体系和交易规则, 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
(一) 明确政府的主导作用
知识产权证券化需要政府主导力量的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产生与发展必须以一定的市场需求为前提, 但如果制度环境不相容, 那么政府的扶持帮助乃至直接参与, 则能助力知识产权证券化冲破制度藩篱, 开展制度创新。
首先, 政府成立专门机构。知识产权证券化在实施过程中最易遭到制度制约, 困难重重, 迫切需要政府以其执政权威率先破局。如美国组建政府代理机构直接从事交易业务、日本政府拨出专项基金成立全资或合资的公法人公司专司知识产权证券化。故政府强大的支持与参与, 能加速推动资产证券化的进程。其次, 确定专门机构的组建方式与工作职责。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单独或联合科技部、银监会、证监会成立办公室, 作为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主管机构。其职责设计为:制定导向性政策、研究知识产权证券化方案、立法协调、试点推动以及监督管理。最后, 组建具有强大政府背景的SPV (Sepcial Purpose Vehicle, 特殊目的机构) , 展示政府信用, 发挥示范效应。因为一定的政府背景, 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 节省信用增级成本。我国可由政府出面组建国有独资公司或控股公司形式的SPV, 也可先由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的发起人设立SPV, 再由政府核准其资质后为其担保或参股。
(二)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法律规制目前冲突与空白并存。就法律冲突而言, 知识产权证券化在诸多方面与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破产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相抵触。就法律空白而言, 知识产权证券化中证券定义、“真实出售” (True Sale) 的认定、税收豁免、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等无法律规定。
1.明确SPV的法律定位
SPV与传统的公司、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 是证券化结构中最为关键的主体。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上, 都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要想减少知识产权证券化的阻力与障碍, 加强对SPV的认识和认可, 必须依靠法律明确其地位。
规定SPV的设立条件。现行《公司法》对SPV限制较多, 新的特例法应简化设立程序, 降低资本金门槛, 不强求SPV配足经营场地和机构、人员。
明确SPV的业务范围, 赋予其发行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的资格, 远离“破产风险”。设立SPV的主要目的是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和实现破产隔离, 应确认SPV的经营范围, 并规定SPV不能从事与资产证券化无关的事务, 避免发生不必要债务。同时, 应该重点强调与宣示SPV是不具备破产资格的机构;要突破《公司法》、《信托法》中发行证券的条件, 赋予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SPV以证券发行资格, 并且不受其资产负债比例、继存年限和盈利水平的限制。此外, 允许SPV借助我国新《信托法》的制度设计, 成立特殊目的信托机构。
2.确定知识产权证券化资产的范围
目前实践中的可资证券化的知识产权资产主要有著作权、专利许可、商标许可收入、电视转播权收入等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未来资产”, 此类资产可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为“可证券化”对象。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规定“不可证券化”的知识产权资产, 可运用“兜底条款”预留空间, 为将来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扩大范围。对于某些将来资产收益, 如未来门票收入、数据库未来收益, 具有更多未确定的因素, 证券化难度更大, 国外大多有条件接受此类资产的证券化, 因此可以附条件地承认该类资产收益可证券化。
3.法律上明确知识产权资产转移的标准
确定资产转移方式, 资产转移方式无优劣之分, 不同的方式适合不同的交易主体。因此, 应规定转让、更新、从属参与都是法律允许的资产转移方式。
简化资产转移手续。知识产权证券化过程中, 债务人数量很多, 履行通知义务的困难很大。为适应资产证券化的新发展, 各国立法都加以变通, 如通过登记或公告方式进行简便性改造, 以提升通知效率。因此, 规定只要债权人在指定的公开出版物或媒体上公布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 就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
规定资产“真实出售”的标准, 从我国的法律和会计层而来看, 我国还缺乏有关“真实出售”的规定。因此明确规定资产“真实出售”的条件和标准, 包括当事人对资产转让的意图、资产定价方法、权利的保有程度、对发起人的追索权、各种资产回赎权与义务、剩余资产的处理、帐款的收集等方面的因素。
4.明确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的法律地位与法律义务
明确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的合法性。应适用《证券法》第2条规定的“经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 把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纳入调整范围。
放宽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的发行条件, 制定适应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的证券特例法, 从而突破现行《证券法》的限制性规定, 知识产权证券化特例法应允许发行人以全部资产发行证券, 不受资产负债比例的限制, 允许发行人在同一次发行中发行条件不同的证券。
灵活安排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的发行, 首先, 公募私募搭配发行。应均衡配置公募发行和私募发行法律框架, 促进两个市场的优势互补、共同繁荣。鉴于我国私募立法落后于现实发展的情况, 建议应加快私募发行法律定位, 规定私募发行最低程度的信息披露义务。其次, 引进“橱柜登记”制度。通过最初审查过后, 允许发起人在一定的时期内自由选择发行时机, 并可多次发行证券。
明确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的信息披露义务。知识产权证券化立法应有自身特殊的信息披露侧重点, 应是足以影响资产信用的各种因素, 如知识产权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能否足额、及时地偿付证券, 证券化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 风险是否可以控制、资产的信用增级、流动性便利等。总之, 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的披露不能机械地照搬现有的“信息披露义务”规定。
(三) 制定优惠政策
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 降低知识产权开发的融资成本, 减轻交易主体的税收负担。在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中, 税收是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根据税收中性原则, 应逐步减轻交易主体的负担和交易环节的税负。
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 推动知识产权证券化投资主体的多样化及二级市场的发展。放宽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范围。我国对机构投资者投资范围限制很多, 大大影响了对知识产权支持证券的投资。因此, 我国对银行资金、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机构资金的投资范围应适当放宽限制, 以有效地连接市场供需, 促进机构投资者积极投资。同时适度放宽分业经营的限制, 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 促进知识产权产业的顺利发展及产业集群的形成。
(四) 推动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完善
知识产权证券化环节众多, 专业性强, 必须依靠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投资银行、法律服务机构等组成的中介服务体系。
首先, 建立和完善中介服务体系, 提高其专业水平。要加强国内知识产权证券化中介服务机构建设, 给予必要的扶持和政策倾斜的同时, 也可先行先试, 以合资方式引进国外领先的中介服务机构。其次, 重点加强薄弱环节建设, 着力完善信用评级制度。我国目前信用评级服务很不规范, 没有被市场广泛认同的信用评级机构, 且存在业主选择评级机构问题。为此, 建议借助政府信用设立一家专门从事知识产权证券化评级服务的机构, 或者通过政府特许的方式, 引进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独家运营。
(五) 健全监管制度, 防范风险
知识产权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程, 天然蕴含风险。意欲筹资的公司往往会虚设SPV, 使财务报表复杂化, 导致监审人员难以解读, 从而达到掩盖公司真实面目, 达到造假目的。知识产权证券化既可成为融资手段, 也易成为规避监管的工具, 其间的道德风险不可忽视。
国际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 资产证券化机构最先受损, 客观上要求正处于证券化探索期的我国改革脆弱低效的监管体制, 加强监督, 保护投资。因此, 鉴于知识产权证券化理论的高难度性和实践上的复杂性, 必须建立健全监管体系与风险管控制度, 保障知识产权证券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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